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1998年──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Dato 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1939-- ）

1998年属于阿都拉的年代，他在马哈迪革除安华党政职后，被委为巫统槟州联委会主席（这个职位原本属于阿都拉担任，但1987年党选后，改由安华接任），继之被委为巫统执行署理主席，显露出他有机会坐亚望冠。由于这个变数，也改变阿都拉的一生。

阿都拉1939年出任生于槟城峇六拜的玻璃市村。早年在威省受教育，也曾在大山脚中学及美以美男校攻读过。他的宗教教育始于家庭。在1964年业于马来亚大学回教系，翌年（1965年）参加巫统。

毕业后即加入政府部门工作。1969年“513”事件后，被敦拉萨调到具有权力的“全国行动理事会”工作，担任助理秘书。1971年调升为文化青年体育部总监；1974年晋升为副秘书长。

1978年辞公务职，参加甲抛峇底国席选举胜出，被委为联邦直辖区政务次长。1980年提升为副部长。1981至1984年任首相署部长，也在这一年当选巫统副主席。1984到1986年转任教育部长。1987又转任国防部长，但因介入党争，被促呈辞。虽仍任巫统副主席，到1991年才被马哈迪重召入阁，担任外交部长直到1998年。

不过在1993年的党选，他捍卫副主席失败。在1996年才又成功胜出。这一胜利对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1998年安华跌马后，马哈迪有需要从三位副主席中挑选接班人。他们是纳吉、泰益（原雪州务大臣）及阿都拉。基于泰益有官司案件，只剩下纳吉和阿都拉具备资格上位。

经过多番的考虑后，马哈迪在1999年1月8日宣布改组内阁，委任阿都拉出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根据马哈迪的说法，他是鉴于纳吉年轻，可以再等，而决定让阿都拉上位。这一拍板，也结束了舆论的多方猜测，也意味着马哈迪已指定阿都拉为接班人，而且也不计前嫌（这是指1987年巫统党选时分成AB队，而阿都拉是属于东姑拉沙里B队的人）。

这之中的一个巧合或奥秘是阿都拉与安华同样来自槟城，两人国会选区是相互毗邻的。

虽然已经上任，阿都拉需要深谙老二的哲学。因为他的前三者都无缘登上最高位，他不想重蹈覆辙，只好步步为营。而且在那个时候，马哈迪没有表露他何时要退休，阿都拉所能做的就是守住本位，更重要的是征服马哈迪的心。他知道马哈迪对B队的形成仍有“伤痕”，只是大家都不愿揭开，也就不被当成一回 事了。回看东姑拉沙里身为B队老大，即使回巢，也与权力沾不上边对阿都拉而言是一面镜子。

苦苦挨过5年后，阿都拉终于苦尽甘来。马哈迪在2003年10月31日正式卸职，阿都拉成了我国第五任首相。从兹他可以得心应手开展他的鸿图大计。

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阿都拉摆出了清明的形象，声称严打贪污，建立廉洁政府，终于在2004年大选取得最辉煌的战绩，赢得90%以上的议席，牢牢控制党和政府。虽然阿都拉保留大多数的部长是马哈迪时代留下的，但这些人已转向效忠阿都拉，不再对马哈迪唯唯诺诺。

在阿都拉治理下的国家，转入2005年，便出现各式各样的声音，指反贪效果不大，发展计划过慢，未见具体成绩等。所有的这一些批评都不具杀伤力，特别是反对党的抨击，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异议。但最震撼性的莫过于前首相马哈迪在听闻阿都拉决定取消原订下的新柔美景大桥时，在2006年对阿都拉展开连珠炮式的攻击，比起东姑时代抨马哈迪有过之而无不及。阿都拉则选择性回应马哈迪，而各政府部门和部长也介入为阿都拉解围、他们两人的恩怨从那时开始一直发烧到今天。谁是谁非没有人说得清楚。但在“政治是正确”的原则下，阿都拉一直处于上风，因为他掌控了国家的权力，不为马哈迪的严厉责难所影响。

在批评阿都拉的同时，马哈迪也不忘批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他一手打压下去，但阿都拉当政时获得法庭释放的安华；另一个是在2005年崛起成为巫青团副团长的凯里。他也是阿都拉的女婿，被马哈迪视为影响阿都拉的人。阿都拉对此加以否认。

当然没有比马哈迪的单刀直入更令阿都拉耿耿于怀。在后者看来，国家的各项问题都可以轻易被克服和压下，不会比马哈迪的尖刻言论棘手。例如在2006年的巫统大会上，出现一部份党代表的极端言论，也被阿都拉四两拨千斤摆平了。自此之后，我们没有再听到“马来人被边缘化”，“首长轮任”和刺耳的种族性言论。

今年适逢建国50周年，正好被阿都拉赶上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庆50年的系列庆祝节目将会陆续推出，用以强化阿都拉的领导地位，以消除马哈迪带来的负面影响。

或者阿都拉的另一对手安华会从旁出击。 他们两人的恩怨是曲折与微妙的。间中还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不得而知。也许要经过一场大选交锋后才能定夺。所谓的定夺是指行将到来的大选。它究竟在何时举行，尚是个未知数。但综观各种分析，大选极可能在明年初举行。目前的政府基本上保持稳定，但最关键的是经济的走势和国内外因素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而不是马哈迪因素或安华因素。这些个因素将会被经济因素所淹盖。

政府不会不知道人民存在不满的因素，但归纳而言是城市居民的牢骚较多，在城市以外的地区，则未对政府造成太大的压力。

阿都拉已表明他不做一届的首相；言下之意是他会在大选后继续留任，而他和纳吉之间，也没有出现大问题。因此只要巫统保持对领袖持续的效忠，马来人不置疑阿都拉倡议的“ISLAM HADHARI”（现代文明回教）的现代性就是大选的脚步声近了。

阿都拉之有今日的成果也是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才攀上巅峰。当他被“流放”在政治旷野时，谁想到他是后来的真命天子？正如马哈迪在1969年被政治流放时，谁又会想到他后来是国家的领导人？这是命与运的交接。阿都拉正是这两者结合的化身。比起东姑拉沙里、慕沙、安华来，他是更有能耐的政治人物，而这能耐造就了阿都拉时代的降临。当然摆在他面前的，也会考验他的能耐与政治智慧。

（四十三）1999年──郭全强（MR. QUEK SUAN HIANG）（1930-- ）

1999年大选前夕，董总主席郭全强代表华团向政府提出17点诉求，在政坛爆开成为当年最轰动的大件事，而郭全强也成为当红的主角。过后政府不能同意其中7点，又被撤回。郭全强成了又进又退的“夹心人”。在患得患失下，他的无奈也显示他的突而不破，褒贬兼而有之。

郭全强1930年出生于昔加末，1941年日军南侵，举家移居中国。在广西及西川受完中学教育，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49年转到湖南大学企业系，1952年毕业。1956年返马接管父亲业务及后染指锡矿业和屋业发展等。

他迟至80年代才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先担任居銮中华工商总会会长，海南会馆会长，后在1993年出任董总主席，开始他的华教长征。他是继林晃升和胡万铎后，另一位较有知名度的华教领导人。

从1993年起领导董总的他没有直接参与领导独大运动和面对茅草运动，也没有经历“三结合”和“两线制”的斗争和挣扎。因此他不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在担任董总主席期间（前后共12年）（在董总服务16年）有两项记录是他引以为傲的。其一是在任期间，将马来西亚的华校与中国的教育进行广泛的联系，因而在间接上也促成了中国对教育的开放，接纳马来西亚学生入读；又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国际教育（与西方大学接轨）也吸引了一些中国学生的到来。无形中加强了独中的信心，他自己也坦诚为独中引进了中国的新教育法。

其二是1997年催生了新纪元学院。同时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教学大楼及学生宿舍大楼先后完成。他认为这给了中学生提供多一个升学管道。也许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在1999年大选前，以他为首的“马来西亚华团诉求工委会”于1999年8月16日向首相马哈迪递交了一份共十七点的诉求书，要求政府公平对待各族人民和消除种族政策；主张政府尊重民主人权；恢复司法独立；新闻自由；铲除贪污和关注弱势族群等的全民议题。它的主要点包括消弭种族偏见和歧视；废除土著与非土著之区务；扶弱政策的实施，不分肤色、出身及宗教信仰；恢复地方政府选举；上议员应民选；废除内安法令；废除“种族固打制；私营化计划应公开招标；制订反垄断法令；修订“1996年教育法令”，放弃宏愿小学计划；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允许增办独中；废除报章每年更新出版准证（KDN）的有关条例；设立调 查庭调查警方滥权等等。

在董总带头，另12个具规模性的社团联合发起下，总共有2095个团体签署了诉求文件。这一爆炸性的文件成了大选的最热门课题。

1999年9月23日诉求工委会与马华总会长林良实、民政党主席林敬益，人联党刘贤镇及多位内阁部长进行对话，寻求支持。当时他们三个人代表内阁表示“原则上接纳”《华团大选诉求》。这是因为大选已近，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反对党方面，早已宣布全力支持。

接着在1999年11月29日举行全国大选，因安华效应震荡，国阵除拿不回吉兰丹政权外，也赔上丁加奴州政权，而且又让回教党的国会议员增至27席，回教党成了大赢家。公正党与行动党未有预期中的收获。国阵依然以2/3多数席执政。这就是说，诉求产生的效应在华社中虽不明显，但整体却伤及执政党的执政之根，也就引起严重的后遗症。

首相马哈迪在后来有一段这样的评语：“1999年大选前，国阵因担心失去华人选票，才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原则上接受华团提出的17点大选诉求，这是一项“要挟”行动，逼使政府不采取强硬的立场。这是不合理的诉求，可是我们被逼。”

也就是因为国阵在大选前“默认”或“勉为其难接受”，以致它在大选中并未失去华人的选票，但不等于国阵政府可以忘记，这更是马哈迪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就在2000成为风暴的引药。

我们有必要对“诉求”提出的背景和后来事件的演变作一个交待。因为它是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1.1969年“513”事件过后，政府推出新经济政策，也就有了土著和非土著之分。许多公共企业公司和代理机构应运而生。接着，“工业协调法令”推出，规定一定规模的企业，要有30%土著参与权；大学收生出现固打制等。政府宣称要扶助马来人改善经济，以达致“重组社会，消除贫穷”的两大目标。

2.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认为应以土著文化为国家文化的根基。以后，政府发出指南，要求在各方面表现出国家文化，也不鼓励其它形式的文化，包括舞狮在内。

3.1983年3月27日，华社对时局的变化有了反应。13州的华人大会堂，商联会及董教总组成的“15华团”，在槟城华人大会堂内召开“全国华人文化大会”，接纳起草“国家文化备忘案”，并通过了《文化大会宣言》和8项提案。
提案中包括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华研），设置在雪大会堂内，它的任务就是起草宣言和国家文化备忘录。

1985年，“宣言”发表，也向首相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提出华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诉求。涉及面甚广，但中心点是要求以公民自由权利，以平等和基本民主权利的共同普世目标为根基。其中包括关注“土著利益至上”，种族偏差和自由民主被侵蚀的忧虑 。因而要求言论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讉责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行为；反对固打分配则，主张经济自由；鼓励中庸，容忍、谅解和礼让精神；反对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国家文化是各民族群文化的总和；反对一种语文，一个教育制度的政策；废除大学招生‘固打制’等等。

