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绝不能被政治化 （跃马扬鞭）

香港在今年的大年初一深夜（已是进入2月9日的年初二）突然在旺角发生“暴乱”，它起因于无牌小贩摆卖而被警察采取行动，却不知何故来了一批蒙面人的反击而不幸酿成血案，有多名警员受伤；也有54人被捕，事后则有37人被控“暴动罪”，大多数是年轻人，但都获得保释候审。

因为发生在华人的农历新年，这场骚乱也造成大多数港人不予支持，甚至有团体作出谴责。

其实香港政局的动荡不安由来已久，从1997年香港主权交回中国后，虽然实行一国两制，香港五十年不变，但在近些年则演变成激进的对抗，不但刺激“港独”派企图“再行结合”，而且也因2014年的“占中”事件（前后79天）助长了“本土主义”更加形成一股力量。

不论“本土派”或“港独派”或“反中派”乃至“反共派”，他们都高举民主大旗向中共的权威作出挑战，以便能够使香港从“中国的控制中”找到一条不受约束的道路，包括要求特首直选，可由政党主导政局，也不要中共有太多的干涉等等。

但当反对派触及中共底线，对基本法作出挑战时，也就引发中国人代大会对香港的未来政局作出拍板，仍然采用选举人的方式来选出特首，也就是坚持反对特首直选。

伴随着中共采取不温不躁的态度应对“占中”和“暴乱”，尽量减少影响商场生意和市民的生机时，一批不满分子又在其他课题上表达异议，其中一项最具争议性而又有政治含义的举动就是掀起反“简体字”的动作。

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倡议组成“汉字改革委员会”（1954年），除了简少笔画外，也要采用民国时期即已存在的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作为改革文字的基础，但要能标出四声。

1958年，经中国人代通过，汉语拼音（拉丁化）也就被公认为汉语改革的第一步骤，以使更多的外国人能从汉语拼音中学习中文。

1964年，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化字，复于1968年再作修订。于是汉语拼音和汉字简化成了中共对文字改革与统一的重要突破（如果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那么中共则是推广普通话统一发音（有了汉语拼音的统一性，也就方便用普通话交流，全中国的人民已不再因方言的差别而隔阂）。

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政治因素，台湾拒绝采用简化字（后来也与简体字成为同一个解释），坚持继续使用繁体字，而且书籍及报刊也全面用直排，不作任何改变。

同样的，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也拒绝跟随大陆的文字改革，与台湾一样用繁体字，也用直排，直到今天为止，港台出版的书籍绝大多数是直排的，从上而下。

港台之所以不要跟随中共做文字的改革乃是担心采用简体意味着向中共“称臣”。换句话说，“简体字”就意味着是共产文字或左翼文字。

事实是这样吗？姑且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作为例子。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基本上是“反共的国家”，但马来西亚政府在1982年起在华文小学实验性地采用简体汉字效果不错后，就在1983年全面在华小正式采用简体字。到了1988年，所有的中学，包括国民型中学使用简化汉语授课。翌年即1989年就全面在学校使用了。

还有从80年代开始，新加坡的华文报章率先改为横排，与英文报一样。初期读者不习惯，后来也习惯横排了，马来西亚也不落人后，作出相同的改变。按照科学分析，人类的眼睛由右看到左是顺序的，而由上看到下是不顺序的。就这样，马新的书刊也在80年代后与大陆一样，采用横排和简体字。

当然马新的“华校生”也学会汉语拼音，当他们中学毕业后前往台湾和香港升大学时，完全不成问题，因为掌握简体也自然会读懂和学懂繁体字。即使繁简体交差使用也难不倒马新学生，由此可见，采用简体字及汉语拼音是正确的。

如果马新没有因为简体字而共产化，香港人民又何必掀反简体字？他们既是中国人，学会繁体与简体汉字，学会汉语拼音是完全必要的，也是身为国民一分子应该做的事，没有讨价还价或妥协的余地，更不要节外生枝了。

刊登于2016年2月22日《南洋商报》

“新冷战”又出现了？ （现代春秋）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提出警告，世界正滑向“新冷战”。他是在2月12日至14日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一年一度安全会议上发言，当时有60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政界人士出席；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中国外长王毅、法国总理瓦尔斯及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等强国领袖也在场。

梅德韦杰夫是在2月13日的会议上提出“新冷战”之说，虽然遭遇西方国家领袖和传媒驳斥和围攻，但他所说的冲突和对峙事件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对乌克兰内战课题上，美国明显地支持乌克兰政府军与俄罗斯为敌；另外俄罗斯在叙利亚支持政府军（主要是什叶派回教徒），而美国及西方国家支持叛军（主要属于逊尼派的回教徒）。这意味着双方的斗争已持续4年，情势越见恶化，再加上难民问题越形严重，已使到欧洲国家有些“惊慌失措”。

