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2.12

大旗鼓被列为文化遗产 (天下纵横)

最近中央政府宣布“大旗鼓”被列为文化遗产而在颁发奖状时出现代表性的争议.虽然不是大事,但也暴露了政治上的不同党派的斗争。据说,因为有一方未参加有关在吡叻举行的新春节目,而另一方也就代表领了奖状。

当然不论个中因由是哪方拿了奖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承认了“大旗鼓”这门民间艺术的价值。

此外,我们也不要搞错这文化遗产的地位与联合国所承认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两码事,前者是国家所承认的文化遗产;后者是联合国所承认的,例如在2008年乔治市的古迹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此这两者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尽管属于国家的范畴,但“大旗鼓”有今天的地位倒是值得庆幸的,毕竟这个民间技艺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是列为敏感的玩意儿,不能提也不能表演。

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1957年1月2日乔治市市议会为庆祝成立一百周年及被升格为市而筹备了一周的系列庆祝节目,其中最高潮的是市议会所主办的“大旗鼓及花车游行”,分别在1月2日及3日在不同的路线举行。第一天游行相安无事,第二天的游行也就乐极生悲了。

报导说,当游行队伍行至四坎店时,引发了旗队与当地公众的冲突,在骚乱中有一人被打死,另七人受伤。市议会马上取消所有未举行的庆典。因涉及种族骚乱,当局宣布戒严,学校放假。

由于局势失控,在1月7日的新闻报导中进一步指出,槟城情势恶劣,又有39人受伤。自从骚乱以来,共有5人死于非命,74人受伤。在全岛戒严下,警方大举逮捕华巫两族的私会党徒。

虽然冲突事件与政治无关,但因为涉及人命,政府从那一天开始不再允许大旗鼓游行,因此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大旗鼓这门技艺是消失了,不被公开表演,直到80年代初期,大旗鼓才重见天日。

当时的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认为事隔多年,不应埋没这类民间艺术,也就鼓励在同乐会期间将大旗鼓当成其中一个节目参与花车游行来复苏旗艺。我曾问过已故的林维雄为何会再有大旗鼓游行,因为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曾看过表演,此后就“消失”了。

他说是林苍祐争取“解禁”的。在警方允许下也附带条件,那就是要成立一个大旗鼓委员会,由政府委派的人领导。当时林维雄就是被林苍祐信任而委为大旗鼓主席的。

因为大旗鼓的表演深受民间欢迎,因而在80年代以还的每年的年杪在同乐会期间都会有一天列为大旗鼓游行的。

为什么俗称大旗鼓而不叫耍大旗呢?大概是它需要锣鼓响彻云霄的节奏来助兴和助阵,以便旗手舞得更出色。当然没有锣鼓也一样能操控大旗或将之传给队友而作出各种高难度的表演,但肯定是黯然失色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旗鼓已成为槟州的独有文化,也被邀请到外地公开表演。这就是说,在槟城发扬起来的大旗鼓终于成了槟城独一无二的民间艺术。这得感谢林苍祐懂得保护民间技艺,让它成为万民齐乐的特艺。

既然大旗鼓具备民间色彩,而在今年被政府列为国家文化遗产,也确实是槟城人民之光。

这样一来,今后一提起大旗鼓,槟城人民也会骄傲地说这是来自槟城的文化,虽不复杂也很单纯,但却是我们的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彩旗飘扬,值得珍惜。

刊登于2012年2月27日《号外周报》第570期

纳闽去来 (跃马扬鞭)

我在纳闽岛(Pulau Labuan)逗留的两天,使我对它有了新的认识。

在我没来到纳闽岛之前,我印象中它是平静和人烟稀少的,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很特殊的岛屿。

事实也确实如此。如今的纳闽岛是马来西亚的第三个联邦直辖区,另外两个是在吉隆坡及布特拉再也。

它的演变也是十分戏剧性的:本来是属于汶莱的一部分,但在1846年割让给英国,并将之改名为“维多利亚岛”。在1848年它直接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并在1890年被英国并入英属北婆罗州(也就是今日的沙巴)。吊诡的是,它在190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

海峡殖民地也就是英国在1824年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与荷兰交换马六甲之后,于1826年正式成立的。当时的海峡殖民地即指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

在1867年时,英国将印度洋上的圣诞岛和科科斯群岛划入海峡殖民地管辖。

1874年,在英国人协助吡苏丹皇室平定局面和调解华人私会党帮派的斗争后,英国就与吡州苏丹签订《邦咯条约》,启开了英国干政马来半岛的历史。换句话说,《邦咯条约》提供契机予英国将权力的鞭子伸入马来半岛,而与此同时,吡叻天定及附近的岛屿均被纳入海峡殖民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将其铁蹄踏入马来亚和新加坡,继之也占领了沙巴和砂拉越,纳闽也不可幸免,更被日本人改称为“前田岛”(1942-1945年)。

日本投降后,英军又于1946年7月15日将纳闽重归英属北婆罗州(沙巴)。从此它成为沙巴的一部分。

1963年9月16日,沙巴、砂拉越连同新加坡及马来亚联合邦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纳闽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虽然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但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依然留在马来西亚。

由于在历史上纳闽曾经被英国直接统治,因此在1984年时,沙巴州政府献议将纳闽划为中央政府的土地,使其回到英殖民地的时代。

当时主政沙巴的是人民党的政府,在首席部长哈里斯的动议下,州议会顺利通过,而联邦国会也欣然接纳。于是纳闽成为中央政府的管辖地。这样一来,在1984年4月16日后,纳闽已脱离沙巴州,直属中央管辖。

为了打造一个全新的纳闽岛,中央政府在1990年时宣布纳闽是自由港及国际离岸金融中心,使它能与一些著名的自由港相提并论。这些地区和国家包括巴拿马、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达、香港和直布罗陀及卢森堡等。

根据国际惯例,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是指投资人的公司注册在离岸管辖区,投资人不必亲临注册地即可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它为离岸公司提供极低的利率和松散的监管。目前纳闽已有300多家的国际金融机构进驻。

而所谓离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是指在离岸法区内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类公司没有缴税,只有交少量的管理费。银行也会为这类公司提供账号及财务运作。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减免税务负担及无外汇管制。目前纳闽的离岸公司有6000余间。

因为纳闽成功地吸引诸多公司注册,也提供巨大商机,它的经济充满活力,人口也由过去的不到4万人增加到目前的近8万人,这些人以马来人占多数(77%),华人则有12万人,占15%及印度人近千人,占1.3%。

虽然纳闽岛面积只有92平方公里(占槟岛土地面积的1/3),但它的车辆是不断增加的,有时候也会塞车,原来车辆是免税的,许多人买得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纳闽这个不起眼的岛屿,其地价却是不断增值。据友人说,近些年来的地价和屋价已可媲美西马的大城市了。

不过,尽管纳闽的人口不断增加,它只有一位国会议员,目前是巫统的尤索夫担任议员。我在街道上行走,不见政党插旗,也未闻一丁点政治烟味,看来纳闽是个与世无争的地方,也不是政治的角力场。

如果我们分析“纳闽”这两个字的来历不难发现原来它是接受福建人(闽南人)的地方。

刊登于2012年2月27日《南洋商报》

汶莱印象记 (现代春秋)

汶莱是我们熟悉的国家,因为它是被砂拉越包围的一个小国,也与沙巴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汶莱是地处马来西亚的一个富庶的回教国。另一方面,汶莱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国家,因为它的政治制度与我们有所不同,也正在推行与世无争的政策。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如果不稍加留意的话,我们可能会忽略它的存在。

我这次短暂地访问汶莱也十分强烈地感觉到汶莱像一个“世外桃源”的国家。它没有嚣喧的声音,公路上的车辆有秩序地走动,绝少有塞车,很难看到公众人士在街上行走。除了在城市中心的一些场所外,比如超市、车站、餐馆等。我几乎没有看到警察在公路出现。朋友说,汶莱的治安良好,不需要警察公开露面,公路上也无需劳动交警维持秩序。

在汶莱,白天的宁静予人一种祥和的感觉,晚上的宁静则告诉我们这里没有夜生活,只有餐馆及咖啡屋之类的营业,但人潮不多,游客更不多,来的人都是有业务在身。我就没有在酒店外看到大巴运载游客的繁忙。

因为它是回教国,所以不准公开卖酒,但没有阻止华人餐馆售卖猪肉,一切看来也没有什么大限制。但有一个明显的规定是在多年前(大概7、8年前)实行的,那就是招牌只出现阿拉伯文、马来文或英文,没有中文。在过去已存在的中文招牌仍旧保留。因此仍然可以在市面上看到少数的华文招牌。

