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罗山背马共领袖黄源茂的故事

（一）客家人最先落脚浮罗山背 太平天国带来革命情怀
马来西亚槟城州的浮罗山背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从乔治市望过去，它就在山的背后，是岛屿的另一角，因此而得名。

但它为什么不叫“浮罗山后”或“浮罗山尾”呢？原来这个名称是客音，客家人叫山后为“山背”；而华语，福建话及广东话称为“山后”，潮州人也称山后或山尾的（在中国潮州不是有一个地方叫汕头，另一端叫汕尾吗？）由此可见，早年的浮罗山背是“客家话的天下”，大家也跟着客家人把它叫为浮罗山背了。即使直到今天，客家话仍然是这个地区的社区方言。

我提及这个典故与我要讲的故事是分不开的，因为是客家人参与开辟浮罗山背，也造就了客家人在这个地区扎根和开枝散叶；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的客家精神孕育了客家人的革命情怀。黄源茂就是在许多年以后从客家革命情怀中走出来的一个山城的孩子。

我们先说说客家人如何在浮罗山背形成一个客家社区以及为何槟城在早期会是革命的摇篮？就不难明白黄源茂是怎样冒出头的。

从地理形势而言，槟榔屿被划分两个区，一个是东北区（包括乔治市在内），另一个就是西南区（以浮罗山背为主）。虽然西南区的面积比较大，但人口相对少。例如在槟岛的70余万人口中，浮罗山背的人口也只有10余万人。基本上是属于乡村地带。

但为什么这么一个偏僻和未全面开发的地方，会在早期有人宁可涉山拔水而居？这是与客家人的天性分不开的。

根据史书记载，远在1786年7月11日英人莱特开辟槟榔屿前，岛上已有58人居住。至少有三位客家人已经落籍，他们是张理、丘兆进和马福春。（《马星华人志》，1966，页41）。这种说法虽没有官方文字记载，但有一英人作者书虫（Bookworm）也有这样的记录：“当占据之初，除少数华人外，人迹罕至”。而译者顾因明（曾任钟灵中学校长）在序文中补充：“莱特初抵槟岛，居民58人”。（《槟榔屿开辟史》，1969，页3）。虽然没有提到华人是谁，但华人史家则认定是张理等人。因在他们死后，有一座建于1799年的大伯公庙，用以纪念他们三人（即今日著名的丹绒武雅海珠屿大伯公庙。有坟墓为证）。他们更说，这三位客家人至少较莱特早到槟岛40年。（《马星华人志》，1958，页55-58）。

不久之后，莱特于1786年10月提呈的报告说：“我们的居民增长很快，有朱力亚人（印度人）、华人及基督徒。他们已发生争执，但每个人竭尽其力进行建设。”（《Penang Past & Present》，1966，页1）
1794年，莱特逝世前的最后一份报告指出：华人成为我们最宝贵的一环，有男女及儿童约3千人。（《东南亚华人史》，1965，页244）

浮罗山背成客家话社区
我们就此针对最早期南来的华人作出推断。曾任马来亚华民事务官的巴素（Victor Purcell）博士这样说：“一位姓邱的客家铁匠、一位姓张的教书先生及一位姓马的烧炭人，他们都被尊奉为华侨的开辟者。”（《马来亚华侨史》，1950，页85）。这三位都是客家人，也是华裔学者所尊称的最早到来马来西亚的华人先驱者。

附和与认同客家人是开路先锋的，还有另外一位学者温梓川（已故，前光华日报总编辑）。他更进一步把浮罗山背当成是客家人的第一个落脚地：“客家人最初在槟榔屿登陆居留的地点，当推浮罗山背，而以惠州人占多数。在咸丰丙辰年间，即1856年时早已有公冢之设，浮罗古代碑墓多属惠州人，足证客家人到槟榔屿，尚在开辟之前。天主教堂则建于1854年间，该地客家人信奉天主教者亦最多。”（《槟州客属公会40周年纪念特刊》，1978，页719）

温氏也在文章中对当地客家人进行访问，证实他们的先祖于“太平天国”期间辗转来到浮罗山背定居。其中一位黄叶生系太平天国军官，在洪秀全失败后（1868年），结百余同伴来到马来亚，生存者仅20余人，居住在浮罗山背的双溪槟榔。（同上，页720）

