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申辦奧運成功，其政治意義遠比體育精神更為重要。雖然事先中國希望申辦的過程中，西方國家不要用“人權”和“政治的偏見”克制北京，讓體育的歸體育，政治歸政治，作一場
“公平”的競爭。但事實上，起著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政治因素使然。
據外電指出，中國這次取得奧運2008年主辦權，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居功厥偉。他幾乎向所接觸的委員進行游說，希望北京取勝，以了卻他卸職的心願。理由是藉奧運來加速中國的民主步伐，正如蘇聯在1980年舉辦奧運和韓國在1988年舉辦奧運後，終於使到這兩個國家的民主化及早到來。
薩馬蘭奇的想法也許是合理的。因為他的想法與許多西方國家的領袖的想法沒有甚麼不同。所不同的是有些西方國家不以為應給北京任何機會，除非中國改善“人權紀錄”，但在薩馬蘭奇看來，如果你不加入有利的導因和條件，又如何誘發中國朝向民主化邁進？結果是薩馬蘭奇的想法佔上風，現在整個世界正在關注中國如何在未來的8年內把自己與西方世界的距離拉進。
誘發中國邁向民主
其實，不單是奧運會是個主要的催化劑，當中國在80年代蓄意推動改革開放時，民主的意識已先從經濟的隙縫中鑽了進來。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是從經濟制度的改變著手。從“計劃經濟”導向“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已成了轉型的火車頭。
雖然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曾一度嚴重的牽制“改革開放”，也在政治上使中國的對外形象備受評議，但也是因為“市場經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政治掛帥”的思想，而選擇以經濟利益作為衡量未來的標準（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已深入民心），也因此逐漸淡化“天安門事件”帶來的衝擊。
這種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並未否定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反而吸納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進入中國的各行各業。個體戶的興起，小資產階級的“小康家庭”意識形態日益普遍即為一例。
但在政治上，中國仍然堅持其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不允許“市場經濟”與“政治結構”混為一談。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就曾表示很難想像一個“經濟”與“政治”不相稱的體系並存的可行性。這就是說，基辛格意識到中國的政治也會隨之起了變化。
不論中國如何“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當中國爭取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看來為期不遠了），極力爭辦奧運（如今已成功）和致力開放門戶，歡迎外資大量湧入時，中國已不可能在政治制度上一成不變。倘若中國在政治上一意孤行，不作適應性的調整，它可能會發現市場經濟遇到了政治瓶頸，而產生一定的矛盾。這對中國政局的穩定，無疑是潛在的隱憂。
果然不出所料，在江澤民12年主政下，他認為時機已告成熟，大膽地提出“三個代表”的理論，其中最令人深省的是開放共產黨的傳統入黨資格，讓私營化的企業人士（也就是從小型的個體戶發展成大型的個體戶）入黨。消息說，中共準備吸收20萬私營企業主入黨，以有別於過去只接受工人、農民、軍人、革命知識份子入黨。（私有企業是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一環，長期以來與共產黨對不上號。）
若是中共在內部進行此重大的改變意味著這個黨已準備演化成“社會黨”，不再受舊框框所限。久而久之，“無產階級專政”也會變成“全民的黨”。
不論是馬克思主義或毛澤東思想，中共的蛻變，都是在六七十年代時所不可思議的事。可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政治瓶頸”正在自我釋放。有人曾形容胡耀邦（代表鄧小平）七十年代末期發動的思想解放運動是“撥亂反正”清算文革的錯誤，是為第一次的“改革”運動。而江澤民今次的“三個代表”理論，則是第二次的思想解放運動。
政治瓶頸自我釋放
於是人們認為中國建國50年來先後高舉三面紅旗：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
就政治進程而言，今天的中國確然已從“毛澤的思想”體系走向另外一個結合“經濟改革需求”的新體系。進而努力與世界掛鉤，要擠身進入世界強國之林。
是鄧小平修正了毛澤東思想，是江澤民演譯了鄧小平理論，要把中國共產黨重新改造。不知是巧合或是必然的結果，正應了馬薩蘭奇所要看到的中國：“希望帶動中國政治的變化。”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一直希望中國“和平演變”；中國一直抗拒這種外來的顛覆，不容許 “社會主義國家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但不知申辦奧運成功後，會否使中國在有意無意中自我蛻變。這取決於中國的政制改革與經濟改革能否找到一個平衡點和共存的空間，不然可能是一方要讓步於另一方。
在奧運申辦成功後，這是值得中國人民深思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他們要的是一個怎樣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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