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人血泪史 （天下纵横）

最近参阅了许多关于印尼反共及反华历史资料中发现华人的悲惨命运，大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感概万千。

但是最近印尼政府也破天荒地同意针对1965年的9.30事件进行反思和反省，以免重蹈覆辙。有关的研究只属于初步阶段，何时能发表完整的报告书则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我们有必要从历史文献和资料中找出1965年之前和之后的印尼政局和华人命运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印尼作为荷兰的殖民地也是欢迎华人移入居住，虽然在18世纪时已有不少华人在印尼谋生，但真正大量的移民则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因为印尼的资源丰富，自然吸引许多华人南迁，也就在后来形成一个大族群。如果单以人口来算，印尼是拥有华人最多的国家，估计有800万至1万千之间。但如果以2亿多人的印尼人口作比较，则华人只占3%强，可说是极为少数的民族。

即使印尼的华人占有的人口比例微不足道，但他们在丰富资源的国家生活，加上勤奋与精明很快就有了立锥之地。

由于华人能够自成一系，生活也较为安定，也就比起当地的原主民生活好一些。因此在后来有发生排华事件也是预料中事。但从来没有人想到华人也被卷入1965年印尼的残酷政治斗争中。

在1965年前，当苏卡诺总统于1948年取得独立后，他的立场就左倾，走的是中间倾左路线。他不但在1950年就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且也与印尼共产党维持良好关系，更独一无二的倡导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结合的“纳沙贡”指导思想。

在印共也走亲中路线下，印尼已摆出抗拒西方势力的势头，可是以美国为首的右翼集团通过对印尼军方的培训与“收买”，也就在军中建立起反共的势力，并准备发动政变推翻苏卡诺政权。

苏哈多在反政变中的抬头意味着印共陷入绝境的开始，有超过至少50万人被杀害（有人估算超过60万人丧命），华人为数不少，其中包括参加印共的华人及未参加政治的华人，估计有约20万华人也惨遭毒手。

很显然的，在美国支持下，为打击中共和共产势力，美国也是毫不容情的，对华人的遭遇也将它当成反共策略的一部分。

除了华人成为惊弓之鸟外，也有超过20万名的华人回到中国，开始过着另一种生活。

与此同时，苏哈多也实施许多反共反华的政策，包括禁止所有华校，所有中文报刊杂志绝迹于市面，华人也需要改用印尼名字，华人不能从事一些领域工作和生意，前前后后共有36条对华人不利的法令。

当印尼于1966年与中国断交后，位于东南亚的左翼势力也逐一被破坏乃至瓦解，华人的安全也只能望天算日子，直到1998年苏哈多倒台后（总共执政32年），印尼才获得新生，华人才开始有了新的希望。但不幸的，在推翻苏哈多的运动中，再一次发生排华事件，迫使华人向海外“避难”，包括不少印华来到槟城和新加坡居住，亦有不少人回到中国。

幸运的在1999年后，印尼迎来了一位独眼但带有华人血统的新总统瓦希德，他一改苏哈多的反华政策，让印尼华人重见天日。这就是印尼华人在历史上的悲惨历史，但愿它一去不复返了。

刊登于2016年6月20日《号外周报》第791期

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倒下了 （跃马扬鞭）

拉丁美洲先后出了3个社会主义的总统，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威胁。第一个是1959年由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个是1970年通过选举而成为智利总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但他在1973年被军人政变杀害。社会主义无法得到成长。有人认为与美国在幕后有关。第三个是在1998年在拉丁美洲的另一个角落（委内瑞拉）崛起的另一位社会主义总统，这个人就是后来与卡斯特罗齐名的查韦斯（Chavez），他也在执政后出手援助古巴共度时艰，因为委国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查韦斯出生于1954年而在军校毕业并从军17年，官至中校，虽然在1992年企图发动政变，但不幸失败而送入监牢两年。从那时起他成了委内瑞拉的“英雄人物”。1994年出狱后，他重组其政党，命名为“第五共和国运动”。

1998年他参加总统选举一炮而红，当选委国总统。翌年为解决国内的经济困境，他推出了新宪法，结果在公投中获得72%选民的支持。他宣称其政策是向左转的，最大的目的是将石油工业国有化，因为他发现西方的石油公司每年从委内瑞拉赚走数百亿元的石油利润。此外他也要求石油生产国减少生产，以提高油价来增加国家的收入，结果油价一度飘升至每桶130美元。

在查韦斯主政下，2004年的委内瑞拉经济增长达到17%，而在2006年的经济增长也达到9.4%，失业率也从10.9%降至8.9%；外汇储备达到了372.99亿美元。

