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成了中美主战场

世界卫生大会由5月18日至19日在日内瓦举行，它不但成了中美交锋的“战场”，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加入要求“知道真相的调查”的主会场。

虽然已经有122个国家联名要求世卫主导调查新冠状病毒（Covid-19）的导源和来自何方，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世卫大会上致词时也相应回应。他说，应该等到疫情被控制和平息后，才交由世卫组成独立的专家团进行研究和评估。

换句话说，中国并不坚持不得“追根究底”，而是要在适当的时间进行。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确诊和死亡。因此集中精神研制和发展疫苗才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以便有预防药物及治疗药物来遏制病毒的无限期的传播。

不过在这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务卿蓬佩奥等人则一口咬定病毒起源于中国，坚持这是头等大事。但中国方面所持的态度是：（一）既然查不到和找不到“零号”病人及（二）也没有确定是源自武汉。因此这种调查是不实际和不科学的，应该让世卫组成专家团进行调查和研究。

可是争论没有因口水战而静止，相反地，当澳洲悉尼《先驱晨报》于5月5日在坎伯拉作出报导称未证实的消息指病毒来自武汉化验室，有关的消息可能是来自美国使馆人员，偏向特朗普的指责，目的在于开展独立调查和禁止野生动物的交易。

这家报纸还说，一些未具姓名的官员告知，有关消息已在澳洲政府内部广泛地引起怀疑。而这则消息刚好是敌对报纸所泄漏的（指每日电讯报），也是由美国使馆人员透露，希望能在澳洲的媒体引起关注。

不过，世卫组织的负责人说，美国没有出示有关病毒是源自武汉化验室的证明；同时《先驱晨报》也认为没有证据显示消息是来自情报部门的。

除了澳洲总理莫理森也否认病毒源自武汉化验室外，根据澳洲《每日电讯报》的报导还说，西方政府已备就15页的研究文件指责中国政府已销毁原始的样本。

报导又说，由西方国家组成的“五眼”情报部（即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和纽西兰）也研究了有关病毒可能意外被泄漏；而研究人员则调整了这种病毒可由蝙蝠传给人类。

当蓬佩奥国务卿针对澳洲的新闻报导作出回应时说，有巨大的证据证明病毒来自化验室。总统特朗普也说他曾看过相关的证据。

基于澳洲与美国的友好，立场一向支持美国，自然激怒中国指责澳洲制造没有理论的“化验室理论”；中国也挑战美国拿出证据来。

紧接着澳洲就面对农产品销中国的大问题，其中最大的牛肉和羊毛的出口占澳洲产量的2/3。如果因为政治争执面对质量条规和高关税的阻力，就得由澳洲来作出决定了。

此外，单单留学澳洲的中国学生就足够制造25万个就业岗位（2018年）予澳洲人。

根据《凤凰网》的数据（5月21日），全球已有近5百万人中招（4,914,077）；而有323,768人死亡。其中美国新增21,293例，总共有1百50万人中招，死亡人数有93,511人。英国新增2,684例，总共有24万人中招，死亡人数有35,341人。

中国的疫情虽已受到控制，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大家都担心第二轮的大流行疫情会再冲击全球。因此中国不能不多加提防；尤其是湖北和武汉更是较容易发病的地区。

目前中国已有8万4千人中招，而有4千6百人死亡。但近日的一些反常现象，也刺激中国决定为全武汉市的人民进行体检。

至于今次在世卫大会上另一个焦点是台湾的问题。即使有两百多名美国议员和一些国家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或列席世卫大会，但都不得要领，毕竟一中原则是早已定下的，不能被任意修改。

如果说台湾对新冠病毒的防控做得很好，倒是不可否认。但拿台湾的成绩作为参加世卫的理由是对政治达成的协议最大蔑视。

其实特朗普要搞垮的不仅是世卫组织，而且更是针对中国。除了促请世卫组织改组（主要是更换总干事谭德塞），后者被指为中国傀儡外，也无时无刻诅咒中国隐瞒实情。即便中国在今年正月已公告全世界，而疫情是在2月份才逐渐严重。到了3月份进入高潮，美国怎么会有不够的时间防疫呢？虽然明知每一天都有人民中招，也有死亡人数，为何不先关注生命，拯救生命？而是天天口沫横飞，非把中国咒死不可？但即使世卫改组了，中国也被美国搞到七凌八乱，这个病毒会消失吗？美国会在千疮百孔的地球里找到什么荣耀？如果中美不幸演成世界大战，这个地球还存在吗？没有人知道。

但特朗普有必要告诉人类，打垮世卫和中国后，人类将得到什么？

 刊登于2020年5月28日《南洋商报》

中美新战场：香港

当下最爆炸性的大问题就是中国人大将直接讨论和通过“国安法”，并将之纳入香港基本法内，而不再通过香港立法会通过。

究竟香港和英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美国又抓紧香港问题不放？同时为何中国对国安法耿耿于怀？非通过不可？这都是有其远因和近因的。

最早的时候，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1858年解散），结合官商的力量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先是印度的德里（1757年）被占有，继之是1849年整个印度成为英殖民地。

马来亚的槟城在1786年成了英殖民地；新加坡则是在1819年成了英殖民地。在1826年马六甲归英国管制。英国也在这一年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后来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也分别在1881年及1841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及后组成马西亚联邦。

