巫統、馬華、民政

明年就要跨入60周年的巫統7月份舉行了一年一度的黨代表大會。雖然不是選舉年，但人事的變化已見端倪，先是第一副主席依沙缺場，他的政途有待上訴結果。看來不容樂觀。后是婦女組主席拉菲達引爆AP爭議，名單公佈四大天王齊齊亮相，教人瞪目結舌之余，未見合理解釋，一句「與我無關」，草草了事，自損形象。一葉知秋，內閣改組在即，可以預見。

令人費解的是巫青團長希沙慕汀搖動著「世代之光」要恢復新經濟政策，難道現在不是在延續著嗎﹖他應該回首其祖父拿督翁力主開放門戶的豪情壯志。如此寬大胸襟豈可輕易忘記﹖

倒是巫統主席阿都拉演詞教人想起拿督翁的精神在巫統黨內昇華：政府不是聖誕老人，馬來人必須自力更生。這又一再暗示「拐杖文化」不能恒久不變﹔尤其是全球化來臨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必須平等競爭，沒有特權。換句話說，馬來人也要面對改變。

不過，唯一不變的是，巫統打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高舉馬來民族主義的旗幟，以捍衛馬來人的權益而斗爭。作為馬來人的主流政黨，這點無可厚非。倒是巫統也是馬來西亞的主導執政黨，一切要以國家及各民族利益為依歸，它的斗爭必須符合國家的現況與提昇國格為旨。在這方面，阿都拉首相的演詞中要在第9大馬計劃落實10大策略是令人期待的，只是在推動中又要確保不偏差和不失衡，這是關鍵所在。

巫統已釋出尋求改變訊息。因此人事的變動在所難免。這是沒有選舉年的一大預示。比起馬華和民政的鬧哄哄的選舉年更具深遠的意義。

巧逢8月是馬華改選年﹐問題不在于誰上誰下，而是在于馬華如何應對巫統的求變。因此一個穩定與團結的隊伍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不知道馬華公會為何今年要放棄「菜單文化」﹖今天看來、「菜單文化」是必要的。尤其是上層領導是不是應該變﹖若不應該變，依然要維持黃家定和陳廣才領導整個馬華就需要對「新民族主義」作出全新的詮釋。除非馬華不再代表華人，不再是純華人的政黨，不然它也應該仿傚巫統，提出一個符合全民利益和能與巫統相適應的新民族主義精神來表達華人的新願景。我較早時已在本欄提出「新民族主義」對馬華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要帶領華人走出新經濟政策，走向全球化，走向一個民族權益有保障的和諧社會。

如果說馬華人事應該變，又要怎樣變呢﹖為什麼要變，變了就會更好﹖這都是挑戰者要闡明的，以使人信服。不然無兵司令如何帶隊上陣﹖

當然作為一個民主的政黨，馬華公會不能阻止民主的選舉，但選舉要師出有名，不能只爭出位而忽略黨對民族的重大責任和承諾，更不能意氣用事。畢竟它與巫統一樣，一路來都是執政黨，代表要看到黨的任重道遠，不要因選舉亂了方寸和步伐，所謂的個人行動和缺乏團隊的組織都不應受到鼓勵。要麼陣線分明，要麼團隊出擊，否則會使黨失去方向。自我削弱黨的完整性和辜負人民的望期。
繼馬華之後，便是民政黨選舉。雖然它與馬華公會稍有不同，是在70年代才加入國陣大家庭，但民政黨員千萬不要忘記它必須和馬華榮辱與共，也要與巫統共進退，而它的大本營是在檳城。它一定要吸取人民進步黨的教訓，在失去霹靂地盘後，己是如同一葉浮萍。

因此作為代表民政出任檳州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在新形勢下，不論他喜歡與否，協商成敗也好，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唯有力爭登上黨的高位，才能體現黨的未來作用。時間對他來說已是越來越逼近。儘早表態不是要以“權”壓人，而是要讓民政黨員對黨的未來作深入的考量。許子根應是繼林敬益之後的適當與能被巫統和國陣認同的新領導人。民政黨不但要認清而且要實事求是它本身的定位：它的全國性不及馬華，也無法取代馬華在國陣內的老二地位。它的老三的地位的穩固取決檳州政權的延續。如果郭洙鎮不讓路。許子根唯有讓黨代表來作決定。因為政治不是私相授受的。政治的權力一定要在黨內反映出它的統一與和諧性。

今天也不是郭洙鎮的個人問題，而是民政已到了唯有立足檳城，方有條件放眼全國。不然民政與馬華又有什麼不同﹖它的重要性在于民政黨若不想被邊緣化，就得作出痛苦與明智的抉擇。維持原狀將使民政黨只見森林不見樹。看起來好像很大，實則基地是在檳城。因此民政黨要先看到樹木才能看到森林，不能本末倒置。

總而言之，這三個政黨的一舉一動，都關係到國家與全民的未來，因此黨領導和黨中央代表都要嚴正看待時局在變化中，對黨選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柬埔寨悲劇外一章

我在1979年底訪問柬埔寨後，寫了更多的系列文章，讓讀者更加了解整個印支局勢，用以鼓勵民間熱情捐獻。這一股熱潮竟然一發不可收拾，上至達官顯要，下至販夫走卒，都慷慨解囊，差不多在1980年３月的時候，在董事總經理胡榆芳召集各界代表會議上，宣佈義款己達馬幣50萬元。為慎重起見，交由出席人士決定移交義款的方式。結果大家同意直接持交泰國政府，且派出一代表團前往，席上並選出三名社會熱心人士與報館同人一起成行。他們是陳國平、林維雄（已故）及梁文彬（已故）。

我們一行七人（報社代表是胡榆芳，吳松榮(董事副經理)，我和魏邦富）擇日抵達曼谷，第一件事是拜會馬駐泰國大使，並邀請派一名官員與我們一起拜會泰國首相（國務院長）克良薩。當地的泰國華裔殷商鄭午樓也作陪。連同（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一共十個人在約定的時間訪問克良薩，直接將50萬元的義款支票持交泰國政府，在場的還有泰國安全理事會副秘書長巴宋孫詩禮（prasong soonsiri），他有華裔的血統，後來，也曾出任新國務院長的外交部長。

克良薩作簡短但重要意義的講話。他說他十分感動馬來西亞的人民自願和自動地獻捐，援助在水深火熱的柬難民。同時在讉責越南侵略的不合法外，也堅信正義最終必獲得伸張。他保證一定將義款用在解救難民的身上。接著他邀請我們的代表團親自到泰邊境的難民營參觀，必定有更深刻的體會難民的痛苦。

我們是在第二天的炎陽高照下，訪問其中一個民營。原本已是酷熱的泰國天氣，在難民營一片臨時開闢的荒地，更是汗流夾背，既沒有樹木遮蔭，也沒有樓宇可供避晒，有的是聯合國難民署設立的臨時工作辦事處，有簡陋的診所，有接受捐助的地方，還有一間所謂不成形的“學校”，供小難民讀書，他們學的是柬語柬文，但令人驚訝地發現，其中有一個“小課室”是柬華裔在上課，他們還可以學習母語母文呢！

我們對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已經是無家可歸，也不知道明天是個什麼樣子﹖華人即便成為難民，也不忘記自己的文化，在最艱難的日子，給下一代一些教育。從這里顯示出華人對本身的民族教育是堅定不移的，也因為這樣，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好像就有了“華文教育”在生根。許多年以後，每當我回想起辛酸的一幕：課室不成課室，破爛的衣服就是校服，老師也是難民一個，沒有收入，卻心甘情願為華文教育而奉獻。此種情操正體現海外華人堅韌不拔的精神。如果用「再窮也不能窮教育」來形容華人的心態，那麼東埔寨的難民華人的精神是最可欽佩和值得激賞的。
難民營的生活，眾所周知是一無所有，有的是國際援助，有的是活下的生命來盼望苦難早日成為過去，還有的是給小難民一點點的教育和知識。這就是戰火帶來的人間悲劇。

1980年，我把柬埔寨的相關評論文章及訪問記輯錄成書，取名為《柬埔寨的悲劇》。這是我的第四本著作，剛好趕上熱潮，銷量也就不錯，銷了三千本。如今我只剩下十幾本作為個人珍藏。
《星洲日報》網站后來把我的這本著作搬上網站，供人參閱。據被告知，柬埔寨的華人社會對這本書發生了興趣。我也不知道事隔這麼多年后仍然會使他們去了解歷史帶來的創傷。

這本書還有另外兩個意外發展。其一是書的內容引發越南外交部的抗議，指說評論不公正。我國外交部也通過內政部調查，但事后不了了之。其二是我將評論文章參加第一屆新聞部與大馬新聞學院主辦的“全國最佳新聞從業員甄選比賽”。那時有分成國文組、英文組、華文組及淡米爾文組，但又有一個總評。有一天，我接到當時任副新聞部長的林良實打來的電話，恭喜我得獎，並囑我一定要到吉隆坡領獎，因為獎項是由副首相(當時是慕沙希淡)頒發的。我到吉隆坡后，被告知榮膺華文組第一名，但全國賽是第二名，第一名由海峽時報的記者奪得。我得到的是一個紀念盾，一張獎狀及一張誌銀一千元的支票。這是1980年中以后的事。我是沒有想到會得獎，但這個獎也似乎肯定我的新聞從業員的角色。直到今天，這個獎項仍然每年頒發，也發崛不少新聞人才。也許是有其意義，政府才決定維持並提高獎金來嘉獎優秀的新聞工作者。

我不得不提起一段相關的往事。那是1989年“六四”事件剛過三個月，我隻身從廣州飛到北京，主要是我個人業務的關係。但也獲得北京新華社的友人的接待。其中一位副總編殷新程是我在香港時就認識的。他在香港的職務也是新華社副總編輯，我們認識已有一些年。他帶我參觀故宮，萬里長城和十三陵等地方。后來他介紹一位國際新聞主任楊木給我認識。我們一見如故，原來在我訪問柬埔寨那一年，他也人在曼谷。后來是以新華社駐曼谷首席記者的身份深入柬埔寨採訪戰亂的國家，他比我們更是深入和勇敢地闖入紅色高棉，大概要歷時十多天才能抵達“解放區”。楊木告訴我，他們隊伍中有一個踏地雷受重傷，而他僥幸避過刧難，並有機會專訪柬共領袖波爾博特。

波爾博特在1975年解放柬埔寨，建立起紅色共產政權。他的激進政策是備受爭議的，也有人指責他進行大屠殺(他后來也因付出代價，死于軍訊階段)。1978年初中共副主席之一的汪東興對柬埔寨進行官訪，他驚訝地發現波爾博特比中共更為共產化，竟然廢除貨幣政策。他也試圖尋求方案解決柬越沖突，但無功而返。因為越南已決心推翻柬共政權。果然在1979年初，越軍占領金邊，波爾博特退入森林領導柬共打游擊戰。

柬共這一退卻，也肇下一連串的悲劇，從此無望重奪政權。楊木就是在此情勢下，于1981年對波爾博特進行訪問。在其回憶錄中，楊木又透露在1984年對波爾博特進行第二次訪問。他說，美國駐泰大使館當年曾想以數十萬美元高價買下他與波爾博特的原始記錄但不被他接受。他也表示不能出賣機密。這是中國黨和國家的政策 (此段參閱楊木著《紅色高棉》。這本在1999年才面世的“回憶錄”，其內容實在十分精彩與深入。雖然已是事過境遷，但也為我們揭開柬共領袖的“真面目”。

楊木在結論中這樣說：波爾博特是國際共運中的極左路線的典型領導人，因其路線錯誤而導致亡國，在國際共運中留下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

直到1990年在國際會議壓力下，終于在1991年簽訂了柬埔寨和平協定，撲滅了燃燒13年戰火。但此時的柬埔寨已是面目全非，后來是我們所知道的柬埔寨進行民主改革，韓森出任總理，而西哈努克則出任名譽上的國家元首，現在他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悲劇一生也反映了一個悲劇的柬埔寨。

柬埔寨的悲劇也活生生地告訴我們一個任由外國勢力左右和顛覆的國家，不僅人民首當其沖遭殃，國家也無從發展，也因此今日的和平對柬埔寨人民是格外的珍貴了。

澳門與檳城一喜一憂

我不久前（7月3日）在本欄中以《喬治市與文化遺產》為題寫了評論文章，現在又有新的和重要的發展，因此再作必要的補充。

這是因為比檳城更遲策劃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已于7月15日成功地被聯合國的第二十九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在南非德班市舉行）的21個成員一致通過接納並命名為“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而檳城的申請則在較早時被打回頭，且被要求提呈補充和更完善的資料。換句話說，澳門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對旅游業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今后它不再只是被視為“世界賭城”，而是加多一個歷史文化城，肯定吸引萬千游客蜂湧而至；檳城則在原地踏步，仍然無法擠入被公認的“世界旅遊地圖”內。為什麼澳門可以，檳城卻難圓一夢？難道檳城的條件比澳門差嗎？

檳城的條件不比澳門差，我們輸在不夠全心投入，沒有傾一個國家的力量力促其成，以致連提呈報告書都不夠完整，更遺憾的是許許多多的人仍然不明白為什麼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反之，澳門借助整個中國的國威和財力，一舉中鵠，既令人羡慕又妒忌。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澳門和檳城乃至馬來西亞曾有著微妙的聯系。公元1510年，葡萄牙占領印度果阿，翌年（1511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通過馬六甲，葡萄牙覬覦中國的領土，澳門成了它的下一個目標。1586年，葡萄牙授予澳門“自治城市”的資格，企圖切斷明朝的“統治權”。1641年，荷蘭入侵馬六甲，葡萄牙被驅逐，但葡萄牙並未退出澳門，直到1845年（清道光25年），葡女王乾脆宣佈澳門為自由港，不受中國管轄。可以說從16世紀開始，澳門已進行葡萄牙化但又保留中國文化，兩者交融其中。