另一学者黄尧补充黄叶生的曾孙名叫黄信忠。他们身上带来的太平天国的铜币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证据”，以证明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逃难者。（《马星华人志》，1966，页76）

不论是否受太平天国的影响，逃难者不得不远离城市，避人耳目隐居山地也可说是客家人的“与市无争”的天性，宁可择居山地而不入市。历史的演变告诉我们客家人在浮罗山背形成一个“客家社会”，并在后来成为十分独特的族群已是不争的事实。

太平天国基本上是客家人带头的一场农民革命，曾在南京建立起与清廷相对峙的政权达17年之久（1851-1868）。在失败前已有居住在非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的客家人向海外移居；在失败后有更多的人向外避难，此其一。

其二是住在南方（赣粤闽三角洲）贫瘠山区的客家人也不堪生活困苦，率先向海外寻求新天地。
当英国殖民者对华工大开方便之门（起于1786年）时，客家人的身先士卒也成一种风气。浮罗山背既是一个隐市的山区，又是农耕之地，自然适合于客家人成群结队到来居住（耕读传家是客家人的美德）。其中最突出的是双溪槟榔至今还完整地保留其名副其实的客家村的面貌。其它地区如浮罗市区，浮罗勿洞乃至美湖也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他们在浮罗山背建立了一个讲客家话的社区，但又融入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的社会中。

槟城孕育马共干部
当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马共）成立时，槟城已被列为重要据点之一。马共一开始便派出李启新负责槟城的党务，他也肩负共青团的活动。（《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1997, 页139）。而李启新非泛泛之辈，他在1947年时已是泰共的书记长，且了解莱特在曼谷被杀的情况。（《我方的历史》，2004，页168）。由此显示出共产国际是一个跨越国界的组织。

1932年，马共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成立，其中一位著名成员洪丝丝当年在槟城的《光华日报》副刊《新风》担任主编（他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逃到苏门答腊，但于1931年被荷兰殖民者驱回国，又再转到槟城来）。

洪丝丝在1936年留学日本，1937年返回马来亚，先后任《光华日报》和《现代周刊》的总编辑。（《洪丝丝纪念集》，1994年，页1）。

值得一提的是，在洪丝丝主政（编）下的《光华日报》，于1939年起用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文人，他就是后来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黄望青（1973年被李光耀政府委为新加坡驻日本大使，直至1980年退任，已于数年前逝世）。当时他的真实身份是马共北马局的领导人，但未公开。这一年，他用耶鲁笔名与刚南来的郁达夫掀起一场笔战，轰动文坛。1942年马新沦陷后，他被日宪兵逮捕而投降，一度被马共形容为“大叛徒”。1945年战后转入商界活动，改名为黄望青。（《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2007，页62）

黄耶鲁是因1938年在新加坡被吊销教师证，来到《光华日报》负责编译工作。他也在1939年接替被调往新加坡的李振宗（小忠，槟城人）在槟城的党务。（李振宗是在1942年在黑风洞主持马共秘密会议时被莱特出卖，遭日军围攻而牺牲的18人中之一人。这是著名的“九一黑风洞事件”）。

在这个时期，槟城参与马共而成为领袖人才的大有人在，不遑多让新加坡。凡具有表现者都调到新加坡总部工作。这些人有后来成为中国华侨将领的钟灵生林青山；后来成为马共副书记长的杨果（钟灵生）及后来成为厦门大学副校长的谢秋白等等。

有一位特出的客家人许庆彪也是在此时冒出头的槟城人，他是抗日的活跃份子。在1938年加入马共，更在1942年领导槟城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及后在马新沦陷时，他是第一个在雪州成立抗日军的领导人。