除了原有的15个华团外，又加地缘性、业缘性和校友性的团体，总共27个代表性团体发出联合宣言。

紧接下来，15个华团在1986年1月初，决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CRC）。它的目标是“实践大马27个全国性华团的联合宣言。不久，雪兰莪，柔佛，马六甲及森美兰等地也成立了州际的民权委员会。直到今天，雪华堂的民权委员会仍然存在和活跃。

1986年大选，此《宣言》荡起涟漪，以致行动党的“丹绒一役”在槟城取得突破，一口气夺下10个州议席。

1987年发生“茅草行动”，政府进行大逮捕。

1990年，以林晃升为首一批华教人士参加行动党，被形容为“民权起义”。行动党夺下槟州14个州议席，差点（少3席）执政。

1995年后，这批民权人士相继退出行动党，包括柯嘉逊，李万千，饶仁义等人。

1998年发生安华被革职大事件，掀起“烈火莫熄”街头斗争，政府进行镇压。

1999年，在郭全强领导下，有了“诉求”备忘录。综观其历史背景，不难发现它其实是延伸自1985年的“文化宣言”和“文化备忘录”，大致内容不变，所变的是领导人不同。在80年代中期的领导人是雪华堂主席【1987-1990】张景良，他也是“堂联”（华总）筹委会主席。在90年代初期改成林玉静领导；到了1999年改由郭全强领导华团诉求。

这三者之间有一个分界线，即张景良被民权份子誉为“铁铮铮的民族风骨的领导人（2006年逝世）”；林玉静则被形容为“协商型的代言人”，把民权索求转向；郭全强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既要重振“民权雄风”，又要面对现实压力。因为大选过后，政府已开始“秋后算账”，认为“诉求”有“要挟”之嫌。于是在2000年8月国庆前，巫青有要求撤回“诉求”。双方紧张关系升温。国庆前夕，首相马哈迪斥“诉求”挑起情绪，行为如“共产党及奥玛乌纳回教极端份子。”

在压力下“诉求工委会”于2001年正月与巫青达致和解，同意撤消诉求中的七项涉及土著特别地位的争议性环节（按诉求共17点，有83项环节。除了七项环节“搁置”外，其余76项则不起过大的争议）。当时的副首相阿都拉形容为“全国人民的胜利”，为“诉求”事件划上句号。

虽然郭全强的“妥协”被民权份子如李万千和柯嘉逊所不认同，指为“协商性的领导方式”，与民权份子渐行渐远，但郭全强仍然坚持董教总要与巫统对话以解决问题。

当郭全强于2003年从董总退下来后，就由叶新田上位了。他则是在郭全强路线和民权运动之间在寻找出路。
这就是说，郭全强有林晃升的精神，但也有林玉静的思路，两者形成一个新的领导心态，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华团在困境中的挣扎与求存。

（四十四）2000年──拿督希山慕汀（Datuk Hishammuddin Tun Hussein）（1961-- ）

希山慕汀是在2000年以未来接班人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一年他出任巫青团团长，而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权贵，但也因其政治斗争手段成为一个备受注目的人物。

希山慕汀于1961年出生于吉隆坡，他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长子，也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的孙子。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是他的舅父；现任副首相纳吉则是他的表兄。出生在如此显赫的世家，希山慕汀很快就闯出一片天地。
1984年毕业于英国威尔斯大学，并在1985年在林肯法学院取得律师资格，继后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取得硕士学位（1988年）。

1989年返马后，他加入巫统。1995年大选，他参加柔佛国席选举胜出，被委为国际贸工政务次长。开始其政治之旅。1997年他擢升为原产业副部长。

1998年安华出事，原安华派系的查希哈米里被迫辞团长职，希山慕汀成为代团长。2000年他成为巫青团团长。
在1999年大选过后，他出任青年体育部长，在2000年时，他领导的巫青团对华团的“诉求”表达强烈不满，因而有了与“诉求工委会”主席郭全强的对话会，最后促使“诉求” 工委会“搁置”7项触及马来人特权的内容。

在对待安华被革职上，他是完全站在马哈迪一方而数落安华的不是。当马哈迪退休后，他也全力支持阿都拉的领导，而不认同马哈迪对阿都拉的攻击。

他在巫青团内的领导是稳固的，从2000年到今天，他依然领导这个组织。但在2005年时，巫青团的改选，他引进了凯里贾马鲁丁出任副团长成为他的助手。凯里是现任首相阿都拉的女婿，他在政坛的曝光也带来争议。不过，凯里与希山慕汀的搭档，使到巫青团的一举一动，都足以牵动政局。因为他们的声音代表了当权派的意愿。

在1999年被已停刊的英文《亚洲周刊》选为最具有潜质的未来领袖的希山慕汀（另一位是林冠英）在2005年的巫青党大会上上演了高举“马来短剑”的一幕，成为争议不休的政治大新闻。抑有进者，希山在2006年的巫青大会上也作了相同的动作。他这样说，马来短剑（keris）是马来青年斗争的信念，并不是马来人欺压非马来人的象征。

但非马来人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希山已超越范围，举剑有“威慑”之意，是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马青团为此也与希山会面，要求他解释其含意（会后请满意解释，争议在国阵内逐渐淡化）。

前副首相安华甚至也批评希山举措不当，不应该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亮出短剑这玩意儿。

一连串不休止的争论也因“短剑”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其背景显然是在2004年大选过后，种族性的课题一直挥之不去。而身为巫青团长的希山便一马当先展示其捍卫马来人权益的一面，于是在2006年出现了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华人在槟城的地位已越来越下降，必须改变，接着出现了所谓“首长轮任制”的论调。有些巫统代表也在2006年的大会上提出过激的种族性言论，受到非马来社会的广泛批评。

首相阿都拉后来为种族性言论降温，也“处罚”了言论偏激的马来代表。一场大吵大闹的“短剑”风波进入2007年就变得较为平淡了。

2006年又一件事激起希山与翁诗杰的“斗争”，事关华小“干捞”事件被前者认为后者越过界，不应公开评论教育部的事情（翁是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非教育部副部长，被认为捞过界）此事可参阅翁诗杰篇章。
与举短剑相比，这只是被国阵认为“茶杯里的风波”很快又停止争议了。

不过希山在巫 统内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迹象显示他将在明年的巫统党选争夺党副主席，以便更上一层楼。

虽然如此，希山与华团，尤其是董教总之间的隔阂仍未弥补。虽然他不久前有提出10年的教育大蓝图以补第9大马计划之不足，但华小数理英化的课题，华校增建和扩建的课题和华教的未来定位课题，都是他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不期望事事顺利，但非马来人都期望国家领袖采取开明与公正的态度处理国家和种族的问题，摆在希山面前，就是这么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

(四十五)2001年──丹斯里林亚礼（Tan Sri Lim Ah Lek）（1942──）

马华署理总会长林亚礼在2001年突然冒起成为热门人物。他率领马华党内的另一派与马华总会长林良实掌控的实力派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导源于林良实派通过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控股》。两派的斗争也扩大到华社华团的介入其中。因此2001年由林亚礼上榜。

林亚礼于1942年出生于关丹，家境富裕。60年代毕业自澳洲大学商业管理系后，返马介入家族生意。1967年加入马华，开始其政治活动。1974年起到1989年，连任4届彭亨州行政议员。

1989年因马华副总会长陈声新逝世，其文冬选区进行补选，林亚礼首仗胜利。在辞卸州行政议员后，他被委为劳工部长。在1996年党选，林良实气走李金狮后，林亚礼顺序而上。从担任部长开始，他与党总会长林良实关系良好，一直维持到1999年，前后达10年之久。

长期以来，保持较为低调的林亚礼也未积极介入华团活动。他的官僚技术型态使他成为一名称职的部长，但在政治斗争中则学不到林良实的功夫。

当1999年大选前，林亚礼决定退休，不再参加选举，惟保留党署理会长职。他嘱意陈广才接替其位。不过在大选过后，林良实在挑选内阁部长时，并没有把广才列入其中，只转担任副财长。林亚礼甚为不悦，促林良实“兑现诺言”。两人的关系因之由友好转淡，到后来成为党内的“政敌”。

在林亚礼不断的催促与逼使林良实正视这一问题下，后者却避开正面冲突。兹因中委会仍掌控在林良实手里，林亚礼不可能发难。逐渐地马华党内分成AB队，A队归林良实与黄家定为首；B队归林亚礼与陈广才为首。两队的实力在掌控资源上并不均衡，可马华也不能失去东海岸这一块，双方只得表面维持和局，实则暗流汹涌，只待引药爆发。

果然在2001年5月14日，英文商业周刊“The Edge”率先报导，指马华公会的臂膀──华仁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华仁控股），以《星报》集团名义欲收购南洋报业控股，洽购行动据说已进入最后阶段。

为了求证这一消息的可靠性，诸多政党（反对党）及华团发文告质问，要林良实正面的回应。与此同时，林亚礼也要求林良实谨慎考虑收购行动。

就在悬疑未解之时，《星报》集团与丰隆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以每股五至六零吉交易南洋报业的股权。紧接着，在同年5月23日，马华公会会长理事会表决，以12票同意，3人弃权及5人缺席下，通过委任华仁控股及《星报》集团展开此项行动。

为防节外生枝，华仁控股在同年5月28日派员“闪电”接管《南洋商报》及《中国报》等业务。《南洋商报》10名高层立即离职。

由于行动之快，导致反对派也相应采取反击行动，除了两报员工有所行动外，也介入了华团人士，他们成立了“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一时情绪高昂。

除了林亚礼之外，马华另一副总会长蔡锐明也质疑这项收购，要求重新检讨。在不回应下，林良实选择通过马华中委会来票决，于是5月29日的中委会议上，又以32票对8票追认会长理事会的议决。在取胜后，林良实透露买卖合约已于5月28日签署。

就这样，在反对林良实的行动上，又分成民间一派，各华团纷纷介入支持马华党内异议派，以林亚礼为首。声浪之大，实在不可轻视。此时马华党内的B队已逐渐形成一股力量。它又加入了翁诗杰的马青派，而翁诗杰表明要在6月23日开马青特大来吁请党中央放弃收购行动。眼见情势失控，林良实只好使出最后一张王牌，宣布在（2001）6月24日举行马华特大，以让中央代表票决是否要收购《南洋商报》。

虽然这一场特大不涉及党的理念的斗争，而是源自党内的权力斗争，但在党应不应该收购报业上却成为政策之争。即使林良实和林亚礼有各自的考虑，也需要交由党中央代表作出决定。当然党代表也是以派系之分，自然分成AB阵营在对峙。

经过一轮的龙争虎斗，在全数2216代表中（占总代表的92.95%），共有1176票支持（占53%），投反对票的1019票（占46%），当权派只以157张多数票险胜，确是旗鼓相当。这意味着林良实经过三关完成对南洋报业收购的运动。但反对派实力之强，也出乎林良实意料之外，这就使到林亚礼一派更加坚定要与林良实周旋到底。
当马华完成其报业收购行动后，表面上看来没有多大改变，实则被收购的报业已成为被“发泄”的对象。

