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后喜相逢

这不但是难以置信的事实，而且也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在2016年9月5日在吉隆坡法院却上演了一幕不可思议的“破镜重圆”，马哈迪与安华在18年零2天后（旺阿兹莎语）竟然能够相互握手和交谈，甚至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又走在一起。

虽然有人解释这不是“一笑泯恩仇”，也不是“握手言和”，而仅仅是因为安华在法庭上挑战政府在国会通过的“国安会法令”（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ct 2016）的有效性（阿兹敏语）。为此安华也要求法院发出临时禁制令以暂时阻止国安会法的执行。

为了加强安华的起诉更有份量，马哈迪也指示其律师团加入安华的案件。

不论马哈迪的现身法庭是否能给安华带来较大的胜算，但就两人的政治恩怨而言，却是十分戏剧性的。

1969年大选后发生种族冲突流血事件（513事件），联盟执政地位受到动摇，马哈迪挺身而出严厉抨击东姑领导无方，要求下台而惹祸上身，在同年被开除党籍。虽然他在1970年出版其名著《马来人的困境》，但一出版即被东姑列为禁书。

与此同时，刚冒出头的安华在1971年介入了宗教与社会运动，前者是成立回教青年运动组织（Abim）（直到1972年才获准注册）；后者则是在70年代参与柔佛反拆迁木屋及华玲反饥饿运动而在1974年遭到政府以内安令扣留两年，直到1976年才获释放。

另一个大动作是，安华在70年代就公开地“高举”马哈迪的禁书，为他摇旗呐喊，也引发马哈迪对他的关注（这使人想起1966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林彪摇着“毛语录”红宝书而一跃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当马哈迪在1981年拜相后，他就亲自接见安华，且支持后者的入党申请。虽然马哈迪并没有刻意栽培他，但也不反对安华在党内培植势力。于是安华不但在1982年当选国会议员而出任副部长，而且也在翌年击败苏海米成为巫青团长。自此之后，安华就紧靠马哈迪，在党内也借助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争党魁的斗争过程中（1987），顺利当选党副主席。及后在1993年又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而出任副首相。

从马哈迪回忆录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哈迪对安华的描述是既爱又防的，也就有了1996年马哈迪在党选中拆散安华的“宏愿队伍”，他的铁三角之一的慕尤丁被阿都拉打败，失去副主席职。

阿都拉因为这一胜，造就了他在安华失势后探出头来，最终成为国家首相（2003年）。

安华的出事和跌马经过也在马哈迪回忆录中较为详细的揭露，他认为他不能容忍安华有乖离正道的事件发生，也就在1998年决意革除安华。

然而安华的影响力比起前雪州大臣哈仑的政治反抗有过之而无不及，烈火莫熄运动成为当时马来年青一代的思潮（哈仑在1975年竞选副主席败给马哈迪后，被时任首相敦拉萨献议出使联合国。在拒绝之下，等在哈仑前面的是一场官司，1976年被判贪污罪名成立，入狱两年）。

同样的，安华不甘于就此退出政坛，也就与马哈迪硬碰。结果他先是被撞到头破血流，成为政治失意人；后是在2008年大选才再“扬眉吐气”。可是时运不济的安华又再次面对鸡奸罪而于2015年被联邦法院判坐牢5年。如今马哈迪现身唔见安华，正反映出两人又因政治目标走在一起。但究竟马安的“重修旧好”能否带来“政治新常态”，我们尚未得而知。最起码马哈迪也感觉到与其单靠一方的努力，不如结合各方面的力量。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马哈迪的现身法院对安华来说是意外的收获；另一方面，不论安华喜欢与否，马哈迪对他而言只有加分（尤其是在马来社会）。只是我们也很难知道国阵与“反阵”（反对党阵线）之间，究竟谁会占上风呢？

刊登于2016年9月12日《南洋商报》

悼报人韩山元挚友

新加坡著名报人韩山元不幸于2016年8月9日（新加坡国庆）的中午辞世，终年74岁，留下遗孀与两名也是报界媒体的女儿。大女儿韩咏梅是华文媒体集团数码总编辑兼《联合早报》副总编辑；而其小女儿韩咏虹是《联合早报》中国组主任，曾担任驻北京特派员，2011年获通商中国青年奖。从这样看来，两个女儿都是继承老巴的衣钵。

我认识韩山元是很久的事，但我忘记是在哪一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是在1971年转入《星槟日报》当编辑后开始认识他（我从1966年到1970年是《星洲日报》的记者）。他来槟城到我们的报社也就成为同道了。

不过，我们之间的交往很少提及个人及家庭事，多是谈论时局与政局，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韩山元的时代背景和家庭状况。我是在后来才知道他的两个女儿也同样踏进报界，这在新闻界上是少有的。

这位于1942年6月1日诞生于柔佛古来的小子，祖籍海南文昌市，但在1946年（战后）举家搬迁新加坡。3年之后，即1949年随母亲回到海南岛，也入校读书。也许是生活上不习惯，他们举家又在1951年回返新加坡（此时毛泽东已解放全中国，在1949年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剩下台湾仍被国民党割据）。

当他在公教小学毕业后，就转入中正中学，于1962年高中毕业。由于一向爱好舞文弄墨，在1968年进入报界服务（在家境清寒下，他没有机会上大学）。先是《知识报》、《民报》当记者兼编辑。当1983年新加坡政府将《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合并重组，一份称之为《联合晚报》，另一份称之为《联合早报》。就这样老字号的《星洲》、《南洋》不见了，后来又多了一份《新明日报》。

