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以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纪念活动和《光华日报》报导评述为中心（1927–1940 ）

*陈是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研究战前（1927-1940）槟城中国国民党三大外围机构，也就是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纪念孙中山活动和《光华日报》的报导评述以了解孙中山精神在当时槟城的传承。这当中探讨的直接或间接纪念孙中山的纪念日为双十国庆（10月10日）、孙中山忌日（3月12日）和诞辰（11月12日）。这三大关系密切，与孙中山有渊源的机构在那国内外局势急速变化的时代，各司其职，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本文将从槟城阅书报社的策划推动纪念大会或仪式、钟灵学校的教化兼参与、《光华日报》的报导宣传来看这三者如何互相配合纪念孙中山来唤起槟城华社对孙中山的记忆，使孙中山精神能在槟城传承。

（一）前言：孙中山与槟城中国国民党三大外围机构：槟城阅书报社、《光华日报》和钟灵学校
孙中山与马来半岛北部，20世纪初期仍为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槟城关系密切。他不仅从1906年起到辛亥革命前后曾到访槟城多次，此地也是他革命重地。[1] 这可从1906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槟城分会曾在1909年取代新加坡，成为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所在地，接着孙中山1910年11月在槟城召开“庇能会议”，策划隔年广州起义的一系列革命发展事件来得知槟城的重要性。[2]

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有生之年，就如海外其他孙中山革命运动阵地，除了同盟会（曾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最后重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外，槟城先后在1908年创立了宣传革命机关的槟城阅书报社，1910年开始出版促进革命思想扩散的宣传媒介和喉舌之《光华日报》及在1917年创办兴学宣扬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理念的钟灵学校。[3] 过去已有一些专章论述孙中山与三大槟城中国国民党外围机构直接（槟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或间接（钟灵学校）的关系，在此不再赘述。[4] 在此除了要简述三大机构之间的关系，也要进一步论述这三大机构的创立动机和宗旨与孙中山或其政治理念有何关系，才能合理化其传承孙中山精神的做法。

孙中山曾授函交待槟城革命同志创设报馆及阅书报社，以作为宣传党旨之机关。1908年，因土产（锡价）跌落之影响，报纸无法办成，槟城同志便先从槟城阅书报社办起，以作为办事机关。其宗旨在于宣传革命，实行孙中山揭橥之三民主义。[5] 这说明了槟城阅书报社不仅是当地国民党以外的办事机构，也肩负宣传实行国民党党旨和孙中山政治理念。二年后创刊的《光华日报》则是因孙中山有感当时革命力量在阅书报社创建后仍然薄弱，也就是革命运动影响力无法扩大，只有设立报馆来唤醒民众，共同致力于革命事业。在这动机下，该报在1910年由槟城阅书报社同志创立。其宗旨则为“厥力灌输海外侨胞以革命思想。冀由思想以产生信仰，由信仰发出力量，俾藉之以建立民国，完成革命。”[6] 《光华日报》为此身负宣传灌输海外华侨孙中山革命思想来付诸实行的重任。这也使到两者具有互补的作用，唇齿相依，关系十分密切。槟城阅书报社的宗旨需要《光华日报》的宣传，《光华日报》的长久维持则有赖阅书报社的协助。

至于属于教育机构之钟灵学校在1917年的创办是要以兴学推广国民教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达到革命目的。[7] 这里问题指的是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1913年讨伐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槟城阅书报社同志认为在这点上只有先从教育入手，做一番革命的基本工作，尤其是三民主义的党化教育。当时的书报社同志如陈新政、许生理、丘明昶、徐洋溢、林如德，觉得有创办主义化学校的必要，而发起创办钟灵学校。[8]　因此，这不难理解钟灵学校的宗旨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由首任小学校长吴亚农（1917-1922年掌校）所作的钟灵创校校歌甚至有“二十世纪兴吾校，三民主义作津梁”的词句。[9]　这清楚显示钟灵学校欲通过教育宣传灌输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从办事机构、宣传媒介到教育，不仅可看到三机构密切的关系兼互补性，也代表孙中山思想和精神会以不同形式和行动向当地华侨宣传灌输。

因此，纵观以上所述，这三大中国国民党在槟城的外围机构，从成立起除了宣传革命和中国民族主义之外，也毫无疑问推动唤起历史记忆，传承孙中山精神的纪念孙中山活动。虽三大机构从成立起陆续有此纪念活动，但本文论述的时间范畴是从孙中山逝世二年后的192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40年。这除了篇幅所限和第一手资料的欠缺，尤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现存《光华日报》战前的收藏只有自1927年开始至1941年，也了解到自1920年代中期，尤其1930年开始，当地国民党正处于不利的地位。[10]

因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地区之党务工作到了1920年代蒸蒸日上，为抵制此党的各种政治活动，马来亚英属殖民政府在1925年7月开始禁止与压制其各种活动，但推行不力，没有达致结束国民党的期望，其党部组织仍然健全。[11]　到了1930年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兼马来联邦最高行政专员( 1930-1934 )后，对马来亚的中国国民党，采取强硬和严厉压制政策，有效地使马来亚中国国民党运动陷于瘫痪状况。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国民党党员常遭逮捕，党务将近停顿，党员人数骤减。[12]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扭转了此种情况。从1920年代中期禁令下马来亚中国国民党在压制下继续活动，到1930年后，该党由于不能公开活动，致使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得在学校、报社、其他社团名义的掩护下，进行活动。这局面使该党的外围机构比以往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一历史发展，本文所提到的三大外围机构在1927年后的纪念孙中山活动上似乎会肩负比以往更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非常重视对孙中山政治象征简号的建构和传输，通过仪式、话语和政治动员等权力技术和运作手段不断唤起民众对孙中山的社会记忆。国民党如此积极投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寻求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建立一种使民众自愿服从的威权体制。[13]　当然，对于国民党而言，孙中山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创始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象征，掌控这一权威，即为其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又有助于其统治的便捷。国民党通过举行总理纪念周、逝世日、诞辰日等一系列纪念仪式来展现其对孙中山政治象征的独占权。[14]　当这孙中山纪念活动出现在1927至1940年的海外如槟城的特殊背景下，这与孙中山有关系的三大外围机构是如何通过唤起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不仅确立国民党，甚至这些外围机构在海外华侨中的地位和合法性，也带动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15]　因此，本文正是要通过探讨这三大机构在三个直接或间接纪念孙中山的日子来了解战前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这三个纪念日分别为双十国庆（10月10日）、孙中山忌辰日（3月12日）和诞辰（11月12日）。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因槟城阅书报社在推动《光华日报》的出版和钟灵学校的创办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以至三大机构的领导人互有重叠，而下一章正是要分析这三大机构的领导层与关系。[16] 因此，逐年研究三大机构三个纪念孙中山的日子，并从中注重探讨某重要的年份或纪念周年庆，从而在时间和机构互动，纵横两方面论述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这不仅要尝试找出这三大机构在这方面各自不同的角色上是否有互相支援和配合的互补性，也可看出纪念情况逐年的演变和比较机构之间进行或报导评述此活动的态度兼积极性。此外，本文在探讨孙中山纪念日之时，除了述及其活动兼发展，再加上略提一些社团如何涉及此活动，也要看《光华日报》如何在这三个纪念日报导、宣扬或评述纪念孙中山活动，以对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有较全面的认识。当然，此文不会仅看纪念日当天的活动或报导，也会纵览纪念日前后以对活动发展的脉络有进一步的了解。

（二）三大外围机构之间的领导层与关系
从《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中该社“本社历届职员一览”和有关《光华日报》“历届董事及经理”以及《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校刊—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中“历届校董部常务委员名录”可供对照的1927至1937年来看，槟城中国国民党三大外围机构的领导人互有重叠，显示这三大机构关系密切。[17] 有些领导人如许生理还两度在二大机构执领导层牛耳，如1932年分别出任槟城阅书报社正主席和《光华日报》董事部正主席，并在1934年再次出任槟城阅书报社正主席和钟灵学校校董部正主席。如果往前追溯更会发现陈民情在1927年同时掌控三大机构。有些人士也连续或断断续续蝉联这三大机构的首座如许生理和王景成。在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三大机构的委员变动也不大。有些年份甚至看到原班人马在隔年仍然留任该董事会，如1936和1937年的《光华日报》董事会以及也是这二年的钟灵学校校董部。这互有重叠的领导层也以福帮（闽籍）人士居多，和槟城当时的华人人口以福建人居多形成正比。[18] 这也说明槟城中国国民党三大外围机构是福帮人的天下，由他们牢牢掌控。

除此之外，钟灵学校的行政方面能否与该校校董部甚至槟城阅书报社互相呼应，也是颇重要的。这不仅能带动该校师生参与槟城阅书报社的纪念孙中山活动，也能深化该校党化教育，有效地在教育方面传承孙中山精神。从1931年起至1939年，接掌钟灵中小学教务长（校长）的陈充恩（1900-1952）正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原籍江苏南京的陈充恩从1933年起也出任槟城阅书报社训练一职。根据陈荣照和叶钟铃的研究，陈充恩从不掩饰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当他出掌教务长适逢中国开始遭日本步步入侵，而他便积极参与抗日筹赈之活动。[19]

因此，这三大机构基本上共享同一个领导班子，也意味着目标的一致性。做为中国国民党在槟城的外围机构，其目标不外是遵行、宣扬和实行国民党的党旨，也就是孙中山的精神。在槟城阅书报社的策划兼推动、《光华日报》的宣扬、钟灵学校的教化下，三机构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向槟城华侨灌输孙中山精神以达到其精神在海外的传承。在以下的探讨中，本文将会看这三大机构如何在其中一个能推动和落实孙中山精神传承的孙中山纪念活动，以完成其使命。

（三）双十国庆
十月十日双十国庆庆祝的是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虽然革命成功导火线的武昌起义不是由孙中山所策划的，但孙中山多年来的革命活动和多次不成功的起义，都为武昌起义后的大变局铺下奠石。因此，双十国庆被看作是孙中山革命成功的日子，值得民众庆祝。[20]

1927年的双十节，槟城平章会馆为庆祝此节庆，举行提灯会。当天的提灯游行队伍没见到槟城阅书报社参与其盛，而钟灵中学为游行中的殿后队，人数最多队伍则来自中华学校。[21] 游行队伍当时在中国领事署前行礼，并高唱中华民国万岁三声，然后奏国乐。其中培南学校队伍的横额之上除了紥上两国旗，中间也悬挂孙中山遗像。[22] 至于有关社团的国庆报导有提到明新社、辅友社的庆祝装饰和活动，甚至丽泽社的庆祝装饰，独不见槟城阅书报社。[23] 但是此社三十周年纪念刊载有当天举行国庆纪念式。[24]

虽然如此，《光华日报》却在这年国庆日的游行、评论和广告扮演一定的角色。槟城庆祝双十节提灯会临时筹备处将茶水和火柴交由《光华日报》社管理。提灯游行队伍可到其台牛巷办事处索取。[25] 有关兢兢书局售卖筹备国庆用品如国旗、孙中山赛瓷徽章、孙中山国旗赛瓷徽章，再加上新新书局售卖国旗用品的广告，不只出现在国庆前，也延续到国庆后，似乎想把国庆的热潮延续下去。[26] 当时的1927年也适逢南京国民政府在4月份的成立，但北方的北洋政权仍存在。这只有经过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后的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才将统治权扩展到全国。[27]

此报同年刊出的两篇评论除了呼吁社团学校开会庆祝国庆，也指出在北伐即将完全成功之际，民众应升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非军阀的五色旗。[28] 另一篇则把国旗和孙中山联系起来，以这论述来呼吁华社换上青天白日旗“自从孙先生指示我们革命的途径，大家不约而同地齐起来集中于青天白日之下，努力于国民革命运动，以打倒旧势力，旗帜所指，妖氛潜消，北洋军阀的运命，日见短促。”[29] 由以上活动和报导所见，槟城阅书报社在1927年还未有值得被报导的双十节纪念或庆祝活动。

1929年的双十国庆，槟城阅书报社有举行庆祝大会的情况虽不见于报导，但在平章会馆的全侨庆祝国庆大会不仅有唱国民党党歌、向党国旗总理遗像致礼、恭读总理遗嘱的仪式，更有中国驻槟领事戴培元（1912-1930年任职）致词呼吁拥护国民政府。钟灵中学队伍联同福建女校、丽泽学校、丽泽社也在提灯会游行位列第二。仅次于第一队华侨庆祝团。[30] 此外，《光华日报》也在国庆前一天和后一天，刊登全版“国庆纪念特刊”，前一天的特刊还附上“总理遗嘱”。[31] 国庆前一天，“本坡新闻（一）”有一小栏还呼吁“遵照实行孙中山的遗训，想到双十节是孙中山和许多革命志士所造成的。”[32] 国庆隔天，该报也刊登两篇有关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社论和评话。[33] 这一切显示《光华日报》在国庆积极宣传孙中山精神的时候，槟城阅书报社仍未有主导性的双十节活动。

