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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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9.9.04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政治化的爭議

(一) 報紙是文化抑是生意?

不知道是誰說過這麼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要害你的敵人,最好教他去辦報"。
辦報怎麼害"敵人"?如果你未曾涉足報業,可能是一知半解或不知不解,後來聽明白了,原來辦報是"血本無歸"的大吐血的生意,有賠無贏,準教你的"敵人"虧得呱呱叫,甚至傾家蕩產(可是在南洋商報事件上,情況好像不是這樣)!

這樣說話也許比較刻薄,但從中也讓人領悟辦報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它的辛酸苦辣,實不足為外人道。如果你本身沒有千萬或過億身家,連想也不要想,賠錢時會讓你賠到手腳軟。

當然這也不是放之四海皆準,有人辦報終於成功,躋身成為千萬身家,且樂在其中。武俠小說家
金庸就是一個例子。他原先是屬於左派的文化人,因為不甘被當權派控制言論,在香港創辦了他的"明報",成為知識份子的一份報章。表面上看來,他是和中共有不同的言論而取得了讀者(大凡一個運動,處於劣勢的一方會得到同情),明報也因此成為金庸的牌子,這份報紙有立場嗎?有的,它是屬於金庸的立場,一個知識份子的思路,因此,自然與中共掛不上鉤,後來香港的社會逐漸變化,尤其是1979年中共簽署回歸香港的協議後,大勢已定。

金庸也就慢慢改變他對中共的看法,且一度還與鄧小平促膝長談。這種政治與輿論的溶合在一方面顯示中共的胸懷放寬,容納"讀書人的異議",另一方面又襯托金庸作為報人的成功,可以使到當權的也重視他的一把聲音。

後來他把"明報"賣掉也賺了一大筆,現在正享受他作為一名報人付出一生的勤勞後得到的回饋。

不過,借金庸之名而把明報的影子搬來馬來西亞是六、七十年代的事,先是有新加坡的"新明日
報",後有馬來西亞的"新明日報"。新明日報也一度在馬來西亞報壇成為熱門的報紙之一。

因為它走的是普羅大眾的小市民路線,成為"菜籃報紙"(婦女上巴剎買菜也喜歡順手塞一份新明日報回家"慢慢觀賞"。

曾幾何時,新明日報易主,一易再易。本來與陳群川有關係,不知如何又落入"海峽時報"手中。由於連連虧本,新明日報終於走進歷史。

也許當年有太多的華文日報,少一間不怎麼樣,多一間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同,反正大家都以生意的眼光看問題。辦報就是做生意,雖然間中表達出推廣中華文化的"偉大使命",當他走向盡頭時,除了惋惜之外,沒有人再表達甚麼抗議的。本來應該抗議海峽時報不珍惜"中華文化",但沒人登高一呼,似乎不看新明日報,還有其他華文報,不必擔心甚麼似的。

我們的這種心態也維持到後來幾家華文報不見了,僅剩下目前的5家。這種變化和華文報業逐漸減少未引起共鳴,只能說明也許華文日報太多了,看也看不完;再說,報紙本來就是一種企業,一種投資的企業,不是股東的管不來,既然要關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華社在這個過程中可曾有甚麼失落?

本來人們都說華文報與華文教育是息息相關的。沒有華文報,華文教育就會走向式微,但往往教育與報業是兩碼事。教育是需要用錢用力來扶持,一間也不能減少,必須要捍衛到底,否則華文教育將會失掉;反之因為一向來人們把華文報看成商業的文化機構,是不可能捐助的,也沒有必要鼓吹人人看報,而且要看多份報,你不看也沒人管,就讓報業之間競爭讀者吧!

