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倒转：英国向中国学习 （现代春秋）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历史也倒转过来了！

10月6日，英国的BBC中文网引述英国的卫生大臣杰罗米·亨特在保守党大会中疾呼英国人向中国人学习，多多努力工作，而不是享受福利。

他说调整税收抵免政策就是要发出提倡努力工作的“重要文化信条”，凡依靠政府福利而非自力更生的人缺乏“尊严和自尊”。

（西方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对政府提供的福利金十分满意，即使不做工或失业也有津贴拿。因此一般上西方人民不怕挨饿和失业的）

他又说，他的妻子是中国人，出生于西安，希望英国在未来的20、30或40年里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

而在两年前，亨特就已发出向中国学习敬老的文化。

他说英国有几十万老年人被社会忽略，这是英国的耻辱。因此应该学习中国和日本如何照顾老年人的经验。

这位部长对中国实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修订表示欢迎，他认为中国家庭崇敬父母的传统是值得学习的。

按照统计，中国目前逾60岁的老人达到1.8亿人左右，占总人口的13.7%。 这意味着中国在解放后人口的平均年龄提高了。

反之在英国有80万名“长期孤独的老年人”，另有500万老人说陪伴他们生活的主要是电视机。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还有40万老人住在养老院，再加上有老人被虐待丑闻发生，引致了卫生大臣鼓吹东方的敬老文化。

虽然亨特的言论有被英国的职工会秘书长麦克拉斯基驳斥为对工人的侮辱，但英相卡梅伦为亨特解围。他说亨特是好意想改变英国人朝更好的生活迈进，是职工会误解其意。

另一方面，英国的财相奥斯本在9月访华时也罕有的喊出“英国与中国携手打造黄金十年”，而且彼此要紧密团结。

其实中国企业对英国投资的步伐也加快了，快过英国在中国的投资额。举例来说，泰晤士自来水公司的9%股份、希思机场的10%股份、英国人传统早餐吃的麦片饼Weetabix的60%、传统的百货商战House of Fraser的89%及比萨饼Pizza Express的100%股份已经被中国买下，英国人可能还不知道（取自bbc网站）。

由于这样，近来在英国流行一个口号：“Made in China”正在被“Owned by China”所取代。因此有关的新闻标题也这样打：“中国买英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拥有”。这也难怪习近平在10月下旬访问英国时，传媒报导他肯定会受到最高规格和最热烈的欢迎。

从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赞美来看，它不禁使我们想起百多年前的中国所蒙受的屈辱，而这屈辱正是英国强加在中国人的身上。

举例来说，英国在18世纪已经是海上霸主，它在1757年占有了印度后，又通过印度洋在1786年占有了槟榔屿，随后又占有马六甲海峡。接着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在清廷投降后，英国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占有香港。从此中国的门户被西方列强打开了，英国成了中国人的反面教材。

英国除了向中国人贩卖鸦片外，也通过香港引入大量的华工到东南亚各地谋生，最主要的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新加坡等。

正因为英国的强势和英国文化教育的大行其道，使到一些远渡南洋的华人思想也起了变化，他们不但只学英文，而且也把英国当起“祖家”。一个最实际的例子是，当1948年英国在马来亚成立“马来西亚联合邦”时，而把新加坡割出来，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竟然引起槟城华社的追求。他们通过平章会馆和立法议会的华人反对将槟城纳入马来亚联合邦的体制内（走向自治），宁可像新加坡那样保留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失败后，一部分洋化的华人也希望能成为英籍民，受到英国的保护。当马来亚独立时（1957年），英国拒绝承认洋化的华人为英籍民，这些华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仍被英国视为华人。

正是被此情绪所干扰，所以我们在战后看到这些洋化的精英（峇峇）组织政党和投身政治，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挤入英国人留下的政治真空。

同样的理由，英国在拿下香港后也使到新生代的香港人不愿归顺为中国公民，即使香港回归中国已18年，但中国仍然驾驭不了香港的人心与政制。这说明海外华人或大陆以外的华人都有另一套的价值观，不愿受制于中国。

但在今天，当我们看到英国向中国赞美时，我们是不是已感到吐气扬眉，过去的屈辱在今天已换回民族的尊严。这全赖中国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千禧年的和平崛起，才有今天跃居第二世界经济大国。

凭着中国企业的资本化和私有化，也就鼓动更多的华资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英国也因而受惠不少。这是英国人始料未及的改变，也说明了风水轮流转。大陆以外的华人感受到了吗？

虽然中国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中国的发展成就在今天是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视为一个典范的。英国人终于敢敢地喊出“向中国学习”的第一把声音，世界真的变了。