当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便将各殖民地纳入英国政府的“殖民地公署”部门，直接由英国管辖。

在海峡殖民地组成后（1826年）的16年，英国通过炮舰打败了清廷，而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占有香港岛，及后在1860年又通过《北京条约》占有九龙半岛。这个过程在历史上称为第一鸦片战争（184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898年，因香港发展快速，土地不敷应用，英国乃通过签署《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向清廷租用新界，为期99年（按规定，在1997年到期，英国也就在这一年得将香港归还中国）。

这是中英双方通过《中英联合声明》达成的协议。有人问及既然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割让英国没有年限，只有新界才有年限，则英国不交还香港岛和九龙岛是存在争议的。退一步说，即便中英双方早年有签署割让条约，且割让意味着“永久性”，正如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就不再归回柔佛苏丹；而槟城及马六甲乃至马来亚联合邦和东马的沙巴与砂拉越也就没有所谓“物归原主”这码事。因此在战后这些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但要怎么独立？有什么条件和领土的划分，都归英方说了算。

可是在香港方面，英国碰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香港岛只有80.7平方公里，而九龙半岛面积更小，仅46.9平方公里，两者加起来不过127.6平方公里。若与槟岛的293平方公里相比，也小过槟岛一半有余。正因为这样，英国为了香港的发展，不得不向清廷租借新界99年。虽然新界在当时地广人稀，但香港从那时起已是比新加坡（704平方公里）及槟城（1031平方公里，包括威省）还要大的土地面积，单单陆地就有1105.6平方公里，而连同263个岛屿，总共有2755.03平方公里。

因此若英方只保留港岛和九龙的土地面积实在太小了，立不成国，除非它能拿下新界。可是在物换星移下，一切已变得不可扭转。

还有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先见之明。在中国于1971年进入联合国后，便在1972年提出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主权范畴，不属于所谓的殖民地范畴。它们是被英国强行占有的。同年的11月8日，联合国大会确认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归属中国，不能以殖民地的身份独立。换句话说，港澳不能独立，只能回归中国，并已明白写进联大的议决案内。

虽然英国很想保留香港，且在80年代向中国提出主权归中国，而治权归英国，以保持英国的影响力和保住西方仍有一块跳板窥视中国内情。在不得要领下，邓小平提出了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且订在1997年移交主权。

在初时有65%的香港人支持回归大陆，仅有25%愿意保留香港人的身份。但在97年后，港民对中国的政策又有更大的抗拒，也就使到双方的关系越闹越僵。

例如在2003年，因为港府要推出第23条国安法，以使香港进入一个受法律控制的社会。当时基本法第23条的整个含义是：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也禁止港内的政治性组织和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可是在2003年7月1日时，有50万港民走向街头反对第23条国安法，指它侵犯人权和自由，压制香港言论。在一片抗议声下，身为特首的董建华不得不押下有关条文。但一押就是17年，而董建华也在心力交瘁下于2005年在任期未满下挂冠而去。

经此一闹，香港不再安定了。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几乎瘫痪了一部分的香港街道。

自此之后，示威和游行成了不满分子的筹码，动辄诉诸以示威和顽抗。结果在2019年中发生的反送中的“修改罪犯条例”的大游行，也一度声称有200万人参与，最终迫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得不宣布撤销反送中的修例。

眼见“凡反必胜”，也就刺激了一部分反中反华的港人加入了与中国对抗的行列，甚至也欢迎美国和英国政界介入其中。

另一方面，中国人大再也不能坐以待毙，因而借此次代表大会，由人大自行提出国安法。在内容上与原来的国安法大致相同，但最主要是突出和显示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如果香港是一个例外，没有国安法，则犯颠覆罪和叛国罪的人，岂不是可逍遥法外？既然世界上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都有国安法，美国也不例外，为何反对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立法呢？

《南华早报》的新闻主任永登拉杜（Yonden Lhatoo）及专栏作家Alex Lo撰文时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到底香港是美国或中国的领土？”北京的新国安法直截了当立下范例。

文章说：已经23年了，北京认为已经够了，也就自行巧妙地用殊途同归的策略达成目的。

“香港是中国的，也是中国拥有主权的领土，只有那些偏向港独的份子作出挑战和行使破坏。不过在将来，国安法将会调和了反政府和反中国的情绪，从而促使候选人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在议会内表达出来。

因此不论美国如何使用香港人权法对付香港和中国；也不论美国如何通过种种手段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地位，它似乎不能改变中国的决心。”

其实在疫情严重下，美国和英国还要领导反华，就不知道当年（70年代）尼克逊总统与华友好在特朗普看来都是错误的？

 刊登于2020年5月28日《东方日报》

亡羊补牢迟了一步？

5月18日是国会下议院召开一天的会议，只有最高元首致御词，而后就散会。换句话说，马哈迪对慕尤丁提出不信任动议要到7月的国会才能辩论。因此我们不能肯定在未来的3个月内政局又有什么变化？

虽然在国会尚未对不信任动议进行投票，但不意味着朝野之间的斗争已结束；也不意味着在朝的国盟内部的矛盾已解决；同样不意味着在野的希盟也已失去斗志。相反的，自从今年2月23日喜来登会议所发生的“无声政变”后，整个国家一时陷入了混乱和不安。主要是涉及人事的变更，比政党的轮替更明显。