1930年开始到1937年的双十节国庆，如果正如第一章所述马来亚中国国民党在金文泰总督强硬压制下，其外围机构如槟城阅书报社在这与孙中山有间接关系的活动上，应有显著或主导的纪念活动。当时金文泰的政策有可能导致1931年的国庆纪念不再有提灯游行。这是因为除了九一八事件和中国严重水灾的困难情况外，当时的英殖民政府也不发准证于游行。[34] 况且，随着当时日本侵略行动之扩大，1928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当地华人之爱国思想与行动日益明显，槟城阅书报社应藉此时机进一步推广孙中山精神。但是，在《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皆有记载该社至1937年有为国庆纪念，举行庆祝会，却仍不见《光华日报》从1930年到1940年有报导该社当天的庆祝活动。[35] 另一份当地报刊《槟城新报》在所提到的年份也未有此报导。[36] 这是否表示槟城阅书报社并不积极参与此项间接纪念孙中山的活动，而不获得本身宣传喉舌《光华日报》所关注和跟进报导。实际上，纵览1930年至1940年的《光华日报》，槟城双十国庆的重任和主导权虽落在平章公馆，而事实上槟城阅书报社的主要职员在当中的国庆筹备的庆祝却获得高度重用，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不仅主掌国庆筹委会或纪念大会主要职位。有时还继领事、大会主席后给予演说或是大会首席演说者。

1931年的国庆纪念典礼，槟城阅书报社代表黄凤翔继大会主席杨芷乡后给予演说并在演词最后要求民众实施孙中山遗教。[37] 1932年的双十国庆，继中国驻槟领事谢湘（1931-1933年任职）致开会词后，时任槟城阅书报社监察的何如群，接着是钟灵中学教务长的陈充恩演说。[38] 何如群在1937年再次继领事、大会主席后给予演说。[39] 下一年（1934年）的国庆侨众大会，继中国驻槟领事黄延凯（1933-1941年任职）演说后，槟城阅书报社监察刘惟明作为该社代表给予演说。[40] 1935年和1937年的槟城华侨国庆纪念大会筹委会的其中一位总务是槟城阅书报社常务王星辉，而王君在1937年的侨众庆祝纪念大会是槟城阅书报社代表。[41] 1938年移师春满园举行的国庆纪念大会，位列演说者第四位的槟城阅书报社代表，也是钟灵中学教务长的陈充恩在演说中更提到槟城阅书报社在革命中的重要性。[42] 1939至1940年间，槟城阅书报社要员王景成在这两年身任国庆纪念大会主席一职，更在1940年联同也是书报社要员，出任纪念大会副主席的何如群，共同发表国庆纪念宣言，呼吁中华民族要继承辛亥革命之精神，为独立自主决心打倒汉奸消灭暴敌。[43] 以上这些国庆纪念大会的逐年发展皆显示槟城阅书报社借用由平章会馆主办和动员槟城华侨参与其盛的双十国庆，传承孙中山精神。

至于钟灵中学在1930年代也积极参与这些国庆纪念大会。[44] 其中，钟灵中学曾在1931年的双十国庆在该校操场开露天纪念大会。[45] 尤有进者，钟灵中学在甘光峇汝新校舍的奠基典礼则选择在1934年双十节庆当天上午十时举行，由也是槟城阅书报社副主席的该校校董丘明昶主持。当时的典礼除了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敬礼和恭读总理遗嘱外，大会主席，也是阅书报社副主席的刘玉水在致词时点出孙中山与钟灵的渊源，指出建筑新校舍之创办事业精神，真如孙中山之努力革命事业，并希望学子继续孙中山未了事业，努力去办。[46]

另一方面，《光华日报》除了在1930年代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篇幅报导上述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和其他社团参与其中的国庆活动外，也在国庆前后的评论、社论及副刊，特别是国庆或双十节纪念特刊、专号刊载文章纪念双十国庆。这些文章内容跟着当前局势，尤其是中国方面的时势而有所改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庆纪念特刊就有文章题为“惨痛悲愤中的国庆纪念：今年双十节给予我们的感想。”[47] 七七事变后，这些国庆文章更趋向于将抗战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精神联系起来。1938年在“星期评论”的“双十节献词”中有写道“我们须认清抗战建国的意义。孙总理的倡导国民革命，就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开始。”[48] 当年《光华日报》也联合刚被收购的《槟城新报》出版《光华日报槟城新报双十节纪念特刊》，其中不乏使用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主义来抗日救亡。[49] 1939年的国庆前一天刊登在第二版的社论最后指出要秉承总理遗教，发扬先烈革命精神，党国民族，才有无限的前程，要大家在纪念国庆的时候以此自勉。[50] 当天的副刊“大路：双十节特刊”还有文章通过指出应钦佩学习孙中山百折不挠革命的坚心，以此斥责有些从昆明私逃的华侨机工，并接着斥责汪精卫为汉奸，始终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51] 这种把抗战与中国革命兼孙中山留下的使命挂钩的文章在1940年国庆副刊仍然见报。[52] 总而言之，《光华日报》在双十国庆通过报导评述来传承孙中山精神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四）孙中山忌辰日
1925年9月，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国府令，规定每年3月12日为“先大元帅逝世纪念日”，各机关均应放假一天，并列入各级学校校历。由此，国民党逐渐创造了一个新的节日—“总理忌辰日”。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又把这一天纳入革命纪念日之列，每年都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事先制定好纪念办法和宣传大纲，统领全国各级党部、各机关、团体、学校一体实施。1929年孙中山忌辰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99次常会制定了《总理逝世四周年纪念办法》，下发全国各地实行。[53] 此外，1929年也正值孙中山逝世四周年之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首都南京市政府举行隆重的“总理逝世纪念仪式”。国民党中央党部规定，先在大礼堂举行公祭，然后于十时齐赴飞机场，参加南京市全体党员民众公祭典礼。[54] 因此，如果从《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所载，槟城阅书报社似乎被中国政令和典礼所影响，从1929年才开始至有记载的1937年，年年都为孙中山逝世纪念举行纪念式。[55]

1929年3月，槟城阅书报社通告有关孙中山逝世第四周年纪念日中，除了要求同志当天下午二时到该社参加行礼、休假、下半旗和停止宴会外，还得臂缠黑纱。[56] 当时社评、评林和分二天全版刊载“总理逝世四周纪念特刊”的文章专注在纪念、回忆孙中山本人，其逝世和话语。[57]值得一提的是，《光华日报》分四天报导的槟城阅书报社3月12日开总理逝世四周年纪念会情况则专注在演讲中有关孙中山为三民主义的奋斗和他与槟城阅书报社的关系。演讲内容后还有提及钟灵学生唱纪念歌才告散会。[58] 除了三民主义外，该报为了让孙中山遗教深入民心，特别再次分四天连载胡汉民在立法院所讲有关“总理全部遗教就是中国的不成文宪法。”[59]

1930年2月金文泰总督高度打压国民党后的孙中山忌日正好是孙中山逝世五周年纪念。槟城阅书报社当时发出通告呼吁华侨在忌日当天下半旗和告知该社开会纪念兼刊登国民党中宣部印发有关孙中山逝世五周年纪念告民众书。[60] 《光华日报》在忌日前一天除了有社论和二大版的“总理逝世五周纪念特刊”仍像往年纪念和追忆孙中山外，还多出一宣传性文章“总理逝世五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是有关国民党从上年四周年的纪念日起到当时的发展。[61] 这似乎想向华社显示和宣导秉持孙中山精神和理念的国民党正向前迈进。五周年大会当天，到会的人士有钟灵中学和福建女校两校学生。当时的开会秩序如下：

（一）全体肃立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
（二）恭读总理遗嘱。
（三）静默。
（四）唱总理纪念歌。
（五）主席致词。
（六）演说。
（七）口号。
（八）唱党歌。[62]

主席丘明昶把阅书报社和孙中山联系起来，指出该社是孙中山领导下而组织，其同志输助革命牺牲物质精神。它提及有人对该社的攻击，是因不回顾该社过去的历史。接着有演说者如沈渭泽说“总理以救国重担交给学生，并交给男女学生，男女学生应共同负起责任，向前努力。”[63] 丘明昶似乎有意在国民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之际，突显槟城阅书报社的重要性，还通过该社与孙中山的渊源，宣扬孙中山精神。当时的沈渭泽也要向出席的钟灵福建学生灌输孙中山精神。

接着，孙中山逝世六周年之际的1931年，《光华日报》除刊登槟城阅书报社将在忌日当天举行纪念仪式的通告和新闻，也在忌日前一天刊载二大版图文并茂“总理逝世六周纪念特刊”，当中更有纪念凭吊孙中山的诗歌。[64] 值得关注的是，当中刊载的照片如孙中山像、铜像、数张总理陵墓显示《光华日报》要通过照片加深当地华侨对他的记忆。如果进一步去看当天槟城阅书报社的纪念，钟灵和福建两校师生仍旧出席，主席丘明昶老调重弹，再提该社与孙中山的渊源，也就是孙所创立，尤其精神遗留在该社，应当奋然兴起。[65] 这两年的主席演词一再说明阅书报社有其正统性和合理性传承孙中山精神于槟城华社。

从1932年到1934年，槟城阅书报社举办的总理忌辰纪念的通告和形式没有多大改变，钟灵师生仍参与其中，但是却载有当时中国驻槟领事谢湘、吕子勤（1931-1933年任职）到黄延凯的参于和在纪念当中筹赈来救祖国难民的行动。实际上，当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土遭到侵略之后，有关纪念日的演词和文章皆出现了“悲悼”、“国难中”、“希望”、“合力促其实现”、“完成总理未竟之志”、“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关键词。[66] 这一切不外是要通过此纪念日，宣扬孙中山精神，拥护中国中央政府来一致对外，驱走外敌，完成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光华日报》编辑室在九周年纪念日隔天提到一句引人深思的句子“总理逝世九周年纪念，已於昨日过去，纪念会举行仪式，演说看慷慨激昂，只成一年一度的例话，不知总理信徒，亦有念及总理遗嘱之尚未实现，而引咎自责者乎？”[67] 这似乎要敦促社会孙中山的理念精神不该流于形式，而该尽快付诸实行，完成使命。

另一方面，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的1935年，《光华日报》除了刊载在中国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的情况，也在头版刊登全版“孙总理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68] 当中有些文章的语气较重来唤醒民众抗敌救国和驳斥扭曲孙中山遗训的言论。这当中如“先总理微弱的抗敌救国呼声—国人听诸！”指向孙中山倡导的“平和、奋斗、救中国”，而“纠正诬蔑中山先生的一种言论”驳斥有关中日亲善是孙中山的遗训。[69] 至于槟城阅书报社的纪念会中，出席的钟灵中学和福建女校学生各二十名。钟灵生还负责唱纪念歌和党歌。当年的活动还看到《光华日报》的董事和编辑受邀演讲。身兼《光华日报》董事经理的该社监察刘惟明是大会主席。他说“唯有希望一班青年同志，共同努力，完成总理遗志。”[70] 《光华日报》编辑林姗姗在演述孙中山史略时不仅提到槟城只有领事馆和该社开会纪念，也谈到孙中山与该社的渊源，更点出该社、报馆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来唤起民众当中孙中山的精神，“本社办报馆，办学校，报馆责在宣传，学校用以制造人材，此两者皆为唤起民众之工作。”[71] 中国驻槟领事黄延凯在演词中最后也指出如下：

总理远矣，纪念总理之唯意义，在国民党人能痛切忏悔，痛切觉悟，牺牲私人之成见，为彻底团结，为谋国内之永久和平，为三民主义之切实奋斗，中华民族始能复兴，革命救国大业始能完成。”[72]

以上所述数讲词，不仅唤起民众对孙中山的精神，也道出三大外围机构在宣传唤起此精神之关系。

隔年（1936年）的纪念通告有异于往年。这因槟城阅书报社与中国驻槟榔屿领事馆共同发布通告有关举行孙中山忌辰纪念仪式。[73] 抗战全面爆发数个月前的1937年3月槟城阅书报社纪念仪式与往年相差不远。钟灵师生参与其中，主席许生理在“沉痛悲切”下致词主持仪式，明新学校也同时举行纪念会。[74]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小论”的纪念感想是以孙中山“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来联共总动员收复失地。[75]

