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研究的新方向 （直挂云帆）

数个月前，当中文系讲师陈金辉博士向我讨论与建议由韩江学院主办今年度（第九届）的汉学国际研讨会时，我有一些迟疑，因为在我印象中这类的研讨会是偏向古代汉学，而且有“钻牛角尖”之嫌，不易为一般人所兴趣。后来经过他解释，原来此次轮值韩院主办，因为在过去8年来都是由马大、拉大、南院与新纪元等轮流主办，若本届韩院不主办将会出现缺角而使到郑良树教授的倡议面临断裂的遗憾。

既然这意味着韩院有必要承载这项文化传承的使命，我也就希望中文系能肩负起重任，把这个国际会议办得像样与体面。到了临近的日子，我被告知本院的中文系学生积极参与，师范学院的学员将会到来参加，而且外来的报名者不少后，我开始宽心，也很欣慰汉学已普遍得到重视。

所谓的汉学，追根究底，指的就是中国学的研究。在过去，汉学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古代文化，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对现代中国的研究。这就是说汉学已从古代步入现代社会，因此我对汉学是这样理解的：

不论是古代的汉学或现代的汉学，他们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一脉相承从古代一直演绎到现代，再从现代展望未来。如果我们能使到汉学的研究纳入现代政治的现实而具有生命力，那么汉学就会变得生动活泼而不再是一门枯燥的学问，这 也许是汉学研究的新方向之一。

就我个人研究来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但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而且也是华人向外大量移民的开端。在这一年，英国军舰用炮弹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我将之视为历史的耻辱和伤口，也敲醒了沉睡的中国人民开始认识世界。原来天外有天，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陈腐观念，以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就是整个世界的狭隘思想。

与此同时，当英殖民主义者在1842年逼使清廷签署《南京案约》割让香港予英国时，已意味着中国已成为列强觊觎的对象。在弱肉强食的理论下，颟顸无能的清廷只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

这重重的灾难也反过来逼使中国人民再次揭竿起义，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终于震撼也动摇了清廷的江山。虽然“太平天国”只在中国大地上闪烁18年的光景（1850-1868），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力是“无远弗届”的。例如1895年发生的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义和团排外运动，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反抗精神的延续。即使它仍然以失败告终，也让中国的爱国志士及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未来忧心仲仲。在此关键时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那就是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为偶像的孙中山（1866-1925）。他不但自视为洪秀全第二，而且也参加基督教会，向洪秀全看齐。

孙中山在甲午战争之前的1894年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良朝政，以振兴国家，但不被重视，因而有了后来孙中山10次革命的故事。他的屡战屡败不屈不挠的精神终于成就了一代伟业。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给中国带来了一声春雷，大地顿然被照亮，原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是可以被推翻和被埋葬的。

于是现代性开始在中国萌芽，西方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了辛亥革命的主轴，更成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指导思想和主旋律。从此中国人民相信外来的思想也可以改变中国，也可以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就在这之后成为主导中国的大方向。

在这样的条件下，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汉学基本上也进入了革命性的阶段，并起了实质的变化。从五四时的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社会到依靠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再到文革时的批林批孔运动，让我们看到一个与儒学告别的年代在神州大地翻转，也就是说，中国从追求现代性转变到追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然而当文革在1976年落幕后，中国似乎有返朴归真的迹象。继后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中国与西方的交流空前的热烈与热闹，并托起一个不遑多让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大中华世界”。这之中又让我们看到儒学的复兴与振兴。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对儒学的反思和回到追求现代性（热爱祖国为荣，危害祖国为耻；服务人民为荣，背离人民为耻；崇尚科学为荣，愚昧无知为耻；辛勤劳动为荣，好逸恶劳为耻；团结互助为荣，损人利己为耻；诚实守信为荣，见利忘义为耻；遵纪守法为荣，违法乱纪为耻；艰苦奋斗为荣，骄奢淫逸为耻）。

所谓的“八荣八耻”是从儒家思想的“四维八德”演化而来。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构成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这反映出中国越向文明发展，越不能把老祖宗的信条丢掉，而且必须要把它们找回来，以便和现代的思维相组合。这也是胡锦涛的荣辱观的良苦用心。

我今天提出了古今相结合与重新发掘古代汉学的美与实用价值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因为我们一定要从历史中认识自己和世界，找回已经失落的人文价值。因此容纳和正面看待古代汉学的研究是必要的。

