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炸弹终于爆发 —评马六甲行动党的退党风波

马六甲民主行动党4名议员（1国3州）突然在2月12日宣布退出民主行动党，他们是沈同钦（国会）、吴良山、林敬贤及陈仲祥（均是州议员）。消息传开，政坛掀起波浪，但不是2008年的政治海啸；也不是2013年的华人海啸，威力没那么大，因为这是预料中事，因此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原本已经与中央不咬弦的吴良山在2015年的州选中第一次失掉甲州主席职。这是因为吴良山派失去一个支部7票的支持，造成亲中央的“反对派”从中崛起，。这个获得中央支持的郑国球也因而当上甲州行动党主席。

因为吴良山派的落选，也加深了党内两个派系的斗争，结果在2016年初，党中央冻结沈同钦和吴良山的党籍一年。不料刚在今年2月6日恢复党籍的沈和吴又率领另两名议员一起退党，向中央及甲州领导表达对党的不满。

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表面的，但不是原则性的。比如与马哈迪及慕尤丁的“土著团结党”的合作被讥为具有投机性，只是为了走进布城 而不惜“背叛”党的立场，但过去与伊党的合作又怎样解释？

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回顾行动党成立以来的风风雨雨，就可探知这个党的跌宕起伏。最初的时候是在1969年大选后，党直接面对党内讧的人事变动，吴福源（原党秘书长）与林吉祥（原组织秘书）对政治理念的不同，导致林吉祥在1970年取代卸职的吴福源（担心被扣捕）而成为秘书长。从此林吉祥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标捍和象征。巧合的是，林吉祥是在马六甲市区的国会开始了他的政治长征。就行动党而言，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也是孕育领袖的地方。

虽然林吉祥在1978年的大选让出马六甲国席予他的“爱徒”陈德泉顺利中选，而他本身则移师八打灵国席，以“收拾叛将”胡更生，但事实也再一次证明，当林吉祥发现其爱徒陈德泉的背叛后，也就在1982年回到马六甲市区国席拿下陈德泉。这印证了马六甲市区是林吉祥的桥头堡。

1986年，林吉祥为培养林冠英在政坛上出人头地，也就将“宝地”让出，结果林冠英一炮而红。

这一年林吉祥是在槟城投石问路，因为他已经算过，行动党在马六甲是不可能执政的，顶多能胜三五个议席。

既然马六甲不是改朝换代的地方，也就驱动林吉祥转战槟城。就这样，林吉祥在1986年在槟城创下“辉煌纪录”，他个人带起6位国会议员及10位州议员（包括他本身），这主要是拜林吉祥的魅力所致。

于是“丹绒一役”（1986年）开花结果‘下来又有“丹绒二役”（1990年）和“丹绒三役”（1995年）。但到第三役时，行动党铩羽而归。

另一方面，林吉祥的儿子林冠英虽然在马六甲头角峥嵘，一直在马六甲担任国会议员，但在1998年因触犯印刷法令被判坐牢，失去国会议员资格。

从林吉祥到林冠英，他们两人先后在马六甲建立起根据地，分别为17年和12年，总共29年。

虽然郭金福与林冠英的出身有些相似，都是在澳洲莫纳斯大学毕业，也在同一年（1986年）从政，分别当选甲市国会议员和甲州议员。及后郭金福也与林冠英一样，在茅草行动中（1987年）被政府援引内安令扣捕；林吉祥也是第二度入狱。不过两人的政运和命运下来是各不相同的。

郭金福在1990年移师怡保角逐国席告捷，但在1995年参选失利。当林冠英有难后，郭金福又积极卷入政治活动，为林冠英事件而奔波。

因为这样，郭金福在1999年当选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这果然是行动党的福地，郭金福也在2001年取代林吉祥出任行动党秘书长，后者则转任行动党主席（这是因为行动党在1999年大选中失利，只剩下10个国席和11个州席，甚至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首次落马，林吉祥也就必须为失败负起责任）。

就在郭金福兴致勃勃在2001年成为行动党老大后，他在2002年被检查患上直肠癌。经过化疗，病情稳定，但郭金福却不幸在2004年的大选中输掉马六甲国席，这双重的打击，引发郭金福急流勇退。在时间上，刚好对上林冠英的限制期满，后者也就在2004年成为行动党秘书长。

毕竟马六甲是林氏父子的发源地，林冠英也就希望能回到马六甲重新大展身手，因此与其夫人周玉清于2005年参加马六甲行动党州委选举（其夫人当时是州议员）。讵料因党内的派系斗争白热化，也就在投票时，竟发生林冠英夫妇落选的尴尬事；尤其令行动党元老不能忍受的是，堂堂党中央领袖竟在马六甲阴沟里翻船，孰可忍孰不可忍。碰巧马六甲州委由吴良山派掌权，自然种下地方与中央失和的后果。

本来林冠英的想法是只回到马六甲“老巢”东山再起，当然需要一个平台，偏偏遇上这等事，真是始料未及。

还好林冠英在2008年的大选放弃马六甲而移师槟城，走一条与其父亲一样的道路，儿子最后得偿夙愿荣任首席部长。

反之，吴良山等人在2008年的大选后也未见与中央修好关系，再加上2013年大选出现人事上的变动，又差一点闹出提名时发生双胞胎事件，幸好林吉祥及时调解，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本来马六甲的沈吴等人有计划与柔佛的巫程豪结合，但近来巫程豪又走向当权派，只剩下沈吴等人在马六甲进行斗争。若在没有政党合作平台上工作，他们要如何胜出？真是一个未知数。

刊登于2017年2月16日《东方日报》

马戏团没落的反思

在美国之音看到一则新闻，引发无限的感概。其内容是说拥有147年历史的玲玲马戏团（Ringling Bros and Barnum & Bailey Circus）（创立于1871年）将在今年5月21日在纽约作告别演出，结束了它的辉煌历史。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小时候，那时小孩都很喜欢看马戏班的表演，几乎是逢场必满的，我也不例外。

我依稀记得，除了有外国的马戏团到来表演外，本地的马戏班要数沈常福大马戏团及大天球马戏团最出名，它们给大人带来惊喜的演出，也给孩子带来一阵阵的欢笑声。

至于为什么叫作马戏团不是老虎团或大象团，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人类一向以来；尤其是在100年前，把骏马当成最亲密的交通工具和参与赛跑等。因此虽然马儿出场表演的时间不长，动作也不奇特，但牠的慈祥脸孔往往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就这样，马儿成了“马戏班”的宠儿。

