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六四”事件 （现代春秋）

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此时对已故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故居进行访问是有不寻常的意义。

配合这一访问，中国的一些媒体（除新华社与中新社等之外）也继去年的做法进一步对胡耀邦的忌日作了报导。这在过去（2005年后才逐渐开始解禁）是不被鼓励乃至不被允许的。不是因为胡耀邦被列为当今政府的“敌人”，而是因为胡耀邦在逝世后给中国带来不安，爆发了国内外关注的“六四”事件，使到中国面对很大的冲击，包括一些西方国家的杯葛和国内人民心理的不平衡。因此与其让胡耀邦继续成为一位“逝世的争议性人物”，不如在“六四”后切断一切与六四有关的人和事。就这样胡耀邦的忌日也成了一个敏感的日子。

究竟胡耀邦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他的逝世会引发青年及学生麇集在天安门，向政府示威久久不肯离去？这是有历史因由的。

首先在1915年生于湖南浏阳的胡耀邦在早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成为中国红军并领导其中一个支团担任支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副部长。在国共内战期间（1946-1949），担任晋察翼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及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共青团书记、第一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虽然解放后官运亨通，但在1966年吹起“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后，胡耀邦就不可幸免地遭受批判，被当成“走资派”示众加以凌辱。在1972年文革中的中央军代表“达致结论”，把胡耀邦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及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但他拒绝承认。

也是在1972年（林彪事件发生在1971年），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也在言谈中提及邓小平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这就促成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布署让邓小平在1973年露脸，而在1974年正式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复出全面工作，准备接周恩来的班（周在其时已病重）。

由于邓小平的复出也“惠及”胡耀邦于1975年主管中国科学院。在8月份的时候胡进行调查研究，写成“汇报提纲”的初稿，实际上是对已进入第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清算。

但是转入1976年，毛泽东周围的人认为邓小平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没有悔改之意，更将胡耀邦与邓小平“列成一伙”，并批判“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之一，（其余两株毒草是邓小平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总纲”）。到了4月初，胡耀邦又再一次抱病被公开批斗。随着周恩来的逝世后，邓小平又再一次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倒；当然胡耀邦也不能例外。

这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国政局酝酿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化。10月6日，以华国锋（国务院总理）、叶剑英及李先念为主的领导人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进行逮捕，一举粉碎“四人帮”。

又是经过两年的辗转，邓小平才正式重新复出（1978年）。但这意味着他已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掌握实权，因而有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整个大方向定调为“改革开放”。

在进入邓小平时代后，胡耀邦也受到重用而先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1年华国锋辞卸党主席后，邓小平不担任党主席，而是推荐胡耀邦出任党主席。一年之后（1982年），中共修改党章，不再设党主席（似乎永远保留给毛泽东），而是以党总书记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从1982年到1987年，胡耀邦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没有担任国家主席，也没有担任军委会主席（这个权威性的职位由邓小平掌控），因此他的权力还是有限的。也因为邓小平是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人，胡耀邦也只能按本身的职权办事。

他的最大功绩是从1978年开始，处理数以万计的“假冤案”。在当时经统计，全国有45万人在“反右派”（1957年）的斗争中被划分成右派，后来有30万多万人被摘去“右派”帽子，尚有十余万人未被“平反”。也就在胡耀邦的努力下，分阶段为“右派”分子摘除“罪名”。

胡耀邦也为这样的大动作留下名言：今后要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胡耀邦的“尊重自由”之风被形容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是在1985年6月香港《百姓》杂志将专访胡耀邦的文章写成《胡耀邦访问记》公开发表后，被中共保守派攻击为鼓吹自由化的“罪证之一”，要求他辞职。

也因为胡耀邦的“走快一步”导致1986年到1987年初，中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共有17个城市的示威震撼中南海。这些学生提出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反官例、反腐败”。中共元老见势不妙，于1987年元旦日在邓小平住宅连夜开会商议，出席者有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最终胡耀邦于1月6日在压力下辞职，赵紫阳也就接任成为总书记了。