事实证明，两天的研讨会绝无冷场，参与者也很少“掉队”，他们大多数是“从一而终”的坚持到“闭幕”后又参观了韩院华人文化馆。

虽然本届仍有相当数量的古代汉学的文章，但学者们都用生动的语言来阐释而不致让人郁闷；尤其令我感到惊喜的是由“老学者”带动“新学者”或年青的学者碰在一起，他们也真的擦出火花。与会者都在依依不舍中告别会场，并且一致赞赏本届的汉学大会开得好和十分成功，我也感同身受。如果可以形容的话，那就是韩院从本届开始改变了汉学的印象，不再是钻牛角尖的学问，而是有其现实性或实用的一面。这也无形中给汉学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与本土华人社会的研究相结合，正如新加坡国大中文系教授黄贤强所建议的）。我相信，下一届的汉学研讨会将会更加精彩。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以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身份于10月27日在第九届汉学国际研讨会之推展礼上的讲话）

刊登于2012年11月1日《东方日报》

独中“双轨制”评议 （天下纵横）

    从表面上看，国民型中学与独立中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被华社冠为“华中”。虽然有人不认同，但没有人否定国民型中学具有华校的“色彩”。就这样，自从60年代华校改制以来，便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争议。及至后期，也确定了国民型中学有78间，独立中学有60间。

   这之中的差别是国民型属于政府管制的学校，而独立中学是由董事会主导的学校。换句话说，前者必须听命于教育部的指挥和决策，包括师资的调派、学生的分配、课本的采用和考试的安排，都不能自行改变或阳奉阴违。后者则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自己选用课本，可用华文为媒介语，并自行招生和聘用师资。自我定位和自我制定考试（如1975年起推出统考）。这样一来，国民型与独立中学有了实质上的不同。

    但为什么后来又在不同的地区出现独中并不比国民型差，甚至超越国民型呢？原来在南马和中马的家长大多数选择将子女送进独中受教育，因为他们认为独中的师资能调教子女成人成才，也就首选独中。当独中有这么多优秀生攻读的时候，他们自然有能力参加政府的考试和校外乃至外国的考试。因为他们能从容不迫地掌握三语，包括参加统考。

    正由于优秀生总比别人占尽优势，也就逐渐地出现独中生不比国中生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印象。久而久之，中南马乃至东马的独中生为独中打响名气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北马及吡州和东海岸的独中在努力改进和向中南马看齐，但始终有一段距离。不仅学生人数比不上中南马，而且考试成绩也追不上。在这种情形下，当1975年董总推出自身的统考后，并没有影响中南马的独中继续让学生报考SPM，毕竟独中生在中五（即高二）已可考SPM。

    当优秀生考上SPM佳绩又考上统考佳绩时，有不少人认为“双轨制”是值得推行的，也给孩子多一个出路。这在理论上是“双管齐下”或“两全其美”的学制，但在现实中，仍是有缺陷的，因为不是每一位学生都是优秀生，绝大多数只能下苦功应对一种考试，不能同时下苦功应对两种考试。他们或者只侧重SPM或只侧重统考。

    再不然学校就选择性的让好成绩的学生参加两种考试，普通的学生只选考一种。就拿北马吡叻来说，独中生在两种考试上十分标青的少之又少，理由是SPM的教学媒介是国语，而统考的教学媒介是华语，两者的差距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强制普通的学生要考好两种考试，那也是太强人所难。

    事实上，国民型中学也只是鼓励参加SPM考试，而后再参加STPM考试或进入学院或进入大学先修班。他们在中五就离校，也就未考统考。

    至于独中方面，学生应对一种考试已是相当吃力。如能考得统考佳绩，证明程度不错；若是家长强求孩子一定要走“双轨制”，那是对孩子的折磨，应该让孩子根据本身的程度来参加考试，不必强求出“双科状元”。

    因此独中教育的所谓双轨制是因校因地而异的，不能一概而论。至少北马的独中生就没有这么厉害，可以强过国民型中学的学生，既在SPM拿A又在统考也拿A。

    明乎此，关丹独中未建就给它定型为“双轨制”，那是过早的展望关丹的独中生都是天才，都有能力考好两种考试。这是不符合普世的教育原理。为什么不实事求是，顺其自然呢？教育的原理本来就不主张强制而是倡议因材施教。我们因材施教了吗？

刊登于2012年10月29日《号外周报》第605期

“兴旺发”不是“猪狗文化” （跃马扬鞭）

我碰到林冠英，他问我怎样看待他一直宣扬的“兴旺发”文化？我知道他所指的是有敌对党的人将之形容为“猪狗文化”，他要知道我的评语。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林冠英是在2010年开始较为常用“兴旺发”三个字来作为他的演讲的“结语”，以带动场面的气氛。

我曾经私下与行动党的二线领袖交换意见，因为我认为这“兴旺发”文化的提倡有其环境和场合性质的区别，不是每个场合都可派上用场的。当然我们也只是各自表述，不构成“统一意见”，也就未再有跟进。

