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華文報的變遷

(一) 洋人竟是創始者

世界上第一份華文報我們理所當然地認定是發源于中國，其實不然，它的發源地竟是馬來西亞，這個課題是值得研究和探討的。

根據歷史考証，（1）世界第一份華文報刊不是源自中國，而是在馬六甲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它被認為是華文報業之濫觴，於1815年創辦，每月出版一次，初期發行725份，到了1821年增至2千份，惜於1822年停刊。

（2）華文報刊的創始人竟不是華人，而是外國的傳教士。例如“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就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所創，主編是米伶（Willian Milne）。辦報的目的是為了宣揚基督教。

根據史料記載，在當時中國正是清朝統治，實行帝王式的專政，不允許外國人辦報，也不允許民間辦報。因此外國傳教士選擇馬六甲作為辦報的地方。在那個時候，馬六甲已有四千名華人左右，傳教士藉西方印刷業的發達，在馬六甲印刷和發行，但其中一個目標是“偷偷地”將這種“報紙”運進中國，作為宣教之用。

1824年，馬六甲歸為英國人統治，荷蘭人則取得印尼明古連作為交換條件。從那一年開始，英國將新加坡、檳城及馬六甲納為英國的殖民地，稱之為海峽殖民地，英國人以海峽殖民地作為橋頭堡，逐步將權力的鞭子伸入馬來半島各地，進而完全掌控馬來亞。

（3）直到1833年，荷蘭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正式在廣州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事”。它被視為中國境內的第一份華文報刊，但此報時運不濟，於1835年被迫停刊。
接著，這份報刊於1837年在新加坡復刊，成為新加坡的第一份華文報刊，不過報齡只有一年。

（4）在那個草創年代，印尼的巴達維亞也出版“特選撮要”華文報刊（1823-1826）。在馬六甲又有“天下新聞”華文月刊問世（1828-1829）。在香港的第一份華文週報是《中外新報》
（1858年）（注：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後，香港歸英國管轄）。

不論在那裡辦報，全都是傳教士所包辦。他們為了爭取讀者，也在報刊內刊登科技新聞，並用儒家思想來闡釋基督教義。

整個來說，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希望通過華文報刊，向華人社會傳播宗教，這就是早期辦華文報的因由。

在馬星一帶，真正由當地人創辦的報紙是於1881年由新加坡僑生（峇峇）薛有禮創辦的《叻報》。

這一份華文日報的問世，開了日報之先河，因為先前的不是月報就是周刊，算不上是正統的報紙。

《叻報》創辦人薛有禮原是匯豐銀行買辦，受英文教育，但也懂華文，他禮聘曾在香港主持《中外新報》的名報人葉季允當總編輯。

薛有禮為甚麼要辦一份不賺錢的日報，而且堅持到1932年才停刊，歷時41年？他在創刊時這樣說：辦報是要“開啟民智，推廣中華文化”（在薛有禮辦《叻報》前，中國的上海於18 72年出現第一份華文日報，是為申報，較叻報早11年出版）。叻報有政治立場嗎？有。它標明效忠清廷，反對維新運動，直到“中華民國”於1911年取代清朝後，才轉而支持“中華民國 ”。

姑不論傳教士或薛有禮辦報的目的，他們確是帶動華文報業在馬來西亞紮根的指引人。如果沒有他們的“開創天地”，華文報業不會自此而後在馬來西亞“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轉入20世紀的馬星社會，華文報業是如同百花齊放的蓬勃開展。這與孫中山在海外搞革命不無關係。孫中山於1906年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同盟會，並於1909年因時局變化，將總部遷來檳城。為了宣揚革命理想，以推翻清朝的腐敗帝制為首要目標，孫中山及其同盟會的人需要輿論作為宣揚和教育。如圖南日報、中興日報、光華日報及初期的南僑日報成為革命派的文化搖籃，以和保皇派的南洋總匯報開展激烈的競爭。

因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當時的任何報刊都有其宗旨和目的，不是為錢而報辦（那是後來的事），因為孫中山的國民黨在後來取得上風，星馬的報紙靠向國民黨的就多過其他黨派的。

但是情勢的銳變卻是在1919年的中國五四文化運動開展以後，為了推廣新文化和“啟迪民智 ”，報辦幾乎成為一種時興。1923年創辦的《南洋商報》和1929創辦的《星洲日報》就是在時局的感召下而形成的文化陣地。