檳城也即是檳榔嶼是于1786年被英國占領。初時英國從中國引進大量的勞工是通過澳門的管道。因此英國的史學家稱這大批的華工為“來自澳門的人”。直到1840年英國占領香港后，已無需借助澳門的管道。澳門與檳城之間的“連系”也就中斷。吊詭的是，在1949年中國解放后，馬共的內外連系也是以澳門為聯絡站，這在陳平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而馬來西亞的華人在馬中未有聯系時，也多數通過澳門私訪中國，這種不透明的關係，使到澳門又與馬方的華人“藕斷絲連”。

英國是于1957年將檳城交回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澳門則是在1999年回歸中國，結束葡萄牙長達四百餘年的“統治”。由此觀之，澳門擺脫殖民地統治是近６年的事，檳城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是48年前的事。

雖然，檳城是在1991年以后受到聯合國轄下機構的重視，開始對“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有所重視，但整個規劃和推進工作十分緩慢，以致被澳門后來居上。

這里頭要交待的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是于1972年成立《世界遺產公約》，並於1976年設立“世界遺產委員會”。中國在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國”，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加入成為會員。1987年，中國的萬里長城和故宮等六個單項文化遺產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連同澳門在內，中國已有卅一處或列入“自然遺產”或“文化遺產”或“雙遺產”（如泰山）。馬來西亞至今只有兩個自然遺產，均座落在東馬；“文化遺產”原本希望檳城和馬六甲擠入，但尚未成功，所以我們仍無半個世界公認的“文化遺產”，誠為惋惜。

目前檳城仍有機會提呈補充資料，但要證明國家有明確的保護法令及良好的管理運作機構，只是我們不知道何時可完成補充和可被接受的報告書？職是之故，我們建議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直接領導一個具代表性的委員會向中央政府陳情，以國家的資力和威望力爭上游，盡快符合聯合國所需要的條件。因為若拿檳城和澳門相比，前者雖然是開埠較晚，但發展后來迎頭趕上，人口不但比澳門為多（單就檳島就有70余萬人，澳門大約40餘萬人），而且多元種族和平相處，文化更是多姿多采，有馬來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及基督文明等折射其中，包含多元宗教的建築物排列一道或近距離的間隔，彼此豎立在具有歷史性的商店或住宅區內，形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多元性文化色彩，比起澳門較單純的中萄或中英文化的更是斑爛與耀眼。

再者，澳門也是用一個區域的“建築群”申請加入活的歷史的《世界文化遺產》；檳城同樣不遑多讓，我們也是用一個保存歷史風貌的城區來展示我們獨一無二的文化特徵，並且比澳門更早做好準備。澳門是在回歸後才著手此事，但它得到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積極行事，又將之鼓起澳門人民的醒覺，全程投入打造一個“文化遺產城”，這種由上而下的推動，使到澳門人民熱情奔放。他們決心要使澳門擺脫賭城之名，結果如願以償。

7月14日，剛巧參與澳門申辦有份的中國古蹟專家羅哲文教授偕馬瑞田教授抵訪檳城，身為地主身份的廣福宮負責人賴亞漢要舉辦一個“文化遺產”交流會，邀我參與主持，希望檳城人民了解“文化遺產”的重要性。當日到會的文史建築英才都表達強烈的意見，認為檳城條件比澳門好，為什麼我們又輸在后頭？我去年到過澳門三次，也同意檳城條件比澳門優越，但差在我們沒有把工作做好，也缺乏帶動群眾的激情。甚至連身為州議員的李學德也坦承他對“文化遺產”一知半解，我們的人民又如何能了解政府的苦心呢？因此“亡羊補牢”正是羅哲文古蹟學家給我們的最好忠告。他說檳成是綽綽有條件登陸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躊躇不前呢？

韓江中學55周年

再過5天就是韓江中學建校55周年。

我借這個時機回顧華文教育的一段滄桑與變化，應該具有現實的意義。遠在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期，因康有為與孫中山相繼南來，鼓吹興學辦校之風乃告興起。最先出現新式華校是張弼士（清朝商務大臣，也先后擔任駐檳城及新加坡領事）于1904年在檳城創辦中華小學。接著在1905年新加坡出現養正學堂（后改名為崇正學校）。1917年，也就是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6年，第一間華文中學在檳城設立，取名鐘靈中學。兩年后，即191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在新加坡又設立了華僑中學。一先一后，相互映輝，為華文教育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為什么最早的華小和華文中學是在檳城和新加坡成立？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檳城、新加坡和馬六甲直接由英政府管轄，稱之為“海峽殖民地”（正式成立于1826年），以至檳城和新加坡的發展極為相似，而且又是華人最集中的城市，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從此華文教育向全馬各地開枝散葉，形成今日華文教育發展成為一個體系的“風景線”。

早期的鍾靈中學與華僑中學，也因勢利導成了左派的溫床。1938年，新加坡又出現一間中學，定名為中正中學。兩年之后，也就是1940年，在林連登創導下，提出在檳城興辦韓江中學。不幸因日本南侵，有關計劃暫被擱置。由此觀之，檳城和新加坡，在興學辦校方面，顯現了華人企業家不落人后的古道熱腸，爭相發展華校，為華文教育增添異彩。

1945年日本投降后，興建韓江中學又再成為林連登等人的最大願望。終于在1950年7月15日舉行奠基禮，這一天也正式訂為創校日，每年風雨不改都得舉行儀式慶祝。

至此我們看到在50年代，新加坡的華中（華僑中學）及中正與檳城的鍾靈及韓中成為華社最耀眼的華教堡壘之一。但與此同時，這四間中學又演變成學運的核心力量，也可以說是左翼份子的發源地之一。

中正中學在50年代后崛起成為左翼學運的領導，先是掀起反黃運動（1953年），繼之反國民服役示威遊行（1954年）及至“中學聯”（全星華文中學學生聯合會）的出現，在在展示了中正中學學生的活力，並參與領導學運也參與工運活動，直到1956年“中學聯”被封閉。

這個時期，在另一邊廂，陳六使于1953年發出創辦南洋大學的呼聲，獲得萬山響應，華僑與中正的學生更是熱情捲入籌款運動，一時之間，華校的學運從中學轉至大學，把目標瞄向南洋大學。南大在54年動土而在56年開課，為華校生打開一條通往大學之路。直到70年代學運退潮。80年代南大走進歷史，新加坡教育有了大轉變。

同樣的，在50年代的檳城，與新加坡情況不相上下。先是檳城的鍾靈中學面臨轉變，1956年它是全馬第一間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學生群起反對，有人被捕，有人被開除學籍。這些人中包括后來成名的王添慶（任政務次長），陳征雁（作家）及胡萬鐸（曾任董總主席）等等，前后統計有81人受牽連。
是年11月學潮爆發，有了馬華公會介入其中，提呈一份始末報告書。但大局已定，鍾靈改制在汪永年促成下已是既成事實。

鍾靈之所以被英殖民政府開刀改制是因為它在英政府看來，不論是在戰前或戰后都是左派的“大本營”之一。日治時期抗日份子尤多，犧牲最大。自此而后，鍾靈的“學報”，“沙漠風”及“戲劇研究會”陷入冬眠。直到60年代初期被韓江中學的學生接過手而成為新的學運的中心，一度與新加坡的中正相互呼應。

60年代初期，當不少華文中學紛紛接受改制成國民型中學時，在北馬唯有韓江中學依然保持獨立中學地位一直到今天，只有一間韓江中學，沒有國民型和獨中之分，它最輝煌的年代是60年代初期，學生高達3600名。

70年代之后，左翼學運退出學校舞台。但進入80年代，韓中學生只減不增，不幸又發生教師職工會與董事會之爭議，再一次影響了生源。

90年代，韓中力圖擺脫困境，局面稍為好轉，于是提出「宏開新局面，振興我韓中」四大綱領八大指南辦學方針。董事會在華校熱心人士支持下，再注入500萬元振興韓中，經過一些年的努力，韓中已納入正軌。學生人數又告增加至800名。難能可貴的是，在千禧年取得突破，再注資800餘萬元發展韓江學院。

這樣一來韓江成為全馬唯一三校聯成一體的華文教育體系的教育學府，從小學（90年代耗資200萬元擴建新校舍及禮堂），中學至學院，再加上華人文化館之設，更是錦上添花。因此我們有理由繼金禧紀念后又在今年歡慶55周年，並提出“乘風破浪”作為主題，附下一幅對聯：
喜今日三校同堂高歌韓江新氣象
願明朝一室共欣齊領校友大團圓

在柬埔寨目睹“人間地獄”

1979年時，我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親自到柬埔寨採訪戰亂的時局。我之所以這樣做，有下列的理由：

越南與柬埔寨在1975年獲得“解放”，成為共產國家；尤其是北越一舉拿下南越，統一全國，正是百廢待興，為何會“兄弟鬩牆”呢？又為何更在1979年初大舉入侵柬埔寨，推翻波爾博特的共產政權？

‚越共扶起一個親越的邢秦粦傀儡政權后，柬埔寨已是國不成國，哀鴻遍野，難民無數，這又是為什么呢？

ƒ究竟柬埔寨人民是不喜歡越共多過柬共，還是討厭柬共多過越共？柬埔寨的人民為何會落得有家歸不得的慘境？還有越共為何要仇視華人，大舉驅逐華人，它本來不是與中共“同志加兄弟”嗎？

雖然在1975年后，我已開始收集印支資料，而且密切關注越柬關係的惡化，並寫了許多的評論文章，但畢竟是紙上談兵，未真正感受到戰爭帶來什么樣的苦難，因此柬埔寨之行就顯得更迫切的了。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越共侵佔柬埔寨的數個月，竟出現數十萬的難民麕集在柬泰邊境，生活苦不堪言。泰國面對突如其來的壓力，倍感吃力，只好尋求國際援助。檳城人民的俠義與古道熱腸的精神油然而生竟實際行動起來，紛紛捐款和義賣或義舉之類的將所籌得的款項交給報館。
《星檳日報》于是又反過來推動檳州人民發揮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未想這個運動竟然形成排山倒海而來的壯舉，我們的報社每天都收到不少的義款。

正由于熱心不減，我們覺得有責任把真相告訴讀者。在與董事總經理胡榆芳討論后，我挑選記者魏邦富（副採訪主任）與我同行，主要也是因為他的攝影技術相當老練，我需要一位能捕捉珍貴鏡頭的同事，以讓“圖片”向讀者“說話”。這時是1979年的12月，也即是越南侵占柬埔寨十個月之后，但戰火炮聲不斷，此時波爾博特已轉入森林打游擊戰，還有西哈努克親王（原柬埔寨國家元首，于1970年被美國推翻，但1975年柬共上台后，他又回不了國，只好在北京發號施令）的游擊隊，另有反越的自由高棉的游擊隊等等。總之柬埔寨已變成“人間地獄”，“烽火連天”。
在臨行前，我希望報館為我們購買意外保險，竟沒有一家保險公司肯接受。魏邦富問我怎么辦？我說算了，生死有命，不要再猶疑了。

我依然記得我們是在12月3日啟程的，由《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他后來擔任《亞洲周刊》的特派員，已故）接頭，幫我們在泰國打點，以便通過泰境進入柬境。

抵達曼谷的第二天，我直撲泰國國務院（首相署），我的目的是要採訪當時的國務院長（首相）克良薩，想知道他此刻在想著什么？泰國會安全嗎？可是沒有預約，我們只好在首相署範圍內靜候。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于等到克良薩在接待到訪的中國公安代表團（由副部長呂劍光率領）后，在他離開辦公室時把他攔住，說我來自馬來西亞，希望能訪問他關于越南侵柬的立場與態度，他停了下來回答我的問題。一時間曼谷各報社的記者和電視台蜂湧而上，把我們圍在其中。因為這樣，泰國電視台晚上播出我的訪問的片斷。

我的問題是他的立場是什么？他說東合的一致立場是越南即刻撤兵，而此議案也獲得聯合國通過。

我再問他能否預見越南何時會撤兵？他說不知道，因為即使是他的太太，他也不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他打趣地說，這個問題，你去問范文同（越南總理）吧！

他又說，泰國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喜歡戰爭，也不要干預別人，但也不要別人破壞我們的和平。

我們的訪談大概20分鐘左右，圍繞在東南亞局勢，馬泰關係，泰柬和泰越關係以及美國的保護等等。

我較后也告訴克良薩，馬來西亞的人民很同情柬埔寨的難民，義款活動方興未艾。他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說，我們正需要國際的援助，有50萬難民在泰柬邊境生活，我們實在吃不消。我說較后我們的報社會把義款送來，以協助柬難民。

第三天，我們就在泰方發出的通行證下，進入柬埔寨境內。泰軍方告訴我們，一旦離開泰境，他們就不負責我們的安全，提醒我們小心以對。果然我們進入柬境內，偶爾也會聽到槍炮聲。我們進入一個“自由高棉”的營地，那里有游擊隊在巡邏。我看見有整十餘廿人圍在一個草棚開會，一見有陌生人到，便自動散去。我相信這里頭有中國的軍事顧問，因為華人可以一眼認出。在“戰士”引導下，我們訪問了“自由高棉”的“統帥”英沙干。他向我表達抗越的決心，但也坦承戰鬥力量有限。主力部隊應是波爾博特的游擊隊，雖然他不認同柬共，而是傾向支持西哈努克親王，不過在此時此時，他唯有與各方勢力聯手抗越。

我們巡視了他的營寨，一切十分簡陋，但支持者倒不少。我看不到他的戰鬥配備，可我看到他們戰鬥的勇氣和信念。而這正是戰鬥的最寶貴的精神。沒有鬥爭的信心，就不能有戰鬥的力量。

后來，我們再深入到西哈努克的其中一個營地，那里的衛生設備奇差。我親眼目睹有一隻烤熟的雞竟沾滿蒼蠅。他們不怕照吃，我則有些反胃。戰爭簡直使人“饑不擇食”。當然我們不敢食用他們的食物，幸好我們都各自帶來白水和乾糧，不然真不知道該怎么辦？

在營寨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有幾個人圍繞著我們問我們有泰幣嗎？他們有黃金賣給我們。我那時沒有做生意，也沒人告訴我泰幣可流通，便向他們說抱歉。有一位年輕人（大學生）小聲問我，他有勞力士錶，問我要不要買，由我開價即可？我說沒有足夠的泰幣只有零用錢。