后来人气急升的林冠英在许多场合都用这三个字来结尾，并使到全场沸腾起来；尤其是出席神坛宴会和大小社团的宴庆时，台下的人总会跟随拍子跟他一起高喊“兴旺发”。

就林冠英个人来说，这已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的“品牌”，几乎在大街小巷响彻云霄。久而久之，林冠英与兴旺发就挂上钩了。他是第一个将民间习俗摆上大型集会的人。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但林冠英巧妙地将“兴旺发”转成出神入化的语境。他的功力直到目前为止仍找不到第二人。

我不知道林冠英的灵感是从何而来，但我知道在民间早就存在这么的口号，就是在神庙仪式上信徒都会齐声高喊“兴旺发”，即意希望大家一起又兴又旺又发，十足是个好意头，正如我们常听到的风调雨顺，合家平安的意思，只不过前者比较重视追求物质的满足。

就因为林冠英左讲、右讲、上下讲，把“兴旺发”炒红了，以致在今年5月的时候，有一位歌手侯美仪将“兴旺发”当成歌名而灌录成唱片。据演唱者侯美仪说，这首歌是她的老师范俊福（已逝世）为她量身打造的，灵感来自槟州首长林冠英。

就这样，林冠英的“兴旺发”就更红了，红到我也没有必要针对这三个字提出新解。即使我在后来也从互联网上读到中国也在2010年掀起“反三俗”运动这码事时，也不以为它们之间有任何联系。中国的所谓“反三俗”是指“反庸俗、反低俗和反媚俗”，旨在教导中国人民不要自我堕落，用粗俗的语言来宣扬俗不可耐的文化，但中国开展的净化风气似乎又与林冠英的口头禅对不上号；况且这也不是林冠英所创，他只是将已有的民间语言提升成为他的“招牌菜”，不算对语言的污染。

当然林冠英的口头禅并非“放之四海皆准”，也不是每个场合都可派上用场，而是要视性质而定。不过整体而言，将之归类为“通俗文化”也无不可。这就是说，林冠英的口头语是“通俗文化”，虽不全然能登大雅之堂，例如官方的场合或宴会，招待外国宾客或教育的场合及多元种族的场合等，就要避免将“兴旺发”当成结束语，因为不是外国宾客乃至友族同胞都能理解的。因此，林冠英有必要自我拿捏什么时候和什么环境下“兴旺发”才能自然的表达而引起共鸣，而无需时时刻刻当成顺口溜。

但令人诧异的是“兴旺发”在近日竟变成政治骂语而被形容为“猪狗文化”？这不但将信徒的通俗用语与良好祝愿语词句加以歪曲和曲解，而且将之归为“不伦不类”的文化容易被误解为“垃圾文化”。

因此，不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将“兴旺发”文化视为“猪狗文化”都是不恰当的比喻，也是对宗教祭祀的文化的否定，更是伤害一个民间的约定俗成的习俗。

老实说，林冠英能够把方言和口头禅转化成口号和牵动民心是他的政治战略的发挥。他借别人的家当将之擦亮使用，而在中下层受落。当然任何人可以不同意林冠英在不适当的场合使用“兴旺发”来作为呐喊的筹码，也可以批判和讨伐林冠英的言行，但不要将“兴旺发”当成“林冠英”，这会陷入误区。其结果就是引来了连串的反弹。

走笔至此，突然想到林冠英最近好像烦事特别多，前有山寨版的“槟城在望”拦路；后有“猪狗文化”莫名其妙的添乱。下来就看看他如何再一次用“四两拨千斤”来“解围”了？

刊登于2012年10月29日《南洋商报》

马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现代春秋）

马华的故事太长了，虽然有时也有惊涛骇浪和高潮迭起，当更多的时候是风平浪静乃至无风无浪的。原因无它，而是马华一向以来以约定俗成的思维来看待和分析时局，只有到了紧要关头，马华才有额外的大动作。举例来说，1969年大选马华“惨败”后，才有了后来（1971年）的华人大团结运动的出现。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513”种族冲突事件和及后的紧急状态，也给马华带来一定的约束不能过去自由地表达意见和批评。这之中我们也看到马华对“新经济政策”的欢迎和后来也成为这个政策的捍卫者，这说明了马华从一开始就活在这个政治体制中，它从来没有扮演过反对党的角色，也不能孕育天马行空的思维来切中时弊，因为有许多话是马华不能够说的，也不能批评的。

虽然如此，经过513阴影的洗礼后，马华也终于在这个体制中找到生存的隙缝和空间。换句话说，在70年代过后，马华在历届大选中都保存一定的势力，虽然有时是差强人意的，但未再遭遇1969年的“重挫”困境。

这说明了“513”事件给人民带来太深的阴影，每每在作出决定前，总得思索这样或那样的后果。即使想作改变，也只能适可而止。

比较明显的是在1990年的大选时，马华再一次摔跌，国席角逐32席只保住18席（行动党20席），更在槟州的州选再次全军覆没。不过相较于1969年，马华的局面还不至于太坏，反正槟州早已“排斥”马华，再一次被“排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自此之后，马华也都在有惊无险中度过难关。

