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恩仇录九

 马哈迪vs.安华

本期要讲的大人物是与国运和国事紧密相关的。从他们介入政治开始，命运注定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而且是相生相克的，他们生来是为政治服务的；为政治而斗争的。但他们在后半生的斗争竟如同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与周瑜，后者十分不服气前者样样走在前面，盖过了他的风头，因而衍生了一句谚语：既生瑜，何生亮？这话也说得不无道理，因为在日后的斗争中，我们才厘清上述谚语是怎么一回事。

客观而言，本期的主角马哈迪（1925— ）是天生的政治奇才。虽然他在1964年才正式踏入政坛而当选吉打州的国会议员（时年39岁），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国会议员，但在东姑的内阁中没有他的份。他旋后被委为联邦销售局主席，总算拥有一些权力。

原本在参加1969年的大选胜出后，他被委为部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至少是一名副部长，但大选的结果让一切成为泡影。马哈迪首次落选了，他极不服气指责是东姑错误的领导所致，没有思及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反而经常喜爱玩桥牌、赛马，没把心思用在国家发展上。

在马哈迪发出猛烈的攻击后，他进一步促请东姑辞职，向人民谢罪。这也导致东姑老羞成怒，通过巫统理事会将马哈迪开除出党。

即便在1969年大选过后，国家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而进入紧急状态，权力也转向新成立的国家行动理事会，由敦拉萨担任主任。在国会被终止期间，担任行委会主任的权力是十分大的。在没有国会底下，一切交由行委会处理，包括在1970年推出的新经济政策。

这也意味着东姑大权旁落，但仍担任挂名首相一职，任何人都不敢替马哈迪说情。直到1970年9月敦拉萨正式拜相后，整个国家的权力才移交给敦拉萨。

也是在那一年，马哈迪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马来人的困境》，正好配合新经济政策的愿景，也就让马哈迪取得一张重新加入巫统的船票。

虽然在名义上，马哈迪的著作被禁止，但也没有人可以阻止这本书普遍受到欢迎。

1971年，马哈迪被敦拉萨接纳返回巫统，这应是得利于哈仑（前雪州大臣）的协助。

在回巢后，马哈迪的第一个动作是毫不掩饰要争夺党内的高位，他在1972年角逐党的副主席，但不幸败选。

虽然如此，敦拉萨还是在1974年的大选委派马哈迪角逐国席。在胜出后，他三级跳地成为教育部长。这个高位（经常被视为当首相前必经之路）也有助马哈迪在党内巩固力量，因为当时教师是巫统的最大资源，老师的吃香也在党选中发挥出来。

1971年敦拉萨结束紧急状态，重开国会时，他已作好部署将反对党收编，因而在1972年有联合政府的出现。伊斯兰党在丹州与巫统合作；民政党在槟州与巫统合作；人民进步党在吡州与巫统合作；而砂拉越人联党则在砂拉越与亲巫统的政党合作。

在敦拉萨的大刀阔斧下，马哈迪也水涨船高，地位不断攀升。

另一方面，我们的第二主角安华依布拉欣在80年代登场了。他是马大的毕业生，早年参与学生运动而头角峥嵘，成为比伊斯兰党更受欢迎的新一代的穆斯林青年领袖。

安华（1947— ）出生于普通家庭，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但因为他的组织Abim（回教青年运动）在70年代形成强有力的新生代穆斯林，也就使到安华在时机巧合下，崛起成为风头甚健的学生领袖。

在1971年，安华也摇着一本《马来人的困境》大力支持和宣传马哈迪的理念。

在1974年，安华领导华玲的反饥饿运动，共有万人以上参加，声势十分浩大，也让政府感到不安，乃在1974年将安华逮捕入狱，直到1976年才加以释放。

也是在这一年，敦拉萨病逝，由胡先翁继位首相。他本来要选内政部长加沙里出任副首相（敦拉萨在1972年曾尝试重用加沙里，但加沙里却选不上副主席），不料在三位副主席强力反对下（他们在1975年被选为副主席，依序是嘉化峇峇、东姑拉沙里及马哈迪），胡先翁只得从三位副主席中选一人出任署理主席兼副首相。

最后在心血来潮下，他突然“钦定”马哈迪为上位的人。这令嘉化及东姑拉沙里十分不满，但权力在首相手上，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的。

马哈迪被视为未来的接班人后，也就在这期间建立起他和安华之间的微妙关系。不过尚不算过从甚密，而是彼此都惺惺相惜。

原本安华是被敦拉萨倚重，建议加入巫统，但安华未答应。因为他与伊斯兰党的关系融洽，也在1977年当伊党被国阵开除而陷入群龙无首时，伊党曾游说安华加入，并成为伊党的领导人。

但安华没有接受，也致使伊党在1978年的丹州选全面失败，被巫统取而代之，伊党只剩下可怜的2个州议席。

当1978年丹州选举巫统大捷后，国阵也在同一年举行全国大选，取得良好成绩。这也证明即便胡先翁开除伊党出国阵，也没有影响国阵的不败地位。

当1981年胡先翁宣布退休时，他就将相位直接交给马哈迪，而马哈迪在此时也布了一个局，宣布让党员投票选出署理主席，胜利者就担任副首相。

这时有两人角逐，其一是身为教长的慕沙希淡；其二是身为财长的东姑拉沙里。一时之间，较多人看好东姑拉沙里，因为他有强大家族背景。

可是开票的结果却是教长胜出，这说明了教长能够影响甚多巫统教师投教长一票。

其实，马哈迪当年的心愿是偏向慕沙而不是东姑拉沙里。在东姑之后，国家领导人就被分开而不要重叠。东姑拉沙里也因这个阻力被卡住当不成副揆。

就在马哈迪立定脚跟后，安华开始将眼光投向巫统。其因由是这样的：当1980年，在胡先翁当政下，他同意将社团分成两种，一种是政治性质的；另一种是俱乐部性质的。因为这种区分很混淆也引发不满。例如民间发现盲人协会也被列为政治社团，但这又与政治有何关系？

在各民族强烈反对社团修正法案下，安华被推举为各民族的领导，直接向政府交涉。

经过讨价还价，民间终于打胜这一仗，政府宣布取消社团修正令，安华的名气也从中升起。

1981年，在马哈迪正式拜相后，他被告知安华有意加入巫统，先是感到惊愕，因为照理安华应加入伊党。可是经马哈迪分析后，他也认为安华加入巫统对双方都有利。

还有马哈迪澄清不是他招安华入党，而是安华要进入巫统。因为安华说他有意将Abim的思想灌输入巫统，再通过巫统把政府回教化。对此马哈迪也不得不佩服安华竟能说服Abim同意他加入巫统。

