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首呼之欲出？（天下纵横）

进入多事之秋的香港又要选出新特首（3月26日选举），但这次也只有三名角逐者具备资格“入榜”成为特首候选人。他们分别是前政务司林郑月娥，她获得580个的提名，几乎让人觉得她就是未来的特首；排名第二的是退休法官胡国兴，他获得180人；排名第三的是前财政司曾俊华，他获得165人提名，三人过关成为特首候选人。但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及长毛梁国雄因不足150人支持，也就无法入围。

按照选举法规定，原本特首选举团只有40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到了2015年又增加到1200人。在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候选人就不容易操控。不过香港还是不能由选民直选特首和立法议员（已经由60名增至70名）。前者由选举团选出（以中国规定和有资格出任特首候选人的一定要具备爱国情操，因此中国仍不同意由选民直选特首）；至于立法议员的选举也由选举委员会先筛选。在去年的立法议会选举前，选委会已拒绝六位支持“港独”的参选者成为候选人，但在投票后又出现5名中选立法议员。在具有港独的强烈倾向下，其中两位游蕙祯及梁颂恒因不严肃宣誓就职，节外生枝也就失去议员资格。

这是因为在案件审讯前，中国的人大针对基本法的规定要求宣誓者要照文字宣读，不能自我窜改字眼。由于这样，法院也规定人大有权力针对基本法做出阐释。

在这方面，当香港立法议会于2010年通过人大建议，将特首选举人提高至1200名（其配额如下，工商、金融界代表300人；专业界代表300人；劳工、社会服务及宗教界代表300人及由立法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士代表及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合共300人，总数是1200人）。这1200名代表将会使用手中的一票选出心目中的特首。

虽然英国政府对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感到满意，也不主张港独。但以黄之锋为首的“港独派”表明要研究香港的历史，以摆脱中国的控制。他也责怪中国在重返联合国（1971年）后的翌年（1972年）要求不把香港列入殖民地名单时（若被视为殖民地，则意味着可寻求独立），没有征询港人的意见，而在中央谈判过程中港人也没有发言权。所以他要从历史档案中找到香港人的身份和香港的历史定位。

但也有学者（如港大历史系教授约翰·卡洛尔）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黄的言论是受意识形态所影响。

其实香港的政治地位自1997年回归中国后，就陷入纠葛不断，先是商人董建华被选为特首，且在2002年时获得蝉联，但在2005年因国安法受到香港人强烈反对（警察不必有庭令，可直捣嫌疑人住所搜查），也导致董建华被迫辞职。因任期未满，改由曾荫权任代特首。这位标准的技术官僚在当时看来是听话和驯服的公务员心态（不需要自作聪明，也不需要强势特首），也就被中央提拔成为特首。继后他在2007年再度当选特首，可惜晚节不保，在最后任期内，因以权谋私而在2017年2月被判监20个月，所有的荣耀全数坠入黑洞，真是始料未及。

说回曾荫权期满后，换上梁振英在2012年当选特首。不料在其任职内，又是风波不断，“占中的雨伞运动”及“港独思潮”发酵，在在使到梁振英难有作为，再加上女儿事故，也迫使梁振英不再寻求蝉联特首。

既然继梁振英后，林郑月娥也取得中央的支持，看来在双方需要下，北京也需要一位女性的特首粉墨登场，林郑月娥成为“黑马”出关就理所当然了。

即使她不是获得全面和广泛的支持，但1200名选举人应该会把她送上高位，以代表中央处理和打击港独的念头。

刊登于2017年3月13日《号外周报》第828期

翁诗杰终结政治生涯？ 成也马华•败也马华 （跃马扬鞭）

被称为马华独行侠的翁诗杰终于告别马华公会，他是在3月2日接受记者访问时宣布其实他已于1月2日退出马华公会，但没有得到挽留，总会长廖中莱也只是祝他一切顺利。

其实翁诗杰很早就加入马华公会，当他在1981年大学毕业后，时年25岁已成为马华的普通党员，因为是少有的三语人才。他在1986年出任李金狮的政治秘书（这一年陈群川因犯案跌马，辞卸总会长职，由林良实补上，李金狮也顺势成为署理总会长，并官拜部长职）。

1989年时来运转，翁诗杰获得委派参加安邦再也国席的补选胜出，从此平步青云。先是在1990年出任国会下议院副议长（直到1999年他才上位出任副青年体育部长）。

虽然官场不甚得意，但他在1990年后就当选国会议员，直到2004年选区改名为班丹国席，他还是胜出。

抑有进者，在2008年的大选，在雪州全面吹起反风时，他依然在班丹胜出，令人刮目相看。因为那一年的308政治海啸，把执政党的国阵杀得伤痕累累，异军突起的反对党连夺5个州政权（吉打、槟城、吉兰丹、吡叻及雪兰莪），几乎是与国阵分享江山。可怜的马华公会只剩下15个国席和31个州议席 （马华参加40个国席及90个州议席），成绩差强人意。

不过国阵还是大权在握，也就保住了马华在政府内的代表权。由于领军的黄家定表明要对马华惨败负起责任，也就不入内阁，反而推荐翁诗杰入阁（他的威望开始走上顶峰）。与此同时，翁诗杰也在黄家定不再蝉联总会长下，获得党内的支持而成为总会长（说是意外也不过分，因为如果不是马华遭遇308政治海啸，黄家定不会退位，也轮不到翁接班）。

就在翁诗杰于2008年党选当选总会长后，意气风发的他就十分针对当选署理总会长的蔡细历；尤其不容忍性爱碟片，结果在2009年对蔡细历下手，先是开除党籍，后是保留党籍，但这一招适得其反，原本同情蔡细历的党代表在联合中立派义愤填膺下，通过了对翁诗杰的不信任票。这意味着翁诗杰将面对另一个党选来确定其地位。

因此马华在2010年的党选大会上，出现了十分戏剧性的变化，一方是声势浩大的蔡细历问鼎总会长；另一方是原任总会长翁诗杰。不论在人气和声势上，翁诗杰已显得处于下风；再一位是从中杀出的“程咬金”。令人诧异的是黄家定怎么会卷土重来角逐总会长？

在意想不到的变化下，媒体一般认为黄家定“一出马，谁与争锋”？也就是说，他应该会胜出。

这意味着翁诗杰已无法保住总会长职，人们于是都把目光放在黄家定与蔡细历的身上，结果又是爆冷，蔡细历胜出了。即使不是人人祝福，但马华要忍住有争议性的总会长领军。

未想在2013年的大选，马化的表现又再下滑，变成是7国席及11州议席的政党（被调侃为7-11便利店）。这一败绩也自然促使蔡细历退位。

因此这一年（2013年）的党选就出现廖中莱与颜炳寿的对峙，而不甘被冷落的翁诗杰又插上一脚。结果是廖中莱胜出。

叨陪末座的翁诗杰这一败已判定他在党内的立足之地越来越窄了，顺着这个时机，翁诗杰退出“江湖”，走入商界，也许是他无奈的选择。毕竟前前后后，他把36年的青春献给了党，而后是“党”遗忘了他（人为的）。这说明了政治是残酷的，一点也不假。