事实也证明，政变的主角是马哈迪的副手慕尤丁，相等于他们共同组成的土团党还是执政集团，除非事后证明归属马哈迪所掌控。现在说变也没有全变，还有一向跟着马哈迪的阿兹敏也加入慕尤丁的造反派（在外界人看来，阿兹敏似乎是马哈迪的“义子”，也是后者极力提拔的接班人之一）。结果是他们在一夜之间各走各路。

根据了解，推翻希盟政府而组成国盟政府的过程是十分仓促和神秘的，起事者是在有预谋但又没有十分把握下“完成”的。主要是马哈迪在2月21日的会议上对希盟成员党巨头举行的会议显得不耐烦，课题几乎集中在马哈迪何时交棒给安华？自始至终，马哈迪都不插话。到最后在双方争执不下时，安华作出妥协，同意交由马哈迪自行决定其辞职日，不需要订下日期。马哈迪在接受协商后，也表明他的辞职日由他自己决定。

可是事情的变化来得太快，在会议过后，马哈迪曾一度深思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大联合政府，但没有详细提到是否包括巫统和伊斯兰党？与此同时，马哈迪也发现重组内阁困难重重，又与慕尤丁的意见相左，导致慕尤丁在2月23日土团党会议上宣布“起义”，退出希盟。

马哈迪也在2于24日向最高元首呈辞，较后辞卸土团党总裁职。

由于国家一日不能无相，元首乃在当天重委马哈迪为临时首相，但所有阁员也在这一天被撤职。此时的马哈迪既已离开土团党，又等于与希盟没有挂钩，很快就失去其支持力量。即使他宣布在2月27日重返土团党担任总裁，但此时的慕尤丁已捷足先登，成为代总裁兼党主席。

结果在2月29日，最高元首宣布慕尤丁已获大多数议员支持，而在3月1日宣誓成为马来西亚第八届首相。

因为慕尤丁已找到其合作对象，也就干脆将希盟一脚踢开，自行宣布与另外5个政党合作，成立“国民联盟”（简称国盟）（Perikatan Nasional）。结盟的成员有土团党、国阵、伊斯兰党、砂州政党联盟（GPS）及沙巴团结党。

这5个政党是先成立“国盟”后才在5月17日签署“国盟共识备忘录”，内中提出5大要求：承诺加强和维护国家原则；不分宗教和种族，照顾所有马来西亚公民的福利和利益；在确保联邦和州政府良好施政下，也确保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

从上述来分析来看，原属于在野党的巫统及伊斯兰党突然获得机会重新抬头，也在国盟内发挥重大的影响力。巫统除了争取部长人数居于第二位外，也要求慕尤丁安排巫统的人担任官联公司的负责人。这些日子来，也已委得七七八八。

这就是说，过去的裙带风和官僚主义又再兴起。如果我们详读刘镇东在媒体公开的叙述文，不难发现慕尤丁在加入土团党后的郁郁不乐，因为他所要担任的财政部长职位，马哈迪不给，反而给了林冠英。对此，慕尤丁有所失落，他也担心一旦安华接棒，自己是否只担任副揆？

还有在选择柔佛州务大臣上，慕尤丁的人选被马哈迪拒绝，改由马哈迪的人马兹兰出任，造成慕尤丁在党内有所不满。因而传言在2019年10月准备与阿兹敏、希山慕丁及韩沙再努丁联手搞政变，后来因故放弃。

虽然刘镇东说，在2018年7月慕尤丁被确诊患癌后，有改变他的人生观，包括另组成马来人统一的政府。但此事也被刘镇东劝服，因为土团党若与巫伊联盟，最终会被两党吞噬而无所得。

结果刘镇东只能拖延慕尤丁进行“政变”，但没有改变慕尤丁集团所要达成的大马来人政府的想法，以把行动党及公正党排斥在门外。

由于政局的模棱两可，今天的慕尤丁面对的是他的身份尚未被确认。若是土团党不能归慕尤丁领导，则他必须选择重回巫统或另立新党。

但屈从于巫统之下，慕尤丁固然不能接受，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与阿兹敏等人另起炉灶组新党。

当然成立新党也是挺麻烦的事，前教长马智礼就以此警告慕尤丁，若是土团党忘却其取代巫统的任务而重回巫统，必然会被巫统所融化掉。

另一方面，在野的人民公正党也面对分裂下能否重振威望？这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因为安华是人不是神，他没有三头六臂再凝聚回群众给予的支持；尤其是阿兹敏已拉大队靠向慕尤丁，给公正党带来沉重的打击。

正因为公正党内伤甚重，再加上土团党又出问题，希盟单只靠诚信党团结马来人，影响力又不够。未来的在野马来政党何去何从？已是当下的政治主题。

如果在未来的三年内，让国盟找到修正旧体系的方向，继续走回种族主义的合作方式，则马来西亚希盟（Harapan）所努力的政改和新政将会在旧路线的复辟下回到从前而在原地踏步。就此而言，选民在2018年寄托的改朝换代已被马哈迪一个不小心被全面扭转回来。今天想亡羊补牢，在时局和人事改变下，是否太迟了？只有马哈迪和安华能给出答案。

