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浮沉四十载

民主行动党（DAP）是在1966年3月18日正式获准注册，虽然它是在1965年10月10日向社团注册官提出申请。

为什么会有民主行动党？它又是何人所创办的？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朔本追源寻根。原来它是衍生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PAP）。不论从党名或党徽（人民行动党是圆圈中有个闪电；民主行动党是圆圈中有支火箭）来看，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父子关系。

先说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它的重要的创党人是李光耀，从那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他都是这个党的灵魂人物（秘书长）。它所标榜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在早期是与左派运动连在一起的，因而在1959年在新加坡赢得选举而上台执政。李光耀成为这个自治邦的首任总理。所谓自治邦是指尚未获得独立，大权仍在英国殖民地手里。

原本新加坡是和马来亚两位一体的。但在1948年马来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政制”后，新加坡被分割开来。虽然如此，早期的李光耀和左派运动认定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份。因此从不放弃寻求马新的合并，或马新成为一体。当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时，新加坡仍是英殖民控制的自治邦）在新加坡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李光耀因势利导支持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他认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不仅是生存的途径，而且也因此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

结果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内的左派闹翻，前者坚持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者坚持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也提出不同的合并概念，于是人民行动党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另立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两派的激烈斗争以李光耀占上风。

当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它已转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但新加坡仍保有劳工教育自主权，李光耀则是这个州的总理（不称首席部长，显示新加坡的地位比较特殊）。

1964年李光耀率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西亜（确切地说是马来亚）的国会大选，推出9名国会候选人投石问路。这一下子，李光耀在马来亚的政坛（尤其是城市华人社会）掀起巨浪，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指群众大会）。这就是行动党插足马来亚政坛的第一支旗。它不仅与马华公会针锋相对，也与马来亚的社阵势不两立，它企图建立第三势力，最终能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直接与巫统合作。

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震撼整个政坛。选举结果，虽然人民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在孟沙区胜出的蒂凡那，但马来西亚的政治仍然暗流汹涌，并导致李光耀与东姑的政见相左而关系恶化。最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965年8月9日）。

当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一下子成为外国的政党，因此已不能再用这个政党进行政治活动。身为行动党唯一的国会议员蒂凡那只好另起炉灶，率领行动党党员另外注册新的政党，但它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致这个党的筹委会主席曾敏兴在1965年12月参加森美兰拉坑州议席补选时，只能以独立人士身份角逐（标志梅花），结果胜出。

这意味着，当民主行动党正式成立时它只拥有一国一州的议席，尚不能形成大气候。但它背后的影子（人民行动党）及继承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却成为两个支柱强化了民主行动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政治资本”。凭着这一耦断丝连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政坛取得一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民主行动党。我们称之为蒂凡那时代。

蒂凡那开创新局面
蒂凡那（C.V.Devan Nair）（1923-2005）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也是一位悲剧人物。

出生于马六甲的蒂凡那，在10岁那年，全家搬到新加坡。1940年在新加坡的维多利亚中学毕业。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蒂凡那的英文造诣之高是公认的。这可从他在国会的演词及他所发表的文告和文章中窥见。

约在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前后，蒂凡那参加了反英同盟（Anti British League），林清祥也是其中一个成员。这个组织被认为是亲共的。

李光耀这样说﹕“抗英同盟跟马共的关系就好像是义勇军与正规军的关系一样。我认识了蒂凡那，一位我所认识的最坚决的抗英同盟的盟员。”（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1961年）

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时，蒂凡那是其中一名发起人。

不过，李光耀对蒂凡那还是不放心的。当1955年新加坡举行自治的选举时，行动党共派5名候选人角逐，其中包括李光耀、林清祥及蒂凡那。但后来只蒂凡那失败，其余4人（包括1人用独立人士参选）都中选。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不是我的选择，是对亲共份子的让步）。”“蒂凡那输了，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1956年，新加坡陷入动乱（学联和工运群起反对政府），林有福（时任首席部长）下令逮捕219人，包括林清祥、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在监狱内，共有8名行动党的左翼份子成为李光耀造访的目标，因他是他们的律师。这些人是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普都遮里、陈从今（曾一度短暂任行动党主席）、陈世仁及曾超卓。
在这期间，李光耀说﹕“经过了长期跟马共相处，蒂凡那自己得出了结论，就是马共领导不足以适应马来亚革命的需求。”（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

就这样当蒂凡那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大胜上台执政，释放8个著名左翼领袖）离开监狱后，他就加入李光耀的斗争，而疏远了林清祥。在1961年时，李光耀说﹕“蒂凡那现在是在我们这一边。”

由于蒂凡那支持李光耀，他在1963年才又回到人民行动党当中委。在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蒂凡那已成为李光耀身边的人，因而在1964年4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国会大选时，行动党派了一支队伍，由蒂凡那打头阵，共9人角逐国会，其理由是要证明行动党比马华公会或社阵来得更好。这种左右开弓的战略也因为李光耀亲自到各地主持群众大会而刮起一阵旋风。它留下的影响也导致行动党与巫统关系紧张，最后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作一了结，剩下蒂凡那在马来西亚孤军作战。他也就成了新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的首任秘书长。党主席是曾敏兴，其它重要的成员有吴福源、林吉祥、陈国杰等人。很快的这个党挟着曾敏兴在补选的胜利，在各大城市成立支部。

1967年7月25日，蒂凡那令人意料之外地宣布辞卸党秘书长职，而党也选了副秘书长代其职务。不过蒂凡那继续担任国会议员，但已表明不会再参加来届的马来西亚国会选举。他在辞职信中这样说：“我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的密切个人友谊联系已经成为及将会被联盟政治人物利用来混淆一些马来西亚人，使他们相信民主行动党是一个受新加坡控制的政党。”

蒂凡那此举是要表明 “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不再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而他的担任高职，总是让人将两者连串在一起。多少会使人民行动党有些“尴尬”。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的：“1969年，蒂凡那在我的敦促下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直到1981年国会推选他为新加坡总统为止。”

在蒂凡那转换身份之后，意味着民主行动党必须要离开新加坡这棵大树而自力更生了。虽然他在马来西亚从政的历史并不长，而且经常在国会内为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争议进行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催生了民主行动党，也曾经一度作为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行动党的桥梁。他对民主行动党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以悲剧收场。事缘在1981年李光耀通过国会把他送上总统宝座。虽然无实权，但这是他个人从政以来的最高荣誉。对民主行动党来说，也是精神上的荣誉，因为它的创党人蒂凡那当上了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统。

可是到了1985年，李光耀发现蒂凡那酗酒后举止异常，在专家诊断后，劝他辞职。（见李光耀回忆录）。

离职后的蒂凡那后来（1987年）在《远东经济评论》撰文否认他是一个酗酒者。导致李光耀提出诉讼。
1999年，蒂凡那在加拿大接受一家报纸访问时，又再指医生对他诊断错误，也对李光耀有所指责，于是又是一场官司。

他们俩人的恩怨也因蒂凡那于2005年逝世而划上句号。（蒂凡那于1995年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
虽然如此，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不忘赞扬蒂凡那对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中功不可没。“60年代共产党人抨击行动党，他挺身为我们辩护；也是他倡导现代化的劳工运动，使职总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二) 吴福源昙花一现
吴福源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党获得注册后，就成为蒂凡那的得力助手，出任党副秘书长。当蒂凡那的辞职于1967年7月29日被中委会接纳后，吴福源受委为代秘书长，并于1968年3月17日被党大会选为党秘书长。因此他是民主行动党的第二任秘书长。

在其掌权期间，行动党也在同日发表党的《出师表》，即《文良港宣言》，它基本上延续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精神，而反对一个种族支配权。循着这一路线，吴福源带领民主行动党参加了1969年的大选。由于是行动党初试啼声，加上在这之前的补选中，出现反对党各自上阵分散选票而败阵的教训，行动党与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在议席分配上取得合作，形势变成反对党单挑联盟。
这一年的大选出现反风，反对党也就取得了较好的战果。例如民主行动党角逐24个国席，赢了13个；角逐57个州议席，则赢了31席，可谓“旗开得胜”。无形中提高了吴福源在党内的声望。

正当吴福源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陷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实行半军管 。换句话说，所有的中选议员暂不能宣誓就职，只能够在1970年2月国会重开后，才又恢复民主体制。

在这期间内，吴福源犯了两个被民主行动党认为“不可宽恕”的错误。

其一，在“513”事件发生后（1969年5月13日），林吉祥不理会将面对被逮捕的命运，在69年5月18日由新转机抵达吉隆坡机场时被捕。

同年的6月25日，行动党派吴福源前往伦敦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争取释放林吉祥。前前后后他在外国逗留二个月之久。当吴福源准备取道新加坡返马之前，他被告知，如果他回来履行秘书长职务的话，他将会被逮捕。因为有林吉祥被捕于前，吴福源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拒绝回到马来西亚。
在这个时候，民主行动党的数位领袖专程到新加坡劝吴福源回大马，以下是摘自民主行动党的一项记录（见民主行动党15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

“令我们极度震惊和遗憾的是，吴福源表示他害怕回到大马任秘书长一职的话，必定会被当局扣留，他不准备身陷囹圄。”

“吴福源满眶热泪地说，我不是另一个林吉祥，我不能成为一个英勇斗士”，“我们告诉他一旦辞去秘书长职，他将很难重返行动党任秘书长，因为人民会对他失去信心。他竟答称，过一些时候，他们将会淡忘一切。”