大概這已是定型的模式。當我們踏足報業工作時,被認為是在一家公司打工。來來去去也是等閒之事。總之,我們習慣性地視報紙是企業的歸類,並且認為報社也是在做生意,所不同的是它的服務對象是民眾和讀者。若一家報社要維持其生命力和生存的空間,就不得不重視讀者群和廣告客戶。這兩者是相輔相行的,廣告的多寡也胥視報份來取決。

這就是說,做老板的,他要把一份報紙做成大眾化和以內容取勝,才能確保報社的地位和發展的機會,如果讀者日益減少,可就是大事不妙了。

因此辦報的人,總是戰戰兢兢,左防右防的,一個不小心,可能會陷入危機。也不能拿員工的飯碗來開玩笑,這邊要應付政府,那邊要應付讀者,有時是順得哥來失嫂意,最為關鍵的是,報紙的出版准證是必須年年更新的,准證不更新等於是不能出版。

自獨以來,我們已面對這樣的情況,從未改變。因此不論任何語文的報紙,它的親政府的立場是十分明顯的。一般來說,報社在處理政治性新聞時,會70%倒向執政黨,30%給予反對黨。有的多一點,有的少一點,視情況而定。有人批評報紙對政府是"小罵大幫忙"。這活也有一些道理,難怪反對黨人常會抗議報社處理新聞不公,對反對黨的言論有刪無增,甚至隻字不見。

隨著政局的改變和時代的進步,反對黨的聲音也不時在報章出現,予人一種印象是"報紙是公器",是大眾傳媒。它應該要做到有些平衡才對。

可是我們又往往忽略一種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報紙的後面有老板,老板不是大財團也是大企業家,甚至還上市掛牌。在這種企業文化遊戲的規則下,買賣就成為老板與老板之間的事。

就如3年前鬧得滿城風雨的"南洋報業事件",是在這一背景孕育下的產物。如果買賣雙方不是有一方是政黨出面,而是由企業家出面(管他是甚麼政治背景),大概不會有所爭議。

這個爭論不在法律和買賣的問題,癥結是在於華文報只剩下5家,如果都被政黨控制的話,則不屬於有關政黨的聲音可能會減少乃至消失,於是反對浪潮風波不止。

要一勞永逸解決問題最佳之道是成功促請政府開放報業,不再實施每年更新准證的申請,讓有心
辦報的人都可以註冊辦報,若觸犯法律,提控法庭;若經營不善,自己收檔,怨不得人。

如果出版業自由開放,反對的人也可以集資辦報。不同的政黨也可以辦報,讓讀者作自由的選擇也不是壞事,可能更能啟發他們的思考。

總而言之,認為最好的方案是爭取民主的大開放,讓百花齊放和百鳥爭嗚底下,就可達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了。

雖然政黨收購報紙,也與企業公司一樣,要面對風險。但另一方面,大概因為認為言論自由空間原本有限,所以收購事件才引來這麼大的反彈。

(二) 報人成了夾心人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走的是一條曲折不平的道路,在我國於1957年獨立前,華文報就立足在我國。這是我們的先賢從中國南來時,也把文化散播在這塊土地上。辦報的人,不是商賈,就是有志向的文化人。英殖民政府沒有必要在華文報作投資,不過也實施一些法令限制報章的言論自由。儘管如此,還是有人甘冒投資風險去辦報。

獨立以後,我國的華文報業繼續存在和發展,因為它有讀者,也就是有生命的元素在支撐。如果離開了讀者,或讀者寥寥無幾,其生存就大有問題。於是為生存起見,各華文報都想盡辦法爭取讀者和廣告,甚至不惜斥資提昇內容,言論較為大膽,讀者也因之從中受惠。

在那個時期,西馬的華文日報共有8家,東馬更是超過這個數目。一般而言,除了全國性的報紙有相當的報份外,地方性的報紙,其報份也有一定的局限。

讓我們分析一下,如果華人的人口有500萬,扣掉一半的華人是受英文教育的,則剩下250萬人或會華文或懂一些華文或屬於文盲。這當中也有人不看報的,因為他們提不起興趣,如果我們把當年的(60及70年代)華文日報的總報份訂在日銷30萬份,每一份有讀者平均5人,則有150萬人閱讀華文日報。後來華文報又有新的發展,又有三日刊,又有週刊,又有雜誌,林林總總,似乎是"大有進步"。這類報刊內容方面則偏重於趣味性的,乃至是被認為較低層次的,以吸引讀者,所謂大塊頭或具有學術或思想性的文章就不多見,因為"曲高和寡",缺乏知音人,當我們的報刊流入通俗化或說帶有較為大膽的情色意識,就被批評在散播不健康的文化,以致登不了大堂,諸如此類的報刊,其生死就沒人去理。良性惡性競爭。

但西馬的華文日報從8家減到5家時,人們雖會覺得少了一點,倒也不去追問其原因,反正虧本的,賺不了錢的,自己收拾包袱好了,因為還有其他日報在點燈(說是照亮華人的文化吧!)
即使是剩下5間,也是競爭得十分激烈。各出法寶招徠讀者,以期出奇制勝。有時候競爭是良性的,有時候是惡性的。華社對於這樣的文化生意,已是見多不怪。如果5家之中再有一兩家倒下(不是收購,是自我收盤),不知華社會不會起恐慌?並集資來挽救呢?照過去的情況來推測,大概華社也難插手,生意做不好,要怪誰呢?

