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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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01) 追溯馬來亞華僑史
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的演變,是必須從歷史事件去追溯。由於華人幫派林立,思想繁雜,要全面的剖釋思潮的發展是極其困離的,也無從下手。

鑑於資料有限,這套長篇系列只能略分幾個層次概述,掛一漏萬及主觀上的錯誤,在所難免。

華人移居東南亞,包括馬來西亞,是很早的事。例如姚丹(木+丹)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一書中指出,在唐代末葉以迄五代,華人流寓蘇島者已多,散居馬來半島者,亦為數不少。如自稱為唐人即為一口傳證據。

不過,《馬來亞華僑史》的作者維特巴素博士則認為,十四世紀馬六甲王國成立後,華人的移居比較規模化,而在1511年葡萄牙佔領馬六甲後,華人才存有永久 居留的意念。但是截至十七世紀,華人在馬六甲的人口不過三、四百名。(註:荷蘭人於1641年打敗葡萄牙,佔領馬六甲。)

延至十八世紀中葉,居住在馬來亞約華人總數只是數千人。他們多是商人和礦工。在這初期移殖階段,他們亦有與馬來婦女、暹羅、馬達(BATAK)和巴里(BALI)婦女通婚,在馬來亞首次誕生第二代的華人子弟。(1)

這些早期留居在馬六甲的華人,終於成為一個“峇峇”(BABA)社會,較後這類的社會也在檳城和新加坡順序建立起來。

(02) 華人組成峇峇社會
所謂“海峽華人公會”,就是由一批已轉化為巴巴的華人所組成。根據約翰甘默(JOHOR CLAMMER)所著《海峽華人公會》─書中,對巴巴社會有下列的分析。

他認為,峇峇是一個與中國沒有聯繫的社會,而且生活習慣已經“土生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存中國的舊傳統,但語言方面“福建馬來化”和裝飾上的改變,使到他們成為特殊的社群。

其實,華人的較有規模的移民,是英國於1786年佔領檳榔嶼後,到了1824年,英國將檳城、馬六甲及新加坡併為海峽殖民地,華人移民在這三個地區激增。

1874年英國與霹靂蘇丹簽署邦咯條約,揭開英殖民勢力介入半島的序幕(1884 馬來聯邦成立,1909馬來屬邦成立),到廿世紀初,整個馬來半島落人英國手中,華人的移民也就更進一步增加。

根據統計,1911年,馬來半島及海峽殖民地人口中,華人共有87萬4200人。

由於華人大量移入,海峽華人(或稱土生華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衝擊。一般而言,他們思想是西方化的,接受英國為宗主國,因而成為英國人樂於聘用在政府部門服務的文員。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峇峇的政治意識與行為,大都是效忠於大英帝國與海峽殖民地政府,而不是中國。

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導致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當時有一名海峽僑生,投稿《海峽華人雜誌》(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呼吁海峽華人組成一支分遣隊到中國與英軍並肩作戰,共同對付義和團。

1901年11月,有100名海峽僑生加入新加坡義勇軍步兵隊,表現對英國政府的忠貞。不過在十九與廿世紀交替間,清廷、保皇黨與革命黨三股勢力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活動,曾導致若干海峽僑生領袖的思想激盪。

他們熱望中國能變法圖強,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其中如林文慶.伍連德、曾錦文與阮添壽等人,更毅然回中國服務。(2)

另一方面,從中國移居馬來亞的華人,歸屬於兩種包含看政治體系的制度,其一是受公開承認的甲必丹制度,其二是容許存在的幫會組織。

黃存燊認為,中國史上曾推行“外人甲必丹”(蕃長)制度。但在馬來亞第一位被殖民政府(葡萄牙)委任的是鄭啟基,又名鄭芳揚。荷蘭時代為李君常(原名李為經)

一些著作認為,鄭啟基是馬來亞最古寺廟青雲亭的創建人。不過也有學者又認為,鄭啟基於1632年在漳州出生,於1677年,據指出他是在荷蘭時代,被委為甲必丹的。(3)

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英殖民勢力侵入之前,華人甲必丹制度已在馬來亞存在。

戈登明斯說:“華人在馬來亞建立本身的社會”,自然帶來既有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政府當局允許華人這樣做。他們建立自己的學校,而華人的福利及社會服務通過自己主動獲得確保。早期的中國政府,通過“華人甲必丹”制度,來維持當地的法律與秩序。(4)

從歷史事件顯示,早期華人甲必丹是一種家長式的統治,與清朝有著一定的聯繫。他們在馬來亞的華人社會,維持看封建式的地位,基本上,政治思想是傾向中國的 帝王制度,最突出的例子是檳城的第一任華人甲必丹辜禮歡,約在1790年被萊特委任,距離萊特佔領檳城不過三、四年時間,當時華人不過二百名之內。

辜氏借著英國人的勢力,成為“酒稅承包人”,躍居富豪,他的次子辜安平,少時被送往中國,初在林則徐幕府服務,後調往台灣。

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尚被封為貴族,至於辜禮歡的子孫辜鴻銘(辜禮歡的第三子龍池的兒子),被布朗(FORBES SCOTT BROWN)收為養子,後負笈英國愛丁堡大學,榮獲文學碩士,精通法語、德語和現代希臘語。因受清朝帝制影響,開始留辮子,拋棄洋服,穿中國衣。

1873年辜鴻銘回中國,考中進士,出任兩湖總督張之洞的幕僚。他的著述甚豐,其中《怒吼之聲》表達的世界倫理觀念,備受歐人重視,而譯成數種西洋文。

可是他的頑固思想,使他在清朝滅亡後,仍然主張保留辮子、纏腳、蓄妾與抽鴉片等惡習,竟叫囂辮子為“中華民族之標誌與徽號”。更叫人不齒 的是,在民國成立後十年,他依然背著潮流,只有遜帝宣統對他的“忠貞不渝”表示激賞,曾追封他為“唐公”(溥儀遜位後,被日本人利用為傀儡,建立偽滿洲王 國)。(5)

(03) 私會黨崛起爭勢力
如果說,英國人先是借助當地的華人領袖或有地位的人來控制華人社會,以為英殖民政府牟利,那麼到後來英國人則是利用私會黨魁來擔任甲必丹,以駕馭華人社會,監督他們和灌輸大英帝國的思想。

私會黨傳入馬來亞,也是與中國移民同一時期。根據巴素博士說:“馬來亞華人私會黨,大體來說,出於天地會分脈,亦稱為洪門或三合會,在中國已生存有好幾個世紀,原本屬於宗教或慈善自助的團體,而在滿清時,具有‘反清復明’的政治意識。”

三合會大約是成立於1674年,即清朝入關後約卅年。他們打起“反清復明”的旗幟,並發願:“嚴守祕密,歃血飲酒,結為義兄弟”。(6)

檔案顯示,在檳榔嶼開埠後的十三年,即1799年,私會黨已在檳城公開活動,且曾鼓起暴亂。據檳榔嶼的海山會領袖劉亞昌供述,1825年,他們已備有300隻小船,結集1萬5000暹人,1000華人及8000馬來人,準備在檳起事。(7)

如果此說確有根據,那證明早期的私會黨,也擁有反抗英殖民統治的政治思想,但因力量不足,有需借助暹人的支持。

不過,歷史資料也指出,華人並不真正支持暹羅入侵,有的支持吉打蘇丹所展開的維護尊嚴和地位,確保吉打安寧。吉打州,早年某些華人領袖對馬來王室的效忠,幾乎變成了傳奇的故事。

李氏兄弟(李欲修及李欲正)和甲必丹戴春桃(又名戴春華),對當地社會的忠誠服務的事蹟,長久遺留在本世紀初葉當地人民的記憶中。(8)

1821年暹羅佔據吉打,迫使大批馬來人集體逃往檳城和威省。但吉打蘇丹在當地人民,包括華人的合作下,維護社會秩序和應有的權利。直到1909年,英暹條約簽署後,吉蘭丹、丁加奴、吉打及玻璃市的宗主權歸英國。

巴素博士發現,1825年時馬來亞有下列四個私會黨組織:義興、和成、海山及華生。

他們的初期組織結構是:海山與義興,散佈於殖民地各處,會員均服從會中領袖的命令及約束。他們稱其領袖為大哥,這些私會黨分作四個、八個或十二個主要幹部,然後分成許多支派,每個幹部及每個支派,都有一位頭目管理。

從唐山(中國)南來的移民,叫做“新客”,他們來到任何一個地方時,這些會 便派人邀請他們入會,假如他們拒絕的話,便會受迫害。

由此可見,早期的華人結幫立會,在表面和名義上是講求兄弟義氣,有福共享,有難同當,但實際上卻是領袖在培植勢力,以向英殖民政府爭取更大的利益。

在政治方面,他們是沒有濃厚的傾向,雖然標榜“反清復明”,但在利益爭奪底下,私會黨已淪為爭奪地盤的組織了。

儘管如此,英人還是沒辦法控制他們,以致巴素博士形容私會黨組織是“政府中的政府”,儼然是馬新華人的“統治者”。

萊佛士的私人秘書文西阿都拉在其自傳中,有描述私會黨強制華人入黨的情形,迫使他們就範,否則受到毒打,甚至被殺害。

以當時的情形看來,南來的華人一無所有,他們別無選擇,只有被迫參加這些私會黨。根據史載,私會黨後來竟分成兩大派系,一為義興,一為海山。這兩大派系吸納不同省籍的人士,且以拉律的暴亂為最嚴重的衝突實例。

霹靂的暴動也稱拉律暴動。拉律以產錫聞名,起初歸海山黨人開採,首領是鄭景貴,地盤是在吉利包礦區(即今太平監獄地),另在太平甘文丁,則歸義與黨人所發掘,首領為蘇亞昌。兩黨為利而爭,兼之籍貫互異,“義與屬粵之四邑,海山屬閩南五縣”。(9)

另一說法,義興以廣府人為主,海山以客籍人為主(10)。首次暴動發生於1862年,繼之1872及1874年再發生第二及第三次暴動。

私會黨鼓起暴動之前,已斷續在各地發生暴亂,如新加坡、檳城、馬六甲以至砂勞越,例如新加坡1851年的大暴亂,起因於私會黨不滿一些華人改奉天主教,結果造成500人喪生。

檳城於1867年也發生在三合(義與)與督公(大伯公)之間的毆鬥,竟展開十日大械鬥,使全市陷於癱瘓。

然而最為重要者是拉律的第三次暴動,終於啟開英政府干涉聯邦內陸的序幕。署名的邦咯條約就是於1874年簽署的,英國的參政司制度是逐一推進半島內陸。

私會黨的政治意識是隨著首領而發展的,他們曾反對英國的施政,也抗拒任何對他們利益的約束,更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國。

但是狡黠的英國統治者,在這方面是隨機應變的,當無法鎮壓時,便採取攏絡手段,例如義興黨和白旗會(WHITE FLAG,由馬來人及印度人組成)的領袖陳亞炎被委為甲必丹,而海山黨三合會首領鄭景貴,也同樣出任甲必丹,他們之間既是敵對,但在拉律事件後,也有合作 的地方,在霹州議會上為華人利益據理力爭。

甲必丹亞貴(鄭景貴)和陳亞炎,身為華人社會的代表人物,始終不把個人利益放在大眾利益之上。這二位舊敵表現出一種令人仰慕的特性。自從兩黨糾紛媾和之後,他們欲變成親密朋友。

據知,陳亞炎後來成為鄭亞貴第四子的契爺,這個孩子就是有名的鄭大平。(11)

儘管私會黨存在著違反法律乃至不良的記錄,到了1877年被政府控制其活動,但私會黨並不因此而絕跡。在19世紀下半葉,仍然在政治潮流的衝擊下,表現其不定動向。

不過,在華人社會的公開影響之下,已讓位於合法的華團組織了。

綜而觀之,私會黨當時的政治潮流不是傾向西方的,因此他們與英國的合作除了保護既存的權利外,領袖更想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一般而言,他們繼承了舊中國的傳統和宗教。譬如檳城海珠嶼的大伯公張理,即被認為是最早來檳的華人,因此拜神成為華人思想的重要部份,封建的意識十分濃厚,同時也由於華社自成一體,對於街道的命名也與英文的意思截然不同。

由此可以想像,他們是在英國的殖民地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社會。不過,他們已缺 乏“反清復明”的政治意識,現實主義已經取代他們對於理想的追求。

尤有進者,加上賭博與抽鴉片大行其道,華人的思想即被麻木,而對政治顯然不熱忱,除非是關係到切身的利益,才起而反抗。利益的衝突和爭奪,及對工人的剝削已使私會黨變質,而在後來的社會發展中,成為一種絆腳石。

不過,這些私會黨不盡然已無政治意識,尤其是任首領的,或多或少存有對中國的關心。鄭景貴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在發跡後,偶爾返回家鄉,捐輸救濟中國水災及戰爭救濟金。

後者是在李鴻章提督指揮下的法越戰爭時期捐獻的(清廷支持越南,以阻止法國威脅中國安全)。滿清政府為酬答他的捐獻,特封賜予‘二品官’銜頭。這又顯示早期的華人領袖,有部份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清廷的。

1877年,英政府任命白麒麟 (WALTER ALEXANDER PICKERiNG)為華民護衛司,是為英人直接干預華人事務之開始。

華民護衛司亦為社團註冊官。1882年危險社團法令生效後,宣佈海山公司為非法組織。1889年社團法令通過,1890年,海峽殖民地政府援引新的社團法令,封閉所有華人私會黨組織,並將一部份私會黨徒驅逐出境,所有的社團必須重新登 記才能公開活動。

同時,就在英國設立華民護衛司的同一年(1877年,即光緒3年),清廷也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首任領事為胡亞基。

1890年,清廷接著在檳城設領事館,首任領事為張弼士(張振勳)。領事館的設立意味看清廷認定當地的華人是它的子民,因此有受保護的必 要,而在這方面與英國的華民護衛司制度起了衝突。因為英國認為,住在馬來亞的華人必須接受英人的統治,無其他勢力可以在殖民地施行治外法權。(12)

英國堅持不讓清廷對華人發生政治影響,只是允許通商的連系,以致兩者關係不能協調,且演成一種政治對抗。但是,鑑於華人的傾向,清廷在喚起華人對中國的關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其中一個實例,是一位新加坡富商陳金鐘獨捐4000元,給清廷作為救濟飢荒基金。

很顯然的,清廷對英國的妥協,只委當地人出任總領事,而不是由清廷遣派,是進一步的激發當地華人對清廷的效忠,雖然是住在英國統治的地方。這種通過領事館的活動,使清廷佔了優勢,尤其是在政治意識的灌輸,儘管當地的華人服膺於英國的法律。

從華文教育和華文報業的發展,即可見諸一斑。在當時清廷的政治思潮影響下,華人對文化和教育乃告熱心起來,雖然於1729年,清代雍正間,檳城設有一所五福書院及1888年(光緒十四年戊子)又設一間南華義學,但屬於私塾性質,學校規模尚未形成。