 刊登于2020年5月23日《东方日报》

成也马哈迪，败也马哈迪

马来西亚从来未有如此糟糕的政局，也不知道哪个政党联盟能取得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本来马哈迪说他已握有114席的支持，刚好超过半数，但慕尤丁这边又获得114议员起而执政，也就有了今年2月喜莱登戏剧性的变化，政权在一夜之间更变。但不是通过大选，而是通过政党议员的叛变所促成的。因此国盟组成的政府被形容为后门政府，但这是谁的错呢？

追根究底，我们得从1985年的沙巴州选后说起（沙巴州选不与联邦一致，联邦选举是订在1986年）。

故事的导因是拜林领导的沙巴团结党在1985年州选中异军突起，以25席（共48席）超过半数起而执政。结果面对失败的人民党与沙统组成联合政府，再由慕斯打化出任首长。即沙统16席+人民党6席+委任议员6席，合共28席执政，形成双胞胎。

此时马哈迪已是联邦首相，但在欧洲度假中的马哈迪交托副揆慕沙希淡为代首相。结果慕沙希淡决定拜林政府合法。其后因有4名议员辞职，政局不稳。拜林乃向州元首建议解散州会另行州选。前首长慕斯打化代表则向法院入禀诉状，指解散议会无意义，但失败。重新州选之后，团结党赢得更多州席。这一结局也应了拜林的条件。即如果团结党议席增加就不与另两党组联合政府。后来拜林才加入国阵，但与国阵关系不佳。

在拜林组阁后，竟在1990年大选时倒戈相向，支持东姑拉沙里的三党联盟（46党、行动党和伊党）一时之间，政局沸腾起来。马哈迪怒斥拜林背后插一刀，最后马哈迪还是压倒了东姑拉沙里的三党联盟。

在州选过后，其实因为担心跳槽事件再发生，拜林于1986年在州议会提出反跳槽法令（Anti-Hopping Law）而获通过。这一法案是指定凡州议员跳槽至其他政党，其议员身份自动消失。

1994年的州选，拜林的团结党只以25席对23席执政，政权摇摇欲坠。

为制止跳槽，拜林在法院启动反跳槽法令，结果失败，理由是联邦没有通过这一法令，因此州修宪无效。

这样一来，跳槽在接二连三下，拜林丢了政权，改由巫统的沙卡兰出任首席部长。马哈迪当年规定国阵成员党每两年轮任。拜林的团结党在失势后，于2001年回返国阵，但只出任副首席部长，再也回不到从前。

2004年的大选后，新首相阿都拉宣布终止首长轮任制，改由巫统连任。

不过在2008年时，马来西亚又有一次在国会酝酿修宪的课题，即凡议员离开其原属政党过枝别党，将丧失其原议员资格。

这一年因马来西亚大选半边变天，在野党组成的民联夺下5州执政权（吉打、槟城、吡叻、雪州和吉兰丹），国会议员也跃至82名，与国阵的140席已不再是太过远距离了。在当年，安华也喊出了“916变天”论，他认为民联有机会拉拢议员投进民联而跃成执政党，只要民联争取多30名议员“反叛”，则在一夜之间没通过选举实现了夺权目的。

在当时联邦执政的国阵也有意阻止议员跳槽，后来经研究后，认为执政党将占优势而不是在野党。因此由纳吉接班的中央政府（2009年）选择将相关议员送往台湾度假，避开安华人马纠缠。后来纳吉得以在2013年保住政权。

从马哈迪时代不同意议员跳槽必获处罚到阿都拉及纳吉当政时也没有下定决心修宪，以致不修宪也不一定对在野党不利。今天的局面就是因为马哈迪太过自信，只想招巫统议员过档而没有通过修宪。如果在2018年后的国会通过此法案，情势就太不相同。

虽然修宪需要2/3议员的支持方有效，但很难判断在马哈迪任期内（第二次任相）就不能取得2/3席优势。毕竟在2018年后，巫统也特别担心议员走人，也许会支持修宪。可是这对土团党又是不利的，马哈迪当然不会这么做了。

除了没有修宪外，当下三个重要的课题是：其一是土团党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如果这种局面僵持不下，对国盟是没有好处的，随时都可能变化。从党争到政争，也暴露了马来西亚政治首次出现怪胎，一个政党分裂成朝野，十分反常。

其二是公正党走了一批人；尤其是阿兹敏拉走一大批议员又获得官职，再加上州议员的出走，遂使到各州政府纷纷到台。最新的例子是希盟吉打州政府的倒台也与公正党不要两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州议员有关。安华在势力削弱下，今次他与马哈迪又达成什么协议？也是不让人看好的。

如今希盟只剩下公正党41席、行动党42席、诚信党11席，合共104席，未达半数。如果加上亲马哈迪的土团党5名议员和沙巴前公正党主席巴鲁比安1席，就达到110席，也是未过半数。

反之，由慕尤丁领导的国盟则有土团党23席、巫统39席、伊斯兰党18席、马华2席、国大党1席，砂政党联盟18席及沙巴团结联盟3席，合共112席，也就刚好超过半数。

其三，慕尤丁及阿兹敏当下夹在土团党中间，不知如何应对马哈迪的挑战。有人推测他们会成立新党，但也有人支持他们重返巫统。可是两者都非上策。

看来马哈迪不支持修宪是一个导因：不久前，马哈迪轻言辞职和缺席党会议，让土团党离开希盟，寻找新合作伙伴更是爆炸性，结果是两年的改革付诸东流。真是成也马哈迪，败也马哈迪。

