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左翼运动回顾与前瞻

第一篇：马新左翼运动的孕育与发展
马来亚和新加坡人民的政治醒觉是在孙中山搞革命以后的事，而在孙中山南来之前，马新人民基本上尚未孕育政治的思想，也就是没有所谓反殖民地的斗争。

事情的原由应从孙中山于1900年至1910年前后来马新9次之多说起，他终于在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完全地改变了他本身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

不过，孙中山并没有在马新开展本土政治斗争，而是号召当地的华人支持他在中国搞革命，以推翻满清王朝。当时支持他的以中层阶级为多。

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批中国的文人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开始在马新传播克鲁泡持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吴纯民。

他是福建永春人（以后大批永春人来马与他有一些关系），在1917年来到吉隆坡，并在1918年联合一批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创办了《益群报》，大力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所谓自由平等和平民主义；又在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时，他也在马来亚搞杯葛日货运动，终不为英当局所容忍，将他逐回中国。吴纯民坦诚他是锄强权植人道的，因而他后来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

在“无政府主义”舆论被英殖民政府镇压后，“五四”运动带给马新的基本上是新文化运动。虽也逐渐地在思想上启发华人具有政治意识，但政党政治还是没有被发展起来。

1925年，中国发生上海“五卅”惨案（即上海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结果又酿成严重血案，英国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53人被拘悲剧），导致中国人民义愤填膺，配合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战斗的号召。

这一年（1925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蒋介石取得国民党控制权后，在翌年撕破国共合作协议，大举杀害共党人，其中不少文人为避开追捕，南来介入了秘密的左翼政治运动。

本来在孙中山来马新时已有同盟会之成立，但只为中国革命之用，不搞本土政治，即使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将其政治组织转成国民党，也同样不卷入本土的反英斗争。直到1926年时，有一批原先属于无政府主义者在转向共产思想而成为中共成员后，又来到马新活动，他们包括张洪城。1928年正月，张洪城等人受中共的委派在新加坡成立“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

1930年，马共在胡志明（即后来的越南国家主席）的主持下秘密成立，它取代了“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会，不再直接受中共的领导。所谓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当苏共在1917年在苏联建立政权后，这个组织在1919年由列宁在莫斯科成立。胡志明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来到马来亚成立共产组织的）。这样一来，马共在当时的国际条件及当地的工人支持下，得以发展成为一股有势力的政治集团，它高举反殖斗争的旗号使到英国殖民政府坐立不安，不时采取行动镇压和逮捕乃至驱逐出境。

1937年，布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MM）被视为第一个马来政党出现在历史舞台，它也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因此也不容于英当局而后来将之查禁。

巧合的是，1937年是中国政治的转捩点，也是马新政治的转折点。在中国爆发全民抗日，也促成了国共合作。由于这一影响，马新的华人社会也摒弃党派之分。在陈嘉庚的号召下，不分左右派，也不分国民党或共产党，大家一齐筹款账灾抗日。

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但在1937年全面侵华（它在1931年已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也在1941年底攻占槟城，并在1942年长驱直下新加坡。在英国不战而降的耻辱下，马新人民饱受日本蝗军3年零8个月的蹂躏和糟蹋，罄竹难书。

在此危难时刻，马共的游击战争也给英军提供一个共同反日的机会。就这样在1943年时，英军与马共联手抗日，首次出现两个迥然不同的集团竟能走在一块。

尽管这之中隐藏的秘密在当时不为人所知（包括马共书记长莱特是潜伏在马共中的法、日、英三面特务），但马共与英国的合作基本上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45年8月15日宣告投降后，马共也从森林走进城市，并在一些地区接管地方政权。

不过比马共更有系统和更有议程的英国政府，则捷足先登在9月的时候将军舰驶入槟城，派遣第一批英国军人登陆，接着又从新加坡登陆。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英军几乎已占有了马新的大小城市，也自立中央政府。