被迫退休后的胡耀邦不幸于1989年4月15日因心肌梗塞病逝，享年74岁。

资料显示，当胡耀邦于4月15日逝世后的翌日，北大学生及民众前往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4月23日， 北京高校学生呼吁北京和全国无限期罢课。4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摘有人利用学生进行“动乱”。4月17日，北京有5万名学生游行。5月18日，李鹏总理与学生对话不欢而散。5月19日，总书记赵紫阳凌晨到广场探视学生，要求集会解散未果，李鹏总理发出戒严令。6月4日，军队开始清场。历时2个月的学生集会和示威在强制下被解散，但也因之导致赵紫阳成为另一个胡耀邦被罢黜党职。中国也因“六四”事件陷入困境一个长时期（取代赵紫阳的江泽民）。

如今“六四”转眼过了2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带有成效，不再是“六四”时的悲怆，而且中国经多年的努力已和平崛起（2003年）。在新的条件和新的形势下，放松及放宽对胡耀邦的纪念是大势所趋。在这方面，只要对胡耀邦的纪念与“六四”事件一分为二处理，则可以预见中国会越来越开放人民对中国已故领导人的悼念。

至于中国何时重新为“六四”定调或翻案或检讨，相信还得看中国的国内外局势而定。因此我们只能说胡锦涛的探访胡耀邦故居是一种强烈的暗示中国立场在悄然改变，但还不是时候检讨“六四”，毕竟这是中国的“国殇”，还是不能轻易加以触动。

刊登于2014年4月21日《光华日报》

回教刑法没有赢家 （跃马扬鞭）

伊斯兰党对于回教刑法的实施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只是由于国外因素至今仍未能全面实施。但今日又再成为热门的课题。事缘伊斯兰党准备向国会提呈私人方案，以便通过回教刑法在吉兰丹实行，主要是回应负责回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加米尔于3月27日在国会突向伊党表明中央愿意与任何有意落实伊刑法的州属合作。

不过在另一方面，行动党已公开表示反对。而公正党也认为时机不成熟，并反挑战国阵政府，何不先在其执政的登嘉楼州落实？

究竟这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有必要厘清其来龙去脉。1956年回教党迎来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布哈鲁丁出任主席。他原是马来国民党的主席（1945年成立），但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指此党受共党渗透。1955年布哈鲁丁又与布斯达曼合组人民党，摆明走社会主义路线。翌年，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而成为回教党的主席。

由于布哈鲁丁的左倾思想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他引导回教党像巫统一样，走民族主义斗争的路线，并不刻意强调宗教政治。因为策略得当，回教党在1959年的大选夺下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执政权（不到半年，因国家党议员倒戈相向，回教党与国家党的联合政府宣告倒台）。

尽管1964年的大选，因反对党持反对马来西亚立场而致选票大量流失，社阵只剩下两个国席，但回教党依然在国会胜出9席保存实力。

可是随着其党主席布哈鲁丁于1965年被内安令扣留（被指企图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虽然他在翌年获释）后，他在回教党内已渐失去影响力，而在1969年逝世，结束其多姿多彩的一生。

自此之后，回教党徘徊在民族主义的边缘，领导权归阿斯里（也是丹州州务大臣）。在1969年大选及“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阿斯里靠向巫统，于1972年组成联合政府。1974年回教党也成为国阵的成员。到了1977年，因与巫统政见不同，回教党被排斥出国阵；也在隔年（1978年）的闪电州选失掉吉兰丹州政权。

回教党这一跌，也真是与州政权“绝缘”，直到1990年的大选回教党找到一条新的路线后才重夺吉兰丹州政权。这个路线在法兹诺领导下强调宗教至上，也因之1993年回教刑法在吉兰丹出台了。就这样我们看到一个告别过去的回教党出现在马来西亚政坛。

