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政治史略，谢诗坚著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Penang, by Dr. Cheah See Kian

第一部：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形成——从莱特到许子根 （1786—2000）
Volume 1: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Led Administration in Penang (From Francis Light to Koh Tsu Koon (1786-2000))

摘要
马来西亚一共由13个州组成，而槟城州的独特性不仅因为它是英国殖民化马来西亚的滥觞，而且是华人人口最集中的一个州。最后形成了以华人为主导的政体。这是马来西亚境内唯一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的州。

形成这种局面是有其历史因素的。当莱特于1786年占有了槟榔屿并将之开发成一个城市后，华人的南来移民就不断增加。

在整个200年的演变过程中，华人曾经建构了“政府中的政府”体制，又在后来溶进英国人的政治体系中。及至独立后，华人便自然地取代英国人的主导地位，建立起以华人为主导的政体直到今天。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演绎这个过程的巨大变化和来龙去脉，共分九个章节。即1786—1805年，莱特及其继承者如何取得槟榔屿与威省，华人成为推动发展的火车头；1806—1826年，英国重新评估槟城的定位，华人会党的兴起，1826—1867年，槟城纳入海峡殖民地，政治地位下降，但华人党团壮大，“政府中的政府”更见明显；1868—1900年，英国对华社进行控制，打击私会党活动，扶持峇峇精英进入殖民政府圈中；1900—1942年是华社最大的转折，人口已跃居州内第一位，卷入中国左右派之政治斗争。其中左派力量的茁长受到殖民政府的镇压；1942—1945年，日本入侵，英国与马共联手抗日，马共成为抗日的政治主导力量；1942—1957年，日本投降后，英军卷土重来，转过头来与马共进行正面斗争，华人社会面临分化，民主政治被引进，以化解马共威胁，但不变的是华人仍然是在政治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58—1969年，马来西亚的成立致使国家陷入更大的政治思想斗争，槟州华人第三政治势力涌现，林苍佑是为代表性人物。513事件澈底地改变了槟州的政治走向；1970—2000年，华人主导政权进一步巩固，左派退出政治舞台。从王保尼到林苍佑到许子根巩固了一个华人主导的州政权，引导州民走向新世纪。本文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条“历史丝路”，从中了解和领悟它在过去和未来所面对的挑战，是一篇具有可读性的史料的整合与归纳和评析。

Abstract
Malaysia is consists of 13 states, and Penang is peculiar not only because of it historical fact as a unique legacy of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Malaysia, but also as a state with the highest density of Chinese community, which eventually formed the Chinese dominated political tradition in the state. Penang is the only state in Malaysia where the position of the Chief Minister is held by Chinese.

Various factors had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is political scene. 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had been massive and accelerated tremendously since the occupation of Penang Island in 1786 by Francis Ligh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nang into a city thereafte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Penang had established a self control system identified as the government within the government’ (Imperium in Imperio) in the process of the first 100 year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 was then infused into 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Thus,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d naturally substituted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leadership since independence and erected the Chinese dominated political system hitherto. This article will expound the immense changes and causes of the process from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ere are nine sections in this article:

1786-1805, Occupation of Penang Island and Seberang Perai by Francis Light and his successors, and the forerunner role play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tate;

1806-1826,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status of Penang by the British colonizer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1826-1867, Penang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new political system of Strait Settlement, which served as the main cause of the decline of Penang’s political status. However, Chinese phenomenon of government within government became prominent;

1868-1900, British began with it scontrol over Chinese-formed societies and threatened to harness the activities of Chinese private societies. At the same time, British occupiers we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Baba elites into the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1900-1942, Period of crucial turning poin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Penang. Chinese became the majority with the highest population in the state. Chinese were also influenced & involved in right-wing and left-wing political struggle in China during these decades. However, the growth of left-wing power was suppress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1942-1945, Invasion of Japanese in Malaya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were having join effort to confront the Japanese militar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became the dominant power in resisting the Japanese intrusion;

1946-1957, Japanese surrendered and the British returned to Malaya.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ught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after its retur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community became fragmented,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democracy was introduced in order to dissolve the communist treat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However, the Chinese still occupied a position of great influence in Penang.

1958-1969, Formation of Malaysia brought to a greater struggle of political ideology in Malaysia, and the third political power in Penang emerged. Dr. Lim Chong Eu was the symbolic figure. Besides, incident of May 13 had thoroughly changed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Penang;

1970-2000, The dominated political system was consolidated, and the left-wing political power withdrew from the Penang’s political arena eventually. The transition from Wong Pow Nee to Dr. Lim Chong Eu and to Dr. Koh Tsu Koon ha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leading political position in the state, and led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into the new era.

It is hope that this article would provide readers a historical path to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the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is worthy of reading form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nd it provides a means of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history in Penang.

前言
從歷史上而言，檳城是華人進入馬來西亞的橋頭堡。雖然馬六甲比檳城更早有華人居住，而吉蘭丹則被認為是華人最先立足的地方，但中國人成群結隊的漂洋過海定居于馬來西亞的，首推檳城。

根據“馬來亞華僑史”(CHINESE IN MALAYA)作者巴素博士(VICTOR PURCELL)指出，在公元1641年時，馬六甲有華人約三四百名（這一年荷蘭攻下馬六甲，取代葡萄牙成為新的殖民統治者）。又據“馬星華人志”作者黃堯考証，在中國唐代杜佑所撰通卷中，有對丹丹國的情況作描述，因此他推斷在公元7世紀時。丹丹國已有華人居住。所謂丹丹國即指今日的吉蘭丹。但基于種種因素，華人在這個地方仍然佔極少數。巴素博士這樣指出：“華僑移入馬來半島，只有在歐人殖民地設立後，以及有一個安全的基地能使華人毅然走上遠征之途，才開始具有特殊的意義。”[1]

事實上，我們從史料中也無法找出在英國人來之前已有系統的華人歷史被記載下來，有的只是零星的資料，不足以形成一個完整。也只有在英國人來之後，我們才能從檔案中及史書中看到華人社會的整體風貌。因此檳城的歷史被史家公認應從1786年開始。
槟州地形图(Penang Map)

這一年不但標誌著檳城歷史的起點，也是馬來西亞華人史的其中一個重要起點。本文側重探討的是檳州華人政治社會的演變以及如何形成一個華人主導的政體立足于馬來西亞國家，成為獨一無二的政權。

我們所說的檳城，是指包括威省在內的整個檳城州，在過去，我們習慣稱之為檳榔嶼(即指檳島)後來加入威省，組成一個州，統稱為檳城州。

土地面積方面，威省有738平方公里，檳島有293平方公里，合計1031平方公里。它是馬來西亞聯邦中第二小的州，最小的州是玻璃市。但它的歷史地位和對國家歷史的影響又是佔第二位，第一位應是馬六甲(在公元1400年起，曾是馬六甲王朝的核心)。

如果作個比較的話，檳島的面積約等于新加坡的一半；若加上威省，則檳城州的面積是兩個新加坡(新加坡土地面積585平方公里)。 整個馬來西亞的面積是329,589平方公里，檳城州的千餘平方公里顯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它的重要作用又是難以否認的。

在人口比例上，馬來西亞總人口是2200萬，檳州有130萬人，約占6%，而新加坡人口300餘萬，又是檳城人口的三倍。

為什麼一個面積不大，人口又少的州，會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什麼又只有檳州，才能維持華人主導的州政權？這都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本文即是從歷史的角度演釋和分析華人政權形成的來龍去脈。

[1] 參閱巴素博士著“馬來亞華僑史”。劉前度譯，光華日報出版，1950年。第67頁。


（一）1786年—1805年 萊特開埠 華人墾荒
有史書記載，在1786年之前，檳城島上已有58個漁民。其中三人即張理、丘兆祥及馬福春在丹絨道光過著打漁生活。後來他們死了，就化身成為“大伯公”。今天在海珠嶼的大伯公廟由此而來(建于1799年，萊特則于1786年登陸檳榔嶼) 。他們三人是于1745年來到檳城，比萊特早了41年。[1] 又有記錄顯示，當萊特登陸時，島上已有不下百名的人居住。不論檳島在這之前是荒蕪之島或已有極少數人居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從萊特登陸的那一天起，在後來徹底改變檳城的面貌乃至對整個馬來西亞政治的發展起著十分深遠的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

萊特上尉(CAPTAIN FRANCIS LIGHT, 1740-1794)，出身在名門望族的家庭，他的曾祖父FRANCIS NAGUS曾是英國國會議員，與喬治二世國王是密友。19歲那年，在文法學校畢業後，參加海軍。1765年他到印度求發展，在英國政府控制的東印度公司辦事，但未受重用。因此代表東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歸屬英國政府)到暹羅(泰國的普吉)及吉打來往接洽“生意”。1771年萊特巡視檳島後，他致函給總部設在孟加拉的東印度公司的總督，建議把檳島闢為“東方貿易的便利庫倉”。

1786年，第一任华人甲必辜礼欢（左）欢迎莱特到来开辟槟城。他启开华人参政的第一步。

為什麼萊特有此念頭，原來在1770-1780年之間，英法在海外爭奪地盤，而早在18世紀開始，英國已介入列強(主要指歐洲國家的爭奪戰)的角逐，在本土之外建立殖民地，它們都是先通過公司以貿易作為掩飾，再把政治權力伸延過來。

萊特不僅是一名海軍，也是一名商人，更具有政治抱負，要在海外為英國建立起政治軍事力量。檳島被他看中是由于它處于馬六甲海峽，且是印度孟加拉與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的中樞點，可以大有作為。因此東印度公司在翌年派員前來實地考察，但不以為然，萊特大失所望，壯志未能舒展，只好雌伏繼續當他的商人。

14年後，機會終于來了，因為英國開始意識到需要在馬六甲海峽建立一個根據地，以抗拒荷蘭(佔有印尼及馬六甲)及法國(佔有越南和緬甸)勢力的坐大。正巧吉打蘇丹有難，面對暹羅的威脅，還有來自霹靂及雪州的武吉斯人的侵犯，請求萊特說服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出艦艇保護蘇丹的地位，條件是將檳榔嶼割讓給東印度公司。其他要點包括：東印度公司必須保護吉打的安全，若吉打有難和提出請求，東印度公司必須不惜代價提供武器軍備及割讓檳榔嶼(檳島)的每年補償金是3萬元(以西班牙幣為單位)。

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出艦艇保護蘇丹的地位，條件是將檳榔嶼割讓給東印度公司。其他要點包括：東印度公司必須保護吉打的安全，若吉打有難和提出請求，東印度公司必須不惜代價提供武器軍備及割讓檳榔嶼(檳島)的每年補償金是3萬元(以西班牙幣為單位)。

萊特急切承諾，迫不及待地于1786年7月11日登陸檳榔嶼，昇起了英國國旗，命名為“威爾斯太子島”。用以紀念威爾斯太子(PRINCE OF WALES)(但此名掛不住，後來則沿用檳榔嶼至今)。可是英國政府遲遲未允許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正式獲取檳榔嶼，以致後來萊特又與吉打蘇丹發生爭執和斗爭。

在1787年5月17日，萊特致函東印度公司表示他的憂慮，因為倫敦並沒有履行他對吉打的承諾，尤其在防務上未提供吉打防禦來自暹羅，緬甸的威脅。與此同時，荷蘭和法國對吉打也有所覬覦。如果英國再沒有行動的話，恐怕他與吉打蘇丹簽署的合約將告失效。

事實上，東印度公司也付不起3萬元西班牙幣，只能每年付1萬元西班牙幣，因而觸怒了吉打蘇丹，下令禁止農產品運至檳榔嶼，危了檳榔嶼的自由港地位；抑有進者，蘇丹也促請萊特離開檳榔嶼。若是這情形發生，檳榔嶼的歷史將被改寫了。

而萊特不甘于失敗，又于1791年代表東印度公司與吉打蘇丹協商，結果後者同意將年租減至1萬元西班牙幣。可是萊將仍然無法實現諾言，導致吉打蘇丹在北賴(PRAI)建立城堡，準備一舉奪回檳榔嶼，他認為萊特是非法佔有檳榔嶼的。

儘管英國仍然不以為意，萊特卻急中求變，反客為主，他調遣了少數軍隊和戰船，在1791年4月12日發動進攻，在瓜拉比萊(KUALA PRAI)交戰四天四夜，這一仗打垮了吉打的防禦城堡，萊特取得澈底的勝利。

吉打蘇丹在別無選擇下，只得與萊特簽了“城下盟約”。正式確定東印度公司擁有檳榔嶼的佔領。1791年5月1日簽署的條約主要內容包括：

只要英國繼續佔有檳榔嶼，東印度公司必須每年付給吉打蘇丹6千元西班牙幣。
吉打供給檳榔嶼的貨物及屬于東印度公司清理的貨物，吉打一概不准徵稅。
吉打蘇丹絕不允許其他歐洲國家在吉打建立任何的基地。
吉打不能向東印度公司的敵人提供任何物資。[2]

威省被納入檳榔嶼
雖然有了和平協議，不意味著吉打與東印度公司的矛盾已告解決，相反的萊特認定檳榔嶼的安全也繫于邊周擁有一座屏障，不然孤立的檳榔嶼小島隨時有被攻打的危險。于是他處心積慮地要把對岸的土地拿過來，以方便日後在檳榔嶼建立穩固的根基。

遺憾的是，萊特于1794年病逝，未能完成他的“雄心大志”，但他的第二個繼承者落實了這一具有深遠影響的擴張政策。情況是這樣的：在吉打蘇丹TENGKU ABDULLAH MAHRUM SHAH于1797年駕崩，繼承王位發生內鬨，身為代蘇丹的TENGKU DZIAUDDIN 為鞏固政權，與萊特的繼承者喬治李特(SIR GEORGE LEITH)總督上尉于1800年6月6日簽署了包含14點的協議書，這份歷史文獻也就確定今日的檳城的版圖是包括威省在內的。

其要點如下：

只要英國繼續佔有檳榔嶼，連同對岸的土地，則東印度公司必須每年繳付吉打蘇丹1萬元西班牙幣的補償金。
吉打蘇丹同意割讓檳榔嶼對岸的土地60廊(約12依格)給英國，以換取東印度公司保護沿海地帶不受外來侵略者及海盜的威脅。
一旦此條約簽署，東印度公司過去未依據條約所欠的補償金必須一概清還，不再拖欠。
此條約也把過去的主要條約內容帶進來。

這意味著英國人擁有的版圖擴大了，整個馬來亞乃至馬來西亞人的命運在後來有了很大的改變。

此時我們看到，東印度公司已把檳城劃成三個名稱，全以英國人命名。檳榔嶼(島)稱為：威爾斯太子島(PRINCE OF WALES ISLAND)，檳城人習慣稱呼為檳榔嶼PENANG ISLAND)。又于1786年8月10日將先開闢那一段命名為喬治市(當時英王喬治三世在位，取名為GEORGE TOWN。時至今日仍然沿用，是檳城州的首府)。再于1800年把對岸的土地命名為威斯利省(PROVINCE WELLESLEY)(當時東印度公司的總督為RICHARD WELLESLEY) 後來被簡稱為威省，一直用到今天。而威省的主要城鎮BUTTERWORTH(北海)，也是在1840年成為海峽殖民地總督的名字COLONEL BUTTERWORTH 巴特沃上校)。

由此可見，英國雖然初時不熱衷檳城的重要位，但以後就傾全力把檳城作為進入馬來半島的發源地。

為了使到版圖擴大，東印度公司再與暹羅簽訂合的，把威省面積進一步擴充。當時取代DZIAUDDIN成為新蘇丹的TENGKU AHMAD TAJUDDIN鑑于勢單力薄，無話可說。在新協定下，威省面積大大增加，西至馬六甲海峽，北至慕打河，東邊與慕打河平行，南邊下到吉輦河，大山腳也包括在內。直到1874年，英國與霹靂蘇丹簽署邦咯條約後，又再一次將威省面積擴展成228平方英哩。隨著時日填海及土地面積的調整，成了今日的738平方公里(約285平方英哩)就此檳城州的版圖已被確定下來。[3]

透過萊特的穿針引線，檳榔嶼成了英國擴充勢力的第一個據點，但萊特以後的繼承者，究竟怎樣行使權力，又如何把檳榔嶼發展起來，確實與今日的局面大有關係。

首先萊特的任務是為東印度公司尋找一個避季候風的港口，供英國商船來往于印度與中國之間；也順便為英國的海軍尋找一個可充為基地的港口，抵禦荷蘭及法國軍艦的干擾，保護英國的海上勢力。但萊特只帶了三艘小船抵達檳榔嶼，[4] 人數有限。不過檳榔嶼當時人口也不多，容易控制，也就不存在建立行政制度的需要。嚴格來說，從1786年到1805年的19年期間，是屬于個人的統治，被東印度公司授于“監督”官職(SUPERINTENDENT)。當萊特于1794年病逝後，接替其位的是馬靈頓 (PHILIP MANINGTON) 因病只任很短時期，便交由麥唐納上校 (MAJOR FORBES ROSS MACDONALD) 接任到1800年。繼後是李特(SIR GEORGE LEITH)成為第四任監督，直到1804年。

根據萊特于1786年10月的記錄(佔領檳榔嶼後的三個月)指出：“我們的居民增加得很快，有印度人、華人及洋人。他們已存在對土地的爭執，每個人都盡力和盡快地建設。”[5]

我們從歷史的軌跡中發現，在初期，不論是英政府或華人社會，都不認為私會黨是一個罪惡的組織，反而是華人求生之道的一個“保護傘”。而且私會黨也與早期的社團是相互呼應，也是不分彼此的。

接著在第二年(1787)的二月書信中萊特這樣記載：“如果不是荷蘭對華人的監控，大多數的華人將會從馬六甲移居而來。已知有40人準備從水陸出發，但被荷蘭政府禁止，並敕令未經允許，任何男人不得離開(馬六甲)。抑有進者，荷人也想盡辦法阻止華人由中國來到檳城。” [6]

在萊特逝世之前那一年(1794年12月病逝)，即在2月的時候，他向駐于加爾各答的東印度公司的上司提出下列的報告：

“華人成為我們居民中最寶貴的一環，有男女及兒童，約3000人，從事各種不同的行業，如木匠、石匠、金匠、店員、種植人、商人。他們用小船和舢舨將富冒險精神的人送到鄰近地區，他們是唯一來自東方的人民，可以被徵稅收而不必加重政府的額外負擔。他們是有用的資產，但他們所操的言語非其他人所懂，他們可以結黨而以秘密的方式結合起來，以反對他們不同意的政府法令。他們的勇敢中飽含的智慧可以成為危險份子，但他們在反叛前，也有勇氣承受許多的課稅。他們永不知倦地追求金錢，並與歐洲人一樣，花錢購買東西以滿足自己。他們不等待籌足了錢回到祖地，而是每年將所得部份寄回家鄉的家人。這也促成貧窮的工人拼命再做第二份工作，以獲取多2至3塊錢，作為匯回鄉之用。這種現象是很普遍的。一旦他們儲蓄一點錢，就會娶妻生子過著正常的生活。他們對子女教育重視，有時也送男孩回中國接受完整教育；但女孩則留在家中，嚴加看管，直到她們出嫁，才有較大的自由。他們熱衷于賭博，而不節制。遂造成他們蒙受許多挫折而以失敗告終。” [7]

萊特的報告中，刻劃出初期華人的情況和精神狀態，雖不詳細，但也讓我們看到早期檳城華人的概況。這對我們日後認識檳城演變成為十分重要的文獻。

萊特這樣做是刻意要引起東印度公司對檳城的重視，但董事會(東印度公司)卻掉以輕心，理由是檳城不是他們建立軍事基地的理想地方；再加上開支過大，擔負沉重而閃過放棄的念頭。直到1805年，東印度公司決定重新評估檳城的作用，才將它提昇成為東印度公司的第四個行省。

無可否認，在萊特統治檳榔嶼初期，政府只是一個形式上的稱號，權力幾乎操在萊特一個人的手上。雖然萊特曾要求東印度公司設立土地分配及建立警察來保護和平，但鑑于英人稀少，萊特很難在政府，司法及市政職權上進行區分。所有事務皆由他一人包攬，更同時他也沒停止做為一名商人。[8] 從這里可以看出，萊特本身即是政府，沒有法律制度，一切由他個人說了即算。

他的第一個目標是為了建立軍事港口，但這個計劃在後來被証明失敗。而他的第二個目標也就是把檳榔嶼闢為自由港。這個制度的成功確保了東印度公司的商業利益，也塑造了日後檳榔嶼的模式。
因此萊特被認為是包含著為金錢而到來，因為那時幾乎所有的官員都捲入商業活動，也正是有此“陰差陽錯”(名為尋找軍港，實則沉醉在對財富的追逐)，檳榔嶼成了英國人在東南亞引進資本主義的一個開端。

既然是奉行資本主義，萊特也就帶頭廢除“賣身為奴”的制度，把家中七位的“華人奴隸”解放了。[9] 社會風氣為此一變。

華人人口 大量移入
自從而后，由于萊特推行自由港和自由貿易政策，檳榔嶼人口得以逐年增加。根據萊特本身在1792年上書東印度公司總管時說：“開闢未及六載，小島居民已達萬人，則証明其土地優良、地位利便而宜于通商。但因人多良莠不齊，為欲排難解紛，使各安居樂業，建議設立審檢廳(COURT OF ENQUIRY)。”[10] 可惜一時未能達其心願。

在政府力量有限下，萊特採取的政策是讓各族人民“各自為政”，設立甲必丹制(即一方首領或村長)解決族群的問題。這在華人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萊特于1794逝世前數個月，曾有上書給東印度公司總督闡述檳榔嶼的人口情況。在逾萬名人口中，有華人3000名，次為印度人，約2000名之數，暹人及緬人約百名。阿拉伯人，武吉斯人約千餘名，並有來自吉打的馬來人數千名，還有就是歐僑。可以說從一開始，檳榔嶼就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11]

在這些居民中，萊特最為重視華人，他認為華人對島上的開闢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又對他們有所警愓。除一方面仿傚荷蘭做法委當地華人為“甲必丹”外，也提防他們結黨營私。

他所謂的結黨即是針對華人組織私會黨，在社區內成為“自治政府”不受萊特管治。

私會黨的組織，根據巴素博士描述：“他們原本屬于宗教或慈善的“自助”的社團，在滿清統治中國時期，具有一種政治及反清的性質，及後便淪為犯罪組織。據洪門的本身記錄，它的起源始于1674年，積極反清，華人曾把他們含有慈善性質的鄉邑與宗族的會館及私會黨帶入馬來亞。在檳榔嶼1799年的最早時期，私會黨公然漠視當局的行政以及使他們服從的強烈措施。”[12]

這種情況的存在，一方面說明英國統治初期行政雜亂無章，政府形同虛設；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英國統治者在不得已的局面下，任由華人“自行管治”所在地。而華人也借此機會建立本身的勢力範圍，或稱之為私會黨組織，或宗祠寺廟的出現也莫不與此有關。

例如，1799年建立的海珠嶼大伯公廟 [13]，1800年建立的廣福宮(觀音亭)及1801年先後成立的嘉應會館及大伯公街福德祠均被視為最早的華團組織，也不排除帶有私會黨的色彩；更有說法指廣福宮是當年的“華民政務機構”。[14]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00年，檳榔嶼的華人，就存在福建和廣東幫兩大幫派。為了共同的利益和處理“華人的事務”，他們共同組成廣福宮，作為“華社的政府機構”。由此而啟開了華人在保護自身利益的同時，萌芽了與英國的統治者分享政治權利的念頭。

華人南來也帶來中國的習俗。在舊中國的農村，人民的日常事務和福利皆由當地社團處理而非政府。當政府的措施被認為不利于他們時，比如徵抽稅收或限制個人行動，當地社團會起而反對。基此經驗，外來移民不會親向外國的殖民統治。這些人既視滿清為外來者，更視英國為外來者，為此他們成立各自的團體，並對他們的領袖服從。這正是私會黨的一種模式。[15]

華人在那個階段聚少成多，對檳榔嶼的發展起著重要的貢獻，但也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一個本身的“政體”，輔助東印度公司穩定局面，且在後來成為向中國招募勞工的最大推動力，這都是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政府授意下進行的。

例如在萊特開埠的兩年後，主要指市區內，就有400英畝土地被開墾。在巴剎的商屋，大抵為華人開設。[16] 由于英殖民政府人手有限，鞭長莫及，它把管理地方的權力交給當地居民，包括華人在內，委以“甲必丹”作為領袖。萊特是沿用西班牙、葡萄牙及荷蘭使用的制度來達到穩定局面的目的(西班牙幣也因此在早期成為東印度公司的通用錢幣)。所謂“甲必丹”，不但賦有某些執行權，行政權和若干司法權，以施予本族人士的身上，同時也是政府與居民之間的一座橋樑。不過因為華人方言與來自地域之不同，英國又實施了個別族群的間接管制。[17] 這種“分治”導致了幫派的出現和利益上的沖突。

在查知的資料中，檳榔嶼在1790年起已有“義興”私會黨之立，直到1800年廣福宮及大伯公廟的興起，他們又交叉存在社會之中。既是私會黨首領，又是甲必丹，當然也是廟寺的亭主之類的“大哥大”。

最具有說服力的是在1803年檳榔嶼的甲必丹名單中，“華人甲必丹”是被稱為TIKOO(大哥)。從1801年發現的一塊碑記中所誌，這位大哥兼甲必丹，是檳榔嶼廣東暨汀州公塚的最大捐款人 (捐五十元)。這一點足以說明華人私會黨領袖，不僅扮演私會黨頭目，同時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再從私會黨發給黨徒的收據中顯示，檳榔嶼廟宇的爐主，都屬于義興公司的。

這就是說，在早期的檳榔嶼，存在著私會黨、公司(會館)與廟宇的“三結合”。如果我們把這些廟宇視為宗教祭祀兼社會政治的行政總部，對于它具有的多種功能，就不會感到驚訝了。[18]

在另一方面，東印度公司也陷入矛盾與失調，它既期望檳榔嶼可發展成為軍事基地，有助于英國擴充海上勢力，尤其面對法國的競爭，但又擔心它不能達到要求，結果在舉棋不定下，華人的地方勢力也得到鞏固和發展。

我們看到的是東印度公司控制的檳榔嶼總督一心一意要建立一個政府制度把政治權力拿回來，例如在萊特以後的繼任者馬寧頓(MANINGTON)要進行徵稅時，面對居民的反對，華人也不例外。迫使政府必須延至1800年，在李特(GEORGE LEITH)上任後，才能組成“稅委員會”(COMMITTEE OF ASSESORS)。

這個委員會的職責是發展檳榔嶼的喬治巿，成員包括大地主詹姆斯史谷特(JAMES SCOTT)和布朗(DAVID BROWN)。

委員會的工作取得了進展，逐步地建立起警察和司法制度。[19]而喬治市市議會乃是以此作為起點。

可是，我們也看到東印度公司人力之不足下呈現出對抗的危機，在華人私會黨頭目領導下，公然反對政府措施。在1799年時，在“公司”名下團結一致，藐視政府，形同一個“獨立的社區”。[20]

為什麼會形成這個局面？主要與萊特生前構思的發展政策有關。他除了首先考慮的軍事用途，以取信于東印度公司外，另外的重要目的是：(1)萊特決意發展檳榔嶼為自由港，作為印度通向中國的轉站點，尤其能在英軍的保護下，把馬六甲海峽變成不受干擾(主要指荷蘭和法國的軍船)的自由通道。萊特這樣說：“提倡自由貿易以發展商業的計劃，已見成功，以為可照此進行。不必更變。”(1792年上書東印度公司總督之函件要點)。

雖然如此，萊特還是有對貨物進出口課以稅務，以支付開支。但到了1796年，他的繼任者麥唐納鑑于情況複雜，便取消入口稅，使檳榔嶼成為一個真正的自由港。[21]

(2) 但為彌補政府的開支，萊特也設立餉碼制度，在煙，酒及賭方面徵稅，他認為華人是政府的收入來源，最明顯的徵稅辦法，就是利用他們的嗜好以增加收入。這種煙賭局之設，成為未來世紀紛擾的淵源 [22]。初時萊特將此特權賦予好友史谷特，後來華人也涉足其中。

根據萊特以後的另一位繼任者喬治李特(GEORGE LEITH)在後來的著述中(1840年出版“威爾斯太子島概說”)有這樣批評萊特的失當政策。在1800年之前，政府之收入，幾全部得之于餉碼。那些承包餉碼者，如不能斂取錢財，必向政府請求減低稅收；反之若獲鉅額，決不慷慨多付，致政府的收入落入他人手中。[23]

根據記錄，在1789年，政府靠煙酒賭之課稅，僅得2500元，至1800年，始達每年三萬元之額，完全不能應付政府之開銷。

(3) 萊特的土地開發政策，雖然最為人詬納，但也有效地使到檳榔嶼的城巿得以發展起來，同時耕種地也逐漸擴大，被鼓勵耕種的農作物有胡椒，丁香，豆蔻，檳榔等等及後再種植大量甘蔗。這些農作物成為華人的主要經濟基礎。

與此同時，來自孟加拉的囚犯，也被派遣來檳榔嶼操苦工，建設道路與開闢莽林，將工抵罪。
萊特播下的自由政策，自然需要大量的人口和勞動者，華人的南下從茲絡繹不絕。檳榔嶼的歷史由此有了發展的方向。

不過，據“檳榔嶼志略”指出萊特的“土地政策”是備受爭議的，也在日後被激烈抨擊。檳榔嶼在他治理和經營下，有兩大敗筆，其一是土地政策恣意占為已有或隨意分配；其二是稅收入不敷出，致使政府負擔沉重，這也是為什麼東印度公司不滿意之 在土地政策方面，萊特將良田沃土，濫贈一般不知耕種之歐人(按當時慣例，東印度公司之仆役包括在內)，且不附帶條件。抑有進者，萊特之“政府”中，既無管理地產之專部，亦無測量土地之專員。隨筆揮畫，即成“地契”。而萊特本身也被指控，在離堡不遠之北海岸(指萊特街至紅毛路一帶)，已占有良田多頃，而在島之其他部份，亦擁有地產。另其好友兼合作伙伴詹姆斯史谷德(JAMES SCOTT)擁有地產相當多；更獲得經營商業的自由權，且成為放貸人。凡是未能贖回土地者，全歸史氏所有。因此接任萊特的麥唐納少校于1796年痛斥史谷德為島上之“霸權”，行事強橫無道。