我們幾個人在后來談起這件事時，不禁啞然失笑，如果我們有生意頭腦，就可以進行收購黃金。但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不會發戰爭財，更認為發難民財是不道德的，因此我們空手離開營地。我曾問他們，把這些黃金賣去那里，他們說在邊境遇上泰國商人就有市場，他們換成泰幣后，便可以在邊境換成糧食。

不看你不相信，我們在下來的日子又去幾個難民營參觀，他們住的蓬帳簡直是在酷熱的天氣下生活。人失去一切的尊嚴，他們集中在一起，形同集中營的“犯人”。什么矜持和衛生，簡直遠離他們而去。其中有一些華人難民向我們訴苦，他們說在金邊的時候，有房產有地產也有生意，當戰爭降臨時，他們只顧逃難，什么都沒有了，有的是一些黃金，又要私藏得妥當，否則又會引來覬覦而失竊。

來到難民營，你會突然發現為什么前人要說：“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這句話的含義。這個時候，你也會覺得和平是最珍貴的，一個動亂的國家和地區，首當其沖的就是平民百姓。柬埔寨的悲劇讓我們看到什么是“人間地獄”。

許多年以后，回想昔日的“兵荒馬亂”的柬埔寨，你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侵略戰爭是十分殘忍的暴行，人神共憤，天理不容。

省思恐怖襲擊的導因

倫敦本月7日突然發生連環爆炸案，肇逾50人死及約700受傷事件引起國際廣泛的關注。這個日子恰逢英國剛剛被奧運委會選中在2012年舉辦奧運會而沉浸在歡聲中；也是8工業國首長峰會在蘇格蘭舉行之際。因此馬上被人聯想到是一起設計好的恐怖襲擊，用以打擊英國的安全威信和教訓英國政府出兵伊拉克。

很快的基地組織卡伊達（AL-QUEDA）承認是他們所幹，但卡伊達在那里？沒有人知道。

我們先設定是卡伊達份子或與其相關連的組織所幹下的罪行，因為除了這批嫉世憤俗的亡命之徒在煽風點火外，沒有人相信英國國內存有這樣的恐怖組織。

但為什么會有恐怖組織，如今又如何提昇為國際恐怖組織？這需要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這一課題。
首先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后，就認定在俄羅斯出現蘇維埃共產政權是戰后危險的徵兆，對所謂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世界上空飄盪感到不安。但沒有想到最危險的地方竟然是在西方本土內。德國希特勒的崛起（1933年）及后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勾結，再伸延與日本軍國主義結成軸心國，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這個結果証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更是直接危害世界和平，這是美國的第一個失誤。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給蘇聯帶來既得的利益，那就是歐洲被劃成兩半，一半歸美國領導的自由體系，另一半歸蘇聯領導的共產體系。

再下來，中共又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共產世界版圖隨之擴大。導致了西方世界用意識形態進行斗爭，以抗拒共產勢力不斷擴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進入冷戰時代。

在冷戰期間，局部的戰爭此伏彼起，例如以色列強行在巴勒斯坦立國；美國干預朝鮮戰爭及介入越南戰爭；蘇聯在80年代更進軍阿富汗，都顯示了兩大陣營在爭奪勢力範圍並進行無體止的對峙與國際間謀戰。其中以色列立國（1948年）及蘇軍入侵阿富汗（1979-1989年）是恐怖主義滋長的直接導火線（雖然冷戰后世界各地有出現各式各樣的恐怖襲擊，但沒有像以蘇帶來的有組織和持續性的恐怖活動），因為阿拉伯人民完全不能接受以色列插足阿拉伯的心臟，而流亡海外逾一千八百年的猶太民族在羽毛豐滿后決意回到巴勒斯坦建國，他們得到英美的強力支持，並逐一打敗阿拉伯國家卷入的五次中東戰爭，不僅巴勒斯坦人民立國遙遙無期，國土也被以色列“蠶食”得支離破碎；而且巴人流離失所，成為鄰近國家的難民。在此悲憤的與極度無望的情況下，極端組織乃告衍生，較為知名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他們對所謂的和平談判感到絕望。時不時有暴力和恐怖襲擊行動，但在美國看來，成不了大氣候，不以為意。

直到蘇軍入侵阿富汗時，美國竟糾集原教旨主義份子潛入阿富汗，與蘇軍進行遊擊戰。后來被美國圈定為頭號國際恐怖份子的奧沙馬賓拉登就是美國扶持的一只棋子。他被鼓勵率支持者離開沙地阿拉伯到阿富汗落地生根。隨著蘇軍的撤出，一支命名為“塔利班”的武裝組織在較后奪得了阿富汗執政權，建立了塔利班政府，奉行閉門主義，且允許奧沙馬賓拉登在境內建立卡伊達武裝組織，逐步發展成用暴力襲擊的大本營；更在1996年借巴人“立國無門”向美國宣戰。這是美國的第二個失誤，集中反共，卻忽略了恐怖主義已在身旁孕育成型，危害性更是無所不在。

繼之美國在蘇聯解體（1991年）及結束冷戰之后，已鶴立雞群，目中無敵手，因此還是不相信奧沙馬有此本事，詎料2001年的911事件，把紐約的兩幢摩天大樓撞倒，釀三千余人喪命，才刺激美國猛然一醒。因為在這之前的恐怖襲擊都發生在美國本土之外，做夢也沒想到有人敢膽侵犯美國領空。
此時的美國，才真正的相信亨廷頓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所言有理，也認為是伊斯蘭教內的極端原教旨主義份子向“基督世界”挑衅。享廷頓在911后在《紐約周刊》的撰文也直指“基督文明”受到侵犯，是一場宗教之爭。

于是美國先后收拾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2002年），及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2003），一舉剷平兩個眼中釘，指責此兩個政府搞恐怖活動。但奧沙馬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更不知道卡伊達恐怖組織搬去那里？換句話說，美國的反恐戰爭變成與影子作戰，不知對方何時會跳出大搞破壞。

未想這次是選擇把“戰火”爆在倫敦，簡直是神出鬼沒，難怪布斯總統說，反恐戰爭不會停止。但問題是，當敵方化整為零成為影子時，又該打誰呢？這是新世紀最難打的一場硬戰，根源則起于以巴沖突，如今又加上不甘心阿富汗及伊拉克被美國玩于股掌之中，新仇舊恨，也就洩向美英的平民百姓，自然引起公憤。但打恐也要正本清源，美國承諾2005年讓巴勒斯坦立國，承諾盡早由伊拉克撤兵仍未能兌現，又怎樣扑滅恐怖主義的火種？我們支持反恐之余，也要看到正義被伸張，真理被重視。

因此，倫敦悲劇告訴我們美英應有所行動認真地解決眼前存在的歷史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畢竟不是釜底抽薪之良策。

楊振寧的四個變化

在《星檳日報》服務期間，我曾接待了諾貝爾獎金得獎人楊振寧教授，但我當時是以檳城南大校友會秘書的身份迎接楊教授蒞臨檳城，而他因是南大校外考試委員，與我們攀上關係，這是1974年的事。他在檳城小住兩天，由我全程陪同，還有我們的南大校友。

我第二次招待楊振寧是1976年的事，他也是從新加坡取道吉隆坡后再北上檳城小住。自此而后，我就不再見過楊教授，但不時在報章雜誌上都有他的新聞和學術文章的發表。

在1986年的時間，我又間接與他有所聯系。事緣他的一本新著《讀書教學四十年》交香港出版社出版，我剛好與總編輯相熟，便拿下馬新版權，由我們的《聯合報》出版，版權稅由香港與楊教授連系后，同意只收象徵性的一千美元。于是我們印就三千本在市場公開發售，反應相當不錯。

大概在2001年，我又從鳳凰台的專訪中看到楊振寧侃侃而談他的過去和現在， 一時觸景生情，使我想起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2002年，剛巧從法國回來省親的韓中校友黃順宗博士來找我，問我有沒有什么文章供他的報章發表，他在法國辦了一份華文報，取名為《華報》。我就為他寫了一篇《楊振寧教授印象記》，大概有逾萬字。不久之后，我接到他寄來《華報》供我參閱，發現在2002年1月29日的刊期上，用全版刊載了這篇文章。

2004年，突然驚聞楊振寧有了“黃昏之戀”，對象竟只是28歲的少婦翁帆。82對28一時傳為佳話，也成了華文報章追逐的花邊新聞。正當新聞界對他的新婚新啜而不捨之際，不幸在12月發生火山爆發海嘯的大災難，于是焦點全放在這場大浩劫的大新聞后，也把楊振寧的新聞拋諸腦后，人們又漸漸淡忘這段「良緣奇聞」。

楊振寧的一生不僅因老少配婚引起震盪，而且在過去也有過不斷轉變的人生。首先是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楊振寧並不是熱血沸騰的青年，而是在炮火聲中仍然在“西南聯大”完成他的大學學業。這里顯示了他是一名“書呆子”，對國事可以不聞不問，竟然在中國人民都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的激昂抗戰聲中可以逃離鬥爭與抗戰。

正因為這樣，在1945年中國抗戰未結束前，國家前景未卜之際，又隻身遠走高飛，去到美國攻讀他的博士學位。

1957年，他又與摯友李政道合作的物理科研打破「宇稱守恒定律」而共同贏得諾貝爾物理獎，從此名聲大噪，兩人成為榮獲此銜的首兩個華人。

接著他的生命中的第二個變化是與李政道分道揚鏕，兩人形同陌生人。這么多年以來，他們都未詳細的公佈為何會化友為“敵”，而外界也一直對此存疑。

我在訪問楊教授時，未問及這個問題，因為敏感，也知道當事人不會談。不過我不久前在《明報月刊》讀到李政道的一篇文章，記錄了他在70年代在中國會楊武之（楊振寧父親）的情景。楊父一直希望他們言歸于好，並說是楊振寧對不起他。究竟是因什么事而起，李政道也沒說，倒是楊振寧的妹妹為文駁斥李政道所言非實，但又引致李政道找當年在場的人來對證，說明他非無中生有。

現在兩人都是超過80歲的人，相信這一段“秘密”也許要在他們百年后才會揭蓋，也許永遠是個謎團。

楊振寧的第三個轉變是我記憶猶新的，他是在1971年首次回中國，又獲榮殊得以拜見毛澤東主席，而且也在毛澤東的同意下，由周恩來告訴他有關林彪墜機的事件。

在1974年訪檳城時，我們請他在“北京大飯店”（中路文華酒店內，現易名為艾可洛酒店）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在會上比較明顯地公開稱讚“文化大革命”。他說，今天的知識份子沒有異議地認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生氣蓬勃，前途無量的國家。所以我覺得他們對這方面沒有任何地方覺得不愉快，而我也認為他們不會因此而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的成就。

對于林彪事件后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楊教授向我說，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即使是名哲學家包括馮友蘭等人進行自我檢討和批判，楊也說是正確的，因為他說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導致社會不公正，不公平和削剝的根源。

在1976年他再訪檳時，我又安排一場演講會，地點是在《雙喜樓大飯店》即今日的大埔同鄉會內，他再一次肯定中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雖然周恩來逝世不久后引起社會的動盪，但他還是認為這是紀律的問題，尚未看出大變化的到來，而只是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如果中國有不正當的事發生或有極端錯誤的路線又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的話，問題就會很嚴重。無論如何他還是引用毛澤東的名句“為有犧牲多壯老，敢叫日月換新天”。

1977年，我將楊振寧旅馬的言論及訪問文章輯成一本小書，取名為《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未想能有第二次版，一共賣了四千本，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

果然1976年10月，中國有了巨變，“四人幫”倒台，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再次復出，他因此在80年代又再獲鄧小平接見。這時的楊振寧，已是徹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且痛斥“四人幫”。這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寫照，在“文革”時大力的頌揚其正確性；在“文革”后又否定其正確性。一前一后，讓人看到知識份子的悲哀，楊振寧也沒有例外。他向鳳凰台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錯誤的運動，毛澤東在這方面也要負一定的責任，我以前在文革時看到的是被刻意安排的。此一時，彼一時的言論，與典型知識份子沒有兩樣。

第四個變化是在2004年他的太太杜致禮逝世后，他又再娶了年輕的翁帆為妻。雖然這是“人之常情”，但人們卻無法想像他挑中的是一位28歲的姑娘。更甚的是他竟形容是上帝賜給他的禮物。
由此我們看到楊振寧的“保守思想”並沒有真正的改變。過去受“文革”刺激，我們都以為他已經轉成“馬克思主義者”，不然不會有如此對“文革”溢美之言。其實他在美國生活多年，思想已經西方化，因此才有所謂娶少妻是上帝的恩典和賜予的禮物。不知這是不是大男人主義的心理作崇抑或是一位教徒的“肺腑之言”？我們無從考究，只覺得他把婚姻當“禮物”了，實在有些難以消化。

無論如何，我還是對楊振寧在科學及學術上的貢獻給予肯定的，只不過他的一生是轉向個人的科學鑽研而攀上最高的榮譽，並不是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及到后來是用身上的光環而成為中國的名人。這樣的例子，也只有從外國回來的人才享有的榮譽。

如今，晚年落葉歸根的楊振寧，他算是圓了一個夢，既受國家的特別關照，又贏得美人芳心，人生于此，又夫復何求呢？

歷史在將來也許會給楊振寧一個公平的評價，但不是現在。

林慶金與《星檳日報》

說老實話，我直到今天仍然弄不明白為何林慶金要買下《星檳日報》和《星洲日報》？

林慶金在他送我的一本“自傳式”的書中這么說，他是在1923年出生，18歲從福建惠安南來，在檳城打拼半輩子，終于熬出頭來，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已是一名富有的發展商及建築商，換句話說，他是靠地皮發跡的。

據我所知，80年代初期，胡文虎的第三代有意全盤讓出這兩家報館的股權，在友人的穿針引線下，他對“辦報”發生了興趣。原本是與人合股或折散（分開兩家買下）來買，不致付這么大筆款項。后來在“專業會計師”的游說下，他竟然一口氣把兩家報社吞下。也就是說，他要“獨資”承購《星洲》和《星檳》，不要與人合股，也不要折開來買。