第一間的正規華校,當推建立於1904年(光緒卅年)的檳城中華學校,接著雪州有尊孔學校,霹州有育才學校之設,此風一開,全馬各地紛紛興學辦校,教育風氣至為蓬勃。(13)

華人辦學,沒有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資助,完全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形下,傳播華文教育。直到1920年,英殖民政府實施一條法令,要求對學校及教員進行登記和統制,並對華校實施津貼制度,雖只限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而馬來屬邦不包括在內,不過華人還是不斷發展華校。

據巴素博士統計,1938年,單在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的華校生逾9萬名,英校生有2萬7000餘名。換句話說,讀華校的人數遠超過英校的數目。

同樣的情形,也反映在華文報業的興起。雖然馬來亞的第一份華文報,是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是由教會主辦,富宗教色彩,前後刊行六年半,但真正具有規模和有啟迪作用的是1880年在新加坡開辦的《叻報》。

它是一份形式較多樣化的華文報,創辦人是薛有禮,一位土生華人。他受過英文教育,但對中華文化酷愛,陳蒙鶴女士在《新加坡早期的華文報,1880年至1912年》的英文專書中,對 《叻報》創辦的動機曾分析,她認為不是為利,而是為推廣中華 文化,改進華人社會風氣,且具有愛國意識。

《叻報》內容包括新聞、社論、通訊及廣告。新聞有本坡新聞、外埠新聞及國際新聞,前後刊行51年,第一任主筆葉季允,乃被禮聘南來主持筆政,達41年之久。(14)

學校和報紙俱是傳播智識和文化的所在,對於政治思想的灌輸,也是至為重要的工具。因此,從早期的華校和華報性質看來,清廷所要宣揚的是一套維護帝制的封建思想,對於儒家學說的重視,不遺餘力,目的是要鼓起華人對清廷的效忠和跟隨保守的政治潮流。

必須提起的是華人社團,在促進民族意識和保護會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認為,華人社團的組織是伴隨華人南移的產物,雖然它很早就存在,但因早期私會黨的勢力龐大,支派很多,以致成為華人社會的“保護者”,社團的重要性也就相對減低了。

直到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對付私會黨組織後,公開註冊的社團便如雨後春筍而起,取代私會黨的作用。

當然,這不是說社團較私會黨發源遲,而是其功能在較後期才表規出來。馬六甲的青雲亭是華人最古老的結合組織,檳城的廣福宮,建於1800年。

初期,廟宇與地緣性存有混一的跡象。1801年,檳城嘉應會館的前身“仁和公司”成立,建築為廟宇,檳城的廣汀會館前身為“廣東公司”,成立於1801年。馬六甲的應和會館成立時,初稱“梅州眾記公司”,1825年改稱為“應和公司”,嗣後始再改為“應和書館”。(15)

(04) 會館會黨紛紛設立
較早時期成立的會館,多與私會黨組織脫離不了關係。同鄉團體,從故鄉帶來家族制度以及一切風俗習慣,會黨亦是其中之一。

會黨對黨員來說,是有絕對的義務,無條件扶助的團體。當權者認為,可以利用為支配的工具;農民和勞動者認為,是結合同人再好沒有的組織,革命家亦認為它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在馬來亞檳城的福建公司,和海山黨大伯公會,有近於表裡為一的關係;廣汀會館,寧陽會館和義興黨,亦有不能分離的聯繫。

若以縣會館而論,新加坡寧陽會館的創辦人,在義興黨的洪家祠中,安有牌位。無疑的同鄉團體具有封建性格。同時孫中山在華僑中,能夠組織同盟會,原因就是可以動員私會黨,所以會館事業,是有利維持封建社會的秩序。 (16)

除了地緣性的同鄉會,血緣性的宗祠外,亦有一種被認為是商工基爾特和職工基爾特組織的業緣性團體,如建造行、興和打金行、魯班行等。

今崛誠二研究馬來亞華團的結果,他發現到英殖民地政府鼓勵帶有商業性質的基爾特組織,包括同鄉會和宗祠在內,一個有名望的人,可以一身兼數職,而成為一方領袖。

當英國發現私會黨的組織已尾大不掉,且滲入一些早期的會館(前稱公司)時,乃改絃易轍,通過扶持會館、宗祠和商團來取代會黨(私會黨)的地位。廿世紀初葉,華團應運大量而生,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英國人也希望有名望的溫和派華人領袖,特別重視受英文教育的僑領,來領導社團,直接歸屬英國統治,而又協助政府推行政策。

就拿檳城來說,嘉慶5年(1800年)建立了廣福宮(廣東及福建人合作)後,又於光緒12年(1886年)在毗鄰,掛起了市政府招牌的平章會館,商業基爾特的機能,已稱為近代化了。

所謂平章,乃“平章百姓”,“同平章事”的意義,由廣福二幫人組成,目的就如前述。此種結構用以取代私會黨早期的機能。

從教育、報業及華團三方面的發展來看,其對封建制度的維護表露無遺。尊孔學校及孔教會的中華學校,即旨在推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華文報宣揚封建文化也有其功效;華團拜祭神位,除削減私會黨力量外,亦在於鞏固封建體系。

雖然這些發展和所傳播的政治意識,不全然與英國政治思潮相符合,但並未危及英國的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也就任由華人的政治思潮自行發展。

不過,英人認為,通過法律的控制,對於華人的政治意識的控制是有效的,更何況當時,華人並無驅趕英國人的觀念,只是側重在經濟發展和謀生,在政治上不很關注中國的政局變化,但上層份子則以取得官銜為榮耀。

第一位獲得官銜的華僑是新加坡的章芳琳,時為1869年,所得的官銜為道官,以褒獎他慷慨獻捐福建省的防務基金。之前,海外華人得不到“皇恩”之賜,是滿清政府對海外臣民,採取敵視態度的一種表現。

滿清當局一向把海外華人看成罪犯或中國文化的背棄者。但到19世紀末,清朝政府對華僑政策,發生重大的變化。1893年頒佈的一項通令,對華僑撤消傳統的限制和懲罰,並獻議保護那些回返祖國的華人。(17)

通過捐款而授予官職是一種攏絡的手法,以使僑民忠於滿清帝國。這是因為清廷在後期的經濟出現危機,不得不借助海外華人的經濟力量。

演變到後來,鬻官之舉成為清朝確保華僑效忠的一種手段,後來被利用做為一種政治武器,以對抗保皇黨和革命黨在新加坡、馬來亞華族社會的影響力。

(05) 兩種政治思想鬥爭
從歷史發展看來,在20世紀之前的華僑政治潮流是不顯著的,一般上是低調的。他們擺脫了清朝統治下的民不聊生的困境後,移到馬來亞,目的是為了謀生,而不是從事政治活動,但在被動底下,他們依附著領袖及首領的政治意識,不過從未正式的集體表明政治態度。

基本上,從甲必丹之設,到土生華人社會的形成,到私會黨的蓬勃,吸納新客成為黨員,到被英殖民政府封官收買,到被清廷封官收買,及後便展開兩種政治思潮在上層社會的鬥爭。

這種鬥爭一直延續到20世紀,而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激發整個華人社會的政治醒覺,紛加入了政治鬥爭。先是改良派的康有為到來爭 取華人,繼之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接看便是抗日的鬥爭,迄後是國共鬥爭的衝擊,轉入五十年代,民族主義興起,華人政治思潮有了一個巨大和劃時代的轉 變。

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時代,在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是第一次鴉片戰爭,1856年至1860年是第二次鴉片 戰爭)前後,改良主義的思想即已在中國興起,尤其到了中日甲午戰爭階段(1894年至1895年)由於清朝一再對帝國主義讓步,促使一批知識份子提出改良 主義學說,其中以康有為及梁啟超為代表人物,推出了維新運動,但是遭到了當權派的反擊。

戊戌政變的失敗,迫使康有為及梁啟超向外逃亡。他們的思想是保皇的,與光緒皇帝有密切聯繫,所痛恨的是慈禧太後為首的當權派。他譴責慈 禧太後30年來的反動統治,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公敵,且是“大清十一代之罪人”,而“欲醫中國之病,唯有將此惡政府除去,而另立一好政府(指光緒皇帝復辟) 則下來俱妥矣。”(18)

康有為及梁啟超是屬於“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不主張推翻帝制,到海外宣揚思想時,也促請華人支持光緒皇帝,對抗慈禧太後的頑固派。

同時,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派也來到馬新等地宣揚革命,以推翻滿清政權,另立國民政府。
這兩種對立的思想,在馬來亞的華人社會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衝擊,但在爭取華人關心中國的政治前途方面,卻是沒有多大的差別。

保皇份子曾先後在新加坡創辦了《天南新報)(1898-1905年)與《南洋總匯報)(1905-1946年),他們也在檳榔嶼創辦了《檳城新報》(1895-1936年)。

康有為在另一方面也宣揚辦學,鼓勵華人籌組孔廟與社團等。孔教會乃先後在馬星各地成立。有人指出,今日南洋各地有許多的華文學校,是由康有為在當時奠立基礎的。(19)

在當時的上層華人社會,分成兩種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海峽華人“峇峇”的親英思想,對中國政局不表關心。如由峇峇薛有禮創辦的《叻報》,即向康有為潑冷水,其二是與中國有關係的上層份子,他們寧可支持保皇運動,也不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

因此,保皇黨初時在南洋社會佔了優勢。例如英籍華人領袖林文慶就極力詆譭孫中山的革命,稱他是“魔王”。(20)

儘管如此,孫中山並不氣餒,他在極為艱辛的不利條件下,組織他的革命團體。私會黨的組織就成為他的給合對象之一。

孫中山也是三合會的會員,他在中國、檀香山與海外其他地方都與三合會的支會聯絡。後來在1894年,孫中山自行成立的興中會,也是依據傳統的秘密會社的方式而行,會員同樣用血宣誓,也同樣傳用秘密信號與言語。

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曾利用私會黨協助。他於1903年在檀香山毅然加入致公堂,並被推舉為“洪棍”,在洪門組織,稱元帥為洪棍。(21)

孫中山的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痛斥滿清顢頇無能要求振興中國。迨至1905年,演化成同盟會,發出宣言表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同盟會於1906年在新加坡設立,隨後在吉隆坡、檳城,森美蘭、馬六甲及瓜拉比勞,但在怡保計劃不逞,因遭受保皇黨份子激烈反對。

兩黨的政治斗爭亦可從同盟會創辦的報紙打對台戲窺見一斑。同盟會在新加坡設立《圖南日報》(1904-1905年)與《中興日報》(1907-1910年),也在檳城設立《光華日報》(1909年─迄今)。

除了通過報紙之外,革命黨人也通過演講和一些社團從事活動,最著名的便是檳城的“閱書報社”(於1908年11月在社團法令下登記)。

儘管保皇黨在馬新的政治活動,曾在初期佔上風,且得到上層份子的擁護,但同盟會則借助秘密會社的力量和中等階級的支持,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尖銳化斗爭。 直到1908年慈禧太後和光緒帝於同月內死去後,保皇黨已失去一個“挾天子之名”的號召力,而且清廷日益腐化,眼見大勢已去,一些上層份子也掉轉方向,支 持孫中山了。

根據史料顯示,華人群眾並未全力介入保皇黨及同盟會的活動,這是由於他們並不十分瞭解這些的政治斗爭,而且這兩派的人,多數週旋在中上層社會,尤以孫中山的身份更為特殊,他備受英政府的監視,不能自由活動,以致需要通過其他團體及報章來宣揚它的理想。

(06) 辛亥革命帶來激盪
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帝制,建立國民政府,這個歷史轉變給華人社會的政治醒覺,帶來巨大的震盪。

究竟同盟會有多大的政治力量呢?根據一位革命黨領袖鄧慕韓統計,1908年在東南亞有3000名同盟會的會員,大部份來自馬來亞、新加坡兩地。

日本觀察家,估計從1909年到1910年,在新隆檳三地約有2500名會員。如果此說無誤,則其成員只佔當時馬新華人十五歲以上人口的0.3到0.5巴仙。但是在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後,許多中立派及保皇派份子轉而支持孫中山先生。

形勢為之一轉,尤其是在武昌起義後(導致清廷的滅亡),檳城有5000人剪掉辮子,怡保也有2000人返回中國參加孫中山的革命。在捐款方面,檳城有6000到 8000元,怡保有4000到5000元,吉隆坡有4000到5000元及其他市鎮也響應,總計 3萬元到4萬1000元不等。

參加同盟會的人也增加至佔當峙華人15歲人口的4.4巴仙至5.9巴仙。 (22)

總的來說,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雖然已有所改變和較為積極,但上層社會仍有分歧,有人拒絕支持孫中山,吉隆坡的礦商陸佑及姚東生即為兩個例子。他們不介入 革命是有一些因素的,譬如不願捲入任何與現存政權對立的活動,同時他們是在英國的保護下,得以成為巨富,他們因此與英國的關係較為良好,而對 中國的效忠缺乏熱忱。

不過,也有富商轉變他們的思想立場,如霹靂的礦商胡子春。他本是保皇派的人物,較後讚揚孫中山的革命是中國的先鋒隊。

正由於孫中山在為理想奔波時所遭受到的挫折,乃轉而向中下層人民,以爭取他們的支持,特別是受過教育的中層階級,在閱讀孫中山的言論及報紙的鼓吹文章後,華社思潮起了急速的變化,對滿清的暴政起惡感,對外國的侵略產生抗拒心理,他們甚至本身也成為宣傳家。

據知,此時期,在霹靂有2000名華工返回中國,那些尚在礦地的礦工,也合捐了1萬元。這說明了孫中山的政治宣傳已打進華人的中下層社會。

除了工人以外,低層的人物包括私會黨員、小販、三輪車夫,乃至賣笑女郎及乞丐也捐款給革命運動。 (23)

儘管歐陽昌大在其論文《新加坡華人對辛亥的反應》及崔貴強碩士在其論文《星馬華族社會運動的主流問題》中,提到辛亥革命對整個華人社會的衝擊並不是很大,也不是澈底,但他們並沒有否定對20世紀初,華人的閉塞,保守與冥頑思想起了多少的衝擊。

王賡武教授在其論文《1900-1911年海峽殖民地華人保皇黨份子及革命黨份子》中指出:“介於1900年與1911年間,最主要的不是經濟與社會的變遷,而是海峽殖 民地華人,傾向中國的思想與態度的轉變。” (24)

(07) 民族主義思潮興起
二十世紀初期,根據顏清湟博士形容,在這個時期馬、新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拯救中國,但對海外華人有深遠的影響。

這種影響可以分成三類:海外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海外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及新思想的湧現。

其一,由於民族主義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數以千計的海外華青,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甚至犧牲生命,並有許多捐款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從1911年啟開的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新華人與中國維繫關係的主要指導源泉。

同時,這種思潮也帶看反對外來勢力的意念,一直發展下去。

其二,在孫中山先生展開革命之前,海外華人是不團結的,也有幫派的斗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斗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約合作。

當孫中山先生於1906年,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本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乃通過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 運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力量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他們學習相互瞭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 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乃被加強和發展起來。

