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洗牌越洗越乱

经过509大选后，马来西亚政党政治首次面临预想不到的交叉大洗礼。这种洗礼远比五十年代的政党合作来得复杂（当年是右翼政党、即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合作和左翼政党劳工党、人民党及回教党的暗中合作）；也比六十年代政党政治陷入三角战来得尖锐（第一方是右翼的联盟及第二方是左翼的社阵和第三方是人民行动党的第三势力插足其中）。

七十年代的政党被收编是联盟易帜成国阵的“丰收”，反对党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即使东姑拉沙里在九十年代另组团队直扑马哈迪地盘，也还是功败垂成。

到了21世纪，变成安华与马哈迪的斗争；继后是阿都拉与安华交手；更进一步演变成安华与纳吉斗争一争高下，直到2018年才又换上马哈迪斗纳吉。

老实说，在21世纪之后，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口号打动人心，而不是用政治路线和理念来争取民心。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引证此说。在2004年，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不约而同脱掉“社会主义”大衣，转而鼓吹社会正义。因为苏联的解体（1990年）使到社会主义黯然失色。

同样的，在2003年，左翼的人民党也并入国民公正党而成为人民公正党（不论后来因合并得不完整，以致人民党至今被保留下来，但社会主义也不见了）。这意味着一向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赛胡申阿里在现实底下不得不改换跑道，成了“社会正义”的一员。

正因为赛胡申阿里有此政治背景，所以吉兰丹的伊斯兰党“不欢迎”有“社会主义”背景的人来吉兰丹参选（2004年），后者也就放 弃了参选。

赛胡申的失落和同一时期安华的公正党接纳“社会主义者”代表公正党出征，只是显示安华也不排斥社会主义，但不等于认同。因此来到2018年，安华的公正党不再接受“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后者也只得自行参战，结果逢战必败。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过时，没有市场了。因此反对党也只能形成一个不重理念的阵线与国阵正面交锋。这之中也反映出安华的公正党也悄然改变。即使是“不共戴天”的政敌（马哈迪）也能化敌为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纳吉所代表的国阵保守势力，包括对巫统投下不信任票。正好1MDB的案件不断沸腾，也就给马哈迪一个大好机会，把政局扭转过来。

但政权的轮替和改变不意味着制度的改变，只是意味着人事的变动和策略的调整。资本主义政党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政党，既不是制度的改变，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今日的马哈迪与过去的马哈迪有分别吗？

就在土团党兴致勃勃大开方便之门，准备将巫统瓦解时，却有另一个机会给巫统带来生机。从金马仑国席及士毛月州席补选全归巫统胜出后，巫统不但可止住退党潮，而且可以借此机会重整巫统的形象。虽然纳吉在两场补选的出力有目共睹，但因官司缠身也可能遭遇束缚。同时伊党的支持也是致胜的关键。

同样的，下来的晏斗州议席补选虽然在509时公正党候选人被拒绝提名，也经过统计，在509开票当晚，晏斗区的国会候选人在得票上，公正党得8113张票、巫统得7654张票、伊党得票751张票。

若是以此作为标准，希盟将有机会在补选中胜出，只是在变动的形势下和在巫伊的合作下，巫统要在马来人占50%以上的选区胜出也不是难事。这就会逼使希盟也打种族宗教牌。阿兹敏的言论就是一个例子。

可是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怪马华要脱离国阵，因为巫统不准备换掉国阵，也希望马华和国大党继续留下来。但如果巫统没有改头换面，又公开与伊党合作，则置马华和国大党于何地位？

很显然的，国阵的成立（1974年）曾引起马华的不悦。在增加成员党后，马华的代表性进一步削弱。不过今天不是讨论党的代表性问题，而是马华及国大党是否能采取巫统一边与伊党合作，又与马华及国大党合作？以减少磨擦与矛盾。

今天看来，马华及国大党也缺乏马来人及土著的结盟，因此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又成为马华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

若万一真的找不到适当的合伙人，马华也许可仿效早期的行动党，在华社搞起热潮，也不会一无所有。

无论如何，朝野政党的洗牌和相互丢牌都不会带来大改变，反而因为种族及宗教政治的抬头，令人有些坐立不安，也觉得越洗牌越混淆。

刊登于2019年3月11日《南洋商报》

士毛月补选带来的隐忧

雪兰莪士毛月州议席的补选成绩出炉虽改变不了什么，也不太令人意料之外，因为这个选区已成为马来选区，而且胜负在于马来票倾向哪一方？结果是巫统候选人扎卡利亚脱颖而出，以19780票取胜；而对手是土团党（希盟）的莫哈末艾曼，获得17866张票，较巫统（国阵）少了1914张票。这意味着马来票已回流巫统，包括伊斯兰党的“铁票”也转投巫统。至于社会主义党的聂阿智及独立人士关志雄分别得847张票及725张票，按柜金皆被没收。

因此希盟领袖马哈迪首相说，这与巫统和伊党的合作及希盟未能在短期内兑现竞选宣言有关。

不过马哈迪则认为，伊党只能在补选时与巫统合作，来到大选时它们就会分裂，不然伊党在合作底下将一无所有。我们也走着瞧。

当然他也指责有人在补选期间煽起宗教课题，甚至有人扬言要举办大型的集会来抗议有人对回教的不敬。

对此，经济部长阿兹敏主张希盟政府致力于兑现承诺；尤其是马来土著议程，以便它（希盟）可以成为马来选民的首选。

他认为士毛月补选的失败对希盟是一个警钟，不能将失败归咎他人。因此有需要通过经济行动理事会来减少家庭开支、提高工资及增加居者有其屋的数目。

以此来分析，士毛月的补选也反映出宗教及种族依然是政治斗争中的大课题。这其中的奥妙是通过经济行动理事会来改善马来人及土著的生活，而恰好安华不在这理事会内。若是安华持续徘徊在边缘，难免会有诸多负面揣测产生。