虽然这个国家在1830年时已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而成为独立国家，但百多年来政局一直处于转变状态，直到1958年民主运动才奠定了选举制度，查韦斯就是在选举制下出人头地的其中一位（1998年），他的上台也把委内瑞拉带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甚至也规定人民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崇拜的共党领袖有切格瓦拉（原为古巴部长，60年代在出走参加玻利维亚游击战中被美军击毙，从此成为年青一代的偶像）、卡斯特罗、毛泽东及阿连德等人。

2006年他第三度蝉联总统；更在2012年第四度蝉联总统（他在修宪下使到总统任期没有限制）。

但不幸的，患癌症的他在2013年3月5日逝世，终年58岁。

查韦斯的逝世也造就了他指定的接班人马杜罗（Maduro）出任代总统，并在同年4月14日总统选举中代表执政的统一社会主义党（由第五共和运动易名）参选，结果只以50.66%得票率取胜，可见他的声望远不及查韦斯。

其实1962年出生的马杜罗也不是平庸之辈，他在高中时已表露其政治雄心而在后来成为工会领袖。

在2006年时，他被查韦斯委为外交部长，更在2012年被委为副总统。尽管马杜罗有心要参照中国的模式改造委内瑞拉，但遇上石油价格在2014年后不断下滑，使到查韦斯辛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崩溃的边缘，确是令人始料不及。

本来在2013年时石油价格维持在88.47美元，但转入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际油价大幅度下降，在2014年11月份时，平均出口价只每桶36.53美元，这就意味着委内瑞拉收益大大减少，更缺钱向外国进口必需品。

虽然油价大降也不能全归咎于马杜罗领导无方，但其侄子进行贩毒勾当在美国被捕及总统得力助手被疑是贩毒集团头子。还有过去10年高达3000亿美元被侵吞，腐败横行，马杜罗难逃包庇之罪。

国际货币基金组最新的报告指出，委内瑞拉目前是世界最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700%），医院严重缺药，死亡率增加（所谓的免费医疗已化为乌有）。在粮食的缺乏下，市场的商店货物被抢光，华人的商店也遭殃（有20万华人住在委内瑞拉）。不仅缺水缺粮，连厕纸也买不到；人民也开始杀害街上的动物果腹。委内瑞拉已成为“人间炼狱”。遗憾的是，马杜罗只会动用军队镇压仍不肯下台，也嫁祸是美国的阴谋所致。

他除了延长紧急状态装腔壮胆及延迟罢免公投至明年正月外，已苦无对策解决3千万人民的温饱问题。

真没想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57年的古巴能在2014年与美国复交，解除变质危机，而委内瑞拉在查韦斯苦心经营下，在17年内才取得一定的成绩，讵料接班人马杜罗无法克绍其裘，也时运不济，只得眼巴巴看着“社会主义”走不下去了，到底错在哪里？值得世人省思。

刊登于2016年6月20日《南洋商报》

南中国海的文武角力 （现代春秋）

南中国海波涛汹涌，大国小国争骂声不绝，而且对于谁拥有海岛的主权也陷入纠缠不清的局面。

当中国在2012年实际控制了黄岩岛（位于中沙群岛）之后，菲律宾就十分不服气而在2013年提呈国际海牙法庭“审理”，中国对此置之不理，以使有关法庭在“被告”缺庭下不知如何“判决”。中国的态度是有关岛礁的争执应由两国举行双边会谈商议。

因为各方僵持不下，今天的南中国海的情势已不断恶化和紧张。除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及汶莱也声称对一些岛礁拥有主权外，日本也声称对“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它是由8个岛礁组成，也被中方称为钓鱼岛列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拥有主权，目前控制在日本手里，早前也被日政府向私人（日本人）购买土地将之“国有化”。但为安全起见，钓鱼岛已无人居住，还有美国在2011年重返太平洋后，宣称南中国海是国际海域，可自由通航，而且也不承认中国根据历史规划出来的“九条线”。

如果根据“九条线”的范围（1940年中国地图显现），则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绝大部分岛礁都是属于中国的，也就与东盟一些国家的立场大相径庭。但争议岛礁的主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生的，因为岛礁后来被勘察出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自然掀起争夺战。正由于立场不同，东盟一些国家及美日都不承认“九条线”，同时也不承认中国划定的“防空识别区”（即是其他国家飞越相关领空要知会中方）。

由于近期西方舆论不断放出风声说海牙法庭将会在不久发表“判决书”而形势对菲方有利，也就使到中国格外关注（虽然中国可以不理睬判决的结果，也不会改变现状，但在舆论上中国会面对一些压力）。