 刊登于2020年5月19日《南洋商报》

孤家寡人的慕尤丁？

马来西亚今日的政局看似有政党在操控国会，实则陷入了个人治国的困境。虽然当今首相慕尤丁在治理新冠病毒上取得不俗的成绩，也只有6千6百余人被感染及逾百人死亡，算是控疫有方。但这不等于是慕尤丁的护身符，因为在他面前的大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能自我取消的。

其一是马哈迪已向下议院提呈对慕尤丁担任首相的不信任动议，而且已获得议长的接纳，但会不会在5月18日的国会上讨论，就要看民兴党的刘伟强要求国会延长数天的动议是否获得通过？不然不信任动议就会延至7月份的国会举行时再行讨论和票决。

原本是民兴党主席沙菲宜（沙巴首席部长）提出对马哈迪担任首相和对阿里夫担任议长的信任动议，但因不符条规而被驳回。所剩下的马哈迪动议才是当下国家最大的议题。主要是不服慕尤丁的上位不是民选上台，所以他的合法地位也就受到挑战。

这一项挑战显然是在马哈迪同意下才达成的，因为较早时马哈地有表达不会禅位给安华，理由是很多人不喜欢后者上台，可是这种没有经过考验的说辞也只是片面之词，不能当成绝大多数人拒绝安华（除非通过选举打败安华）。

我们不知道为何马哈迪在此时此刻会改变初衷，决定第二度与安华合作？照常理推测，马哈迪是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只好回到希盟。至少在希盟内他会被尊称为老大，也会在时机成熟时再任相，要不然他在国会内就显得斯人独憔悴。如今他反转回来，也就给了慕尤丁一个进退两难的抉择。

其二是慕尤丁本身要厘清的问题，到底土团党的权力在谁的手里？在情况不明朗下，开除马哈迪与慕克里肯定会激起党内进一步的分裂和斗争。

在伦理上，慕尤丁得尊重马哈迪的地位。如果没有马哈迪在2015年扶慕尤丁一把（被巫统开除，转向与马哈迪合组土团党），则慕尤丁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虽然土团党是一个刚崛起的政党，拥有28名国会议员，但其中9名是来自巫统的。后来再加上慕尤丁引进的阿兹敏派的11名国会议员，才凑成39名。就不知道，在目前还有多少人站在马哈迪这一边或已倒向慕尤丁？

这是非常关键的，慕尤丁必须先有把握在党内压倒马哈迪的势力，才能取信于其他党的继续合作。

所以当土团党展期其理事会议（本来在5月13日举行）后，已反映出慕尤丁的困境是投鼠忌器的。但如果慕尤丁保持沉默以静制动，那也会有议员跑票的。

其三，也就是慕尤丁到底有多少议员的支持？他需要的是113名议员的支持，以超过半数稳住政权。反过来，如果马哈迪拿到113票，政权便会转手。

正因为确保不要跑票，最近以来，慕尤丁在这方面就大开官联机构之门，让各成员党（在希盟倒台后，慕尤丁率其土团党与巫统、伊斯兰党、砂政党联盟及沙团结党联盟合组成国盟）。

当我们近期在报上看到这个职位的委任和那个职位被填补，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巫统已高调要求给巫统人担任多一些重要职位；同时伊斯兰党也各有诉求，包括其党主席哈迪阿旺已被委为首相对中东特使（享受部长级的待遇）。

其实慕尤丁也是很为难的。除了土团党有10名正部长及15名副部长外；下来就是巫统有10名部长和8名副部长；继之伊党有3名正部长及5名副部长，这意味着慕尤丁已把官位安排得各有所得外，也在其他方面满足各党索求。但如果这种风气不加以改变，对于后来当政者也就依样葫芦了。

但不论政情如何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向的结果。

第一个正如前巫统部长阿末沙比里所说，马来西亚的首相都是来自巫统的。这就是说，他们都有巫统的DNA。若是一个人不是来自巫统，他将不可能成为首相。因此他说巫统其实是“党校”。

正是这层无法打破的关系，马来西亚从独立到今天，都是巫统人领导国家。这之中有一个信条是：巫统维护马来主权。所以直到今天，它还是归属马来人及土著的政党。

不论是马哈迪或安华，他们都熟知没有在巫统内打滚多年是不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站在这样的角度来分析，似乎除了巫统外，尚没有另一个政党可取而代之。有人建议慕尤丁干脆回到巫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出身巫统，也在党内当官多年的人，自然有其“难舍”的感情。例如马哈迪、安华及慕尤丁如果不是被巫统排挤和开除，他们是不会离开巫统的。

不幸的，今天的巫统来到纳吉的手上又因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丑闻，遂使到巫统名声大跌而痛失政权。

因此第二个结果是用土团党来代替巫统。马哈迪从一开始就主张拉拢巫统的人，就是希望土团党得以取代巫统成为国家的执政党。在这样的考量下，马哈迪自然要夺回土团党的主导权，除非慕尤丁势力压过他，否则马哈迪认定土团党是取代巫统的最佳政党。