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

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學校傳播華語,逐漸打破用方言教學。當然保皇派在這方面也有其貢獻,它使到華人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我們也注意到,在這個時期各州成立的中華總商會(最初為華人商務局)。雖然這些組織是清廷所贊成的,有傾向清廷的思想意識,但對殖民地政府也無弊,因此先後被允許成立起來,這類組織容納各幫派代表,而在促進諒解及團結方面,有了多少的幫助。

成立最早的是檳城中華總商會(1903年),繼之關丹中華商會(1903年),雪蘭莪中華總商會成立於1904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成立於1906年,以後各州各縣都有商會之組織。

顏清湟認為,中華總商會是當時越過方言藩籬的最主要的組織。固然於1911年後,華人社會基本上還是保持幫派林立的現象,但辛亥革命運動,無疑已吹起了團結之風,“這是至為重要的第一步,否則不富有今日的成果”。 (25)

其三,革命思潮帶來了新的思想,衝擊了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捨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不斷傳開。女子學校受鼓勵設立,女人允許加入社會活動,也參加孫中山革命。

平等主義:男女平等及不分年齡,和愛國主義:利他主義及捨己為群,成為改變海外華人社會的兩個主要社會力量。

孫中山革命成功後,便將同盟會與另四個團體併合,1912年8月13日成立國民黨。這個政黨較後在馬來亞獲允許成立支部。由於英國當局認為並非與英殖民政府對抗,1912年12月18日,新加坡成立了“北京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

1923年,這個支部8個重要職員中,有七個為英籍僑生,包括一位早期抨擊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林文慶博士。國民黨在馬來亞繼續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其註冊被吊消,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的資料。 (26)

雖然如此,國民黨的活動未停止,而是繼續秘密地存在。另一點是,袁世凱在辛亥革命成功後,抓住北方軍權,又掌握尚未全面滅亡的清廷大權,孫中山為顧全大局,只要實行共和,即可退位,以致1913年袁世凱篡奪大權,就任大總統,旋後又想復辟帝制,於翌年下令解散國民黨。

在日本和外來勢力的支持下,袁世凱逐步地滑向做皇帝的美夢,當然他是在喪失主權下,換取日本的支持。原想準備於1916年登基為“中華帝國皇帝”,沒料到各地軍政反叛,在氣怒之下,這個被萬民所咒的大野心家,終於1916年6月6日死了。

際此時期,中國已陷入軍閥割據局面,孫中山眼見革命果實行將化為泡影,又起而討伐,於1924年,在廣州成立南方政府,加強海外華人的聯繫,以尋求支持結束中國的分裂局面。

翌年,孫中山先生不幸病逝,統一中國的大業未能完成。這期間的中國,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中,外國勢力因此有機可乘。

1927年,蔣介石取得國民黨的控制權,從茲和1921年成立的中共,展開了長時期的斗爭。

我們把時間轉回1919年5月4日,當時中國爆發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運動,大大地改變了華人的思想。

五四運動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在中國最脆弱和最危難的關頭下,掀起的新思想運動,向封建制度和舊禮教展開無情的揭露和抨擊,從而喚起人們的政治意識。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白話文被提倡,新文學運動也應運而生了。

同樣的,馬來亞的華人社會也起了變化。“馬華新文學是接受了中國五四文化運動的影響,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在馬新地區(包括北婆羅洲)發展起來的華文白話文學。” (27)

1919年10月初,新加坡新國民日報創刊,其副刊《新國民雜誌》及另一些版位如《時評欄》、《新聞版》等,出現了一定數量、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話文章,這是馬華新文學史的發端。 (28)

毫無爭議的,五四運動對馬來西亞華人思潮的啟迪具有很大的作用,馬新華文報刊、雜誌的蓬勃出現,話劇運動的推廣,對整個華社的思想,起了一種革命性的變化。

特別是對知識份子而言,思潮的激盪加速了他們對政治的熱心和更加關心華人社會的問題及切身的利益,文化和教育的興盛自不在話下。例如《南 洋商報》於1923年創刊,《星洲日報》於1929年創刊,《現代日報》創刊於1936年,《星檳日報》創刊於1939年,就是在新文化運動催促下的產物。

(08) 反日運動成為主流
在政治行動方面,1919年馬新華人社會也展開反日運動。五四運動的反日餘波,很快就衝擊到馬新的華族社會,引起了共鳴。

工人學生群起騷動、搗毀日貨、洗劫日人工廠,秩序大亂。接著檳島也發生騷亂,吉隆坡亦有小規模的示威運動。 (29)

由此看來,馬來亞華人的政治思潮除了被灌輸傾向中國,以從清廷中拯救出來外,更帶有反抗侵略的行動,尤其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橫行更是義憤填膺,繼而轉入反帝國主義的時代。

這個時候,英國殖民勢力也是介入中國的其中一個,因此對馬來亞華人政治的醒覺和矛頭對向外國侵略者感到不安,乃採取行動取締,但迄至國民黨於1926、27年北閥勝利後,英國政府又改變其態度。

但是,巴素博士注意到,左傾思想已出現,包括搜獲反英及反帝國主義的文件。

1927年,蔣介石的清黨和中共的分裂,也波及馬新華人社會。左派團體和國民黨的斗爭時有所聞。但在大局來說,抗日仍然是一個主流,因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已逐步的佔領中國的領土,且企圖稱霸整個亞洲。

繼之1928年的濟南“五卅慘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及翌年“一二八事變”,直到1937年的“七七蘆溝橋事變”,在在使到中國和亞洲處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陰影下,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炮製出來的霸權毒流。

這樣一來,抗日救亡運動成了馬來亞華人的主流思潮,激起了空前的群眾運動,1937年的反日運動是由華族巨商陳嘉庚所領導,中下層人士熱烈反應,其中尤以下層的勞動工人,出錢出力,不惜一切犧牲來完成歷史任務。

而文化及教育界人士也口誅筆伐,籌款義捐。連接而來的是大規模的抵制日貨。更為重要的是,這次運動突破了馬華社會傳統的幫派觀念,組織了全馬籌賑總會,共策進行。 (30)

抗戰的宣傳工具──文學,也出現了一個波瀾壯闊的局面。鼓吹救亡,鼓舞士氣,懲戒漢奸,抵制日貨,籌款賑濟傷兵難民,組織華工赴華服務等等,成了許多作品的熱門題材。

從馬新富商陳嘉庚的歷史,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潮的變化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華人思潮的其中一個傾向,當然他並不代表全體華人的思潮,因為土生華僑就和他的思想有一段距離,即使是南來的華人也不盡然是與他具有同樣的想法。

(09) 富商嘉庚辦報興學
海外華僑展開反日運動時期,若解讀馬新富商陳嘉庚的一生歷史,幾乎可以說明,當時一部份華人的政治思潮演變。

王賡武教授把海外華人化分三個集團:甲集團,他們主要關心中國政治和中國對外政策;乙集團,他們主要關心社區政治;丙集團,他們已進入非華人的權力金字塔,而不管是否由土著、殖民地宗主國或是民族主義者掌權。

陳嘉庚是屬於甲集團,但又帶有乙集團的影子。他於1890年(17歲)南來新加坡,他的父親陳紀柏已先在新加坡開基立業。1910年,他擁有資產45萬元。

1909年,他認識了孫中山,1910年剪去辮子,加入中國同盟會,斷絕與清廷的關係,是為他從政之開始。

辛亥革命爆發後,他負責籌款救濟閩省同胞及維持治安。1913年在家鄉興辦集美小學;1912年又創辦廈門大學。

1928年3月5日,日本軍國主義派兵佔領濟南,慘殺外交官蔡公時及民眾,是為歷史上的濟南慘案。

消息傳至新加坡,陳氏召集各界成立山東慘禍籌賑會,匯去130萬元,並號召華人反對日本侵略,展開抵制日貨運動。他在所創辦的《南洋商報》廣為宣傳。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三省,陳氏在新加坡召開僑民大會,通電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及美國總統,敦請履行條約,維護世界和平,否則大戰即將到來。

茲因世界不景氣隨之而來,陳氏的經濟蒙受嚴重損失和打擊,終在1934年將陳嘉庚股份有限公司收盤。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展開。1938年10月10日,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他出任主席,接看並被選為馬來西亞各區華僑籌賑書通訊主任。

籌款總數每年達到1億6000餘萬元,但許多捐款落入當時國民黨一些高官的袋子。

他堅持抗日,反對妥協,因此對當時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之主張對日和談提出駁斥和反對。形容汪是“秦檜賣國求榮”。

汪精衛主和失敗後,逃往越南。1940年,陳氏率領南僑總會慰勞團,回中國慰勞抗日軍。過後他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乃傾向中共。

1942年,馬新淪陷時,陳嘉庚避難爪哇,1945年8月,日本軍國主義投降,10月6日陳嘉庚自吧城回到新加坡。1946年,他用南僑總會長名義,拍電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停止干預中國內政,不再援蔣,以使內戰終止。

這一年,他在新加坡又辦了《南僑日報》,對國民黨政府展開抨擊。1949年5月 5日他從新加坡回國觀光。較後在中國定居,1961年逝世。

陳嘉庚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南洋華社的領袖,但他坦承籌款數目不是十分理想,雖然也不叫人失望。

他說,除了資本家及僑生多不認捐外,其他如認過一次特別捐後,鮮肯再認常月捐,故逐月成績僅有此數(逾200萬元),若資本家及中等商行,肯將其逐月入息,捐出十分之二、三,則全馬義捐可增許多倍。至放逐月有此200多萬元,大半有賴貨物捐及各遊藝會所收集。

而英屬北婆羅洲,華人雖有8萬餘人,勞動界佔大部份,抗戰後諸埠亦多成立籌賑會,但認常月捐僅古晉、詩巫數萬元。 (31)

陳嘉庚的歷史,在戰後以來的一段時期,被人利用為指華人忠於中國的例子,但香港中文大學講師鄭赤琰博士在一篇論文中這樣說:“不錯,一些華僑和陳嘉庚在50年代以前,將大部份財產移回中國,但這是在馬來亞獨立前的事,也較中共於1949年建立政權為早。” (32)

無可否認的,在辛亥革命後至抗日的年代,僑生社會鮮少介入這類的政治活動,除了極少數領袖如林文慶等人外,絕大部份置身度外,因為他們忠於英殖民政府。由約翰甘馬(JOWA R.CLAMMER)所著的《海峽華人社會》一書中可窺見一斑。

但他說,戰後以來,峇峇(Baba)在新馬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英國殖民政府對於華人的抗日運動先是有所擔心的,怕局面會失去控制,危及其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最顯著的是已被國民黨及左派團體的鬥爭所困擾,迄至七七抗戰開始,內部的鬥爭才緩和,而矛頭一直向外。

有人形容這是馬來亞華人首次表現出,團結的大好形勢。

較後於1939年,英國宣佈對希特勒作戰,而希特勒又是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狼狽為奸,造成英國改變對華人的態度。配合著反抗侵略行動,馬新的華人也曾幾次舉行援英募款運動,慰勞英軍及救助世界任何地方受難的英國人。

英國政府深受感動,允許華人公開抗日,抵制日貨,且於1941年日本南侵時,英人謀使華人政黨共同站在同一個戰線上。

“所以在1941年,華僑動員委員會,便在陳嘉庚主持下成立,動員委員會獲得國民黨及共產黨的贊成,及得到湯姆斯總督的祝福。該會在許多方面參加抗日軍的工作,直到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淪陷為止。” (33)

但是,巴素博士認為,1940年國民黨與中共,在重慶成立一項合作協定促成馬共與英國合作抗日。

“戰後,馬共曾公開活動,於1948年發動叛亂,退出法律範圍, (34) 在緊急法令頒佈下,成為非法團體。”

從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直至日本投降,馬來西亞的華人政治思潮是從低潮走向高潮,然後又有所分裂,國民黨派和左派的鬥爭即為一例。

不過,新的政治思潮已在戰後出現,蓋過了以前的潮流,那就是不分種族的愛國意識和民族主義的抬頭,紛紛要求國家獨立,我們將在另一章述及戰後以來的政治思想的再一次大轉變。

從戰前的歷史變遷看來,馬來西亞約華人在政治上是有所分歧的,即使是華社本身,也因方言互異,幫派林立,一直到今天。

至於思想上的落後與迷信的一面,則未因五四運動全面消除。

相反的,在人民之間仍然存在,甚至因各種的變相慫恿,封建的思想有大行其道之虞,對華人的政治醒覺無疑是一股阻力。

不過,總的來說,在戰後的馬來亞華人,已從傾向中國政治轉向效忠於馬來亞。
這種政治思潮,標誌若華人思想的轉變,是值得重視的轉捩點,也是一個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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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01) 魯白野著《馬來西亞的民族與人口》(馬來亞新志/1975年出版)
(02) 崔貴強碩士著《亞細安華人的政冶活動》/人文與社會科學論文集/新加坡全國職總奮鬥報/1977年出版
(03) 許雲樵著《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雪蘭莪中華大會堂54週年紀念特刊 /1977年出版/P507-549
(04) Malaysia Politics By Gordoh P.Means
(05) 黃存燊著《華人甲必丹》/張清江譯/新加坡國家語文局1965年出版
(06) 鄭文輝著《新加坡的私會黨》/新文化機構1981年出版)
(07) 巴素博士著《馬來亞華僑史》/劉前度譯
(08) 黃存燊著《華人甲必丹》
(09) 姚丹(木+丹)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
(10) 鍾敏璋編著《馬來亞歷史》
(11) 黃存燊著《華人甲必丹》
(12) 林孝勝碩士著《清朝駐星領事與海峽殖民地政府間的糾紛》1877-1894年(收集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年出版
(13) 鄺國祥著《廿五年來的馬華教育》/星檳日報銀禧紀念冊/p26-32/1964年出版
(14) 王慷鼎碩士著《新加坡報業起源》/人文與社會科學論文學
(15) 劉問渠著《華人社團的歷史發展與中華大會堂》/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慶祝54週年紀念刊1977年出版/p494-502
(16) 日本今堀誠二博士著《馬來亞華人社會》/劉果因譯/檳城嘉應會館擴建委會1974年出版
(17) 顏清煌博士著《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1912-1977
(18) 胡濱著《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中華書局出版
(19) 歐陽昌大著《新加坡華人對辛亥革命反應》
(20) 歐陽昌大著《新加坡華人對辛亥革命反應》
(21) 鄭文輝著《新加坡的私會黨》
(22)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l911 Revolution By Dr.Yen Cheng Hwang
(23) 與(22)相同
(24) 崔貴強著《星馬華族社會運動的主流問題》
(25)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l911 Revolution By Dr.Yen Cheng Hwang
(26) Malaysia Politics by Gordon P Means 1976
(27) 方修著《馬華新文學及其歷史輪廓》萬里文化企業公司/1972年
(28) 方修著《馬華新文學簡史》萬里書局出版/1973年
(29) 崔貴強著《星馬華族社會運動的主流問題》
(30) 崔貴強著《是馬華族社會運動的主流問題》
(31)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香港草原出版社
(32) Overseas chinese In china's Policy:A Case Study Of Malaysia By Dr.C.Y.Chang
(33) 巴素博士著《馬來亞華僑史》
(34) lntegration In A Plural Society-The Chinese In Malaysia By Dr.Goh Cheng Teik