也许受英文教育的林良实认为既然马华可以拥有《星报》而办得有声有色，没有理由收购华文报业不能“一帆风顺”。但殊不知华文报的读者与英文报的读者基本上是两种不同心态的人，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即使林亚礼一派不再公开反对或采取进一步行动，而另一边的华团已有所行动起来，矛头直指南洋报业，以迫使马华改弦易辙。

经过5年的苦苦“守业”，马华终于在2006年决意释放其包袱，让张晓卿的控股公司接管。在这方面，林亚礼有话说：“林良实须负起全费，如果不是他身为当时的总会长，收购南洋的事件不会发生。这是一个他无法否认的事实。”

2003年，在马哈迪退位前，他也促成林良实与林亚礼的“斗争和解”。方案是林良实退位，林亚礼也退隐政坛，让新的领导人接位。在折衷方案下，双林各有收获，黄家定上位成总会长（A队的人），陈广才上位成为署理总会长（B队的人）。也是B队的大将蔡锐明依然故我。

2004年大选过后，蔡锐明被除内阁职，他在无所选择下于2005年马华党选对垒黄家定以寻求突破。这一败，也就使到蔡锐明一时翻身无望，但间接上又撮成马华AB队重修旧好。

林亚礼与林良实的斗争使马华有所分裂，双林的妥协又将两派拢在一起，报业收购仗成了他们斗争中的筹码，诚属不幸。

(四十六)2002年──拿督法兹诺（Dato’ Fadzil Mohd Noor）（1937-2002）

回教党主席法兹诺在当红的年代不幸殒落，是2002年的政坛重要事件。因为他代表一个政治宗教化的思潮在推动马来西亚的回教化运动。在他之前，回教党较偏重民族主义运动；在他之后，回教党走向宗教主义。他是扭转回教党形象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这一年以他的一生做个分水岭。

1937年出生于吉打滂滂村的法兹诺。少年时代在阿罗士打渡过，1963年获得吉打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负笈埃及的阿札哈大学主修回教法律。1967年毕业归来。先在玛默学院执教，后在玛拉工艺学院（现已提升为玛拉工艺大学）当讲师。

1974年，他参与Abim（回教青年运动）组织，追随安华搞回教复兴运动。在安华被拘留期间（1974-76）。他出任代主席。他也担任回教长老会秘书。

1978年他代表回教党角逐吉打的国州议席，但失败。他也因此被学院停职，不服提出控诉获胜，又被复职。不久辞教职全心投入回教党活动。在1981年被选为回教党副主席；1983年升任署理主席，1989年成为回教党全国主席。

在官职方面，他在1982年起即出任吉打州议员，此后一直蝉联，直到1999年又成功兼任国会议员，在回教党获得27个国席及林吉祥竞选失利后，他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不幸在2002年6月23日病逝。

法兹诺的崛起前后的一段背景是这样的。在1982年，原领导回教党的阿斯里被拉下马后，由尤索拉哇（Yusof Rawa）出任回教党主席（参阅阿斯里篇章）。

尤索拉哇（1922-2000）来自槟城，接受英巫文教育，在槟城著名的大英义学（英校）毕业后，被送往埃及深造，取得专业文凭后返国，协助其父亲打理生意。他的家族在槟城是名门望族。

尤索拉哇早年即参加回教党，在出任中委的同时，也是回教党槟州主席；后在阿斯里手下当署理主席。当他在1983年扶正后，法兹诺被提拔为署理主席。

在回教党加入国阵期间（1972-1977），他曾出使联合国，也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及土耳其当过大使。
1977年回教党与巫统闹分裂，尤索拉哇参加大选与首相马哈迪对垒，但失败。他一生没有当过议员。后因健康恶化，在1989年让位于法兹诺，2000年逝世。

法兹领导回教党时，于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夺回吉兰丹州执政权；在吉打州的州议席也有所增加。

1999年回教党因安华效应取得重要突破，除了保住丹州政权外，另夺下丁加坡州政权；国会议席也历史性地增加至27个。法兹诺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这个时候，回教党晋入了三人统治时期，另两位是丁加奴州务大臣哈迪阿旺及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前者是党署理主席，后者是回教党长老会主席。他们三个人把回教党推向宗教主义的轨道，提出“回教国大蓝图”，迫使马哈迪领导的政府在2001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换句话说，回教党的抬头也给巫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双方始终无法再取得共识。马哈迪主张举行马来人团结大会；回教党则不同意用种族来团结马来人，而是主张用宗教来团结回教徒。安华因身陷囹圄，未能产生影响，回教党统治下的丁丹两州，加速了回教化，也促使民主行动党退出替阵，理由是不能同意回教党的回教国和回教化运动。

当法兹诺在2002年逝世后，其棒子就交到哈迪阿旺手里。他比法兹诺更执着推进回教化，他的回教形象比法兹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拥有麦地那回教大学学士学位及埃及阿札哈大学硕士的宗教师，醉心于回教政治活动，准备与聂阿兹共同把吉兰丹和丁加奴打造成回教国的“典范”。不过在2004年大选，回教党又把丁加奴拱手让回巫统，而哈迪阿旺本人也在国会落选，以致他不得不韬光养晦。

在安华于2004年获释后，曾身为安华师弟的哈迪阿旺（早期同在Abim组织内），就不断地受到安华的劝喻，不要再提回教国。因此在2007年的回教党大会上，哈迪阿旺不再提回教国，而是放眼未来大选。虽然回教党选出的新领导层保守的宗教派势力犹在，但哈迪阿旺不以为专业派人士会被边缘化。

总之，以法兹诺作为回教党的转折点是告别昔日的民族主义，而启开今日的宗教潮流是贴切不过的，因为他的继任者比他更回教化，他成了回教党过渡到宗教政治的一个引线人。

(四十七)2003年──拿督斯里黄家定（Dato’ Seri Ong Ka Ting）（1956-）

黄家定在2003年荣任马华公会第七任总会长，接替退休的林良实，也平息了马华党内AB队之争。他的上台意味着两派在双赢局面下各有所得，也为马华打开一个窗户，结束了在位过久而产生独断领导的时代。这一年是黄家定的时代的开始，也是马华尝试迈开“改革”的第一步。

1956年出生于霹雳州玲珑的黄家定，早年丧父，11位兄弟姐妹由母亲一手带大，曾过着割胶生涯。1976年完成拉曼学院先修班后，获得政府奖学金进入马大攻读，主修数学与化学。1980年毕业，1981年在八打灵公教执教至1984年。

他在1979年就加入马华公会，担任马华干部研究员一个时期。1984年马华爆发党争时，黄家定站在陈群川与林良实一边，与梁维泮派开展激烈的斗争。从这里开始，他的工作和忠心受到赏识。

当马华党争在1985年结束后，陈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带领马华上下面对1986年的大选。这之后因陈群川出事，辞卸总会长职，改由林良实扶正，后者也因之当上交通部长。黄家定被委为新闻秘书，同年被提升为林良实的政治秘书直到1990年。

由于得到林良实的赏识，黄家定在1990年当选笨珍区国会议员（此后一直蝉联国席），官拜卫生部政务次长。1991年转任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华在60年代初期曾有谢添瑞担任副内长一个短时期，过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马华没有代表在内政部门，直到91年才有了一个“小突破”）。1993年，黄家定调升内政部副部长。虽然不是正部级，但显示马华有人在内政部发挥一些影响力。

1999年大选后，黄家定鸿运当头，被林良实“钦点”而扶升为正部级，担任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这个过程有些曲折离奇，原本马华署理总会长林亚礼在当年不参选，他要求留下的部长空缺由陈广才补上，但大选后林良实违其意，选中黄家定，保留陈广才副部长职，种下双林斗争的祸根之一。

此外，黄家定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平步青云的。曾经担任过马青柔佛分团团长。从1990起，被委为马华中委。1993年后，当选马华中委。1996年当选马华副总会长。他一路无阻地成功捍卫其副总会长职到2003年。

这一年，在马哈迪斡旋与调解下，双林（林良实与林亚礼）卸下马华老大与老二职位，两位高职的空缺由谁填补成为被关注的大新闻。实力鼎盛的A队，在林良实的主导下，自然选定黄家定成为总会长，而署理总会长则由B队的陈广才补上，各有所得，皆大喜欢。

新上任的黄家定在主持2003年党代表大会时，发表其处女演讲不忘强调沿着林良实定下的方针，在教育领域继续开拓境界。于是有了2004年的终身学习的“大蓝图”推出，他希望每一个人都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地进修和充实自己，以成为知识型有用的人。

虽然他被“政敌”批评没有创意，只是萧挸曹随，但黄家定对马华党章的修改，又是令人眼前一亮。不论是利是弊，他真正落实了马华高职和党职有期限的规定。例如总会长任期不可超过3届9年，担任部长及行政议员也不可超过三届，以让其它人有更多的机会。这种将“民主”移植入马华党内，乃是前所未有的，赢得了出任总会长的第一个掌声。

这种限制当然也有助防止总会长操“生杀大权”。陈修信时代的大,开杀戒和梁维泮的“斩草除根”的做法再也不会发生了。

最明显的实例是2005年的马华党选，黄家定与陈广才面临蔡锐明与陈祖排的挑战。即便黄家定与陈广才双双胜出，也没有秋后算账的事件发生。

抑有进者，马华党内的AB队也不成为党选的分界线。当权派内有AB队人马，挑战派内也有AB队人马，甚至出现所谓C队或D队的说法，都没有因党选而分裂。黄家定在党内推动民主，又为他赢得第二声喝采。

他的另外一个动作，也是破了前任者的规矩，那就是在2005年将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林苍佑的肖像移入马华大厦门，与历任总会长齐齐排列。虽然不是“惊世之作”，却表现了马华对历史的正视，对历史的交待，不再以“林苍佑事件”来形容林苍佑只不过是马华的一名过客。

此外，他也不忘将创党人陈祯禄的形象托高，正如巫统的敦拉萨，把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当成巫统斗争的“灵魂人物”，这也给了黄家定的政治地位加分。

但在另一方面，黄家定也是面对诸多的挑战，包括“政敌”、“异议份子”、“反对党人”和民间团体的一些民权份子对他从政的记录有所批评。这包括在2001年支持林良实收购《南洋报业》引起的抗争。经过5年的持有报业股份后，黄家定终于在2006年脱手，使因之发生的党争成为历史。

对于华教的问题，黄家定也面对各方的责难，而他也在特定的时刻释放出一些好消息，但还是未能尽如人意。
同样的，黄家定也面对“逃离政治”的批评，指他继承了林良实的政策，但他也力图跳出林良实的影子，以塑造一个不是林良实时代的马华公会。

显然黄家定有其所为也有其不所为。身为国阵成员党一员，他有各式各样的约束，也不可能面面俱圆。但由于是“代表华裔的政党”，他在任何时候，都被高度地要求“为华社的权益而不懈地争取”。这就是他身为马华总会长的最大的挑战。