同年10月1日，吴福源从香港致函给党主席（曾敏兴），提出辞秘书长职，中委会接受，另选林吉祥为新秘书长。

后来，出狱后的林吉祥要求让吴福源重返行动党，但吴福源要求担任党主席，党未予接受。最后是同意让吴福源担任副主席（1971年2月）。此时的吴福源已大权旁落。

其二，是约在1971年期间，吴福源被发现与马华公会暗中密谈，事件后来被揭开是这样的：1971年3月的时候（马华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华人大团结运动），马华的领袖私下与吴福源接头，商谈两党如何团结事宜。马华公会的立场是解散民主行动党，党员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行动党则认为行动党加入联盟或政府，成为联合政府一员，结果无紶达成协议。但此密谈在7月的时候曝光，双方再也无法掩盖，于是有了一场口水战。介入这场笔战的，马华公会计有陈修信，甘文华（时任马华总秘书），李三春及李裕隆；行动党方面林吉祥、曾敏兴、吴福源及何文翰。

甘文华有针对此事件发表下列的声明：

陈修信曾向林吉祥表明，应解散行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公会，同时要公开发表宣言，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但有关的建议必须取得联盟领袖敦拉萨及马华中委会的批准。

甘文华又说，陈修信当时是答复吴福源提出的三个条件：j一名内定行动党领袖担任马华署理会长；k必要保证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担任部长及l必须保证两名至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出任副部长。

林吉祥驳斥这一说法，他说会谈是马华通过中间人安排的，是马华提出要行动党解散而争取在马华担任要职和出任部长，不是吴福源所提出的。他补充说，任何思想正确的人都看得出，解散民主行动党参加马华的思想是多么地可笑荒谬的。行动党绝不会解散参加马华或任何种族的政党。（见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

这一场论战结果是不了了之，但却在后来导致行动党国会议员何文翰跳槽马华，且在之后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对行动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吴福源的行动，也被认为背着党“做坏事”。在1972年6月18日的中委会议上，决定开除吴福源党籍，罪名是公开与党的既定政策对抗，又暗中和马华领袖密谈。

行动党的文件记录中这样说：“吴福源在当时至少三次和马华私下会谈，但是直到今天，党还不知道吴福源和马华领袖在这三次的密谈中所发生的事，事后马华领袖述说的会谈经过，竟和吴福源所说的有所冲突。吴福源竟不能解释很多疑点，这不但说明未得党的同意，曾私下商讨有关党解散的事，而且可能使党牵累很多其它的事。（见《行动党15周年特刊》）。

这话说得有其依据，因为当时行动党的13名国会议员中，已有4名叛党。而在州议员中，第一个叛党的是霹雳州议员杨荣才。

当吴福源从顶峰跌下谷低时，他并不甘心从此退出政坛。因而在1972年之后加盟民政党，这段插曲说来离奇。

民政的林苍佑左边收吴福源，右边收林敬益。前者是一个人，后者是一批人，如果吴福源当年是一批人过档民政，而又在1974年大选胜出的话，可能今日的民政党是吴福源居有利地位而不是林敬益。可惜吴福源在1974年在民政旗下参加大选，回孟沙原区，以千余票失手，徒呼无奈，从此退出政坛，做他的绘测师去了。反之林敬益则脱颖而出，崛起成为民政的老二。
政治的微妙，真叫人摸不透。但如果按照行动党对吴福源的批判是无误的话，则吴福源的失败也由于他个人的优柔寡断所致。

(三) 林吉祥独领风骚
林吉祥（1941- ）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加入政治后，几乎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他的处女战是在1969年1月参加雪州的沙登州议席补选。这一仗林吉祥马失前蹄，得票5928张，联盟6535张，多数票607张。而民政党候选人得票1330张。如果反对党合作，林吉祥必然是首仗告捷。就是因为这样，行动党才认为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也就有了1969年反对党在选区上默契的举动。

虽然林吉祥未能旗开得胜，但他在党内迅速崛起，在担任组织秘书的同时，他也是蒂凡那的得力助手。他在1968年在《火箭报》发表的一篇论述可以作为他的政治方向的起点。这篇文章题目为《槟城及北马骚乱的教训》，是针对劳工党为抗议旧币贬值而展开的大罢市行动，后来又发生种族冲突。因此林吉祥左右开弓，既批判劳工党未顾及可能引发的种族冲突，甚至准备让事件蔓延以遂目的，也批判联盟政府采取种族政策，未正本清源问题的症结。

继之，使林吉祥名声大噪的是一场“文化大辩论”。此事件发生在1968年11月24日。事因民政党全国中委赛纳吉博士（也即是民政党全国主席赛胡申阿招达斯教授的胞弟）在同年10月26日在芙蓉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说，他不了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含意。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文学只能用马来文来写，而马来西亚的文学必须包括印度尼西亚文学。

林吉祥形容赛纳吉所描述的文化政策是“印度尼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政策。双方于是同意来一场文化大辩论。

这场辩论在吉隆坡玛拉讲堂举行。由人民进步党主席辛尼华沙甘主持，行动党的队伍是林吉祥、吴福源、尔乃斯及KS达斯；民政党是赛纳吉、陈志勤、林苍佑及J.B.彼得医生。由上午10AM一直辩论到下午4.30PM。

在舆论上，尤其是在华印人社会，林吉祥的多元文化政策占上风。他说，如果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之国家，则马来西亚文学不应只用一种语文来写作。

可以想见，当时民政党的非巫裔领袖是碍于赛纳吉的面子才出现会场陪太子读书。但他的言论也不代表民政党的立场。虽然辩论会不了了之，却因此让林吉祥扬名于华人社会。而赛纳吉过后也未积极参政，转回学术界发展。

林吉祥真正崛起是在1969年大选后，他不但中选国会议员，而且也勇于面对逮捕，毅然回国。结果直到1970年10月1日才被无条件释放。在这期间，他在狱中被选为行动党第三任秘书长。释放之后声望如日中天，到处演讲又到处建立起党威。

我们现在不妨分阶段和以事件来剖释林吉祥的政治历程。因为他是在任最久的秘书长，也是具争议性的一位全职政治工作者。在官职方面（指担任议员），林吉祥担任过下列选区的国会议员：
1969-1978—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78-1982—八打灵国会议员
1982-1986—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86-1999—丹绒区国会议员
1999年转移至升旗山选区，以百余票饮恨，输给民政的谢宽泰，首次失国会议员资格。
2004年—怡保东区国会议员。林吉祥东山再起，重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由此看来，只在1999到2004年林吉祥无官职外，他一直是不同选区的国会议员。

他也曾担任下列选区的州议员：
1974-1982—马六甲姑务区州议员；
1982转移州选区，败给马华公会的颜文龙；
1986-1990—槟城甘榜哥南州议员，
1990-1995—槟城巴当哥打州议员。
1990年这一仗是林吉祥背水一战，直接对垒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结果以700多票胜出，但未能执政槟州，共夺得14席，国阵则拥有19席。许子根在这一年荣任槟州首席部长。
1995年和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也参加州选，先是对垒许子根，后是对垒丁福南，都告锻羽而归。因此他未参加2004年的州选。换句话说，林吉祥在州选并不是事事顺心，而是一波三折，他的首席部长的美梦也在1995年选举中破碎。

在党职方面，林吉祥从1969年起一直担任党秘书长直到1999年，长达30年，是在位最久的秘书长（当然他无法打破李光耀的记录，李光耀从1954年起一直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直到1990年卸职，共36年。）

他在1999年后转任党主席，秘书长由郭金福接任。但持平而论，郭金福在才智和组织上没有超越其政治师父林吉祥。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林吉祥统领行动党的年代，郭金福只能成为过渡时期的领袖，威望赶不上林吉祥。

在党的斗争方面，林吉祥的强势领导也往往被对手形容为独断人物。但在那个斗争的年代，取代林吉祥又谈何容易。

随手拈来，就有几件大事突出了党争对行动党元气的磨损。

第一件事是“513”事件后，先是何文翰的“叛党”，后是吴福源的“叛党”，使林吉祥大呼无奈。不过他们的离去并未影响林吉祥在党内的声望，更是得心应手大展拳脚。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1978年大选前，行动党槟州主席叶锦源及其支持者不满林吉祥“引进”卡巴星（原是吉打州议员，1978年移师槟州），双方撕破脸皮，导致中央接管槟州，起用一批新人加旧人重新上路。叶锦源则另立社会主义民主党参与大选，但不敌全军覆没。就这样卡巴星走进槟州政坛。
第三件事也是在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的副秘书长范俊登突然发难，公开表明退出民主行动党，以抗议民主行动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论坛上偏袒新加坡，并为新加坡的内安法令辩护，而在马来西亚则持反对立场，形容此为双重标准。

林吉祥为此也发表文告反驳。他说：“民主行动党对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所作的谴责是没有彼此之分的，范俊登肆意曲解我在东京的谈话说我曾为人民行动党的重入国际社会主义而辩护。”（见林吉祥《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范俊登是行动党内的另一颗政治明星。他在1969年中选国会议员后，就以出位的角色担任《火箭报》的主编，而且言论激进，成为林吉祥之外的另一位政治红人。

虽然面对文字煽动官司，他在1974年的大选则单挑人民进步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此时进步党已加入国阵，使用国阵旗帜竞选）而大胜，结束了进步党在霹雳州的“一方霸主”的地位。这无形中为范俊登取得了一定份量的政治筹码，分分钟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林吉祥。

