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7月17日，英人莱特代表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以印度为大本营，直到1858年才结束此公司，将海外一切业务正式移交英国政府），乘军舰抵达槟榔屿，计有炮兵十五名，军官5名及土人水兵百名。
一登陆时，莱特的日记这样记载﹕“随行人员伐树木，设帐幕，有一小艇来自吉打，由Captain China带头，并有印度基督教徒数人，亦携有鱼网一具。”（《槟榔屿开辟史》，1959，页54）
这位华人大哥就是后来被称吉打华人甲必丹的辜礼欢。他及其家族也因为拨了头筹而致富。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莱特基本上已在旧关仔角建立根据地（康华丽堡的炮台即为当日莱特所建的碉堡），因而在1786年8月11日作如下的宣布﹕
“吾今奉总督（麦克浮爵士）及孟加拉国国国议院训令，于今日占据此岛，名槟榔屿，今名韦尔斯太子岛，并奉乔治第三陛下之命，监视不列巅国（英国）国旗竖立于岛上，以供不列巅东印度公司之用。”（同上，1966，页41-42）
这一天的正午，莱特率众立于旗杆之下（地点在康华丽堡），信号一发，英国旗徐徐升起，一时鸣炮声欢呼声齐发。他在宣读誓言后，又同时宣布已开辟的那一个地段，命名为乔治市，用以表彰乔治三世国王。
于是乔治市与槟榔屿同时诞生，为后来的历史开了头。刚刚过去的2008年，正巧是槟榔屿与乔治市开埠及开市222年，可惜新上任的州政府错过了大事庆祝的机会。因为这一年也是乔治市成功“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区突破性的一年。
根据史书记载，莱特初抵槟岛，祗有居民58人。其中三人即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在丹绒道光过着打渔生活。这三位客家人在1745年来到槟城，死后化身成为大伯公，比莱特早来41年。（《马星华人志》1966年，第41-42页）
在这方面，曾任华民政务司的巴素博士这样说﹕“一位姓邱的客家铁匠，一位姓张的教书先生及一位姓马的烧炭人，他们都被尊奉为华侨的开辟者。”（《马来亚华侨史》，1950年，页85）。巴素也引述史料指出，槟榔屿可以说是华人第一个被鼓励移民的地方（《马来亚华侨史》，1950，页28）。
由此可见，在莱特登陆之前，槟榔屿是罕有人烟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此生活。可以用“一片荒凉，有待开垦”来形容。为了尽快地开发槟城，莱特不得不引进大量的劳工。他在1786年10 月1日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居民增加得很快，有印度人、华人及洋人，他们已存在对土地的争执，每一个人都尽力和尽快地建设。”（《Penang Past & Present》，1966年, Page 1）
到了1788年，莱特说，市镇的人口增加得很快，而且还有若干有体面的华人、马拉巴人和马来人的家族居留。这一年，已有400亩的土地被垦植，全槟人口有一千人，其中五分之二为华人。（《槟榔屿大观》，1950年，页23）
为应付居民所需，莱特在是年让居民在今日槟榔律处的日本新路（Kampong Malabar）兴建亚答店里，但1789年的一场火灾，烧毁了所有店屋，后来被莱特宣布在市区禁用亚答叶盖房子。（《Penang Past & Present》, 1966, Page 1）
1792年时，当时估计人口已近一万人。绝大多数杂居在码头处极不卫生的地方，很多人因而死亡。更难置信的是连莱特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因虐疾而在1794年10月21日逝世，终年54岁。（《Penang Past & Present》, 1966, Page 1）。前后算来，莱特掌理槟榔屿不过8年，就告英年早逝，以致他无法实现其理想，只能交后来者继承。
莱特在世时，一切大小事务全归他一人说了算数。虽然他曾上书东印度公司要求设立土地分配部门及建立警察来维护秩序，但对方未积极响应，以致莱特无从建立起政府的体系，也不可能分权成立司法部门和设立市政局。这无形中使到莱特即是政府，没有法律规章，也因此在后来衍生很多的问题，包括他既是政府又是商人，并扮演与商人私相授受的角色，也给土地拥有权带来恶果。
莱特在1794年逝世前有上书东印度公司，报告槟榔屿及乔治市的实况﹕“在逾万名人口中，有华人3000名，次为印度人，约2000名，暹人及缅人约百名。阿拉伯人，武吉斯人（来自雪兰莪的马来人）约千余名，并有来自吉打的马来人数千名，还有就是欧侨。”（《槟榔屿开辟史》，页138-141）。可以说从一开始，槟榔屿就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另外一段，莱特对华人有如下的记述﹕“华人是我们居民中最有价值的部份，男女儿童约占3千，操控木匠、泥水匠、金属匠各业，兼为商人，店员与垦植者。政府不必拨出特别的费用或做特别的努力，或可从华人方面增加收入。”（《马来亚华侨史》，1950年，页29）。华人之所以增加，不是来自马六甲。马六甲那时仍归荷兰控制，不准华人迁移槟榔屿，莱特只好通过澳门引进大量的华工。这也是为什么，华人社会最早形成于槟城，也是最早有社团设立的族群。乔治市也因此成了来自各方的人，包括华人淘金的梦乡。
莱特虽然将槟榔屿命名为“韦尔斯太子岛”，但此名挂不住，甚至连以后的史书也少提及，而是惯称为“槟榔屿”（Penang）。为什么叫做槟榔屿呢？它又不是盛产槟榔的地方。原来这个小岛的形状如同槟榔，因而得名。（《东南亚华人史》，2003年，页182）。马来人一早就将此地叫做“丹绒”（Tanjong），后来马来文译为Pulau Pinang。至于乔治市则一直沿用下来，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把槟城的首府称之为乔治市，即便在1957年独立后，也不易名，因为它已经载入史册。
槟榔屿开埠人莱特铜像。
莱特于1786年在旧关仔角升起英国国旗，象征着英国占有这个岛屿。 
旧关仔角炮台是莱特所建的城堡。 第二篇——占有威省保护乔治市
莱特上尉（Captain Francis Light），也有译为“赖特”，也算是译得妙。因为他确实曾“赖账”，失信于吉打苏丹，整个故事是这样的；在18世纪，英国已崛起成为海上霸主，把较早崛起于西方的西班牙、葡萄牙乃至荷兰等国比了下去。
如果我们不忘记的话，葡萄牙人早在1511年（16世纪）就占有马六甲王朝，继后于1641年又被荷兰占领，可见他们的军力优于英国。但当英国在印度立足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经过百余年的磨练，终于从中崛起。
不过这个时期，英国在北美失掉其广大殖民地，那就是美国在1784年取得独立，以致向西发展受阻，也就向东拓展其殖民地。槟城就是继印度后被英国看中的一个小岛。
这个小岛本来是属于吉打王国的，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当莱特于1771年巡视槟岛后，觉得这块土地可以作为英国东进的跳板，他首先想到的是贸易，但也透视东印度公司（代表英国政府在远东的利益）的目的是要有军事作用的。因此莱特顺着这一意图，又适逢吉打苏丹王国有难（有来自暹罗的威胁及来自霹雳及雪州的武吉斯人的侵犯。再加上王室倾轧），需要一支外来的军队排除内外忧困，也就同意莱特的请求，割让槟榔屿，以换取东印度公司的保护。
莱特求成心切，于1784年与吉苏丹签订协定，一口气答应每年补偿金是3万元（以西班牙币为标准），（《Development Of Penang》 ，1994，Page 9）。也不想想或问问东印度公司付得起吗？
结果是东印度公司付不起，表示每年只能付一万元。此外，又无实际提供防守军船，触怒了苏丹要取回槟榔屿。但此时莱特已占有槟榔屿，在骑虎难下之下，威慑兼施促使吉苏丹降低补偿金至一万元。可是莱特还是办不到，导致吉苏丹在1791年在北赖建立城地，准备夺回槟榔屿，双方交战了四天四夜。自然是军备先进的英舰打了胜仗。这一仗也在后来改变槟城的版图和历史。莱特也用军力促使吉苏丹在1971年5月1日签了“城下之盟”。要点如下：
1. 只要英国继续占有槟榔屿，东印度公司必须每年付吉打苏丹6千西班牙币（从3万减到6千，莱特也真的“赖”得可以）
2. 吉打苏丹绝不允许其它欧洲国家在吉打建立任何基地。（《Development Of Penang》 ，1994，Page 13）
