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晃升身为华教运动的第一把手，在1978年迈出大胆的第一步，向政府申办“独立大学”。这是破天荒的索求，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交织着政治的斗争，因此这一年归林晃升登上荣誉榜。
林晃升1925年生于森美兰州，中学在尊孔渡过。学生时代酷爱文学与创作。战后曾一度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工作（这份报纸是陈喜庚与胡愈之合办的）。
后来他协助父亲转向矿业发展，而成为一名成功的矿家。由于事业有成，他介入了华教运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是林连玉独领风骚的年代，那么70年代是林晃升领航的年代。这一种转变是可以理解的，其一是60年代政府开始改制华教，也以吊销公民权叫林连玉“失声”，以致老师要领导华教运动与政府抗争显得有所顾忌和力不从心；其二华教即便改制，也需要注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独中更需要华社的资援。换句话说，领导华教的工作便由老师转变商人来领导；其三，商人有经济能力和较大的自由捍卫华教，影响力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形下，董总就成为领航者，教总则与之相互呼应。一个联成一气的董教总机构的机制的重责就落在董总的身上。林晃升是在1973年接过董总主席的棒子，他成了一个时代的新标志。
在他主政下的年代，董教总打出的第一张牌子是为全马60所独中设置“统一考试”（简称统考）。
争取主办统考的过程是通过不断斗争而取得的成果。1975年以董总为首的工委会议决于是年的12月11日至17日一连共五天举办第一届全国华教华文独中高初中统一考试，分别在东西马42个考场举行。
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哈迪即刻召见林晃升等人，认为董总这样做可能制造出另一个教育体系而破坏团结，是不恰当的，要求董总取消这样的考试。但给两个月的时间回复。
1975年11月30日，董总召见全国各州华教代表共142人集思广益，咸认没有抵触法律，大会通过如期举办，在这方面林连玉赞林晃升立场坚定。
后来政府查知在我国，除了政府的统一考试外，也有私人考试，如LCCI并没有经过考试局的核准。政府在没有更好的依据下，只把统考视为独中内部的考试。就这样统考一直主办到今天，但政府方面也没有公开承认统考的文凭。
在统考风波解决后，林晃升于1978年打出第二张皇牌，那就是向最高元首申办“独立大学”。此案闹成更大的风波而成为政治案件。
其缘由是这样的﹕新马于1965年分家后，马来西亚前往南大深造之路出现阻力，乃有华教团体在1967年率先建议在马来西亚开办一所“华文大学”。1968年董总接过任务，召集了199个团体，共700位代表共商大计，大会通过创办“独立大学”，并选出以叶鸿恩（董总）及沈慕羽（教总）为首的工委会。
1969年有鉴于大选来临，“独立大学有限公司”获准注册。之后因“513”事件，“独大”处于冬眠状态，直到1974年才召开“独大有限公司”第一届会员大会，改由林晃升担任主席。同年他提出先办“独立学院”的建议，但不被接受。
1977年，林晃升主持独大有限公司理事会，决定向最高元首申办“独大”，一项在华社开展的签名请愿书便轰轰烈烈地进行，共有4238个团体签盖。
1978年1月30日，独大理事会以双挂号方式，将独大请愿书盖录提呈最高元首，副本致首相胡先翁、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及全体国会议员。
同年9月17日，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政府拒绝独立大学的创办，理由是﹕由私人机构建议；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只收华文中学生。
这项宣布是预料中事，不过激发董总准备举行全马华团代表大会，惟政府禁止这个大会的举行。
于是“独大”决定诉诸法律行动，乃展开筹募独大法律基金一人一元运动。前前后后，截至1980年9月10日止，总共收到292,713.02元。
1981年9月28日，独大官司案开审。11月7日，高庭法官阿都卡迪宣判独大败诉。1982年2月15日，独大有限公司上诉案开审。7月6日，联邦法院以4对1多数票判决，驳回独大上诉。理由是“独大被认为是一个公共机构，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有违国家宪法实质精神（当时政府尚未开放私人可以申办大学，大学一概由政府承办，到了90年代，才开放予私人机构申请办大学及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就是在此开放下成立起来，而新纪元学院之设立，也圆了林晃升一半的梦）。
第三件大事也是被林晃升碰上，那是1987年的教育部不断调派不谙华语华文的教师到华小担任行政高职。董总有感于事态严重，又推动一场捍卫华教的运动。