但他的政运并不是那么好，煽动官司又纒绕着他。（1975年他的罪名成立，几乎要进行一场国席补选，最后又被高院阻止，认为应让范氏尽可能寻求法律途径上诉以洗脱罪名，因此补选取消，范氏的议员资格也没有取消。

可是，对范俊登来说，他已对选举产生冷感，因而在1975年离开马来西亚到伦敦，也不再参加1978年的选举。范俊登的事件无疑给林吉祥投下一颗炸弹，他除了发文告澄清外，也似乎是爱莫能助。所幸范俊登的杀伤力并未太大影响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因此行动党在1978年的选举成绩比1974年来得好。例如1974年国席9个，州席23个，但1978年国席增至16个（马华17席），州议席增至25个。算是有所进步。（范俊登在90年代又重回行动党，再角逐霹雳州议席，不幸失败。名声也随之下降，而后不再过问政事。）

我今天仍不明白，为何1978年的选举会引起学者及报人的关注和兴趣，出版专书专门评析1978年的选举。

就我所知，计有《MALAYSIAN POLITICS & THE 1978 ELECTION》（马来西亚政治与1978年大选），《78年大选内幕》及《看78年大选的马华成败史》。

这一届的大选，在国阵的特色是开除回教党后的必然考验，结果国阵首次攻下吉兰丹州。反对党无从合作，行动党自行上路，社会正义党及社会主义民主党大败。

第三件事也是意想不到的，林吉祥意心栽培的徒弟陈德泉（1978年让出马六甲国席予陈君），在1980年起事。起因于1980年槟州彭加兰哥打区的补选。槟城一派支持派吴林炎角逐，林吉祥情钟张德发。新雀张德发不敌马华老将林建寿，种下分裂祸根。以陈德泉为首的一派，包括吴林炎（州秘书）、陈毓书（州议员）及萧汉钦（国州议员）向林吉祥在槟城的另一爱将彼德达逊（已逝世）发难，最终是分道扬鏣，行动党再一次分裂。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行动党的州议员黄炎光过档民政党，陈德泉等人则加入马华公会。这是林吉祥心头之恨，引致1987年林吉祥回头再战马六甲市，拿下马华候选人陈德泉。

第四件事是在1982年大选前，与林吉祥打天下的李霖泰（国州议员）突然宣布退隐政坛，没有提供任何理由，林吉祥也禁若寒蝉。两人的仳离，再加上1982年范俊登用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旗帜参选，都是林吉祥极不愿意看到，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

第五件事是霹雳州行动党主席林子鹤在80年代后也退出政治，本是行动党的大本营的霹雳州也出现了党内危机与矛盾。

第六件事是行动党以外的料想不到的突变。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决定移师芙蓉国席（1982年）（这是行动党的强区，由党主席曾敏兴坐镇）。马华指林吉祥未敢应战，行动党则认为党主席对党主席之战是对等的。

李三春的破釜沈舟一方面是要向巫统新领袖马哈迪展示，马华老大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意义是要换取马华在槟州的州议席与民政平分秋色（8对8），且以赢得席位的多寡来决定首席部长的人选。这一役林建寿是输了，与首席部长绝缘；李三春赢了，林吉祥无话可说。

但令人想不透的是1983年李三春走了，留下芙蓉国席补选，曾敏兴又再赢回。

从以上六件事来看，林吉祥当红的时代出现了不少的党内挑战者。人才和精英一个个离他而去。这种内斗与失和也消耗行动党的元气，每每要坐大又后院起火。异议者于是把矛头指向林吉祥，说他把行动党变林吉祥党，林吉祥与行动党是同一个词。反对党也因此拿来大作文章。
持平而论，行动党是靠林吉祥的威力而使到火箭标志闪闪发亮；反过来林吉祥也是因为牢控行动党，才不致因内斗和退党事件而倒下来。

(四) 林吉祥的丹绒三役
在痛定思痛后，林吉祥决定改弦易辙。他不再拘泥于杀退叛党的人，而是把目标转移，瞄向槟州，因为他认定槟州将会是行动党再造辉煌的州属，既然民政党能拿下槟州，为什么行动党不能呢？

丹绒一役就在林吉祥率领大军下压境槟州，其来势之凶猛，足以使国阵打住十二分精神抵御。1986年大选显示了林吉祥插足槟州的雄心，更是准备切断许子根通往国会之路。

战情之紧张，可谓烟硝迷漫，开票当晚可真遂了林吉祥心愿。他在丹绒插旗成动，并带领十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给反对党增添了力量。不过反对党只是行动党的天下，其它反对党也只好靠边站，有了丹绒一役的壮胆，林吉祥放胆再博丹绒二役。这是1990年的选情。此刻的林吉祥意气风发，竟单挑民政元老林苍佑的选区。准备出击成功后，荣登首席部长宝座。这一役他是靠着46精神党的配合，希望46党能拿下一些马来选区，再配搭行动党的阵容，就实现美梦了。

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确实给了行动党最大的支持，竟再接再厉拿下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上台执政，无奈46党全不济事，在槟州翻船，一个席位也拿不到。和国阵取得的19个席位相比，林吉祥只能和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这就是说，林吉祥打败了首席部长林苍佑，但首席部长不是他，而是他的宿怨许子根转过身来成了槟州政坛新盟主。

不甘失落的林吉祥，又再厉兵秣马，准备用丹绒三役使到行动党真正翻身。因此在1995年的大选，林吉祥又再上演王者之战，这一回是对垒许子根。两雄再度短兵相接，任何一方都只许胜不许败。
不过林吉祥没有算到的是这一役行动党也有致命伤：j46精神党已易名46为马来人党，对选举提不起激情，只是充充场面。不再是行动党的支柱；k在1990年中选州议员的行动党干部，不是个个都勤于为民服务。有人中选后不见踪影，有人认为民生问题归政府和市议会管，州议员不必理会，更有人被选民讥讽为“睡觉议员”。凡此种种，都给行动党带来负面的影响及l最为重要的是，1990年行动党 有与46精神党结盟，至少是多元种族的组合，但1995年大选，是行动党自行上路，选民就必须衡量它能否单独执政，若是没有马来人的支持，结局又是如何的呢？他们已经不能再像1990年的大选，让行动党试一试了。

当晚的开票，也叫许多人大跌眼镜，行动党兵败如山倒，连林吉祥也败了（但胜了丹绒国席），只剩下一名孤零零的州议员。是林吉祥把行动党推向高峰，也是林吉祥把行动党的半璧江山送回给了国阵。政局的残酷，肯定叫林吉祥看儍了眼。丹绒三役的失败，也标志着行动党以失败告终。

到了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打出了没有标明“丹绒四役”的丹绒四役，这一回他再调兵遣将，转移到升旗山国席和植物园州议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林吉祥双双跌马，连卡巴星也在日落洞上演滑铁卢。安华效应（因人在监狱）并没有在华社发挥作用，林吉祥也只能认命了，只好在政治的旷野游荡5年。这是林吉祥第一次尝到没有做议员的“痛苦与失落”。经此一役，他也卸下秘书长职，转任党主席。

这种难受的滋味到了2004年的大选后才告消失。他在怡保重新站立起来，又再重任反对党领袖，恢复他本来享有的荣誉。在这之时，他也从党职上退了下去，只出任政策及策略委员会主席，不再理党务了。

综观林吉祥大半生，他的“政治戎马生涯”显然是与生俱来的。行动党造就了他，他也曾经擦亮火箭的标志，又曾使火箭不再发亮，功过只能交给后人评说。

如果写行动党的历史，去掉了林吉祥，也就残缺不全了。如果写林吉祥历史，去掉了行动党，更是无从写起。他的生命已和行动党交织在一道。

(五) 林冠英子承父业
“父亲未走完的道路，儿子代他走了”。这就是今日林冠英的写照。

出生于1960年的林冠英，正是步入英姿焕发的年代，但他也是历尽沧桑，才登上今日的高位。也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在1983年毕业自澳洲莫纳斯大学，是名合格的会计师。他的中文是后来自我磨练而成的，也许其华文程度并不亚于其针亲。

1986年他开始走上第一步。这一年的大选，其父亲林吉祥把马六甲国席让给他守成，自身转战槟城。林冠英不辱使命，以1万7千余张多数票大胜。

一年之后，他被内安法令扣捕，而其父亲也在同一天第二度被扣留。双双在监狱渡过一年半的失去自由的生涯后。于1989年获得释放。两父子又再回到如同昔日的斗志昂仰，他们依然在政坛春风得意。挟着林吉祥个人声望达到顶点。行动党在1990年时准备拿下槟州执政权，结果功败垂成。但林冠英并未参与，他依然坚守马六甲市区国会，又再以万余张多数票轻易过关。他显然已继承林吉祥的衣钵，获得马六甲市民的认同。

也许是老子大权在握，林冠英在党内始终未居重要职位，也只有到了1995年才成为数位副秘书长之一。

不知道是命中注定或时运不济，在1995年大选后又再蝉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后，林冠英跌进法网，为一位少女仗义执言，却把自己送进监牢。（由1998年8月25日开始，直到一年半刑期满为止）。这痛苦的挫折，比起1987年在茅草行动中被内安法令扣捕更是不堪回首。

伴随着判刑坐牢，林冠英也失去国会议员享有的一切，且在5年内（释放日算起）不得参政。因此在1999年的大选，他失之交臂；在2004年的大选，他同样日期未到而不能参选。他由高位跌了下来，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倒教他刻骨铭心于一生。