虽然在他带领下，马华在2004年的大选不辱使命，但未来的大选，则是他的领导的最大考验。他有力所不逮之处，也有力之所在之处。马华公会的未来动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2008年的大选成绩。

(四十八)2004年──赛胡申阿里博士（Dr. Syed Husin Ali）（1936-）

赛胡申阿里在2004年成功地落实人民党与国民公正党的合并。这项合并虽在2003年通过，但要等社团注册官批准才能生效。随着人民党的溶入公正党，马来社会的左翼思潮划上一个句号。赛胡申阿里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一个马来左翼思想在时代的冲击下，自我溶解于民族主义的政党中。

赛胡申阿里于1936年出生在峇株巴辖。他在马来亚大学考取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前往伦敦大学考取经济学博士。返国后在马来亚大学任教，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讲师。

60年代在担任讲师期间，已加入人民党。1974年（12月7日）他支持由安华领导的反饥饿运动在各地举行，形成一场农民抗争，而以华玲的示威为高潮。政府乃援引内安令扣捕安华依不拉欣，赛胡申阿里也被捕下狱。一直到1980（9月23日）才获得释放，当年他44岁。前后被扣留6年左右（后来他出版一本书《扣留营岁月》，详述他被捕的经过及前因后果）。1988年他弃教从政，出任人民党主席。

我们有必要回顾这个硕果仅存的马来左派政党这一路走来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曲折和最后走向式微。
这个党于1955年由布斯达曼成立（参阅布斯达曼篇章）。在布斯达曼被捕期间（60年代），哈斯诺（甲市议会主席）担任代主席一个时期。1968年，人民党出现一位学有专长的领导人，他就是曾在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当讲师的卡森阿末。他以社会主义的政纲带领人民党，因而在1974年将其党改名为马来西亚人民社会主义党（人社党）。他在1969年和1974年参加国会选举，但未中选；尤其是1974年移师丁加奴，也被国阵候选人以千余张多数票击败，这使他感到失望。

1976年他被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前后被扣留5年左右，在1981年被释放（他后来在马大考取博士学位）。同样的，他在出狱后也写一本有关被扣留的生涯，取名《第二间大学》（出狱后的他，已未回到人民党，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转变，导向回教的研究。1999年参加巫统，但未获马哈迪重视，未派上场参加大选。只能继续研究回教。似乎在这期间，他另有议论，但不为政府所认同）。

赛胡申阿里较卡森阿末早一年释放。既回到马大执教，也持续参加人民党活动。1988年接过领导棒子后，在1990年又将人社党改名回人民党。在1990年及1995年和1999年一连三届参加大选，都是铩羽而归。

不论是布斯达曼、哈斯诺、卡森阿末或赛胡申阿里都无法使人民党在马来社会中壮大起来，除了60年代人民党与劳工党合作下有些议席收获和1974年只拥有一个州议席外，人民党的参选记录都是功败垂成的。这其中判定社会主义难以和宗教并存（自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三结合）在60年代中期破灭后，社会主义思想已在马来群众中逐渐褪色。但卡森阿末及赛胡申阿里仍然坚持这样的理念，可惜大气候未能形成。即便1999年人民党参加反对党阵线，依然是未被选民重视。以致赛胡申阿里在2003年时，领导人民党与国民公正党合并。这之间出现不少波折，但人民党的大多数马来人支持这一做法，等同放弃社会主义理念和斗争目标，转回民族主义的斗争。虽然如此，人民党的少数人坚持不合并，也不参加两党合组成的“人民公正党”）。

2004年大选时，两党合并的注册尚未下达，只有采用国民公正党旗号参选；不过赛胡申阿里未下阵，因他被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指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不适合来丹州参选，伤透了他的心，愤而拒绝参选。

在2004年3月大选后，“人民公正党”的申请才被社团注册局批准。虽是实质上合并，赛胡申阿里也出任党署理主席，但大家心照不宣，社会主义的旗子已被收起来了，打的是公正与正义的旗子。

因此赛胡申阿里的这一决定，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在马来社会行不通（不仅是马来社会，在华人社会，民政党及行动党的党纲先后收起“社会主义”字眼，证诸了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时尚，它的思潮在时代变动下，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

(四十九)2005年─拿督翁诗杰（Datuk Ong Tee Keat）（1956-）

翁诗杰在2005年的马华党选中杀出重围，当选副主席，这是他卸下马青总团长后寻求更上一层楼，以当上票选副主席。在原不是A队人马，也不是十分明显的属B队人马的不明朗情势下，得以脱颖而出，有相当部份是靠个人形象逆流而上，当然也少不了马青团人员的支持。他也因此擦亮自己的政途。

1956年在吉隆出生的翁诗杰，由母亲一手带大。1981年毕业自马大机械工程系后，即参加马华。先是在私人界服务，而于1986年被委为劳工部长李金狮的政治秘书。在李金狮转任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时，他仍然当政治秘书到1990年止。

1989年刚巧原国会议员逝世而有了补选，国阵派出翁诗杰在安邦选区守土，但他面对的是原雪州州务大臣及后来的46精神党雪州主席哈仑的挑战。这是一场十分关键性的一仗，因为马哈迪的对手东姑拉沙里正组成46精神党，准备在大选时与国阵较量，因此国阵必须确保再赢回此席。尤其面对“政治巨人”哈仑挑战时，国阵更不能掉以轻心；虽然此区有相当多的马来选民，结果翁诗杰不仅挫了46精神党的锐气，也为自己的仕途拿下第一个驿站。

1991年，他被马华推荐担任国会下议院副议长，一直到1999年。

由于有了国会议员的光环，翁诗杰开始在党内建立其政治地位。从1990年开始，他历届都成功保住马青总秘书这个职位。在1999年时转战总团长又成功胜出。这样一来，已使到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再上一层楼。第一个副部长职是青年及体育部。

但是他的政途不是顺心顺意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渡过。2001年，当马华总会长林良实通过马华投资肾膀公司要收购《南洋报业控股》时，不仅是林亚礼等人反对，连翁诗杰也加入反对阵营。

在2001年5月30日马华中委会通过收购南洋报业时（林亚礼、蔡锐明、陈广才、翁诗杰等人共8位投下反对票）。

翁诗杰以马青总团长的名义决定在6月份召开马青特别代表大会，要代表们针对收购报业进行表态。这一举动无异是向林良实的权威挑战，自然有所反弹。支持当权派的以马青总秘书姚长禄为首，就与翁诗杰对着干。在反对和支持开特大的课题上纠缠不清。最后决定在6月23日举行，共有678名代表出席。在秘密投票下，以634票对25票通过反对收购南洋报业。特大同时也通过对总秘书姚长禄投下不信任票。

林良实为了反击翁诗杰这一招，也事先订好在6月24日召开马华特大，以寻求通过收购报业，用以抵销马青的议决，并把反对派的声音压下。这个备受注目的马华特大，结果以1176票对1017票通过支持中委会的议决。这意味着林良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争议就不因此完结。

因为林良实派的人马还要秋后算账，给翁诗杰施加了诸多的压力，双方闹成僵局，也给同年8月3日的马青代表大会带来了混乱的结局，被形容为马青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场大会也是马青特大风波的伸延，又是涉及翁诗杰派与姚长禄派的斗争。

根据马青803项目调查小组的报告指出，当日的马青代表大会发生了骚乱。包括一系列的虚报炸弹，抢夺麦克风，抛丢椅子，混乱打斗等可耻事件，使马华上下蒙羞，而整个斗争的导火线缘自对报业的收购开始。

报告的结论说﹕“803事件不是意外，而是有一些人在大会之前预先计划，以分裂整个会议的进行。如果没有事先精心的策划，肯定总秘书不能利用提呈报告的环节，以煽动的语气和方法，鼓动代表的情结。”

因此报告建议“党中央必须采取公正无私的纪律行动，把这一小部份的滋事者严加惩罚，树立马华的威严。”
这份调查报告是由翁诗杰委任的5人小组所拟就的。这5人是主任廖仲莱(马青代总秘书)，秘书林圣财（法律局主任），委员是李丽友、林文忠及郑锦成。他们在8月25日发表有关调查报告。

不过调查归调查，就在803事件后，马华中央宣布涷结马青活动，并委任3人小组接管马青，为期一年之久。

虽然马青被涷结，但翁诗杰还是马青总团长，只是不能有活动，对付姚长禄事件也就没有下文。此时的翁诗杰，陷入了当权派的包围，政治前途笈笈可危。事缘803马青大会武斗事件后，翁诗杰说，“马青是在803武斗事件的目击证人受到恐吓后才了解到黑金渗透的严重性”（此乃指马青设立调查小组展开工作受到干扰）。他又说﹕“他们的网络无处不在，许多党员自此没有安全感。事件的变后发生可以总结的是，这场骚乱不是偶发性的，而是与黑金政治有关联的人策划的。”他还说已向警方报案，但没有下文。

一项有趣的发展是，马华妇女组主席黄燕燕发表声明说，“如果翁诗杰指马华存有黑金政治是为了揭发真相，就必须拥有“有勇无惧”的精神，直接指名道姓，揪出有关人士，为党除害。否则翁诗杰就是党的祸害，必须辞职以谢天下。”

马华总会长林良实也表态，“我已一再告诉他，必须把所指涉及黑金的领袖名字公布出来。现在他作出指责，却不肯点名的作法，无疑把每个人当成“街头斗士”。翁诗杰最好是遵守党章，依据党程序行事，否则他必须离开。当时候到来时，我们会讨论此事。”

林良实的下马威也导致雪州马青于2001年12月13日提出建议开除翁诗杰。

翁诗杰的回应是﹕“即使马华中委撤除其党籍，他也不会动摇其意志。”他说，“宁可夺其位，不可夺其志”。

整个情势的演变看来对翁诗杰至为不利，但也因为马华两大巨头（双林）的斗争方兴未艾，对付翁诗杰的行动始终未付诸实行。反而在2003年时，林良实与林亚礼一起辞卸党职。翁诗杰避过一场厄运，也保住了党官职。他战胜了林良实派施加的压力，也使他在党内的名气再升一级。

新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以中委会的名义发表了下列的声明﹕“（2003年5月31日）803事件是由于场面失控时高涨的情绪（有以致之），因此这项不幸事件绝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人。中委会今天决定，从此不再提也不要讨论803事件。”

争议告一段落后，意味着翁诗杰有惊无险，也得以在2004年参加大选。2005年当选马华副总会长，2006年内阁改组，他被调升为副高等教育部长。

就在2006年的时候，翁诗杰又成了新闻人物。他在9月7日麻坡发表谈话指出，“华小拨款被干扰。”此举触怒了教育部长希山慕汀，认为翁诗杰身为高教部长却越过界批评教育部的事情，有违内阁精神。

希山慕汀还说﹕“翁诗杰向来喜欢借题发挥逞英雄。”为了此事高教部长慕斯达法代翁诗杰向教长表示歉意。
虽然传媒大篇幅报导，也发表翁诗杰的反驳谈话，指说没说错误，道歉何来？