马共在没有完整计划和缺乏战略下，任由莱特瞎指挥，竟有一半以上（6800名）马共军人复原（1945年12月1日）。这就是说，马共虽仍有另一半的军力未复原和保存一些武器（埋在森林内），但气势已大不如前。在英国决不承认马共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下，马共反扑的能力已大受限制。

就在这紧要关头，英国政府突然在1946年初抛出一个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政白皮书，以诱使左翼势力认同和依据西方民主参与政治游戏。

眼见此新政即将推行（因英国下议院已通过），无奈马共的冷淡反应及战后出现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大本营在新加坡）也同样认为是英国延长统治的花招，不予积极响应，终于使到英国在后来改弦易辙。

这是因为， 马来社会对这个快要落实的“马来亚联邦”新政宪采取杯葛的抗议行动，弄得英殖民政府陷入左右不能逢源的窘境。

在阴差阳错下，一个马来政党在拿督翁领导下于1946年宣告诞生，它就是在今日仍然呼风唤雨的巫统。巫统的出现，全面地扭转整个马新政局；也让战后的政治出现更加尖锐化的左右派的斗争。

因此审视马新左翼运动的萌芽和发展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4年-1918）；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939-1945）形成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斗争的高潮。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第一部分，共分三个部分。）

刊登于2010年5月27日《东方日报》

第二篇：马新左翼运动的跌岩起伏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下宣告结束时（1945年8月15日），活跃于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抗日军下山了。从1945年到1948年的三年间，马共以合法的身份在政团活跃，但也时不时遭到英军事政府的取缔、压制和逮捕。因此左翼运动在那个时候表面上看来是“波澜壮阔”的，但实际上已因马共本身的“解甲归田”（6800人放下武器，重返社会）显得在军事上反击不力，处处被英军事政府钳制。而在另一方面，马共也鼓起工潮不断，以向英政府施加压力。在互不相让与冲突升级下，英殖民政府干脆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迫使马共或者“做个良民”，不参加政治运动或者转入地下和重入森林打游击战。就这样马共又从明转暗，又再回到森林重建政治舞台。

有关马共从明到暗的过程中（1945-1948），出现马新政局的大逆转也是马共始料未及的。其一是在战后即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1945年12月），先是标榜走民主路线，后是受马共影响的一个政党，但因为领导人的政见不同，加上英国的监控和压制。它在1948年6月25日宣布自我消失。因此马共在战后建构的第一个外围组织（政党）宣告失败。

其二在马来亚民主同盟活动期间，另一个左翼马来政党也出现了，取名为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它是在1945年10月17日在怡保成立，参与者有马共成员和民族主义斗士。这个政党初期并没有明显的左翼立场，也响应拿督翁的号召，在1946年3月参加马来人团结大会而促成巫统的成立。3个月后，马来国民党退出参与巫统的斗争，投向左翼阵营。

最为明显的是在马共的影响下，马来亚民主同盟在1946年12月12日在吉隆坡组成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并成功地邀请陈祯禄担任主席；较后又于1947年争取李光前（刚成立的马新商联会主席）的加入。不久之后，马来国民党也于1947年2月2日在马来社会催生“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

这两个庞大的组织联合起来是要反对英国单方面与巫统达成新宪制（因为拿督翁领导马来人强烈反对英国抛出的“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政，也就导致巫统的诞生（1946年）。英国乃改弦易辙向巫统靠拢，并认定它为最具代表性的政党，共同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当这份协定的内容在1947年2月份被曝光时，也引起了左翼阵营的强烈反弹。在因势利导下，终于在1947年10月20日爆发有史以来的马新总罢市行动，并提出一部“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以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虽然罢市是成功的，但效果不大甚至是赔本的。这包括
（一） 英国完全不接受“人民宪章”。一意按其原计划让“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在1948年2月生效。

（二） 英军事政府在1948年6月强行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对左翼工团全面镇压，也封闭马共舆论阵地“民声报”。在紧急法令下时局陷入混乱中，马共化整为零，开始了其漫长的森林斗争岁月。