1999年的大选，时来运转的回教党在安华效应影响下，取得空前的胜利，不但再多夺得登嘉楼州的执政权，而且国席跃增至27个，成为国内最大的反对党。

因为相信回教党的宗教路线走对了，意气风发的回教党不但大声疾呼要推动回教国，挑战巫统传统路线，而且也在2002年在登嘉楼州议会通过与吉兰丹州一样的回教刑法，以促使中央附和，但还是未获中央接纳。就这样吉兰丹与登嘉楼的回教刑法暂被束之高阁，而回教党与巫统的宗教斗争更激烈了（这种激烈斗争也在2001年时触发马哈迪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了）。

当2008年大选，回教党连同公正党及行动党高奏凯歌后（三党组成民联拿下5个州的执政权；其中两个归回教党控制），时任首相的阿都拉就建议与回教党组成团结联合政府，旨在挫折民联用两线制来钳制国阵。可惜回教党不积极回应，即使在2013年大选后，巫统还是没有放弃争取回教党（已易名为伊斯兰党）合组联合政府。

就在民联出现内部一些矛盾与失调的当儿，首相署部长加米尔的向伊党示好的触角不是无缘无故，而是有所为而来。

现在就看安华能否劝住伊党不要急着提呈国会相关法案以免跌进政治“陷阱”，否则任何的一意孤行必然会让民联分裂与不安。换句话说，考验民联和国阵对伊刑法的时候到了，若是引爆成政治大课题，将是没有赢家的结局，而是双方都要付出代价。

刊登于2014年4月21日《南洋商报》

日落洞之虎的陨落—卡巴星传奇性的政治生涯

一代政治巨人终于在悲怆中走完他的一生。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卡巴星（Karpal Singh）。在政治上他喜欢被人们称之为“日落洞之虎”；而由新西兰记者丁多纳河（Tim Donoghue）为他所撰写的“卡巴星传”也用“日落洞之虎”为名。可见他是十分怀念而不忘与虎相伴一生。然而这只政治老虎在4月17日凌晨时分竟被另一只“市虎”在金宝附近被“吞噬”（车祸逝世）。噩耗传来，震惊国内外。

开始知道卡巴星这个人是在1977年的时候。当时行动党老大林吉祥有意将卡巴星“移植”过来槟城受到阻拦，并引发一场政治风暴。

它的因由是这样的：

在1974年大选，卡巴星当选吉打州州议员，他是行动党在吉州的唯一州议员。但这个地方水浅不适合要当“巨人”的卡巴星，形容起来有些像“潜龙搁滩”的委屈（才华无法施展），因此通过林吉祥，卡巴星想转来槟城大展拳脚。但在槟城当时又有一只“政治小老虎”，他就是行动党槟州主席叶锦源。

叶锦源是一位执业律师，在卡巴星之前，他是林吉祥的左右手和辩护律师。1969年的大选，叶锦源在槟城崛起成为行动党的三名州议员之一。由于能言善辩，当林苍祐在1972年率领民政党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后，叶锦源就在议会内扮演反对党领袖的角色，对民政党和林苍祐左右开弓。他也因之成为一名政坛后起之秀，有些令人刮目相看。

正因为“信心爆棚”，叶锦源决意在1974年率军打倒林苍祐起而执政。讵料在时机不成熟和运用策略欠当下（那一年马中已宣布建安），叶锦源的夺权失败了，连他本身也失掉州议席。行动党在“一无所有”下（两名当选的州议员后来过档马华），叶锦源的表现并不令林吉祥满意，因而有了想改变槟城局面的构思。

林吉祥的步骤很简单，他就是要直接引进或说进口卡巴星到槟城。但在一山难容二虎下，叶锦源摆明“拒绝”卡巴星“登陆”槟城；而在林吉祥这边不肯退让，也就应用权力与叶锦源摊牌了。于是叶锦源率其支持者离开行动党大举抗议，并在不久后注册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准备与林吉祥分高下。