被認為荒唐的是，政府之官舍，尚需向史谷德租賃以建。所有可資用之土地，均告撥出。 (當史谷德于1808年逝世時，其名下之財產轉與在世股東承受，其中以布朗 (DAVID BROWN) 得利最大，殖民地之土地，大部轉落其手中。當布朗于1825年逝世時，留下的財富與產業，數額之大，令人詫異)。

至于亞洲籍移民，大多在山岭之末，也就是在未開發的莽林耕作。

事後史料查證，萊特本身不是貪得無厭之人，其遺產也不過一萬五千英鎊，因而改變對他的誤解而允許在日後對他追功，立碑置像以資紀念。

可以這么說，從1786年至1805年間，檳榔嶼仍是十分落后的。公路既不多，公共建築更廖若星辰。無醫療設備，無徵稅關係，維持治安之費用極度缺乏，堪稱法紀全無，此種雜亂無章之局而竟維持了20年。[24]
最早期的乔治市街道图
1800年后乔治市的范围不断扩大
槟城开辟人莱特铜像

[1] 參閱黃堯編著“馬星華人志”，香港明鑑出版社出版，1966年。第41及42頁。
[2] 參閱“檳州發展史”(Pembangunan Pulau Pinang)作者Zakry Abadi, Yayasan Bumiputra P.Pinang出版，1994年，第5至13頁。
[3] 參閱同上16至17頁。
[4] 參閱Malaysia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John Gullick & Bruce Gale, Published by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6, Page 19.
[5] 參閱“Penang Past & Present (1786-1963)”,Published by City Council Of Georgetown, 1966, Page 1.
[6] 參閱“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y Victor Purcell, Published by Oxfi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second edition, page 244.
[7] 參閱同上, Page 244.
[8] 參閱“Penang Past & Present”(1786-1963), Page 1.
[9] 參閱黃堯編著“馬星華人志” 第44及45頁。
[10] 參閱書蠹編，顧因明、王旦華譯“檳榔嶼開闢史”，台灣商務出版社，1969年。第119至123頁。
[11] 參閱“檳榔嶼開闢史” ，第138至141頁。
[12] 參閱“馬來亞華僑史”，第106至107頁。
[13] 這種說法得到民間學者鄺國祥及黃堯的認同；但不被另外的學者劉果因及張少寬所認同。因此它真正成立的年代有待考証。
[14] 參閱“嘉應會館186週年紀念特刊”中的鄺國祥撰 “本城嘉應會館”及劉果因撰“檳城嘉應會館在馬華歷史上的地位”，1987出版。第28至34頁。
[15] 參閱“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sia”by Wilfred Blythe.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age 45.
[16] 參閱“馬來亞華僑史”第28至29頁。
[17] 參閱麥留芳(Mak Lau Fong)著，張清江譯“星馬華人私會黨研究”，正中書局印行，1985年。第36及37頁。
[18] 參閱同上，第130至131頁。
[19] 參閱“Penang Past & Present”(1786-1963), Pages 4 & 5.
[20] 參閱L. F Comber著“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sia” (A Stud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1900), Published by J.J.Augustin Incorporated Pubisher, Locust Valley, New York, 1959, Page 37.
[21] 參閱“馬來亞華僑史”第31頁。
[22] 同上，第30頁。
[23] 參閱“檳榔嶼志略”第66頁。
[24] 參閱姚相與張禮千合著“檳榔嶼志略”，商務印書館。1946年出版，第62及69頁。

（二）1805年—1826年 制度成形 幫會興起
在1805年時，東印度公司決意提昇檳榔嶼為印度的一個省與馬德拉斯和孟買同一等級，只直接向東印度公司總督負責，主要目的是廠史要建立成一個軍事基地，有船塢設施，作為通向中國和錫蘭(斯里蘭卡)之間的驛站 [1] 檳榔嶼的地位和命運有了一定的改變。華人的“政治地位”有了一定的提昇，兼伴著私會黨的勢力越來越大，對治安構成一定的威脅。

在英國方面通過東印度公司委派坦達斯(PHILIP DUNDAS)出任總督(GOVERNOR)(過去的稱為LIEUTENANT(監督)或LIEUTENANT-GOVERNOR (總監督)，地位提昇一級，但所負起的職權無多大改變，所不同的是他必須完成將檳榔嶼變成英國的軍事基地和船塢。他的隨從中有一位在後來成為重要人物的是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 。

萊佛士雖對前任者華蓋(R.T.FARQUHAR)(繼喬治李特之后出任總監督，但只擔任一年而離去)有所批評，但也稱讚他為檳榔嶼的建設作出貢獻。道路，屋宇及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華蓋深受居民的愛載，因為他改善了他們的生活。[2]

英國人也因為檳榔嶼的地位被“升級”，定居人數增加，已有120名左右。

這個時候坦達斯總督有一個痛苦的抉擇，他是要發展木蔻山作為軍港和造船廠，抑或是喬治巿？因為一個行省只能有一個城巿(不過在萊特在世期間，其好友史谷特 (JAMES SCOTT) 曾建議發展木蔻山，保留喬治巿，擁有兩個市行政權是可並存的，他主要是出自私利的考量。當時牛汝莪及峇六拜已盡是他的土地，但不獲接納)。在衡量輕重與調查後，木蔻山的發展被擱置一旁。

這是因為在檳榔嶼找不到適合造船的木材，必須從緬甸運來，成本很高。當時檳榔嶼也沒有造船的工程師，加上資本不足，有關造船廠的計劃泡湯。英國之所以不熱衷在木蔻山建造船廠還有另外兩個原因：法國在海上的勢力衰退，英國不必急切建立另一軍港；英國已找到另一個適當地點，就是在斯里蘭卡的寧可馬里(TRICOMALI)港作為基地。

1810年，英國正式放棄建造軍港和船塢的計劃。木蔻山也就躺在馬六甲海峽上。雖有一些變化，仍然是塊處女地。在近200年後才計劃大興土木闢為旅遊勝地，可說是遲來的春天。[3]

如果當年木蔻山被發展起來，今天的檳榔嶼又是另一個樣。

也許這是一個遠見，坦達斯總督就任後重新規劃檳島的土地分成三個區域，即喬治巿，東北縣和西南區、威省未作規劃仍保留一個區，整個檳城，共分成四區。

今天我們仍然根據這一規劃進行發展，算是坦達斯留給檳城的“寶貴遺產”。[4]

接著，他設立了警察司法權(POLICE MAGISTRATE)(1805年11月)。(這是萊特生前所要求的)，其職權包括：

任何有關喬治巿及威爾斯太子島的稅務或門牌稅的爭執的處理。而這些稅收是用在建造道路及其他有關警察方面的。

警察司法權亦用在消防上，劃定紅燈區(妓女活動區)，關注外來者進入本嶼。

更令現代人不解的是，警察司法涵蓋對物價的控制，防止囤積和操縱。可以說，職權之大，無所不包。第一位被委為此職者是哥勒(P. KELLNER)，很快被查出貪污被革職。1806年10月改由馬秋 (THOMAS MCQUID)接任。

坦達斯之所以要設立警察司法權，目的是要除掉于1801年在李特任總監督時委任的一位法官兼推事的狄更斯(JOHN DICKENS)。

狄更斯在1801年8月7日履新時，認為警察應在他的控制之下，不然難以維持法治，此議遭到李特反對。他認為法官是法官，警察歸總監督管理，雙方的矛盾加深。狄更斯只能按當地習俗將司法權交給不同族群的首領，以維持和諧局面。

坦達斯接位時，巧妙地設立警察司法制，又于1807年宣佈新司法制度，仿傚英國，有主簿官，有陪審員，而總督及三位議員坐審。當這項法令于1808年5月31日生效時，狄更斯已被革職。萊佛士不解的是狄更斯法官竟在離職時，備受居民愛戴和懷念。[5] 唯一可解釋的是狄更斯與當地居民已經打成一片，一起尋求兩全其美的判刑。

至此，檳榔嶼的政府結構基本建立起來。有估稅委員會，警察司法，法庭聽審制，陪審團等。

為了估稅上的方便，坦達斯規定每一住家必須要有門牌，也使當局能夠進行人口普查。

坦達斯顯然還有其他的計劃要落實，不幸的他在1807年4月8日病歿。所幸他的同僚，包括萊佛士在內幫他完成心願組織了“道路委員會”。委員會的主席是萊特摯友，大地主史谷特(JAMES SCOTT)擔任，委員中英人與當地居民數目相等，我們注意到有一位華人在其中，他是CHU WAN。

CHU WAN，也被稱為CHE WAN，即是辜禮歡。他在萊特登陸檳榔嶼時，從吉打到來檳榔嶼，送漁網給萊特。此事在萊特日記中有提及，但未提及他及其隨從來自何處。

辜禮歡是漳州人，明末清初避難出國，先至暹，繼至吉打。(有說他曾是吉打華人甲必丹)，後來到檳城定居。在1787年被萊特委為甲必丹，管理少數的華人 (不到百名)。

1805年，辜禮歡被委為巿政府成員，即是所說的“道路委員會”委員。[6]

第一個華人甲必丹
這就是說，辜禮歡是檳城第一個華人甲必丹，也是第一個參與巿政府的華人“議員”(當時尚稱委員)。所謂道路委員會(ROADS COMMITTEE) 不但對車輛進行注冊，且課稅，而且制訂條規管制職員，自然包括對道路的興建。

1817年，東印度公司委任巴納南 (ALEXANDAR BANNERNAN) 為檳榔嶼總督。此時檳榔嶼地位已有下降之虞，因為它不適合成為軍港和船塢，令東印度公司大失所望。另一項打擊是從檳榔嶼被調走到爪哇任副總督的萊佛士(1811年至1816年。後又將爪哇交還荷蘭)。他在1819年通過東印度公司的支持取得新加坡的控制權，而為英國取得另一個位置更優越的軍港。他是用每年付三千元酬俸向柔佛的天猛公交換新加坡的擁有權。但萊佛士還是不放心，再向廖內的柔佛蘇丹簽約以確定“合法性”地獲得新加坡。

新加坡的開闢，意味著檳榔嶼的地位的下降。

其后來影響如下：新加坡成為歐洲與中國貿易的港口，私人企業通過新加坡而不通過檳城可以避開東印度公司對貿易的操縱，以致到了1822年，新加坡的貿易量超越了檳榔嶼。例如新加坡1824/5年的貿易總值是277萬英鎊，而檳榔嶼同時期是118萬英鎊。到了1830/31年，檳榔嶼更降至貿易總值70萬英鎊。[7]

越來越多的船隻選擇新加坡作為驛站，而過去檳榔嶼是首選。

在政治及戰略地位上，新加坡較檳榔嶼優越。雖然如此，檳城不是下沉，只是發展進度較慢，因為它仍然是中國人南來的主要停泊站。華人人口繼續增加。

1812年，檳榔嶼總人口是2萬6千名，華人佔7452名。到了1830年，總人口8萬6千人口，華人激增至1萬1千名。

為了平衡發展和避免檳榔嶼地位進一步滑落，英國趁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對管理和行政權作適度的調整。

首先是因為荷蘭人同意與英國交換土地。英國放棄在蘇門答臘的明古連港，換取對馬六甲的控制權。這事發生在1824年，由英荷雙方代表在倫敦簽字。這樣一來，荷蘭擁有印尼的全部統治權，而英國則在馬來半島擁有新加坡，馬六甲及檳榔嶼三個重要據點，形成對馬來半島的包圍。

其次是新加坡人口迅速增加，並躍為重要商港，收入在抵消行政開支後仍有盈餘；反觀檳榔嶼一直是東印度公司的負擔，入不敷出。

其三為減輕東印度公司的負擔和為未來的戰略服務，英國有必要對馬六甲海峽進行有效的控制，這是一條西方通向亞洲的重要通道。

就這樣在182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正式將檳榔嶼，馬六甲及新加坡併成“海峽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成為印度三省區外的第四省區(THE FOURTH PRESIDENCY)，但延至1826年才正式生效。[8]

在這段期間的華人社會，正如較早前所述，私會黨，公司，會館與廟宇已逐步發展起來，他們的相互交錯關係是難以分割的。在沒有所謂進行注冊的時期，所有的組織都不能算合法也不算非法。政府把其中一類的組織稱為私會黨，那是因為它們有隱密的條規和不對外公開的一面。

根據後來揭開的史料和檔案顯示，從萊特時代開始，就有私會黨的存在，但因人少，不足為患。可是到了1820年時，檳榔嶼的華人已有8595名，幾乎每個人都直接或間接地介入私會黨活動，勢力跟著膨脹了。

在1825年時政府查到有下列私會黨的存在：義興(GHEE HIN)，和成(HO SENG)，海山(HAI SAN)及華生(WAH SANG)。[9]

還有一段這樣描述：早在十八世紀末葉，包稅制度已經在檳榔嶼施行，包稅者都是華人，他們通過公開投標，向既成事實的英殖民雛型政府取得稅收壟斷權，每年給政府固定的款項。承包餉碼者獲利甚豐。所指的包稅是三種主要行業：煙（鴉片），酒及賭館，而海山和義興常為爭奪利益起沖突。[10]

除了可知的私會黨組織外，在同一個時期出現的會館和寺廟，所知有下列幾個重要的組織：海珠嶼大伯公廟(1799年？此年代有爭議，有學者指出成立于1810年。無論如何，應歸在此時期的產物），廣福宮(觀音亭)（1800年），嘉應會館(仁和公館)(1801年)，增龍會館(1801年)，大伯公街福德祠(1810年)，廣東暨汀州會館（1801年已有廣東義塚，而1819年則有廣汀會館)，日落洞開山王廟(1820年)，香山會館(1805年)，從清會館(1821年)及惠州會館(1822年)等。[11]

其中最著名且具有影響力的莫過于“廣福宮”。這座至今仍然存在的寺廟，雖然已成膜拜之地，不再扮演其他的角色。但在過去，它確實是扮演“仲裁”的角色，為廣東及福建幫同鄉解決糾紛。因而有所謂“有事則排難解紛，同消雀角之角”的說法。不論在最早期是由福幫人所控制，到後來卻是成為兩幫人的代表性組織，一直到1881年平章會館(檳州華人大會堂前身)成立後，才讓出其功能。[12]

華人社會的早期組織及其首領(甲必丹也好，私會黨大哥也好)，也介入英殖民政府尋求勞力的活動。例如1804年，檳榔嶼的總督乘當地一名華僑甲必丹回中國的機會，通過東印度公司資助他招引中國勞工。以便大批中國工匠湧入檳榔嶼。到了1805年，檳榔嶼就正式設立了招募華工的機構。從1805年至1815年的10年間，每年都有500-1000名左右的華工從澳門(英國尚未取得香港，通過萄葡牙佔領的澳門輸入勞工)運到檳榔嶼。華工不僅與負責單位訂有契約，也出現公開拍賣華工的“巿場”(所謂的賣豬仔因此而得名)。自此而後，華工更是蜂湧而至檳榔嶼，再分散到各地去。[13]

正因為這樣，檳榔嶼在威省併入之後的10年間，即1811年有人口25000名，其中10000名是馬來人，7000是華人，6000人是印度人。再過10年，即1822年，檳城人口又躍至50000名。[14]

華人人口此時已超逾萬名，足見檳榔嶼的幫會組織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和英殖民官員合作(或勾結)，從事人口販賣和鴉片生意，控制華人社會的一切事務。難怪在後來華人的幫會組織被巴素博士形容為“政府中的政府”(IMPERIUM IN IMPERIO)。[15]這種情況在下來的年代越發明顯和展示其現實的一面。

[1] 參閱“Penang Past & Present”(1786-1963), Page 7.
[2] 參閱同上Page 7.
[3] 參閱“Early Penang & The Rise Of S'pore”(1805-1832) by C. D. Cowan. Published by Malaya Publishing House Limted, S'pore 1950, Page 5.
[4] 參閱“Penang Past & Present”Page 8.
[5] 參閱同上Page 9.
[6] 參閱“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26-67), by C. M. Turnbull,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pore 1972, Page 9.參閱“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許雲樵作，收錄在“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研究論文集第一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出版，1978年，第100及102頁。參閱“馬星華人志” 第46及47頁。參閱“馬來亞華僑史”第28頁。
[7] 參閱“Early Penang & The Rise Of S'pore”, Page 14.
[8] 參閱崔貴強編著“東南亞史”，新加坡聯營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214頁。
[9] 參閱“馬來亞華僑史”第107頁。
[10] 參閱“星馬華人私會黨研究”，第65及66頁。
[11] 參閱張少寬著“檳榔嶼華人史話”，燧人氏出版社，2002年及“檳榔嶼華人史話續編”，南洋田野研究室出版，2003年，有關最早的寺廟及會館調查。參閱“檳城華族歷史圖片集”，檳州華人大會堂出版，1987年，有關會館廟宇部份。
[12] 參閱同上有關“廣福宮之研究”(1800-1862)。
[13] 參閱林遠輝及張應龍合著“新加坡馬西來亞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102及103頁。
[14] 參閱朱敬勒著“檳城的發展與人口的成長史”，收錄在檳州華人大會堂100週年紀念特刊，1983年。第357及358頁。
[15] 參閱“馬來亞華僑史”第45頁。

（三）1826年—1867年 併合三州 較量會黨
1826年正式生效的海峽殖民地，總部設在檳榔嶼。當時英國政府的想法是力使海峽殖民地在經濟上不僅可以自立，而且有利可圖，以減輕總部設在印度的東印度公司的沉重負擔，為達到這一目的，它宣佈這個海峽殖民地是自由港。

行政結構因新組織而有了改變，海峽殖民地有一個總督，但要向東印度公司大總督負責。由于馬來半島尚未歸英國控制，三個州的聯系僅靠海上交通。

1830年，東印度公司為削減開支，再度調整行政，把海峽殖民地降為府治，隸屬孟加拉省。總駐札官(RESIDENT)設在檳榔嶼，新加坡及馬六甲各有副駐札官(DEPUTY RESIDENT)。

1832年，新加坡的發展駕凌檳榔嶼，海峽殖民地的總部遷往新加坡，由總駐札官管理，而檳榔嶼及馬六甲各設參政司 (RESIDENT COUNCILLOR)。

1835年，英國政府制訂的市政局法令生效，但延至1839年才擴展至檳榔嶼，用以取代1827年的法令，這樣一來，賦予檳榔嶼一定的權力對屋宇抽取門牌稅。雖然如此，仍未令檳城感到滿意，因而要求制訂新法令。

1846年，新法令允許海峽殖民地內各自成立市政局委員會。

1856年，法令再一次修正，顯示了重大的意義，新加入的條文言明：海峽殖民地的三州府，各自成立市政局委員會，具有法人地位，可以進行起訴或被訴。

每一州府的委員會由5人組成，參政司(RESIDENT)是委員會主席，另一人由海峽殖民地總督委任，再有三人從納稅人中選出。其中也規定如何選出納稅人代表。同時市政局委員會可以徵抽門牌稅不超過常年總值的10%，土地稅不超過5%，由總督決定。車輛也要納稅，作為行政費用。

尚有另外兩項法令同時生效，一個是管理法令，有規定委員會的權力和職責，一個是警察法令，取代較早時實施的警察司法權，並委任一名警察總長(COMMISSIONER OF POLICE)，他和其助手兼任太平局紳(JUSTICE OF THE PEACE)。這樣一來，地方政府與警察的權力被區分開來。

在當時，檳榔嶼的人口多集中在喬治市，市政局委員會(MUNICIPAL COMISSION)相等于檳榔嶼政府。雖然威省有另一位副參政司管理，但他得聽命于參政司。

1857年市政局委員會正式誕生，它標誌著檳榔嶼的行政走向規模化和制度化(也因為這樣，喬治市市議會在1957年慶祝百週年紀念)。[1]

檳榔嶼獲得較大的權力，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是通過海峽殖民地與印度東印度公司(政府)較量。後者要壓制前者，尤其促令海峽殖民地增稅，破壞自由貿易原則；又下令使用印度錢幣。1855年受到海峽商人反對，形成反稅運動，印度政府不得不取消兩項措施，但雙方的關係繼續惡化。

1858年東印度公司結束，英國政府直接接管各地的殖民地。直到1867年4月，海峽殖民地才真正擺脫印度(也是英國的殖民地)的控制，置于殖民公署之下，成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2]
儘管從1826年到1867年被某些美國學者形容為“不活躍的年代”，理由是英國對當地事務推行不干預政策，也沒有進一步在領土方面獲得重大的進展(指干預馬來半島)。海峽殖民地一度被形容為“印度帝國的一個孤立地帶的一個三等駐札官管轄區，利益受到荒謬的犧牲”。[3] 但是在這段時期華人社會卻有很大的變化，並沿著過去遺留下來的模式進一步發展，最明顯莫過于私會黨的勢力膨脹到無孔不入，達到“全華皆黨”的階段。

私會黨與檳城暴動
私會黨是當時社會最有影響力和最有組織的幫會。它按照方言和籍貫相互區分。在英國殖民政府鞭長莫及下，私會黨幾乎操控社會的機制，尤其是在華人社會。

邱天德是大伯公私会党的头子，也是华社领袖，它充分的发挥了“政府中的政府”的功能。他是早期华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例如在1825年，當時的檳榔嶼總督富勒頓(ROBERT FULLERTON)接獲報告說，暹羅的司令RAJA OF LIGOR，送達一封信給檳榔嶼總督，要求藏身在檳榔嶼的吉打蘇
邱天德是大伯公私会党的头子，也是华社领袖，他充分地发挥了“政府中的政府”的功能。他是早期华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丹投降，但總督不予理會。根據當時的助理警監關打(R.CAUNTER)向一位金商CHOA SHIM YIP錄取的口供說，已存在三個私會黨組織，即義興，海山與和勝，黨員絕大多數來自廣東和廣西省。又查知劉亞昌(LOWE ACHONG) ，作為海山的頭子，秘密與暹羅商議，準備動用三百艘船，15000名泰人，1000名華人及8000名馬來人攻佔檳榔嶼。表面上是要攻打武吉斯人的雪蘭莪。富勒頓調查後，雖未能確定有此預謀，但已提高警惕要壓住私會黨的活動。[4]

可能是政府方面先發制人，以至暹羅的目的未能得遂，隨著劉亞昌被扣押，一切傳言都未發生。
關打總監匯報了下列組織的情況：

1．義興，地盤在CHURCH ST (義興街),首領是文亞符(MUN AH FOO)，約成立于24年前(1799年)，有會員468名。
2．華生地盤在吊橋頭(PRANGIN RD)，駱亞陸(LOH AH LOKE)是首領，有會員147名，約成立于14年前(1813年)。
3．海山地盤在UJONG PASIR，首領是何亞九(HOH AH KOW)，會員393名，成立于1823年。
4．從清地盤在社尾(PRANGIN RD)，首領是歐陽蘇(OW YANG SOW)，會員175名，成立于1821年。
5．惠州地盤在鹹魚呈(PRANGIN RD)，首領是李亞行(LEE AH HANG)，會員160名，成立于1824年。
6．仁和(嘉應)地盤在大伯公街(KING ST)，陳亞春(CHAN AH CHOON)是首領，會員17名，成立于1805年。
7．和成也在大伯公街，鍾亞岳(CHANG AH YAT)是首領，會員16名，成立于1795年。

在1854年時，沃漢(J.D.VAUGHAN)在一篇具有價值的題為“華人在檳城記事”(NOTE ON THE CHINESE OF PENANG)中提到還有另一個組織是“大伯公”，也稱為建德堂，成立于1844年，主要成員是福建幫及峇峇。[5]

郑景贵甲必丹是海山党党魁，他把势力伸入霹雳。他是第一个槟城华人到其他州打天下。上述被列為私會黨的組織，有的是具有會館的性質，有的也屬于祠堂，但後來的發展証明私會黨因內部的分化，變成海山以客家人為主，不再是廣幫所操縱。同時剩下幾個私會黨結盟變大。

這其中的變化最明顯的分幫立派，義興與和勝(廣幫)結成一道，與大伯公(建德堂)(福幫)對峙，而海山則歸到大伯公陣營。

私會黨勢力的擴大是和經濟利益分不開的。它們也因為錫礦的開採而伸入霹靂爭奪地盤，一方是以甲必丹李亞勤為首的義興黨(1872年李遇害後，由甲必丹陳亞炎接任)，另一方以甲必丹鄭景貴為首的海山黨。他們為利益關係，導致1862年，1872年及1874年在霹靂拿律(LARUT)先後爆發三次械斗。最後一次的格斗事件成為英國干政馬來半島的開始。著名的邦咯會議便是在1874年1月14日舉行，身為海峽殖民地總督的克拉克爵士(SIR ARDREW CLARKE)成功地促使兩派放下武器；更為重要的是承認英國委派的一位參政司，「規定蘇丹除了馬來人的宗教與風俗外，對于其他所有的問題，應徵詢及採納英參政司的意見。」[6]

霹靂風波平息後，義興和海山的斗爭並未停止。它們在檳城又捲入一場更大的斗爭。根據記錄在1854年的統計時，檳榔嶼的華人不過30000名，但參與私會黨的華人不下24000人。幾佔華人人口的85%。數目之龐大，在在說明華人在這個時期正如巴素博士指出，不是屬于這個私會黨，便是屬于那個私會黨。

1867年8月3日至14日，檳城爆發了為期10日的大械斗，全市陷入停頓，英殖民政府為之震驚。剛在1867年4月1日成為皇家海峽殖民地總督的奧克(HARRY ST. GEORGE ORD) 在12日急忙從新加坡趕來檳城了解情況。

湊巧的是，出任檳榔嶼參政司的安順(ARCHIBALD EDWARD HARBORD ANSON)也是在6月才履新，一切尚待就緒之際，竟發生私會黨大暴動。

它的起因是義興與大伯公(建德堂)私會黨在普吉島對錫礦場之爭的延續。而在1862年時，兩黨也因霹靂拿律錫礦之爭起了沖突。這種爭奪地盤的利益沖突，再加上義興領袖又成功獲得檳榔嶼餉碼承包權，引致建德堂的邱天德借機挑起事端，在檳城開闢第二個戰場。[7]

暴動火速蔓延檳榔嶼全市及威省廣泛地區，牽涉約3萬華人及4千馬來人。這就是說，兩大華人私會黨都有馬來人及印度人介入。馬來人及印度人分別屬于白旗會(WHITE FLAG) 及紅旗會 (RED FLAG)。

白旗會是由馬來人及印度人 (檳島馬來人多數為巫印血統，並有少數孟加里血統混合，故有JAWI PERANAKAN之稱)，它偏向義興；紅旗會也是由馬來人及印度人組成，它與建德堂聯手。

英政府急切派出軍警鎮壓，又好言相勸兩黨領袖出來維持秩序，直到8月15日，械斗才告停止。雖然被判定不是“起義暴動”，而是黨派之爭，但造成之傷害和影響之深，可在後來的歷史變化中一覽無遺。

大暴動造成人命財產巨大的損失(但未見政府設立的調查報告書公佈詳情)，並且把檳華社的幫權政治矛頭推向另一個高峰，它不但擴大了閩粵兩大方言群體間的鴻溝，而且自亂步伐，削弱了華族社會整體對殖民地政府之相對反彈力量。[8]

這種現象暴露了華社在私會黨的時代，只顧分幫立派，爭奪經濟利益，完全沒有為華社謀求一個具有遠見的政治策略，反之在自相殘殺下，成為被動的一群，更在“政治權力” 上被逐步邊緣化。

這可以從暴動後，英殖民政府成立的“檳城暴亂調查委員會(THE PENANG RIOT COMMISSION)”(在8月20日成立，主席是檳參政司安順，另外四名歐籍委員，三名華人委員及一名印度人委員，華人之中其中一人是胡泰興「FOO TYE SIN」表露出來，這個委員會主席後來改成明斯(COLONEL MAN)出任。在8月26日正式開庭調查，直到1868年7月14日才正式發表調查報告書)。報告書共長達70頁。重要內容揭露暴動的主要四方是：義興、大伯公(建德堂)，白旗黨和紅旗黨。義興有黨員25,000到26000名間，其中14,000至15,000住在威省當時整個檳威人口是125,000，大多數的成年男人都是會員。

大伯公有會員5,000到6,000名間，絕大部份在檳榔嶼，威省會員極少。

華人社團 紛紛湧現
報告書的結論是暴動起因于紅白旗在先知誕辰日慶祝儀式上的爭執，繼而介入義興與大伯公黨，在首領的號召下，進行大格斗。因此認定這些私會黨組織對和平有高度的危險性。

報告書于是建議採取全面的鎮壓行動，以下是七大建議：

所有社團應予登記
禁止一切非法宣誓活動
對有罪的頭目，施行罪疑；
頭目與其會員，須對賠償負起責任，
若任何人使用武力或恐嚇，須受重罰；
若任何人強迫他人入會，須受重罰；
禁止公眾遊行，藉以減少械斗之機會。[9]

以上的建議導致政府採取行動對付兩個私會黨的頭目。大伯公的首領邱寶(KHOO POH)及義興黨的白扇(秘書)梅耀廣(BOEY YU KONG)。在保護和平法令下被驅逐出境，但隨後被寬赦，允准繼在檳榔嶼居住，且獲得自由。

另一位在大伯公內擁有極大影響力的領袖邱天德被判“死刑”，後改為七年徒刑。這是英殖民政府有所偏袒及投鼠忌器所致，他們擔心採取激烈行動會造成反效果，足見在1867年暴動後，私會黨的勢力仍然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吊詭的是邱天德，在後來成為富甲一方的傳奇人物，阿依淡的天德園的土地(約370英畝)就是屬于他所有。他是靠承包餉碼起家，又是大伯公建德堂的首領(在1860年成為幫主)。他在1891年逝世，葬于天德園內。[10]