马哈迪就是期望在国会内以多数票压倒慕尤丁，以面对可能带来的大选或重组内阁。但一个问题随即产生：希盟还要行动党吗？没有行动党，希盟又如何再次上台？

今天所谓的“国盟”就是打着反行动党旗号而再次上位的。他们全都都是来自国阵的一批人马，在种族及情感上，还会继续排斥行动党吗？

总而言之，马哈迪、安华及慕尤丁都是90及70开外的政治元老，他们应该思及下一代的政治道路怎样走？只要巫统和马来人的思想没有太大的改变，种族性的政党仍会存在，也就意味着目前以种族分配作为官位数额的格局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由此来看，马哈迪也好、安华也好、慕尤丁也好，他们都是按照前人留下的政治道路走下去，改变终究是遥远的路。

 刊登于2020年5月14日《东方日报》

疫情之后政局失调？

马来西亚经过56天的监控考验后，新冠病毒终于从高潮走向缓和，这也无形中让今年2月政变成功的慕尤丁松了一口气，也算帮了他一个大忙。但接着下来政局能否安定？经济又如何复苏？我们尚未看到具体的调合方案。

贸工部长阿兹敏希望每一州与中央保持一致步伐，让各行各业有秩序的开放和恢复，而这是中央经过与国家银行、国库公司、财政部乃至卫生部商议后达成的松管，但其中有8州并未跟随中央同步起舞。如果根据阿兹敏分析，若是在6月份内仍然实行行管令（MCO）的话，那么马来西亚从3月18日起的严控措施，在累积下将损失1164亿令吉。

在这方面，首相慕尤丁于4月25日通过《马新社》说，在没有办法底下，政府实施了“行管令”。也因为这样，国家一天损失24亿令吉。

在今年5月1日，首相慕尤丁又再重申大马行管令执行以来（3月18日起），国家已损失630亿令吉，如果再延长一个月，损失更加严重。他说政府一共有6项阶段性的清晰计划应对疫情。首个阶段是阻止病毒的蔓延；第二阶段是通过经济配套提升国家和人民的应对能力；而第三阶段是重启经济；第四阶段是应对新常态；第五阶段是重整经济结构。

除了政府将拨出2600亿令吉的配套方案来刺激经济不会太过恶化外，政府也将直接注资350亿令吉。也因为这样，政府在今年的财政赤字将升至4.7%，比去年提呈的2020年财政预算的3.2%的赤字还高。

其实很多人都不大明白首相所谓的日损24亿令吉是怎样算出来的？给工人补贴，协助中小企业融资渡难关都是使用未来钱，我们有算过这笔帐如何结？又如何回收？还有所得税、公积金、社保费等等还得照缴。目前欣悉银行不再算车贷的车主因推迟6个月还车贷需另加利息。

但我们要问的是，这一大笔钱发出之后有多少是贷款的？多少是对员工补贴的？有没有得发债券或等石油涨价后或增加出口？这些都是要厘清楚的。

不过，在我们进一步评析经济停滞带来严重的后遗症之前，我们有必要审视国家的政局为何会在今年2月变得面目全非？而且所变的不是朝向改革，而是回到从前。这也相对地暴露了我国政治存在着民粹主义的幻想和操控。而且在政局不稳下，经济的重整是不可能推行的。

我们先从安华于1998年与马哈迪交恶说起。自此之后，这个国家就陷入重重危机。首先，它给伊斯兰党借助安华的影响力，通过民粹主义的鼓吹，扩大伊斯兰主义和思想。

这也给仍当政的马哈迪带来头痛的问题。一边是伊党的壮大，逼迫马哈迪进一步回教化马来西亚；另一边是安华的韬光养晦，冷眼盘算退休后的马哈迪是否仍有魅力控制大局。结果在2008年的大选证明安华破茧而出，这一下也刺激马哈迪看到“危机”近在眼前，乃迫使阿都拉让位于纳吉顺势而上。

纳吉虽然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政治天才，但在应对安华的攻势上，还是在2013年保住了政权。

当安华翻不了身又失去自由下（第二次鸡奸罪坐牢），马哈迪成了在野党的唯一选择。碰巧在野党在2015年重组希望联盟（简称希盟），伊党已不在内。

正当马哈迪的儿子慕克里及慕尤丁双双失掉在巫统的官位后，乃决定另立新党，取名土著团结党。这个党的结构也是很奇特的，在今天已分裂成两派，但仍属于同一个政党。到底是谁控制土团党？没有人知道。这种不以政党为主体的政治结构似乎前所未有，不但容易出事，也理不出头绪来。

其一，就算2018年希盟胜出，组合联合政府，但实则是马哈迪大权在握，自始至终都不让安华进入内阁。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下，马哈迪选择离开相位，这就给慕尤丁一个机会成为在野党拉拢的对象。只要慕尤丁将阿兹敏的人马拉过来，就足够组成多数席的政府。当时点算慕尤丁有114席，而希盟因闹分裂，马哈迪抽身而出，使安华算来算去也只取得94席，离开执政的113席差一些。

这一场政变就在无声无息下发生。有专栏作家批评和质问慕尤丁是组成后门政府，更有的部长不称职，常闹笑话。如卫生部长要人民喝温开水，以杀死在喉咙里的病毒而不能进入肺部。又比如，他说与500个国家代表召开卫生会议，但全世界只有不到200个国家，哪来500个国家？