在今時今日,西馬的華文日報的總報份到底是多少份呢?有人估算約有50萬份。若是以平均3人看一份,讀者人數有150萬,若是平均5人看一份,就有250萬人。我們就取中間數推算有200萬名的讀者(以人口的成長率來算,華文報業的成長似乎沒有顯著的進步,而是維持在固有的水平)。

能夠維持局面,實在不簡單,尤其是獨立多年後,華文教育也受到很大的衝擊,經常為生存和發展不斷地爭取和鬥爭。如果我們拿華校和華文報作個相等的文化機構作比較,它們之間是唇齒相依的。但如果我們把報館當成一種企業來看待,彼此之間就有了差距。前者是無回報的投資,只求培育懂得華文文化的人才;後者是有回報的投資,不賺錢要靠誰來"慷慨解囊"?

正由於長久之來,我們都把華文報的營運當成企業的投資。因此不去注意誰是真正的老板,也不計較其政治背景,只要內容具可讀性,且言論中肯,不會太過偏向一方,就會加以接受。

但一個非常普及化的概念是,如果一份報紙敢於在言論上表達對當政者的鞭策,對執政黨的批評,並給反對黨一定的空間,也讓知識份子表達批判性文章。它肯定會較受歡迎。畢竟人的心態是比較喜歡看罵人的文章和批評當政者的言論。他們不希望每天讀到的是"上情下達的政令和宣傳文字。他們要看到多式各樣的言論都能兼收並蓄。

這當然尚不是報紙賺錢的保證,要使報紙賺錢,就要有更多的讀者和廣告,並使到一份報紙生動活潑,與讀者打成一片。不過讀者閱報都有一個習慣性,除非不得已,不然是絕少要更換看另一份日報,這就是為甚麼一份新的報紙極不容易紮根的原因。因為華文報的讀者好像已經飽和,不需要新的報份來刺激官感。假如新的報紙敢罵敢寫,又另當別論。比如馬來西亞若是出了一個香港型的黎智英,拿大把鈔票來對新聞人物大彈特彈,又揭秘又挖苦的,可能會異軍突起。黎智英之所以在報業"殺出一條異路",是他敢和中國政府頂撞,具有強烈的反現狀心態。至於他是否
是"文化救星",就毀譽參半了。

相同的,馬來西亞的民眾也許能接受黎智英這類人來報辦。因為他推出的內容"具爆炸性"。
可是馬來西亞不是香港和台灣,肯定容納不了黎智英來"搞亂局面"。因此一般都接受"現狀的維持",也就是按傳統由生意人來辦報,而編務交由專人管理。

現在馬華公會要插足進入華文報業,馬上引起華團的異議和反對。其目的正是擔心"現狀的維持"被打破,因為華團認為一個政黨動用2億餘元來收購南洋和中國報是有政治議程,首先想到的是"言論自由"進一步被控制和箝制,將來再也聽不到反當權者的聲音了。若從這一角度看問題,自然容易激發民眾的認同,也會對兩份華文報的未來有深遠的影響。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當報紙被商業化的時候,其買賣的過程就非"言論自由"這碼事,而是交易能否成功。在成交之後,伴隨而來的問題便是能否支撐整個局面,並加以發揚光大?而這之中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是報紙不僅僅是一盤生意,它涉及了"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爭議,特別是指政治上的課題。這就是辦報與其他生意不同的地方。當一個政黨(尤其是執政黨介入主導後)投進"輿論的海洋中",它如何學習在"輿論中游泳"而不帶有政治議程或讓它如同過去,大小都可抨擊,甚至連老板也可罵個不停?這對做老板的等於是拿錢來受氣,也很難向自己作交代。