28.5.04

第二部份-第一章:从四五年到四八年

(01) 戰後三種思想演變
日本於1945年8月投降,正式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方的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失敗於前,日本軍國主義者崩潰於後,整個世界出現了新的形勢。

一邊是美國軍力的膨脹,迅速地躍居西方集團盟主的地位,領導資本主義世界,另一邊是以蘇聯為首的集團,在東歐建立共產體係,也使到亞洲一些地區成為共產國家,如中國、北越及北韓(朝鮮)等。

但是,處在這兩個夾縫中的其他國家人民,民族主義的思潮強烈地表露出來。這種思潮反映在爭取國家的獨立和自主方面,以擺脫殖民地的統治。

有些國家很快在戰後即取得獨立,如印尼、印度等,而有些國家延至五十年代或六十、七十年代才實現獨立的願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民族主義思潮的風起雲湧,居住在東南亞的華人,處在極為微妙的地位,他們在理論上,需要或歸屬於居住地區或傾向中國之間作一抉擇,但由於政治意識的分歧及一些華人採取保留的態度,造成了社團領袖或華人領袖,在政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盡相同的。

如果從歷史的情況來分析的話,有的學者認為,戰後華人的政治態度一般上可以分成三個集團,王賡武教授說:甲集團主要關心中國政治和中國的對外政策;乙集團主要關心社區政治;丙集團已進入了非華人的權力政治金字塔,而不管是否由於土著、殖民地宗主國或是民族主義者掌權。(1)

不過,王賡武教授認為,自1945年以來,甲集團的狂熱已消退,許多人轉變成為乙集團,形成華人社區的統一與團結。飄浮不定的丙集團華人數目在增加,並努力向居留地認同。(2)

可是,這種情況在馬來亞乃至後來的馬來西亞並不明顯,換句話說,這種分析的科學性是有斟酌的餘地。因為戰後以來,馬來亞的華人就不曾出現過團結與統一的局面,而是繼續在政治上存在著分化,甚至是相互鬥爭的。

王賡武教授又在另一篇論文《馬來亞的華人政治》裡,將馬來亞的華人分成三個政治體:甲集團與中國的政治保持聯繫,經常與中國的命運認同;乙集團包括大多數 精明而講求實際的華人,保持低調或作間接的政治聯繫;丙集團是屬於那些少部份的搖擺不定的人,因為他們難於確定自己的身份,但一般上傾向於某種程度的對馬 來亞的效忠。(3)

這種說法,比前一種說法較為明朗,但末涉及思想上劃分他們的歧異。就我的淺見,馬來亞的華人在戰後所受到的政治衝擊,基本上可以分成下列三類: (一)傾向中國,但是屬於國民黨份子或是具有右派的思想。 (二)傾向中國,但思想左傾。 (三)土生華人,受英文教育,思想傾向西方,尤其視英國為其效忠對象,他們被稱為“峇峇”。

我之所以強調思想的差異,是由於本文嘗試對戰後馬來西亞華人的政冶演變,作一概括性的評述,以作為《戰前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一文的延續。

(02) 華人處在分裂狀態
無可否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喚醒了東南亞的人民,普遍對政治的醒覺和重視,民族主義的浪潮排山倒海而來。

但是,馬來西亞政治發展算是比較緩慢的,以致不需經過流血鬥爭即能迫使英國讓步,當然這也是英國的深謀遠慮──在政治上讓步換取經濟的既得利益。

同時,也毋容諱言的,馬來人的民族主義思潮表現得比較強烈,進而結成一股政治力量,於1946年反對英國提出的馬來亞同盟(MALAYAN UNION),促使英國必須擬定另一種政治結構──馬來亞聯合邦,以確保馬來人的政治地位。

馬來亞聯合邦協定於1948年2月1日生效,標誌著馬來人在政治上扮演積極角色的開始。

而馬來亞的華人,戰後初期,仍未培養起馬來亞的意識,傾向中國的,不論是左派或右派,熱衷於相互的鬥爭,尤甚於關心如何爭取獨立以成為新興國家的主人之一。

不關心政治的,仍然抱著只管經濟利益的態度,同時也擔心當地的左派運動波及而受累,寧可置身度外。土生的華人“峇峇”對英國有深厚的感情,繼續“迷戀”於英國的殖民地統治而受到庇護,甚至過於洋化的峇峇視英倫為其祖國,因此對於獨立運動是拿不定主意,而不加以重視。

基本上,華人是處在一個分裂的狀態中。

就拿1946年英國建議的馬來亞同盟來說:它是戰後英國所制定的一份協議書,以把馬來亞各州(不包括新加坡)置於英國的直接統治下。

“英國政府決定一旦政局復元而臨時性的軍事統治過去後,馬來亞同盟將成立,旨在創造一個更有效率的政府組織和促進馬來亞不同種族的馬來亞人民的團結。”(4)

但是,馬來社會鑑於未顧及各州蘇丹地位,和認為不利於馬來民族,乃群起反對。在著名的領袖拿督翁的領導下,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UMNO)成立,以反對馬來亞同盟,結果英國讓步。

另一方面,非馬來人長期在馬來亞居留後,將因此獲得合法地位及政治權利,卻表現得不熱衷。可能他們仍然對日治時代餘悸未消,長期以來他們未被英國接受為馬來亞人及被視為外來人,他們還是不能確定本身的身份,因此並不重視這個問題。(5)

(03) 國共分歧華僑分派
到底從1945年到1948年,華人的政治思潮是如何的呢?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到幾方面的發展。
首先,有相當多的華人,仍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民的一份子,而那些對政治感到興趣的,十分關注戰前以來即存著的中國政治鬥爭。

所謂戰前,即廿世紀初期,海外華人分成保皇派和親孫中山的革命派,孫中山革命成功後,海外華人都轉向支持國民黨。

迄至1927年以後,中共和國民黨展開鬥爭,華人便部份的分成兩派,一派支持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另一派較傾向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當然也存在著不涉及政治及中立者。

1945年後,兩派的對立尤其明顯,不但在輿論上,同時在社團中也趨向針鋒相對。換句話說,屬於這一類的華人(或如同王賡武教授所形容的甲集團)已把注意 力集中在中國的政治,更甚於馬來亞政治的變化,而有鑑這一群華人中,不少是領導份子或中堅份子,他們的活動也受到重視,對華人來說,具有一定的影響。

當然,毫無疑義的,不論是傾左或傾右的華人,都一致歡呼日本於1945年8月10日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最明顯的歡慶反映在1945年10月10日(雙十節)的國民政府國慶日。

在新加坡,不同的政治思想和不同階層華人社團,估計450單位參加慶祝,龐大的遊行隊伍約有8萬人。 (6)

一些華人社會袖及輿論界抓住這個機會,以號召華人大團結。報人胡愈之更建議成立“華僑民主同盟”,胡文虎也響應並認為,海外華人的團結有助排解國共糾紛,同時,代表東南亞華人的陳嘉庚(南洋華僑籌賑總會主席),也受到支持參加中國政治協商會議。

但是,較後的局面顯示,彼此不能合作。陳嘉庚早於1940年就認為國共難合作,態度趨向支持中共。

因此,他除了呼籲不同姓氏的宗祠及鄉團團結,以統一華文教育作為團結的起點外,並沒有參加於1946年2月的新加坡華僑總會的成立大會,發起人包括胡文虎,李光前,陳六使,連瀛洲,楊溢【暽-日(lin 第二音)】及林文慶。

在吉隆坡召開約94個華團代表大會,也希望胡文虎及陳嘉庚,提出具體的團結計劃。

不過,在中國方面,國共的合作始終不能達成,儘管海外華人大聲疾呼,並贊同中國政治協商會議“民主化”國家,“國有化軍隊”約兩大口號,但議案祇是一紙空文,不能推行。

一個半月後(1946年3月中旬),中國內戰在東北爆發,以後就一直打到1949年,國民黨退居台灣為止,毛澤東於同年10月1日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

陳嘉庚早在於1945年11月即指出,中國內戰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中共和國民黨無法妥協,唯有在戰場決定勝負。他認為,與國民黨政府謀和是極為困難的。 (7)

(04) 表面團結曇花一現
馬來西亞的華人團體,大多數是主張和平解決鬥爭。當時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連瀛洲及華文報的一般言論也多有此傾向。

《南洋商報》說,通過政治解決可以贏取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反之準備戰爭者最終將被人民唾棄。

但是,當國共內戰於1946年不可避免爆發時,馬來亞的華人又明顯的分成兩個鬥爭集團。戰後初期左右派的團結局面只是曇花一現,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從1946年到1948年期間,華人社團支持國民黨的比較多。

例如: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在董事會緊急會議上,議決代表92個華人社團通電蔣介石,表示支持國民政府力促蘇聯退兵東北。在檳城,逾百間社團也作出相同的議決,接著馬六甲、彭亨、森美蘭及霹靂的華人團體皆響應。

蘇聯軍隊於1946年4月6日起逐漸撤出東北,留下真空成為國共激烈爭奪的場所。戰爭升級底下,馬來亞華人社團中出現呼籲停戰的要求,包括傾左的團體在內。

促成華人社團激烈爭執的是陳嘉庚於1946年9月7日,以南洋華僑籌賑總會主席名義,拍電美國總統杜魯門、參眾議院議長、馬紹爾將軍及司徒雷登博士(他們曾經協助調解國共鬥爭),對國民黨政府展開攻擊,指其無能和獨裁,要求美國從中國撤軍,停止軍援國民政府。(8)

這一來,觸發了一場華人社會的大論戰。《中國報》,《南洋商報》及《星洲日報》等發表社論指責陳嘉庚“濫用名義”,並建議結束“南僑總會”,由於這個總會是在抗日戰爭時為援助傷兵及難民而設,現已過時。

另一方面,反國民黨的華文報則支持陳嘉庚,如《新加坡民主週刊》。

不寧唯是,華人團體分成兩個對立陣營,一方面是以商人為主的華團,主張討伐陳嘉庚的立場,如吉打、柔佛、霹靂的中華總商會,靂霹及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及約八十三個華團致電杜魯門總統及蔣介石,強烈反對陳嘉庚的意見。

隨後馬六甲、文冬、麻坡、森美蘭及柔佛的華團介入支持蔣介石。另一方面是以工人及文娛界為主的團體,大力支持陳嘉庚的言論。

在會館中,除了新加坡福建會館支持陳嘉庚外,其他會館和商團都是反陳嘉庚的。陳本身也承認這一事實的存在,在當時,大部份較大規模的華人社團,如中華總商會,雪蘭莪及霹靂中華大會堂、廣東會館、福建會館及客屬公會都反對陳嘉庚。

其實,大部份有關社團是由國民黨份子所控制的。(9)

自此而後,比較積極活動的華人,在政治思想上分庭抗禮,鬥爭不斷升級,演至水火不容,甚至發生流血事件。1946年10月10日在實兆遠慶祝雙十節時,就爆發兩派公開械鬥事件,較後波及邦咯島。

不久,情勢轉向對陳嘉庚有利,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學一名女學生沈崇指說被兩名美國軍人凌辱,導致南洋華人情緒沸騰,全馬各地婦女團於1947年1月中在吉隆坡召開會議,議決向美國總統提出抗議。

不久之後,台灣發生嚴重暴亂,反對台灣省長陳儀的高壓政策(他是在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後,即被委為台灣省省長)。由於40年代陳儀曾任福建省省長,陳嘉庚於參觀後認為是情況最惡劣的一省,乃將矛頭指向陳儀,馬新的華人社團也有響應,這包括福建會館、南安會館等。

加上國民政府對學生、報人及智識份子展開鎮壓,造成新加坡《南僑日報》(陳嘉庚所經營)展開猛烈抨擊。陳嘉庚也在174個社團代表大會上,否定國共合作的可能性。接著有更多團體群起響應,尤其是左派團體。

(05) 左右兩派斗爭升級
轉入1947年7月4日,國民黨宣佈全面對中共作戰,再一次掀起馬來亞華人中的左右派論爭。在馬來亞的國民黨人,全力支持蔣介石的全國總動員諭令,他們也通過各地的中華總商會採取主動,支持國民政府。

左派團體,包括中國民主同盟馬來亞支會則加緊支持陳嘉庚,以進行反擊。

1947年10月27日,國民政府宣佈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組織,引致馬來亞左派團體的抗議,而對蔣介石的政府進行更猛烈的攻擊。《南僑日報》的社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但馬來亞親國民黨份子歡迎國民政府的宣佈。1948年3月29日,蔣介石在退守中偏安南京,但重新被選為總統,這再造一步刺激國民黨份子展開活動,他們爭取諸多華人社團支持,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的號召下,歡迎蔣介石的當選。

除了在吉隆坡外,怡保、檳城、馬六甲、柔佛、新山及其他城市的華人團體,也分別慶祝。

此舉進一步的激怒左派團體,1948年5月4日,新加坡華人爭取中國和平與民主同盟、中華民主同盟支會、華人職工會與新民主青年團等,在船員俱樂部召開華團大會,有119個社團超逾500名代表與席,指責當時的當政者背叛孫中山的三民 主義,並宣稱總統選舉是非法的。

兩派間的不妥協和無止息的鬥爭,引起了英國政府的關注,不允許兩派過於明顯地在馬來亞展開政治活動,英殖民地政府的態度先是偏向國民黨,因此造成與左派團 體關係惡化,以至於中國民主同盟馬來亞的支會,也在1949年5月被禁止,直到中共於1949年10月1日正式取得中國的政權後的翌年,英國加以承認,局 面因而轉向對國民黨不利。(10)

可以這麼說,直到1948年杪前,馬來亞親國民黨份子在政治鬥爭中仍佔上風,一些主要團體如中華總商會、華人大會堂及大部份會館多忠於國民政府,大多數華文報也有此傾向,但是1949年開始,國民政府在馬來亞所獲得的支持越來越少,甚至一些國民黨人轉向支持中共。

綜觀上述,馬來亞的華人,尤其是上層階級及勞動階級,都有明顯的不同政治傾向,他們大部份的時候是關注中國政治的演變,雖然對本地的政治也有所關心,還是朝向中國政局為多,這是因為富時的華人政治意識,多以中國作為其關注的對象。

(06) 專業人士組民主黨
現在讓我們回頭看,戰後當地華人的政治動態。英國當局重新統治馬來亞後,即解散抗日武裝部隊,以防後患(11),隨著英政府對職工會進行嚴密管制,雙方的關係日呈緊張。(12)

“1948年6月,馬共發動武裝叛變,馬來亞因此宣佈進入緊急狀態”(13),緊急法令是7月15日生效,直到7月23日,馬共及其附屬團體被宣佈為非法組織。(14)