梅德韦杰夫认为由于立场不同，欧盟在未能统一团结下，又将矛头对准俄罗斯，而美国控制的北约也采取不友好态度，甚至通过联合国制裁俄罗斯的经济。为此梅德韦杰夫问道：难道我们还需要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才能知道合作的重要性？他希望西方与俄国合作和对话，不是对抗与冲突。

但美国的麦凯恩参议员（曾是美国总统候选人，但未选上）批评梅德韦杰夫的言论是具备威胁性的，对方企图将叙利亚变成俄罗斯的实验场所，进而变成俄国的军事阵地，以图制造更大的难民危机。

梅德韦杰夫反驳这一说法，并澄清他所提出的“新冷战”是要东西方国家能警惕而意识到合作化解恩怨的重要性，不要挑起新世界大战。

我们当然相信在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想发动战争，因为它是毁灭性的，而且也没有胜利的一方，理由是当大战爆发时，核武器就在上空飞舞而将整个地球夷为平地，是否还有人类存在则不得而知。

既然对抗与冲突会带来恶果，那么西方与俄国之间除了对话外，已没有更好的途径可以缓和紧张的时局。

其实整个世界化成东西方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4-1918），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推翻了沙皇而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由共产党领导）。

由于列宁忙于重组俄罗斯社会制度，且向邻近国家招手，终于在1922年成功拉拢15个邻近国家共同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换句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首次实践；另也以德国投降终结。

在20年后，又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基本上以德国希特勒侵占波兰为战争的起点，而以日本投降作为结束。但实际上有人认为应以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爆发中日战争为起点）。这一场激烈的战争也是由德国的纳粹党挑起的。在日本和意大利帝国政权与德国希特勒狼狈为奸下，组成了“协约国”，发动了毫无人性导致生灵涂炭的战争。

在战后美苏两国就针对欧洲的瓜分进行磋商，最后是欧洲分成东欧和西欧。东欧即指归入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东德、波兰、捷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及罗马尼亚等，剩下的归美国主导的西欧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在二战后期明显地突显了东西方集团各有地盘和成员。抑有进者，在战后中国又爆发4年的内战，最终归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也解放全中国（但尚剩台湾仍由国民党控制）。因此1949年标志着第二个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联也就如虎添翼成为东方集团的老大。除中国归顺外，北韩（朝鲜）及北越也为列社会主义大家庭中。

在两大阵营对峙下，“冷战”出现了，其意思是指虽没有大战，但不阻止区域性的战争。

为了巩固双方实力，美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机构”（简称北约），而苏联也不落人后组织了华沙集团。当这两个军事力量碰撞的时候，就看哪一方先软下来。例如在1962年发生的古巴危机时（苏联运载核弹试图进入古巴，但被美舰制止），如果各不让步肯定是场核战争。到后来苏联的克鲁齐夫软了，将军舰驶回，也消弭了很可能引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1971年北京在联合国恢复其代表中国的席位后，毛泽东就力图改变这个世界的排阵，不只是两个部分，而是所谓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出现了，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联，第二世界是欧洲日本等先进国家，第三世界是指贫穷与落后乃至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

这个用意在于预示中国将迎头赶上成为第三世界的老大，而世界不再是二元化了。但直到1990年苏联变天及15个加盟共和国自行独立后，苏联又打回原形（俄罗斯）。缩身的俄罗斯不再具有威胁，冷战也算是结束了。

另一方面，自从1976年“四人帮”被捕及文革被终止后，中国在邓小平的复出下又将整个中国大地进行改造。

2003年，中国在经济崛起成为第二大实体后，中国领导人宣布中国要和平崛起，这一口号经过13年的考验，终于让整个世界看见这个世界已进入三国时代，如果中俄联手，美国会感到压力加重；反之若中国与美国友好，其他国家又坐立不安，包括俄罗斯在内。

在今时今日，因为美国也搞了不少动作，比如召集东盟国家首脑在美国开会，在南中国海向中国的主权发出挑战，在在显现了新一代的新冷战又悄然出现了，还有不要忘了“哈里发回教国”正“虎视眈眈”要在世界搞风搞雨。这极端的恐怖行为比新冷战更严重，简直是恐怖战争。

刊登于2016年2月22日《光华日报》

春节的遐想 （天下纵横）

我们华人有两个日历，一个是阳历，另一个是阴历。但官方及公开的节日都是以阳历作为标准，而阴历是一种辅助。除了年长的及比较喜欢节日习俗的华人外，一般上我们都知道今天是几月几日了，似乎从未记取今天这个阴历又是什么月什么日了？

其实华人社会不论是在中国或在海外，他们对某一个特殊的节日还是以农历为标准。比如2016年，也就是丙申年的二月八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年到了，大家欢欢喜喜迎接春节的降临。