(二) 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

當我們說創刊於1881年12月10日的《叻報》是新加坡乃至東南亞最早出版的華文日報時，意味著華文報業在馬星已晉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因為在這之後華文報業如“雨後春筍”各展豐姿。雖然有的壽命很短，但也在報業史上留下“痕跡和鴻爪”。

由於新加坡是華人比較集中的地區，所以華文報的發展比較蓬勃。不過在當時馬星不分的情況下，即使是在新加坡創辦，它也銷及馬來亞各地。例如《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即為二例。
《南洋商報》創刊於1923年9月6日，由新加坡殷商陳嘉庚所獨資。初期陳嘉庚辦報的目的是要通過輿論“擁護南京政府”（蔣介石為首），但取名商報是要通過更多商務與經濟的評述，教育讀者，從而拓展華人在當地的經濟活動。但出版一個多月後突告停刊，據稱是辭退了編輯主任方懷南，一時找不到適合人選，直到1924年才告復刊。

1932年，因中國發生九一八事件（日本1931年入侵東北省），激發《南洋商報》將午報改成早報，以第一時間向讀者反映中國戰事。翌年，即1933年8月，《南洋商報》進行改組，脫離陳嘉庚有限公司，由李光前、林慶年及李玉榮等人承辦，注冊為有限公司。《南洋商報》轉而成為集團報業，內容也告豐富。除側重中國新聞外，也有本地新聞，更有多姿多采的副刊。 1937年“盧溝橋事件”後，《南洋商報》成了抗日的強大文化陣地。

在這種情形下，《南洋商報》的立場已轉成明顯的抗日，且於1940年從中國聘請左派著名報人胡愈之前來主持筆政。根據後來揭開的史料得知，胡愈之是受中共周恩來派來新加坡，成為《南洋商報》的編輯主任。他提出了一個明顯的立場：“團結一致，共禦外侮”。而在這個大前提下，胡愈之說“商報”是採取無黨無派的立場，所謂無黨無派，不是反對任何黨、任何派，更不是要消滅任何黨，任何派，而是要使各黨各派無黨派一致團結起來，為抗日救國進行抗爭。所以無黨無派的立場，就是團結的立場，就是統一戰爭的立場。

雖然陳嘉庚在當時已與《南洋商報》未有直接的關係，但胡愈之通過商報大力支持陳嘉庚的鬥爭事業。直到1942年日本南侵暫時被停刊。

另一份創刊於1929年1月15日的《星洲日報》，則是胡文虎獨資承辦。有人指說胡文虎辦報是為了宣傳其產品“虎標萬金油”，但也不能否認的是要與《南洋商報》爭“天下”。胡文虎挾其雄厚資金，不僅引進新式機器，而且也大力延攬人才，尤其聘請一生辦報的傅無悶主持筆政，更是如虎添翼，大展拳腳。

1932年《星洲日報》打破傳統，增出星期刊（過去華文報週日休息停止出版），從此華文報相競仿效，不再有休息日（除公訂的報業假期之外）；抑有進者，《星洲日報》率先出版早報和晚報。1937年七七事變後，時局告急，星洲為滿足讀者需求，進一步推出午報。也就是說，《星洲日報》在當時早午晚出版三次，有時還出版“號外”。

傅無悶對早期的《星洲日報》影響鉅深，他在1913年即加入國民黨，但一生與報業為伍，不棄不離。每到一處，即投入報社工作，不論是在中國、法國、菲律賓，緬甸、印尼或星馬，他都是舞文弄墨的。

1925年，傳無悶加入《光華日報》主編副刊。1929年抵新加坡，出任《星洲日報》編輯主任，長達8年左右。直到1937年轉加入《南洋商報》，也是擔任編輯住任，但在1941年改任商報總經理，由胡愈之主持筆政。

日治時期，傅無悶曾為日本的《昭南日報》服務。1945年日軍投降後，傳氏又創辦《中南日報》，立場是“不偏不倚”，可是無法與勢力強大的南洋和星洲抗爭，惟有關門大吉。

1952年，他又復出出版《新報》，此時思想向左轉，被新加坡林有福政府扣押，指其言論親中國，新報因而停刊。嗣後傅氏年事已高，再也不能馳騁報壇。1965年病逝，堪稱一代報業奇人。
說回傅無悶，他對《星洲日報》的早期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甚得胡文虎賞識，但他的政治立場是服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支持蔣介石政府，因此對張學良惡言相向。