在挤走叶锦源后，行动党在槟州一时“群龙无首”，也就由林吉祥暂挑大梁，结果在1978年的大选卡巴星成功地在日落洞上岸，成了日落洞的国会议员。

由那时候开始，卡巴星不但在国会，也在法庭展露才华，人们开始认识谁是卡巴星了。不过因为槟城是华人麇集之地，林吉祥还是希望有一批华人来取代叶锦源的。碰巧那一年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闯”进行动党成为领导层内。

尽管林吉祥左右吸纳人才入党，卡巴星仍然一枝独秀地担任他的国会议员和律师，他当时并没有在党内挑大梁。也从那个时候起，他与林吉祥成了“难兄难弟”。

不论在任何时候，林吉祥都是护着卡巴星的。记得在1986年林吉祥率大军攻打槟城时，卡巴星是他其中重要的臂膀，不但捍卫日落洞国席，也让卡巴星参与州议席（这一年卡巴星在峇都兰樟击败陈锦华）胜出。这一下子，他与林吉祥一样成为双料议员（林吉祥在丹绒国会及甘榜哥南（如今的光大区）州席胜出）。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行动党在那一年第一次有十条大汉闯进槟州立法议会（包括林吉祥和卡巴星）。

但是在1990年的大选，卡巴星就凑不上州议员的数目，他只保住日落洞国席。这一年林吉祥挟14个州议员准备执政，不料事与愿违，仍差3席才可起而代之。这一遗憾，也让林吉祥“终身”留下遗憾（未能当上槟州首席部长）。

虽然卡巴星在1991年参加北赖区的补选但又不幸失败，也就判定从那时起卡巴星与槟州议会无缘。为此卡巴星更加珍惜日落洞国席。

来到1995年的大选，林吉祥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槟州争权，也是派卡巴星攻打巴当哥打州议席。结果在失算下，行动党兵败如山倒，在州议会只剩一名州议员（章瑛），连林吉祥也落马。

如果说1995年的大选是林吉祥和卡巴星恶梦的开始，那么1999年更是两位政治巨人从政以来的政治悲剧，双双在国席落马，林吉祥在升旗山栽筋斗，输给民政谢宽泰；卡巴星在日落失手，输给民政新秀李家全。日落洞也一时成为卡巴星的“黑洞”。

他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会输给李家全7百余票？这一年，行动党陷入了非常低潮时期，卡巴星也不得不专注于法律事务。

告别了日落洞，卡巴星在2004年转战“武吉牛汝莪”新选区，这一回又再让卡巴星再度探出头来。

有人说卡巴星不服务选区，选他来做什么？但选民就是会选，州议会可以没有卡巴星，但国会不能少了这尊大炮（正如人们也把林吉祥视为另一尊大炮，非在国会发炮不可）。因此卡巴星在州议会选不上之后就不再参与州选。这就是为什么自2008年以后来，行动党主导槟州政坛后没有卡巴星的份。可是在国会方面，卡巴星一次又一次以巨大票数当选，这就是卡巴星的魅力。

当然巨人也有不幸的时刻，1987年他在茅草行动中被内安令扣捕一年多才恢复自由，重新亮相政治舞台。

在2005年，他遭遇车祸，不幸伤及脊椎也就失去行动自由，需靠轮椅代步。虽然如此，他仍然在政治上大放光彩。

2014年的3月6日，卡巴星被控煽动罪成，罚款4千万。这意味着如果上诉失败，卡巴星将失去国席。当一切尚在未知数中，卡巴星先辞掉行动党主席，接着他接受“当今大马”访问（六天前）说一个卡巴星到了，一百个卡巴星站起来。

真让人想不到，六天之后，卡巴星倒在公路上，一代政治巨人从此离开政坛，他也让人想到人民进步党的DR辛尼华沙甘（在1965年病逝），因为这两人在政治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安息吧，卡巴星！