巧合的是，安华也即刻反驳阿兹敏，指后者所言非希盟议程，只是其个人的看法，希盟不会走种族主义路线。这意味着安华与阿兹敏的矛盾再次扩大。

另一方面，在补选期间伊党挑起希盟将对马哈迪投不信任动议是有其用意的；尤其它声称会支持马哈迪任完相期。

这种捕风捉影的传言自然找不到依据，但伊党对安华的打击又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在2013年大选前，伊斯兰党就与公正党争夺相位，不再视安华为共主。

在近期，伊斯兰党靠向马哈迪及排斥安华。只能解释为伊党希望用现有的政治势力再与马哈迪合作，以换取政治权力（组织联合政府或让伊党参加中央事务），进而能看到伊党的重要性：若倒向巫统就是巫统有机会翻身；若倒向土团党就可强化土团党在希盟内的政治地位，更会名正言顺取代巫统在马来社会的领导地位。

这就是伊党当下的政治筹码，也是在509大选后伊党开展的第一个突破性的战略。先在希盟中挑起矛盾，继在马来社会中提出伊党、巫统及土团党合作的建议（由丹州大臣已故聂阿兹的儿子聂阿都提出。这之中既没有公正党也没有诚信党，当然更不会有行动党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路线图来鼓起“新马来西亚”概念，那无疑是企图回到九十年代“新马来人”（前雪州大臣莫哈末泰益所创导）的思维来确定马来人及土著应有的地位。其结果是不了了之。

因为巫统已有这样的议程，无需伊党作出修改，除非伊党有足够的影响力，否则它不会屈居在巫统门下。

这也是为什么在2018年大选时，伊党共派出155名国会候选人，就是要展示伊党不靠巫统或土团党及公正党合作，也能独当一面（哈迪阿旺就具有信心能成功夺得40个国会议席成为造王者），结果让他十分失望，伊党只拥有18个国会议席，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贸贸然转向支持巫统，又看不到未来；转向支持土团党又不知道会否受重视？直到金马仑国席及士毛月州席补选来临之际，伊党才在正确的时刻打出马来牌，也告诉希盟离开了伊党，胜利不是可以被保证的。如今则提前暴露了在大选未及一年内就有许多情况已未尽如民间所期待的，而是天天有负面的消息传播，一边是巫统出现退党潮，被希盟大力吸收。另一边是希盟内部斗争“白热化”，包括安华与阿兹敏的较量。

如果我们看看士毛月选区的选民结构的变动，就可一目了然它已从一个混合选区变成了马来人选区。

在2004年时，选民只有25018名，其中马来人53%、华人30%及印度人16%，可以勉强说得上是以马来人为主的混合选区。这一年，巫统候选人阿末古尼斯以13280票胜出，伊斯兰党的凯鲁丁得5424票，多数票是7855张。

到了2008年的大选，此州议席的选民增至28203名，其中马来人54%、华人29%、印度人17%。结果巫统的约翰阿兹斯以11588张票胜出，公正党的阿鲁契瓦（属于社会主义党，借公正党旗帜上阵）得10448张票，多数票是1140张。

在2013年时，选民跃增至42344人，计马来人56%、华人25%及印度人17%。巫统候选人约翰阿兹斯得票17616张胜出，多数票是4145张，公正党候选人哈米迪得票13471张及社会主义党阿鲁契瓦得票5568张。

在2018年时，选民又跃增万逾人，共53257名，其中马来人68%、华人17%及印度人14%。

这一年，土团党候选人峇迪亚得票23428张胜出，多数票是8956张，巫统候选人约翰阿兹斯得票14464张、伊党候选人沙尼努得票6966张及社会主义党阿鲁契瓦得票1293张。这其中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党的得票越来越少，伊党势力不可忽视。

来到今次的补选，选民人数53411（与2018年时人数相差不多），其中马来人67.8%、华人17%及印度人13.8%。

这种结构也反映出只有巫统或土团党的候选人才有机会出线。

就此，我们的初步结论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在国家独立60年后，依然打不破种族和宗教的藩篱，希盟也该好好地反省和检讨了。

刊登于2019年3月7日《东方日报》

朝野阵线的暧昧关系

马来西亚政治不论朝野都在进行洗牌和变化，而且已能看到当中改变的轮廓，但彼此之间的暧昧关系又是不言而喻的。

先说从独立就执政到2018年的国阵（1974年前称为联盟）。经过2018年509洗礼后，不但失掉中央政权，而且党组织也支离破碎，面临被瓦解的危机。这是执政60年后的国阵首次发生变天的大事。从中崛起的竟是一向在野而且有者是脱离执政党另立反对党的组合。没有人想到一个组织不够坚实，同时矛盾也多的反对党联盟能一举让天地旋转，来一个改朝换代？

但这是“改朝换代”吗？是“变天”吗？还是“轮替制”的开始？没有人能提供正确的答案，只能是各说各话。

从1954年起，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共组成“联盟” （Alliance），标志是帆船。此后联盟一直所向披靡，即使在1958年联盟曾面对分裂危机。先是东姑不接受林苍祐派（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提出的参选40个国席的要求，以便在修宪时需要先与马华磋商。巫统认为它要求过高，拒绝林苍祐派，后是转向与陈修信派合作。

这一年的选举，东姑自行宣布联盟候选人名单，其中马华只分得31席，林苍祐榜上无名，陈修信派占上风。林苍祐派的失势与失败也标志着马华妥协政治的开始，甚至连出席联盟工作会议的马华代表也只剩下5名，巫统保留6个及国大党2个。

另一方面，巫统在1963年时也面对第二次分裂，有左翼思想的农长阿都亚兹被排出巫统而自行成立国民议会党。这个政党在1964年大选时，以社阵的旗帜参加大选，也就是说它加入了社会主义阵线（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可惜因面临马印对抗（因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刺激印尼苏卡诺总统与马来西亚断交），导致所有反对党在1964年的大选中铩羽而归，包括在1964年象征式参加大选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不例外。