不过,华文小学及华文独中是被允许存在的,而且也没有被禁止使用中文授课,只是得向马来西亚招募师资。

不但有华校,也有华人庙宇出现在市区内。它没有华文报出版,惟允许马新的华文报在汶莱公开发售。

整体来说,凡是汶莱公民都享有公平的地位,教育和医疗是免费的,个人不需要缴所得税;也时不时获得政府发给辅助金、援助金和奖励金等。正因为人民安居乐业,鲜有听闻盗窃事宜;而员工的短缺也苦了汶莱的老板需要向东马招聘工人。

虽然今日的汶莱不再是争议性的国家,但它在历史上确实有过轰轰烈烈的纪录。

14世纪,汶莱伊斯兰君主国摆脱了爪哇的控制后,在15世纪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一度还控制菲律宾南部及北婆罗州,包括沙巴及砂拉越在内。

但来到1888年,汶莱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连同沙巴及砂拉越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在1941年日本南侵后,汶莱像马新一样,与沙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汶莱又重回英国的统治。

1961年,马来亚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计划时,除了纳入沙巴及砂拉越外,也把新加坡及汶莱也包括在内。一场政治斗争就此拉开序幕了。

首先这个计划被印尼总统苏卡诺所反对,他认为这是新殖民地主义的产物,因而鼓动东南亚其他国家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这个时期,印尼的苏卡诺向左转,也取得了中国的支持。

因为苏卡诺将之化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棋子,马新及婆罗州的左翼势力开始团结和行动起来。于是一个所谓五邦社会主义的大会(1962年)也成功地在吉隆坡召开。这之中包括了新加坡的社阵、马来西亚的社阵、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这后者在60年代参加汶莱议会选举胜出而准备组成政府,但人民党的党魁阿查哈利担心英国变卦不让人民党起而执政乃在1962年先发制人地搞夺权政变,但不幸失败,反被英军借机铲平“骚乱”,更迫使阿查哈利流亡海外。至此人民党的左翼势力在汶莱被连根拔起。

与此同时,被认为与汶莱人民党有密切关系的马来西亚人民党党魁阿末布斯达曼也被逮捕,指他涉及汶莱人民党政变事宜。英国也有鉴于情势的复杂,宣布汶莱不再加入马来西亚,但没有阻止新加坡的加入。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参加的有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汶莱已置身度外,继续受到英国的保护(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

汶莱之所以未加入马来西亚据说是因为石油资源的分配与权力的安排不易协调。因为它的石油产量在东南亚仅次于印尼,被认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因此它的不加入自有其道理。

由于汶莱行使苏丹制由来已久,且当今的国王是世袭的29世(自14世纪以来,即为其家族所统治),因此它被视为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在1971年获得自治邦的地位,更在1984年1月1日获得独立。

虽然汶莱是小国寡民,但凭其天然丰富资源,它是不必担心经济问题的。就土地面积而言,它有8个新加坡之大,总土地5763平方公里,但人口远不及新加坡,只有区区40万人。因为对外来移民的严格控制,汶莱没这方面的苦恼。而华人人口约有5万名,占人口的15%,以金门人为绝大多数。

事实上,以今日的角度来审视汶莱,它是没有条件成为国际斗争的棋子,但历史却曾经这样吊诡地记述这一血泪组成的往事。

我问过汶莱的朋友,他们已不记得这段历史,也没有去关注。毕竟今日的汶莱采用议会委任制也没有多大的争议,又何必耿耿于怀历史的创伤呢?

刊登于2012年2月27日《光华日报》

我对“王者之辩“的评述 (直挂云帆)

马华蔡细历与行动党林冠英的辩论大会终于如期于2月18日举行,也顺利的落幕。但落幕之后,许多人第一时间来电询问,你看到了什么?有什么高见吗?

还好,我也因为职责所在,也在第一时间看电视直播,但我想我与许多人一样,找不到结论。是的,我们尽是看到整个过程是口水大战,而双方在总结时还是不忘揶揄和挖苦对方,没有明确地重申各自的党立场。

从辩论的过程中,林冠英首先有捍卫两线制,而且明确指出只有政府轮替才能巩固和发展民主,对人民是有利无弊的。但怎样否定两线制是两种族化的导因,林冠英则没有进一步阐明其论述,而是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导回应其他问题,诸如槟州政府的钱生钱策略;开创历史地回馈乐龄人士一百元奖励金及逝世者家属一千元抚恤金等等。

同样的,蔡细历在阐述其党的立场时,也认为今天的局面因两线制造成种族的两分化,意思是说,在马来人这边是倾向国阵,而在华人这一边是倒向民联(行动党),造成国阵以马来人居绝对优势,而民联则以华人占优势。因此鼓吹两线制等于制造两种族分化的结果。不过他没有进一步举证来说明今天的种族关系已比308政治海啸前恶化,而且已出现危机。反之他也借题向林冠英开炮。于是形成了两个人在各展辩才与急智。

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观看两党领袖直接针锋相对;尤其是蔡细历借此平台向林冠英发动攻势,且指责对方即已是贵为一州之首席部长,为何表现还是如同“街头斗士”?

持平而论,两位非华文教育出身的却有如此的水平华语辩才也是难能可贵的。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当华基政党领袖的如果华语不灵光,他是无法成为一方将才的,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例如在六七十年代,华基政党的头头绝大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如马华的陈祯禄和陈修信等;如民政的林苍祐和林敬益;如劳工党的林建寿和陈朴根。

在他们掌政的年代并不流行“王者辩论”,即使有也是用英语进行的,何时轮到华语被摆上厅堂?今天我们却看到局面已被改变过来。就此而言,308之后的主要改变之一是华语的地位已被提升,且被政党当成重要的斗争的语文。

其实在辩论过程中也包含一些狡辩和歪理的成份,也一时不容易察觉出来。例如到底是两线制的理论占上风?或两种族分化(或两极化)的说辞得以成立?我们也真的无法从两人的辩论中找到答案。因此我们说他们的辩论离题是有根据的。

为什么他们会离题?其一是参加辩论的人有意扩大议题,比如回教国是一个大课题,属于国策的论述,而不是马华或行动党说了就算。这之中有一个关键对象就是回教党。

回教党是国阵和民联都在争取的对象,巫统希望回教党能参与国阵,在政治上重新洗牌。因为回教党加盟国阵不是新鲜事,它在1974年曾成为国阵一员,直到1977年才离开国阵。

假使回教党投入国阵的怀抱,相信国阵的其他成员党是不会反对的,因为这是巫统在走着的道路。不过,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回教党进了国阵,马来西亚马上变成一个回教国(马哈迪口中的回教国是有争议的)。马华和民政及人联党的地位也不会因之有大改变。

反过来,回教党如果继续留在民联,就不能说民联与回教国是相提并论的。若是行动党与公正党失掉了回教党,整个政治生态就会失衡,所产生的变化也是难以预料的。

因此不论是国阵或民联都不会忽视回教党的重要性。如果说其中一方接受了回教党就是回教国的落实,那就太过牵强和武断了。

其二是提问题的人都不是针对辩论主题而发言或发问的,多数借机会攻击其中一方或想使其中一方难堪来满足自己,这是最容易岔开辩题而让主讲人跌进“陷阱”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样的心态是有意图(羞辱一方)而为,不是健康的心态,理应适可而止。

总而言之,今次“王者之辩”算是开了民主之风,以后只有向前迈进而不再退步。政治本身就是用口才说服人民,并用行动证明给人民带来福利。民主不单单是投票,而是要包含辩论,结社和诉求的自由在内。唯有让民主百花齐放,这个社会才会更美好,种族更加和谐。用种族来阻止民主发展毕竟是不可取的。

我们期待下一场的辩论能更加针对性课题来演绎,而观众也要理性地参与。既要鼓掌欢迎主讲人讲自己爱听的话;也要学习尊重主讲人讲自己不爱听的话,这才叫做民主,这才叫做辩论。
一句话:好的开始,必然会导致民主开花结果。

刊登于2012年2月23日《东方日报》

22.2.12

新加坡印象记 (天下纵横)

有两年没到过新加坡,最近则先后两次在新加坡进行业务活动,逗留比较就一些。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城市国家实在太清洁,几乎无法看到污秽阴暗的一面,即使走进小巷也一样干净。虽然我无法一窥新加坡全貌,但从市面上看到的尽是有规则有秩序的市容。那些在装修或兴建中的工地,同样要围得很好看,不能让尘埃四飞。

有一次朋友带我光顾小贩中心,我左看右看下,除了觉得它有一些陈旧外,倒看不出卫生欠佳。吃得喝的饮品都是讲求卫生的。因此你可以舒舒服服地慢慢一边品尝饮料,另一边高谈阔论。朋友告诉我在新加坡不能随地摆熟食,也不见小贩我行我素,他们都很守规矩地遵照严格的要求确保和打造新加坡成为一个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国家。