1942年，他抱病参加黑风洞马共秘密会议，不幸被日军包抄而牺牲，时年仅21岁。（《马来亚风云七十年》，2000，页67-68）

在抗日时期（1942-1945），马共在槟城的活动主要转至威省爪夷建立游击队，而后发展到吉打和玻璃市。（《回忆槟吉玻人民抗日斗争》，1999，页1-5）

在日本投降后，马共的大本营是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槟城不再是重要的据点，霹雳则保存为马共的实力阵地。虽然如此，马共的星火却意外地在浮罗山背燃烧起来。这一奇迹的发生，是与槟城原本是马共的人才输送地有关，也与客家人的革命情怀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说，英军在战后重临第一个登陆的地方是槟榔屿，（《我方的历史》，2004，页113），对马共没有直接的威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双方的关系尚属友好。可是在1948年英军实施紧急状态大举逮捕马共及亲共份子后，为什么马共仍可在槟岛建立其根据地？确实是不可思议的。照理槟榔屿是个孤岛，没有退路也没有后援，游击队的生存已是问题，尤其是在英军重重包围下，几乎没有立足的条件。但事实就是浮罗山背的人民，尤其是客家人创造了历史。

无可否认的，1948年是马共命运的转捩点。这一年的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英军政府在6月18日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20日大举逮捕左翼人士，马共成为非法组织。马共也因此将620的日子当成抗英斗争的新起点，列为历史大事件。

当枪声打响后，马共回到武装斗争的路线，并重新潜入森林打游击战，也开展除奸行动。因此马共在同年8月1日成立“槟吉州人民抗英军”（1949年改称“马来亚人民解放军第八支队”）。这个部队竟于1950年在槟岛建立一支有规模的武装工作队（《为独立而战》，1998，页49-54）。本文的主角黄源茂就是这个组织的一位主要领导人。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客家人）的革命精神孕育了浮罗山背客家人的“革命情怀”。

浮罗山背市区一督，它早年是马共活跃的地盘。

浮罗山背的住房仍然保持乡村的风味。

在浮罗山背发现的太平天国的铜钱，证明客家人早年已在当地谋生。

（二）山城小子挥动红旗十年 在美湖建立“小延安”
马共在槟岛的这一支队伍，其活动中心就在浮罗山背。我们要在这里带出领导这场斗争的核心人物。他就是地地道道的浮罗山背人，也是继承斗争的客家人黄源茂。

祖籍广东揭阳何婆客的黄源茂生于1928年，地点在浮罗山背（他的祖业是在浮罗市中心的一间杂货店，仍在操业。设于30年代，已有80年历史。目前属于其堂兄弟的公司）。父亲早逝，母亲在90年代逝世，共有兄弟姐妹6人，少时在崇正学校念书。当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刚好17岁，未再进中学，靠自修提高知识），他在自传式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日本投降消息一传开来，万民欢腾，天天看到打人，抓汉奸的消息。马共的人民自治委员会成立伊始，触动醒狮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先后成立。在自委会下有歌咏团及宣传队，我终于参加歌咏团。1946年9月，正式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在红旗底下，在陈峰的宣誓下，掀开了我的革命斗争历史的第一页。（《深埋心中的秘密》，2008，页155-160，及黄源茂与笔者的电话访谈，2009）。

入党之后，黄源茂的工作是征收同情捐，募集党捐，征求《民声报》的订户，委托《战友报》的推销者，然而成绩微小。（同上，页162）（前者是马共的喉舌报，后者是马共退伍军人所办）

战后投入革命行列
1947年，黄源茂的爱人林玉枝也加入马共，而后结成夫妇。当时的浮罗支部书记是林锦福。而他本身在1948年初被选为副书记，主要是负责浮罗山背市区的工作。虽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团在那年起自动收盘，但黄源茂的公开身份仍以新青团财政进行活动。由于他的店（市区一间杂货店当时由他父亲经营）经常有人找他，也就引起暗探的注意。

在“620”事件后，暗探对他的监视更是频密，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完成武器运送，例如用脚车由浮罗市区运送武器到美湖山区，再从美湖将手榴弹和短枪运到关帝亚齐。

此时，黄源茂已正式成为党支书记，领导郊区浮罗山背的马共工作。他自己说﹕“从此我开始了最严重考验的半武装斗争的革命生活”。

不过，在另一方面，马共又在槟城郊外组织了地方指导委员会，由江哲生（槟城人，后被捕，驱回中国）任书记，黄源茂也是其中一名成员，由于职务的交叉，马共支会与地委的工作是二合为一的。
在面对英军的围攻下，马共的组织也有了相应的调整。槟城和吉打合组成吉槟联委会，州委设有秘书处，槟城编为第十区，是为第十区委员会（由州委书记领导）。它由市内和郊外组成。在武装方面编号是第八支队第四流动队。第四流动队是整个槟城的武装组织的对外编号。