最后，如果进一步去分析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数年，涉及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参与其中、《光华日报》报导评述的孙中山忌辰纪念仪式时期的演说、社论等，有三点值得去留意。第一是当中论调是有关坚定信仰、发扬光大到贯彻完成孙中山理念兼精神如革命、三民主义和遗志。第二是将孙中山与抗战建国联系并进入战斗状态，如以坚决的斗争纪念孙中山，继续孙中山精神奋斗，发扬孙中山的战斗精神。第三是进行抗日救亡之工作，如伤兵之友运动。[76] 以上三点说明在孙中山精神的传承不只停留在思想精神层面，而要进入实际层次，呼吁以此精神付诸实行抗战救国，最终达成革命，完成大业。

（五）孙中山诞辰
除了“总理忌辰日”可传承孙中山精神之外，另一个就是中国国民党当局制定的与孙中山有关的纪念日，落在11月12日的“总理诞辰日”。在当天，中国各地的国民党组织、机关、团体、学校都要开会纪念，遵照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宣传基调进行宣传，并放假一天，悬挂彩旗庆祝。[77] 虽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5次常务委员会在1926年议决此日为孙中山诞辰庆祝日，但槟城阅书报社并非从此年，而是1929年开始纪念。[78] 值得一提的是，钟灵中学却在1927年11月12日上午七时半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会。最后，参与者还高呼“孙中山精神不死”、“孙中山主义成功”、“大中华民国万岁”诸口号才散队。[79] 至于《光华日报》在当年纪念日数天前的评论，一则为呼吁纪念孙中山诞辰日之时，消除藉党营私之腐化党员及假革命分子，另一则为提到因孙中山主义是爱好和平，其诞辰日与11月11日的世界和平纪念日共同为可爱之纪念日。[80]

接着，1928年《光华日报》的评论有一则把孙中山诞辰与和平纪念日齐论时，认为世界未有和平下，只有纪念孙中山这位和平使者，致力于其主张，和平之境不远了。[81] 孙中山理念在此被看作是解决世界纷争的不二法门。另一则谈的是此纪念日不可只流于形式，而要奋斗努力，建设新中国。[82] 如果再深入探讨《光华日报》纪念日隔天的报导，会发现纪念日当天除学校停课和报馆停刊外，各社团商号也悬国旗，以表庆贺。该报还指出这是槟城空前所未有之好现象。[83]

1929年孙中山诞生六十四年纪念日之际，槟城阅书报社发布通告遵照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训令有关11月12日为孙中山诞辰纪念日，除休假升旗，还邀请当地华侨当天到该社庆祝。[84] 有关该社纪念大会情况共分三天刊载。[85]据载，槟榔屿的纪念是由该社召集各侨众举行大会。仪式中，钟灵学生高唱纪念歌。大会主席许生理讲词后部分注重论述孙中山作为结束如下：

现在我们应莫放弃我们的责任，别忘记总理的遗训，负起总理放下未完的工作，恢复旧日拥护总理的决心毅力，团结一致，因为总理说过今后的责任是要给全体分担的，我们不要灰心，鼓舞勇气，努力向前，就在今日，纪念总理诞生之辰，请大家复活二十年前随总理奋斗的热心，鄙人不敏，情愿追随诸同志之后，这样总理精神不死，总理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86]

接下来数位演说者，有些则把槟城阅书报社做为革命策源地之中心点与孙中山联系在一起。孙中山诞辰的重要性也被提升到超越释迦牟尼和耶稣，三民主义则成为唯一救国主义、空前绝后无双之主义，孙中山一生唤起民众工作为要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87] 这是像似建构一个完美超凡的孙中山，其精神与宗教精神没有多大差别。

1931年11月12日的槟城阅书报社总理诞辰纪念大会，钟灵中学和福建女校师生仍旧出席。钟灵学生在仪式中合唱纪念歌，而仍未成为该社职员，时任钟灵教务长的陈充恩演述孙中山生平史略。当时九一八事变后，我们会发觉陈充恩、大会主席丘明昶和谢湘领事在这四百余人的典礼讲演重点为完成孙中山未竟之志，努力奋斗救中国。[88] 《光华日报》的“来论”题为“如何纪念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也提醒在这内忧外患之时刻，要对孙中山绝对信仰服从。[89] 该报也对有商店在当天挂五色旗和忘记升旗给予重点报导。[90]

隔了一年，也就是1932年，槟城阅书报社仍有此纪念大会，人数比往年少了约一半。钟灵福建师生仍旧出席，陈充恩也被受邀讲述孙中山史略。连续两年由一校之长讲解孙中山的生平，该社欲教化出席的学生孙中山精神已是不言而喻了。此年仪式不同之处是两校师生合唱党歌、中国驻槟领事也未出席。主要嘉宾演讲的重点也注重在阅书报社和孙中山的关系，指出该社是孙中山领导组织者，赓承孙中山遗志努力不懈，对于国家社会及文化教育商业均有巨大贡献。[91] 《光华日报》在纪念日当天出版的“总理诞辰纪念号”也似乎有意提醒当地华侨孙中山与槟城的关系，在专号中刊登了孙中山在槟榔屿柑仔园门牌400及404号的寓所照片。[92] 这些通过演说、照片强化孙中山与槟城的关系，实际上有助于合理化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

接下来1933年和1934年在槟城阅书报社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与往年仍旧大同小异，而1933年也看到明新夜学集会纪念此日。[93] 1935年的槟城阅书报社纪念仪式在《光华日报》有接近全版的报导，而且指出槟榔屿“全埠旗帜飞扬”。[94] 当中驻槟领事黄延凯的演说中还比较中国人纪念孙中山就如美国人纪念华盛顿，而且世人崇拜孙中山比华盛顿更为热烈。[95] 《光华日报》在同年纪念日的前后数天，也就是从1935年11月8日至11月14日连载五篇由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的文章，有意在此纪念日唤起华侨有关孙中山和革命运动的关系。[96]

正如前两项纪念孙中山活动的双十国庆和孙中山忌日，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在形式、演词，甚至会场皆有明显的改变。当天在槟城阅书报社举行的纪念大会，除了福建女校学生，四十余位钟灵中学学生组成歌咏团出席。主席王景成致词时也声明当天的纪念和往年的纪念，意义稍有不同。他指出在这由孙中山创立的书报社，应当本着孙中山大无畏的精神，努力奋斗救中国，才不失纪念的意义。[97] 接着演说的黄延凯领事除了高举孙中山为世界第一人外，也说“现有我们的抗战，是秉承总理遗教，为求国家民族的自由，同时为求国际的自由而战，当此生死关头之中，我们纪念总理，更要加倍努力，求到我国为自由而抗战的最后胜利。”[98] 其他演说者皆鼓励当地华侨于纪念孙中山之际应加紧救国工作，如踊跃成为将士及认购自由公债等。纪念大会现场还满贴标语，如“纪念总理，不忘救国工作”、“有钱人不买自由公债，便是等于国贼汉奸”。[99] 当时的“副刊”有篇文章呼吁使用筹赈救亡的方式来纪念孙中山，其中一个实际的方法是购买贴上“总理纪念章”，在纪念孙中山功业的同时，可赈济中国战区的同胞。[100]

从1938年开始，在主要纪念筹办者仍是槟城阅书报社下，有更多团体或机构也加入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如1939年被重点提到的新生励志社和1940年的槟榔屿店员联合会。[101] 在这以外还有以筹赈方法来纪念的槟华筹赈会、玻璃池滑筹赈分会和峇六拜筹赈分会等。[102] 这种筹赈情况正如明石阳至（Yoji Akashi ）所指出额外的捐款或筹赈会在纪念日如孙中山诞辰来进行。[103] 因此，在纪念日当天，筹赈成了纪念日主轴，比前章讨论的孙中山忌日还要显著。当天的整体纪念流程是上午槟华筹赈会的筹赈活动，下午为槟城阅书报社的纪念大会。1938年槟华筹赈会指出为了纪念孙中山革命伟大精神，便邀请包括钟灵在内的各华校学生，分成五十队，到各街区劝售孙中山遗像，以为助赈。[104] 卖像的成绩不理想下，报纸本身还会自责做得不够兼斥责不出钱的华侨。[105] 1939年除了上午的筹赈外，阅书报社的纪念会还邀请筹赈会合唱团到场歌咏。当时还有特别刊登出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有关吁请侨胞捐助医药寒衣的新闻。[106] 当时的评论也借用此纪念日，通过孙中山精神来进行实际，与抗战有关和筹赈的行动，并可鼓舞华侨参与其中。这当中重要的论点有用孙中山百折不挠精神来抗敌、团结拥护贡献于（重庆国民）政府、实行孙中山联俄容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了解三民主义、抗战建国、敌人在孙中山伟大精神照射下日趋崩溃和戒慎戒惧的态度和埋头苦干的行动纪念孙中山。[107]

（六）结论：从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纪念孙中山活动和《光华日报》报导评述看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国内外局势的急速变化，孙中山纪念活动随着时代的脉搏发展，精神传承也随着这一步伐进行。从1925年开始英殖民地政府未严格执行压制马来亚中国国民党的行动、1929年中国中央有关孙中山纪念日的训令、1930年的金文泰总督强硬对付当地国民党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皆为槟城中国国民党三大外围机构，也就是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和《光华日报》创造不同的环境来推动孙中山精神的传承。马来亚中国国民党自1930年代初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时这三大机构取代该党，走在前头，执行纪念孙中山的任务，传承其精神。其纪念活动和相关报导评述的积极性与时并进，跨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更进入了高峰期。

在文中提到的三个纪念日活动，双十国庆间接纪念孙中山，而孙中山忌日和孙中山诞辰两个纪念日则直接纪念孙中山。在双十国庆上，正如第三章所述《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有记载该社在本文论述的年份中，皆为此日举行纪念仪式或庆祝大会。但是，我们会发觉这又不见其创办的《光华日报》，甚至当地的《槟城新报》有报导该社的国庆活动，使我们不得而知其纪念情况或规模，反而是当地华社最高领导机构平章会馆的庆祝活动获得可说是大篇幅的报导。这显示此纪念日在槟城的主导权和有规模的庆祝活动兼仪式由平章会馆所掌控。虽然如此，这并不代表槟城阅书报社不重视此项有助于纪念孙中山的纪念日和活动。该社实际上借用这槟城华社最高领导机构，通过掌控当中国庆筹备委员会数要职和演说权，间接推动和传承孙中山精神于更广大的槟城华侨社会。钟灵学生更不落人后参与该庆典，而该校甘光峇汝新校舍的奠基典礼和竣工日期也特别选择在1934年和隔年的双十节国庆，对该校和其师生具有特殊意义。至于《光华日报》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范畴内更是积极报导评述此纪念日。

如果和双十国庆相比之下，直接纪念孙中山的孙中山忌日和诞辰之纪念日则明显地看到这三大外围机构，尤其是槟城阅书报社在槟城华社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光华日报》的报导中，不仅可看到该社自1929年起不间断发布和举行这两项纪念日大会，有时还获得大篇幅报导，声势在当地社团中最为浩大。钟灵师生也不间断地出席，是当中主要的出席团体。钟灵学校在该社的仪式中不仅被赋予重任演唱纪念歌或党歌，该校主要代表，也是该社职员的钟灵教务长陈充恩是其中主要演说者，常述说孙中山史略。学生在参与纪念仪式和聆听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下，会渐渐被熏陶教化，进而孙中山精神传承于学子当中。阅书报社的纪念活动在日本咄咄逼近中国的当儿，更为慷慨激昂，参与人数踊跃，并在1937年后进入转折点。该报社在有主导槟华筹赈会下，将孙中山纪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筹赈结合进行，以行动来实践孙中山精神，拯救国内同胞于战火摧残的水深火热之中。《光华日报》在这两项活动更给予积极配合，从报导到社论、评述、副刊、纪念日特刊等无不跟随该社步伐和国内外局势的发展，重点报导评述该活动或当时与孙中山精神联系的主轴如抗战或筹赈。

若更进一步看这三大机构之间的配合纪念孙中山活动的情况来看，便可得知在槟城中国国民党以外，槟城阅书报社作为该党机关在这三者之间占有主导的地位，而党校钟灵学校和党报《光华日报》前呼后应，积极给予配合。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了解到纪念活动的演词或《光华日报》的评述常会把孙中山，特别是其革命事业和槟城以至阅书报社的渊源，兼也时有提到《光华日报》和钟灵学校由槟城阅书报社所创，也间接表示与孙中山有关系。因此，当时的孙中山精神虽把槟城的华社和其爱国主义导向中国，而非本地，但上述做法首先要提醒槟城华社孙中山精神在孙中山有生之年已和槟城有紧密联系，并非是强加于当地，来自于中国的外来或非本土产物。接着这也要巩固三大机构在当地传承孙中山精神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孙中山精神在本文论述的时间范畴内，三机构以类似“三位一体”的结合下，通过推动策划、宣传和教化以期向槟城华社各阶层传承发扬。