这一年的10月11日在天后宫举行的全国华团抗议大会布条悬挂“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反对委派不具华文资格教师任华小高职”，横题是林连玉名言﹕“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出席的具代表性人物也包括李金狮（马华）、王添庆（民政）、林吉祥（行动）、沈慕羽及陆庭谕等人。大会通过五项提案，包括强烈谴和反对教育部企图通过行政权力使华小变质；也违反了基本人权；教育部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彻底解决教师调派问题，否则将于10月15,16及17日不让孩子上学；巫青团不甘示弱，也在1987年10月17日在吉隆坡号召万人集会挺政府，以和华团大会对峙，警方估计7000人参加，马新社估计约5000人与会。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10月14日有所行动，最后同意五个职位﹕第一副校长、第二副校长、第三副校长、下午班主任及课外活动主任必须懂得华文，而后者至少要懂得华语。这就变成四一方案。经讨论后，林晃升同意展延罢课，不是取消罢课。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政府在1987年10月27日展开茅草行动进行大逮捕，截至11月15日止，总共扣捕105人，其中包括林晃升、沈慕羽、庄迪君、林吉祥、林冠英、卡巴星、郭金福、柯嘉逊等人。同时有三家报章暂时被吊销准证，即英文星报（The Star）、《星洲日报》及《祖国日报》（Watan）。
大逮捕之后，抗议之声被压了下来，华社也进入了“万马齐暗”的状况。
1988年6月2日，林晃升和沈慕羽等人获得释放。1990年8月18日，林晃升毅然辞去董总主席，率领一批华教及民权人士加入了民主行动党，包括饶仁毅、杨培根、吴维湘、李万千和柯嘉逊等27人，以壮大反对党的力量。
为什么林晃升会“突然”想到参政？这里有一段前提是不得不提及的﹕
当1981年独大官司案败诉后，林晃升领导的董教总萌生了“三结合”的概念，目的是要将执政党、反对党及民间团体结合而成为“捍卫华教”的中流砥砫，因此在1982年经过讨论后，同意个别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民政党。于是有了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运应而生。响应和支持这一行动的有郭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除了郭洙镇是董总法律顾问有较明显的董总形象外，其它人的董总形象是不明显乃至模糊的。
不过，林晃升的“三结合”不为行动党所接受，指说这是打压行动党的手段，以致林吉祥与林晃升有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分歧。
经过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华教人士参政有得有失，也没有太大改变华教面对的问题和命运，林晃升也认为取得的成效不大。他说，“毕竟国阵是由巫统一党坐大，在1982年提出的三结合”是比较不成熟的。”在对“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失望后，林晃升在1990年提出了“两线制”。从“三结合”到“两线制”是林晃升个人的一个大转变。
但林晃升承认，他在1982年讨论华教人士应加入民政党或反对党时，他是三位支持参加反对党的人之一，其余廿人左右支持加入民政党。由此可见，林晃升从一开始就不排斥行动党。这个思想让他在1990年来一个大转变。
他的“两线制”的思想的孕育是因为他看到另一股由巫统分裂出来的46精神党有巨大的力量，领导人是马来精英，再加上其党主席东姑拉沙里又左右逢源与回教党和行动党达成合作，以致他相信“两线制”的时代已经降临，即反对党阵线足以和执政党阵线抗衡，甚至有机会取而代之。
林晃升也就以身作则加入行动党，并被委为党的顾问。结果林晃升的“两线制”只在某程度上发生效力，那就是在1990年的大选民主行动党取得辉煌战绩，差点就执政槟州，可是46精神党却不成气候。当马来社会不接受两线制时，所谓“两线制”便成了跛脚鸭了。
在这方面，沈慕羽有一段评语是这样说的﹕“他到行动党后，行动党也要利用他的地位，推举他为顾问。过后林晃升可能看到行动党内部组织并不是很健全，他就没有声息地退下来。……所以，他在这方面也不成功。”（见《华教春雷林晃升》，页214）
果然，林晃升的“徒弟”们后来又一个个离开行动党。原因何在，大家心照不宣。但也印证了左翼思想的参政者在第三势力中找不到成长的土壤。
自此之后，林晃升沉默下来。他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已成为历史。功过当由后人评说。不过在他之后的继任者，除了胡万锋任两年董总主席外，就进入了郭全强时代。他像林晃升一样，有得有失，也曾经患得患失，而他也具有了林晃升的影子，领导华教在风雨中前进。
2002年3月13日，林晃升与世长辞，一幅悼联这样写﹕“民权砥砫垂天地，华教巨星照世间”，他成了继林连玉之后另一位被形容为“华教斗士”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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