2004年大选后，原行动党秘书长郭金福因在甲市区国席马失前蹄，辞卸秘书长一职，林冠英顺序而上。这个时候林吉祥也不方便继任主席，以免瓜田李下，被指“父子统党”，退下担任不起眼的党内一个小组的主席，改由卡巴星出任主席。从那一刻开始，林冠英时代降临了。

在这三年来，林冠英依然无法解决的是党内的人事纷争。虽未演变成大件事，但也是够他操心和烦心了。或者让这位新秘书长耿耿于怀的是：森美兰是行动党插第一支旗的地方，也曾拥有过数个国州议席，如今则有衰退之势。林冠英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则需要重新整顿党务。

严格来说，林冠英接手的行动党依然保持40年以跌岩起伏的记录。从有突破到没突破。他又怎样的寻求新的突破呢？这里有两个大动作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在2005年时，行动党对党章进行修改，不再强调社会主义，而是突显社会正义与公正合理。这种顺应潮流的改变，也足以使人看到行动党改革的一面。

再者，他提出的新口号“大马人优先”。从字面上找不到其深刻的意义，也有些不够清晰。但林冠英解释是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演化而来。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明白的。因为“大马人优先”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唯一可勉强理解的是什么事都应以“马来西亚人为先”，而不是以种族之化分来分先后。

但不论怎样的理解，口号必须是浅白和易通的，不需再作解释，也不需要推测其含意。这不是创作文学或文字游戏，而是政治斗争的口号，要一目了然，要一望知义。比如我们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又比如旧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一下子就入脑而明白斗争的目标和方向。

我到今天还是认为“马来西亚人优先”是不成句和不够明亮的口号，不入人心，也未触及党的核心。再问下去：优先什么？就不知道林冠英还有没有更适当的词句打动人心？比如“立国根基，全民平等”或其它相似原来意义的也无不可。

虽然说林冠英任期内党内有发生小磨擦和矛盾，但另一方面他引入一些青年精英和新血倒是值得激赏的。这些学有专长的人若能适当的得到发挥，行动党的形象就可以再次提升，党的年轻化要从吸引年青人开始。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因为长年居于反对党的地位，本来民间的资源（包括社团和讲江湖意义）是执政和反对党共享，可是发展到今天，反对党已居于下风，这也是行动党要检讨的。

我们不怀疑林冠英有一颗挚诚的心要改革党和催生新一代人加入他的斗争行列，但这些必须要有策略和方法来开展。过去行动党有不少分支部，今天要重整旗鼓，就得从每个选区开始，党是团队的工作，不是靠个人来挑动的。

其二，林冠英已放话，要在一至二届夺取槟州政权。这种愿景是强化党的一种手段，也是它拥有的权利。但要如何达致，就不得不费神思量了。

林吉祥失败的教训必须要成为行动党的第一课。也只有深刻的检讨才能得出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至于成败，要看选民的取向。这就是当今林冠英最大的挑战。他要证明的不是他是林吉祥的儿子，而是他是青出于蓝的林冠英。我们且拭目以待。

巫统不变中的蜕变

胡先翁独排众议
当敦拉萨在1976年正月离世之时，其副手胡先翁登上最高位。他是一位不备受争议但也充满传奇色彩的第三任首相。

胡先翁（1922-1990）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的公子，早年在新加坡受教育。1940年参加柔佛国民军，1年后赴印度受军训，成为印度军一员，第二次大战期间被派往中东服务。

和平后返马加入柔佛军警部队出任司令官，翌年转成民事服务，担任昔加末副县长，接着转任瓜拉雪兰莪县长。

后来他辞卸政府公务员，跟随其父投身政治活动，1949年出任首任巫青团长。1950年他出任巫统总秘书，但在1951年他离开巫统，与其父共创马来亚独立党。在独立党竞选失败后，他远赴英国攻读法律，回国操律师业。

1968年，他受到敦拉萨的感召回返巫统。他与敦拉萨是同门襟兄弟关系。参加1969年大选而胜出。1971年敦拉萨当上首相，即委他担任教育部长。1973年他被提升为副首相，以递补原副首相伊斯迈病逝留下的空缺。这种插队而平步青云的政治人物是罕有的，主要他是拿督翁的公子，因势利导走向顶峰。正如他的父亲一样，即使一度与巫统对抗，也被视为一场家庭风波，政治的奥妙就在这里无声胜有声。

胡先翁是一位性格刚硬的人，他在任时有作了儿件事应该是敦拉萨生前意想不到的事，也重新调整了党和政府的格局。

1. 他不理会敦拉萨时对哈仑（原任巫青团长暨雪州州务大臣）采取法律行动时有投鼠忌器之嫌，也不管哈仑有大批的拥蹇支持。在1976年的巫统会议上，通过开除哈仑党籍，但在元老和巫青团大力反对下，又恢复其党籍。胡先翁于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通过检察署加控哈仑贪污罪名。结果罪名成立，被判坐牢。他的爱憎分明，由此可见。

2.另一个爱憎分明的大事是回教党被逼退离开国阵。起源于吉兰丹州土地承租转让纷争。原是涉及回教党内的利益争夺，但引发回教党的20名州议员对也是回教党的州务大臣纳西投不信任票，后来导致骚乱发生。胡先翁对此大表不满，乃在1977年通过国会在吉兰丹州实施紧急法令，防止暴乱（已有19人丧命，325间店屋及房屋被焚烧）蔓延其它州。与此同时，回教党也被请离国阵。

1978年，胡先翁宣布在吉兰丹州举行闪电大选，原任州务大臣纳西组成的BERJASA党参加角逐，结果国阵大胜，取得23席，BERJASA党取得11席，回教党只剩2席。整个局面倒转过来。国阵（巫统）首次夺得吉兰丹州的执政主导权，也因为有胡先翁的果敢，不然巫统是无法从回教党手中夺过州政权。

3.胡先翁在出任首相时，在选择副手方面，第一个被考虑的是加沙里沙菲依（原是外交官，曾任外交部长，当时是担任内政部长），但基于他不是党的副主席之一，胡先翁在压力下只好作吧，剩下只能在3位副主席中挑一人出任副首相。这三人中资历最长的是嘉化峇峇，惜学历有限；最有看头的是东姑拉沙里，他是敦拉萨一手提拔的慧星；而争议性人物马哈迪却未料到他会被相中。

胡先翁后来坦承他挑选马哈迪是在一夜之间拍板敲定的：“我不期望100%得到同意”。胡先翁这一大胆的决定，断了东姑拉沙里的政途，也扶起了一个曾被党开除的人“坐亚望冠”；尤其重要的是，他为巫统及马来西亚政局的再一次改变铺下道路。这可能是他后来意想不到的，也许是“背着” 敦拉萨的意愿“中途换马”。

4.胡先翁还背着敦拉萨的意愿作出惊人举动。在1976年时，他先后逮捕围在敦拉萨身边的红人，如沙未伊斯迈（名报人，曾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起人之一），阿都拉阿末（原敦拉萨政治秘书，被捕时是副部长）及阿都拉马日（原敦拉萨新闻秘书，被捕时是副部长），他们被指责涉及亲共活动（靠向苏联）。逮捕他们的人是内政部长加沙里。这种在党内掀起反共浪潮几乎打乱了巫统原来的秩序，马哈迪（以副首相身份）发话说马来人的历史从未出现这么多的质疑，指控和匿名信满天飞，以致似乎变成马来领袖不可被信任。如果放任下去，便会使到人民对领袖有所怀疑。

他的这番话显然针对内政部长的逮捕行动而发。他与加沙里不咬弦已是公开的秘密。胡先翁则力挺加沙里，指援引内安法令进行逮捕不是独断行动。他指说党内没有危机，只是少数人在鼓噪。

虽然如此，被认为受到压制的哈仑派则借机起事，准备掀起反共运动，并暗喻敦拉萨用人不当，才发生所谓“亲共份子”藏在党内的事。

反共也好，亲共也好，这都不是胡先翁的要点，他的目的是要清理党内的派系，一方面对付一些党要借敦拉萨之名声在党内搞派系；另一方面要对付哈仑派在党内搞风搞雨。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令双方哑口无言，只好就范。

胡先翁要证明他不是敦拉萨的替身，不是随遇而安的领袖，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有主张。即使他在1978年的巫统大会上，以一党之首竟面对一地方领袖的挑战也不在意。这位挑战者苏来曼巴勒斯丁曾在联盟主政时，出任槟州立法议会议长。他是哈仑派出来的挑战者，而哈仑本身虽在服刑，竟也提名角逐副主席。不用说哈仑一切都落空了。胡先翁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领袖。

当然他也有提出不受欢迎的法令，例如不准举行群众大会，只准进行小型集会（CERAMAH），社团分成政治团体与联谊团体及大专法令等。

就他个人而言，他的不恋权位提高了他的历史地位。1981年，他宣布退休，把棒子交给马哈迪。

马哈迪石破天惊
胡先翁只做了5年的首相便自动挂冠而去。他的刚正与清明形象令他在党内赢得美明。可惜在位不长，他在巫统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的是过路的角色。

接位的马哈迪就与胡先翁完全不同了。他改写巫统的历史，也改写马来西亚的历史。

马哈迪（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1925- ）是第一位平民化出身的首相。前三名不是皇族就是贵族，唯独马哈迪是从平民踏级而上。

出生于亚罗士打的马哈迪，早年在家乡受中小学教育。1947年，他进入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后来的新大）攻读医科。回国后在政府医院服务。1957年自开诊所。