正由於他的出身和背景，他與中共是格格不入的，明顯是反共的旗手。

當然他也對蔣介石的政府有所批評，以顯示其報人本色，但吊詭的是：傅氏一生反共，又曾為日本蝗軍報紙服務，怎麼會在後期被指為左派和親中國人物？令人納悶。

無論如何，傅無悶確為《星洲日報》的革新下了一番心血，促使華文報業有今日多采多姿的內容。

在日治時期，《星洲日報》也遭停刊命運，同樣在日本投降後，星洲與南洋又重見天日。那是1945年後的事。

這個時期政局有一個重要的轉變，陳嘉庚的政治立場靠向中共和毛澤東，與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唱反調。但當時的南洋和星洲立場較偏向執政的國民黨，致使陳嘉庚在1946年創辦了《南僑日報》，請來著名的左派報人胡愈之主持筆政，立場全面傾向中共，以突破南洋和星洲的較為保守的言論。

《南僑日報》終於成為左派的喉舌，除了胡愈之（中共黨員）外，還有著名的報人洪絲絲、茅盾（曾任中國文化部長）加入其中。再有一位是後來被李光耀形容為馬共全權代表的方壯璧，也曾在《南僑日報》服務過。

1950年《南僑日報》的親共立場被英國殖民政府所不容，下令查封。胡愈之和洪絲絲回返中國後，成為中共的重要人物之一。

由此可見，馬星華文報，在獨立前呈現的色彩和政治立場不是向著國民黨，就是向著中共，到了1957年馬來亞獨立後，才有很大的改變。

(三) 六十年代華報爭鳴

在檳城方面，1895年先有《檳城新報》；1910年后有《光華日報》（孫中山是倡導之一），及后《檳城新報》承入《光華日報》；1936年是左派色形的《現代日報》1939年，胡文虎再創《星檳日報》與《星洲日報》締結為姐妹報《星檳日報》于1989年停刊，改由(《光明日報》取代之)。

戰后1946年，在吉隆坡出現由李孝式（馬華元老，曾任首任財政部長，具有強烈的國民黨色彩）創辦的《中國報》。其他報紙有馬共控制的《民聲報》，親國民黨的《新國民日報》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小報也在20年代紛紛出籠，為華文報增添光彩。但一般上小報壽命不長，能較為長期生存的幾乎少之又少。

不論大小報，在日本蝗軍於1942年至1945年統治星馬的3年08個月的日子裡，都被迫停刊，有些報社尚被日軍用來出版日本報紙。如《星檳日報》社址就曾被日本強佔出版《彼南日報》。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華文報又再探出頭來。這個時期的華文報（較有權威性的報紙），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傾向和立場。如南洋和星洲較偏向國民黨，迫使陳嘉庚另創《南僑日報》打對台，以宣揚中共的鬥爭。一直到1950年，被殖民地政府援引法令，封閉具有左派立場的報紙，力圖在輿論上控制報章言論（英殖民政府於1948年宣佈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且列馬共為非法組織）。
馬星華文報的稍為軟化立場，不再仇視中國新政權是50年代以後的事，但仍有一些報紙堅持明顯的反中共立場，並為蔣介石的國民黨打氣。這種堅持在後來的時局全面改變下，才告消失（那是70年代的事）。

不論是右派或左派的華文報，在早期都與中國息息相關。不但在新聞上以報導中國政局為主，而且主政的人都是來自中國的。曾在馬星報業服務過的中國名人有名作家矛盾（沈雁冰，曾任毛澤東政府的文化部長），名作家郁達夫、曾聖提、胡愈之、傅無悶、洪絲絲等人。因此馬星的華文報深受中國的影響有其歷史因素。這種情況要在50年代過後才明顯改變。

我們不說太早消逝的華文報。單就日本投降後，在馬來亞出現的華文報，除了原來的華報復刊外，又誕生了《中國報》（在吉隆坡）和《建國日報》（在怡保）。繼之在六、七十年代吉隆坡崛起了報壇父子兵（周瑞標和周寰振）創辦了馬來亞通報（從三日刊到二日刊到日報），成為《中國報》的勁敵。

此外，在60年代（1967年）、梁潤之（殷商）力邀香港《明報》社長金庸在新加坡合創《新明日報》，並將之發展到馬來西亞。

金庸在香港辦《明報》，是以知識份子為對象，取得了立足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新明日報》則巧妙地採用金庸的辦報策略，獨樹一幟。但不是側重在爭取知識份子，而是轉向小市民下手，以報導社會新聞為主。又提供多樣化的副刊。尤其是娛樂新聞，終於也殺出一條道路。在 70年代成為“菜籃報紙”（許多婦女上巴剎買菜時，順便買《新明日報》）。