除此之外，我們也在這個時期發現檳榔嶼前後只有六名甲必丹(萊特于1807年建立起司法權後，不再委任甲必丹兼行司法事務，霹州及爪哇仍保留此制度。在這之前，普通附屬法庭是在甲必丹的家里開庭，限于審理爭吵，打架與宗教或家庭糾紛的小案件。凡是10元以下的錢債案件，甲必丹的決定即為最後的判決。同時，甲必丹也獲分配5名雜役(應可被視為當今的巡警)，日夜負責保安工作。再者，甲必丹要對人口進行調查和登記，負責制訂課稅，民間宗教祭祀，典禮及公共慶典)。[11]

第一位華人甲必丹即是上文已提及的辜禮歡(1786年被委)。他也是靠承包餉碼致富，于1826年逝世，留下的子孫非富即貴。其中較著名的有在後來隨萊佛士到新加坡任職的辜國材(禮歡兒子，1849年逝世)。辜尚達(與胡泰興合創泰興達公司)(辜國材的孫子)(1833年)，是第一位受委為太平局紳的華人。他同樣靠餉碼承包致富，並在1880年創立鴉片餉碼公司。他被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 形容為檳榔嶼最富有和最重要的華人。辜鴻銘(禮歡孫子)，在英國考獲英國文學碩士，1870年返馬任職，並于1873年到北京考獲進士，並在李鴻章及張之洞手下工作多年，辛亥革命後，留在北京任教職，1921年病逝。由于精通中英法德四種語文，在文化交流上，起著重大的貢獻。

可以說在辜禮歡之後的辜氏家族，從商的人多是靠鴉片、賭博和酒稅的餉碼承包而發財的。

第二個甲必丹(荷蘭封賜)是于1840年在檳榔嶼出世的邱朝仲。他後來也被委為檳榔嶼的太平局紳，他與辜禮歡沒有直接親屬關係，但他的兒子邱善佑(1886-1964)則成為檳榔嶼有名的巨富，曾任市議員及立法議員。

第三位甲必丹是陳亞炎，他是義興黨領袖，被霹靂蘇丹委為甲必丹。他把勢力範圍從檳榔嶼擴展到霹靂，主要是爭奪錫礦開採權。

第四位甲必丹則是海山黨首領鄭景貴，也是被霹靂委為甲必丹。他領導的海山黨與陳亞炎的義興黨于1874年在拿律沖突械斗中，引進英國的干預。

第五位獲得霹州委任的甲必丹是來自威省峇都加灣的許武安。他和陳亞炎，鄭景貴同一個時期成為霹州的州立法議員，靠種植甘蔗及煙草起家，富甲一方。他也是義興三合會中潮州幫的首領，介入拿律的私會黨斗爭。

由于具有影響力，他被英殖民政府委為太平局紳，1905年逝世。

第六位甲必丹鄭景貴的第四子鄭太平(1879-1935)。他是霹靂州最後一位華人甲必丹。曾擔任馬來聯邦立法議員，因而受委為太平局紳，他在政府餉碼專利方面，獲得莫大的利益，更曾獲准印發鈔票。[12]

從甲必丹到太平局紳，從市政局議員到聯邦議員，從私會黨頭目到承包餉碼。再從廟宇到鄉會宗祠主要負責人；更從承包華人勞工到開發農作物、錫礦業和從事貿易往來。他們都貫穿一條脈絡組成了華人社會的宗法結構。既與英殖民政府合作，又結幫立派漠視法令，將法律操諸手中，因而也作繭自縛，為華人社會套上一條一條的繩子。

在公開身份上，他們是巨富，廟宇宗祠鄉會的領導人，政府議員，甲必丹，太平局紳等等無限的光耀，但在暗的一面，又是私會黨的頭目，也從事鴉片，賭博，販賣豬仔等勾當。

在這種複雜關係下，我們很難想像他們能為華人尋找一條政治方向，有嗎是暴力與罪惡並發的利益沖突。在1826年至1867年的時期走向高峰。

特別明顯的是，華人宗祠寺廟及鄉會與私會黨並肩而增加起來。例如龍山堂邱公司(1835年)，霞陽植德堂楊公司(1841年)，宗德堂謝公司(1858年)，林氏九龍堂(1866年)，潁川堂陳公司(1854年)，(它們都是屬于閩幫人士所建)，檳榔嶼韓江家廟(1864年)，台山寧陽會館(1833年)，吳氏延陵堂(1864年)，南海會館(1828年)等。[13]

這就是說，在私會黨全盛時期，比較有錢勢的地方華人也建立小地盤，其他華人或依附私會黨而生存，或在夾縫中掙扎成長。不論是閩人或粵廣幫人，各自為政已形成一種普遍的風氣。不過在公開身份方面，他們扮演的角色是十分有限的。我們就拿廣福宮作例子。在表面上是寺廟，後來成為廣福兩幫的共同機構(華人民事仲裁庭的政體，也就是所謂的政府中的政府)，自從“小山頭林立”後，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在各幫派競相自謀發展和對立之下，也許是導致廣福宮(1850年)年久失修的其中一個因素。[14]

更重要的是私會黨勢力大膨脹底下，裝飾門面的廣福宮已不被大伯公(建德堂)和義興黨人放在眼里。1867年的10日暴動正好說明“排紛解難”的角色已澈底的失去權威，英殖民政府趁亂世打壓了私會黨的組織，並把它歸納為“罪惡的溫床”。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和分析，私會黨的坐大與中國的“反清復明”的政治運動扯不止關係，而是英殖民政府慫恿與姑息的結果。在政府力之不逮之際，最好的手段是利用私會黨來“發展和維持”地方的繁榮和秩序。于是政府通過公開招標而設立的餉碼制度，讓有頭有臉的人承包煙(鴉片)、酒、賭及當(店)的經營權，間中也包括賣淫區的設立和對娼妓的控制。獲利者通常都有勢力，並且有私會黨作後盾，才能確保既得利益。

私會黨在主客觀的有利因素下，迅速地成為宗法制度下的保護傘。所有的華人，不論是土生的或移居的，都不得不屬從于它們的權威。它們成了最直接保護華人的「政體」，舉凡大小事務都聽命于大哥的發號施令。英殖民政府在他們眼中，不過是一個形式上的控制著。

有充份的証據說明，私會黨與華人甲必丹之間存有密切的關係。由于私會黨確實為當局所容忍，並在社會上為華人社區所接受，他們便因此結合進了甲必丹的權力結構之中。甲必丹負責維護法律和秩序。在政府放任自治下，又反過來依賴私會黨的強勢力量，擴大對社區的控制。[15]

郑景贵甲必丹是海山党党魁，他把势力伸入霹雳。他是第一个槟城人到其他州打天下。
邱天德是大伯公私会党的头子，也是华社领袖，他充分地发挥了“政府中的政府”的功能。他是早期的华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1] 參閱“Penang Past & Present”(1786-1963), Pages 14 to 19.
[2] 參閱崔貴強編著“東南亞史”，第215頁。
[3] 參閱DGE Hall著“東南亞史”，第599及609頁。
[4] 參閱“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by Wilfred Blythe.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ages 49 to 53.
[5] 參閱“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sia”, Page 41 & 42.
[6] 參閱“馬來亞華僑史”第75頁。
[7] 參閱陳劍虹“19世紀檳城華族秘密會社”，刊于星檳日報1982年1月1日元旦特刊。
[8] 參閱同上。
[9] 參閱“馬來亞華僑史”第117頁及“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sia”, Pages 117 to 125.
[10] 參閱“檳榔嶼華人史話”第20至23頁。
[11] 參閱黃存燊著，張清江譯“華人甲必丹”，新加坡國家語文局出版，1961年，第11及12頁。
[12] 參閱同上，第11至24頁，第73至85頁。
[13] 參閱“檳榔嶼華人史話”，宗祠家廟篇。
[14] 參閱王琛發編著“廣福宮歷史與傳奇”，檳州政府華人宗教(社會事務)理事會及廣福宮信理部出版，1999年，第14頁。
[15] 參閱顏清煌著“新馬華人社會史”，覃明鮮、陸宇生、梁瑞平及莊剛譯。中國華僑出版公司出版，1991年。第115及116頁。

（四）1868年—1900年 法令限制 會黨萎縮

在大暴動過後所公佈的調委會報告書(1868年)，是私會黨退出政治舞台的開始，也是檳城政治發展的分水嶺，它標誌英國直接干預和插手華人的事務，準備把私會黨一一擊破，報告書的建議被分階段來落實。

首先是使用種種的方法來管制私會黨。1869年通過一條法令指定「社團必須登記，以及禁止非法集會」，但認為尚不是時候取締私會黨，因為政府缺軍警力量。可是反應欠佳，私會黨的龐大勢力不是短期內可以動搖的。政府也發現到很多富農和富商都是私會黨人，不愉快的事件時有所聞。這是政府對私會黨的控制力不從心所致，不然便不會接二連三發生沖突和暴亂。

1875年，海峽殖民地政府通過立法議會組織一個委員會來檢討華工的問題。其中考慮到殖民地需要大量勞工，不能中斷私會黨在這方面的聯系，但認為應實行執照制度，以便管制勞工的進口。最為重要的建議是設立華民政務司(PROTECTORS OF CHINESE或CHINESE PROTOCTORATE)，由通曉華語的英國人擔任。

1877年6月華民政務司正式被委任，畢騏驎 (W.A.PICKERING) 出任新加坡華民政務司，卡爾(E.KARL)則成為檳榔嶼華民政務司。9月，他們也被委任為社團註冊官，取代了警方的職務，旨在對移民及私會黨進行嚴格的控制。對涉及私會黨活動的移民頭子採取驅逐政策，土生的則實施監禁。華民政務司權力之大，可以說是大小通吃，幾乎取代了過去華人甲必丹，私會黨頭子的作用。其最終目的是取締私會黨，將華人置于英殖民政府控制之中。它成了“華人的政府”，不再存有所謂“政府中的政府”的華人組織了。

在1879年政府公佈登記的“危險社團”共有六個。其中最大的組織是義興，共有黨員22,939名；次之是大伯公建德堂，黨員8116名；第三是和勝，黨員462名。總計起來，共有私會黨員39,627名，比新加坡的23,558名還要多。檳榔嶼成了私會黨的大本營。

繼之，華民政務司在馬來半島各地設立，英殖民政府對華人的控制顯得更加嚴密。這是由于政府預見到私會黨的龐大力量已是無孔不入，直接威脅到政府的統治，不能再姑息。

華民政務司在名義上是專門對付私會黨，實際上是對所有華人的監控，可以說是英殖民政府直接滲透華社，打破私會黨及甲必丹依靠武力和金錢對華社築構起來的統治權威。這是英殖民政府的一把利刀，直接插入華人社會的心臟的第一個步驟。

“南洋旅行漫記”一書中對華民政務司就有深刻的剖析，雖然有嫌偏激，倒也一針見血：“凡是殖民地有華僑所到之處，便有華民政務司，主其事者有正副兩人，俱以英國人充當。手下拉集許多中國的流氓在偵探暗查等。其任務在監視中國人華僑的行動，並審理中國人的民事案件。凡中國人各種社團，一一須經他許可，才能夠成立，以致華僑聽著“華民”兩字就怕。不但如鼠之于貓，並且可止兒啼(注：此說正如後來媽媽哄小孩子不要哭，就說警察來了同出一轍)，其威懾可想而知。”

“華民最妙的是獎勵中國人拜神和吸鴉片。比如你結一個團體(工會或俱樂部)，里面是供神像，每月初一十五要拜神，每日都開鴉片煙燈。這樣的團體，即時可被批准立案(無論大小團體都要注冊方不犯法，否則被視為私會黨，隨時可以封閉拘人)；倘若有團體是討論學術的或宗旨純正，不開煙燈，不設賭局，不迷信神權，必被多方留難，百般挑撥，務使你團體結合不成。因此華僑都要學成腐敗古板樣子，「華民大老爺」方稱讚這個人好！”

“英殖民政府不特(實)行這種愚民政策，並且收買許多無聊的華人作鷹犬，挑撥華僑內部的惡感，使華僑的團結力量渙散。此等鷹犬，有知識的華僑都鄙視他們，說這是「漢奸」。「漢奸」的氣燄極大，彼此相約不敢惹他，否則必有奇殃！他們作威作福，比中國的衙門里吏胥還要壞幾倍。無論開一間店，起一間屋，或組織一所俱樂部，總得要先孝敬他，便可太平無事，不然總有不便，他們每週得向「華民」報告一樁案件，為保飯碗，總是找善良的華僑入手，想辦法為難。”

“最可惡的是欺壓生客(初到南洋的人)，輪船將泊岸時，必定由「華民」派些「漢奸」，到輪船搜查一番，方准登岸。他們名為搜查拐帶人口及私娼，實則隨便騷擾一大頓，藉機會發些橫財就了事。例如有正當女子在船上，他先指為私娼，倘若你會了意快拿幾塊洋錢暗中摸給他，就沒有事了。如其不然，馬上就生出大凶險立即拘捕或將生客原船送回中國去。” [1]

即便「華民政務司」制度設立後，當局還是沒有能力抑制私會黨的存在和活動。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檳城私會黨人在註冊底下有增無減。在海峽殖民地內，1881年躍增至近8萬人，再更甚者到了1888年，竟躍升至15萬人之眾。難怪巴素博士形容登記制度淪為“鬧劇”。[2]

換句話說，當局這方三申五令，進行管制和控制，那邊廂又有貪污賄賂事件，再加上移民不斷。單在1887年就有70109新移民登陸檳榔嶼。由于這樣，在危險社團法令註冊的社團會員在1887年迅速地增加到92581人(新增加的是14536人)。

雖然當局曾在1885年限制土生華人參加所謂的危險社團法令下註冊的社團，但未見有效克制私會黨的活動，而且間斷性也發生沖突事件(理由是土生華人不能被驅逐出境。這一規定在日後馬來亞獨立時，凡屬海峽殖民地出世的華人，一概自動成為公民，無需申請公民權。他們擁有比聯邦內陸的華人更特殊的地位)。為此，在1889年，海峽殖民地政府通過新社團法令，取代原有的危險社團法令。政府獲得更大的權力對付私會黨及其他組織。

瓦解政府中的政府
這項在1890年正式生效的新社團法令有兩個重大的意義，其一是凡是未被批准的社團，一概視為非法，而總督有權解散任何社團，並有權驅逐移民回中國。其二是設立“華人咨詢事務局”，(華人參事局)以向政府提出任何有關華社的事務的意見作參考。

在檳榔嶼的 “華人咨詢事務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的成員包括副華民事務司，8名閩籍人，3名潮州人，4名廣東人及2名客家人，總共18人。

當局授權此事務局可以討論任何有關華社的立法，包括節日的慶祝、華文教育、福利等課題，也被授權充當華社的仲裁人，[3] 但只有提意見的權利，沒有決策之權。

這是英殖民政府擊垮華社核心黨團的第二個步驟，恩威並用，帶有懷柔與阻嚇的作用，以分裂華社。如果說第一個步驟是利刀，那麼接下來的步驟則是“刀鞘”，用以收服和分化華社，作為瓦解“政府中的政府”的重要手段。

首批的華人事務局委員既包括了受英文教育的土生華人，也包括了與私會黨有關的首領，藉以平衡局面。

倒回頭看，比「華人參事局」更早成立的是于1881年成立的檳州“平章公館”。由韋爾德總督贈出一塊地皮(也就是今日的檳州華人大會堂現址)，並委任14名縉紳為檳城華社之代表組成，在兩年的時間內完成會所之興建。

這些人已在一年前仿傚廣福宮的做法，公推廣幫代表胡泰興、朱昌懷、黃秉文，黃進聰，周興揚，許武安和伍積齊及福幫代表邱天德、邱心美、楊章柳、謝允協、陳合水、葉合吉及林花鐕統辦一切事宜。總督順著這批名單委以理事人。[4]

這里頭有兩位著名的私會黨老大，即許武安與邱天德，說明仍擺不脫私會黨的影響，但已把私會黨的勢力邊緣化。

所謂平章公館，是以廣福兩省商民為依據。「無事則照規植矩，有事則排難解紛」。其作用顯然已降級為減少摩擦的機構。雖然名義上是用以取代已失去維持和諧作用的廣福宮，則實是要取代私會黨的功能。從後來的歷史發展顯示，平章會館已成為英殖民政府的一個工具，不再如同私會黨具有威脅力的組織。(注：平章公館于1914年更名為“平章會館”，與私會黨劃清界線。並在1975年正名為“檳州華人大會堂”，與英文名THE CHINESE TOWN HALL相稱) 。

其實平章公館從一開始，就被英殖民政府限制其活動。其中重要者包括不得召集任何非法集會，或被利用為秘密會社或政治集會之場所。此外，檳州殖民政府的行政長官(參政司)擁有絕對權力決定公館的用途，也有權罷免任何不適合擔任職位之董事。[5]

雖然在1890年成立的“華人參事局”的委員與平章公館董事有少數相同，但前者的委任權操在英殖民政府手上，不是平章公館所能干涉的。我們只能說，平章公館是政府用來安撫華社的一個民間組織，但卻是在政府控制下的「無牙老虎」的華人“權威”機構。這可以說是政府的第三步驟通過民間組織來導向華人不再與英「對抗」。

第四個步驟則是通過喬治市市政局安插華人委員(議員)(MUNICIPAL COMMISSIONERS)來使到華人參與地方建設。例如1888年市政局要選出部份委員，有兩名華人當選，他們是謝增煜及辜尚達(六名委員中，三人委任，三人選出，但委任委員中的一人是參政司是當然主席，擁有多一票決定權)。所謂選舉，僅是有41名納稅人投票，並在平章公館內舉行。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的市政局已不能控制警察，警察歸入海峽殖民地手中。在那個時候，市政局的主要工作是在地方發展方面，對喬治市面貌的改變，貢獻不少。

通過種種的策略和步驟，海峽殖民地政府于1890年正式宣佈檳榔嶼5個屬于危險社團的私會黨組織解散，也照會吉打不允許私會黨另起爐灶。如此一來，義興、大伯公(建德堂)、海山、和勝等被列為危險社團的組織終于向現實低頭，但不意味著私會黨消聲匿跡，它們 化整為零走向地下活動。從事犯罪多過「替天行道」。

接著，英殖民政府轉向聯邦內陸的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和彭亨分別成立華民事務司，進行取締私會黨的活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至此所有的華人，不論是土生的或移民的，已被海峽殖民地一步一步地推出政治舞台，原有的政治權力支離破碎。究其因是私會黨內的宗法制度是家長式的利用華人建立他們的地位和財富，又爭權奪利，文化程度低落，沒有政治方向，終于自相殘殺。給了英殖民政府干預和鎮壓的機會，自絕于華社。與此同時，被英殖民政府倚重的土生華人則在新法令和新形勢下湧現成為精英一族，被吸納進入政府組織中，擔任屈從的角色。華人自此逐漸分裂成兩個不同的組合移民華社與土生華社(峇峇社會)。

同樣重要的是，為引開華人的仇視與對抗，英殖民政府也成功扭轉華社上層份子走向商業活動，以賺錢的目的，不再與私會黨為伍。

[1] 參閱梁紹文著“南洋旅行漫記”，上海中華書局出版，1924年。第41至43頁。
[2] 參閱“馬來亞華僑史”第118頁。
[3] 參閱“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by Wilfred Blythe.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ages 233 to 234.
[4] 參閱陳劍虹著“平章會館的歷史發展與輪廓”(1881-1974)，刊于檳州華人大會堂100週年紀念特刊，1983年。第136頁。
[5] 參閱同上作者引用原地契副本所列條件。


（五）1900年—1942年 民国革命 思潮涌现
轉入20世紀初葉，檳榔嶼的社會有了很大的轉變。英國人不再輕易放縱華人“自成一局”，而是應用各種立法和條規及監視的方法來達到政治上一統的局面，絕不允許“政府中的政府”存在，更不希望華人藐視英政府的律法。總之只有一個政府，那就是英國人的政府，民間的組織一概必須服從政府的決策。

第一位领事张弼士代表清廷企图“控制”华人社会，但力所不逮，政治上交白卷，功在教育。在英國方面，除了強化海峽殖民地的統治地位外，也在1896年擁有馬來半島的霹靂、雪州、森美蘭與彭亨的控制權，稱之為馬來屬邦(另外五州，即玻璃市、吉打、吉蘭丹、丁加奴與柔佛，稱之為非馬來屬邦。在1905年才在法律上歸英國統治)，政治重心逐漸移向吉隆坡。

有鑑於英國對華人社會的直接干預和清朝末期日益需要華僑的經濟支持，清廷一改海禁和拒絕承認外國的華人的政策，進而「鬻官賣爵」，提供「獎以虛銜，封典翎枝」的措施。有錢的僑族莫不趨之若騖，引以為榮。單單在1890至1900年間，約有40名華僑花錢買官來做(明知無權，但滿足于虛榮心)。下來更多，直到1911年滿清滅亡為止，不下290名“用錢買官”。[1]

在這期間，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合約，派遣領事外駐。新加坡是最先有中國領事之設(1877年)，檳榔嶼則遲至1893年才委任當地僑領張弼士擔任駐檳副領事，理由是為保護檳城的華人。不過充其量只是名譽領事，在實質上起不了作用。

直到1911年清亡為止，檳榔嶼先後有下列領事或副領事：張弼士(1893-1894)，張煜南(1894-1898)，謝榮光(謝春生)(1898-1903)，梁碧如(梁廷芳)(1903-1906)，謝春生(再任，1906-1907)及戴喜雲(春榮)(1907-1911)。

這些領事除了接待過往或來訪的清朝官吏外，未見有為華僑做過什麼特別的好事，引起華僑的不悅。唯一起作用的是在革命黨人到來從事政治活動時，促使清朝通過英殖民政府給予壓制。領事也者只不過是聽命行事，成為鎮壓孫中山革命的一個工具。

可是，令英國和清廷預想不到的是孫中山來到馬星一帶，包括檳榔嶼組織同盟會，號召華僑“打倒滿清，建立共和”的革命運動也在後來孕育了風起雲湧的政治運動，沖擊著英殖民政府的權威和動搖其統治地位。

孫中山(1866-1925年)是在中國陷入困局出現的一位政治偉人。他銳意推翻帝制，並是第一個認識到海外華僑對革命的重要性的人。1905年8月20日，他在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出任總理職，他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獲得國內革命派人物群起響應。10月，孫中山到西貢活動。1906年4月在新加坡成立同盟會分會(孫曾在1900年7月到新加坡，但無大動作)。同年8月在吉隆坡組織同盟會分會，又於檳榔嶼組織分會。1907年1月，孫中山以同盟會領袖名義，照會中國各地革命軍首領，共襄義舉。1908年3月，孫中山由河內赴新加坡籌集軍餉，支援革命。他同時將東南亞各地的同盟會整合起來，在新加坡成立同盟會南洋支會，鼓勵華僑參與祖國(中國)革命運動。同年8月，孫中山自新加坡抵芙蓉，商籌赴德旅費。同年11月，孫中山赴曼谷，組織同盟會。同年12月，孫中山又再回新加坡。1909年8月，孫中山由新抵達倫敦。1910年6月，孫中山自檀香山抵橫濱。[2] 這一年因新加坡革命志士負擔過重，喘不過氣，加上英殖民政府和清朝駐新領事相互勾結，干涉南洋支部在新加坡的活動，孫中山被迫將南洋支會轉至檳榔嶼。于是檳城成了孫中山海外進行革命的大本營之一。並在當地創辦了“光華日報”，作為輿論陣地。

1911年的黃花崗(廣州)起義，就是新馬華僑，包括檳榔嶼人組成不下500名革命烈士的壯舉。雖然功敗垂成，卻在同一年的11月成功地埋葬清朝王朝。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馬來西亞華僑16人，其中至少有兩位是檳城人。

不得不提的是，黃花崗起義是孫中山在檳榔嶼的會議上拍扳的。英殖民政府認為其革命活動已抵觸英國與清朝的合作條約，而在1910年11月逼孫中山離開檳榔嶼流亡美洲。[3] 從1900年到1910年，孫中山前後來馬星九次之多，有時一次逗留達八個月之久。

孫中山之所以在南洋各地，尤其是星馬各地宣揚革命，除了決心推翻清朝外，也要抵銷康有為在新馬掀起的「保皇」運動。因為他認為康有為與梁啟超的「斥后擁帝」(光緒)的思想十分反動，無助中國的革命事業。若不反擊康有為播下的思想，革命不易成功；尤其是對保皇派通過辦報和開辦學校灌輸保衛封建帝制大為不滿。也採用相同的手段通過辦報和興學來展開鬥爭。(康有為在1898年維新運動失敗後，逃亡海外，在新加坡和檳榔嶼勸導華人興學辦校。間接受他影響的，便是中華、同善、新江、廣福、崇華及師範學校之設。中華學校是馬來西亞第一間新式華文學校，由張弼士、謝春生、梁碧如、張煜南及胡子春等人集資創辦的)。[4]

1911年，孫中山領導革命成功 (是為著名的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民國成立。海外華團熱烈參加建國運動。在檳城方面，短短的10年間，增加新式學校20餘間，包括鍾靈、福建女校(後改名為檳華女中)、壁如、務內、毓南、慕義、培華、益華、潁川、台山、育才、崇德、華僑(日落洞華小)、商務、韓江、新民、公民等校在內，並且提倡改用「國語」(普通話)為教學用語。[5]

孫中山和康有為的鬥爭，不但帶動華校林立，也使華文報業從中茁壯成長。如支持保皇派的叻報、星報、天南新報、南洋總匯報、振南日報等；如支持革命的圖南日報、中興日報、星洲日報、南僑日報、國民日報、光華日報、南洋商報、檳城新報、現代日報、星檳日報等。

這種文化教育事業的蓬勃，在中國於1919年掀起五四運動後更放異彩，成為馬星華社的寶貴文化遺產。

在政治方面，保皇派與革命派的鬥爭，也催化了華僑的政治意識。惟他們的政治意識是以中國的政治前途為導向。

隨著1912年的中華民國的成立，新加坡的國民黨支部也在同年杪出現。翌年，許多國民黨支部紛紛在馬來半島各重鎮成立，檳城也沒有例外。

國民黨支部的重要任務是維持海外僑民與中國政府的密切聯系。它們負責誘導僑民效忠中國；鼓勵僑民回中國投資發展事業，並利用華文教育作為培育愛國主義的工具。顯然地，國民黨支部的活動是引導僑民向心中國的。[6]

孫中山帶來新思想
如果說私會黨在早期是華社的「無目標的政治組織」，旨在維護少數首領的利益，利用會黨規章控制南來的移民和屬于中下層階級的人民，那麼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和國民黨的成立則是「有目標的政治組織」，領導華人效忠與保護中國，與鼓吹當地人提高本土政治意識無關，也沒有帶有反英的味道。
在初時，我們所看到的是華人轉向熱衷於經濟活動和商業利益的維護。在離開私會黨的保護圈後，有更多的華人走向社團的組織。其中計有保護鄉親同宗的鄉會與宗祠，因為承辦中國人移民仍是非常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在經濟發展底下，需要越來越多的華工在馬來亞境內開創新天地；也有為鼓吹文化教育的團體出現，最熱門的是閱書報社(它成為國民黨的重要基地之一)；另有具代表性的業緣性團體的出現。

最為重要的一個業緣性社團是1903年成立的檳州中華總商會。

檳州中華總商會(前身為華人商務局)，英文名至今仍用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於1903年6月27日假借「平章會館」舉行成立大會(較平章會館遲22年成立)。第一屆理事名單如下：
主席林克全、副主席梁樂卿，財政楊碧達，總務辜禎善，理事：柯孟淇、溫文旦、王漢宗、吳文景、吳世榮、林成輝、鄭太平、許如琢、伍時信、羅培芝、葉寅階及胡亞明。有會員100個單位左右。它是星馬婆地區最早成立的華人商會。[7]

在這份名單中，我們發現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土生峇峇)佔了大部份。主席、總務及財政均是英校出生。其他理事中有名人之後的辜禎善(他是檳榔嶼第一位華人甲必丹辜禮歡的玄孫，1899年曾在香港承辦鴉片餉碼) 及鄭太平 (他是海山黨魁鄭景貴的第四個兒子。雖未積極介入私會黨活動，但曾是餉碼的承包商。他是霹靂州最後一位華人甲必此兩人均受英文教育。

受華文教育者只佔少數，包括後來曾協助孫中山搞革命，並是光華日報董事的吳世榮和溫文旦及王漢宗等人。

這些被視為當時大商家的華人領袖也交叉擔任其他社團職務，計有平章會館、廣福宮及學校董事等。

至此，土生土長的華人或稱為海峽華人或峇峇社會精英在英國人扶持下，已崛起成為華社領袖，取代了“私會黨”的地位。

如果從商會成立的動機來看，它純粹是個商業組織，用以排紛解難和生意上面對的問題，不具有政治色彩。這就是說，英國殖民政府在1890年向私會黨開刀後，扶起了親政府的華人團體，藉以改善華人與政府的關係。較為顯著的例子是平章會館與中華總商會先後設立起來。

繼之，越來越多的業緣性團體紛紛出現，如檳華興和打金職工會(1907年)、福慶革履行(1911年)、亞齊商公會(1915年)、金銀首飾商公會(1918年)、檳城樹膠公會(1918年)、檳城椰肉貿易公所(1919年)、米商公會(1923年)、廣商公所(1926年)、萬錦商會(1927年)、北馬酒商公會(1928年)、福州咖啡公會(1928年)、中醫中藥聯合會(1928年)、咖啡茶商公會(1929年)、自由車商公會(1931年)、潮商公所(1936年)、北馬碩莪同業公會(1937年)、檳城雜貨行(1937年)、檳華商業聯合會(1938年)、檳華建築公會(1938年)、福商公會(1939年)、檳城廚業公會(1940年)、檳城茶樓公會(1940年)、馬來西亞茶業出入口商公會(1941年)等。[8]

由此可見，轉入20世紀，華人社團如雨後春筍豎立於檳榔嶼。這不僅說明華人在檳城從事各行各業，往經濟領域開拓新境界；也說明英殖民政府成功將上層華人導向於“注重經濟”的一群。

儘管在1914-18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檳城所受的波及不大。儘管政府對華人進行控制，但移民浪潮從不間斷。

以下的數字足以証明檳城(包括威省)華人人口逐漸增加：[9]