但是时至今日，马戏团也有被人指责对动物进行不人道的训练，这些保护动物的组织不断抨击马戏团里用动物来牟利和把这些动物关在笼里是不能被接受的，牠们本就应该生活在森林中，并得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正如国际动物保护者（Animal Defender International）副主席蒂姆·菲利普说：“这些动物（指马戏团里的动物）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在草地和土地上行走，从来没有闻过土地的味道。而我们所做的是为了把这些动物应有的生活归还给牠们，牠们多年来跟着这些残酷的巡回演出而被剥夺了本来的生活。”

就是这样的组织对马戏团发出强烈的抗议后，得到美国一些州政府立法阻止动物进行公开表演。

这也等于是宣告马戏团的“死刑”，玲玲马戏团就是其中一个。当它在去年停止将大象演出后，票房就不断地下滑。

其实我们在过去并没有感觉到马戏团表演有什么不妥，它把欢乐带给观众。既有驯兽师冒险对动物（如狮子、老虎等）的表演，也有艺人在高空表演空中飞人；更有小丑献艺及侏儒（小矮人）出场娱众，这是够刺激也够引人入胜的。

就我国来说，马戏班在90年代后似乎已不再有了。过去我们总是在五条路、峇都乌蛮（同乐会外）看到马戏团驻扎，它们一表演就算年算月，也就成为一个特殊的节目；更有租借学校的大草场长期扎营表演。

不过蜚声国际的玲玲马戏团，还是得以生存到今天。它曾经与纽约大苹果马戏团及太阳马戏团合称为世界三大马戏团，最后的结果不得不向保护动物的组织低头。这意味着在过去辉煌的行业来到今天不但不再辉煌，反而成为文明社会进步的阻力。马戏团也成了不能与时俱进的娱乐。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导致传统娱乐失去魅力；尤其是高科技的发达及电脑和手机的多种功能已取代了传统的操作和生活，人类再也回不到昔日的不文明生活。可是在马戏团的没落的当儿，竟然在地球的另一端又出现一批狂热分子在倒行逆施，使用更加不文明的手段对付无辜的人类和实施更加不人道的暴虐。这比马戏团对待动物的残忍有过而无不及。这就是说，今天威胁人类生存的不是动物，也不是高科技，而是在山林四处活动的恐怖组织，令人防不胜防。

刊登于2017年2月13日《号外周报》第824期

从“一个人的华小”说起

这一则新闻不是喜讯而是悲哀，各华文报于2月8日共同推出“表面上是喜事的新闻”：位于太平大直弄益华小学的唯一学生温胜俊自新年前被外婆带回槟城过年后，就没有回校上课。

正忧虑着学校空无一生时，突于2月7日迎来了来自吉隆坡的小六生萧顺洋。报章因此形容这位小学生是保校的“小英雄”。

根据负责将萧顺洋转来益华小学的“喜乐之家”的义工说，主要是为了保住一间华小。

这一进一出也算暂时“解除”益华的危机。但新来的萧同学已是六年级的学生，年底就毕业了，没有人知道在2018年是否会有新生？如果没有的话，则意味着学校将停止操作。

其实从教育原理来看，办学校是为了需要给新一代提供教育，让他们成为有用的人；而一个国家之兴衰全赖教育是否普及，国民是否重视教育？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先贤在“五四运动”（1919年）后，就在马新大事兴学办报，因为当时英殖民地政府没有主动创办华校，只有推动英校（比如在槟城的大英义学就已经有200年的历史）（1816-2016），但尚未有一间华校真正超过200年的历史，逾百年的倒有好几间。

自从先贤张弼士在1904年创办了新式的中华学校，就有不少的华校在马新乃至东马拔地而起，终于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及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已有数以千计的华校遍地开花。由此可见，华人南来后对于祖先的文化和传承是不遗余力的。

因为有了小学，马来西亚在1923年就有第一间中学（钟灵学校在1917年创办，先是小学，直到后来在戴喜云协助下，于1923年转成中学。这是因为戴喜云（清朝驻槟末代领事）在1919年创办华侨中学后，又不幸于当年逝世，学校也就停办，有关设备及藏书后来全捐献予钟灵）。

但是在60年代之后（政府于1961年根据达立教育报告书在国会通过成为教育法令），政府规定从1962年起，所有的华文小学一概被改制成国民型华文小学，而成为政府的学校；而且学校要有自己的建筑物，不能再附属于会馆内。

与此同时，所有的华文中学也必须做出抉择，要么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要么转成独立中学。结果有55间接受津贴，只有16间转成独立中学。后来国民型中学增至今天的78间；而独中也增至今天的60间。

在今天来说，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华小面对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马来西亚有5858所国小、1295所华小及523所淡米尔文小学、28所特殊学校、5所特别学校及35所宗教学校，共有学生超过300万名，其中进入华小的有约50万名，比起2010年的53万名少3万余名；反之，在华小就读的非华裔生则从2010年的7万余人，增加至2014年的8万余人。相比之下，华小的华裔生占85%，而非华裔生已升至15%。有些华小的非华裔生又多过华裔生，有人因此质疑华小创办的初衷是否改变了？不再是传承和发扬华人读华文的使命了？

此外，在股市一度翻云覆雨的蔡㐷友（南大生）最近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也对华小生的减少感到忧心忡忡；尤其是有455间属于微型华小（学生不足150人）。他更进一步分析每年有9万余名的华小毕业生进入国民中学的有60%，进入国民型中学的有20%（约莫12万到13万人），而进入独中的有15%（8万余人）。因此蔡码友很担心如果不救华小，独中在将来会“灭种”（没有生涯）。

这固然有些耸人听闻，但也不得不关注的，比如像益华这样的华小要支撑下去而又不迁校已变成奇特的学校。试想想一个学生怎么救，这个学生怎样学习集体生活，他每天到校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又要有校长（老师及员工的服务）。这样的坚持可有意义？又怎么形容为“保校小英雄”呢？

教总方面也有人曾提出整合微型华小，但就是缺少有人登高一呼。在“一间都不能少”的观念影响下，有些学校几乎不成形了。既然比补习班和补习中心还不如，为何不做出改变呢？蔡㐷友设立的公益金或可在这方面扮演领导性的角色，不要继续在旧框框中兜来兜去，否则仍有60余间的华小学生人数不足30人。他们有明天吗？整合与搬迁看来是刻不容缓了。

刊登于2017年2月13日《南洋商报》

特朗普VS三权分立

特朗普于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第7天即颁布行政命令，限制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和难民入境。这些被指定的国家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期限是90天。即使他们持有合法签证或是可以合法在美国永久居留的绿卡持有人都会暂时被拒于门外，但叙利亚难民则无限期不准进入美国。