《新明日報》的路源，也被後來追上的《馬來亞通報》（原稱為通報）所採納，同樣強調社會新聞。這兩家報紙正面避開南洋與星洲，轉向小市民招手，有其功效。反而是《中國報》因為作風保守，在當時被《新明日報》及《馬來亞通報》拋在後頭。

談到南洋和星洲，在馬來亞獨立後的一段長時期，依然以新加坡作為總社，但在馬來亞各地設有辦事處；尤以吉隆坡的辦事處最具規模。不過在60年代（1965年）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兩報加速步伐在吉隆坡開廠印刷，另立編輯部。後來索性分家，成為不同的報紙。

在新加坡的繼續出版，支持新加坡的獨立和親向政府80年代初期《南洋》及《星洲》被合併成《聯合早報》及《聯合晚報》；在馬來西亞的則以支持馬來西亞政府為主要方針。南洋和星洲的分家，正是因為政治改變的結果。

在怡保的《建國日報》，因為山高皇帝遠，未有其他地方報作競爭，因此成為怡保人民的至愛。（這份報紙後來因被集團收購，搬到吉隆坡發展，在鄭安泉出事後，《建國日報》也就劃上句號。）

至於在檳城，則剩下《光華日報》和《星檳日報》在競爭。《星檳日報》在50年代後，逐漸擺脫親國民黨色彩，因而得以在60年代迅速發展，《光華日報》因人事關係，保持其國民黨的色彩，直到70年代才消除這一標記，因此有了轉機。

我們至此可以看到，在60年代的西馬華文日報，共有8家各放異彩，即南洋、星洲、中國報、新明、通報、建國、星檳和光華。這些華文日報之間的競爭是十分激烈的，但都已全部本地化了。報人也是就地取材，不再依賴中國提供人才援助了。所有的報紙都有一定的立場，也因報辦的人的政治立場而有某種程度的區別。但由於每家報紙每年都必須申請更新准證，所以親政府的立場是不言而喻的。雖然如此，每間報館尚有一定的空間發揮所長，有的以國際新聞取勝，有的以社會新聞取勝，有的以政治新聞為重，有的偏向軟性的副刊新聞。

這就是說，報館的政治方向已是定了位的，不過尚未發展成政黨興趣收購的目標。大多數人視報辦為一種商業活動，其中帶有濃厚的文化氣息，而每個報館求生存之道，就是爭取廣告來增加收入。這之中的最基本因素取決於報份之多寡。如果你辦報不力而倒閉，那是營運不善的結果，不是被咒為“扼殺中華文化”，因為沒有人叫你辦報，那些要辦報的人是出於本意使然。

儘管辦報屬於商業策略和性質，但不容否認的，華文報，不論性質和立場如何，它們對中華文化的推動和發展，確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功不可沒。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在今日的馬來西亞紮根和發揚，除了華教運動歷久不息外，華文報業也是有推波助瀾之強力作用。

(四) 政黨控制華文日報

如果說六十年代是華文報業的轉捩點，那麼在這之後我們看到的報壇幾乎是“各有精彩”的，而小報也在七八十年代重新探出頭來。所謂小報是專刊登大報不大重視的另一類新聞，以刺激讀者的官感。小報的變化也是各式各樣的，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以軟性新聞及故事取勝，由於日報在過去並不強調軟性新聞，結果造成小報找到了生存的空間，可是隨著時代的演變，日報也兼收並蓄增加了軟性的一面，取走了原屬小報所倚重的新聞，造成小報生存空間有了相當的局限。也難怪小報一般上的壽命並不長，經常須要改頭換面或倒了這家，再冒出另一家來，只有極少數的小報能生存10年以上。

所謂小報，當然是指有別於日報的報紙，但它們基本上是不講求政治立場的，因為政治新聞不是它們的重點。因此有人指責小報走情色路線，不受鼓勵。儘管如此，市場上仍有人喜歡閱讀這類沒有政治立場的小報，他們覺得這樣可以調劑苦悶的生活。

不過，在六十年代也曾出現濃厚政治色彩的小報。其中最被廣為人知的是由左派社陣出版的 “火焰報”及勞工黨出版的“勞工報”。前者屬評論性黨報，後者走中下層路線，引進不少軟性的政治性諷刺新聞和文章。