華人人口的增加，有相當大的關係是中國社會動盪不安所致。比如1840年的鴉片戰爭後，有許多華人向海外移民。又如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後，又一波移民浪潮。英國人的開放移民政策到了1930年加以改變，實行固打制。但與此同時，卻讓大批婦女移民來馬。單單從1934年到1938年，就有19萬中國婦女乘船南來。

在1940年之後，由中國流入檳城的人口已相對減少，不過華人人口的繁殖也增加了人口的比例。
毫無疑問的，人口的增長刺激了檳城的經濟的發展，有力的推動馬來半島的開發。

但就檳榔嶼的山多平地少及土壤而言，發展種植業是不成功的。最早期(19世紀)英國人鼓勵當地人種植香料和胡椒，卻遇上市場無價，又改種丁香和豆蔻乃至甘蜜果，收成又不令人滿意，只能苟延殘喘地生存，到了1860年後，英人不再興趣在檳榔嶼發展農業。

比較成功地是在威省種植甘蔗等農作物。由于有利可圖，英人介入生產和栽種，也需要大量勞工移入，這種行業為當地的華人帶來財富，英國人更是從中受惠。

當橡膠業於20世紀初葉興起後，甘蔗業便走向沒落，也敵不過印尼的產量和價格。而橡膠業的發展是伸向內陸，檳榔嶼轉向貿易謀求較大的發展。憑藉自由港的優勢，檳城成了東西方貿易的轉站，給人民帶來了就業機會。

不論是礦業或種植業，在馬來半島取得顯著的成果後，檳榔嶼借助港口的優勢，有了東方熔錫廠之設(由商會領導人李振和于1889年設立。李在1921-23年擔任商會副會長)，又有樹膠公會及亞齊商公會之設，在在標誌著檳榔嶼的貿易已告多元化。對鄰國，諸如緬甸、泰國和印尼的經濟起了推波助瀾作用，且成為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中途驛站。

錫礦業是在19世紀被開採，但延至1850年後被重視，當時成為私會黨爭奪的地盤。1870年，在霹靂州，政府除靠移民及賭博收取稅收外，錫礦稅收已鼎足而立。在1880年之前，錫礦業都為華人經營，華人移民激增與此有關。這之後，英國介入錫礦業。在20世紀初葉，即在1904年時，馬來亞錫產量達51,733噸，相等於世界產量的一半。1929年，馬來亞錫產再提昇到年產量69,366噸，但因為玻利維亞、印尼和尼日利亞也有生產，馬來亞的產量只佔世界產量的36%，仍然是世界第一錫產區。

由于這樣，檳榔嶼和威省先後有熔錫廠設立起來，對檳城的經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橡膠業又是另一個奇蹟帶動馬來亞經濟飛躍的。在1874年邦咯條約之後，它鼓勵商人在霹雪種植咖啡，惜不獲成功。1897年，利用345依格種植橡膠宣告成功。隨著世界消費的增加，在1905年時，馬來亞種植橡膠的面積大幅度增到40,000依格，再一年飆升到85,000依格。1920年時，面積擴大到2,475,000依格，年產量196,000噸，居世界產量之53%。[10]

憑著錫膠業茁壯成長，馬來亞的經濟面貌煥然一新，檳榔嶼更是從中獲得巨利。資本主義在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下，非常巧妙地在馬來封建社會中開花結果。英國至此才領悟到原來馬來亞是寶藏之地，對工業化的英國是非常重要的原料供應地。

伴隨著膠錫業的蓬勃，馬來亞的人口從1901年的1百60萬激增至1920年的3百30萬，如果沒有大量的外來移民，主要指華人和印度人，馬來亞的繁榮是不可能達致的。

1921年的人口顯示：
馬來人 ：1,630,000 48.9%
華人 ：1,180,000 35.5%
印度人 ：472,000 14.2%
其他 ：46,000 1.4%
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由茲形成。[2] 單在檳城，總人口已達30萬名，其中華人逾13萬名，佔46%。

鴉片賭博 禍害華社
在華人人口中，分成了諸多方言語系，也有地域之差。從早期的私會黨組織，不同方言的格鬥廝殺(如福建幫的大伯公建德堂、廣東幫的義興和客家幫的海山)到按方言和地域組成會館和寺廟乃至幫派商團，已基本上把華人分得四分五裂。這種情況在早期並沒有跡象顯示是英殖民地政府蓄意造成的，更大的程度是南來的華人都是按方言和地域聚成一團，連從事的行業也有不同。久而久之，方言構成了華社的組織元素。由于最早是馬六甲和吉打的華人移入檳榔嶼，福建人具有優勢在商業上居主導地位。後來廣東人在勞力工作中也有出人頭地而成為大商賈的。潮洲及客家人則是後來居上。再有是瓊州人及福州人和其他中國省市南來的華人相繼來檳城「創業」。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加上英殖民政府的慫恿和允許，華社也衍生嚴重的問題：(1)私會黨對移民的控制和操縱，極盡其剝削之能事，賣豬仔和勞工契約是變相的「人口販賣」，直到1914年才廢除「勞工契約」，改以法律規定聘用勞工。在勞資關係下，工人是自由勞工。[3](2)私會黨對餉碼承包的壟斷，在極少數人自肥下，絕大部份勞工不是染上鴉片癮，就是沉迷於賭博不能自拔。

從海峽殖民地政府的收入來看，鴉片的收入幾乎佔了一半有餘，若沒有鴉片稅的徵抽，政府可能宣告破產。

以下的表暴露了海峽殖民地為了收入，而讓許多華人成為「東亞病夫」：

既然鴉片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自然無意全面禁止。在1899年廢除餉碼承包制，改由政府專利局接管，依然是財源滾滾進。

非常好笑的是，英殖民政府在馬來亞淪陷，被日本占領後，才於1943年11月10日宣布全面禁止鴉片的經營。可是已不知毒害多少華人。海峽殖民地在1930年的登記數目，鴉片癮君子有42,751人。未登記者不知几許。

英國人於1840年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從印度將鴉片輸入中國)，到1943年方面全禁鴉片，整整100年，把中國人和華人折騰得不成人形。鴉片之禍害，從另一方角度看，是英國殖民政府對華人的另一種殺人於無形的危險武器。

(3) 賣淫業與私會黨是分不開的。早期南來的婦女，在所謂「自愿」下，來到檳城賣身，以供男人發泄。因為那時男性與女性相當懸殊。一千男性中，女性不及百人，也就是十分之一，直到1911年後才逐漸改善，娼妓的興起自不再活下。

既是賣淫場所，自然與吸鴉片和賭博分不開。這種「三結合」的不良行業，在海峽殖民地合法流行百餘年，制造許多嚴重的社會與家庭問題。

至於中國販賣女性問題，在馬來西亞所實行的政策，或可劃作三個時期。在第一時期，截止1927年為止，青樓准在全馬開設，並允許中國少女進入海峽殖民地各口岸。在青樓當娼(名義上規定是自愿，但誰知道有多少是不自愿的，尤其是在私會黨當道的年代)。在第二時期，即1927年至1930年，青樓雖繼准營業，但已不允許公娼入口。第三時期始於1930年，青樓被封閉，也不准公娼入口 （娼妓業因此轉入地下繼續存在)。

賭博業是屬於餉碼制度內的一個公開行業。許多苦力成了犧牲品，他們的賭債越高，就得屈從於僱主，甚至預支薪水在賭桌上輸了清光。海峽政府直到1912年才正式宣布禁賭，但誰知道轉入地下的賭館又有多少呢？[13]

還有一種就是包括在餉碼制的當店業。既然有賭館，必然有人求助當業。不過當店業的正當性延至今日尚存在華人社會中。

華人社會存在公開性質的吸鴉片、賭博、賣淫和人口的販賣的四害，到了20世紀才受到限制和廢除。可是它對華人造成的傷害，確是無法估算。英殖民政府能夠有效地控制華人和打破華人的「政府中的政府」與上述「行業」的合法化大有關係。

然英殖民政府對威肋統治地位的華人會黨和個人采取種種壓制性手段，但也需要培養一群順民來為英殖民政府服務。他們對移民有所顧忌時，便轉向土生土長的華人，也就是所謂峇峇社會尋找和扶持他們所要的精英。

「峇峇一族」是指在較早時，或說20世紀初期和之前，在海峽殖民地土生土長的華人，以馬六甲最形成這樣的族群，後來發展到檳城和新加坡。基本上這批人以受英文教育為主，但保留華人的特徵，而生活習俗上有些傾向馬來族群。他們把自己稱為「峇峇一族」是要區別由中國南來的移民(新客)。因此峇峇和新客是一個相對的族群，既有予盾也有合作的條件。

峇峇華人，也叫著海峽華人(指生活在海峽民地的土生土長的華人)。其特徵是與中國沒有聯系的社會，生活習慣已經土生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存某些中國舊傳統，但語言的“福建馬來化”和裝飾上的改變，使到他們成為特殊的社群。[14]

一般而言，他們的思想是西方化的，接受英國為宗主國，容易成為英國人樂於聘用在政府部門服務的文員。[15]

1900年，新加坡先成立「海峽英藉華人公會」(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主要的發起人是宋旺相律師(在1923年出版名著“新加坡華人一百年”)及林文慶醫生。馬六甲分會也在同年成立，領導人是陳禎祿。檳城則遲至1920年政治團體，領袖也被承認為華人社會的領袖。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一個壓力集團，要求政府給華人參政的權力。他們認為海峽華人屬於英藉，應該享有英國的一切權利。[16]

「檳城海峽英籍華人公會」(The Penang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成立，是在伍連德醫生（Dr Wu Lien-teh，1896年英女皇獎學金得獎人，在劍橋大學完成醫學士學位）及辜立亭醫生(辜禮歡的後代)推動下，才在1920年成立，但不是分會，而是獨立的團體，與新加坡同屬姐妹會。首屆會長是林友桃(Lim Eu Toh)（1905至1908年；1920至1921年擔任市政局議員），秘書是林耀椿（Lim Eow Thoon）及財政林成輝(Lim Seng Hooi)(亦果西報Straits Echo的東主)。總共有24人是發起人。[17]

可惜的是，這個團體在意見不統一，成員不多的情況下，不能成為被海峽殖民地政府重視的政團。它之所以不發展成為強大的政治團體是因為它的領導人已被政府溶化，並承諾與政府合作，擔任政府華人事務咨詢委員會、海峽華人咨詢委員會、市政局、紅十字會和其他單位的委員。他們與政府親近以換取獎賞或被委為海峽殖民地立法議員。事實上，大部份受英文教育的華人不支持任何政治思想，也不以為結成團結的政黨是重要的。[18]

峇峇精英 登上舞台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致使海峽華人公會發揮不了重大作用的是從中國來的華人移民數目已遠遠超過所謂峇峇的數目了。在1881年的統計人口中，海峽殖民地(新甲檳)的華人總人口是173,861名，其中海峽華人只佔25,208人，約14.53巴仙。單在檳城峇峇有9,202人，僅占華人人口的20.39%。以此類推，到了1920年，峇峇人口的比例越來越少，已經不能宣稱其組織代表了整體華人。難怪它通過組織提出的種種要求不被海峽政府接納，也導致他們之中有人在後來溶入不分峇峇或新客的華人團體中。

再者，當時也有一些具代表性的組織，峇峇也佔了主導或重要的地位，諸如平章會館、檳州中華總商會以及較後由英國成立的“檳城海峽殖民地公會”(Straits Settlements Penang Association)。他們與海峽華人公會的性質有所重疊。這可算是英國用以分散華人的一種手段。

即使如此，海峽殖民地政府在峇峇與新客之間，自然選擇前者作為扶助和合作的對象。畢竟峇峇親英的成份大過親華的行為。

事實上，英國支持峇峇由來已久，早在19世紀後期，私會黨當道的年代，英國就表現了它的傾向峇峇的立場。在前面提到的檳城1867年的10日暴動的調查會報告書中就發現大伯公(建德堂)的首領(指邱天德)是福建峇峇，而敵對的義興黨主要是屬於廣東人的移民新客(最早時福建人也參與領導，後來讓位於廣東人)。

在檳城最有錢的大資本家邱天德，也是勢力強大的私會黨頭領。他的公司金和號(Chop Kim Ho)是最大的苦力承包商。

在當時，英國傾向檳城福建峇峇的大伯公(建德堂)，另一方是廣東人的義興。或者我們在今天很難想像為什麼黨員眾多的義興(有2萬5千名)與馬來人及印裔回教徒的白旗黨(6,000名黨員)的聯手會有敵對派敢於挑戰？

敵對的一方大伯公(建德堂)黨員不過6,000人，其合作伙伴紅旗黨(也是由另一派的馬來人和印裔回教徒組成)，黨員只是1,000名左右，竟能與義興勢力旗鼓相當？原來大伯公可輕易獲得武器供應。它的黨員中不乏有錢有勢的商人、製造商，也從事軍火生意。他們方便在暴動時給自己的黨人提供軍配和武器。英國人默許此種行為，已說明它是站在峇峇一方。[19] 更具諷刺的是，在暴動過後的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建議嚴厲管治社團之時，也對大伯公首領邱天德“判處死刑”，且準備在炮台行刑，但過後改成7年徒刑(有說英方懼怕大伯公報復，不過較大因素可能是英方對峇峇有所袒護)。
不寧唯是，邱天德也被發現趁暴動期間，大量非法私運鴉片煙土牟巨利。阿依淡的一塊三百七十餘英畝的土地屬邱天德所有。在1921年才賣給邱公司，但仍命名為“天德園”，用以紀念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邱天德逝世於1891年)。[20]

在下來的年代，英國即使不對峇峇主導的華團給予全力的支持，也沒有放棄個別扶植峇峇精英人才，把他們納入政府的組織內。在初期，屬於峇峇公會的人，如柯孟淇(Quah Beng Kee)(也是中華總商會發起人，歷任副會長，於1912至1915年出任會長)，楊元緒(Yeoh Guan Seok)、林清淵(Lim Cheng Ean)(林建壽之父親)和邱善佑(Khoo Sean Ewe)(曾任平章會館主席，於1933至1941年擔任中華總商會會長)先後被英政府委為“檳州海峽殖民地立法委員”。

下來，會員中的林蒼祐在嗣後成為政治慧星，創組急進黨，一度成為馬華公會會長(1958-1960)及民政黨發起人和黨魁。他在1969年至1990年擔任檳州首席部長。

他的父親林萃龍也曾擔任過議員。

在林蒼祐之後成為馬華代總會長的謝敦祿也是會員之一。另一位曾任峇峇公會會長的連裕祥則曾是拿督翁組成的國家黨(Party Negara)的全國副主席(1954年)，並在後來成為馬華公會副總會長。其中一位曾任會長的李長景，曾出任獨立前自治政府的聯合邦衛生部長。再一位曾任會長的林學易先後擔任喬治市市議員及立法議員。

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馬六甲峇峇公會的會長陳禎祿是馬華公會的發起人兼首任會長。[21]

峇峇一代以他們的優勢和取信於英國政府，得以在政團方面大展身手。他們不是英國的政敵，而是英國的合作伙伴，被引導走向政治。他們是一群英政府的政治寵兒。

比起峇峇更早有政治意識和有強烈的革命思想的中國移民是因為康有為與孫中山的先後到來而催生的。

1912年孫中山的國民黨正式成立，同年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繼後在馬來半島及檳榔嶼設立支部。1914年星洲支部被封，檳城的國民黨進入秘密活動，主要是因為袁世凱奪權，英國承認他的合法性。

1919年，孫中山反擊，在廣州成立軍政府，海外恢復國民黨支部的活動，但仍屬秘密性質。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秘密成立。

1924年，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宣佈聯俄容共政策，英國更加提高警惕。

1925年，孫中山病逝。英國認為國民黨被左派份子滲透，在香港有反英傾向，乃在1925年禁止國民黨在馬來亞的活動。

1926年，國民黨權力落入蔣介石手里，1927年國民黨北伐成功，鼓吹「三民主義」，英國政府不得不承認其合法地位。1927年蔣介石也展開清黨，逼使中國共產黨壯大。

1929年，金文泰 (Cecil Clement) 出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全面鎮壓國民黨組織，採取強硬手段驅逐國民黨中強硬份子。後來經國民黨政府交涉，英國才放鬆管制，只要其活動無害當地政府的利益。
1930年，馬來亞共產黨在南馬秘密成立。判定日後馬星成為國共兩黨在海外交鋒的另一個陣地。

抗日年代左派壯大
不過，由於1937年中國全國爆發抗日戰爭，馬星華人才在不分黨派下，又捲入一場支援中國抗日的愛國運動。在共產國際支持下的馬共，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它結合勞工力量，包括職工會從事示威和罷工事件，令英國政府倍感棘手。

1938年，在陳嘉庚領導下，來自東南亞45個城市的180餘名華人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抗日運動晉入一個新高潮。土生土長的峇峇也受到感召，有部份上層人物介入支援抗日鬥爭。

由此觀之，國共合作抗日，對馬星華人的政治思想起了巨大的沖擊力量。

1939年，英國對德宣戰，促使英國與中國關係改善，共同抵禦由德國希特勒和日本蝗軍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40年馬來亞共產黨也接到指示，停止反英運動，轉向積極抗日和反法西斯的大聯盟鬥爭。這種運動是國民政府與中共在重慶成立的一項協定而促成的。[22]

在檳城方面，已存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股勢力在爭取華人社會的認同與支持，海峽殖民地政府在1940年通過一項強迫服役(義勇軍)法令，以在全國各地成立義勇軍，檳城也不例外，分駐有一連華人義勇軍，每連人數為120人，是受英文教育者。[23]

英國人天真的想法是想動員峇峇“保家衛國”。但組織規模之小，又缺乏武裝訓練，簡直是「以卵擊石」，根本不能抵禦日本的強行攻勢。

即使是英國讓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在馬來西亞搞活動，亦於事無補，反而是馬共的力量從中崛起。雖然馬共最早期的領袖多為瓊州人，後來加入客籍人，但接下來其他籍貫的華人都參加了。它的組織的重心是放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在各州也有州委，檳城就有這樣的組織。例如在1936年的馬共中委中，便有兩人來自檳城，其一是楊少民(又叫小民)，擔任政治委員，又一位是張理(亞硬)，是馬共檳城州委，負責北馬政務，兩人均為海南人。

1937年楊少民取代蔡白雲(蔡長青)(新加坡福建人)成為黨中央代書記。1939年被選為黨宣傳主任。1940年被逮捕後遣送中國。張理是組織勞工運動的高手，1938年被捕。 （萊特於1939年起擔任馬共中央書記，直到1947年身份暴露後失蹤。他後來被認定是英國、法國和日本的三面間諜，是潛伏在馬共內最大的內奸，造成馬共蒙受慘重的損失。1948年他在曼谷被馬共手下幹掉）。
馬共中委李振宗在張理之後被派來檳城主持馬共市區州委政務(1938年)。他曾在檳城受教育(1942)年馬共在黑風洞秘密開會被萊特出賣，李振宗代表萊特主持會議，不幸死于日軍的亂槍中。這轟動一時的黑風洞事件(9.1石山腳事件)，馬共有18人喪命)。[24]

當時有一位負責主持馬共檳城政務工作的陳青山也在不久後調到新加坡協助李振宗。1938年新加坡海港局萬餘人罷工及1940年五一勞動節五萬人大遊行，都是李振宗和陳青山等人搞起來的。[25]
正因為這樣，鍾靈中學在當時被英政府認為已被共黨滲透，且有一些學生參加馬共組織。由1937年至1939年間，鍾靈中學的陳青山、楊果、鍾晉榮等人，在市委書記李振宗的領導下，轟轟烈烈展開學生抗日活動。他們帶領學生學習抗日救亡理論，上街遊行，撤傳單、貼標語、義賣義演，多方串聯進行抗日活動。

1940年，英殖民政府採取鎮壓行動。在新加坡的陳青山，及其好友江田、陳錫清也都是由檳城調來(可見當時檳城有不少的馬共知識青年)。他們在五月下旬的一個夜晚，被英國警察逮捕。陳青山不久被勒令離開馬來亞，輾轉入中國。旋即被中共吸納到海南島戰鬥。解放後官職昇至將軍，因此有“華僑將軍”的稱號。

其他檳城人或與檳城有關的人被驅逐出境的有：郭永錦，曾擔任檳城「抗援會」宣傳部長。1940年在吉打被捕。被驅逐出境後，加入中共，解放後擔任黑龍江省僑聯常委。

莊明理，1930至1940年在檳城「現代日報」主持業務，且主持檳城籌賑會及抗援會的工作，亦是檳城汽車司機公會會長。1940年被英國驅逐出境，解放後擔任中國全國僑聯副主席。

陳青山的同學謝白秋同時被解遞出境，中國解放後曾任廈門大學副校長。[26]

楊果在檳城長大，受教育於鍾靈中學。學生時期即參加抗日運動。他參與馬共領導一批學生和青年幹部，為當時檳島激動人心的抗日運動增添色彩。

許慶彪，檳城人。1938年加入馬共，擅長演講，是當時在檳城蓬勃開展的抗日運動的活躍份子。1940年2月2日，在檳城爆發了一場轟烈的反帝鬥爭，他也是其中一名領導者。

1941年，許慶彪領導在雪州成立馬共第一支武裝部隊，出任司令部黨代表。宣佈馬來亞抗日軍正式成立。接著其他各地形成一股強大的武裝抗日力量。

1942年8月31日許慶彪參加黑風洞會議 (馬共第八次擴大會議，萊特刻意缺席，改由李振宗主持會議)。第二天，即9月1日，遭日軍包圍犧牲，年僅21歲。[27]

不論是在國共鬥爭，或抗日戰爭時期的檳城，也是人才會萃的風雲激蕩的角力場。政治思想鬥爭的結果是孕育檳城人的政治運動走向高潮。一方面是國民黨的宣傳戰，另一方面是馬共的戰斗隊伍擴大；峇峇社會則被英國調動起來加入英國的陣線。少數峇峇和新客之間也因抗日的運動有了合作的餘地。整個政治局面是個大雜燴。

英軍不相信日本會打進來，馬共也尚未武裝起來，出奇不遇的是「日本鬼子」真的「長驅直下」。馬來亞的政局為之一變，對檳城的社會沖擊之大，在戰後則一一展現出來，其中的變化又是有歷史的軌跡可循。
第一位领事张弼士代表清廷企图“控制”华人社会，但力所不逮，政治上交白卷，功在教育。
杨果是钟灵中学学生，后来成为马共第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陈平。主导左派政治运动，是“政府中的政府”的另一个版本，尤其是在抗日的时代。

[1] 參閱林遠輝、張應龍著“新加坡馬西來亞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186頁。
[2] 參閱“目擊中國100年”，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一卷。
[3] 參閱“新加坡馬西來亞華僑史”，第285至292頁。
[4] 參閱陳翼經著“檳州百年來的教育”，刊于檳州華人大會堂100週年紀念特刊內，第400頁。
[5] 參閱同上，第400頁。
[6] 參閱崔貴強著“新加坡華文報刊與華人”，海天文化企業私人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第15頁。
參閱崔貴強著“華人的政治意識與政治組織”，刊于「馬來西亞華人史」叢書內，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總會出版，1984年。第55及56頁。
[7] 參閱鄭永美著“檳州中華總商會戰前史料”，收錄于檳州中華總商會鑽禧紀念特刊，1978年。第77頁。
[8] 參閱鄭永美著“檳城行幫史略”，收錄在檳榔嶼華人事跡學術研討會論文中，2002年。
[9] 參閱許雲樵著“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收錄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54週年紀念特刊，1977年。第529頁。參閱Zakry Abadi Pembangunan Pulau Pinang 1994, Page 26 & 29. 參閱“星馬華人私會黨研究”。
[10] 參閱“The Making of Modern Malaya”by N. J. Ryan.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ages 145-149.
[11] 參閱同上，Pages 152 及154。
[12] 參閱“馬來亞華僑史”第139頁。
[13] 參閱同上，第120至135頁。
[14] 參閱“Straits Chinese Society”by John R. Clammer.
[15] 參閱謝詩堅著“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友達企業出版，1984年，第2頁。
[16] 參閱陳志明著“海峽殖民地的華人峇峇華人的社會與文化”，收錄在“馬來西亞華人史”，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總會出版，1984年。第177及178頁。
[17] 參閱“The Penang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by Diana Tan (Ooi). Article contains in "Malaysia In History" Magazine. Printed by United Selangor Press Sdn Bhd, 1978, Pages 43 to 45.
[18] 參閱同上Page 53
[19] 參閱“Gangsters Into Gentlemen: The Breakup of Multiethnic Conglomerates and The Rise of A Straits Chinese Identity in Penang by Enseng Ho, Dept of Anthrop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apar presented to The Penang Story international Confernce 2002.
[20] 參閱“檳榔嶼華人史話”第22至23頁。
[21] 參閱The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Koh Sin Hock(辜承福)(辜禮歡的後裔)。Title: Looking into the past. Reproduced in the Diamond Jubilee Souvenir Magazine of the state Chinese (Penang) Association 1980.
[22] 參閱“馬來亞華僑史”第154頁。
[23] 參閱同上，第173頁。
[24] 參閱“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by C.F. Yong(楊進發)，Published by South Sea Society, S'pore. 1997年，Page 181-187.
[25] 參閱郭仁德著“馬新抗日史料-神秘萊特”，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99年。第49-51頁。
[26] 參閱同上，第51-57頁。
[27] 參閱南島叢書編委會編“馬來亞風雲70年”（1930-2000），香港南島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44-46頁，第67-68頁。

（六）1942年—1945年 日寇侵占 華人遭殃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軍事主義者便在中國大開殺戒，節節侵占中國土地。轉入1940年情勢更是嚴竣。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在外長的鼓吹下，已被日本內閣接受。馬來亞是所謂共榮圈的一部份。日本的政策是要奪取海峽殖民地的控制權，然後對馬來半島實行保護統治，檳榔嶼的地理位置成了日本蝗軍的主要目標，先要摧毀英國的軍事基地，繼而奪取經濟利益，因為檳城是一個主要自由港且是熔錫中心。

日本整個戰略佈署是這樣的：1941年12月8日，日軍繞道泰國進入哥打峇魯投石問路，只不過約700蝗軍左右，但英軍不戰而退，導致日軍長驅直入。在這之前，英國宣稱已在馬來亞佈署10萬大軍，詎料竟是「銀樣臘槍頭」，棄馬來亞於不顧。而本地的英民則靜悄悄向後撤退。

武裝力量，有所謂不成軍型的義勇軍，再加上馬共當時也沒有被武裝起來，日軍在12月11日及12日很快地空襲檳榔嶼，竟無英軍反擊，與較早時英軍為安檳城人民之心，宣稱有足夠的軍力防禦形成強烈的對照。有數百間屋宇被毀，也有人命傷亡。大部份市區人民逃向山區避難。英軍及英民則靜悄悄向後撤退。

12月16日，在無英軍管治下的檳城，有人組織了「檳城服務委員會」，由在報界服務 (應是指亦果西報) 的主管擔任主席，昇起「白旗」，以示投降，勿再轟炸。這個委員會在12月23日被日本勒令解散。有文章在戰後形容此舉是「以無恥與諂媚來歡迎新主子，而另一方面是不願屈辱的人們則逃亡和隱匿」。

12月19日，日本蝗軍在民事長官Hiroyasu的率領下，由“檳城服務委員會”同人迎接，正式接管檳城。他成為第一任日本“檳城總督”。他在解散「服務委員會」後，便另成立華人、印人、馬來人及歐亞混籍人的四個不同種族的「維持治安委員會」。檳城易名為「彼南」。

1942年3月15日，日本換了一位兇悍的行政長官 (總督) Katayana。他重組了所謂四個種族的維持治安委員會。華人的則稱為「檳城華僑協會」。

日蝗軍的政策是分化與扭轉不同種族人的傾向。鼓勵印度人反英，名義上是為印度爭取獨立；籠絡馬來人協助日本建立統治政權；向華人開刀要錢。檳城華人必須像其他州華人一樣繳“奉納金”。在馬星兩地硬是要繳足5千萬日圓，檳城負責7百萬日圓，因籌不足，被逼向日資的“橫濱正銀行”貸款，年率6%。在1942年6月25日在新加坡持交給日軍司令長官山下奉文(Tomoyuki Yamashita)。三名華人代表是林文慶(新加坡)，連裕祥(檳城)及黃鐵珊(雪州)。

在檳城被指定負責籌款的代表是連裕祥、林耀椿、林清德、林連登及周國鈞(前三者是峇峇)。
奪城之後，日蝗軍先後在檳城展開三次大檢舉和大肅清，抓捕抗日份子或其同情者，寧可亂抓，也不放過；尤其對鍾靈中學的師生恨之入骨。日本人認為在支援抗日的運動時，鍾靈師生積極介入，並在星馬參與發起抵制日貨運動。以致日本貨入口馬來亞在1937年跌至7千1百30萬日圓，在1938年更跌至2千2百90萬日圓。

其中有較詳細記錄的是兩次大檢舉：第一次大檢舉(各城市均有此暴行)是1942年4月6日，全檳各街道佈滿日本海陸軍和警察暗探，家家戶戶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迫離家，在指定的地點集中(分七區進行)。總共逮捕2千餘人，先後才釋放5百餘人。鍾靈師生首當其沖，被捕者有柯梓桐、黃峇福、朱宜義、林振凱、饒白迎及李詞傭、王世毅、查企唐、簡德輝、管亮工、汪開競等人，學生人數更多。凡是鍾靈人在當時被認為是「抗日和反日份子」。

第二次大檢舉是1942年9月15日，根據黑名單及蒙面人(漢奸)的點頭抓人，被抓去的有不少文化人，數目在2至3千人之間。

還有難以計算的抓人和“小肅清”的行動。約有五千餘人慘遭逮捕。

總之在日蔻佔領的3年8個月中，所施行的罪惡暴行和人民所過的慘痛生活，簡直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鑑於日蝗軍的倒行逆施：(1)報復華僑的支援中國抗日行動；(2)通過繳奉納金，榨取華人財富；(3)市場癱瘓。人民被剝削到衣食無著落地步；(4)大檢舉大肅清造成人心惶惶，性命朝不保夕，引致民憤沸騰，抗日情緒越發高漲。馬共從中壯大，通過武裝鬥爭向日本侵略者展開了激烈的游擊戰爭。
檳榔嶼因屬島嶼，不適合打游擊戰，馬共選擇在馬來半島各地開闢戰場。1942年起馬共先後組成了8個人民抗日軍，初時各自獨立操作，後來才統一指揮。以下是各個人民抗日軍成立的地區、日期和名稱：