另一方面,戰後初期的馬來亞人民,不論力量多寡,都可以組成一個政治團體,展開政治鬥爭。馬來民族主義份子的醒覺和巫統力量的加強是其中一個發展。

那些具有左傾思想的專業人士或半專業人士,組成了非共的左派政黨,這些人以非馬來人佔多數,他們包括律師、醫生及教師和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而 明顯的,他們之中多數是受英文教育者,包括了華人、印度人及歐亞混籍人。

這個政黨命名為馬來亞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UNION)簡稱MUD,黨主席是菲立何亞琳(PHILIP HOALIM),最活躍和具有代表性人物是歐亞混籍律師約翰伊伯(JOHN EBER),他在日治時期曾被拘留過,戰後積極活動,公開抨擊英國施政,,以致英國當局對這個政黨存有質疑態度,但仍然允許公務員參加。

由於英校教師參加者眾,遂曾主張實施統一的教育制度。在小學階段,使用母語教育,而到了中學階段,全部使用英語作為教學媒介,但馬來文定必修科,這種建議是擬使馬來亞的教育走向西方化。

馬來亞民主同盟於1945年12月提出的政綱包括:
(一)成立一個自治的馬來亞政府,參加英聯邦。
(二)立法議員全部民選。
(三)凡滿21歲的馬來亞公民,不論種族、性別、宗教或財富,皆可參加投票。
(四)個人言論出版及集會獲得完全的自由。
(五)基本的,中學的及技術教育的革新。
(六)推行社會安全計劃,包括醫藥免費。
(七)改善人民的生活。
(八)馬來亞人民的就業機會均等,消除任何的膚色限制。

馬來亞民主同盟的成立是從英國工黨,尤其是從工黨左派份子中吸取政治靈感的。當時英工黨在英國當政,使到馬來亞的英殖民政府很感為難。

民主黨模仿英國工黨的政策,要求平等權利及允許職工會積極參加政治。它看來已視本身是馬來亞的未來(工黨)。雖然馬來亞民主同盟明顯的不是一個共黨組織,但它的左派姿態成為共黨“統一陣線”滲透的目標。(15)

(07) 民主同盟失敗因素
馬來亞民主同盟為證明它並不是一個種族性政黨,邀請各政治集團於12月7日在新加坡的總部舉行會議,以便對馬來亞的未來憲法作出聯合建議,有11個單位出席參加。

他們成立了泛馬聯合行動理事會(ALL-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AMCJA)。三個急進的馬來民族主義團體起先加入這個組織,不久之後卻退出,另組陣線以反對巫統所支持的馬來亞聯合邦協定。(1946年英國提出馬來 亞同盟草案,被巫統大力反對,後來英國與巫統和各州蘇丹談商結果,同意以馬來亞聯 合邦協定取代之),這樣一來,泛馬聯合行動理事會便成為非馬來人的政治團體。(16)

馬來亞民主同盟的失敗,是有幾個因素造成的:
(一)英國不承認它是代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的唯一政黨,也不同意把新加坡,包括在馬來亞聯合邦協定內,而是堅持與巫統及各州蘇丹談商,到近尾聲 時,同意成立工作委員會來聆聽非馬來人社會的意見,泛馬聯合行動理事會的抗議被忽視,乃杯葛提供意見,轉而自行草擬一份憲法,建議即刻給馬來亞(包括新加 坡)獨立的地位。

公民權應自動發給那些在馬來亞出世,或其父親已是馬來亞公民的婦女。那些在10年內,有8年是居住在馬來亞者而年滿18歲可以成為歸化公民,但此舉不被英國重視和接受。

(二)雖然在反對馬來亞聯合邦協定上,這個理事會是一致的,但不同思想意識的集團卻相互矛盾而導致分裂。例如對於所得稅法令,馬來亞民主同盟支持,但中華總商會表示強烈的反對。

(三)1948年,馬共突然發動叛亂,馬來亞民主同盟的西方化左派人士不能適應,對暴力感到厭惡。

這樣一來,泛馬聯合行動理事會已不能發生作用,加上較早時急進的馬來民族主義份子的退出和巫統的不認同,它已經不能再聲稱是代表全島各族人民的政黨了。到了1948年6月25日,馬來亞民主同盟黨基於“公民權利被剝奪及混亂的政治情 勢”為理由,宣佈它不能再有任何作用。

以馬來亞民主同盟黨作為核心的泛馬聯合行動理事會的失敗,標誌著華人政治上的分歧,雖然有一度馬六甲的中華總商會會長敦陳禎祿(17)及各州中華總商會加入理事會的努力,曾於1947年10月20日號召罷市一天,以抗議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的提出。

但不久之後,敦陳禎祿轉向另一力面發展,導致馬華公會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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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01) 王賡武著《政治華人對現代東南亞的作用》,收集在《泛論東南亞》叢書內
(02) 同上
(03) Se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3, July Sep. 1970
(04) See P.18 "Ethnic Polittics ln Malaysia" By R.K.Vasil, Radiant Publishers 1980
(05) See P.18 "Ethnic Politics ln Malaysia" By R.K.Vasil, Radiant Publishers 1980
(06) See "The Response Of The Malayan Chinese To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In China (1945-1949) By Chui Kwei-Chiang /崔貴強碩士(南洋大學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1977年10月出版)
(07) 與(06)相同
(08) See "The Response Of The Malayan Chinese To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In China(1945-1949)By Chui Kwei-Chiang 崔貴強 碩士(南洋大學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1977年10月出版)
(09) See "The Response of The Malayan Chinese To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In China (1945-1949)" By Chui Kwei-Chiang P.21
(10) See "The Response Of Malayan Chinese To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In China(1945-1949) By Chui Kwei- Chiang
(11) See "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 Means/P.71
(12) 與(11)相同
(13) 《李光耀──新加坡的鬥爭》亞歷克斯.佐西著,吳俊剛譯
(14) 與(11)相同/P.78
(15) See "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Means/P.83
(16) See "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Means P.88
(17) 敦陳禎祿是馬華公會的主要發起人,出任首屆會長,他是敦陳修信的父親

第二章:一九四八年後的新方向

(01) 1948年後的新方向
在談及馬華公會之前,有必要闡述戰後,不同於馬來亞民主同盟的政治思潮的華人組織,因為這些組織較馬華公會有更早的歷史,它們是屬於反共或非共約華人政團。例如國民黨組織,中華總商會,海峽華人公會(峇峇團體)。

(一)國民黨
雖然,國民黨於1925年被馬來亞殖民政府宣佈為非法的政團,但它們仍在三、四十年代十分活躍,直到日本南侵後,它們扮演的角色受到局限和忽視,但是日本投降又促使國民黨和親共團體爭奪勢力範圍。

國民黨不但在中國和中共勢不兩立,同時在馬來亞也與親共團體相互對峙。一般而言,國民黨在上層社會方面保有其勢力,尤其是在中華總商會及其他鄉團組織中,因而與左派團體格格不入。

儘管1949年5月後,英殖民政府決定制止“外國政黨”活動,第二度宣佈國民黨為非法團體,但它的影響力和影子並未因此而消失。一些國民黨份子後來加入馬華公會即為一例,但這批人士旋後又與當地出生的馬華黨員發生矛盾和鬥爭。

(二)各州中華總商會
馬來亞各州的中華總商會在廿世紀初期先後成立。戰前,商會領導人相等於華人社會的代言人,在戰後,他們也介入政治活動。

對中國的是以支持國民黨佔大多數;對馬來亞,則是重視維護經濟利益和華人文化及教育,以致許多華校的董事都是商界知名人士,包括中華總商會的董事在內,這種雙重角色的扮演也激發了一些人直接走進政壇。

敦李孝式於1974年推動成立馬華商聯會,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屬於保守思潮的華人統一政治機構,而敦李孝式本身曾是國民黨軍官。

同時,馬六甲中華總商會會長敦陳禎祿也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在1948年緊急狀態實施時,以保護華人權益的姿態出現,結果導致領導馬華公會的成立。

在馬華公會成立後,中華總商會在政治上扮演代表華人的角色,便讓位給馬華公會了。

(三)海峽華人公會
雖然海峽華人公會是屬於另一種的政治團體,但領導人也包括了中華總商會的領袖,如敦陳禎祿。

海峽殖民地華人公會最先於1900年在新加坡成立,創辦人是宋旺相(律師),第一任會長是林文慶博士。他們兩人是英女皇獎學金的得獎人。

不久之後,馬六甲也成立海峽華人公會,20年後檳城才成立海峽華人公會,但是由於土生華人與移民華人發生歧見,一度僵持不下。(18)

檳城、新加坡及馬六甲是英國最先直接統治的三個地方,在1824年組成海峽殖民地。由於華人最早移入這些地區,且集中在這三個城市,因此在19世紀時,已有了相當數量的土生華人,尤其是馬六甲土生華人,更形成一個自我的社區。

土生華人(又稱峇峇)對於英國的忠心,是很早便培養起來。

“大部份是屬於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土生華人,所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雖然他們並未放棄或否定華人的特性,但思想和行為表現上更為洋化。這一群人在海峽殖民地有相當大的比例,他們或則從商或則成為專業人士。”(19)

一般而言,海峽土生華人缺乏與中國發生聯繫,他們與華僑的生活有些區別,對於血緣性及地緣性的團體不很興趣,雖介入了政治活動,卻與英國當局有直接的聯繫。

峇峇的家庭,以福建話摻雜馬來語成為日常用語,在保留某些華人傳統的面貌下,他們又以受英文教育為主,因此形成峇峇與南來的華人,在思想和生活習俗上有了距離。

根據檳城華人公會會長辜承福指出,海峽華人公會成立的宗旨和目的,是爭取他們作為英籍民的權益,以便在政府機關及公共團體中有代表,例如海峽殖民地議會、市政局、華人諮詢委員會和醫院委員會等。

由於土生華人的努力,英殖民地當局對峇峇極為重視,提供在政府部門中的高職。例如柯孟淇、楊元續、林清淵及邱善佑等。

其實,國民黨份子,中華總商會領袖及海峽華人公會,在戰前及戰後是有相互關連的,而且領導層有者是相互交疊的。

明顯的例子,是曾是國民黨軍官的敦李孝式,亦是馬華商聯會的發起人,後來又加入馬華公會,且一度成為財政部長。

又如連裕祥,曾是海峽華人公會的領袖,曾任檳城中華總商會會長,也是馬華公會的領袖之一。
邱善佑及辜承福,在華人公會及中華總商會俱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前者是檳城大富豪,後者是辜禮歡(第一任檳城華人甲必丹的第六代後裔)。

陳禎祿的身份更具典型,他是馬六甲華人公會會長,馬六甲中華總商會會長,又是馬華公會的發起人兼首任會長。

從這樣看來,戰後的華人,尤其是1948年宣佈緊急狀態後,反共的組織在華人社會方面佔了上風,這是由於英國政府對這些組織較為放心,也個別重視一些領導人的代表性。

(02) 英校生熱衷搞政治
1948年之後,湧現各種華人團體,他們有不同的政治思潮,之間也是有矛盾,國民黨人和土生華人,土生華人與中國移民之間不相調和的現象,促使華人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也有所分歧,儘管他們同屬於保守思潮的一派,但思潮上的差異,在日後更加進一步的暴露。

1948年的緊急狀態,確然給華人帶來諸多的限制和不便,甚至備受懷疑,以致華人在這種政治情況下,孕育了對某種團體的信念,但基本上,華人政治的思潮還是不能一致的,左右派的鬥爭並未停息。

中國政局的演變也在一定程度上對華人社會有所沖擊。不過,由於客觀條件對保守派人士,特別是受英文教育者有利,他們的活動也就更加頻仍。而在政治上逐漸的形成一個集團,嘗試帶動華人的政治思潮走著同一個方向。

陳修信說:“當時(指1948年)的殖民地政府,採取一項盲目的排華政策,將大多數華人看成是共產黨人或者是共黨潛伏份子。一方面,許多無辜的華人在極為脆弱的證據下被逮捕入獄。

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華人被逐出國,而我們敢肯定的說,這些人之中大部份是無辜的。(20)

顯然,英國並不反對這批保守思想的華人起來領導華人,以抵消馬共的影響力,因而積極支持有一個能和英國對話,但又不是有反英政治意識的組織。當時的英國欽差大臣亨利葛尼爵士就有這種想法和願望。

曾是馬六甲華人公會會長,又是馬六甲中華總商會會長的敦陳禎祿,被認為是一個適當的人選,以領導華人填補“緊急狀態”時的“真空”。而馬華公會便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03) 成立馬華保護利益
馬華公會於1949年2月17日正式在吉隆坡成立,發起人兼首任會長敦陳禎祿說:“1949年2月馬華公會成立,其近因主要就是因為馬來亞的忠誠華人,在緊急狀態下受到苦難。緊急狀態不但危及許多華人的性命,威脅華人的切身利益,而且還使人懷疑我們對本邦的傳統忠誠感,雖然我們之中已有許多人以馬來亞為永久家鄉”。

除了陳禎祿外,馬華公會的起發人也包括當時的官委華人立法議員。他們是余有錦,李孝式,邱德懿,杜榮和,杜觀發,李煥文,梁長齡,廖光漢,陳修信,胡家濂,梁宇皋,林開成,李長景,楊旭齡,溫林鳴鳳,伍瑞琴等十六人。

首任委員會名單如下: 會長陳禎祿,義務總秘書楊旭齡,財政邱德懿,立法小組委會主席林開成,政治青年婦女小組委員會主席李孝式,宣傳小組委員會主席陳修信,社交慈善及文化小組委員會主席梁長齡,財政經濟小組委員會主席邱德懿,勞工小組委員會主席李煥文。馬六甲、其他九州和檳城分會主席,為當然副主席。

從上述的名單看來,“馬華公會的領導層並未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陳禎祿,梁宇皋,楊旭齡,李孝式,邱德懿及其他人俱是有地位商人或與大生意有關係的專業人士。大多數是受英文教育者,並未與華人社會的基層有重大的聯繫。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與英國當局有密切的聯繫,必須注意的是,馬華公會不像巫統,不是專門成立來保護和促進華社的利益,但卻是它的重要宗旨之一。

正如所預期的,特別是英國希望它湧現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以和佔多數華人的馬共抗衡,並協助華人遠離共黨。馬華公會的一些領袖是與國民黨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中共於1949年在中國的成功,也迫使他們尋求一個團體保障他們的權益和在馬來亞的地位。

作為一個代表移民的華人團體,馬華公會在其目標中,包括達致一個種族和諧與諒解的社會。

陳禎祿提出馬華公會的兩個基本目標,是團結所有階層的華人及促進種族問的親善,和諧與合作,特別是在華巫之間。”(21)

固然不可否認的,馬華成立之初,曾協助華人努力排除困難,尤其是住在新村的華人,並取得英國對華人之態度有多少的改變。尤其是在中共取得中國政權後,英國的政策是一方面在外交上承認中共,另一方面欲對華人抱著懷疑的態度,致使華人在緊急狀態下備受困擾。