韩山元也在那时走进《联合晚报》担任编辑兼记者，在1996年被调到《联合早报》担任执行高级记者兼编辑，直到2004年退休。

他在晚年（大概是2010年）又萌起读书念头，也就到厦门大学攻读历史系硕士班。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他终于拿到硕士学位（忘记是2013年或2014年）。不过他告诉我要继续念博士班，期望在有生之年把年青失去的要回来（大学学历及文史学家的地位）。

遗憾的是，他还未来得及领取人生最到成就的博士文凭就已撤手尘寰。

其实韩山元的讣告是很别致的，他的女儿用简单的标题写“山叔走了”。接着很简单地介绍了“山叔”的一生。

在我的记忆中，韩山元用过很多笔名，比较有知名度的是：章翰、章明、宋丹、鲁生及马德等。

他也先后出版20余本的著作，有诗歌、散文、杂文、哲学、文艺评论及历史研究，立场比较偏向左翼。也因为得知他对左翼文学有所研究，在2010年当我的拙作《马华左翼文学》恭请副高教部长何国忠主持推介礼时，我也特别邀请韩山元及何启良进行评述。间中还有一位马共作家贺巾的录影访谈，我们也播放出来。

及后，韩山元有至少3次带队来槟旅游和学习，其中有一次还包括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的教育参赞。

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及的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应英保良二老板林道荣（百货业巨子）邀请到新加坡其办事处与他谈及出版个人传记事，我就请了韩山元一起完成。因为林老先生要我3个月内一定要完成（对他来说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韩山元就负责新加坡部分的资料收集与整理；而我与马来西亚的助手就涵盖英保良的所有业务，包括香港、汶莱及东马等。在韩山元及邹璐的协助下，我们终于大功告成，如其的出版了《英保良二老板林道荣传奇》。在举行推介礼的当晚（2012年3月30日），林道荣邀请在新加坡的前同事一道参加“大团圆”联欢晚宴，筵开百余桌，热闹非凡。韩山元也有参加。可惜已陷入昏迷的林道荣不能亲临晚宴，只能在病床上聆听其职员将这本传记念给他听。

一周之后，林道荣走了。我又在新加坡与韩山元一起送殡。没想到这则是由我为韩山元写下这篇悼文。

刊登于2016年9月12日《号外周报》第803期

华人人口与政治权力不挂钩 （现代春秋）

这些日子来，因为人口的比例又有一些改变，引发了一些华团负责人或华社领袖疾呼华人赶紧多生育，不然华裔人口将越来越少，而真正地沦为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了。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最新的数字显示，在2016年马来西亚人口已达到3170万人，其中被归为土著（马来人及东马的土著等）的占68.6%（数字是1948万人），而华裔则只占有23.4%（数字是664万人）；而印裔人口有7%（人数是198万人），其他族群（不包括西马及东马的土著）只占1%（人数在28万左右）。

由于华裔人口在比例上不断地减少，也就引发华社的关注，但也只有三几间的社团对多生育给予奖励，结果是响应不热烈，华人依然相信节育与家庭计划是重要的。

从下列的数字反映出华裔的人口比例逐年下降，即使人口有增加也没有在人口比例上扳回劣势。

例如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西马（马来半岛）的人口数目有6百27万，其中马来人有3百12万人，占49.8%；华人有2百33万人，占37.2%；印度人有73万，占11.3%。

当时新加坡及东马的人口并未统计在内，只是统计马来亚联合邦的人口。在华裔的人口群中，槟州是最高的华裔比数。

如果到了2040年，大马的华人比例将降至总人口的16至18%；而土著及马来人的比率将增至80%，届时我们的政治结构又会有什么改变？谁也说不准。

另外一个令我们关注的课题是外劳的涌入。根据政府统计，合法的外劳有220万左右，而非法的外劳也在150万至200万之间，有人说数目更高。

如果说我国的外劳至少有400万人，也少有人质疑，因为今日到处可见粗工及清理废物的清洁工友及园丘工友已被外劳所取代。有朝一日，外劳数目如果凌驾华人数目，也是不足为奇的。

还有东马沙巴的外来移民。当1963年沙巴加入马来西亚时，人口不过50万，但今时今日已达3百余万人口，据知至少有80万苏禄人移民沙巴，华人的比例又相对减少了。

沙巴时局的不明朗，很大原因是它与菲律宾太接近，而且又被苏禄人宣称沙巴昔日是他们的领土，也就不时有分离主义分子干扰沙巴的旅游业，其中以绑票或撕票最令人胆战心惊。

其实我们如果回顾历史，华人人口的比例是与政治权力不直接挂钩的。例如在1957年独立后的一个长时期，华人一直维持在人口的30%以上，但华人在政治的权力上都是无法增长和得到实质上的改变。因此马华在最旺时（1959年、1964年、1974年及1982年的大选后，也没有改变其部长人数）；而在最衰弱时（1969年、1990年、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也没有过于影响马华在内阁的数目，这似乎反映了马华或说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好像已是定型了的。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杞人忧天，一切顺其自然。说到底我们不是新加坡，新加坡可通过政府的政策招进外国移民；马来西亚的人口变动则有异于其他国家。因此我们能把疾呼当作呐喊，它起不了实质作用的。

另一方面，以槟城为例，情况又似乎有些特殊，在1957年时，槟州的马来人有16万5千人（占28.8%）；华人有32万7千人（占57.2%）；印度人有6万9千人（占12.2%）。

因此在独立的年代，槟州华人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数，也就在巫统及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将槟州交给华裔主政。本来林苍祐是首选的首席部长，但在他的婉拒后，就由王保尼成了首届首席部长。