林慶金自己這樣說：「當我的會計師兼投資顧問介紹我買這兩份華文報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定有利可圖。」做為一個商人，無可厚非的，他的商業目的當然是賺錢。有經濟效益的事業，他都有興趣。況且林慶金雖然讀書不多，學問不高，但是一向以來，他都非常尊重文化人，對他來說，辦報，這是一份文化事業（以上引自其“自傳”中一段話）。

我對《星洲》的情況不了解，但我對《星檳》的情況算是多少了解的，在轉手之前，《星檳》是沒有負債的公司，它有向銀行取得透支便利馬幣70萬元，這是在買紙時要用的，但不久便又填回，所以胡榆芳的“驕傲”是《星檳》的周轉金十分順暢，這邊開出信用証買紙，向銀行透支，那邊又將收入的現金補上透支款額。因此當時林慶金肯用高價（即一股三元八角）買下《星檳》的股權，因為它不但不負債，且有寬裕的流動資金。

林慶金買下《星檳》后，又再另行買下《星檳》的地產，這是分兩頭進行的。單就《星檳》而言，林慶金是用上5百70萬元買下的，做為一位“在商言商”的生意人，自然是經過算盤打了又打最后才做出決定的。

當林慶金于1983年真正入主《星檳日報》的時候，他的報業“軍師”是來自《星洲日報》的黃宗理，黃宗理本是《星洲》的執行董事，是由胡家第三代的胡美一一手提拔的。不知為何轉手時，他的興趣偏向《星檳》，也就是他逐漸淡出《星洲》轉向《星檳》。

結果一年之后，林慶金委他出任《星檳》的總經理，由他一手與職工會談判薪金制。他以“辦大報”的心態來“辦小報”（指地方報），出手的綽闊，也令我為之側目。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談判后，報社內的兩個職工會終于達成協議。我看了協議書，真為《星檳》捏了一把冷汗，這么大手筆的開支，《星檳》又去那里找收入來應抵？

所以林慶金的“自傳”就有這么一段（以第三人稱）：

《星檳日報》在轉手于林慶金后，在短時間內，兩個職工會（NUJ 及NUNW）宣告成立。接下來為了提高員工士氣，工資大幅度提高，人員也因為精密分工而以倍數增加，還向銀行貸款購置最新的高速卷筒彩色印報機。林慶金以為，《星檳日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不但可以穩固在檳威佔有的地盤，還可以“沖出天”向全國發行。世事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士氣”不但提不起來，“死氣”卻是接踵而來。每日“有出無進”，天天大量“出血”，還要面對員工“改善待遇”的不斷要求，林慶金百思不得其解。“《星檳日報》不是很賺錢的嗎？”審核師的回答是，你的經營成本已經提高了8倍，難道你不知道嗎？”“開銷越來越大，支出越來越多，像一粒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早期的融洽關係逐漸變質，勞資合作的基砫蕩然無存”。

我的分析是，《星檳日報》轉手后，有下列的情況也許是直接產生負面影響的：

1. 用“辦大報”的方式來“辦小報”。開銷突然間大幅度上升，而收入仍然維持在原來的水平。一份日報的銷量和廣告收入斷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突飛猛進”，又如何能應付龐大的開銷？這與胡榆芳的營運方式完全不同。《星檳日報》這么一搞，財政收支肯定入不敷出。

2. 安插一些人在掌管重要的部門，如會計部，出納部和發行部等。我們做為員工的是不知道個中的情況，大家都以為“財務穩健”。

3. 原本已經有一台操作如常的四色機（已無欠款），每天印刷報紙不成問題，不知為何又多買一架四色機？據說耗資50萬元左右，一下子變成兩個車間，置著舊的機器不用，卻向外招生意來印刷。這等小米收入如何應付得了每月攤還銀行的貸款？

4. 《星檳日報》在外表看來是改組得風風光光，實則已“暗流洶湧”，分分鐘都會出軌而煞不了車。果然林慶金說“自己掉進了一個無底洞里，在收支不能平衡的情況下，恁誰也無法繼續再將報館業務支撐下去。”

5. 不知為何，他又突然心血來潮，向陳群川買下“亦果西報”搬進《星檳》運作，對《星檳》而言，則是“雪上加霜”。“《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9月23日被馬來亞銀行接管，並于一個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9月29日，《星檳日報》被迫停刊。”“1988年6月20日，林慶金因為沒有能力攤還一筆154萬元加利息的款項，被起訴。”（以上全引自其“自傳”）。

在這個過程中，林慶金幾經掙扎，被判入窮籍又力爭，最后才得以脫身。但這離開他脫離報業已是十年有餘的日子。

我和林慶金的交情並不深，在進入《星檳》前，我們只是普通朋友；在進入《星檳》后，他幾乎每個禮拜來找我兩三次，就在我的辦公室內，我們一起閒聊，一起談論報業和其他事情，我們之間的關係也較前“密切”。

但忝為“主僕關係”，我也不知道他真正心里在想什么？他是一個喜歡聽“新聞”的人，又是一個喜歡聽“報告”的人。圍繞在他身邊的，倒有不少人。當一個人“風生水起”時，必然有很多的擁蹇。我同意他對報館運作是知之不詳的，我也同意他很少插手報館的業務。但他是主宰《星檳日報》命運的人，當主管做出決定時，他必須要負起責任。比如對員工待遇的提高和增加報館的開支，他也是根據主管的建議而落實的。在他看來，辦報如同做生意，而一家穩定的報社，再怎么說也不會差到那里去。偏偏不信邪的林慶金就如同進入八卦陣，迷失其中而走不出來。待他走出來時，已是物換星移，林慶金的年代早已結束。

雖然有一句話說：“若要害你的敵人，最好叫他去辦報”，但用在林慶金身上是不恰當的，他是“心甘情願”買下兩間華文報。因此他說他沒有“后悔”這么做，但我相信他一定有許多的遺憾。若他不介入報業，他也許不會如此這般。而他就是在十分自信心下走進報業。再回頭已「不堪回首」。

《星檳日報》的停刊對華社，尤其是我們《星檳》人來說，是永遠的傷痛，但《星檳日報》的故事並未劃上句號。最后的一頁又是由我來補上。我怎樣又再后期再與《星檳》扯上關係，這是另外一段故事。

而我在林慶金的年代，也就是1984年，曾為《星檳日報》45週年紀念為《星檳》寫下一段“光輝的歷程”。這“光輝的歷程”結果又成為絕響。這就是說，《星檳》最后的輝煌是在1984年又宴客又舉辦各類活動來慶祝創刊45年，再下來是“終結篇，黑暗的開始”，回想起來，是痛心疾首的悲劇。

喬治市與“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機構針對喬治市申請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計劃書作出“擱淺”，要求馬來西亞提供進一步資料，因為聯合國認為馬方沒有在計劃書中列明如何對“文化遺產”的保存維護及經營管理提供一個健全的機制，這包括法令的制定和持續性的運作。

有很多人並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為何檳州政府要這樣辛苦來達成願望，究竟會給人民帶來什么好處？

首先我們有必要瞭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1972年設立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及“世界遺產基金會”，成員共有21個。它的職責是負責鑑定世界上有那些個古蹟或地點有資格登陸世界名錄。這之中有分“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一旦夠資格被選入者，就會列入聯合國認可的記錄中，例如中國的萬里長城及紫禁城是被列為單項的“文化遺產”，因為它代表了人類創造天才的傑作。又如中國較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活的歷史遺產（有一定的範圍，或在城市內或在鄉鎮中）有雲南的麗江、山西的平遙及江蘇的周莊。當這些個地方成功登陸后，竟對旅遊發展帶來無可限量的好處。
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才加入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成員，因此砂勞越的穆魯國家公園（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國家公園（KINABALU PARK）得以被聯合國列為“自然遺產”名錄中。這種對自然界的鑑定的手續是較為簡便，也沒有這么多的繁文褥節。

反之，如果要擠入“世界文化遺產”就大費周章。在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考核下，馬來西亞只有兩個地方有資格申請登陸“文化遺產”，一個是馬六甲，另一個是喬治市。尤其是后者，更被看好仍然保留歷史的風貌。但沒有單項的古蹟（如萬里長城和柬埔寨的吳哥窟）的存在。這意味著，馬來西亞只月兩個城市具備了以一個城市（特定地區）的風貌的整體來登陸“文化遺產”之列。于是，從1991年起，檳州政府開始意識到對市區有歷史性的建築物進行保護，不再允許如同“光大”摩天樓的建築豎立在城市中心。

在1995年時，檳島市政局推出《古蹟保留指南》，也圈定喬治市的485公頃（4.58平方公里），約占喬治市面積的11%（喬治市總面積為41平方公里）被列為“古蹟保留區”。即意有關地區的建築物不能隨意被拆掉和改建，事先必須得到市政局的批准，引致民間的議論紛紛，因為他們並不十分了解保留一大片土地為古蹟區干啥？只保留幾座具歷史性建築物不就得了嗎！

可是如果按照聯合國的要求，沒有一大片的古蹟區，沒有洋溢人文精神，沒有秉承文化遺產並讓它活在現代社會中，是不備資格申請的。

1998年，一項國際會議在檳城召開，推薦了檳城和馬六甲聯合向聯合國提出申請。2003年，檳州政府在獲得聯合國方面的同意下，將喬治市的「文化遺產」範圍縮小成1.88平方公里，僅占喬治市範圍不到5%，比原來的11%小了一半有余。接著一份被認為“已完整”的計劃書在改了又改下，在2004年完成。

2005年正月，通過中央政府，檳城和馬六甲的計劃書正式提呈聯合國的相關組織審查。但在審查的過程中，又發現檳甲的報告書不完整，便打了回來，要求馬方提供更為完善的資料。

我在參閱了“世界文化遺產”之標準與列名的文件后，有兩個很重要的規定也許是我們所忽略的，其一是文化景觀上，它的特殊的性格與構成，符合「真實性」的考驗。這點檳城不受爭議，畢竟它所圈定的範圍絕大部份保留了“歷史的真實性”。

其二，要擁有足夠的法律的、契約的或傳統上的保護與經營管理機制，以確保被提名的文化資產或文化景觀得以被保存和維護。這些還必須要明確標示于提名表內，以證明它是存在的，特別是對大量游客開放的場所，要能提供適當的行政安排以涵蓋資產的經營管理。

檳州在這方面做得不明確或忽略了，所以需要在這個重要的關鍵課題上再提呈報告書，以取信于聯合國。換句話說，檳州政府可能需要向中央政府申請大筆款項以進行對整個“文化遺產”區做出保護和管理，確保文化遺產的持續性，使人身置身中有一種與現代都市不同的人生體驗和沉浸在活的歷史韻味中。這樣的“文化遺產”肯定對各國游客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難怪世界各國競相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理由是這也是一條為國家賺取無限外匯的“黃金”通道。也許我們已沒有必要再爭議要不要“文化遺產”，畢竟我們已邁向第二步，不可半途而廢功虧一簣。

華中杯辯論賽圓滿落幕

由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主辦的“第三屆華中杯全國中學國會式華語辯論比賽”于5月30日在檳城舉行，我有幸受邀擔任決賽總評判並在賽后針對辯論發表評述。感謝主席方成校長的盛意拳拳。

我在會上提出應以“美學”來看待辯論會的過程和演譯。如果離開了美學，我們將陷入傳統與教條的打分，並根據規定的標準來判決輸贏。

所謂“美學”是指西方現代美學所建構的理論系統，但簡單歸納起來是指人的主觀（包括美感經驗）和客觀（包括表現出來的過程）的結合與協調所得到“美與好”的結論。這是帶有個人感性在內的判斷，因此每個評判不一定有相同的結論，但我們應以大多數人的結論為依歸。

主辦當局為求公正起見，一共邀請七位評判員來打分和決定勝負。這是較為人所接受的安排，但不意味著失敗的一方表現不夠好，而是在較多數的評判員看來，勝利應歸另一方而已。

為什么我要提出用審美的眼光來評判比賽？因為既然是辯論賽，等于是一場在舞台上的表演，而成為了一種演譯的藝術。因此評判員就有需要用美學來審視比賽隊伍的表現，而不能把它當成真實的國會辯論，偏重以內容來打分，忽視了藝術的重要性。

主辦當局在這方面所訂下的內容佔60%及藝術佔40%顯示了這是傳統的打分法，但我認為對于辯論會是無需要有如此的局限，而是讓評判員自由地運用本身所認知的審美標準來決定個別表現中的集體配搭的完整與調和是否達到所要求的美的境界。

舉例來說，決賽的辯題是“人力資源發展比外資更重要”，這個辯題本身已出現模稜兩可的“結論”。因為兩者是平行而行的，孰輕孰重，莫衷一是。正像“雞與蛋”一樣，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是雞比蛋重要或是蛋比雞重要？

于是學生們就狡辯起來，一方說所謂“人力資源”是指人的本能和能力，是無窮盡的，是立國之命根，沒有人那來發展？另一方說外資包括物質與精神的引入，也是無窮盡的，又是回到人在操控這一切，沒有人在運作和傳入資金和知識，又何來人力發展呢？既然涉及人是主體，其他是副體，當然離題也會模糊人的一般理解。因為這與我們所了解的“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和“外資”（FOREIGN CAPITAL）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既然是辯論會，我賞識學生們的“狡辯”，而勝利的關鍵就在他們如何通過藝術的表演來扣人心弦和用情感來美化他們所要表述的內容。這個時候，學生們所表達的是真理或歪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臨場表現，包括容許對方打岔和應對的能力。打岔的一方能否切中要害？應答的一方能否隨機駁斥？就是一種藝術的表演。這其中的取分就要看辯論員的機智和現場的表現是否能引起共鳴。即使此種共鳴是歪理和狡辯呈現其中，也不影響演出，因為評判員所要看到的是團體的精神和個人的才華的整合。

結果是吉華國中壓倒了八打靈公教國中而取得了冠軍。前者的勝利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感染力取得了多一點分數，因此最佳辯論員也落在吉華饒潔敏的身上，她的成功是由于臨場表現讓人看到一個美的化身而又有從容應變的本能。

當然兩隊的“激烈爭辯”是十分出色和不分軒輕的，如果有兩個冠軍之設，我倒認為他們是平分秋色的。只是決賽必須有勝負，幸運之神也就降臨在吉華，理由是他們的表現符合了審美的要求。