虽然莱特已安定大局，可专心发展乔治市，但他仍然放心不下，因为槟榔屿单在1790上半年时，根据记录共有104艘船来做生意，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亚齐的商人。理由是槟榔屿是一个自由港，也成为各国虎视眈眈的岛屿。
莱特是于1787年宣布槟岛是一个自由港（但后来为了政府的收入，有对货物课以进出口税，以致莱特的继任者麦唐纳于1796年宣布取消入口税，使槟榔屿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港）。为此他认为乔治市需要一个天然屏障来保护港口的安全，尤其是对1791年北赖之战，更使到他耿耿于怀要占有外岸的土地，可惜他在生之年，未能完成此心愿。
不过，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因为莱特之死而放弃向对岸索土的政策。在1797年时，第三任继任者麦唐纳眼见机会来了。那一年吉打苏丹东姑阿都拉马农沙驾崩，王位继承发生内閧，身为代苏丹的东姑查努丁为巩固王权，于1800年6月6日与第四任继任者李特签署了14点协议书。这份文献确定了今日槟城的版图是包括内陆的土地。其要点具有：只要英国续占有槟榔屿，连同对岸的土地也归纳其中，则东印度公司必须每年缴付吉打苏丹1万元西班牙币的补偿金（直到今天，槟州政府还是每年象征性缴付吉打州政府1万零吉的补偿金/马哈迪在前年曾说，吉打可向槟州要回槟城州，但这只是说说，因为英国当年签订的是“永久割让”，而且也已经是历史事实，宪法有明文规定槟城是一个州，未得槟州政府允许，是不能随意改变州的边界）。
吉打苏丹同意划让槟榔屿对岸的60廊土地（相等于12依格，微不足道）给英国，以换取东印度公司保护沿海地带不受外来侵略及海盗的威胁，（《Development Of Penang》 ，1994，Page 14 & 15 ）。英国把这块土地命名为威斯利省（简称威省）。
这对槟榔屿来说，已是有了一些的保障，但远远不是英国人所满意的。因此英国人又借吉打苏丹的争权，倾全力支持东姑阿未达朱丁成为新苏丹，以取代东姑查努丁的代苏丹地位。这时暹罗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吉打王国已向它称臣。在此情形下，英国再取得暹罗王国的同意，将威省的版图扩大，以慕打河为边界（这就是今天槟吉争议慕打河之水属于两州共有，不是吉打独有）。
经过很多年的维持原状，到了1874年时，通过邦咯条约的签署，英国人向霹雳苏丹索土，以使威省南面的边界扩展到吉辇河。（同上，第16及17页）
这样一来，威省的面积大大超过槟岛，而且后来也有了三座城市，即北海、大山脚与高渊。今天威省的总面积是738平方公里，槟岛则是293平方公里，合起来共1031平方公里。
即便如此，槟城还是马来西亚第二最小的州（最小是玻璃市，由吉打分割出去），但它有4个新加坡大，单单槟岛，就有半个新加坡。
从这样来看，威省不仅是英国人用来保护槟榔屿和乔治市的，而且对于英国日后势力伸入联邦内陆具有重要的前瞻性。而对乔治市来说，更是如虎添翼，它成了槟威两地人民共同的闪闪发亮的城市。
槟城处于东南亚的战略位置，是英国东进的桥头堡。
槟岛与威省合成槟城州，今天已由一座槟威大桥衡接起来。（图片原载槟州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
2003年的槟州面积与人口图表。
第三篇——乔治市两度险被除名
英国人占有了槟榔屿及后又拿下威省后，他们也面对乔治市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和苦恼。最重要的一点是地势改变造成的水患。这是始料未及的。
原来槟榔屿的地理环境是在不断地变化。这是一名德国地理学家曲翰乐的调查结果，对于槟城人来说，则是被忽略的问题。
曲翰乐（Johannes Kucher）是我认识已久的朋友，现在改中文名叫曲喜乐。今年已经69岁了。原是西德弗兰克基申（Giessen）大学的毕业生。他在1962及63年间，花了8个月在槟城居住。目的是收集资料撰写博士论文。结果在1967年完成其博士论文《马来西亚岛屿──槟榔屿之文化与社会结构之演变》，并在1968年出版成书。
他应该是第一位以槟城为题材而拿到博士的人，参考之资料少人触及。从历史的文献中，他发现槟岛在很早之前并没有今天这么大，而且沙丘及沼泽地带也多，更是岛中有岛。例如位于今日峇都茅的地方，本来有一个小小岛叫做Bukit Telok Tempoyak，与槟岛隔着沼泽。但在流沙冲积下，这个小小岛后来竟与槟岛连在一起，这可以从这个地方与槟岛的山脉没有连接关系获得印证。不过这并不包括木蔻山在内，因为木蔻山离槟岛有较远的距离，因此至今还是一个独立的小岛。不过，丹绒道光及浮罗山背一带的土地就是泥沙堆积而成的新土地。乔治市也不例外，面积一样不断扩大，或因海水冲击或因人工填海而加大。就我们所知道的沓田仔，早期也是沼泽地。由于这样，槟岛的地形变成今天的龟形状。
曲喜乐说，他研究的结论是，槟岛的土地每年增加半寸。以致造成槟岛地势的水平线也不断地改变。当时并没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容易一雨成灾。
正因为这样，乔治市一度面临“迁都”的威胁。曲喜乐说：在1820年时，乔治市被水淹没，导致政府在当时有“迁都”的打算，准备将城市迁到较高地区的峇都兰章区。后来认为不恰当，决定改善排水系统，以缓解水患之苦。（见曲博士毕业论文及《曲翰乐博士访问记》收于谢诗坚著《采访二集》，1970年，页150-156）。
但依然无法解决困境，在1941年，乔治市又再面临大水患，严重到几乎不可收拾。不过此时政府没有再准备“迁都”，因为乔治市已成为一座大城市，不可能再有“迁都”之议。
在这之后，乔治市若有倾盆大雨，或一连数天下个不停，市区自然会发生水灾，这是因为我们的地平线改变后，雨水不能及时流入大海，再加上人口增加后，河流和水沟充斥垃圾，而水沟及阴沟都很狭小，容易阻塞，雨水流不出便会溢上马路乃至住家。因此我们今天不必惊异：为什么一下大雨，乔治市便会发生水患？因为这是泥沙冲积下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遗症。
曲博士通晓华语，他的华语早年是在台湾学的。1970年他应乔治市市议会之邀，担任乔治市重建计划的设计组顾问，为期两个月。这一年刚好是林苍佑执政之初，也就有了70年代的乔治市重建工程的开展，光大及其周围的发展就是林苍佑的代表作之一，直到1990年后为要保护乔治市古迹，才改变了发展方针。
我很久已没见过曲博士，在去年（2008年）初，有见于乔治市申遗有望成功，我通过Email与他联系，才知道原来这位地理学家已是名满中国的景观生态大师，在中国各地讲学当客卿教授包括北京大学，也当顾问。他告诉我，他已很久没有研究槟城了，但他送来一本他的博士论文，可惜是德文写成的，不然译成华文，当可飨读者。他的论点是我当时通过访谈写成的，以后有机会再述。
目前在柏林理工大学当教授的曲博士在当时对槟城另有精辟的见解。他从一张荷兰的地图中，发现早期的槟岛已列入其中，但不起眼。
乔治市还有一次面临“迁都”之威胁，那是1805年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提升槟城为一个省，与马德拉斯同级，只直接向大总督负责，不必转弯绕道办事。其目的是尝试要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作为通向中国的一个驿站《（Penang Past & Present》，1966, Page 7）（这是莱特拿下槟榔屿时向东印度公司提出的计划，却迟迟未能落实）。这个时候，东印度公司派出坦达斯（Philip Dundas）出任总督（Governor），地位较前任者高一级，过去只被称为监督（Lieutenant）或总监督（Lieutenant-Governor）。虽然权力没多大改变，但要他把槟城变成一个军事基地和船坞。他的随从中有一位在后来成为开辟新加坡的莱佛士。
对于坦达斯来说，这是一项苦差。他到底要选择在木蔻山或乔治市建军港？如果选择木蔻山，意味着要放弃乔治市的发展，也就有“迁都”的可能。因为在当时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城市，没有可能也没有精力同时发展两个城市。
经过谨慎调查研究后，他们发现到槟城缺乏造船的木材，只能从缅甸运来。但成本很高不划算，而且槟城也缺乏造船的工程师。
所幸当时英国又在另外一处找到适当地点，那就是斯里兰卡的迪可马里（Tricomali）港作为基地，也就不向槟城总督施加压力了。
1810年，英国正式放弃在槟城建军港的计划（《Early Penang & The Rise Of S’pore》，1950， Page 5），木蔻山也就置之不作发展，直到今天仍属于未大开发的处女地。
如果当年真的在木蔻山建立起军港，恐怕乔治市要没落了。坦达斯也因此得以集中精神发展乔治市，不再为军港事而分心。