（三） 马来国民党则因其左翼活动和与马共有牵连也于1950年被英军事政府查禁，连同其他的左翼政团也遭到取缔。一部分的干部转入地下活动，另一部分则辗转到其他政党活动。

这意味着1948年是马新政治的分水岭和转捩点。马来亚和新加坡正式在法律上被切割，而左翼的斗争却一如继往地在两地共同开展，但面对的是一个新形势的斗争。因为英军事政府已巧妙地将这个焦点转入本土政党，不让左翼或群众对英国政府产生深刻的仇恨。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鼓励右翼的政党的成立，除了巫统外，印度国大党（1946年成立时是印度尼赫鲁的一个支会）及马华公会（1949年成立，国民党人一度企图控制但未成功）也成立了。

这三个政党在1954年正式联手组成联盟，在1955年的独立前的普选中取得大胜，领导自治邦政府；更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顺理成章成立中央政府。

与此同时，左翼的阵营则以马共的颠沛流离最为显著。在陈平领导下（1947年揭发莱特是大内奸后，陈平被扶为马共总书记），他辗转于吡叻、彭亨与吉兰丹大森林之间，以寻找根据地和立足点。但在没有大后方支援下，只好撤退到马泰边境。换句话说，马共是在1954年才在泰南边境立定脚跟的。但在不久后，马共又忙于和谈了。这印证了当时的马共已有和解之意，希望放下游击生涯。无奈在1955年东姑普选中胜出并出任联合邦首席部长后，认为马共已是强弩之末，除了投诚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条件，也就使到1955年杪轰动一时的华玲会谈一事无成。马共走回森林，东姑在1957年独立后，接过英国的棒子，继续剿共。

就在马共疲于奔命（1948-1953）的时期，另一支与马共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斗争队伍出现了。他们绝大多数人不是马共份子，但服膺和信仰社会主义是不争的事实。这股力量在后来被标签为左翼统一阵线。它借1953年的反黄（黄色文化）运动在新加坡重新整合起来，声势之浩大也带动了学运在战后真正的成长起来。伴随着反黄的成功，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及《中正中学》的学生在1954年展开反服兵役罢课行动，使到学运成为左翼统战的先锋队。1955年的学运达到高潮，竟被批准成立“中学联”（在马绍尔当新加坡首席部长期间）。它们在较后卷入工潮而出现了“工农学”三结合的斗争（灵感取自毛泽东的“工农兵”三结合的政治理论）。更进一步，新加坡的学运也波及马来半岛，从1955年钟灵中学学生反对改制被开除到1956年大罢课，再到1957年和1958年的全国性的学潮此伏彼起，在在反映出左翼统战的斗争在这个非常时期是依靠学运来推动和支援的。

转入60年代，学运扮演的急先锋的角色稍退，让位于新崛起的政治统战挂帅。这就是在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独立后的新形势，一方面马来亚的左翼政党重新出发。劳工党（1952年）与人民党（1955年）于独立日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与回教党有暗中谅解的联系，构成左翼新图像。基本上取代了马共过去公开扮演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左翼政党反对马来西亚成立，马共也同样反对。

因为马来西亚从酝酿到成立（1961-1963）产生了左右派的大斗争，提升成为国际政治的争夺战，也导致左翼阵营的分化。最明显的是1959年上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原本也是左翼统战的前锋，却因马来西亚的成立（当然还有其他理由）导致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阵营正式告别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党（社阵），双方更因此卷入了不可协调和“你死或我亡”的斗争。

当左派统战在马来西亚成立后的连连失利（比如左翼统战的五邦社会主义阵线因1962年的汶莱流产政变而生变；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冲击了左翼的反大马运动及1964年的大选造成左翼的大失败及1966年南大学运的被取缔），已引发了左翼阵营的另类斗争。所谓的另类斗争就是放弃议会斗争，走向街头斗争。这种路向在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越发明显。马共在森林也正在适应“文革”的斗争而走向激进路线。1968年马共突袭队的南下（马来半岛）；1968年劳工党和新加坡社阵发出抵制未来大选的讯息等，已意味着左翼统战准备改变政治路线图，不再迷信议会斗争。