我也看過一場半決賽，榮獲季軍的檳華女中似乎與吉華國中是一個模式印出來的，如果把他們放在一起比賽，也肯定擦出火花來；另一個季軍是砂古晉中學，表現可圈可點。

在驚訝吉華有如此高水平的演譯時，我又欣慰所有參賽隊伍都有高水準的華文程度。他們對辯論的準備與資料的收集，雖然有老師從中協助，但也說明了他們仍然是華校的生力軍。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國中一定不忘對中華文化傳承的使命，一定要保住文化的根，多多參加校外活動，努力提昇華文水平，而且一定要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華文勢必發展成國際通用語，緊跟在英文之后乃至有平行一天的可能。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下屆比賽能進一步接近國會的形式，把辯題改成動議題，進行辯論，把請允許“打岔”改用“請讓路”；而議長一職可由不同的同學擔任，在臨場發揮議長權威，包括阻止離題的辯論，並設立議長獎，選出最佳議長，用以表揚國會民主，從而努力創建一個完美的“法治與善治”的社會。

其實美學不僅是知識學，也是生存之學，自由之學和超越之學。審美活動可以創造一個真善美的世界。我們需要美學指導人生，以進入理想的美的社會。辯論會也不例外，我的標題用“圓滿落幕”也是顯示這是一場“美學”的較量。

我的告別篇 （横刀立马）

*飞扬

我在《光明日報》寫專欄，前后算來已經六年。

先是用《現代春秋》，后改用《橫刀立馬》。

我曾“封筆”十年。那是1989年因不再搞報業，唯有“壯士斷臂”，轉而從商。

離開我從事四分之一世紀的“文化崗位”，是一頁的傷痛，也是始料未及的。怪只怪自己好好地搞《聯合報》及《聯合周刊》而不安現狀，竟發展要把《星檳日報》起死回生，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只好認命。這段故事，直到今天仍藏在心里。

我開始用“飛揚”這個筆名，是35年（70年代初期）前的事。那時我從《星洲日報》轉入《星檳日報》，除了寫社論外，也寫時評論文章。我本來是用另一個筆名從事文藝創作，后來專寫“時事評論”，就改用其他筆名以顯示文章風格有別，于是“飛揚”被用上了。

“飛揚”這個筆名有一段趣聞。大概是1979年時，越南入侵柬埔寨，我寫了相當多的評論文章直抨越南，后來收錄在我的第三本著作《柬埔寨的悲劇》中，其中有一篇《越南，你已經遠離中立》竟被越南駐馬來西亞大使館重視而“興師問罪”，他們要查“飛揚”是何方神聖，便向我國外交部投訴，轉到內政部處理。有一天內政部官員調我問話（因為我是總編輯），問我“飛揚”是誰，我說是我，有什么問題嗎？對方說，越南大使館抗議你這篇文章對他們不公平，向外交部抗議，所以我們要查是誰寫的。我沒想到評論國際時事，也會有此一查，我更沒有想到大使館也會重視民間評論。經解釋后，此事不了了之。

還有一次，我接到蘇聯大使館的官員來電話（他們會說英語和華語），針對我的一篇社論指批評蘇聯的政策過頭，但他還是友善地邀請我參加蘇聯陣亡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檳城立碑的典禮。我沒有參加，派了記者採訪。不過，后來我接受蘇聯的邀請，對蘇聯進行十天的訪問，其他華文總編輯也應邀在內。我驚訝的是，在蘇聯十天中，每天都與他們不同層次的專家對話，而他們之中不乏會講華語和英語的人。他們向我們灌輸了大量的布里茲涅夫（當時的蘇共領袖）的思想和政策。但我們都迷上莫斯科的景色和到處是列寧的銅像和塑像，還有他們的人民在排隊領取面包。,這是1984年的事。

我的評論和《星檳日報》的新聞又引起日本駐檳城總領事富田昌宏彥的注意。除了給我送資料來外，又糾正我們稱日本的第一部長為“首相”或“總理”都不十分恰當。日本稱之為“總理大臣”，顯示這是民主國家中又有一位君主。

我們成為好朋友后，他邀請我訪問日本十天。我是參加東合的訪問團，會見了中曾根總理大臣和其他部長等人。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自從離開報界后，便與各國大使或參贊說拜拜。

說回在《光明日報》的專欄，《現代春秋》部份文章已出版“巫統政治風暴”，而“橫刀立馬”的部份文章也出版了《以巴千年恩怨──血腥風暴》這兩本書。當然還有其他文章尚未結成集子。有些是應時文章，有些是歷史文章，更多的是評論文章。

整整六年了，連同應時評論和大選評論及專欄，算算起來有近千篇之多，絕大部份都有收集起來，但也有些失散了。如果要將過去在報社工作的25年的文章都統算的話，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篇了。
說來你也許不相信，在89年封筆后竟然有10年不寫文章。我“封筆”是因為我辦報失敗了。我又再“出山”是因為受《光明日報》之邀。

我現在正往學術里頭鑽，既研究黑格爾及馬克思的學說，又研究“美學”及政治哲學乃至文史等，書房亂成一團，而我也忙在其中。

職是之故，順著《光明日報》言論版的革新，我向各位讀者說再見了。感謝你們多年閱讀這個專欄（如有的話）。

忘了告訴你，這個專欄取名自毛澤東的一首名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1935年贈彭德懷）

《星檳日報》的悲歌

《星檳日報》轉入七十年代，有一個較大的改變，那就是政府規定公司必須要“本地化”，而原屬于《星系報業》一環的《星檳日報》及在吉隆坡的《星洲日報》就要進行股權上的改組。于是《星檳日報》注冊成有限公司，以有別于是新加坡的公司。

改組后的《星檳日報》，在股權上引進了本地人參股，但最大的股權仍然操縱在胡氏家族的手里。換句話說，胡榆芳代表了胡氏家族而成了這家報社的董事總經理，地位更上一層樓。但不變的是，他的大老板還是胡文虎的第二代。等于胡家沒有完全放棄這兩家報社；較后便派出胡家第三代長駐吉隆坡，掌管這兩家報社。這是發生在1974年的事。

雖然形勢有變，但大家都知道實體未大變。胡榆芳顯然比以前做得更起勁，因為他也是股東之一。據我所知，在當年改組時，《星檳日報》的繳足資金是馬幣150萬元，這不包括報社的建築物，只是包括《星檳日報》的內部設備、員工、出版及印刷准證和一切如常的操作。股權開放大概40%，報社的職員也被鼓勵參股。以這么小的資金來運作一間報社是不簡單的事。但胡榆芳就是做到了。不僅于此，在1976年時，胡榆芳向全體股東宣佈《星檳日報》年賺一百萬元，等于是股金的三分之二，並派發股息10%。這除了說明《星檳日報》報份和廣告十分穩定外，也說明他運籌帷幄得當，懂得開源節流。不錯，他對一些的開銷是吝嗇的，對增加收入是笑逐顏開的。

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廿多年，胡榆芳已成了《星檳日報》的“神主牌”。員工們開口閉口都說是總經理說的；外面的人有事要找報館，也是直接與胡榆芳說情或論理的。在內外的印象中，胡榆芳確立了他的個人“權威”。

不過，了解內情的人知道不是這么一回事。因為報社之大，人員複雜也不是胡榆芳一個人管得來的，他還是需要將權力下放。他每天所要做的兩件大事是：其一是早上盯著廣告部，而且每天把員工呈上的比較表詳細閱讀，一有漏掉什么廣告或為何沒有這則廣告，他就會調廣告經理問話，總是要廣告部戰戰兢兢地面對競爭，不能有鬆弛的態度。

其二是下午盯著編輯部，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發生。然后他會找下午才上班的相關編輯，問說為何會漏掉有關的大新聞。若不滿意，也會喋喋不休。

這幾乎是他每天的例常公事，大家見多不怪，頂多是希望他不會過久的逗留。因為有他在現場，會產生某種的壓力，最好在不需要找他的時候，他不會突然站在你的身后看你工作。

胡榆芳的榮耀一直維持到80年代初期。在這個時候，胡家已放出風聲，準備把兩家報紙賣出，讓有心人來傳承中華文化。

此時胡榆芳的心里有些心急，他不想《星檳日報》就此易手。于是希望胡家能拆開來賣。他有把握可以集資買下《星檳日報》，但沒有想要買下《星洲日報》，畢竟后者的賣價是不匪的。

可是胡家認為不要留下手尾，最好是一起出手。再說，《星檳日報》在當時是份有利可圖的報紙，合起來賣會比較值錢。

胡榆芳在無奈下，只好置身度外，看胡家怎樣做決策，最后的成功買主竟然是檳州的發展商林慶金，大家都跌破了眼鏡。

林慶金是靠建屋發展起家的，在當紅的年代，他一口氣吞下《星洲》與《星檳》兩大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于是人們開始對林慶金注意起來，他們不明白林金慶為什么要辦報？

當此宗買賣在82年付訂金的時候，胡榆芳知道“大勢已去”，但買賣總有個過程，林慶金一時也入不了主，胡榆芳還是掌管大權。

不過林慶金此時要安插一個人進駐經理部，他選中曾在《星檳》長期服務后來離開到沙巴謀生的李良樹，要他在內頭謀一份差。就這樣李良樹“搖著令箭”來到《星檳》向胡榆芳報到。

這種情形使我想起在70年代中期當《星檳》改組完畢時，有一位本地董事姚傳賢安排他的女婿進入《星檳》當副經理，作為代表他們一方的“高層人員”。

李良樹事后向我吐苦水說他來到《星檳》什么職權都沒有，就是看上看下，然后給林慶金作報告。他成了胡榆芳和林慶金之間的夾心人。這顯然是份苦差，李良樹“拿苦來辛”。

在僵持和轉手的過程中，我曾經好心地安排林慶金與胡榆芳會面，我們三個人就在依恩酒店的西餐廳用餐和交換意見，我的意思是胡榆芳與《星檳》是形影不離的。即使是手續清完，也還要留他一段過渡期或三五年來穩定大局。畢竟在成交時讓胡榆芳即刻退休會衍生很多問題。

可惜這頓飯局並沒有得出雙方滿意的安排，林慶金有他的想法；胡榆芳也有他的想法，整個報社也因之籠罩著一片“愁雲密雨”的氣氛。

在胡榆芳半鬆弛的狀態下，他一向在70年代中期最反對的職工會組織，又在此時醞釀復蘇。

70年代中期，胡榆芳正對《星檳》進行改組，因此不要職工會給他壓力。到了80年代初期，他眼見就要退出報壇，也就不反對職工會在報社成立。

職工會的重新活躍，對于接手《星檳》的林慶金無疑是最大的挑戰之一（這是后話，在此不提）。

1983年胡榆芳正式退休，離開他一手“翻生”的《星檳日報》，前后一共33年。在這段歲月中，是胡榆芳一生中最大輝煌，集榮譽與成就于一爐。但光輝總有漸光失芒的一天，胡榆芳在痛苦中脫下“報人”的外裝，過著悠哉閒哉的日子。只因為他不是老板，如果他是老板的話，我相信今天的《星檳日報》仍然在北馬“獨領風騷”的。

但也感謝胡榆芳為《星檳》打下紮實的根基。1974年一元對一股的股票，在轉手時暴漲至三元八角兌一股的價格。短短的6,7年光景，《星檳》股價三級跳，我們這些小股東都樂開了懷。

從1982到1996年的13年間，胡榆芳的生活是頤養天年，四處游山玩水，也參與一些社交活動。很不幸的是，與他一生榮辱相關的《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遭遇厄運，被銀行查封。《星檳日報》氣數已盡，回天乏力。這是始料未及的。同樣不幸的是在1996年12月11日，胡榆芳走完他的一生,終年90歲。他帶著一生的遺憾到“天國”去與《星檳日報》“再續前緣”。有人說是胡榆芳一手造就了《星檳日報》，也是在他的手上開始走向“錯誤的軌道”，以致失敗收場。但這是誰的錯？歷史遲早會有公論的！

馬華黨選別有看頭

馬華公會自1949年創黨以來，就存在著黨職的競爭，其中最激烈的三次黨選是林蒼祐鬥陳禎祿（1958年），曾永森戰李三春（1979年）及陳群川對梁維泮（1984年），以爭奪黨的領導權。這三場歷史性的大會戰，也導致馬華面臨分裂的挑戰，后來，在時間的沖淡下重新整合。可以這么說，經過這么多年的歷練，今時今日的馬華已非過去的馬華，而是注入了許多新血且成為黨的領導人。遠的不說，當今的總會長黃家定就是在1984年黨危機聲中冒出來的新領導人。驗證了“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每到黨選，總是捲起浪潮，從地方到中央，都讓人看到或感覺到民主的“熱血在沸騰”，競爭之激烈和白熱化，已是不言而喻。

雖然如此，我們也看到的是，自從1986年林良實掌控馬華以來，就未再發生總會長之戰，有的是先有李金獅“三打三不打”及后來的林亞禮在黨內“分庭抗禮”，始終未見“真刀真槍”，總算消弭了可能造成的分裂。

2003年林良實的隱退及黃家定的順勢而上，可歸為一場“和平演變”，皆大歡喜的收場。馬華不再有AB隊之分。更沒有所謂C隊之湧現。這之中，自然有人歡喜有人愁，政治的現實，莫過于此。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華黨選又再降臨。人們興趣知道的是，目前的領導層會不會被改變？主力戰又是在那里呢？根據我的分析和推論：黃家定的總會長職不會有人下戰書。最有可能的對手也許是現任副會長蔡銳明，但他在柔佛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其他州也未見其勢力範圍。直搗龍王廟，恐怕激不起浪花。

若退而求其次打署理會長，又似乎會造成柔佛人包辦黨領導層，也非上算。因此剩下的是捍衛副總會長之職，而此職又是遇上蔡細歷攔路（柔佛馬華已一舉推薦此蔡衛冕副總會長）。由此看來，他試圖通過黨選翻身，似乎阻力重重。但他會不會打中委，我們不得而知？這個職位對他來說，又沒有吸收力。他的痛苦也許是不知如何抉擇。