刊登于2015年10月12日《光华日报》

马华会变成“大马彩”吗？（直挂云帆）

国阵主席纳吉主持马华代表大会开幕时重申国阵拒绝暴力极端及种族极端，因此所谓实施单元教育并不是国阵的政策。

在强调奉行中庸路线的同时，他也吁请马来西亚华人给予国阵支持，以便马华获得更多的官位。为此他也希望马华不要再陷入内斗；斗争只会给马华带来伤害。

另一方面，马华总会长廖中莱则认为首相应给马华更多的部长及副部长职，以便赢回下届大选。

这里头虽有同一个目标，但有不同的策略。纳吉认为马华应先增加其国州议员的数目，才来争取较多的官位；而廖中莱则希望先给较多的官位让马华有筹码赢回更多席位。

当然这种争议是没完没了的，也不会有所谓合理的答案。这是因为自从国家独立后（1957年），马华都维持4名内阁部长；即使马来西亚成立后（1963年）也没有增加马华的部长数目，倒是副部长或政务次长随着需求而增加或减少。

为什么马华的部长及人数未能突破？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是马华以前的承诺？或是马华必须“保持现状”？而增加的华人阁员则交由其它成员党出任，比如民政党及砂人联党等。

我们相信马华内和外的人都不很清楚其中的定律。举例来说，马华在1969年大选失利，只剩13名国会议员时（参选33席），仍然保有4名内阁部长；在2008年大选失利只剩15名国会议员时（参选40个国席）也还是保留4名部长。

同样的，当马华在1999年的大选赢得28个国席（参选35个），有助国阵/巫统保持2/3多数席的优势时，也维持4名部长。又当马华在2004年的大选赢得空前胜利时（参选40席，胜了31席，州议会参选90席，胜了76席，中选率达82%强），也还是保留4名部长，只增加副部长（从7名增至8名）及政务次长（从2名增至4名）。换句话说，马华不论表现好或差，总是得到相同的“待遇”（不多也不少）。

至于马华在后来为什么官职越来越少，甚至一度没有人在政府中当部长，主要是马华自己造成的，不是国阵或巫统的排斥。因为马华在2013年大选前先后两次代表大会通过一旦选举成绩较2008年为差马华将不入阁。

所谓的不入阁旨在提醒和教训华裔选民，如果放弃马华就等于放弃华人代表进入内阁政府内。这种“输全输，胜全胜”的抉择权就交给华裔选民作出决定。

很不幸的，华裔选民不吃这一套，在2013年大选时干脆给马华更大的打击。这一下子马华变成7-11（的标志）（国会参选37席，只胜7席；州议会参选90席，只胜11席）。

与2008年比较，马华真是一届不如一届（2008年大选，马华国会参选40席只胜15席，州议会参选90席，只胜31席）。因此市面上出现“308政治海啸”的字眼（形容2008年大选的结果，5个州政权落入反对党手里，而且国会议席跃增至82席）。

来到2013年的大选，又出现另一个名称被称之为“505华人海啸”。不论华人是否接受这样的形容词，一项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华裔选民转向反对党（民联）的巴仙率提高了。如果说2008年是70-80%的华人投向反对党；那么在2013年则是80-90%的华人投向反对党。

这是个极为尴尬的结果，马华已不能进入内阁，而且只剩下7名国会议员，若与2004年共有16人当官（4部长、8副部长及4政务次长），实在没有足够当官的议员数目，只好靠当上议员来做官。

还好马华那时不入阁，否则在7-11的数目下入阁，首相也真的不知如何排阵。

后来马华看见形势不对，也只好再通过入阁的决定。就这样，马华在2014年只能有两名部长和3名副部长（官职早已填满了？）；继之在今年7月的改组时，马华才多了一名部长和一名副部长，成为3名及4名正副部长。若是以马华当下的国会议员来比较，其当官的比例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廖中莱要求纳吉再给马华多些部长，以让马华有更好的表现。就不知是只回到4名部长或要求更多？

不过廖中莱的希望可能会落空，因此我们还要记住魏家祥的另一句话：“若华裔继续一面倒向支持行动党，马华在来届大选只会赢得1国3州，沦为政治上的“1+3大马彩”。届时华人要争取权益只能期待中彩票，一切不再是必然而只是偶然”。

魏家祥所言也不是耸人听闻，而是马华如果继续“沉默”或“转弯抹角”或“欲言又止”或无法改变形象，那将难于挽回华社的心；尤其在今天种族及宗教课题被鼓动的当儿，我们也不要轻易被转移目标和模糊焦点，毕竟马华真正面对的问题是历史沉积而成的，所谓“积重难返”是也。因此马华的脱胎换骨是必要的。举例来说，1969年的“513”事件后，华人不但没有抛弃马华，反而响应华人大团结。在那个时候，马来人的团结和华人的团结都没有针对其他族群，也就渐渐地忘了“513”是怎么回事。马华是后来自我与华团对峙才使到团结划上句号。