在当时，马哈迪形容安华已被各族人民视为不平凡的回教领袖。

令马哈迪惊讶的是，当他在1982年改组内阁并委任安华成为副部长时，一个令人担心的预兆出现了。安华表示失望未被委为正部长。

在1982年党选时，安华决定角逐巫青总团长成功。马哈迪说他已经意识到安华的用意，但不能阻止他参加党职选举。

尽管马哈迪对安华有戒心，他还是在1983年委任安华出任文青体育部长（那年安华才35岁）。

在1985年后，慕沙虽再赢得署理主席职，保住副揆职位，但他发现到他已被排除在核心之外，而马哈迪的核心人物是达因（财长）、山努西（吉州务大臣）和安华。他们成为马哈迪的“内阁中的内阁成员”。

1987年在倍受冷落下，慕沙希淡竟来一个大翻转，与他的政敌东姑拉沙里联手在党选中与马哈迪直接对垒。

这是一场生死战，如果马哈迪的A队阵营胜了，他就拿下全部；如果输了，就失掉一切。

 

东姑拉沙里组成的B队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目标是推翻马哈迪政府，但他抓不到马哈迪阵容的精英，能使出鬼马战略的达因与安华都在马哈迪阵营，打起仗来也觉得信心有余。

讵料，这一场对国家影响至深的党选最后是A队胜了，B队败了。这意味着，B队的人马不能再任部长，权力完全移向A队。安华在当选副主席之后，被跃升为教育部长。

东姑拉沙里一派不服输，决定通过法院寻求党选无效。在一系列的重大斗争中，巫统被列为非法组织。

双方从党内打到法庭，又从法院打到党外，最后是以大选见真章。

1990年的大选，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联合行动党与伊斯兰党，再加上沙巴团结党组成反对党阵线，准备撼动国阵政府。不料适得其反，东姑拉沙里跌了一跤，除了帮助伊党拿回丹州政权外，46精神党才拿下8个国席，已失去对国阵的威胁。

就在东姑拉沙里意兴阑珊之际，马哈迪于1995年拉拢46精神党（后改成46马来人党）回巢。在东姑拉沙里同意下，马哈迪意有所指的把矛头对向安华。

这是因为安华犯了马哈迪的大忌，在1993年党选时，竟逼走嘉化峇峇而坐上署理主席之位。马哈迪先前有劝安华放慢一些，但没有收效，也就判定安华下来的日子并不好过。

就在1996年的党选中，安华虽然仍担任署理主席，但阿都拉（B队领袖之一）成功地挤回党副主席。

因而当安华在1998年跌马被革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后，阿都拉却“塞翁失马”，挽回败局，且在1999年出任党署理主席兼副首相。安华在大势已去下却意外地组成10万人的游行队伍，掀起“烈火莫熄”运动作为长期斗争。

就是在1999年，安华组成国民公正党，联合行动党和伊斯兰党组成“民联”向国阵叫阵，，结果“革命”只成功一半，却带来了今日的后遗症。

如果详读马哈迪的回忆录，他是不可能与安华妥协的。虽然在2018年大选后有承诺两年后由安华接班，但在没有结果下，希盟失去政权，马哈迪和安华又被排斥在政府门外。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其发展，不在这里描述了。

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马安之争的后果是什么？不过可以推断的是，他们是一对“无法终老”的政治冤家。为什么呢？下来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而历史将有一天会完整地书写马哈迪。

刊登于2020年11月21日、11月28日及12月5日《新生活报》

解读邓章钦的“退师表”

民主行动党“不倒翁”之一的邓章钦突然于12月3日在其脸书发表“退师表”（仿效诸葛亮的“出师表”），宣布将不参加来届大选，全身引退。

到底是什么事触使邓章钦在这个时候作出这样的宣布？虽然我们不全然明白其内情，但可以从民主行动党党内外斗争和人事恩怨的转化中看到端倪。

我个人对邓章钦认识不深，反倒与其弟弟邓章耀（民政党）比较熟络。由于两兄弟都不在同一个政党，我们也从来不论及“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是政治上的大道理，千年不变。

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邓章钦是“外热内冷”的人。在党外他的古道热肠吸引了无数选民，凡选必胜（从1995年到2018年的六次选举中，他是常胜将军）；但在党内，他却是一位内冷的人。无论怎样努力他都坐不上雪州第一把交椅。

在1969年的“513”后，林吉祥被捕，吴福源较后辞秘书长职，改由林吉祥上位（1970年）。

行动党在林吉祥领导下，有4名国会议员及11名州议员跳槽，前者包括吴福源、苏里安、何文翰（他的政运最好，进入马华后有机会担任部长，且曾担任马华第二号人物署理会长）及罗宝根。

虽然在1974年的大选，行动党面对激烈的挑战（因伊党、民政党、进步党及砂人联党也加入执政集团，从联盟扩大成国阵的组合），但还是勉强保住9个国席和23个州席。此时，一颗彗星也在党内冒出头来，他就是后来成为林吉祥左右手和党的活招牌的李霖泰，也多少弥补了跳槽带来的损失。

不知怎的，在1990年的大选前夕，李霖泰突宣布息影政坛，对声望如日中天的林吉祥无疑是个措手不及的大打击。但在双方沉默下，未对行动党造成伤害。再加上这一年董教总的林晃升倡议两线制，且带一批人加入行动党，有李万千及柯嘉逊等人。还有一位不是林晃升团队的人，但在后来成为党内知名的“反对派”的邓章钦。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1963年出生。大学先修班毕业后任临教，后担任法庭翻译员，兼修法律。在1990年的大选后，他毅然加入民主行动党而成为林吉祥的政治秘书。1995年被派上场参加州议会选举，旗开得胜。随后他从未中断参加历届大选。虽只被派参加州选，但从未失手。

在2008年大选民联执政雪州后，邓章钦被委为议长而不是行政议员，显示他在党内得不到上层的祝福，勉强同意担任不具实权的议长。在2013年大选后，出于他的声望，被委为州行政议员，担任州地方政府及研究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

可是在2018年大选胜利后，邓章钦却不被推荐为州行政议员，而是被雪苏丹直接委任为州行政议员，负责工商、贸易及中小企业事务。

这意味着如果不是得到背后的大力支持，邓章钦将不再是行政议员，只能成为普通议员（因此他形容在2018年大选侥幸继任行政议员，已是个人最大造化，对未来已不敢奢望）。在自知之明下，他选择退休。

我们也注意到这位反对派议员在今年6月份，当马哈迪有宣布的“沙安慕配”时，他作出批评（所谓沙安慕配是指由沙巴的沙菲宜担任首相，安华任第一副首相及慕克力任第二副首相）。他说，不要逼我支持一个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平庸之辈当国家领导。虽没指名道姓，但已是表露其不满（希盟原是同意马哈迪任相两年后交棒给安华接班）。近日他也因预算案投票时没有明确表明立场而在面书表明反对被邓章钦形容为“真丢脸”。