无疑的,新加坡的外观是一流的,它很注重环保与绿化,但因为城市范围很大,也不大可能处处绿化。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水泥钢骨的大城市。

这种情景与我2年前对新加坡的印象大致相同。换句话说,新加坡对清洁是恒久的要求,一刻也不能松驰。朋友问我有没有发现它和以前有什么不同?我一时也看不出来。后来被告知是垃圾桶少了,因为新加坡人懂得自爱,不会随意乱抛垃圾;也影响游客不忍心弄脏这个美丽的都市。

尽管有人认为新加坡是太过苛求清洁,造成有些失真,不够自然,而是造作。我对此有同感,但我认为这样的“造作”好过顺其自然。

在这方面,如果拿槟城与新加坡比较的话,我们是远不及新加坡的,在约10年前,前首相马哈迪有批评槟城太过肮脏后,才见清洁运动被开展。直到这一两年,我们也感觉到槟城比较美丽和绿化了。但我们还是有相当多的地方是不尽理想的,比如槟城的小贩是比新加坡更自由地摆卖,而且也容易形成集市。虽然它因此被冠上“亚洲美食天堂”的美誉,比新加坡有更多的选择和更数之不尽的小贩中心任君选择,但若提及卫生设备,水沟的通畅和碗碟的处理,我们就无法与新加坡相提并论了。

在一个晚上,我在牛车水的“食街”走动,它的卫生与干净是令人称羡的,每一间店铺都布置得别具心裁和突出其特点,即使连在店铺外的小饭摊格,也是井然有秩的,你身置其中,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在所谓的大排档的地方用餐。说真的,连一只苍蝇也没有。我们因吃辣椒而汗流浃背,但却大块朵颐。我告诉朋友,在这种条件下用晚餐,实在别有情趣。

更大的情趣是我发现有一条街的店铺全由中国人经营,他们把中国各地的佳肴都搬出来,有湖南的辣,四川的麻辣和东北的小菜,应有尽有。

整个牛车水不但有吃的喝的和玩的,也有许多专卖店在招徕游客购买。因为仍处于农历新年,我们都沉浸在春节的气氛中。

春节给牛车水增添无限的魅力,有一条巨龙横跨马路,夜间更是大放光芒。出街的男女老少,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穿得整齐漂亮,打扮得体,显尽一个人应有的仪态。你看不到衣衫褴褛的人,也看不到穿背心短裤和拖鞋的人在游荡。

虽然我无法洞悉他们是快乐或面对生活的压力,但我却感受得到人民在大选后对未来和民主充分憧憬,谈话和言论也比较开放了。如果说过去有压抑的感觉,那么现在人民学会在释放自己和在自由的空气中找到了真我。我想新加坡人民虽有很重的生活压力,但他们也充满自信。

刊登于2012年2月20日《号外周报》第569期

王保尼走进客家文物馆 (跃马扬鞭)

2006年,马来西亚客联会的客家文物馆在8月6日举行隆重的开幕礼,展馆就设在槟州客属公会新建五层大厦的第三楼。开幕之后不久,有一位中年人申请加入本会,并参观设计别具心裁的文物馆。他自我介绍他是已故王保尼的儿子,名字叫做王得评(Peter Wong)。因为他要为他的父亲设立一间文物馆,也就特地参观我们是怎样把客家文物馆建立起来的。

我当时问他找到地点了吗?他说就在峇哇沙律,是两间店屋,一间用来开客家餐馆,另一间辟为王保尼纪念馆。由于王得评在朋友的帮助下,很有信心将纪念馆搞起来,我就不便多言。

果然经过一年有余的努力后,王保尼纪念馆终于在2007年8月31日举行“开馆”礼,没有邀请大人物开幕和剪彩,而是由王保尼夫人刘秀金“开馆”。

原本王得评(王保尼的第7儿子)有告诉我准备邀请两人其中一人为纪念馆主持开幕,第一首选是前首席部长林苍祐,因为他们曾经是政治上的“最佳搭挡”;第二人选是时任马华总会长的黄家定部长,因为王保尼是马华的首席部长,后来不知为何两头不到岸,也就低调“开馆”了。

由于没有轰动性,王保尼纪念馆开幕后也吸引不了人潮,倒是喜爱客家餐的人来客家餐馆光顾,增添了客家情趣。

后来这间纪念馆随着客家餐馆生意的转淡也渐渐失去了光彩。

2009年,王得评结束了客家餐馆的营业,也关闭了王保尼纪念馆,他把所有的史料照片和文物都搬回家了。

王得评说,那两间店屋是租的,已还给屋主。由于生意未见好转,苦撑下去会赔本更大,也就无可奈何的收挡了。

老实说,我对当时的王保尼纪念馆是有些意见的。除了它未采用高科技突显某些重要图片外,也没有让人感觉到文物历史的高度价值;反而像图片展览会的平铺直叙,未能让人耳目一新。

虽然纪念馆内容不够丰富,但对“王保尼”突然不见了也感到十分的惋惜,不论王保尼的功绩如何评定,至少在特定的年代,王保尼是不折不扣的草根人物。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只是一个普通的穷教员。

他的生平这样告诉我们,他从政前的最高职位是小学英文老师,他不是大学生,只是拥有剑桥文凭。

1953年,他应林苍祐之邀加入急进党而一炮而红当选大山脚市议员。因此他的政治启蒙师父是林苍祐。

1954年他跟随林苍祐加入马华公会,也在1955年的普选中与林苍祐双双中选为州议员。这个身份后来成为他人生转捩的基石。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原本槟州首席部长的高位是非林苍祐莫属的。讵料林苍祐有更大的抱负(1958年果然出任马华总会长),也就推荐王保尼给东姑阿都拉曼。就这样在时来运转下,王保尼竟然在一夜之间从一介平民(教师)腾空而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槟州首席部长。这一个荣耀是王保尼做梦也想不到的,倒是林苍祐慷慨地成就了他。

正因为知恩图报,当1969年大选王保尼失败后,恐怕生变,就催促林苍祐尽快宣誓就任首席部长。果然林苍祐就任两天后,就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王保尼在这方面也赢得了口碑,让政权顺利交接。

其实王保尼的家庭生活是十分低调的。在他担任首席部长期间,那位一直伴在左右而不言语的首长夫人刘秀金也真是站在王保尼身后的“沉默”伟大女人。原来她是胶工出身,没有受过教育,但扮起首长夫人起来,人人都赞她得体漂亮。她用微笑“征服”周围的人,不敢有任何的评头品足。

就因为王保尼是独立后的第一位客家首席部长,我们决定在客家文物馆内设立王保尼纪念厅。当然功过也任由后人评说了。

刊登于2012年2月20日《南洋商报》

恋栈权位拉杂谈 (现代春秋)

前首相马哈迪劝告莎丽扎不要太过恋栈官位,而是要思及自己给党带来的影响。

所谓的影响自然是议论纷纷的牛案丑闻,把莎丽扎围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也对国阵的声誉有不良冲击。即使她曾请假方便当局调查,但就是不明白为何查到今天依然是个谜,也没有水落石出。这又是为什么?也许因为仍查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此莎丽扎会反问她错在哪里?为何要辞职?

当然不仅莎丽扎一人,许许多多的从政者都是同一个心态的,那就是上台时风风光光,而没有所谓下台这码事。因为下台是很痛苦的事,一下了台就谢幕了,什么也没有了。这就是说,一个人很容易学习当官之道,但不会也不要学习重返凡人的日子。

所以举凡在半路被促下车的人不是本身出了问题,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被挤下台,这现象比比皆是。

但马来西亚还有一种政治人物是“永不言倦”的,一旦他们失去政党提供的平台或输掉议席而不再有机会出征时,就会想到过枝到另一个平台。若再失败,也会干脆以独立人士上阵,直到输了几次已挽不回败象才会收手。

在我所了解的政治人物中,他们之所以不甘失败或不甘寂寞是因为他们身上流着政治的血液。如果他们曾有幸当官或当过议员,他们就会十分享受做官的日子。若是失去平台,他们也会想法设法东山再起。可惜这类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
对于他们这样的追逐“荣誉”的做法,我固然不予赞成,但我尊重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本能,一旦选举期到,就蠢蠢欲动地希望能做回议员。我曾问过他们是什么理由对政治不死心,既然已失去做议员的资格或失败了,也就“看破政治”,转而寻求另类人生。讵料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已是政治动物,离开了政治就会像行尸走肉。他们患上了“政治鸦片症”。

我也问这些人是不是一生一世都做政治人?他们的回答也很巧妙,即使不是一生一世,至少也是半世人。所谓的半世人那就是指失势后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和奋斗,依然回不到政治圈,才不再自以为是而冷却下来。

