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大罢市”50年

不知不觉，“槟州大罢市”已过去半个世纪，相信很多人记不起这场罢市是为什么？而它的意义又在哪里？

说起这段往事，我们得从六十年代的国际政治氛围谈起。1961年，东姑提起有意组成马来亚联邦，把新加坡及东马的沙巴、砂拉越和汶莱概括在内。

当时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及汶莱的左翼政党也团结起来组成“五邦社会主义阵线”，与印尼站在一起，强烈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落实。

因为苏卡诺得到中国的支持，影响了马新的左翼阵线与印尼站在一起。

这就是说，马新的左翼运动逐渐以中国的政策为导向。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马新左派大举反对，与支持马来西亚的政党和国家形成强烈的对照。

也是因为时机不当，当1964年马来西亚举行大选时，左翼反对党遭受严重的打击，只赢得2个国席和8个州议席。主要是华裔选民对左翼政党倾向印尼有所不安（担心印尼的排华会波及马来西亚）。

转入1965年，社阵已采取更激进的路线；尤其是社阵的领袖阿都亚兹（国民议会党，原任农长）及依萨（劳工党主席）在1965年初被逮捕后（政府指责他们受印尼鼓动，拟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社阵的下沉已显露出来。

先是国民议会党沉静下来，继而在1966年初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的社阵（1963年又加入国民议会党）因对“国语法案”起冲突而宣告解散，此时的劳工党已越来越“华人化”，进而走向“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它提出了“以群众斗争为主，而以议会斗争为辅”的斗争纲领。

劳工党的义无反顾也在下列的运动中看到：

（一）从1966年3月开始，劳工党领导与介入了“援越抗美”运动，示威运动此伏彼起。但从10月份开始，警方又大举逮捕左翼分子，不下千余人。

1967年10月21日劳工党在槟城选出的新中委，以许启针和陈凯希为首，反映出这一批华校生掌控了劳工党。

在此多事之秋（援越抗美和反对美国政要莅访的小大示威不曾中断），又在1967年11月19日获悉，马来西亚政府宣布，由于英镑贬值14.3%，旧的马币（印有英女皇肖像）也跟着贬值，与新版货币兑换，只能是8角5占兑1元新货币。

因为市面上尚流通不少旧币，也就大大地影响零售业的小商小贩，折算一下，将因此损失二亿五千万元。

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不但造成商家不收旧币，更为了新旧币的兑换成了争执点，人民的怨声载道此落彼起。

在同年11月21日，身为劳工党议员的许平城（另一州议员陈福兴已被扣捕）与槟州主席林建寿商议后，同意在槟城开展甘地式的非暴力一天罢市斗争形式，以便为劳党在来届大选打下一个坚固的群众基础。当晚就有示威队伍出现。

在11月22日，许平城召集了各区联席会议，一致同意发动各业展开总罢市斗争，以抗议旧币贬值。除了许平城外，另7人行动小组是何平丰、许进、邱继明、林青山、傅捷益、邱武添及刘完信。他们选择在11月24日展开全槟总罢市。

到了11月23日，屠业公所首先响应罢市，各业、批发商也暂停来货。

在11月24日（星期五）那天，总罢市全面展开，菜市场空荡荡、巴士停驶，商店关门，油站停业、咖啡店及酒楼停做生意，加上劳工党员及支持者的沿途游行更具有号召力。

有关运动也在11月25日蔓延到北海等地。

为避免事态恶化，政府在11月25日宣布“旧硬币可与新硬币等值使用”。虽然罢市未达100%的目标，但至少已降低小商小贩和顾客之间因新旧硬币吵得不可开交。

讵料，这场反币值斗争不幸在同一天竟演变成种族冲突。根据郭仁德著《劳工党血泪廿年》一书中这样说：（在24日当天）一批又一批的劳工党党员成群结队在市区内巡视，但却有另一批不负责任的群众四处制造骚乱，警方则忙于出动军警与镇暴队追逐和驱散群众，并发射催泪弹。官方的记录这样说：当天共有7人丧生，123人受伤入院，警员亦有4人受伤。为制止恶化，警方宣布傍晚7时起实施全岛戒严，槟城变成了一座死城。

另据朱齐英编著的《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一书中这样说：就在11月24日槟州总罢市的那一天下午，日落洞一带便首先发生种族格斗事件，其势如野火燎原，一下子就蔓延全岛，第二天则轮到威省发生无数烧屋毁车事件。其他地区也有发生意外事件。也是在这一天，警方才公布破解“圣战军”的地下组织，它成立于一年前，成员约有300多人，活跃于吉打哥士打县。

在近一个月的种族骚乱中，据警方统计，至少27人死于非命，209人受伤，纵火事件104宗，有21间房屋被焚毁、汽车被烧毁不下40辆，另有1605人在各项法令下被扣捕。

由于政府认为劳工党发起罢市应负最大责任，也就有更多的劳党干部被扣捕，并被警方查封了多个支区部。

1968年12月4日，劳工党有鉴于大批干部和党员陆续被捕，又有千人入狱，乃决定促请各级议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

1969年3月2日，劳工党决定杯葛大选。

1972年，劳工党注册被吊销，走完它充满血泪的历史篇章。

槟城总罢市使劳工党付出难以弥补的代价，甚至连党也不见了。但历史也为“大罢市”留下供后人研究的政治史料。这一段前尘往事谁是谁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政治有没有因之更和谐与平和呢？

刊登于2017年9月11日《光华日报》

外资与“殖民化”的争议

近年在外来投资方面出现政治上的争议，执政党认为引进中国的资金，共同推动马来西亚的基础建设及高楼物业与港口的兴建，有助旅游业的发展，更能进一步扩大马来西亚的出口市场。反对党则认为过快的发展和耗巨资的借贷将使马来西亚负担更多的外债；从而因为“债台高筑”造成国人的生活素质和水平下降；更有传言说此乃变相的殖民化我国，也有损国家主权云云。

究竟中国对马来西亚近年大展拳脚是什么大计划？而这些计划又对马来西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妨剖释其中荦荦大件的工程。其一是柔佛森林城市（或称碧桂园森林城市），位于柔佛的依斯干达特区，距离新加坡仅2公里，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是由中国碧桂园与马来西亚的人民集团合作，耗资1千亿美元。目前已有局部的试销点。一旦在20年内全面落实可以供70万人入住。