副首相纳吉则认为翁不要谈论议题的细节或论据，而是要记取内阁精神（不应该批评其它部门）的事务。
随后国安部要国内传媒停止炒作“干捞”事牛，一场争议不了了之，却给翁诗杰增加了政治筹码。

以翁诗杰的“独行夹”作风，却能在马华党内生存和向上爬，确实不简单的任务。这也显示了马华党内对弱势者抱有同情与支持的心态。翁诗杰抓住这个重点，往往突破困局，这也反映出马华的政治不再是一面倒，而是存有空间在进行明的或暗的争议。翁诗杰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的作风和思想说明他懂得在适当的时机出手和回应而不伤大局，又不伤及政途。比起许多人来，他是马华的一个异数。

（五十）2006年──敦嘉化峇峇（Tun Abdul Ghabar bin Baba）（1925-2006）

政坛元老嘉化峇峇在2006年逝世，虽然他不曾攀上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但他的一生见证了两个时代的变迁（战前和战后），而他也是一位由始至终参与建国50年的少数政治精英。他一生至少做了三件对国家政治生态有很大影响的大事，因此独立50年的名人榜中，他应占有一席之位。

1925年出生于瓜拉庇朥的嘉化峇峇，少年丧失双亲，在15岁那年被迫辍学。在战前，他曾经加入左派的马来青年同盟，与布斯达曼是同一时期的人。

1942年他进入丹绒马林师训学员以训练成为一名合格校师。在战后的1946年，他加入左派的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与布哈鲁丁(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布斯达曼(后来成为人民党主席)及依萨(后来成为劳工党主席)是属于同一组织的青年。当此组织在1950年被查禁后，嘉化也就未再涉入左派运动。
这个时期（1949年）他是一名教师，直到1955年。

由于马来 国民党被禁，嘉化在1951年响应东姑阿都拉曼的号召，转入巫统成为党员。他因而成为巫统在马六甲的开拓人之一。

1955年他辞去教职代表巫统（联盟）参加普选胜出成为联合邦立法议员，成为联邦执行理会理事4年。

1959年独立后的大选，他参加马六甲的州议席胜出，被首相东姑委为马六甲州首席部长。他一直担任此职到

1967年卸职。翌年被委为上议员，出任不管部长。

1969年大选后，他被委为国家及乡村发展部长。1972年巫统改选，嘉化峇峇中选三位副主席之一（另两人是胡先翁及萨顿）。不过当副首相伊斯迈于1973逝世时，其留下的空缺（包括党署理主席）不是由嘉化补上，而是由胡先翁取代。当1974年国阵组成，他出任国阵总秘书，在大选胜利后，他被委为农业及乡村部长。

1975年党选，嘉化蝉联副主席。此时另外两名副主席是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

1976年敦拉萨逝世，胡先翁接任首相兼党主席，但他不选嘉化上位，而是选了马哈迪。这对年资较久的嘉化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辞卸部长职，以示“抗议”。胡先翁也随他而去，不过嘉化保留巫统副主席职。虽然没有官职，嘉化以其元老地位在党内拥有相当多的支持，以致他一直都当选副主席之一。

也许他有先见之明，由于学识不高，他并不追求更高的职位，例如当1981年马哈迪接胡先翁成为首相时，嘉化既不入阁也不攻打党署理主席，让慕沙希淡与东姑拉沙里争夺第二把交椅（必须注意的是1978年巫统党选时，除嘉化和东姑拉沙里是原任副主席外，另一位是慕沙希淡，因此后者有本钱攻打署理主席），结果慕沙取胜。当1984年东姑拉沙里再与慕沙争老二椅子外时，嘉化也是置身度外。

这个时期（1984年）马华刚好发生党争，闹得不可开交。梁维泮派与陈群川派各执一词。巫统对此很有意见，不愿看到党争没完没了。在马哈迪调解下，梁派收回开除陈派14人的行动，并希望两派寻找方案和解。可是还是未能平息争议。到了1985年时，两派人马各派三名代表，由嘉化充当主席，以便协调两派斗争（嘉化当时是以国阵秘书长身份，临时主政马华）有人戏称嘉化接管了马华而成了马华“总会长”。当然这不是嘉化的原意，但他确实拥有实权安排两派举行一场公平与干净的选举，以决胜负。在这个过程中，马华爆发的假党员事件也得到处理。

由于巫统的施压和嘉化的“坐阵”，两派都接受其方案，订于1985年11月24日的代表大会作个了断。当大会选出以陈群川为首的新领导层后，梁维泮接受失败。嘉化也功成身退，马华也因他的介入避免斗争再恶化下去。因为这样，马华后来的领导层，每年都不忘记为嘉化峇峇庆祝生日，以感谢他挽救了马华不再分裂下去。这是嘉化所作的第一件大事。

而他本身则在1986年转运。因为慕沙希淡与马哈迪交恶，辞卸副首相兼内政部长，但保留党署理主席。马哈迪便从副主席中挑出嘉化峇峇担任副首相。这是嘉化从政以来最大的荣誉。他也因此在1987年的党选中，与马哈迪组成A队，面对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的联手攻第一及第二把交椅。结果马哈迪和嘉化取胜（更在1990年大选，击退来势汹汹的东姑拉沙里的46党争权的挑战）。

身为副首相的嘉化在1987年（4月3日）党选后，又静悄悄地进行一次在后来“惊天动地”的大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85年2月，曾任《马来前锋报》记者，后来担任纳吉（彭州务大臣）新闻秘书的哈芝穆达尔前往泰南陶公府的马共营地与其妻舅阿布沙玛（也是马共中委）会面，建议通过华玲式和谈结束战争。但此建议一时未能被马共接受。

1987年，哈芝穆达尔又再来访马共营寨，马共经商议后，同意由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马共主席）以第十支队的名义写信给副首相嘉化峇峇。

阿都拉西迪和嘉化峇峇曾是马来国民党的党员，相互认识，也曾在1986年写信给嘉化，祝贺他出任副首相。
在1987年6月25日，阿都拉西迪通过慕达尔持交一封信给嘉化峇峇，信中指出同意会谈的意愿。

同年9月7日，嘉化峇峇复信表示同意会谈。于是在同年的10月1日，阿都拉西迪再致函嘉化峇峇，信中提及会谈的日期和地点在马共营地举行。在11月11日的时候，嘉化的复函提出会议地点应在城市地区，方便马政府人员参加。

就这样，在嘉化不动声色和巧妙的布局下，马共、泰国与马政府的三方第一轮会谈于1988年5月23日在合艾举行，而后有了第二轮在槟城举行（88年10月11日）及第三轮在合艾举行（88年10月22日）。

接着马共、泰方与马方进入了高级会谈，一共进行了5轮。从1989年2月2日到1989年11月2日终结。三方同意于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正式签署和议，结束马共长达41年的武装抗争，为马来西亚和平拉开新页。

在这方面，嘉化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他主导的前三轮的初级会谈，而高级会谈则由马哈迪首相拍板。
根据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中，对嘉化的和解诚意赞扬有言。他也公布了他与嘉化来往信件的部分内容。

阿都拉西迪覆嘉化的信（1987年10月1日）中这样说：“我坚信，像您这样一个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一定会和我意念一样，认为应该在合理的条件下立即停止进行了40年之久的战争，以便更有利于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建设。”

嘉化再次覆信（1987年11月7日）给阿都拉西迪：“我也同意您的看法，我们应该尽可能及快的立即停止这场战争。我国已经独立很久了，人民要充实这个独立，以便他们在过去殖民统治时代的生活得到改善。我深信现在正是我们在一起商讨如何结束这个战争的时候。”

在双方具有诚意下，嘉化峇峇为和平打开一扇大门。但他从来未公开提及此事。倒是从马共领袖的回忆录中才知晓原来幕后的功臣，嘉化居功厥伟。这就是嘉化所作的第二件大事，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气候。

在另一方面，马哈迪在1990年大选后，对沙巴州执政的团结党在大选时转投46精神党至为恼怒。在沙统慕斯打化（前沙巴州首席部长）穿针引线下，使巫统成功东渡东马沙巴，嘉化成为沙巴巫统的首任主席，署理主席是慕斯打化（他接着也解散了沙统，归顺巫统）。由于巫统的东进，在2003年州选时，拜林的团结党不及一个月因议员倒戈而下台，启开了巫统统治沙巴的时代。这是嘉化所作的第三件大事，他使巫统改变了沙巴的政治路线图。

虽然嘉化为巫统建功，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93年巫统党选，安华崛起，气走嘉化，在形势比人强下，嘉化退出政坛。1999年他不再参加大选，而是选择颐养天年。从此不问人间烟火。2006年4月24日他走完跌岩起伏的一生，终年81岁。

（五十一）2007年──林德宜博士（Dr. Lim Teck Ghee）（1944－）

2007年应该还是属于林德宜统领风骚的年代。他的经济研究报告和数据在这一年依然是热门的课题。原本名字未为人熟知的林德宜，竟像一颗引爆的炸弹，在马来西亚的天空燃烧起来，成为议论的课题。人们逐渐从他的言论中发现他的不平凡，因此2007年的风云人物他当之无愧，因为他的言论在马来西亚引起震荡，历久不息。

林德宜博士生于1944年的马六甲，小时家境贫寒。因1950年韩战大爆发，其父亲生意失败，结束鞋店生意，举家搬入简陋的小木屋居住。转行为文员，替人填写表格，收入有限。经常付不出30元的租金。

后来家境有所改善，林德宜也就顺利地完成学业。1966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两年后考取马大硕士学位。继后，在1971年考取澳洲国立大学博士学位。他的专长是历史、经济，偏重于研究各国扶贫计划，全球化与持续性发展。

在毕业后曾在理大执教过。1987年成为马大教授，也兼任其它大学的访问和教授，著作甚丰。
1994年到1999年，他是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部的扶贫与社会发展区域顾问；而在1999年至2005年，他转任华盛顿世界银行高级社会学家。

2006年他出任马来西亚“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公共策略中心”主任，也就是Asli旗下的一个单位。为了给第9大马计划提供意见，他在2006年2月提呈一份题为“企业股份分配：过往的趋势与未来的政策”报告书（Asli在2005年成立）。

报告提呈后，并没有任何反应，被看成一种意见的参考，但在2006年10月其报告中一个环节在报上曝光，内容指说土著拥的上市公司股权，早已超过新经济政策要追求的30%目标，甚至达到45%，结果引起哗然风波。

因为在第9大马计划报告中指说土著股权仍然维持在18.9%，尚未达致30%。这个数据与林德宜的数据相差甚远。首相阿都拉不同意Asli的数据，形容报告具误导性且不负责任。官方不能同意报告将政府关联公司（GLC）归类为土著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并非土著所有，其营收会直接进入国库造福人民。

巫统副主席慕尤汀（也是农业与农基工业部长）则形容报告为“垃圾”。他促请研究员收回报告，并认为“不准挑战政府的威信”。

根据各方分析指出，首相署经济策划组（EPU）与Asli报告书各有不同的计算法。EPU是以国内60万家公司的股权价值（Par Value）作出评估，得出土著股权维持在18.9%；而Asli是以市场价值（Market Value）的计算法，取1000间上市公司，也包括政府关联公司（GLC）列在土著公司作出分析，得出土著股权已超过30%。
此时身为Asli（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主席的米尔占马哈迪（马哈迪公子）为消除面对的压力在10月10日发表声明，宣布收回有关的研究报告，并宣布这份报告书未能“有力实证”土著占有股市约45%资产。他还说，这份报告早在二月间即提呈政府，但其中从未有得到任何回应。