在今天又有红衫军的示威游行，与净选盟打对台，但表达的内容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拉不到一块，不能视为种族对抗，只是其中一方挑起和跨大种族失调，另一方则诉求公平与公正的选举。因此没有所谓种族对抗和各行其是。

持平而论，今天在马来西亚绝大多数人已属于中产阶级（或处于中下层阶级或处于中上阶级），并有正当的工作，也有安定的生活，他们都是不想乱的，乱了对任何人都能没有好处。“513”事件只是一个反面教材，不应拿来“恐吓”人民。

因此华裔对于马华的要求缩小来讲，当务之急是要促使出言不逊者说要掌掴华人的人给予道歉，以挽回民族尊严。若把对方视为小人物（童言无忌？）而不了了之，则要马华勇敢站起来说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总而言之，马华如不想“中大彩1+3”的话，现在就要行动起来，有智慧地领导华社走向公平的未来，而不是怪华社不支持马华。政党的本质和理念本来应该领导舆论与民意的，而不是让民意来领导政党。马华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严格区分开来。

刊登于2015年10月15日《东方日报》

“娘家论”的争议 （天下纵横）

红衫队的一些在916发表种族性言论后，已引发一场骂战，而且也节外生枝把问题的焦点模糊了。

最令人受不了的是副农业部长达祖丁的言论。他在10月1日针对中国大使黄惠康较早前的“娘家论”而发表其本身的怪论。他说若大马的华人敢向外人投诉问题，将会被“蓋巴掌”。言下之意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已经“断奶”，没有娘家，不能够向“娘家”申诉什么，也不要以为有外人可以撑腰。

当新闻散布后，马上引起马华和民政乃至行动党的驳斥，纷纷要求他道歉，因为他的言论伤害了华人的感受。

接着，达祖丁否认有说过这样的话，指传媒曲解其言论。因此他没有道歉的理由；反之马华的张盛闻应向他道歉才对，因为后者引用的是他被扭曲的话。

在这方面，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为他撑腰，他说此事乃沟通失误，达祖丁无需就此言论公开道歉。换句话说，东姑安南要国阵成员党到此为止，不要再争执下去。

与此同时，红衫军代言人嘉玛针对黄惠康的“娘家论”作了一番转移视线的解读。他说除了马来西亚之外，这些华族另有投诉和求助的地方，他们在中国大陆有祖国或家乡，若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依然有寄托希望的地方。

话锋一转他倒是表达了种族主义的情绪。他这样说：“马来西亚儿女，醒醒吧！马来西亚这片土地是我们的权利，我们需要守护和捍卫这片土地的每一时，除了这个我们挚爱的马来西亚土地之外，我们再也没有去处。”于是他号召“马来民族”和伊斯兰挺身团结起来，捍卫这片曾经为它流血的土地，抵挡一切明的暗的威胁和剥削。

不论达祖丁或嘉玛的言论我们都必须实事求是地了解历史的脉搏，而不能断章取义。

从文字的意义来说，过去曾有过争论“马华文学”源自“中国文学”，因为是这批中国南来的文人创造和发扬马华文学，尽管这之中有中国文学的因子和思想感情，但在马来亚独立后（1957年）及马来西亚成立后（1963年），新涌现的一代地地道道的马华写作人已独立创作，也力图摆脱中国的影子，因而有了“马华文学”的自我独立地生存和发展，“断奶论”由兹形成。

同样的理由，华人早期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在百多年前，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也真的没有什么华人，因此华人来自中国是不争的事实。但经过长期的生活及转换身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后，华人只在情感上与中国的亲人有血脉相通，而在生活及思想上大致是各有不同的。

就中国人的习俗来说，女儿出嫁了她还是与“娘家”有某些关系，即使“断奶”多时也是存在着亲人情。这与入籍他国是没有冲突的。全世界有4千5百万的海外华人，他们的“娘家”当然是大陆，也各入籍了所在国，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并没有错，而且事隔已久，大马的华人与中国的亲人也越来越少了，多数不是逝世的就是很老了，再过一代也就剩下历史的印记了。

就此而言，不能因为华人是来自中国，印人是来自印度就要归回原籍，他们与所有的马来人及东马的土著一样，经过多年的打拼，已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刊登于2015年10月12日《号外周报》第756期

“民联”重蹈周而复始的宿命？（直挂云帆）

反对党阵线不论怎样改名字到头来总是在一波三折下，面临瓦解或分裂的危机，例如独立后（1957年）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在1966年就因对语文的立场和理念的不同而让劳工党及人民党结束了“社阵”的生命。又如1965年成立的团总（由新加坡李光耀号召非社阵成员的反对党组成），又因新加坡在同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而昙花一现。还有是1969年民主行动党与民政党的君子协议也在民政加入国阵后翻脸成仇。