这样一来，在左翼阵线的缺席下，1969年的大选终于让第三势力抬头，这些与左翼统战不相关联甚至是对立的政党，如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则从中崛起。虽然这不意味左翼统战退出政治舞台，它们依然坚守政治信仰，但已开始转移阵地，在社团和学运中再出发。这就是1971年国会重开（1969年“513”事件后的一年半）后，来了一支香港左翼银星艺术团（以长城电影公司为主）的“文革式表演”，终于带动马大华文学会和新加坡大学华文学会在文革的影响下，重新树立起“南大精神”，在校园内大搞左翼文化活动，它们也无形中成了培育左翼干部的温床。

可惜在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及1978年邓小平复出，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破产后，马新左翼运动也正式退出政治舞台，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沧桑史。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第二部分，共三个部分。）

刊登于2010年6月6日《东方日报》

第三篇：第三势力与新左派初探
当马新左翼政治运动在七八十年代退出政治舞台后，新崛起的政治势力是否是第三势力？这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左翼公开统一阵线在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基本上逐渐减少政治冲突事件乃至在80年代初期自我流放；而马共在1989年与马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也解除武装斗争，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从那一刻起，马新传统的左翼运动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马共成员“解甲归田”或落户泰南）。

这就是说，在90年代之后，由谁取代了马新左翼统战所扮演的角色？而在千禧年后又有否出现新左派？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第三势力的源头和所谓新左派究竟是怎样标签和定位的？
首先，在60年代初期，当新加坡的左翼阵线脱离人民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阵线(1961年)时，它已经抽离人民行动党的左翼因子，且把它归为右翼集团（当时左翼圈子流行的“拉赫曼李光耀反动集团”就是这样来的）。

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执政党，而代表右翼的新加坡联盟又起不了作用，因此在那之后，新加坡政治也就是以“反马来西亚”或“支持马来西亚”作为分水岭，还没明显以左右派来定位。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时，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已在较早举行的大选又取得执政权，使到社阵的反大马运动受到挫折，但两者在新加坡的斗争越趋激烈而不是矛盾缓和。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1964年时，在马来半岛（或称西马）扬出第三势力的旗帜，出其不意地参加马来西亚成立后的首次大选。在那个时候，以马来亚社阵为首的势力仍是波澜壮阔的，它是三个政党的结合体（劳工党、人民党及1963年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的国民议会党的加入）。同样的，它打着反马来西亚的旗号与促成马来西亚落实的联盟对着干。回教党没有加入这个左翼统战，但它默认这样的运动，因为在1963年时，回教党也是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它在其执政的吉兰丹州起诉大马政府，反对将吉兰丹州纳入其中，结果败诉）。

原本是左右派阵线明显的对垒，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插足选举（虽只象征地派出11名国会候选人，但产生的冲击也在日后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顿然使到局面为之一变。在非马来人社会中；尤其是华人社会中掀起思想震荡，既要取代马华又要压下社阵的李光耀凭其个人优势（任新加坡（州）总理），在马来半岛的群众大会卷起千层浪，所到之处，万头攒动，虽然大选成绩行动党出师不利，只胜一国席，但也影响到社阵惨遭失败。

现在看来，不是第三势力发生巨大作用，而是印尼的对抗马来西亚，造成选民（特别是华裔选民）宁可一面倒向支持联盟，也不要冒险支持一个“亲印尼政府”的社阵。就这样，联盟取得辉煌的成绩，马华的陈修信也沾沾自喜的解读是华人票的大回流（虽然在那一年的选举以第三势力再出发的林苍祐率其民主联合党（UDP）在槟城赢得一国四州席，但不算是第三势力崛起，而是凭其个人魅力所致）。