及后的发展是在执政党内，不论马华的议席是否多过巫统，也是由马华的人领导州政府。

当1969年大选，林苍祐从反对党摇身一变成执政党时，他顺利地成为第二任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林苍祐竞选失败，才引起华社的“恐慌”，因为那一年的大选，国阵拥有19席（巫统12席及民政7席），首席部长很可能会转向巫统。当时在马哈迪及安华的主政下，决定不作人选上的改变，乃派安华劝勉民政党挑选一人接班。就这样许子根登台了。这意味着，国阵并没有议程用马来人来担任首席部长。因此在2008年大选槟州变天后也是由华裔出任首席部长（林冠英）。即便近期面对官司，他也是“指定”曹观友是接班人，而不是公正党的拉昔或行动党的拉玛三美，这是传统使然。

虽然进入2015年，槟州的人口结构又有变化。根据槟州政府在立法议会公布2014年时，槟州总人口是164万人，其中华裔占68.63万人、马来人占68.1万人，彼此仍相差5300人。

但到了2015年时，槟州的人口首次发生变化，马来人已是占第一位，有69万2千4百人；而华裔只有68万9千6百人。换句话说，在槟州马来人的人口已超过华人。

无论如何，在未来的20年内，槟州即使马来人已居第一位，整个槟州人口已接近250万人，但华人社会的特征依然存在，而且从当下的选区看来，以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有23个（华人少数的另有17个）。这就说明了华人主政的情势是不大容易被改变的。不过在20年后，槟州政治结构会否因人口比例的改变而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又会怎样变化？这也不是用人口比例作决策的，一切还得依世局的调整来作出改变。

刊登于2016年9月12日《光华日报》

“港独”与李登辉七块论 （直挂云帆）

本来并不流行所谓“港独”（香港独立）的争议，但因近年来香港部分人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已不再掩饰地提出“香港独立”的构想，并企图将之提升成一个时代的“思潮”。因此第六届的香港立法议会选举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虽然“港独”在战后已有人萌芽这类思想，但它始终不能成为气候，即便在1946年刚成立的联合国有通过包括香港在内的殖民地可以脱离宗主国而独立，但当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后，于1972年废弃了香港是可以独立的殖民地，也成功地通过香港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的议决案，也就意味着香港失去自决权利，迟早要归还中国的。

正因为联合国议决案产生的约束，英国在统治香港时，制造出“港独之父”马文辉与港督杨慕琦一唱一和，在1963年时联合多名洋商和华商成立香港的第一个政党“香港民主自治党”（Hong Kong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Party），打着反殖和反共的旗号，朝向自治之道迈进。由于他的主张接近于建立全面的自治邦，也在后来被人形容为“港独之父”。不过当1984年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港独”已无望也不再被人挑起。因为根据中英双方同意在1997年7月1日举行香港回归中国的交接仪式。

可适当中国人大在2014年拒绝特首选举可以直接产生后，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学界又再浮现“港独”的念头，其中最大的分歧是特首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而是由人大委任的1200选举人先推荐2至3名特首候选人，才由选民投票选出；反过来，香港政界及学运界所要求的是在2017年选特首时，是直接由政党推出候选人，再由选民投票选出，不同意有筛选的前提，而且此人不一定要对北京唯唯诺诺。

在无法妥协下，香港人的政治意识和情绪也沸腾起来，通过组织政党或鼓励人才参加竞选立法议员成了时尚。其激烈的程度是历来最高潮的，因为是第一次选委会拒绝主张“港独”的人成为候选人（有六人被指违反基本法不得参选）。还有出来投票的选民有220万人左右，比过去的53.05%为高，共达58%（历来最高的投票率），如今选举尘埃落定（全数70席），亲北京的建制派维持基本盘（约40席），而非建制派拿下1/3的议席，保有否决权，总共是30席（比上届多一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推动“占中”和“港独”的年轻一代组成不同党派却意外胜利。这说明了“港独”已在香港发酵和被人为的推波助澜，这在过去是不成为舆论的。有人因此形容年轻一代的选民思想有了巨大的转变。

其实“港独”也不是新鲜事，只是近年变本加厉而加入了分裂中国的“新成员”。

就中国的历史而言，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0年）中国是四分五裂的，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统一了中国。再后来中国又告分裂，在打打杀杀下改朝换代。

孙中山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就是现代史上统一局面的开端。遗憾的是，在他逝世时（1925年）中国仍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直到中共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才一统中华，只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中台仍然分裂成两个实体。

根据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著作《台湾的主张》中，他竟干脆了当地提出“中国七块论”（1999年）而引发了中国方面猛烈地抨击。

李登辉说：“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及东北等。”

虽然李登辉只指明五块，但台湾媒体又“自作主张”将之演绎成七块，即加上“江北及江南”两块，合起来共七块。

及后也有人认为如果李登辉所指的东北是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及辽宁）的话，那近来人们又可加多一个香港，同样变成7个，岂不是符合了台湾学者王世榕（王文山）的主张？王世榕说，中国分成7个独立国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中国和平地、自动地、理性地分裂成数个较小的中国（1997年出版的《七个中国》一书）。

固然中国人是不会理会李登辉的信口开河，但这些相关地区埋藏着分裂的因子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蒋介石率大军迁往台湾时，先是没有想过要让台湾独立，只是一心以台湾为平台，及早反攻大陆。换句话说，台独不是他的选项，但后来（1986年）民进党成立时才打出“台独”旗号。

另一方面西藏的独立运动也是早已存在。在1904年时，英军入侵西藏，但在1911年又被辛亥革命军把西藏拿了回来。可是翌年（1912年）13世达喇嘛拉宣布西藏独立，不听命于中华民国袁世凯的发号施令。

1950年，毛泽东在解放中国后，就派兵入驻西藏，西藏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不过，因为1959年第14世“活佛”达赖喇嘛率8万藏人叛逃，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宣布成立流亡政府。自此之后达赖就无法回到祖国的怀抱，即便他周游列国获接待，但他的“藏独”声音已逐渐弱小，独立更是没有希望了。