不论马华能否抹掉翁诗杰的历史，但有一点他必须承认的是：是马华培养他出人头地，而且他在党内数次过关斩将，成功当选团长或总会长，也获得党代表的支持与同情，由于选对时间，不能说他在党内是孤独的。他之所以有孤傲的形象是因为他有一个读书人的傲气和不善与人成群结党，更有独断的思维。

因此在政治上，他是失败的；但在个人事业方面，他也有成功的一面。说到底，他是成也马华，败也马华！

刊登于2017年3月13日《南洋商报》

夹在中美之间的新加坡 （直挂云帆）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唇枪舌剑》的节目访谈中这样说：“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张，我们的处境会更艰难，因为到时候新加坡将被迫做出选择，是要与美国作朋友或与中国做朋友？这才是真实的担忧”。

由于特朗普意外地当选美国总统，导致李显龙也坦诚指出特朗普对亚太安全与策略似乎“捉摸不定”，也就不能预测未来的局面。

无可否认的，李显龙在最近借国际媒体表达新加坡的新策略是因为自去年以来，中新关系的“退步”乃至“恶化”已甚嚣尘上。各种负面的消息不断浮出水面，甚至连中国的副外长刘振民也在去年促请新加坡不要在中美关系上“指手画脚”。

为什么原本被视为“关系不错”的中新两国会在近年出现“舌战与笔战”（包括环球时报与新驻中国大使的笔战）？这是与新加坡一路来的政策及中国在亚洲新战略的分歧是息息相关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得从60年代说起。自从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在新加坡成为执政党后，李光耀总理的政策并未取得中国的赏识；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计划被提出后引发马印对抗时，中共党史基本上是站在左翼统战这一边（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导致左翼精英另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不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但马来西亚联邦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

当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后，中国已进入“文化大革命”阶段。因此中新关系无从好转，反而因“文革”的浪潮吹袭进入东南亚各国；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在美英的支持下形成一个反共联盟。

这个联盟是以1961年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ASA）为实体，参加的成员有马来亚、泰国和菲律宾。由于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促使马菲因领土（沙巴）纠纷而断交，结果这个具有反共味道的组织被瘫痪。

直到1967年，东南亚5个国家又在曼谷另行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简称东盟）。这5个国家是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这个组织强调并非军事联盟；也在1970年通过《东南亚中立化》宣言，以期建立一个和平、自由与中立的东南亚（80年代之后，汶莱、越南、寮国、柬埔寨及缅甸也加入，成为十个成员国）。

另一方面，英国于1971年在伦敦召集5国共同成立《五国联防》（Five-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s），因为英国面对经济衰退，准备从远东撤军，只好邀请澳洲、纽西兰连同英国一起为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提供防务援助。

虽然在东南亚国家（除掉印支三邦及缅甸外），马来西亚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74年）；但新加坡为避开“敏感”，李光耀总理宣布新加坡将会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90年印尼与中国复交后，新加坡才与中国建交）。

新加坡之所以在外交上保持与中国有一段距离是因为李光耀不想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红点”（亲中国）。事实上，新加坡在独立后已开始灌输人民新的思想（西方），以切割与中国的户籍关系。除了在教育上强调英文媒介外，也全面开展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运动，以使新加坡华人成为新加坡人，告别昔日的乡情。例如在2015年时，中国使节针对海外华人提出“娘家论”就引来新加坡学者的不悦与驳斥，他们不接受“娘家论”，也不认为新加坡人也是中国海外华人，而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新加坡人。

但是由于新加坡长期以来的亲美和靠向台湾取得军事训练，也使到中国官方对新加坡的政政治立场有所警惕和提防；尤其是在美国选举总统期间，李显龙访问奥巴马总统，也被认为有意提前向希拉里打招呼。当时舆论强烈地认为希拉里会十拿九稳地胜出（希拉里是一位对南中国海采取强硬态度的人）。讵料事与愿违，李显龙在无法预测特朗普胜选下，也感到事态“严重”，希望能有一个“急转弯”，不再被中国视为“亲美反华”的国家。

其实为了消除存在的远虑，中国在2015年已完成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的建设，这个港口处于霍尔木兹海峡，可将中东的石油运至瓜达尔港，而后通过陆路进入中国新疆的喀什。

与此同时，中国又在马六甲打造一个十分庞大的海港计划，总共耗资430亿人民币的大工程将建造三个人造岛，连同原有的一座岛，称之为“皇京港”是集旅游、通讯、商贸、海港、酒店业及豪华住宅的新天地，估计在2025年完竣，届时对新加坡扮演的角色就有巨大的冲击。

还有中国也加紧在马来西亚进行投资，除了准备将柔佛的依斯干达区打造成马来西亚的“深圳”外，也将货款5百多亿美元予马来西亚扩大巴生港，并有一条高铁从巴生一直通向彭亨、登嘉楼和吉兰丹，从而让东海岸的海港活跃起来，既可避开走新加坡通道，又可直接进入南中国海。

为此，即便新加坡给美国提供海港及机场的方便，也在中国的化解下，减少了美国通过新加坡带来的威胁。从这样看来，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也真的在海上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因此李显龙在这方面调低与中国的矛盾和军事上的过于靠向美国是完全必要的，一度被扣在香港的九架装甲车已交还新加坡，说明了两国关系开始有些改善。至于中国怎样看待新加坡就要看李显龙的下一步怎样走？他需要从整局，包括金融、商业、贸易与商港的各种领域考量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或可借特朗普举棋不定时，矫正新加坡在中美之间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转成中立态度是十分必要的）是刻不容缓的，从而减少中国施加的压力。台湾自蔡英文在去年上台以来面对的挑战也可给新加坡作为借镜。

刊登于2017年3月9日《东方日报》

台湾“二二八”事件省思 （现代春秋）

今年是台湾纪念“二二八事件”70周年，蔡英文以总统的身份强调必须更彻底调查“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并追究事件的责任归属。

她在接见返台的海外“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遗属时进一步指出：70年前的威权统治（指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错误地让各位遗属失去至亲家人，也让台湾社会损失几乎一整个世纪的精英。

因此她认为虽然自1995年以来李登辉主政时针对“二二八事件”作出道歉，但还是不够的。

为此，她比起她的“前辈”陈水扁更为积极地进行反思和追究责任，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民主、公义和团结的国家”，才能算是对二二八受难者的最重要的交代。

在陈水扁当政时期（2000-2008），他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18册》；而蔡英文在2月23日主持第19册至24册的发布会，以显示民进党对“二二八事件”高调重视。

当然蔡英文的讲话是“话中有话”，希望能够凭借“二二八事件”唤起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厌恶；进而与中国共产党划清界限。

但蔡英文能否让“台独”的理念在全台湾发酵，倒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因为有各种内外来的因素和压力阻止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所谓“二二八事件”是指1947年的大悲剧。在2月27日当天，台湾的专卖局缉私员在台北天马茶房前使用暴力查缉私烟，结果造成一个卖香烟的摊贩老太婆林江迈被打伤；而围观者陈文溪被枪杀。翌日即28日，市民义愤填膺，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示威请愿，但遭卫兵开枪扫射，更激怒民众将之演化成反政府示威，连同外省人也被打。继之，负责治理台湾的陈仪（行政长官）暗中要求蒋介石调军援助。当国民军于3月8日由大陆抵达台湾后，大举枪杀和逮捕示威人士，其结果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身痛绝恶。也因为这一不能忘记的“仇恨”，触使台湾当地人萌起“独立”的念头。据不完整的统计，暴乱事件延至5月16日才结束，先后有近万人死伤。