基於這樣的一個矛盾想法和心情,馬上引出了兩種思潮的交鋒。一方認為政黨可以辦好華文報,讀者不會很介意;另一方面認為政黨不可能辦好華文報,讀者會十分在意的。

由於可見,雙方都把成敗繫於讀者的身上。讀者的反應與態度,將產生決定性的作用。也唯有讀者才能決定兩報的命運。這在馬來西亞華文報歷史上,是從來未有過的爭議與抗爭。兩股左右報人命運的集團在主導未來走向,而報人本身無法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不是華文報業的辛酸淚,又是甚麼?對所謂"無冕皇帝"和第四權力的報章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難怪報人被稱為"紙人"(Paper Man)。有時候如同紙一般輕的飄來盪去。當事到臨頭時,只有靠邊站?或者,該讓報人(當事人)也發發他們的聲音吧!

(三) 中文報定位在哪裡?

華文報業一向以來都被當局視為主流媒體之外的輿論,因為政府以國文和英文的報導作為標準。華文報則面向華文讀者,不是政府官員閱讀的主要傳媒,因此在很多時候,華文報的報導或民眾的投訴不是他們所要關注的。其一是上司不會讀華文報,不會責備下屬工作不力;其二他們本身也看不懂華文報,你投你的苦,他則不當一回事。

還有當官的或從政者,每每舉行記者招待會時,總會客氣問記者來齊了沒有,意思是問西報的記者有在嗎?若尚未到,可以稍等。如果是華文報的記者遲到,對他們是不重要的,儘管華文報的報導可能比較詳細。反正他們之中,多數是看不懂中文的。除非是要向華社傳達訊息,不然還是以西報為重。

但當選舉期一到,他們就記得華文報的重要性,目的無非是要向讀中文報的選民爭取選票。在這個時候,華文報的身份才顯得較為重要。這是從政者利用傳媒的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
反過來,如果是中文報想借助高官來提昇報章內容,當官的不一定賣賬,因為他也不知道你在寫甚麼?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十分畸型的現象,因為英殖民政府的政策使然,許多華人子弟都接受英文教育而不懂中文,至多曉得他們的中文名字是怎樣寫的。華人不懂中文比比皆是,造成華文報要在華社中爭取讀者群時,只能向懂得中文的華人下手,以致讀者人數不及西報讀者人數。

大概是時代的轉變,到了80年代後,華文對從政者來說似乎比較重要。好像身為華人不懂講華語有些說不過去,於是拚命學講華語。他們之中,相當多人只會當學方言來講華語(講稿內用羅馬拼音),還是看不懂中文報的內容。直到今天,除了少數當官的華人從政者既懂華語和華文外,大多數還是不懂華文的。

有時候,身為新聞工作者的會這樣私下懷疑:這些人真的熱愛中華文化嗎?真的對華文報有感情嗎?或是為了政治目的不得不表示對華文報的"熱愛"?他們愛甚麼呢?他們的孩子多數送進英校受教育,又說明他們對"中文教育"的歧視。如果他們這些人"搖身一變",成為"華文報業的鬥士",你接受這個事實嗎?

人的虛偽與雙重性格往往因勢利導而有不同的臉孔。如果你再往深一層剖釋,不難發現"在功利主義"的社會,從政者也不例外有自私的一套"人生哲學"。本身在外頭高喊與"華教共存亡",下一代則是不懂華文的專業人士。由此類推,不單在政界,即使在其他領域,包括文化和教育圈子,也不難發現把下一代送進英校的例子。理由無他,就是不相信中文能造就下一代,而且不懂中文同樣可以成材。

華文報在面對這種逆境中,經過幾許的掙扎而得以生存和緩慢的發展,是文化工作者歷盡心血換來的代價。如果沒有這批熱愛中華文化的人的獻身和不斷地新陳代謝,恐怕華文報早已自我消失於這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即使是華人不懂中文又怎樣?

於是在過往當一些華文報面臨危機時,或被禁或因經濟問題陷入困境,或走向關閉時。我們似乎患上"事不關己"的麻木症,沒有形成一股力量挽狂瀾於既倒或大聲疾呼或抗議政府的強硬行動。這對從事華文報業的人來說,是一種悲哀。這就是為甚麼肩負起傳播中華文化使命的傳媒會被當成一盤生意,一種企業來看待,它們不是經常被譽為"人民喉舌","人間正義"的公器嗎?