他很早就涉及政治，1946年参加由拿督翁创立的巫统。他比第一任首相东姑及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更早加入巫统。1964年他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初露锋芒。1969年他寻求蝉联失败，归咎于东姑领导不力，使到联盟失掉诸多议席。接着他更挑战东姑的权威，遭受被开除党籍的霉运。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政治旷野的那段日子里，他写出经典名著《马来人的困境》，但此书很快被东姑禁止，只能在新加坡出版和海外流传。

1971年东姑息政，敦拉萨上台，就悄悄地把他导回巫统。马哈迪如鱼得水，又再次活跃于政坛。在1973年被委为上议员，来年参加大选不战而胜，被委为教育部长。

如同再生的火凤凰，马哈迪抓紧每一个时机使自己立于不败的地位。1975年再次角逐党副主席（1972年首次角逐副主席马失前蹄）脱颖而出，从此平步青云。1976年意外地受委为副首相，1981年正式成为第四任首相。

马哈迪大权在握后，发挥他的翻云覆雨的本领，在政坛上领尽风骚，无人能出其右，前后在位22年。马哈迪时代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在这22年呼风唤雨的年代，马哈迪的大手笔和大动作有些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且举荦荦大件概述之：

1.在1981年上位时，他的主要劲敌是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为克制党内的不同派系形成压力集团，他巧妙地拉拢搞回教青年运动（一度是学运领袖）而干劲十足的安华依布拉欣加盟巫统；对外又削弱回教党的影响力。当时回教党正极力邀请安华领导回教党。在权衡轻重之下，安华选择追随马哈迪，他们成了“政治父子”一起打天下。

马哈迪让安华如同乘坐直升机，先在1982年参加大选胜出委以首相署副部长职；接着巫青团改选，马哈迪又派安华攻城，一举拿下原任团长苏海米（哈仑侄儿）。

这里有一个吊诡：哈仑是第一个促请敦拉萨迎回马哈迪的人（他也因此在马哈迪主政下，被宽赦而不再背负因贪污罪判刑出狱后所施加的五年内不得参政的限制)。当时马哈迪对他在党内的势力蠢蠢欲动有所警惕，在政治因素下，不能再让哈仑势力抬头，安华的出现，对马哈迪的政治改革运动是一辆火车头。他的横冲直撞摆平马哈迪的阻力，倒教马哈迪激赏不己，因而在短时间内，安华已晋级成为部长，且是马哈迪身边的红人。

马哈迪不理党内元老的异议，独排众议起用安华，在当时来说，可谓是“慧眼识英雄”。

2.马哈迪的第二件大事是在1983年进行修宪以限制皇室的权力。他要把政治上的权力归到国会中决定。根据马哈迪（1983年7月26日）在国会说，修宪主要包括：j增加22个国会议席；k所有案件，包括民事案，不能再上诉到伦敦枢密院。联邦法院易名为最高法院；l修宪第150条，由首相负责向最高元首提意见，在必要时颁布紧急状态及m修改宪法第66（5）项，规定当一项由国会通过的法案，在提呈给最高元首15天之后，将成为法律。

统治者先是对修宪有意见，使修宪陷入僵局。马哈迪被逼在全国各地展开群众性运动，阐明修宪的目的。他的这一手段展露他的平民化的作风，要人民支持他的修宪是为了使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更明确地列入宪法中。

最后在折衷下，马哈迪取得胜利，使首相的权威进一步提升。这种前所未有的总动员也只有马哈迪才有此能奈，鼓励人民支持政府。

3.马哈迪在当政时的国际形势有了一定的变化，尤其是回教国家正努力提升回教的地位和价值观。最明显地反映在伊朗于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后，大大地激发回教复兴运动在全球各地展开。马来西亚在1974年时已由安华带头成立回教复兴运动（abim），产生了一批生力军。马哈迪就借助这股势力将回教价值观导入政府的行政系统，今日马来西亚行政上的回教化，就是在马哈迪时代催生的。

4.因为有了安华的结合，马哈迪在巫统内的改革以起用新人为主，他成功地扳到长期政敌东姑拉沙里在党内的势力。如果可以分析的话，那是两位平民领袖（安华也是平民出身的）抗拒了皇族势力（东姑拉沙里是吉兰丹的皇族）的卷土重来，他们不要巫统回到皇族人马统治的年代。请注意，东姑也是在很大程度被马哈迪逼下台的。

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之不咬弦起于70年代。前者原本一心一意要成为敦拉萨的接班人，不料事与愿违，眼看马哈迪越级而上，心中十分不舒服，但又显得无奈，唯有退而求其次在1981年的巫统党选中，希望当选署理主席得以出任副首相。可惜中途杀出慕沙希淡与之对垒。马哈迪倒向支持慕沙，致使东姑拉沙里失败，春梦一场空。虽然拉沙里在1984年党选再次尝试，还是不得要领。他与马哈迪也因此结下更大的宿怨。

1986年慕沙希淡与马哈迪关系交恶而辞掉副首相职。这给拉沙里提供机会在1987年竞选时结合慕沙力量，双双出击直捣马哈迪龙王庙。一场旗鼓相当的角力战拉开序幕。因为谁当选党主席，谁将有机会出任首相，彼此都不轻敌。

马哈迪有了安华一批人的护航，在最后关头，马哈迪得761票，拉沙里得718票，前者以43张多数票击败对手。马哈迪胜得好险，这一下子，马哈迪促请B队的人马自动辞掉部长职，除了拉沙里之外，阿都拉巴达威（时任国防部长）及莱士耶汀（时任外交部长）都挂冠而去。

马哈迪的新班子组成了，嘉化峇峇出任副首相，安华留任教育部长，他的声望与时俱进。

拉沙里不甘于失败，他在较后进行诉讼，要求法庭判选举无效，在另一边厢，他又召集他的人马另起炉灶，在1989年成功地注册46精神党，准备在未来的大选，再和马哈迪决一胜负。可惜的是，拉沙里的新党未能得到慕沙希淡及阿都拉的加盟，他们宁可暂时置身度外，也未脱离巫统‧

1990年的大选，拉沙里意气风发左右逢源，一边与回教党结盟，另一边与行动党结盟，准备在大选中一举击败国阵而出任首相，他的如意算盘在开票当晚全落空了。拉沙里黯然神伤地接受残酷的判决。至此，马哈迪与拉沙里困扰20年的恩恩怨怨也就告一段落了。

5.因为拉沙里的挑战党主席，也节外生枝的爆发一场司法官司。这是马哈迪应付修宪危机后（1983）的另一场宪法斗争。起因于拉沙里于1987年角逐党主席失败后，有11人（原为12人，后1人退出）入禀法庭，要求宣判党选无效，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新的选举为止，所持的理由是在1479名代表投票中，有78人是无权参与投票的。

马哈迪大表愤慨，形容这一派人的作法形同“骑劫党领导层的权力”，决定党命运的竟是法庭而非巫统，如是，则党选的决定是多余的。

双方未能就诉讼案取得庭外和解，唯有在法庭见真章。

1988年2月4日，高等法庭作出惊人的判决，它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这一判定，震惊全国，但处惊不变的马哈迪另有计谋，他决定不上诉，而是在一周之后，即2月13日宣布组成新巫统（UMNO BARU），对所有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

这一场斗争也把两位前首相东姑及胡先翁拉了进来。前者先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巫统（UMNO MALAYSIA），但被拒绝，继之，东姑联同胡先翁入禀法庭制止新巫统执行任务和活动。理由是巫统就是巫统，没有新旧之分，而且巫统是马来人的组织，它和马来人是同义词。法庭驳回东姑和胡先翁的申请，所提理由是法庭没有理由阻止新巫统的操作和活动。

事件并不因此了结，11人不服高庭判决巫统为非法组织，乃向最高法院上诉。至此案件已复杂化了，不单关系到新巫统的存亡，也关系到政府的操作。如果原巫统“复活”，则存在两个巫统。这对马哈迪无疑是投下计时炸弹。

在情势变化下，马哈迪采取了两个步骤，其一是通过国会修宪（1987年3月17日）以削减司法拥有太大的权力干预行政及立法。他认为三权分立应建立在各自行使权力互不干预的基础上。他不同意法庭诠释法令，法庭应根据宪法行事。其二是最高法院院长沙礼赛阿峇择订在1988年6月13日开庭研审11人的上诉案，并决定9司会审。马哈迪接着采取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在5月27日召见法院院长沙礼赛阿峇，促请后者辞职，理由是赛阿峇曾致一封密函予最高元首和各州统治者，陈诉“首相不但在国会内，也在国会外对司法作出各种批评和指责感到失望。因而希望不确实的指责能够停止。”
未等沙礼赛阿峇理清思路，在同一天下午，他就接到首相的一封公函，表明元首决定暂停其职务，由1988年5月26日（即较会面前一天）起生效。政府将设立调查庭作出决定。这意味着由接信时刻起，赛阿峇已不能执行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

事件的急转直下，使到赛阿峇处于被动的地位。虽然他力挽狂澜，通过法律程序力阻调查庭之设而曾在最高法院取得禁制令（1988年7月2日）（高庭本先驳回，而有了上诉案）。但案件又有惊人的发展，5位发出禁制令的大法官暂被终止职务，因为他们未得到最高法院院长（赛哈密已成为代院长）的同意，合谋特别开庭聆审赛阿峇的上诉案。这5个人是旺苏来曼、佘锦成，莫哈未阿兹敏卡马鲁丁、尤索夫阿布卡迪及旺韩沙。于是又有另一个调查庭之设。（5位大法官的禁令又受到总检察长的挑战，他也向最高法院申请解除此禁制令，结果在另5名法官聆审下，撤销禁制令。意味着调查庭调查赛阿峇及作出报告不受干扰）。