我们今天的槟城就是在他当任时被规划的，他把槟岛化成三区：乔治市、东北县和西南区而威省则算一区，一共是四个区（谢诗坚，2003，页220-221）。第一次为乔治市划规范围。许多年以后，我们根据这一规化发展了槟岛和威省。他算是给槟城人民留下一个有秩序有规化的“宝贵遗产”。
也由于两度“迁都”不成，才有今日依然璀璨夺目的乔治市。
研究槟城的地理学家曲翰乐博士30岁在槟城留影。
目前在中国讲学的曲教授仍然精神矍烁。且名满中国。
曲博士提供的早年的槟榔屿面积因泥沙冲击不断改变。（取自曲博士论文）
今日的槟榔屿的图形是泥沙多年冲击而成的。（取自市政局报告）
第四篇——乔治市与自由港
这个制度英国本身没有先例可援，因此也没有反对或鼓励莱特在槟榔屿实施自由港制度。就这样莱特在1787年把他所占据的地方宣布为自由港，但没有法律文件左证，其目的是要通过贸易繁荣乔治市。
可是因为在自由港下，收入有限，不敷支付官员开支，东印度公司也就通过征收入口税务来弥补开销，但始终不是好办法，因此在第三任监督麦唐纳在任时的1796年，他又逐步对入口税予以取消，又把槟榔屿变回一个自由港（《马来亚华侨史》，1950，页31）
在这之后，槟岛的自由港地位比较明朗化，也就使到乔治市有了活力而发展起来。
一项记录这样写道﹕“1788年时，乔治市有印度人店铺65家，共有334人，华人店铺有110家，共有425人。与此同时，槟榔屿也吸引来自马来群岛的人。”（Neil Khor, 2002, thesis）
所谓“自由港”，对上了年纪的人会有印象，但对于现代人来说，则无从理解。事实上，它是英国人引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准备通过全岛自由通商不收入口税来促进贸易。这与槟岛后来在工业区设立的“自由贸易区”有天渊之别，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当时的槟榔屿，藉其地理位置优越，逐渐地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尤其成为泰南、缅甸及苏门答腊等地货物的集散地。
槟岛自由港的成功实施，也在后来影响新加坡（1819）及香港（1842）相继落入英国人的手里后，也萧规曹随地实行，终于成为一个贸易典范。这也是英国人带给远东国家的“财富”（当然当时的最大得利者是英国及其商人）。
那么英国用什么方法来克服入不敷出的窘境。其一是乔治市成立估税委员会。在1800年起向每家每户征收“门牌税”。其二是推行饷码制度，将烟酒赌让人承包以便向政府纳税。其三在贸易方面采取宽大政策，鼓励各地商船自由往来而增加服务费收入。也因为这样，槟城的人口增加得很快。在1812年时，槟城包括威省人口已臻2万余人，而在1830年时，飞跃至7万7千人。
尽管在1807年时，英国又恢复征入口税，但到了1827年又再取消，自此自由港地位才被确定下来。（叶苔痕，1978，收中华总商会特刊，页277）
有了一波三折的自由港作为“天帐”，槟城的转口贸易成了槟州的主要经济来源，而海墘的“水上人家”也建立起来。它成了乔治市的经济命脉，因为舶在码头的大小货船都用舯舡小船来起卸货物，海墘的“水上人家”（或称“海上人家”）也就扮演这样的角色。正因为当时的海上交通尤重于陆路交通，才有“海上人家”出现，不然以槟岛的土地，还是绰绰有余安置人民在土地上栖身。未想这一“靠海生活”的因势利导，今天变成一道令人啧啧称奇的风景线。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乔治市早期出现的“缅甸郊（商）”（可见槟缅的物物交换由来之久）；“亚齐郊”（1913年成立的亚齐商公会在独立前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商团）；“暹罗郊”乃至“香汕厦郊”的商群是它的一大特色。槟城人民也靠这些邻近国家的贸易发展起来（今天我们所说的马印泰三角特区就是根据过去的传统组织起来，但作用已大不如前，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港口起卸货，也独立运作）。
本来在英国人的制度下，也不单是乔治市单独受惠于自由港，而是连威省及槟岛郊区也从中受益，因为在那时郊外遍种橡胶、胡椒、丁香、豆蒄等农作物，威省更多出甘庶、稻米良顷。通过乔治市的中介商，进出口货物十分方便；尤其是邻国原产品包括锡米和树胶更非通过槟城加工和出口不可。乔治市曾拥有一座全世界最大的溶锡厂（东方溶锡厂）（建于1889年），也是因为它能提炼最纯的锡块运往欧美国家而享誉全球，目前它已转变成为时代广场。
然而变化终究到来，在战后的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出炉，虽未提及要取消自由港，但槟城的华印商人十分不放心，担心这样一来，势必取消自由港地位，于是槟城的商家，于1948年12月13日在平章会馆（今日的华人大会堂）举行各民族代表大会，212人赴会，通过要求槟城（包括威省）脱离马来亚联合邦，并选出一个委员会按理力争，主要理由是认为自由港将名存实亡。可是在槟州立法议会上以15对10被否决。（谢诗坚，2003，中华总商会纪念刊，页250）。
为了安抚槟城人民的强烈反弹，联合邦政府突于1949年1月29日在宪报公布﹕槟岛将维持自由港地位，取消入口税（烟酒除外）。虽然这是官方文件首次志明槟岛为“自由港”，拥有法定地位，但那时的反应只是一纸公文而已，最终必将槟岛纳入税关区。为此槟城脱离马联委会仍尽最后的努力，在同年11月上书英伦，结果石沉大海。所谓脱离联邦运动胎死腹中。（叶苔痕，1978，中华总商会特刊，页278）
在这之后的一个特点是槟城州竟推行“一州两制”。当局在北海渡轮码头设关卡，检查由槟岛进入的人及车辆，以便对一些货物课税；我记得在60年代初，住在北海的学生每天回家前必买火柴，因为火柴要课税，还有车辆的轮胎也选择在槟城更换。
到了1955年独立前两年，联合邦财政司钦士华发表槟岛将划入关税区的建议，引起哗然和强烈反对，此议终被压下。槟岛人民也因此享受多一些年的自由港的优惠。不过，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槟岛自由港的地位也到“夕阳西下”了。当局根据中央关税区的政策，逐步取消自由港享受的免税政策。1964年正式成案，再无逆转之机了。乔治市从那个时候开始，感受到失去自由港之苦，首当其冲的是海墘的转口贸易大大萎缩了，失业的失业，转工的转工。其负面的影响到了1968年响起警钟，失业率竟高达17%。人民怨声载道，因为转型工业不成功，象样的工厂只有14间，难怪人民找不到工作。就这样在1969年的大选，人民用选票结束了王保尼12年的主政，改由林苍佑掀开新的一页。自由港也到了尽头，寿终正寝了。对乔治市的严重打击，可想而知。
早年的槟城渡轮码头。
槟城曾是熔锡厂的大本营，出口最多的锡到全世界各地（取自中华总商会特刊）。 
早年的海墘水上人家，也是转口贸易的中心站。
因为有了自由港，乔治市才有今日的繁荣（乔治市市议会图片）。
第五篇——乔治市的街道与典故 （新街曾因青楼林立而得名）
莱特开辟槟榔屿时，必然要先开辟道路和建立简陋的住屋。最先开辟的自然是旧关仔角城堡的地带，也就是今日的莱特街。同时海墘路也被发展起来，因为槟岛既是自由港，肯定要有码头。当那几条街打通后，接着便在靠近观音亭的地方划出一个长方形的街道面积图，即是今日的大伯公街（KING ST.），义兴街（CHURCH ST.），椰脚街（PITT ST. ）及漆木街（BISHOP ST.）构成。你从路名可以得知早期的乔治市是个多元宗教和多元种族的社会。
1800年时，当李特（Leith）成为总监督时，他成立一个税务委员会，目的向人民收“门牌税”，以便兴建公路与沟渠。1801年8月30日，这个委员会议决来自东印度公司的犯人，必须要完成漆木街及义兴街的工程。事实上，在莱特逝世前，他已为乔治市的商业街道规划一个网络，由莱特街（LIGHT ST.）向海墘街（BEACH ST.）牛干冬街（CHULIA ST.）及椰脚街（PITT ST. ）伸展。
这些“犯人”（从130名到1805年时已增至772名，他们已证明他们是有能力的劳工。（《PenangPast & Present》，1966，Pages 4 & 5）。
有了街道，商店及住家后，水源供应也从植物园瀑布引入。由于这样，在1804年后，植物园到市区的道路也完成衔接，以导入山水，这些道路包括瀑布路、车水路、广东民路、约克律及哥德律。这是法夸当总监督时（1804-1805）所推行的计划。
1805年较后，坦达斯（DUNDAS）出任总督（首次使用GOVERNOR字眼，以显示东印度公司对槟城的重视）后，乔治市有很大的变化。除规划乔治市范围外，他又规定每家要有门牌号码，并设立警察司法、法庭听审制及陪审团等。而警察司法也用在消防上及划定红灯区（妓女活动区），同时关注外来者进入槟城。