資料來源：海上鷗，《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華僑出版社，新加坡1945。


為統一起見，馬共正式宣佈上述的獨立隊伍統稱「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同年4月，又成立「中央軍事委員會」。1943年馬共對人民抗日軍制訂制服、紀律等。更在馬共會議上通過「驅逐日本法西斯出馬來亞，建立馬來亞民主共和國」。這與建黨初期(1930年) 提出的「爭取馬來亞民族和社會解放，建立馬來亞工農蘇維埃共和國」截然不同。初期的口號，肯定是國際共產提出的政治鬥爭路線，服膺於蘇聯的領導。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因勢利導下，人數一度發展到一萬餘人，是當年東南亞地區中最強大的左派軍事力量(若加上外圍組織，人數更是龐大)。

馬共英軍聯合抗日
1943年1月，設在印度的英國經濟作戰部馬來亞支部與中國國民黨政府合作，由林謀盛和莊惠泉前往加爾各答負責有關工作，擔任正副總務。雙方簽署協議後，組成「136部隊」。由中國派人受訓，英國出經費，訓練完成後回馬來亞抗日。

5月，136部隊先遣人員與抗日軍取得聯系。在12月3日，雙方簽訂「美羅協定」，言明馬共與抗日軍接受聯軍的指揮，聯軍則提供軍事訓練及軍費，供應武器及彈藥等配備。抗日軍協助聯軍反攻，至為重要的是：馬共與聯軍(指英軍)的合作，必須維持到聯軍能完全維護馬來亞的和平與秩序的時刻為止。

所謂136部隊基本上是帶有為英國搶回殖民地的任務。美羅協議(馬共由萊特簽署，後被證明他是三面間謀，志在出賣馬共利益)是馬共跌進英軍設計的圈套，促使英國在日後重臨馬來亞統治提供理據和合法性，並間接否定在將來戰局結束後，馬共可在領導抗日軍下當家作主。[1]

平心而言，抗日戰爭不是峇峇集團，不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中華總商會與受他們控制的社團，更不是小資產階級自己搞起來的會館與行會，而是像馬來亞共產黨這樣的政黨組織。總之，整個運動的領導權是掌握在左派及進步人士手中。[2]

雖然檳榔嶼無法成立抗日游擊戰，但檳城馬共市委堅決貫徹馬共中央二中全會關於抗日衛馬的決議。1942年初開始在威省南部爪夷阿蘇山區籌建一支抗日游擊隊。市委會派出幾位干部日夜奮戰不息，他們趁深深黑夜乘舢舨渡過檳威海峽，踏著老爺腳車不停地穿梭於威省各條公路。不久營地集中了50多人，但正式的游擊隊員只有30多人，其他是民運工作者和交通員。武器也集中有20多支萊福槍和獵槍，幾把短槍，一大批子彈和幾十顆英式手榴彈。于是檳威人民抗日游擊隊就在一個不平凡的日子里莊嚴宣告成立。沒有軍旗、黨旗、也沒有制服，儀式簡單樸素。檳市委會派代表參加並講話，場面很是熱烈，掌聲就是心聲，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動和感到自豪。當時是1942年2月中，新加坡英軍投降前後。

可是不到一個月，這支隊伍行蹤暴露，被日軍圍剿。在混戰中，隊伍向多個方向撤退。兩人犧牲，一人受傷。就這樣成立不到一個月的檳威人民抗日游擊隊被打散了，轉入吉打從事地下活動。[3]

由檳城轉移到吉打，也有另一段故事：日軍占領檳城初期，馬共檳城市委亞炭，由黃海志帶往吉打牛侖會見吉打地委負責人，其綽號是「和尚」，討論在檳州或吉打建立抗日游擊隊問題，惜未能取得共識，導致檳城市委決定在爪夷自建根據地，可惜很快被瓦解。

馬共檳城市委初期也組成“打狗團”，懲滅一些漢奸，後因受拘捕而解散。

1942年4月日蝗軍大檢舉後，馬共「除奸團」螺珠和烏馬，向日本軍政人員及走卒密集處，拋擲一顆手榴彈，傷斃敵人10餘人，大快人心。螺珠及烏馬事後被捕，刑後就義。

5月間，檳城近10名鍾靈生在威省青年幫助下，搜集幾支英制萊福槍和私人獵槍，進攻四叉港警局，並燒掉窮人借據。

另有一批黨員，試圖在爪夷和威省南部開展游擊戰，但條件不足，只好撤向吉打。到了1945年初才能真正的成立第八獨立隊 (北馬的一支戰鬥隊伍)。檳島始終不是理想的游擊戰場。

馬共份子和抗日份子都化整為零轉到其他地區和日本侵略者作戰。可能是由於鍾靈中學的關係。歷史學者楊進發博士在研究馬共當年的情況後，有這樣的結論：「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北馬孕育了抗日領袖是不足為奇的，包括了許慶彪，鍾振康，陳家光，陳錫聲，楊果乃至陳平。」[4]

這里我們有必要列舉一位道道地地的檳城人和鍾靈生，他的名字叫楊果，他是一個被形容為埋頭苦幹，有很強的組織能力的人。在他領導下，激發了檳島的抗日運動。

1938年，楊果負責馬共檳城市委會的工作。1940年被調到新加坡。1941年在新加坡被捕，英政府將他驅逐出新加坡，不料在放逐途中，太平洋戰事爆發，輪船折返馬來亞。鑑於英軍需要馬共抗日，釋放了楊果等人，他又重投馬共活動。

1942年，他出任馬共雪州副書記。

1943年，他升任雪州地委(州委)書記。1944年楊果在雪州辦公室(甲洞附近農村)，突遭日本憲兵圍捕，楊果在戰鬥中受傷被捕，其警衛同志急中生智，把他救了出來。這個奇蹟，當時傳遍雪州，一時傳為佳話。

1945年日本投降後，楊果負責馬共臨時中央委員會工作。

1946年被選為馬共中央常委。

1946年底，楊果又回到檳城領導和主持檳州市委工作。

1947年，馬共第九次中央擴大會議，楊果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副總書記。在陳平離馬期間，他出任馬共代總書記。地位僅次於陳平，是馬共的第二號人物，他對萊特的身份有所懷疑，間接地迫使萊特外逃。

1956年，楊果在雪州遇襲喪命。死時才37歲。[5]

如果日本投降後，馬共能在英國的默許下取得政治主流地位，不再發生對抗和游擊戰，楊果很可能是檳城的一位“政治強人”。但是歷史改變了一切，楊果和他的檳城戰友鍾靈校友李振宗(小忠)、許慶彪、鍾振康(後三人在1942年9月1日黑風洞石山腳事件中被日軍埋伏而犧牲，人頭懸掛在吉隆坡鬧市中心，令人憎恨又惡心)都沒有辦法「享受」革命的成果。

日治時期，整個檳城，成了日本的俎上肉，任由宰割，在殘暴統治的鐵腕政策下，日本人充份地利用當地的峇峇和富商組成了所謂「檳城華僑協會」，主席是連裕祥，委員計有林耀椿、林清德、林連登及周國鈞，負責籌「奉納金」。

日本軍政府也委任大部份屬於峇峇的僑領出任「檳城州理事會」，他們是林清德、連裕祥、邱善佑、林耀椿及伍瑞琴。他們的英文教育背景，使他們較為容易與日本蝗軍溝通。

日本軍政府又巧妙地鼓吹「閱報所」在各地活動，以作為情報收集處，又可灌輸華僑心向日本，一舉兩得。

日本人對華僑的政策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要挽救經濟危機，並榨取華人的金錢供軍事政府使用；另一個是吸納這批人士，以消除華人的反日情緒。雖然它明知道峇峇親英，但好過華人中的國民黨派和共產黨派，具有強烈的反日意識。[6]

日本人的這種分而治之的政策(對其他種族而言也是這樣)在戰後竟發生一些作用。一方面是峇峇領袖不熱衷也不支持英國在戰後拋出的Malayan Union憲政；另一方面促成移民之心更偏向中國。[7]

因為抗日隊伍移向內陸，檳城人民又是用白旗迎接日軍進城，以致檳城人民在日治時期的傷亡數目較其他城市為少。有記錄說是千人左右，又有記錄說是680人。也有人統計被捕被殺者不下5千人。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沒有人說得清楚。[8]

就星馬來說，有人統計日軍殺害至少15萬人，也有人認為直接或間接被殺害的約40萬人。無論如何，沒有人有辦法真正統計較正確的數目，只能夠用「血跡斑斑」來形容。

1945年8月6日，美國向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舉世震驚，日本陷入恐慌。9日，美國又向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大勢已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同年9月13日，英軍在新加坡接受日本投降書(在3年8個月前，是英軍在新加坡向日本投降(1942年12月8日))。歷史終於被扭轉過來，馬來亞又晉入一個新年代，人民終於擺脫無人性的日蝗軍的橫行霸道的恐怖統治。

[1] 參閱謝詩堅著“抗日時期的背景和動向”，1998年。
[2] 參閱黃枝連著“東南亞華族社會發展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1992年。第105及108頁。
[3] 參閱陳凱著“回憶檳吉玻人民抗日斗爭”，南島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1至5頁。
[4] 參閱“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Page 252.
[5] 參閱萬家安校編“英烈千秋”，雪蘭莪加影朱骨頭山殉難烈士家屬委員會出版，2002年。第137-140頁。
[6] 參閱“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Penang”, Pages 16 & 48.
[7] 參閱明石陽至著“日本對馬來亞華僑政策”(張清江譯)，收錄在「星馬華人抗日史料」，1984年。第329頁。
[8] 參閱“星馬華人抗日史料”第504及864頁。

（七）1946年—1957年 緊急狀態 英斗馬共
日本的投降是英國盟軍及馬共始料不及的，他們沒想到戰事急轉直下。從8月15日(日本投降)到9月3日(英軍重新登陸檳城)和9月15日(英國重臨新加坡)的一個月空檔時間內，馬共和人民抗日軍幾乎控制了馬來亞，特別是在鄉鎮地區，但顯然缺乏準備利用時機。已繳械的日本軍，充實了抗日軍的武器，而有6到7千名游擊隊在解放的地區並未遇到抵抗，參與馬共抗日軍內的136部隊報告英方，馬共未有準備接管半島統治權。[1]

不過，馬共的抗日軍還是在8月18日入駐吉隆坡，其他各地也陸續有抗日軍進占，展開維護社會治安，嚴懲奸敵，沒收敵產以賬濟窮人，保護商店照常營業，促使工廠復工等。這使到英聯軍的戴維斯(Colonel J.L.H. Davis)非常著急，不知如何是好。

此時，英聯軍總部傳來一個密令，要戴維斯立即與萊特舉行密談，安排英軍登陸與抗日軍放下武器。

萊特以此要馬共霹州地委陳平、雪抗日軍代表劉堯及柔南地委書記陳勇接受和議。

1945年8月25日，萊特主持了中北馬黨軍緊急會議。

萊特說：「世界大戰結束了，聯合國已經成立，目前的國際形勢是和平氣候。抗日軍已沒有存在的必要，應該放下武器，轉向和平鬥爭。」

接著他又提出八大主張，其中包括「實行民主制度，建立普選的民意機關」。這麼一來，馬共從1943年通過的九大綱領，要「建立馬來亞共和國」，要「改編抗日軍成為國際軍」的鬥爭方向轉向「和平鬥爭」。

他又委任陳平、劉堯與他一起勸抗日軍放下武器。

吉打抗日軍不同意此舉，將抗日軍改成「吉打人民解放軍」。

136部隊急於告密英國，萊特命陳平前往「擺平」此事。

萊特也指示劉堯以馬共軍委會主席，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在吉隆坡中華大會堂舉行新聞發佈會：「過去我們擁護馬共抗日軍九大綱領，把本軍改編為國際正規軍，但這次是英軍和平接管馬來亞，馬來亞人民主要任務是協助英政府建立民主自由的新馬來亞，而英政府在今天和平的環境中，會有力量與方法保護馬來亞，所以，我們認為解散是應該的。」(文稿由萊特提供，劉堯照唸)[2]

1945年12月1日，抗日軍在全馬各地舉行繳械復員儀式，由英方主持，陳平與劉堯率15名抗日軍代表，在新加坡參加儀式。根據統計抗日軍繳出武器4765件(另一說法是5497件)，共有6800名抗日軍復原。[3]

萊特作為三面間謀的任務，成功地從內部瓦解抗日軍，重創削弱馬共軍力，協助英軍穩住陣腳，而馬共因此錯誤政策斷送政治前途，澈底地被萊特出賣尚被蒙在鼓里。

在這之前，英方已于1945年9月3日組成英國軍事政府(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簡稱BMA，它不承認馬共成立的人民委員會。為了有效控制言論，在1945年10月，英方對一些華文報出現的反英言論採取封閉手段。如「民聲報」(吉隆坡)和「新民日報」(新加坡)。同年10月10日，英國殖民地大臣已在國會下議院提出要在馬來亞建立Malayan Union憲制政府 (不包括新加坡在內)。1946年1月22日英國正式拋出馬來亞邦聯 (Malayan Union) 的白皮書。英國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要化解馬共存在的左翼勢力帶來的威脅。因為抗日軍的解散不意味馬共武裝的解除，馬共仍保存一半的勢力(約6000戰斗人員)在全馬各地。剛好同一天，馬共中央擴大會議在吉隆坡舉行，萊特再度蟬聯中央書記。在會議上，有人認為英國準備恢復殖民地政策，應該號召反對英國此舉。

陳平也在會上被萊特指定為「接班人」。

有鑑于馬共軍力大大削弱，英國開始轉變其懷柔政策，改以壓制手段對付馬共份子。如在1945年12月底搜查新山與古來的馬共辦事處，拘捕馬共黨員。又如在1946年2月15日，馬共發動紀念英軍在1942年2月15日投降而在新加坡舉行數十萬人大遊行，受到英軍大事鎮壓。

此外在全國各地的遊行，包括檳城在內，同樣受到鎮壓。馬共這時感覺到事態不妙，準備密謀起事。萊特則要馬共抗日軍秘密隊司令交出武器匿藏處的地圖交中央保管。

柔南地委陳勇不表同意，他指責「萊特不利用大好時機建立新的馬來亞，反而解散抗日軍並繳械，是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已把黨引向死亡」。會議不歡而散。

1946年底，萊特在吉隆坡召開馬共中委會議，通過開除陳勇黨籍。1947年2月，馬共新成立中央組織部舉行會議，萊特臨時缺席，從此失去蹤影。馬共進行調查真相，初步確定他已提巨款潛逃。

同年5月，馬共召開中委會議，由陳平主持，通過開除萊特出黨，經調查後，証實萊特盜走大筆馬共基金(陳平透露約一百萬元)，逃向曼谷(過後，被馬共及泰共人員在曼谷幹掉。)

1947年9月，馬共在怡保召開擴大會議。陳平建議由楊果出任中央書記，楊果則認為陳平較為適合。經過投票後，陳平當選中央書記，年僅26歲。會上也將中央書記易名為總書記，並設副總書記，由楊果擔任。[4]

馬共面對萊特的“叛變”和不滿英國採取鎮壓政策，也因此萌起較為強硬的反英立場。它對英國迫不急待的推出「馬來邦聯」(Malayan Union)憲制沒有特別的興趣，尤其不贊成新加坡不被列入其中。
Malayan Union的白皮書要點包括：新加坡繼續成為直轄殖民地，檳榔嶼、馬六甲和馬來半島各州組成馬來亞邦聯，由英國派出總督統治，惟保留各州蘇丹擁有處理回教事務的權力。凡在新加坡，馬來亞邦聯境內出生或在新加坡，馬來亞邦聯居住一定期限(15年之中有10年住在馬來亞)的人，均可獲得公民權。換句話說，它給予各民族平等的地位。

英國把各州的權力中央化，它沒有提及保留馬來人特權的問題。這是英國企圖全面改變馬來亞的憲制，但沒有事先與受影響者商量，只是通過派遣麥馬克(Harold Mac-Michael)來馬取得各州蘇丹的同意。在壓力底下，各州表示同意。[5] 它並沒有訂下還政于馬來亞人民的期限。

馬共譴責白皮書，指出馬來亞新政制中，英國通過將行政，立法大權集于總督一身是對馬來亞實行比戰前更加直接和澈底的統治。白皮書雖然籠統提出公民權原則，但沒有賦予公民權利的實質。英國強行將馬星分治，目的是要將新加坡這個經濟中心直接置于英國的嚴密控制之下，制約馬來亞的發展。馬來亞新政制違背戰後世界的民主潮流。粗暴地剝奪了馬來亞人民自治民主的權利，它必然要被馬來亞人民唾棄。[6]

另外，由專業人士和華人為主而在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馬來亞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也標榜爭取「成立一個自治的馬來亞政府，全部議員民選」。[7] 它抨擊白皮書只是英國單方面與各州馬來蘇丹私下交易，沒有征詢人民的意見。它認為蘇丹並不能代表人民的意願。[8]

它的委員中有一人來自檳城，即林建才(林建壽兄長)。這個黨被指有親共嫌疑，在1948年6月25日解散。

華人社會中除開上述兩大政黨外，已沒有較為代表性的政團發表意見。即使是峇峇社會中的海峽華人公會，也沒有表態。顯然是以英國的建議為依歸。這反映出當時馬共在華人社會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幾乎控制了擁有眾多會員的職工會團體。至于與左派打對台的國民黨的社團，也在此時關注中國政治的走向和國共的斗爭，對馬來亞新政體就不顯得熱衷了。例如1946年，檳城逾百間華團表態支持蔣介石，同年9月7日，陳嘉庚則攻擊國民黨獨裁和無能。

馬來人醒覺組巫統
當一邊是非馬來人在冷漠中反對或沉默時，另一邊卻是馬來人的大怒吼。1946年3月4日，在拿督翁(時任柔佛州務大臣)的號召下，41個馬來團體在吉隆坡舉行馬來人大會，強烈反對Malayan Union，並同意組成「全國馬來人統一機構」。這就是巫統(UMNO)。

在拿督翁帶領下，英國終于同意擱置Malayan Union政制，另委一個由英國，統治者和巫統組成的工作委員會(6名英國人，6名馬來人(《蘇丹與巫統代表》)(1946年7月25日)起草新的憲制。

新的憲制是建立一個馬來人為主導的馬來亞，雖然非馬來人可以成為公民，但條件嚴格，蘇丹擁有較大的權力，馬來人在一些重要領域擁有特別地位（即後來所謂的特權）。

過後政府又成立一個包括各民族代表在內的咨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以討論“馬來亞聯合邦草案”。但咨詢也者，是只提供意見，沒有實權。華人的代表權力就這樣被架空了，他們提出的建議多數不被接納。

對此馬來亞民主同盟有所察覺情勢有變，在1946年12月14日發起組織了「聯合行動委員會」，並在22日易名為「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將印度國大黨、泛馬工會聯合會、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退伍軍人協會及青年和婦女等團體容合在內，由陳禎祿擔任主席，向英國重申馬來亞民主同盟較早時的政綱，不要分開新加坡，英國並不加以理會，在同年同月的23日公佈了「馬來亞聯合邦」藍皮書。

這份藍皮書比Malayan Union政制更加引起華社的不安。1947年1月26日，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在隆舉行群眾大會，強烈反對藍皮書。

2月23日，馬來亞中華總商會聯合會在吉隆坡集會，也針對藍皮書提出反建議。

1947年10月20日，抗議行動達到高潮，在「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 (陳禎祿領導) 同意下，獲得了中華總商會的響應和號召，職工總會及馬共也給予支持，在全國舉行“大罷市”。[9]

據估計，這次大罷工所有的華人都給予響應，一致參加總休業行動，是戰後新加坡及馬來亞最大規模的大罷市。

英國人漠視華社中出現的抗議行動，因為它已找到另一條途徑直接與巫統合作來試圖孤立馬共和打擊反英運動。于是在1948年2月1日，英國正式宣佈「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生效，取代Malayan Union政制，導致非馬來人情緒不安。其中最明顯的是檳城三個主要華人社團，即平章會館、中華總商會與海峽華人公會隨即聯名呈函英國殖民地部長，指「聯合邦協定」有不利華人的偏見，諸如從公民權問題、移民政策到立法議會中的華人代表數目來看是有不利華人的傾向。[10]

抗議最終沒有得到回應。1948年12月3日，有關團體的代表在檳城立法議會中醞釀脫離聯邦的建議(因為新加坡已不被包括在馬來亞聯合邦中)。在4天之後，一個由西商會會長麥卡 (D.A. Markay)及印商會會長波努魯里(N. Ponudurai)為首的籌委會成立，以爭取檳城人民的支持，包括印人商會、西商會、文員行政協會和一些媒介的加入。

12月13日，籌委會在檳城舉行集會，共有212人出席，結果200人投票贊成檳城脫離聯邦。較後發表了一份文告說：「檳城必須尋求各種憲制途徑脫離馬來亞聯合邦，仍然維持其海峽殖民地的地位(此應指如同新加坡的地位)。這是對檳城和威省最好的選擇。」

有了這樣的建議和想法，籌委會旋即成立15人的委員會，包括各社團的代表，但沒有包括馬來人在內，引致了馬來社會的強烈反對。

巫統主席拿督翁發表強烈措詞的談話。他說：檳城脫離聯合邦與否應由馬來人來決定，而不是非馬來人。[11]

有關爭執被帶上檳州立法議會，麥卡代表脫離聯邦的一方提出動議，他說，檳城加入聯合邦將會失去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行政上的權利，因為檳城與馬來半島其他州在政濟及行政上有所不同。再者聯合邦協定的達致事先並未徵詢檳州人民的意見。

代表巫統的艾迪(S.M. Aidid)起立反對有關動議。他指出馬來亞聯合邦的成立是馬來人鬥爭的成果，任何企圖將檳城脫離聯邦之舉將遭到馬來人反對。

他進一步說，檳城沒有依靠馬來半島，是不可能站得住的。

投票結果是15票對10票，檳城脫離聯邦之動議被否決。一場脫離聯邦的風波終於告一段落。今天看來，當時是否明智之舉，是很有爭議性的。總算是表達了非馬來人對聯合邦協定的不滿。

英國顯然不會把這些非馬來人上層份子的行動視為威脅，畢竟在華人中也以峇峇居多。不然他們又如何提出願保留為殖民地？可見親英的成份較大，沒有帶有親華的成份。

峇峇的舉動未得到馬共的支持是預料中事。這個時候英國消息說，它所得到的情報馬共有更大的舉動，它準備在1948年的五一勞動節起事，以更有力的反對馬來亞聯合邦協定。後來改變議程要在6月初起事。先在一些地區建立“解放區”，然後再加以擴大，以期在1948年8月3日宣佈成立一個“馬來亞共產共和國”。[12]

為先發制人，英國殖民政府在1948年6月18日宣佈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在6月24日，又包括新加坡在內。

馬共將1948年6月20日訂定抗英民族解散鬥爭之濫觴。因為這一天，英方展開全面性的掃蕩和逮捕行動。

緊急狀態之後，即1948年7月23日，英國宣佈馬共已被禁止。[13] 馬共再次走入森林，與英軍展開游擊戰。馬來亞陷入不安。

馬共從開始與英國對抗，在日治時又與英國合作。日本投降後，又是反目成仇。時局的變化，總是麼微妙。縱觀英國一向來的政策，它是不可能與共黨化敵為友的，尤其是當時中國政局瞬息變化，毛澤東的共產黨節節勝利，對西方世界構成一定的威脅。美國和英國同樣擔心蘇聯領導下的共產國際把勢力伸向全亞洲。英國人對馬共採取嚴厲的手段當然把共產國際的鬥爭考慮在內。

當馬共轉入地下後，它的活動和影響力仍然存在。從資料中顯示，馬共在檳城的鬥爭轉入內陸，以吉打州作為基地。

1948年8月1日，馬共成立「檳吉州人民抗英軍」 (稱為八支)。政治委員黃洛、司令員杜嘉林，副司令兼參謀長林彤，政治部主任李炳新。1949年2月1日，改稱為「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第八支隊」。

轉入1950年，八支竟能在檳島建立一支分隊規模的武裝工作隊。在威省南部和吉北馬泰邊境也各建立起分隊，除進行日常的民運工作外，還進行小規模軍事行動。1951年曾在極樂寺消滅叛徒李耐，在浮羅山背和升旗山進行兩次伏擊戰。前後共進行20次行動。這看來是難以思議的事。[14]
1954年，隊伍撤往吉北。

1955年12月28日至29日，舉世注目的政府與馬共在華玲舉行和談，結果功敗垂成，馬共回到森林打游擊戰。

1956年，馬共軍事總部轉移到吉北馬泰邊境，在馬泰邊境建立根據地。[15]

話說回英殖民政府在1948年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後，便在同年12月及翌年正月實行驅逐和隔離政策，大約有40,000人被扣，其中24,000名華人在1949年至1952年間被遣送回中國。[16]

在此動蕩不安的年代，馬華公會於1949年2月27日在陳禎祿號召下，宣告成立。他的反共立場，得到官方的贊同和鼓勵。陳禎祿也這樣說：「我的意思是把中國出生的華人和中國的政治關係加以切斷。」[17] 馬華也結合國民黨的勢力，形成峇峇與國民黨人分享權力的組織，以和馬共劃清界線。

馬華公會應運而生
英政府方面為了切斷村民與馬共的聯系，斷絕物質援助，在1950年開始將華人移殖。所謂「華人新村」就這樣被建立起來。新村的特點是四周用鐵絲網圍築，村前村後各有一個大門，方便當局進行檢查。一般上，居民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被稱為另一類的“集中營”。

從1950年到1954年，住在新村里的人口達5,814,000人，分成438個新村。檳州共有九個，人口計10,717名，全數座落在威省。[18] 檳島一座也沒有，可見檳島從那時起，已不再有馬共的軍事體系。
不過，檳城面對的困境，可以從平章會館主席邱善佑（1927-1964年擔任主席）（也曾在1933-41年擔任檳州中華總商會會長）於1948年12月1日的會議致詞中窺見。他說：「自從檳威歸併於新聯邦之後，坡中（指檳城）經營生意，失去許多便利，民中常有不滿之表示，即使檳州政府行政，亦須商請聯邦上司，得其同意方可施行。參政司之權且受限制，不比從前之方便。」[19] 他的言論表露了對海峽殖民地之懷念，也是峇峇心態之典型特徵。

為了安撫檳城市民的不平衡心理和引導人民與馬共脫鉤，英政府在1951年委任林蒼祐出任檳州殖民地立法議員，除了鼓勵馬華公會成立外，也鼓勵檳城的峇峇組織政黨。

1951年6月19日，在林蒼祐推動下，峇峇社會的精英份子加上一些專業人士組成了檳城急進黨 (Penang Radical Party) (多元種族性)。[20]

同一年，即1951年5月15日，一批包括馬來人在內的精英份子(受英文教育)在檳城成立檳城勞工黨(Penang Labour Party)。[21]

連同較早前已存在的政黨，如巫統、馬華、國大黨等，檳城已具備多黨認同憲制鬥爭的場所。他們被英國成功拉攏參加議會選舉，以民主的程序取勝，目的是要建立起另一類與馬共不同的政治機構。

1951年，英殖民政府推動喬治市市議會舉行市議會選舉，此時喬治市人口已達到199,458人(1951年記錄)。這一年的11月1日提名，而在12月1日投票，結果急進黨6人當選，勞工黨、巫統及獨立人士各1人當選，共9位民選市議員與六位委任市議員組成15人市議會。[22] 喬治市議會的選舉對檳城的後來政局起著很大的沖擊。它改變了檳州的政治機構，也出現了左派的統戰。在馬共退出憲制鬥爭後，這個陣線急速填補這一真空。

至于扮演代表華社的組織，如平章會館、檳州中華總商會及海峽華人公會(峇峇公會)在爭取脫離聯邦失敗後，其所扮演的政治性角色越來越小。其中包括喬治市議會的市議員已朝向民選。華團聯合向政府提呈的建議也未能充份被重視和接納，惟有附屬在全馬華團中，但重要的四項未能滿意解決：(1)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為當然公民，(2)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滿5年者，得申請成為公民，免受語言考試的限制，(3)凡屬本邦的公民，其權利與義務一律平等及(4)列華印文為官方語文。[23] 這意味著幾個主要華團在政治上靠邊站。促使他們之中的一些精英組成了政黨，轉向另一個層次的政治鬥爭。

華團政治角色的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政黨政治。這又是與林蒼祐分不開的。

檳城急進黨在他實際領導下，與檳城英殖民政府關係日趨密切，他把王保尼拉入其中。

1953年，林蒼祐從幕後走向台前，出任黨主席 (主席原本為林注旺 (執業律師)，林蒼祐忝居副主席)。他通過受委為州立法議員的身份(他在1951年4月30日受委，年僅32歲)。

英國人相信也認為推動民主政制是打擊馬共的最好武器之一(英國沒有想到這個制度在後來也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讓馬共從另一個角度切入，那就是統一陣線的成形)，峇峇精英基本上與共產牽不上關係，乃至立場是反共的，與英國的立場大同小異。

1954年6月27日，檳城急進黨舉行黨員大會，通過修改黨章將「檳城急進黨」改名「急進黨」，刪掉檳城，以期發展成全國性政黨。林蒼祐在會上要求黨員思及下一個步驟如何面對全國性的大選，他說「要由既定的基地突圍，而把這艘船引入汪洋大海中。」此語包含要黨員們接受與聯盟合作的概念。
原來在1954年時，馬華總會長陳禎祿已邀請林蒼祐加入馬華，林蒼祐並沒有拒絕，但搞了一個很重要的動作，宣佈不再提名角逐急進黨主席，只接受當副主席。

眾人感到愕然，不知林蒼祐為何有此舉動。後來才真相大白，他準備參加馬華公會(當時一個人參加兩個黨是被允許的)，因此不便擔任主席，他要求急進黨人自由選擇要留在急進黨或同時加入馬華公會。