本来台湾已于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割让予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才将之还给中国。

在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首长，大权在握。因此日军投降后便把台湾交回给国民政府。蒋介石也就派出陈仪前往台湾接收主权。这意味着，台湾又回到中国的怀抱。

蒋介石对台湾的重视是要将它列为最后的“堡垒”，因为他不知道能否打败毛泽东的解放军，因此需要留有后路。

不幸的，在陈仪的治理下，台湾陷入治安不良，军队无法无天，再加上贪污成风，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理民生感到失望乃至绝望。

当1949年蒋介石丢了大陆后，他就对台湾进行专制的统治。前前后后，台湾有38年（1947-1985）处在戒严的年代，至少又有数万名民众在白色恐怖时期死亡、失踪和被监禁。

虽然蒋介石在1975年逝世，但并没有结束军政统治，因为接班的是蒋的儿子蒋经国，他直到1985年才解除戒严令和言论封锁令。

因为早在80年代初期，就有一批党外人士（非国民党人）在蒋介石逝世后推动民主运动，更主张将“二二八”列为和平纪念日，但有关建议不被接受，也就在1979年杪之后，发生一系列的命案和示威活动，如林义雄命案、江南命案等。有关事件也被称为美丽岛事件，因为这一批人办了一份美丽岛杂志，鼓吹自由与民主，向国民党发出挑战。

1986年，这批党外分子借美丽岛事件成立了民进党。这个政党打着“台独”的旗号，与国民党唱反调（国民党源自大陆，是孙中山所创，自然不会公开叫嚣“台独”，因为在两蒋时代是主张反攻大陆的）。

民进党的成立无疑是促使台湾土生土长的人对外省人（大陆人）有所不满和怨怼，加上后者以统治者的姿态欺压台湾的本省人，也就给民进党一个机会起而执政（民进党的陈水扁在2000年至2008年当选总统）。遗憾的是，陈水扁贪得无厌，也就给国民党反扑的机会，马英九在2009年至2016年担任台湾总统就表明民众不能接受贪赃枉法者主政。

可是为什么在马英九之后，民进党又能卷土重来呢？那是因为民进党成功地与陈水扁切割，而蔡英文女性温和的形象也打动了选民的心。

不过蔡英文既然领导民进党，也就不能违背党的意志，在有意无意中亮出台独的牌子，例如不承认“九二共识”；巧妙地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对话和希望能接近特朗普，并希望能与习近平对话的用意是想传达台湾的实体，而这个实体也反映出台湾具备了“主权体”的条件。

虽然今日的两岸关系与过去的两岸关系已大不相同，也出现了新一代背向大陆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许会在未来的选举从中崛起，因为在2016年的选举中，青年占领政治（占了5席）已探出头来，力量不可小觑。

无论如何，在大环境下，不论是否借用“二二八事件”，或抗日战争时期的主导地位或台湾的民主模式的示范，仍然不至于否定和否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与其在历史事件中去孙中山化、去蒋介石化、去国民党化，不如采取务实的行动，让台湾人民能从大陆的经济开放政策中受惠。

马英九建议要客观看待二二八事件，蒋介石虽有责任，但他对台湾的发展也有贡献。因此他不同意全面否定蒋介石在台湾的历史地位。

历史虽然是不可忘记的，但未来对新一代人民更是重要。

刊登于2017年3月6日《光华日报》

后巷转型值得商榷 （天下纵横）

最近槟岛市政厅准备推动“后巷转型计划”，其目的是充分利用后巷的空间供私人申请从事餐饮业或咖啡店等；同时也能使后巷明亮并获得照顾而“清洁”起来，当然也包括后巷在大放光明及有人潮后，就不必担心后巷发生抢劫和凶杀案等。

虽然建议不错，但是否每条后巷都可“转型”？那就有争议了。毕竟后项的第一个作用是为住户的安全着想，一旦有意外事故，可通过后巷逃生；而且后巷也是住家弃置垃圾的地方，有时甚至也被用来泊车或住户用来堆积某些物件。因为住家太小，没有足够地方作为贮藏室。后巷能否适合转型，是要视情况而定，不是每条小巷都可转型的。

就我所知，在世界各地都有小贩和大排档，也有后巷被利用来做生意的，马来西亚也不例外。例如槟城的街边和后巷在殖民地时代有发出营业执照给私人从事小生意，而且为数不少。

但吊诡的是，当我国在1957年独立后，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街边及后巷的小贩执照一直沿用到今天，就不知道殖民地的执照是“永久性”的或是独立国家的市议会不敢改变殖民地的政策？由于有了保身符，老牌的小贩即使在路边摆档也不犯法。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市政厅是有责任向人民作出交待。我们不能约定俗成地认为过去可以，现在也可以，将来也同样可以。这就无法改变殖民地不适当的条规了。

严格来说，殖民地时代因人口较少，车辆也不多，再加上商业区有限，自然会“格外批准”某些地方可以营业，但时至今日若依然故我，也真的不知市政厅的政策是什么？

其实槟岛乔治市已提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增加饮食中心和小贩摆卖是必然的趋势，但我们发现有些“不适当的行为”仍然被保留而不曾有过改变。比如槟城市区保留的古老建筑物，都有长长的“五脚基”，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除了美观外，五脚基也成了行人避雨遮阳的好通道。但十分遗憾的是，政府一直不能“清理”五脚基被用来摆卖东西，也有人将脚车或摩托车置放在五脚基。有人曾建议政府不妨援引法令阻止商店“霸占”五脚基，使其恢复“古迹”面貌。不过政府为了选民的选票，也就投鼠忌器，不敢“取缔”那些把五脚基当私用的人。

至于后巷，目前在酒店附近、旅游区附近也已经有人自行“开业”，只要地点适合，有人潮经过，就一定会有人摆摊做生意。

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市政厅严格地考虑后巷的空间，如果后巷过窄，又充满垃圾或污垢的墙壁陈旧破烂不堪，已是抵触卫生条例，就不适宜买熟食了。

除非政府能多辟小贩中心或择地兴建更多的饮食单位，在较大的地方提供营业，不是在后巷挤来挤去，并且要确保有足够的泊车位，要不然顾客一边吃东西，又一边接传票，就会破口大骂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持保留的态度来看待后巷的转型，不适合的一概不准；合适的也要符合卫生干净的条件。不然将会使槟城的旅游中心蒙上阴影。因此不得不谨慎研究后巷的转型，它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刊登于2017年3月6日《号外周报》第827期

尼克逊访华45周年 （跃马扬鞭）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几乎已取得胜利的时刻，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成为中美绝交的标志。这篇文章取名为《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出生在中国，父母为美国在华的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后来协助建立书院，更在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

由于他的背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他被美国政府委为美国驻华大使。在国共内战爆发后（1947年），他代表美国出钱出枪，而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

既然司徒雷登在毛泽东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代言人，当他在1949年8月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之后，就意味着中美的关系将进入一个对峙和对抗的局面。