刊登于2014年4月18日《光华日报》

国民型中学定位评析 （直挂云帆）

最近（3月30日）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发展理事会联合11个团体针对“恢复国民型华文中学的法定地位”举行交流会，一致担心国民型华文中学会变质，因为其华校特征也淡化了。为此交流会要求华社协助厘清一个迷思，即建立国民型华文中学的法定地位或说恢复其原来的“法定”地位。

这个问题虽然十分重要，但也是有其历史因由。只是这么多年来，国民型中学基本上保住其原来的特征或不让它急快的改变，也就一年复一年地让问题存在的同时，也让国民型华文中学“保存”下来。不过时至今日，国民型中学面对的问题已不是单纯的改制与接受津贴，而是有些国民型中学快“面目全非”了。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国民型中学？这是一个与历史和教育法令分不开的课题，也只有回顾历史怎样改变华文中学的地位和法令怎样改变华文中学的特质，我们才能从中看到问题的症结。

首先是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公布，而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

当这个报告书的“最后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而在此教育制度下，本邦国语乃主要之教学媒介语）被取消后，全马的华教团体对拉萨报告书没有太大的争议。

不过，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已允许华文中学申请津贴成为国民型学校，钟灵中学就是因势利导成为全马首开先河接受改制的一间最早的华文中学（创校于1917年，1923年发展成为华文中学）。尽管当年学生罢课也引发学潮，但钟灵的改制已成为无法逆转的事实。

与此同时，在1957年的教育法令中，有对改制学校的董事会作出实质性的改变。换句话说，一旦学校接受改制或接受津贴，它的董事会就不再维持过去，而是有了重大的改变。它规定董事会由下列人士组成：①赞助人派出3人担任董事；②官委3人；③校友代表3名由校友中选出；④家长3名由学生家长选出及⑤信托人或信理员3名，由委托人选出（基本上董事是3年1任的）。董事会从15人中选出主席及财政各一名。

这就是说，全数15人是教育法令所规定的人数（也有人称为学监会）。校长不是董事，但却是董事会的当然秘书。

这份标准型的董事会章程是为了顺应华文小学的改制而出炉的。在经过两年之争议后，于1959年拍板。请注意在初期的所谓官方代表是由董事会推荐而由当地教育局委任的（这也是雪隆董联会与教育局达成的默契）。但到了今日，所谓官委的董事在一些州（如槟州）已被“冻结”；走了一个就少了一个，不再委任。

这样的章程在后来也适应于改制的中学。换句话说，在官方的眼中，只有这样的董事会是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的。

于是在1960年，政府又推出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后，这项法令也规定华文中学必须要在1962年前作出决定，或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或则不改制成为独立中学。华文小学在早前已改制成国民型华小。

这种硬性规定比1957年的教育法令更加严格。在教总主席林连玉的号召下，全马有16间华文中学给予响应，走自力更生道路；但有55间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

这两者的差别在于独中可继续采用华文为媒介语，董事会不变，且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而国民型中学则采用政府的教育政策下的课本，参加政府考试，只保留华文课的教学，而董事会也得依据1957年教育法令改组（与国民型华小一样）。

在当时，接受改制的中学绝大多数选择保留校产，政府也就将这类的国民型学校称为“半津贴”学校，不是全津贴学校（校产属政府）。在这样的机制下，半津贴学校得为学校的扩建、改建和重建自行承担费用。一向以来，华社从来都把国民型学校视为华校也就乐不乏疲地给予无限的援助。因此今日马来西亚的一些华校（不论是国民型或独立的），展现出堂皇美观的校舍，也反映了华社对教育的热爱与无私。

然而经过岁月的流转，两大类型的华校也有不同的际遇。独立中学从最初的16间发展到今天已有61间，学生人数长期以来有所局限也不理想，直到近些年来学生人数才有一些突破，达到近7万名之谱。因为董事会拥有自主权，可自行为学校做出规划，也就不存在“独中定位”的问题。