黄源茂身为领导人，他的其中一项任务是负责消灭暗探黄连福（1948年9月1日在炮台山），因为黄某太熟悉浮罗山背地形，带来的破坏甚大。他形容这是浮罗山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政治杀警案，而在前一晚，即8月30日，在槟城日落洞也打死了当时的立法议员王宗镜（是名医生，他在当时建议设身份证制度引起马共高度不满，认为危害马共成员的活动而被除掉）。

在11月30日，他们又打死了姓郭的暗探，英军提高的警戒，对全岛进行严密的搜查，不过马共在浮罗山背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下来。

转入1949年，黄源茂的工作主要是在浮罗山背地区转来转去，以熟悉地形。在1950年时，马共基本上已在浮罗山背立足，除奸工作也没有停止过。根据黄源茂的说法，主要是山区的群众都同情他们支持他们。

1951年，与黄源茂一起工作的李耐突然叛变，首开槟岛郊区出现叛徒记录。在他的出卖下，整个山区的组织被破坏无遗。不到半年，黄源茂等人把他干掉，剪除后患。

李耐被打死后，黄源茂说﹕“局面暂时扭转过来，敌人的进攻疯焰被压了下去。有一个短时期的沉静，群众组织也逐渐恢复过来。群众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体会了我们是坚强不屈的队伍，并非乌合之众，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因此更有信心地支持革命。”（同上，页174-179）

与另一客家人陈维新出生入死
从以下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出，黄源茂及其同志是如何在没有大后方底下坚持的战斗的。他充份地显露出一种革命的情怀，也在客家人居多的浮罗山背竖立起一面红旗。

这个实例是以浮罗山背的美湖为轴心。从另外一位与黄源茂同生共死者的回忆录中反映出来。这个人就是陈维新。他是美湖出生的革命份子，也是海陆丰籍的客家人。在黄源茂的眼中，陈维新对美湖的据点搞得比较好，也善于与群众接触。（黄源茂与笔者电话访谈，2009）

陈维新的回忆录侧重在描述美湖成为马共的重要据点，但又是被英军夹击的焦点。

他说：“在1948年“620”之后，我居住的农村组织基础好，群众都支持革命，所以当时还能在美湖坚持工作。”

美湖当地流行这么一个传说：海龙王（陈维新），组织名“波”是个厉害（很有本领）的人物。他的利害在于善于组织和调动群众，使到美湖成为“革命的模范区”，他这样说：在日本投降后，美湖即走在前头，反对白皮书、蓝皮书、新宪法草案。有些话剧，英帝不准演出的都在美湖演出。例如抗英战争将近爆发时排练的《逼上梁山》话剧，本来不准演出，也在美湖第一次演出，后来在报上刊登了，英殖民当局暴跳如雷，传讯工会负责人，法庭宣判罚款10元了事。在日本刚投降的和平时期，《现代日报》（槟城左派报纸，战后复刊，1950年被英政府封闭）刊登了一篇《小延安的美湖》。《商业日报》又转载，把美湖形容为“乌托邦”。当局（指英军）也是了解（到）美湖是革命的基地（依山面海的美湖在当时可以通过海陆与联邦内陆往来，是游击队的主要联络要道）。

正因为美湖 “具有明鲜的革命基地的色彩”，在1948年6月20日（620事件），英军也向美湖展开大搜查和大逮捕，美湖的劳工联合会也遭殃。

接着英军又不甘于未能扑灭美湖革命组织，再于1948年7月28日出动500军警，使用海陆空战略大举进攻美湖。英军仍未有大收获，只抓几位群众去问话，然无法逮捕到陈维新。

为了保护“革命火种”，马共采取撤退人员战略，同时又借机成立“抗英同盟会”，进行宣教工作，动员群众参军，搞好经济工作，也继续进行除奸行动。目的是力保享有“小延安的美湖”不在一夜之间变色，不让它成为英军的驻扎地。