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与联盟关系紧张，于是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

因为这一转变，由李光耀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团总）也胎死腹中，包括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也失去政治方向。

直到1968年，由陈志勤及王赓武组成的民政党邀林苍祐加入，也就造成整个民主联合党（1961年成立）全数加入民政党。结果在1969年的大选政局一片混淆，引发种族冲突，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是为“513”事件）。

但这种改变也给巫统另一个洗牌机会。其一是敦拉萨出任首相（1970年，东姑退休）；其二是收编反对党加入执政集团，包括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其三是敦拉萨率团赴北京与中国建交（1974年），大大地鼓舞华人转回支持执政党；其四，敦拉萨也趁此时机将联盟废弃，另组国民阵线（国阵）（1974年）。

也因为政局大为改变，国阵自此而后的历届选举都写意胜出，但此时的国阵已是由9个党组成，不再是三党组成了。

本来在2008年大选国阵受挫后已应改头换面，未料过于自信而维持原状，结果在2018年栽了筋斗，今后也不知路在何方？

另一方面，反对党的合作也是难以善终。最早的时候（独立之初）是左翼反对党组成社阵，包括得到回教党的暗中配合。到了60年代中期，出现第三势力，以李光耀为首的团总和执政联盟抗争。两年后，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而独立，团总胎死腹中。

1987年巫统党争，最后出现失利的一方，在东姑拉沙里领导下组成46精神党（1989年），且与行动党及回教党分别合作，前者称为“人民团结阵线”（Gagasan Rakyat Malaysia）；后者称为“回教团结力量”（Angkatan Perpaduan Ummah）。

东姑拉沙里具有信心可在1990年的大选拿下国阵，因为当年又有沙巴团结党（州执政党）加盟，如虎添翼。讵料开票当晚，反对党阵线兵败如山倒，只有回教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来到1998年，因安华被马哈迪革职，也就借“烈火莫熄”运动掀起反对浪潮。很快的安华就建议组成“替代阵线”，也邀回教党和行动党及人民党直接加入，不必如同东姑拉沙里时代分别结盟。

也许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华人社会理解不足，在1999年的大选，竟是回教党脱颖而出，成为丹登两州的执政者，又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

安华的公正党只赢得6个国会议席；行动党也一样遭受打击，因为林吉祥及卡巴星首次在国会失利，党只剩10名国会议员。

经此一变后，回教党凭其优势，直逼巫统将马来西亚转成回教国，迫使行动党在2002年退出替代阵线，替代阵线变成虚有其名。

正因为民众对政治的变天缺乏信心，也就不在意有没有反对党结盟。幸好在安华的劝说和坚持下，行动党及回教党才勉强达成表面的合作，在2008年的大选中震撼国阵的统治地位。

当2013年大选时，反对党阵线的变化并不大，也就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有到了2018年，反对党阵线才有所作为，在加进了诚信党（2016年成立，由回教党分裂出来）后，在2017年又见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从中崛起，加入希望联盟（取代昔日的“人民联盟”）。吊诡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聚集了昔日的巫统大人物走在一起，马哈迪、安华、慕尤丁等“巫统大将”向纳吉为首的巫统宣战。

可以这么说，不论是过去的巫统或当下的土团党，他们这些人都是来自巫统。因此在洗牌的过程中，包括巫统人马转向反对党也就成为2018年的奇异特色。可是转入2019年，伊斯兰党（回教党）在朝野之间又插上一脚，使到局面更加扑朔迷离，结果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政治。

刊登于2019年3月4日《光华日报》

美朝峰会交白卷？

万众注目的“特金会”于2月27日及28日在河内举行后，终以“破局”结束，双方没有发表《河内宣言》，也提早结束工作议程，似乎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对特朗普无疑是个大打击，没有筹码压下国内反特势力不断高涨；而对金正恩也未尝不是个“突而不破”的闷局。

本来第二次美朝峰会选择在越南举行是颇具意义的；尤其对美国而言，可以让美国人民回想介入越战是个痛苦的悲剧。最终迫使美国结束越战的是美国人民的声势浩大的反越战运动，以致有力的鼓舞越南军民英勇面对美军的入侵。当1974年日内瓦会议达成越南和平协议时，就意味着美国已放弃对南越的保护。结果在1975年北越军和越共连成一体解放了南方而统一了国家。

根据美方的统计，越战期间，共有58220美军丧生，而有303644人受伤。与60万大军相比，死亡人数约占10%。

相对而言，美军死亡的人数有限，却已在美国掀起反战情绪。如果有更多美军死亡，岂不是“天塌下来”？难怪约翰逊总统不敢寻求蝉联。

在此之后，越南进一步靠向美国，特朗普如今选择河内举行第二次美朝峰会就是向金正恩释出善意，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举行峰会，朝鲜也就没有反对的理由。

另一方面，从1950年开始到1953年停战的韩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超过百万进入朝鲜与北韩军共同作战，死亡和受伤军人也不下40万人。南北韩士兵和平民死亡则超过百万人。

停战后的朝鲜游动在中苏之间。只有到了1990年苏联变天后，金日成（1948-1994，在位共46年）才比较靠向中国。继金日成之后的金正日（1994-2011，在位17年），也将其位传给儿子金正恩（2011年，现年35岁）。

一向以来，金氏家族坚持其共产式的社会主义统治。虽与南韩有往来，但也疑心重重。结果导致朝鲜自行发展核武器，特别是在1987年发现大量的铀（生产核武的主要原料）后，北韩就秘密制造原子弹和核弹，声称此举为了生存。

在2000年时，朝鲜基本上已拥有核武器。因此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小布斯形容当今世上有三个邪恶轴心国，即伊朗、伊拉克和朝鲜。

由于这样，朝鲜便成为中国在亚洲的一个可靠盟友。但对美国怀有十分的敌意，自然不会一下子将核设备全数拆毁。

长远来说，金正恩不是不愿无核化，而是要先有一个保障才能除核。这个保障也只能依靠中国的保护，正如南韩需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就此特朗普特别提到中国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来促成朝鲜的无核化。