同样的，新疆也因“东突厥”分子的搞局，才使局势恶化；尤其是东突厥人与土耳其人一脉相承，在性格和思想上，容易沟通，也难怪土国总统埃尔多安一度向中国开炮，指责中国政府镇压突厥人，有种族大排挤之嫌。经解释后，才停止对东突厥分裂运动的支持。无论如何，因为IS伊斯兰恐怖活动的猖獗，东突厥解放运动仍然是个大威胁。在历史上，新疆一度归苏联控制（1933-1940）。在1944年时，苏联支持流亡海外的伊敏回国，重新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5年，苏联与中国签约，同意外蒙古独立，以换取新疆不独立。1949年，苏联将新疆交中共接管。在2001年911事件后，新疆也成了东突厥分离主义分子打击的目标，血案时有发生。

回过头来，在票选过后，“港独”派有了一些收获（指立法议院），也就会提出较多的诉求，但我们还需要了解真相，为何特首梁振英是支持“港独”的？中联办也一样？可是又为什么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又第一时间跳出来指责搞“港独”的人是违反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这样的轻描淡写看起来谴责是官样文章，不具实质意义，为什么？

因此在对待香港问题上，中国政府有必要统一政策和应对的方案，不要各讲各话，否则就会有人把“港独”当成武器而冲锋陷阵，那就会成为中港的大件事了。

刊登于2016年9月8日《东方日报》

印尼共在一夜之间被消灭 --从此回教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

（八）回教与共产主义的分道扬镳

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埃及的纳赛于1952年政变成功后，就推行其一套伊斯兰社会主义制度，也尝试靠拢苏联取得经援和军援（埃及在1948年起就不断与以色列交锋，直到1980年才握手言和）。双方签订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展示了回教与社会主义的相结合。然而在数次中东战争蒙受严重损失及纳塞突于1970年病逝后，继位的沙达特总统就不这么热衷于社会主义了；尤其是印尼9.30事件后，已给回教国家提供了反面教材，结果导致埃及在1974年与苏联解除友好合作条约，又回到美国的怀抱（1970年与美国复交，更在1980年与以色列建交）。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压力下，埃及不再社会主义化这个国家。

另一个是阿富汗，它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倒向苏联。1953年，达乌德政变成功，出任首相。由于美国与伊朗表示无意相助，它只好转向苏联。1954年两国也就签下一项35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兴建粮食、面粉厂及面包厂。1955年苏联总理克鲁晓夫访问阿富汗，两国延长了1931年的苏阿中立与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还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到了195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援助达到2462亿美元。

苏联之所以重视阿富汗，其一是加强对阿富汗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防止美国介入其中。其二是用阿富汗作为橱窗，增加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回教国家的影响力。其三是向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施加压力，以接受苏联对东方集团的领导。

与此同时，阿富汗也曾参加万隆会议（1955年）及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1957年），以便向国际展示阿富汗是奉行中立的国家，实则它已经快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在1965年时，阿富汗查希尔国王访问苏联时，两国又决定将阿苏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延长10年。

1973年达乌德借苏联的军力干脆推翻查希尔王朝，宣布成立共和国，达乌德自任总统。自然的，苏联是第一个承认达乌德政权的国家，标志着阿苏关系再进一步。

1977年，达乌德再访问苏联，但苏阿关系因阿富汗总统刻意疏远苏联而恶化。1978年苏联协助发动政变，将在狱中的塔拉基救出，取代达乌德政权。

此时的苏联强硬要把阿富汗变成苏联的附庸国，走社会主义路线。因而在同年的9月秘密处决不听指令的塔拉基，改由阿明掌权。但阿明也一样不亲苏，并努力巩固政权。

1979年苏联在忍无可忍下，干脆进军喀布尔，也击毙了阿明，并推出了傀儡卡尔迈勤（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继位。

当苏联把8万大军攻入阿富汗后，回教国家又再一次被唆使反共产主义，阿富汗的实例也给美国一个借口鼓动回教激进分子潜入阿富汗打游击战，打败共产主义，还宗教自由予阿富汗，称之为“圣战”。[1]

美国以为用宗教可以打败共产主义，正如在印尼的手段，但从印尼衍生出来的反共组织并没有像苏联入侵阿富汗那样，竟衍生出极端的阿富汗政权（塔利班）和恐怖基地组织（al-Queda）来。

自此之后，特别是伊朗于1979年通过宗教革命也能够成功后，更是相信宗教的力量，不再沉浸在社会主义的思潮中。

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左翼的人民党（以马来人为主）无法深化影响，而原为人民党党魁的赛胡申阿里在2003年带队并入国民公正当后，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奉行社会正义，不再走社会主义。

最明显的例子是2004年，公正党准备派赛胡申阿里到吉兰丹参加国会大选，但被伊斯兰党精神长老聂阿兹所反对，他认为塞胡申阿里是一位社会主义信徒，不适合在回教党执政的州参加选举。

无可否认的苏哈多的反共政策和排华运动既然可以在一夜之间铲除了印尼共产党（党员350万名），也就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共党势力走向衰退和消失，这包括马共、缅甸、泰共和柬共等。就美国立场来说，反共是它一贯不变的政策，但今天它要提防的不是共党，而是新涌现的“哈里发回教国”。这个恐怖与极端组织的危害性比起奥沙马宾拉登和塔利班更是深不可测。

同样的，印尼9.30事件后也让海外华人有所担心一些国家也有样学样，挑起反华和排华情绪，甚至以“黄祸”作借口，将海外华人当为发泄对象。

例如在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排华事件，这一回是因为在位32年的苏哈多被指涉及350亿美元的贪污而引起民愤。但为了转移视线，政府所控制的暴徒在5月13日向华人开刀，官方后来披露肇1250名华人被杀害，另85妇女被淫奸，2千多间建筑物被焚毁，一时风声鹤泪，草木皆兵。民间和舆论不相信官方的数字。