陳禎祿說:“馬華公會各華人的真誠努力,已使人不再懷疑當地極大部份華人對馬來亞的忠誠,使華人與政府之間有互相密切的合作,以求協助緊急狀態早日結束。”

不過,馬華公會引起廣泛華人興趣和熱衷是在1949年10月開設福利彩票後,彩票收入用來援助新村華人。通過這個計劃,馬華公會不但在經濟上協助極需援助的華人,同時也大量增加黨員,勢力伸入華人各階層中。(22)

馬華公會的彩票於1950年2月26日開始,1953年6月21日結束,前後共發行18期。每張彩票黨徵抽四巴仙,計算一年收入100萬馬幣。

彩票之停止是由於英政府規定政治團體不能發行彩票。這一轉變,致使馬華公會從一個半政治半福利的團體,形成一個全面性的政黨。

必須指出的是,當馬華公會成立時,馬來亞聯合邦協定已生效。因此馬華公會對這份協定沒有多大的爭議,不過也盡力爭取華人成為公民的地位。

根據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的內容,非馬來人以馬來亞為其真正家鄉和具有效忠的精神,將可成為馬來亞的公民。1950年的紀錄顯示,在227萬5000名聯合邦公民中,非馬來人佔了73萬名。(23)
四年之內,公民權的申請規則有所放寬,因此到了1953年6月30日,在413萬9000名的歸化公民中,其中馬來人佔了272萬7000名,華人佔115萬7000名,而印度人及其他種族佔25萬5000人。(24)

從這樣看來,馬來亞聯合邦協定除了規定馬來人的特權地位以保護馬來人外,也推動了一項新概念:馬來亞屬於那些有貢獻和效忠的人民。

這份協定在一定的性質上,將馬來人和華人納入英國的願望中,給人民局部的參政權,並允許非共的政黨成立,用以排斥馬共的影響力。

不過,這也進一步的激發了民族主義的思潮,在諸多政黨的壓力和要求下,迫使英國意識到馬來亞的獨立是不可避免的事,而英國有了緊急狀態的經驗後,也減少反對一個屬於多元種族的獨立馬來亞的概念。

馬華公會就公民權的問題,援引首任會長陳禎祿的言論,以表示馬華對公民權大力爭取。同時馬華也在1957年獨立談判中促使巫統放寬公民權的限度。由1957年11月發動的申請公民權運動,短短一年內,為100萬非巫人取得公民權,其中八十巴仙是華人。(25)

至為明顯的,馬華公會從一開始即成為受英國政府承認的一個代表華人團體,而這個政治組織在初時是屬於溫和的政黨,除了照顧新村的華人,爭取公民權外,在政治目標上,尚未有提出明確的態度。

這是由於華人一般上,沒有感覺到迫切需要通過政治權力來保障利益;同時領導馬華公會的人,也“集中在保護和促使華人的經濟及商業權利”。因此,在政治道途上,一度徬徨在巫統和馬來亞獨立黨之間。

(04) 拿督翁惹化與巫統
在進一步闡述這個事件前,有需要簡單地概述,巫統和馬來亞獨立黨之間的關係。

巫統成立的背景,是為了反對英國提出的馬來亞同盟,1946年3月4日,41個馬來團體在吉隆坡召開馬來人大會,同意成立一個團結的組織,命名為全國馬來人統一機構(UMNO),簡稱巫統。
大會一致反對馬來亞同盟,並要求英政府恢復和保持原狀。同年5月11日的正式成立大會上,拿督翁當選主席。

拿督翁出身貴族,父親拿督惹化曾是柔佛州務大臣,而他本身和兩名兄長也曾擔任過柔佛州務大臣。由於他在馬來社會中的聲望,而被推舉成為馬來人領袖。

馬來亞同盟的被放棄及對馬來人地位有保障的馬來亞聯合邦協定被實施,乃得力於拿督翁的領導。

爭取成功後,拿督翁開始走他的第二步棋,他要將其他種族也容納進巫統中,以達成種族的團結。在1948年12月31日,拿督翁在新山住家召集21名各民族領袖,決定成立“各民族聯絡委員會”,委員包括陳禎祿在內。

馬來輿論和馬來社會不能接受拿督翁的開放政策,但拿督翁認為他所作的是正確 的。在當時他認為馬來人組成正統,華人組成馬華公會,勢將造成雙方有所距離,而不能融成一體。

因此,他提出了巫統開放門戶的建議,以爭取一個獨立的馬來亞。在他的強大影響力及聲望底下,巫統原則上接受此建議。

1950年6月舉行的巫統緊急大會上,拿督翁備受攻擊。當時的新加坡馬來同盟的主席薩頓(前檳川元首)領導反對拿督翁。

拿督翁一氣之下,宣佈辭職。但由於一時沒人能填補其真空,巫統又極力拉回拿督翁。在凱旋式的回黨後,拿督翁繼續主張他的思想,以把巫統變成一個全國性的政黨;甚至提出更改黨名為全國馬來亞人民統一機構(UNITED MALAYAN NATIONAL ORGANISATION)。

他說,如果此議未能接受,將退出巫統另起爐灶,成立馬來亞獨立黨(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簡稱IMP。

接著馬來社會掀起一片反對浪潮,顯然是不能夠接受拿督翁的政策。1951年8月21日拿督翁提出辭呈,東姑阿都拉曼被選為主席,遞補空缺。

離開巫統後,拿督翁自創馬來亞獨立黨。儘管拿督翁希望巫統有朝一日能接納他的論點,重新合作;但東姑卻走著不同的道路,領導巫統與獨立馬來亞黨打對台戲。

馬華公會在當時的情況下,處於為難與微妙的處境。它要支持拿督翁抑或巫統?以陳禎祿的態度,他是支持拿督翁成立一個不分種族的政黨。

從這邊也看出馬華公會在初時,並不把自己當成一個濃厚政治意識的種族政黨,而是希望能夠協助製造一個不分種族的社會,甚至準備加入馬來亞獨立黨。

1951年9月16日,拿督翁在吉隆坡宣佈成立馬來亞獨立黨。為顯示他的非種族色彩,陳禎祿被邀請主持大會,同時馬華公會秘書楊旭齡及財政邱德懿亦被選為中委。

陳禎祿在會上,促請馬華黨員及華人全力支持馬來亞獨立黨。印度國大黨宣誓支持拿督翁的政策。此外在檳城成立的急進黨(林蒼祐醫生是其中的一名領袖)及雪蘭莪勞工黨亦表明支持拿督翁。

值得一提的是,拿督翁在當時仍然是馬來社會最大影響力的領袖。雖然他已經離開巫統,但在英政府內當高級官員,立法議員及州務大臣的馬來政治人物,多數傾向支持他,以致他在政府中佔了優勢。

以拿督翁當時的想法,他是要建立一個以馬來人為中心而容納各族人民的政黨,乃至領導這個黨爭取獨立,組織中央政府,因而提出了非種族性的政鋼。

而以東姑為首的巫統,則準備在維護巫統的形象和馬來人的利益情況下,與其他種族的政黨達成合作;馬華公會及印度國大黨是他要爭取的對象。

開始時,拿督翁幾佔上風。他認為他所作的都是正確的;拒絕承認種族情緒和效忠問題,仍然盤據在人民心中,而需要更大的努力加以消除,不單是有良好的意圖而且也提出非種族口號。(26)

由於客觀的事實並非如此,於1952年2月舉行的吉隆坡市議會選舉,結果證明拿督翁的理想失敗。

導致馬來亞獨立黨失敗的遠近原因,是有必須加以闡述的,因為這個事件終於改變了馬來亞的政治面貌,而形成我國今日存在種族性政黨的局面。

(05) 翁陳政見戰後特徵
拿督翁與陳禎祿的攜手合作,可以說得上是啟開了非種族政黨的風氣;但兩黨之間的政見不是全然一致的。

“雖然陳禎祿可以支持一個非種族性政黨,但如果這個政黨是給拿督翁不容置 疑的在馬來亞至高政治地位的話,他將不會熱心地支持。事實上,拿督翁及陳禎祿的政治和個人之問的政見,已成為戰後10年內的馬來亞政治的一個主要特徵。”(27)

其實,拿督翁與陳禎祿的交惡,是在市議會競選後才顯現出來的。在這之前,他們的合作看來是相當愉快。

不過,馬華公會內早期的成員,並不全服膺於黨領袖的行動,尤其是當時地方勢力比中央委員會的力量還要大;馬華中央是不能過於干預各州的事務。例如馬華公會雪蘭莪州分會在李孝式的控制下就是一個例子。

李孝式未加入馬來亞獨立黨,也漠視黨領袖與拿督翁的合作。據悉,李孝式與拿督翁的關係陷入低潮,是由於馬來亞獨立黨成立之前,拿督翁並不徵詢其意見,而且在成立那天也未受到邀請,但他卻不請自來,因而受到冷落,未被邀坐在台前。

以他作為一名礦商和當地華社領袖的地位,受到如此招待,嚴重地傷害了他的自尊心,乃在心中萌起對抗的思想。

不久之後,他便與吉隆坡巫統競選小組主席耶哈耶(YAHAYA BIN DATO ABDUL RAHMAN),也是一名小礦商拉上關係,決定參加1952年2月的吉隆坡市議會選舉,李孝式在競選基金方面提供支持,兩人之間的合作乃是馬華和巫統合作之濫觴。

但當時馬華中央和巫統中央對此毫不知情。陳禎祿還是傾向馬來亞獨立黨,而吉隆坡巫統主席拿汀布爹瑪利亞(拿督再那阿布汀之妻,再那是巫統首任秘書長,與拿督翁至為接近)對此深表不滿,憤而辭職,耶哈耶順理成章成為巫統吉隆坡區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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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8) See "Looking lnto The Past" BY Datuk Koh Sin Hock 刊於檳城華人公會六十週年鑽禧紀念特刊
(19) See "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Means P.105
(20) 參見敦陳修信在馬華公會20週年紀念特刊獻詞
(21) see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By R.K.Vasil/Radiant Publishers 1980
(22) 馬華公會規定18歲以上的華人可以成為黨員。非華人可以成為附屬黨員,但沒有投票權。因此馬華公會招收的俱是華人。截至1949年底,馬華公會聲稱黨員有10萬名,到了 1951年12月,增至18萬8000名,1953年6月再增至22萬名,1955年1月,又增加到25萬名。
(23) 馬來亞聯合邦1950年年鑑第14頁。
(24) "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By Prof. K.J.Ratnam/P.92
(25) 參閱《馬華公會建黨史話》,刊於1969年馬華公會20週年紀念特刊。
(26) 與(21)相同
(27) see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By R.K.Vasil/Radiant Publishers 1980/P.83

27.5.04

第三章:馬華與巫統的合作

(01) 馬華與巫統的合作
李孝式和耶哈耶決定角逐市議會選舉,以與馬來亞獨立黨抗衡。這是李孝式報復的機會,選舉結果在12席中,馬華贏得6席,巫統3席,馬來亞獨立黨只取得2席,這對拿督翁是致命的打擊,也決定了他日後在政壇的不得意的命運。

拿督翁以非種族口號展開運動:投非種族主義及進步一票;支持馬來亞獨立黨。而馬華巫統的合作,則分別要求各自的種族支持。

《海峽時報》當時的社論認為,選舉的結果顯示這是“種族票”。(28)

1952年的吉隆坡市議會選舉前,喬治市先於1951年12月舉行馬來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選舉,為日後的選舉制度奠下基礎,三個政黨參加角逐,巫統,急進黨及勞工黨。

結果在9個席位中,標榜非種族性的,傾向支持馬來亞獨立黨的急進黨取得勝利,佔了6席。但於1952年12月的另一次選舉中,急進黨衰退,也顯示著馬來亞獨立黨勢力的式微,結果導致急進黨結束政治壽命。

雖然喬治市最早舉行選舉,但決定馬來亞政治局面的卻是1952年2月舉行的吉隆坡市選舉。它產生了二個重大的意義:
(一)為馬來亞獨立黨的壽命,敲了喪鐘。
(二)導致巫統和馬華,進一步展開全國合作。

由於這樣,馬華領袖們重新評估他們與拿督翁的合作,在這之前他們對拿督翁的非種族性理想寄以厚望,但在看到選民的情緒表現後,又有第二種想法,轉而與巫統密切合作,此舉正符合了巫統主席東姑阿都拉曼的心願。

馬華公會的轉變,致使馬來亞獨立黨頓然失去力量,一方面得不到華人支持,另一方面又未能廣泛獲得馬來人擁護,使到拿督翁難以繼續發揮作用。

雖然如此,拿督翁領導下的馬來亞獨立黨,仍在議會和政府中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為諸多議員,州務大臣和高級公務員都是支持馬來亞獨立黨,憑著獨立黨的 地位,儘管在市選舉中受挫,拿督翁又改變了他的政治策略,因為不滿馬華的走向與巫統合作,及為了阻止這種合作獲得成功,拿督翁提出的政治口號,不 再是非種族性,而是提醒馬來人注意他們的地位受損害的危險。

一系列的鬥爭,便在馬來亞獨立黨與巫統─馬華之間展開。

拿督翁運用在政府中的勢力,他當時是殖民政府的內政部長,給成長中的巫統及馬華的合作帶來諸多問題,例如曾建議禁止種族性政黨,要求禁止政黨主持福利彩票,結果馬華公會的彩票被政府禁止。

馬華公會被指與國民黨有聯繫,企圖將馬來亞歸為中國的第20個省,巫統亦被指責為政治利益而出賣國家給華人。

馬來亞獨立黨為阻止巫統馬華合作而使用的政治策略,產生了反效果,激起了馬華公會加速與巫統合作,接著華人社會也對馬來亞獨立黨疏遠,不再像較早前的猶豫不決了。

(02) 從獨立黨到國家黨
巫統與馬華合作,在獨立黨的策略下,馬華公會被指與國民黨有聯繫,企圖將馬來亞歸為中國的第20個省,巫統亦被指責為政治利益而出賣國家給華人。

這樣一來,巫統─馬華面臨更大的挑戰。一邊是來自馬來亞獨立黨,另一邊來自急進的馬來人政團,加上各州州務大臣和高級民事僱員的傾向獨立黨,致使巫統─馬華在困難中鬥爭。

政局造成出現三個抗衡的局面:傾向獨立黨的霹靂州務大臣拿督彭利馬(被巫統開除的霹靂州領袖)領導主催全國大會(NATIONAL CONFERERENCE)。

巫統和馬華則籌備召開全國會議(MATIONAL CONVENTlON),採取步驟要求英國儘早舉行全國選舉,以打破當時議會受獨立黨左右的局面,且進一步爭取獨立的實現。

印度國大黨原本是與獨立黨在一起的,因不滿其教育政策,及後來在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分析下,要他們選擇馬來亞為他們的國家,乃加入巫統─馬華的努力。