因此在6月13日及14日，中国和东盟10个国家的外长在昆明举行特别会议，期望能达致谅解而不针锋相对。讵料事与愿违，东盟国家无法与中国共同发表声明，而是在会后由马来西亚的代表发布一则措辞严厉的文告（东盟文告）。它强调了“南海和平、安全、稳定和航行、飞行自由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尊重包括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和相关的国际法”。

这份声明表示深切关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似乎提醒中国要重视国际法（也就是尊重海牙法庭的判决），但紧接着这份声明显然在中国抗议下被撤除了，过后也不见得有新的联合公报发表。

犹记得在2012年时，当东盟在金边举行外长会议后，便首次没有发表联合公报，这也是东盟成立45年来的首次，可见各国对南海主权的处理出现纷争。

在2015年时，东盟在吉隆坡举行防长扩大会议，也对南海问题有分歧而未发表联合声明。这一次（2016年6月）在昆明举行外长特别会议也同样无法与中国达致共识，联合声明又再次流产。

由于南中国海岛礁的争议已扩大到成为美国与中国的角力，自然使到东盟国家左右为难。就美国立场是打破中国对南海岛礁的“占有”，因而支持越南、菲律宾与马来西亚拥有一些岛礁的控制。虽然印尼和汶莱未有太大的争议，但也没有同意中国的“九条线”。如果联合国辖下的国际法庭作出对菲律宾有利的“判决”，就会被西方媒体大做文章，进而产生压力迫使中国处于比较孤立的窘境。

在这方面，中国也深知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家会用各种方法使到中国“穷于应付”，但它也不是省油的灯，而是利用各个国际场合与访问对话的机会，不断地阐述中国的立场。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发出的讯号。只要相关国家不公开撕破脸皮，“有钱大家赚”便会使局面缓和。可惜的是，东盟一些国家不断地强调主权，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成为对立面，例如新当选的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就以缓和的口气强调要尊重海牙国际法庭的“结案”。不过，话说回来，这种通过国际机构来“制裁”中国也非新鲜事，例如在1950年中国援助和派军跨过鸭绿江时，就被美国通过联合国调动其他国家军队介入朝鲜战争，使之成为“中国与联合国之战”而不单单是与美国之战。其结果是双方打成平手，在1953年签订停战协定。

继后中国也在美国阻挠下进不了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反而把“中国的席位”给了撤守台湾的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直到1971年才通过大会表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

如果过去中国敢于面对美国，那么这次中国对待海牙法庭的态度更是强硬。有消息说，如果台湾占有的“太平岛”被确认为岛屿而不是礁岩，海牙法庭就会以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而判定黄岩岛等礁岩属于中国（因为被认同是岛就拥有200海里的经济区）的经济海域范围，则菲律宾就陷入比较被动的局面。

由于这样，美国在尚未肯定海牙法庭的“判决”会否有利菲律宾前，也在去年对中国和相关的国家发出航行自由的指示，更动用战斗机飞越中国声称拥有的“黄岩岛”的主权领空，藉此反对中国在永兴岛、永礁署和黄岩岛等的填海行动和安装军事设备。中国也认定这些以中业岛（离永兴岛336海里）为主的岛礁也涵盖了菲律宾所占之9个岛礁（菲称之为卡拉延群岛）也另外还有一个争议中的黄岩岛。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用“武”展示军威；菲律宾则代表“文”的一面，通过法庭来制造舆论，以形成“文武”的两面夹攻。

在这样的紧迫下，中国要如何解套和打退四面八方的压力，就要有更大的作为和展示其军备的现代化，并在另一方面争取小国的友谊与支持，避开与美国的正面冲突。只要中美双方有所克制，我们就不必担心世界会陷入崩溃的危机。

刊登于2016年6月20日《光华日报》

70年代巫统“红色惊魂” （直挂云帆）

曾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身边红人阿都拉阿末（Abdullah Ahmad）（1937-2016）于6月12日逝世，终年79岁。

他的逝世使我想起巫统在70年代曾经掀起“红色惊魂”，虽然有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发生在巫统的高层，而且也影响政府的政策。

有关的政治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1969年“513”事件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敦拉萨取得了绝对的权力，并在1970年拜相，成为我国第二任首相。

在这一年，他除了提出“新经济政策”外，也起用一批年轻的专才成为智囊团，这些人包括阿都拉阿末（担任首相政治秘书1963-1974）、阿都拉马日（Abdullah Majid）（担任新闻秘书），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报人沙末依斯迈（Samad Ismail），也成了敦拉萨智囊团的重要一员。他们促使敦拉萨宣布马来西亚主张东南亚辟为中立和平与非核地带，并加入不结盟运动。换句话说，他把东姑阿都拉曼的100%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改成左右逢源的中立外交。因此在1972年时，马来西亚就与苏联及东欧共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在1974年时，更是如履薄冰地访问北京，并成功地签署马中建交联合公报。