许多华人只得往外逃命，许多人涌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有暂回中国的。这一场黑色5月暴动也在3天之内（5月13日-16日）平静下来，因为苏哈多政权已被推翻（5月21日）。先由哈比比担任过渡时期总统。1999年10月，阿都拉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被人民协商会议选为第四任总统。

瓦希德具有华人的血统，早年也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思想比较开明和进步。他上任后即撤销许多歧视华族文化的法令，中华文化又得以在印尼重见天日。虽然他在位时有诸多开明施政，赢得好口碑，但在任21个月后，把总统职权让给副手梅嘉瓦蒂，也就是苏卡诺的女儿。

随着苏哈多的倒台，中印关系又好转起来。虽然苏哈多在1990年因东盟国家已和中国建交，他不得不复交，但双方关系冷却，直到90年代后，中国对印尼的支持才加快了。

所幸海外华人经过200年的发愤图强和中国在21世纪和平崛起后，已让华人看到一个美好与充满希望的前景。当然海外华人还得不忘慎防有人挑起排华事件以拿华人做代罪羔羊，以图转移其既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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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彭树智、黄扬文著《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也233-240及286-290。

刊登于2016年9月5日《号外周报》第802期

苏卡诺扶起印尼共 --军人反扑肇大屠杀悲剧

如果深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苏卡诺正在玩平衡术，一方面安抚军方效忠政府和总统，另一方面支持印共扩大实力，以期能在被武装下与军方抗衡。

在1962年时，印共党员又增加至200万；周边的群众组织超过1100万人。正因为影响力不断扩大，苏卡诺在“指导民主”的方针下，将印共主席艾迪及鲁克曼引进内阁当部长。

在这个时期，又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印共主席艾迪于1963年9月2日对中国的访问。此时苏卡诺已启动其军威向新成立的马来西亚（1963年9月16日）发动对抗。苏卡诺认为他已得到中共的低调支持；与此同时，中共还是认为印共不能再迷信议会道路，而是要武装起来才能与军方抗衡。

艾迪的北京之行也被强化了印共的斗争路线，要敢于与军方斗争，也要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

（在那个时期，中共与苏共闹翻，苏联被讥讽为“议会迷”走修正主义路线，没有鼓励领导武装斗争）

印共似乎接受了中共的政治观点，要在印尼支持苏卡诺的当儿，也要自己武装起来，但此议被苏卡诺否决了，他担心这样做会触怒军方。

印尼的军队一向以来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立场自然右倾，对苏卡诺的溶共政策也是绝不能苟同的。在美英看来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是危险的，也会影响共党对宗教的看法。

由于军官牢牢控制军权，苏卡诺是不能有太大的空间对军方“颐指气使”的。因此当军官中酝酿政变的谣言四起时，外长苏班德里奥在1965年5月接获一份密件，知悉“将军委员会”正在计划推翻苏卡诺，他通知了苏卡诺，也让印共艾迪知情。这也正给了印共一个机会“先发制人”。

军方对苏卡诺是不放心的，当在1965年听闻苏卡诺健康恶化时，他们也想及早起事，以免夜长梦多；尤其担心印共尾大不掉，成为印尼的执政党。这批亲美的右翼将领组成的“将领委员会”一向以来与苏卡诺的政策不咬弦。当军方知悉苏卡诺接纳印共艾迪的新建议与其直接武装印共，不如让土人和农民武装起来，且在每个军中任命一名纳沙贡顾问（正如毛泽东于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建议党建在支连上，即每个单位都有政委代表，党控制枪就这样形成了）时，印尼军中将领就准备在1965年10月5日进行政变，推翻苏卡诺总统。理由是苏卡诺将同意艾迪组建被武装的“第五种子”，显然是针对军方而成立。

这份被称为绝密的文件为何会落到总统这一边，没有人知道。苏卡诺也就交代其外长在行将于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亚非大会上公布，可惜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大会被延迟举行，苏维德里奥只好在开罗的记者会上爆出此事。

而在较早的时候，即1965年正月，因马来西亚的加入联合国被接纳也激怒印尼宣布退出联合国。印尼早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就在国内各派包括印共的支持下，与马来西亚对抗和断交，情势显得剑拔弩张。

还有在1964年时，艾迪已秘密设立一个组织——特别局，直接向艾迪负责，与印共没有直接关系。

当在1965年5月23日，印共在雅加达体育场举行庆祝建党45周年的大会上，共有12万名党员和亲共份子及嘉宾观礼，苏卡诺在会上形容艾迪是印尼的堡垒，并承认印共有两千万名支持者的说法。

反过来，印共也把所有的希望押在一个人的身上—即苏卡诺总统。艾迪认为苏卡诺是与他一道的；尤其是苏卡诺于1956年访问中国后，大赞中国的社会制度（印尼于1950年与中国建交）。抑有进者，印共甚至支持苏卡诺当终生总统（1963年5月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在印共的热烈支持下通过）。[1]

（七）9.30的大屠杀

可是当苏卡诺于1965年8月病情恶化时，艾迪也担心一旦苏卡诺逝世，印尼军方一定夺权，因此他同意连同总统府卫队出击，领导人是总统府的查克拉比拉瓦营长翁东中校，他联合中爪哇、东爪哇及第五军区第一步兵旅，在1965年9月30日分批杀入7个军部将领的住家，先后杀害了6名将领，只有一名将领，也即是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参谋长纳苏顿（A.H.Nasuton）将军及时逃逸，成为漏网之鱼。