特朗普说，这是为阻止极端伊斯兰分子进入美国。他说：“我们不能忘记911的教训”。

其实在去年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已扬言一旦中选，他将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当时民主党强烈反对，虽然共和党没有发声，但世界普遍不以为意，因为大多数人不相信他会中选；而希拉里看来已稳操胜券。

讵料民调与结果大相径庭，特朗普胜利了，他因而颐指气使地表明要阻止这个和改变那个，许多人都被他搞糊涂了。“狂人”的绰号就这样用在特朗普身上。上任不到一个月，他的出乎意料的手段包括即刻废除奥巴马达成的TPP协定（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并宣布美国退出。这意味着TPP已无法操作了。苦的是一向支持美国的中小国家。接着他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筑起围墙，并要墨西哥买单；还有美国也警告中国不要在货币和贸易战上亦步亦趋，否则将会检讨“一中政策”。这是拿台湾作为筹码向中国示威和施加压力，完全背弃了1972年尼克逊访华时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美国在那个时候开始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堵死台独）。如果特特朗普蓄意改变一中政策，那就很难预料会有什么后果了。

此外更大的震撼就是向穆斯林发出“宣战”，虽然不是向着全世界的穆斯林，但特朗普不分青红皂白挑选7个国家“陪葬”，是十分不公平也不人道的。

就在机场陷入混乱一片及数以百计的人被扣留不准入境时，有更有多人持有有效证件也被挡在关卡。有鉴于事态严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即刻向纽约法院提出告诉，要求法院漏夜发出暂缓执行令。在1月28日终于获得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的禁制令，顿时使被困机场和被扣的人士松一口气。对此，美国土安部长回应裁决时说：政府将遵循法庭裁决，但仍将继续执行总统的命令。

特朗普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他因而气愤有关的法官罗巴特作出这样的判决，并撂下重话：如果因此而出岔子（即指发生恐袭事件），法官要负起责任。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法律团也提呈上诉，由三名法官承审，因为上诉的文件不齐全被驳回，重新上诉。在2月7日时，法院聆取双方陈词后未作判决，预料本月10日才会有结果。有人认为特朗普也许不易翻案，因为美国的三权分立是很明确的。

所谓的“三权分立”是指政府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即行政（执行任务的总统、总理及内阁部长和获得授权的公职人员）、立法（指国会）和司法。司法被认为是捍卫国家、体制和民主的最重要的媒介。一旦司法被操纵，案件就不可能公平判决，也失去了“制衡”的作用。

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或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国家一般上都奉行三权分立，不断地强调Check & Balance（制衡）的重要性。

究竟什么是三权分立？又是谁人将之“系统化”？这就需要回顾18世纪的法国社会，出了三个著名的思想家，他们是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及卢梭（1712-1773），其中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最脍炙人口。他认为在当时存在着三种政体，即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及专制政体。他说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的法律；专制政权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一的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他又给了这三个政体评价：所谓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就他个人来说，他是支持君主政体的，最反对专制政体。因此对于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他都提出一套相互牵制的法规。

他说，确保每个公民都有安全感，都能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就必须像英国一样，建立一种三权分立的政府。政治自由是通过三权的某种分野而建立的。这就是说，必须是立法权、行政政和司法权分掌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机关的手中，而这样做就可使三种权力互相制约和保持平衡。

在这方面，他主张“君主政体”的国家应改成“君主立宪”，用法律限制王权，坚持行三权分立，否则自由就丧失了。同样的，如果司法不能独立操作，人的自由也不存在了。

由于孟德斯鸠是私有财富的拥护者，也就变成资产阶级的护航人，但在支持私有制的同时，他又特别重视法治的精神。

也因为其理论站得住脚，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较为明确和成功的国家。

例如70年代尼克逊总统因“水门案”丑闻（指使他人闯民主党总部盗取资料）被弹劾下台；克林顿在90年代也因莱温斯基的丑闻差些从总统座上掉下来。如今特朗普上任未及100天，就搞出这个“大头佛”来。若是他的政令随心所欲，难保不会撞壁。移民法令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这也反映出美国是个法治的国家，任何人包括总统都没豁免权，只要他的政令被认为违反国家法律或与政体背道而驰，司法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如果特朗普不从中吸取教训，他可能会栽倒在“三权分立”中。

刊登于2017年2月13日《光华日报》

林立迎支持“直辖论”？

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于2月2日接受电台访问时，竟然抛出“直辖区”论。他希望除了目前的直辖区（即吉隆坡、布城和纳闽）外，也能得到槟城、吉打及马六甲的“献地”，以成为联邦管制的直辖区。他的理由是：只要将指定的地区交给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就会获得援助而提升相关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这不但是很奇怪的逻辑，而且是不可理喻的想法，难道不“直辖区化”就肯定不能改善民生？

于是在隔天，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即刻给予反驳，断然拒绝这样不合情理的建议，也顺势把它转成一个政治课题，向国阵（巫统）猛烈开炮。

在面对炮轰下，东姑安南又在2月4日通过《马新社》发表无法理解的因由。他在不认输下打出“堂而皇之”的理由：联邦政府并非要在槟州扩张势力，而只是要协助马来人，以使槟州获得均衡的发展，后来他又改口要提升各民族地位，不单是马来人。

虽然东姑安南明知他的奇特构思不会被落实，但他还是向槟州政府作出挑战，即指以行动党主导的槟州政府并没有照顾好马来人及其他种族，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暂不讨论，但我们必须针对这样的动辄“直辖化”各州的土地作出批判。这种向反对党控制的州作出“收购建议”，不但是开民主的倒车，而且也是对民意的不尊重。

其实当人民对一个州的政权作出改变的时候，原本的执政党可以想方设法在下一届大选时夺回。如果因为担心拿不回，而想出奇招异术，变相的“接收”方案，那是不能被接受的。

回顾我国选举的历史，有过吉兰丹、登嘉楼、吉打、槟城、吡叻、雪州及沙巴州由反对党执政，但执政党后来通过选举拿回州的执政权，这一点符合民主原则，没甚争议，也从来没有人建议“直辖化”反对党控制的州。

可是令人遗憾与纳闷的是，行动党国会议员林立迎在驳斥东姑安南的同时，本身却犯下一个大错误。他说东姑安南针对槟城是选错了州属，他应该在丹州和登州发起公投，好让这两个州能成为东姑安南部门旗下的地区。

林立迎一方面否定“直辖化”槟城的当儿，另一方面却又附和，也不反对东姑安南的建议，顺势提出不如向东海岸的两个州进行“中央化”，因为这两个州有最多的马来人，也是最贫穷的州。