我们先说第一个针对赛阿峇被撤职的调查庭，他的禁制令在时间上迟了一步并未能阻止调查庭在赛阿峇缺席下开庭（1988年6月29日起研审）当时（6月28日）赛阿峇只向高庭申请禁制令，但未聆审而押后，因此调查庭在不受影响下如期操作，待到赛阿峇拿到禁制令又再后来被撤销已是调查庭已过之日，同时已无法阻止调查庭将报告提呈最高元首)

于是在1988年8月6日，政府首席秘书正式通函赛阿峇，他已被撤职，由8月8日起生效。政府也在同一天公布调查庭的报告书，一切因巫统官司案件引起的司法案终于告一段落。

至于第二个针对5位大法官的调查庭，其调查结果是三人被复职，两人被撤职，他们是旺苏来曼及佘锦成。

由于整个司法起了大变化，巫统案件审与不审已不是大问题。完全的胜利归于马哈迪个人，但为了“完成法律程序”，在1988年8月9日，最高法院研审11人的上诉案，结果维持原判，即原来的巫统是非法的，也就意味着马哈迪的新巫统取代了旧巫统。

6.在马哈迪拥有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威后，围绕在其周围的红人震奋不已的忙着整合和壮大他们的队伍，最显着的莫过于安华依布拉欣，他几乎已经成为马哈迪的“宠儿”，在党政内无往而不利。1993年，他结同党内其它派系推出宏愿队伍，一举逼走嘉化峇峇。安华成了党的署理主席兼副首相。他的声望如日中升，大有“功高震主”之势。马哈迪虽然是靠了安华一股势力，才能击退拉沙里的来犯，但隐忧随之在马哈迪心里发酵。他开始意识到安华势力坐大的尾大不掉的危机。因此在1996年党选时，马哈迪刻意扶出阿都拉打副主席，一鹄而中的。在此之前，他已成功地拉拢拉沙里一批人回巢。东姑拉沙里在1990年及1995年大选失败后，已意兴阑珊，同意解散46精神党（后改名为46马来人党），让党员自由返回巫统。马哈迪此举意在克制安华的势力再度膨胀。他们两人的关系在1996年后已有了微妙的变化，对国是与政策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没有想到的是安华终被马哈迪杀个措手不及在1998年时将之革职，并即刻通过巫统开除其党籍。当巫统即是政府，政府即是巫统已形成两位一体的时代，安华这一跌，已是从顶峰坠进深渊。
人们始料未及的是马哈迪一手扶起安华，又一手把他丢进谷底，两人的恩恩怨怨，一匹布之长，写也写不完。

安华随后被控上法庭，而他的“烈火莫熄”也燃烧一个长时间。这个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不必再赘述了。

正因为出了“安华事件”，忍辱负重已久的阿都拉才有机会探出头来。在安华当红时，阿都拉是靠边站的；在安华失势后，阿都拉被马哈迪钦点为未来接班人。原本被看好的纳吉在失望之余，也被安排坐第二把交椅。

2003年马哈迪像胡先翁在1981年时，在巫统大会把位子让给阿都拉。他前后共有四位副手（慕沙、嘉化、安华及阿都拉），也只有阿都拉才是“真命天子”。不论在马哈迪看来是对是错，他已经不能再换马了，否则便会被人指指点点未具诚意退位。

前后算来，在位22年的马哈迪是巫统在位最久的主席，他开创了历史也把马来西亚纳入世界版图。他的回教化运动因与安华交恶而蒙上一层灰；他的讉责霸权主义的国际形象，也招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他存有戒心；他在国内的口快心直的政见也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他的快刀斩乱麻革掉安华引发一连串的争议。唯一不变的是他在1990 年立下30年要达先进国的宏愿被保留下来。他的功过得失已有诸多评论，惟历史的定论要在较长的时间才能彰显出来。他改变了巫统的结构，他的新巫统较后也成为原来的巫统。他杀退所有政敌，也排除威胁他的政治意愿的人，他是一个性格刚硬的人，也不能容忍其它的人对他的“背叛”。

如果说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断革命”，那么马哈迪的理念和实践则是“不断斗争”，而且要按照他的意旨来斗争。他收服所有的人对他马首是瞻。没有例外地包括阿都拉在内。可是谁又能想到他退休之后竟是一连串的火爆又被燃烧起来。

阿都拉柔中带刚
在马哈迪“千挑万挑”的真命天子阿都拉巴达威的上位也是一个意外和时来运转的实例，正如马哈迪怎么也想不到一位被党开除的人，最后是党的主宰者；同样的，阿都拉怎么也想不到他竟会是马哈迪的接班人。

阿都拉（AB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1939- ）出生在槟城的峇六拜的玻璃市村，早年在威省受教育，也曾在大山脚中学及槟城美以美男校攻读过。他的宗教教育始于家庭。1964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回教系。

接着他加入政府部门工作，先是公共服务局的助理秘书，1969年提升在全国行动理事会（513后成立的行政机构，以敦拉萨为首）工作。1971年担任文化青年暨体育部总监而在1974年晋升为副秘书长。

1978年他辞卸公务员职，参加甲抛峇底国席选举胜出，被委为联邦直辖部政务次长。1980年擢升为副部长。1981至1984年他是首相署部长。继之在1984到1986年转任教育部长，再转任国防部长一年。1991年至1999年他是外交部长。1999年在安华被革职后，他被委为副首相兼内政部长。

2003年继位为第五任首相。2004年大选胜利后，他以首相身份兼任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

从阿都拉的履历来看，他是典型的公务员出身的政治人物，善于依章行事和按原来体制运作。但他参政以后就逐渐改变这种心态。他不但勇于博出任，也敢于表示异议。前者使他争得党副主席；后者却让他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指1987年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党主席职位时，形成B队抗A队，而阿都拉站在B队。虽然他成功保住副主席，但属于B队的他，只得辞掉内阁部长职。投闲置散4年后，才得拨开云雾见明月，又再重返内阁。不过他的巫统槟州联委会主席职已由安华兼任。

当1999年马哈迪委他填补安华空缺时，他已小心翼翼，不再让自己成为下一个“牺牲者”。他做好老二的本份，从不越过马哈迪，更不在党内培植派系，这种沉默以对策略征服了马哈迪的心。

苦苦挨过5年的老二生涯后，阿都拉终于在2003年苦尽甘来，成为具权势的第五任首相。2004年，为了展示他的领导魅力，他在选举期间矢言要消除贪污，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人民在新形象的感染下，给予阿都拉的领导充份地肯定，他赢得90%以上的议席，牢牢控制党和政府。

意气风发的阿都拉，不再萧规曹随，他对马哈迪主政时的政策和大计划作了全盘的检讨与修改，甚至做出他认为必要的改弦易辙。阿都拉要表现出他的领导与马哈迪有别，在重要的决策上，他不想重蹈覆辙。也许他是幸运的，在上位的首两年，言论一片歌舞升平，赞多过弹。也许人们对马哈迪在位太久有些生厌，莫不期望新人新事新作风给马来西亚带来新气象。

也许是寄望太高，也许是要求太多，当两年过后人们看到政策的改变，并不明显，甚至有些在原地踏步时，怨言又增加起来了。这一切阿都拉看在眼里，也不大张旗鼓宣扬功绩，反而是在党内作出调整。这种调整也是循序渐进的，因为巫统留下的包袱太沉重了，不是一蹴即成的。单就内阁成员而言，它基本上是继承马哈迪时代的班底。虽然班底变化不大，但人心的转向已改变了。过去是“马首是瞻”，现在改成“伯拉至上”。这就是人在其位和不在其位的最大分野。

没有人会置疑阿都拉仍牢控巫统，但人们看到有几件事的演变是马哈迪不悦的：

1.在2004年，巫统的改选中，基本上维持巫统的大气候。间中的变化突现了被马哈迪流放的莫哈末泰益（前雪州务大臣，巫统副主席）又回到党中央，出任巫统宣传主任；而其女婿凯里异军突起，出任巫青团副团长。这些都是看在马哈迪眼里。

2.安华在不断上诉下，终于成功地争取到释放。虽然他的其它案件在上诉中尚未厘清，但人已自由，且在言论上对马哈迪极尽其反驳的能事。马哈迪自然是极不舒服的。

3.阿都拉对马哈迪时代订下的大型发展计划，有的被搁置，有的被改变。对一位在位22年的前首相来说，真的不是滋味。还有阿都拉的随和与放手让手下开展活动，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马哈迪按捺不住他的性子。在2006年不间断地作出批评；尤其让他吃不消的是取消衔接马新的美景大桥的兴建。另外政府发出汽事AP（入口准证）也成为一个争议性的课题。从美景大桥的抨击到后来马哈迪变成对政府施政和阿都拉作风的全面批评，已形成排山倒海而来的指责声，让人们看儍了眼。明明阿都拉是他亲挑的接班人，怎么在两三年后变成“一无可取”？

在备受责难下，阿都拉也选择性的逐一反击。他的反驳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人们对事件的看法。主要是有些政策和施政是马哈迪遗留下来的，也有其历史渊源，不能全推到现任首相身上。
除此之外，人民对阿都拉也有下列的要求：