如果没有揣测错误，邓章钦对党的风向转向马哈迪而未表明挺安华的态度颇有意见。

不论是希盟或国盟间有任何变化，也许邓章钦已看在眼里，将来的政治已非他所能参与和控制的。虽只是57岁，但看来他的政治路已走到尽头。这与马来西亚的政局摇摆不定和一变再变大有关系。从政的人似乎发现无路可走，除了投机取巧外。

邓章钦就这样成为一个“悲剧人物”。或者在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太多“聪明的人”。

 刊登于2020年12月7日《南洋商报》

改革与复辟的目的：铲除安华？

本来我们对马哈迪在今年2月24日突然呈辞首相职感到震惊和疑惑，也不知发生什么事，竟然搞到马哈迪以辞职作为“政治筹码”赌上一局？

根据马哈迪后来的解释，他是不苟同土团党内的慕尤丁有意拉拢巫统与伊斯兰党合组联合政府，也不同意土团党与“贪腐”的人合作才决定也辞掉土团党总裁。

在这之前的23日晚，发生了“喜来登政变”大事。当时除了土团党决议退出希盟外，也及快地与巫统及伊党接上头，准备搞一场复辟政变。

之后，马哈迪除了指责慕尤丁背叛了他。不仅拉党退出希盟，而且摆明要夺权。但我们不明白马哈迪在辞职后又如何马上被最高元首委为临时首相，让他组成新政府和新内阁。后来又为何功败垂成呢？

这可以从阿兹敏于11月29日接受《星报》专访中看到端倪。

阿兹敏（国际贸工部长）说，在2月23日（星期日）马哈迪未辞职前，他们已收集到131名国会议员的宣誓书送进皇宫，全力支持马哈迪（继）任相。也是在当天的下午4时，共有6个政党领袖齐聚马哈迪的私邸商议大事，出席者有慕尤丁、巫统主席阿末查希、沙巴民兴党主席沙菲宜、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砂拉越政党联盟领袖阿邦佐哈里（砂首席部长）及阿兹敏，没有安华、林冠英及阿末沙布。

不知怎的，阿兹敏说，马哈迪突于隔日（24日）宣布辞职。“这一下子我们面对政治危机。如果慕尤丁不在此时从一个小窗口跳进来，别人就会直抵王宫以成为首相（这是影射安华将抢先出位）。我个人不允许这事发生。当时我们只剩下一个途径，那就是慕尤丁将土团党拉出希盟，而我本身则拉走另外9名的公正党议员。”

虽然如此，阿兹敏说，他们在24日时仍与马哈迪见面，问他出了什么事？（阿兹敏也未说出因由）

紧接着，他们再回到王宫，结果就由王宫宣布委任马哈迪为临时首相。

但是阿兹敏说：“从2月24日至28日，我们日夜努力争取更多人支持马哈迪。不幸的，马哈迪未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他也将此事告知马哈迪，若未凑足人数，就由元首委任首相。最终慕尤丁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而被委为国家新首相（2月29日元首宣布）。吊诡的是，阿兹敏较前已说得到131人支持马哈迪任相，为何又要再一次甄定支持者人数？这之中难道不是一码事？

在慕尤丁于3月1日出任首相和组成内阁后，喜来登的政变也就完成了。但后遗症是十分严重的。

未想到阿兹敏在访谈中节外生枝，直指国盟的出现是马哈迪的“产物”。对此，马哈迪严正驳斥阿兹敏，他否认国盟产物与他有关。他说阿兹敏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安华任相（马哈迪也是千方百计阻止安华上位，他们两人是殊途同归）。

在部落格内，马哈迪说在喜来登政变前，阿兹敏在公正党及希盟的地位都备受威胁。因此阿兹敏必须出谋策划，以作出改变。

马哈迪这样说：①我曾多次表明不会与巫统整个党合作以成立国盟，这形同国盟是由盗贼所领导。如果是我策划，则国盟组成过后，我仍是首相，但我拒绝了。

②显然主导成立国盟政府和拉拢土团党退出希盟是阿兹敏与慕尤丁的计谋。如今他们已享受丰厚的成果。

我们相信国盟不是马哈迪的“产物”，但我们相信在马哈迪被委为临时首相后，有通过电视宣布要成立一个超越政党的内阁和政府，选贤与能者入阁，不是由党来推荐人选（可称之为跨党大联盟）。

当他的计划未详细阐述时，马哈迪已失去临时首相的地位，这也许可以“怪责”他本身未及时成立内阁执行职务，以致时局有了大扭转。

其实，不论马哈迪怎样想，他的超政党的组阁思维都是不实际的，也是欠缺民主的。但他是要堵住安华上位。

如果政府的组成不是靠政党的竞争取得政权，那组党来干什么？没有政党之下，这个国家将很危险，随时会陷入个人独裁统治，因为只有首相说了算，其他人只得唯唯诺诺，选举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说国盟的概念源自马哈迪是过于牵强与不实的。

也因为马哈迪之议行不通，才制造让慕尤丁有机会探出头来。结果还是以政党的组合定大局。但慕尤丁还是希望有更多政党加入，这显然又是回到国阵的年代。但国阵的年代只有一党独大，这个党就是巫统，其他成员党也只能依附巫统而生存。

也因为政权操控在少数人手里，其他成员党或公务人员也就会想方设法赚不义之财。马来西亚之所以成为世界最贪污的国家之一，就是组织形形色色，架床叠屋，造成有机可趁的漏洞。

退一步说，如果不以政党作为组织政府的基础，则个人靠才智上位掌权更加不受约束，这与独裁有什么差别呢？

由此检视，当今的国盟和希盟都应该检讨政党合作的基本底线，如果只为短暂的利益而合作，难保不会中途变质。例如希盟在两年后倒台，印证了内讧足以造成政治组合分崩离析。很显然的，因为马哈迪不喜欢安华，阿兹敏也排斥安华，政治就由简单方程式进入复杂的交差局面。原本只有4党联盟的希盟在失掉土团党后，只剩三党合作。这三党再加上民兴党的合作，又是处于不稳定的地位。若不及时纠正，下届大选将会面对内外的挑战和考验。

同样的，国盟的未来领导者如果不是土团党，就是巫统。但看来巫统较为根深蒂固，随时都可取代土团党，再回到一党独大的年代。

马来西亚人民等了60年才第一次看到政党轮替的出现，表面上改朝换代，实则是旧势力在失败后通过后门走向前台。结果当“旧势力卷土重来”时，新势力已暴露出“后劲乏力”。当政治成为投机的工具时，公正与清廉和公平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笑柄。这20年来，政治斗争焦点已被转移和本末倒置，似乎围绕在安华这个人，欲除之而后快。难道这是为了国家的美好？

 刊登于2020年12月3日《东方日报》

财案二读通过的政治意义

马来西亚国会从来没有出现过财政预算案面对不能通过的风险，但这一次却遇上了。主要是因为执政的国盟只掌控国会的112席（总数是222席），刚好过半；而反对党阵营则有108人，只差4席才过半。