虽然雄心勃勃，在去年开盘的森林城市截至2016年杪，销售额已达218亿美元，其中90%的客户来自中国，但在今年4月突然宣布暂停接待客户，未再接受订购，理由是进行装修。

有消息说是水道引发的排泄问题，也可能会因之造成国际纠纷。这就是说，被誉为马来西亚深圳的森林城市发展已进入不稳定时期，前景不明。

其二是马六甲的皇京港。这个位于马六甲海峡战略地位的新城市和新海港，将由中国耗资3百亿令吉用20年发展。这之中除了能提升旅游业外，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保护马六甲海峡的基地，并能为来往的货船和油船提供补给及维修工程。有人也因之认为它可能会影响新加坡海港的服务业。

其三马中关丹产业园是与广西的钦州产业园相互呼应的。这是继新加坡在苏州开辟中新工业园及在天津开辟中新工业园之后的第三个国际工业园，在2012年举行推介礼。

根据官方消息，截至2016年底，先后有50多个项目落户在中马钦州产业园，总投资额超过280亿人民币。

至于位于关丹的马中产业园，据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透露，中国政府在2014年已批准中国企业耗资14亿美元在关丹建设一座年产350万吨钢铁炼化厂。此外也会有其它企业在马进行投资。

其四，黄惠康也披露，中国企业在大马的非金融类投资比2014年同期增长237%，若算上中国内地企业通过香港来马投资及中国企业在马并购投资，单单2015年中国在马来亚的投资总额将近200亿令吉。

这些计划包括中广核集团以98亿3千万令吉收购马来西亚的电力资产，实现马中两国在能源领域的“零”突破。还有中车集团在马投资1亿3千万美元建设东盟制造中心；信义玻璃/旗滨玻璃分别投资4亿美元和1亿9千万美元在马建造2家玻璃工厂。

晶科集团及晶澳集团则分别投资1亿美元和2亿2千万令吉在槟州兴建太阳能电池板厂；以及山东岱银集团投资2亿美元兴建纺纱基地，显示了中国已加快步伐在马来西亚大展拳脚。

其五，中国提供的550亿令吉贷款，是用以兴建从巴生港口直达东海岸的铁路（时速160公里），跨过彭亨、登嘉楼及吉兰丹三个州，以丹州的道北为终点。

这一条在今年8月推展的东海岸铁路除了会将马六甲海峡与南中国海通过铁道联系起来，对南中国海的稳定及马六甲海峡的和平大有帮助外，也会加速拉进西海岸与东海岸之间的距离；尤其对马中在关丹开发的产业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我们再加上马新两国的高铁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投入时代的行列，势将使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成为欧亚（包括东南亚）“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巴东勿刹进入勿洞再伸延至曼谷而通向昆明，就可以衔接全亚洲乃至通向欧洲的大陆了。

由于马中门户的开放，于2016年来马访问的中国游客已破200万人次，达到220万人次。中国也已成为大马东盟成员国以外最大的游客来源国。

虽然马中两国的贸易量在2016年比2015年下降1.8%，但仍维持在581.1亿美元的水平（因马币贬值所致）。由于国际经济复苏不明朗，也就不容易展望马中两国的贸易总额会在今年（2017年）达到1千600亿美元。这就需要双方增加投资数额来加强两国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企业原本在“大马城市”（位于新街场）投资的工程又告吹，其中留下的迷团也不易理解。

从上述来看，中国到了2015年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只不过是4亿8千9百万美元，占我国外来直接投资（FDI）的2.6%，又如何能“殖民化”马来西亚呢？不但在实质上不可能，即便在2016年及2017年投资额有所增加，也不可能损及国家的主权和领土。

一般上，土地拥有权在99年以内，有的更短在60、70年之间，而且投资下的硬体建筑又怎能拆走呢？

无可否认的，这些年来马来西亚与中国是走得比较近，从2005年获得中国提供8亿美元的贷款予马来西亚兴建第二槟城大桥起，两国已在各个领域上找到共同点，这包括去年破天荒的两次联合军演及马来西亚向中国订购潜艇，且会协助马来西亚兴建造船厂，说明了合作已到相互信任的程度。

尽管马来西亚与中国搞好关系，美国倒不担心马来西亚会一面倒向中国，再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订下本月会晤首相纳吉，反映出马来西亚将会保持它一向宣扬的中立与不结盟立场。

如果连美国也不认为马来西亚会被中国“殖民化”，马来西亚的人民又何必耿耿于怀而杞人忧天呢？这是不必要的，也是多虑的，只能视之为马中课题不幸成为政治角力的筹码。

刊登于2017年9月7日《东方日报》

一甲子不变的种族政治

我国独立60年了，我们的国家有了明显的改变吗？从物质上的改变，马来西亚确实进步很多；在精神面貌和智慧上，人民也因受过高深的教育变得聪明起来，甚至也踏上高科技的征程。

遗憾的是，60年了，我们依然生活在种族政治中。在很多方面，也是以种族作为重要标签。比如马来亚在争取自治和独立的过程，就以巫统扮演主导和决定性角色，因为英国只承认与巫统商谈自治的条件。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在日本投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英军就重临马来亚和新加坡。虽然曾在一个短时期允许马共公开活动，但英军的目的是要解除马共的威胁。于是在1946年有一个表扬和鼓励马共成员放下武器重返社会的仪式（说白了是招降仪式）。在当时有半数约6000人交出枪械，也有人领了勋章（陈平就是其中一个在新加坡领勋章的马共领袖），但仍有一半的人不交出武器，将之深埋森林之中。他们怀疑英军不会“真诚”地与马共合作。

就当时的国际政局而言，中国的国共内战再起（1946-1949），毛泽东领导的解放军已超越蒋介石的领导的国民军。

眼见中共部队在1948年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英国担心“骨牌理论”的效应，也就对马共采取更严厉的控制和镇压；尤其是英军于1948年2月1日与巫统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后，也就在马来亚筑起一道反共的壁垒。一方面在1948年6月20日将马共列为非法组织，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另一方面则将50万华人驱赶入用铁刺网围起来的新村。在两面夹攻下，英军取得了相对的优势。马华公会在这种情况下成立起来（1949年），以援助陷于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