果然司徒雷登这一走，也就切断了中美关系。除了司徒雷登被限制不能再讲话外，美国政府也派其他人到台湾出任大使。这意味着美国只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及国民军代表的“中华民国”，而拒绝承认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美之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无法友好沟通。例如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为确定东南亚势力范围及南北越分别加入联合国和朝鲜在停战后的“安定”，周恩来代表中国参加会议，但在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也成了一段广为人知的轶事。

与此同时，美国也通过其盟友和卫星国对中国进行封锁，从印度到泰国、日本、南越和南韩乃至菲律宾和后来的印尼，都加入了美国组成的“反华反共合唱团”。

在被封锁和孤立的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战略优势令人意想不到的灵活，一方面在国内大搞政治运动，以建立起个人的权威；但拒绝“和平演变”且巩固共产党的专政；另一方面则希望能改变世界的格局。这主要是在60年代因与苏联交恶，导致毛泽东不能太过依赖苏联，只得调整未来的方向。

从1963年起的中苏论战到1969年的珍宝岛中苏冲突浴血事件，不但加速了毛泽东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加快美国为“争取”中国的友谊，不惜得罪苏联，提供苏联陈兵百万在中苏边界线上的资料和证据给中国，毛泽东对此有所“感动”。

在这之后，打破中美僵局的人正是基辛格（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在1971年7月9日，秘密取道巴基斯坦访华，主要目的是与周恩来（中国总理）商讨尼克逊访华的破冰之旅。

就在基辛格秘访中国后，中国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盟友的支持下，终于在联合国取得难以置信的大胜利（1971年重返联合国）。

对美国来说，与中国打交道是新战略，它不能继续沿用围堵和封锁的政策，因为它不能保证世界和平，也不能对苏联产生“克制”作用。

但是美国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一是作为世界上的顶尖超级大国，他的总统破天荒访华是给足毛泽东面子。在两国未建交并有敌意的情况下，竟能冲破许多障碍也是一门大学问。

其二，尼克逊的到访和急切地被安排与毛泽东主席会面显示了双方处于对等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尼克逊也在访华期间（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出人意表地与周恩来签署《上海联合公报》。其中最重要的是，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即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这不但反映出美国立场的转变，而且也为其他国家立下与中国建交的范本和条件。因此不论是日本或马来西亚等国，它们在1974年与中国达成建交也正是尼克逊访华带来的成果。因为美国走了第一步，也就有了其他国家走第二步及第三步。

即便中美延至1979年才正式互换大使，但不论是毛泽东或尼克逊，他们在生前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老实说，没有中美的和解，世界不会稳定；没有中美的较劲，世界不会充满挑战和生机；没有中美的相互克制和尊重，不会有平衡的世界在自由转动。

今年的2月28日，正好是尼克逊访华的45周年，除了位于南加州的约巴林达市的“尼克逊总统图书馆”有纪念活动外，中国的传媒也都有纪念文章发表。这充分显示出中美关系的新起点在45年前的“上海公报”，双方不能背信弃义。即使狂人特朗普上台，他也不能随心所意，口不择言，否则世界秩序就被乱套了。

刊登于2017年3月6日《南洋商报》

朝鲜陷入“四面楚歌”？ （直挂云帆）

自金正男于2月13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第二机场遇害后，直到今天仍无法鉴定他的死因和暗杀的组织是属于何方？但各种各样的传言似乎指向同一个方向，即高度质疑朝鲜当局介入此案，而且也不排除是有关方面的特工所干。

舆论除了对朝鲜极为不利外，也纷纷怀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此案有所知情，因为遇害者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长。

虽然朝鲜在驳斥各方指责时，也公开出面要求马来西亚警方交出金正男的遗体。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朝鲜政府认为马方尚未证实死者就是金正男。

按照朝鲜驻马大使馆的说法，它与暗杀案件无关，也不确定死者就是金正男，既然这样，那就无需高调向马方、韩方乃至中方进行舌战。

其实朝鲜之所以介入此案的用意就是要将主导权夺回来，既不同意解剖遗体，也不希望将此案搞得沸沸扬扬，而使朝鲜处于更加孤立的困境。

可惜天不从人愿，马方坚持要死者家属前来认尸和领尸但要先验DNA，以确定死者的身份。就不知为何直到今天金正男的家属尚没有现身在马来西亚，此案更增添其神秘感，无从告一段落。

另一方面，马方调查后发现更多疑点出现。其一警方虽已逮捕了4名嫌犯（吊诡的是，2女嫌犯一名竟是越南籍，另一是印尼籍），但马警方还查出共有11人涉及其中，其中4人（朝鲜人）已离境，剩下的3个人中有2人仍在朝驻马大使馆内。因为警方有发现大使馆的二等秘书玄光圣在当时出现在机场送别4位嫌疑人出境，也就被怀疑有“在场”的“证据”（全靠闭路视频推断）。因此马方要如何“平息”这场“政治暗杀”的大件事，倒是十分棘手的。

更让人震惊的是：金正男为何会死于毒液VX？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新的消息则是马方决定提控两名女嫌犯。就不知审讯过程中有什么惊人内情？又到底是谁和此案有关？我们也只好等待真相大白之日。

一般上，人们总是要问为什么在80年代后，每当有政治悲剧涉及南北韩时，大多数人就会把矛头指向朝鲜，那是因为在1987年，北韩为干扰南韩于1988年举行奥运会，乃策划两名特工（一男一女）扮成父女于11月29日从伊拉克巴格达机场登上大韩航空公司的858班机，他们两人在阿布扎比下机后，留下一枚计时炸弹。当客机在飞返汉城途中，不幸在缅甸上空爆炸，全数115人罹难。

事后警方逮捕了这一对“父女”，男的金胜一服毒自尽，女的金贤姬尚未断气，经抢救后，得以幸存下来。虽然她在1990年在南韩被判死刑，但韩国政府拿她当反面教材，暴露北韩的残暴手段草菅人命，从而贬低这个国家的形象。如今美丽的金贤姬已在南韩结婚，也在南韩出版了“金贤姬全告白”的传记，不但成了畅销书，而且也揭开北韩所犯下的恐怖罪行。

无可否认的，各国的情报工作是世界性的，但选择在马来西亚下手也留下谜团：（一）为什么要在亚洲面对不安定（指政治和经济）之际，对金正男进行暗杀？他对朝鲜现政权有何威胁？

即使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国际情报局工作20年的克林纳也向BBC说，金正男虽曾批评金正恩若不改革，其世袭统治不会成功，但不具对朝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他不明白为何会在此时会对金正男下手？

（二）朝鲜在美国小布斯当政年代（2001年）已被形容为世界的三个邪恶轴心国，另两个是伊朗和伊拉克。除了伊朗靠自身的实力挡住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外，伊拉克就在“911事件”后的第二年（2003年）被美国摧毁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团糟的国家，更成了“哈里发回教国”的基地之一。北韩则拼命在发展核武器，也一度应尽量保持与中国友好关系，以便能阻止美国向朝鲜“开战”。遗憾的是，朝鲜近年来所做的是适得其反，令人避而远之。