未想在11月26日国会以声调之大小来决定成败通过财案二读时，因反对党“四分五裂”，导致在不记名下，财案二读顺利过关。即使来到周一进入委员会讨论阶段，可以针对每个部门的预算案付诸三读表决，但不意味着希盟能有机会否定其中一项预算案。

身为反对党领袖的安华，有其复杂的因素需要考虑。如果他未放弃争取与巫统结盟，那他不希望在二读时闹僵也是有其难度。但问题是，对预算案不能左右逢源，或一半支持，另一半反对，不能模棱两可。而是一开始就要表明立场，只有反对或赞成，没有优柔寡断的。

如今希盟也在分裂中“败下阵来”，反而给予执政的国盟更具信心会取得三读全面通过的机会。

就客观而言，国盟已对巫统的要求作出让步，同意让个人从公积金局提取最高1万令吉应急；也同意延长还贷的时间。这样一来，巫统就没有反对的理由。

其实，马来西亚今日的乱局是政客及政党立场的转变所造成的。本来在2008年的509后，希盟上台执政，由马哈迪重作冯妇，基本上政权是相对稳定的。遗憾的是，希盟在内讧下，马哈迪挂冠而去是第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任随土团党退出希盟，让它在预谋的同时抓住巫统、伊斯兰党和砂拉越政党联盟组成的“国盟”上台执政。

在马哈迪缺席下，慕尤丁越级而上，再加上公正党阿兹敏拉大队出走及巫统的希山慕丁的联手，也终于拉住伊斯兰党从后门上位。对此，马哈迪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他不辞职，慕尤丁等人只能在国会发难拉下马哈迪，但这又是很困难的过程，绝不能一蹴即成的。

因此当马哈迪一走，整个性质就变了。人们也留下一个疑问：马哈迪理应召集希盟开紧急会议，以稳住阵脚，即使慕尤丁及阿兹敏发难也无法动摇希盟地位。坏在马哈迪要整死安华，也就宁可让希盟失去政权。随后才来指责慕尤丁“大逆不道”夺权。

当尘埃落定后，安华回头再望，政权已离他越来越远。在对马哈迪彻底失望下，安华只得靠自己打翻身仗。原本他已拉拢巫统议员超过半数足以组成新政府。讵料在这个过程中，安华再一次面对阻力和打击，因为巫统的支持力度不但不够稳固，而且也有人动摇，左右逢源，终于导致安华的变天再次落空。

不论是国盟或希盟，它们的临时组合都是不健康和反常的，也不是人民想要看到的政治组合，哪有说变就变的？

虽然表面上因新冠肺炎（Covid-19）的恶化和扩散对国盟政府是一大不利的冲击；实则相反，因为疫情的恶化及严重，已导致超过6万人被确诊，而有3百余人死亡。在这非常时期，民间不希望即刻大选（沙巴因州选带来疫情的肆虐，让人心有余悸），也不希望政局陷入僵局，正好给国盟政府提供一个较为慷慨的财政预算案。虽然明年的财案开支高达3225亿令吉，较2020年的近3千亿令吉，增加了8.6%（增加255亿令吉）。

在税收方面，政府的收入约计2360亿令吉。相比之下，收入比支出少了865亿令吉。因此本来希望在2020年将赤字降至GDP的3.2%，但因新冠肺炎袭击达到了6%，因而政府是希望在2021年的赤字可控制在5.4%。

与此同时，同样的挑战会继续在2021年发生。政府将在2021年增加贷款26.5%（相等于854亿令吉）来应对市场的需求。

根据财长东姑扎夫鲁宣布，截至今年9月，联邦政府总债务和担保债务预计达到1兆2569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7.3%，比2019年增加7.5%。

另外，财长也透露明年要偿还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的到期债务，共17亿500万令吉。目前的债务高达408亿7千万令吉。

由此来看，马来西亚只能顾及政权安稳，而顾不了经济的好转。但对政府而言，是疫情恶化带来的“新常态”。

 刊登于2020年11月30日《南洋商报》

新冠病毒成政治武器

从亚太会议（APEC）（11月21日）到G20会议（11月23日）的召开，我们得到的强烈印象是成员国十分关注新冠肺炎（Covid-19）造成的危机与人命的损失。直到今天，已将近一年，不论是官方或是民间，都无法控制疫情的恶化，只能眼巴巴看着数目字每天在增加，不断地在跳动。

截至11月23日，已有超过5千8百万人被确诊，而有超过130万人死亡。其中中招和死亡人数最高的是美国（确诊人数超过1千2百万人，而超过26万人死亡）和印度（确诊超过9百万例，也有超过13万人死亡）。恰恰这两个国家都视中国为“头号敌人”。也就在疫情肆虐的当儿，将焦点转移，吹起反华歪风。其一是指责中国是病毒的始作俑者，除了美国官方，如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到处责备中国隐瞒疫情外，也责怪中国未及早通报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以致病毒扩散后来不及防范。

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已被通报，也有人被确诊，就是不以为意。难道这算是迟通报疫情吗？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控制疫情，而美国则任由其泛滥？匪夷所思。

其二是不反对官方单位或非政府组织起诉中国索赔，企图让历史重演。

众所周知，外来的国家向中国政府索偿已非第一次。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英国拉开侵略和侵占中国领土的序幕。继之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又是八国联军杀入中国，瓜分领土和利益。幸好在1911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颟顸无能的清廷，才逐步地扭转劣势。

其三是通过所谓“民调”，公开宣布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应负责疫情的损失。最新的民意调查公司“拉斯穆森报导”（Rasmussen Reports）发表的民调显示，有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至少应该部分地赔偿新冠病毒给世界各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这家公司也曾在今年3月及7月时做过两次民调，显示要求中国赔偿者越来越多，从42%到57%，再到今天的60%。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坚称，武汉首发现疫情不等于是病毒源头，而且中国也从来没有隐瞒疫情，而是按时提供情报。还有吊诡的是，调查机构为何不找医学专家询问，而是向公众询问。这让外行人说内行话，已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尼克逊（1972年破冰访华修补关系）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与中国的关系虽有高低潮，但从未发生严重的冲撞，也从未因被挑衅而动武。韬光养晦成了邓小平复出（1978年）后的低调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及东欧国家却在90年代丢掉马克思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大柱子在顷刻间分崩离析。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下不能去掉社会主义，也就在后期抵挡住从阿拉伯吹来的“颜色革命”（2011年）。在这之后的美国右翼分子，或更明确地说有极端倾向的政客开始借民主选举抢占政治地盘，一个从未涉足政治的特朗普竟然在2017年当选总统而号令天下。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因疫情死人之多并非世界末日，反而是中共的存在是世界的公敌，欲除之而后快。除了在疫情“嫁祸”中国外，也在2018年掀起贸易战，用重税“压死”中国的经济。