即便林立迎是以讽刺的口吻指责东姑安南避重就轻，也对消费税带来的沉重负担视而不见；但不论丹登两州如何落后，也不能成为被“直辖化”的理由，这两个州落后与进步是与州政府的政策和中央政府的调控息息相关的，不会因为“直辖化”了就一定进步与繁荣。如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将马来西亚全面中央化，全部由中央政府包办，而不再需要州选，岂不是干净利落？可是一旦一个国家陷入中央集权化，就会滋生独裁统治，更易造成贪污滥权事件不断。因此除了国选外，也应有州选。因此林立迎有必要表明他到底是支持“直辖化”还是反对“直辖化？不能有两种立场。

在许多国家，还有市选和地方选举的，偏偏马来西亚在1965年已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后，就不再允许市议会选举。

抑有进者，中央政府也把各地方议会的权力交给各州政府掌控和委任地方议员，难免成为执政党拿“议员席位”来“收买”党员的工具。

就不知道林立迎是否也支持地方政府废除地方选举，因为州政府管得比地方政府好？

可是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听到国家不应封闭地方选举，而是应还人民第三张票。在地方选举仍无法恢复前，林立迎应为此而继续斗争。如果连地方选举的斗争也松弛下来，又转去支持“直辖化”贫穷州的建议，也就变成模糊自己的斗争方向。如果不同的州用不同的方法处理边界问题，岂不是搞乱了联邦制的架构？

对此，诚信党署理主席沙拉胡丁形容东姑安南的建议是要“殖民化”其他州，威胁到现有的联邦制。

他也指责东姑安南利用马来人的情绪谈“直辖化”是非常危险的，它完全违反多元种族的新愿景。

林吉祥认为东姑安南对槟城的政治前景感到焦虑，因此不惜建议把槟城“直辖化”。这就意味着槟州版图可能因此有所改变，也可能不需要举行州选了。

当然我们还是认为槟城的版图是不应该有所变动。当1948年成立马来亚联合邦时，有关槟州的界线已被划定，即使在那个时期，槟城有一批商人（包括华裔和印裔乃至欧籍人）反对将槟城列入马来亚版图，宁可像新加坡一样继续保留英国直接统治，但情势的发展最后被槟州立法议会否决，不能批准槟城不加入马来亚联合邦。

从那个时候开始，槟州宪法虽有其独特性，即槟城和马六甲的居民自动成为公民，无须再申请公民权，但槟城人民也没有什么特权，唯一与其他州不大相同的是：它是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保存的华裔首席部长，也成为“华人”权力的一个象征。

如果说，吉打州已无法追回它割让给英国的土地（槟岛及威省），那么东姑安南也同样不可能通过政治手段将槟城变成中央的“殖民地”。

刊登于2017年2月9日《东方日报》

抗战八年改成十四年

最近中国教育部下达通令，在教科书中改动对中国抗战的说法，从一向以来贯称的8年抗战改成14年抗战。

就历史而言，中国将教科书的改动也是有其历史意义和政治动机的，因为这也没有偏离事实。

根据中共的说法，打从1931年“九一八”以来，中国就陷入了真正的日本蝗军的侵略。

所谓“九一八”事件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的新开端。未想在东北的中国军队在张学良领导下，竟奉蒋介石的命令不准还击开战。这种不抵抗的投降主义终于拱手把东北三省“割给”日本，即吉林省、黑龙江审及辽宁省。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头头和国民政府统帅，他的主力不是在如何把日本赶走，而是如何先把共产党干掉。所谓“攘外须先安内”的屈辱主义结果让东北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日本人的残暴杀害中国人民令人发指，可是蒋介石不认为日本的威胁很大，反而对中共的坐大耿耿于怀。一首《松花江上》的脍炙人口的名歌就成了中国人民永远抹不掉的悲剧。

虽然在孙中山生前有促成国共合作（1924年），但孙中山于1925年病逝后，蒋介石就把矛头对向中共，因为他不能容忍另一个政权与国民党分天下。

1927年，蒋介石转过身来，向共产党员大肆开刀，也向示威的民众及学生下“毒手”（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

在那个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土农红军在井冈山与朱德会师后，认真地建立武装军队。就这样，毛泽东就发展了根据地，也在30年代在江西的瑞安建立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介入了东北战局。

毛泽东认为根据地可以不断被扩大，领土也会被加大。但蒋介石无法容忍中共的坐大，也就调动大军向中共的根据地全面围剿。不过经过4次的围剿，国民军还是无法拿下瑞金，直到1934年才被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拿下。红军的失败是因为引用苏联的模式坚持城市革命，而不是采用毛泽东的“从农民包围城市，最终打败敌人”的灵活战略。

在第五次围剿下，中国红军决定转移，先是没有目的地向西北方移动，蒋介石则是认为红军的势力有限，要么趁早干掉，要么再与之合作。当蒋介石关闭再合作之门后，中共红军进行了后来被颂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经过一年有余的长途跋涉及红军战士死伤无数下，才在延安立足下来，时为1936年。

也就在这一年，张学良及扬虎城在西安挟持蒋介石，逼他联手抗日。因为日本军队已在中国大开杀戒，不能再姑息养奸。

果然在1937年日本从卢沟桥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史称“中日战争”。蒋介石不得不与中共进行第二次的合作。虽然合作的过程并不愉快，国共两派则各有算盘，而日本方面决定要打败中共及国民党军。其结果适得其反，日本在1945年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结束。

战后的国共合作也是以失败结束。

当中共打败国民党而取回所有领土后（1949年），剩下台湾未索回，后来香港及澳门也相继回归。

今天中国政府既要还原历史，也要让日本人知道，它的侵略何止8年而是14年。

日本蝗军的失败标志着侵略者的没落。除了日本“本性难移”不向中国人民认真道歉外，台湾也搞了不少的大小动作，试图来改变马英九留下的格局。

既然蔡英文的民进党仍不死心地追求台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中国对台的战略，重提“九一八”事件国民党的窝囊，于是有了14日抗战之说。

刊登于2017年2月6日《号外周报》第823期

伊党动向混淆视听

反对党阵线在兜兜转转后，又回到土著团结党与伊斯兰党戏剧性地达成合作纲领，一旦双方同意相关内容将会签署协议。

虽然我们不知道土团党与伊党的合作能否成功而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至少说明了有人在努力移动政治版图，而这个人就是在去年9月组织新党的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他的再度复出除了让人惊讶之外，也崛起成为反对党的“大哥大”。为了安抚政敌安华的不合作，他主动与安华握手言和；又主动出席行动党代表大会；也与诚信党领袖莫哈末沙布及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会晤。马哈迪的所作所为和降尊纡贵的目的就是要整合所有的反对党以击败国阵政府，进而把现任首相拉下马。