至于国民型中学，也从最初的55间发展到今天的78间，而且学生人数超过13万名，几乎是独中生的两倍。这意味着在国民型中学就读的学生还是大有人在。

不过因为董事会权限受到限制（国民型学校的董事会是在1957年教育法令下的一个组织，因此没有另外向社团或公司注册成为法定机构。另一个组织是家教协会），以致在一些年来国民型中学面对华文特征受到冲击的问题，比如当下有20%的校长不谙华语华文，而董事会显得爱莫能助。

尤其严重的是，根据发展理事会主席林荣华披露，在马六甲有一间国民型中学，70%的教师没有华文资格，华裔教师只占25%。

还有在1996年的法令下，林荣华说78所的国民型中学改成国民中学，但仍无法与国民中学享有同等地位。

虽然我们曾听闻政府有意“恢复”“国民型中学”的字眼，但其地位或定位是否朝向保持“华文中学”的实质，则未有定案。

即使78间国民型中学已在1994年组成“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以捍卫华文地位。但因校长属公务员，对政府的影响有限，他们也无法影响教育部对校长的选派要有基本的标准（通晓华语华文或华校出身的）。因此这个组织虽号称“华中”，但他们也担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华中”的本质。

另一方面，在2012年正式注册的国民型中学发展理事会近年来虽有大动作和与其它团体合作以保护和捍卫“华中”的地位，但也同样面对组织不够强大和力所不逮之苦，也就焦虑董事会“解救”不了学校的变质。在这种情形下，董事会因随着改制而变化，也几乎是“约定俗成”了。这就是董事会当下的定位（历史造成的局面，也是接受改制的结果）。除非有能力促政府改变既定的政策，对国民型中学的结构作出明文保障和再转变，否则不易为国民型中学寻求新的“定位”。希望有代表性的团体和法律界人士能对症下药，以把国民型中学从困境中拉上来。

刊登于2014年4月17日《东方日报》

槟州国阵主席的“诞生” （现代春秋）

槟州国阵主席的置位不但有些吊诡，而且也带有“传奇”性的故事。这是因为这个位子从一开始就不按牌理打牌。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巫统与马华及国大党是在1954年正式结盟组成联盟。

也是在这一年，林苍祐应陈祯禄之邀参加了马华公会。当年马华公会槟州主席是吴瑞琴；他也是槟州中华总商会的会长（这意味着在初期能坐上槟州马华主席的是非富则贵的）。因为这样，当林苍祐加入马华时，他并没有被委为马华槟州主席，而是在马华中央取得一席之位，同时他也代表马华出任全国联盟的会议（这一年，马华与巫统各派16人）。

因为林苍祐早在1951年就被英国参政司（相等于总督）委为槟州议员，且被培养成未来的首席部长（他被委为首席议员），所以他的加入马华也带来一定的冲击。

也由于他的出色，因而在1955年被东姑委以重任，领导联盟参加当年的槟州立法议员选举（由于国家尚未独立，在24名州议员中只有14名民选，另10人是参政司委任的）。

选举结果，联盟大捷，胜完所有的14席，包括林苍祐在内。这样一来，林苍祐的声望进一步提升。他不但继续当槟州立法议会的“首席议员”（相等于首席部长），而且也成了槟州联盟的主席。

请注意，斯时马华槟州的主席还是吴瑞琴，不是林苍祐。因此林苍祐得以出任槟州联盟主席是因为他是首席议员，身份较高。

也正是林苍祐在槟州联盟扛大旗，才有了后来冒出的王保尼。原本东姑（联盟全国主席）在1957年独立前就嘱意林苍祐当槟州首席部长，但林苍祐有更大的抱负，婉拒了东姑之后就推举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他是在槟州联盟的会议上（在中路巫统大厦举行），以主席的身份再投多一票（当时王保尼与谢成金争首席部长，各获6票。林苍祐以主席的身份有权力再投下决定性的一票。他把票投给王保尼而不是他的表哥谢成金）。