另外一项主要的决定发生在1807坦达斯因病而在4月 8日逝世后，他生前的一项心愿却被其助理完成（当时由菲力斯暂代），其秘书莱佛土（1819年成为新加坡的开埠人）发出通函要在1807年7月23日开会以组成“道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日后的道路规划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成员以詹姆士史谷（莱特挚友，得到莱特的帮助拥有大片土地，是名大地主，显见当时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也非怪事）为主席。
欧藉委员占5名，加上主席共6人，本地委员占6名。其中有一位是华人辜礼欢（他是在莱特登陆时送渔网的那位，而后获得莱特分赠大片土地，也是富甲一方）。
新成立的道路委员会在1807年8月13日的会议上议决将收取土地税，也向车辆（引擎车、牛马、马车）收注册费。
在1827年后，乔治市的机制进一步完善，它所存在的税务委员会及道路委员会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乔治市市议会之由来，留待下一章）。
为应付乔治市人口的增加，道路也快速发展起来。因此乔治市像新加坡一样，其道路的命名虽以英文为标准，但华人也有另外的叫法，而这些名称也与当时的典故有关。
兹择一些例子以说明之：
1. 位于张弼士故居前的一条街，是以第四任总监督李特之名命之（Leith St.），但因为张弼士大宅前的池塘植有许多莲花，华人也就通称此为“莲花河”，一直流传至今。（《马星人物志》，1966年，页54）
2. 又如Church St.应称教堂街（观音亭对面），但因那时有关地方是私会党的大本营，在1867年时，党员竟高达2万5千名，因而后来被华人用私会党的名称命名为义兴街。（同上，页56）
3. Burmah Road，应叫缅甸路，因为市政局供给自来水之前，售水者通常到这条街的一个井水汲水或取水，用牛车载到市上去卖因而被称为“车水路“（或牛车水路）。（同上，页66）
4. Sungai Ujong Road是为乌绒河路，但因当时是卖胡椒的地带，也就被称为胡椒埕。（同上，页66）
学者黄尧说：每一条路，每一条街，每一位地方，都可以从华人习惯上叫出的名字中，反映出不可遮蔽的历史背景来，一连串的打铜街、打铁街（Beach St.一段）、打石街（Acheen St.）就是一连串华人生活奋斗的陈迹。在华人民间心里（对街名的称呼），是有一套哲学的。（见同上，页66）。
5. 我们目前所称的中路，英文一向叫着Macalister Road，若译起来叫着马卡里斯德路，即长又难记。华人索性称之为中路，因为它就座落在两条大路的中间，一边是柑仔园，另一边是车水路，既在中间，就叫中路好了。
6. 你知道新街是怎样得名的吗？它是有一段古的。在1930年政府立法禁止开妓院之前，娼妓业是允许存在的。它也是华人妇女的一页辛酸史。1905年的报告指出，在槟城共有1201名妓女。在这个数目中，超过70%是华人，或计有913名妓女分别在64间妓院操业。单单在Campbell St.（甘栢街），就有46间妓院（青楼），内中共有妓女796名（《The Penang Po Leung Kuk》，2004年，页51）。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新来报到的妓女，也以此为中心。
妓院的蓬勃虽然与政府的放任政策有关，但也与人口比例大有关系。根据1851年的人口调查，槟城华人共有12151名，妇女只有3305名。到了1860年，华人有19533名，妇女也只得8465名。情况到后来没有太大的改善。1881年时，华人34360名中，妇女仍只有10775名，比例是7对3。（同上，页37）。只有在1930年后英国对中国妇女大开方便之门，女性移民才突飞猛进。到了1947年后，勉强有5.5对4.5的比例。
由于男女人数的失调，早期的华人男性，也上鸦片馆（当时是合法的），并参与赌博，自然也与妓女业有关连。一般而言，在青楼内是三位一体的。一度槟城妓业最蓬勃的地方是Campbell St.，Cintra St.（日本横街）及Chulia St.（牛干冬）。（同上，页401）
以此比较，Campbell St. 是早年槟城最大和最红的红灯区。
因为这层关系，人们习惯上把那个地方（Campbell St.）称之为“新妓”的场所，读成福建音或广东音也就变成“新鸡”了（《The Penang Po Leung Kuk》，2004，Page 46）。久而久之，“新鸡”不好听，华人也就沿用一个既好听又文雅的街名，“新街”也就这样一直沿用到今天。如果你读成福建音，也就会知其来历了。不过战后以来，新街已是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区，青楼绝迹。
约莫在1925年前后，槟城的公共交通工具是电车。当时主要的电车干线有两条：一条由海墘码头经五盏灯（Gama超市前）直达阿依淡市场；另一条由海墘码头经槟榔律至日落洞市场。前者是有轨电车（今天在槟榔律挖回的电车轨即为明证）（东方熔锡厂也使用轨道运送锡块至海墘码头出口）；后者是无轨电车服务（所以日落洞路没有铁轨）（梅井﹕75年来的槟城社会，收中华总商会特刊，1978年，页358）。这种服务在60年代初期被废除，改用巴士取代。1923年升旗山缆车通车，英国人也就一口气从海墘市中心，可以坐公车直达升旗山度假，真会享受，也留给我们这段怀古和凄美的回忆。
早年的有轨电车（取自《槟榔屿大观》）。
最早期的乔治市街道图片（取自《中华总商会特刊》）。
早前的新街。
早年的街边与交通工具马车，牛车及三轮车（取自《Penang Past & Present》）。
第六篇——乔治市市议会的由來
既然莱特已選定位于東北角的地區作為喬治市，也就一心一意要把這座城市建立起來，可惜在他任期內，還是無法建立機制，一切由他說了算數。就在一夫當關下，萊特憑其個人的判斷作出決定。只有到了1800年，李特當總監督時，才有稅務委員會（Committee of Assessors）的成立。願名思義，其目的是要向個人徵稅，同時也監督道路和溝渠的建造。委員中有大地主，包括詹姆，斯史谷特及大衛布朗（《Penang Past & Present》, 1966, Page 4）。當時喬治市尚沒有範圍，委員會也包括發展整個檳榔嶼，這是喬治市議會的前身。
1805年，坦達斯擔任總督（此乃首次將檳城的掌管人提升為Governor）。他即是第一個規劃喬治市範圍的人，面積就在東北的海角一帶（《Penang Past & Present》, 1966, Page 8）。有了範圍以后，就更方便推行發展。
在稍加擴大下，當時的喬治市的面積除北面和東面臨海外，也涵蓋自灴燈角溝渠與海交接處起，沿港仔墘溝渠而至吊橋頭（今光大處），再由吊橋頭直落車水路轉入邦咯路至紅毛路海濱，再沿海濱回到紅燈角溝渠止，是為喬治市的範圍（《檳榔嶼大觀》, 1950, 頁60）。
1807年，坦達斯因病危而逝世，但其屬下為執行其遺願，也成立了“道路委員會”（Road Committee）。這意味著兩個委員會並存在同一個時期，只是職責有些不同。
1817年時，檳城的人口已有3萬6千人。不過在1819年時，萊佛士離開檳城到新加坡開創天下，對日后的檳城有相當大的沖擊。
1824年，富勒頓接菲力普之位，成為新總督。這一年政局有重大的變化，荷蘭同恴與英國交換土地，前者獲得蘇門答臘的明古連港；后者則獲得馬六控制權。在1826年時，英政府干脆將新加坡、馬六甲及檳城組成海峽殖民地，由檳城總督富勒頓出任海峽殖民地（三州府）的總督。由于這一重大變化，原在1800年成立的稅務委員會首次被承認具法定地位。（《Penang Past & Present》, 1966, Page 13）
但變化終于到來，先是以檳城作為海峽殖民地政府的中心，而原來檳城的總督也提升為海峽殖民地總督，初時看來對檳城地位提昇大有幫助。可是好景不常，東印度公司為削減開支，于1830年將海峽殖民地降級，隸屬孟加拉省，並改稱總參政司（Resident）（在檳城），另兩位副參政司（Deputy Residents）則分別駐守新加坡和馬六甲。1832年，基于新加坡不論在戰略上或貿易上，都凌駕檳城，也就將海峽殖民地總部遷往新加坡（《東南亞史》, 1965, 頁214）。檳城的地位再一次降級。后來英國又恢復海峽殖民地的總督制，保留另兩州的參政司職位。
1835年，英國政府制訂的市政局法令生效，但不能引用到海峽殖民地（只涉及印度），直到1839年取代1827年的法令后，有關新法令終于可以在三州府實施。其要點如下﹕允許所有的屋宇被徵不超過其年值10%的門牌稅；某些建築物獲得豁免。向所有的引擎車、馬車及動物拉車徵稅；同時所有車輛要注冊。所徵得的收入，在孟加拉省總督的訓令下，必須要進行對街道和街燈檢視和維修以及造路、建橋及相關措施，以保護新加坡、馬六甲及檳城的市民（《Penang Past & Present》, 1966, Page 15）。