1.首相曾信誓旦旦要与贪污作战，以消除贪污，更有传言说有18位大人物会排队上法庭，结果只是一两位控上法庭后又再静下来。

最近以来贪污指控又甚嚣尘上，不论真真假假，总希望政府调查后有一个明确的交待，以释众惑。

2.在2006年的巫统大会上，有一小撮份子借平台大放厥词，伤及民族感情。这种偏极的种族性言论实在不应该在巫统大会上出现。

3.另外的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也一度使槟州人民迷惑其中。因为他们看到实况并非如此，而是有政治议程在内，例如首长轮任职，更多高位要给土著等，都是十分负面的诉求，缺乏理据所在。
我们不能否认经过一阵的叫嚣声，阿都拉已渐渐平息风潮，但能否使一个和谐社会真正落实，就考验阿都拉的智慧了。

4.为了重振人民的信心，目前首相把全副精神放在第9大马计划中，人民莫不期望阿都拉能确保每项工程如期落实，以使人民受惠。虽然人民不敢奢望必须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水平，但人民肯定希望安居乐业，经济好转。目前股市的热潮大起大落并不足以反映人民的经济状况，政府仍需加大力度和增加公共投资，以刺激市场的活力。没有活跃的市场，人民只能望钱兴叹。

阿都拉当然记得，今年是独立50年，也是国家半个世纪成就的一个总结。它有得有失，得在那里，失又在那里，值得政府分析与深思。而所有这一切将在来届大选时（应该在2008年）让选民作出判决。

巫统到阿都拉手上也已渡过60个春秋，换了6代领导人。它的壮大自有其条件（目前党员300多万名），但只要有少数人成为“害群之马”，就足以损害党的形象。

一个政党不能以既得利益为依归，而是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是言易行难，这也是阿都拉当政下的一大考验。阿都拉可以忘记马哈迪的指指点点，但他肯定不能忘记老百姓的指指点点。既然阿都拉已表明要再做一届的首相，那么，从现在开始他需要参考各种的批评，不管是来自那一个种族，那一个族群，都要耳听八方，接受善意与诚意的批评。至为重要的是，一切以民为本。同时这个国家是多元种族的，偏差要纠正，错误要改正，体现泱泱大度，真正地培养起一流的思维和人力资本，埋葬极端的言行，真正落实一个公平合理与全民分享的马来西亚。

马华公会的转型与挑战

马华公会50周年纪念特刊中这样说﹕“1948年6月马共进行反英武装斗争，紧急法令实施，华人不幸成为英军与马共战争的“夹心人”，受尽苦难，是催生“马华”的历史背景。”

所谓历史背景是指英军事政府将大批华人赶入用铁刺网围起的“新村”，以阻止华人接济马共，造成50万名华人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于是有一批峇峇精英，在陈祯禄的领导下，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了马华公会。最初通过发行彩票集资援助新村华人，但在1953年被英政府停止，遂使马华公会从一个福利机构转成政党组织。

因此回顾马华的历史，是陈祯禄写下第一页。随后的发展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演绎，而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给马华带来一定的冲击与变化。

第一阶段﹕陈祯禄老来挑大梁
既然是陈祯禄（1883-1960）开了头，马华的历史就与他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位纯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在1922-1935年间曾出任英殖民政府的立法议员（委任），孕育了亲西方的思想。
因此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嘉庚领导华人成立《南侨总会》，全面赈济中国抗日时，陈祯禄置身度外。

同样的，当1947年陈祯禄应邀领导左右派成立的“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以抗议英军政府单独与巫统商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另起草“人民宪章”，对有关协议作修改时，陈嘉庚也置身度外。

一个亲英但具有本土意识，一个亲中但具有左派意识，判定了他们两个走上不同的道路，也就削弱了华人争取权益的力量，以致陈祯禄领导的“人民宪章”被英军政府否定，决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在1948年2月生效。这是陈祯禄第一次与马新的左派合作，也是最后一次。这之后的同年6月，英军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列马共为非法组织，陈祯禄又回到其右派路线，采取与马共不同的斗争路线，再转向与英国合作。换句话说，在接受《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底下，陈祯禄成立了马华公会，与马共站在对立面，终于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冲突，有马共份子被指涉及手榴弹事件，导致陈祯禄手部受伤（1949年4月在怡保）（见马华50周年特刊，页75。）

不论真相如何，不争的事实是马华公会选择接受英军事政府订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而与马共分道扬鏣，其结果是导致马华公会在1953年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其后在一段长时间与左派政党（社阵）展开正面的斗争。

由于历史的吊诡，一项有趣的推测可以在李炯才（北海人，前锺灵生，后任新加坡内阁部长）的回忆录中阅及﹕“当时真正的华人领导是受人敬重的抗日领袖陈嘉庚，他对马来亚没有归属感，因此没有参加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倘若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陈嘉庚取代陈祯禄的位置，领导华人支持“人民宪法”，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英国人也许会对“人民宪法”加以审慎考虑。”

我们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可惜历史不是这样发生，终于使到马华公会由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所主持，而不是像陈嘉庚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两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擦肩而过，马来亚历史也就无从改写，而是按照陈祯禄的思路与左翼势力相抗衡。

陈祯禄的思路就是要求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马华公会，以壮大华人的政治力量。在这方面他特别重视峇峇精英加入他的阵营，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在马华卷起千层浪的林苍佑（1954年加入马华）。继之，马华内部人事有了一定的变化。

除此之外，陈祯禄领导马华时有两件大事是影响马华后来的走向。其一是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半民选半官委），马华在马共缺席下，取得辉煌的战绩，全数候选人当选，联盟也在52席中胜出51席，组成自治政府，东姑阿都拉曼成为马来亚首席部长。其二是普选后，政府与马共在华玲举行轰动一时的和谈。陈祯禄是三人代表团的一位，另两人是东姑和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华玲和谈的失败是意料中事，因为马共不接受投降弃械的条件，于是又回到森林打游击战。虽然和谈不欢而散，但陈祯禄参加会谈也直接提升马华在政府中的地位。

第二阶段﹕陈修信“子承父业”
陈修信（1916-1988）是陈祯禄的公子。他追随他的父亲参与发起组织马华公会，一心想在日后取代其父亲（1949年时已是66岁高龄）成为未来的接班人，因而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已入阁成为部长，但也面对李孝式部长的阻力（代表国民党在马华的势力）。虽然身为峇峇一族的陈修信与其父亲一样是反共的人物，但并不仇共。因而有了（1956年）陈修信在立法议会的语惊四座的发言。他竟在华玲和谈破裂后大胆建议政府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北京，探询中共是否能够说服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的发言把议员们吓了一跳。不久陈修信接到陈田（马共）的来信，要求重开和谈并取消紧急法令。东姑明确地拒绝陈田的要求，并且把对抗游击队的“人民战争”升级（李炯才语）。自此之后，双方谈判大门关闭一直到1989年才又正式和解。

陈修信再对左派伸出橄榄枝已是1971年的事。为急着扭转马华在“513”事件后的负面形象，他大胆地促使政府迎来了香港左派银星艺术团在吉隆坡表演“文革”的节目，激发了左派运动再度抬头。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但也显示了他是一位可以“容共”的马华领袖，只要能壮大马华，他都想试一试其效果。

虽然陈修信对左派有容忍和共存之意，但他的作风和在党内的“夺权”及采取“委曲求全”的政治策略却让他在历史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他有两个决定是“伤及”马华的党格的。第一件是1958年马华党选时，对他的政途构成威胁的不是李孝式，反而是后来居上的林苍佑。林苍佑在当年的改选中击败陈祯禄荣任马华总会长，准备在马华党内进行改革且强烈地要求巫统接受马华提出三分之一议席的分配，以使政府对任何的修宪先征求马华的意见。陈修信背着林苍佑反戈一击，与东姑“秘密”合作，一脚踢开林苍佑派，同意只派31名候选人上阵（1959年大选）（林派要求的1/3席约40席左右）。这就是说，林苍佑派夺权成功于前，但失算于后。陈修信转身成为马华实际的领导人（1962年才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

由于陈修信的“背叛”林苍佑，其后果不但种下两人的政治恶斗，也使到马华在联盟党内的地位“滑落”。原本在联盟工作委员会内，巫统与马华各派16名代表，勉强算是“平起平坐”，但自从陈修信“暗渡陈仓”后，马华的地位已大不如前，陈修信也因此被“华社”指责自我矮化马华公会，一连串的“罪名”也因此压在他的身上。

第二件事是陈修信的“固执”，被华社指责“不热爱华文教育”。他在1968年公开反对董教总提出要创建“独立大学”的建议，并在大选前宣布成立“拉曼学院”，以和董教总“分庭抗礼”。因为陈修信的纯英文教育的背景和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也让马华在1969年的大选尝到苦果。不但只保住了13个国会议席，而且连槟城的主导执政权也丧失了。崛起的竟是他的死对头林苍佑。抑有进者，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在1972年与联盟（巫统）在槟城组织联合政府，意味着他又重新回到联盟内和陈修信展开“内部斗争”。

陈修信的两个失策也无法弥补他对左派容忍的“功绩”，马华也为他的“背向民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三阶段﹕李三春收拾残局
陈修信领导马华的功过自然留给历史评说，但他也在十分无奈的心情下于1974年辞卸一切职务，改由李三春登场。陈修信这一走，也把马华的财政部长带走了。在此之前，即1969年大选后，由于林瑞安竞选失败，工商部长职也提早被带走了。