就这样，林苍祐的一票决定了王保尼的命运。在1957年8月31日国家独立时，后者正式就任槟州首席部长。

即使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他还不是马华槟州主席（仍然是吴瑞琴）。按照惯例，当林苍祐不做首席部长后，槟州联盟主席就由王保尼担任（王保尼以首席部长的身份取代林苍祐成了槟州联盟主席）。同样的其他州的州务大臣和首席部长也自动成为相关州的联盟主席。

王保尼从1957年到1969年都是槟州联盟的主席；而王保尼不曾担任槟州马华主席。在吴瑞琴之后是苏承球担任主席，他也是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可以这么说，王保尼这一生与槟州马华主席擦肩而过，但却稳当槟州联盟主席直到1969年下台为止，权力当然有限。

世间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在1969年大选上台执政的民政党推出来的首席部长就是林苍祐。就这样，林苍祐又从他的“政治徒弟”王保尼的手上取回首席部长（是林苍祐引导王保尼从政的）。

由于林苍祐已离开马华另合创民政党，即使他当上首席部长也没能当上槟州联盟主席（这个职位在当时是模糊的）。但很快的，林苍祐的上台意味着他与前“战友”敦拉萨的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不到两年的时光，林苍祐与敦拉萨在1972年元旦日组成槟州联合政府，再过两年，敦拉萨宣布将联盟扩大成国民阵线（国阵），也把民政党拉拢进来。于是林苍祐又以首席部长的身份成为槟州国阵主席。

林苍祐这一当就当了20年，直到1990年退出政坛才把槟州国阵主席的位子让给接班人许子根。

许子根也是以首席部长的身份出任槟州国阵主席，但他那时不是槟州民政党的主席（这个职位由陈锦华担任），他也很无奈地担任抓不到实权的槟州国阵主席，直到1996年他才争得槟州民政党主席，算是二合为一的“权力在握”；也回复到林苍祐初期的二合为一的身份（林苍祐从1969年到1974年是槟州民政主席；也从1971年到1980年是民政全国主席）。

不论是林苍祐或许子根担任槟州国阵主席权力是有限的，只是扮演协调性的角色，因为候选人是由各党派出后，再由国阵全国主席拍板，槟州国阵主席是插不上手的。

当许子根在2008年的大选领军槟州遭遇滑铁卢后，他被巫统责难领军不力，进而否定他继当槟州国阵主席，甚至有人不敬地撕破肖像发泄。这也说明在失意的时候，槟州国阵主席的威严不但不复存在，甚至成为被责骂的对象。

虽然失掉槟州政权，但许子根在308政治海啸后仍是民政全国主席，及后又出任首相署部长（2009年），也就被授权继续担任槟州国阵主席。

在2012年，许子根有鉴于不再参加大选，也不再领导民政党乃将槟州国阵主席让出，由国阵全国主席纳吉重新委任。在多方考虑下，邓章耀被委为槟州国阵主席。

邓章耀的身份有些特殊，既不是首席部长也不是槟州民政主席，却在2012年被点中成为槟州国阵主席。由于获得纳吉授权，即使邓章耀没有官职，也展示了槟州国阵主席的威力和权威（例如对拨款的处理和对候选人的评估），使到这个职位又变得重要起来。

无奈在2013年的505的另一场政治海啸冲击下，邓章耀领军的槟州国阵也再次失败，除了辞职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又是经过一年的折腾，邓章耀在竞选民政全国主席不果后，已显示他的政途唯有押在槟州国阵主席的身上。

即使邓章耀与马袖强的不咬弦是有其事，后者也有推荐其他人选，但决定权在纳吉手上。最终纳吉还是选了邓章耀重作冯妇，就不知这个“党职”会否再一次发光发亮而成为槟州政坛的新火花？就看邓章耀如何表现及他所获取的权力有多大？