来到1990年的大选，退出巫统的东姑拉沙里成立46精神党，左边与行动党合作，组成“人民阵线”；右边是与伊斯兰党（回教党）合作，组成“回教团结力量”。这种松弛的“阵线”结果是使到行动党和伊斯兰党各有收获（伊党拿回吉兰丹州政权，行动党差3席即起而执政槟州），而46精神党只赢得8个国席。即便在选举过程中沙巴执政的人民团结党也加盟反对党阵线，仍然无法震撼国阵在东马的势力。

由于无法取得突破，东姑拉沙里在1995年大选时将其党易名为“46马来人党”，但已意兴阑珊，反对党阵线形同虚设。他只好在1996年带队回巢（巫统）。正好被马哈迪派上用场，拿46党将住安华派系。反对党阵线不复存在。

唯有到了1998年后才又看到一个崭新的联合阵线出现，主要人物是安华依布拉欣。他因与马哈迪关系闹僵而被开除党官职。在不甘心失去一切下，安华激起了马来群众的热情，纷纷上街示威，以示支持安华的“烈火莫熄”（改革）的斗争。

在安华的鼓动下，从1998年9月13日到9月20日成千上万的青年分别在槟城和吉隆坡提出了“峇东埔宣言”和“吉隆坡宣言”，似乎蛮有信心将夺下政权。

虽然安华在9月20日就被捕而未曾释放（直到2004年9月才出狱），但他早已部署反对党一定要组成联合阵线。这一回他建议三党乃至四党联盟，组成反对党统一阵线，不必再分成两个组合。林吉祥接受了这个新建议，于是在1999年大选前夕，4个反对党（国民公正党、行动党、回教党及人民党）组成“替代阵线”（简称替阵）。

即使缺乏统帅（安华坐牢），反对党组成的替阵也在1999年的大选让人感到震惊，一方面是伊斯兰党从中崛起，夺取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又第一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另一方面是行动党也震惊于本身的失败，它不明白为什么林吉祥及卡巴星会输掉国席，甚至连公正党的表现也不好，只夺得6个国席。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是因为安华效应才使到伊斯兰党坐大，可是伊党领导人不认为全然是对的，其中很大一部分理由是伊党选择走“宗教政治”的路线被人民接纳了。所以在大选后，伊党就亦步亦趋地走向以宗教治国的道路，并与国阵斗谁比较纯回教化，最后导致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阵。

在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在一盘散沙下各做各的，不但无法动摇国阵的根基；而且也让国阵取得了空前的辉煌胜利，最危险的莫过于人民公正党（它在2003年与人民党合并，也就从“国民公正党”易名为“人民公正党”了）只剩下峇东埔一个国席，几乎都让反对党人感到心寒。

虽然形势对反对党不利，但在2004年大选后出狱后的安华显然是不甘于失败的，他想方设法把反对党调动起来，行动党对此是姑且信之，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伊党则同意安华的部署。由于形势不容有新的反对党阵线出现，也就三党在各自的旗帜下参加2008年的大选。因为社会主义党不被接受成为同道人，安华破例允许社会主义党派出一国二州候选人，以公正党的名义参选。

由于执政党过于大意，轻视反对党的力量，也就不期然地在3月8日发生了有选举以来的最大变化，称之为“308政治海啸”。反对党一口气拿下5州政权。且第一次拥有82个国席（总数222席），安华在兴奋与激动下马上召集3党领袖共商大计，很快地大家都对一片大好形势充满憧憬，也就同意组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推举安华为共主。这就是说，民联不是刻意组成的，而是时势催生了“民联”。即使是先天不足也只有靠“后天调养”把这个组织带大和带强。

最初的5年，民联的合作还算不错，也让行动党和伊党改变了对彼此的隔阂，慢慢地把歧见收小。可是使人无法明白的是民联申请的共同标志参加大选始终未见落实，一方说是注册局未准，另一边说是3党尚无共识。就这样在2013年的大选，民联还是沿用过去的方式参选，不像国阵以“天秤”的标志面对选民。

不过在当年的大选前，伊党与行动党的互动倒是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影响不同民族把票投给了“民联”。所谓的互动事件是指行动党可能不被允许派候选人参选（社团注册局正审查其党选的合法性），结果获得伊党同意，可用月亮标志参选，而在东马则用公正党的标志。

当一切就绪后，注册局又宣布允许行动党自我参选，也就又回到原来的局面。

正因为三党的关系没有破裂，而且伊党也未刻意提出“回教刑法”，使到2013年的大选又是另一场海啸，纳吉首相形容为“505华人海啸”。

不论此说是否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至少它反映了国阵的华基政党再一次沦陷。

就在这个时候，当国阵内部面临更多问题和经济挑战之际，伊党从2014年开始又回到从前，不断地鼓吹“回教刑法”。这不但触动了行动党的神经线，而且也使到华社“坐立不安”。