還有我們也許沒有注意到,創辦華文報的企業家,他們的第二或第三代,可能是受英文教育的。當他們認為不需要再經營這種文化生意時,他們就會想到轉手。因為他們本身也看不懂自己的生意到底在表達些甚麼?只能從賬目中看到生意的走向,如果認為不是最佳的投資,我們又如何阻止大企業老板轉手嗎?過去已有這樣的例子。

因此,說到華文報,其生命力的關鍵在於編輯部。編輯部的強弱對報業的存亡是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可悲的是華文報的編務人員一向不如西報具有較崇高的地位,他們被歸為附屬行政管理層的一部份,一切都以行政管理權為主。說得切實一點,就是經理部控制了編輯部,不是平行關係,而是主從關係,可惜的是這種現象一直未被糾正過來,理由是它被當成企業生意來看待。從事報業工作的人,有最深切的感受。

如果編輯部被擺在一個高層次,與行政管理盡有同等的地位,就不必擔心行政權壓倒一切。
可是編輯部的"一定權限的自主權"在那裡呢?

正因為界線從來未被劃清,也正因為行政權高高在上,當一個報館更換老板時,問題跟著出現。
南洋報業的事件就是這樣被浮上檯面,而且成為華社的一個焦點。過去幾年,南洋商報的報份在下跌或未有成長時,大家都不以為然,同樣用企業的眼光看待,即使南洋商報費盡招徠之術,爭取讀者支持,華社也未因此形成一個運動,來打救商報的報份,使之與敵手平衡。

為甚麼呢?因為這是做生意。

可是,當馬華公會插足其中,整個局面便政治化了。如果不是馬華公會,可能沒這樣大的爭議。表面上看是為"維護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在當前的法令下,報業到底有多少的自由空間,大家心知肚明),實則是一股對馬華當權派不滿的發洩。這就涉及政治鬥爭。因為一方以華團和反對黨的反浪潮認為馬華主導華社不力,問題堆積如山,如果報紙再被控制,擔心反對聲音不見了,會使華人處於不利的地位;可另一方以馬華當權派為首則認為情況一分為二處理,絕不會拿大筆錢與華社作對,反對的人似乎太敏感了,先發制人,對買者有欠公允。至於政治嗎,則可以明槍明劍比個高低。因此,當權派不服氣反對者借買賣事件拿馬華來出氣和抹黑,甚至開刀。

挾在兩派鬥爭的報人,他們真的成為夾心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到底他們要聽誰的?我們能不能讓出一些自主權,給報人憑良知搞報紙?

弄垮一間報館不會太難,但要弄好一間報是很難。如果報館倒了,向誰要回來?報人是打工的,他們沒有能力辦報,因此要有人出資提供地盤才行。出資的人若不培養人才,不請專才發揮,難道是辦"廣告報"或"宣傳報"?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言論自由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使命,那就是維護和推動中華文化。當中華文化萎縮時,"言論自由"可以搬家,搬到其他媒體登台(比如《今日馬來西亞子報》就是英文媒體的言論自由);反之假如華文報業少了,中華文化是否可搬到英文報壇登場?

無論政治鬥爭如何殘酷。我們若能避開拿中華文化作祭旗,將是較好的選擇,也讓報人可安心工作,發揮專業的精神。自由不是武器,是人類的理想。文化不是戰場,是人類共有的遺產。
(2005年1月)

2 条评论:

  1. Ching WeiJian25/7/10 15:42

    对我而言报纸是一个宣专工具,曾经有人说过‘华人就有同如一盘散沙’为自己利益奋斗人生... 没有什么大事情影响到华人的生活时不会有人站出来反抗(有的时候也没人会去理会)。自私是很多华人的人生座铭词,有谁会说这是需要改进的呢?即使说了有谁会去改呢?我敢大胆的预测,马来西亚华人的现况态度将在将来自食其果慢慢消灭中华文化色彩而失去自己。可悲啊!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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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人痛苦,不如说帮报社和报人赚钱的派报人批发痛苦。报馆外人面前有情有义,内行人无情无义。利润和其他行业一个天一个地。没落也因为报馆报人没照顾体谅批发和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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