正因为马华上下都认为马华最坏的局面已经过去，也就根本没有想到会在2008年遭遇政治海啸，这突如其来的成绩，让马华再一次感受到屈辱与失落，自然不可避免的马华内部的矛盾也因之激化了。

最先表现出“负起后果”的是黄家定，他的不入阁和在2008年10月将棒子交给翁诗杰体现了他的政治道德，为失败而下台。但这不意味着马华在痛定思痛中已重新振作，恰恰相反，马华陷入了在迷途中的派系内耗与内斗。总会长翁诗杰与署理会张蔡细历的矛盾更进入了白热化而成为当时马华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败笔），特别是蔡细历“人头落地”而掀起轩然风波。至此马华的两派斗争也把马华撕成两半。姑不论马华特大（2009年）是否是对翁蔡“投下不信任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将是马华的造王者。

于是一场由蔡细历参与的斗争迫使翁诗杰面对现实，到后来不得不接受再开特大和选举（2010年）。本来这也只限于翁诗杰与蔡细历的两人斗争，却途中杀出黄家定，声称是为“救马华”而出山的。在这种情形下，黄家定应该占优势而足以把另外两个人压下，毕竟他是原任的总会长，也是当下的国会议员。若能在入主马华，也就名正言顺地在内阁扮演代表华人的角色。

可惜的是黄家定错误地判断形势，原以为可以一举拿下另外两人，讵料引起了反弹。这种反弹是因为黄家定的吃回头草被视为不受欢迎的，而“弱势”蔡细历反而获得了同情票逆流而上，再者不被看好的翁诗杰竟也不是“省油的灯”，仍然有不少党代表愿意给他机会再来一次。因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是蔡细历脱颖而出，黄家定黯然退场，翁诗杰两面不讨好下作回他自己。

蔡细历的胜利和不甘退隐政坛不是说明马华已渡过危机，而是在风雨飘摇中，一直未有明确的方向来“排除万难”，也难怪廖中莱在最近感概万千地说：“党中央领导仍缺乏分享和分担的精神，给人“各自为政”的印象。”

他又说：“马华必须让人民看到一个团队，因为不团结是政党的致命伤。”

这话说得没错，但也暴露了马华内部存在不协调的局面，这种“各自为政”在太平盛世也就不成为大课题，反正天下太平，团结与否已非当务之急。

不过，反过来看，马华今日的困境不单是各自为政或不团结所致，而是在于历届领导人的气魄往往受限于大气候。既不能有太突破，也只成为对政策的“背书”者，以致马华的上下级在很多方面都不能真情流露出来，久而久之，马华本身就会被人视为一个负担。在解决问题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主要是它并不能扭转既定的方针，只能与巫统共浮沉。这种历史十字架是马华“与生俱来”的“历史任务”和“惯性使然”，除非马华独树一帜，否则向天借胆也不能将马华打造成“华人的英雄”。

从这样看来，马华是否已没有角色可以扮演，那也不见得。至少它应该也必须影响巫统改变它的“一党独大”的心态。如果说在过去（马哈迪当政时代，1981-2003年）马华在强势领导下作为有限，那么在当今（尤其是308后），马华正可以借新形势让巫统感受“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结局。如果巫统认为华人必须受到重视，那么赋予马华更大的责任和职能也是要顺序开展的。只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马华在政府中、在内阁中仍展现不出新的精神与形势（包括坐在国会与内阁的第3号人物不是马华，而是国大党），每每遇有责难时，由马华来承受，而遇有喜讯时，马华也扮演不了主角。

对此，蔡细历的分析论述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说：“马华（似乎）就是阻止华人成为造王者的最大障碍”。

这话说得有些“不清不楚”，华人从来没有视马华是“华人翻身”的最大阻力，而是认为马华这么多年来没有给华人看到改变的希望，即使让马华赢得“绝对”的胜利，一如2004年的大选，马华几乎是“笑傲江湖”，但除了听到微弱的“包青天再世”的声音外和收回备忘录的委屈外，马华又为华社争得多少的尊严与荣誉？

因此蔡细历要做的是让马华再一次领导华人成为“造王者”，共同创造一个公平的马来西亚。既然首相纳吉表明已知道华社的“四大期许”（良好施政、公平与公正经济发展与教育），蔡细历正可顺藤摸瓜，一改马华的被动和消极的角色。

总而言之，马华要新生就得先打败约定俗成的形象，走出历史的影子，但单靠鞭打和攻击反对党是不容易自我改造的，应该承认今天的马华的缺点（如廖中莱所说的“各自为政”）多是自己造成的，不是反对党烙下或下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