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華文報業政治化的爭議

(一) 報紙是文化抑是生意？

不知道是誰說過這麼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要害你的敵人，最好教他去辦報"。
辦報怎麼害"敵人"？如果你未曾涉足報業，可能是一知半解或不知不解，後來聽明白了，原來辦報是"血本無歸"的大吐血的生意，有賠無贏，準教你的"敵人"虧得呱呱叫，甚至傾家蕩產（可是在南洋商報事件上，情況好像不是這樣）！

這樣說話也許比較刻薄，但從中也讓人領悟辦報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它的辛酸苦辣，實不足為外人道。如果你本身沒有千萬或過億身家，連想也不要想，賠錢時會讓你賠到手腳軟。

當然這也不是放之四海皆準，有人辦報終於成功，躋身成為千萬身家，且樂在其中。武俠小說家
金庸就是一個例子。他原先是屬於左派的文化人，因為不甘被當權派控制言論，在香港創辦了他的"明報"，成為知識份子的一份報章。表面上看來，他是和中共有不同的言論而取得了讀者（大凡一個運動，處於劣勢的一方會得到同情），明報也因此成為金庸的牌子，這份報紙有立場嗎？有的，它是屬於金庸的立場，一個知識份子的思路，因此，自然與中共掛不上鉤，後來香港的社會逐漸變化，尤其是1979年中共簽署回歸香港的協議後，大勢已定。

金庸也就慢慢改變他對中共的看法，且一度還與鄧小平促膝長談。這種政治與輿論的溶合在一方面顯示中共的胸懷放寬，容納"讀書人的異議"，另一方面又襯托金庸作為報人的成功，可以使到當權的也重視他的一把聲音。

後來他把"明報"賣掉也賺了一大筆，現在正享受他作為一名報人付出一生的勤勞後得到的回饋。

不過，借金庸之名而把明報的影子搬來馬來西亞是六、七十年代的事，先是有新加坡的"新明日
報"，後有馬來西亞的"新明日報"。新明日報也一度在馬來西亞報壇成為熱門的報紙之一。

因為它走的是普羅大眾的小市民路線，成為"菜籃報紙"（婦女上巴剎買菜也喜歡順手塞一份新明日報回家"慢慢觀賞"。

曾幾何時，新明日報易主，一易再易。本來與陳群川有關係，不知如何又落入"海峽時報"手中。由於連連虧本，新明日報終於走進歷史。

也許當年有太多的華文日報，少一間不怎麼樣，多一間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同，反正大家都以生意的眼光看問題。辦報就是做生意，雖然間中表達出推廣中華文化的"偉大使命"，當他走向盡頭時，除了惋惜之外，沒有人再表達甚麼抗議的。本來應該抗議海峽時報不珍惜"中華文化"，但沒人登高一呼，似乎不看新明日報，還有其他華文報，不必擔心甚麼似的。

我們的這種心態也維持到後來幾家華文報不見了，僅剩下目前的5家。這種變化和華文報業逐漸減少未引起共鳴，只能說明也許華文日報太多了，看也看不完；再說，報紙本來就是一種企業，一種投資的企業，不是股東的管不來，既然要關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華社在這個過程中可曾有甚麼失落？

本來人們都說華文報與華文教育是息息相關的。沒有華文報，華文教育就會走向式微，但往往教育與報業是兩碼事。教育是需要用錢用力來扶持，一間也不能減少，必須要捍衛到底，否則華文教育將會失掉；反之因為一向來人們把華文報看成商業的文化機構，是不可能捐助的，也沒有必要鼓吹人人看報，而且要看多份報，你不看也沒人管，就讓報業之間競爭讀者吧！

大概這已是定型的模式。當我們踏足報業工作時，被認為是在一家公司打工。來來去去也是等閒之事。總之，我們習慣性地視報紙是企業的歸類，並且認為報社也是在做生意，所不同的是它的服務對象是民眾和讀者。若一家報社要維持其生命力和生存的空間，就不得不重視讀者群和廣告客戶。這兩者是相輔相行的，廣告的多寡也胥視報份來取決。