可是两年以来，特朗普发现并未逼使中国屈服，也就进一步用前所未有的战略在意识形态上指责中共是非法政府，而中共与中国人民是不同的。这种怪论和歪理在一定的程度上让特朗普纠集了不少西方政府投到其门下；更是借助新冠病毒的“横冲直撞”，把帐算到中国身上。宁可背负美国死人无数的骂名，也不集中心思采取防范措施。为什么中国可以在8个月内控制疫情？为什么韩国和日本乃至港澳台可以将病毒挡在门外？而美国却无能为力？为什么为了面子而不仿效亚洲国家的措施，防范于未然，反而成天骂中国的一大堆“废话”，但也救不了美国人的生命。

当病毒被全面政治化的时候，已判定特朗普的“灭共”思维已是越俎代庖。谁人授权特朗普来铲除共产主义的？

政治制度只是一种学说和理论，正如阿当斯密和凯恩斯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适合人民的制度，而不用其他主义来治国。特朗普没有从希特勒的失败中接受教训。因此在选举中被撵下台。所谓的民调支持特朗普也不过是虚晃一阵罢了。

一份报告近期公布，中国前流行病症防治中心主任曾广从资料中发现意大利比中国武汉更早出现这类病毒，它可能是通过冷冻海鲜或肉类进口中国。

中国是在萨斯肺炎（非典型肺炎）于2003年在广州和香港扩散后，便建立了最先进的研究病毒的高端设备。也因为有此先进仪器，在去年年底先发现新冠病毒来势汹汹。而常驻米兰的全国癌症学院终生科学家苏兹（Dr. Gabriella Sozzi）在上周出版的科学杂志《Tumori Journal》内这样说：这种意外的发现可能改写流行病毒的历史。也许有助于在将来进行防治。在这方面，世卫组织也介入其中。

更令人吃惊的是，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的报导（11月20日），在大标题之下《郭文贵和班农如何推动新冠病毒起源的阴谋论》指在今年4月到美国的港大医学院研究员闫丽梦被教唆这样说：病毒并非大自然产物，而是根据中国军方从蝙蝠身上发现的两种病毒改造而成。《纽约时报》又说，闫丽梦演变过程是郭文贵和班农“精心设计”的。

若此事属实，那就太不可思议的栽赃陷害了。

早前，意大利也曾测出病号出现类似病毒象征，但被列为感冒处理。

总之，病毒事件已被政治化和复杂化了，把矛头对向中国是“先判后审”。毕竟要真正确定此病毒源自何处，还有待查。

此外特朗普也明白，消灭病毒的疫苗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不断测试和进行临床才能够取得批文投放市场。

从现在开始，世界人民已等不及的，也不知还要死多少人才能把大局控制下来。

除了美国辉瑞（Pfizer）药厂和德国医药公司BioNTech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BNT162）有望在不久可上市外，另一美国疫苗是莫德纳公司研发的mRNA，中国的疫苗也在浙江地区进行局部投产和测试，就不知何时才能面世？不幸的是，疫苗也成了政治武器了。

 刊登于2020年11月26日《东方日报》

中国走进“亚洲共同市场”

经过8年及31轮谈判后，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东盟国家主导下，终于在11月15日通过视频会议签署了由15个亚洲国家组成的“新经贸合作体”。除了东盟10个国家外，还包括了中国、日本、韩国、澳洲及纽西兰。但没有印度在内，它在2018年退出RCEP的谈判，主要理由是印度加入了这个自贸市场后，它将面对澳洲及纽西兰的农产品低关税甚至无关税下冲击本地（印度）的农产品市场。而在工业方面，也免不了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尤其是印度需要入口大量的中国原料制成产品。若是顾此失彼，印度国内的企业家利益会受损，失业浪潮也会进一步增加（2018年的统计，印度的失业率达到23%，这样的企高不下的数字是令人忧心忡忡的）。

巧合的是，东盟15的自贸协定是在很敏感的政局下完成的。一方面是中印边界起冲突，虽然规模不大，但暴露了印度不忘视中国为其“天敌”的怨恨。另一方面，刚好美国总统选举初现端倪，民主党的拜登似乎击败了特朗普而当选美国新总统。在可预见拜登不会那么好勇斗狠的战略下，莫迪也需要静观其变，不能成为反华的急先锋。

其实，东盟发起RCEP的目的是要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5国的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东盟认为，在协定完成后，可以再与美国和俄罗斯商谈加入的条件。不过在印度的缺席下，也就暂时不能考虑RCEP未来的事。

单只针对RCEP而言，整个领导地位已走向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是十分乐见其成的大事。在这之前，中国尚未加入或成为由其主导的集体经济体。它只是与东盟国家和其他国家有自贸协定，但不够全面化。如今通过RCEP，间接与日本达成自贸协定。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得对澳洲开放市场。既然是“一家人”，也就好说话。但在世局转变的当儿，也不好说哪方会作出让步。

根据统计，这个RCEP涵盖了全球29.7%的人口（超过22亿人口），GDP也占全球的28.9%。最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将更加牢固和更有保障。

在另一方面，由美国策动，在奥巴马政府时代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原意是防止RCEP在将来坐大。而在这个组织中，共有11个成员，其中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于2017年宣布退出。因此由日本和加拿大在2018年牵头组成，包括东盟国家中的汶莱、马来西亚、越南和新加坡，其他成员由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智利、澳洲和纽西兰，中国被排在门外。同时也易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

这个组织，被当选新总统拜登看来是重要的，因此在选前已表达美国会重返CPTPP。夹着这个组织，再加上欧盟经济体希望与美国合作来面对中国的崛起，在各有领域展现魅力之下，中美关系“一触即发”的危机将会大大降低。

由于RCEP，美国和印度不在组织内，中国的角色更加吃重 。中国方面有消息指出，中国过去与印度联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及“五国金砖”也因印度的加入而节外生枝，难以操作。

与此同时，正要举行的APEC会议（21个成员，但美国未将印度纳入，耐人寻味）是以政府政治为考量，特朗普的强硬与好战路线肯定走不下去。但拜登也肯定要领导所有的西方世界和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会结束，但它不再是头等大事。

由于中国已被视为RCEP未来的领导者，美国企图通过贸易战孤立中国，通过瘫痪世界贸易组织来阻止中国上诉的手段也将失去效用。

这个世界不再是由特朗普决定一切：只有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这种霸道与“目中无人”的思想是对奉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美国是一大讽刺，变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除此之外，RCEP也将逐年调整关税，以照顾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贫困。因此给东盟国家享受外来的产品优惠价和在10年至20年之内达成零关税的措施和工艺技术转移也是在议程内。毕竟如寮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家都是相对落后与贫穷的。

只要这个世界不打仗，则任何贫穷的国家的人民都有机会在自由市场的框架内改善生活。

在签署协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一句话是发人深思的：这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中国愿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同东盟国家加强发展战略衔接，推进兴建“一带一路”合作。