在较早时，几乎和巫统同一年成立的是印度国大党（1946年）。这支政党原隶属印度尼赫鲁的国大党所领导，后来被尼赫鲁劝服转向关注本土政治。

这三个政党（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在1954年合组成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中大胜，竞选52席，赢得51席（另一半46名议员是由英国委任）。就这样，身为联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马来亚联合邦（自治邦）首席部长。

也是在这一年杪（1955年12月），东姑率领马华陈祯禄与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在华玲与马共代表团展开和谈。因为立场南辕北撤，谈判破裂（东姑坚持马共投诚；马共要求给予合法地位参加选举）。在各有坚持下，马共又回去森林打游击战（这一打又是41年，直到1989年马泰政府才在合艾与马共签署和平协议，结束森林战争）。

其实在战后马来亚已有种族倾向的政党成立，如在吡叻成立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1945-1950），由布哈鲁丁领导，具左翼思想，后被英军认为受共党渗透，予以封闭。

又比如在同年底在新加坡成立的“民主同盟”（1945-1948），领导人是菲立何亚琳、林建才及余柱业等，也被英军怀疑有共党参与，促其自动解散。

正因为种族政治在战后开了头，接下来的政党就不可避免地被归纳成种族性政党。

即便在五六十年代，有政治精英试图建构非种族性政党，但仍无法扭转局面，而是功败垂成。举例来说，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因不满巫统党内反对其开放门户，愤而脱离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1954年改名为国家党），打出非种族旗号，且委任橡胶大王连裕祥担任党副主席。

讵料在1955年普选中阴沟里翻船，全军覆没，迫使拿督翁在1959年大选后移师登嘉楼，走回马来种族政治路线，更骂马华企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廿个省。因为得到伊斯兰党的合作，国家党才取得1国4州议席（1962年拿督翁逝世，也就人亡政息）。

此外，在1951年由林苍祐成立的“急进党”；由费边主义英文教育者成立的“劳工党”（1951年）及1955年成立的左翼人民党。虽浮现非种族形象，但最终仍被视为种族倾向的政党，如急进党（1954年解散，林苍祐率党员加入马华）、如劳工党号称非种族的社会主义政党，结果还是以华社为立足点。1965年后，这个党走向街头斗争，杯葛1969年的大选，终于在1972年被吊销注册。还有人民党也以非种族姿态出现，但还是以种族为导向。1967年与劳工党分家是因为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而劳工党反对国语法案。自此之后，人民党走向马来社会，但无法取得突破。目前仍存在的人民党已属新的结构（在2003年时，赛胡申主席宣布解散人民党，集体加入公正党，但有部分党员未追随，以致留下尾巴，有人因而将之复苏起来）。

当马来亚进入六十年代时基本上以种族结构为导向，即使1963年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也无法将种族政治翻转过来。

在那个年代，左翼政党如马来亚的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新加坡社阵、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及汶莱人民党组成五邦社会主义阵线，大力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与印尼站在同一阵线，导致华人在1964年大选时，不支持左翼政党，也包括不支持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鼓吹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造成执政的联盟几乎大获全胜。

尽管国内外（印尼搞对抗；五邦左翼也搞对抗）有重重压力，马来西亚还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

但因为不是在8月31日，而是在9月16日，东马人民就“不承认”马来西亚是1957年8月31日独立的，也“不承认”8月31日是国庆日。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马来西亚仍然保持东西马之分。但无可否认的，在60年代及70年代乃至新近成立的政党都较为明显表现出种族色彩。

诸如1962年成立的“民主联合党”在1968年并入“民政党”，但它在加入国阵（1974年）后已是被视为华基政党。与此同时，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也在1970年加入联合政府后，同样被视为国阵内的华基政党。

在下来我们也看到1974年成立的社会正义党、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党虽标榜多元政党，但其种族痕迹依然抹不掉。在东马的政党也不例外。

即使在今日被视为最代表华社的“民主行动党”也是在1966年取代“人民行动党”后，走上了华基政党的道路。

就连近年成立的国家诚信党（由伊党分裂出来）（2015年）及土著团结党（2016年）也是离不开种族色彩。

因此一甲子的独立换来的是社会在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但换不掉和无法改变的是，种族政治成了我们不变的标签，我们仍然在原地踏步。

刊登于2017年9月4日《光华日报》

免费教育适可而止

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和系统基本上是完善的，除有收费的学前教育（一般孩童2岁以上就会被送去所谓的托儿所或安亲班学习）外，学童到了7岁父母便会为他们报读国内的小学（分类计有国民小学、国民型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及宗教学校等）。此外，近年来新崛起的国际学校也如雨后春笋普及起来，已经操作的有近百间，准备要操作的还有30间。如果以学生人数来看，国际学校的学生目前已达近7万名（这是包括小学和中学生）。在高收费下仍有这么多家长愿意将子女送进国际学校，是因为他们相信孩子接受的是素质教育，将来更有机会进入名牌大学而出人头地。

不过在另一方面，由于小学教育是免费的，也就有绝大多数的家长将子女送入这类学校。其中华文小学生也是有60万名学生，但有近20%是友族学生。虽然这些学生分布在1294间的华小受教育，但我国有超过35%的华小是属于微型的（学生不超过150人，共有455间）；更有微微小的（学生人数不到10名的有16所），也有106所的学生不超过30人。

如果以全国的小学生人数（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来算，我国有超过300万名的小学生（占人口的10%）。

此外在中学则实施五年制（从中一到中五），但绝大多数是进入国内的国民中学（约1700间）就读，只有约12万名进入国民型中学就读（约有79间）。

当他们考完SPM后，可以选择进入大学先修班（中六二年）。在考取STPM后，便可凭成绩进入国内大学或大专院校。

至于华文独立中学则有60间，学生人数约7万余名。因为独中是有收学费的，所以不算是免费教育。只有在政府学校攻读的学生才享受免费教育。估计这类的学生有200万名之数。