因此,在1954年後國大黨加入了巫統─馬華的合作,增強三個民族合作的基礎。

另一個是由激進馬來團體主催的泛馬來亞國民大會(ALL MALAYA NATIONAL CONGRESS),建議成立一個馬來人的國民陣線,並在會上攻擊馬華公會和巫統的合作。
形勢的發展逐漸對巫統和馬華有利,馬來亞獨立黨越形孤立。拿督翁於是在1953年宣佈解散馬來亞獨立黨,而在1954年2月另立國家黨(PARTY NEGARA),所有參加全國大會的代表俱支持新黨的成立,除了印度國大黨外。

國家黨代表了一群“有權勢的,保守的和受英文教育的馬來亞人,跟隨著英國的步伐,擁有大批高級政府公務員,在議會中佔了強有力地位。”

雖然如此,它卻不能在基層建立勢力。(29)

這個時候,國家黨也承認種族情緒的重要,轉向爭取馬來人,不再倚重華人及印度人,但似乎已經太遲了。

馬來社會寧可支持巫統,而對立場不定的國家黨有所遲疑,華人社會則轉向支持馬華公會及有華人在內的非種族性的小政黨,印度人也不再對國家黨有任何寄望。

尤有進者,急進的馬來政團也不公開支持國家黨,尤其是知名的巴哈魯丁醫生(早期是左派領袖,一度是人民黨領袖,後來加入回教黨成為黨主席,直到1969年逝世。)也起而反對。

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巫統、馬華及國大黨的合作成熟,為應付將到來的第一次大選(1955年),巫統和馬華及國大黨於1954年11月13日,將組織擴大為聯盟全國理事會,正式以“聯盟”的姿態立足於政壇。理事會華巫各佔16名,印人佔6名。(30)

聯盟和國家黨的鬥爭,是獨立黨延續下來的,它也是拿督翁政治生涯中的另一個轉捩點。當然最大的考驗,將決定於1955年的局部全國大選。

在轉入這個階段之前,瞭解一下當時的背景是有其意義的。

(03) 英國委任三族入閣
英殖民地政府於1948年實施聯合邦協定後,便按照這份協定組織國會形式的立法讓會,但非民選,而是委任。

1951年3月13日在英國委任下,華巫印人士加入了內閣組織。議會主席由欽差大臣擔任,掌握實權。內政部長為拿督翁、衛生部長李長景醫生、教育部長拿督多拉星甘等、李孝式也受邀加入行政議員。

翌年又多5名行政議員,包括東姑阿都拉曼,梁宇皋。1954年,英國再重新調整和委任內閣及行政議員和立法委員,是為選舉前最後一次非民選的議會結構,拿督翁仍任內政部長、李孝式任鐵道及海港部長、依斯邁醫生任天然資源部長、行政議員東姑阿都拉曼及楊旭齡。

華巫議員中包括梁長齡、溫林鳴鳳、陳修信、胡家濂、梁宇皋、葉松鋼、辜承福、連裕祥、蘇比、翁毓麟、薩頓等。

議員中有各黨代表和各業代表,包括泛馬勞工黨,但以馬來亞國家黨議員佔多數。

由於上層的形勢對拿督翁有利,聯盟要求較為公平的選舉並不能順利通過,例如國家黨提出的不准在投票日使用汽車獲得通過,聯盟大表不滿。

觀看形式,身為內長的拿督翁應佔上風,可是人民的看法不同,他們把力量支持在聯盟這一邊,判定了國家黨屈居反對黨的地位,而在後來走向消失。由此可見當時的一般思潮是以種族作為基礎而投票給候選人,華人則把票投給馬華公會。

第一次大選是1955年舉行,6月15日是提名日,7月23日是投票日,總共選出52名立法議員,另外46名是委任的,但執政黨可委任其中的5名,以成為立法議會中的多數席黨。

52個議席的角逐,也在聯盟黨內引起爭執。當時合格的選民祇有128萬850人,佔人口約20巴仙。其中馬來選民107萬7562名,佔84.3巴仙。華人14萬2946名,佔11.3巴仙,其他種族6萬346名,佔4.6巴仙。

巫統內有人要求90巴仙的候選人歸巫統,華印候選人不超過10巴仙,東姑反對這個建議,在1955年6月的黨大會上,與另一派攤牌,恫言辭職,結果贏得巫統的信任票,席位分配如下:巫統35席,馬華15席及國大黨2席,後兩者欣然接受這種安排。

“但重要的一點是,馬華及國大黨獲得較多席位的分配,不是通過本身的努力和影響,而是歸於東姑的慷慨。”(31)

席位分配的妥協和對聯盟競選宣言的折衷,保住了聯盟的合作,但同時也使到原有的局面有了轉變,巫統已成為聯盟的主要力量,具有決定性的發言權。

馬來社會中,包括巫統內部對東姑的慷慨深表不滿,導致獨立人士的出現。相同的,華人社會,尤其是鄉會對馬華的讓步也不滿,且要求實施多種語文制度。

巫統拒絕這個要求,陳禎祿為顧全大局,“忍痛”勸講華人社團不要向英女皇作這項請願。(32)

(04) 聯盟勝利東姑組閣
1955年7月27日投票的結果,聯盟在角逐的52席中,囊括51席,只1席由回教黨奪得。

聯盟的勁敵,國家黨參加30席的角逐,全軍覆沒,甚至連其黨魁拿督翁在其家鄉新山遭到失敗。當時勢力相當弱的勞工黨,派出4名候選人皆敗北,人民進步黨參加2席也無所獲。

當選的15名華人議員中,包括陳修信,梁宇皋,朱運興,翁毓麟等。

另外32名被委任的議員中,包括檳城的林蒼祐醫生、梁長齡(代表馬華商聯會)、李孝式、楊世謀及符茲美等。再加上5名由欽差大臣委任,總數是98名,其中馬來人佔50名、華人25名,印人7名。

聯盟除中選51席外,加上19名委任議員是聯盟黨員,實際上已在議會中佔有70席。

聯盟的勝利,標誌著已掌握馬來亞獨立鬥爭的主動權,國家黨再也不是主要發言人。巫統能夠擊敗國家黨,顯示了馬來人支持巫統來領導他們,儘管拿督翁有崇高的威望,劫不能順應潮流。

至於馬華公會,雖然華人社會對席位和語文問題存有異議,但仍無反馬華之意圖,再說當時也沒有另一個足以代表華人的政黨立足政壇。人民支持馬華公會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從戰後1945年到1955年的10年變化看來,華人的政治思潮已有了轉移,但並不是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政治上發揮作用。

從馬共於1948年被宣佈為非法組織後,華人的政治領導權便轉到馬華公會的身上。可是華人本身除了存有不同的思想和意識形態外,也對馬來亞的政治未具有濃厚的興趣,因此馬來亞華人的政治活動,僅局限於上層社會的華人和受西方教育的華人。

特別是留學英國的智識份子,比較得到英國人信任,他們被鼓勵在政治上活躍。

在當時的情況,英國人對華人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儘管中共於1949年奪得中國政權的翌年,即受到英國在外交上的承認,但作為馬來亞的統治者,英國卻把華人當成是親向左派的,以致在後來英國採取更為明顯的分化政策,將馬來人和華人分成兩個個別的社會,且漠視華社的意見。

馬華公會固然是受到英國支持相鼓勵而成立的,用以抗拒非法的馬共,實質上英國並不重視這個政黨的代表性,尤其是進行憲制談判時。

英國人對華人態度的改變,雖然與國際政治的變化有關,尤其是中共的勝利,帶來更多的顧忌,但也無可否認的,戰後以來直到1955年,華人社會中的思潮,仍無辦法擺脫與中國的聯系,分成親中共和親國民黨的派系。這可從輿論界中的言論窺見一斑。

甚至拿督翁也曾“指責馬華公會內的國民黨派,意圖將馬來亞變成中國的一省。”這當然沒有事實根據。

即使是在馬來亞獨立後,東姑阿都拉曼於1959年,因馬華內部對政府的教育政策引起爭論時也宣稱“國民黨有組織地滲透華人團體諸如馬華公會”(33)

馬華公會在當時有國民黨份子在內,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有地位的商人在早期與國民黨密切聯系,甚至是國民黨員也是眾所週知的事。

這些人大部份的是受英文教育的知識份子、頭家和在發行福利彩票後吸納的中下層階級。

總而言之,當時的馬華政治思潮,是代表著一群尋求安定生活而保障既得利益者,順帶成為華人利益的保障者,為英國政府所接受的合法代言人。

(05) 引導華人遠離馬共
馬華如前所述,成立的背景是為了取代已被列為非法的馬共,成為華人的保護者。

馬華的目標在於贏取華人的信心,使他們遠離馬共,並協助英國殖民政府早日解決馬其叛亂,從陳禎祿的私人文件記錄中顯示,他原本組織馬華公會,並不是基於反共的,而是聲稱保護華人利益。

不過,他致力於使他族相信不是全部華人都傾向共黨。因此主張華人領取公民權,以成為馬來亞的人民。

但陳禎祿於1949年4月在怡保一項集會演講時,被人拋擲手榴彈,結果五人受傷,包括陳氏在內。雖然行兇者潛逃,但陳氏及馬華懷疑馬共所為,自此事件後,陳禎祿對共黨有了仇視,他尚且於1951年6月29日,寫信給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 斯,攻擊共黨世界並促請美國領導克制共黨的活動。(34)

馬華的反共立場變得更為明顯,這和聯盟的政策及國家的政策取得一致。

另一方面,聯盟政府為了取得國家的和平,在與英國爭取獨立的過程中,也希望能使馬共放下武器,以消除威脅。“華玲會談”,便是當時的產物。

東姑阿都拉曼在其回憶錄中,闡述他與陳平會談的經過:“7年蒙受的痛苦(指緊急法令的實施)有一項行動尚未嘗試,我想為甚麼不面對面會談?一旦有了會談,我們便會知道我們站在那裡,直接的接觸是找尋這個問題的答案。”(35)

華玲會談於1955年12月28日及29日舉行,陳平率領馬共代表團,政府方面的代表團由聯合邦首席部長東姑阿都拉曼率領,團員包括新加坡首席部長馬紹爾及馬華公會會長陳禎祿。

東姑說:“我向陳平保證我將贏得獨立。作為第一個步驟,我將會獲得控制內部安全及本地的武裝部隊,而我同時也有權力特赦,因此我要他同意放下武器及離開森林。”

“我告訴他(陳平),我正要前往倫敦商談接管內部安全權力及全面管制緊急法令。如果達致獨立是馬共的共同目標,那麼他沒有其他選擇,唯有停止戰鬥。我給他考慮我的話,但翌日當會談繼續時,他斷然表示不會投降。換句話說,他不會接受赦免,因為形同投降。(36)

因此政府繼續與馬共作戰。到了1960年大致上安定了局面,才宣佈終止實施12年的緊急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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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8) see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By R.K.Vasil/ Radiant Publishers 1980/P.86
(29) see "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 Means/ P.158
(30) 參閱《星馬通鑑》
(31) see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By R.K.Vasil/ Radiant Publishers 1980/P.94
(32) see "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 Means/P.163
(33) see "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 Means/P.204
(34) See "Overseas Chinese ln china's Policy: A Case Study Of Malaysia"/By Dr. C. Y. Chang.
(35) See "Looking Back" By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Pustaka Antara, K.L.1977.P6﹒
(36) See "Looking Back" P7

26.5.04

第四章:馬華面對反對黨挑戰

(01) 華人政治分三個範疇
華玲會談從政治思想上來說:是政府決心要爭取人民的支持,尤其是華人,以使馬共不能發生作用。

這個局面的改變,也導致華人政治思潮發生了變化,從獨立前後的演變,我們可以窺見動向。

如果說馬華公會是代表一方面的政治立場,那麼,也有與馬華公會不同想法的思潮湧現。1955年的首次普選雖然確定了馬華的代表性,但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對於憲法的擬定,華人社會又分成派系的鬥爭了。這可以從1959年大選的成績看出來。

要進一步的探討華人的政治思潮的分化前,我們有必要先研究那些不加入馬華或不與馬華認同的華人的政治思想。

50年代之初,另外一股標榜著左派,但走溫和路線的黨誕生,馬來亞勞工黨及馬來亞人民黨是其中兩個較具代表性的組織。

如果說:戰後以來,華人在政治領域中劃分下列的範疇:(一)頭家階層,(二)受英文教育的中等階級及(三)受華文教育的中等階級及工人階級;那麼勞工黨的湧現在初期是厲於第二類的範疇,到後來包括第三類的範疇。

(02) 傾左派勞工黨成立
勞工黨是繼自由民主同盟(戰後到1948年緊急狀態時期,一個標榜非共左派政黨,後來自我解散)後,出現的一個較有代表性的、不強調種族的左派政黨。

初期,在不同地區個別成立,如檳城的勞工黨成立於1951年5月15日。領導人包括莫哈末穌比(曾任國家稻米局主席,前國會訪員及前駐巴基斯坦大使)、葉松綱,藍瑪納旦(曾任喬治市市長)。

這個政黨曾參加1951年12月的喬治市選舉,卻未有甚麼表現。數個月之後,在霹靂、馬六甲、雪蘭莪及森美蘭成立了勞工黨。屬費邊社書主義(FABIAN SOCIALISM)份子所組成,但1952年鬧分裂,其中一派另組人民進步黨,由SP及DR辛尼華沙甘兄弟(已故)領導。(37)

這些區城性的勞工黨力量有限,就於1952年6月26日在吉隆坡召開代表大會,同意成立組織鬆弛的泛馬來亞勞工黨,主席由莫哈末蘇比擔任。

雖然名為泛馬勞工黨,但仍以個人抬著社會主義招牌為主。這個黨的大多數領袖是政府公務員,與職工會有關係,他們傾向英國,而對種族主義提出嚴竣批評。

1954年6月,泛馬來亞勞工黨重新命名為馬來亞勞工黨,並修改章程招收直接黨員。其時,勞工黨內一批新進的受英文教育專業人士已經掌權,他們不隸屬政府公務員,成功地使這個黨更傾向社會主義色彩。

之前,泛馬勞工黨鬧分裂,因莫哈末蘇比拒絕追隨聯盟杯葛立法會議,以抗議不在1954年舉行選舉。因此,儘管泛馬勞工黨改名為馬來亞勞工黨,仍然無法結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其中一項因素是當時職工會領袖是國家黨的中央委員,他們認為國家黨,有足夠的力量與聯盟抗衡。

雖然勞工黨於1956年前召集一項會議,以聯合左派職工會組織馬來亞人民統一勞工陣線,但不成功,因勞工黨堅持要其他黨遵循它所提出的56點競選宣言。

勞工黨勢力的微弱可以從1955年的第一次競選中窺見,它只能派出四名候選人,結果全軍盡墨,由於這樣,勞工黨決定一年內不參加任何競選,集中建立群眾基礎。

當時的勞工黨,更加傾向左傾思想,在本質上也有了變化,尤其是1955年底開始招募更多受華文教育的勞動階級參加。這樣一來,勞工黨內的溫和派與激進派的鬥爭也就開始醞釀,到後期更公開決裂。