這個時候，市政局尚未成立起來，只有委員會。有關首席執行員的委任及一切事務概由參政司取決，因此行政未能上軌道，不滿由茲產生。
到了1848，又有新法令出爐，允許喬治市將稅務委員會等組織併為市政委員會（Municipal Comiittee）。雖然有了法定的委員會，但仍受制于東印度公司而無實權。其中一項令檳城市民難以忍受的是檳城已採用英國的貨幣單位，但孟加拉省方面堅持賬目及薪水使用印度的盧比來計算。印度攻府甚至堅持在檳城採用盧比，而檳城人民認為孟加拉遠離檳城，不知實際情況，竟將自身律法強加于他人身上。這種被認為不公平的爭執，直到1856年英國通過新法令用以取代印度通過的1848年的市政局法令才告結束。
在這項新法令下，它規定每一個州成立各自的市政委員會，成員不超過五名。各州的參政司是委員會主席，另一名由海峽殖民地總督委任，余3名由納稅人選出。
此外，法令也對“選民”的資格作了規定及“投票”的方式；同時這個委員會的經濟來源取自對門牌稅的徵收（不超過年值10%）及對土地稅（不超過年值5%）徵收，還有是車輛的收費。整個新法令在1957年1月1日才正式生效。
從那一天起，原有的市政委員會被市政局所取代，在理論上是為市政局管制喬治市的開始，因此1857年是檳城地方議會的奠基年（《Penang Past & Present》, 1966, Page 16-18）。
既然市民有權以納稅人身份投票選舉市政局議員，也就有所規定凡每年納稅25盧比以上者均得投票。而這是于每年的12月首周第一日舉行。換句話說，議員一年一任（《檳城市政局百年特刊》, 1957）。由于市民對“民主”意識不強，也不知怎樣投票。華人的納稅者則被拉攏投自己的“朋友”一票（在新加坡只歐人投票；在馬六甲選舉作廢）。這樣的選舉有些搞笑，不算是民主意識的萌芽期。
在1863年時，又對議員任期改成三年，仍然沒有使選舉具有意義。當1867年海峽殖民地正式移交英國管制后，也結束了印度政府和東印度公司長達百多年的“統治”（東印度公司已在1858年結束業務）。但它沒多大改變喬治市的實質地位。
1888年，市政局議員的權限已被限制只管理喬治市市區，並對城市界線重新確定。
1913年，市政局新法令暫終止“民選”市議員，改由總督委任所有市議員。而議員的人數在后來增加至12名，主席1名（我們華人所說的12商就是委任的市議員）。
前後算來，截至1957年採用全部民選議員制爲止，被委任為市議員者總共115人（有者被重新委任不在其數）。這些議員對喬治市的發展有其一定的貢獻。
這就是喬治市議會的由來。我們將在另一章講述50年代以后的喬治市市議會的一波三折之變。
早前的槟城政府（包括乔治市）办公楼位置就在今日土库街和唐宇街交界处的汇丰银行。（图片取自《Penang Past & Present》）。
1939年，槟榔屿开埠人莱特的铜像在康华丽堡揭幕，一时冠盖云集（图片取自《Penang Past & Present》）。
目前的乔治市市政局。
第七篇——乔治市―民主的摇篮
大概是“民主”搞不起来或其他用意，乔治市市政局在1913年终止部分“民选”议员改由全部委任，但在1951年时，又宣布要推行民选市议员制度。换句话说，38年后，英国人要拿乔治市做试验品，以民主选举来抗衡马共的游击战争。
这是有历史背景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马共势力坐大，也在槟城成立“人民委员会”。但还来不及“做政府”，英军就在这一年的9月3日首站通过槟城登陆，恢复其殖民统治，也与马共展开政治角力斗争（而后英军又从新加坡登陆，全面控制马来亚）。
1946年4月，英军重组市政局，并在同年6月召开首次会议，对日治时代的破坏进行重修（《Penang Past & Present》，1966年，页84）。1948年英军事政府为全面镇压和扫荡马共份子，在6月的时候，宣布全马进入紧急状态，马共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这是因为在这一年的2月1日，英国与巫统及各州统治者签署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已告生效，拥有法定的统治地位，因此展开对左翼势力的钳制。
1951年，英殖民政府决定修改市政局法令，推行局部民选市议员，以期用民主选举争取民心转向英政府。当时它也把市议员的数目增加至15名。法令规定其中9名为民选，6名系委任，而且市政局主席直接由参政司（相等于槟城的总督）担任。
既然有了选举，自然有政党组成，一马当先的林苍佑于1951年6月成立“急进党”，以便赶上选举列车（这一年的4月，林苍佑已被委为州议员）。这场破天荒的市议员选举于同年11月拉开序幕，而订在12月1日投票。参加选举的的有急进党、组织尚未成气候的劳工党、巫统及独立人士，不知为什么马华没有提名候选人。
当年乔治市的注册选民共11,494人，分开三个选区投票。这三个选举是“丹绒区”、“加拉歪区”及“日落洞区”。每一区选出3名市议员，一共9人。当时的法令规定不像现在一个选区只能一人中选，而是一个集合选区，根据得票率来鉴定得胜者。比如第一高票者任期3年，第二高票者任期两年及第三高票者任期一年，余者落选。这意味着市政局每一年都有选举，实在热闹，也够刺激。（《林苍佑评传》，1985年，页48）
这一年总共有24名候选人分别在3区提名。《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对选举成绩作如下的报导：这场选举获至空前成功。有72%的选民履行义务（如果不是因为下雨，会有更多人出来投票）。没有一位中选的候选人是因为得到某个种族族群的支持（《Penang Past & Present》，1966年，页89）（但这种现象在以后就有了改变）。
这就是说，乔治市议会的选举初时不以种族为导向，而是以人民对政党或候选人的素质的支持来投票。结果，急进党赢得6席（有华人、马来人及印度人当选），巫统1席，劳工党1席及独立人士1席（《光华日报》2-12-51年报导）。
虽然急进党赢得最多议席，但在总数15席中未能过半，而且法令也规定主席由参政司担任，也只能与政权擦肩而过。
如果急进党在这之后有所坚持，并继续由林苍佑领导，肯定能在独立时起而执政市议会。不过，事实不是这样发展的。这儿有一段故事改变了林苍佑和急进党的政运：
1953年，林苍佑从幕后（原任副主席）走向台前出任急进党主席，在党的推举下，促他参加12月的市议员选举。他接受了以后并不选择安全区，而是让给其同志，自己则在日落洞区提名（不是安全区，华人选民较少）（本来他是攻打丹绒区的，被认为可以十拿九稳）。
令林苍佑意想不到的是他竟落马（很少人知道林苍佑有此败选记录，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政坛不倒翁）。这一年的选举，全由巫统胜出，主要是因为华人不热衷登记为选民，以致马来选民明显地增加，林苍佑也因此败了。因此在马来选民增加下，华人候选人已没有所谓安全区，也出现了以种族为倾向的投票。
林苍佑这一败，改变了以后的政局：
其一，林苍佑悄然地接受陈祯录的邀请，于1954年参加马华公会（当时一人允许参加一个政党以上，未严加限制）。
其二，林苍佑希望结束急进党，让党员参加马华公会。
由于急进党是个多元种族政党（虽然华人为大多数），党内有人不同意林苍佑的主张，包括在1951年当选第一位女市议员的叶真宝（她是大富豪叶祖意的孙女），也不同意解散急进党。她在1954年也不再竞选市议员。
因为坚持不下，急进党继续存在，但在1954年时，林苍佑坚决不做党主席，改由美农医生接任，自己退回做副主席。不过急进党显然有了共识，不派人角逐市议员的选举。也因为这样，马华与巫统的合作才冒出头来。其中一位当选者吴源和也就这样的幸运成为乔治市的第一任市长。因为这样，在1955年后急进党“无疾而终”，它的议员在这一年也已过档到马华了，包括威中市议员王保氏和陈清美。急进党从此在政坛上消失。
这一段历史，拿来与今日的民政党的处境对照，大可引以为鉴。民政党与当年的急进党一样，是个多元组合。在308大选后，有人重提民政与马华合并，正如当年林苍佑主张急进党人集体加入马华那样的引起争议。因为民政党坚持它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不是单元种族的政党，尽管实质上民政党的党员90%以上是华裔，也就对与马华的合并有抗拒感。
马华民政合并之说是于2003年由林敬益提出的（正如当年林苍佑向急进党人的表白），而后两党组成工委会，结果也是无疾而终。本届大选过后，又有老调重弹，就是弹不出曲子来。因为许子根不是林敬益，也不是林苍佑。他不认为马华民政合并是民政最好的归属，也没有这个必要。但不知今日的民政党如何从急进党中汲取教训而不再重蹈覆辙的陷入窘境？或许许子根有更好的方案，我们拭目以待。