因此金正恩在这次的高峰会议上向特朗普表达可以拆除在宁边（Yongbyon）的钵和铀浓缩设施，以换取美国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特朗普不肯，他认为朝鲜隐瞒了其他存在核设施的地方（约有6个研究中心、两座研究堆及6个铀矿厂）。为此，除非朝鲜一举将全部核设备夷为平地，否则免谈。不过特朗普倒是欣慰金正恩承诺今后不再会有新的核试验。

另一方面，即使本次峰会缺乏实质性成果，但美方也乐观展望会有下一轮的商谈。也许在时机成熟下，第三次美朝峰会将会在美国举行。若是在今年内有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意味着亚洲的和平多了一层保障。如果中美完成结束贸易战谈判，亚洲也几乎进入了一个比较和平与稳定的年代。印巴冲突应会适可而止。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美朝将会互设联络处，以逐步正常化两国交流。正如1979年中美两国互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

吊诡的是，特朗普会后的记者会并没有痛骂金正恩，而是留有余地给下一轮峰会制造机会。间中的秘密，交换条件也就不言而喻了。但问题是朝鲜会真正成为无核国家吗？而南韩又是如何应对？值得思考。

让我们期待第三轮的峰会尽快进行。

刊登于2019年3月4日《南洋商报》

第二次特金会今日开场

第一次的“特金会”是于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但因为双方各有历史负担，针对无核化（denuclearization）的议题也就只能达成措词比较含糊的文字。英国《卫报》的报导说，双方当时的承诺并没有比过去美朝达成的协议内容有所突破，而且也怀疑其落实的可行性，因为在对待协议内容方面，美朝各有不同的解读。

例如在去年中达成的联合声明，朝鲜后来有言明会先拆毁一个主要的导弹引擎试验场来换取美国暂停与韩国及日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同时朝鲜也希望在无核化的道路上能先获得美国逐步放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因为两国的正面对话，正如金正恩在去年首次与特朗普见面时所说的一句话：“通往这场高峰会的路程不容易，拖住我们后腿的历史有时混淆我们的视听，但我们还是排除万难到这里来了。”

特朗普也理解到美朝的对峙已70年，不可能在一次峰会中消除所有的仇恨与对抗，但美国未承诺解除经济制裁。如今经过半年有余的“考验”，特朗普认为第二次峰会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在这个时候展示出美国既能“化解”中美的贸易战，也能迫使朝鲜接受成为一个无核国家。

从实质意义来说，身为一个小国的领导人金正恩竟能因为核武之争使到世界超强大国的总统特朗普与他“平起平坐”，可以解读为金正恩的“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十分了得（以核武换援助），是他个人的外交大胜利。最讽刺的是，美国降尊纡贵选择在第三国与“邪恶轴心”（2002年，前美国总统布斯对朝鲜的用语）的朝鲜商议世界大事。

当然在此时此刻，朝鲜还得依赖中国寻求的保证，不然在消除所有核武器后，谁来成为朝鲜的保护伞？中国在这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就不言而喻了。也难怪金正恩在2018年及2019年期间四度访华，这一次又是借道中国乘专列到河内，自然免不了又与习近平见面了。

其实朝鲜与美国的恩怨起于战后，下列事件的发展说明了朝鲜既依赖强国而生存，也面对大国的侵略和殖民化。

（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国与苏联派兵各占据半边朝鲜半岛的领土。也成立两个国家，南北韩成为既定的事实。

（二）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率领其人民军突破三八线全面进军南韩。在首两个月，金日成的军队势如破竹，几乎已拿下南韩90%的领土。

（三）1950年7月，美国通过联合国介入韩战，全由美军统一指挥。同年9月9日，美军在仁川登陆，10月将战情扭转回来，导致金日成政权危急，只得请求毛泽东派兵援助，否则北韩不保。但苏联不同意出兵，后来只派出部分空军支援。于同年的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跨过鸭绿江，参与韩战，形成与美国的首次正面交锋。

（四）1953年，双方经过五次交手，伤亡惨重后，于7月27日在板门店达成停战协议（不是终战）。这一回极可能为韩战协定划上永久性的句号。

（五）1956年，北韩成立核子物理研究所。

（六）1962年，北韩在距平壤90公里的宁边地区建立反应炉。

（七）1978年，北韩开采到大量的铀（可制造原子弹），也就在下来的30年内建立了6个核研究中心，两座研究堆及6座铀矿和1座核电试验堆。

（八）1990年，美国通过卫星怀疑北韩拥有核武，但北韩否定。

（九）1991年，为展示北韩诚意，与南韩签订《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

（十）1992年，北韩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下《核安全协定》，同意该组织在北韩检测其核武器试验场。先后6次访问，未发现核武器的存在。

（十一）199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情报发现北韩正分离至少148克的钚，与该国申报的90颗有差距，故怀疑北韩正在发展核武器，要求再度调查，北韩拒绝。

（十二）199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平壤，与金日成会谈，劝请北韩放弃发展核武。

（十三）2000年，北韩再次计划发展核武。

（十四）2002年，北韩承认确有此事，正在研究更强的武器。

（十五）2003年，朝鲜核危机爆发，被邀请参与美国、中国、日本、南韩及俄罗斯组成的六方会谈，希望朝鲜放弃核武。

（十六）2005年，北韩表示已拥有核遏制力，随后将8000支废燃料棒再处理，意味着北韩可生产核弹。

（十七）2006年10月9日，北韩进行首次核试验，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

（十八）2007年，尽管北韩在六方会谈中承诺放弃核武，金正日又与南韩总统卢武铉就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无核化、扩大经济合作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并签下《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的共同宣言》。