根据政府提供的数字显示，2017年（今年）的教育开支是439亿令吉，比2016年增加26亿令吉。但因为市场紧缩，政府也削减了一些方面的开销，比如在今年就无法拨款给国民型中学。在2015年时曾获得2500万令吉的拨款。

不过对华文小学还是维持5千万令吉的拨款，只是比起2012年及2013年的拨款少了一半（过去是1亿令吉）。

虽然我们对教育的开放，鼓励私人办学，以致在90年代后，国立大学及私立大学和外国大学分校纷纷设立起来。直到今天我们有20间国立大学，25间私立大学及超过20间大学学院和近10间外国大学的分校设立，还有我国也有超过400间的学院到处林立。

除了国立大学收费较廉宜外，其他大学/学院的收费比较高，但若与外国的大专教育收费作比较，马来西亚还是相对便宜的。

就拿国立大学来说，已有人提出索性也在大学提供免费教育。这些人是基于数十万人（60万人）欠高教贷学金（PTPTN）未还而提出干脆将欠款免掉，转成免费教育（约欠79亿令吉）。

可是国立大学原本的学费不高（本科生约每年6千令吉到1万令吉，有者超过万元令吉，视科目而定），比私立大学为低。这是因为政府已对大学提供95亿令吉的行政拨款及26亿令吉的发展拨款。

以学生人数计算，相等于每个大学生（国立）获得政府提供12188令吉的拨款（占总学费的90%），而学生所付的学费也不过是总开销的10%，当然国立大学收生也有限的。

在固打制下，若也提供免费教育就不一定让所有中下层阶级受惠，因为不论有钱没钱的一旦进入国立大学的一概不缴学费。这不但对在私立大学受教育的是不公平的，也显示不出对穷人的照顾。

这就是说，在我国有100万名大专生中，约有30万可进入国立大学，其他的就要付学费的。因此在这样的有公及私教育制度下，如果鼓励国立大学免学费，政府要付出的肯定超过百亿令吉（有人估算如果国立大学免学费，政府要多拿出17亿令吉来补贴）。看来还不是时候提供免费大学教育。

刊登于2017年9月4日《号外周报》第853期

“好心做坏事”？

《南洋商报》在今年8月28日发表的社论中提及“贷学金有无折扣都心烦”的主题中，将拖欠贷学金与大学生失业率高作“相提并论”是有一定的道理，也值得深思。似乎是说，失业了怎么还贷款？我想针对这个课题作出补充。

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初期，我国仅有一间国立的马来亚大学，能够入读的学生算是天之骄子。后来又增加理科大学、国民大学、布特拉大学、回教大学及工艺大学等。

在80年代之后，大专教育开始萌芽，先是开办学院式的双联课程，让学子受完学院的文凭班（Diploma）后，再赴西方的大学通过学分转移考取学位，这些学院也发展成大学，自行颁发各级学位。直到今天为止，马来西亚有20间国立大学、31间私立大学、5间大学学院、外国大学设分校有10间，再加上439所的学院（数目有所增减）。由此可见，这30年来，马来西亚的大专院校的成长速度可谓是“一日千里”，差不多每27万人就有一所大学。香港则有7间大学，即每1百万人有一间大学。

由于大专教育的普及也大大地提高了大学生的数目，以当下的情况计算，在大专院校深造的学生有100万人之众。也就是说，在200万名中学生的比率中，有约50%的中学生有机会接受大专教育，这不能不说是值得欣慰的事。

但是问题来了，政府和民间也感受到大学生需要较多的经费资助，如果没有设法减轻学子的经济负担，恐怕有许多人将无法完成大学教育。

先说各州政府的奖贷学金，只针对20间国立大学放贷。数目虽有限，但也面对问题。例如吡叻州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为止，州内共有4632人拖欠高教贷学金，累积的总额高达1741万令吉。为了鼓励还款，州政府从今年中开始至今年杪为止，凡是一次过还款者可获30%的折扣。如果欠款学生仍未有动静，政府将把欠款者列入黑名单。

有鉴于贷学金发放之不足，中央政府在1997年开始也给在国内深造的大学生/学院生提供贷款不论是公立或私立大专的院校。这项由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设立的贷学金直到今年正月份为止，总共发放487亿令吉给大学生。遗憾的是，政府至今只收回108亿令吉，尚有到期而未还款的数目有79亿。这些人共有60万名不但分文未还，也了无音讯。政府除了向欠款者发出律师信和向欠款人的服务机构索款外，也将这些人列入禁止出国的黑名单中。可是收效不大，政府惟有提供另类优惠，好像近年来政府提供还款有折扣或10%或20%，不敷之数或收不回的贷款，政府也会从纳税人的税务中抽取款项还给借贷单位的。因为它向公积金局、退休基金局及金融公司贷款，都是要付利息也一定要还的。如果借贷者不还款（因为一度曾甚嚣尘上借了钱可以不必还或慢慢拖款，十年八年才还），其结果就影响到后来的借贷者，本来贷款是好事，也因受惠者私心太重，变成“好心做坏事”。

结果不出所料，由于190万名借贷者中有60万名有借无还，也就从2015年开始迫使PTPTN减少对学生的借贷。原本一名学生可获一年1万令吉贷款，现已减成8千令吉或一年2万令吉的也减剩1万5千令吉或更少。

犹记得政府在提供PTPTN贷学金最初十年，许多学子已因较容易申请到贷学金，而且数目高，也就对社团提供的贷学金不感兴趣，造成不少社团不得不提高贷款额，从每年发放3千令吉到发放5千令吉或6千令吉不等，以弥补学费及生活费之不足。

但还是不少人借款不还，而累积一大笔数目，逼使一些社团停止再发贷学金或暂停颁发贷学金直到另行通知（如广东总会及潮州会馆等）。

正因为许多学生借贷不还，引致一些人曾针对大学教育应不应该免费作出分析。根据2017年的财政预算案，每名国立大学生（不包括技职和社区学院）可平均获得12188令吉的政府行政拨款，而高教部整体获得95亿令吉的行政拨款；发展拨款则是26亿令吉。