林德宜不接受米尔占马哈迪的声明，也不赞成收回争议性报告。他说：“我无法赞同米尔占的声明，由于捍卫独立和不结盟的学术地位和正直，我遗憾地告知，我将在本月底（10月杪）辞去主任职位。”
他以辞职作为抗议，得到民间团体和反对党的支持和响应。

林德宜较后与另一位经济学者哥梅兹联合发表一份题为《公共策略研究中心企业股权研究的进一步声明》中认为使用股票面值的计算法不适当和有缺陷，建议采用评估公司真正价值（True Value Of Companies）的国际性基本商业会计概念来推算和分析，也要求首相成立一个独立专才小组来操作。相关的争议也在国会引起争辩，政府坚持其计算法。
到了2007年，首相阿都拉再作出了间接的回应。他在国会回答反对党时说政府希望在3年内达至30%土著股权的目标。换句话说，到了2010年，还有3年的时间来推进数据。

林德宜对此表示乐观，他相信很快达致。因此他又反过来指说这也无形中印证了较早前他提出的报告是正确的。他也希望首相使到真正贫穷的马来土著受惠，以营造一个团结的国家。

无疑的，林德宜因其报告而使他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代表了一股思潮要求国家以新的思维面向全球化的挑战。因而大胆地提出了他的分析。

也许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份文字报告竟有如此的“震撼力”，难怪他服膺于“笔扫千军”的这一“至理名言”。

其实林德宜个人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启开一条思路，让马来西亚各族人民认真看待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导向。这未尝不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

拿督謝詩堅碩士 考獲廈大文學博士

（檳城訊）韓江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詩堅碩士經過三年的修研后終于成功通過論文答辯，考獲中國廈門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謝君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全文約三十萬言，被評為優秀論文之一，有關畢業典禮將在兩個月后舉行。

早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學攻讀文學院歷史系的謝君，也先后考獲中國南京大學文學碩士（畢業論文是《“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對馬華新文學的影響》及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理（行政）碩士（畢業論文是《馬來西亞檳城州華人主導政權的研究》）。擁有雙碩士學位。

謝君也是當下著名時事評論作家，先后出版八本著作，包括《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林蒼祐評傳》、《巫統政治風暴》、《柬埔寨的悲劇》及《血腥風暴──以巴千年恩怨》。在長達25年的新聞事業中，謝君先后擔任《星洲日報》、《星檳日報》及《聯合報集團》的記者、主筆、總編輯及社長，是一名資深報人。

過后投身教育行列，出任韓江華文學校（韓小、韓中及韓院）董事會總務兼任韓院名譽院長，有力地推動韓院成為遠近馳名大專院校。此外，在社團方面，謝君也是馬來西亞客聯會署理會長，檳州客屬公會會長，檳州中華總商會慈善委員會主席兼董事等職位，並在三年前受檳州元首封賜拿督勳銜。除了在文教事業有成外，謝君也是一名成功商人，目前是中國成葯葯酒中心有限公司及轄下公司的董事主席兼董事經理。

首相的“社会契约”论

首相阿都拉于6月29日在怡保主持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百年纪念商展会开幕礼时说：“巫统必须服膺于一项契约，不会索取槟州首席部长职。这是国阵分享权力的概念，必须被维护和缔造国民团结。”

这是首相第一次公开表态，并形容为一项社会契约。他指出一名真诚的领袖是一位懂得忠于契约者。我们对于首相的承诺感到十分宽心，因为这也间接地表达了他尊重和重视历史形成的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局面。

但究竟什么是社会契约？有没有明文规定？这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提及倡议“社会契约论”的伟大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卢梭（1712－1778）。他在1762年发表了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主要论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源自于维护社会整体的力量。他说人们是向整个社会而不是向任何人转让自己的权利。因此国家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契约来保护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并反过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因此卢梭明确地指出，“社会契约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础“，而每个人在结合中自然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就此看来，社会契约可以是有法律依据的，也可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传统的传承，但却必须建立在合法权威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合法权威是指权力的在握者运用其智慧和公平的施政来促成一个制度的完善和国家的稳定。这就牵涉到一些不可逆转的社会契约的原则是不可随意变动的。在卢梭看来，即使是微小的改动也会破坏整局。

阿都拉首相十分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表明他是社会契约论的忠实执行者；特别是对槟城州而言，他无意改变自独立以来就形成的政治格局。开创这个局面的是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即使在1957年独立时，属于联盟的马华公会的州议员不是占大多数（14席中马华只占5席，另10位议员是委任的），东姑还是将首席部长职让给华人担任，除了历史因素外，另一个因素是以当时的人口统计，在57万人口中，华人占了57%。虽然往后华人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从来未改变继续由华人主导槟州政权，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阿都拉的言论正体现了历届首相忠于社会契约的实质精神。

尽管自1990年以来，就出现首席部长应改为巫统人士担任的论调，而最新的言论是提出“轮任职”，也改变政党（民政上台）参与执政但都不被阿都拉首相所接受。它的深明大义表现出他是全国人民的首相，不是单一族群的首相，而他的权利也是源自人民，必须要承担和接受建国以来的社会契约，不能有单元思维而改变立国根基。

事实上，所谓马来人在城市难以立足，马来人未享进步成果，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论调已是被政治化和种族化，缺乏数据争议，也与华人担任首席部长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央集权下所推行的政策也在各州会面开展，不会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在一个制度和同一政策下，保留槟州的华人主导权并未妨碍政策的落实和惠及各族群；反之，它反映了多元种族国家的权力分享特征，也反映了社会契约即使不是法律条文，却是缔造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约定俗成”的无形的共识，且已成为一个民主橱窗的“典范”。

白开水的“战争”

这些个日子，从报章阅及“白开水战争”的新闻，心有感触。我说“战争”是因为白开水应不应该收费引发的“唇枪唇剑，好不热闹。

现在市面上闹得可不是水灾问题，也不是水荒的问题，而是咖啡店对白开水收费的问题。这本来不是大问题却因有人投诉变成大问题。站在消费人的立场，认为水是免费的，岂有收费的理由？但站在咖啡业者的立场，若白开水不收费，岂不是“开门做善事“？万一顾客要白开水不要其它饮料，老板又该如何应对？因此在权衡之下，这些年也流行白开水收费的事。

这道理也不难明白，市面上的所谓“矿泉水”（那里来这样多有矿物质的自然水源，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是卫生的，装进塑料瓶里，也就能变成有价值的东西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市面上售卖的白水，是从几角涨到一元或更多的。就因为市场上爱喝白水的人越来越多，白水也就登堂入室成为商品、与汽水、啤酒或饮料之类的并列，而且销量还蛮多呢！理由无他，人们总是认为与其喝那么多饮料，不如喝白开水来得健康。于是“为了健康”，“矿泉水”销路就是直线上升。

在这种情形下，咖啡店如果再提供免费白开水，也就被认为赶不上时代，没有生意头脑，因为白水已成为被市场接受的商品，因此也兴起收费来了。

在我看来，这样的收费，只要不太贵，应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我们买得起“矿泉水”，却不愿付咖啡店收白开水的费用呢？主要是我们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喝惯免费的白开水，也就认为收费是不合理的。

对于这个问题，争议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咖啡店改头换面，用塑料瓶提供顾客白开水而不是传统的咖啡杯，你一定会感觉不同，且认为付费是合理的。因为既然如同市场上的“矿泉水”，也就没有免费的了。因此如果咖啡店碰到抗议的顾客，倒可使出这招，将形象（通过包装）改变一下，人的观念也马上转变，也许不会有“抗议”了。这当然是多此一举，用杯盛的水和用塑料瓶盛水还不是一样是白开水？难道塑料瓶的水有营养和与白开水不同？

不过，我们也赞成收费应在合理之间。比如收三角到五角之间，视咖啡店的环境而定。就我所知，咖啡店也不鼓励顾客尽喝白开水，而是建议他们喝饮料。这就是说，白开水是顾客自己要的，也就不要存有免费的心理。除非顾客一群人已喝了许多饮料，再要杯白开水，咖啡店营业者自然不会伸手要钱。但没有规定也不行，最好规定一个最低收费，并视咖啡店的规模而定，也就不会有什么争议了。

其实，顾客还有一个心理是：上咖啡厅或冷气餐馆，通常是免费供应冷水，凭什么咖啡店没有冷气，又不够气派还要收白开水的钱？但他们忘记了，冷气的地方，一杯咖啡是几块钱的，一餐饭是几十块乃至上百元的，当然已把白开水或白冷水的钱算在里面，而咖啡店的小贩摊挡是租给别人的，若顾客不喝饮料，咖啡店是无法生存的，再者一杯咖啡乌也不过几角钱，自然也需要向白开水收费了。

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咖啡厅还不是很流行。有一天我进去喝了一杯咖啡（加奶的），大概是人民币15元。后来我再要一杯白开水，服务生说人民币5元。我非常不满，要求对方开发票写明白开水一杯5元。她问了老板不敢开，也就不收了。我认为不合理是因为已付了15元的咖啡钱，为何白开水又要5元了。我说合理的收费应是1元左右。我提起这件事，旨在说明收费不能离请，而不是说白开水是免费的。

现在马来西亚的咖啡店收白开水的钱，以合理价格当饮料收，都应接受也应乐意付给。贸消部在这方面“干预”收費也是不必要的。毕竟这是自由贸易市场。除非将白开水列为“统制品”，不然是有违市场经济原理的。同时贸消部要管的应该是更为重要的事，不要为这么的小事来“整”咖啡店的。让这场风波在“心甘情愿”下结束吧！

委任华裔出任副外交部长

国际社会都知道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知道这个国家的政府是由马来人所主导，但也有其它种族的议员出任内阁部长，因为执政的国阵，是由14个成员党组成，也就由出任首相的巫统主席分配阁员职务。

自从1957年独立以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就是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本人。他的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西方，不与共产打交道。到了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0年上位时，他的外交政策转向不结盟国家，不再以西方马首是瞻。及后的继任者敦胡先翁及敦马哈迪乃至现任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都没有改变这一方针，而且还发扬光大与全世界建立联系，唯独以色列除外。

在马哈迪当任时，他还成功地使马来西亚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和国际回教大会的主席，并把这两项荣耀交给现任首相阿都拉接任。

虽然在东姑之后，历任首相都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但外交政策由首相拍板则是无庸置疑的。不过外交部长这个职务在国际交流频繁下，也变得较为独立的运作。印象最深的外交部长当数曾任外交部常任秘书长的加沙里沙菲依。这位职业外交官把外交部长职发挥得相当灵活，展现了马来西亚的外交风格。接下来出任外交部长比较为人所知的就是东姑阿末李道胡丁，阿都拉巴达威（现任首相）及目前的赛哈密，他是有“巫统雄狮”之称的赛惹化的公子。