可是马哈迪对巫统的不妥协态度是与伊斯兰党不协调的。伊党不单在宗教课题上与巫统站在一起，而且在对待罗兴亚难民（缅甸难民）上，与巫统主持抗议大会导致马缅关系冷却。

此外伊党在其他方面都与反对党阵线唱反调，包括对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立场，也就被反对党阵线视为“变质”的明证之一。

在这种情形下，伊党早前拒绝与反对党合作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拒绝土团党的邀约后，又觉得孤苦伶仃找不到大选的方向。因此有了2月1日土团党与伊党的首次会谈，率领土团党的是其署理主席慕克力（马哈迪的儿子）；而率领伊党代表团的是其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

这对反对党阵营中的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来说是一颗可能爆发的计时炸弹，搞得不好反对党阵线可能会引致瓦解而形成两个阵营的反对党，一个是希盟的三个成员党；另一个是土团党与伊党结成的新阵容。

当然反过头来，土团党可以担任协调角色；尤其是诚信党（由伊党分裂出来的开明派）肯定与伊党对席位的争夺相持不下，马哈迪就得想方设法充当“鲁仲连”。若是处理不好，问题就会严重化。

再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人民公正党在反对党阵营内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已逐渐失去它的主导性和领导性的地位。有迹象显示土著团结党正在发挥其影响力而迎头赶上。

例如公正党坚持首相人选（一旦反对党胜出）是安华，行动党也是这样，不作第二人选；土团党在同意不要过早公布首相人选下，也不反对在靠近大选时才公布首相人选。马哈迪这个说法得到党主席慕尤丁的支持。因此可以推测土团党在伊党支持下，极可能推出慕尤丁为首相人选。不论是过渡期或临时性，反对党话语权将会转到马哈迪的身上。安华因第二次坐牢，在法令限制下，也再一次与首相职擦肩而过。

这就是说，反对党从“民联”到“希盟”再到希盟+土团党是一个曲折离奇的过程，但纠缠不清的人事问题也可能会拖累反对党的结盟。还有马哈迪也必须考虑伊党是不是坚持通过355法案，以让回教刑法得以落实，或是同意搁置一旁，以民族大业和国家兴旺为重？

无论如何，因伊党的个别与土团党合作，已加深反对党间的猜疑和不信任。这就是反对党刻下面对的隐忧和窘境。

对伊党来说，它还是认定本身是属于反对党阵营的，也就不会与巫统联手面对大选。这也等于巫统放下一块大石头，因为如果接纳伊党（或双方合作），必然会导致国阵成员党的内讧；尤其是东马的政党。

总而言之，因为伊党的摇摆不定，不但把反对党阵营搞得团团转，也让国阵成员党无所适从。到了今天，伊斯兰党对所有的反对党或国阵成员党而言已是一个政治包袱，却又视而不见。吊诡的是，这个弃之可惜的包袱又会影响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关键就看马哈迪如何洗牌和驾驭伊党了。

刊登于2017年2月6日《南洋商报》

槟城不需要被“直辖化”

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建议吉打的浮罗交怡、槟城及马六甲政府能够划出一些地区作为联邦直辖区，让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他认为这些地区一旦被纳入联邦权限，将会获得更好的发展。以纳闽为例，中央政府迄今已经发放50亿令吉的拨款。

目前马来西亚共有三个直辖区，即吉隆坡、纳闽与布城（布特拉再也），不知道为何东姑安南会心血来潮，主张扩大联邦直辖区的范围？因为看来看去，都没有什么堂堂正正的理由须扩大直辖区的领地。

所谓的直辖区是指一个国家将一些特定地区划为中央属地，只归中央管制，其他单位包括相关州（或省）的政府都失掉了原有的权力。

就马来西亚的直辖区而言，它的形成是有原由的。第一个被列为直辖区的是国家首都吉隆坡。它的地位的变化也具戏剧性。在独立前，吉隆坡的市政局曾在1952年举行市议会选举，结果是马华与巫统合作下夺得了9个议席（即马华6个及巫统3个）；而拿督翁的国家独立党只赢得2个席位。

虽然在独立前市议会的主席仍由英国的参政司担任，但在独立（1957年）后，就由本地人出任主席，及后扶正成为吉隆坡市长。

有鉴于吉隆坡已成为国家的首都，因此到了1961年便停止市议会的选举，改由委任制。即使政府不说出真正的原因，但市面上认为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不能接受吉隆坡市长是由反对党人出任的，这对执政中央的联盟是失去颜面的，槟城乔治市就是一个例子（从1958年开始，乔治市议会已由左翼的社阵所掌权直到1965年废纸选举为止）。这样一来就可阻止反对党（尤其是社阵）夺下吉隆坡市议会的控制权。

接着在1971年升格为市，吉隆坡市长便直接由部长委任。1974年，雪州政府在立法议会通过将吉隆坡划为直辖区，而放弃对这个城市的管理（在中央与州政府同一个政党执政下，这种地位的改变是轻而易举的）。

在市议会不选举下，吉隆坡只有国会选区而没有州议会选区，因为州政府已割出相关的土地给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在1984年时，沙巴州政府在哈里斯首席部长的提议下，通过州立法议会将纳闽岛移交给中央政府（当时哈里斯领导人民团结党执政），而时任首相的是马哈迪。但即使哈里斯讨好中央及马哈迪，但他所领导的政党在1985年选举中被新崛起的团结党所击败，这个党的领导人正是他昔日的同志拜林。

由此可见，当一个政党失掉民心时是无法依靠别人（指中央政府）给予援助的。沙巴虽然改朝换代，但已拿不回纳闽岛。只得让纳闽被中央规划成为自由港及岸外金融和贸易中心。有人因而指责这样的管理制度必然产生洗黑钱活动。

在纳闽，人口虽只有8万人，但它从事的商业活动是看不到的，许多银行挂上招牌，没有营业。它们都是在纸上进行交易，所以表面上平静的纳闽实则是投机集团或个人的“天堂”。

再有一个联邦直辖区是2001年建成的，它就是布城，中央政府的核心几乎都已移向布城。

在这种情形下，马来西亚拥有三个直辖区已经足够了。中国这么大，也只有4个直辖区，即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前三个城市是在1949年解放后被列为直辖市，到1997年才增多重庆为直辖市，刻下也有人推算下一个直辖区是深圳。从这也可看出，中国即便是地大人多城市处处，但还是对直辖区有所限制。