起事的部队大约有3000人，在翁东领导下一度占了上风，在10月1日清晨7时夺下广播电台宣布“将领委员会”是美国中情局策划下的反苏卡诺的颠覆组织。

虽是螳螂捕蝉，但是“黄雀在后”。此时战略后备队的司令苏哈多在凌晨5时多发现异常情况，当他向纳苏顿将军报告时（已住进陆军医院），被受令放手去干。于是苏哈多下令坦克和武甲车向雅加达挺进，向政变部队摊牌。由于苏哈多又得到伞兵突击队的支持，强迫政变一方投降。此时苏卡诺总统下一道命令必须避免流血，可是介入政变的空军部队却被迅速瓦解了。[2]史料显示翁东中校在起事前有照会苏哈多并请求支援，但后者没有反应。

当苏哈多的反政变成功后，在10月5日为遇害的将领举行盛大葬礼的翌日，一大批武装分子杀进印共总部，大事逮捕和枪杀，也闯入了印共领导的住家进行逮捕和枪杀。与此同时，平民也被卷入这场屠杀运动。

在11月22日晚，印共领袖艾迪被捕了，他是在特务混进他的身边担任警卫员而被出卖的。在被捕数个小时后，艾迪就被枪杀了。根据印尼官方和美国大使馆估计，9.30事件的死亡人数高达50万人，被捕人士也有40到50万左右。[3]

在死亡者中，有人声称华人公民及华人遭殃的约占20万人，因为这些人中谁是印共分子，谁不是印共分子，已分不清了；而抓住权力的苏哈多也顺此指责印共是罪魁，更认为中共有涉足其中。1966年印尼与中国断绝邦交。

在去年不久前，公开放映的纪录片《我是杀人魔王》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它叙述了1965年“血流成河”的惨痛历史。虽然无法得到较为客观的数字，但一般的资料显示至少有20万名华人死于非命（他们或是印共分子或支持者或社会主义者，也有是平民百姓，对政治一窍不通）。

至于在那个时期的归侨，也占相当比数，相信是中共建国以来的最大数目。从1960年到1967年，总共有20万名印尼华人回国，单在1967年中国就接回9万名印尼归侨。[4]

因此印尼的9.30事件不但在政治上改变国际关系，也全面地改变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格局；更进一步把海外华人牵扯进来，在各方面也对中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要分析印共与苏卡诺的关系及印尼的政治生态必须要回到中共立国和印尼建国时期。巧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诞生；而印尼则是在1949年才真正地获得独立，终止了荷兰350年对印尼政治的干预。

1950年，印尼总统苏卡诺率先与中国建交。1956年苏卡诺对中国访问后，就积极倡导其“纳沙贡”主义，也认为印尼应走“受指导民主”的道路，国家可以在总统的指导下达成一致，而不需要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他的思想的转变也使他似乎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他并没有彻底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与宗教主义相结合，就主观地推出“纳沙贡”主义。他当时考虑到的是可以将军人归为民族主义者；而由于大多数人民是回教徒，也就将教派人士、农民及土人等列入宗教主义者；至于共产主义则归印共领导。但他的这种策略不被军方所赞同，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担心这样做会使到更多的回教国家被赤化，因此尽力拉拢军方来对抗苏卡诺政权就是要否定他左倾的“纳沙贡”思想。

当苏卡诺被推翻后，其“纳沙贡”思想就消失于无形中。更大的影响是在此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向回教国家宣传回教是与共产势不两立的（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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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同上，页154。

[2] 参阅朱坚劲、唐燕能著《政坛血路》，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秘闻，魏中原出版社出版，1990年，页121-122。

[3] 参阅同上，页126。

[4] 参阅亚历克斯·德荣（Alex dejong）著《印尼：记住大屠杀》一文。

刊登于2016年8月29日《号外周报》第801期

荷兰时代已不断排华 --印尼独立后奉行“纳沙贡”思想

（十二）1596年荷兰入侵印尼，并在1602年仿效英国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通过这个官方公司，对印尼实施多项政策，也在1641年打败葡萄牙占有了马六甲，直到1824年才将马六甲交予英国，以换取英国让出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

1600年只有350名华人定居在巴达维亚（雅加达），但在1626年来了35艘船载满2000人入雅城，华人人口也顿时大增。到了1733年，城内城外的华人增至8万人。

在1704年时，荷兰殖民者对华人的反抗借机报复（因政府下令不论有无入境准证，凡属可疑的华人皆可逮捕审问之）。到了当年10月，被杀华人已逾万人，这就是荷印华人史上的“红溪”（Angkee）惨案（第一次的排华运动）。华人与荷军的对抗直到1743年才结束，但以华人失败告终。

在惨案之后，华人大减，也影响了印尼的开发，当局又改用宽大政策，欢迎华人入境。

虽然在“红溪”惨案之后仍有小规模的反华事件，如1778年、1793年、1796年及1802年的反华暴动，但荷政府已意识到华工的重要性，也就使到华人又告增加起来。

根据1800年的推算，爪哇的华人已超越10万人，后来又再鼓励华人南迁。到了1860年（鸦片战争后的20年），爪哇的华人已增至15万人，[1]而整个印尼已有22万名华人；1880年增至34万人；1990年时华人已超过53万；1920年华人高达80万名；1930年华人超过120万名。[2]

1945年战后，华人在印尼的总数已超过250万人，其中70%为当地出生者，余者为来自中国的“新客”。

华人人口的增加也没有给华人带来安全感，例如1945年11月的“泗水事件”，华人58人死，伤13人及43间房屋被毁。1946年3月的万隆（Bandung）事件，有华人死54人，伤50人，失踪36人，房屋被毁5,020间。