這就是說，做老板的，他要把一份報紙做成大眾化和以內容取勝，才能確保報社的地位和發展的機會，如果讀者日益減少，可就是大事不妙了。

因此辦報的人，總是戰戰兢兢，左防右防的，一個不小心，可能會陷入危機。也不能拿員工的飯碗來開玩笑，這邊要應付政府，那邊要應付讀者，有時是順得哥來失嫂意，最為關鍵的是，報紙的出版准證是必須年年更新的，准證不更新等於是不能出版。

自獨以來，我們已面對這樣的情況，從未改變。因此不論任何語文的報紙，它的親政府的立場是十分明顯的。一般來說，報社在處理政治性新聞時，會70%倒向執政黨，30%給予反對黨。有的多一點，有的少一點，視情況而定。有人批評報紙對政府是"小罵大幫忙"。這活也有一些道理，難怪反對黨人常會抗議報社處理新聞不公，對反對黨的言論有刪無增，甚至隻字不見。

隨著政局的改變和時代的進步，反對黨的聲音也不時在報章出現，予人一種印象是"報紙是公器"，是大眾傳媒。它應該要做到有些平衡才對。

可是我們又往往忽略一種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報紙的後面有老板，老板不是大財團也是大企業家，甚至還上市掛牌。在這種企業文化遊戲的規則下，買賣就成為老板與老板之間的事。

就如3年前鬧得滿城風雨的"南洋報業事件"，是在這一背景孕育下的產物。如果買賣雙方不是有一方是政黨出面，而是由企業家出面（管他是甚麼政治背景），大概不會有所爭議。

這個爭論不在法律和買賣的問題，癥結是在於華文報只剩下5家，如果都被政黨控制的話，則不屬於有關政黨的聲音可能會減少乃至消失，於是反對浪潮風波不止。

要一勞永逸解決問題最佳之道是成功促請政府開放報業，不再實施每年更新准證的申請，讓有心
辦報的人都可以註冊辦報，若觸犯法律，提控法庭；若經營不善，自己收檔，怨不得人。

如果出版業自由開放，反對的人也可以集資辦報。不同的政黨也可以辦報，讓讀者作自由的選擇也不是壞事，可能更能啟發他們的思考。

總而言之，認為最好的方案是爭取民主的大開放，讓百花齊放和百鳥爭嗚底下，就可達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了。

雖然政黨收購報紙，也與企業公司一樣，要面對風險。但另一方面，大概因為認為言論自由空間原本有限，所以收購事件才引來這麼大的反彈。

(二) 報人成了夾心人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走的是一條曲折不平的道路，在我國於1957年獨立前，華文報就立足在我國。這是我們的先賢從中國南來時，也把文化散播在這塊土地上。辦報的人，不是商賈，就是有志向的文化人。英殖民政府沒有必要在華文報作投資，不過也實施一些法令限制報章的言論自由。儘管如此，還是有人甘冒投資風險去辦報。

獨立以後，我國的華文報業繼續存在和發展，因為它有讀者，也就是有生命的元素在支撐。如果離開了讀者，或讀者寥寥無幾，其生存就大有問題。於是為生存起見，各華文報都想盡辦法爭取讀者和廣告，甚至不惜斥資提昇內容，言論較為大膽，讀者也因之從中受惠。

在那個時期，西馬的華文日報共有8家，東馬更是超過這個數目。一般而言，除了全國性的報紙有相當的報份外，地方性的報紙，其報份也有一定的局限。

讓我們分析一下，如果華人的人口有500萬，扣掉一半的華人是受英文教育的，則剩下250萬人或會華文或懂一些華文或屬於文盲。這當中也有人不看報的，因為他們提不起興趣，如果我們把當年的（60及70年代）華文日報的總報份訂在日銷30萬份，每一份有讀者平均5人，則有150萬人閱讀華文日報。後來華文報又有新的發展，又有三日刊，又有週刊，又有雜誌，林林總總，似乎是"大有進步"。這類報刊內容方面則偏重於趣味性的，乃至是被認為較低層次的，以吸引讀者，所謂大塊頭或具有學術或思想性的文章就不多見，因為"曲高和寡"，缺乏知音人，當我們的報刊流入通俗化或說帶有較為大膽的情色意識，就被批評在散播不健康的文化，以致登不了大堂，諸如此類的報刊，其生死就沒人去理。良性惡性競爭。