虽然如此，李光耀这一“非共社会主义”理念却在马来西亚成了第三势力，但严格来说，新加坡当时所标榜的尚不是新左派，它在“正统”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是修正派或是西方式的“假”左派（我们将在较后触及什么是“新左派”）。例如李光耀在1965年在马来西亚推动成立的“团总”就是拉拢非联盟的“非共社会主义者”陇在一起形成第三势力。讵料不久后因新加坡的腿出马来西亚，第三势力无法凝成一股的政治力量。

就在新加坡退出马来亚亚后，马来西亚的政局又有奇峰突起的变化，一边是左翼的社阵转向街头斗争，左翼内部开始分裂，而以劳工党杯葛1969年大选退出宪制斗争作为标记。另一边是代表第三势力的反对党，主要是已取代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和收编民主联合党及整合左翼温和份子的民政党作为代表性的政党。但它们都无法探知联盟的巩固或出现松弛，再加上左翼统战已自动放弃议会斗争，也就让新崛起的政党一展身手。说他们是第三势力也可以或说它们取代社阵留下的真空也行，但把他们归纳为“新左派”，那就说不过去了。

果然在1969年的大选后，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的民政党虽穿着“温和社会主义”的大衣，但在内讧底下，林苍祐又本质回归，投入联盟的怀抱及后来成为国阵的成员；甚至连一向以来就与联盟唱对台戏的人民进步党也加入国阵，成为吡叻州的联合政府。人民进步党说不上“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代表着吡州印裔和华裔的力量，是一股第三势力）。这样一来，反对党阵营中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在苦撑局面，虽然它兴起于1969年的大选，但接着下来发生的“513”种族冲突事件，也使到行动党折兵损将（或退党或被扣留）。它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也因在一个时期支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为其内安令辩护，而在70年代中期发生党内的分裂，范俊登就是其中一人反对林吉祥的“亲新加坡的立场”而退出行动党的（他在2004年在重回行动党怀抱，且在吡叻参州选失败后退隐政坛是后话，按不下表），转而在80年代初期领导由叶锦源在1978年退出行动党另组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但在大选中一无所获，也就让这个政党无疾而终。如果可以演绎的话，副秘书长范俊登确实具有新左派的思维（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可惜在那个年代成不了气候，因为马共仍然是一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队伍，新左派仍没有市场。（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陈志勤于1972年离开民政后创组社会正义党，他认为民 政已变质沦为右翼政党，与国阵大合唱，也就将温和社会主义的大衣穿在身上。无奈时不予他，在1974年大选时（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及王裕好中选州议员），到了 1978年又让其政治徒弟陈胜尧接位但败走麦城。社正党至此已到了尽头，这股既非新左派也不是第三势力的政党无法在马来西亚政治史上留下痕迹是预料中事。

情势的转变发生在1990年的大选，那时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声势浩大地成立46精神党，俨然以巫统的替代者立足在政治舞台。它分别结合了回教党和行动党组成的反对党阵线，目的是在赢取执政权，不具强烈的思想意识，只能视为政治利益的“联姻”。虽然在那一年，华社的一些舆论通过行动党（以林晃升为主）喊出了两线制，但得不到马来社会的响应，也只有行动党在1990年唱丰收。无形中，种族在政治上的差异被反映出来。

必须注意的是，在1989年是马共下山的一年，它与马泰政府签署的合艾和平协议，意味着正规的左翼统战结束了政治斗争，也让位于反对党阵线自我标榜其政治立场。它取代了左翼统战的政治角色，但此与“新左派”扯不上关系，也不能视为第三势力。46精神党的失败也就是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只是巫统的翻版。