如果按照每位国立大学生的学费计算，政府只需要增17亿6000万令吉的拨款就可以给大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因为大学生只需要缴整大学费用的10%即可。

另一方面，国会议员黄基全的研究则发现每年有约19亿的拨款被挥霍乃至贪污而造成损失，比提供免费大专教育的数额还要多。

不过即便提供免费大学教育也会造成不平现象，有钱人与穷人之间就不应一律免费。

因此大学免费教育在目前来说是不必要的，政府及民间可以通过更好的途径来达致教育的普及与机会的均等。比如重新检讨PTPTN的贷款方式和还款方式，以更严格的手法防止漏洞和不法行为发生；更不允许贷而不还。

刊登于2017年9月4日《南洋商报》

公正党勿再节外生枝了

这一回是轮到人民公正党的内部发生问题，连同“希盟”的盟友如行动党和诚信党也发出质问，到底公正党与伊斯兰党接头是怎么一回事？

根据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说公正党与伊斯兰党的合作谈判只是两党之间的会谈，与希盟无关（这话带有矛盾和令人费解，公正党已是希盟一员，哪有无关的道理？）。

他更郑重强调，这不是他个人的倡议，而是党的决定。

另一方面，公正党的副主席拉菲兹也针对此事发表文告阐述事件的来龙去脉。支持与伊党接触的一派以阿兹敏为首，在中委内共占有18人；而反对与伊党接头的另一派以总秘书赛夫丁为首，在中委内共有22人。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拉菲兹公布的名单中并没有把3位重量级人物的“立场”表达出来，他们是安华（实权领袖）、旺阿兹莎（党主席）及努鲁依莎（副主席）。

根据拉菲兹的说法，旺阿兹莎身为党主席避免偏颇任何一派。

换句话说，旺阿兹莎没有作直接的表态，自然有她的难处，也就反映出安华的态度可能是较倾向和谐与同舟共济的。但拉菲兹并未说党已决定派阿兹敏接触伊党。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安华曾力促不要与伊党切断关系；马哈迪在较早时也表态希望伊党加入希盟共同应对国阵。可惜伊党不卖账，干脆拒绝与公正党合作。

就不知道为什么在最近时期，旺阿兹莎和阿兹敏有联袂到医院探访卧病的伊党主席哈迪阿旺，而且还刊出新闻？这只能说，公正党不希望伊党的“我行我素”影响和破坏了希盟夺权大计。因此希望伊党能客观分析选情，不要意气用事演成三角战而导致希盟失掉雪州政权，同时也会挫折伊党在雪州的势力。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是公正党不愿看到的；尤其是安华。毕竟他从一开始（1998年革职后搞起“烈火莫熄”的运动），就主张与伊党合作。他的这一分析印证了1999年、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在反对党在合作底下，取得了亮丽的成绩。

为此安华也不计前嫌（伊党在2015年也通过大会与公正党断交），或默许派出阿兹敏伸出橄榄枝。其结果是各方不讨好，不但伊党不积极回应，也认为是公正党一厢情愿。因此伊党趁机公布将在雪州攻打42个席位（总共有56席）。这意味着伊党将会全面向希盟开战，至于它如何与巫统“协调”？就不得而知。

如今除了伊党没有兴趣与公正党合作外，公正党也面对行动党和诚信党的质问。如果公正党能单独与伊党私下达成“君子协定”，肯定不能被希盟所接受，这一定会在行动党及诚信党内掀起风浪。

毕竟行动党已和伊党公开撕破脸皮，不可能再有任何瓜葛；而诚信党脱胎于伊斯兰党，哪会与伊党“同床异梦”？

剩下来的自然是土著团结党也不会同意与伊党合作；若再加上公正党内因之分裂或分成两派，岂不是自找麻烦？

其实在今时今日来说，反对党的结构已有一定的变化，例如马哈迪另成立土著团结党（2016年），而且也加入希盟（希望联盟），更成为希盟的“最高领袖”后，自然是不能同意伊党搅局。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马哈迪与伊党的关系也有紧张；尤其是针对1985年发生的华玲默玛里悲剧，伊党的哈迪阿旺与马哈迪也各有指责。

另一个由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提出希盟缺少印裔代表担任副主席（她认为行动党的古拉担任财政只是象征意义，不具实质意义）也只得重视（虽然这也间接说明种族政治挥之不去，但这又是社会的现实）。

另一方面，伊党已不再相信重返反对党阵营会有所突破，它已知道和明白，在土团党及诚信党面前它已不可能声称是代表马来人的老大。

还有伊党若继续留在反对党阵线，它的宗教立场不可能在希盟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然敢在2013年反对安华/旺阿兹莎出任雪州州务大臣，也就对安华的顾忌大大减少了，甚至摆出不服气的姿态。

伊党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自我孤立，又与巫统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就是它相信巫统对伊党的需要比希盟对伊党的需要来得更大和更明显。

别的不说，单就回教刑法的推进，也让伊党看到进一步“回教化”的曙光。

有鉴于反对党组成的希盟仍未在战略上达成共识，也就不大可能按照所谓的“民意测验”来分析朝野的支持力量。例如林吉祥的5（华人再支持希盟多5%）+10（马来人支持希盟增加10%到30%以上）及15（吉兰丹和登嘉楼若增加15%的马来票转向希盟），则伊党将失去丹州政权，也不可能夺回登州政权。

还有另一个林吉祥的推算法是若在吉打多两个州议席给行动党（因公正党在2013年败给国阵），则可以协助希盟夺回吉打州政权。

当然他所说的局面是没有伊党在内，但伊党主席不断夸海口说反对党有今日的地位，伊当贡献巨大。如果没有伊党的合作，从“民联”到“希盟”不会有今天的势力。

因此公正党有需要及快与伊党做个了断，不要再拖泥带水。只有与希盟站在一起才能面对国阵强大的挑战。

不论是安华或阿兹敏，与伊党分道扬镳已成不争的事实。公正党和希盟已不能再有任何幻想了，就让第14届大选来证明是伊党强大或希盟能有所突破？

刊登于2017年8月31日《东方日报》

非土著争做土著？

随着首相纳吉于7月18日于印裔穆斯林组织联合会（Permin）开斋晚宴上宣布将讨论和研究如何落实把印裔穆斯林列为土著之后，又在8月23日出现旅游及文化部长纳斯里说，峇峇娘惹或侨生申请土著地位并没有问题。若有需要，他将协助提呈有关要求。理由是峇峇娘惹在马来西亚已生活了500年，成为土著应该没有问题。