1946年6月间，在文登（离雅加达只27公里）有650名华人被杀，房屋被毁1500栋，住在乡区的华人共2万5千名，被迫逃离雅加达。

1946年9月的Bangan Siappiapi事件华人死239人，伤52人。

1947年1月1日，巨港（Palembang）事件，华人死256人，伤114人，失踪594人及1849人被拘捕。

1947年7月20日，在东爪哇华人死164人，伤50人，失踪165人及被捕1849人。

西爪哇华人死83人，伤18人，失踪52人，被拘捕1233人。

中爪哇华人死406人，伤8人，失踪180人，被拘捕6559人。

苏门答腊华人死196人，伤92人，失踪78人，被拘捕89人。

1947年12月19日，在占碑（Jambi）华人死7人，伤9人，失踪2人，房屋389间被毁。

爪哇华人死757人，伤80人，被拘捕9221人。

苏门答腊华人死26人，伤18人，被拘捕52人。以上事件合计死伤达3000余人。[3]

及后也就是印尼在1949年真正取得独立后，印尼仍时不时有小规模的排华运动，但最严重的莫过于1965年的大屠杀事件，它彻底扭转了海外华人的命运，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并累及东南亚的左翼运动遭受重挫，而且相等严重的是回教从此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分道扬镳。

这宗惨案的报告指称肇至少50万人丧命，可能包括20余万名的华人也命丧黄泉。它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战后惨无人道的杀害，而且也让人在今日看到的世界格局莫不与此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六）纳沙贡的指导思想

从战前到战后发生的排华事件中，没有一宗比1965年的印尼政变与反政变中发生的排华和反华事件更为严重了，简直是一场大屠杀。它不但让海外的华人“心惊胆跳”也因被卷入政治遭到前所未有的大迫害。在排华历史上，它是罄竹难书的。

整个事件的远因和近因是这样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隔两天，也就是8月17日，印尼的民族英雄苏卡诺宣布独立，自任总统，但不获荷兰承认，乃在10月派军人重入印尼。到了1947年荷军12万人已全面恢复殖民地统治，并逮捕了苏卡诺和其副手哈达。但在荷兰经济衰退下，加上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荷兰不得不结束与印尼军的对峙，转而在1949年12月承认印尼的独立。因此印尼的真正独立应是1949年，但印尼习惯将1945年8月17日订为独立日。

独立的印尼在苏卡诺领导下，提出了建国方针，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史无前例的，苏卡诺在1959年发展了他的治国指导思想，那就是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三结合。这种大胆地将宗教与共产联系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和提升，因为在马克思的世界中“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而宗教与共产是难以融合的。苏卡诺当然知道，但他就是要“标新立异”，为回教世界创造一条新道路。

为此，苏卡诺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共产主义浓缩成“纳沙贡”（Nasakom）（是印尼文缩拼而成）（全称Nationalism，Religion & Communism）。

其实印尼共产党是亚洲最早成立的（1920年5月23日），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年）还要早一年。成立之后开展罢工及直接与荷兰政府发生军事冲突，导致荷兰殖民政府进行逮捕大量（余万民）共产分子后，于1927年宣布印共为非法组织。

由于形势逆转，一早就鼓吹“纳沙贡”主义的印共，也只得暗中展开活动，直到1942年日本侵占印尼后，印共又开始活跃起来，更在战后支持和鼓励苏卡诺宣布独立。

1948年，印共领袖慕梭回国，将国内三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劳工党及左翼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印尼共产党。

但在1948年9月，哈达政府对印共进行清洗，约有一万人遇害，包括印共领袖慕梭也遇害，共有36000人被捕（哈达是苏卡诺总统授权下的内阁总理，不像苏卡诺有左倾的思想），印共又进入了低潮时期。1951年，当艾迪成为印共领袖后，因组织罢工此伏彼起，且指责政府腐败导致政府逮捕了15000名印共及亲共分子，印共又再被迫转入地下。

翌年，印共经检讨后，发现路线不对，乃改与苏卡诺修复关系，支持执政的国民党（PNI），这是印共从暴力斗争走向“和平道路”的转折点。

由于得到政府的承认，印共党员突飞猛进，1952年时真正的党员只有7000名，1954年突增至16万5千名；到了1959年更达到150万名，由其领导的印尼总工会更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4]

虽然印共在1955年选举中有所斩获，成为国民党（22%）、玛斯友美党（21%）和回教教士联合会（18%）之后的第四大政治党团，但仍无法进入政治核心，军方也阻止印共在政府中势力坐大。当大多数通过将大选展延（本来定1959年大选）后，印共只得从苏卡诺身上下手，希望能重开“议会道路”，让印共有较大的作为。

1960年苏卡诺组建新的议会，将右翼的玛斯友美党排除在外，只剩下印共（30席）、国民党（44席）、回教教士联合会（36席），军方代表也被拉拢进来。从表面上看来，苏卡诺正为落实“纳沙贡”思想而努力，也希望军方给予支持。但一向在美国培训的印尼高级将领对“纳沙贡”主义阳奉阴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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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李恩涵著《东南亚华人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2003年，页307-312。

[2] 参阅同上，页306及314。

[3] 参阅同上，页752-753。

[4] 参阅靳昆萍等著《东南亚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4年，页137-141。

刊登于2016年8月22日《号外周报》第800期

排华事件由来已久 —美国及加拿大为“排华法”道歉

显然时至今日有这么多华人在世界各国定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尽千辛万苦；更是充满血泪的集体回忆。这主要是当华人在一个国家聚集多起来以后，社会就会发生排华事件。

（五）排华事件此伏彼起

（一）例如在1840年后才有华工正式移居的美国，在1871-1880年间，有12万名华工涌入美国；及后在1881-1890年间，又有6万名华工到来，他们参与狂热的淘金及建筑铁路的工程，对在当地人民的生计有所威胁。也就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严禁华人“入口”10年，后来又延长10年，一直到1902年干脆取消时限，就是不欢迎华工移居。到了1943年稍为放松，允许每年“入口”华工105名。唯有在1965年时才废除《排华法案》，因为美国需要劳工“进口”。