1954 年 8月 5日，陳禎祿再度來檳，林蒼祐接受加入馬華公會，也把他的一些愛將拉入馬華，包括王保尼在內。組織檳州馬華的重擔落在林蒼祐的身上(吊詭的是，林蒼祐從來未擔任馬華檳州主席，他的目標並不在此，他要借馬華的平台跨向全國)。急進黨的重要角色逐漸消失于無形中(同樣有趣的是，在後來我們也看到林蒼祐把其民主聯合黨解散溶入于民政黨中)。

因為已是馬華的新一代中堅份子，再憑他個人的聲望，英殖民政府決定扶持林蒼祐成為檳州政府的未來接班人。在1954年8月13日及12月31日，聯合國大會主席班迪夫人 (印度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和印度總理尼赫魯先後到訪檳州，英政府安排林蒼祐迎迓。

為了表示對馬華的誠意，急進黨在1954年11月的喬治市市議會選舉中，不派候選人參加，讓位于聯盟候選人。

1955年1月23日，檳州殖民地立法議會舉行選舉 (選舉14名議員，另10人由英政府委任，共24人組成)。林蒼祐為証明他是獲得選民支持的領袖，而不是委任的，決定以聯盟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其他聯盟候選人包括王保尼和謝成金(這兩人後來為爭奪檳州首席部長，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選舉結果(2月19日投票)，聯盟全勝，拿督翁領導的國家黨和勞工黨鍛羽而歸。這意味著，一旦獨立將由聯盟組成州政府。

1955年4月16日，林蒼祐以聯盟首席議員 (獨立前大權仍掌握在檳城參政司賓漢手上，首席議員是影子內閣中的首席部長)的身份在檳州立法議會內動議：「本議會為與聯合邦其他各州採取一致的行動，應以馬來語及英語為官方語言。」獲得通過。(另外，在1957年7月12日獨立前夕的立法議會上，林蒼祐也以首席議員身份動議：「本議會歡迎聯合邦立法議會第41號報告書內所列之憲制建議及其附件，並歡迎在1957年8月31日建立馬來亞聯合邦為獨立自主國的努力，本議會表示附件中之「檳州憲法草案。」也獲得通過」。

林蒼祐成為第一位引導檳州成為馬來亞獨立國一部份的人，他為檳州歷史掀開新的一頁。

1955年，林蒼祐的個人聲望達到高峰，他被選為檳州在馬華中央的唯一代表，俾和巫統的16名代表在聯盟內共商國事。

1955年7月27日 (投票日)，獨立前之全國普選舉行(國會局部選舉)，共要選出52名民選議員，另46名委任，總數是98名。主力戰是聯盟對壘拿督翁的國家黨，成績揭曉時聯盟大勝，贏51席，回教黨一席，其他反對黨如國家黨、勞工黨及人民進步黨等全軍覆沒。

檳州分成四個選區(國會)，兩席歸巫統，兩席歸馬華，即戴惠思和徐瑞意。林蒼祐通過檳州立法議會被推舉成為聯邦立法議員(國會)。

東姑阿都拉曼(巫統主席)出任聯合邦首席部長。林蒼祐未入閣。華人部長有李孝式、梁宇皋，翁毓麟，副教育部長是朱運興。不過他被委為教育委員會的成員（1955年9月14日）主席是教育部長敦拉薩(翌年著名的拉薩教育報告書公佈。)

這一年(1955年)林蒼祐出任檳州中華總商會董事(1955-1959年)。[24]

馬來亞聯合邦新政府成立後，于1955年12月28日與馬共舉行和談，但宣告失敗，馬共繼續其遊擊戰，矛頭逐漸針對聯邦政府。

1956年12月2日喬治市市議會舉行選舉，反對黨的勞工黨從中冒起。

聯盟贏得5席，勞工黨也得5席，回教黨兩席，獨立人士三席，由于沒有一個政黨贏得大多數席，只有通過投票來選舉市議會主席。

勞工黨建立橋頭堡
1957年1月2日，喬治市議會舉行選舉後第一次會議，以選出首位本地人的主席。見証選舉的檳城參政司賓漢作告別演講時說：「這是馬來亞聯合邦第一個全由民選議員控制的市議會。我們對喬治市在這方面領先引以為榮。」

選舉分成兩個陣營，聯盟提名吳源和(律師)擔任主席社陣提名藍瑪納旦為主席，獨立人士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結果吳源和當選，擊敗藍瑪納旦。(獨立後吳源和的地位被提陞為市長。他因此是第一任市長)。勞工黨的另外4名當選市議員是陳樸根、崔耀才、台維、沙巴巴蒂。

1957年1月3日，喬治市議會慶祝成立100週年紀念大遊行。不幸發生種族騷亂。據報載，在第二天發生大騷亂，在現場維持程序的警長下令開槍，打死一人，打傷七人。1月7日新聞報導說，檳城情勢惡化，又有39人受傷。自騷亂發生以來，共有五人死于非命，74人受傷。政府宣佈全島戒嚴，警方大舉逮捕華巫兩族私會黨。[25]

沒有跡象顯示這次騷亂介入政治因素或有政黨參與其中，較大的原因是私會黨的械斗，引致種族暴亂。1月13日，局面受到控制，政府宣佈解除戒嚴令。

事件之後，市議會召開會議時，獨立市議員邱悅時炮轟市議會為何沒有率先維持秩序，他也建議市議會設立基金，以救濟受影響人士。他認為市議會缺乏「主動和領導」精神。

市議會主席吳源和深表歉意，沒有及時開會解決此紛爭，但回應說市議會有採取個別行動緩和局面。

抑有進者，獨立市議員邱悅時提出比勞工黨更大膽的動議：本議會接納華語和印語為另兩種官方語文（原本條文是訂馬來語和英語為官方語文），除非是文盲或其他殘疾所致，只要能夠流暢運用馬來語、英語、華語或淡米爾語發言，並參與會議的進行，即有資格成為市議員。

他解釋此動議的目的是鑑於有些人只會講華語或淡米爾語，但卻是成功商人。他認為讓這樣的人加入市議會，有利為民服務。因此他建議市議會接受華印語為議會內官方用語，以吸引更多有頭腦的人到來服務。

勞工黨附議邱悅時的動議，但聯盟群起反對。他們指出國家的政策是要使到馬來語成為官方語文。
投票結果是8對6，邱悅時的動議被否決。

此時喬治市人口已增至234,855人。[26]

順應時局，勞工黨已成為一股力量，正在逆流而上。有關勞工黨的成長歷程是這樣的。

1. 1951年5月15日，檳城勞工黨成立，由一批職工會領袖發起，以英國工黨黨章為藍本（那一年英國工黨上台執政）。籌委會主席是葉松綱，是多元種族的政黨。同年參加喬治市議會選舉，贏得兩席。林蒼祐的急進黨獲得6席。
2. 1952年4月23日，雪州勞工黨成立，主席謝金水。
3. 同年，霹州勞工黨成立，主席殷祖漢。
4. 1952年6月26日，雪州勞工黨主催成立「泛馬勞工黨」，主席蘇比 (他後來加入巫統，擔任新聞局總監，國會議員和大使等)，走英國式社會主義路線，但組織鬆馳，沒有個人黨員，所謂全國性組織仍是一個空架子，諸如霹靂勞工黨較後分化出人民進步黨(辛尼華沙甘領導)，官委立法議員溫林鳴鳳又成立威省勞工黨，不歸屬泛馬勞工黨，職工會組織又分成派系。
5. 1952年8月14日，泛馬勞工黨宣傳局發表「朝向一個新的馬來亞」的政策草案支持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
6. 1953年，檳城有一批費邊社會主義者加入泛馬勞工黨，他們是藍瑪納旦、陳樸根、李國良、威拉班、巴古南、黃添壽、崔耀才等人。華人中具有「峇峇色彩」。
7. 1954年6月5日，泛馬勞工黨在檳城開大會，把黨正名為「馬來亞勞工黨」，主席是李木生、總秘書陳樸根。賦予勞工黨比較顯著的社會主義色彩。
8. 1955年，馬來亞勞工黨在隆開大會，選出主席藍瑪納旦，秘書陳樸根。
9. 1956年，檳城勞工黨改組成為「馬來亞勞工黨檳城分部」，主席藍瑪納旦、秘書陳樸根。[27] 林建壽開始其政治生涯重要的一步。

在1956年的時候，剛好喬治市議會選舉，又面對1956年11月23日鍾靈中學發生學潮，反對接受津貼和改制，事態演變成全馬注目的大件事。這是1948年以來，馬來亞首次爆發的學潮。[28] 鍾靈中學是全馬首間被改制中學，觸發2000餘名學生集中操場，舉行抗議大會，有68名學生被開除，其他中學如韓中和中華也有學潮聲援。新加坡在早一些已發生嚴重的工潮，英殖民政府視為馬共的統戰之一。為什麼鍾靈是第一間被「開刀」的華校？這與鍾靈學生不論在抗日前或抗日後，是左派乃至馬共中堅份子的溫床不無關係。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切割」鍾靈與左派之聯系。無獨有偶的，在這一年的8月25日，馬共第二號人物，即副總書記楊果，也是鍾靈學生在士毛丹中伏身亡。[29] 雖然這是巧合事件，但在英殖民政府的眼中，鍾靈畢竟是一個「肉中刺」，非得在獨立前解決不可。繼楊果事件後(雪州)，柔佛的馬共何浪部隊也在1958年投誠。基本上馬共武裝部隊已北撤入泰馬邊境。情勢對反對黨有利，結果聯盟只保住五席不勞而獲外，參選的候選人全數失敗，勞工黨脫穎而出，參選5席全勝。

隔年，再碰上喬治市大騷亂（1957年1月3日），雖然騷亂涉及的私會黨被壓制，但政黨已從此事件中對聯盟政府展開抨擊和提出諸多責難。

隨著左派運動走向統一陣線，標榜「社會主義」的勞工黨崛起成為檳州一股政治洪流，與執政的聯盟和英殖民地政府對峙。

史料顯示，從1954年到1955年的14個月期間，馬共已改變策略，一方面武裝部隊進入森林，另一方面在社會中搞起公開的統一陣線鬥爭，在學生、勞工和農民之中建立起群眾組織。[30]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聯合邦取得獨立。在1955年在聯邦立法議會(現稱為國會)中取得大多數席的聯盟組成政府(已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東姑阿都拉曼出任首屆首相，馬來亞歷史翻開新的一頁。

在檳州，議會內(1955年選舉時，聯盟囊括14個民選席位，另十位委任)也是由聯盟組成檳州政府，原本無可爭議的是由首席議員林蒼祐出任首席部長，但聯盟內又有另一人要染指此職，他就是林蒼祐的表哥謝成金。在幫理不幫親下，身為主席的林蒼祐在聯盟理事會上把他的決定性一票投給王保尼(6票對6票，主席有權投下多一票)，檳州的政治局面轉成林蒼祐呼風喚雨的年代。[31]

不論林蒼祐，謝成金或王保尼(1911年在大山腳出生)，他們都是峇峇社會的精英。外來移民形成的華人集團在政治上擁有的權力暫時被推向另一個角落。
林仓佑是峇峇精英代表人物。独立前已登上政治舞台，领导华设争取权益。直到70年代，才真正成为槟州政府的掌权人。他是第一个攀上实权主导槟州主流政治的华人领袖。

[1] 參閱“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 by Gene Z. Hanraha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K. L. 1979. Pages 87 & 88.
[2] 參閱“神秘萊特”，第267-273頁。
[3] 參閱同上，第276頁。
[4] 參閱同上，第299-315頁。
[5] 參閱“The Making of Modern Malaya”, Pege 191 & 192.
[6] 參閱“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第464頁引用《馬來亞華僑問題資料》，北京聯合書店出版，1950年。第38-44頁。
[7] 參閱“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第34頁。
[8] 參閱“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by K. J. Ratnam.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K.L. 1965. Page 49 & 50.
[9] 參閱同上，Page 55.
[10] 參閱“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y Victor Purcell,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 Second Edition, 1965. Page 328
[11] 參閱“Pembangunan Pulau Pinang” Pages 101 & 102.
[12] 參閱“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ages 329 & 330
[13] 參閱同上，Page 330
[14] 參閱陳凱著“為獨立而戰”，香港南島出版社出版，1998年。第49到54頁。
[15] 參閱同上，第77頁。
[16] 參閱林廷輝與宋婉瑩合著“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五十年”，華社研究中心出版，2000年。第6頁。
[17] 參閱“馬華公會45週年紀念特刊”，馬華中央宣傳局出版，1994年。第15 及16頁。
[18] 參閱“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五十年”，第12, 18, 22 及167頁。
[19] 參閱“檳州華人大會堂100週年紀念特刊”，1983年，第158及184頁。
[20] 參閱謝詩堅著“林蒼祐評傳”，檳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88。第47頁。
[21] 參閱“馬來亞勞工黨斗爭史”（1952-1972）（朱齊英執筆），馬來亞勞工黨黨史工委會出版。2001年，第4頁。
[22] 參閱“林蒼祐評傳”，第49頁。
[23] 參閱“檳州華人大會堂100週年紀念特刊”，第159及160頁。
[24] 參閱“林蒼祐評傳”，第47至74頁。
[25] 參閱“馬來亞勞工黨斗爭史”，第47頁。
[26] 參閱“Penang Past & Present”,Pages 97 & 98.
[27] 參閱“馬來亞勞工黨斗爭史”，第51-88頁。
[28] 參閱同上，第118頁。
[29] 參閱同上，第97頁。
[30] 參閱“The Open United Front”(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S'pore, 1954-1966) by Lee Teng Hui, published by South Seas Sociaty. S'pore, 1966. Page 40 & 47.
[31] 參閱“林蒼祐評傳”，第82頁。

（八）1958年—1969年 大馬成立 鬥爭尖銳

1958年，是林蒼祐晉入另一個政治高峰期。在穩住了檳州的政局後，他把鬥爭移向中央。因為他曾在1957年成功地分化以霹靂劉伯群為首的「移民華人陣線」 通過全馬1094華團組成15人工委會向英國提出獨立時華人應享有的條件 (代表團在1957年4月14日成行)。林蒼祐指責這聲勢浩大的代表團中有人企圖通過台灣方面的關係來解決本地問題，更聲稱馬來亞華教問題應在本地解決，不要利用外來影響。

這有影射國民黨之嫌，原本也是代表團成員的教總主席林連玉宣佈退出，大大削弱代表團的份量，另外他也成功地在檳州建立起峇峇的政治地位。

在聲望當紅的年代，林蒼祐跳出檳州，走向問鼎中央之路。

1958年3月23日，林蒼祐在馬華公會第9屆常年大會上，以89票對67票擊敗馬華創黨人陳禎祿，當選馬華總會長，這歷史性的破冰之旅給林蒼祐帶來無上的榮耀，但也種下日後的苦果，歷史的反轉，是林蒼祐始料未及的。

以馬華黨內「革命派」姿態出征的林蒼祐沒有想到「叫總會長太沉重」，尤其扳倒開黨元勛後下來的日子「撞板多過吃飯」。但他的成功出任總會長再一次證明檳城是「地靈人傑」的人才輩出之地，不遑讓於早期的鍾靈學生在抗日的年代被派往新加坡和吉隆坡坐鎮，乃至成為馬共第二把手的楊果。
他比任何一位檳城人更接近中央權力的核心，展現了峇峇精英的魅力。

不幸的，在1959年大選前，林蒼祐與巫統主席東姑阿都拉曼關係鬧僵，他要求馬華應被分派1/3國會議席參加大選，以避免任何重大事件，包括修憲可以不必先征詢馬華公會。陳修信借助其父親陳禎祿及東姑的力量在黨內形成林蒼祐最強的勁敵。

在內外夾攻下，林蒼祐權力被架空。陳修信私下與東姑達成協議，不再堅持1/3議席分配，甚至連林蒼祐也不是候選人。1959年獨立後的全國大選是在7月15日提名。林蒼祐要求的40個議席變成只分到31席。馬華公會在聯盟內的屈從地位由茲形成。[1]

這一驟變，導致馬華陷入分裂，林蒼祐的派系走向反對派陣營，和馬華抗衡。這些人計有朱運興、陳世英和郭開東。除此之外，反對黨中的勞工黨已和人民黨結盟組成「社陣」，人民進步黨在霹靂崛起。在內憂外患下，開票當晚(8月19日)，馬華只勝19個國席，代表性進一步被削弱。社陣以其多元性政策奪得8個國會議席。

另一方面，較早前檳州的政治形勢起了微妙的變化。1959年初，勞工黨在喬治市議會成功取得執政權，其黨主席藍瑪納旦當選市長，取代聯盟的吳源和，作為左派當權的第一個起點。喬治市議會成了另一類合法的「政府中的政府」，和中央及州執政的聯盟打對台。

這里也反映出左派政團的多元種族性，讓非華人領導。左派公開統一戰線對策略的調整也因此得以順利灌輸和執行。但也不要忘記，早期的公開政黨，不論是執政黨或反對黨，在華人方面，均是峇峇精英處於主導地位，例如勞工黨和及後的社陣(勞工黨在1957年8月31日與1955年成立的人民黨聯合組成社陣「社會主義陣線」)的領導人陳朴根，林建壽，黃添壽及崔耀才都是最為典型的峇峇。

在同年5月舉行的檳州立法議會選舉(當年與國會選舉分開，兩者相隔2個月)，又是反對黨揚眉吐氣的日子，社陣共奪得7個州議席，林建壽，陳朴根，崔耀才及藍瑪納旦均在榜中。

聯盟的馬華公會派出11名候選人，共6人當選，不過聯同巫統，聯盟奪得17席，再次執政。只是馬華聲勢大不如前，基於檳州人口華人佔大多數，聯盟繼續支持王保尼蟬聯首席部長。

王保尼幸运地当上首任槟州首席部长，一度成为主流政体的代言人。独立后，掀开华人主导槟州政权的第一页。林蒼祐把注意力放在中央，多少忽略了檳州的黨務。但更大的理由是華教問題成了政治的重要課題。社陣的勢力坐大與此大有關係。在某些方面，甚至成為華教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本想一心要扭轉劣勢的林蒼祐，在努力搞好與教總關係的同時，也力爭在中央的政治權力。詎料天不從人願，林蒼祐在中央跌馬，國會大選過後不久，即1959年9月15日林蒼祐正式辭卸馬華總會長職(1961年才正式退黨)。[2] 他的遺憾又在後來激發起另一場鬥爭。

馬華的內部分化，催使社陣乘勝追擊，在奪得喬治市控制權後，又相繼在馬六甲市議會、居鑾市議會、芙蓉和文冬市議會奪取執政權。在1963年時，社陣共在5個城市的市議會執政。地方議會則有沙登、增江、雪州丹絨士拔、森州知知港和亞沙新村、吉打西嶺、彭亨的明光等。這充份說明社陣已在城鎮取得立足點。

為配合它的多元種族的社會主義政綱，勞工黨的主席在1959年換成馬來著名作家依薩擔任，而社陣也以人民黨主席布斯達曼為主席，總秘書則由陳樸根、林建壽(一度還有魏利煌)相繼擔綱。

在檳州，林建壽取代陳樸根的地位，成為黨內呼風喚雨的人物，雖然喬治市議會先後有藍瑪納旦、黃添壽及崔耀才出任市長，但大權操在林建壽手中。林建壽這位峇峇在左派陣營內建立起個人的政治地位(1966年檳州政府接管市議會後設立的調查庭中，馬華的馬卓達在供證時曾形容喬治市市議會是林建壽的「小王國)，「這是筆者採訪新聞時的記錄」更把自己放在中央挑大樑。這是檳城輸出人才在中央叱吒風雲的又一個例子。同樣的，林建壽也與林蒼祐一前一後，以失敗告終。

華校生成統戰領導
轉入60年代，檳州政治進行大洗牌。一邊是社陣加入了很多華校生。他們憑著社會主義的信念，把社陣變成一個左派統一陣線的大本營。這新生的一代，是移民華人的第二代居多。他們雖然也是土生土長，但屬於後期的，不被歸納為峇峇一族。

華校生登上政治舞台。這是英國人千方百計要阻止的，也是華校被改制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英國人懷疑也認定華校是左派和共產的溫床。

馬來亞在獨立後，執政的聯盟打著反共的旗號，自然也是不願意看到華校生與政治掛鉤。從拉薩教育報告書(1957年)到達立教育報告書(1961年)的出爐，正是朝向改造華校的方向發展。但在華社的堅持下，華校的發展轉入一個曲折的階段。

分析一下60年代的檳州政治走向對華社的沖擊是有重要的意義的：
(A) 馬華公會 －在檳州的馬華公會，它的組織結構是有別於一般的政黨。黨主席向來由殷商擔任，特別與中華總商會關係密切，顯示它的資本主義的特徵。如曾擔任多屆中華總商會會長的伍瑞琴、蘇承球和副會長的岑亞就在戰後先後成為馬華公會檳州主席。

即使王保尼在1957年出任檳州首席部長到1969年期間，不曾擔任馬華檳州主席。

由於存在著結構的缺陷，王保尼要成為華社的代言人是值得懷疑的。事實上，他也不是華社的代言人，他是聯盟恩惠和賞識下的首席部長。他是檳州政府和聯盟政府的代言人。他的出身(峇峇和受英文教育)背景，加上他的性格使然。對政治無需胸懷大志(與林蒼祐和林建壽相對而言)，只要按聯盟政策行事即可。

儘管他不是馬華的領導人，在中央方面，更無一舉足輕重的職務，仍然被當成是「代表華社」擔任此重職。

他的敗筆是在檳島喪失自由港的過程中，沒有未雨綢繆，洞悉先天的高瞻遠矚，工業發展十分緩慢，旅遊業也未見起飛，彌補不了自由港沒落造成的損失，失業率的偏高，生活水平又未能調高，人民的失望可想而知。

根據統計，1969年全檳只有15間現代化較有規模的工廠，提供2407個就業機會。

正因為王保尼當政無建樹可言，在1964年大選時，形勢對聯盟有利下(因馬印對抗)，聯盟保住18席的優勢，再度執政；但馬華依然故我，保持6席，無法乘大好時機奪回失地。這也說明了王保尼組成的聯盟政府，在馬華處於劣勢下，得依靠巫統支持來保住首席部長。王保尼的局限性使馬華在檳州的地位發生變化和動搖。

社陣 － 轉入60年代的社陣已是一股強大的政治洪流。這其中的銳變是左派的勢力和新生的一代華裔(尤其是華校生) 凝結其中。雖然不是刻意的，但卻是有實體表現的統戰已取代了「馬共留下的真空」。勞工力量和知識份子匯集一道，通過多元種族的色彩，準備在憲制鬥爭中奪取檳州執政權。這一點與馬共的武裝鬥爭是截然不同的。但從陳平的回憶錄中(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不難發現他並沒有否認發揮群眾鬥爭的重要性，雖然他說，馬共並不直接影響反對馬來西亞計劃，卻是希望馬星的左派政團能再次掀起一個反英浪潮(左派把馬來西亞計劃形容為「新殖民地的產物」)。

不單單是馬來亞社陣，同時新加坡的社陣(由林清祥領導)，砂勞越的人民聯合黨(由王其輝、楊國斯領導)也和其他左派團體加入反大馬運動。

1962年，在社陣主催下，於1月27日在吉隆坡精武體育館召開五邦社會主義政黨大會，參加的政黨有馬來亞勞工黨、馬來亞人民黨、新加坡社陣、汶萊人民黨、新加坡工人黨、新加坡人民黨、砂人民聯合黨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

人民行動黨的代表在會議中退席抗議，拉惹勒南形容是「共產黨會議」。

新加坡社陣秘書長林清祥在會上形容馬來西亞計劃把新加坡列在其中是「假合併」。

大會沒有明確反對馬來西亞這樣的概念，但明確反對英國倡議的馬來西亞聯邦的組織方案。于是一股反大馬的浪潮在左派圈中形成一種運動和思潮。

這種運動與馬共的統戰路線剛好接合。

馬共的組織「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針對馬來西亞的計劃發表下列宣言：“不論是公開的或私下的，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促請所有愛國政黨反對“馬來西亞”，並作下列呼吁：
雖然我們之間有不同的政見，讓我們結成一個強大的聯合陣線。粉碎“馬來西亞”，為實現真正的獨立民主與和平及馬星統一的國家而鬥爭。”[3]

循著這一路線，左派政團與馬星政府的鬥爭升級；大逮捕行動隨著展開，左派重要人物先後被捕。

1963年4月，勞工黨總秘書林建壽繼續擔任檳州主席，華教人士力量壯大，藍瑪納旦等人宣佈退黨。在7月的喬治市議會選舉上，社陣席位減少，剩下9席繼續執政(上一屆是占15席中的14席)，由黃添壽擔任市長。林建壽在此次市議員競選中失利，敗給民主聯合黨的鄭耀林，其他當選市議員已有華教份子和職工人士，受英文教育者已逐漸被取而代之。黨的領導層也漸漸華教化。

1963年9月16日，馬來西亞聯邦正式成立，社陣繼續其反大馬立場。

1964年全國大選 (國與州同時舉行)，社陣揚言要奪取檳州執政權。在統一陣線新形勢下，社陣在州議會派出多名華教精英和學運份子參加大選，並安排在“安全區” 出征。李光耀形容是共黨的策略(參閱人民行動黨1964年政治宣傳手冊)。開票成績令左派人士大跌眼鏡，社陣只在24席的州議會中贏得兩席，他們是陳福興及許平城(均為韓中畢業生)，其他候選人敗北。從7席降至2席，社陣始料未及。

抑有進者，國會選舉，社陣也是慘敗，僅陳志勤及林建壽(在檳城)當選。左派運動面臨考驗。社陣此時在戰略上有些改變，不再只通過議會鬥爭贏取議席，而是準備開展街頭鬥爭帶出訊息和力量。

1965年正月，勞工黨全國主席依薩被捕，政府指他與其他人企圖在海外 (巴基斯坦) 建立「流亡政府」。林建壽說，勞工黨內的華人領袖，對此全不知情。

2月13日，社陣為紀念前主席布斯達曼被扣留2週年，決定在吉隆坡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宣稱是「爭取人權，反殖的大遊行」。陳凱希(勞黨雪州秘書)及檳州副主席陳潘欽在事前被捕，但遊行照舊舉行。3000餘人參加，警方採取行動鎮壓，300餘人被捕。陳凱希在未被捕前形容這場街頭鬥爭是「黨的鬥爭的里程碑，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轉捩點」。[4]

換句話說，左派陣線已改變策略，開展議會外的鬥爭，這與國際形勢的變化不無關係。勞工黨擺脫了憲制鬥爭的框架，但也付出極大的代價。

這一年的7月，勞工黨在吉隆坡選出新領導層，林建壽當選主席。華教人士在中委佔大部份。在22名委員中，華人佔19名。勞工黨的急進路線逐步現形。

1965年11月，人民黨在怡保代表大會上因語文政策等問題宣佈退出社陣。人勞兩黨的8年合作劃上句號。[5] 兩黨關係陷入低潮，相互抨擊，社陣走進歷史(1966年1月16日起)。

1966年6月18日及24日，勞工黨在檳州先後展開反美大遊行，反對美兵 (從越南) 到檳城渡假，全國各地發生同樣的大小遊行。「援越抗美」成了勞工黨另一個鬥爭口號。

林建寿在60年代领导左派政党，在乔治市建立“政府中的政府”，和执政党抗衡，最终未能夺得真正的主导权。1966年9月2日，檳州勞工黨再度走向街頭，抗議政府接管市議會和地方議會，並取消選舉。連同反對提高電話稅和修改「屋租統制法令」。喬治市市議會被接管，意味著左派統一陣線建立的第一座橋頭堡失陷，對左派運動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也在檳州失去一個非常重要的陣地，所謂「政府中的政府」，在一個法令下被「瓦解」。

其實在這之前，社陣的市議員已發生爭執和沖突，執政地位岌岌可危。政府更基於納稅人的投訴，在6月設立調查庭調查喬治市市議會的「偏差和流弊」，作為接管的前奏曲。

1967年，勞工黨走向更激進路線，拒絕與其他反對黨合作，示威運動此起彼落。5月28日，勞工黨發動千餘人示威，抗議政府「虐待政治犯」。

6月26日，檳州勞工黨千餘人夜間示威遊行，反對「國語法案」，要求列華印文為官方語文。林蒼祐形容勞工黨走上「沙文主義路線」。

7月7日，檳州勞工黨又有大遊行，抗議「警方槍傷黨員朱貴華」；政府逮捕行動持續不斷。

1967年10月21日，勞工黨全國代表大會在檳城舉行。路線極為明顯「深受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年掀起)的影響，標語高懸《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重申「以群眾斗爭為主，議會斗爭為輔」的既定方針。大會選出了以華教人士為主和為首的中委，主席許啟針(南大生)，總秘書陳凱希(被監禁)。勞工黨成為革命左派和文革的急先鋒。這時的勞工黨，已準備轉型為以工人階級最先進的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的黨。這也是勞工黨最後一次代表大會。[6]

舊幣貶值又肇爆亂
1967年11月24日，在新的領導和強硬路線的指引下，檳州勞工黨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對舊幣 (指英女王肖相的舊幣貶值15%) 貶值的總罷市運動」。罷市很快地由檳城本島蔓延至威省、吉打及霹靂北部的吉輦、角頭等地，震撼全國。最終為種族極端份子所乘，釀成不幸的種族沖突事件。[7]
根據官方記錄，在這場騷亂中，有7人喪生，123人受傷進院。鑑于事態嚴重，政府實施戒嚴令，副首相敦拉薩指責「共黨製造糾紛」。他認為「罷市是由檳州勞工黨發起，因此勞工黨必須負起嚴重的後果」。

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指責「社陣領袖，勞工黨，人民黨黨員及其他有關人士應對此次暴亂負起全責。」
接著警方封閉勞工黨8個支部，逮捕24名勞工黨領袖，包括林建壽在內。另外有黑社會份子74人被捕。陳志勤說：「檳州罷市受到人民的支持而達致成功是檳城人民對舊幣貶值的一致行動。但因稍後受到一些種族極端份子的混水摸魚而走了樣。這是節外生枝，是很不幸的」。