这春节是从年初一到年十五才算过完年，中间的年初八拜天公成为福建人的习俗，但也已成为海外华人的习俗。来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相等于普天同庆送走了“春节”。

就华人来说，他们是伴随着天干地支推算出十二生肖的，今年适逢猴年，则今年出生的宝宝就得与“猴”终生为伴了。

尽管有些习俗偏向迷信和神化，比如八月十五庆中秋，九月登高重阳节，但大多数节日都是有意义的，例如四月的清明节是悼念和祭拜祖先的日子，以行孝道和慎终追远。

五月的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和赛龙舟外，更为重要的是用来纪念战国时代伟大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他因劝谏楚怀王远离小人，不要与秦国结盟不果后，愤而辞官。当秦国攻下楚国时，他投下泊罗江自杀。满腔的悲愤报国无门，倒成了后人的一个警惕和教训，即治国要兼听则明，而且要施善政，重百姓，不能轻信谗言，社稷才能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农历的春节对于华人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一家大小要团聚吃团圆饭。而此刻在中国是处于寒冬，大地白雪愷愷，甚至今年连南方也下雪了。

想到中国一年有四季更迭，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体验下雪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从书本从报章中获知在许多国家的气候是有变化的，也就是有春夏秋冬之分。当我们沉浸在这样的思绪中，自然会不期然地遐想冬天下雪纷飞之美。

正因为这样，我在年轻时也把春节和冬天搅在一起。我印象最深的是写了一篇“飞雪迎春到”和“岁聿云暮，腊鼓频催”等字眼。可是睁开眼一看，马来西亚的大年初一真是热死了，在没有雨水的滋润下，我们顶着艳阳天到处拜年。虽说有红包拿，但却是晒得“顶不顺”。

多年以后，我有机会踏足中国，就坚持一定要在冬天到北方，而且要远至哈尔滨。

当雪花飘落时，我们走在街上的感觉是美妙的，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体会。还有看松花江结冰，有人行走在冰江上，煞是奇景。到了夜间看落叶的树木沾满了雪花，在灯光照耀下，第一次真正了解“火树银花”原来是有这么一回事，美得让人陶醉其中。此外当冬天和春节的雪景雕出各式各样的艺术品供公众观赏后，你会对这些冰雕的艺术品叹为鬼斧神工，而又巧夺天工。

但生长在热带的我们只有雨水和秋的凉意，与其颂赞雪花飘飘，不如用笔杆描述下雨的美景和清凉的天气，正是天凉好个秋，也是另有一种诗情画意的境界。

显然，世界是需要被点缀才能美丽的，但世界和国家更需要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平稳发展，乃至居者有其屋才能算是一个完整。所谓“家是一小国；国是千万家”。

际此猴年开春大吉，但愿2015年（乙未年）的霉气不再，而2016年的丙申年火候十足，带动整个市场，不再让人提心吊胆。

刊登于2016年2月22日《号外周报》第774期

华人与“巫来由”擦肩而过？（直挂云帆）

我注意到吴亦朗（法律系学生）于2月初在《当今大马》发表一篇题为《“巫来由”的想象：谈我们的身份认同》的文章，主要是提及“巫来由”这个名称有狭义的定义与广义的定义；同时也指出“Malay”是英文字，而“Melayu”（或Malayu）则是马来文。因此“巫来由”这个词也就具有争议性，因为它被“认为”是种族的身份，而对它产生模糊的概念。

究竟“巫来由”这个名称由何而来？其中一个说法是指在唐朝时代，有一位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义净法师（635-713）从中国番禺出发，经过羯荼（吉打）王国而后又途径苏门答腊的“末罗瑜”国（后为室里佛逝国），穿过马六甲海峡，最后到印度取经（参阅邓鸿瑞博士著《寻找义净大师的足迹》）。这个“末罗瑜”国的发音与“巫来由”接近，也就有史家认为当时已有来自末罗瑜的人移向马来半岛居住。在时间上可以推到公元682年前，因为在这之前被称为末罗瑜国（即今天的占碑）。

虽然在唐宋元明年间（公元618年-1635年，前后共1千年），也有其他族群，如米南加保人、武吉斯人及东马的土著，如卡达山、杜顺族及伊班族等等，但他们多数在马六甲王朝（1403-1511）兴旺期时到来，因而有力地促成这个以回教为立国之基的王朝维持了150年，才被葡萄牙帝国所打败。

当这些人在后来形成共享一种文字，一种风俗乃至绝大多数也成为伊斯兰教徒后，他们就在后来被定位为马来人（Melayu）。因此当我们述及巫来由时脑海中浮现的是马来民族或少数土著的统称，而与华人攀不上直接关系。这种情形也与中国在清末时的思潮相差不远。