陳廣才的署理會長已知有陳思源挑戰，但陳思源說非為官位而打。不知他是要樹立「黨政分家」先例還要做何文翰第二（何在1979年與曾永森聯手打李三春后，失去官職，成為坐冷凳板的老二）？前者不是馬華的傳統，后者也非陳思.源所願。因此他的「師出不具名」有待考驗。

最有看頭要算馬華副總會長之戰。若無意外，至少是八角混亂。但只有四個職位，真是難為了黨中央代表。我們姑且對已表態的參選者進行評析。擔任部長的有馮鎮安及蔡細歷。他們顯然是志在必得，不然官職可能有變，而他們的優勢是因為「頭戴皇冠」。擔任副部長職的有胡亞橋、翁詩傑、林祥才和陳財和，他們之中較有可能出線的或者只有兩人，誰能保住職位或脫穎而出，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至于葉炳漢的叫陣副總會長，可謂試圖捲土重來。他和何文翰曾被馬華選為要職，相當的理由是他們來自民主行動黨。當年為了顯示馬華對跳槽的人有所包容，消除對反對黨人的偏見，他們也就得以大展身手一番。但現在已是事過境遷，馬華已不再需要重覆過去的那一套，也無意再拉攏反對黨議員過檔，葉炳漢只得自我保重了。

曹智雄的有利條件是來自北馬，以平衡黨高層也有北馬的人坐陣；他的不利條件是已不再當副部長，影響力難免下降。而中央選舉又是以全國代表投票為準，不是劃地而立。因此曾智雄若要爭上位，是艱苦之旅。

吊詭的是已退隱政壇的陳忠鴻及少數前中委或副部長級人士又想「東山再起」，宣佈角逐黨中委，不知是為何而“出山”？據陳忠鴻說是要促成「老中青三結合」。這樣的“出師表”理由不足；再者他當年由民政重返馬華被重用是為了抵銷曾永森加盟民政帶來的沖擊力，而今天他又是為何而湊熱鬧？許兵金從民政到馬華，成了悲劇政治人物；曾永森重投馬華也不再爭黨職。不知他有記取在心嗎？

無論如何，我們尊重每個參選的人，也相信這次黨選不會造成分裂。只是我們也要求有意角逐高職的人，有必要發表一篇簡短的“出師表”，讓中央代表作出取捨。

不要問黨能給你什么，要問自己能為黨和民族乃至國家貢獻什么？

喬治市路名的“亂象” （横刀立马）

*飞扬

檳城的街名，出現的「亂象」由來已久，但沒有人去糾正，也就日久成習慣，反不覺得有亂。我所指的「亂象」之一是中文名與英文名不僅不相同，而且一條街有幾個路名呢！

這種「亂象」是殖民地時代就遺留下來。官方的自然以英文名為標準，而且英國人喜歡把英國的名人，高官和殖民地大官的名字命名。可是華人社會似乎有存在一個「街道命名委員會」，他們不需要通過會議，也不需要取得政府的認可，只要在民間稱慣了，名字也就「成立」了，實在是很有趣的「歷史遺產」。

舉例來說，Ｂeach Street，統稱美芝律，但華人卻把它切成六個街名，一段一段有不同名字，如土庫街、港仔口街、緞羅申街、打鐵街、社尾街等等。連我自己有時都被搞亂了，為什么有這么多名稱呢，叫美芝街不是很好嗎？研究起來，又是我們華人為了方便而按上有「歷史根據」的名字。

還有一條Chulia Street，統稱牛干冬不是直截了當嗎？偏就有下列一段一段的分：牛干冬、大門樓、吉寧仔街。Chulia Lane更被叫為「十七間」，為什么不叫“牛干冬巷”呢？

「亂象」之二是英文名與中文名稱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如Aboo Sittee Lane叫三星港，Argyll Road叫孟加里巷（現在已多人叫鴨加律），Amenian Street叫本頭公巷，Bishop Street叫漆木街（不叫主教街），Bridge Street叫過港仔直街，Burmah Road叫車水路（不叫緬甸律），Campbell St.叫新街，Dato Kramat Road叫柑仔園，Kimberly St.叫汕頭街，Leith St.叫蓮花河，Macalister Rd.叫中路，而Macalister Lane竟叫姓王公司后，Malay St.叫牛台后，Muntri St.叫南華醫院街，Perak Lane叫大路后，Rope Walk並不長，竟有三個名，即義福街、大順街和煙筒路，Sungai Ujong Road叫胡椒埕，Victoria St.叫海墘新路，我們華人叫慣的頭條路一直數到九條路，竟然多數是英國人的名字。如果問你二條路英文名叫什么，你也許答不出來，它叫Noordin St.，而七條路叫什么呢？它叫Cecil St.，真是頭大如鬥。

「亂象」之三的是,明明是在喬治市內，也就是在大城市內，竟然有那么多的以Kampong（甘榜）取名的街道，至今仍未改變。在我們的印象中，甘榜是鄉村地區，怎么在市區也有呢Kampong？不信，下列的街道名讓你感覺到怪怪的：Kampong Bahru（甘榜峇魯）竟是在鐘靈一帶，Kampong Java Bahru及Kampong Java Lama是在舊錫礦廠附近，而Kampong Kolam（甘榜哥南）及Kampong Malabar（日本新路）則是落在鬧市中心。

過去喬治市未發達，原是從甘榜發展起來的，這是事實，但經過這么年的營造，喬治市已是一個大城市。為何還要保留Kampong的街名，我就弄不清楚了。

我們政府有一個道路命名委員會來處理街道命名和改名的事宜，已經有好些個街道靜悄悄地換了名字，就是未見與時俱進地將甘榜街名換掉，不知是否被忽略還是有其他原因，我們不能老是讓人民（尤其是外州人及游客）有所誤解，怎么在市區內又有甘榜呢？

其實有些街道名是可以改得比較順口，例如從頭條路到八條路，乾脆改成Jalan Satu到Jalan Lapan不就是很好嗎？幹嗎老讓人眼花撩亂，不能對號入座？

我們承認有些路名被民間按上去是有其典故和歷史緣由，但也不能一直讓它與英文名掛不上號。路名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的風貌和歷史文化遺蹟，即使是華人按的名字有的倒是十分好聽，例如蓮花河改成Jalan Lotus不是相得益彰嗎？

我們希望道路命名委員會能針對喬治市存在的「亂象」街名作適當的調整，不要再讓這種局面持續下去。

如果統一拼音及寫法的委員會可以對翻譯名稱進行調整，我們看不出喬治市的某些街道的名稱翻譯不能劃一？名字的更改自然要反映出多元種族的特徵和對歷史的尊重，有些可採用中文名的慣稱，有些可採用英文名的稱呼，讓一條街只有一個名字。我們不是有一條長長的Perak Road嗎？大家都叫霹靂律，不是很好嗎？

喬治市也已經夠參差不齊了，不能讓街名「添亂」。我們不要「以亂取勝」，而是要有條不紊地展示多元文化的多姿多采的風貌！

胡榆芳與《星檳日報》

《星檳日報》從一開始（1939年）即租下蓬花河八號的獨立大洋樓作為社址，它與清駐檳領事張弼士的豪宅毗鄰。而《星檳》所在地是原屬于永定巨富胡子春的私邸。他與張弼士一樣，熱心推動教育事業。因此在《星檳日報》創辦前，他的豪宅一度闢為華校，較后租予《星檳日報》。

這座占地一依格半的大型洋樓，是最適合作為報社之用。后來市議會要開闢一條公路，將《星檳》與張弼士豪宅切開，成為今日的樣子，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

自從《星檳日報》的空曠地被縮小后，約只剩一依格有餘的面積，不再是四方型一塊，而是變成三角稜型，氣勢不大如前。

所有這一切的改變，都發生在胡榆芳掌權的年代。

他的好運在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不但報份節節上昇，而且地位日趨穩固。原先他一家人是住在《星檳日報》后面的一角（后來搬進自建的大洋樓），並設有打將消遣的“俱樂部”，也不過是三台的麻將桌，供職員工餘“大戰一場”。我在60年代中期進入報界工作后，曾經學人湊熱鬧，學習打麻將。

但我付出的“代價”就我當時的收入而言是太大了。我在學習的過程中，逢賭必輸，少則三五元，多則一二十元。因為字房的同事似乎個個都是高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而且還猜得到你要什么牌，我不輸才怪呢！

就這么消磨半年的時光，我算了一下，不單輸掉錢，也真是輸不起，而且浪費一個晚上的時間，其結果是身心疲累。當時我曾這么想，若用晚上時間寫寫文章或特稿之類的，既可充實和磨練自己，又可賺一些稿費，一舉兩得，何樂不為呢？

于是我決心不再打麻將，將精力用在讀書和寫文章方面，因此我直到今天還是不大會打麻將，說來也真是一個小插曲。

當時的《星檳日報》在我的印象中，除胡榆芳的辦公室有冷氣外，其他都是風扇取代。由于舊建築物又高又闊，辦公起來也不覺得悶熱。

我在1971年轉入《星檳日報》編輯部工作時，每天面對的都是“老人陣”，但在記者群中就不乏與我差不多同年紀的一群。我在1972年調編《檳島版》后，與記者的關係就更密切了。每天堆上來的稿件都得先校正一下，然后打上標題交由字房拾字和排版。至于次要的社團新聞，就採用刪減的方式。

如果你問我一天編多少版，我也答不上來。除了每天下午開工，必須要編兩版外，剩下的新聞就移入次輪的改版。若改版下不完，便留在隔天的地方版塞下。細算起來，每天處理的新聞至少有四至五版，而且當日的新聞當日處理完畢，因為到了明天又是一大堆稿堆在你的桌上。新聞是編不完的，正如記者的新聞是寫不完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這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累積而成的經驗。

身為地方版的編輯，怎樣使版面生動活潑，是要費一番的心思。我們當時流行的傳統是標題四五行是等閒事，二三行的也有，不像今天縮成兩行。如果將過去的報紙和今天的報紙比較，今天顯然大有進步，面版也乾脆俐落，不會有黑壓壓一團的感覺。但當年各報幾乎是這樣打標題，取勝的關鍵是標題的簡練與突出中心主題，而不是拖泥帶水或主次倒置。這就是說，除了有副題外，還有一個主題。

對于電腦，打字在我們的年代是缺席的。我們只知道整個過程是比較粗糙和傳統的。編輯處理好的稿，便交由雜工放在繫上繩子的籃子吊下到字房，拉上又拉下，幾乎沒有停止過。字房拾好的稿打樣后連同原稿交給校對。改正錯字又丟回字房。待到時間差不多，編輯就下字房監督排版。上了年紀的編輯，可以不必下字房，只在打標題時注明下在什么版位即可。

這個時候，編輯與廣告部常常會因版面的處理而起沖突。但一般上“廣告大過天”，它是報館的命脈，編輯只好“主隨客便”，心里暗楂今天版面又被廣告占去了。

對于廣告性質的稿件，編輯與廣告員的磨擦時有發生，只是又為了經濟來源，總是協調又協調。矛盾永遠是有的，協調又永遠沒完沒了。

版編好后，就是編輯看大版，再交回字房轉到製版部，然后又是一個過程，才送印刷房待印。
早年（指70年代中期之前）的時候，是沒有夜報這碼事，所有的報紙都是在凌晨印刷，守夜的編輯和記者往往要在午夜之前把突發的新聞改好。直到有夜報后，工作時間又往前移動，有早報版和日報版，換來換去，不知有多少版按不同的地區處理。今天的華文報即使改用電腦，一切設備先進，也還得面對同樣的窘境。

新聞工作不變的定律是：再怎么先進的設備都逃不掉與時間賽跑，並在版面玩花樣，盡量滿足讀者的需求。

胡榆芳雖然不負責編務，但他在下午時分，尤其是五時過后總喜歡在編輯部走動，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新聞有沒有問題。雖然他用他的“威嚴”在監督同事工作，但他有一個優點是：身為總經理，他不干涉編務的進行，只是在重要時刻或關係到報館命運時才與總編輯商量。

他有時會指手劃腳或表達個人的意見。總得來說，他懂得尊重編輯的“自主權利”，唯有隔天新聞出大問題，才將編輯主管調去了解情況。因此在《星檳日報》工作來自上司的壓力並不多，彼此懂得“遊戲規則”，各安其位，各守本份。正因為這樣，《星檳》的職員，包括編輯和採訪記者，流動性是十分少的。有人做了一輩子而死在職位上；有人做到退休，有人做到另有高就才離開。

《星檳日報》形成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但只有一位大家長，他就是胡榆芳。他的自豪是將《星檳》起死回生；他的自信是《星檳》的地方性權威已牢固的建立起來，有一批“忠心耿耿”服務的職員；他的榮耀是在1964年《星檳日報》慶創刊25週年時，大擺酒席，又出了一本富有價值的特刊，一直流傳到今天，成了《星檳日報》的絕響。

他的遺憾是在70年代末期，有一家公司建議將《星檳日報》拍成膠片收藏（指從創刊號一直拍到當時為止），一共要馬幣二萬元。他問我要不要做，我說做起來方便收藏，后人參閱也方便，不然這樣一月一本合訂本，已把資料室擠得“汗牛沖棟”，再下來也不知要收藏在那里。我告訴他已多設一個閣樓又滿了。他左思右想后，最終因為心痛二萬元而作罷。

由于《星檳》沒有膠卷，到后來要搬家時，不知道該把合訂本收在那里。這是我后期犯下的一個大錯誤，我將合訂本托給一位先生暫存。但這一收，直到今天，《星檳日報》的資料全數不見了，歷史終于在這么輾轉中不見了。他的遺憾也成為我的遺憾（這是九十年代的事，容后再作交待）。

我正在想，胡榆芳辦報的成功是因為他掌控了平衡之道，既有胡家兵客家兵，又有其他精兵溶于一爐，把《星檳日報》托向一個又一個高峰。

六七十年代，胡榆芳在華文報壇中領盡了風騷。

民政黨與檳州政權

民政黨檳州代表大會不久前舉行，風平浪靜，蟬聯的蟬聯，中選的中選，都是“不戰而勝”，皆大歡喜。有人因此納悶：為何沒有“震撼性”的議案？難道民政黨上層已協調溝通妥當，只待八月全國代表大會揭盅？