总的来说，虽然孙中山精神的传承是难以去衡量，但是从本文论述早期的仪式、口号和思想的谈论到了全面抗战，孙中山纪念日的特殊意义被借用，便扩展到以行动，也就是筹赈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孙中山精神不再沦为一种空洞口号式或仪式化的精神，反而已提升到至少能够唤醒民众对孙中山及其政治理念的记忆，转换成能够实行以救国的实用精神。这种纪念加行动的结合无疑可更有效地唤醒当地华社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来传承孙中山精神。但，不可忽略的是，这得力于其背后一股强大的三结合推手：槟城阅书报社、钟灵学校和《光华日报》定期的纪念和报导评述。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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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孙中山到访槟城的年份，可参阅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页182附注1。
[2] 有关详情，见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页183-184；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 : 策动广州三、二九之役》（槟城 : 南洋田野硏究室, 2004），页11-86。
[3] 槟城阅书报社、《光华日报》和最后发展为钟灵中学的钟灵学校的英文名称分别为The Philomathic Union of Penang, “Kwong Wah Yit Poh” 和Chung Ling High School。
[4] 有关槟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的论述，可参阅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页184-188；有关钟灵中学的论述，可参阅陈荣照<春风化雨四十年—钟灵1917-1957>，陈荣照（主编）《槟城钟灵中学校史论集, 1917-1957》（新加坡 : 钟灵中学[新加坡]校友会, 2007），页2-3。
[5] 杨汉翔 <中华民国开国前后之本社革命史>，《槟城阅书报社二十四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1），页6；李宝镜 <光华日报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9），页甲（一一）。
[6] 傅镜冰〈光我华夏 —本报创刊三十七周年纪念辞>，《光华日报创刊三十七周年纪念特刊》（槟城 : 光华日报, 民36），页1。
[7] 起予〈钟灵学校之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二十四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1），页157。
[8] 期〈校史〉，《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校刊—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槟城：钟灵中学，1938），页１。槟城阅书报社也分别在1920年和1923年创办了福建女校与丽泽学校。但因篇幅所限，此二校不在本文重点讨论之中，当中会简略提及。有关此二校创建和早期发展，见吴体仁〈本社之下层工作〉，《槟城阅书报社二十四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1），页124-130。
[9]　起予〈钟灵学校之史略〉，页157,165。
[10] 1941年的缩微胶卷缺少了要探讨的三个纪念日部分。
[11] 杨进发《杨进发卷：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175。杨进发和R.B. McKenna指出有数种因素有利于马来亚中国国民党渡过1925-1930年执行的禁令时期，详文见Yong C.F. and R.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 Singapore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c1990 ), pp. 84-86.
[12]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4），页65。
[13] 段春晖<民国时期孙中山社会记忆的生产路径分析>，《理论观察》，2007年第 5期(总第47期),页53。
[14] 陈蕴茜<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页173-174。
[15] 历史记忆是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如孙中山当时的形象。至于之前提到的“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如本文的孙中山历史记忆是通过纪念日、报刊报导评述来保存流传。有关“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的进一步说明和不同之处，见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页138。
[16] 此三机构在成立初期曾共用同一地点办事和教学，见许生理<本社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9），页甲（三）；陈充恩<钟灵学校之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9），页甲（二十一）。
[17] 参阅<本社历届职员一览>，《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9），页甲（五四）-甲（五七）；李宝镜 <光华日报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甲（一七）；〈历届校董部常务委员名录〉，《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校刊—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槟城：钟灵中学，1938），页2-6。
[18] 有关三机构人士的籍贯和槟城人口数据，可参阅余金珠综合收集的人物籍贯和数英殖民档案的人口数据，见余金珠<福帮人与槟榔屿的华文教育（1900-1941）>，陈剑虹、黄贤强主编《槟榔屿华人研究》（槟城、新加坡：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 2005 ）页273， 303-304；人物的籍贯也可参阅陈舜贞<中国《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和英国《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陈剑虹、黄贤强主编《槟榔屿华人研究》（槟城、新加坡：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 2005 ）页244-248。
[19] 陈荣照<春风化雨四十年—钟灵1917-1957>，页11；叶钟铃<钟灵中学历任校长的业绩>，陈荣照（主编）《槟城钟灵中学校史论集, 1917-1957》（新加坡 : 钟灵中学[新加坡]校友会, 2007），页68-70。
[20] 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页211。当时为纪念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1912年9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经临时参议院议决，以10月10日武昌首义日为国庆节，见中科院台湾所编《中国国民党全书：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页165。
[21] 《光华日报》，1927年10月11日、13日。
[22] 《光华日报》，1927年10月11日。
[23] 《光华日报》，1927年10月11日。
[24] <本社大事记>，《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9），页甲（四十）。
[25] 《光华日报》，1927年10月6日。
[26] 见《光华日报》，1927年10月7日、8日、11日、13日、14日、15日和17日。
[27] 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页136。
[28] 详文见<评林：双十节—社团学校应该开会庆祝>，《光华日报》，1927年10月6日；<评林：今年双十节升旗问题的商榷>，《光华日报》，1927年10月6日。
[29] <论坛：青天白日旗同五色旗>，《光华日报》，1927年10月11日。
[30] 《光华日报》，1929年10月11日。
[31] 《光华日报国庆纪念特刊》，1929年10月9日；《光华日报国庆纪念特刊》，1929年10月11日。
[32] 《光华日报》，1929年10月9日。
[33] <社论：孙总理伦敦被难纪念>，《光华日报》，1929年10月11日；<评话：总理伦敦蒙难纪念>，《光华日报》，1927年10月11日。
[34] 《光华日报》，1931年10月7日。
[35] <本社大事记>，《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甲（四一）- 甲（四六）。
[36] 《槟城新报》，1931年10月12日、1932年10月17日、1933年10月11日、12日、13日、1934年10月11日、12日、1935年10月11日、12日、1936年10月12日、1937年10月11日、1938年10月11日、1939年10月11日和1940年10月11日。
[37] 《光华日报》，1931年10月12日。
[38] 《光华日报》，1932年10月11日。
[39] 《光华日报》，1933年10月11日。
[40] 《光华日报》，1934年10月11日。
[41] 《光华日报》，1935年10月8日、1937年10月7日和11日。
[42] 《光华日报》，1935年10月11日；<本校七年来大事记>，《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校刊—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槟城：钟灵中学，1938），页31。
[43] 《光华日报》，1939年10月7日和1940年10月9日。
[44] 见《光华日报》，1932年10月11日、1933年10月11日、1934年10月11日、1935年10月11日和1937年10月11日。
[45] 《光华日报》，1931年10月12日。
[46] 《光华日报》，1934年10月6日和11日。此校舍也选择在隔年的双十节竣工，见陈充恩<钟灵学校之史略>，《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甲（二十三）。
[47] <惨痛悲愤中的国庆纪念：今年双十节给予我们的感想>，《光华日报国庆纪念特刊》，1931年10月10日。
[48] <星期评论：双十节献词>，《光华日报》，1938年10月9日。
[49] 见《光华日报槟城新报双十节纪念特刊》，1938年10月10日。《槟城新报》经过长期挣扎后，于1936年被《光华日报》收购后继续出版，见林文立<槟城华文报业的过去与现在>，槟州华人大会堂特刊编辑委员会《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槟城：槟州华人大会堂，1983），页415。
[50] <社论：把握求跃进的革命精神>，《光华日报》，1939年10月9日。
[51] 薄丝 <今年的国庆 >，《大路：双十节特刊》，《光华日报》，1939年10月9日。
[52] 见若冰 <抗战与中国革命 >，《大路》，《光华日报》，1940年10月10日。
[53]李恭忠<“总理纪念周”与民国政治文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页59。
[54]田海林、李俊领<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页31。
[55] <本社大事记>，《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甲（四一）- 甲（四六）。
[56] 《光华日报》，1929年3月9日。
[57] 见<社评：总理逝世纪念>，《光华日报》，1929年3月9日；<评林：总理逝世纪念（二）>，《光华日报》，1929年3月11日；《光华日报总理逝世四周纪念特刊（一）》，1929年3月11日；《光华日报总理逝世四周纪念特刊（二）》，1929年3月14日。
[58] 《光华日报》，1929年3月14日，当天也有提及明新社之纪念状况；1929年3月15日，当天又一专栏“三月十二日”提醒民众勿忘这纪念性日子；1929年3月16日，当天“再续三月十二日”提醒民众三月十二日之重要性；1929年3月19日。
[59] 见《光华日报》，1929年3月11日、14日、15日和16日。
[60] 《光华日报》，1930年3月11日。
[61] <总理逝世五周年纪念宣传大纲>，《光华日报总理逝世五周纪念特刊》，1930年3月11日。
[62] 《光华日报》，1930年3月13日。其仪式跟中国1929年制定孙中山忌辰日仪式方法非常相似，见李恭忠<“总理纪念周”与民国政治文化>，页59。
[63] 《光华日报》，1930年3月13日。
[64] 《光华日报》，1931年3月10日；《光华日报总理逝世六周纪念特刊》，1931年3月11日。
[65] 《光华日报》，1931年3月13日。
[66] 见醒亚<国难中的总理逝世纪念>，《光华日报》，1932年3月11日；望<总理逝世七周年纪念中的希望>，《光华日报总理逝世纪念特刊》，1932年3月11日；《光华日报》，1932年3月14日；老大<和平奋斗救中国：为总理逝世纪念而作>，《光华副刊第五十七号》，《光华日报》，1932年3月14日；。《光华日报》，1933年3月13日和1934年3月13日。
[67] <编辑室拾零>，《光华日报》，1934年3月14日。
[68] 有关中国的情况，见《光华日报》，1935年3月13日。
[69]编者<先总理微弱的抗敌救国呼声—国人听诸！ >；无名<纠正诬蔑中山先生的一种言论>《光华日报孙总理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1935年3月11日。
[70] 《光华日报》，1935年3月13日。
[71] 《光华日报》，1935年3月13日。
[72] 《光华日报》，1935年3月13日。
[73] 《光华日报》，1936年3月10日。
[74] 《光华日报》，1937年3月13日。
[75] <小论：总理逝世纪念感想>，《光华日报》，1933年3月13日。
[76] 有关这三点的演说，见《光华日报》，1938年3月13日、1939年3月13日和1940年3月13日。至于社论、评论、副刊等，见<社论：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感言>，《光华日报》，1938年3月11日；南风<抗战中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槟风第一六五五期》，《光华日报》，1938年3月14日；<评论：纪念总理与抗战建国>，《光华日报》，1938年3月11日；震<用坚决的斗争来纪念孙总理！>，《光华日报》，1939年3月11日；傅雁<发扬孙总理的战斗精神—为纪念“三.一二”而作>，《光华日报》，1939年3月13日；<社论：光大总理的革命精神>，《光华日报》，1940年3月11日。据刘洪钟指出，《光华日报》在七七事变后，立论痛击日本侵华的野心，呼吁全体华人竭力支持筹赈，见刘洪钟<光华日报七十年 >，钟城芳主编《光华日报七十周年纪念刊》（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81），页117。
[77] 李恭忠<“总理纪念周”与民国政治文化>，页59。
[78]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页210；<本社大事记>，《槟城阅书报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甲（四一）。
[79] 《光华日报》，1927年11月14日。
[80] <评林：国父诞生纪念>，《光华日报》，1927年11月9日；<论坛：可爱之十一月>，《光华日报》，1927年11月11日。
[81] <社论：总理诞辰与和平纪念日>，《光华日报》，1928年11月10日。
[82] <评林：总理诞辰后的感想>，《光华日报》，1928年11月16日。
[83] 《光华日报》，1928年11月13日。
[84] 《光华日报》，1929年11月9日。
[85] 见《光华日报》，1929年11月13日、14日和16日。
[86] 《光华日报》，1929年11月13日。
[87] 《光华日报》，1929年11月14日和16日。
[88] 《光华日报》，1931年11月13日。
[89] <来论：如何纪念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光华日报》，1931年11月10日。
[90] 《光华日报》，1931年11月13日。
[91] 见《光华日报》，1932年11月13日。
[92] 《光华日报总理诞辰纪念号》，1932年11月12日。
[93] 《光华日报》，1933年11月13日、14日和1934年11月13日。
[94] 《光华日报》，1935年11月13日。
[95] 《光华日报》，1935年11月13日。
[96] <特载：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一）>，《光华日报》，1935年11月8日；<特载：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二）>，《光华日报》，1935年11月9日；<特载：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三）>，《光华日报》，1935年11月11日；<特载：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四）>，《光华日报》，1935年11月13日；<特载：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逸仙博士（五）>，《光华日报》，1935年11月14日。
[97] 《光华日报》，1937年11月13日。
[98] 《光华日报》，1937年11月13日。
[99] 《光华日报》，1937年11月13日。
[100]寄鸿<纪念总理勿忘筹赈>，《槟风第一五五一期》，《光华日报》，1937年11月8日。
[101] 《光华日报》，1939年11月13日和1940年11月14日。
[102] 《光华日报》，1938年11月11日、1939年11月14日和1940年11月14日。
[103]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 Lawrenc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 p. 29.
[104] 《光华日报》，1938年11月11日。
[105] 《光华日报》，1938年11月14日。
[106] 《光华日报》，1939年11月13日和10日。
[107] 见<社论：今日与明日>，《光华日报》，1937年11月11日；万里<实行总理的三大政策—纪念孙总理诞辰>，《槟风》，《光华日报》，1938年11月11日；力生<正确认识，努力实践—纪念孙中山先生（上） >，《槟风》，《光华日报》，1938年11月14日；<社论：两个纪念日>，《光华日报》，1939年11月11日；<社论：总理革命精神照射下的暴日>，《光华日报》，1939年11月13日；<社论：中国人最值得庆祝的一日>，《光华日报》，1940年11月12日。