不过自1957年建国以来，我国则不曾有过华裔议员担任过副外交部副部长，这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课题。倒是在1995年大选后，曾经出现一位非巫统人担任过副外交部长，他就是来自砂朥越的廖迈克杜耶。他是土著保守党副主席，是米兰努族人。在1999年大选后被扶正成为旅游部长。2004年大选后未再入阁。他在2006年才向外宣布已加入回教。

这就是说，廖迈克杜耶在担任副外长期间，他是一名非回教徒，但他有其专才（博士）和特质，被马哈迪委为副外交部长。如今他是否有机会成为下任的砂州首席部长则不得而知。

我们希望下届大选过后，华基政党能向首相进言，委任一名华裔出任副外交部长。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回教国家外，尚有许多是属于非回教国家，如美国、欧洲各国、苏联、中国、印度及日本等等，都是与马来西亚有密切的关系。若有一位合格的华裔也参与辅助外交事务，当会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如果华基政党能在内政部门取得突破（60初期马华谢添瑞曾出任副内长一个时期后，要延至80年代中期才见黄家定出任内政部政务次长而在90年提升为副内政部长。以后就有华裔副部长分配在此部门），那么交外部门安插一位华裔副部长应该是可以说情和争取的，以彰显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特质，并可籍此强化马来西亚的国际关系。

实事求是看待反对党

民主政治的最高表现是通过投票让人民选出政府，而在这个过程中，允许组织政党也是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政党间的竞争，民主无从建立。换句话说，民主政治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多党共存又相互竞争。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而后伸延到世界各地。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在尚未独立时，已被英国引入民主选举。最早的选举是1951年在乔治市举行的市议会选举，它可以被视为正规选举的滥觞。接着在1952年又在吉隆坡举行市议会选举。这两场选举并没有在实质上有任何的改变，仍然是英国的参政司（各州都有一名参政司，代表钦差大臣执行任务）担任市议会的主席，不过它却让人民看到民主已在马来西亚滋长起来。因此它的重要义是确定人民有权利选出弋议士，而不全然是委任的。

比较大规模的全国性选举则是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普选。虽然也不是全部民选（共98席，其中52席选举，另46人是委任的，但执政党有权推荐5人出任委任议员）。参加的政党较有势力是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和东姑领导的联盟，其它政党只派象征式候选人。就英国构想，这两大政党势均力敌，必然会各有所获而产生两线制，英国则可以通过委任议员左右大局。讵料事与愿违，联盟竟是一面倒大胜，夺得了51席再加上委任的5席，就是56席，超过半数。 反对党只得回教党1席。拿督翁党一败涂地，教人跌破眼镜。由于那时英国已允许马来西亚走向自治，东姑阿都拉曼也就出任马来亚联合邦的首席部长。

这一次的选举对后来的政局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其一，整个形势形成一党坐大（是三党联盟但以巫统为主导地位），促使英国不得不提早结束英殖民地统治（当然还有其它重要因素），让马来亚提早独立。就这样，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

其二，执政党居于绝对的优势开了头，造成独立以后的历届选举都是执政党取得超/过2/3的议席，反对党则不成气候，只能扮演辅助性的角色。唯一的例外是1969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未能取得3/2议席，但也保有60%的议席。这也不是两线制的雏型，因为在不久之后，联盟又编收反对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从此反对党只能在选举中力求保住原有的敌众的席位，未敢期望变天，只期望有所突破。

尽管如此，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选举（1963年后加入沙巴和砂拉越）也从来没有让反对党消失在政坛。即便在2004年执政党取得90%以上的胜利，反对党也还是拥有少量的议席。

反对党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这个民主机制的存在，不会形成一党专政。至少反对党议员仍有作为和有所发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反对党在议会内，这议会民主还有意义吗？

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在退休后也发出内心的话，认为反对党可以占有30%的议席，以让民主点亮马来西亚的政局。当然在他在位时，是不希望反对党势力坐大，以免对执政党 有太大的压力。不过不论那一届的领导人，都不曾也从来没说反对党是多余的。

令人费解的是，在不久前（5月份），巫青副团长凯里则扬言他的工作就是歼灭反对党。语气不但过重，也是不必要的，听来刺耳。

为什么要消灭反对党呢？如果没有了反对党，议会民主社会黯然失色。让反对党点燃民主议会的灯，不是很好吗？

再说，不论任何一届的国会选举，都不曾把反对党“杀个清光”。因此个人的主观愿望也要实事求是。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反对党的议会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也们也会珍惜民主得来不易。而且在执政党看来，反对党也不是一无可取，它们在监督和制衡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我们今日争辩的不是要不要反对党的议题。反之而是反对党应不应该壮大些，让议会充满争辩之声？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我们的立场如何，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尊重民主，我们也得尊重反对党。这样的执政党才显得宽宏大量，所谓有容乃大才是政治人物应有的风度。

布斯反共“宣言”的背后

美国总统布斯于本月十三日在华盛顿出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时形容“回教极端份子与共产主义一样杀人不眨眼。只要自由世界团结一致，这两者终将走入历史灰烬。”

布斯在今时今日发表这样的别有用心的谈话是含有高度的动机。他故意把这两者连串起来而不是一分为二看待今日的世界格局,显然是冲着中国而来。他避开了在2001年美国因两栋摩天大楼被撞毁时而掀起的反恐战争是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他转移了美国在打恐战争中陷入伊拉克的困境备受责难的视线。他更为他自己的失误和误判中东局势而推脱责任。他不敢正视现实，只好拿历史来做挡箭牌。

没有人否认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过激烈的交锋。一切起因于马克思（1818-1883，犹太人）著书立论揭发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的《资本论》（1867年），而后他又联合恩格斯提出了《共产党宣言》（1872年）。从此世界出现一个革命的学说和革命的政党，向资本主义国家宣战。但马克思在世时，他没能看见共产主义化为现实，直到1917年，在列宁（1870-1924）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共产政权，及后附近的国家加入其中，组成苏维埃社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1939年德国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要称霸世界外，另一个目的是要打败苏联共产政权，结果逼得美国、英国与苏联合作，再加上中国的加盟，才在1945年澈底地打败德国纳粹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世界也因之有了和平并转入美苏两大国的冷战。因为它们瓜分了世界版图。

在战后，又从亚洲冒起一个共产政权，那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取得了胜利。于是世界版图又为之一变，形成东西方集团的既合作又斗争，只差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论是在斯大林（1879-1953）统治苏联时期（1924-1953）或毛泽东（1893-1976）当政下的中国（1949-1976）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丧失生命，被认为是残酷和不能原谅的过失，但他们都不是因对外侵略的罪过。反之美国藉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进行了侵略战争（越战的深陷泥足，致诸多美军丧命战场即为一例），直到1975年在和谈桌上才“光荣的撤退”。

1990年苏联变天，叶利钦亲手“埋葬”了共产主义，转向西方民主看齐，冷战也就结束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再度崛起，扭转了不断革命和不断的阶级斗争的政策，并而提出“改革开放”，也是为了与西方接轨。90年代有了“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更进一步，有了今天的和平崛起，与全世界，包括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也与资本主义的体制挂钩，这点布斯是最清楚不过。

固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一道难以弥补的伤痛，但美国以“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 ”作为纪念碑的模型又是意所何指？尤其是台湾一直要从中国划分出去的时刻，又出现布斯与台湾驻美代表打交道，真是耐人寻味，应该不是反共这么简单。布斯也肯定知道今天的共产主义已不构成威胁，为什么还要将现实的恐怖份子的威胁与已成为“历史的共产威胁”相提并论？似乎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三个岛屿。三种命运

英国十七世纪开始向外扩张。它在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就是为了要打开海外的市场以建立殖民地。最先是在印度的孟加拉国海湾的加尔各答取得立足点，但目标是瞄向中国的贸易和资源。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英国随着葡萄牙与荷兰之后，加入角逐亚洲地盘的争夺战。

第一个被英国看中的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于是有了莱特在1786年占有了这个岛屿，并在1800年连威省也纳入它的殖民地。因由是通过印度洋再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过程，必须要有一个军事港口供军舰停泊和维修。就这样，槟城成了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后面向亚洲的第二个桥头堡。

但在这个时期，荷兰仍然控制着马六甲，英国只好把眼光盯在另一个岛屿上，那就是位于马六甲海峡尾端但却是通向中国必经之地的新加坡。

1819年，一位曾在槟榔屿总督华盖手下担任秘书后来又前往爪哇担任副总督的莱佛士有鉴于槟榔屿不具备成为优良军港（原本要将木蔻山发展成为军港，但条件不足而放弃），乃在这一年通过巧妙安排向柔佛苏丹取得新加坡控制权（正如莱特向吉打苏丹取得槟榔屿的割让权）。

莱佛士之所以离开爪哇和避开马六甲是因为那是荷兰人的势力范围。事实证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比槟榔屿优越，也适合建立军港。因此新加坡的发展速度也就加快起来，它成为英国在亚洲的第三个桥头堡。

可是这对有意获取马六甲海峡绝对控制权的英国来说，始终是有缺陷和遗憾的。趁着荷兰军力衰退，英国政府又布局以明古连港（在苏门答腊）与荷兰交换马六甲。这种“你占你的，我做我的”的战略安排也注定了英荷瓜分东南亚的势力范围。于是在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榔屿、马六甲及新加坡纳入海峡殖民地（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性逐渐退减，而在1858年结束其角色，直接由英国政府掌管海外殖民地）。马六甲也就成了英国在亚洲的第四个桥头堡，但以马六甲海峡贯成一线，可以将后来成立的马来西亚统称为英国的第二个亚洲据点（因为在后来英国通过海峡殖民地控制了马来半岛的统治权；又在后来（1888年）从布洛克家族取得东马“沙砂”的控制权）。

当英国成功地把马六甲海据为已有后，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对准中国的领土香港。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强行使用坚船利炮迫使清廷在1842年割让香港而成为国英的最重要的打开中国之门的另一个桥头堡。如果没有马六甲海峡提供的方便与船道，英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它征服亚洲一些领土的野心。香港对英国而言，确实太重要了，它成了英国在亚洲的第三个据点和第五个桥头堡。虽然是英国人一手塑造三个岛屿的历史，但到了今天，这三个岛屿又因政治因素归入了不同的国家，只留下英国人的“文化遗产”。如槟榔屿加入了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而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英国也随着历史的改变又退回欧洲。三个岛屿，三种不同的命运。历史的转变也显现不是由英国的主观愿望和一厢情愿所主导的。

李学德“道士装”的争议？

我阅读骆福汉斥李学德“穿道士装”扮“道士”参加马华丹绒区会代表大会“不成体统”的新闻后，发出内心的微笑，我把它当笑话来消化这则新闻。

但消化过后，又仔细想一下，这也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问题，因此我也用笑话的方式来和李学德“研究研究”（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把它讽刺成“烟酒烟酒”。有烟有酒自然可以研究研究了）。