這樣的反應顯然是把焦點放在全國署理主席會不會有競選？若有競選，會不會是重量級的對壘？
我們不要只把鏡頭對準郭洙鎮和許子根，若離開黨性，他們肯定是沒有火花。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政治的角度切入這個問題，因為這不是一場郭洙鎮與許子根個人之戰，而是關係到民政黨未來的走向。

什么是民政黨的未來走向？攤開來不外是民政黨的政治定位的問題。這個定位不是民政黨自設的，而是歷史造就了民政黨的生命線是與檳州切割不斷的。倘使民政失去檳州政權的主導地位，它可能會失去方向，而成為沒有主體的散群，在馬來西亞其他州點點串串，無法凝聚成一股巨浪，在政壇散發魅力。

舉例來說，除開檳城州外，民政在各州的州議員數目有限，出任州行政議員的或則一個或則“望官興嘆”，而在中央的也只有一名正部長和三個副部長等。換句話說，民政黨的局限是因為他是后來才加進執政體系，不能過于越位，亦不能扮演取而代之的角色。說白了就是無法超越馬華而成為第二大執政黨。

同樣的，在檳城起家和躍居成為執政主導地位的民政黨也不是馬華可以取代的。雖然馬華公會也希望再次主導，但政治的現實使到兩黨各安其位，各就其職。依據國陣的架構，顯然已是對號入座，形成一個“傳統”。

在這種情形下，檳城州對民政黨而言，無疑是它的堡壘，也是它的核心地帶。其中最顯著的莫過于首席部長職從1969年以來就歸民政黨人出任。這個職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顯然比黨的高職更能襯托出民政黨的生命力。

這里有一個歷史教訓是民政黨黨員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或不以史為鑑的：1971年，民政發生內鬨，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與秘書長陳志勤就導演一場要罷免林蒼祐首席部長職的“鬧劇”，因為林蒼祐只是黨的副主席，分分鐘都可能被拉下馬。所幸急中生智的林蒼祐拉攏到超過半數的黨中委，才擺平這一場“官庭政變”。自此之后，林蒼祐就在黨內抓大權，自任黨主席，使到黨職和官職連在一起，不再有失衡的“險象”。從這樣看來，黨中央才是決定首席部長命運的權力機構。

1980年的黨改選，是林蒼祐自動放棄蟬聯黨主席，才有林敬益冒出頭來，不然的話林蒼祐的黨主席地位是不受挑戰的。但林蒼祐這一退，也不幸在十年后的大選中被拉下馬，從此耿耿于懷。許子根則在黨內脫穎而出，成了檳州首席部長。

許子根憑其才情與團隊精神已為民政黨守住這片江山十五年。最驚險的一幕莫過于1995年面對林吉祥的對壘，結果化險為夷。但吊詭的是，民政黨高層總是把視線放在檳州以外，更有一個時期，黨主席、署理主席、總秘書和財政全是其他州人士擔任，而許子根只是擔任黨副主席之一。直到2002年才扭轉這個局面，謝寬泰成了黨的總秘書，這顯然是意識到檳州才是民政黨的心臟。以致許子根這位副主席竟然在十五年后才被發現黨職與官職的不相稱，不能依然故我，有需要進行調整。但要怎樣調又是大費周章的事。直接讓許子根頂上黨主席位置，以取代有意退休的林敬益又被視為不合規矩，因為這里頭尚有一位「坐亞望冠」的署理主席。于是林敬益又說要三年后才退。因此焦點便落在署理主席位置。這也是為什么市面上一直盛傳今年置理主席可能有變。

林敬益說民政會協調好，怎么個協調他沒露口風；郭洙鎮一點退的跡象也沒有；許子根上的形勢也不明朗，以致整個格局還是僵在一團，要在八月黨選才見端倪。但在霹靂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出現了林敬益與郭洙鎮的過招，顯露了其中的隱意。我的解讀是郭洙鎮在此時此地提出限制黨主席任期，是有其意思的，因為按照郭的說法，他和林敬益早就過了任期。他是不是認為如果他退，林敬益也要退？這是一個讓人猜測的謎團。

其實，整個關鍵是民政黨怎樣看待首席部長這個官位，尤其是已有什么“輪任制”的言論在困擾的時候，民政黨更應下定決心，大膽地把首席部長放在黨的核心，而不是邊緣化其黨職，以確保首席部長是民政的靈魂人物之一，是不能被隨意挑戰的，藉以打消“輪任職”的聲音。

整個政治大氣候已告變化，所謂黨政分家論已不合適，也是有檢討的必要了！

就此而言，若是郭洙鎮未能勸動林敬益也退的話，而是他自個兒退，許子根上，不是表示前者不是人才，僅僅是因為擔任首席部長的人必須安在黨的適當位置，明白了這一點，也許郭洙鎮會以大局為重急流勇退，而在黨內留下一個美名，不知這樣的推論是否切合時宜？

胡家天下客家兵

我又回到70年代的往事，從我轉入《星檳日報》當編輯說起。早前我說過，我和《星檳日報》結緣是始于60年代在高中時投文藝稿件。感謝《星檳日報》副刊編輯的提拔，鼓勵我寫出更多的文藝作品。

《星檳日報》創刊于1939年元旦日(1月1日)。這個日子蠻好記。也就是《星洲日報》在新加坡創刊10年后的事。凡是屬于《星》字頭的，概屬胡文虎（萬金油大王）的報業系統。在這之前，據我所知，已有香港的《星島日報》及泰國的《星暹日報》等等，而既然是在檳城創刊，自然稱為《星檳日報》了。

《星檳日報》創刊年代正好是抗日戰爭進入膠著的年代，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支持自然不遺餘力，也強有力的發揮《僑民》的角色，成為中國在海外的一支“文化戰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剛被聘來《星洲日報》的中國著名文學家郁達夫也兼任《星檳日報》文藝版雙周刊的主編。人在星加坡遙控《星檳》的文藝版，對提高《星檳》的名氣頗具作用。

我翻過《星檳日報》創刊時的舊存報，內頭確實有郁達夫的文章和他的編版風格，當然他在那年初來乍到，在檳城與當地文人聚會時也說了一些過頭的話，而引致一場“大筆戰”。這場筆戰后來查知來頭不小，原來是當年馬共一支筆黃耶魯（也就是后來的黃望青）與他展開一場論戰，說他輕視當地的文人，而有自視甚高的對“南洋文藝”誇誇其談而未切入正題。其中較明顯地郁達夫以較大的口氣要本地人多讀書，多創作，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家。對于魯迅（1936年逝世）的討論也不合時，似乎影射當地人尚未達此水平來議論魯迅的文章。

這場論戰后來由其他人和氣收場，但也給了郁達夫一個下馬威：本地文人也有一定的水平，不是好惹或好輕視的。

1940年，《星檳日報》為展示其魅力，出版了《創刊一週年特刊》，我早年通過友人從美國哈佛圖書館弄來一本複印本，內容盡是國民政府大人物的題字和獻詞，也有盡是表達抗日的文章，立場全倒向蔣介石。郁達夫也在特刊中針對文藝的提倡提出了諸多意見。

1942年日本南侵，創刊不及4年的《星檳日報》就頓然變成日本漢奸主持的《彼南日報》。在3年8個月的慘痛與鐵蹄踐踏的歲月中，馬來亞人民苦不堪言。《星檳日報》與其他報章全部陷入停刊狀態。文人跑得跑、躲得躲，被監禁與殺害的也大有其人。在檳城方面，鍾靈中學的師生犧牲尤為壯烈。

1945年日蝗軍戰敗投降，8月15日過后，馬來亞又告光復。這個時候交織著馬共與捲土重來的英軍事政府的鬥爭，而華文日報又如雨后春筍紛紛復刊，也多了許多新的報刊。《星檳日報》也沒有例外復刊。

雖然華文報刊呈現蓬勃現象，但在檳城也明顯地分成左右派，有支持國民黨蔣介石的日報（如光華日報），也有支持中共及傾向當地馬共的日報（如現代日報），而《星檳日報》中間偏些右的政策似乎兩面不討好，到了1950年時，呈現赤字連連。胡文虎有感于此，準備把《星檳日報》收檔。站在生意人的立場，報辦年年虧損是不辦也吧！

這個時候，冒出一位胡氏家族的胡榆芳，他以“自己人”的身份向胡文虎陳情，讓他用一個短時期對《星檳》進行全面的改組，看看是否能起死回生。

結果胡文虎以對檳城情有獨鐘的情感，允應讓胡榆芳博一博。于是胡榆芳從一名文員轉身一變成為“行將下沉”的《星檳日報》的經理。

他的政策是精兵簡政，削減員工薪水和節約開支。員工人為了支持《星檳日報》的生存，義不容辭地與胡榆芳一道苦拼死撐，矢言要使這個報社“咸魚翻生”。

必須帶出的是，在1948年緊急狀態時，走左派路線的《現代日報》（1938年創刊）已被英軍事政府關閉。其中主要的靈魂人物洪絲絲在較早前已轉移到新加坡的《南僑日報》主持大局。這就是說，1948年后，檳城已缺乏一份被左派認可的華文日報，因為《光華日報》其時仍緊走國民黨路線。

因此胡榆芳的改革《星檳日報》有一個隙縫是這份報紙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那就是謹慎而又逐漸走“中間偏左”的路線，以填補《現代日報》留下的真空。

這一改革果然有其效果，《星檳日報》慢慢地轉危為安，也擺脫經濟困境。不過《星檳日報》還是不能走得太遠，其一是胡文虎仍然支持國民黨政府，其二是英軍事政府不會讓《星檳日報》取代《現代日報》的立場。

于是《星檳日報》巧妙地走向中間偏一點點左的路線，刊登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喜聞樂見”的新聞和副刊。只要不碰觸法律，只要可以生存不再貼錢，胡文虎自然任由《星檳日報》繼續生存和發展。

胡榆芳的時來運轉，造就了他后來成為報壇的成名人士，但《星檳》也因為有了他的“大膽改革”才打勝了翻身仗，否則沒有下半段的《星檳日報》的故事。

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星檳日報》也崛起成為當地的兩大華文日報之一。胡榆芳更名正言順成為星系報業在馬來亞的代言人之一。

隨著50年代中期胡文虎的逝世，崛起的是他的第二代的繼承人，胡清才（文豹公子）出任董事主席，而胡蛟（文虎公子）則出任社長。在《星洲日報》與《星檳日報》不分的年代，兩大華文報展現出胡氏家族在華文報壇的至高地位。

“胡氏家族”是我們在進入“星系報業”服務時即“耳熟能詳”的特殊名詞，這里帶出了一句在當時流行，卻是有其客觀性的名句：“胡家天下客家兵”。意思是說，星洲也好，星檳也好，都是打著這個旗號在華社顯露風采。

當然這只是一般的私下不登大雅之堂的說法，因為在胡文虎的眼中，經理或大權可掌握在胡氏姓人的手里，但編務則交給有文化人素質的人來管理。戰后《星檳日報》的總編輯林姍姍，就不是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早年投入新文化運動，也是馬華新文學的一員主將。他曾在“光華日報”，“現代日報”服務過。有愛國之心，也有正義感，立場可以中間偏左。另外一位主筆黃蔭文也不是客家人，而是來自中國國民黨政府教育廳的人，他主持筆政，立論雖然傾右，但也不全然一面倒。

不過，在中下級的員工中，我們真的不難發現“拿皇旗”的胡姓員工，地位雖不高，因有“皇氣”罩住，你要多說也沒用，即使是雜工，若是姓胡的，也可不聽使令。我印象中有兩位姓胡的只聽胡榆芳說的，不聽別人說的，一位是姓胡名叫亞衛的雜工，另一位是攝記胡訓再。

客家兵在《星檳日報》內也大有其人。我就是其中一位。這種對鄉親和族群的“照顧”，可以從早期的星系報業中一覽無遺。

論檳城華人主導政權 （橫刀立馬）

*飛揚

我曾在2003年的大選前，在《光明日報》論述維護檳城華人主導政權存在的重要性。后來我又從歷史和政治的角度對華人主導政權的演變和形成作較深入的研究，結果完成一篇約三萬字的論文（這篇論文全文尚未正式對外發表）。

我是從四個方面探討這個課題，並把它提昇為學術研究來審視，以求得到一個比較客觀而又有說服力的結論。

第一個論述是從歷史的發展顯示了檳城（以前的中文學者稱之為檳榔嶼）是華人南來的第一個橋頭堡，而華人也把自身的文化帶了進來，並與當地的文化相互映輝。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后，華人南遷大為減少，但從1786年起（英人萊特于這一年占有檳榔嶼）到1945年止，檳城華人由不到百名激增至23萬名，佔人口的55%之多。這約159年的歷史是英國人為發展檳城而引進一批又一批的華人而形成的。

直到今天，在東南亞10個國家中，以人口比例而言，新加坡有75%的華人，馬來西亞有24%的華人，其他國家華人數量雖然可觀，但人口比例微不足道。例如印尼也有6百萬華人，只占人口3%左右；泰國也有華裔6百萬，也只占人口10%。而檳城華人從1900年起，已是最大的族群，一直到今天，華人約占檳城人口的45%，馬來人41%，印度人10%餘，剩者為其他種族。

第二個論述是對檳城人口和其地理位置作歷史性的分析，從中看到英國人之所以把大量華人引入檳城，然后又于1819年開闢新加坡，更大量引入華人，除了要發展這兩個殖民地外，也是要起到控制整個馬六甲海峽的作用。

因為英國瞄準了亞洲的中國市場，果然在1840年通過鴉片戰爭，占有了香港，打開中國的港口，方便英國從印度源源不斷的將鴉片輸入中國，一度企圖把中國人變成“東亞病夫”（鴉片仙）。

在這樣的佈署下，英國人也有防不勝防的地方，例如19世紀，華人通過會黨在檳城建立“政府中的政府”，后來被英國成立的華民政務司（1877年）打散了。又如20世紀30年代成立的馬共，也給英殖民政府帶來相當的威脅。

最后在第二次大戰一結束，英軍馬上重臨，又于1948年把馬共列為非法組織。為了爭取民心，英國人在1951年先在檳城推行選舉制度（市議會），給了華人通過民主取得政治權力的機會。