槟城潮、客社群的认同与互动：以槟榔屿潮州会馆为个案研究

*李秀萍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是以透过槟榔屿潮州会馆为个案研究，来尝试论证早期的新马华人社会虽以帮群 / 籍贯为明显的分水岭之外，但类似像客籍社群因原籍地域、人数多寡、方言等因素却衍生出，其与其他社群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地缘上看，潮、客社群都是来自潮属地域；但从语言上看，潮、客社群又存在着各自的方言语系。本文主要是探讨他们如何找到自我社群认同的平衡点？尤其是处于明显帮群划分的时代。在潮州会馆组织内部如何与其他社群互动？故，以韩江学校的创办过程作为讨论的对象。

一、绪论：时代背景与研究目的
本文所涉及的时代背景，是以十九世纪初为起点，二战为其终点，主要的考量是这段时间可说是槟城客籍社群的逐渐移入。尤其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大埔、梅县为主的客籍社群更为重要。而这群客籍社群正是对当时主导着槟城华人社会已久之福建和广府社群的势力起了微妙的变化。他们试图透过担任清驻槟榔屿领事官职之代表的社会地位组成另一股新的势力来打破既有的华人帮群社会结构，创造出新的一片格局。[1] 这种情况一直随着到战后的社会情况才起了变化，国家的概念出现，逐渐地淡化了不同社群对于自我社群认同的意识。

二十世纪的槟城客籍社群的人数并不突出，但却在当时创造了“奇迹”（参阅附录图表7）。他们参与的社团活动、捐助的慈善活动不只遍及属于客籍的团体，同时涉及的网络也延伸到跨越社群、跨越地域的情景。本文的目的，是以透过槟榔屿潮州会馆为个案研究，来尝试论证早期的新马华人社会虽以帮群 / 籍贯为明显的分水岭之外[2]，但类似像客籍社群因原籍地域、人数多寡、方言等因素却衍生出，其与其他社群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故，本文试以潮、客籍社群共同组成的槟榔屿潮州会馆借以探讨的对象。从地缘上看，潮、客社群都是来自潮属地域；但从语言上看，潮、客社群又存在着各自的方言语系。这两个社群因地域的差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自然有区别，主要表现在组织的建构模式和参与的活动方式。本文主要是探讨他们如何找到自我社群认同的平衡点？在地方上与其他社群的互动关系又是如何？尤其是处于明显帮群划分的时代，这都是值得去探讨的课题。
二、研究回顾
近年来不管是关于客家或潮州研究的热潮正打开，有了专门从事这两项研究的学术团体和经常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活动。正因为这些社群移居海外的历史相当早，绝大部分是分布在东南亚，尤其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无形中促使 来自各地的学者和文史工作者对于这两地域的相关研究显现出非常大的兴趣。遗憾的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槟榔屿华人的研究而言，始终有待提升。反观，若将新加坡视为一个个体，明显逊色。[3] 关于上述问题，近年来已受到关注，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几个学术团体积极投入研究，如孝恩基金会、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等。将槟榔屿华人的研究视为个体，进行研究。甚至，还带队到槟城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并与当地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等活动。[4]

我们知道要了解社群之间的权力结构和关系，势必以社团组织为着手的一个最好的途径。然而，现阶段有关研究潮人与客人社群之间的关系的论文尤少，学者大都个别以潮人或客人社群为单一研究取向。[5] 从目前探讨槟榔屿潮人组织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外国学者对于本地潮人的组织缺乏认知。如中国学者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书中谈到马来西亚潮人会馆时只引用了马潮联会为例子，我认为有欠妥当。因为该组织是全马潮人会馆联合组成的总会，至于其他地区潮人的组织仍然有它个别的特色，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也不能够说明个别潮人的组织。而且全文只用了三页的篇幅来叙述马来西亚的潮人组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叙述明显来的少。[6] 其书中，把潮人最早在海外成立的会馆写成是砂劳越古厝（错误：应是“晋”）潮州会馆。[7] 另一位学者也出现上述类似的现象，指出从居住地移至海外的地缘社团“如新加坡的粤海清庙、吉隆坡的韩江家庙”。[8] 有的学者则用笼统的书写方式来概括讨论潮人组织，如郑赤琰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这四个地方来做比较。这牵涉的地域大而且复杂的课题是无法一一讨论清楚的。[9] 另，一篇专门讨论槟榔屿潮人的帮权结构与政治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潮帮权力之分析。[10]

至于相关马来西亚客家人的讨论，要比其他的社群来的晚、数量亦来的少。[11] 本地研究者采用的方式是以整个西马或马来西亚视为一个个体来看客家人。[12] 国外的学者则用更大的范畴概念，如类似东南亚或亚洲的地域概括性的来讨论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如颜清湟和巫秋玉等。[13] 不过，槟榔屿客属公会在庆祝四十周年纪念时特别收入了有关客家人士在槟榔屿的文章。像温梓川的《客人在槟城》、邝国祥《槟城客属人士概况》。[14] 文章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客家人在槟城的开拓与贡献。
至于有关跨地缘、跨方言的文章要以安焕然一篇专门探讨潮客社群的认同为要，但文章却是以二战后的柔佛居銮潮州会馆作为切入点。[15] 同样以二战后比较研究的视角讨论新马潮客社群认同的问题。[16] 另一篇则是探讨槟城闽客籍势力的文章。[17]

以上因研究目的、或因篇幅有限致使学者无法透过文章有系统地讨论槟城客籍社群的认同与权力等问题。故，本文拟以潮州会馆作为个案，探讨它是属于纯方言组织抑或是纯地缘组织？从中探讨潮、客社群之间的认同与权力结构等问题。检讨对于存在粤系组织中潮、客社群之关系与意义。

三、探讨粤系组织中的槟榔屿潮州会馆：潮、客社群关系
槟城客属人士按地缘性组织，分为五系，即嘉应、惠州、大埔、增城、永定。在槟城有据可考的客属人士所组织的会馆，最早成立于1801年的是嘉应会馆。它也是马来西亚最早成立的会馆[18]。增龙会馆于1802年[19]、惠州会馆于1822年[20]、大埔同乡会于1927年[21] 和永定会馆于1947年成立[22]。 反观，丰顺人则一直无法设立属于他们自己的会馆。其实，不只在槟城存有这种情况，而全马来西亚也只有唯一一间坐落在古来的柔佛丰顺会馆。[23]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可能是因为丰顺邑人在人数上确实构不成同乡会，加之缺乏号召力，是以很难去设立一个团体。

从以上的客属人士在槟城所设立的组织来看，大埔人以同乡邑人的团体设立似乎比一些社群来的晚些。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更早的时期，没有发起任何的组织或涉及任何团体的活动。尤其在十九世纪以来，新马华人社会帮群的结构是那么明显的年代，他们何以突破自己的困境，让同乡与其他的社群能有生存共处之道呢？他们是以何种方式结合？既然结合了，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潮、客社群之间的认同，是否是平等的关系呢？抑或是被动的关系？

早期无论是潮州、客属的社群在还没有能力自设组织之前，大都各自以来自原乡地域一群人的模式参与了当地的活动。在1840年之前的大埔人未曾设有馆的记录。他们最早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参与槟城华人社会的团体活动。起初他们为了让乡人有善终的地方，参与了广帮群里最高层次的省级组织之集体式的义冢组织。“广帮”实际上乃是一个涉及范围较广的名词，情况也较为复杂。因为在该广帮的成员当中，至少还包括广府、潮州、客家三个方言群。所以，若我们仔细观察各帮群在参与义冢活动之时，随着年代的演进该帮群被刻印在碑记上的组织名称或结构亦发生变化。这或许也可作为我们去理解各帮群势力结构在不同时代的分分合合、势力消长的一个有力的引证。
1828年，广东省暨汀州府的社群通过联合的方式共同购买一块山地作为义冢。碑文记载显示（图表1），当时的潮州、客属社群，各自都拥有人群而产生内聚力量，因此，才能集体以县、府的名义捐赠。

（图表1）1828年《广东省暨汀州府诏安县捐题买公司山地》石碑 [24]

捐款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潮州、客属社群之间的关系。潮州府是居于各县之首。反观，大埔县是整个客属社群中势力最单薄的社群。此时的潮州社群因为在威省种植蔗糖业获利而造就了潮州社群的强大经济力量。[25] 因此在众捐款者当中，高居榜首。因为经济力量的优势表现，这也影响了潮州社群在往后筹办组织的过程中，占了主导者的地位。

1860年，广东义冢倡建福德祠和凉亭（图表2），永大馆出资三十元，潮州公司[26] 捐了六十元。

（图表2）1860年《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石碑 [27]

相较与1828年时各自独立的捐款，这时期彼此的组织内部结构有了显著的变化。碑记上的“永大馆”即是福建汀州的永定和大埔两邑联合的团体。“永大馆”于1840年之前设立，名称从“永大公司”到“永大馆”再到“永大会馆”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会馆原是永定县人陈洪魁所有，于1840年死前捐赠给永定、大埔两邑人作为联络乡情之用。[28]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的联合完全是建于同语系、地域和文化的方言群结合。虽然历史上这两个县都属于潮州府境内，但却是说客语系的一群人。王琛发认为：

永大两地无论方言、地理、文化都接近，其中有些人同姓不同乡，却是可以从族谱互认血缘关系，因此，永大的结合，既是自然，又有其互相认同的基础。 [29]

不过，对于永大是“自然的相互结合”的观点笔者存有怀疑。他们的结合到底是“自然的”，还是因为客观的环境所致？那相互的认同又基于在哪个层面上？在1828年的捐款中，我们看不到永定社群能够单独以“县”的名义的出现，因为这时期的永定县人的势力还不能脱离汀州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永大两邑人集体捐资三十元外，这时期却有一位以胡泰兴个人名义出现的永定人，当时亦捐了二十元。由于他经营有方，而后他也成为了汀州永定人在广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30] 在25年后，即1885年新建广东暨汀州总坟旁筑凉亭碑序记载以组织名义为捐款的对象，向来以永定人居多的汀州府排名第二，捐一百一十元零九毫；而潮州府排第三，捐九十五元七毫（此时韩江家庙已出现），出奇地反倒列在汀州之后。[31] 反之，此时在韩江家庙底下的大埔人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的空间。从这可推断出当时这两邑的结合，永定人可说占了优势。由此证明，相同语系的语言和文化的确影响着帮群结合的形态。

不过，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永大馆的突破，至少在那个历史空间之下，却也标识着永定和大埔两邑弱势的社群，看到了自身的缺陷故朝着一个新的格局发展。若从当时帮群社会的结构来看，势力单薄的大埔进入永大馆的组织可谓维持了生存之道。同时，而这两股力量的结合也试图打破在广汀组织中居于弱势的局面，是以决定与来自同地域和文化的永定社群结合。笔者认为这时期这种因方言群体的存在，而产生自我于身份上文化的认同，比起因血缘关系的说法更为贴切些。另一方面，由一群潮州籍人士组成“潮州公司”也在此时出现。由于相关的资料缺乏，我们只知道在1855年之时，潮州公司在一群人合作之下，最早在社尾购得土地。此后潮州公司的产业也不断地扩张。但到了1919年后，公司的产业扩张至刣牛巷七间屋宇和社尾合兴店一间，共有八间屋宇的产业可作为收租之用途。[32] 此时他们已经搬到吉宁街的韩江家庙。这表示者潮州社群在这时期具有颇有坚强实力的经济力量。不过，即使在“韩江家庙”出现后，其公司的名号仍然延续使用。[33] 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它的出现正代表了潮州社群已由一个较松散的一群人进阶到初步有凝聚力的组织。但它依然不具有会馆组织的全面功能，至少它不具有祭祀的活动。这要等到韩江家庙的设立，潮州社群才得以具备一个完善功能的组织机构。