因此李三春接手的马华公会在国阵（联盟前身）内又再降了一级。过去只有马华代表华人在政府内，现在又多了一个民政党与它争代表性。在内外交困下，马华拥有的部长职，在权威上已是大不如前。李三春也不得不接受政治现实的残酷，不过却将一股怨气泄在林苍佑的身上。在他看来，林苍佑对马华的“杀伤力”是相当威胁性的，必须除之而后快。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李三春在幕后导演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两幕戏，对准林苍佑的穴道猛插。第一幕是在1974年静悄悄起用林建寿（前劳工党领袖），以打乱林苍佑的执政槟州的战略。1978年大选时突然出现的“七人帮”直捣民政选区弄得林苍佑“坐立不安”。虽然选后化险为夷，“七人帮”惨败，却种下两党道不尽的恩怨。第二幕接着上演。1980年槟州议席的一场补选（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马华派林建寿旗开得胜，使得李三春发挥浑身解数，在1982年大选时亲自出马战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芙蓉国席），以换取巫统接受马华和民政在槟州各分得8个席位的等数。更有风声传出，谁获得较多议席，首席部长归谁。这样一来，林建寿代表马华挂征，林苍佑代表民政守城。这一战林建寿不幸跌马，李三春则胜了曾敏兴。一失一得。失得是马华自此后无法“夺回”槟州首席部长；得的是行动党从此在森美兰州内閧不断，影响力一届不如一届。

另一方面，李三春当政的年代（1974-1983），他力图扫除党内的异议派。在逼走曾永森后，也让何文翰知难而退，建立起他在党内“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他知道自陈修信起，马华在政治上已屈于巫统之下，但他并没有放弃对马华的“精图励志”。他提出马华五大计划﹕建立马华大厦、为拉曼学院筹款、广招党员、成立马化控股及成立华人文化协会。这些计划都先后一一落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接纳了陈群川提出的“政经相结合”的政治方针（结果是陈群川在后来引火烧身，使到这一理念出师未捷身先死）。

声望正处如日中天的李三春，突于1983年“离党出走”（始终是个谜局，仍有待李三春亲自揭开因由），留下一个“有待飞跃”的党又再次陷入严重的党争危机。起因于代他成为代总会长的梁维泮向陈群川派下杀手，导致后者大力反弹。李三春辛苦重建的马华进入了“战国时代”，直到1985年才被陈群川击败梁维泮而宣告党争结束。这是李三春留给马华的一个败笔，幸好没有造成不可弥补的分裂。

第四阶段﹕林良实坐享其成
就在1985年陈群川拨乱反正后，率军参加1986年的大选。意气风发的陈群川没有想到部长未当上却先陷入官司之灾（先后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被判坐牢）。政治荣誉一夜之间尽失，身为老二的林良实却不必“争得头破血流”而被扶正，启开了林良实时代。

林良实是在1974年在槟州当选国会议员，从此官运亨通。尽管在1984年时曾与陈群川一起被梁维泮开除出党，但很快的他又在党内站了起来。他在党内的最大劲敌李金狮也斗不他，最后只好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在林良实年代（1986-2003）的马华公会，他比任何一位总会长都更懂得政治权术，始终立于不败的地位，也是在位最久的一位总会长（共17年）。由于他的圆滑与驾驽整个党的机制，他在党内发挥了他的领导权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林良实即便在后期面对他的副手林亚礼的挑战，也是“处惊不变”的。

他避开了陈群川的“政经合一”理念，将马华打造成一个对文化教育有“特殊功能”的政党，例如扩充拉曼学院，创立自立工艺学院，浮罗交怡教育振兴运动乃至拉曼大学的成立，都给他拿了彩头而有了一些的政治筹码。

通过教育文化活动，林良实强化了马华与“华社”团体的联系，一改陈修信和李三春的年代与董教总硬碰硬的立场。基本上，林良实使到马华还是马华的面貌，甚至有的时候还“华人化”了马华公会，以突出马华在华社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来自巫统方面施加的压力，他则是采取随机应变和消极的对策。有一个时期，林良实也“辞职”告假出走，以表达他的“抗议”，但也改变不了什么。

很显然的，林良实对力图改变政治格局是力不从心的，虽然他曾提出“掌握先机，再攀高峰”的口号（1995年党庆主题），但马华到了他的年代，在国是问题上扮演的是随遇而安的角色而不是主导性的角色，马华再也无法与巫统“平起平坐”了。转而在华社寻求一个共同舆论的平台，以减少压力。在这方面，马华在2001年通过持大收购南洋报业引起了党内外的争议，更使党内分成所谓的AB队对峙。尽管特大投票是林良实赢了，但留下的后遗症却把他的政途也搞掉了。2003年的下台标志着林良实在马哈迪的压力下不得不与他同年交出权力。这当然非他所愿，因他还有信心掌控党中央代表，只是天不从人愿。他结束了长达17年的“得心应手”的领导，也留给后来人一个“暗流涌汹”的马华，但不是支离破碎的。比较起来李三春留下一个分裂的党，他是“功多于过”。

第五阶段﹕黄家定萧规曹不随
黄家定是在80年代马华党争时浮现出来的年青小伙子。在得到林良实的赏识后，政运一路顺风。2003年时来运转，在林亚礼及林良实先后退下来时，他成为林良实首选的接班人。陈广才则是靠着林亚礼的庇护，也升任马华第二把手。这样一来，两个AB队大将又再二合为一，形成一个团队。

虽然如此，他们两人接过林良实和林亚礼的棒子也不是安然无恙的。至少在2005年的党选中，黄家定就遇到也是B队强将的蔡锐明的挡路；而陈广才则遭遇A队的陈祖排的拦路。最终他们都过关斩将，给马华带来一个“新气象”。所谓的“新气象”是指马华发挥了党内的民主作风，没有所谓秋后算账，形成一个典范。在过去林苍佑打倒陈祯禄被秋后算账；林敬益挑战陈修信被腰斩；曾永森硬碰李三春被排斥出党；李金狮撞上林良实被奚落。

黄家定和陈广才形成一个新队伍后，表面上看来是形势一片大好，实则又引发新的派系在逐渐浮上枱面。有的冲着黄家定而来，有的冲着陈广才而来，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伺机在“改朝换代”。

为了防止异议派形成一股力量，黄家定试图跳出林良实的影子，以创出自己的领导风格。最显着的是通过总会长任期不得超过三届，担任部长职也有期限；同时在党选后，黄陈两人分别控制四个州的联委会，再加上霹州联委会由黄家定坐镇，几乎已是牢控“半壁江山”的势力。若是其它州或不同派系有心挑战领导权，也得费尽想量。

除此之外，黄家定也试图建立个人的政治形象，在2005年出版了《黄家定语录》，俨然成了“一家之言”，以期为马华注入新的元素和新的血液。

单就这两个大举动，让我们看到黄家定试图开拓“前所未有”的党风。虽然他曾是林良实的爱徒，也无法跳出林良实时代已烙下的马华格局，但他却有“标新立异”的胆识。因此与其说他继承了林良实的“政治遗产”而萧规曹随，不如说他是“萧规曹不随”。

现在我们就此这两件事进行评析，看看黄家定是“得多于失”或“失多于得”？

对于任期的限制，在当时几乎是溢美之言，也大加称赞开民主之风（尤其是党外）。但放眼马来西亚各政党，都没有这样的限制，尤其是在巫统不改下，马华这一改的质意义有多大，就是见仁见智了。抑有进者，那些位居政府官职者，又多数是党中委，一旦任期将届满，他们是支持当权派或靠向异议派，也就很难说了。谁不想一世人当官呢？举例来说，马华今年5月特大自然会通过修改党章，但当将党选日期交到中委会讨论时，当权派能否顺利取得2/3的赞同，就是对黄家定的领导的考验。
另外“语录”一词在当今不是人人都可以登上此殿堂，就记忆所知，也只有“毛泽东语录”成为绝响。这种语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正如林彪说，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显示语录的份量，是一种专用的名词。

鲁迅后来有《鲁迅语录》的出版，那是他死后成为政治用语，不是他生前想象得到的。

有人因此说，黄家定的语录出得过早，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哲人名言，也联想起“毛主席语录”。事实上，它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想黄家定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只是用来激励党员的士气。
如果黄家定的《语录》改用言论精选或精言彚辑，就会显得自然而得体。

在他众多的精句中，有一句是被常加引用却有时成为反讽之词的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理由是只有黄家定一个人唱高调，未在党内形成一种运动，为什么这样呢？也就不需要多加言语了。因为这句话千斤重，言易行难。黄家定敢于重复这样的话，应该是他“自我审视”后才作出的“警世名言”。

我为黄家定这句话喝采，但我又为他这句话没有被普及展开学习感到遣憾。

再下来黄家定将林良实的教育功能转成“终身学习，与时并进”来勉励人民勤读书充识学问。
可是人们又看到黄家定“名言名语新作风”并没有使到国家大事和政治课题作出重要的改变，与林良实的时代面对的挑战没有两样，甚至比林良实更陷于被动与无奈。这就是说，黄家定的“两大创举”未能取得高分，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一种负担。

我们相信黄家定是有良好的意图要刷新马华的形象，但作为一个背着历史十字架的政党来说，改革又谈何容易。先是针对宗教课题的部长备忘录被撤回；继之种族政治又开始发酵，使得黄家定穷于应付。他今天面对的问题，也绝不是服食Panadol就可解除头痛的。

正因为黄家定的领导在党内出现了挑战，有人推算蔡细历已开始了他的政治议程。这种政治议程逐渐形成一个有形的力量，又闻知元老也介入其中。事实是否如此，就要看未来马华的党选实况了。
撇开党选不谈，目前马华最严竣的挑战是未来的全国大选，它直接影响到黄家定与陈广才的未来政途。所以说，大选是马华未来走向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