（三）还有目前中国在积极开拓海上丝绸之路需要一个和平环境。讵料面对美国用航母驶入南海向中国的领海权发出挑战，中国当然不想因朝鲜问题而给美国提供骚扰南海的藉口。如今因朝鲜的按耐不住和不理后果（最近又再试验中程导弹）的行为，也给中国政府带来难堪，难怪中国的舆论承认和形容刻下中朝并非处于友好关系。

（四）虽然中国改革开放有成，也与韩国搞好关系，但不至于对朝鲜指手画脚，反而是朝鲜有大动作发生后，中国总得为它收拾“残局”或善后。

在这样的局势下，金正男事件简直是节外生枝，给中国应对美国的狂人总统特朗普的战略上增添变数。

如果有所反省，朝鲜应该要饮水思源，更要有“知恩图报”之心；要不然在1950年，若不是毛泽东派出80万志愿军前往朝鲜与美国直接交战，金日成的政权早就瓦解了。

平心而论，在当时对于刚刚解放的中国（1949年）来说，是没有条件与美国开战的，但为了兄弟情，中国人民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才有1953年的板门店停战协议。

这就是说，朝鲜的生存和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与中国的“两肋插刀”。可是战后朝鲜的立场还是倾向苏联的，直到1990年苏联变天才转回来与中国重建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在1991年，也是在中国的支持下，朝鲜与韩国分别以独立自主国家的身份进入联合国，为朝鲜创造更大的对外空间。

可惜朝鲜没有采取步骤向中国的改革开放看齐，所以在软件高科技发展方面，也远远地落在韩国后头。如果朝鲜一直往核武器单线发展，将会忽略改善朝鲜人民的生活。

金正恩的另一个弱点，就是将政权视为“世袭”的，与中国的皇帝制度没有两样。如今金正男事件不论朝鲜有否介入，它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分分钟都会因其行差踏错付上惨痛的代价。这就是为何朝鲜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导因。

刊登于2017年3月2日《东方日报》

檳注重培养人才带动发展

（檳城11日讯）檳州首长林冠英称，儒家思想、全球化与民主及选贤与能对国家与並檳州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尤其需注重培养人才。

由马来西亚寰宇教育中心及檳城华校教师会联合主办第二届「三州府论坛」，今日在葛尼酒店举行。

林冠英为该论坛主持开幕致词时说，该论坛不仅是在谈歷史、伟人或事件，也谈理想与思想，要向前进就必须了解，什么理想和思想能凝聚大马与中国的力量，確保达到双贏局面。

他相信，过去与未来有3个共同点，即使中华人民生存6000年的儒家思想和革命精神、学习新思想的全球化与民主的概念，以及在环境与社会中注重和培养人才。


他说，檳城能成为全球主流发展的一部份，主要是因为这3点，特別是在注重人才方面，他希望大马能参与中国主张的一带一路政策，让所有人民受惠。

大会主席拿督谢诗坚解释指出「三州府」指的是英国在1826年所建立的「海峡殖民地」，由檳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组成，隨著岁月的流逝与中国的崛起，今日的马六甲海峡又再成为国际焦点。

看好一带一路

「马六甲海峡今日依旧是马中的生命线和南中国海最重要的通道。根据统计，每年川行马六甲海峡的油槽船不下10万艘，其中80%是运往中国的油船。」

他强调，中国近年来不遗余力地与大马增进联繫，提供技术与金融服务协助大马，尤其今年初在马六甲投下巨资打造皇京港，这不但强化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也对东南亚国家大有助益。

他相信，一带一路將在不久后取代三州府的功能，为亚洲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驻檳总领事吴骏则说，多国已確认出席5月即將在北京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共商合作计划，他相信该论坛將会带出更多確定性的內容。

他补充，三州府在东盟佔据著重要地位，也在一带一路计划中有独特的优势，他相信马中，特別是三州府定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共贏发展。

今日的论坛选择了3位与中国有影响的歷史人物为重点討论对象，即在中国影响力大的檳城人辜鸿铭、鼠疫斗士伍连德以及已故前檳州首长敦林苍祐。

第三届三州府论坛预料两年后在马六甲举行，以陈禎禄的贡献为討论重点，而第四届则將移师中国福州，重点突出陈嘉庚对马中的贡献。

转载自《东方网》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north/bm20205154

《三州府論壇》需貫徹3要點 林冠英：凝聚力量互動達雙贏

（檳城11日訊）檳州首席部長林冠英指出，《三州府論壇》上，不只要談偉人，也不是單單談事件發展，也要談理想與思想，凝聚各方面力量與互動來確保我們能夠達到雙贏。
他說，這個論壇必須要有3個共同點，第一項，當然是儒家思想、革命精神，尤其是儒家思想與革命精神，才能使到中華文明能夠生存到至今，有些人說中華文明已經有6000年歷史，可以說是古時代到今天最悠久。
“第二項，當然是我們要有全球化與民主的概念，尤其大開放是非常重要的，並讓我們能夠學習新的概念與先進思想，同樣也能夠達到雙贏的局面。”
林冠英今日為第二屆《三州府論壇》主持開幕儀式致詞時說，第三項，就是必須注重人才，培養人才，就如檳州能夠出現這樣多偉人，主要是檳城一直以來都重視人才，好像他常強調，只有重才、惜才、選秀才，大家才能一起發大財。
他聲稱，檳城有這樣輝煌歷史，並成為全球主流發展部份之一，這主要是因為檳城也一直貫徹了上述3點，當然對他而言就是要重視人才。

吳駿：多國領導人
將出席“一帶一路”論壇

中國駐檳城總領事吳駿指出，今年5月中國將在北京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現在已經有很多國家領導人確定出席這項論壇，這個論壇的目的就是要在這個論壇上，共商合作大計與平台，以及共享成合作的成果。
他說，相信通過此次的論壇，能讓“一帶一路”的倡議在國際間推廣下去，而且這個論壇也會實現與解決區域所面對的問題，尋找各種解決方案，讓各國實現各項發展，也注入了新的能量。
他指出，檳城、馬六甲與新加坡，一直以來與中國經貿、文化往來非常密切，並且“三州府”在東盟當中也佔了一個很重要的戰略地位，不僅在馬六甲海峽具有戰略地位，中國也提倡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來加強區域中的貿易、工業投資與人文發展。
他說，檳城會在中國提倡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受惠，並成為區域中一個榜樣與典範，尤其“一帶一路”也為“三州府”地方注入新的發展動力與活力。

謝詩堅：助馬與時俱進
中國不遺餘力

第二屆《三州府論壇》大會主席拿督謝詩堅指出，中國近年來不遺餘力與馬來西亞增進聯繫，提供技術及金融援助，以便使馬來西亞與時俱進。
他說，其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初中國向馬六甲投下巨資打造皇京港所需的費用高達400億人民幣。這不但強化馬六甲海峽的安全，也對東南亞國家有所得益。
“從整體而言，套用現代的術語來說，一帶一路具體項目的落實，並將會取代三州府的功能而為亞洲和平作出應有的貢獻。”
他說，這項論壇兩年之後，將會輪值馬六甲舉行，由馬來西亞僑生公會主辦，預料將會突出陳禎祿的貢獻。
“繼之又再兩年輪值中國福州舉行，陳嘉庚對馬中的貢獻將會被肯定。”
這項第二屆《三州府論壇》也獲得馬來西亞環宇教育中心、檳城華教教師會主辦，協辦單位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馬來西亞僑生公會、中國福州大學。
較後，謝詩堅贈送紀念品給馬來西亞僑生公會會長顏泳和。
出席包括檳州立法議長拿督劉子健、章瑛行政議員、羅興強行政議員、拿督方萬春、羅月清校長。