不知道伊党以什么当靠山，它毫不讳言地向行动党挑战，除了与行动党绝交（断交）（今年6月）外，也在党选中将开明派的伊党候选人全扫出中委会，变成清一色的宗教派。

这一下子，伊党的“开明派”动了起来，成立了国家诚信党，而行动党也急着组成“新民联”，并宣布“民联”已死亡。民联的死亡也就意味着反对党阵线不能持久，而且是周期性地轮转，从“替阵”到“民联”印证了这一点。

但现在是从“民联”再到“希望联盟”（希盟）只是成立不过两周（9月22日）就发生公正党内出现派系斗争，有25名中委要求开会检讨“希望联盟”之事，因为它们不同意把伊党排斥在外。换言之，在此时此刻，公正党很需要伊党的支持，它在雪州议会有13名州议员（两名已过档到诚信党）对公正党是举足轻重的，失掉伊党将危及公正党的政权，这就是为什么阿兹敏（大臣）派已动了起来。

从这样看来，不论结局如何，希望联盟不是一下子给了新的希望，而是让人感觉刚要起步又面临失落，能否化险为夷？能否给选民一个“新希望”？就看新希望会带来“希望”还是“失望”了？

 刊登于2015年10月8日《东方日报》

评析砂州承认统考 （天下纵横）

九月廿一日，砂拉越人联党主席沈桂贤代表砂州政府宣布承认统考文凭。他是在会见首席部长阿迪南后向媒体表达这一讯息。

这是马来西亚十三个州内第一个承认统考的州政府，但怎样个承认法还是有些条件和需要厘清的。比如①只限砂州子民可以申请公务员，但SPM的国文科要取得优势；②接受所有统考生进入砂州私立高等学府（包括大学）；③只限砂州子民可申请进入砂拉越国立大学，也可申请砂拉越基金提供的奖学金或贷学金。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中央政府在2013年大选前也有意思与董总探讨有条件承认统考的可行性，当时政府有提及独中生必须在SPM的国文科中考获优等，但后来基于主客观因素局面未能打开。当2013年505大选后出现了“华人政治海啸”使到国阵的华基政党蒙受重挫（马华、民政及人联党），“谈判”承认统考事也就被搁了下来。

后来国阵内也面对一些问题，近年更被经济危机与政治斗争所冲击，也就无暇顾及统考事。恰好在另一方面董总也面对内讧和斗争不断升级，也无法顾及统考“承认”课题。虽然近期斗争有缓和迹象，但要取得中央承认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这是因为教育部要求独中先调整课程与内容，也要提升国语水平，以达到政府教育部的需求。在这方面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双方克服和解决。

不过现在我们针对砂州政府承认统考一事来看其中的奥妙也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统考是董教总在1975年推出的统一考试，以鉴定独中生的学术水平。这项考试不被列为“公共考试”，只能被列为“内部的考试”。虽然如此，因为独中坚持六年制，也就使到独大生较为容易进入台湾、大陆及日本的大学；而SPM考生则需要进入一年期的基础班，后来又闻知西方的大学也承认统考文凭。虽然接受方式有异，但独中生不愁没有出路。若成绩好的话，也还可以被新加坡吸纳并提供奖学金（目前海外大学连SPM生也收了）。

近些年来，独中生有增加的趋势，但据知砂州进展不明显。在这种情形下，砂州新首席部长特别“承认”统考生也是有其政治考量的，主要是希望在明年举行的州大选可以为人联党挽回颓势而加强它在内阁的地位。

可是它对华基政党的帮助有多大不得而知。因为砂州所提供的第二项及第三项是其他州也在做的，统考生只要五个科目优等就可进入私立大学，也可申请PTPTPN贷学金。

因此除了统考课题外，人联党要更加努力以其他课题争取支持，若再一次受挫恐怕要再爬起来也不容易。换句话说，明年是人联党未来存亡的关键一役。

其实据我们所知，当新加坡、砂拉越及沙巴加入马来西亚时，都是有签署备忘录的，新加坡保留了劳工、教育、移民与财政的自主权；而砂州及沙巴则保留移民及劳工自主权。它可以禁止西马的人入境，也可以拒绝西马或外来人谋生。虽然在教育上东马没有自主权，但在工作安排及移民方面拥有一定的权力，也就多少保障了砂州的子民能从中受惠。

不过我们还是认为教育归属中央，由中央来处理比较实际，毕竟全马的教育不论是幼儿班到外国学校到中学到学院到大学乃至技术学校莫不归属教育部统管。因此砂州只是开了一个头，不算大功告成，往后统考要走的路还长呢！