还有高教部长也鼓励学生比赛玩抖音，结果引来一片骂声。最近文化艺术部长竟然说疫情对艺人影响不大，他们可拍视频来表演和收费，又是引来乱说一通的指责。

其二，当一个新政府是在急切的情况下组成（因新冠状病毒已成为严重问题），而又以政党的利益分配官职，必然引起纷争和良莠不齐。柔州巫统与土团党之争就是当下最突显的大问题，现在吡叻和马六甲也成了国盟新政府的囊中物。官位和权位不论是在中央或州内，大致上已被土团党、巫统和伊党包办了。它们之间各怀心思，争夺官位比改善国家经济更重要。这样一来，国盟政府迟早分裂（巫统已表明不加入国盟成小党。因此它与土团之争将不可避免）。同时在土团分裂下，这个党到底是马哈迪的或慕尤丁的？再加上公正党起内讧，症情不明。看来疫情过去的唯一选项是大选，不然国家将因成天的争夺和骂战而成为笑柄。这样的话，谁来主导经济复苏呢？

 刊登于2020年5月11日《南洋商报》

美国妈妈的肺腑之言

中美正为新冠肺炎（Covid-19）源自何处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刻，有一位美国职业妇女June Shih在《南华早报》（5月8日）发表一篇令人省思的文章。

这篇命名为“为何在新冠状病毒肆虐时期，美国妈妈急切地把她的两名女儿带回上海”？编者按语则说，正当中国大陆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时，在上海工作的美国职业妇女将其两名女儿带回美国。但在检视两国（中美）采取不同的检测措施后，她决定将女儿再带回上海。

这位作者说，在今年3月15日，她飞回美国准备将两名女儿带回上海，主要是因为两国的检测方式大相径庭。

“我的家庭已关注新冠病毒数个月，也知道此病毒在中国被发现。

我在两年前从美国到上海履新。但在今年农历新年假期时（阳历正月份），中国却面对大规模的病毒传播和感染，当时我们正在日本度假。在知悉上海的学校（国际学校）宣布暂关闭时，我们决定将两名女儿（一个13岁，一个10岁）飞回美国交付我的丈夫照顾，我则飞回上海继续工作。接下来的中国“封城”措施（1月23日），使我在两个月内与家人分开。

到了今年3月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转折点，我的女儿刚刚入读他们以前的学校，但这些学校又宣布行将暂时关闭。与此同时，在上海的学校则通知家长将在不久后复课。在美国的疫情不断恶化及中国加紧管制边防措施时，我需要作出决定。

有关中美的防疫措施各有不同。我在美国机场逗留少过36小时，但情况足以引起警惕。如果不是我自愿告知检测人员我刚从中国回来，我相信在进入美国海关时，没有人会检测我有没有发烧。

由于我的自告奋勇，也就被领到美国防疫控制中心以作体温检测。刚好也有一大批教会的人从欧洲回来。我被告知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手续过程简单，没有繁文缛节）。反之，当我和我女儿在3月19日回返上海，入境手续与美国相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情景，当我们的座机从日本飞抵上海时，正是上午11.45am，但我们坐在上海浦东机场约两小时，才得到移民局的官员通知需要通关。

我们在等待时间内也需要先填写健康报告，后来也通知我们需要在家或酒店隔离14天。后来我们被护送进入巴士。

在巴士上，我们也被提供被单、面包、入口德国牛奶、口罩和白水。我对他们的友善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巴士抵达住家附近时，在一间学校内，我们又再作一次检测。前前后后，从下机再回到住所，一共耗费16个小时，但却是值得的。我也看到这些义务工作者向巴士喷射消毒液。当中国已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时，我想美国到现在仍然没有做好足够的检测措施。

虽然没有人告诉我检测的结果，是否呈阴性？但我们则被告知可以回家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悉中国为防止疫情第二波到来而采取边防更严格的检测。我对我的“疯狂”举动把孩子带回上海感到庆幸。

再经过14天的每天检测后，我们被允许得以与人群共处，可以在街上步行。虽然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仍需保持距离，但上海又恢复昔日的繁华，我们也感受其中。”

我之所以将一位美国女性客观地描述中美之间对疫情的不同措施是希望有关国家在疫情未下降或缓和时，不要采取过于松弛的政策。

虽然美国为了保障人民的就业和抑制经济下滑，而希望用三个阶段来放宽限制，但是如果我们查看一下疫情的严重性，就不得不提醒美国，全球的340万人感染中美国占了1百多万例；而全球的死亡人数已达24万人，其中6万6千人是美国人（而中国有8万3千人被感染，造成4千6百人死亡）。

平均算来，美国一天有数千人被感染，而又有千人死亡。这种不受控制的病毒为何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的今天发生？简直不可思议。

尽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口咬定病毒来自中国，也不断地鼓动欧洲国家及盟友掀起反华浪潮，但只要细读美国人的这一篇肺腑之言，就不难看出防范措施的松紧有天壤之别。

退一步来说，美国及其盟友如果决意要向中国讨“赔偿”（在法理上尚找不到法律据点），则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在法庭见真章？同时，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又怎能受得了不断流失的生命？