英國人把中央的政治權力移交于馬來民族時，也安排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檳州出現一個以華人主導的州政權，連同地方議會的民主政制以彰顯英國人也給華人留下碩果僅存的政治遺產。

雖然如此，檳城的華人主導政權也是歸順于中央政府的，但其意義則襯托出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各個民族都有所得，各安其位。這種用民主來抗拒馬共並從中扶持起華人州政府是英國人引以為榮的一件事，因為它已經完成英國擴張政策的美夢，從印度經馬來亞到香港，完完全全地打開亞洲的門戶，成為充實英國經濟的海外資源所在地之一。而檳城華人則在英國人走后嘗到政治權力的果實，在間接上也符合英國人用華人主導政權堵住共產勢力的蔓延。

第三個論述是檳城華人主導政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主要點出工業化的成功惠及全民，成為國家的模範發展州，各民族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從王保尼到林蒼祐和許子根都體現出他們是全檳城的首席部長，不是一個族群的首席部長。這種通過經濟擴張來滿足各族人民的需求。他們都表現了權力平衡的分配；‚中庸的施政及ƒ種族關係與利益的協調並與中央政策的配合。

研究之下，原來這是採用60年代在歐美興起的“政治經濟學理論”（The Economy Theory of Politics）而奏效。這個理論是採用經濟的途徑來討論政治，不是強調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而且把政治領域當作經濟來看待。

第四個論述觸及千禧年后華人主導政權面對的挑戰和隱憂，除了人口比例逐漸拉近外，也出現了一些馬來民族主義份子要求改變現狀的聲音。

在這種新形勢下，許子根大膽地提出檳城是經濟全球化聲中一個「小而稱堅」的實體，足以成為歐美及中日之間的一個經濟紐帶，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而對全國全民有利，以帶出華人主導政權的存在是對國家的未來有百利而無一害，同時也向全世界展示我國是一個多元種族和諧的國家，正符合了首相阿都拉所強調的各族分享政權的標記。

林吉祥夢斷檳城

這一篇我要專寫林吉祥進軍檳城的前因后果。他是在1986年踏足檳城政壇，而在這之前，他一直是馬六甲或八打靈的議員。這位在1969年崛起的政壇新秀，在“513”事件后便取代吳福源而成為黨的秘書長（他在1969年“513”后被逮捕，直到1970年10月才獲得釋放，而成為黨的秘書長）。

先說他進軍檳城的背景：
1982年大選，民主行動黨兩面受敵，一方面是來自國陣的，另一方面是來自董教總的民間力量支持民政黨。在不利情勢下，行動黨只在國會保住9個議席，在檳州的議席僅剩兩位。這一年的檳州大選，幾乎是民政和馬華的大鬥爭，行動黨只得靠邊站。

反對黨在檳州的政治“真空”，導致林吉祥審時度勢要親自掛帥，因為這個時候，卡巴星和彼得達遜已喊出要執政檳州的口號，但沒有一位有名氣的華人領袖壓鎮，行動黨是不可能在檳州殺出一個春天來。這也給予林吉祥一個機會在檳州引爆一場大鬥爭。

這就是說，林蒼祐在1982年踢走林建壽后，又在1986年迎來了一位姓林的敵手。這個人就是林吉祥，他挾其名氣要攻下民政的保壘區。

于是在這年的大選，上演了林吉祥鬥許子根緊張又激烈的一幕。許子根是在1982年中選丹絨區國會議員，才剛做了4年的議員，竟要面對反對黨巨人挑戰，實在使他坐立不安。

這就是行動黨的丹絨一役。

林吉祥也在甘榜哥南州議席提名，一石打二鳥。雖然尚未敢正式喊出要打倒國陣和執政檳州的口號，但言行中已表露要登陸檳州，且“算準”檳州是唯一能讓反對黨大展身手的一州，因為它有最多的華人選民，不像其他州，華人議席都未過半數。

也許他想效法民政黨在1969年以反對黨的姿態上台執政的奇蹟，也許他想把行動黨大本營搬來檳州。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林吉祥要從丹絨開始他的第二階段的心路歷程。

選擇挑戰許子根，也引起一些非議。市面有人認為這兩個人不應該在同一個選區激戰，因為兩位都是優秀的議員，使到選民左右為難。但憑著個人聲望，很快的林吉祥占了上風。反對黨放出風聲說，許子根輸了不要緊，可以委任成為上議員；若國會沒有林吉祥，那等于是失掉一位反對黨領袖。在兩相權衡下，許子根已是處于下風。

我曾經在大選前后與林吉祥有過接觸。大選前我問他勝算多少，他說50對50（政治人物總愛描繪成平手或苦戰，才能取得一些同情票）。不久后他又改口說，好像是超過50%。這意味著他已具備信心拿下許子根。

另一邊廂我又問許子根，有多少把握。他很無奈地說，把握不大。這是一場十分艱苦之戰，比對壘陳慶佳要難得多（1982年許子根取勝陳慶佳，只有834張多數票），因為這一區在1978年之后，已成為反對黨的強區，而且打從1959年開始，一直是反對黨的強區。

在投票前夕，報界已預測林吉祥會取得勝利。果然不出所料，開票當晚，但林吉祥竟贏了萬多張多數票，也教人大跌眼鏡。

隨著丹絨一役開花，行動黨有十條大漢闖進檳州立法議會，遂使到林吉祥信心滿滿。

許子根在失敗后，轉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這個並不高的官位，最終給他帶來意想不到的好運。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林吉祥則意氣風發在檳州政壇大展身手。

接著在1990年林吉祥展開他的丹絨二役。這一役他又是偏向虎山行，在州議席黨對壘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此時行動黨的口號是要執政檳州，也就是要打倒國陣（民政）州政府。

我曾私下問林吉祥，為何又來挑強人來打，尤其是林蒼祐是不易被打下的對手。他告訴我，這不是他個人所要的，是檳州行動黨決定要他出戰林蒼祐。

我又曾求證于當時的行動黨州議員陳爾奕，為什么要走這一步險棋？他的答案是：既然要執政檳州，林吉祥非得來個“王對王”之役，不然林吉祥來檳州做什么？又怎樣執政檳州呢？

開票當晚，許多人看傻了眼，行動黨居然如同秋風掃落葉，勝了14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執政，可惜46黨時運不濟，雷聲大，雨點小，在檳州全軍盡沒。

不用說，打敗林蒼祐的林吉祥，已開始計劃下一屆一定要讓檳城“改朝換代”。但他算不到勝利后面隱藏的危機和凶兆隨之而來。這不是黨內起內鬨，而是檳州人民開始反省這樣做是不是“得不償失”？因為在國陣內，馬華再一次輸得干干淨淨（如同1969年的翻版，一席也沒有），剩下民政黨7席，與巫統的12席保住政權。

這一下子，人民在思索華人首席部長會不會不見了？幾經談商，巫統力勸民政黨再主導檳州政府，交由民政敲定人選。民政在失去林蒼祐后，士氣大挫，但也得面對現實，經過黨的討論和表決后，許子根勝了吳清德，他成為繼林蒼祐的首席部長，啟開了許子根時代，一個弱勢的政府。這個“結局”又是誰造成的呢？選民心里有數，林吉祥“心里沒數”。他依然相信一個林吉祥的時代是會到來的。

就這樣在1995年，林吉祥開展他的“丹絨三役”。這決定性的一役，行動黨打出的名堂是“不要弱勢的首席部長，而是要一個強勢的首席部長”。

于是他再次冒險，直接和許子根對壘，這是第二度挑戰許子根，也是第二次挑戰首席部長的議席。他也許沒有估算到兩個重要點：其一是46黨已大不如前，在沒有馬來政黨結盟下，攻下檳城，談何容易？馬來選民一向以來都把行動黨當成華人反對黨，自然不會給予支持；其二是檳州華裔選民面臨抉擇，是否還要重演1990年的險局或是力保一個華人首長？在權衡輕重之下，選民選擇了后者。他們對行動黨能否上台執政抱著置疑的態度，不再像1990年那樣給予火熱的支持。
不論是否是林吉祥的個人心願或是檳州黨的決策，他的這一戰對許子根已使他在戰略上處于被動的地位。

如果他不在丹絨武雅對許子根，極有可能行動黨不會敗得那么慘。畢竟保留他的國州議席也是選民可以接受的。

以此推論，林吉祥不戰許子根，行動黨或能保住一些州議席。

但事實上，行動黨既然已做出這樣的戰略和排陣，就得面對慘敗的后果，誰也怨不了誰，只能說檳州選民不要這樣的“英雄主義”的政治，他們要的是一個在安定中保現狀的州政府。林吉祥輸在“天不和，人不利”的條件下，正應了“人算不如天算”。可憐的行動黨只剩下一名州議員，她就是章瑛，丹絨三役埋葬了行動黨“火熱的理想”。

1999年，林吉祥不再打“丹絨四役”，也沒有所謂丹絨之役了。不過在排陣上又似乎浮現“丹絨四役”的影子，把強者推向國陣的選區叫陣，包括林吉祥本人轉向升旗山區對謝寬泰。離開他守了三屆的丹絨國席。

初看起來，謝寬泰“劫數難逃”，但幸運之星卻罩在他的身上。林吉祥本是以為這樣的排陣可以讓行動黨扭轉劣勢，詎料行動黨未沉，林吉祥卻下沉了。

失掉國席的林吉祥，已是光芒不再。他深深地感受到檳州已不是他“安身之家”，他需要另外找一個家，結果在2004年他找到怡保“新”的家，又搖身一變再次成為反對當領袖。檳州“養不起”林吉祥。他不認命也幾難！

馬華民政合併論

我在《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一文》中提到的一點就是馬華應促成與民政黨的合併。

我的論述包含歷史與現實的兩個層面。

從歷史而言，成立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改名，全名是“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意味著這個黨是“代表華人的”。華人可以拒絕馬華代表華人；也可以通過民主投票否定馬華的代表權。但從1955年有選舉制度以來，除了1969年大選受重挫（但仍保留13名國會議員）外，馬華都取得一定的議席，且一直以來都是在執政黨聯合陣線內聲稱代表華人而參政而進入內閣。因此馬華必須牢記它的使命和職責就是維護華人在這個國家的權益，進而引導華人在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創造一個和諧社會。

但是馬華的代表性在60年代受到左派反對黨社陣的挑戰，並從意識形態的鬥爭中指馬華是“照顧資本家利益的政黨而忽略了廣大中下層人民的利益”。這種鬥爭在70年代宣告結束，因為社陣已不存在，而且在69年的大選已退出憲制鬥爭。

不過，在另一方面，馬華的完整性卻因自身的分裂而受到挑戰。先是1961年林蒼祐（原為馬華第二任總會長）拉隊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繼之在1968年，民聯黨又搖身一變成為民政黨，且在1969年的大選取代馬華在檳州的主導地位，成為執政黨。然后又于1972年巧妙地與巫統組成檳州聯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擴大了的聯盟而成為“國民陣線”的一員，與馬華在國陣內“同床異夢”。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1973年），馬華的改革派領袖林敬益在與陳修信鬥爭失敗后，拉隊加盟民政黨。到了1981年，原任馬華署理總會長的曾永森在1979年鬥不倒李三春后又過枝民政黨。
至此我們看到民政已幾乎蛻變成馬華分裂出來的另一個執政黨。

雖然在1981年，馬華成功地拉回改革派一員大將（陳忠鴻退出民政重投馬華），又于1990年再拉曾永森回歸馬華，但並沒有改變馬華與民政在國陣內的明爭暗鬥的局面，表面的合作無法掩蓋兩黨領導人間積壓已久的恩怨。

這種上一代遺留下來的糾纏不清的后果起因于馬華的分裂，每一次的修補關係都是為了應付反對黨的挑戰，從來未認真的考慮民族主義的重要性和華人權益大過黨的原則性。抑有進者，隨著新生一代的分別加入馬華或民政黨，被灌輸的不是新民族主義的思想，反而把上一代的恩怨拉下來，並相信兩黨的存在是必要性的，其中一個最強烈的理由是：民政黨是“多元種族”的政黨，馬華是“單元種族”的政黨，因此兩黨的合併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合併。因為合併以后黨的利益會受損，個人也因此可能失去在黨的地方上領導的地位；而中央方面也許要作出犧牲。與其合併，不如保留現狀為好。

可是如果我們從現實來探討，則不難發現馬華的“單一種族”也是溶入多元種族的國陣大家庭內，它不可能自行起而執政；同樣的，民政黨的“多元種族”理念放在國陣的天秤來檢視，也成了代表華人族群的政黨。換句話說，現實社會把馬華和民政定位在代表華人族群在國陣內一起為實現“馬來西亞民族”而鬥爭。

至少在巫統看來情形就是如此，不然巫統基層的地方領袖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檳州首席部長應由馬來人出任或採用輪流制？因為他們的馬來民族主義思想使他們感受到馬來人在州內被“邊緣化”已是時候要求改變（這種說法並無事實根據，僅是一種民族情緒的表達）。

所幸我國首相阿都拉以開明和快迅的反應把大局擺定：“國陣已有協定，首長不採輪流制，一切保留現狀。”這是延續前首相馬哈迪所堅持的開明政策，沒有必要牽一發動全身。《南洋商報》在5月25日的社論《檳首席部長職不應輪任》是及時和切中時局的評述，我對此表示激賞和贊同。

不過五年或十年后，巫統的地方領袖還會不會再次挑起此課題？不但是巫統中央領袖關注的事，而且馬華和民政也應有所警覺，不能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傳統，不必加以重視。這已經不是馬華或民政的人任首長的事，而是傳統是否會再一次被基層挑起以尋求政變。

除了這個現實的政治例子外，華人社會也在多元種族的國家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挑戰，這就需要馬華及民政認真地考慮如何建構一個新民族主義來確保社會的和諧與平衡。因此，馬華也好，民政也好，在政治現實下，已不能對追求真誠合作乃至合併事置之不理或不當成一回事。

我要說的是：兩年前啟開的兩黨合併工作團應重新開動，國家主義下的各民族利益的合理協調與分配已是馬華和民政的頭等重要議程，進而完成兩者之間的統一與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