纳斯里是在马六甲海峡华人珠宝博物馆主持唐玉琼所编著的《马六甲海峡华人珠宝手册》推介礼时这样说。

究竟什么是“土著”？为什么许多人争着要成为土著？当了土著之后又怎样？这一系列的问题有需要回顾英国于1786年占有槟榔屿及后来的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和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之后的各种变化。因为英殖民政府采取开放政策欢迎来自海外的移民，也就逐渐地形成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但不可否认的是来自马来半岛、印尼和阿拉伯的族群也在15世纪成立了马六甲王朝，并带来了回教文明。虽然在16世纪起，葡萄牙、荷兰及英国和日本先后占领马来半岛和东马，但没有太大影响马来人及原住民的生活和传承他们的宗教。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终于发现马来人强烈地反对英国要实施的“马来联邦”宪政（Malayan Union），因为这部宪政没有提及苏丹及马来人的地位。在拿督翁领导马来人大团结声中“巫统”乃告诞生（1946年）。这个政党也获得英国的承认而重新谈判制定新的宪政。经过双方推敲后，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取代“马来联邦”。

在这份协定中，有特别列出“马来人”的定义和他们的特别地位。其中一则条文这样说：“马来人指信仰回教，习惯于讲马来话及遵守马来习俗者（今天已成为宪法第160条文）。一旦被确定为马来人的身份，他们便享有特殊地位，即受到政府的保护。

虽然在1948年后，“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已成为朝向自治邦的“宪法”，但新加坡却被切割开来，继续直接由英国掌控；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也继续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过各州的苏丹拥有对回教事务的管治权。

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于1948年签署的协定成为马来亚宪法的蓝本。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也保留了马来人的定义和地位，但也增加了对东马土著的保护。

因此今日的马来西亚宪法第153条这样规定：最高元首必须有责任依据本条之规定保护马来人与沙巴州或砂拉越州土著之特殊地位，以及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

换句话说，马来人的特殊地位也扩大到东马的原住民，他们一概被视为土著，成了被照顾的一群；尤其是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后，许多人都希望成为马来人或土著以享有特定的利益。

不过在所说的“马来人”及“土著”的定义中，并不包括华人和印度人，因此他们不列为“特殊地位”的族群。

其实马来人也好，土著也好，他们在宪法上不论是“政治身份概念”或是“种族身份的概念”，都被列为有需要保护的弱势者。

为此，身为回教徒的印裔人也不间断争取成为“土著”，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符合条件，却因法律限制或政治因素被排斥在外。

如今虽然纳吉有答应为他们“正身”，但其中的程序也不是简单的。首先的一个问题是，究竟印裔回教徒有多少人？

根据Permin 主席说，在大马共有150万印裔回教徒，但马来西亚的印裔也只有200万人，如果说有150万印裔回教徒，那只剩下50万人是非回教徒？

事实上有学者认为这种算法被认为是过多的，顶多有50万或60万人，而这些人之中有些已因通婚或已几代相传而成为马来人，不再列为印裔人，数目是这样累积起来的。

由于不是概括所有印裔人，所以其中部分印裔被列入“土著”的道路还有一段长距离，不是近期可以达致的。

另一方面，峇峇娘惹是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少数“英化华裔”，他们基本上受英文教育，但家中保留华人的某些传统。

在战后有一批从英国留学归来的“精英”认为他们心属英伦，也认为“英国是祖国”，便理直气壮要英国承认他们是英籍民或拿英国护照的身份。

可惜英国不接受这种要求，导致这些“精英”只能以华人身份回到华社和参加政党，因为没有所谓“峇峇娘惹”党，只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极少数人，也就成不了大事，最终只能以华人相认。从陈祯禄到陈修信；从林苍祐到王保尼都属于这类的政治领袖。他们在过去和现在也没有要求列为“土著”，也知道在此时即使列为“土著”，也不会得到特别的好处。

就不知道为何纳斯里心血来潮，弄出这么一个“政治戏码”来？让人一时难以消化。

其实在国家独立60年后，所有的马来西亚人都是土著，还要制造什么“特殊族群”呢？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刊登于2017年8月28日《光华日报》

回归廿年强化监控 （天下纵横）

香港三名反现制的青年黄之锋（众志党秘书长）、罗冠聪（主席）和周永康（学联前秘书长）于8月17日在香港高等法庭被判“重刑”，分别入狱6个月、8个月及7个月，即时执行。

它们是因为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前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政府总部东翼广场）（9月26日）而被捕。

这三人在2016年被起诉非法集会而各被判处80及12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周永康则因已获外国大学录取，只被判缓刑一年，但律政司不满轻判，乃提出上诉要求复核刑期，结果近日被判上述之“重刑”。

《纽约时报》在第一时间发表社论指说这三个人将可能成为首批入狱的“政治犯”，也将会是香港历史的分水岭，引发更多人对中国治港的想法。

英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支持香港的年青人就政治议题发声，并重申他们支持港人享有和平示威权利，而法治是香港的根基。

这意味着西方国家支持香港的民间运动，以向中国施压。不过英国并不支持港人搞“港独”。末代总督彭定康说搞港独是死路一条。

这些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游蕙祯及梁颂恒，及后来的4位被取消议员资格的社民连的梁国雄（长毛）、众志（党）的罗冠聪、刘小丽和姚松炎，他们同声指责人大释法公然改写香港选举结果。他们在上诉的同时也不反对补选。

不过他们并不对新特首林郑月娥说（在补选安排方面）“政府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言词表示重视，形容是“口惠而实不至”。例如游和梁的议席已悬空超过半年，政府有责任进行补选。