（十九）2009年，北韩退出六方会谈，又进行第二次核试验。

（廿）2010年，北韩对南韩的延平岛进行炮轰。

（廿一）2013年2月12日，北韩进行第三次地下核试后，其核武计划有显著进展。接着在3月5日，北韩宣布撕毁《朝鲜停战协定》，又切断在南韩非军事区板门店与美军的军事热线。

（廿二）2015年，怀疑新浦级潜艇安装小型导弹飞弹，若拥有水下核攻击的能力，在理论上，北韩将有极高成功率毁灭或重创首尔和东京，许多国家也因此未能与北韩开战。

（廿三）2016年，北韩又进行两次核试验（第四次是氫弹核试验及第五次核试验）。

（廿四）2017年，北韩核试验场附近发生6.3级地震，但北韩又宣布成功试爆，可安装在洲际飞弹上的氫弹。继后，北韩又向日本发射试验弹道飞弹。与此同时，北韩也出售其研制成功的弹道飞弹予其它国家。

（廿五）在情非得已下，美朝干脆来一个“大齿轮拉小齿较的双边会谈，不再假手于第三国。因此2018年6月第一次金特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双方初步同意消除核武器。

（廿六）2019年2月（27日-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特金会谈，借此机会让金正恩看到美越合作下的发展模式。同样的，美国也能协助朝鲜进步。

刊登于2019年2月28日《东方日报》

伊斯兰党从左到右

当下马来西亚最老牌的政党且还存在的要推算巫统和伊斯兰党了，再有一个是影响力不大的人民党。前者成立于1946年，创党人是拿督翁（曾任柔佛州务大臣），但到了1951年巫统又分裂成两个派系，一个是由拿督翁成立的马来亚独立党（IMP）（后易名为国家党）；另一个也是由宗教分子从巫统分裂出来而成立的泛马回教党（Pan Malayan Islamic Party）。换句话说，巫统成立6年后，终于分裂成三个政党，但皆是马来政党。不过在1962年拿督翁病逝后其国家党就不复存在。

虽然及后也有马来政党成立，但有者标榜多元性，如1955年由布斯达曼成立的左翼政党“人民党”。而在1963年由前农长阿都亚兹从巫统分裂出来成立的“国民议会党”。也因为左倾立场与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社阵而在1964年大选惨败（因马印对抗）。前者经过改组却无法振作，直到2003年，其党主席赛胡申阿里宣布解散人民党而与公正党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但吊诡的是，由于技术上的疏忽，结果导致人民党未被解散，反而活了下来，只是一直未能扮演昔日的角色。

尽管在马来亚独立前，马来政党间的斗争已呈现白热化，但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由巫统主导的联盟夺下51席，剩下一席归回教党，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这意味着巫统已成为国家的政治主流。

不论是1957年的独立，抑或是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都由巫统掌控一切。新加坡的加入也因理念的不同，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自行独立。

也是在同一年的9月，印尼发生政变与反政变流血斗争，大批印尼共党分子遭受杀害，而数以十万计的华人也被遣回中国；更在1967年中印断绝邦交。

其中最大的影响是在美国鼓动下的反政变，最终压服苏卡诺总统，崛起的装甲车司令苏哈多掌控了政权，他的反华和反共政策，禁止所有华文出版物上街；更在美国的影响下接受回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能共存的。也是在那一年开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失掉了回教国家的热情，连带一些中东国家如埃及也开始与苏联疏远。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在世界各地抢地盘，也对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的输出革命格外警惕。因此印尼的这一幕悲剧正符合美国新意，也造成了回教世界不再追随社会主义政策。

本来回教党在五十年代中期是由左翼的马来领袖布哈鲁丁出任主席，也比较倾向社会主义，也在1959年的大选领导回教党夺下丹登州政权，也拥有13名国会议员，政绩不俗。但在印尼的反政变事件后，布哈鲁丁被捕，回教党转向民族主义路线，由阿斯里领导，符合巫统的政治路线。在1969年的513事件后，也领导回教党于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

虽然回教党在1972年易名为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但加入国阵后并未带来好运，反而与巫统关系恶化；尤其是巫统坚持起用亲巫统的回教党领袖纳西为丹州务大臣，引发回教党议员大举反扑。1977年因两派演成流血冲突，丹州进入紧急状态。

1977年国阵（首相胡先翁）开除回教党后，复于翌年举行丹州闪电大选，结果回教党兵败如山倒，只剩两名州议员，丹州政权归巫统拥有。自此之后，回教党参加选举胜出的议席总是有退无增，甚至在1986年的大选只剩下一名国会议员。回教党欲振乏力，前途堪忧。

正当回教党在进行更迭领袖之际（1982年由尤索拉哇取代阿斯里），一位闪烁的回教明星闯入政坛，他就是安华依布拉欣。

原先他是回教党的热心支持者，在1974年组成回教青年运动（Abim）组织时，有不少后来成为回教党领袖的人加入这个组织。这些人包括法兹诺及哈迪阿旺（前者是前任主席，后者是当下主席）。

刚巧在1979年伊朗的柯梅尼领导的宗教革命成功，给了安华一定的灵感，他决心强化Abim组织，广招回教青年加入，也一度膨胀到5万名会员。

这一庞大的力量在八十年代几乎让回教党靠边站，也因为安华适时地加入巫统（1981年），使到巫统如虎添翼。

回教党即使改变领导人后，注入回教元素，且成立长老会向伊朗看齐，但始终无法与安华抗争。直到1990年的大选，东姑拉沙里另组46精神党与回教党合作，后者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此时回教党认为它的东山再起是因为走宗教政治的路线走对了，并不是外来的因素造成。

因此当安华在1998年出事后，回教党就在1999年的大选缔造最辉煌的政绩，不仅拥有丹州和登州的执政权，而且也破天荒拥有27名国会议员。这是安华效应带来的佳绩。可惜回教党不以为然，反而误判是推动“回教国”的概念所致。

正因为过于自信，且大声叫嚷要成立“回教国”，致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身陷囹圄的安华也对此无可奈何。结果在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自相残杀，也壮大了国阵。