例如在1894年组织中兴会（后改名为同盟会乃至国民党）的孙中山是在20世纪初也提出了打倒满清腐败政府的口号，而用一种不大客气的语言形容满人是“鞑靼”，因而有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说。

待到革命行将成功的时候，孙中山就转了语调把所有的中国人统称为“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族在内，显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国的民族（各民族）的总称。因此今天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人是“中华民族”所铸造的国家。

但中华民族（在满清时代指的是汉人）在欧洲国家于18世纪崛起，占领东南亚国家后，就有大量的华人从中国移向东南亚的国家；尤其是英国人在1786年占领槟榔屿后就大开门户，让中国移民通过澳门来到槟城谋生和发展。不过更大规模的华人移民则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因为英国打了胜仗后，于1842年迫使清廷割让香港予英国，而英国也就公开和大方地向南方的华人招手，即使清朝实施海禁，也无法阻止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南方人通过香港“投奔怒海”。

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向外移居已形成大气候，成群结队的华工先在东南亚建立起海外华人的社会，再辐射至全世界各地。今天一般估计在海外的华人约有4500万人左右，其中有6百50万人住在马来西亚，超过300万人住在在新加坡。而在印尼也有近千万名华裔。虽然不少华人已入籍当地国家成为公民，但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和传统又让他们不能否定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至少是华人或华裔。至于会不会讲普通话，那已经不重要了。

职是之故，华人在战后存在的一种思潮是华人在海外为的是谋生和赚钱，也准备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还没有落地生根的想法。后来因政治形势的转变，行将解放的中国也就一方面欢迎和号召华人回国贡献和服务。在当时持有这种强烈思想的重要人物是“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及“南侨日报”社长胡愈之。他不但影响陈嘉庚回中国（1950年）报效祖国，也影响年青人回国参加建设；但另一方面，英国也阻止中国人继续南来，也不鼓励华人“回唐山”。

就在1945年至1948年之间，马来亚华人因未做好准备来改变自己的身份，也就与政治主流擦肩而过；身份直到今天还是没有改变。

它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6年，英国在工党主政下，决定推出“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内中没有提及统治者的地位和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引发马来人大举反对。在拿督翁（时任柔佛州务大臣）领导下，声势浩大的马来人大团结场面迫使英国人搁置“马来联邦”制，转而与巫统商议另一种宪制。另一方面，马来亚民主同盟对此“马来联邦”宪制反应冷淡，马共更形容是延续殖民地统治的花招。在1947年时英国发表“马来亚联合邦”草案。但有鉴于此草案被认为对华人不公平，也对广大的马来人及印裔缺乏照顾，因而出现了以陈祯禄和李光前（马华商联会会长）为首的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IA）及由马来国民党组成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向英国提呈一分“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并且在1947年10月20日在马新展开全面性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不尊重民意，提出不够全面也不公平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虽然大罢市成功举行，但英国已找到合作与谈判的对象（巫统），也就一脚踢开AMICIA及Putera两个组织，更否定了“人民宪章”，一切保留种族性的区分，包括组织政党在内。

其实在人民草案中有一段提到国民的身份的认同。既然这个国家被称为“马来亚”，则其人民称为“巫来由”也有道理，因为在马来文中没有Malaya或后来的Malaysia字眼，只有Melayu。所谓的“Persekutuan Tanah Melayu”就是这样来的，英文则称为“The Federation of Malaya”。据知，当时马来国民党其中一名领导人阿末波斯达曼是主张华人也接受以“巫来由”来代表一个新生国家的民族。给予正面反应的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他毕业自莱佛士学院，是马共在新加坡的第一把手）支持和接受以“巫来由”作为一个新兴民族的统称。他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我们既然住在马来亚，也已成为公民，被称为“巫来由”在华文上也可称为马来亚人。

可惜在当年华人并不积极参与革新运动，仍然停留在“中华民族”的思维里，绝大多数人走不出来改换身份的挑战，总以为会变成另一个种族，再加上英国否定人民宪章，也就不存在“巫来由”的争议；尤其是在1948年2月1日英国正式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后，就在协议中提出“保护马来人及沙巴州与砂拉越州土著特殊地位，以及其他民族之合法权益”。

接着在协定中也规定马来人的定义是指信仰回教，习惯于讲马来语及遵守马来习俗者。

当此条文成为法律后，华人要直接成为“巫来由”民族和公民的想法也烟消云散了。

紧接着在同年6月20日，英国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一场长期的战争开始了。而华人不仅没有成为“巫来由”，而且也被英国赶入所谓新村（初期形同集中营）居住，人数大约50万名。这个时候，马华公会的出现已挽不回华人的政治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许过年之后国阵内的华基政党受到两次的选举大冲击，就看未来的第三次大选能否加把劲挽回颓势吗？

刊登于2016年2月18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