刊登于2015年10月5日《号外周报》第755期

《南侨颂》谱出英雄赞歌 （跃马扬鞭）

我在9月29日应老同学林秋雅之邀，在槟州大会堂观赏了《南侨颂》交响乐的悦耳动听的歌乐声，一下子让我回忆起60年代我喜爱听的序幕歌—梅娘曲，很贴切地道出南洋儿女的祖国情怀和对亲人的思念。这首歌的作词人是田汉，作曲人是聂耳。其中一段这样唱道：“你曾坐在红河（越南）的岸边，我们祖宗流血的地方,送我们的勇士还多。”

在观赏完《南侨颂》的全部表演后，我比较真正地了解这些年为什么秋雅老是跑上跑下，来回中马，而且把目标锁在南洋机工的身上。

我曾这么想，也似乎在3年前有问过她，为什么“南洋机工”在她的心中占这么重要的位置？因为一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中日战争或国共内战，都是忽略甚至没有提过“南侨机工”所扮演的角色。

以我本身作为一个例子来说，当我在60年代后期进入报界后，在采访的过程中就被同事介绍认识从中国回来的“南侨机工”简彩生及莫源（已逝世）。那时他们应该近50岁吧！在访谈中，他们的内容并没有抗日的血泪交加和悲壮的情节，而是日以继夜地维修公路，又当了运输司机，在抗战时期虽有危险但不是前线，可以算是大后方。

尽管他们曾出示有穿过“军装”的照片，但印象中他们不是战士。不过我对他们回马后的粗茶淡饭的生活产生同情，没有得到重视与关怀，好像是被遗忘的一群。直到1979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才为“南侨机工”定位为“抗日英雄”。

这是迟到的春天，也是迟来的讯息，但“南侨机工”的历史复活了。到了2014年昆明才首次推出“南侨颂”。今年又在昆明公演，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接着在今年9月跨出国门，来到吉隆坡和槟城公开表演，把精彩的节目也带来感染在座的观众。

故事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谈起。这一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救亡抗争成了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军民及侨胞是如何地勇敢面对敌人，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整个情节扣人心弦，让我们看到南侨机工真实的一面。

1938年来自南洋各地的筹账会（包括马来亚、缅甸、菲律宾、印尼及泰国）的代表齐集新加坡宣布成立《南侨总会》（全名为“南洋华侨筹账祖国难民总会”），并推举陈嘉庚出任主席（1874-1961）。

从1938年到1939年的两年内，南侨总会共筹得1亿4千余万元。

与此同时，东南半壁江山沦陷，国外的援助无法运送，国民政府乃派人在云南急建“滇缅公路”。这一条公路由昆明作为起点，而延伸到畹町再通向缅甸的腊戍（1939年通车）。由于存放在香港有两万多吨的军火必须通过新建的滇缅公路。国民政府乃在昆明设立了西南运输公司，并在新加坡和缅甸仰光设立办事处，负责把军火物资从香港经过新加坡再移囤仰光，伺机从腊戍进入昆明。

为了解决人手缺乏的问题，国民政府乃通电陈嘉庚，希望由他出面招募大批拥有驾车经验又懂得修车和筑路的机工回国服务。陈嘉庚乃在1939年2月7日发出通告。在短短的半年内共有3200余人报名要上滇缅公路服务。最后兵分两路，分别从新加坡和槟城出发直达腊戍再进入云南。

从缅甸腊戍到云南昆明，全长1200公里，它越过两座高山，通过三条大河，且出没深山丛林的烟瘴之地，全程要行驶七八天，但归侨慷慨赶赴前线，他们因而被称为“南洋机工”或“南侨机工”，全名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战后经过估算有1028机工殉职，另1126名机工回返南洋，但也有1072人滞留云南及中国各地，总数是3226人。直到今年6月8日为止，尚有12人存活在世上，也真的变成“稀有古董”了。

为了纪念这批机工的献身，下列的地方都设立了机工纪念碑：

1948年—吉隆坡；1951年—槟城；；1989年—昆明；2013年—新加坡及2013年—柔佛古来

这一段被淹没的历史通过《南侨颂》终于让“英雄”找到回家的路了。从这样看来，秋雅倒是做了一件让英雄在天之灵可以告慰的好事。

刊登于2015年10月5日《南洋商报》

“马华民政要敢敢讲” （现代春秋）

今年9月18日，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认为红衫军集会（9月16日）不仅给国家带来多层面的负影响，也伤害友族同胞的感受。因此他促请马华、民政及国大党等国阵成员党领袖勇于发言，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华裔或印裔都不应该再（听到）“回去中国”或“回去印度”的声音，因为马来西亚是所有大马人的家园及国土，这是一个属于全体大马人的国家。

慕尤丁是在2009年当纳吉拜相时被委为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但在今年7月突遭撤换，失掉所有官职，只剩下巫统第二号人物。虽然他是在6年前就成为纳吉的副手，但他一向予人的印象是比较执着的，也不苟言笑，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真没想到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他开始与首相意见有些相左，也对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另有不同的看法。更进一步，他的言论被视为有挺前首相马哈迪的倾向。