但西馬的華文日報從8家減到5家時，人們雖會覺得少了一點，倒也不去追問其原因，反正虧本的，賺不了錢的，自己收拾包袱好了，因為還有其他日報在點燈（說是照亮華人的文化吧！）
即使是剩下5間，也是競爭得十分激烈。各出法寶招徠讀者，以期出奇制勝。有時候競爭是良性的，有時候是惡性的。華社對於這樣的文化生意，已是見多不怪。如果5家之中再有一兩家倒下（不是收購，是自我收盤），不知華社會不會起恐慌？並集資來挽救呢？照過去的情況來推測，大概華社也難插手，生意做不好，要怪誰呢？

在今時今日，西馬的華文日報的總報份到底是多少份呢？有人估算約有50萬份。若是以平均3人看一份，讀者人數有150萬，若是平均5人看一份，就有250萬人。我們就取中間數推算有200萬名的讀者（以人口的成長率來算，華文報業的成長似乎沒有顯著的進步，而是維持在固有的水平）。

能夠維持局面，實在不簡單，尤其是獨立多年後，華文教育也受到很大的衝擊，經常為生存和發展不斷地爭取和鬥爭。如果我們拿華校和華文報作個相等的文化機構作比較，它們之間是唇齒相依的。但如果我們把報館當成一種企業來看待，彼此之間就有了差距。前者是無回報的投資，只求培育懂得華文文化的人才；後者是有回報的投資，不賺錢要靠誰來"慷慨解囊"？

正由於長久之來，我們都把華文報的營運當成企業的投資。因此不去注意誰是真正的老板，也不計較其政治背景，只要內容具可讀性，且言論中肯，不會太過偏向一方，就會加以接受。

但一個非常普及化的概念是，如果一份報紙敢於在言論上表達對當政者的鞭策，對執政黨的批評，並給反對黨一定的空間，也讓知識份子表達批判性文章。它肯定會較受歡迎。畢竟人的心態是比較喜歡看罵人的文章和批評當政者的言論。他們不希望每天讀到的是"上情下達的政令和宣傳文字。他們要看到多式各樣的言論都能兼收並蓄。

這當然尚不是報紙賺錢的保證，要使報紙賺錢，就要有更多的讀者和廣告，並使到一份報紙生動活潑，與讀者打成一片。不過讀者閱報都有一個習慣性，除非不得已，不然是絕少要更換看另一份日報，這就是為甚麼一份新的報紙極不容易紮根的原因。因為華文報的讀者好像已經飽和，不需要新的報份來刺激官感。假如新的報紙敢罵敢寫，又另當別論。比如馬來西亞若是出了一個香港型的黎智英，拿大把鈔票來對新聞人物大彈特彈，又揭秘又挖苦的，可能會異軍突起。黎智英之所以在報業"殺出一條異路"，是他敢和中國政府頂撞，具有強烈的反現狀心態。至於他是否
是"文化救星"，就毀譽參半了。

相同的，馬來西亞的民眾也許能接受黎智英這類人來報辦。因為他推出的內容"具爆炸性"。
可是馬來西亞不是香港和台灣，肯定容納不了黎智英來"搞亂局面"。因此一般都接受"現狀的維持"，也就是按傳統由生意人來辦報，而編務交由專人管理。

現在馬華公會要插足進入華文報業，馬上引起華團的異議和反對。其目的正是擔心"現狀的維持"被打破，因為華團認為一個政黨動用2億餘元來收購南洋和中國報是有政治議程，首先想到的是"言論自由"進一步被控制和箝制，將來再也聽不到反當權者的聲音了。若從這一角度看問題，自然容易激發民眾的認同，也會對兩份華文報的未來有深遠的影響。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當報紙被商業化的時候，其買賣的過程就非"言論自由"這碼事，而是交易能否成功。在成交之後，伴隨而來的問題便是能否支撐整個局面，並加以發揚光大？而這之中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是報紙不僅僅是一盤生意，它涉及了"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爭議，特別是指政治上的課題。這就是辦報與其他生意不同的地方。當一個政黨（尤其是執政黨介入主導後）投進"輿論的海洋中"，它如何學習在"輿論中游泳"而不帶有政治議程或讓它如同過去，大小都可抨擊，甚至連老板也可罵個不停？這對做老板的等於是拿錢來受氣，也很難向自己作交代。