也只有来到1998年，我国的政局才又有一番新景象，也给新政治思潮留有遐想的空间。这一年身为副首相的安华与首相马哈迪交恶而下台，更被开除出巫统。这一下子，安华凭其个人声望卷起政治千层浪，让马来西亚人民看傻了眼。他的这股势力源自于他70年代组织Abim（回教青年运动），而拥有数以千万计的支持者与“信徒”的政治力量。他用回教的复兴带动新政治潮流，当他在80年代初期被马哈迪收编时，这股力量归顺统治集团；当他在90年代后期与马哈迪翻脸后，这股力量又成为反政府的汹涌波涛。“烈火莫熄”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燃烧起来的。不久之后，安华成立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国民公正党”。相较于回教党而言，安华是从中出现的“第三势力”，既取代已解散的46精神党（后期改成46马来人党，在1996年解散回巢巫统），也不同于侧重宗教的回教党。如果从安华一贯的思想作研究的话，他先是一名回教改革者，后是一名社会改革者，到后来则成为一名政治改革者。这其中的漫长变化反映出安华从未放弃其改革议程，只是他原相信也接受只有巫统才有权力做出改变；当巫统不需要他的时候，他便反过来用另一个思维与右翼路线的巫统顽抗。这种思维属于新第三势力，也十分巧妙地夹带着某种形式的“新左派”的倾向，以显示他不重蹈46精神党的覆辙。例如他在2003年促成左翼的人民党加入公正党，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就是准备让这个政党带有新左派的色彩。虽然人民党的解散并不澈底，后来又复苏了，但气势大不如前。

又例如它在2008年的大选，也让出三个席位于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党”候选人，且有两人分别中选国州席（他们是和丰国会议员古玛医生及雪州哥打白沙罗区州议员纳西尔（党主席）（这个政党虽在1998年成立，但延至2009年才获准注册）。他们两人是在公正党旗下取得胜利的，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安华也具有新左派的思想，可以容纳左派中人加入阵营。抑有进者，在公正党领导层的洗牌中，安华让人民党前主席赛胡申阿里博士担任署理主席意味着这个政党是中间倾左的。
比起民主行动党，公正党具有较为明显的左倾（虽然其政纲未提社会主义，但强调社会正义和公正），而行动党在2000年时已修改其党纲，将“社会主义”字眼去掉，它是在时代大潮流底下（苏联90年的瓦解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大转折。当然也意味着行动党不再扮演“社会主义”的守护神，也就不属于新左派了。它能在政坛上冒出头来是因为人民思想的转变，不再囿于意识形态，而是思变之心切，才有了308 政治海啸。不过如果没有安华的牵头，没有安华的坚持，用新左派的角度审时度时：一方面成功劝说回教党走回民族主义路线，不再诉诸宗教至上，并容忍公正党引进左翼人才（在2004年大选时，回教党的聂阿兹就公开反对公正党的赛胡申阿里在哥打峇鲁角逐国席，理由是他是左翼份子，不被回教党欢迎）。因此在2008年回教党不再反对公正党稍微向左转。

另一方面是安华效应再度发酵，说服行动党以大局为重，别一味排斥回教党，才有了2008年的政治海啸。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又重新划分。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两线制”。一边是国阵；另一边是民联。许多人为两线制在50年后能诞生感到欢欣鼓舞。可惜的是“两线制”正备受挑战，能否形成固定的模式，没人知道。毕竟国阵是不希望两线制改变了一党独大的局面。

正当两线制斗争方兴未艾之际，又有人提出第三势力的建议，以在国阵和民联之间有第三个选择。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柯嘉逊的言论较为出位，不过尚未形成一个舆论。换句话说，这种带有批判性和否定两线制的思想尚未能普及也被认为是操之过急的。

如果说，社会主义党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依附民联，但不归顺民联，形成一种微妙的合作与矛盾体），可以成为第三势力，或可以被视为较正规的“新左派”，（自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那也是过于单纯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就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党的自力更生尚待考验，它若离开公正党自行提名大选能否胜出倒是一个大疑问。这就是说，在现阶段，第三势力和新左派只能按安华的演绎来解读，不能按社会主义党或其他左翼人士来主观论释。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第三势力和新左派只是一种倾向和形式乃至是一个影子，主要反映出与国阵有明显的区别。但它尚未形成一种思潮和一股政治运动，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与发展。（下）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最后部分，本文分三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