基于内阁制是以首相为首，也拥有绝对的权力对同僚的任免。因此慕尤丁被免职并非让人感到意外，而是关注在这之后会不会影响巫统乃至国阵的团结与运作。

其实首相对阁员的取舍并非始于纳吉，早在东姑时代他就对其阁员开刀，最重要的是在1962年开除农业部长阿都亚兹，并令他在党选中失掉副主席，逼他离开巫统另起炉灶。还有就是在1959年时因与林苍祐政见不合，马华分裂，最终以东姑支持的陈修信派取得胜利，林苍祐派失败，马华与巫统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包括在联盟代表内，巫统6、马华5及国大党3，不再是巫统与马华各占6席。

来到敦拉萨时代（1970-1976），他与副手先是依斯迈，后是胡先翁的关系良好。“513”事件过后,在不理马华及国大党感受下，他收编反对党成立国阵（1974年），首次展示了巫统的权威。

1976年胡先翁接班，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好先生，实则他是以个性来判断事务。1976年不按牌理打牌，选了马哈迪成为副手；更在1977年干脆将伊斯兰党（回教党）逐出国阵，继承了敦拉萨的刚强作风。马华和民政当然没有插手的份，只能安分守己。

当马哈迪于1981年接棒成为首相时，他启开了一个更权威的年代。尽管他先后换了4位副首相，但没有一个是他满意的。从慕沙希淡（1981-1986）到嘉化峇峇（1986-1993）到安华（1993-1998）再到阿都拉（1999-2003）都是在位22年的马哈迪的杰作，换将之多目前尚无人能出其右。在对待成员党方面，只有他说了算，例如马华和民政在1982年及1999年两度对首席部长的争夺也是马哈迪时代发生的。李三春的离去也是在同一个时候（1983年）而留下谜团。

马哈迪在位时对巫统和国阵的掌控是全面的，一点也不含糊。另一方面，马华在党争后（1984-1985）地位更加脆弱，此时霸权政治已经成形。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安华在1998年被裭夺党官职，而国阵的华基政党只能靠边站。

虽然安华失意和陷入囹圄后，未能反败为胜，一直延续到马哈迪退休（2003年）和阿都拉接班，安华仍在狱中。

但阿都拉在位时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与马哈迪理念越走越远；同时阿都拉凭着2004年大选的狂胜也就更不重视马华和民政的进谏。还记得2005年阿都拉促马华总会长黄家定收回华基政党提呈的宗教备忘录吗？

意料之外的是在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竟然石破天惊地扬眉吐气，不但夺下了5个州政权，而且国会议席也跃增至82席（总数222席）。

即使国阵（巫统）继续掌权中央，但国阵气数不妙，也就给马哈迪一个机会在大选后制造各种舆论迫使阿都拉退位，为大选失利“谢罪”。

在形势比人强下，阿都拉退位了。纳吉也就在2009年以副首相的身份拜相。在初时纳吉的兼收并蓄策略有所奏效；尤其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被提出后几乎震憾东西马，每个人都抱着极大的期望来迎接2020成为先进国的宏愿被落实。

然而来到2013年的大选，马哈迪对纳吉领导的成绩不表满意，认为他是退步了；尤其是马华、民政及人联党再次受重创，国会也就变成133席对89席。

抑有进者，进入今年6月，马哈迪一反对纳吉的支持，针对1MDB事件要求纳吉交待，接着又要求他下台，但确保国阵继续执政。在巫统内，两边的斗争方兴未艾，也进入了白热化，但没有迹象显示纳吉会走人。

同样的，在纳吉于2009年接位后，他有对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做出一定的照顾，但仍然未改国阵一贯由一党说了算的作风，造成3个华基政党敢怒而不敢言；特别是在2013年大选后，马华、民政及人联党的声音更难起举足轻重作用。对大事或保持沉默或轻描淡写或低调回应，这是一贯的传统与作风。如最近的916红衫队大集会提出十分强烈的种族课题就是对民族情感的最大伤害。如果华基政党尚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就会使到整个问题更趋复杂而无从解开纠结，也对不起下一代。

也许这是慕尤丁无官后悟出的大道理和发出感人的声音。他的一改常态，就是希望马华及民政勇于表达，不再软弱。这就看华基政党的头头们如何应对变化中的不稳定时局。

 刊登于2015年10月5日《光华日报》

中国大使游茨厂街 （直挂云帆）

正当红衫军声言要在9月26日在华人集中的茨厂街展开第二轮的示威运动前（第一轮的大集会已在9月16日的马来西亚日举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在夫人的陪同下，突然于9月25日造访茨厂街，且发表了重要的谈话。他说华人对马来西亚的贡献正如纳吉首相所说：“没有马来西亚的华人，就没有马来西亚今日的成就”。