陈维新等人也就撤到浮罗市区与黄源茂会合，及后转到关帝亚齐的山洞做据点。

在山洞时，马共成员临时选出黄源茂为主持工作的负责人。他们较后又兵分两路，一组由黄源茂负责到炮台山（垄尾）找关系，而陈维新一组被派回美湖主持工作，他较后再从美湖移向炮台山与黄源茂会合。不久之后，陈维新再回到美湖重建被打散的组织。黄源茂本身也以地委领导的身份与陈维新联系。

1949年黄陈两人的重组工作见效，除了保持美湖原有的海上交通线外，也巩固了党的组织，加强对党的教育。在群众方面，通过抗英同盟，鼓励人民参军。在经济方面，巩固旧地盘收捐，开辟新地盘筹款。不忘的是，配合流动队锄奸灭叛。

面对邓普勒的包抄
因为重新在美湖取得立足点，黄源茂的影响力扩大。他在1950年将陈维新调到新港工作，又从新港发展到公芭山、峇六拜山、什公司山、新港市、峇六拜市、文丁山、文丁市、阿俾山及中港的地方。其中新港之所以被倚重是因为其交通四通八达，敌人进攻时可分几路撤退，有两条路通新港市及两条路通峇六拜市，形成一张网。这就是说，黄源茂成功地把浮罗山背变成马共的活动基地，以化整为零的战略与英军周旋。

因此，陈维新把1950年形容为“槟城市区及郊外，工作推展十分顺利，在每一次散发传单或打狗后，敌人总是到处肃清，如同无头苍蝇。”就这样，马共在1951年及1952年有了发展的空间。

但到了1952年下半年，自邓普勒将军（他是取代于1951年被马共伏击身亡的钦差大臣葛尼的人）亲身来到槟岛对游击队武装火种不灭感到如芒在背，决定对槟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加上接二连三发生党员叛变事件，引导英军进行捕捉和打击马共活动，使到马共一度东藏西匿。

陈维新这样描述道﹕“在得到叛徒情报后，敌人的进攻方式更多样和狡猾，例如加强心理战，散发大量传单，挑拨上下级分裂，煽动同志间关系，动摇革命信心，逼迫家长叫子女出来投诚，飞机天天在上空广播，到处收买落后分子或是被捕份子充当其爪牙或奸细。”

由于这样，陈维新说﹕党在1952年的组织几乎被破坏了90%，只好在1953年重新整顿，以郊外工委会领导各地区同志。党的指示是﹕“隐蔽精干、埋头苦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作为新的方针，同时采用流动方式进行工作，一律不准建立据点，除了在大树芭内才能建茅寮，不然所有的人一律睡吊床，早上起床后收好放在背包内，重要文件不准携带，来往信件看完即焚。（同上，页135-148）

槟岛的地形，马共早年活跃于浮罗山背及垄尾一带。

马共领袖黄源茂及其夫人林玉枝近照。他今年已是81岁高龄，仍健在，住在耶拉。

黄源茂出生入死的战友陈维新（也是客家人）与其新婚夫人翠玉早年合影。他在美湖高举红旗。

美湖的石洞引发一段传奇战斗。

（三）英军列为“首号通缉犯” 为革命在斗争中“生葬”女儿
这个时期（1953年），黄源茂的声价大涨，英军把他形容为“马共槟城第一号首领”，大登广告。可见黄源茂在英军眼中是他们的“首号敌人”，并悬赏其人头值1万8千元。（《深埋心中的秘密》，2008，页180）。黄源茂笑说，英军看得起他，把他视为眼中钉。他当时当然不是唯一的领导人，但却是浮罗山背的实际领导人（2009年1月3日与笔者电话访谈）。

1953年，浮罗山背的马共在黄源茂领导下，也进行了整党，因不堪同志叛变泄漏军情。而这一年，英军正是采取渗透手段打进美湖和关帝亚齐的马共内部，造成一些干部牺牲。

另一方面，黄源茂说﹕“敌人在53年的大进攻失败后，转而采取堡垒政策、宵禁、禁粮。在海山公司（地方名）建立警站，美湖也建警局。敌军日间巡逻搜索，晚间埋伏。初时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威胁，久了掌握他们的活动规律，就能够和他们捉迷藏。”