只有到了2008年、2013年及2018年的大选，才见反对党扬眉吐气，在在2018年又不可思议地成了中央执政党。

这之中的变化是很耐人寻味的。反对党组成的希盟竟改由马哈迪领导；而已正名为伊斯兰党（2010年正名）则不参加希盟，且与马哈迪及安华交锋，立场倾向巫统。

2018年的大选，伊党不但成不了造王者（希望拥有40个国席，实际上只胜了18席），而且影响力也有所局限，直到最近，哈迪阿旺又出手了，他要以“四两拨千斤”之力（以18个国会议席掌握国会的话语权），证明伊党的举足轻重，除了要求马哈迪接纳伊党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员外，也与巫统合作，共组铁三角重新洗牌，起而执政。这之中被排除的有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

为达成目的，伊党也向马哈迪放话，要提防希盟倒马哈迪，这显然是另类的无中生有，谁会相信在毫无准备和毫无头绪下会有阴谋存在？

看来惟有压下伊党不让它成为造王者，否则马来西亚政局将因权力斗争和种族政治及宗教政治的斗争而大伤元气，不得不严加提防。伊党向右转后表达出来的狭隘方向，这也是极其危险的极端想法。

刊登于2019年2月25日《光华日报》

伊党给希盟添乱？

在2018年（509）大选之前，伊斯兰党乐观地展望它将在国会议席方面取得40席而成为造王者，因为国阵（主要是巫统）需要伊党的合作以稳住政权。反过来居于反对党地位的希望联盟（尤其是土团党和公正党）也需要争取伊党的支持，否则将难以组成中央政府。可惜选举的结果非伊党所愿，它只能拿下18个国席。堪可告慰的是它又再拿下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而且在吉打州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伊斯兰党是在2015年与行动党断交后，再与公正党和土团党不咬弦，更不可能与诚信党（从伊党分裂出来）合作。因此在临近大选时，它选择自行上路，而不是与巫统结盟，以展示伊党也能自成一格，更有能力联合伊斯兰阵线（Berjasa）及民系党（Ikatan）共同组成“和谐阵线”，成为第三势力角逐全国大选。

意想不到的是巫统痛失政权，国阵也分崩离析。纳吉感叹他错误的战略导致国阵的失败，他本以为让伊党个别加入战局可以分散在野党的选票，不料大水冲倒龙王庙。

另一方面，估算错误的也包括伊斯兰党，其主席哈迪阿旺相信最终伊党将成为造王者，也可以选择要与国阵或希盟合作，以从中取得分享政权的机会。到头来适得其反。

在忍气吞声约莫9个月后，伊党又再亢奋起来。它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可以通过宣传来触动马来人的情感。

尤其是金马仑国席补选的结果反映出巫统与伊党合作就能取胜，自然使伊党在士毛月补选中再次发挥作用。

先是伊党与巫统表明会合作对抗希盟。但在提名过后，伊党主席哈迪拜会马哈迪首相时，提出了合作的条件。马哈迪说这次的候选人是由土团党派出，伊党说会给予支持，但要求希盟开放门户，让伊党参与中央及其他州行政的职务。

为证明对方所言非虚，马哈迪也有透露，伊党的议员用白纸黑字来显示其诚意。可是马哈迪承认只有收到伊党总秘书达慕尤丁的函件表明这场补选不会支持巫统，也只支持马哈迪任相至期满。

在马哈迪未作出任何承诺前，伊党也不可能跳进希盟的框架。因此伊党左右逢源，又显示了整个事件已陷入了罗生门，各有议程又各说各话，不知哪方的谈话才是真实的。对此，马哈迪的态度是十分关键的，它到底同意伊党的要求吗？还是不同意希盟的分裂？伊党的立场是希盟的候选人若是行动党就没得合作；若是土团党就给予支持。这很显然是伊党起了分化作用。

还有更令人震惊的是，伊党的达基尤丁透露，他们与马哈迪会面时，后者有透露在来临的3月国会可能会发生希盟两个盟党对首相投下不信任票。

安华与林冠英随即给予否认，指责伊党发表虚假谈话，希盟议员根本没有谋倒马哈迪。即使市面上有少数布条出现要马哈迪下台的文字，也有行动党人巫程豪起而响应，但马上被土团党驳斥，也被行动党切割关系，认为这纯是巫的个人言论。

犹记得在几个月前，最先发出促请马哈迪辞职的是亲公正党的专业人士金格（会计师），过后就没有其它回应。如今巫程豪是第二人。但综观当下政局，没有可能出现投不信任票的动议；尤其是公正党内部正面临安华与阿兹敏失和的敏感期，彼此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之中一个令人费解和纳闷的课题是：为何伊党要死咬行动党？而且毫不隐瞒将矛头指向行动党，它们已经在1999年、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有过合作记录，为何今日视如“死敌”？

还有伊党中委聂阿都（聂阿兹的儿子）号召伊党、巫统和土团党合作，并将行动党、公正党和诚信党排斥在外也是错误的路线。这形同鼓动种族主义来压制另一个族群。

除了正如哈迪阿旺所说，伊党是为捍卫回教而斗争外，他也坚持宗教政治的立场。

如果伊党在此次补选中成为政治的指南针，那国家的未来方向就会出现变数。

如果说希盟在没有伊党参与下已能取得佳绩而执政，没有理由为了一个补选而转向与伊党合作，这无疑是往希盟打脸，难道我们独立60多年了，还要走回种族政治的老路？

刊登于 2019年2月25日《南洋商报》

土团党强势东渡沙巴

由马哈迪首相领导的土著团结党加入希盟的合作后在509大选（2018年）中取得胜利成为执政党之一。当时马哈迪曾有表示希望能将土团党东渡到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后来在沙巴执政的民兴党党魁沙菲宜（首席部长）的抗议下（指说在大选前彼此已同意河水不犯井水）及砂拉越土著保守党的压力下（原本是属于国阵的成员，因509大选后中央变天，其成员党退出国阵，另组“政治联盟”继续成为州的执政党（砂州选举于2016年举行，当年国阵取得72席，行动党7席及公正党3席。下一届州选需要等到2021年或之前才举行。而在2018年的国会大选，国阵保住了19席；公正党3席、行动党6席及诚信党1席，另独立人士2席，土团党归零席）。