说回林苍佑，他在市议员选举遭遇滑铁卢之后，你是否知道他从此不再参加市议会的选举。本来他在1954年再度提名（以联盟旗帜）市议员选举，他是很可能胜出，也会成为第一任市长。因为这一年知名度无法和林苍佑比较的吴源和律师在马华的推举下当选市议员。（1984年，林苍佑突接受槟岛市政局主席颁赐“乔治市荣誉市民”称号。不知他是不是第一个人？而其含意不是什么呢？）
林苍佑把其精力放在马华及州议会身上，他有更大的抱负，正是“斑雀焉知鸿鹄志”！
由于林苍佑在市议会的“缺席”，乔治市议会的选举也有了重大的改变。经过重组和整合的劳工党正悄然崛起，市议员数目也逐年增加，几乎取代了急进党的地位，足以和联盟分庭抗礼；尤其是1956年的市政局选举，开了民主先河，全部15名市议员民选，不再有官委市议员之设。这是由于联合邦政府有鉴于马来亚行将独立，而且乔治市市议会也将升格为市，必须要全盘民主化，不能再保留官委制度了。
1956年12月的选举，正值锺灵中学发生学潮（胡万锋是其中一位领导者，遭遇开除，成为68黑名单学生，主要是反对接受津贴），给劳工党一个崛起机会。11月提名时，联盟不劳而获5席，而在12月初的投票中，劳工党参加5席全胜，余者有独立人士当选。其中一名有“打架鱼”之称的邱悦时（他后来参选失利又屡战屡败，因而得名）。
1957年元旦日，乔治市正式升格为市。这个升格为市的因由是在1956年的全体市议员的杰作（此时仍有6官委议员，9民选议员，15人中有6人为华人议员）。他们在1956年8月31日上书英女皇，要求将乔治市升格为市，陈述诸多理由举证乔治市已具备城市地位。结果获御准而在1957年1月1日正式宣布乔治市掀开历史新页，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升格为市的城市（《乔治市市政局百周年特刊》，1957）。荣耀挂在每一位市民的脸上（庆典乐极生悲另述）。
由于这样，乔治市市政局必须在1月2日选出新市政局主席。经过投票，联盟吴源和以6票取胜成为主席，劳工党的拉马纳旦得4票，独立人士起关键作用，于是第一位民选市政局主席诞生了。因乔治市已升格为市，他被视为第一任市长。
不过吴源和在法律上仍不能被称为市长，因为法令未修改。但那时官民已尊称他为市长了。直到同年的12月23日，槟州立法议会通过修宪后，吴源和市长名称正式被确定下来。
1958的市主席选举，拉马纳旦胜出，他名正言顺地成为乔治市市长，是为第二任市长。市议会也就进入了社阵执政的年代（劳工党与人民党在1957年8月31日组成社阵）。由于左派政党取得了第一座桥头堡，也给乔治市市议会带来诸多的变数。无论如何，第一颗马来亚的民主种子，是种在乔治市的。
1951年《光华日报》刊登有关乔治市市议会选举的新闻。
在独立前乔治市市议会旁的喷水池一度是它的荣耀地标，庆祝仪式也在这里举行。
独立之后，这座地标荒凉了，至今由它在那里没人打理。两张图片，标志着市议会的兴衰。
1945年日本投降才半个月，英军就迫不及待选择在槟城重临（1945年9月3日）。
第八篇——乔治市市长不见了
乔治市市议会在1957年元旦日被确定升格为市及首次诞生民选市政局后，马来亚联合邦也如期在8月31日宣布独立。这意味着乔治市市议会的地位日形重要，也成为政党争夺的地标，以便从乔治市再把权力幅射到全槟州乃至全国玄。劳工党就是以此作为使命在1957年12月的市议会选举中（仍沿用旧制度，只对届满的议席进行选举，共有5席选举）再多夺得4席，联盟只得1席。这样一来，社阵（劳工党）已在市议会中拥有9席超过半数，可以在1958年正月的改选中出任市主席。由于法令已经修改，乔治市市议会的主席改称为市长（Mayor），且有法定地位，于是社阵的拉马纳旦荣任市长，是市议会的当然主席。
自社阵执政市议会后，它就以政治导向将市议会改头换面，对地方建设有一定的功绩。“牛头党”深入民心。许多的社阵党员也加入市议会的清洁服务运动，也加入巴士操作，但它也因此与联盟执政的槟州有矛盾和斗争。例如当1960年马来亚政府宣布结束紧急状态（取而代之是内部安全法令），要各州庆祝一番，偏偏社阵执政下的乔治市市议会不卖账（Anwar Fazal讲稿2002）。
1961年乔治市市议会选举已大有改变。这是根据1960年国会通过的地方政府法令而实施，它规定每三年普选一次，以取代每年改选1/3议员的轮替制。这一年它也规定吉隆坡自治市议会解散，改由中央直接管理（《劳工党斗争史》，2001，页170），既然首都不再有市选举，乔治市的选举就更被重视了。
在新法令下，乔治市共划成15个选区，不再有集体选区。社阵一鼓作气，参加15个选区，全面打开，以进一步巩固其执政权。联盟也全面应战，另有人民进步党及独立人士参与。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位来头不小的庄汉良以独立人士身份角逐（他就是后来成为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及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的拿督庄汉良），他的对手是社阵的拉马纳旦（市长）。这仗有看头，但没得打。被形容为打死不走的打架鱼邱悦时也不甘寂寞参选。
选举结果，社阵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赢得14席，仅剩下1席归联盟马华的庄友良。其它参选者都靠边站。
社阵的中选议员中有林建寿及黄添寿。由于社阵认为拉马纳旦表现不够积极，它换了黄添寿当市长。这一下子，可抖出大问题了。原是州议员、市长又是劳工党全国副主席（1955到1958，他是劳工党全国主席）的拉马纳旦（D.S. Ramanathan）一气之下，在后来竟宣布退党，转而加入国大党（1964年他代表联盟再参加选举胜出，成为槟州行政议员，1973年逝世。从政前是一名教师）。
黄添寿也是纯受英文教育者，是劳工党分部秘书。他之所以能出任市长是因为具备条件的林建寿（社阵总秘书）放眼全国，志不在乔治市，因而让出给黄添寿。不过他却以市议员的身被认为操控乔治市市议会，影响力无远弗届（这也留下后遗症）。当时黄添寿曾扬言下一步要执政槟城州。这也是社阵在狂胜后立下的目标。
不过好景不长，在1963年的市议会选举中，社阵不再一枝独秀，而是被新出现的民主联合党（林苍佑的政党，于1961年组成）所冲击。最值得一提的是林苍佑派出名不见经传的郑耀林以小刀锯大树之势专挑林建寿的选区，这是林苍佑的绝招（所谓一山难容二虎，林苍佑与林建寿虽属林氏宗亲，在政坛上他们是不咬弦的一对冤家），他要“教训”林建寿，而林苍佑未参加市选举，那也是他自己的一道伤痛，1953年输了一次就不再回头，反而要郑耀林沿户访问以取得同情票。这一招果然奏效，郑耀林竟把林建寿给扳倒了。
选举的结果，社阵再度执政乔治市，惟优势不再，只以9席对6席掌控市议会。没有林建寿的市议会同样也没有给黄添寿好看，1964年初，社阵选出了崔耀才出任市长。
崔耀才是位好好先生，与世无争，但深得党员的爱戴，他们宁可要崔耀才而不是黄添寿，主要是前者的人缘好。
就这样，社阵进入了考验性的1964年，原本想要争取槟州政权却因马印对抗而痛失城堡，在国州议会大选中，只剩下两名州议员，崔耀才、黄添寿、林建寿（保住国席）及陈朴根等人都告落选，槟州议会反对党领袖的地位让给了林苍佑。
由于社阵在1964年的国州竞选失利，而导致党内矛盾和人事情绪变化，其中不能接受失市长之位的黄添寿藉劳工党与人民党出现裂痕，也在从中套利。
他借两名人民党议员的支持，宣布退出劳工党成为所谓“独立社会主义”者，在1965年12月的市长选举中击败崔耀才重任市长。劳工党勃然大怒，发表文告对他的叛党给予严厉讉责（《劳工党斗争史》，2001，页371）。但他也没有得到好收场，不管是黄添寿或崔耀才当市长，市长的命运已经接近尾声了。黄添寿更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因车祸丧命；崔耀才在韬光养晦后的1974年以独立人士身份复出参选州议席，两度中选，在1980年逝世，一生被党誉为“高风气节”。槟州政府（林苍佑）为纪念他的贡献，将过港仔直街易名为崔耀才路。
果然在1966年8月27日，国会通过地方政府修正法令，赋权于州政府接管市议会。就这样乔治市市议会被接管了，由首席部长王保尼兼任市长。与此同时州政府也设立调查庭，专门调查市议会被指不当行政措施。我从头到尾采访了这个在州政府大厦内开设的调查庭。印象最深的是拉马纳旦及马华的马卓达的供证时大加鞭伐林建寿大加鞭伐，指他在市议会内形成“小王国”，颐指气使，简直是垂帘听政，目的不外是打击社阵，为政府接管市议会合理化，也为取消地方选举找理由。因为调查庭的报告“证实”了失当行为，造成一种印象是所有地方议会都应被接管，以免出现违规和不规划施政。这种理由虽然一直不能被学者和民众接受，但地方议会选举也就因而取消了。