基於這樣的一個矛盾想法和心情，馬上引出了兩種思潮的交鋒。一方認為政黨可以辦好華文報，讀者不會很介意；另一方面認為政黨不可能辦好華文報，讀者會十分在意的。

由於可見，雙方都把成敗繫於讀者的身上。讀者的反應與態度，將產生決定性的作用。也唯有讀者才能決定兩報的命運。這在馬來西亞華文報歷史上，是從來未有過的爭議與抗爭。兩股左右報人命運的集團在主導未來走向，而報人本身無法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不是華文報業的辛酸淚，又是甚麼？對所謂"無冕皇帝"和第四權力的報章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難怪報人被稱為"紙人"（Paper Man）。有時候如同紙一般輕的飄來盪去。當事到臨頭時，只有靠邊站？或者，該讓報人（當事人）也發發他們的聲音吧！

(三) 中文報定位在哪裡？

華文報業一向以來都被當局視為主流媒體之外的輿論，因為政府以國文和英文的報導作為標準。華文報則面向華文讀者，不是政府官員閱讀的主要傳媒，因此在很多時候，華文報的報導或民眾的投訴不是他們所要關注的。其一是上司不會讀華文報，不會責備下屬工作不力；其二他們本身也看不懂華文報，你投你的苦，他則不當一回事。

還有當官的或從政者，每每舉行記者招待會時，總會客氣問記者來齊了沒有，意思是問西報的記者有在嗎？若尚未到，可以稍等。如果是華文報的記者遲到，對他們是不重要的，儘管華文報的報導可能比較詳細。反正他們之中，多數是看不懂中文的。除非是要向華社傳達訊息，不然還是以西報為重。

但當選舉期一到，他們就記得華文報的重要性，目的無非是要向讀中文報的選民爭取選票。在這個時候，華文報的身份才顯得較為重要。這是從政者利用傳媒的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
反過來，如果是中文報想借助高官來提昇報章內容，當官的不一定賣賬，因為他也不知道你在寫甚麼？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十分畸型的現象，因為英殖民政府的政策使然，許多華人子弟都接受英文教育而不懂中文，至多曉得他們的中文名字是怎樣寫的。華人不懂中文比比皆是，造成華文報要在華社中爭取讀者群時，只能向懂得中文的華人下手，以致讀者人數不及西報讀者人數。

大概是時代的轉變，到了80年代後，華文對從政者來說似乎比較重要。好像身為華人不懂講華語有些說不過去，於是拚命學講華語。他們之中，相當多人只會當學方言來講華語（講稿內用羅馬拼音），還是看不懂中文報的內容。直到今天，除了少數當官的華人從政者既懂華語和華文外，大多數還是不懂華文的。

有時候，身為新聞工作者的會這樣私下懷疑：這些人真的熱愛中華文化嗎？真的對華文報有感情嗎？或是為了政治目的不得不表示對華文報的"熱愛"？他們愛甚麼呢？他們的孩子多數送進英校受教育，又說明他們對"中文教育"的歧視。如果他們這些人"搖身一變"，成為"華文報業的鬥士"，你接受這個事實嗎？

人的虛偽與雙重性格往往因勢利導而有不同的臉孔。如果你再往深一層剖釋，不難發現"在功利主義"的社會，從政者也不例外有自私的一套"人生哲學"。本身在外頭高喊與"華教共存亡"，下一代則是不懂華文的專業人士。由此類推，不單在政界，即使在其他領域，包括文化和教育圈子，也不難發現把下一代送進英校的例子。理由無他，就是不相信中文能造就下一代，而且不懂中文同樣可以成材。