美湖石洞的传奇战斗
有一场神奇的战斗也发生在这一年，地点是在美湖的海边石洞，有如天方夜谭的故事。后来被马共形容为一则真实的神话。它被这样描述下来﹕1953年9月13日，英军在获取情报后，动员一二百人分三重包围封镇，想以绝对的优势一网打尽石洞内的马共份子。

这个临海的石洞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里头住着不过五名马共武装分子，英军则如临大敌全面围剿，看来石洞内的人在劫难逃。英军大掷手榴弹和机关枪扫射不停，结果有两位试图突围的马共被打死，另三人巧妙地突破重围，其中王潮海冲出后游泳脱险，另两位则在饥寒交迫的夜晚，借大雨降临，无声无息的挣脱敌人的包围，越到另一个山头，躲过了敌人的追杀。就这样他们奇迹般地生存下来，连围剿的英军也百思不得其解。用马共当时的话说，三人逃出生天是﹕“宁死不屈，不能丧失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信念支撑着他们英勇战斗了一天一夜。这个故事在1954年被马共的《铁的队伍》第25期的报刊中刊出，加以颂扬，成为马共的一份绝好的宣传资料。当时的题目是﹕《槟岛几位战士的英勇事迹》。（同上，页185，208-212及与笔者电话访谈）

黄源茂又追述石洞事件后，1953年美湖再一次遭遇大包抄。英军动员整千的兵力，把美湖包围得水泄不通，准备一举扑灭美湖的革命势力。结果又被灵巧应变的马共躲过这一浩劫。

但令黄源茂不能释怀的是，与他一起战斗的州委领导（也是市委书记）的老李（李青岩），也因来到郊区协助下属的工作，而不幸于1954年在垄尾炮台山被英军击毙，他的夫人章慧丝（已怀孕）也赔上一命。因为老李的身份也是马共槟城领袖之一，英军在一个月内拿来大做文章。

与黄源茂的情况刚好相反，老李领导的市区单位大部分是知识分子，黄源茂的郊区单位大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当时老李留下的炮台山支部的党员就交由黄源茂联系了。

夫人在山林中分娩
1955年，黄源茂又面临一次严峻的打击，他的一位干部黄江叛变投敌，公开宣称不打死黄源茂，吃龙凤肉也不香。当他得知黄的太太玉枝正怀孕准备临盆时，也就疯狂地大举搜查。

黄源茂自我揭露他的一段永远的伤痛：“我们驻扎在浮罗山林内，但英军则在右边的下面树胶园扎营。就在这个时候，玉枝生产了。为了集体的利益，我把自己的骨肉生葬（女婴）。我一想到这事，心里涌起一阵莫可名状的悲痛。”（同上，页190-191及与笔者电话访谈）。

这一年的年杪，马共与马来亚政府在华玲举行举世轰动的和谈失败。英军又再对浮罗山背的围攻，惟收效不大。

虽然说1956年的变动不大，但在1957年5月的时候，英军又再一次要把马共的武装活动从浮罗山背连根拔起，使到黄源茂不得不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坚守据点之苦，已让马共不得不另寻对策了。因此时距离马来亚独立不到3个月了。

马共中央也就在1957年7月发出最新的指示，要槟岛的马共游击队全数撤走，要点如下：1.尽可能撤到苏门答腊去，在那里主要任务是学习马来文，理论，但不搞政治活动；2.可以把一些同志送到外州，独立工作；3.也可以把信心动摇的送至中国。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共中央在1948年后的方针与战略。由于紧急状态的突然实施，马共中央也是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根据马共书记长陈平的回忆录指出，马共同意回返森林打游击战，并且列下反英战争至少延续10年。同时决定一州一州地设立核心游击队（这个决定意味着槟岛也可以和应该有自己的据点，也刚好是10年的战斗经历）。至于马共中央的大本营，原先是想在彭亨建立森林根据地，又想在吉兰丹的话望生建立解放区。这个时候，毛泽东的革命战争的战术已成为马共游击队的战术，准备建立一个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我方的历史》，2004，页182、183、187、207及211）

可是由于地理形势（没有大后方）及人文环境条件之不适，马共无法建立起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只好在1952年辗转向北方移动，并在1953年将总部切入泰国的森林，终于在勿洞站立脚根。在往后几年，在泰南勿洞一带建立了三个营寨。（同上，页293-295）