由于劳丄党对联盟政府通过法令接管市议会和取消地方议员选举大表不满，它在1966年9月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不民主，它时也反对提高电话税和反对修改“屋租统治法令”，形成一个连串的抗议运动。
既然没有民选议员，市议会如同一个行政机构，只听命于首席部长，谢绝政党干预。当林苍佑于1969年出任首席部长时，他依样葫芦地掌控市政局，后来也委派郑耀林代他执行职务。
1976年国会再次修改地方政府法令，允许市政局合并兼委任市议员，就这样乔治市市议会也不见了，它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Majlis Perbandaran Pulau Pinang）。意思是说今后所有的槟岛地方事务归一个市政局管理，不再有两个机制。而这个议会的主席称为Yang di pertua，不是什么Mayor（市长），因为他也兼管乡村地带，何来称市长。林苍佑首先启用公务员杜亚峇为主席，后来也由州秘书兼任。1990年起又回到政治人物陈锦华出任，下来是丁福南直到1999年，又回到公务员担任。而所谓市议员（因为也管乡村，称为市议员也怪怪的不恰当，除非浮罗山背、直落巴巷也已经发展成为市），以此推论“市政局”的名字本身就有问题，市主席又何来称市长呢？如果说整个岛已城市化又当别论。
因此报章有时也将市主席称为市长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说词，也可说是一种尊敬，在法律上并不等于市主席就是市长。这就是说，是我们先放弃乔治市市议会，才失掉市长；也因为这一改变，乔治市市议会升格为市的法律地位也失掉了。不错乔治市还是一个大城市，是槟州的首府，任谁也改变不了。既然乔治市是首府，自然是由首席部长来管。如果说首席部长也兼任市长，那还说得过去；至于市政局主席也是市长，就有些含糊不清了。在法理上又说不清楚。
除非我们恢复乔治市市议会，像怡保市议会未有与其它地方议会合并，自然保留市长。而且直到今天为止，许多小城市也发展成较规模的城市，被升格为市，可以拥有市长，为何乔治市不能回复原状呢？什么时候，政府才能还我们市民一个真正有法律地位的市长呢？
再说，行动党一向以来力争还人民第三张选票，我们不知道这一个遥远的梦还有多远呢？
图中前排右二为乔治市第二任市长拉马纳旦及前排左一为第四任市长崔耀才。
第三任乔治市市长黄添寿。
林建寿及林苍佑，就是这两人一前一后改变了乔治市市议会的“命运”和结构。
1961年社阵在乔治市议会选举中狂胜后的胜利大游行。
1966年社阵举行示威抗议槟州政府接管乔治市市议会。第九篇——乔治市的三大震撼事件
乔治市开埠222年以来，曾经面对三次“震撼性事件”的冲击，影响十分深远，有必要温故知新。
(一) 第一宗是1867年私会党大械斗十天，乔治市陷入黑暗世界。
这一年的8月3日至14日。乔治市惨遭浩劫，起因是私会党的一场武力械斗。
它的背景是这样的：早在莱特开辟槟榔屿数年后，他就发现华人也把私会党带了进来。到了1801年时第一个成立的私会党是义兴公司，继之有和胜公司（1810年），海山公司（1823年）及1844年成立的建德堂（俗称大伯公）（陈剑虹，1982，星槟年刊）。
本来先有义兴公司，以广东人为主，后来客家人分出来成立海山公司（以郑景贵为代表人物）。再后来福建人及峇峇也有了它自己的建德堂。根据一项记录显示，1854年时，槟城的华人不过3万名，但参与私会党的人不下2万4千名，几占华人人口的85%（谢诗坚，2003年，收中华总商会百年特刊，页226）。
在1862年，1872及1874年时，义兴和海山在拿律（Larut）为争夺锡矿场发生械斗。前者的头目是陈亚炎，后者的头目是郑景贵。它也涉及霹雳州苏丹王位的争夺。英国人借此机会介入，在1874年达成了邦咯条约。除了两个私会党平息斗争外（此役义兴占上风，它所支持的人出任苏丹，海山则丧失拿律的矿区，心中的不满，也在两年后在槟城爆发出来），王储阿都拉取代伊斯末尔（代苏丹）出任苏丹，而英国有权委派参政司掌管政务，揭开了英国对马来联邦内陆的干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义兴（老大仍是霹雳的陈亚炎，此时槟城负责人是李遇温和“军师”梅耀广）与大伯公（建德堂，领袖为邱天德。当年的天德园为他所有。今天变成发林市镇）因在普吉争夺锡矿地而冲突，而在1876年8月在槟城只因一宗鸡毛蒜事大打出手。双手各有马来人及印度人党员（归义兴的称白旗会，归大伯公的称为红旗会）。因此不是种族冲突，而是私会党争地盘引致。义兴的大本营在义兴街，大伯公的大本营在大伯公街。
不知为什么政府延至十天才制止格斗，而且也从未公布死伤人数，只说损失惨重。因此所设立调查庭调查，其目的不是判谁对谁错或如何给死伤者补偿，而是裁定为“党派之争，不是起义暴动”。 （谢诗坚，2003年，收中华总商会百年特刊，页227）。明明是“十日流血”，就被轻描淡写而过。
在这之后，政府规定社团一定要注册（1869年）及设立“华民政务司”（1877年），由通晓华语华文的英人管理华人市场。最终用意是破除华人社会中存在的“政府中的政府”。这样一来私会党不再成为上层社会保护的组织。
(二) 第二宗是1957年升格为市庆典乐极生悲。
这事发生在1957年1月2日，事缘英国政府批准乔治市于1957年1 月1日升格为市。也为庆祝成立一百周年，乔治市市议会策划了一连6天的庆典节目，其中最高潮的是1月1日及1月2日的大旗鼓游行及花车游行。在元旦日那天，街道万头攒动，相安无事。未想第二天，也就是1月2日，大旗鼓队继续其它路线的游行时，也就乐极生悲了。据知当队伍于午后行至四坎店时，就发生种族冲突，导致大游行中断。我们后来从丽的呼声听到事态严重，又被大人告知明天不必上课了。
1月3日的新闻报导是这样说的：市政府乔治市立埠一百周年纪念大游行，第二天便发生大混乱，现场维持秩序的警长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一人，打伤七人。及后1月7日的新闻报导又说，槟城情势恶劣，再有39人受伤。自骚乱发生以来，共有5人死于非命，74人受伤。于是政府宣布全岛戒严，警方大捕华巫两族私会党徒（《劳工党斗争史》，2001，页119）。到了1月13日，局面受到控制，政府才宣布解除戒严令。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乱是始料未及的，与政治无关。但可以推论为某些极端份子或利用私会党或流氓滋事，将庆典给捣乱了。因为属于不同种族的冲突，也就被归类为种族流血事件。
政府不但马上中止市议会下来的所有庆祝节目，也给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为什么要在独立前夕，有人要制造事端？也因为这样，大旗鼓游行被“禁止”多年，直到80年代初期，在林苍佑的主政下，由州政府督导，才被允许重新恢复大旗鼓游行节目。
在这之后，大旗鼓又年年地游行和表演，也未见有意外发生。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每年观赏这个节目。理由无他，因为槟城人民珍惜和平，也不容破坏份子从中搞事。
(三) 第三宗是1967年抗议货币贬值全槟大罢市。
这一年因为英国政府突于11月18日宣布英镑贬值14.3%，导致马来西亚翌日采取相应行动也对旧币贬值15%，逼使股市停业一天。由于市面旧钞仍在流动，民怨四起。新币（元首肖像）与旧币（英女皇肖像）竟是不同价值，市场也告混淆。
此时已经走群众斗争路线的劳工党，对于示威游行已是家常便饭，决定在11月24日在乔治市举行抗议游行，发动全岛大罢市运动。这场有组织性的抗议行动，不但如期示威，也得到商家的响应。劳工党有如下的报导：总罢市全面展开，巴剎空荡荡，巴士停驶、商店关门、油站停业，咖啡店及酒楼不做生意。槟岛内的劳工党各支部在这一天成了各区罢市斗争的中心点（《劳工党斗争史》，2001，页531）。
很快地，由槟岛引发的大罢市也蔓延到北马各地，震撼全国，最终为种族极端份子所乘，酿成不幸的种族冲突事件（同上，页19）。
根据官方的记录，在这场骚乱中，有27人丧生，123人受伤入院。鉴于事态严重，政府宣布戒严令。当时的副首相敦拉萨指责“共党制造纠纷”。他认为“罢市是由槟州劳工党发起，因此劳工党必须负起严重的后果。”首相东姑更进一步指责“社阵领袖、劳工党、人民党党员及其它有关人士应对此次暴乱负起责任。”
于是有8个劳工党支部被查封，24名劳工党领袖被捕包括林建寿。另外也有黑社会份子74人被捕。陈志勤说：“槟州罢市受到人民的支持而达致成功，但因稍后受到一些种族极端份子的混水摸鱼而走了样。”
经过10天旳戒严，槟城于12月4日解禁，总共有1605人被捕（谢诗坚，2003年，收中华总商会百年特刊，页260）。
虽然政府在罢市后的第二天宣布旧币与新币同值，劳工党也因之将整个党搭了进去。以上的三宗悲剧，先后改变了乔治市的政治生态。
１８６７年槟城大暴动主角之一 ― 邱天德（天德园主人）