反观马来西亚，如果像东姑安南所建议的，再将吉打、槟城及马六甲等地的部分地区划为直辖区，就会获得更快的发展，不过东姑安南这种想法也具有政治意图，他其实是针对槟城而作出建议。如果槟城（或整个槟岛）列为直辖区，则剩下威省已不成州，也许会被纳入吉打或吡叻；而槟岛的委任制就意味着与中央对峙的反对党将无法继续执政。从这个道理来说，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的反对是有理由的。正如在60年代（1965年）中央取消市议会及地方议会选举后，就意味着地方建设和服务将进入一个集中制（中央的地方政府部长及各州政府）来管理，也否定了反对党染指地方议会的权力。再说，这样的切割下，槟城又如何保留继续成为一个完整的州？

因此东姑安南的建议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必要和不能苟同的。

当然只要槟州政府不同意，不在州议会通过将其领地交由联邦政府，那就不会改变槟城的版图。

其实按照国家宪法及各州宪法，当下各州（共13州）的领土划分都相安无事，何必再衍生直辖区？再说我国的直辖区也已够大了，还要把槟城、吉打及马六甲部分领土“中央化”，也真的不是为了发展而是为了政治目的。东姑安南不应也不可以针对这样的重大课题“信口开河”，而混淆了人民的视听。因此槟城人民反对也是在情在理，也是义正词严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要“中央化”（直辖区）槟城的土地。

从旅游业的旺盛和槟城是世界城市中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来看，槟城如今也没有面对经济危机，交给中央接手也是不可理喻的奇想。

刊登于2017年2月6日《光华日报》

伊斯兰党越走越远

随着反对党矛盾的加深，一个团结的反对党阵线的复苏看来是不可能了。前首相也即是土著团结党荣誉主席马哈迪已撂下狠话且准备对伊斯兰党关上合作大门，从而迎接未来大选的三角战（虽然最近马哈迪又开放门户，但结果不乐观）。

本来先是伊斯兰党在1990年的大选与46精神党联手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重夺吉兰丹州政权。后在1999年的大选，又是伊斯兰党与反对党合作（包括公正党及行动党）才取得空前的政绩（执政丹州和登州，国会议员增至27名）。这说明了伊党唯有与其他反对党合作才能有所作为。若是孤军作战机会就变小了。

虽然后期伊党的壮大是安华带出的，但伊斯兰党从不认为安华的魅力有助扭转了选举的成绩，反而认为是伊党调整方向，才有此“大丰收”。

在2008年时，安华又看准马来西亚政坛面对诸多问题，也就号召人民起而反抗巫统的开倒车政策。果然不负众望，安华的预测算是灵验，竟然拿下五州的州政权和拥有82名国会议员，与执政的国阵的对峙也带来了两线制的产生。

到了2013年的大选，伊党及行动党在合作下仍然各有斩获，可是在2015年后，伊党不再寻求反对党的合作，反而时不时向行动党“宣战”，也对公正党不予尊重（例如反对安华取代卡立出任雪州州务大臣）。

下来的结果是伊党决定脱离民联（2015年）而自我标榜，它不再热衷于与公正党、行动党进行持久合作，这也判定了反对党的分裂已成定局，主要是伊斯兰党坚持与其他反对党走着不同的道路。

无可否认的，一般上政党的成立是为了夺取政权或参与其中成为执政党的一员，如果成立政党不是为了权力和执政，那政党的意义就相对变质，甚至是聊备一格而无所作为。

对伊斯兰党来说，它就是要蜕变成对宗教的执迷，不再对政权给予过分的重视。

例如哈迪阿旺（党主席）在2004年的大选中丢失登嘉楼政权时，他也未显得很激动。那一天，哈迪阿旺只输了63张票，有人建议重算选票，但他拒绝，且说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成立政党不是对权力的追求，而是要推动回教的发展，只要宗教未受到打击则党的失政权和个人得失议席又算得了什么？”

也正由于伊斯兰党已不重视个人的得失和一个州政权的得失，所以在伊斯兰党内的领导层已把伊党变成一个宗教浓厚的政党。

这也让我们看到为何伊党对政权的失落不再耿耿于怀（2013年失掉吉打州政权），它当下的斗争方向与宗教相结合在一起，希望有朝一日落实一个政教合一的政体。

既然伊党已正式表明不会在意在政治上有没有权力，自然会退而求其次在自己的圈子里打滚。

这也是为什么伊党坚持其他反对党得听命于伊党，否则不予合作，但这又是其他反对党所不能苟同的，。正如马哈迪所说的，反对党阵线（希盟+土团）将会迎战伊党成为三角战，而且也不怕失败。

由此观察，反对党之中出现的三角战或四角战已成定局，关键是反对党阵线能击退伊党的搞局吗？

如果三角战中“希盟+土团”取得胜利，就会爆发出另一场政治地震。但综观今昔的选举制度，三角战往往是最弱的一方吃亏，这使到很多人为伊党捏把冷汗。

伊党应该不会忘记它曾经在七八十年代几乎被国阵连根拔起，只剩下可怜的2名州议员（1978年，丹州州选）及1名国会议员（1986年大选）。如果这次又是错误的策略，伊党就要吃大亏；可悲的是，因为伊党的自我膨胀，没有看到危机的到来而可能出现下列两种结果：其一是反对党在伊党插足下让国阵坐收渔人之利；其二是伊党若靠向巫统，国阵恐怕会有更大的变数。

其实不论政局如何发展，目前的演变对执政党或反对党是不利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反对355法令的修正，也只有制止政党乖离宗旨，才能把伊党从宗教的迷思中拉出来，否则伊党会越走越远而自我下沉。

刊登于2017年2月1日《光华日报》

“一中政策”是不可改变的？

美国特朗普的上台前后已针对中国政策发表某些强硬的批评，例如或会检讨一中政策，并指责中国不应该将南海视为己有。

所谓的“一中政策”是由来已久的争议，也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阻力。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是希望美国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取代失败的中华民国后，美国能现实性地承认新中国的身份和地位，一如英国在1950年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英国也不是真心诚意地承认新中国，因为它在其殖民地实行的反共反华政策是众所周知的。从香港被列为“反共的基地”就是新中国不认为英国会支持中国，也不再对香港有所期望；恰恰相反，英国却让香港成为东西方间谍斗争的焦点之一，也不阻止反共的势力在香港取得立足的地位，这包括台湾的军事活动在内，如1955年周恩来飞印尼的专机被炸毁，所幸周恩来提防对方，改乘另一班机，才幸免其难。