无疑的，李克强点出了RCEP的重中之重，就是也带动一带一路的发展。这也许是中国重视“亚洲共市”的最大理由之一。

 刊登于2020年11月23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和安华的故事

我开始关注安华是在1974年。那一年，他以学运领袖的身份领导华玲万人反饥饿运动，结果在内安令扣捕，两年后（1976年）才获释放。

在这之前的1971年，安华申请注册回教青年运动（Abim），但延至1973年才获批准。

安华动用Abim组织，南下北上的介入示威运动，他成为新崛起的回教青年领袖，许多年轻人尾随他的运动。当他被释放后，又重新领导Abim组织，一时之间有5万名会员，简直把伊斯兰党挤在后头。

这儿有一段故事是牵扯安华和马哈迪的。事缘马哈迪在1969年被巫统开除后，他在1970年又出版其成名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与东姑对着干。安华则顺应时机为马哈迪摇旗呐喊，甚至将马哈迪的著作公开招展（已被列为禁书），向人群表达对马哈迪的支持。

1972年，马哈迪重回到巫统，安华这个名字也被他记下来了，但他们之间还没有来往。

1977年，伊斯兰党被国阵开除，也就迫于无奈请安华“指点迷津”，并要求安华参加领导伊斯兰党。安华没有接受，他依然在政治门外徘徊。但在80年代初期，他积极地介入民间活动，这是因为政府提出修改社团法令，将社团分成两种：一是可以批评时政的社团，视为政治社团；另一种是俱乐部性质的，但不可批评政府和时政。在那时候，社团注册局竟然错误地将“盲人协会”列为政治团体，一时群情哗然。

就在1981年时，反对社团修正法令的人群和团体越来越多，有各民族的代表在其中，他们推举安华出任反社团修正法令委员会主席，这是安华除了在学运外，第二次在民间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

经过安华的争取，政府最后同意放弃修改社团法令，恢复到原来的法令。在这方面，安华又加分了。

这个时候，安华看准时机，直叩马哈迪大门（1981年）。于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对谈，安华表明要参加巫统，马哈迪也乐见其成，因为他需要一位杰出且有知名度的回教领袖。安华的演讲魅力及他阅览群书的优势，很快得到马哈迪的赏识。

1982年，安华被马哈迪派上伊斯兰党的选区（峇东埔），以考验他的实力。

果然不负众望，安华漂亮胜出，即刻被马哈迪委为首相署副部长。安华对这个职位不表满意，他向马哈迪要求一有机会让他担纲正部长。

于是在1983年，安华如愿以偿出任文青体育部长，那是因为在这一年，安华角逐巫青团长，把苏哈米杀下。苏海米是哈仑（雪大臣）的亲戚，对安华的到来提高警惕。

安华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的睿智；尤其是对回教知识的渊博，而成为马哈迪喜欢接近的其中一人。在初期，马哈迪但凡出国访问总会带上安华（见马哈迪回忆录）。就这样，人们也就“错误地”把他们形容为政治父子。

1974年，慕沙被疏远后，马哈迪组成了“内阁中的内阁”（慕沙在自传中透露的），成员有达因（财长）、沙努西（吉大臣）及安华（农长）。这就是说，安华开始成为马哈迪身边的红人。但安华似乎忽视达因的重要性，也就在党内另形成一股力量时没有想到达因竟是马哈迪手中的重炮手。

自觉有了老大的支撑，安华在1993年党选时，被提名角逐署理主席，准备把嘉化峇峇拉下马。马哈迪知悉后感到不悦和不安，乃劝安华不要过快越级而上。但安华说，其手下的人已等不及，要排队上位，似乎已是骑虎难下。

这一年后，马哈迪对安华开始步步为营，因为安华崛起太快了，才入党12年（1981-1993）就成为第二号人物，如果再上一级就是国家的领导人了。

1997年，马哈迪告假两个月，委安华为代首相。刚巧在那时吹起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再到韩国和香港，其中受到重创的是马来西亚，货币的贬值几乎令人窒息。原本是1美元兑2.50令吉，不料一跌再跌，跌剩1美元兑4.50令吉，甚至逼近5令吉。

根据马哈迪近日向《大马透视》披露，当年安华准备接受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不锁定外汇定价，保留国际地位，但马哈迪反对，他提出暂与世界货币脱钩，只以3.80令吉兑1美元来稳住市场。

为了否决安华的建议，马哈迪在1998年解除安华党官职。当时的“罪名”是安华涉及不道德行为（鸡奸）。安华也为此付出坐牢的代价。

讵料在2016年竟发生马哈迪与安华一笑泯恩怨的戏剧化逆转。

在协调下，马哈迪成了希盟（反对党）的头头，安华暂退一旁（因尚未获释）。

2018年，任谁都想不到，希盟居然成为执政党，马哈迪以92岁高龄重任首相，但他与安华的心病一直未能消除。表面上看安华在两年后（即2020年）接任首相，但实际上，今年2月“政变”把一切都变了。

因为马哈迪不愿交棒给安华，未想在今年9月，安华又宣布已获得超过一半的国会议员的支持，要求变天。到头来又好像是一场空。

在此时此刻，马哈迪又补上一刀说安华无能力解除金融危机，不会是好首相。

不知这已经是第几次了，马哈迪还是否定安华的“资格”。

看来，这两人的斗争是无止境的，好像他们的前世已是“宿敌”了。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刊登于2020年11月19日《东方日报》

难以乐观的预算案

2020年对马来西亚是个极不寻常的一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新冠肺炎（Covid-19）开始袭击马来西亚，后来日渐严重。截至11月13日为止，马来西亚已有逾4万人被确诊，而有超过3百人死亡。

在这之前，我国发生了一场“政变”，刚执政不到两年的马哈迪政府竟然在一夜之间垮台，改由其副手慕尤丁越级而上，成为国家新的领导人。原本是“马慕一家”的执政集团在防不胜防下“变天”，成了被形容为“走后门的政府”，变成朝野大混合。

在局势不安下，慕尤丁政府在11月6日在国会上提呈了明年度（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

这份扩张性的预算案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被隐藏的危机，也没有显示国家经济会衰败。恰恰相反，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给人民提供大马史上最庞大的预算案，总共高达3225亿4千令吉，比起2020年的最初预算案2970亿令吉增加了8.6%，语气充满乐观。

在3225亿令吉的预算案中，有2365亿令吉是为行政营运开销，其中26.2%是用来支付公务员及高官的薪酬；另12.1%的开销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对此，总稽查司聂阿兹曼提醒联邦政府注意当下政府的财政已出现不良的“债滚债”倾向，情况令人担忧。

在2019年，政府动用827亿2300万令吉的新贷款（或59.9%）偿还到期债务，只有29.7%用来发展。

聂阿兹曼也发现联邦政府代11家政府公司还债时，也将“还债”当成“发展开销拨款”（总共39亿令吉）（容易产生混淆）。在11家公司中，有两家公司拿了发展拨款却没有任何发展项目。因此稽查司认为应注明“还债”或预付款，而不是把还债当成拨给发展项目。