政黨辦報，自然黨性很強。雖然如此，“火焰者”及“勞工報”卻有其市場，尚且一度被允許公開發售，影響廣泛。這類報紙顯然是與執政黨大唱反調。政府不鼓勵黨報公開發售就是擔心反對黨通過輿論對執政黨進行毫無節制的打壓式的攻擊。其所受到的限制，也就不言而喻。

當然，除了左派政黨有報紙出版外，其他政黨，包括執政黨也有黨報，例如馬華的“導報” ，民主行動黨的“火箭報”。後者的黨報出版不久後，便面臨官司糾纏。因此也辦得好的辛苦。

值得注意的是回教黨的黨報“Harakah”也存在許久，在八十年代時，每期刊印大概在六七萬份左右。不過回教黨一直不能成大氣候，黨報也只局限在其支持者的範圍，根本未引起華人社會的注意。直到安華事件（1998年）后（安華依布拉欣原是馬來西亞副首相兼財政部長，因與首相馬哈迪關係交惡，1998年被解除職務，及后被控續職，坐牢六年，直到2004年獲釋），Harakah的報份忽然“突飛猛進”，報份一度聲稱每期（三日刊）銷售廿多萬份。除了在馬來社會造成影響外，也有不少其他種族的讀者，包括華人讀者。

可以說，從馬來西亞於1957年獨立後，只有Harakah黨報有此“可觀”的銷量，沒有一個政黨的黨報能享有這樣的報份，銷量之多，甚至蓋過了傳統的日報。

為甚麼反對黨的報紙會“自成一格”，主要是其內容多未刊於傳統的日報，造成讀者的好奇心理爭閱這樣的另類報紙。

但既然是黨報，對象是黨員。政府自然會有所限制，只允許它向本身的黨員傳遞訊息，不能公開發售，Harakah也不例外。

說回華文日報，在八九十年代也有相當大的變化。除了報社主權易手外，也有一些報紙成為政黨垂愛的目標。例如《新明日報》曾被馬華的陳群川收購。不論其出發點是為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結果討不了讀者的歡心。後來被《新海峽日報》接管，同樣返魂乏力，最終被迫結束營業。還有《馬來亞通報》也被馬華公會收為輿論陣地，面對的是營運欠佳，再轉手於別人時，又是強弩之末，難以起死回生。

至於建國日報，我們曾提過，具有政治背景的鄭安泉（曾一度擔任人民進步黨主席）的青團運收購後，提早結束其生存能力。

在檳城的星檳日報，基於經濟問題和勞資雙方關係鬧僵，終於在1987年被銀行接管，結果是被迫關閉。

這樣一來，原本西馬有八家華文日報，在八九十年代逐一被淘汰，剩下四間。後來因星檳的關閉，才衍生光明日報，湊成五間的華文日報，2003年再誕生一份《東方日報》，在馬來半島（西馬）共為之間華文日報。

未想，其中兩家，即南洋和中國報數月前被馬華公會收購，竟在華社掀起軒然風波，甚至連馬華黨內也分成兩派，如今雖然塵埃落定，但南洋報業受到民間一定的反擊，報份有下降之勢。

綜觀反對理由是政黨不應直接辦報，必然言論自由大受限制，尤其是反對黨及民間的反對聲音會被縮小，有違報業民主精神。

支持者認為報業一向以來是商業機構，轉手是平常事，不應“大驚小怪”。任何人都可以辦報，政黨也可以。

華人社會讀華文報的人與英文讀者不同，英文報很早就受控于政黨，如巫統的新海峽時報和馬華的英文星報，即使後來有商家承辦太陽報，也震撼不了既存的英文日報。英文教育者對這樣的既成事實未有太大的意見，但華文報的讀者似乎對華文報主權的改變有“不同的意見 ”。

這使到馬華公會在收購後面對一定的壓力，也許是馬華領導人始料未及的結果。

由此來看，今日的華文報業已不被純然視為商業機構那麼簡單，而是被認為屬於華社的公器。
吊詭的是：政府反對黨報公開發售；如今反過來是華人社會中出現反對政黨辦報，兩種心態各有表述。

如今華文報業在千禧年后面臨一個巨大的轉折。而且再也不能獨善其身，竟被捲入了一場政治鬥爭。

因此如何確保華文報仍然扮演領導輿論的重要角色，看來是十分關鍵性的問題。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