就马来西亚来说，战后英国一边承认新中国；另一边则在马来亚实行反共和反华政策，不但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1948年），也将50万华人赶入新村生活，切断对马共的援助。英国扮演的双面人角色在马来亚是暴露无遗的。

与此同时，在战后崛起成为西方世界新领导的美国也不遗余力地成为台湾的守护者。

本来在1911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就通过国民党在1912年正式宣布“中华民国”的诞生，取代了中国的封建王朝（清朝）。这个中华民国虽然不曾成为全中国的“解放者”，但它仍在孙中山逝世（1925年）后，由蒋介石接班而继续保留国号。

尽管在后来国民党表面上是执政党，但在各地军阀林立下也就不听命于国民政府。另一方面，蒋介石则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1927年），破坏了国共合作，乃至日本在1931年的“九一八”占据东北三省（吉林、辽宁及黑龙江）和1937年日本蓄意制造卢沟桥事件而挑起日本正式全面侵略中国的阴谋，才又促使国共再次合作。

国共在对抗日本侵略时也未能表现出国共一家亲的真诚，反而是双方在争夺地盘。

即使在1945年日本投降换来和平后，国共的合作也无法持续下去。在当时美国是希望能出现一个由国民党（或切确地说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政府）控制的国共联合政府，但因双方的歧见与不信任程度已达到顶点，也就在双十一协定（1945年10月10日于重庆）墨迹未干下，又燃起国共内战（1946年3月起）。

这一仗预示了国共的不共戴天根本无法合作，美国在此时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全力支持是配合其本身全球的反共战略。真是令蒋介石意料之外，他的百万大军竟无法驾驭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最后在1949年分出胜负。胜利的一方在北京天安门宣布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而失败的一方则折迁台湾。在美国的扶持下，挂起“中华民国”的牌子。

为了让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具有国际的地位，美国继续保留“中华民国”是合法的中国政府，也就不让新中国取而代之。这种以小代大的扭曲现实也让人感觉到美国的固执与怀有分裂中国的目的。

例如在后来有人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一如当年的东西德及后来的南北韩），但中国拒绝了所谓的“两个中国”的立场，坚信新中国必定取代“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

也是因为新中国的坚持，台湾已被国际社会列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

直到1971年，美国才放松对中国的压制，让它在同年恢复联合国的会员地位。

美国之所以改弦易辙是有下列的理由：

（一）中国已与俄罗斯交恶（自1959年起，苏联撤走留华专家后，中国就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因此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也给了美国第二个思考：拉拢中国与美国建交达致全面的合作关系）。

（二）持续与中国交恶，并不能显示美国军力的强大，反而让人感觉到美国的先进技术纵然保留世界第一，但能征服全世界。既然尼克逊已准备会一会毛泽东，也就在正式访华前夕时任总统尼克逊让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

（三）美国希望重塑世界版图，也就需要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改变。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一中政策是美国认同和默许的，如果将中国纳入国际大家庭中，既可防止苏联（当下的俄罗斯）势力的坐大，也可以形成三角关系（中美俄），使世界能取得平衡点。

中国也因已重返联合国，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在与其它国际建交时特别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同时定下条件，其中没有妥协的余地。

很显然的，因为中国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对任何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策，也就使到特朗普需要调整自己面对未来。

不论中美之间会否为了其他事项而起了争执，但唯一不可触及的是“一中政策”的大问题。

换句话说，既然全世界几乎都承认中国，也是美国带头的，为何狂人特朗普来到今天又会一口想否定既定的“一中政策”，这是十分危险的讯号。如果特朗普现在一口咬定他不同意一中政策，那所引发的后果就会预想不到了。

刊登于2017年2月2日《东方日报》

华裔副首相之争议

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是不是应该有一位华裔出任副首相？这个问题打从独立之后在华社就存在这样的问号，但碍于政治敏感，都没有提上政治议程。其中一个理由是马来亚的华人在独立时虽然有37.2%（超过2百万名），而马来人有49.5%（超过3百万名），但因在1955年时马来亚的登记选民只有128万名（占人口的20%），其中马来选民有107万名（占选民的84%），华人选民只有14万名（占选民的11%），也就使到华人要争取较多议席的条件不足，只好由当时的巫统作出安排。由于只选52名立法议员，巫统分得35席、马华15席及国大党2席（这三个政党共组成“联盟”）。就选民数目比例来看，马华也不能有再多的索求。选举结果巫统胜了34席、马华胜15席及国大党2席；反对党（回教党）只1席，有望胜利的国家党（拿督翁领导）则全军覆没。

当时华裔选民少是因为华人并不热衷申请公民权，也就没有登记成为选民。但在普选（1955年）后，马华发现失衡情况严重，也就全面鼓励华人申请公民权和登记成为选民。截至1959年举行独立后第一次大选时，选民已增加至217万名，其中华人选民已达75万名（占34%）（较1955年的15万名增加了60万选民），但人数还是无法接近马来选民。因此在席位分配上终于爆发巫统与马华的斗争，最终以林苍祐派（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败下阵来，无法实现马华被分配至少1/3席位（约35至40席），以便修宪时需要与马华协商。接着下来是由陈修信取代林苍祐的角色，同意议席做如下的安排：巫统69席、马华31席及国大党4息（总数是104席）。

换句话说，马华只被分配占29%的议席，不能达到至少1/3席位的安排。这也意味着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已降到第二位，不再与巫统平起平坐。

1963年，马来亚演变成马来西亚联邦，加入了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种族的比例也起了一定的变化；只是不论人口结构有何变化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英国把权力交给巫统，它相信巫统可以管好这个新生的国家，也有办法压制左翼势力的扩展。在这方面，尽管新加坡的李光耀发挥了其魅力与影响力，他还是无法震撼及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反而把自己搞出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亚成为独立国家）。

自此之后，特别是1969年大选后，马来西亚因为华人的政治地位有所衰退，也就没有政党鼓吹重视华裔的政治代表权，更遑论有副首相之建议。

不过倒是有一件在华社引起震荡的是在513后的70年代，马华在锐意革新下，有人提出了给马华一个副首相职，以便能提升华人的政治地位。可是在敦拉萨当政的年代，此事也只是传言，没有人公开争议过。一个较为人熟知的故事是陈修信在搞完华人大团结后，又面对反对党挤入执政大家庭带来的威胁，也就建议首相多委一名华裔副首相，可惜得不到回应，结局是陈修信在1974年下台。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约在2009年时，身为民联实权领袖的安华曾公开表示如果民联在下届大选攻下布城，将会推荐林吉祥出任副首相。