无可否认的，1974年敦拉萨的声望如日中天，也在同一年的大选中取得辉煌的成绩（此时联盟已扩大成为国阵）。

也是在1974年大选后，敦拉萨改组内阁，曾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党籍，但在1971年重返巫统的马哈迪被倚重出任教育部长。与此同时，敦拉萨的两位爱将也在1974年被提升成为副部长。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沙末依斯迈仍在报界任高职时，也为敦拉萨出谋划策。在当时巫统内部已有人传出上层被共党代表渗透，而且与巫统的内部斗争有一定的关系。

这故事也牵扯到另一名精英，他就是原任外交部常务秘书长的加沙里沙菲宜，他以上议员的身份被委为部长，后来升任具有权势的内政部长。

在敦拉萨领导的年代他已被鼓励参加1972年巫统副主席的竞选，但不幸落选。当时党内拥有势力的哈仑（雪州务大臣）不予支持。从中崛起的是胡先翁（他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的儿子）。于是他与萨顿（交通部长）及嘉化峇峇（乡村发展部长）同被选为副主席。

因为加沙里的落选，当副首相伊斯迈于1973年病逝时，敦拉萨却无法破例委任中委加沙里出任副揆，只好挑胡先翁成为第二号人物。

1975年巫统党选时，黑马马哈迪杀出头来，他击败对手（尤其是哈仑也争副主席）而与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一起成为副主席，这意味着加沙里又无缘更上一层楼。

1976年敦拉萨病逝，胡先翁被扶正，需要选副揆来辅政。他原先与敦拉萨的想法是一致的，要提拔加沙里（内长）成为第二号人物，但有碍于传统也只能从三位副主席中挑选一人，马哈迪就这样被幸运选中了。

当然平步青云的马哈迪也面对党内的压力，此时（1976年5月）哈仑已被判罪名成立，坐牢两年。而在3月时，他已被开除出党，到了10月又因压力，巫统又不得不收回成命。

尽管此时哈仑已失去威胁，但他认为党内有人要加害于他，意指党内有亲共分子倒哈仑。

这也给身为内政部长的加沙里一个调查机会，他先逮捕资深报人沙末依斯迈。他在1976年9月1日在电视台发表自白书，承认是一名共党代理人，努力接近巫统上层。

（说起沙末依斯迈，李光耀于1953年曾协助他出狱，并在1954年邀请后者一起共创“人民行动党”。沙末依斯迈也就成为其中一名发起人，但始终无法融入人民行动党。

1957年他回到吉隆坡负责《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的出版。）

随着沙末依斯迈的自白书发表，敦拉萨时代的两名要员（副部长）阿都拉阿末及阿都拉马日也在同年11月被扣捕，同样被指涉及红色活动。

马哈迪针对此事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当时指1976年）我面对政治威胁，起因是巫统内敦拉萨决密谋让胡先翁回归巫统，好些巫统领袖因此不满，指责敦拉萨受到所谓共产主义者，如阿都拉阿末及沙末依斯迈等的影响。

在胡先翁一上任首相时，当时的内长加沙里沙菲宜就决定要逮捕他们两人，指控他们是共产主义者。

我尝试反驳这种观点，但胡先翁更乐于听取加沙里的话，因之被扣捕的两名副部长也就留待半年后再审视。

如果我没当上副首相，一早就被逮捕，种种行动令人不寒而栗，而且他们怀疑我和胡先翁窝藏共产主义者。

6个月后，我与胡先翁商谈，企图让这些人获得释放，但再度被拒绝。当我出任首相时（1981年），我下令将他们释放，我想这个举动让胡先翁很不高兴。肯定的是，当哈仑获得特赦时（也是马哈迪批准的），他会更不高兴。

加沙里并未停止将我和那些所谓共产主义者扯在一起。就在我出任首相前几天，胡先翁走进我的办公室说，我的政治秘书西迪高斯将被逮捕，因为他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派来的间谍。

我从未怀疑过西迪，但他因而被扣捕两年。”

当加沙里被马哈迪调任外交部长，而由慕沙希淡接任内长后，巫统内部的红色疑云逐渐消失了。

2008年9月4日，沙末依斯迈走完他争议性的一生，终年84岁，他的三度被捕（1945年日将被英军扣捕；1951年再被英军扣捕，被指涉及共党活动，而1976年又被捕）使他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如今阿都拉阿末也走了，但他比其他人幸运，他在1996年至2000年出任大马驻美国特使，之后进入报界，出任《新海峡时报》总编辑。他先后出版两本著作：《马哈迪致给世界领袖的信函》第一及第二册，及《与东姑阿都拉曼的对话》（今年出版），算是留给后人的史料了。

刊登于2016年6月16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