1864年韩江家庙成立（于1934年改名槟榔屿潮州会馆，为行文方便以下称潮州会馆），大浦、丰顺按照古代的行政划分之结果加入韩江家庙。清朝年间，潮州行政区域的划分，把大埔、丰顺这两个说客语地域归入潮州府。从组织的结构来看，这时期组成的韩江家庙是以九邑为基础。踏入1915年，南澳升格为县，一个以纯潮语系的“潮州八邑”的概念形成。由此韩江家庙也进入了以十邑地域的联合组织。[34] 这种在原乡既有潮州、客家社群混合的现象，两个方言群体的存在，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因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自然衍生出一套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他们在移入槟城后须与更多的社群接触，故面临的情况更为严峻复杂。若以1903年在中国潮汕地区的潮州、客家社群的组织，却比起在槟城的相关组织情况来得封闭些。

当时汕头有两个最重要的会馆，即所谓潮属有万年丰会馆，嘉属有八属会馆。有意思的是，属于潮州府的大埔和丰顺二县商人不属于万年丰会馆，而是参加了八属会馆。[35]

这也说明了，具体的周遭环境条件的不一样，让这两个社群无法共存，导致在认同方面也产生了问题。反观槟城，一横匾额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由大埔邑赠送给韩江家庙，这也显示出他们直接参与了家庙的祭祀活动，说明了他们对潮州社群的认同意识。

泽及溟海，光绪十九年癸巳岁冬月 吉日（初一） 大埔众弟子同立，邱晋昕盥手拜题 [36]

槟城粤系组织中由潮州社群组成的潮州会馆是一个地缘性组织。同时也是个府级的机构。从组织结构来分析，槟城潮州社群团体的组成不以纯潮语系为一个体系，而是一个具有潮州、客家自有的文化和语言所组成的跨方言、跨社群特色的团体。由此特色可见，当时的槟城潮州先贤是以打破语系的隔阂，增强彼此间在广帮群中的实力。事实上“韩江”这一词并没具有“府”的概念，它只是一条江流的名称。韩江在潮州府境内流经潮州和嘉应两个州。[37] 以韩江家庙这样的概念的组合的出现，说明了潮州先贤在成立团体时，并不纯以语言和文化的考量反而接受一个更大文化区域内涵的共同体。

潮语系与客语系的两社群于1864年，加入跨语言系韩江家庙的地缘组织。无论在永大馆或韩江家庙的组织，大埔社群的地位实际不如其他社群。不过，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时期，随着邑人数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一群以大埔和梅县的客籍人士的崛起。他们因具有强大经济力量的背景，得以透过担任清驻槟城领事之官职来增加本身社群的社会地位。如在1901年的广东暨汀州重修旧山凉亭水圳序，张弼士名列总理人和戴喜云为协理。两人分别捐了四百元和二百元，名列第二和第三排位。[38] 与此同时，此时的大埔社群长期依附在永大馆和潮州籍组织内，无法让本身社群产生自我认同的情感，于是便起了另组同乡团体的念头。约在十九世纪末（1890年左右），大埔社群除了参与韩江家庙的祭祀活动之外，另外组成客籍社群祭祀的大伯公的神缘组织：大安社。据说由张舜卿拟定社名。其章程第四条明显指示“本社纯属礼神性质，与普通社团不同。” [39] 故，特定每年元宵集合乡邑前往海珠屿大伯公庙祀神赏灯。在心灵上找到了寄托的来源，大埔人更在往后寻找一个让同乡邑人可以依归的生命共同体。

进入二十世纪，1927年戴芷汀、戴淑原、何如群、杨芷芗、钟乐臣等人，害怕“平日缺乏联络，时感隔膜”遂发起筹设茶阳会馆。[40] 1936年12月，会所正式开幕，并邀请当时的槟城领事黄延凯主持会所开幕典礼。[41] 虽然黄延凯为民国政府直接委派来的官员，但他却是客籍身份。所以他除以贵宾的职务身份到场之外，还带有一层同为客籍人士的关系到场开幕。仪式结束后，槟榔屿大埔同乡会还一连数天登报感谢黄延凯等人的莅临。[42] 这时期的大埔社群似乎找到可以令自己社群更加凝聚的力量。这种具有强烈团结同乡邑人的意识，对于大埔社群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处于潮州籍社群组织当中的不同语系、文化的一支，既要周旋在潮州社群组织之中，讲求团结；同时也要顾及同乡内部的凝聚。这是同乡领袖务必达成的目标。总的来说，大埔社群在潮州会馆之外，各设同乡会目的是在照顾自我社群、尽到保护社群的责任。这种情况，不见的是一种分散力量的结果。

对潮客关系有深入研究的学者黄挺认为，潮州、客家两个社群能在相互来往过程中，因地域的不同，会产生变化。

这两个社群的语言和民俗文化虽有区别，但是在相互交往之中，非常容易转化。文化转换的最重要原因，是居住地域的改变。[43]

但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不尽然处。以他的说法若参照生活在槟城这个空间底下的潮州、大埔两个社群，因为客观的环境所导致而向外寻找联盟的对象结成团体，以保障自身社群的利益。同时，在互相来往过后，其文化必定会受对方影响而改变。然而，纵观槟城的潮州、大埔两个社群虽然混居一处，还共同联合组成团体，但从组织的建构模式和参与的活动方式来看，似乎不见他们之间产生任何的相互影响而改变对方的信仰或其他等文化。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以后，大埔社群更趋向保有自我独特的文化背景，反与其他客籍人士形成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如，以大伯公为信仰中心的自我认同和社群意识为依归。

四、槟城潮、客社群的互动关系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大埔邑人张弼士到戴欣然父子[44]，到了二十世纪的一批崛起的富商，可以看到他们带动了本身社群在槟城华人社会中的地位。起初先加入了永大馆与其它客籍社群联盟，后再参与韩江家庙与潮州籍社群结合。此时，大埔社群拥有了来自两股力量的支持。从而更加增添他们在广帮群内部的力量。这可以从他们在众广帮群内部，得以担任广东暨汀州会馆的最高职务看得出来。从客籍的永大馆到潮州籍的韩江家庙，此时面临完全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社群，他们是如何调适自己的步伐？既然加入了韩江家庙，大埔社群在潮州组织中的角色又是如何？我们可以参照他们在组织中涉及活动的程度，来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潮州会馆来说，在二十世纪初期最重要的会务活动，必然是创办韩江学校。故，现以韩江学校的创办过程作为讨论的对象。

潮州会馆董事最初于1919年10月底，刊登开会通知筹备学校。而在11月8日召开的会议内容其中一项最为瞩目的是要讨论“建设本州学堂缘事”。[45] 自此韩江学校于11月开始正式筹备工作到隔年3月8日学校正式开学，学生人数约60人。[46] 创校后，学校一直附设在会馆内。1923年在募款后，得以在韩江家庙旁兴建新校舍以便容纳更多的学生。[47] 一直上课到1962年才搬迁到现在林连登路的校园。

11月8日召开会议后，众董事开始商量有关筹备建校声明之拟定，以便获得更多潮州社群的支持与参与。11月27日，以韩江家庙名义刊登一份名为《槟城韩江家庙创办韩江学校缘起》（以下称《缘起》）的声明，并附有17位发起人和32位赞成人的名单[48]（见附录，图表3），为筹备韩江学校的事宜正式展开了脚步。董事会并定于12月5日，在韩江家庙召开会议，以进一步具体讨论筹办学校的事宜及遴选学校筹委会委员。[49] 会议后，韩江学校第一届董事职员名单正式出炉。（见附录，图表4）其实，从名单的组成职员来看，都是来自当初之发起人和赞成人的成员。

《缘起》声明的拟定，表示着潮州会馆的众董事极为慎重看待创校之事。同时，从《缘起》的内容来看，它亦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帮群社会结构。

我潮侨居留此间为数不少，而求学子弟日益增多，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 人之专美， 殊为憾事。此同人等所以有创办韩江学校之举也！ ………… 我潮侨不乏热心慈善之士，故对此新补信理员之时，正宜振刷精神，急起直追，合群策力，共襄斯举，则他日成效，自不难与各团体媲美齐辉矣。[50]

当时的潮州社群颇受到来自其他帮群的竞争压力，有了急欲创办学校的念头。环顾当时的学校，虽然在民国初年已推行新式教育改以国语上课，但新马的学校仍然保有自身方言的特色。于是，韩江家庙众领袖对这次 “故对此新补信理员之时” 的改选整合后并寄予厚望，决定要激起全体社群的力量，设立一所专为 “我潮侨”子弟就读的学校。在一篇刊登聘请校长的广告中，校长须要具备的条件为 “教授概用普通话惟通晓潮音具有完全科师范毕业”，所以校长是要具会讲潮州话的资格。[51] 这为的是要面对那些来自潮州籍社群的学生。故，从迹象分析，当时他们欲成立的学校是一所偏向讲潮州语的学校。潮州社群在这种为自我社群利益着想的大思潮之下，期望能与其他帮群力争一席之地。

在筹备学校的过程中，参照了发起人和赞成人的名单，除了绝大部分来自北马讲潮州语的社群之外，还有如戴淑原、张舜卿、刘子宽等来自不同语言系、不同的社群成员。像在发起人名单中的戴淑原，他虽然是具有槟城领事的身份，因为领事具有办学的职责在。他则来自不同语系的方言群大埔县。同样在赞成人当中，张舜卿也和戴淑原一样来自同一县。而且戴淑原在韩江学校的筹备过程当中，处于父亲治丧期，但他仍然参与了整个过程。[52] 学校设立以后，出任学校的董事名单当中，我们也还可以看到这种潮州、客家两个社群，相互担任学校的正、副董事之职务。（图表3）

（图表3） 战前担任韩江学校历届总理、副总理名单[53]

*注： 1937年有更动：1.韩江学校改为“韩江小学” 2.正、副总理改为“正、副董事长”。

在战前担任韩江学校正、副董事的大埔人有戴子丹、戴芷汀。另外，还有一位也长期担任学校的查帐员何如群。正董事长一职，除了1923年由戴子丹担任外，其余者都来自潮州籍的社群担任。戴子丹能在众潮州籍社群之中代表大埔社群出任董事一职，这真是一大突破而且值得大埔社群感到光荣的事。因为大埔社群自参与潮州会馆组织以来，一直无法在组织内部突破，此时居然可以在办学的情况之下出任学校的董事。而学校的副董事长一职则长期为大埔人出任。其中担任最久的是戴芷汀。客籍社群相互出任学校的要职之外，同时还出钱资助韩江学校。学校一经开办吸引了不少的学生，故原本狭小的韩江家庙内部已无法容纳学生。众董事决定为学校建新校舍。当时选择的地点就在家庙旁边。为筹备新校舍的募款中，戴淑原本身捐了三千元给韩江学校。[54] 他的捐款在众捐款者当中也属名列前三名。而整个筹备新校舍过程中共筹得五万二千三百四十元。[55] 从捐款者的名单中，我们可以发现来自讲潮州语的社群占了大多数，而且大凡发起人和赞成人之外，一些公司行号和个人身份的捐款情况也非常地踊跃款。（见附录3）

令人惊讶的是，既然潮州籍社群办的是一所偏向潮州语的学校，但来自不同语系的大埔社群为何还会参与办校的活动呢？而且无论是在筹备办校的过程，他们仍然积极地参与并涉及整个韩江学校的事务。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不同语系的社群在捐款给其他的社群之后，不会再涉及学校的内部事务。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上述几位大埔社群领袖，除了参与潮州社群组织的活动之外，他们还在同一时期也对外捐助。这表明了他们不只局限在自我社群的利益层面之上。从韩江学校自1919年11月开始筹备设校到1920年的1月为止，一项不完全的捐款统计，我们看到了这一群大埔领袖同时对来自于不同的社群捐助。甚至，捐款的对象还跨出槟城，太平、雪兰莪、新加坡等地。（见附录，图表6）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自身社群的关怀也来得强烈些。这可从他们对于当时的时中学校的捐款完全看得出来。因为时中学校确实为客属社群所设的学校。我们可从一则新闻的内容，要求客籍社群准时到属于客籍信仰的大伯公庙开会。