针对未来的动向，这批人不否定日后会合并起来重夺议席。

虽然游及梁仍有最后的机会上诉到终极上诉院，但如果不成功，他们将可能无法承担巨额的诉讼费而宣告破产。

尽管一些香港的年青一代与中国母体是越来越远的距离，但不争的事实是香港已回归中国，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可以允许香港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50年，但它不允许利用香港作为“反共和反华”的基地；更不能容忍出任香港特首及立法议员者随时随地反中国。中央指出仍不支持特首直选是因为担心选出来的特首与中央政府站在对立面。

同时被选民选出来的立法议员也要按规章行事，依据原定的词语宣誓，绝不允许自创誓言和口出污言，辱及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颜面。

因此中国政府除了要消除香港一些人在民主的遮掩下可以出版各式各样讽刺和侮辱中国领导人的书外（在近年已有一些相关人士在香港被带走），也开始对年青议员施予较严的法律。港府认为若容许议员我行我素，出口伤人或公然在议会内演铁公鸡（一如台湾），则香港更不可能有法治社会的出现。

有人指出即便在中国的法律下，与西方的法律有些距离，但香港人民可以集思广益，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民主和自由。在立法议会内，除了宣誓词是一致外，接下来议员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畅所欲言。

虽然香港的民主不是单行线只向西方看齐，而是可以将中国的律法加入东西方的价值，使之能在伸张正义和捍卫真理下形成一个被全民接受的体制，岂不更为务实？

否则双方对峙到底，又怎么创造一个真正的“东方明珠”？

刊登于2017年8月28日《号外周报》第852期

“默玛里事件”的省思

8月13日的下午，在沙亚南拉惹慕达慕沙礼堂有一场由土著团结党青年团主办的《毫无隐瞒2.0论坛》，主讲人是反对党“希盟”的领袖前首相马哈迪，他也是土著团结党的名誉主席。

不料在答问阶段，有听众提及1985年11月19日发生的默玛里悲剧，导致论坛起骚乱，但不幸又牵涉到政府说要设立调查庭调查当年的“默玛里悲剧”。

究竟“默玛里悲剧”是怎么一回事？而它为何直到今天（已经过了32年）还被认为是“重要的课题”？

先说说事件发生的背景：“513”事件过后，敦拉萨拜相（1970年）。1974年伊斯兰党加入国阵，但在1977年，巫统与伊党因吉兰丹州州务大臣纳西（伊党要求撤换，巫统坚持不换）起冲突，导致伊党被开除出国阵，更因丹州发生暴力事件而被中央接管州政权。

趁伊党元气大伤，中央在1978年3月先在丹州举行闪电州选，一举击败伊党（只剩两名州议员），而首次由国阵（巫统）执政。接着在同年7月的全国大选伊党又再受挫（国席剩下6席，原本是13席）。

在连串打击下，伊党更换尤索拉哇出任党主席(1983年），也委任哈迪阿旺出任登嘉楼伊党主席（2002年升任全国主席至今），他们抛弃了原主席阿斯里的民族主义路线，逐步走向宗教政治；尤其是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进一步刺激伊党向伊朗看齐（不过因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绝大多数是逊尼派，不可能与伊朗的什叶派有任何瓜葛）。

在这样的变化下，从埃及阿扎哈大学毕业回来的哈迪阿旺以登州伊党主席的身份在1981年发表了著名的“哈迪阿旺的训示”（Amanat Haji Abdul Hadi）。他说伊党与巫统对抗，是因为后者延续了“殖民地时代的宪法”和“异教徒的法律”，故与之为敌和斗争是进行“圣战”。如果在斗争中死亡，我们将成为殉教的烈士。

在此之前，有一位宗教导师加入了伊党，这个人就是“默玛里事件”的主角依布拉欣马莫（Ibrahim Mahmood）（1942-1985）。他出生在默玛里。中小学在吉打受宗教教育，及后他出国深造（利比亚和印度），最后在开罗的阿扎哈大学完成学业。

1974年依布拉欣马莫学成归来，刚巧碰上安华领导的反饥饿运动（在华玲）他也参与其中。

不久他进入首相署宗教部门任职。因为曾在利比亚留学，因此他又被当地人民称为依布拉欣利比亚（Ibrahim Libya）。1976年他辞卸政府工作，在默玛里开办了Islahiah Diniah宗教学校。

根据依布拉欣马莫的追随者尤索夫胡欣（Yusof Husin）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描述依布拉欣马莫：他是一位有超凡魅力的演说家，他善用其天赋激发默玛里的宗教复兴。1978年，他参加华玲巴由州议席选举，获5081票，输给巫统候选人（6169票）。在1982年，他仍然在同区以伊党候选人身份参选，可惜仅以100票之差再次落选。因为他具有煽动力，思想过于偏激，回教局开始限制他在回教堂开讲，也不准再在媒体亮相。

慕沙希淡（前副首相及内政部长）（1981-1986）在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Frankly Speaking）中有一章专门讲述默玛里的悲剧。

慕沙希淡这样说：“本来警方已订在1984年9月2日逮捕依布拉欣马莫，但被挫败，因有百名支持者护着他。在警方被喻令不准用武力下，只好撤退。较后警方数度要逮捕他，也不能成事”。

最后政府决定动用576名警察包围依布拉欣马莫的住家，日期是1985年11月19日凌晨开始。在拒捕和一连串攻击下，悲剧终于发生。有14平民被击毙，包括依布拉欣马莫，另有4名警员殉职，总共18人丧命；此外有23名警员及14位平民受伤，及后有159人被扣捕，包括妇女和孩童。最后只有36人在内安法令下被拘留约半年之久。

由于事态严重，政府在1986年又发表第二份白皮书（1984年曾发表第一份白皮书），阐述事件的始末。但慕沙的回忆录是为自己洗清冤情，因为在此事件后，他被指为“幕后黑手”，直到2014年，他才抖出真相。

不论此事件如何表白和厘清，也成为巫统与伊党解不开的历史恩怨，其中牵涉的人自然包括首相马哈迪在内。

由于近年来马哈迪身份有变，从执政党到反对党，默玛里悲剧也就成为剑指马哈迪的课题。历史有时就这样被巧妙地摆上政治舞台。无论如何，这宗悲剧还是值得省思的，因为它涉及宗教走向激进的道路。