对此林吉祥及行动党也没有作出回应，毕竟行动党也不知道如何回应，沉默则成了答案。

及至最近，又见前首相马哈迪提起行动党曾有要求副首相职，如果反对党执政的话。后来马哈迪又说弄错了，是马华不是行动党。他接着提起在2009年时，马华领袖之一的陆根佑（曾任副财长）有向政府提出委马华领袖出任副首相（可以是第二副首相）一职。

可是首相纳吉又说在他任期开始以来（2009年4月），马华不曾要求副首相之事。这句话倒是有些依据，因为陆根佑所建议的纯个人意见，不代表党。不算是马华提出的。

现在随着行动党否认有此要求及马华澄清未有此要求后，是不是意味着华裔不再奢望副首相职，更何况在华裔人口所占的比例不断下滑之际（当下只有24%，与独立时的37%相比，可谓是越来越少），又如何争取华裔副首相呢？

其实这与人口结构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地球村的概念越行普及，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能会出现少数民族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谁会想到美国也会选出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因此对副揆一职的看法各族有各族的想法。如果华人希望和梦想有一位华人副首相，也不是罪过，更不是触犯法令，我国宪法没有限制非土著不能出任正副首相。

这就是说，政党间提出这样的课题不能被视为敏感的，而是有其值得探讨的价值。

刊登于2017年1月30日《南洋商报》

特朗普利己主义行得通吗？

2017年1月20日，代表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正式掀开特朗普时代也结束了奥巴马时代。

虽然刚刚上任我们还不能评价特朗普的政绩，但从他竞选时的言论及就职礼上的致词来分析，特朗普基本上是一位颠覆潮流，但倾全力维护资本主义的总统。

首先他不断强调美国人优先（或第一）的思想，就是先要抓住美国人民的心而给予他更大的支持。

在这个思路下，他认为美国应该进行边界管制和巡逻，阻止非法移民（包括难民）以各种手段潜入美国。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特朗普在竞选时竟大言不惭地说要赶穆斯林出美国（公民与居民不在此限），也不要穆斯林进入美国。这种对不同宗教人士施予的限制不仅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侮辱，他们并没有犯法为何要特别歧视呢？

显然特朗普是基于近些年来欧洲一些国家接二连三面对所谓极端回教分子的恐袭而酿成血案累累才提出为保护美国人的安全而出此下策。结果是言词过狂，未能实施。

此外特朗普也坚持要美国的大企业留下来，不要往外国移动，因为美国人的资金拿到外国设厂和发展，只可以制造他国的就业机会，无法直接惠及美国人民。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要外国的大企业家进入美国，并提供就业机会（阿里巴巴的马云会见特朗普时，承诺会为美国带来百万就业机会就是一个新趋势）。主要是因为这些年来美国本身所发出的债券和所花费的资金（不论是投资、援助或借贷）已使美国的经济捉襟见肘而陷入低潮。如果不在此时止血，恐怕美国会负债更大，例如奥巴马下台时（2017年1月20日），美国的国债已高达20兆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7%。这个数目是奥巴马上台时（2009年）的翻倍（那一年的国债是10.63兆美元）。因此特朗普有必要将债务降低或加以控制，不然政府每年得支付近5000亿美元的利息（2.5%的年率）是够伤民的。

不过即使美国不断增加国债，有欠国人的，也有欠外国人或企业或机构或政府，但美元是不可能崩盘的。现在欧元已开始出现问题，美元显得更为珍贵，而成为世界所通用的国际货币。因此保护美元已成为世企的责任，但使用美元和多印钞票则是美国的权利，外界干预不了。换句话说，美元的贬值或升值都是全世界必须承担的后果和买单的。

为了达成立竿见影之效，特朗普提出了十大方案以节省某些方面的开销，但不包括军方及安全方面的开支。如果美国继续维持“世界宪兵”的角色，美国也只能增加国债不会有所降低的。

根据我们了解，美国除了在本土有数800多个基地外，也在海外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美国大学教授大卫·范恩（David Vine）在其著作《基地帝国》揭露，美国在海外的基地总共不下800个，不过五角大厦说它只有64个海外“现役重大设施”，大部分都是小型的。这两个悬殊的数字说明了美国不愿意公开所有的基地，而且在美国眼里所谓“小的设施和地点”的造价和军备开支近10亿美元费用是够惊人的，如果再加上50万美国军人在海外基地服务，其开销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据不完整的统计，过去每年的费用至少为718亿美元，现在已飙升至1千亿美元的开支（另外的报告指出目前美国海外基地有374个，驻军30万人，分布在140个国家和地区）。

为此我们不知道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理念是否概括对海外的军事负担的减少，包括撤军及关闭军事基地，因为海外驻军与“美国优先”的理念背道而驰。

如果按照特朗普的思路，一切以“国家安全和人民就业为重”，也就不需要担当世界的老大，就连中国所坚持的“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属于中国的说法，美国也就不要操心了。

可是从现实的意义来看，美国决意要挑战中国的底线，那就会使南中国海变得更加不安靖，也危及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在针对中国的立场上，特朗普发出恫言也要改变一中政策，这就否定美国与中国和解及建交时言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共识了。

如果我们探讨特朗普的指导思想时，不难发现他对一位女作家安·兰德（Ayn Rand）的思想十分信服，不仅是他本身，就连他的重要内阁成员也把安兰德当成偶像。例如国务卿蒂勒嘉和中情局局长蓬皮奥即是。

于1905年生于苏联圣彼得堡的安·兰德原名为艾丽斯·罗森艳姆，是属于犹太人。父亲是药剂师。

在1917年列宁领导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就实施共产主义下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不适应这样的生活下，她在1926年（21岁）来到美国，决意发展自己的人生观。1943年，她出版小说《源泉》。到了1954年他又出版另一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竟然成为20世纪除了圣经之外的最畅销的书。

她在1941年也曾模仿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风格，发表了长达33页的《个人主义宣言》，提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己主义，与马克思唱反调。她因此排斥激进的社会主义，也反对保守的基督教传统。在反对一切宗教下，她“创立”了自己的“世俗宗教”，而被当成自由企业的圣女贞德。

她认为要为自己而存在，不为别人牺牲，只要追求个人幸福。不过她坚持在生产中追求私利，可为人类创造财富；反之在抢劫中追求私利将变成对财富的占有，不再是创造者了。

如果特朗普的政策按安兰德思路推动，他就会强化美国所崇尚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强调个人主义而反对集体主义。中美关系的紧张和美俄关系的不可能融洽乃是预料中事。

刊登于2017年1月26 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