在勿洞建立根据地没多久，陈平就在1955年杪与东姑展开一场华玲谈判，但以失败告终，标志着马共重新调整战略，应对新局面的到来（指马来亚将独立）

也只有在这之后的1957年，陈平才能冷静和全面的检讨在马来亚各地的游击队的重新安排。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和决定就是被啧啧称奇的浮罗山背的游击队要全身引退。

陈平指示独立前全面撤退
陈平回忆录这样说：“在此紧要关头（指1957年），槟城出现特殊情况，我们发现藏身在岛上中央山林的大约30名游击队员，在未来几个月里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开政府的巡逻兵。（因此）我们确定槟城的游击队必须撤离和分散。一部分迁往新加坡，另一部分偷渡到苏门答腊。（《我方的历史》，2004，页366-367）

对此，黄源茂补充说，与他一起战斗的战友，有一半以上是客家人。当地的客家人虽然知识水平不高，但凭籍客家情怀，不弃不离地支持马共革命。他说，客家人在革命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段话是黄源茂与笔者电话访谈）。

由于浮罗山背的马共接到新指示，不得不准备撤离，但还是以美湖作为联络中心。不过从1957年6月开始，英军已宣布美湖为禁区，每天都到美湖最高峰开枪。整个月不准群众去胶园割胶。英军围困个把月见未成效后只好收队。处境极为困难的游击队因为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才得以生存。
陈维新说：“1957年12月24日，半夜一点钟，他和一批同志登上小船，由美湖转到苏北。”

可是，美湖的支书王潮海就没有这么幸运，，他要留下善后却不幸在一次突围战斗中牺牲。其坟墓就建在垄尾的一个义山上。（《深埋心中的秘密》，2008，页151-154）。因为王潮海的牺牲，美湖支部也就被弄垮了。而身为浮罗山背马共一哥的黄源茂，于1958年10月31日，偕其夫人玉枝安全地离开槟城抵达新加坡（陈平在回忆录中有解释在1959年李光耀上台前，将部分游击队员转到新加坡是安全的）。黄源茂去不成苏北，也就走向新加坡“避难”了。随行的还有另外5人。至于撤去苏北的有陈维新等8人。

他们这些人，较后在不同的时期也转到泰南根据地。至今仍有人长住在和平村（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签合艾和约后走出森林，被安置在泰南的和平村，也有另一批较早走出森木的被安置在友谊村）。

根据黄源茂说，他在新加坡住了3年，也诞下一男婴。1961年，他们一家人移居印尼。他与夫人在1979年转赴澳门，未进入中国。直到1989年马共签合约后来到和平村生活。而其孩子在当时送到中国学习。80年代中期，进入泰南马共基地打游击战，直到1989年和约后走出森林。目前一家人有孙有儿住在泰南耶拉。因为年纪大了，和约后他没有申请回马。当下已经是泰国公民。他在2007年首次返回马来西亚探亲，未受到“刁难”，两周后回泰南。他说，变化太大了。几乎认不出这就是槟城。不过浮罗山背变化不大，他祖家的店依然故我，只是生意变好了。无论如何，他说，他没有后悔走上革命这条路。（黄源茂电话访谈，2009年1月3日）。

综合而言，浮罗山背处在孤岛内，竟然是马共的活动基地之一，红旗十年不倒，真是绝无仅有。而黄源茂自然成了英军眼里的“头号敌人”（通过报章这么形容黄源茂。（同上，页196）。在他领导下，有“小延安”之称的美湖到了后期王潮海当支书时，也“不负众望”，他用生命保住“美湖的红色根据地”，直到他倒下为止。另外峇六拜归陈维新负责下，也成了“红色地带”。所有的这一切，从黄源茂的身上折射出来。他成了马共在浮罗山背的传奇人物，也成了“客家人革命情怀”的一个“经典故事”。

历史人物不论成败，只问他在特定的时期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黄源茂的传奇故事也就让历史来评说其功过。

“失踪”多年后的黄源茂，在1989年马共签和平协定后，其老母通过《光华日报》询问黄源茂在哪儿。

及后，消息传来，黄源茂仍健在。原来他在海外隐姓埋名生活多年。

今天的美湖，仍然是绿水青山，但马共的故事，已远离我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