无可否认的,政治是很诱人的,因此我们看到有两种人是不会自动退休的,其一是高高在上的当权者,他们在位多年,虽然被认为已是过气人物或年事已高或有争议性,但退休这两个字是不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其二是当官当到爽爽却无端端被促下台或因事故被逼挂冠而去,当然是十分不情愿离开官场的,除非被抓到痛脚或失去权位,不然每一位当官的都会捍卫自身的权利。正因为这样,马来西亚不流行辞职下野以示对事件的负责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不可否认也有少数的人说退就退,从不以退为进;只有少数人退了以后又卷土重来,这种人已视政治是人生的重要过程,也希望自己的一生与政治挂钩而活得精彩。

因此马哈迪只能规劝他人三思党的利益而做出决定,而不坦言要别人辞职是因为他深知政治人物是不会自动放弃权力的,包括他本身也因之在位廿二年,所以也不具很好的条件请别人下台,只能作出规劝。

不过马哈迪的这样的“劝告”也是与政治正确挂不上钩的。我们这个年代正流行政治正确这码事。所谓政治正确是指为了达成政治上的目的,不论是出自个人的条件或党的利益,总有一套为自己说项的理由,且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人选。

于是我们也第一次听到有所谓一种声音说,只要“能胜选的候选人而不论其年龄、性别和背景”。这也给予不少人藉“政治正确”的理由来提高身价且认为自己是最有机会胜选的候选人。

显然这是十分主观的说法,没有经过人民选票的决定,谁敢打包票说他是最佳人选?就我们所知,在过去出任候选人是党的决定,而不必考虑到个人的因素;今天却加入这个新的因素,也就让“身上流着政治血液的人”看到了希望,即使在党内不受重用或不被党推荐,但在“政治正确”概念下,他们的机会似乎又来了。也许未来大选的一个特色是:涌现许多所谓“胜算的候选人”。结果我们会发现原来所谓有胜算的候选人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除了极少数人有个人的魅力外,绝大多数人还得回到以党为重的政治角力战。就此而言,政治人物的命运也不是自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得面对选民的考验,否则别谈“政治正确”这码事。

刊登于2012年2月20日《光华日报》

王者论战与两线制 (直挂云帆)

林冠英于2008年与许子根来一场“王者论战”后,如今事隔两年,他又接下与蔡细历辩论这一招。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辩论;尤其是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更成为一个时尚。

因此,在第一方面来说,既然许子根开了头到蔡细历跟随而上,在在显示了政治已有了明显的转变,挑战辩论不再是反对党的专利。这就是说,执政党迈开重大的一步。因为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执政党领袖都不习惯与反对党领袖直接辩论,例如我们何曾看到巫统主席与回教党主席直接交锋?我们又何曾看过马华总会长接受社阵主席或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挑战?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马华头头也似乎只有陈祯禄于1953年在电台与马来亚大学校长薛尼(当时大学设在新加坡)辩论过,双方针对南洋大学之创办开展半个小时“舌战”,一时传为政治佳话。

但是薛尼毕竟不是政治人士,双方的争论也就擦不出特殊的政治火花。

自此之后,马华总会长从林苍祐到陈修信、李三春等乃至后来的林良实及黄家定,甚至翁诗杰都不曾在担任总会长时与反对党领袖来个针锋相对。就记忆所知,当年最会挑战执政党公开辩论的就是行动党的林吉祥,但他不曾与马华头头短兵相接,反而是其儿子林冠英获得了机会与两大政党领袖周旋。这说明了在政局改变下,任何政党已不能视辩论为反对党的挑衅,反而要勇于接受。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政党之领袖不能像过去那样对挑战冷漠以待或不屑一顾。不管拒绝者出于任何理由,在今时今日,已是被认为是不够礼貌,也不是领袖应有的风范。

第二方面,本周六的“王者之辩”的课题是很值得玩味的。在辩题“两线制会不会变成两种种族?”的大框架下,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在308后出现的新争议。如果没有308的政治海啸,断不可能出现两线制。早年的社阵也好(60年代),后来的第三势力崛起也好(70年代民政及行动党成为大赢家),还有90年代46精神党扶起回教党也好及千禧年公正党又再次让回教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也好,我们也没有看到“两线制”起了重要的作用,反而是看到执政的集团越来越巩固,乃至有所谓“一党独大”之势。

这一党独大的批评与责难也成了国阵在2008年大选的梦魇,犹如平地一声雷地将国阵的华基政党轰得七零八落,一下子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最严重的莫过于国阵输掉五州执政权(2009年拿回吡叻),且在国会不再享有2/3的多数席压倒反对党。

正因为反对党有很大的斩获,有人警觉两线制千呼万呼始出来;而所谓的两线制是国阵(巫统)仍掌管中央政权,反对党在民联的旗号下直逼国阵。如果不区分种族结构,而是以议席来评估,则马来西亚确实出现了两线制。

这就是说,马来西亚人民终于通过投票使到反对党拥有空前的议席(140对82,此数目不论及后来的变节),足以震撼国阵的执政权。

但是在种族的结构下,偏偏出现了所谓种族上的偏差,比如巫统参选117席,赢了79席,基本上保住了68%的议席,不能把它归为失败的一方。

既然巫统不算失败,当然是友党表现不佳才导致国阵议席减少,也失去了四个州政权。这失败的矛头难免对准马华和民政及国大党。于是华基政党在国阵内的地位已有转变;后来再加上砂人联党成为失败者,更印证了国阵失掉华裔的支持。

有人因此担心这样的种族结构的两线制是不健全乃至会出问题的,也就在市面上出现这样的声音:两线制的发展将带来两种族制。即指马来人支持国阵(巫统),印裔票有回流,但华裔票转向民联(行动党),结果造成国阵是巫统一党独大及民联是行动党一党独大。若是此事在第13届大选发生,那就是两线制带来的“弊病”,它会破坏现状和既定的秩序。可是如果否定两线制也就否定人民的权利与民主政治的合理性。

虽然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议题不会是无的放矢和杞人忧天的,但却模糊了民主斗争的真意与选举的焦点。

无可否认的,选举是民主的最高和最直接的表现,我们应该先尊重选举和民主,然后才来议论种族的结构问题。如果敦拉萨在70年代能够成功地进行政治洗牌,重新规划政治生态,那么今日纳吉没有理由是铁板一块而一成不变的。我们也绝对不能因为这会导向种族的分帮立派,而停止推行民主和两线制。

再有一种可能性是一旦真的出现种族上的失调,那么朝野政党坐下来面对问题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如果西方国家如德国的政党能够组成联合政府,来一个朝野大合唱,那么马来西亚的政党也同样有智慧给人民带来较好的政治秩序。

总而言之,政治上的种族性结构由来已久,而两线制才刚刚起步。它们之中虽有关联,但不是密不可分的。过去没有两线制也已存在种族性政党。如今有了两线制也确实使到种族性政党力求革新,因此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实质上的不同,理应一分为二处理,而不需要二合为一的混为一谈。

刊登于2012年2月16日《东方日报》

以中庸对抗极端 (天下纵横)

虽然不是新鲜事,但纳吉政府在此时推出中庸治国之道是值得重视的。他于正月十七日主持环球中庸国际研讨会开幕时,除了强调民主、法治与社会公义外,也力促抗拒暴力的极端主义和经济的极端主义。为此他宣布马来西亚将设中庸研究院。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因为中庸意味着取中间道路,既不极端,也不嚣张,而是实事求是将治国纳入中道。

虽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奉行中庸主义,但凡是走温和路线或采取中间立场的都会保持不偏不倚的政策。

在这方面,最先在马来西亚推行中庸治国的不是别人,正是纳吉的父亲敦拉萨。当他在1970年拜相后,他就在1971年极力主张化东南亚为中立与无核地带。其意思就是希望在冷战的世界中,东南亚可以避免成为其中一方势力的工具。
在当时(60年代),美国担心的是中印半岛(越南、寮国及柬埔寨)会被赤化,因而想尽一切方法堵住共产势力南下。于是美国在泰国、菲律宾设有基地,而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则受五国联防(英国、澳洲、新西兰、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组成)的保护。但这样的对峙结果徒给东南亚人民带来痛苦与战争。

有鉴于形式的微妙,敦拉萨大胆地提出了中立的构想,并将马来西亚导入不结盟运动中。所谓的不结盟就是不属于任何一个集团,敦拉萨就是借助于不结盟的力量来促使美国和苏联尊重东南亚人民的意愿,化干戈为玉帛。