因為市面謠傳四起，全國各地也「風聲鶴唳」。警方在全國各地針對左派政團和人士展開掃蕩，單在檳城，就有226人被逮捕。

經過10天的戒嚴後，檳城于12月4日解禁，局勢恢復正常。根據最後統計，騷亂以來，共有27人喪生，1605人被捕，勞工黨多個分部和支部被查封，檳城就有36個分支部指為非法團體。檳州分部的財產被充公拍賣。

1968年3月22日，陳志勤及陳朴根等人宣佈退黨。

1968年12月3日，在群龍無首下 (絕大多數領袖已被扣捕)，勞工黨中央理事會號召全體各級議員辭職，抗議聯盟政府大逮捕行動。

1969年3月2日，勞工黨中央秘書處發表聲明：為了抗議民主死亡，決定杯葛來屆大選。勞工黨走完了它的「歷史任務」(1972年，社團註冊官決定取消勞工黨註冊，理由是多年未呈常年報告)。[8]

(C) 民政黨/民主聯合黨 － 林蒼祐在1961年由英倫返國後，不準備隱退政壇。他嘗試通過各種方法捲土重來。

1961年4月21日，他領導的民主聯合黨 (The United Democratic Party) 在芙蓉誕生。選擇芙蓉是因為他的前同志陳世英和郭開東在芙蓉立定腳跟，甚至以獨立陣線的名義控制了芙蓉市議會。他宣稱這是一個多元種族的政黨，鼓吹民主斗爭，和平奪權，基于勢力單薄，他屈居副主席。

不過他不得不拋開了峇峇的政治思想，經過馬華一場教訓後，他深刻地體會到民主政治是結合各式各樣的人，不再是峇峇的專利品。

兩年後，林蒼祐佈署奪權，成功擔任總秘書，把陳郭兩人逼走，終于把民主聯合黨帶回檳城。

1963年，派其左右手鄭耀林競逐喬治市議員，目標對準林建壽。民聯黨初試啼聲，傳來捷報。初生之犢擊敗社陣全國領袖林建壽，埋下林建壽和林蒼祐日後交惡的種子。

1964年全國大選，林蒼祐決心要奪回已失去的榮耀，他在國州兩席突圍而出。另有三名愛將在州議席奏凱。氣勢果然不同凡響，在檳州立法議會擁有4名州議員，比社陣多出兩席(繼後林建壽在阿依淡區補選勝出，社陣湊成3席，還是比不上民聯黨)。

林蒼祐的政治哲學緣自英國，自然支持馬來西亞，不加入左派政團反馬來西亞。他是介於馬華和社陣之間的第三勢力。他否定左派的政治路線，也不提社會主義政綱。他所要做的是取代馬華，重振聲望。可是1964年的大選成績不令他滿意，他的黨無法在其他州立足，似乎只靠他個人的「華社斗士」的形象而存在。

為此他希望與其他反對黨合作，可惜勞工黨的理念與他大相逕庭，未拍即散。

1965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鼓吹另類的反對黨陣線，取名團總（Solidality Convention），他帶民聯黨參加。同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團總無疾而終(團總的參加者除人民行動黨和民聯黨外，尚有砂馬華達黨，砂人民聯合黨及人民進步黨。)

1968年，左派陣營分裂，隸屬于溫和派的陳志勤及陳扑根等人退出另組新黨，為了壯大陣容，陳志勤拉攏林蒼祐共創新政黨，也拉攏學術人才及職工會領袖共襄大業。

3月24日，賽胡申阿拉達斯教授(新大)，王賡武教授(馬大)，陳志勤、林蒼祐、彼得醫生(葯業公會主席)及維拉邦(前勞黨國會議員)共六人發起組織民政運動黨(Gerakan Rakyat Malaysia)，簡稱民政。

這個政黨的黨綱是陳志勤提出的，因而里頭有一條是服膺于建立一個非種族性的溫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對林蒼祐來說，這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不刻意強調。他意識到，唯有讓民聯黨脫胎換骨，才有機會轉變成全國性政黨，才有機會與強大的聯盟一決高下。

雖然他和陳志勤之間在政治理念上有些差別，但不妨礙合作的進行。林蒼祐也成功勸服民聯黨員一股作氣加入于6月28日正式註冊的民政黨。

在凍結民聯黨保住注冊證下，民聯黨員全成為民政黨員。那些不願加入的可自行離去。有人指責林蒼祐這樣做“背棄”他對華教的維護。林蒼祐並不理會，他的目標是奪取檳州政權，狠狠教訓馬華，至於會不會「維持華教捍衛者」的形象，已不是那麼重要了。

政治本身不獲取權力是毫無意義的。憑著這一信念，林蒼祐在1969年的大選排出了一個足夠執政的隊伍參選，即使有些候選人是臨時拉攏的，他也要形成一個團隊。

在不備受看好的情勢下，林蒼祐唯有退而求其次組成一個大排檔陣容來震撼執政黨。

如果社陣不杯葛大選，如果社陣不退出憲制舞台，林蒼祐是否可過關斬將，倒是一個未知數。

既然社陣自我放棄，便給予林蒼祐大好時機來「收拾」聯盟。不過他還是不放心，因此，聯合其他反對黨，如民主行動黨、人民進步黨和人民黨進行有限度的合作看來已是必要的。

可能連林蒼祐也感到愕然和震憾，民政黨竟能在大選中取勝16席(共24席)而成為大贏家。他把「借」給王保尼的首席部長要了回來，民政改變了檳州的歷史。

歷史也改變了林蒼祐，從一個雄心勃勃的全國領袖退回來當州際領袖。拿回原本就是屬於他的東西。

大權在握後，「513」種族沖突事件接踵而來。所幸林蒼祐已在5月10日走馬上任，3天後發生的事件已對他沒多大的影響。

不知是否是檳州人民經歷過數次的騷亂和暴動。「513事件」的沖擊力對檳州並不太大。一切都掌握在林蒼祐手中。

反過來，林蒼祐又借助民政和檳州政府的力量，為檳州寫下歷史新篇章。

政治的波譎雲詭，再也沒有比林蒼祐的傳奇更精彩的了。

林蒼祐的上台，標誌著左派統戰在政治主流中靠邊站。但不變的是，他賡績了華人主導的檳州政權。他的強勢執政，比起王保尼的弱勢當家要強得多了。他的黨不再限於峇峇精英，移民華人匯成黨的中流砥柱。

當人們對林蒼祐另眼相看的時候，他靜悄悄地調整和改變自己，以適應當首席部長的職務。他是一州之首席部長，不再是全國華社領袖。在認定自己的身份與定位後，林蒼祐開始少談政治課題，大談經濟發展變成他往後的從政之道。

(D) 民主行動黨/人民行動黨 － 民主行動黨的前身是人民行動黨。
人民行動黨成立於1954年，最重要的創黨人是李光耀。1959年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上台執政，李光耀出任自治邦總理。

1961年人民行動黨鬧分裂，以林清祥為首的一派另起爐灶，成立社陣(社會主義陣線)，和人民行動黨有不同的政策。

李光耀宣稱人民行動黨是民主和非共的社會主義，與馬共是分道揚鑣的。

1963年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成為其中一個州，保有教育勞工自主權。李光耀仍稱為新加坡總理。其他州的則稱為首席部長或州務大臣。

1964年馬來西亞全國大選，李光耀帶領人民行動黨插足馬來亞改壇，派出候選人參加國會角逐。這個黨既反社陣，也反馬華，它要在兩者之間殺出一條路，這與民聯黨和人民進步黨的政治理念相差不遠。所以團總得以在1965年組成也是這個道理。

人民行動黨共派出11名國會候選人，結果僅蒂凡那一人當選。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為獨立國家，人民行動黨停止在西馬活動。

1966年3月18日，民主行動黨注冊，它取代了人民行動黨所扮演的角色。

民主行動黨秉承了人民行動黨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理念，直到今天仍未放棄。它認定民主社會主義是唯一有效的非種族路線。

在初期黨主席是曾敏興，秘書長蒂凡那(1966年3月至67年7月)，下來是吳福源接任秘書長；1969年起改由林吉祥擔任秘書長，一直做到1999年，交棒於郭金福。他本身轉任全國主席；曾敏興調上成為永久顧問。

513政治分水嶺
1969年全國大選，民主行動黨派出24名國會候選人，57人參加州議會選舉。表現非凡，一鳴驚人，共有13人中選國會議員，31人中選州議員。

513事件爆發後，林吉祥從新加坡返抵國門卻被扣捕。他是在坐牢期間擢昇秘書長。

林吉祥以第三势力和外州人立足槟州政坛，但在岛民情意结底下被排在主流整体外，无法登上执政位置。林吉祥憑其才學急智和個人魅力，穩坐秘書長之位達30年之久，這是一個新記錄，尤其是對推行國會民主的馬來西亞而言。

1969年大選結果不但是民主行動黨的大豐收，其他政黨也大有斬獲，特別是民政黨執政了檳州，人社黨取得零的突破，巫統跌剩4席，馬華全軍覆沒，整個形勢如下：1969年檳州立法議會席位分配

注：1964年，社陣是包括勞工黨和人民黨，在3席中，勞工黨2席，人民黨1席。1969年社陣「杯葛」大選，未派人角逐。但人民黨用本身黨名參選。人民行動黨參加1國3州，但皆失敗。民政黨的前身是民聯黨。

上表清楚顯示華人議員在州議席內佔大多數，約有60％左右。不論是否改朝換代，華人社會並不擔心華人主導的政權會喪失，由王保尼過渡到林蒼祐是一種自然的交替，並相信會比過去好，主要理由是林蒼祐是華社熟悉的華人領袖，且對華文教育有一定的支持。交替，並相信會比過去好，主要理由是林蒼祐是華社熟悉的華人領袖，且對華文教育有一定的支持。

在強勢執政下，林蒼祐進一步鞏固了華人在檳州政治的領導地位。

很不幸的，「513」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馬來西亞的政治格局。

這場暴亂不是始於檳州，而是吉隆坡的政局因為出現遊行，造成種族沖突，局勢迅速惡化，各州也動蕩不安，不過檳城的局勢一般上得到控制，人民對1967年的種族沖突記憶猶新，都以和平為貴，連政權的交替也是平和進行的。

既然民政黨已順利接管政權，當然只有歡慶而無需抗議。不過全國各各地，有些地區失控，最高元首乃在5月14日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中止國會民主。兩天後成立國家行動理事會掌管政府，主任是副首相敦拉薩。

根據警方的宣佈，從1969年5月13日到7月31日，各族傷亡人士如下：
死亡人數：華人143名，馬來人25名，印人13名及其他人士15名，共合196人。
受槍傷人數：華人125名，馬來人27名，印人17名，其他1名，合共170人。
受其他武裝致傷人數：華人145名，馬來人90名，印人9名及其他人士15名，合共259人。
被警方逮捕及控於法庭人數：華人5126名，馬來人2071名，印人1874名，其他86名，合共9143名。
報失而未尋獲人數：華人25名，馬來人7名，印人7名，合共37人。
所謂其他人士指混籍人、歐人、泰人、巴基斯坦人及新加坡人。
被捕人數中，有逾400人是勞工黨人。

6000人無家可歸，至少211輛車被毀，753間建築物被破壞或陷入火災。

這場暴亂，是馬來西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種族沖突。[9]

究竟是誰引暴種族沖突流血事件，各說各話，初時未有結論。首相東姑最初將事件「歸咎於共產黨」，指責「共黨企圖製造暴亂事件來推翻政府」。他又指責華人私會黨也介入其中。

內政部長伊斯邁則另有說法：「每個人都認為共黨應對騷亂負起責任，較後我們發現共黨與我們一樣感到震驚」。他並說：「只有在吉隆坡形成政治困境，是由於強走種族主義路線而釀成麻煩」。他形容馬來西亞「民主已告死亡」。在後來，政府又另有看法說華人私會黨應受指責，他們被形容為反國家和顛覆份子。

馬哈迪的看法是「513事件是種族主義的幽靈在作祟」。[10]

可以說，「513事件」是馬來西亞政治的分水嶺，在往後的日子里驗證這一論點。

種族暴動與共黨拉不上關係的另一個事實是正如陳平在回憶錄中揭露在60年代未期，馬共內部醞釀分裂，忙於內鬥。在1970年時，分裂成3派，即中央派、革命派和馬列派。[11] 在這種情形下，對統戰是不利的。

不過陳平承認在「513」事件後，有多人參加游擊隊。本來戰鬥隊伍約300至500人，在1967－68年間增加至800－1000人。在69年後，成員增至1600人，其中有50％是來自馬來西亞的。[12]

1969年8月，也是「513」事件後，馬共地下組織認為應創造條件開展武裝鬥爭。1970年4月，馬共加緊宣傳攻勢。

在那個時候，公開統一戰線(統戰)活動大不如前，轉移到地下活動。馬共這樣做有兩層目的，其一從公開轉入地下是為了展開武裝鬥爭；其二是如果黨的秘密幹部要保存實力的話，則統戰的強硬份子在此時轉入地下是必要和合時的。[13]

這樣看來，在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沖擊下，馬共又回到馬來西亞展開新一輪的鬥爭。
一方是馬來西亞政府對政局大洗牌；另一方是馬共又計劃「捲土重來」。
王保尼幸运地当上首任槟州首席部长，一度成为主流整体的代言人。独立后掀开华人主导槟州政权的第一页。

林坚寿在60年代领导左派政党，在乔治市建立“政府中的政府”，和执政党抗衡，最终未能夺得真正的主导权。

林吉祥以第三势力和外州人立足槟州政坛，但在岛民情意结底下被排在主流政体外，无法登上执政位置。
[1] 參閱同上，第125頁。
[2] 參閱同上，第131及146頁。
[3] 參閱“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 Means. Published by Hodder & Stoughton Limited, London, 1976, Second Edition. Page 286, abstracted from Manifesto of the Malayan National Libreration League, Published in Peking Review 1965.
[4] 參閱“馬來亞勞工黨斗爭史”，第301頁。
[5] 參閱郭仁德著“勞工黨血淚廿年”，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出版，1991年。第132頁。
[6] 參閱“馬來亞勞工黨斗爭史”，第18及19頁。
[7] 參閱同上，第19頁。
[8] 參閱“勞工黨血淚廿年”。第187至269頁。

[9] 參閱同上，第267及268頁。參閱“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s ”，Publisted by Graham Brash (pte) Ltd, S'pore, reprinted in 2001.
[10] 參閱同上兩書，分別是269頁及73頁。
[11] 參閱“Chin Peng-My Side of History” by Chin Peng. Published by Media Master, S'pore, 2003, Page 466.
[12] 參閱同上，Page 463.
[13] 參閱“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Inside Story”by Aloysius Chin, published by Vinpress Sdn Bhd, K. L. 1995. Pages 158 & 159.

（九）1970年—2000年 檳州變天 經濟掛帥

70年代的檳城，也是林蒼祐洗牌的年代。儘管被「513」事件的陰影籠罩，新的州政府在反對黨領導下處於有利的形勢：(1)左派統戰撤出公開政治舞台，其中勞工黨即為一例，不再對民政黨的執政構成威脅；(2)馬共重新發動武裝鬥爭的重心是在馬來半島，未直接困擾檳城州；(3)進入緊急狀態的馬來西亞中央政府，主要是巫統，開始改變策略，採用「統戰」方式，將反對黨包括民政，拉入組成聯合政府，以穩定國家。

(1970年9月21日，東姑辭職，敦拉薩接任首相。1971年2月20日，國會重開，恢復民主。)

外在的因素也在間接上有助於林蒼祐應付黨內隨之發生的內哄與危機：

1971年6月5日，反林蒼祐的8名州議員在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及總秘書陳志勤默許下，準備推翻林蒼祐，另推舉陳樸根擔任首席部長。他們打算在檳州立法議會上對林蒼祐投不信任票。

可是消息很快傳入林蒼祐耳朵，他馬上進行反擊，召開檳州聯委會會議，爭取到12名州議員的支持。

6月9日，賽胡申以黨主席身份「開除林蒼祐的黨籍」。

同一天，林蒼祐又召開檳州聯委會會議，共有13名州議員到會，臨時多了的一位是陳樸根。會議要求黨中央代表大會押後至10月2日舉行，而非原訂的7月3日，阻止賽胡申通過大會「開除林蒼祐」。

6月13日，民政黨舉行中委會議，林蒼祐巧妙地拉攏超過半數的支持，迫使賽胡申派知難而退，果然奏效。意氣用事的賽胡申連同黨財政威拉板竟來函辭主席職，正中林蒼祐下懷。中委會也決定將代表大會展延至10月2日才舉行。

下午時分，又有陳志勤及陳樸根等人來函辭職。他們這樣做是企圖癱瘓中委會，但林蒼祐在擁有9人出席下(超過半數)，接受賽胡申和威拉板辭職，自任代主席，挽留其他人。

這之後，兩派在報章上掀起罵戰。賽胡申不甘失敗，進行反撲，決意以黨主席名義通函如期在7月3日召開代表大會，林蒼祐取得庭令，禁止賽胡申召開大會。

與此同時，陳志勤又另立中委會，選出賽胡申為主席。這樣一來，民政黨鬧雙胞胎。

經過社團注冊官的否定賽胡申中委會的合法性和法庭又宣判賽胡申已不是民政黨主席後，林蒼祐已完全佔上風，牢牢控制民政黨。

9月27日，在檳州立法議會上，反對黨的民主行動黨對林蒼祐提不信任動議，但只獲7人支持，11人反對 (林蒼祐本身不投反對票，因為他已有把握，其中的王牌是巫統4名議員將站在林蒼祐這一邊) 及4人 (巫統) 棄權下，否決了不信任動議。

1971年10月31日，陳志勤見大勢已去，另立新黨，取名「社會正義黨」，來和民政唱對台。

1972年2月，聯盟 (巫統) 終於成功地與民政黨在檳州組織聯合政府，林蒼祐挫敗了「宮庭政變」轉危為安，正是他大展拳腳的開始。[1]

另一邊廂，馬華為重振聲望，在全國各地大搞華人大團結運動，一時人心浮動，林蒼祐不置可否，但顯然不同意種族性的政治運動，唯有靜觀其變。

此時的林蒼祐已另有想法，在中央政府推出新經濟政策下，他決心通過重組社會，消滅貧窮方針搞好檳州的經濟來爭取民心和營造檳城成為民政的基地。如果說過去在馬華時，他是通過政治來爭取華社的支持，那麼在民政時，他是打經濟牌來爭取檳州人民的支持。他的政治策略的轉向，可以從後來的政策中看得出來。

第一個通過經濟手段展示政治力量的是在1972年1月1日邀請首相敦拉薩為「光大」舉行奠基禮。為紀念這歷史性的一刻，他把這座城市重建的核心摩天大樓命名為Komplex Tun Abdul Razak，簡稱「KOMTAR」。「光大」的名字由此而來。它標誌著民政與聯盟(巫統) 攜手合作的開端。

主流搞統戰組國陣
1974年6月1日，國陣 (國民陣線) 正式注冊。這是敦拉薩的「統戰」的一個成果，主要反對黨，如民政、人民進步黨、回教黨及砂人聯黨已被溶入一個大家庭，聯盟搖身變成國陣。民政黨從反對黨擠身於執政黨陣營中。

這里頭有一個微妙的疑問：為什麼敦拉薩連回教黨都可以拉入參加國陣，唯獨民主行動黨仍留在反對黨內？

解答這問題並不容易。這里有幾個推理的理由：(1)馬共已發動新一輪的武裝鬥爭，中央政府有需要拉攏反對黨參加，庶免反對黨成為馬共新的「滲透對象」，另組「統戰」。這是用統戰克統戰的策略。(2)民主行動黨基本上脫胎於人民行動黨，不是馬共或左派所要滲透的對象，無需擔心它的「反共」(或非共)立場變成「親共」。再者「513」之後，華人的政治力量在國陣內膨脹，會造成馬來人的政治主導力量失衡。還有既然推行國會民主制，總該有反對黨存在才有意義。(3) 民主行動黨加入國陣會要求多多，危及馬華公會的地位，況且新加坡才脫離馬來西亞不久 (1965年)，馬來人對行動黨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口號仍有戒心。

從整體來說，政府要應付的是馬共及左派勢力，不是民主行動黨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對敦拉薩而言，是不諱忌的，民政及人聯黨都具有這種傾向，何懼之有呢？

再有一個實例是敦拉薩明知中國仍處在「文化大革命」階段，卻訪問中國並與之建交，不是說明了他要用這種策略來化解馬共的攻勢，使之處於「左右為難」的窘境，從而爭取華人導向國陣，而不是馬共。他的外交政策的大轉變，與不結盟運動掛鉤，也是要軟化共產世界對馬來西亞的態度。

1974年8月25日的大選投票 (這一年的4月8日，陳修信辭職，李三春接任馬華會長)，證明民政黨加入國陣仍然受到支持。在檳州參加13席，有11人當選。馬華參加3席取得零的突破，勝1席。社正黨贏1席，巫統勝9席。揚言要奪取執政權的民主行動黨慘敗，只贏得2席(不久，兩位州議員黃瑞欽與胡德安變節，跳槽馬華，行動黨空無1席)。

行動黨是打著華人的招牌，要把投身進國陣的民政黨拉下馬，它指責民政黨背叛反對黨「盟約」，恰巧民政黨也是打華人牌，馬中建交給民政黨帶來好運。

處變不驚的林蒼祐，進一步確定其領導地位，也鞏固了檳州華人主導政權的地位。不僅於此，它引進了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包括受華文教育的人士走上另一個與左派路線不同的政治舞台。

擁有華文教育背景的精英，開始從另一個角度與政治主流結合，走向官場。不但民政黨有，人聯黨有，甚至馬華也開始起用這樣的人，告別峇峇統領政治的年代。李三春升任總會長即是一例。

1978年，一些左派峇峇精英也不遑多讓，他們走出左派門檻，朝向右派認同。林建壽的加入馬華並在幕後主導「七人幫」對準民政的林蒼祐政權震撼是比陳志勤更大膽地跨前一步。此風一開，左右派之分已被淡化，意識形態的鬥爭逐步讓位於民族或說種族權益的鬥爭。選舉結果民政剩下8席，行動黨奪得7席，馬華2席，7人幫全軍盡墨，民政的執政權幾乎被動搖。

這一切是「513」開了頭，是國陣「容左禦共」的開始，也是左派分化的年代。檳州的政治，進入非共斗爭的年代。

1982年的大選，情況越形尖銳。陳建壽從幕後走到前台，他企圖通過右派的平台來實現奪權的美夢。歷史的吊詭就在於前被林建壽罵得狗血淋頭的馬華公會，竟已成為林建壽跨上高峰的階梯。這一年馬華與民政分得8席對8席(指檳州議會)的分配。林建壽要得到在社陣平台得不到的東西。轉換舞台，通過馬華來爭取──檳州首席部長職。

林蒼祐的另一個高招是在這一年引進「華教人士」參政。他們的背後是董教總的招牌。這些人中以郭洙鎮、許子根、王天慶和江真誠等人作為代表人物。郭洙鎮在打「獨大官司」上被視為華教鬥士；許子根是非峇峇族群的華教精英；王天慶是左派統戰的領袖，有政治拘留者的背景；江真誠是華校校友會的代言人。

民政黨也對馬華內鬥爭失敗的領袖大開方便之門。他們以林敬益和曾永森最具代表性。

民政黨成了董教總鼓吹「三結合」，「打進國陣、糾正國陣」政治理念的試驗場(這一試驗改變民政未來的命運，但沒有改變董教總的命運)。國陣的「統戰」果然發揮了作用。行動黨處於挨打的地位。這一戰，是林蒼祐和林建壽的交鋒，背後蘊藏著變數。林建壽敗下陣來，從此與首席部長職絕緣。

林蒼祐算是穩住陣腳(但保不住後來的變數)。他在1980年把民政的棒子交給林敬益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檳州發展上。他的「黨政分家論」得到進一步的提昇。他的成就表現在城市重建、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建設上。65層樓的光大是他的第一個代表作(是否成功，頗具爭議，尤其在千禧年後，魅力大為退減)。檳城大橋在1985年的通車，是他的第二個代表作。這一全長13.5公里的大橋帶動了檳威兩地的經濟發展，也在地理上整合了一州兩地的分隔。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把一個所謂的「漁村」的檳榔嶼發展成一個欣欣向榮的工業城市。峇央峇汝工業區變成電子工業的天堂，曾一度列入世界第三大電子城。外來投資的蓬勃使到檳州完全彌補了自由港喪失的經濟損失，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房產的大興土木，組屋和豪華公寓如雨後春筍一座座豎立起來。海濱酒店增添海岸線的價值，大大地促進了旅遊業。

林蒼祐從“華人領袖”變成了「檳州發展之父」；從政治掛帥到經濟掛帥；從「黨爭起家」，到「黨政分家」的一系列轉變，始於70年代，褒貶兼而有之，是非功過留待歷史評說。

1986年的大選，林蒼祐開始感受到發展不是「萬靈丹」的壓力。三結合的華教牌效應不再。民政黨內的權力傾軋使他感到不是味道。在1981年率大隊人馬加盟民政的曾永森有了異動。他和1974年離開馬華加入民政的林敬益在1984年竟上演「同志鬩牆」的爭奪主席一幕。這看來是「馬華歷史的重演」(1974年林敬益挑戰陳修信不果被腰斬；1979年曾永森挑戰李三春失敗)，但「擂台」已從馬華搬到民政。巧合的是，這兩人都是來自馬華，而且是爭權失敗的馬華領袖。

馬華和民政的政治思想，已因人事的易位越來越接近了。其結果是林敬益氣走曾永森(他較後又重回馬華，官至上議院主席；正如陳忠鴻於1974年加入民政，又于80年代初期跳回馬華且一度出任副部長一樣。他們的來來去去，說明了馬華和民政的理念大同小異。所不同的是，民政依然維持其多元種族特性)。

林敬益為了彌補分裂帶來的後遺症，又把吳清德拉回來，準備讓他在1986年大選時參加州選，作為「林蒼祐的接班人」，但不被林蒼祐接受。黨中央不得不協調和重新佈署，在妥協吳清德重回國會的同時，也把許岳金從州調國，剪除許岳金對首席部長位的覬覦。兩位所謂「接班人」被飛起，意味著民政尚不需要「安排接班人」，讓事態順其自然發展。

我提起這段事，是因為它對檳州未來有直接的影響，也是政治史上的一個變數，吳許兩人一生中最大的遺憾莫過於與首席部長位擦身而過。

這一年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是民主行動黨第一次將重心移向檳州，身為黨秘書長的林吉祥直接插足檳州政治，開展他的「政治長征」，定名為《丹絨一役》。

以檳州的政治發展過程來看，過去只有輸出精英坐鎮中央，而沒有所謂外州人來爭奪領導地盤。林吉祥在政治上算是第一人。

輸出人才 統領中央
舉例來說：萊特於1786年開埠檳榔嶼後，先有萊佛士(曾被派來在檳榔嶼殖民地服務)到新加坡開闢天下(1819年)。繼之檳榔嶼第一位甲必丹辜禮歡的後代辜鴻銘，在1870年之後到中國清朝擔任兩湖總督張之洞的幕僚。他精通中英文，成為一代儒學大師。

1874年時，鄭景貴 (檳城海山黨頭子)成為霹靂州一代華人領袖，並是邦咯條約的促成人之一。他是一名礦家，1901年逝世於檳城。

下來，在1895年，清朝駐檳領事，一代富豪張弼士被調到新加坡擔任總領事，他的重大貢獻就是在檳城和新加坡興學辦校。

抗日戰爭時期，來自檳城(鍾靈生)的馬共領袖楊果，於1942年被調往新加坡主持黨務工作，又於1947年後坐鎮吉隆坡，直到1965年遇伏身亡。

1954年 (戰後)，來自檳城的勞工黨領袖陳樸根出任黨中央總秘書，控制吉隆坡黨務，一直到1960年。

1958年，來自檳城的馬華領袖林蒼祐，當選馬華總會長，成為黨中央核心人物，直到1959年底。

1962年，來自檳城勞工黨的林建壽，出任黨中央總秘書，又任社陣總秘書，一時呼風喚雨，是黨的核心人物，一直到1965年。

自此之後，檳城不再「輸出」精英到吉隆坡擔任中央政治領袖，他們紛紛回到檳城來爭取第一把交椅。

一項有趣的發現是，馬華公會的中央領袖(指第一號人物)自林蒼祐後再出現的是林良實，但他不是檳城人，而是政治生涯由檳城起家，才跨向全國。

還有打從馬華公會成立起，檳城人都沒有機會在中央發揮。60年代初期的倪宗吉原有希望成為中央副部長，結果落空；1986年的李永樞也是被安排角逐國席，然後升任副部長，又是功敗垂成；2003年，黃錦鴻聽聞有機會爭上副部長結果又是失望，留任政務次長。

說回林吉祥在1986年架起一尊大砲闖檳城，是一件新鮮大事。外州人「登陸」檳城，倒是第一遭。這一砲果然打得響，把許子根打出國會(這有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在丹絨豎立起一面火箭旗。雖尚不至於撼倒林蒼祐，民政黨繼續領導檳州政府，但林吉祥已帶進十條大漢殺進州議會，反對黨第一次取得重大的突破。

林吉祥這樣做，好像是林蒼祐的翻版，靠丹絨起家。但不同的是，林蒼祐是道地的檳城人，林吉祥則是來自麻坡的，在馬六甲起家。

這個時期，左派陣營「隔岸觀火」，他們不再如同過去火熱地捲入這場「憲制鬥爭」。左翼統戰基本上已化整為零。

反而是在森林中的馬共在80年代開始，戰略有了顯著的改變。

1981年7月1日，馬共地下電台轉到馬泰邊區設立起來，取代在1969年11月在湖南設立的「馬來亞革命之聲」(Suara Revolusi Malaya)的廣播，[2] 改名為「馬來亞民主之聲」(Suara Demokrasi Malaya)。作為馬共的中央喉舌，第一篇廣播語氣平和，強調「推進愛國民主運動，支持我國人民正義事業」，也對第四大馬計劃內容作出批評。[3]

從「革命鬥爭」到「推進民主」，對馬來西亞的選舉，無疑有了一些“認同”。這和69年社陣杯葛大選的語調完全不同。

1982年，馬共為紀念建黨55週年，發表了《為實現當前時期的具體綱領而鬥爭》的重要聲明：
號召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
擁護君主憲制和國會民主制度；
尊重新加坡的獨立地位。
這種180度的轉變，是馬共改變政策和戰略的證明。