刊登于2014年4月14日《光华日报》

雪州政局的变与不变 （跃马扬鞭）

3月份的加影因一场补选而闹得沸沸扬扬后，终于正如所料是公正党的旺阿兹莎胜利。虽然她和对手周美芬的得票率都有些下降，但整体而言，补选的结果大致上是维持在505的水平，变化不大。

于是接着下来是人们把焦点对着新科议员旺阿兹莎，他们正在猜测或认为雪州州务大臣或可能换人。但在4月7日在雪州立法议会宣誓就任加影州议员的旺阿兹莎则很含蓄地说：“职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民服务。”

这种说法是每位议员都会说的，一点新鲜也没有。但如果身为一党的主席而不寻求重要官职的话，不但与主席的身份不相称，而且制造补选的意义也变质了。就此而言，公正党这一次的加影补选是个失算，不仅安华再一次“跌入法网”失去参与补选的机会，而且将安华的原先部署都打乱了。

本来按照安华的计划，先促成李景杰的辞职再由他上阵，必然能使到整个雪州政府起实质上的变化。如果不是“胸有成竹”及“早有算盘”，安华是不会贸然让李景杰在2月份的时候辞职。他的算盘是一方面当上雪州州务大臣以强化他的个人形象和官方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化解卡立（州务大臣）与署理主席阿兹敏的尖锐斗争。

就在此关键时刻，州务大臣卡立的表现是令人费解的，他一边声称不会下台；另一边则与中央达成水供协议而造成公正党不知他在作什么样的表态；即使在当时安华宣称本身已是补选的主角，也没有对卡立的暧昧立场作负面的评价。因此从补选运动一开始到安华被“判罪”前，卡立给人的印象是“模棱两可”的。直到安华不能参加补选后卡立的强硬的表现才低调下来。大概因为换上的候选人是安华的夫人旺阿兹莎，她虽然贵为党主席，但对卡立威胁不大。若要取代卡立的官位而成为州务大臣还得三思而行。

不是旺阿兹莎不够资格，而是她本身一来并无野心担任更高官职；二来如果把旺阿兹莎放在州务大臣位上，虽能稍为缓和党内矛盾，但终究不能解决安华所要解决的政治大问题。由于旺阿兹莎不是安华，也不及安华的魅力和政治手腕，一旦做起州务大臣来，可能会出现这个压力或那个挑战，若因之发生党分裂和内讧（卡立派与阿兹敏派斗争白热化），对公正党就得不偿失了。

另一方面，若换作是安华在补选胜出，卡立除非有足够势力作反弹，不然他只有接受安华的领导。

再说，若是安华领导雪州政府，雪州政府将大不相同，不但安华是国会反对党领袖，而且也是最重要州的州务大臣。在一身兼两职下，他与国阵领袖争锋相对的斗争也就会掀起更大的风浪。一个当过国家副首相兼财长的安华在反对党中是无人能出其右的，包括旺阿兹莎。既然安安华失策于前，他就不能再失策于后，除了将旺阿兹莎推向前台成为补选的主角外，已不能再有进一步的行动了。

因此雪州政局的变与不变或看公正党的5月党选结果。如果卡立胜出署理主席，旺阿兹莎要取代其官位就不好办；反之若阿兹敏获得蝉联党署理主席，对卡立的压力虽然有增无减，也不意味着旺阿兹莎会与阿兹敏派联手斗倒卡立。

追根究底当主角不是安华而是旺阿兹莎时，人们所看到的是她是安华的影子，不等于是安华本人。因为这样，由旺阿兹莎出任州务大臣之说也就不再甚嚣尘上，毕竟影子与真人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除此之外，如果安华得以担任党主席，那就说明旺阿兹莎更无意通过党职来取得官职；对于卡立来说，他也许可以喘一口气和松一口气。

在胶着的时局下，估计要到下届大选才能见到新的人事布局，而不是在加影补选后。理由是安华的失算使到他一切得从头来过。换句话说，加影补选后的雪州政局是“人事有变，格局不变”？

刊登于2014年4月14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