１９６７年旧币（英女王肖像）被宣布贬值１５％的新闻报导。
大罢市时，关丹律巴刹一片冷清。
劳工党干部在游行中号召商店响应罢市。
第十篇——乔治市为何“申遗”成功？
已经有222年历史的乔治市是否具申请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相关的地区至少应有500年以上的历史，最好是千年以上的，例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就绰绰有余列为“遗产”。
可是在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规定中，并没有列下年限的限制，而只是要考察申办者提出的地区是否够格？因此乔治市是有资格的。
让我们先了解联合国是怎样制订规章的。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机构（UNESCO）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而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及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WORLD HERITAGE FUND），以鉴定世界那个古迹和城市或自然地区符合联合国的要求，但前提是有关国家和地区政府自身提出，才交由联合国来评定，所谓的基金会拨出的款项有限，主要是靠有关地区的政府自行维持入遗的地方。
马来西亚并没有在当年加入，而是延至1988年才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之一。这个委员会从会员中选出21名委员，任期六年。换句话说，申请者能否过关要看这21个委员根据专家的意见来评定。
由于早前不具备申请“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区，马来西亚在较后时才成功申请砂拉越的穆鲁国家公园（GUNU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区。
相对来说，自然遗产区比较容易“中选”，管理也不大麻烦，而文化遗产区的要求严格，既要有静的历史古迹，也要有动的人文气息的历史痕迹。当这两者相结合起来时，它就会显现其人文历史价值。但又不能太过造作和现代化，否则失去“原汁原味”的价值了。
以乔治市来说，它起先也没有注意到申遗的好处，而且在观念上我们都力求城市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当林苍佑一上台执政，便在1970年提出“乔治市重建计划”。林苍佑的构想是选择吊桥头处（即今日的光大）作为重建的核心，以便在其四周将旧屋全面改造，以重建一个新的城市。
就这样，林苍佑邀请时任首相的敦拉萨于1972年元旦日为乔治市重建计划主持奠基礼，也就是为一座高65层的大厦砌上第一块砖。这一天也标志着执政槟州的民政党与联盟（巫统）组成槟州联合政府（当时民政党分裂后仍有12名州议员，巫统4名。在24个州议席中以⅔优势继续执政）。
为了表扬敦拉萨的领导，林苍佑将这座65层大厦命名为KOMPLEX TUN ABDUL RAZAK， 简称KOMTAR，华人日后就译为光大了。
光大总共分5个阶段发展，林苍佑要在20年后完成。但到他退休时，只完成三个阶段。而光大改造区所占的面积共有11公顷，即0.11平方公里。当整座摩天大楼于80年代初期建竣后，它显得“鹤立鸡群”竖立在乔治市的心脏，也成了槟城的地标。
表面上看来，乔治市跨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实则它隐藏着“破损” 乔治市古文化风貌的“威胁”。因为它的出现，未能与乔治市的古迹起调和作用。这个被认为不规则的现象是在1991年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槟城召开会议时被提出来。这些联合国的专家认为乔治市尚有许多具有特色的建筑，应予保护和保留，不要像许多亚洲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经意地对城市文化遗产造成伤害，新加坡的例子也被提了出来。因此强力地建议槟州政府不要重蹈覆辙。这个时期，许子根刚好上台担任首席部长，开始重视联合国的意见。不过延至1995年，市政局才推出“古迹保留指南”。由于商民对“世界文化遗产”至为模糊，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利益因而反对的声浪不绝。主要是市区内的商民认为房屋也许会“降值”，而且也影响发展计划。这种心里的抗拒是看到别人可以发展这么高（拿光大为例），为何我们的地皮不能建高楼呢？由此可见，政府的苦心未被市民所洞悉。当时的保护区是193公顷为核心地带，另265公顷为缓冲地带。在这些范围内的建筑物被列为不能随意拆掉和改建，引起诸多争议。
虽然如此，在1998年时，在槟城又召开“指定马来西亚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的国际会议，政府敲定槟城和马六甲共同申办，不能单独进行。
到了2003年，槟州政府经过专家的鉴定，决定缩小“文化遗产”区的范围，即核心地带99.35公顷，而缓冲地带89.29公顷，总共只有188公顷，占乔治市的面积不到5%，也不过占槟岛总面积的0.6%（比原来的1.6%小得多了）。乔治市的面积总共4100公顷（41平方公里）。
这种缩小完全不影响申遗的工作，也被同意朝此方向保护古迹。为什么槟州政府会有此信心？且读读下面这一段文字：“早期的乔治市是各色人种汇流的地点。这也反映出是他们礼拜的场所。它们不是相邻，就是在同一条街或者靠近的街道。19世纪初期，广福宫（观音亭）、椰脚街回教堂、打石街回教堂、那哥尔神殿、马哈马里曼兴都庙、圣乔治教堂已经建立在它们目前的所在地了。这些场所之间的距离，全可在步行的范围内。附近还有天主教堂、亚美尼亚教堂。同样的，不同流派的佛教，从暹罗、缅甸、斯里兰卡和中国来这里，各有其庙和信徒。大伯公街到邻近的街道，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华人会馆，说明华人在此落籍的同时，也发展了他们的社会组织网络。”（陈绿漪博士，2003年，收中华总商会百年特刊，页283）。
这种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左右为邻，是乔治市独一无二的特色（申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在此。联合国的评语是：它是绝无仅有的）。也因此繁荣了乔治市，人口也跟着快速的成长。根据1947年的人口调查，乔治市的总人口达189.067名（《槟城市政局一百年纪念特刊》，1957年）。
乔治市人口最高潮的时期是1970年，自此之后，人口则有减无增。以下是槟州政府提供的数目字：
1970年－269, 247名。
1980年－238, 250名。
1991年－212, 540名。
2000年－181, 380名。
（数目退回到1947年，令人难以置信）
除了因为市郊大事发展，人口外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屋租统制法令的取消（2000年），造成乔治市12000间受统制屋宇（屋主不能擅自驱赶住户，租金也不能随意调得太高，只比原租金不超过100%。目的在于保护中下层市民的居住权利）在一夜之间失去保护，令许多人付不起租金而搬迁。
在这种情形下，除非乔治市有奇迹出现，不然人口还是会再流失，同时年久失修的老屋若空置过久又不维修，将破坏整个市容。
即便在面对重重困扰下，乔治市终于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格在2008年7月成功申遗（也许莱特当年的的独到眼光要记上一功），为乔治市历史再掀新页。然而成功的背后有多少辛酸？已少人提及。还有成功之后，我们又如何保护它不被除名，这正成为政府与市民的最大挑战！
Bravo!!!
回复删除Mr Cheah thanks for sharing
Very interesting research, would you elaborate more on the era of 1935-1955?
回复删除Very thorough studies on Penang. Should let more people know about this. Great job!
回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