首先我要先说李学德这个人，因为他这些日子来已形成“李学德现象”，在当选议员当中，除了他应该尚无第二人。

这位早年在韩中毕业的学生，年轻时有股热情和激情，参加学生运动，俨然是“左仔一个”。这是他的第一个身份。因此他曾经为他的理想被扣留吃咖哩饭。年轻人火热朝天的日子在事后也慢慢地溶在“冰块”中，再也不那么“敢冲敢撞”了。那种浪尖逐梦的时代已越来越模糊了。

后来李学德跑去读中医，又摇身一变成为一名中医师，为人把脉诊病成为他的“专业”。又后来他又搞直销生意，既是中医又是商人，日子总算熬过来了。这又是他的第二个身份。

我是怎么算也算不到他竟会从另外一个角落，从石头中钻了出来，又摇身一变成为冠有YB的州议员。这是他的第三个身份，他的时来运转说明了两件事﹕

他的思想已经改变，不再是“街头斗士”，而是参加了马华公会。也因为这样，他才有机会请缨上阵。

马华党员多到你随便拿一粒小石头往人群丢，也会击中马华的人。换句话说，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轮到李学德上位？

原来在1990年大选时，马华在槟州全军覆没。最难缠的是彭加兰哥打（以前称为丹绒南区），它已被执政党标签为最黑最黑的区，放什么人竞选都是徒劳无功的。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1980年因为崔耀才（前劳工党市长）逝世，才有了马华林建寿用九牛二虎之力首次攻陷黑区（恰巧林建寿也是左派劳工党的领袖，有了一些左的资本）。但不幸的在1982年大选他又栽筋斗了。可见这个“黑区”让执政党人望而生畏。

正是因为大家对90年的“翻船”心有余悸，马华有志之士避之则吉，才轮到李学德这位“前左仔”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在1995年下阵。

真没想到，竟然让他跑了出来。这时不是李学德“儍”，而是看走了眼的人“儍”；尤其是那些犹疑不决，不敢成为“黑区”候选人的人。

这一下子，李学德不再是普通的人，而是人民的代议士，做起官来了。当然这个官是没有实权的，只能成为“街头议员”，巡巡沟渠，看看屋破，再不然是面对街灯失灵，靠月亮带路。若是有气无处泄，转骂市议会会员，天天有的骂，当地居民或者有人替他们出气了，乐开了怀。
就这样，李学德抬出了他的招牌菜“红龟六粒”，用福建话来念就是“安居乐业”。他搞的这个噱头，倒沁入人心，为他取的无数选票。

大概因为是中医出身，他把打“手脉”打到人的“心脉”去，也就一路通把人的全身上下的脉络打通了。他成为他的选区的“最佳公关”（公关在卡拉OK陪唱，李学德则在街头巷尾陪唱，喝采声不绝）。

说起这一路通，马上令人想起日落洞的高速大道。李学德也操心操到他去中国“取经”，居然在中国买了一套风水装，又挂上大串铢，又拿起罗盘，俨然摇身一变成“风水师”。在人们的眼中，又像是道士扮相。李学德的“佛道不分”真是让我们又看傻了眼。希望这不是第四变。

虽然我们知道，彭加兰哥打区是全马最多神庙的选区，大大小小两三百间。李学德的“入乡随俗”也当然与善男信女更加贴心。但我们的李学德应该更加知道他是人民代议士，不是“道士”，也不是“风水师”。他要起“启迪民智”，带计算机和科技给人民，而不是拿罗盘来改变人的命运。若罗盘神力无边，就不需要选议员来为民服务了。

因此李学德的这个动作太夸张了。日落洞大道有问题可请三美威鲁来视察和改善，不是用罗盘来改运或改道的。

还有马华即便只是开区会，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也是欠妥的。不论是被解释成唐装或道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什么场合？

我相信李学德所作所为并无恶意，而是出于善意或本意来搞一些噱头，因此也不必太过惊讶他的“惊世之作”。骆福汉的批评也并非无的放矢，火气是大了一些，但这与妒嫉是否有关，我也搞不清楚。

总之，经此小风波，李学德自然懂得什么事让人养眼，什么事让人不顺眼。不顺眼的事少做也无妨。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要让选民看到他的言行顺眼，这才是不倒的保证。不知我的朋友李学德意下如何（哦，我倒忘了他已被封口，自然是哑巴吃黄莲，有理说不清）？

50年华文教育走向

韩江学院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江闻川在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马来西亚区脱颖而出，赢得华人组冠军。他将在8月飞往长春参加总决赛，希望他再载誉而归。

为了庆贺他的成功，我们发动全体中文系师生为他办一个庆功宴，表扬他为韩院增光。

类似这样的比赛也只是在千禧年后才开展的，这在过去不但没有，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说明了在短短的30年内，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华语华文已经登上世界舞台，无处不在又无处不学，足见中文的魅力已因中国的崛起成为耀眼夺目的一种国际用语。假以时日，它必能与英文英语在国际上齐驱齐驾。

从华语华文的崛起，它也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独立50年来华文教育在风浪中成长，也经历了无数个挑战。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要有华文教育的存在，才有华语华文的流行，才有华文报刊及华文书藉的出版。没有了华文教育，华文也就失去了根而经受不起时代的考验。

就马来西亚而言，根据我的观察，回顾50年来的华文教育风雨路，不难发现它处于5个阶段的转变，很值得我们从历史中看华校的命运。我将它分划如下﹕

(一)六十年代是华校抗争的年代，因政策之改变，华校分成国民型与独立两大类。林连玉在抗争中用公民权付出了代价；独立中学也在那个年代成为华教的一面旗帜。

(二)七十年代是独中振兴的年代。胡万铎领导霹雳董联会把九间摇摇欲坠的独中起死回生，并让华社看到独中存在的重要性。

(三)八十年代是华教求存的年代。在林晃升、沈慕羽领导下，解决了三M带来变质华小的危机；复又发生派不谙华语华文教师担任华小高职的风波，华教人士也因此在“茅草行动”中付出代价。

(四)九十年代是华教发展的年代，在教育开放下，学院相继成立，即南方、新纪元与韩江，成为弥补“独大”在80年代抗争失败的安慰。

(五)千禧年后，华教取得了突破，成为与世界接轨的一环，华语华文成为“市场语言”，不再被视为“革命的语言”。

综观而言，董教总在维护华教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教育部长与它对话是合时也是恰当的，以了解华教当今面对的诸多问题和悬而未解的课题，进而彰显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征，而成为其它国家的典范之一。例如最近又发生如1989年的委派不谙华语老师到华小的争议，显现问题又再轮转，必须要加以正视，以安华社之心。毕竟因隔阂而误解，因交流而理解，这才是教育的大方向，而且也符合世界的大潮流。这与政府鼓励及提倡马来西亚文的普及并无冲突。

“一级棒首长”的评议

最近，《光明日报》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讲座，题目是《我们要一级棒首长》，邀请了4个政党的党政人士参加，很值得我们玩味与关注。

1. 首先我们要理解和确定的是：什么是一级棒的首长？那就是我们要产生一位被多数人认可的优质首席部长。为什么只说首席部长而不是其它的首长或部长？大概这个职位一向属于华人担任，由华人社会来谈就不觉得敏感。至于其它职位，也轮不到“华社”评头品足。
我们先设立这个推论勉强可以成立，于是又落回现实的层面，那就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首席部长的。它只是一个职位，而这个职位又是政党之间所争夺的，因此由政党代表来说，也算是合适的。但问题是他们该如何给“一级棒”下定义？

因为首席部长是人不是神，“一级棒”的意思是最佳最好的，也只有从政党中产生。这就要考考党政代表人的智慧，用什么角度来演绎这个课题。

2. 因此我们又落到第二个层面，即政党的“代表”所言所论，不管是所谓的代表“个人”或代表“政党”，他们其实已被标签代表所属的政党在发言，不能说与党无关。若是与党无关，也就失去身份和价值，因为任何人都可畅所欲言（包括在咖啡店高谈阔论，也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代表“身份”，才被邀来表达意见。他们的作用和价值就是引导人民去思考去分析乃至去了解其中的奥秘和其利害关系。在这个课题上也有必要牵扯整个国家制度。

3. 于是我们就需要从整个国家体制来论析首席部长的“职权”和其所能及所应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的中央集权制从独立以来就沿用英国留下的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由中央来掌控，而各州剩下的权力（即使不多）也有宪法的规定。至于宪法没有规定的，就是通过州与中央的协调来运作。

由于州的权力尚留有一些空间（虽然不大），也就有了州政权之争。因此所谓“一级棒”的首长就是他如何运用其高度智慧来推动州的发展和在与中央协调下，取得较大和较多的拨款来造福人民。

在这方面，即便州政权出现与中央政权不同的政党执政，它们也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讨价还价”，当然不能越逾其权限。

这里有两个实例显现了中央权力大过天：其一是1966年，由于砂州首席部长宁甘与中央对峙，未能协调此彼的对立，也就有了通过紧急法令干预州的事务和对首席部长的“撤职”，引起宪制危机。最后则以中央占上风而结束争议。虽然它们同属联盟成员（当时尚未有国阵组织）。

其二，在1977年时，回教党也是国阵成员之一，因其执政的吉兰丹州的决定与中央意旨起对峙又引起骚乱，导致中央通过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后来也制定回教党离开国阵。在改选后。回教党败落，改由巫统主导州政权一个时期。

这就是说。任何州的首席部长，不论是执政党人或反对党人担任。他都有其局限性和面对诸多压力，关键是他如何能巧妙地在‘同与不同间’争取到有关州的稳定和发展。政治斗争不是成天吵架的，尤其是居执政的一方，更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换句话说在“党性”与“民性”之间要有所折衷，不能因“党性”牺牲“民性”，但也不能因“民性”完全失去“党性”。两者之间是要靠有斗争艺术有高智慧的首席部长来运筹帷幄，以达致一个较为平衡的局面。

4. 从这样看来，任何政党都不会把“党性”完全牺牲掉。一个没有“党性”的政党，其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我们需要每个政党在推出候选人时，除了才智之外，要能把握他的“党性”（对党的理念的坚持）有多深。如果我们存有公务员的心态来审视“首席部长”应该这样又应该那样，也会掉进一个自我约束的框框，看不到政治人物跳出“公务员心态”的重要性。
其实，今天我们所要的是政治人物来统领槟州，而不是由公务员来领导槟州。因此我们可以给党下一些压力，必须要挑出一个好的阵容来；相同的政党为了取信于民，也要挑出一个为民所接受的排阵。

5. 到了最后的一个关键是我们还要不要华裔当首席长？不要出现“无种族论”的高调（本来这是一个较为符合多元社会的需要，但不现实），因为我们如果提出更高职位也不要“种族论”，我们现实吗？若强求不来，为何不保住这最后一根稻草。若是连这根稻草也没了，我们能以什么来补偿所失去的呢？谈大道理我们都懂，但大道理底下有很多说不清的小道理才是值得重视的。这也是我们认为政党在这方面应有“党性”而不能忘记维护一个传统的使命。唯有把这样的意志凝结起来，则政党之间的斗争就不会迷失其中。我相信座谈会所要带出的意义是：人民心目中的首席部长是怎样的；而这又是源自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应以维护华人主导政权为基调）给人民提供信心与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