转载自《光明日报》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328942?tid=23

謝詩堅：將取代三州府功能 一帶一路將帶旺3地

（檳城12日訊）第二屆“三州府”論壇大會主席拿督謝詩堅說，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在不久后將取代“三州府”功能，為亞洲和平作出貢獻。

他昨日在該論壇致詞時說，“三州府”是1826年英國殖民政府在馬六甲海峽建立的三座橋頭堡，即檳城、馬六甲及新加坡，命名為“海峽殖民地”。



“隨著歲月流逝和中國崛起，今天的馬六甲海峽又成為國際焦點，中國的高度發展需用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氣，也就需要向中東、北非和南美洲進口源源不絕的石油。”

他指出，根據統計，每年川行馬六甲海峽的貨輪，主要是油槽船不下10萬艘，其中80%是運往中國的油船。如間中發生意外或破壞，就嚴重打擊中國的經濟成長。

馬中與時並進

“在這方面，中國近年來不遺余力與馬來西亞增進聯繫，提供技術與金錢援助，以使馬來西亞與時並進。其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初中國向馬六甲投下巨資，打造皇京港所需的費用高達400億人民幣（258億令吉），這不但強化馬六甲海峽的安全，也造惠東南亞國家。”

他說，從整體而言，這都是“一帶一路”具體項目的落實，不久后，它將取代“三州府”的功能。

中國駐檳總領事吳駿說，“三州府”與中國有很深厚的淵源，“一帶一路”將為“三州府”注入新的發展與活力，令三地發展更蓬勃。

他指出，迄今有百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參與“一帶一路”的共同建設，其中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已簽署合作協議，令“一帶一路”形成了廣泛的國際共識。

首長：通過論壇展望未來

檳州首長林冠英說，“三州府論壇”不只追溯檳城、馬六甲、新加坡和中國的歷史關係，同時也展望未來。

“週六（11日）的論壇，不只談偉人和歷史，隨著時代推進，我們也要談理想和思想，確保達致雙贏方案。”

該論壇是由馬來西亞環宇教育中心、檳城華校教師會聯辦，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馬來西亞僑生公會、中國福州大學協辦，主題是“百年滄桑.從辜鴻銘到林蒼祐”。

出席者包括檳州議長拿督劉子健、行政議員羅興強及章瑛、仁孝社社長拿督方萬春及大會副主席羅月清等。

转载自《中国报》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70212/%E8%AC%9D%E8%A9%A9%E5%A0%85%EF%BC%9A%E5%B0%87%E5%8F%96%E4%BB%A3%E4%B8%89%E5%B7%9E%E5%BA%9C%E5%8A%9F%E8%83%BD-%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5%B0%87%E5%B8%B6%E6%97%BA3%E5%9C%B0/

驻槟城总领事吴骏出席第二届“三州府论坛”

2017年2月11日，驻槟城总领事吴骏应邀出席第二届“三州府论坛”并致辞。马来西亚槟城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州议会议长刘子健等政要和槟城环宇教育中心董事长谢诗坚及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专家、学者50多人出席。

　　吴总领事祝贺论坛成功召开，并表示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是分布在马六甲海峡沿岸的三个重要节点，同中国的历史渊源深厚。此三地最大共同点，就是华人数量多、比例高，不仅在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积极贡献。

　　吴总领事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今年5月中国将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让“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有与中国经济文化往来的历史纽带，且位于东盟重要位置，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具有独特优势。相信通过加强贸易、工业、人文和旅游等方面合作，中国同此三地将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典范。
　　1826年至1946年，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组成英属海峡殖民地，被华人称为“三州府”。“三州府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在马六甲海峡不同城市轮流召开。本届论坛系由槟城环宇教育中心和华校教师会联合举办，旨在从历史、人文视角探讨马六甲海峡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的作用。

转载自http://www.mfa.gov.cn/web/zwbd_673032/gzhd_673042/t1438018.shtml

《三州府论坛》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先生主持开幕致词稿（11.02.2017）

今天是华人庆祝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元宵节”。这意味着华人新年在今晚过后就划下完美的句号。

适逢元宵佳节，感谢主办当局邀请本人前来主持别具意义的第二届“三州府”论坛，即“海峡殖民地论坛”的开幕礼。

据我所知，第一届“三州府论坛”于3年前在新加坡举行。由于获得良好反应，也就委托槟城主办第二届的论坛。身为槟州首席部长我很荣幸能够亲临主持开幕仪式，因为马六甲海峡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历史的第一章。从最早的1403年开始，拜里米苏拉建立了马六甲王国，直到1511年被葡萄牙占领，继后在1641年被荷兰所占领。在荷兰占领马六甲145年后，英国通过莱特在1786年占领了槟榔屿。当时英国是希望在槟岛建立军事基地，但在勘察后发现槟城不适合建军事基地，乃在1810年决定放弃。

1819年莱佛士代表英国取得了新加坡的控制权后，马六甲海峡的南北两个通道已属于英国所掌控，新加坡也成了英国通往中国的商道。但一项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824年。这一年荷兰与英国签署协议各自交换殖民地，英国将处在苏门答腊南边的明古连港（军事港口）给了荷兰；而荷兰则把马六甲给了英国。这正符合了英国殖民地的战略需求，也就在1826年将槟城、新加坡与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直接由英国管治。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州府”。

英国人之所以重视马六甲海峡，是因为它知道这条通道在日后将成为世界重要的国际海峡，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及军事上，马六甲海峡将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当清朝在1839年不与英国合作，强行在虎门由钦差大臣林则徐公开焚毁充公来的鸦片，引发英国官商坐立不安后，乃在1840年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军舰开入中国南方，用炮弹迫使清廷投降并割让香港给英国。从此英国已成为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及南中国海的海上霸主。这就是著名的“鸦片战争”。

另一方面，因为东南亚地区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英国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直接统治了沙巴（北婆）及砂拉越，不再假手于代理人。因为东马也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就在马来西亚于1957年独立后的第六年，英国于1963年促成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槟榔屿成了英国的首个桥头堡才有后来多姿多彩的故事和变化。

与此同时，在槟城融入世界两百余年的历史中也出了极少数的峇峇精英，并十分巧合的这三个人体现了他们的马中情怀。第一位是辜氏家族的辜鸿铭，1857年生于槟城，后负笈英国留学成为学贯中西的文化人，不但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而且也是第一位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他曾是清代名臣张之洞之英文外交秘书。

第二是著名的的吴连德医生，他在1879年出生于槟城，但闻名于中国。在辛亥革命期间，他成功地在东北扑灭鼠疫，被誉为近代中国医学先驱。

第三位是家喻户晓的政治家林苍祐医生。1919年出生于槟城。像前两位名士一样，也在英国受教育；更在抗战年代直赴重庆加入救亡工作，前后约4年。返国后加入政治活动。在1958年成为马华公会第二任总会长；进而在1969年大选获胜后，出任第二任槟州首席部长，在位20年，把槟城建设成东方矽谷，而被誉为世界第三大电子城。

由于这三位重要人物对中国有特殊的贡献，因此他们的事迹也反映出马中关系的特殊性与独特性。

由此来看，主办这样的论坛是很有意义的，不但让现代人了解什么是海峡殖民地，而且也可知道为什么马六甲海峡直到今天还是马中关系牢不可破的纽带。我祝愿这样的论坛能在未来的指定日期在马六甲及中国福州顺利举行，从而将槟城纳入世界历史的重要部分。

我谨此宣布本届“三州府论坛”正式开幕，谢谢大家！

I am delighted to be invited to officiate this significant and meaningful event of the Second Straits Settlement Forum 2017 for which Penang has been given the privilege to host.