「也可以被解讀為帶有向馬新兩地的掌權當局發出“和解”的信息和試探的意味」。[4]

這一年，馬來西亞政府換班不久，由馬哈迪取代胡先翁出任第四任首相(1981年)，而在翌年舉行全國大選。

馬哈迪接到這樣的訊息，自然同意華教份子加入國陣大家庭。郭洙鎮和許子根在1982年參政已得到他的默許和肯定。

除了爭取前左派人士及華教份子加入國陣的華基政黨外，馬哈迪也爭取馬來社會的搞回教復興運動的組織Abim加入巫統。其主席安華依布拉欣就是這樣平步青雲跨入政壇。

這意味著，馬共的轉變，也改變了馬來西亞主流政治的策略和步伐。

更為重要的是馬共開始和泰國軍方聯系和解，取得重要進展與諒解。

1985年，在泰國軍方的穿針引線下，馬共代表開始與馬方政府代表接觸，以期出現第二個「華玲和談」。三方都有此意願，聯系進展十分順利。

1987年，三方的預備會議取得成果。

1988年5月，三方在合艾舉行初次會談。

8月，三方再次會談，移至檳城舉行。10月，又再回到合艾繼續會談。在一年之內，三方完成任務。

1989年2月2日，三方高層會談開始，會議由泰方吉蒂(泰南第四區副司令)主持，馬來西亞政府代表是當時的政治部主任拉欣諾(就是後來升為全國總警長時，因毆打安華而出事跌馬)，馬共代表是章凌雲(阿蘇)(途中因病，改成吳一石擔任代表)。各方有陪同人員與會。

緊接著，又有下列四輪會談(3月15－17日，5月11－13日，10月23日，11月2－4日)，總共5輪會談。[5] 所有障礙被掃除，會談取得成功，和解在望。

1989年12月2日，三方正式簽署《合艾和平協議》。

地點在泰南宋卡合艾市蠡園酒店(Lee Gardens Hotel)

三方代表如下：

泰王國代表團──
1. 泰王國三軍副統帥兼陸軍總司令查哇力．榮猜育上將 (團長)：(General Chavalit Yongchaitudh)
2. 內政部常務秘書阿涅．西迪波拉沙沙納： (Mr. Anek Sithiprasasana)
3. 總警長沙薩丸．迪拉沙瓦特： (Police General Sawaeng Therasawat)
4. 第四軍區司令育哈納．雅分都中將： (Lieutenant General Yoodhana Yamphundu)

馬來西亞代表團──
1. 內政部長常務秘書拿督．哈芝．旺．西迪．賓．哈芝．旺．阿都拉曼 (團長)： (Dato Hj. Wan Sidek bin Hj. Wan Abdul Rahman)
2. 武裝部隊總參謀長丹斯里．哈森．穆罕默德．阿里將軍： (General Tan Sri Hasim bin Mohd. Ali)
3. 全國總警長丹斯里．穆罕默德．韓聶夫．賓．奧馬爾： (Tan Sri Mohd. Haniff bin Omar)

馬來亞共產黨代表團──
1. 總書記陳平 (王文華) (團長)：（Ong Boon Hua@Chin Peng）
2. 黨主席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
3. 中央委員拉昔．邁丁：（Rashid Maidin）

馬共達成 和平協定
從這一天起，馬共解除武裝鬥爭。結束了長達41年的游擊戰(從1948年馬共被宣佈非法，英國實施緊急狀態，馬共走進森林打游擊戰開始算起。如果連同馬共於1942到1945年抗日戰爭在內，幾乎是長達45年的武裝鬥爭)，許多馬共黨員復員，得以陸續回國。

截至1992年12月為止，總共有339人回國(這些人數不包括嬰孩與幼小子女和家屬)。後來停止辦理回馬事宜(原來有約400人報名回國，包括陳平在內，惟排在最後處理)。陳平回馬之事便被擱置了。[6]

那些沒有回國的，則在泰南建立了「和平村」和「友誼村」，作為永久居留之所。

「放下武裝，走向和平」標誌著馬共不再對政府構成軍事威脅，而且是第一次沒有武裝隊伍的對抗，給予馬來西亞的和平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1990年的大選時，馬來西亞已在一個完全沒有馬共陰影下舉行。但這年的大選，對馬哈迪和林蒼祐來說，是十分嚴峻的挑戰。馬哈迪面對的是政治對手東姑拉沙里從巫統分裂出來另組《46精神黨》。這個以巫統分裂派為主導的新政黨先後與回教黨及民主行動黨結成陣線，以期在大選中奪下中央執政權。

民主行動黨則把全部的希望押在檳州上。它要上演一場如同1969年民政黨上台的那一幕。林吉祥率大軍開展他的「丹絨二役」。一場大規模的角力戰拉開序幕。

一邊是民政黨主導的檳州政府，另一邊是民主行動黨主導的「替代政府」。兩個都是未危及華人首席部長的地位，不存在著種族上的爭奪，只存在著華社集團的爭奪戰。

林蒼祐用「發展成就」來抵擋行動黨的「千軍萬馬」的攻勢。彼此不涉及思想意識形態的論爭，但涉及了「華人權益」的論戰。

這一仗，終于起了「令人震驚」的變化。在位20年的首席部長林蒼祐竟在州議席選舉中敗給行動黨的林吉祥。「地頭蛇不敵過江龍」。「發展牌」鬥不過「求變心」。

求變的思想是檳城人民具有的「傳統和心態」。人民嘗試改變政治框架來求取一個新的政治氣候。
同樣具震撼力的是民主行動黨竟一舉奪得14個州議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執政(這一年檳州立法議席共33席)，可惜46精神黨後勁乏力，慘敗收場。

行動黨與執政權擦肩而過。林吉祥打倒了林蒼祐，民主行動黨卻不能打倒國陣。民政在驚濤駭浪中保住7席。馬華又回到零。巫統固若金湯，全勝12席。19席對14席，國陣再度執政，但第一次面對如此強大的反對黨。

若說民主政治，檳州的攻治發展可作為一個典範。

不知道是林吉祥成就了許子根，或是許子根「因禍得福」(林吉祥在86年在丹絨國會擊敗許子根，以致許子根在90年轉戰州議席而勝出)，總之最令人惋惜的是林蒼祐保不住「長勝軍」的美譽，栽倒在新一代的手里。

許子根在「突如其來」的局面下，被國陣委以重任，接任檳州首席部長。他接過林蒼祐未能完成的工作，來應對林吉祥的挑戰。

许子根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政治，有幸的在90年代成为华校生的第一人踏上政治主流，统领槟州政权。左派统战做不到的，已让位于温和派的华校生直接进入主流。由於議席有限，許子根領導的是一個弱勢的州政府。巫統方面不但多了一個副首席部長，行政議員也比民政黨多。

後來有人在開始探討和思索：這樣的結果對華人是有利還是不利的？

也有人問：沒有林蒼祐治理下的檳城，會是一個怎樣的局面？

更有人說：幸好沒有整掉華人首席部長，不然華人的最後一個城堡將不復存在。

這些都可以想，但也不要去想。既然服膺於民主選舉，便得尊重選舉的成績。林蒼祐的失敗正如邱吉爾在第二次大戰時，領導英軍戰勝希特勒而成為英雄後，在戰後選舉敗給英國工黨的艾德禮一樣。

功績與民主往往不是一個等號！

許子根在戰戰兢兢中啟開了許子根年代。在「盛名底下難為繼」的情況下，許子根和林蒼祐是兩個截然不同，也是兩個時代的人物。林蒼祐一生在政治上打滾，面對的挑戰無數次，而且是大風大浪的。他所累積的經驗和政治智慧使他自成一格──林蒼祐的強悍作風，向高難度挑戰。

他為此打造一個脫胎換骨的檳城(與王保尼執政時比較)，一個輸入人才而不是輸出人才的地方。檳州經濟的成長展示了他從政的成就。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檳城的選民，尤其是巴當哥打區的選民怎麼會背他而去，難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白做了？

從政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是至理明言。

當林蒼祐在一個和平與不受困擾的環境中主政時，他沒有想到的是，來自外州的政治人物可以在檳城掀起狂風大浪，竟把「龍王廟」給沖倒了。

民主行動黨在政治上是不按牌理打牌的，總是喜歡把候選人調來調去，甚至越州角逐，忽略了當地選民的感受。在林吉祥當紅的年代，或可發揮作用，因為當時火箭標誌如日中天，「火箭一到，所向披糜」。行動黨的候選人也就同意到那里都可以作戰。只講天時，不講地利及人和。

林吉祥的作風，給了民政黨一個靈感。既然反對黨可借助外州人「登堂入室」，為什麼民政黨不能起用外州精英呢？於是來自馬六甲的江真誠闖進檳州政治舞台，而且當了檳州行政議員。

如果說林蒼祐的退出政治是最後一位在任最久的峇峇族群的精英，那麼許子根的登台則是非峇峇族群，而且是有華校背景的人第一次揚眉吐氣。

過去以來，左派統戰夢寐以求的爭取華校生攀上高位而不果，現在是輪到華校生從另一個角度冒出頭來。

華教精英 主導政局
這個重要的意義和訊息是：自從檳城開埠以來，一直是受英文教育者(先是英國人，後是峇峇)掌控的局面已被翻轉過來。這不是刻意的，卻是時勢造就了華校(指懂得華語華文)的一個代表人物也是可以被認同的。

馬共做不到的，左派統戰未能完成的，倒是在民政黨身上應驗了。

不論我們喜歡與否，承認與否，歷史是這樣走過來。當然，以許子根的思想和教育背景，他是完全與左派扯不上關係。他的從政是偶然的，是三結合的理念所促成；他的出任首席部長也是偶然的，沒有人想到林蒼祐會失敗。更為重要的是：民政黨中委選擇了華人的新生一代的許子根而不是繼承峇峇體系的吳清德。峇峇政治就此劃上句號。

許子根是戰戰兢兢坐上首席部長的位子，林蒼祐留下來的計劃尚未完全落實，他需要克紹其裘地鞏固和強化打下的根基。他面對的是全檳州人民，有必要平衡種族間的經濟利益，否則他會遭受來自巫統更大的壓力。

巫統在議會內佔有12席，如果它要求首席部長的職位，民政是無可奈何的。不過巫統知道，當年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長時，馬華的議席也比巫統少。如今行動黨大軍壓境，是不能隨意改變既定的政策。況且不論是在人口比例上或在州議席比例上，華人仍是佔大多數，需要接受現實讓民政黨安排人選。

在討價還價聲中，民政接納由巫統一名行政議員兼任副首席部長，換取巫統接受由民政黨人擔任檳島市政局主席(地方議會法令修改後，全國各地自1967年來不再舉行地方選舉。由各州政府接管。喬治市市議會歸入州政府的管轄。70年代，由執政黨委任市議員協助管理地方事務)。

這個市主席在地方政府法令修改後，便由公務員擔任，直到1991年，改由民政黨委任政治人物陳錦華出任。

民政黨的用意無非是要增加黨對地方的權力。從這可以看到，在中央政府集權下，州政府擁有的權力是有限的。與其爭取政治權力又不夠本錢，不如退而求其次爭取地方權力。

於是「發展和服務」成了執政黨確保地位的兩塊「金招牌」。另一方面，馬來社會在1990年大選後，媒體的報導和言論已朝向要求較大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一位曾在馬來前鋒報服務的馬來作家查基阿巴里(Zaky Abadi)在其一本著作“Pembangunan Pulau Pinang”(1994年出版)中，針對這個課題這樣寫道：「基於1982年到1990年的歷屆選舉中，巫統都是在國陣內佔大多數席。例如1990年大選中，民政所贏的3個州議席，即吳清德（雙溪峇甲），紀碧真（峇都烏蠻）及林建安（峇六拜），如果沒有馬來人的支持，將不易取勝。巫統應在州政府組成方面有優勢，而推舉一名馬來人出任首席部長，但考慮到現實的情況，馬來政治領袖對此採取了容寬與理性的態度。」

作者又寫道：「成員黨中的「君子協定」被認為是穩定政局的最佳方法。這種情況在其他州是沒有的。在過去的20年來，這已成為檳州政府的合作概念。從王保尼，林蒼祐到許子根。這種概念付諸實行，但在領導結構和行政方面，則應時而有某些改變。」[7]

在新的情勢和新的條件下，許子根擔任首席部長比任何時候都要承受各方面的巨大壓力。他所要做的是在各民族中取得平衡，減少怨言。

比較快迅達致效果的是避免政治紛爭和加大經濟蛋糕，提昇馬來人的經濟地位。可是這往往是順得哥來嫂失意。因此行動黨指責許子根在領導一個弱勢的州政府，不能有效地確保華人在這個州的政治與經濟地位。

1995年的大選，民主行動黨直接沖著許子根而來。它打出了「改朝換代」的口號，要把許子根從首席部長位子上拉下來。最直截了當的途徑就是在大選中把民政黨擊倒。馬華在1990年後已沒有任何議席，不被行動黨重視它的反彈力量。

行動黨野心勃勃展開「丹絨三役」已是真刀真槍。林吉祥再使出一招「王對王」的對壘，把自己放在與許子根正面的較量，一如在1990年，直接與林蒼祐過招。

這是一步險招，是孤注一擲的。要嗎大勝起而執政，要嗎兵敗如山倒慘敗。

行動黨這樣做是挾兩屆大選大有斬獲(1986年贏10席，1990年贏14席，後因一議員辭職補選失利，剩13席)的餘威，直搗龍門。

他沒有算到兩個可能造成致命的伏筆。其一是民主行動黨已沒有46精神黨的聯合陣線的聲勢，在爭取馬來票上有一定的困難，單靠華人選票而組成華人州政府是被認為不現實和不實際的。

島民情意抗拒外來
其二是檳城人的「島民情意結」一旦發生效應，它會如同骨牌理論，讓行動黨措手不及的一個一個倒下去。這兩大因素是行動黨算不到的。他們不以為檳州人民在政治智慧成熟下，會有排外的情緒，況且他們也看到民政黨也是引進外州人才提名為候選人，這些人是謝寬泰，鄧章耀和較早時已參選的江真誠，不應有什麼大問題。

林吉祥可能忘了一點的是：他爭的是首席部長，不是普通的官職。一旦他成功擊敗許子根又勝了大多數議席，便是啟開檳州由外州人統治的年代。檳州人民會不會接受這樣的改變？是存在一定的質疑。

事實上，我們不容否認的是，外州人的「飛象過河」已顯現檳州子民在政治上的退步。檳州肯定不是沒有人才，而是參政後又能攀上高位者少之又少。政治結構的變化，不能不說是檳州人民的一個隱憂。

出乎行動黨意料之外的是，大選結果令它大跌眼鏡，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事實的殘酷粉碎了林吉祥的首長夢，也粉碎了行動黨執政之夢。當夢醒時分，一切原有的化為烏有。從13個州議席跌剩1個州議席。行動黨10年的苦心經營毀於一旦。是策略的錯誤，抑或是時不予我，到今天許多人都弄不明白。所幸林吉祥保住國會議席。

其實，不盡然是行動黨走錯棋。執政黨在這些年來的苦心「打服務牌」已贏取民眾的好感.反觀行動黨的議員在當選後，服務的精神遠不如執政黨。兩相比較之下，渴望改善民生的選票，已自我調整其投票傾向。馬華從零席而獲得全勝9席，是一個証明。連馬華本身也不相信戰績如此輝煌。

檳州議會的重新排陣變成巫統12席，民政10席，馬華9席，國大黨1席及行動黨1席。行動黨把半璧江山讓回給馬華公會。

行動黨中有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是為什麼左派人士鮮少參加行動黨？是政策問題或是思想問題？照理位居反對黨，更容易吸引左派份子入盟，事實卻非如此。

有人評說是因為民主行動黨脫胎於人民行動黨，左派對行動黨一向沒有好感，不參也吧！但有一個特殊的例子是李萬千(被視為左派陣線的公開領袖之一)，他先後在1990及1995年在行動黨旗幟下參選，兩次皆告失敗。及後他與柯嘉遜退出行動黨。柯嘉遜有很大的不滿發泄在林吉祥身上，且出書抨擊；李萬千什麼話也沒說。是他認為自己進錯了黨或是黨辜負了他的理想？有待李萬千自個兒詳說。這里引述一段李萬千的話，或可作為一個注釋。他說，“一些前勞工黨人，再出發是值得考慮的。若能夠為促進一個更民主、廉潔、公正、進步、繁榮的社會作出我們的貢獻，畢竟是一件十分有意義及光榮的事。”[8] 這種言論好像傾向國民公正黨。

許子根戰勝林吉祥的意義是選民對他5年的領導的肯定。他的親民形象使他贏得了口碑。他與林吉祥的作風好像是兩個世界的人。偏偏又兩度狹路相逢，非鬥個你死我活不可。

也許英雄是不能有兩個同時存在於同一個時間和同一個戰場，遲早要決一勝負。

林吉祥對許子根的幫忙是塑造了後者的形象。第一個幫忙是趕走林蒼祐，自己做不成首席部長，倒是把機會送給許子根。

許子根從那一刻起，在馬來社會的眼中，是打虎英雄。他埋葬了行動黨的「丹絨三役」，他嚴重地挫了行動黨的銳氣，他成為國陣的一個「可貴的政治資產」，有效地刷洗掉弱勢領導的標記，他奠定了檳州華人主導政治的難以動搖的地位。

這促使他在第二任期間，放下全副精神把檳州經濟搞得更好。他仍然相信經濟掛帥是政治成功的有效保證。外來投資的大量增加擦亮檳州的經濟，連同帶起他的政治形象。

然而他的領導不是一帆風順的。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也殃及檳州。工業發展開始轉慢，外來投資有減無增。一些工廠不支倒閉，一些工廠另尋更廉價的勞工往外移，對檳州政府造成一定的壓力和困擾。不過整體上，經濟的蕭條遠不至於嚴重的地步。這是因為檳州的中小型企業已構成一個堅固的鈕帶，承受得起風暴的打擊。根據檳州政府資料顯示：從1970年到2000年的30年間，檳州的經濟已成功的轉型。下列的圖表可窺其貌：檳州經濟轉型過程與成長：[9]

許子根用數目展示的政績使到他在1999年大選時，得以從容應對，但也面對一定的變數。這個變數是來自安華效應帶來的沖擊。

1998年9月2日，安華失勢，被馬哈迪革除副首相兼財政部長，翌日安華被巫統開除黨籍。

9月13日，安華展開巡迴演說，發表峇東埔宣言，所到之處，掀起萬千人潮。

9月20日，安華擴大“峇東埔宣言”成“獨立廣場宣言”。同日被捕。

1999年4月，由安華催生的國民公正黨成立。

1999年5月，公正黨、回教黨、行動黨及人民黨組成反對黨的“替代陣線”，準備在大選中與國陣單挑獨鬥。[10]

替代陣線在檳城由民主行動黨主導，仍然由林吉祥掛帥，全線地參加1999年11月29日投票的全國大選。

林吉祥國會移師到升旗山，州議會選在植物園區，他避開與許子根正面抗衡，希望借助安華效應雪洗前恥。但不再提「丹絨四役」。在「丹絨三役」失敗後，行動黨只求突破，不求執政。

安華效應確實比1990年東姑拉沙里鼓吹的「改朝換代」要強大和有影響力。行動黨原可從中取分，可是在國陣強大攻勢下，行動黨被描繪成與回教黨“勾結”，又失去更多分。回教黨的“回教國”陰影使到行動黨的重整旗鼓受挫。開票結果是林吉祥輸國又輸州，卡巴星在日落洞「陰溝里翻船」。行動黨贏得4國1州，情況不致太壞，壞就壞在兩位領導人，飲恨「政場」。這是林吉祥從政以來，首次失去國席，對黨和他個人的打擊，非常沉重。公正黨贏得1國1州，戰績平平，回教黨又得回1席，替代陣線成不了氣候。

反之，以逸待勞的許子根再一次為國陣取得輝煌的勝利，巫統10席，民政10席，馬華9席及國大黨1席，合共30席，反對黨只得3席。

當林吉祥在黯然神傷，許子根在開懷慶賀之際，突然平地一聲雷，兩名當選州議員宣佈退黨，準備靠向馬華。民政痛失2席下，造成馬華乘勢追進，與民政爭奪首席部長職。

許子根鬥完行動黨再戰馬華是意料之外的大突變。民政黨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在一週的時間內才擺平這場「家變」。

許子根照舊擔任首席部長，有驚無險。馬華在振作後，給民政的威脅有增無減，爭的也是首席部長。
華人主政 面對挑戰
40多年來，首席部長一直是華人政黨爭奪的寶座，因為它是權力的象徵，誰擁有它，誰就是檳州的掌權人。政黨與政黨間，個人與個人間，都為了權力鬥得頭破血流。

權力可以使人陶醉，也可以使人瘋狂。

權力可以造福群眾，也可以使人腐化。

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為了一張龍椅，爭爭吵吵，打打鬥鬥，從未止息。

但擺在許子根面前的又是另一個隱憂。

出過多本書的馬來作家耶哈耶伊斯邁(Yahaya Ismail)在一本新著“全球挑戰聲中，馬來人朝向那里”其中一章特別提到檳州馬來人問題，他引述大量的資料，包括選區的種族巴仙率和城市馬來人的處境認為馬來人仍生活在貧困中，甚至形容自萊特從吉打蘇丹取得檳榔嶼後(1786年)，馬來人的生活並沒有太大的改變。[11]

他分析在檳島有16個選區，只有3個選區的選民是馬來人佔多數，即公芭(馬來人63%)，直落巴巷(馬來人59.6%)及峇六拜(馬來人47.2%，華人44.7%)，其他13個選區華人占大多數。即使如此，馬來人還要讓出峇六拜選區予華人(指民政)。

在威省的17個州選區，馬來選民佔多數的有14區，但巫統還是寬宏大量地把其中兩區讓給國陣的其他成員黨：雙溪峇甲(馬來選民50.2%)，爪夷(馬來選民56.6%)。

他在著作中指出，巫統在1999年大選，只輸2席給反對黨(公正及回教各1)，如果巫統捍衛馬來選民佔大多數的選區，巫統的席位會更多。

因此他認為巫統讓出兩個議席給其他成員黨後，理應峇都烏蠻區(馬來選民38.5%，華人選民48.6%)給巫統。

他的論點是檳島馬來人的議席太少，以致不能享受城市發展的成果。如果國陣其他成員黨在發展過程中有一定的政治議程，則在未來10年，檳島馬來人將陷入更大的困境。

他的結論是為了馬來民族，擁有權力的政治領袖應該有所醒覺過來。[12]

作者在前言中呼吁巫統、回教黨及公正黨和每一個馬來人，再次團結一致，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來應付挑戰和產生的威脅。[13]

更為直截了當的是在2003年6月18日，在巫統代表大會上，來自檳城丹絨巫統青年團的團長拉惹慕尼(Raja Munir Shah Raja Mustafa)建議，捍衛馬來人命運的最好方法是檳州首席部長應由巫統委任。[14]

他說：在現有的領導下，保證給馬來人在城市應有地位並未實行，一天過一天，馬來人在城市的情況將越形惡化。

巫統主席兼首相馬哈迪在回答這樣的提議時說：雖然有人作出建議，但檳州首席部長的位置留給民政黨人擔任。

他說，克服馬來人落後的問題不能通過更換領導人(華人換成馬來人)來解決。檳州馬來人的進步或落後的問題系於領導層的管理效率。

首相以吉蘭丹為例，認為不是人的問題。[15]

雖然我們並不同意馬來社會中有人提出的論點，但已顯示在千禧年後，檳州華人主導的政權已不是局限在華人政黨間對首席部長的爭奪，而是馬來社會也認為「已是時機讓位於馬來人」。

這現實的問題，除了涉及政治權力的分配外，我們也注意到檳州人口的結構已有了相對的變化。根據2000年人口調查統計，檳州華人58萬8千7百名 (佔45%)，馬來人53萬3千1百名(佔41%)，彼此間的差距5萬5千名，約5%左右。再過10年，可能馬來人的人口已多過華人。基於人口增長率華人比馬來人來得低，這樣的改變是不足為奇的。

如果我們從歷史進行研究，不難發現在萊特於1786年開闢檳榔嶼後，馬來人便是這個島民一份子，只是人口不多。在後來華人移民大量移入，形成檳城的一個最大族群(這種大量的移民潮直到1930年才停止，不過仍有小規模的移民到來)。

雖然如此，檳榔嶼很早已是多元種族合居的地方。在1906年發展成為伊斯蘭改革運動的重要中心地。在賽錫阿哈迪(Syed Sheik Al-Hadi)領導下，出版馬來刊物和宣揚回教的冊子，不遑多讓華社出版華文報(光華與檳城新報)，還有英文的亦果西報。

馬來人也在早期設立馬來學校(1826年牛汝莪馬來學校)，基督教也在1808年在檳城取得立足點，第一間英校大英義學於1816年設立。

華人私塾在1819年有五福書院。但第一間完整的華校是1904年成立的中華學校。

即使轉入私會黨興盛的年代(19世紀中葉)，馬來人也有私會黨組織。總之，檳榔嶼從一開始，便交織著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16]因此，即使檳城在華人主政下，不得不考慮其多元性，任何政策的制訂都必須以整體的州民的利益作為出發點。自從1970年民政主導的檳州政府成立以來，經過30年的發展，已把檳州化成一個現代化的州屬，加大了經濟蛋糕來使到人民從中受惠。

但是不容否認的是，馬來社會依然認為最終獲取政治主導權才是最重要的。在這種情勢下，檳州的華人如果要確保華人主導的政府繼續維持，較有效的方法是大力提倡知識經濟和高科技教育，培養大量的人才和精英來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換句話說，通過經濟主導政治是比通過人口比例和政治權益的分配來得重要。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檳州政府在過去30年是這樣，在未來的10年也是提出經濟大藍圖來防止種族上的失衡與摩擦。

持平而言，經濟的發展與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平行線的，其中並沒有矛盾。未來的檳州，政黨政治的作用和鬥爭會繼續存在，華人社會的社團，縱使有偏向執政黨，但整體上，它們還是把政治的角力讓給政黨間各自發揮。

只是，不論怎樣鬥來鬥去。檳州從一開始到現在，就與其他州具有不同的模式。這是英國人留下來的，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民主政治的角逐場，難怪任何政黨都想插足檳城。從正面的意義來看，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走過217年歷史的檳城被證明是在鬥爭中求發展。檳州中華總商會的百年歷史，見證其中一半的變化與演進，包含著歡樂與淚水。檳城的成長是與華人分不開的。華人這一路走來，充滿血淚交織的辛酸，又洋溢著成功的喜悅。這是一部華人奮鬥的政治歷程。

许子根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政治，有幸的在90年代成为华校生的第一人踏上政治主流，统领槟州政权。左派统战做不到的，已让位于温和派的华校生直接进入主流。

[1] 參閱“林蒼祐評傳”，第185-194頁。
[2] 參閱“Chin Peng-My Side of History”, Page 450.
[3] 參閱方山編寫“見証和解與回馬紀念回馬10週年”，方山出版，2002年。第26頁。
[4] 參閱同上，第27頁。
[5] 參閱同上，第41及42頁。
[6] 參閱同上，第93頁。
[7] 參閱“Pembangunan Pulau Pinang”, pages 142-151.
[8] 參閱李萬千著“馬來亞勞工黨與憲制斗爭”，收錄在“馬來亞勞工黨黨史,研討會論文集「一石千浪」中” 2002年。第32頁。
[9]參閱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于2002年8月5日及6日的研討會中提呈的演講報告“檳州第二策略發展計劃2001-2010年”。
[10] 參閱謝詩堅著“巫統政治風暴歷史片斷回顧”，出版人謝詩堅，1999年。第196及197頁。
[11] 參閱“Cabaran Global Ke Mana Melayu oleh Yahaya Ismail, diterbitkan oleh Usaha Teguh Sdn Bhd, 2002, muka 68.
[12] 參閱同上，第85及86頁。
[13] 參閱同上，前言(Sepatah Kata）
[14] 參閱馬來西亞前鋒報(Utasan Malaysia) 2003.6.19日
[15] 參閱馬來西亞前鋒報，2003.6.21日
[16] 參閱“Conjunctures, confluences, Contestations: A Perspective on Penang” by Tan Liok Ee,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2002.

从殖民地时代到独立后的政权领导人

(A) 槟城总督

COLONIAL GOVERNORS (1786-1826)

(B) 海殖殖民地（槟甲星）总督

COLONIAL GOVERNOR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1898)

(C) 海峡殖民地总督包括马来联邦（半岛）最高专员

COLONIAL GOVERNOR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 HIGH COMMISSIONER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FROM 1898) (1898-1942)

(D) 日治时代总督
GOVERNORS OF THE PENANG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E) 马来亚联合邦最高专员
HIGH COMMISSIONERS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were absorbed into the Federation in 1946; Singapore, however, remained colony until 1963] (1945-1957)

(F) 独立后槟州元首
PENANG'S POST-INDEPENDENCE GOVERNORS

(G) 独立后槟州首席部长
PENANG'S POST-INDEPENDENCE CHIEF MINISTERS

槟州经济发展与转型图

槟城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率资料来源： 槟州政府 （1991-2000槟城策略发展计划）；SERI

* 依据1978年之价格 #依据1987年之价格

制造业之国内生产总值份儿

资料来源：Asia Development Outlook 1998; 《1991-2000槟城策略发展计划》；SERI

1970-2000 之槟城经济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之百分比）
资料来源： SERI

槟州工业发展

*位于槟州发展机构工业区及槟州自由工业区（FIZ）

资料来源：槟州发展机构 (PDC)

外国直接投资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Asia Development Outlook 1998; MIDA

槟城：批准之制造业计划、就业及资本投资

资料来源：槟城MIDA

槟城：制造业计划

资料来源：槟城MIDA, SERI

注：数字也许因数位调整而出现少许差异

槟州历年人口统计

1787—1901年槟城（槟岛*威省^）人口统计 1911-2000马来西亚人口统计（依种族分配）（‘000）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数字局1911—2000人口统计报告：SERI
注： 数字也许因数位调整而出现少许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