有关报告也显示，在2019年，政府的国债总额为7929亿9800万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2.5%，较2018年的7410亿令吉增加了7%（510亿令吉）。

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到了2034年，马来西亚政府预料将要偿还高达100亿令吉的债务。即使这之间还有14年才到期。但我们必须创造巨额的收入，才能够有钱偿还债务。

由于明年的开销有相当大的增加是用来应付因疫情恶化造成商业静止及工人失业所做出的弥补，因此明年的发展开支有690亿令吉，其中170亿用于新冠肺炎的基金。

职是之故，即使明年政府收入会比今年为多（因在7月份过后，国家经济成长已由负转正），因此预计会取得6.5%—7.5%的增长率，收入达2369亿令吉，赤字856亿令吉，占GDP的5.4%。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保持谨慎态度，因为没有人知道疫情会否在近期受到控制，而不会爆发第三波的病毒冲击？

根据反对党领袖安华指出，已有超过1万名食堂业者因学校停课而不能开业，政府应给于关注和援助。

另一方面，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长旺朱乃迪在国会指出，根据大马公司委员会的资料，今年8月是最多公司宣布歇业的月份，高达17800家公司关闭。

前首相纳吉则建议让公积金会员可一次过提出万元应急之用，同时银行也要延缓贷款的时限。

未料近日我们迎来的是政府再实施有条件的行管令，且延至12月6日后，许多业者莫不叫苦连天。他们已经有超过半年没有收入或收入大减；如今再多一个月，也不知道何疫情会好转？难怪前卫生部副总监洛曼哈金医生在脸书上说，如果落实有条件行动限制令再长达半年，马来西亚的经济将会瘫痪。

当民间不满情绪仍在发酵时，又闻知政府对多媒体通讯部属下的“特别事务局”（JASA）拨款8550万令吉感到惊讶与愕然。这个在过去被指责为执政党的宣传工具，且在希盟2018年上台后即停止操作，怎么又在慕尤丁时代死灰复燃？

在过去的拨款不过是2千万令吉，如今增加4倍，慕尤丁首相有必要做出解释，否则民怨难消。

虽然政府有吁请朝野共同合作通过预算案，以利国人，也有发放援助金及允许提出公积金和减少个人所得税1%。但若在疫情居高不下时，再加上政客在煽风点火，为此我们对预算案的规划和推论并不那么乐观。

 刊登于2020年11月18日《南洋商报》

名人恩仇录八

 林连玉vs.梁宇皋

本期要讲的人物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是比较熟悉的，但对年轻的一代人的印象可能比较模糊，甚至也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不过，凡是华人或说热爱华文教育的人，不可能也不可以对他们的事迹一无所知。因此重挑起六十年代的口诛笔伐，却是很有意义的。

这之中也引出一些花边新闻，也让人啧啧称奇。

林连玉

第一位主人翁是被誉为华教斗士的林连玉（1901-1985），终年84岁。“华教斗士”这个封号是华社所推荐的。直到今天已是一甲子（60年），人们还是这样赞美他的伟大精神。他之所以被封为华教斗士是因为60年代他“牺牲”个人的利益而保住华校的根基不被连根拔起。所以被华社形容为华教第一人。

这位教书先生出生于1901年的福建永春。1919年入集美学校师范部念书。1925年因时局动乱，林连玉来到马来亚任教职，旋后转到印尼爪哇教书。

1931年他又回到马来亚执教鞭，而在1935年进入尊孔学校服务。日治时期（1942-1945）只得在巴生饲猪为生。战后又复出主持尊孔复校工作。

1949年，推动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的成立。在1951年成为马来亚公民，也推动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的成立。

1954年正式被推举为教总主席，向英殖民政府推出的教育白皮书作抗争，并要求列华语华文为国家的官方语文之一，但不得要领。

1955年，马来亚举行独立前的普选，以朝向自治邦。此时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1954年成立）接见林连玉代表团，前者承诺一旦胜选，联盟将检查英政府留下的教育政策。

在大选前夕，林连玉也是迫于无奈将教总带进政治，期望通过政治力量来改变华教的命运。

这一重要的会议是在马六甲陈祯禄的住家举行，东姑希望华社支持联盟取得大胜而组成自治邦政府，这样他就可以成立教育检讨委员会来拟定一部新的教育政策。

1955年1月，林连玉率领董教总代表团和联盟代表团，在马六甲举行会谈，洽谈有关华文列为官方语文和民族教育权益的课题

果然联盟在狂胜下，东姑（首相）于1956年成立拉萨教育检讨委员会，以教长拉萨为主席，成员中有林苍祐等。这份报告书在1956年出笼。它除了确定华校可以接受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外，也保证母语教育得以在各源流中学推行。

这之中有一条最后目标是准备将来在全国的学校实施的。在华社及林连玉反对下，有关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条文未被列入报告书。当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时，也同样未改变原有的精神。

1954年，在林连玉的推动下成立董总，且在同年与马华合组成“三大机构”（马华、董总和教总）。

1958年3月27日，在陈祯禄的安排下，三大机构遏见东姑。左起沈慕羽、吴志渊、林连玉、陈济谋及温典光

1956年时，槟城钟灵中学静悄悄地与教育部达成协议，接受津贴而成为全马第一间被改制的华文中学。此时拉萨教育报告书尚未生效，但钟灵可依据殖民地时的教育法令申请津贴。

在风声走漏后，钟灵学生群起反对，罢课与游行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1956年11月23日，学生运动在槟城钟灵中学爆发，抗议钟中接受津贴改成国民型学校，数以百计聚集在锺灵中学礼堂内的学生被呛辣的烟雾侵袭，纷纷掩面往外逃

正因为钟灵开了缺口，在翌年（1957年）其它华文中学也起而响应和支援钟灵学生。

这一场出其不意的运动也很快波及全马的华文中学，因而在1957年的11月14日的学潮成了华校抗争的第一个巨响。

在那年，除了钟灵之外，尚有芙蓉的振华中学也接受改制。

此时刚独立的马来亚正酝酿如何再次改变教育政策，以抑制华校生的进一步斗争。

1960年，政府成立了以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为首的教育检讨委员会。其中有三名华人代表，他们是梁宇皋、王保尼与许金龙（林苍祐已在1960年辞马华总会长职，并在1961年退出马华，因此他已不代表马华参与任何运动）。

正是在1960年，政府发表达立教育报告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华教的命运。所有的华文小学和淡米尔小学都要改制成国民型小学。所谓国民型即是政府并没有改变各源流的原有教学媒介语，但所有师资及学生概由教育部分配，并由政府发出薪水。

同时，所有华文小学必须在1962年之前提供独立的校舍办学，不能如同过去的“寄人篱下”，或在会馆或社团上课。

所有的华文中学必须要在1962年之前决定要成为国民型中学或独立中学（前者是受政府控制的中学，后者尚可自由教学，但要遵守教育条例）。

在这方面，反对最激烈的是教总主席林连玉。他除了大骂钟灵校长汪永年出卖华教之外，也把气全发泄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提到的另一个主角梁宇皋。他与林连玉的骂战几乎到了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是因教育问题而起争执，但后来也因教育走完一生。