另一方面，他也赞扬在马来亚独立前华侨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南侨机工和华侨参与抗日战争。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历来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是毛泽东主席拟定，而由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提出的新中国外交纲领。后来经过修改词句变成“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

这个基本国策被重申之后，黄惠康说：“但我们对于侵犯中国国家利益、侵犯中国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损害中国与所在国的友好关系的不法行径也绝不会坐视不理，中国政府一向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针对特定种族或族裔的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反对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严重暴力事件。

对此，黄惠康大使有引述警方及美国和澳洲情报单位较早的讯息，呼吁游客远离阿罗街及周边地区。

果然不出所料，我国警方于9月24日抓捕3名国内外恐怖嫌犯，他们被疑意图在阿罗街发动恐怖袭击。

与此同时，黄大使也形容茨厂街具有唐人街文化的意义；接着他又形容作为中国派驻马来西亚的大使，他有责任向大马华人传递“娘家人”的关爱。

由于黄大使的访问茨厂街和发表中秋节感言被马来西亚外交部认为有“干涉”我国内政之嫌，因此在9月28日（星期一）黄大使与代外长韩沙进行交流。但根据周二的新闻报导，有关事件不会被扩大。

其实这种因语言引起外交风波也是国与国之间不时发生的事，我们认为它不会影响两国的关系。但如果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发表种族性和极端言论，也就会转移问题的焦点了（忽视了恐怖主义参杂其中而发生恐袭血案）。因此不论任何集会都一定要提防所谓“回教国”ISIS集团和分子的毁灭性暴行。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百年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经过百余年的屈辱后，直到千禧年才像一个有尊严的国家站了起来。长话短说，我们就从日本侵略中国说起：

1931年日本关东军侵占沈阳后又相继拿下东北三省，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的辛酸与悲痛。接着从1937年开始，日军又全面侵华，中国不仅国破人亡，而且哀鸿遍野。虽然日本在1945年投降，但中国又陷入国共内战，直到1949年毛泽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发挥了“人海战术”使到世界各国对它有所顾忌，但美国还是要尝试一下中国的“人海战术”有多强。结果经过韩战一役（1950-1953）美国领教了中国军人不怕死的精神，于是一个包围中国的战略便由美国主导了。

但这个时候毛泽东表现出“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形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让人觉得中国即使落后但也不好惹，因此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神秘和难于探测其军事力量的，它像神话般活在世人心中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和不可“轻举妄动”。

待到毛泽东主席逝世（1976年），以元老派为首的领导将“四人帮”一网成擒后，中国才又进入另一个崭新的时代。1978年邓小平又再复出时，他在1980年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以让中国和世界接轨，否则中国太落后了。

即使“改革开放”卓有成效，但问题更多，危机更是一浪一浪打来。先是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几乎一度大伤中国元气，也一时陷入孤立。不幸的事件又接踵发生，苏联在1990年变天，共产世界瓦解了，东欧国家及与苏联结盟的国家纷纷独立，苏联倒退回到俄罗斯，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主。

在此时虽然美国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的包围政策，但也适度地促进中美关系。

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审视度势后提出了一个新的外交战略，被称之为“韬光养晦”，主要的目的是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戒心，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这之中也包括间接影响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和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有助马中关系明显改善。

所谓的“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化成20个字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简称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按照成语的解释是：隐藏自己的光芒，处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有人形容是“卧薪尝胆”，但邓小平的解释是：“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届时）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份量就会不同”（1992年）。

就是因为坚守这一被认为是软弱的政策，当中国面对下列三件大事时，曾被批评为“无所作为”。其一，1998年印尼再发生新排华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更有不少海外华裔疾呼中国出手，但中国则以冷静的态度给予关注和处理。

其二，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军机轰炸，三人殉职及四人受伤。在克林顿道歉后，中国未把事态扩大。

其三，2001年美国一家军机被指侵犯中国领空被两架中国军机拦阻，不幸的中国一架战坠机而机师牺牲；美军机则降落在海南省机场。经美国道歉后，中方放机放人，未有报复行动。

这三起令中国人伤心的事也终于触动中国必须要有所改变，因此在2003年时胡锦涛主席声称中国将“和平崛起”，这一崛起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印象，也一改“韬光养晦”的政策。

不仅中国在政治上发挥了影响力，而且在经济上也已挤入世界第二位，只排在美国之后。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有所警惕，自然再联合亚洲国家给中国制造多一些问题，例如日本、菲律宾及越南对南海的争议。

来到2015年，人们基本上看到中国已成为东盟经济的火车头，马来西亚更是其中一方的最大受益者。当马中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之际，如果被有心人用种族主义的手段，用极端的行为破坏种族和谐，那将是中国政府最为关注的事件之一。就此来说，黄惠康似乎是第一次让外面的世界听到中国的强声音。

刊登于2015年9月3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