结果敦拉萨的建议获得东盟国家的支持(那时越南、寮国及柬埔寨除外,只有6个成员国,缅甸则被排斥在外,直到近些年才加入其中),使他大胆地与共产国家,包括与中国建立邦交(1974年)。这一巨大的转变,证诸了敦拉萨的中庸之道是行得通的。不仅于此,敦拉萨还巧妙地将国策转向中间偏左,告别了东姑时代的全面偏右的外交政策。

如今事隔42年,轮到纳吉继承父业,但面对了不同的挑战,比如敦拉萨面对的是防止共产势力的坐大,才以“中立”来阻共党势力南下;而纳吉面对的不再是邻国的威胁(如今东盟已是整齐10个国家),而是来自国内的极端派系的抬头。为了防止这些个极端派或团体从中崛起,打乱了马来西亚的和谐生活,纳吉不得不使用中庸之道来消除和冲击极右集团的威胁。

而要达成这个目标,纳吉也只有配合国内的中庸政团来抑制极端主义的嚣张。

我们希望一旦中庸研究院设立起来,它能真正地推动和落实不论在政治、宗教和教育上都不以某个种族的论述来做为导向,而是用中庸之道来促进各族之间的谅解。

如果国阵高调中庸治国,而民联也回应中庸之道,那就意味着两大政党都服膺于民主政治的中间路线,只允许通过投票来做出改变,而绝不允许有人借故某些事件来哗众取宠或采取偏激行为。这就是说,凡是偏离中庸轨道的一概让它全面撤退,因为马来西亚的和谐与安宁靠的是中庸,除了中庸还是中庸。

刊登于2012年2月13日《号外周报》第568期

再益“从错误中”回头?(跃马扬鞭)

再益依布拉欣通过部落格宣布,惠民党将在近期召开特别代表大会,以通过解散议案。这就是说,在不久之后,惠民党将极可能不复存在而成为历史。

根据再益的说法,惠民党因没有足够的党员,也无法凑到足够的资金开展活动,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将之解散,以免被认为不支持反对党。他这样引用马来谚语说:“如果在途中迷路,就重回到原点。”为此他承认成立惠民党是个错误的决定。

究竟再益错在哪里呢?按推理他是错在当初未审时度势而贸贸然地领导一个新政党,却又无法开展党务。更不幸的是他似乎没有先见之明,而是在“碰壁”后才知道“悔不当初”。

其实,以再益的才智和政治上的经验,他应该“满足”于在公正党的日子,却因为在党选中“操之过急”,结果是一子错,满盘索落。

首先再益是巫统的中坚份子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他在马哈迪时代不受重用也是不争的事实,直到阿都拉在2008年面对政治海啸冲击后,才提拔再益当内阁部长(因他未参加2008年大选而被委为上议员)。在担任首相署部长(掌管法律事务)期间,脍炙人口的是他宣布给在马哈迪时期被革职的大法官和院长一笔可观的补偿金,马哈迪对此自然不悦,但阿都拉也显然支持他这样子做,因而在巫统党内也引起了争议。到了2008年9月,再益为抗议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国会议员郭素沁、记者陈云清和部落客拉惹伯特拉愤而辞职。一时之间,他成为风头甚健的新闻人物。若没有记错的话,他是第一个不满内安令下自我辞官的部长,被认定勇气可嘉。

不久之后,他成为安华公正党的“座上宾”,也成为民联热捧的“良心部长”。在人气急升下,再益加入了公正党,出任副主席,且在2010年代表公正党参加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

以他的个人经历来说,他是十分幸运的候选人,刚入党就成为候选人,也受到民联全力以赴,力促他能胜出,为民联争光彩。无奈再益抵挡不了国阵的凌厉攻势,败下阵来。

本来这一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偏偏再益一心要在公正党内成为第二号人物,也就对“安华偏向阿兹敏争署理主席”有异议,最终导致他在2010年杪离开公正党,参加一个不为外界所熟知的“大马人民公正阵线党”(AKIM)。

为突出这个党的形象,他将之改为“惠民党”(KITA)。但AKIM也好,KITA也好,它始终跳不出旧有的框框,只能在少数人的圈子里兜来兜去。已经整整14个月了,再益依布拉欣还是找不到方向和灵感,只能承认一时的错误。

不过,从再益的告白来看,他似乎情钟回到过去,不知道是否希望重投公正党的怀抱,并能以公正党的身份参加来届大选?对此,我们也不知道安华将如何看待再益的“回巢”,但我们相信其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东姑拉沙里离开巫统,另创46精神党(1989年),再后来还不是回到巫统(1996年)?又如范俊登也是在1978年离开行动党,后来参与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党”,也于1982及1986年领导社民党参加大选无功而返,于是在1999年又重回行动党参加吡州议席选举,可惜时运不济,未能如同在70年代卷起政治千层浪。

这两个例子或有助于说明再益也许会获得民联阵线的“重视”或提供一个平台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未来大选。如果再益被安华认定仍有其个人的影响力和魅力,那么惠民当中极少数人或有机会成为候选人,以减少民联承受的压力。

因为政治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可能的东西也变成可能,所以我们也不必一口咬定再益的政途已告结束,就如沙巴的杰菲里吉丁岸(拜林的弟弟),他的进出公正党也不意味他已失去了与安华再合作的机会。

因此再益的最近举动和未来动向将会折射民联对反对党大联合阵线的看法和态度。

刊登于2012年2月13日《南洋商报》

评蔡细历的候选人条件 (现代春秋)

马华总会蔡细历这样说,准备在来届大选中上阵的国州议席候选人必须兼具三大条件:①敢说话;②解决问题;及③与民联系。

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但也是蔡细历开给马华候选人的条件。我们姑且拿这三个条件来解读。

第一个条件是要敢说话,不要在议会内不为民请命,事后才来“马后炮”逞英雄。

这个现象不单发生在马华身上,也发生在其他党身上,因为每个当议员的不尽是能言善辩的,也有的人因为语言问题避免讲多话。

要怎样评估这类的议员?也是见仁见智的。有的人需要服务型的议员,你不在议会内仗义执言也不打紧,最主要常在选区勤于服务,那就足够了。所以有人做了议员多年后,因地域之不同,我们也不认识这样的Y.B.,也似乎或几乎不为选区外的人民所认识。

当然这样的议员并不完美,我们要的是既能讲又能服务的代议士。可是因为国阵是个大家庭,它对议员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但大体上是不必事事逞英雄,也不能与政府唱反调,所以议员受到的局限已是很久的事了,也逐渐养成不爱说话的习惯,怕“言多必失”,而“言少无事”。

如果说过去的噤若寒蝉的议员或少开尊口的议员以执政党为多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308政治海啸后,反对党阵营或民联阵营中不讲话的人也不少,有些人已当了议员近四年,我们还是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些人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打分了。

因此蔡细历口中所说的敢讲话是指在议会内要有表现,敢敢表达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在议会内保持沉默,而在议会外大发伟论。这种双面议员自然不算“敢讲话”,但政党一般要的是听话的议员,不是“鸡婆”的议员,蔡细历又怎样“砍掉”这样的议员呢?因此所谓的敢讲话也不尽是担任候选人务必的条件。

至于第二个为民解决问题是比较好说的。可是就是无法消化和了解蔡细历所说的“有些议员连简单的民生问题都无法解决,却不断责怪中央及州政府。”究竟什么是简单的民生问题,蔡细历没有说清楚,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我愿意提供一些“贴士”给蔡细历,因为这在过去是用惯了的手段,也是公开的秘密。比如某个国会议员或州议员面对选民质问民生问题时,他们不是不会处理,而是脑筋转得快,最好的方法就是找替罪羔羊。于是市议会或地方议会变成了他们发泄的工具。如果你不看身份,还以为他们是反对党的议员,其实他们是如假包换的执政党议员,只是因为不在官位,也会碰上官员不卖账的情形,因此就破口大骂市议会或地方议会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好像所有的民生问题都是地方议会挑起的,与国州议员无关,因此最快捷和最有效的做法是把地方议会弹得一无是处。我曾问有关议员,为何“老是骂市议会?”他的答案很简单,因为你与民同在一起骂,骂得凶一些,只差没有泼妇骂街,人民就会说你是好议员,是敢讲敢骂的好议员,能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倒在其次了。

可是由于骂了民生问题还是未能解决,再加上政府的施政引起诟病,也就发生2008年的政治海啸,包括会骂地方政府的议员也落选了。

因此在308之后,我们虽然偶尔也发现到一些议员依样葫芦地拿市议会来出气,但已大大减少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市议会也归州政府所管,骂市议会等于骂自己的政府。骂政府也会骂到自己的,也就不再学前朝一些议员的作风。

来到第三个条件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身为代议士要对人民有求必应,而不是很难找到的人。我们不怀疑有人当官后就不理政务,也不经常与民同甘共苦,所幸这类议员并不多见。