兹因本校照章开会 …… 齐集大伯公庙内开全体大会，凡我客属同人君期务望踊跃莅临… [56]
其他参与会馆之的会务，韩江家庙的建筑自六十余年后，开始有脱了的情况。所以在1935年，林连登、陈罗雄、戴芷汀、周满堂等人合力募款之下，整修了旧有的门窗。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整修中来自大埔籍国民党元老邹鲁还送来亲题的一副匾额“家山回首”。[57] 再者，参照其参与会馆的活动，如成立于1931年的槟城韩江互助会，它是会馆的一个附设团体，其宗旨为“联络乡谊及劝助会友丧费”，帮助贫穷者在往生时得以安葬的一个善后性社团。[58] 成立时的委员会为林连登正总理、连裕祥为副总理、戴芷汀为财政。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活动现象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现实的帮群社会当中，大埔社群在未能有能力突破自身的处境，最好的办法必然是找寻一个最适合而且互相还能达成共识的一个团体组织。所以他们一方面透过潮州会馆地缘的关系，获得来自潮州籍社群的联合力量以保持在广帮的权力地位。如当时的张弼士、张舜卿、戴子丹、戴国良、何如群等大埔籍社群，突破了其他的社群的包围，出任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的正会长一职。有趣的是，在1924年的时候，来自潮州社群的林连登当任正会长之时，反观副会长则由客籍大埔社群的戴子丹担任。这与在韩江学校时担任校董事的情况如出一辙。因为战前某部分的资料缺失，我们能明显根据资料看出从1931-1938年间，大埔籍担任潮州会馆内部最高的职务，有戴芷汀出任财政之职务。[59]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潮州社群组织内部，为了显示潮州、客籍两个社群的共存意识，在职务的安排方面都须经过相当深思之考虑的结果。

同时，另一方面又须要结合客籍社群的势力，形成另一股势力，以突破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困境。[60] 况且，若要突破长时期被闽帮垄断的槟榔屿华人社会领导权力，唯有采取跨帮群的联合方式，方有可能和势力庞大的闽南帮抗衡，企图在帮群社会中维持一个平衡的帮权生态。所以无论是涉及潮州会馆内部的事务或韩江学校的筹备到建立，大埔社群都能与潮州籍社群产生良好相互互动的关系。

五、结语
若参照海峡殖民地之新加坡与槟城两地，在十九世纪早期，此二处是中国迁民聚集之地。在同样历史情境之下，纵观这两地的的潮州社群组织，其设立的时间、宗旨都相差不远。但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组织建构模式和组成的会员，可以发现却又极为不一样。新加坡的潮州八邑会馆从义安公司分出，其创立的年代应该在1845年以前。由佘有进等海阳（潮阳和澄海）县十二姓氏组成。[61] 向来公司所有产业由佘有进掌管。其后，由林义顺等人因产业问题而于1929年组成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62] 若单从组织的结构来看，我们会发现槟城潮州会馆内部的结构更具有层次化。两者之间对其他社群的接受程度差异性甚多。前者只公开给潮州语系的会员加入；而后者则开放给潮州语系和客语系的两个社群。有趣的是，这相对于槟城这的新加坡来说，地处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中西交汇点，思想方面未免有点保守。

反观槟城潮州会馆，因为在设馆之时就已经决定了其未来之发展。二十世纪之初，一群有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大埔社群领袖崛起，加上又与来自潮州语系的社群结合，组成一个更大的文化区域内涵的共同体。此时，明显地改变了他们在槟城华人的社会地位。参照了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客籍社群的认同，不一定全然是以“方言”作为唯一的认同标准。同时还要考虑当时历史情境之下的帮群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两个社群的语言和文化虽有区别，但为了保持在广帮内部的社会地位，大埔社群采取了超越地缘意识的认同感以达到自我社群的利益。与此同时，却又保有自身的语言、文化方面的特色。

附录一、 《槟城韩江家庙创办韩江学校缘起》
处此文明最盛，竞争剧烈之世，非发展教育无以图存，故欲谋教育之发展，非广设学校莫能竞厥其功。盖学校者，所以灌输其智识技能，锻炼其精神躯体，使成为坚强果敢之优秀国民者也，故教学校兴，则优秀之国民众。（国多此大多数之优秀国民，《槟城新报》有误）优秀国民既多，则其国不期强而自臻于强矣！又何患乎幸福之不增进，国势之不扩张哉！然而欲促进学校之发达，俾获收尽为优秀国民之效者，厥惟最富有慈善心之人是赖也。我潮侨居留此间为数不少，而求学子弟日益增多，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人之专美，殊为憾事。此同人等所以有创办韩江学校之举也！盖捐多数金钱以办慈善事业，为最得金钱之运用，而办慈善工业，尤以兴学育才为较有利益者也。我潮侨不乏热心慈善之士，故对此新补信理员之时，正宜振刷精神，急起直追，合群策力，共襄斯举，则他日成效，自不难与各团体媲美齐辉矣。是为启。

发起人
连瑞利（潮阳）、林连登（惠来）、林参（惠来）、戴淑原（客大埔）、许文造、马元廷、傅炎峰（潮阳）、胡福德（饶平）、周满堂（潮安）、纪合仁（澄海）、戴振顺（普宁）、纪合义（澄海）、陈罗雄（潮州籍）、陈源泰（潮州籍）、杨锦泉（揭阳）、洪景南（揭阳）、许宗豪。

赞成人
马英、沈耀南、黄悦（普宁）、沈德政（潮安）、林加如（揭阳）、郭野、杨馥南、文光汉（潮州籍）、谢槟清、翁泽民、陈赐兴、张舜卿（客大埔）、黄桔桢、陈仰仁、南发栈、许养吾、郑亦侬、廖启伟、翁琴生、黄赐保、许高祉、蔡海生、林式之、潮顺兴、林任可（潮安）、王瑞合、潮利亨、黄大荣（潮安）、沈训彬、郑爕秋、谢凤岐、马爱智。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1919年11月27日，页7；〈历史的回顾1〉，见《槟榔屿韩江小学扩建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韩江小学，1996），页96-102。

附录二、韩江学校筹备员及第一届韩江学校董事职员名单
韩江学校筹备员（12位）
马元廷、周满堂、马英、杨锦泉、纪和义、陈源泰、洪景南、文光汉、黄大荣、刘子宽（客大埔）、杨馥南、许宗豪。

1920年第一届韩江学校董事名单
正董事长：林连登 副正董事长：傅炎峰
财政：周满堂 查帐：何云皋
董事：林参、戴淑原、连瑞利、许文造、黄悦、戴振顺、林加如、陈罗雄、马元廷、胡福时、马英、沈德政、沈耀南、郭野、黄桔桢、纪和义、纪和仁、陈仰仁、廖启伟、杨锦泉、洪景南、文光汉、林任可、刘子宽、刘生余、黄赐保、陈赐兴、陈源泰、黄大荣、王瑞合、杨馥南、许宗豪。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1919年12月9日，页3。

附录三、韩江学校筹设新校舍捐款者名单（1919年12月至1920年2月间）
捐款者 款项
林连登 一万元
戴振顺 三千元
戴淑原（客） 三千元
黄荣霖 三千元
林加如 二千元
连开展兄弟公司 一千元
陈罗雄 一千元
黄悦 一千元
马元廷 一千元
傅炎峰 一千元
黄桔桢 一千元
陈赐兴 一千元
马英 一千元
郭野 一千元
胡福德 一千元
许文造 一千元
黄成瑞 一千元
林万祥 一千元
王名合 一千元
陈观圣 一千元
陈文成 一千元
连瑞利 一千元
周满堂 一千元
乃和丰 一千元
乃裕公司 五百元
陈三顺 五百元
方申 五百元
郭成吉 五百元
仁裕公司 三百元
李成名 三百元
苏德嘉 三百元
仁兴公司 三百元
马爱智 三百元
郭锦荣 三百元
胡再荣 三百元
陈源泰 三百元
苏佳论 三百元
陈永嘉 三百元
郑成贤 三百元
马茂如 三百元
沈利到 三百元
林坤丰 二百元
南发栈 一百五十元
翁益泰 一百五十元
潮顺兴 一百二十元
陈起让 一百二十元
罗德盛 一百元
源成发 一百元
郑万盛 一百元
三合兴 一百元
万隆公司 一百元
陈仰仁 一百元
马正纪（记） 一百元
黄赐保 一百元
周元和（河） 一百元
广合兴 一百元
马金水 一百元
杨馥南 一百元
林鸿添 一百元
共和公司 一百元
庄妈信 一百元
许瑞安 一百元
新南纪 一百元
杨锦泉 一百元
联芳园 一百元
洪景南 一百元
陈乙遇 一百元
义成号 一百元
荣利 一百元
兴裕 一百元
许土合 一百元
沈耀南 一百元
潮顺号 一百元
沈德政 一百元
纪耕余 一百元
胡德明 五十元
美记号 五十元
永福兴 五十元
建（）号 五十元
宏发 五十元
潮利亨 五十元
林桂枝 五十元
（同）顺 五十元
广南兴 五十元
恒丰兴 五十元
新发 五十元
有兴 五十元
新万兴 五十元
德公司 五十元
新兴 五十元
潮英盛 五十元
连裕成 五十元
海（）号 五十元
陈秉和 五十元
林美记 五十元
资料整理：《槟城新报》1919年12月至1920年2月27日。

附录四、戴淑原、戴芷汀、戴子丹等（大埔人）于1919-1920年间对外捐助

附录五、槟榔屿潮州会馆里的客语系人物（大埔、丰顺）

参考书目

（一）、中文书目
甲、 专书：
(1) 安焕然编《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新山: 南方学院，2003）。
(2) 安焕然编《柔佛客家人的移殖与拓垦》（新山: 南方学院出版社: 新山客家公会，2007）。
(3) 陈剑虹、黄贤强主编《槟榔屿华人研究》（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2005）。
(4) 林博爱《南洋名人集传》第一集(槟城：出版社不祥，1922)。
(5) 林孝胜《新加坡的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
(6) 赖美惠《新加坡华人社会之研究》（台北: 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9）。
(7)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 – 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
(8) 徐正光编《台湾客家研究概论》（台北：新政院客家委员会、台湾客家研究学会，2007）。
(9) 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
(10) 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 巫秋玉、黄静 《客家史话》（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

乙、 论文：
(1) 安焕然〈柔佛居銮潮客社群认同与潮人的开拓〉《亚洲文化》第26期，2002年6月，页183-199。
(2) 〈槟城嘉应会馆会史〉，见《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65。
(3) 〈槟城韩江互助会〉，见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页335。
(4) 陈春声〈论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见《客家研究辑刊》2006年第2期，页10。
(5) 陈剑虹〈十九世纪威省华侨蔗糖业与社会流动〉，见《南洋学报》第41卷，第1-2期，1986年，页52。
(6) 陈剑虹〈从金石碑与官方档案管窥19世纪槟榔屿潮人的帮权结构与政治〉见《南洋学报》第62期，2008 年，页1-13。
(7) 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卷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页 689。
(8) 戴荔岩〈大安社史略〉，见《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刊》（槟城：槟榔屿大埔同乡会，1968），页212- 215。
(9) 方君壮〈槟榔屿潮州会馆〉，见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页310。
(10) 胡文希〈槟城永大会馆概况〉，见胡嘉达主编《北马永定同乡会新会所开幕暨42周年会庆，青年团9周年纪念庆典特刊》（槟城：北马永定同乡会，1992），页135。
(11) 胡育文〈槟城永定同乡会会史〉，见《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70。
(12) 黄挺〈潮客关系简论――以潮汕地区为例〉，《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6卷第1期，2005年2月，页1。
(13) 黄贤强〈客籍领事与槟城华人社会〉，见《亚洲文化》，1997年第21期，页181-191。
(14) 黄贤强〈客籍领事梁碧如与槟城华人社会的帮权政治〉，见徐正光编《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历史与社会经济》（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页401-426。
(15) 黄贤强 〈清末槟城副领事戴欣然与南洋华人方言群社会〉，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页51-58。
(16) 黄贤强〈张煜南与槟榔屿华人文化和社会图像的建构〉见丘昌泰、萧新煌主编《客家族群与在地社会 -- 台湾与全球的经验》 （台北：智胜文化事业，2007），页347-368。
(17) 黄贤强〈历史书写和文化记忆 – 以张弼士为例〉，见黄贤强《史迹、文献、历史：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98-113。
(18) 刘崇汉〈西马客家人〉，见赖观福编《第5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出版，1999），页160-213。
(19) 刘宏、张慧梅〈原生性认同、祖籍地联系与跨国网络的建构：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客家人与潮州人社群之比较研究〉，见丘昌泰、萧新煌主编《客家族群与在地社会 -- 台湾与全球的经验》（台北：智胜文化事业，2007），页307-328。
(20) 〈历史的回顾1〉，见《槟榔屿韩江小学扩建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韩江小学，1996），96-102。 (21) 丘若峰〈槟城惠州会馆会馆会史〉，《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64。
(22) 丘鸿欢〈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会史〉，《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66。
(23) 石岩〈浅论海外潮州人社团的地缘特色〉《新学术》2008年第1期，页77-80。
(24) 苏庆华〈马、新客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苏庆华《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页243-260。
(25) 吴华〈马来西亚客籍人士的组织〉，见槟榔屿客属公会编辑委员会《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939-1979 》（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79），页 657-663。
(26) 郑良树〈潮州人之槟榔屿社团〉，见潮州会馆纪念特刊编委会《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 年纪念特刊（1864-1998）》，（槟城：槟榔屿潮州会馆，1998），页，149。
(27) 郑赤琰〈从潮州会馆的演变看潮人的政治适应力〉，见《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页733-751。
(28) 王琛发〈槟榔屿潮州会馆史论〉，见《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槟城：槟榔屿潮州会馆，1998），页26。
(29) 王琛发〈二百年来的槟榔屿客属组织〉，见《槟城客家两百年》（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2000），页49。
(30) 吴龙云〈平章会馆与婚姻注册：1918年事件与槟城闽客籍势力的意义〉《南洋学报》第61卷，2007年，页 85-100。
(31) 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见《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页54-60。
(32) 〈槟城增龙会馆会史〉，《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69。

丙、 报纸：
(1)《槟城新报》
(2)《新国民日报》

丁、 特刊
(1) 槟榔屿客属公会编辑委员会《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79）。
(2) 《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贰百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1998）。
(3) 《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刊》（槟城：槟榔屿大埔同乡会，1968）。
(4) 《槟榔屿韩江小学扩建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韩江小学，1996）。
(5) 《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槟城：槟榔屿潮州会馆，1998）。
(6) 胡嘉达主编《北马永定同乡会新会所开幕暨42周年会庆，青年团9周年纪念庆典特刊》（槟城：北马永定同乡会，1992）。
(7) 《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暨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槟城：槟州华人大会堂，1983）。

（二）、英文书目
Book：
（1） 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ian, 1908).