而延至2011年及2012年，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针对《排华法案》向全体在美国的华人道歉。

在这个过程中的1886年，一群暴徒在西雅图向华人发难，进行驱赶和砍杀，导致其他城市也排华。由于清廷向美国提出抗议，后者只以27万6千6百美元作赔偿，以了结此血案。

（二）1857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巴克兰河金矿场，2000余名华工遭到白人抢劫，烧毁房屋，多人受伤，更有人被推人入河而溺毙。这就是澳洲臭名昭彰的巴克兰排华事件。

（三）1911年5月13日，墨西哥的叛军发难，闯进托雷翁城的商业区，大肆屠杀和抢劫中国商户，仅仅9个小时共杀害300余名华人。

之后清政府提出抗议，墨西哥政府在平敌后赔礼道歉，也对罹难家属作出赔偿。

（四）1923年，加拿大政府通过《排华法》禁止华人入境，但下列华人例外：商人、外交官员、留学生及特别个案处理。

后来因为加拿大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做出贡献，加拿大政府便在1947年废除了《排华法》，直到1967年才开放移民政策。

2006年，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国会正式向华人“道歉”，平反华人移民法案，并向受害者及亲属做出赔偿。

事实上华人进入加拿大在早期是要缴纳人头税的，1885年时是50元；1900年涨到100元；1903年再涨至500元，相等于铁路华工不吃不喝的两年收入。

即使已缴纳了人头税，加国政府还是不允许华工申请入籍的。

以当年1903年后的人头税来算，在加拿大的华工共有81000人，大概要缴2,300万元的人头税，相等于今天的15亿元国库收入；而华工收入微薄，每月收入从10元到40元不等。

（五）1962年印度国会通过议决，宣布中国为“敌国”，中印关系也因一场中印边界之战而恶化。居住在印度的华裔也因之被压制，遭受肆意逮捕和收监乃至管制等，迫使大批华人返回中国或向其他地方迁居。

（六）1931年，受日本统治的韩国（也叫朝鲜）蓄意挑起韩人仇华运动，鼓动暴民抢劫、杀害华人，致109人死及163受伤，63人下落不明，迫使数万华侨逃回中国。

（七）1938年，泰国銮披汶·颂堪（Pibun）出任首相，主张“亲日排华”及“唯泰主义”。在其主政期间（1938-1944）也就是日本疯狂进攻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黑暗时日，而因泰国让路日军跨过泰境进入马来亚，也就与日保持友好关系，不成为日本侵略的目标。

除了将“暹罗”国名改为泰国外，这位首相颁布许多排华律例，比如在1941年借口安全为由，禁止华人进入华富里、北真及乌汶等地区，而已入住者要在24小时内搬迁。

1942年又颁布27种职业只保留给泰人，并进一步并吞华侨企业，限制华人入境；在驱逐华侨的同时，也封闭200多所侨校及华文报纸，实行种种不利华侨政策。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发生军人与华侨冲突事件，到了11月份才归趋平静。在50年代后，华人绝大多数选择在泰国生活而成了泰国公民，反华和排华事件相应减少了。中泰关系也因战后出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及与泰国维持友好关系（两国在1975年建交）；与此同时，泰国也鼓励华人入籍。在提供平等的原则下，许多华人不仅入籍泰国，而且也自然而然地接受同化了。

（八）1953年柬埔寨取得独立后不久，政府宣布禁止华人从事18种行业，限制华人的经济发展。当1970年，在美国唆使下，龙诺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在中国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的政权，柬国陷入内战与动乱，中柬断绝关系。

1975年柬共取得政权，促请全国人民撤出城市，到乡村开荒，每人只允许随身带一些衣服和日用品。在当时华人也不能幸免，有不少人一夜之间所有财富化为乌有，变得一贫如洗。

当1978年越南攻打柬埔寨后，有为数不少的华人成为难民，迫使他们或回中国或到第三国居住。华人的惨境由此可见。

（九）1967年缅甸发生排华杀掠事件，不少华人倾家荡产，更有不少人迁徙流离，中缅邦交陷入低潮。适逢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也带动当地侨团及师生大集会，抗议反华和排华暴行，并喊出了下列的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十）1969年大选后第三天，马来西亚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暂时停止操作，国家权力由东姑首相转至副首相敦拉萨。在这场种族冲突中，根据官方公布华巫印族各有死伤，死亡人数：华人143名；马来人25名，印人13名及其他人士15名，合共196名。

受枪伤人数：华人125名；马来人27名；印人17名；其他1名，合共170名。

受硬物击伤人数：华人145名；马来人90名；印人9名；其他15名，合共259名。

被拘捕和提控人士：华人5126名；马来人2077名；印人1874名；其它60名，合共9143名。

失踪者：华人25名；马来人7名；印人7名，合共37名。

翌年（1970年），敦拉萨接任成为第二任首相，并推出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以平衡种族间的经济差距及消除贫穷。[1]

（十一）1977年，中越关系恶化，越南掀起排华浪潮，大批华人被驱赶出境，且每人需要缴纳12两黄金。据联合国难民署透露，仅在1979年4月份，越南在难民身上拿走2.4亿美元，而在全年则高达30亿美元，缴不起出境费的就要遭殃。

中国是在越南攻占柬埔寨后，于1978年攻打越南谅山，以教训越南的“忘恩负义”，也表达反对越南侵略他国的领土。为此越南趁机掀起反华运动。

在2014年时，因为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的岛礁拥有主权，反对越南占有中国的海岛，又激发了新一轮的排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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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谢诗坚著《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友达出版社，1987年，第一次版，页155-156


刊登于2016年8月15日《号外周报》第7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