華文報在面對這種逆境中，經過幾許的掙扎而得以生存和緩慢的發展，是文化工作者歷盡心血換來的代價。如果沒有這批熱愛中華文化的人的獻身和不斷地新陳代謝，恐怕華文報早已自我消失於這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即使是華人不懂中文又怎樣？

於是在過往當一些華文報面臨危機時，或被禁或因經濟問題陷入困境，或走向關閉時。我們似乎患上"事不關己"的麻木症，沒有形成一股力量挽狂瀾於既倒或大聲疾呼或抗議政府的強硬行動。這對從事華文報業的人來說，是一種悲哀。這就是為甚麼肩負起傳播中華文化使命的傳媒會被當成一盤生意，一種企業來看待，它們不是經常被譽為"人民喉舌"，"人間正義"的公器嗎？

還有我們也許沒有注意到，創辦華文報的企業家，他們的第二或第三代，可能是受英文教育的。當他們認為不需要再經營這種文化生意時，他們就會想到轉手。因為他們本身也看不懂自己的生意到底在表達些甚麼？只能從賬目中看到生意的走向，如果認為不是最佳的投資，我們又如何阻止大企業老板轉手嗎？過去已有這樣的例子。

因此，說到華文報，其生命力的關鍵在於編輯部。編輯部的強弱對報業的存亡是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可悲的是華文報的編務人員一向不如西報具有較崇高的地位，他們被歸為附屬行政管理層的一部份，一切都以行政管理權為主。說得切實一點，就是經理部控制了編輯部，不是平行關係，而是主從關係，可惜的是這種現象一直未被糾正過來，理由是它被當成企業生意來看待。從事報業工作的人，有最深切的感受。

如果編輯部被擺在一個高層次，與行政管理盡有同等的地位，就不必擔心行政權壓倒一切。
可是編輯部的"一定權限的自主權"在那裡呢？

正因為界線從來未被劃清，也正因為行政權高高在上，當一個報館更換老板時，問題跟著出現。
南洋報業的事件就是這樣被浮上檯面，而且成為華社的一個焦點。過去幾年，南洋商報的報份在下跌或未有成長時，大家都不以為然，同樣用企業的眼光看待，即使南洋商報費盡招徠之術，爭取讀者支持，華社也未因此形成一個運動，來打救商報的報份，使之與敵手平衡。

為甚麼呢？因為這是做生意。

可是，當馬華公會插足其中，整個局面便政治化了。如果不是馬華公會，可能沒這樣大的爭議。表面上看是為"維護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在當前的法令下，報業到底有多少的自由空間，大家心知肚明），實則是一股對馬華當權派不滿的發洩。這就涉及政治鬥爭。因為一方以華團和反對黨的反浪潮認為馬華主導華社不力，問題堆積如山，如果報紙再被控制，擔心反對聲音不見了，會使華人處於不利的地位；可另一方以馬華當權派為首則認為情況一分為二處理，絕不會拿大筆錢與華社作對，反對的人似乎太敏感了，先發制人，對買者有欠公允。至於政治嗎，則可以明槍明劍比個高低。因此，當權派不服氣反對者借買賣事件拿馬華來出氣和抹黑，甚至開刀。

挾在兩派鬥爭的報人，他們真的成為夾心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到底他們要聽誰的？我們能不能讓出一些自主權，給報人憑良知搞報紙？

弄垮一間報館不會太難，但要弄好一間報是很難。如果報館倒了，向誰要回來？報人是打工的，他們沒有能力辦報，因此要有人出資提供地盤才行。出資的人若不培養人才，不請專才發揮，難道是辦"廣告報"或"宣傳報"？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言論自由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使命，那就是維護和推動中華文化。當中華文化萎縮時，"言論自由"可以搬家，搬到其他媒體登台（比如《今日馬來西亞子報》就是英文媒體的言論自由）；反之假如華文報業少了，中華文化是否可搬到英文報壇登場？

無論政治鬥爭如何殘酷。我們若能避開拿中華文化作祭旗，將是較好的選擇，也讓報人可安心工作，發揮專業的精神。自由不是武器，是人類的理想。文化不是戰場，是人類共有的遺產。
（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