Articles:
（1） Tan Kim Hong, Chinese Sugar Planting and Social Mobility in 19th Century Province Wellesley, in Malaysia in History, Number 24,1981.
（2）Yen Ching-hwang, Power Structure and Power Relations in the Teochew Community in Singapore, 1819-1930，见《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页685-732。

[1] 黄贤强有系统动地进行中国驻槟榔屿领事与槟城客家人的研究有：黄贤强〈客籍领事与槟城华人社会〉，见《亚洲文化》，1997年第21期，页181-191；黄贤强〈十九世纪槟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见《亚洲文化》，1999年23期，页95-102；黄贤强〈客籍领事梁碧如与槟城华人社会的帮权政治〉，见徐正光编《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历史与社会经济》（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页401-426； 黄贤强 〈清末槟城副领事戴欣然与南洋华人方言群社会〉，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页51-58；黄贤强〈张煜南与槟榔屿华人文化和社会图像的建构〉见丘昌泰、萧新煌主编《客家族群与在地社会 -- 台湾与全球的经验》（台北：智胜文化事业，2007），页347-368；黄贤强〈历史书写和文化记忆 – 以张弼士为例〉，见黄贤强《史迹、文献、历史：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98-113。
[2] 他在序言中提到，他兴趣的是星马华人对自己社群的认同“本研究的焦点是他们的方言群认同”。而在他书中可见他只以福建、广东、潮州等方言群为划分，来找出他们各自的认同方向。麦留芳《方言群认同 – 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
[3] 相关的研究有，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林孝胜《新加坡的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赖美惠《新加坡华人社会之研究》（台北: 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9）；Yen Ching-hwang, Power Structure and Power Relations in the Teochew Community in Singapore, 1819-1930，见《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页685-732。
[4] 新加坡中文系黄贤强副教授曾于2005年3月26日至27日与韩江学院举行学术交流会。会后并出版了，陈剑虹、黄贤强主编《槟榔屿华人研究》（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2005）。
[5] 相关的研究有黄贤强编《新加坡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徐正光编《台湾客家研究概论》（台北：新政院客家委员会、台湾客家研究学会，2007）。安焕然编《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新山: 南方学院，2003）；安焕然编《柔佛客家人的移殖与拓垦》（新山: 南方学院出版社: 新山客家公会，2007）。
[6] 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页179-181。
[7] 同上，页125。最早成立的潮州会馆应该是1822年在马六甲创立的潮州公司，1882年改名为潮州会馆。郑良树〈潮州人之槟榔屿社团〉，见潮州会馆纪念特刊编委会《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页，149。
[8] 石岩〈浅论海外潮州人社团的地缘特色〉《新学术》2008年第1期，页77-80。
[9] 郑赤琰〈从潮州会馆的演变看潮人的政治适应力〉，见《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页733-751。
[10] 陈剑虹〈从金石碑与官方档案管窥19世纪槟榔屿潮人的帮权结构与政治〉，见《南洋学报》第62期，2008 年，页1-13。
[11] 苏庆华〈马、新客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苏庆华《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页243-260。
[12] 刘崇汉〈西马客家人〉，见赖观福编《第5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出版，1999），页160-213；吴华〈马来西亚客籍人士的组织〉，见槟榔屿客属公会编辑委员会《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939-1979 》（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79），页657-663。
[13] 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见《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页54-60；巫秋玉、黄静《客家史话》（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
[14] 槟榔屿客属公会编辑委员会《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79），页717-726。
[15] 安焕然〈柔佛居銮潮客社群认同与潮人的开拓〉《亚洲文化》第26期，2002年6月，页183-199。
[16] 刘宏、张慧梅〈原生性认同、祖籍地联系与跨国网络的建构：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客家人与潮州人社群之比较研究〉，见丘昌泰、萧新煌主编《客家族群与在地社会 -- 台湾与全球的经验》（台北：智胜文化事业，2007），页307-328。
[17] 吴龙云〈平章会馆与婚姻注册：1918年事件与槟城闽客籍势力的意义〉《南洋学报》第61卷，2007年，页 85-100。
[18] 曾辉青〈槟城嘉应会馆会史〉，见《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65。
[19] 〈槟城增龙会馆会史〉，同上，页669。
[20] 丘若峰〈槟城惠州会馆会馆会史〉，同上，页664。
[21] 丘鸿欢〈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会史〉，同上，页666。
[22] 胡育文〈槟城永定同乡会会史〉，同上，页670。
[23] 柔佛丰顺会馆于1965年9月27日正式注册。吴华〈马来西亚客籍人士的组织〉，见《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1979》（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出版，1979），页657。
[24] 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卷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页689。
[25] 陈剑虹〈十九世纪威省华侨蔗糖业与社会流动〉，见《南洋学报》第41卷，第1-2期，1986年，页52。
[26] 潮州公司最早出现于1855年10月3日，许栳合、王武昌、洪声挂、黄遇冬、陈亚苞和李永隆在槟榔屿购置Lot 115, TS 23社尾街的土地与屋业。陈剑虹〈从金石碑与官方档案管窥19世纪槟榔屿潮人的帮权结构与政治〉，页6。
[27] 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卷二，页692-694。
[28] 胡文希〈槟城永大会馆概况〉，见胡嘉达主编《北马永定同乡会新会所开幕暨42周年会庆，青年团9周年纪念庆典特刊》（槟城：北马永定同乡会，1992），页135。
[29] 王琛发〈二百年来的槟榔屿客属组织〉，见《槟城客家两百年》（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2000），页49。
[30] 胡泰兴（1825-？），字狱东，祖籍福建汀州永定县下洋镇，讲客语。在槟城峇六拜湖内一带出生，数代居该地，以种胡椒起家。幼受私塾教育后就学于大英义学。离校后，与辜上达合伙开创泰兴达公司Tye Sin Tat & Co.，经营船具，以后转业锡矿，赚了大钱，曾受封太平局绅，亦任工部局议员。在广汀会馆内，他与新宁人的义兴、增城客家人的海山有机会接触；通过同安同宗的胡氏，可以接触福建人的建德社（大伯公会）。最重要的是，他本身没有会党背景，所以他是华社和帮派间的鲁仲连；也是政府与华社之间的协调者。1867年受委调查该年槟城大暴动之起因。此外，他历任汀州会馆要职。1886年平章公馆建竣，他是广帮七董事之一。郑永美〈胡泰兴〉，见《槟 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贰百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1998），380页。
[31] 只列以会馆为对象的团体，广州府捐三百二十七元五毫，肇庆府捐三十四元，惠州捐二十二元，潮州捐九十五元七毫，嘉应捐三十三元，高州雷州捐四十五元，琼州府捐四十九元，汀州捐一百一十元零九毫。郑永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史略〉，同上，页164。
[32]〈屋宇召贌〉，见《槟城新报》1919年10月22日，页3。
[33] 于1919年10月31日的一则会议通知的新闻， 以“槟城潮州公司”众董事的名义发出新闻通知。目的是号召被推举出来的各邑代表出席会议。会议要讨论的内容为，一复选正式职员；二建设学堂之事宜。《槟城新报》1919年10月31日，页3。
[34] 针对南澳和丰顺这两邑，新马有些潮州会馆组织对于这两邑的包含持有不同看法。如，新加坡的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是纳入南澳，排丰顺。新山柔佛潮州八邑会馆是含丰顺，排南澳。潮州八邑系澄海、饶平、潮阳、普宁、揭阳、惠来、南澳、潮安。十县则加，丰顺和大埔。
[35] 陈春声〈论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见《客家研究辑刊》2006年第2期，页10。
[36]〈会馆文物：题字牌匾〉，见《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槟城：槟榔屿潮州会馆，1998），页A14。
[37] 韩江上、中游地区，属山地地区，主要为讲客语。韩江下游是三角洲平原，以讲潮州语多。在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之前，韩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为潮州府所管，有海阳、潮阳、揭阳、程乡、平远、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镇平等县。雍正十一年后分划原属潮州府的程乡、平远、镇平和原属惠州府的兴宁、长乐五县，设立了嘉应州，其居民主要为讲客语。
[38] 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卷二，页704-707。
[39] 戴荔岩〈大安社史略〉，见《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刊》（槟城：槟榔屿大埔同乡会，1968），页212- 215。
[40] 戴荔岩〈本会会史〉，同上，页51-52。
[41] 黄延凯广东梅县人，父亲黄遵宪曾于1891-1894年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黄延凯于1933-1940年出任槟城领事。他在出任领事之前，曾在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和文宣部门工作过，具丰富的经验。〈本屿今日社团动态〉，见《槟城新报》1936年12月12日，第5版。
[42] 〈鸣谢启示〉，见《槟城新报》1936年12月16日，第4版。
[43] 黄挺〈潮客关系简论――以潮汕地区为例〉，《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6卷第1期，2005年2月，页1。
[44] 戴培元（1887-1944），字淑原，广东大埔人。父春荣（1849-1919），号喜云，字欣然，曾任清朝驻槟榔屿领事 (1907-1911)。兄芷汀（1870-1938），字培基，历任闽中诸郡邑。培元生长于霹雳太平，后随其父迁居槟城，幼年即接受中西方教育。1906年，协助清廷办理赈务，受封四品法部员外郎。因见清政不纲，父亲年事已高决计弃官，归返槟城。1911年，他获新加坡领事批准为代副领事，民国成立之后，先委以代理槟榔屿领事职至1917年，外交部正式委以槟榔屿正领事，直到1930年。《南洋名人集传》第一集(槟城：出版社不祥，1922)，页31-32；《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大埔同乡会出版，1968)，页60。
[45] 方君壮认为韩江家庙是在1919年10月14日由潮州董事发起筹备。但笔者只能找到潮州董事最早刊登相关的一篇新闻是在10月31日。方君壮〈槟榔屿潮州会馆〉，见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页310；《槟城新报》1919年10月31日，页3。
[46]〈槟城韩江家庙创办韩江学校缘起〉，见《槟城新报》1919年11月27日，页7；〈韩江学校开校志〉，见《槟城新报》1920年3月9日，页6。
[47]〈韩江学校四周年纪念正董事代表戴少平演说词〉，见《槟城新报》1923年3月9日。
[48]〈槟城韩江家庙创办韩江学校缘起〉，页7。
[49]《槟城新报》1919年11月27日，页7。
[50] 同上。
[51]〈聘请校长〉，见《槟城新报》1920年1月5日，页7。
[52]〈戴府治丧处启事〉，见《槟城新报》1920年1月10日，页6。
[53]〈历史的回顾1〉，见《槟榔屿韩江小学扩建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韩江小学，1996），页96-102。
[54]〈槟城韩江学校筹办处鸣谢捐款（二续）〉，见《槟城新报》1920年1月14日，页7。
[55]〈槟城韩江学校筹办处鸣谢捐款（五续）〉，见《槟城新报》1920年2月27日，页12。
[56]《槟城新报》1919年10月29日，页12。
[57] 王琛发〈槟榔屿潮州会馆史论〉，见《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页26。
[58] 〈槟城韩江互助会〉，见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页335。
[59]〈槟榔屿潮州会馆职员表〉，见《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页319。
[60] 有关槟城的第三势力请参阅，黄贤强〈十九世纪槟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页95-102。
[61] 十二姓氏为陈、林、蔡、黄、郭、张、吴、沈、杨、曾、刘、王。
[62] 1929年9月15日，在中华总商会召开潮侨大会，决议名称定为“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