刊登于2017年8月28日《南洋商报》

林吉祥VS邓章耀 （直挂云帆）

很难想象林吉祥会与邓章耀扛上，因为这是“两代人”的恩怨，而且也没有理由再重新上演90年代“王对王”的戏码。因此对于突然间冒出邓章耀要斗林吉祥的“轰动性”新闻，很多人会问为什么？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林吉祥这个人。生于1941年而在1965年从政，成为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蒂凡那的政治秘书。也是在这一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蒂凡那则留在马来西亚忙于注册新党取代人民行动党。

1966年民主行动党获准注册后，蒂凡那出任秘书长。

1968年由吴福源（1935年出生）取代蒂凡那成为秘书长，林吉祥被选为组织秘书。后者也在同年被党委派参加文良港州议席补选，虽败下阵来但人气急升。1969年参加大选胜出（行动党共赢得13个国席及31个州议席，势力直逼马华。那一年马华也只赢得13个国席）。大选投票三天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林吉祥在5月18日从新加坡返隆后即被扣捕。

与此同时，吴福源也担心被捕，在同年10月辞卸秘书长，党另选林吉祥出任秘书长（因身陷囹圄，暂由副秘书长范俊登任代秘书长）。翌年10月1日，林吉祥获释，开始了他在行动党长达30年的强势领导（1969-1999），后才由郭金福接任秘书长，而他本人则转任党主席。

在林吉祥的30年南征北伐的生涯中，他的政途是跌宕起伏的，而且也不时有出其不意的战略向敌手宣战。

邓章耀生于1964年，在襁褓时期，林吉祥已是政坛风云人物。当邓在1991年参加民政党时，林吉祥已在槟州崛起成为“政治明星”（在1986年开展丹绒一役，在丹绒区击败许子根，行动党首次在槟赢得10个州议席。1990年大选开展丹绒二役，林吉祥更上一层楼，他不但击败时任首席部长的林苍祐，而且在槟州议会内拥有14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执政）。

从那个时候开始，民主行动党人认定林吉祥将是下一任的首席部长，因此揶揄取代林苍祐出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是个没有实权的首席部长，听命于巫统（那一年巫统拥有12席，民政党只有7席，国阵以19席执政）。

从这样看来，邓章耀加入民政党时，这个党已是处于低潮，也对行动党的来势汹汹十分警惕。此时的邓章耀刚被委为槟岛市议员（1992-1995），算是芝麻小官，无法望林吉祥的项背。所以两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邓章耀是谁？也许林吉祥那时还不认识。他在1995年的大选（开展丹绒三役）只把目标镇定在首席部长职，因此又再一次重演“王对王”的决一死战。但这一回是林吉祥斗许子根。

讵料这一年的大选林吉祥在阴沟里翻船，输给许子根，而行动党州议员也只剩下1席（章瑛），他本身只保住丹绒国席，却输掉州议席。这对有意夺取槟州政权的行动党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为此林吉祥也宣布没有“丹绒四役”了。

另一方面，邓章耀却在1995年的大选中，在巴当歌打区击败卡巴星而首次当选州议员。巴当哥打一向是林苍祐的选区，直到1990年大选才被林吉祥拿下；而在1995年大选时，林让位于卡巴星，自行转到植物园去对垒丁福南而败下阵来。在那之后，林吉祥应该知道谁是邓章耀了。

两年之后（1997年），邓章耀被委为首席部长许子根的政治秘书。

当安华跌马后，马哈迪宣布在1999年举行大选。虽然安华的公正党与林吉祥的行动党及法兹诺的伊斯兰党三结合成“替代阵线”，但除了伊党崛起成大赢家外（夺得丹登州政权，有27名国会议员），公正党（只赢得6个国席）及行动党（只赢得10个国席）都是输家。尤其是林吉祥和卡巴星双双首次上演滑铁卢，失掉国会议席。

林吉祥大意失荆州（放弃其保有的丹绒国席，交由曹观友上阵，而其本身转战升旗山国席，只以百余票输给谢宽泰）后，其在党内也面对各种压力。因此在1999年卸下秘书长职，改任党主席。从1999年到2004年，林吉祥是唯一一次没有议员的光环。

在失落和伤心之下，林吉祥告别槟州政坛，在2004年时转到怡保出征再站起来。不过这一年的大选仍是国阵的天下，大选吹起阿都拉旋风（在2003年取代卸任的马哈迪成为第五任首相），民主行动党在槟州依然只保有1个州议席。此时的邓章耀已跃升为州行政议员。

来到2008年的大选，情势也有意想不到的变化。一边是国阵在阿都拉统领下，打乱了民政党的排阵。许子根在情势有变下选择攻打国席（峇都加湾），也通过党内（包括党顾问林敬益的影响）的安排，挑了丁福南成为下届首长，并没有给机会予谢宽泰。就这样谢打回国席，丁则等着连升三级。 意想不到的是，首相阿都拉在提名后直接电告邓章耀，由他代替许子根出任首长。

这一下子，民政党上层起内讧，丁福南和李家全也冲着许子根而质问为何会这样？许子根也感到错愕。在矛盾无从打开下，许子根只好宣布待大选后才定首长人选。也许是民政“内斗”忘外敌，也许是民心思变，最终两个人都没有上位，换了行动党林冠英出任首席部长。

另一边的反对党也由于安华在场指挥大选，又马不停蹄四处演讲，士气上升。原本行动党也比较低调，希望能拿下5/6席。但此时行动党领军的人已不是林吉祥，而是林冠英。结果平地一声雷，在2008年的大选五个州竟然变了天，民政及马华在槟全归零，国阵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

当2013年的大选时，民政和马华不但翻不了身，也失掉较多的议席。邓章耀在心灰意冷下，沉静一个时期，直到后来又被纳吉首相再委为槟州国阵主席。

今天，在林吉祥这个课题上，邓章耀是抓住了机会又再成为焦点人物，也达到挑战林吉祥来槟城上阵的目的。但不论邓章耀到行动党强区向林吉祥叫阵是否成真，他至少已先改变民政党中央对他另眼相看；从不支持他出征到全力支持他与林吉祥周旋。这一回，邓章耀扳回一局。

刊登于2017年8月24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