不过我们还是要强调,代议士不要避而不见人民,否则就有辱议员之身份了。

说来说去,蔡细历口中的三个条件算是一般的要求。正如纳吉所说的要有“胜算的候选人”及慕尤丁所说“符合民意的候选人”,也皆是主观的意见,不能一概而论,毕竟政治是没有理所当然的。

例如,国阵在2008年大选时,已认为排出最佳的队伍参选,岂知一场政治大风暴也让有志向有学识的候选人被打得七零八落。同样的,反对党的阵线也是组成松弛的联盟,甚至有的候选人都是突然暴发的,无端端成为新科议员。

虽然我们不否定行将到来的大选是一场龙虎斗,但因为彼此都保持高度警惕,也不可能再度发生308的政治海啸。在有备无防的情形下,蔡细历口中的三大条件也不一定是金科玉律,它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

这就是说,当议员没有什么秘诀和条件的,只要时机一到,幸运之神就能眷顾您,否则即使你符合蔡细历的三大条件,但没有大气候的配合,始终是不成气候的。

刊登于2012年2月13日《光华日报》

反对党的政治命运 (直挂云帆)

由再益依布拉欣领导的“惠民党”(KITA)走进历史是预料中事,但没有想到其寿命如斯之短,尚未接受大选考验,就先准备“关门大吉”。这在政党史上可以用昙花一现来形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是寿命最短的政党(14个月)。
翻开马来西亚历史,与惠民党同样命运的政党好像还没有,但面对厄运或无法持久的政党比比皆是。

我们先说第一个政治寿命不长的政党,它就是1951年6月在槟城成立的“急进党”(Radical Party)。主要发起人是林苍祐,他是为了参加在年杪(1951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而创立的。果然这个由英文教育精英把持的政党一炮而红,参加9席选举,赢得了6席。虽然无法执政(因为另6人是英参政司委任,且他也是市议会的当然主席),但急进党的异军突起则是不争的事实。

可惜好景不长,1954年林苍祐参加马华公会并促成急进党解散,而党员也被鼓励加入马华(但少数印裔党员随他们本身自由参加其他政党,如国大党或劳工党)。在此大气候下,急进党无疾而终(不是因为参加选举无功关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服林苍祐操控急进党的“生死权”,他就是当年亿万富翁叶祖意的孙女叶真宝律师。身为民选市议员和党的副主席的她在斗不过林苍祐后决定派出其母亲黄绣娘(印尼糖业大王黄仲涵女儿,叶祖意的媳妇)参加1955年的槟州选举,且专挑林苍祐的选区(加拉歪)。这一年林苍祐代表马华率联盟候选人攻打15席(共24席,另9席是英政府委任的)。黄绣娘在女儿的鼓励下以独立人士参选,其目的就是要“否决”林苍祐取消急进党的议决。结果黄绣娘败了,也等于是叶真宝败了,她们母女较后移居新加坡,从此不再过问政事。

如果那一年林苍祐败了,就没有后来林苍祐的精彩政治故事。因为他胜了,才有了担任马华总会长的条件(1958-1959年)。但无可否认的是,林苍祐用急进党换来了一个新生的马华公会,前后算来,急进党的政治寿命不过是3年光景。
同样也是在1951年成立的马来亚独立党,它是拿督翁在脱离巫统后成立的新政党。因为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失利(参选11席,只胜2席,马华及巫统联手得9席),乃在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不幸参加1955年的全国普选而全军覆没,但斗志顽强的拿督翁不气馁,也不解散国家党,而是在1959年在登嘉楼胜出国席。遗憾的是拿督翁在1962年病逝后,国家党陷入群龙无首而自我解散。因此这个党算来,前后维持11年,它是衰在选举中无所得。

60年代有两个反对党也是寿命不长的,其一是1961年由林苍祐等人(他是在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创立的民主联合党(UDP)。原先与芙蓉的陈世英及郭开东联手而得以控制芙蓉市议会。不久闹内讧分裂,仅剩林苍祐一人苦撑大局。
1964年的大选,只林苍祐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另有四名槟州议员(包括他在内),政绩平平。因此当民政党在1968年成立时,林苍祐又再施展功力,大胆地解散民主联合党,整批党员加入民政党。这就是说,他第二次用一个政党的生命迎接一个新生的政党(民政党),结果他赌赢了。而民主联合党前后不过是7年的寿命(1961-1967年)。

其二是由前农长阿都亚兹脱离巫统后在1963年成立的国民议会党,并加盟社阵,与劳工党及人民党并肩作战。无奈在1964年大选,社阵大败,而在翌年(1965年)阿都亚兹与其他反对党领袖被捕,“罪名”是图谋在海外(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就这样,国民议会党只有两年的寿命即消失于政坛。

至于在70年代后崛起和涌现的反对党,除了一些归顺国阵的成员党在失败后仍然能生存下来外(如人民进步党),其余未加入国阵的反对党不是夭折就是自我消失。这之中有两个不成气候但有来头的反对党是不得不提的。

其一是从民政党分裂出来的社会正义党。它是在1971年由陈志勤领导而成立的。目的在于向民政党展示其政治影响力,但是尽管陈志勤有“反对党先生”的美誉,他还是无法挡住林苍祐的魅力。自林苍祐在1971年气走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及陈志勤(秘书长)后,他就自任民政主席,而陈志勤的社会主义党也招到许多兵马,一时看来在1974年的大选将予民政党(已参加国阵)严重的威胁。不过忝为最大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却不苟同陈志勤与行动党“分享”反对党的地盘,在林吉祥的战略中,华基反对党只能以行动党为皋圭,不能再有其他的华基反对党争席位。在反对党无法合作下,陈志勤的社正党只能在1974年的大选中赢得一国一州席(国是陈志勤,州是王裕好,但后者后来又过档马华,在1978年大选前吞枪自杀)。1978年的大选,陈志勤派其徒弟陈胜尧把守甲洞选区。在三角战中,终被国阵(民政)的陈忠鸿拿下。这种战略也“抑制”了其他反对党从中崛起的可能性。1982年陈胜尧过档到行动党旗下,才胜出此议席直到今天。屈指算来,社正党真正的政治寿命也只有7年的光景。

第二个是由民主行动党分裂出来的,发起人是原槟州行动党主席叶锦源。他因不满林吉祥调入卡巴星在槟州参选而闹分裂和退党,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简称社民党)。既然和林吉祥水火不容,也就在1978年大选全面开打。在未获选民支持下,社民党败下阵来。在这之后,社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另一位从行动党退出的强人范俊登(原任党副秘书长)。他领导社民党参加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先后功败垂成。至此,社民党气数已尽,也在大选后自我消失,前后生存了8年(1978-1986)。

另外一个声势浩大的46精神党,在东姑拉沙里领导下,于1989年成立,且参加1990年的大选,扬言要打倒马哈迪政权。可惜雷声大,雨点小,不但难撼马哈迪,而且也不成气候;更在1995年的大选中败相毕露。最终在马哈迪号召下,于1996年解散回巢巫统,先后斗争了7年之久(1989-1996年)。

除了极小的蚊子党我们不提外,如波斯达曼在后期不是成立“无产阶级党”吗?其他的反对党都曾接受大选考验,在失利后才甘拜下风,而惠民党则未受考验就打退堂鼓,虽不是马来西亚首创,但也算是洞悉先机,迷途知返。在一定意义上,也减少了反对党内部的分化和分散选票,只是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任何人想充当第三势力或期望以独立阵线塑造出第三个选择,不但不是时候,也许是徒劳无功的(特殊的个案例外)。

从历史上来看,反对党的生存是不容易的,有者因客观因素;有者因主观因素,但总的来说,一个没有远大理想和方向的反对党;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反对党,单凭少数领袖的魅力是不成气候的。不成立也罢!解散也正是时候!