梁宇皋

梁宇皋（1888-1963），终年75岁。他是在江沙出生的，可以被称为峇峇。年幼时在广州受教育。13岁时回马来亚，进入槟城的圣芳济学校念书。1908年，他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前往伦敦大学深造。1912年考获法学士，在1914年又考获理学士。直到1921年在英国考获律师执照，回到马来亚执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1906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应是响应陈璧君的鼓励）。在1932年，梁宇皋前往中国出任中华铁道部第一任行政专员及云南省富海县的县官，兼任富田省立银行富海县分行经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宇皋出任中国部队的联络官，官衔为少将，职务也是驻缅英军的情报官。他后来因涉嫌为日军进行谍报工作而遭中国当局拘捕。一共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为自己洗脱罪名而再被委为英军及美军驻缅的联络官。

战后，梁宇皋曾访问美国短时间，但在1946年回到怡保重执律师业。

回过头来，让我们看看梁宇皋在中国究竟在做什么？

当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是为“九一八”事变。翌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前者出任军事委员长，后者则出任行政院长。

在这种情形之下，又恢复权力的汪精卫也因其夫人陈璧君的关系，同意将梁宇皋调到中国任职。梁宇皋与陈璧君原已定终身，他们是表兄妹。

陈璧君（1891-1959）原名冰如，乳名环。其父陈耕基是当地的一名商人，住在槟城牛干冬，人称“陈百万”。其母卫月朗，也是爱热闹的女人，常与其女在一起。

由于汪精卫为孙中山的革命四处奔波，而在1907年来到槟城宣传革命。当中有一位少女（因长得胖，人称“肥环”，而实际上她也不是美少女）却偏偏对精卫情有独钟。这时情窦初开的少女自然对他一见倾心，经常打听汪精卫在哪里演讲，而她从不缺场。也因为这样，她加入了同盟会。巧合的是，梁宇皋基本上与她是同一时期加入同盟会，如果不是受陈璧君的影响，那就是他有革命之情，但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就是此时，汪精卫主持的《中兴日报》面对经济短缺，也就得到陈璧君的慷慨解囊。

不过陈璧君已有婚约，其未婚夫就是梁宇皋。于是在陈的坚持下，她与梁解除婚约。在后者答应下，除铭感五中外，她也在后来在中国得意时，不忘把表哥梁宇皋接到中国当官。

另一方面，汪精卫也是被兄长订了婚事，其未婚妻是刘氏，但常年在外漂泊的汪便向兄长提议与刘氏解除婚约。于是汪陈两人又恢复自由身（在槟城时，汪住在南天酒店，与陈璧君的家不过是一遥之隔）。

1909年时，汪精卫回到日本，陈璧君也到日本留学。

1910年，汪精卫萌起刺杀摄政王戴沣的念头，结果失败。汪被判无期徒刑，陈则不离不弃，想方设法解救汪精卫。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倒台，汪精卫获得释放，乃在1912年在广州与陈璧君完婚。

婚后夫妇去了法国，翌年又回到中国，致力巩固中华民国政府。

陈璧君在一个时期也拥有控制广东地盘的势力，因此把梁宇皋调来成为帮手，也不失为好办法。

1939年，汪精卫叛变，投向日军，建立汪伪政权。但在1944年因汪的逝世而消失，留下一生的骂名。

这里让我想起一件事：已故林苍祐曾经对我说，他在1944年从英国直飞重庆是应梁宇皋的邀请，那时梁好像是教育司长，与林随行的还有另外三人。在重庆安顿后，林苍祐也成了陈诚（总参谋长，后来的台湾副总统）的医官。1947年回到槟城。

梁宇皋则是在1946年离开中国，因此林连玉所说的梁与汪有亲戚关系，大概指的是梁与陈属于表哥与表妹的关系。

回到怡保后，梁宇皋于1948年被英殖民政府委为立法议员，并在隔年（1949年）参加组建马华公会。

他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被委为马六甲州长（州元首），两年后，他被委任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但这个时期，林苍祐已不在马华公会，马华进入了陈修信的时代。原本有意要争夺总会长的梁宇皋却因被林连玉骂得狗血淋头，而失去问鼎马华总会长的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林连玉与梁宇皋的骂战导因于达立教育报告书，他曾责备马华公会派出的三人，另两位是王保尼和许金龙，他们根本不是搞教育的，却弄出一本“克华”的报告书。

因为除了学制及媒介语改变外，连董事会也改组，政府只承认国民型的中小学只能有15人组成的董事会，其他多出来的成员则不在官方的名单内。

根据当时的实况，马来西亚共有71间华文中学，结果有55间接受改制，仅剩16间保持独立中学。这意味着林连玉的斗争只取得1/3的成功，有2/3的中学随改制而去。

林连玉对这份报告书大为不满，也极力反对，认为华教地位不保，却偏偏遇上梁宇皋为报告书大作辩护。

因为两人的骂战不断升级，林连玉形容梁宇皋为民族败类；而梁宇皋则反讽林连玉为牛油和面包而大事攻击政府。

1959年，因林苍祐的离去及董教总与马华公会闹翻，所谓三大机构组织也进入冬眠状态。

另一方面，改制的中学后来也由55间增加到目前的81间，独立中学虽有分校之设，也不等于数目的增加。当下独中共有60间，理应受到保护。

梁宇皋也为政府的政策做出辩护，他指出国家有两大危机，其一是赤色的暴力革命及颠覆活动；其二是民族间的破裂与冲突。

在1961年，林连玉应邀到南洋大学演讲，他单刀直入地指责达立报告书一旦实施，华教未来不保。

因为林连玉的讲话是直接地反驳，就有了下句的名言，他说：“语文是人类的工具，这种工具是属于人而不属于地的（belongs to man, not to land）。现在那些要排斥华文华语的人弄错了，以为语文是属于地而不是人。”

另外，林连玉的名言是掷地有声的：“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但也因为他的不屈服和不妥协的立场，终于在1961年8月14日被吊销教师准证及8月19日被褫夺公民权。

1961年8月12日，内政部发文通知林连玉要褫夺他的公民权

这场长命官司最后打到伦敦的枢密院。结果是林连玉败下阵来。

但林连玉在被褫夺公民权后留下血与泪的告白书（1961年12月7日）：

“我自从决心献身为公众服务以来，早已把个人的利益置诸度外。时至今日，不是我不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残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我要与教育界同仁互勉，所贵乎读圣贤书的，便是树立风标，砥砺气节，维护真理，发扬正义。生命的价值，在正义的立场上有时候并不可贵，惟能以身殉道，人格才觉得光辉。”

刊登于2020年10月31日、11月7日及11月14日《新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