On a personal not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Xin Nian Quai Le” and may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bring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Today, the 11 February is an auspicious day as it marks the fifteenth day of the New Year which brings the celebration to a close.

Coming back to today’s event, I was mad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first Straits Settlement forum was held in Singapore 3 years ago to overwhelming response and for that we now have the second forum for which Penang has been appointed to organize.

It gives me pride to partake in officiating as it forms part of our treasured Malaysian History. History tells us that Parameswara founded Malacca in 1403 and in 1511, the Portuguese captured Malacca, followed by the occupation by the Dutch in 1641. 145 years after the Dutch occupation of Malacca, the British occupied Penang through Capt. Francis Light in 1786. The British who came hoped to establish a military base in Penang but found it unsuitable and gave up the idea of such in 1810. 

In 1819, the British gained control of the north and south of Strait of Malacca after Raffles gained control of Singapore. Singapore became an important port for British to trade in China. In 1824, the Dutch and British signed a treaty for whichthe British surrendered Bencoolen Harbour to the Dutch in exchange for the Dutch colony of Malacca. This wa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he British in 1826.Singapore, together with Penang and Malacca were referred to as "Straits Settlements" or "San Zhou Fu" governed by the British.

The British was able to foresee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s an international straits and its influence on politics, economy or military in the region was significant. 

In 1839, the Qing Dynasty refus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British and the Imperial Envoy Lim Zexu openly burned the confiscated opium at Humen. In 1840, British sent a warship to Southern China through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tarted the "Opium War" in Southern China. China surrendered Hong Kong to Britain after her defeat. Since then, Britain has monopolised  the Indian Ocea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British reaped abundant benefits from the imperialism in South East Asia and gained control of Sabah and Sarawak after World War II in 1945. Malaya obtained its independence in 1957 and in 1963 Malaysia was forme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Malaya, Penang has produced a few outstanding Peranakan Chinese who for the past 200 years have left a mark in their own rights.The first outstanding Peranakan Chinese was a descendent from the Gu family Gu Hongming. Born in Penang in 1957 he studied oriental and western literature in UK. He translated "Lun Yu",  "Zhong Yong" and "Da Xue" into English and was the first Chinese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He was the English Diplomat Secretary of the famous official of Qing Dynasty Zhang Zhidong.

Nextwas the famous Dr Wu Lian Teh. Being born in Penang in 1879,his fame flourished in China for fighting the plague in North East China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He was also known as the modern Chinese medical pioneer.

Yet another very dear person to Penangites, was no other than the late Dr Lim Chong Eu. He was born in 1919 in Penang and educated in Britain. He joined the salvation work in Chongqing, China for 4 years. Upon his return to Penang, he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He served as the second president of MCA.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second Chief Minister of Penang after his victory in the 1969 general election. During his tenure as Penang’s Chief Minister for 20 years, he transformed Penang to a "Silicon Valley" of the east and known as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electronics city.

These three important figures made special contributions to China, their deeds also reflect the uniqu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In view of the above, this forum is very meaningful. I believe that by the close of this forum we will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that of Malaysia-China. I hope there will be continuum to this forum and it would be wonderful if Malacca and Fuzhou would look into hosting. This ought-be recorded in Penang’s history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of our great Chinese forefathers in this country. I believe this should also be listed in world history.

Finally,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in declaring the Second Straits Settlement Forum Open.

Thank you.

《三州府论坛》大会主席拿督谢诗坚博士致词稿（11.02.2017）

今天我们终于成功地主办第二届“三州府论坛”的国际会议，非常感谢尊贵的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亲临主持开幕礼，也非常感谢中国驻槟城总领事吴骏阁下光临并作致词，还有各位贵宾及校长老师们，欢迎您们的参与使今天的国际盛会变得更具历史时代意义。今天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来自各国的学者及媒体人不下50位，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从而表现出我们槟城人的热情与好客。

说起三州府，也就是“海峡殖民地”是我们马来西亚历史的开端，因为马六甲王朝兴起于1403年，于是就有马六甲海峡的命名，而郑和下西洋则始于1405年到1433年。在这28年间，郑和代表明朝一共前后七次下西洋，其中五次穿梭马六甲海峡。虽然郑和没有开拓殖民地，马六甲王朝也在1511年被葡萄牙取代，但马六甲海峡却因为两个王朝的交流而产生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神话和现实的故事。从汉丽宝到汉都亚的传说，为我们的历史增添光彩。

但所有的这一切的发展并没有掩盖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反过来也因为马六甲海峡孕育了马六甲王朝的诞生和谱写郑和延续和巩固一带一路的历史篇章，他们的高瞻远瞩似乎在600年前已洞悉在今天马六甲海峡依然是马中的生命线和南中国海最重要的通道。

事实也证明他们的眼光是正确的，但将马六甲海峡的地位提升和变成国际水域成为大英帝国的侵略媒介则是郑和之后的4百余年。

英国是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14年后（1800年）拿下威省；又在19年后（1819年）拿下新加坡。这个时期英国已察觉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尤其是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将来自印度及欧洲国家的产品输入中国和日本。因此当荷兰在1824年将马六甲让出给英国，以换取英国让出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时，英国迫不及待接受献议，因为这正是英国梦寐以求的目标之一，目的在于将马六甲海峡牢牢控制在手。比起郑和，英国是另有心机地据为己有，而前者只是以商贸为主，不具军事威胁；后者则将马来亚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正因为郑和胸无心机，也就让英国人反客为主，于1826年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三座桥头堡，即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命名为“海峡殖民地”，也就是华人俗称的“三州府”。

“三州府”在后来120年的历史中（1826-1946）也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变化。马六甲王朝和郑和也料想不到，英国竟然通过马六甲海峡改写了中国及中国人的历史轨迹，也扭转了东南亚的政治版图。最令中国人深痛绝恶的是英国的官商勾结，源源不断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大批鸦片运入中国，企图将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

1839年，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义无反顾地在虎门焚烧充公而来的200余箱鸦片，以展示中国官民反鸦片的决心。

因为这样，英国在1840年炮打广州，是为著名的鸦片战争。紧接着，英国占有了香港。

因此在许多年以后，我们不必惊讶为何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及香港有这么多相似的建筑物和人文气息，这种强行把西方的文化及教育全面地在殖民地推行的政策在后来也塑造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尤其明显地反映在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方面。