一个不变的定理是：当人命受重创时，经济肯定不会好转。放眼所见，大小工业的停顿，石油的无价及大工程的静止，这个世界将会在疫情过后变了样。

虽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期待中，但没有人知道其模式是怎样的？也没有人知道石油在将来还会不会有其市场？

如果在2020年的全球GDP无法零突破，那意味着世界在静止中，一个从未有过的世界会出现（通过战争重塑或通过并吞减少国家数目）。至于各个国家之间是以什么方式结盟？又用什么对抗？大家都不知如何想象。

其实当下如果采取如同中国的检测措施，应该是利多于弊。既然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14亿），美国不到3亿，欧洲国家也在5亿之间，为什么就不能早日控制疫情？反而任它泛滥下去？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无可避免的浩劫？那些支撑不下的国家，是否会陷入破产或被并合？这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后果。

 刊登于2020年5月9日《东方日报》

病毒冲击下的马安斗争

正当全世界被新冠状病毒（Covid-19）搞得晕头转向时，马来西亚却因政局的急转直下而面对三大危机的胁迫。

其一是马来西亚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来势汹汹的病毒，从一月下旬起，病号就不断增加。直到4月30日，已累积6002个病例，而有100人死亡。因为疫情尚未结束，因此我们不知道下来的疫情会恶化或受到控制？

其二，这一回的新冠病毒导致国家经济陷入空前困境而伤痕累累。虽然政府已宣布拨出2千5百亿令吉的援助方案，但因“封城”（3月18日至5月12日，共55天）不算短，已造成各行各业大感吃不消。及后也会因提前使用未来钱应急下一代也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至于疫情过后有多少家企业因而倒闭，不得而知。

其三，最为重要的，正当国家面临疫情大灾难时，我国却上演了一场出其不意的“政变”玩意儿，在一夜之间执政集团的希盟成员党内部分裂（一边是土团党分成两派，一派随马哈迪，另一派随慕尤丁；另一边是公正党内也分裂成两派，结果阿兹敏蝉过别枝，投入土团党），再拉上国阵巫统、伊斯兰党及砂州政党联盟，已在国会内形成大多数席。

因此在2月24日的政变，是希盟政权的结束，也是国民联盟（国联）的上台。希盟上台未及两年突然下台，内情真相如何？没几个人能看透问题的本质。

在2008年的大选，安华抓紧机会力图翻身。果然这一回夺下了5个州政权（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和吉兰丹），也大大增加了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席（140-82）。

当年安华势力的壮大，也不是马哈迪所要看到的。因此在2009年他逼阿都拉下台，改由纳吉拜相。除了纳吉是马哈迪恩师敦拉萨的长公子，需要及时回报拉萨一家人外，也希望纳吉政权得以巩固，免除安华的“阴云不散”。

2013年的大选，基本上是纳吉个人的胜利，安华这边只保住三个州议会（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而且在国会议席上也只从82席增加到89席，国阵剩下133席，还是稳固的当政。

但万万没有想到，马哈迪竟在2015年亲自赴法庭与安华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几乎很少人能体会他们已重归于好和破镜重圆。因为安华后半生的政治生涯已被折磨得七七八八（2015年又因第二次鸡奸案被判刑。虽然此事与马哈迪无关，但纳吉对安华也是防之又防的。他心中认定的强大政敌除安华外，就没有第二人了）

未想到在2018年的大选，竟是希盟登台执政中央，马哈迪也了却心愿再次拜相。

尽管希盟在此之后（509后）不断传出安华将在两年内接班，马哈迪也不予否认，但他从来也没有列下时间表，使到安华忐忑不安。若太过冒进又怕得罪马哈迪，得不偿失；若太过软弱，就等于被对方冷冻。总之安华是错在判断失误，用错战略，以为没有永久的敌人，而他也相信马哈迪会兑现诺言。

在今年2月政变期间，也许马哈迪已得悉慕尤丁将取代其位而上，而这一切也与阿兹敏和希山慕丁有关联。

就在马哈迪在大权行将旁落之时，他依然坚持由旺阿兹莎任副揆，而不要安华成副手。

这是摆明不让安华上位是马哈迪从未改变过的思路。

无可否认的，马哈迪组织土团党是用来取代巫统的，但不会为慕尤丁接班而设。

即便马哈迪提出有人不要安华接班；也有人说他是新自由主义者（即意不会维护马来人主义），所以他不选安华接班，理由倒是牵强。

与此同时，当慕尤丁集团的斗争逼近时，马哈迪有两个选择，或可把球抛给安华，这样慕尤丁就扑空了；或把球踢向慕尤丁，而刻意让安华落空（在安华与慕尤丁之间都不是马哈迪的接班人。慕尤丁在1993年当选党副主席后，马哈迪只委他担任“足球部长”（文青部长）。后来在1996年党选，慕尤丁被踢出局，因此后者也非是拜相之人。针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希望马哈迪能确确实实告知我们为何他对安华一踩再踩？当初又为什么和好？前前后后安华已第二次翻筋斗。还有慕尤丁是在默许下或趁乱局自我杀出的胜利者？

如果慕尤丁因行管令而得益，取得时间和空间来巩固政权，算是在乱局中打得正着。可是如果民怨四起，经济不振，那就是自食其果了。所以在疫情下，谁也不知道“政变”是好事或坏事？

 刊登于2020年5月4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