由此显示出东马的政体是自成一格的，由本土政党主政，来自西马的政党如行动党及公正党也震撼不了州政权。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国阵（包括巫统）没有东渡砂州的主因。这些砂州本土政党表明可以加入国阵，但不能接受西马的国阵成员党东渡成为领导。

正因为砂拉越对移民的严加控制，它的人口直到今天才有270万左右，在加入马来西亚时（1963年9月16日）人口只有74万人。主要的种族有伊班人（海达雅族）约占30%；马来人约24%及华人24%。

这个地区原属汶莱所有，于1841年割让予英人詹姆斯·布鲁克家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直接归英国统治。

至于沙巴也是另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简朴的地区。原称北婆罗洲，是汶莱王国的领土，但在1881年归属英国管治，而在战后直接由英国控制。它同样在1963年9月16日纳入马来西亚联邦。当时人口只有50万左右，但时至今日，因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人口已超越3百万人，其中最大的族群是杜顺卡达山人（土族）（占49.1%）；马来人（11.5%）及华人（13.2%），还有25%是非马来西亚公民。根据统计，外来者有61万人，其中25万持有合法证件及36万人无合法证件。人口的泛滥和资源的丰富也未使到沙巴人民受惠，以致发生沙巴要求享有20%的石油税和天然气税，而非只5%。同样的，砂拉越也有此要求，但经济部长阿兹敏曾说若按照东马的要求，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将告破产。

虽然在1963年以来，东马与西马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变化，也没有闹分裂，但沙巴的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在1965年有离异动向（因不满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前未与沙巴商议，也就在这一年被调离来到吉隆坡担任挂名的中央沙巴事务部长）。及后的1967年，虎视眈眈的慕斯打化（原是第一任州元首，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姆律回教徒），在1967年的州选领导其成立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与唐纳史蒂芬领导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争夺执政权，结果前者胜出而出任首席部长。

慕斯打化逐渐地成为沙巴的独裁者。为防止权力过大出现离心，中央首相敦拉萨在1974年大选后调慕斯打化出任中央国防部长。慕斯打化认为这其中有削权的动机，乃抗命不接受，中央惟有接受慕斯打化派出第二线国会议员出任副国防部长。

在无法扳倒慕斯打化后，中央改变策略，暗中支持亲唐纳史蒂芬的人马另组人民党（Berjaya）。表面上由哈斯里领导，实则幕后人物是唐纳史蒂芬。当1976年州选人民党取得胜利后，出来担任首席部长的则是唐纳史蒂芬（此时他已皈依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尔）。不料才上任未及3个月，因飞机失事而丧命，结果改由哈斯里出任首席部长。

哈斯里在上位后，也表现出其独裁本色，好大喜功，被上任的马哈迪看在眼里，暗中鼓励拜林在1985年另组团结党（PBS）以斗倒人民党。

当年州选团结党赢得25席（总数48席），理应上台执政，但哈斯里来一个偷龙转凤，与慕斯打化的沙统（赢16席）联合人民党（有6席）组成州内阁，更推举慕斯打化宣誓成为首席部长。人民党所持的理由是：执政党可多委任6名州议员，也就拥有28席，超过团结党。

首席部长在上演双胞胎下，中央代首相慕沙希淡作出果断和明智的决定，即胜利属于团结党，也就不承认慕斯打化的重出江湖。

经此打击，慕斯打化只好卧薪尝胆，伺机卷土重来。

直到1990年的大选，拜林领导的团结党亲向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后，马哈迪才对拜林十分恼火，也决定要扳倒拜林的州政权。

有先见之明的拜林在1990年的大选再胜出州政权后，先通过“反跳槽法令”，可是因未获国会批准，法令不能生效。

当1994年举行闪电州选后，拜林再以25席对国阵的23席蝉联执政，但危机接踵而来。不但其州议员跳槽，而且沙巴通过的“反跳槽法令”无效。就这样拜林的团结党倒台了，崛起的是国阵。

为什么国阵会出现在沙巴政坛？这是因为慕斯打化在万念俱灰下于1994年将其沙统解散，让位于巫统东渡沙巴。马哈迪在接手沙统后，委安华出任沙巴联委会主席，而不是慕斯打化，导致后者在大失所望下，一度转向支持拜林的团结党。可是团结党在1994年州选后，不少政治青蛙跳向巫统，也就启开巫统东渡的第一页了。

巫统的东渡在最初几年还表现出首席部长轮流担任，即卡达山人、华人和马来人轮任。讵料在2004年大选后，阿都拉首相终止首席部长轮任制，巫统的势力也进一步扩大了。

没想到在14年后，巫统会在2018年沉船。它在沙巴所剩下的29名州议员也与沙菲宜领导的民兴党不相上下（一度又出现首长双胞胎）。结果后者在多获两名州议员支持后，沙菲宜以31席凌驾巫统。经此一变，巫统议员调头转向希望联盟，前些日子有9名巫统议员加盟土团党，现在又传有5名国会议员及8名州议员已申请加入土团党，不但强化了土团党的国会力量，从22席增至27席，再加上10万沙巴人申请加入土团党，难保一年之内它将会发展成为国会最大的政党。

当米已煮成饭后，希盟再如何检讨和反对，也已经是于事无补了。再说，民兴党也从反对土团党东渡到不再反对，说明形势比人强。

从历史来看，土团党似乎是巫统的3.0（巫统1.0是拿督翁所创；巫统2.0是1988年法庭宣判巫统是非法政党，马哈迪乃注册新巫统；如今是巫统3.0版，因土团党成了巫统的翻版），以更强的姿态涌入沙巴。