在1949年，当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亚洲又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岁月的流失和中国的崛起，今天的马六甲海峡又再成为国际的焦点，这一回不再是英国耀武扬威，而是中国收回了香港（1997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高度发展需要用到大量的原油及天然气，也就需要向中东、北非及南美洲进口源源不断的石油。

根据今时今日的统计，每年穿行马六甲海峡的货轮，主要是油糟船不下10万艘，其中有80%是运往中国的油船。如果间中发生意外或破坏，就会严重打击中国的经济成长。

在这方面，中国近年来不遗余力地与马来西亚增进联系，提供技术及金融援助，以使马来西亚与时俱进。其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初中国向马六甲投下巨资打造皇京港所需的费用高达400亿人民币。这不但强化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也对东南亚国家有所得益。从整体而言，套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是“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落实。不久之后，“一带一路”将会取代“三州府”的功能而为亚洲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历史人物方面，本届论坛我们选了三位突出的槟城精英，而且是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位是官不大但名声响亮的辜鸿铭（1857-1928），他是第一位与莱特见面（1786年）并送渔网的辜礼欢的后代，是为第四代，早年赴英留学。他的贡献在于是槟城第一人在中国彰显影响力。

第二位是伍连德医生（1879-1960），他因在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东北扑灭和控制鼠疫有功，挽救了万千生命，因而成为博鼠斗士。因为在第一届论坛上已探讨了伍连德的贡献，这里不再阐述。

第三位是众所周知的林苍祐医生（1919-2010），他是道地的峇峇，早年受英文教育。在英国毕业医科后，在马中两地活跃于政坛。他最大的贡献是使槟城脱胎换骨。

诸位在两年之后，这个论坛将在马六甲举行，由马来西亚侨生公会主办，预料将会突出陈祯禄的贡献。

继之又再两年轮值中国福州举行，陈嘉庚对马中的贡献将会被肯定。

今次筹备匆匆，未能尽如人意，希望各位见谅。最后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月圆人圆！

Today is significant as we are gathered here to commemora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put to thoughts three distinguished Penang born leaders who have contributed selflessly to the good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Penang in particular to what it is today.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YAB Lim Guan Eng for honouring us with his presence in officiating this forum and adding pomp.

I am indeed grateful to His Excellency Mr. Wu Jun, the Consul General of China to Penang for his presence.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welcome everyone present to this historic ev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join me in putting our hands together for all the scholars and media who have made their journey from abroad in being with us today.

 “San Zhou Fu” or Straits Settlements marks the beginning of our history in Malaysia. The Malacca Sultanate emerged in 1403 and then the strait is named as Strait of Malacca. Zheng a descendent from the Ming Dynasty led expeditions to Western Ocean from 1405 to 1433. During his seven voyages to the Western Ocean, he pass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for five times. Zheng  did not colonize Malacca but Portuguese conquered Malacca in 1511. The story from the Princess Hang Li Po and the legend of Hang Tuah has made our history more interesting.

The Strait of Malacca is an important shipping route since the Malacca Sultanate, Zheng He’s voyages has strengthened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ir vis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Strait of Malacca as a shipping route for China and Malaysia in South China Sea has now been realised.

400 years after Zheng Ho’s expeditions, the British took control of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d made the Strai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hipping lanes in the world.

British occupied Penang and Province Wellesley in 1786 and 1800 respectively. In 1819, British controlled Singapore. At that time, British notic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ait of Malacca as a shipping route in sending cargo from India and Europe to China and Japan. In view of this, in 1824, the British surrendered Bencoolen Harbour to the Dutch in exchange for the Dutch colony of Malacca in order to take control of the Strait of Malacca. Zheng He’s expeditions were merely on trading purposes but the British ultimate aim was to colonise Malaya.

In 1826, British grouped Singapore, Penang and Malacca and called it as "Straits Settlements" or "San Zhou Fu".  

After the formation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20 years (1820-1946), the British used the Strait of Malacca to trade opium in China and their intention was to make Chinese become the “Sick Men of East Asia”.

In 1839, the Imperial Envoy Lim Zexu without hesitation burned more than 200 boxes of opium confiscated to show the displeasure and to deter Chinese officials and people at large form being involved in the trade of opium.

This act was to the British an act of provocation and in 1840 British sent a warship to Canton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d started the "Opium War" in Southern China. China was defeated in the war and forced to open 5 treaty ports for British to bring in more opium to China. In 1842, China was forced to sign the “Nanking Treaty” and surrender Hong Kong to British. 

Years on and to this day,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see the many similar infrastructures in Penang, Malacca,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s they share many commonalities. The British influence brought in western culture and western education to Penang,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fter 2nd World War (1945), Asia underwent major changes as Mao Ze Dong establish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oday, with the emergence of China, Malacca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world again. China has reclaimed Hong Kong in 1997. China needed to import a large quantity of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for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Southern America.

Statistics show that at least 100,000 vessels carrying crude oil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nually and about 80% of the crude oil are transported to China.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will be affected if any untoward incident were to happen to the vessels.

As such, China has strengthened the ties with Malaysia by providing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Malaysia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Strait of Malacca.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China invested 40 billion RMB to develop a deep sea port in Malacca. The investment will not only ensure the smooth passage of vessels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but it will also benefit other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In modern terms, this i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Soon, “One Belt, One Road” will replace the roles played by “San Zhou Fu” and bring peace to Asia.

Time in memorial, we now would like to bring to mind three outstanding personalities, a true blue Penangite, which will be the focus of this forum. 

The first Penangite was Gu Hongming (1857-1928), the 4th generation of Gu Lihuan. Gu Lihuan was the first to receive fishing nets from Raffles in 1786. Gu Hongming studied in UK and was the English Diplomat Secretary of the famous official of Qing Dynasty Zhang Zhidong. Due to his outstanding knowledg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he translated "Lun Yu", "Zhong Yong" and "Da Xue" into English.

Next in line, we have Dr Wu Lian Teh (1879-1960).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e successfully fought the plague in North East China and saved thousands of liv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he returned to Penang till he passing.

Yet another well-known dignitary is in the person of the late Tun Dr Lim Chong Eu (1919-2010), a peranakan who was educated in an English school. After obtaining his medical degree from UK, he went to Chongqing and served as an army doctor cum private secretary to Chen Cheng (later became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He returned to Malaya in 1947 and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politics. In 1958, he wa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MCA. He formed United Democratic Party in 1961 and Gerakan in 1968. He was elected as the Chief Minister of Penang after his victory in the election the following year. During his term as Chief Minister for 20 years, he transformed Penang to an advanced industrial park.  H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nang.

Today we remember all these great Chinese leaders for their contribution.

On a separate note, I wish to make known the fact that the biennial Straits Settlement, is organized by the Straits Chinese Association and it is my ardent hope that the baton to host be passed on to Malacca so to highlight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lateTun Tan Cheng Lock.

I believe Fuzhou University, China will then organise the biennially “Straits Settlement” Forum and highlight the contributions of Tan Kah Kee in Malaysia and China. 

Finally, I wish to extend my humble apologies for any shortcomings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pro-tem committee for their tireless contribution in ensuring the success of this event. Last but not least, I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each and everyone a happy "Chap Goh M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