刊登于2012年2月9日《东方日报》

蔡英文留下的典范 (天下纵横)

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败选后的第一时间表达愿对失败负起全部的责任,并即席宣布辞卸民进党主席职。虽然有不少的挽留声音,但按传统和惯例,败将除了辞职“谢罪”外,别无他途。因此蔡英文的辞职是正当与正确的;而民进党中委会也接受其请辞,并于3月1日起生效。这就是说,民进党将进入没有蔡英文的年代,至于以后蔡英文会否卷土重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蔡英文这种敢于承担和敢于下台的勇气是值得嘉奖的行为;尤其是政治人物更应在失败后“急流勇退”,而不要再恋栈权力与地位。就因为她的磊落大方,舆论不再鞭策和责难她,反而认为她已经肃立了榜样。

是的,从政者立下典范和明确的榜样是十分重要的,就拿蔡英文来说,她的上位也是颇为戏剧性的。当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时蔡英文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在那个时候,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苏贞昌及游锡堃已探出头来。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早成名。其中最出位的是陈水扁,他竟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被李登辉临门一脚送进总统府,也断送了国民党50年在台湾的统治权。

当年国民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位过久,滥权与贪腐现象普遍,才被选民拉下台,从而启开了民进党陈水扁当政的时代。但陈水扁的“腐败”被控和坐牢又使到民进党蒙受严重打击,结果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让国民党的马英九夺回政权。

民进党这一败,又使党陷入“纷乱”与低潮期,此时的蔡英文从中崛起,她打败了党内的“四大金刚”(吕秀莲、苏贞昌、谢长廷及游锡堃),成为民进党的新主席。这说明了民进党需要脱胎换骨,并告别陈水扁留下的污渍,蔡英文也就在短短的四年内将民进党打造成一个属于中生代领军的政党。

因为蔡英文具有其个人的魅力,也成为今年民进党不二的总统候选人。即使她最终失败,但她在选举过程中展现的“威力”也让马英九陪她起舞,急切地打出夫人牌。单凭这点,她是虽败犹荣的。当然她的失败也是有多方因素造成的,包括对中国采取不现实的政策,无法说服台湾人民接受她的不明朗与不稳定的对华的立场,还有她无法澈底改变民进党立党以来的“台独”立场和心态。

虽然有报章推测苏贞昌接棒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从蔡英文切割“元老政治”主导的那一天起,民进党似乎宁可选出新生代的领导人也不想走回头路。

这里头让我们从蔡英文的身上看到政治的两大焦点。其一是政党领导只有往前推,由年轻的接位而不是“元老复辟”或走回头路,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

其二是所有的从政者既要享有胜利的果实,就要有承担失败的苦果。在领导失利后,退位是必然的结局。虽然很少人在退位后能卷土重来,但在适当的时候懂得退位也是一种美德和勇气的表现。蔡英文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她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许会让人对她存有“怀念”而不是恶言相向,因为她是一个知道什么时候上台,什么时候下台的人。

刊登于2012年2月6日《号外周报》第567期

伊斯兰党变质了吗?(跃马扬鞭)

伊斯兰党前雪州行政议员哈山阿里被开除党籍后,继续鼓吹他的单元政策。

他这样说:伊斯兰党已经乖离它的原有斗争,若它继续与民主行动党及人民公正党为伍,它是无法回到正轨的。

所谓正轨,在哈山看来是落实伊斯兰国。

如果按照哈山阿里的说法,伊斯兰党已告变质,不再是以前的本质了。事实上,伊斯兰党变质了吗?还是哈山阿里思想保守和顽固,不愿意接受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社会的现实,也不愿意与时俱进。

我们不妨追溯伊斯兰党的成立和斗争的经过来剖释这个党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透析伊斯兰党其实是一个与时代脉搏共呼吸的政党,而不是故步自封或在原地踏步自我满足的政党。

首先在1951年由巫统分裂出来而由宗教派人士组成的伊斯兰党(过去一向被称为回教党),其发源地就在威省。后来势力发展有限,主要是因为缺乏高瞻远瞩的领袖,因此在1955年的普选中,只赢得一个立法议员席位(在吡叻的古辇)。直到1956年迎来了一位具有左翼思想的布哈鲁丁成为党主席后,这个党才如虎添翼地移师东海岸大展拳脚。

布哈鲁丁原是左翼马来国民党的主席,这个在战后1945年成立的马来政党一时声势浩大,且在1947年与陈祯禄联手开展大罢市,以抗议英殖民政府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结果功败垂成而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指它受共党渗透。
后来,布哈鲁丁应布斯达曼之邀,在1955年合创左翼的人民党。翌年,布哈鲁丁投入回教党成为领袖,但他始终与左翼政党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这就是说,早年的回教党并不是推行单边主义,也不是宗教至上的,而是认识到在多元的社会,回教党是不能孤芳自赏的。正因为战略应用得当,回教党在1959年的大选取得骄人的成绩,成为吉兰丹及登嘉楼州的执政党,只因后者因议员叛变,不久失去政权予联盟(巫统),但吉兰丹始终是回教党的大本营。

1969年的大选,回教党赢得12个国席及继续执政吉兰丹州。及后发生了“513”种族冲突事件,但回教党不曾介入种族暴乱,并在1972年应联盟(巫统)之邀参加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

我提起这段往事是要印证回教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审时度势,有伸缩性的政党。1977年,因与巫统闹翻,才又被打回原形,成为反对党的孤家寡人。也在1978年选举中失去丹州执政权。从此回教党跌入谷底,但并不气馁。直到1990年在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及与行动党间接合作下,得以取回丹州执政权。这又充分说明了回教党唯有与反对党合作,才有机会扭转乾坤和收复失地,单靠自己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同样的,回教党也是因在1999年的大选与安华的公正党及行动党进行三党联盟,才获得空前的胜利,取得丹州及登州的执政权,国会议员更跃增至27名。

可惜踌躇满志的回教党一时误以为是单独打天下的,并以为是靠宗教力量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也就与马哈迪进行回教化的斗争,甚至拿出回教国作为旗号与巫统一比高低。但这样的斗争却伤了回教党本身而不是巫统。因此在2004年的大选中,在单打独斗中又失去登州政权,国会议员也仅剩7席。因为这一教训,回教党在2008年的大选与反对党重新携手又再一次的合作。

如果按照哈山阿里的说法,则回教党过去的合作是错误的,而民联拿下雪州也是错误的?则哈山根本不应接受成为行政议员。可是他在当时却选择与“敌人”(行动党与公正党)合作成为政府一员。这只说明他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

现在反过来指责已易名为伊斯兰党的回教党乖离斗争原则是与事实不符的。回教党从来就不认为与反对党划清界线是必要和必需的,反而认为合作是胜利的基石之一,并对在1999年后的激进路线(矢言建回教国)作了修正,转而打福利国牌,这应是以大局为重的“重回正轨”,值得国人激赏。相反的,倒是哈山阿里企图以个人的说辞指伊斯兰党背弃一向以来的斗争。从这样看来,改变得较大的是哈山而不是伊斯兰党。

刊登于2012年2月6日《南洋商报》

中庸之道评述 (现代春秋)

最近以来,首相纳吉不断重申“中庸治国”。整个大意是说,政府不会采取极端或激烈的措施来治理国家,而在我们的理解中,所谓“中庸”是指不偏激,平和与理性,并公平对待任何人和任何事。话虽是这么说和这么想,但要达到令人满意的治国方略,也还是真的不容易。

且让我们先了解《中庸》篇中的“中庸”是什么?然后再述及我国立国以来有哪些事引发争议而又被认为是不中庸的?
根据史书所载,最能体现孔孟之道的思想和理念尽在“四书”中。所谓“四书”即指《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而最脍炙人口莫过于《论语》,被形容为孔子思想体系的经典之作;《中庸》则被认为是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的思想表达。

它开头这样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的定理(不偏于一方叫做“中”,不改常规叫“庸”。“中”的意思是天下的正道,“庸”的是意思是天下的定理)。

又说: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说:“君子的言行做到符合中庸道德标准,小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的道德标准,是因为君子的言行处处符合中庸之道;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的标准,是因为小人所作所为肆无忌惮)。

由此可见,要行中庸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它牵涉到国内外政策的拟定,也不是说改就改,说变就变的。但最令人民津津乐道的是70年代时任首相的敦拉萨大胆地推行“中庸”政策,一改东姑时代的100%亲西方政策,宣布马来西亚将走不结盟路线,成为不属东西方集团的中立国。这就完全符合了《中庸》篇所说的行天下之正道的标准。

但因为马来西亚是首次定下不结盟的定理,也就一时看不出“庸”的路线来(这里所谓的庸不同于平庸,而是指普世的大道理)。直到许多年形成一个规律后,我们才领悟到中立与不结盟才是我们立国的大方针。

不过,当敦拉萨逝世后,他留下的“中庸”之道就起了变化和改动,而不变的则是“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在这个大框架下,敦拉萨的“新经济政策”在以后的许多年依然是国家的金科玉律,只能小改而不能大改。

于是乎,这个“新经济政策”也在后来与中庸治国起了争议。虽然没有人争议“重组社会,消除贫穷”的两大目标,但也有不少人争议它在执行的过程中偏离了目标,造成种族主义在其中滋长,最明显的莫过于70年代出现了“土著”与“非土著”的字眼和政策,导致“非土著”埋怨权利受到限制。

在网站上,有一则关于“马来西亚经济概况”是这样报导的:进入80年代后,经济增长开始减退。到1985年,经济全面陷入困境,经济增长为-1.0%,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也与新经济政策有关。例如它规定从事与华贸易的商家必须向国企缴交半巴仙的佣金(以入口价值计算),被认为对华裔不公平,也增加货物的成本。