继沙巴之后，砂拉越将是下一个目标。这说明了东马政局正在转变中。

刊登于2019年2月21日《东方日报》

“反跳槽法令”空雷不雨？

由于土团党近日公开招收7名已退出巫统的国会议员入党，再加上早前的2名议员开头入党，已使到这个本来只有13名国会议员的政党一下子拥有22名国会议员，也因此触动了希盟内的友党发出异声；尤其是行动党的二线议员公开反对土团党的做法是违背马哈迪早前的承诺（即不接纳巫统议员加入）。至于公正党与诚信党倒没有公开指责，就不知道希盟的立场是“反跳槽”或“支持跳槽”？

其实在正反之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视情势的变化而定。例如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虽然有表示政府或将在今年内会向国会提出“反跳槽法令”，但他还要聆取政府施政（内阁）、廉政机构及反贪污中心的汇报。所以马来西亚还不能肯定是否效法印度的律法，禁止议员跳槽，否则一概失去议席而重选。

既然刘伟强都不能肯定“反跳槽法令”会否提出，我们也就权当不会提出，理由很简单：其一，土团党只以13席统揽国家大权，是不能等到下一个5年才来增加议席（而且也不知道5年后政情如何演变）。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先壮大土团党才有力量与友党谈条件；尤其是在2020年5月之前就要将相位传给公正党的安华（有人也在揣测不知会否生变），马哈迪自然得以未雨绸缪，为土团党的未来作打算。除了培养接班人外，相等重要的是怎样使到土团党不必太多费劲就可发展成为大政党。

在这种情形下，土团党自然是不会同意希盟通过议案来否定土团党的做法。如果希盟的框框规定下来，土团党的未来就要自我保重了。

正因为立场不一，有关的“反跳槽法令”也会是一波三折的。我们且看看独立以来有关议员跳槽的案例。

第一案例是在1959年时，登嘉楼州由伊斯兰党执政，它是与拿督翁的国家党合作，共有15个州议席起而执政。但半年之后，伊党2名州议员及4名国家党州议员过档巫统，也就变成巫统有13席，伊党仅剩10席而失去政权。

这就是说，在没有“反跳槽法令”下，往往是执政党占优势的。

既然议员可以自由跳党，巫统（联盟）又何须急于作出改变呢？

第二个案例，在1990年时，伊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后，为防止重演登嘉楼事件，也就通过丹州议会通过“反跳槽法令”（凡议员跳槽，一概失掉议员资格）。

事有凑巧，在1992年时，伊党的议员诺丁沙列跳槽至巫统而被起诉，但丹州议会通过的法案未经国会批准，一律失效。这样一来，但政府不但输了官司，反被法官喻令撤销此法令。经此一败，也给政治青蛙开了绿灯。

第三个案例是在1994年的沙巴州选后，拜林的团结党夺得25席保住政权，而国阵拥有23席。

这是因为拜林的团结党在1990年大选时，倒向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引致马哈迪老羞成怒，形容背后被插一刀。

虽然46精神党在1900年的大选出师未捷，但团结党在那年仍保住州政权，也就在州议会内通过“反跳槽法令”。

由于拜林在1994年州选后出现不稳定局面，也就在议员跳槽下失掉州政权，拜林心有不甘，乃引用“反跳槽法令”起诉跳槽议员，结果败诉。理由与吉兰丹州的一样，州议会通过的“反跳槽法令”若未得到国会的认可是无效的。

第四个案例是在2004年，当林冠英初登上秘书长职位，眼见森美兰出现乱局，而且其数位议员是青蛙一族，也就触动行动党与该州的候选人约法三章，宣誓在中选后不得跳槽，结果2004年的大选行动党的成绩乏善可乘。唯有到了2008年行动党才扬眉吐气成为州议会的第一大反对党。

因为行动党看来有希望改变政运，也从那一年开始，就不再产生政治青蛙了。

第五个案例是2008年大选后，吡州出现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州政府，以31席对国阵28席初试啼声。讵料在1年后因3名民联议员叛变，转向支持国阵，也就失掉州政权，直到2018年才重夺回吡州政权。

第六个案例是槟州政府于2008年在行动党主导下，于2012年在州议会通过“反跳槽法令”。不过林冠英知道即使州议会通过，但未得到国会支持，依然是不成法律的。但为了向人民证明行动党的反跳槽，也就通过州立法议会说话。

第七个案例是最为戏剧性的。在2008年大选后，安华领导的民联共有82个国席，而国阵仍有140席，是有机会翻盘的。就在安华于2008年8月参加峇东埔补选大胜后，他就信心十足向东马进军。他要快速地改变局面，不然他的第二度鸡奸官司会令他失掉抬头的机会。

他算来算去，若是能争取国阵的30名国会议员倒向民联，就有112席，刚过半数得以执政。

当年他确实很努力要提早夺权，且定下“916”大马日是改朝换代的日子。这是响彻云霄的口号，也吓到国阵赶紧送东马的议员赴台湾“考察农业”，以避开安华的压力。即使后来蔡添强和黄洁冰赶上台湾，企图扭转局面，但不得要领。

就这样，安华的“916变天”成了一场空雷不雨的悲剧。也是在那个时候，慌忙的国阵想到要提出“反跳槽法令”，来阻止安华得逞。后来又见安华平静下来，国阵就不紧张修改宪法。

当纳吉在2009年拜相后，所谓的“反跳槽法令”不再成为课题。

意想不到的在509后却是希盟转成政府，也就对提出“反跳槽法令”有不同的意见。

正是在争议声中，土团党首开先例，也就意味着“反跳槽法令”将不了了之。毕竟我国不同于巴基斯坦，不需要通过“反跳槽法令”来限制议员成为“青蛙”。

可是若仔细一想，青蛙政治带来的后果也是难以预料的。

刊登于2019年2月18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