由于不受鼓励,资金的外流比外资的流入还要多。为了扭转局面,政府终于在1985年做出改变和接纳商界意见:①紧缩财政开支,规定1986-1990年的经济成长为5%,低于新经济政策的规定少了0.8%(原本是5.8%),公共发展计划也削减开支,从过去(1985年前)的803亿元减至700亿元。

②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本国工业的成长,减少对西方的依赖。③将一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并允许外资购买农业田地。④对外贸易向多边发展,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因为策略奏效,在1986年时,我国经济增长1.9%,扫除85年的负成长,出口也大幅度增加。到了1988年,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取得骄人的业绩,高达8%。

所有的策略的改变和政策的修改,以及新经济政策的调整都是在马哈迪主政时发生。换句话说,他把一些偏离“中庸”的政策又拉回轨道,不致产生太多负面的影响。

不过,他却在另一边厢采取潜移默化的改变,将回教价值注入政府的所有部门,让回教价值观在政府内得到提升。因为马来西亚的回教化行政被彰显和回教化运动取得成果,造成马哈迪敢于在2001年宣称马来西亚已经是一个回教国。

虽然如此,在未修改宪法下,马哈迪的回教国是政治术语多过实质意义。也是因为马哈迪未再跨前一步,他的回教国只适合与回教党作斗争,而不意味他要乖离“中庸之道”。这可从他并不支持回教党在吉兰丹提出的回教刑法窥见一二。
如今来到纳吉的时代,他同样依附这一不变的大道理,也就是在中庸的框架下操作宗教课题。

对此,回教党的调低“回教国”的斗争和巫统的低调回应,基本上都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社会,任何的单项主义和单边主义都是有违中庸方略的。

如果我们要使马来西亚真正地成为被国际舆论称赞的中庸国家,我们必须停止有损中庸、民族和谐与不公平的政策,转而用更实惠的手段来作出改变。既然在马哈迪的年代他已对新经济政策作某些程度的调整,那么纳吉采取新的策略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也是必要的。就不知道他的“新经济模型”对马来西亚的经济转型有做出了多少的贡献?这也是用以测试纳吉宣扬的“中庸”政策到底有多少成效?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注意土权机构的所谓“白色”红包引发的大争议,派红包派到“白色”?我那天在网络观看短片,被访问的老人家只知道是来拿红包,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搞有辱传统及中庸的白色事件来。若不谴责,也真是以为“人人见钱眼开”,什么白色红色都不重要了?这绝对不是所谓的黑猫白猫论,而是有人假借民主污染了新春佳节的大好气氛。遗憾的是在场竟没有人揭发这一反中庸闹剧,事后批判与谴责,已是后知后觉了。

无论如何,既要行中庸之道,则每一位从政者请读完和消化《中庸》这本小书内隐藏的大道理,不要自作聪明和自以为是的乖离正道。

刊登于2012年2月6日《光华日报》

翁诗杰VS蔡细历 (直挂云帆)

前任马华总会长翁诗杰的动向已成为当下的一个课题,这之中纠缠不清的仍是他与蔡细历的关系,因为直到目前为止,翁诗杰还是马华旗下的国阵议员,即便他对蔡细历说三道四,翁诗杰的身份还是没有改变。

在这方面,蔡细历最高的调子是促请翁诗杰退党,如果他对马华没有信心的话。翁诗杰的反应是无动于衷,蔡细历也就没有了下文。

但翁诗杰始终是在2010年赢得党选的蔡细历的背上刺,两人的斗争方兴未艾。可是国阵主席纳吉的名言是:我要的是可以胜出的候选人,不论其性别、年龄与资历。换句话说,纳吉要国阵的所有成员党以胜选为主而不计较个人的恩怨。虽然这话不是说给蔡细历听,但明眼人马上就会联想到这个“胜算”的人,就包括翁诗杰在内,因为他在2008年的政治海啸中是马华在雪州国席硕果仅存的国会议员,显示了他个人的魅力和声望有助于他挡住了大风大浪。

在这种情形下,翁诗杰也一直力争在班登国席卫冕,他相信也认为他是纳吉口中的“胜算的候选人”。但他是否如愿以偿,也还要看政治大环境而定。所谓的大环境包括国阵是否必须尊重成员党提出的候选人?

站在蔡细历的立场,他自然不会自动地把翁诗杰列为班登区的国阵候选人,但为了不违背国阵主席的“心愿”,他最近终于这样开口了(正月十六日),他并不反对前总会长翁诗杰在来届大选继续在班登国会议席守土,但必须先获得马华及国阵的批准。

虽然蔡细历说他个人是“非常开放”的,但还是要翁诗杰符合条件;也就是先通过马华这一关。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委会已没有或说相当少是翁派人马,又如何通过推荐翁诗杰的动议呢?既然翁诗杰过不了这一关也就很难跨入第二关,除非国阵主席纳吉动用主席特权,肯定翁诗杰上阵,不然翁诗杰要代表国阵也是极其困难的事。

对此翁诗杰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说自从两年前(2010年)马华重选落败后,就与马华渐行渐远,甚至两者的关系已一刀两断了。

按照这一说法,翁诗杰已自行“切断”与马华的关系,但在国阵的眼中,他还是不折不扣的马华议员。因此他的表白论是很吊诡和奇特的。不仅于此,他还是当下马华议员中最多话说和较敢说话的(马华)异议份子,他对蔡细历的鞭伐更是有话直评,甚至有时候弄得蔡细历咬牙切齿地说,让他自己讲自己爽吧!

当然翁诗杰与蔡细历不咬弦是众所周知的事,打从2008年党选中有了翁诗杰当家后,又选了蔡细历当老二,马华就不曾安宁过,翁诗杰一直无法与蔡细历合作且言语中冷嘲热讽,也导致了马华党争再次爆发,那是因为翁诗杰派强行通过开除蔡细历党籍(后来又改为冻结党籍)(2009年8月)引发的。于是一场倒翁诗杰的运动开始了。

在这个交错复杂的过程中,翁诗杰因属当权派先居于有利的地位,后来却因为策略应用失当,在蔡细历派一举反戈下,来一个新的党选。这场在2010年举行的重选形成三角战(前会长黄家定也加入其中)的结果是蔡细历拔了头筹。这样一来,翁诗杰在马华的中央地位一落千丈,变成孤家寡人。

不过,凭翁诗杰的政治活力,他在很多场合来一个孤军作战的绝地大反攻,以让蔡细历“忙于熄火”。

如今我们看到翁诗杰正分三路包抄蔡细历,其一是直截了当逼蔡细历表态。蔡细历的回应是说参加大选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言下之意他极可能不参选;至于翁诗杰会不会代表马华上阵,还要党中委说了算,也就等于没有答案。

其二是翁诗杰的热心支持者翁协文一行人的退党,其目的是让蔡细历感到有不满份子的存在,虽然不是排山倒海而来的退党潮,但也够引起马华上下的警惕。

老实说,在前路不明下,要在马华党内搞起退党风浪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大可能的,毕竟马华党内人士会问要退去哪里?退出政坛,倒不如保持沉默;过挡到民联,又未见民联张开双手欢迎马华的退党者。因为民联这边正忙着自我调整和严防马来票及印裔票回流国阵,倒不担心华人票回流。因此翁协文的退党不是时候也不见热潮的道理在此。

其三,翁诗杰已把自己标签成《独立信赖之声》的重要成员(担任署理主席),且通过这个平台发声。有消息说,在东姑拉沙里的穿针引线下,这个NGO组织希望能获得国阵或民联的重视,让它选派候选人上阵。这对蔡细历也是一个考验。

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的可靠性,但不能排斥翁诗杰也希望《独立信赖之声》能成为有份量的组织。因为大选的跫音已越来越近(有人说在今年六月前肯定大选),看来只能选派独立人士参选。

在我们无法确定《独立信赖之声》的下一步行动前,关注翁诗杰的动向或能探测出是否有第三势力从中涌现,因为一向归属国阵的翁诗杰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他会加入民联(他只能选择行动党或公正党),那就只剩下第三条路了。这第三条路若能获得民联让路,翁诗杰这位独立人士就会脱颖而出;反之若获得国阵首肯上阵,他也会成为有胜算的人。
总之,翁诗杰当下只能求任何一方的阵线给予配合与支持,若两面都不讨好,那只好自我保重。换句话说,翁诗杰如果是以独立人士参选,他只能靠其魅力和才干取胜。如果他能组成独立阵线,那就会给国阵或民联一定的压力。

无论如何,也许除了翁诗杰个人外,我们还看不出第三势力能在下届大选成为“造王者”。但他对蔡细历来说,是个挥之不掉的阴影。

刊登于2012年2月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