不過,在初期,彼此間的分歧並未顯著,而且表現出合作精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政黨並不鼓吹種族路線,希望通過思想來達成團結的基礎。但事實證明最後 是走不通的,理由之一是馬來人參加勞工黨非常有限;理由之二是,不是人人都瞭解社育主義的,而且勞工黨黨內的派系鬥爭也是極為公開的。

例如1955年較後時,雪州勞工黨反叛,另立中央,和以藍瑪納旦為主席的黨中央打對台戲。一年之後,這種分裂局面才解決。

藍瑪納旦繼續任勞工黨主席,在華人方面崛起成為有影響力的領袖是陳樸根。他當時是勞工黨的秘書長。

1955年勞工黨發表的宣言中,隻字不直接提出種族問題,給人一種印象是它的領袖認為,提出這些問題是危險的,而種族的歧異歸咎英國的分而治之的手段造成。

不過,1956年,這個政黨已採取行動關注了種族面對的問題。它要求承認華文 及淡米爾文為官方語文,且在後來執政喬治市議會,並嘗試推行四種語文政策。這也多少顯示出,勞工黨內的成員大多數是華人及印籍人。

(03) 馬來社會左傾政黨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也就是1955年的普選過後,馬來社會崛起一個左傾的政黨──人民黨(PARTY RAKYAT)。

領導人是馬來社會的早期民族主義左派領袖阿末布斯達曼(AHMAD BOESTAMAN)。他在監牢渡過7年的監禁生涯後,於1955年6月獲得釋放。

他召集了前醒覺青年(ANGKATAN PEMUDA INSAF)的人,11月成立人民黨。著名的馬來政治人物布哈魯丁醫生也是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但一年之後,他加入泛馬回教黨,成為這個政黨的主席。

布斯達曼雖然鼓吹非種族主義政策,但其黨局限於馬來社會,因此很自然地,這個黨在不久之後找到了,另一個具有共同思想但又需要馬來人合作的政黨──勞工黨。

毋容置疑的,早期的勞工黨領導人,是從英國工黨的組織吸取靈感,希望如同工黨的力量,足以崛起成為一股政治勢力。他們多數是屬於費邊社會主義的。(參閱註解)

不過,在馬來亞獨立前後的一段時間內,馬來亞勞工黨表現了進一步的左傾作風。但黨領袖意識到單靠勞工黨,不能取得馬來民族的支持,因此致力與人民黨取得合作,且又部署改變由馬來人來領導這個政黨。

註:
費邊社會主義源自於英國,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蕭伯納。

1884年,倫敦一群具有改良思潮的智識份子組成費邊社,1889年出版《費邊論叢》提出其政治學說,它反對無產階級和專政、主張採用溫和緩進的辦法,利用現有的政治結構,逐步把土地和產業資本轉為“社會所有”。

這一思潮推動了英國工黨的成立,而工黨內的右翼領袖,都是屬於費邊社會主議者。

(04) 兩黨合作組成社陣
1957年2月,六個反對黨曾集會以討論成立一個反聯盟的陣線。這六個政黨是人民黨、泛馬回教黨、勞工黨,霹靂國民協會、人民進步黨及馬來同盟。

由於意見分歧,無法達成協議。於是在較後時,縮小成三個政黨──人民黨、勞工黨及進步黨作談商,最後是人民黨和勞工黨同意組織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線(簡稱社陣),正式於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獨立日)成立。

人民黨的代表人物是布斯達曼、加南星律師、納沙隆和達裕丁卡哈等,勞工黨的重要人物有藍瑪納旦、陳樸根及林建壽等。

社陣的首任主席是布斯達曼,副主席是藍瑪納旦。據布斯達曼透露,社陣的章程是由林建壽律師起草的。(38)

社陣的組織如同聯盟的組織,在允許成員黨保持獨立的同時,也結成一個鬆弛的陣線。已沒有直接黨員,而這個陣線由兩黨領導人所控制。它們強調社會主義觀點, 主張馬新重歸一家,標榜反殖民地和鼓吹民族主義,他們要為被剝削的人民爭取權利,要求外國軍隊撤離馬來亞,主張一些重要企業國有化。

在兩黨相互協調和折衷底下,社陣朝向1959年的大選,期望有所斬獲。

(05) 獨立前夕兩種思潮
獨立前,在馬六甲華人社會又崛起一個新政黨。由陳期岳領導成立馬來亞黨(THE MALAYAN PARTY)。

這是由於他們不滿李特憲制報告書對馬六甲地位的處理問題。陳期岳本身便是被華團推選出來,加入霹靂劉伯群的行列(劉氏原為馬華黨員,因他的行動,導致被黨除名)的代表之一,前往倫敦提出華社的要求。

陳氏以他作為馬六甲中華總商會會長及馬華公書發起人之一的背景,一時之間,獲得了華人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極欲保持馬六甲作為海峽殖民地時,享有權力的華人。

這個黨提出要建立一個“多元種族社會主義,但保有私人產業的民主”,有些類似瑞士的制度。
大致上看來,1957年馬來亞獨立前夕,華人社會在政治上已出現很大的分歧。而這些分歧和鬥爭,都有其歷史和政治因素。

有兩種思潮的演變是值得注意的:
(一)華人從關心中國的政治,轉向關心馬來亞本土政治。雖然這個過程是緩慢的,但影響卻是深遠的,尤其是在50年代以後,這種思潮的變化越形明顯。

不能否認的,在獨立前,尚有一些華人未適應,未重視馬來亞的政局,但這種人已漸漸地變成少數。

(二)華人認同於馬來亞的政治,在初期並不顯得積極。這固然一方面是深受中團傳統思想的影響,認為政治是上層(君主大臣)的事務,而庶民只重視安定的生 活,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未受西方政治思潮的衝擊,對民主缺乏認識,而有些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又是抱著過去的舊觀念,不願和馬來亞政治發生密切的關係。

不過,50年代前後受西方教育的華人,在主動或被動的情形下,對參政發生了興趣,終於為馬來亞政治帶來了一股熱潮。

它先導源於受西方薰陶的專業人士組織馬來亞民主同盟,繼之出現馬華公會來保護受緊急法令影響的華人。當情勢較為安定時,參與當地政治的非馬來人(主要是華人和印人)遂發生不同的意見。

於是有勞工黨,人民進步黨及馬來亞黨成立,後來演成和馬華公會打對台戲,互相爭奪代表權。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發揚民主政治,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華人的分裂因之不能避免。

換句話說,戰後以來的華人仍然繼承了戰前的那種分裂的狀態,並沒有準備在長遠上達成持久的團結。

從政治上來說,馬華公會於1949年誕生直到1955年選舉後的整6、7年間,華人雖未大規模的參政,但都認同馬華公會的領導權,及後因馬華公會在聯盟黨內地位的變化和憲制談判過程中被指責,給另一批民主人士一個機會立足於政壇,矛頭 指向馬華公會。

這兩種思潮的變化,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或者可以說前後相隔不遠的時間內發生。如果要將之列為政治哲學的範疇內,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保守思潮和費邊社會主義思潮,在進行鬥爭,而在這之外,是政府所鼓吹的民主政治與共黨意識形態的不妥協鬥爭。

從華玲的談判中,顯示政府要共黨投誠,然後寬赦,而不認為兩者是並存的。從那時起所制定的反共政策,一直發展到今天,不曾改變過。

換句話說,馬來亞乃至馬來西亞的立國方針是在反共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君主立憲的民主政制。

從華玲談判到爭取獨立至1959年的大選,顯示了民主思潮和民族主義浪潮,越過一切,而在各方面把馬來亞轉成一個模擬英國的民主政治的國家,大大地培養起愛國主義思想,擺脫了戰前及戰後初期的不安狀況。

(06) 兄弟組人民進步黨
原本在早期與霹靂勞工黨有聯繫的DR辛尼華沙甘,於1953年正月偕其兄長SP辛尼華沙甘,在怡保組織霹靂進步黨。

它不像勞工黨具有較為明顯的社會主義色彩,但同樣強調非種族路線。不過由於客觀的因素,也與勞工黨一樣,以華人及印度人居多。

1953年12月8日,這個黨決定加入聯盟,準備和巫統及馬華合作,參加1955年的選舉,但在1955年2月選舉前夕,進步黨與聯盟發生歧見,導致前者脫離聯盟。

這之後,進步黨基於對現實的承認,採取了具有種族特性,但溫和與合理的立場。雖然如此,進步黨於1955年的選舉中,兩名候選人皆落選,這並未判決進步黨的命運,反而激發DR辛尼華沙甘於1956年試圖將黨擴展成全國性,改名為人民 進步黨(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

自那時起,DR辛尼華沙甘的政策變得更有種族色彩,雖然在理論上他宣稱是非種族主義政黨。這一改變,果然取得華印人的支持。

時機的來臨是1957年獨立時,梁宇皋被推舉為馬六甲州長,其怡萬區的議席懸空,DR參加競選,一鳴驚人,成為立法議會中第二個反對黨議員(第一個是回教黨議員,1955年的選舉在吉輦區當選,他是端哈芝阿末)。

DR辛尼華沙甘的當選和其傑出的辯才,很快就名聲傳播全馬,作為一名律師,他懂得如何成為群眾的“英雄”,奠定了他日後在怡保政壇稱霸廿年之久的基礎。

基本上,這個政黨並沒有強烈的政治思潮,而是通過情緒和以激烈的批評,取得選民的支持,嚴格地說,黨的生命是靠DR及SP昆仲來支持,沒有了他們,人民進步黨的生存便成問題。

(07)陳期岳與馬來亞黨
在獨立前,於馬六甲華人社會又崛起一個新政黨。由陳期岳領導成立馬來亞黨THE MALAYAN PARTY。這是由於他們不滿李特憲制報告書對馬六甲地位的處理問題。

陳期岳本身便是被華團推選出來,加入霹靂劉伯群的行列(劉原為馬華黨員,因他的行動,導致被黨除名)的代表之一,前往倫敦提出華社的要求。陳氏以他作為馬六甲中華總商會會長及馬華公會發起人之一的背景,一時之間,獲得了華人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極欲保持馬六甲作為海峽殖民地時,享有權力的華人。這個黨提出要建立一個(多元種族社會主義,但保有私人產業的民主制),有些類似瑞士的制度。大致上看來,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前夕,華人社會在政治上已出現很大的分歧。而這些分歧和鬥爭,都有其歷史和政治因素。

兩種思潮相互消長有兩種思潮的演變是值得註意的:
1.華人從關心中國的政治轉向關心馬來亞本土政治。雖然這個過程是緩慢的,但影響卻是深遠的,尤其是在50年代以後,這種思潮的變化越形明顯。不能否認的,在獨立前,尚有一些華人未作適應,未重視馬來亞的政局,但這種人已漸漸地變成少數。

2.華人認同於馬來亞的政治在初期並不顯得積極。這固然一方面是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認為政治是上層(君主大臣)的事務,而庶民只重視安定的生活,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未受西方政治思潮的沖擊,對民主缺乏認識,而有些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又是抱著過去的舊觀念,不願和馬來亞政治發生密切的關系。

不過50年代前後的受西方教育的華人,在主動或被動的情形下,對參政發生了興趣,終於為馬來亞政治帶來了一股熱潮。它先導源於受西方熏陶的專業人士組織馬來亞民主同盟,繼之出現馬華公會來保護受緊急法令影響的華人。

當情勢較為安定時,參與當地政治的非馬來人(主要是華人和印人)遂發生不同的意見。於是有勞工黨,人民進步黨及馬來亞黨的成立,在後來演成和馬華公會打對臺戲,互相爭奪代表權。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發揚民主政治,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華人的分裂因之不能避免。換句話說,戰後以來的華人仍然繼承了戰前的那種分裂的狀態,並沒有準備在長遠上達成持久的團結。

秉承分裂的心態
從政治上來說,馬華公會於1949年誕生直到1955年選舉後的整六七年間,華人雖未大規模的參政,但都認同馬華公會的領導權,及後因馬華公會在聯盟黨內地位的變化和憲制談判過程中被指責,給予另一批民主人士一個機會立足於政壇,矛頭指向馬華公會。

這兩種思潮的變化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或者可以說前後相隔不遠的時間內發生。如果要將之列為政治哲學的範圍內,那麽我們可以看到保守思潮和費邊社會主義思潮在進行鬥爭,而在這之外,是政府所鼓吹的民主政治與共黨意識形態的不妥協鬥爭。從華玲的談判中,顯示政府要共黨投誠,然後給予寬赦,而不認為兩者是並存的。

從那時起所制定的反共政策,一直發展到今天,不曾改變過。換句話說,馬來亞乃至馬來西亞的立國方針是在反共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君主立憲的民主政制。從華玲談判到爭取獨立乃至1959年的大選,顯示了民主思潮和民族主義浪潮越過一切,而在各方面把馬來亞轉成一個模擬英國的民主政治的國家,大大地培養起愛國主義思想,擺脫了戰前及戰後初期的不安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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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7) 《馬來政壇往談》胡達瑪著/開明文化企業出版/1981年12月
(38) 《馬來政壇往談》/作者胡達瑪/P.96

25.5.04

第五章:朝向獨立邁進

(01) 朝向獨立喚醒意識
馬來亞朝向獨立邁進的過程中,喚醒了大多數華人必須在政治方面,表明他們的態度。

結果許多公開活動的政黨,包括以華人為主和依賴華人支持的政黨,都紛紛對獨立的方案提出意見,雖然有些意見和建議是分歧得格格不入的,但爭取馬來亞的獨立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馬來亞聯合邦於1957年8月31日,從自治走向獨立,不單是東姑阿都拉曼的個人成就,也是聯盟在政治鬥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明證,聯盟擊敗了最具影響力 的國家黨,也克制馬共無法產生作用,因而躍居為開國的執政黨和勢力雄厚的政治主流,一直到今天,勢力仍然根深蒂固,沒有另外一股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之。

馬來亞的獨立是歷史的轉捩點,也是人民政治思潮變化的分水嶺。如果說獨立之前,一些華人在政治上還有所徘徊和不知如何選擇,那麼從獨立的那一天開始,華人已經必須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而唯一正確的選擇是效忠於馬來亞,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共同建設一個新生的國家。

在這方面,許多華人響應馬華公會的號召,登記成為公民。這也符合了中共1949年取得中國的執政權後,重申所採取的政策。

周恩來於1956年10月在北京會見前新加坡首席部長馬紹爾時,對海外華人的地位發表一項明確的談話。

周恩來重申,他認為住在新加坡的華人,如果他們願意的話,當新加坡獨立時 ,應取得新加坡公民權。

他同時作出下列的要點:
(一)任何住在新加坡的華人,自願接受新加坡公民的地位後,將即刻停止成為中國公民,雖然他的種族及文化的聯繫仍然存在。

(二)如果華人願意的話,在取得新加坡公民地位後,可以根據新加坡的法律轉成中國公民。

(三)住在新加坡的中國公民,應尊重當地的法律及克制自己不參加政治活動,而他們的適當權利和利益,必須被確保不受到歧視。(39)

這種立場適用於任何東南亞國家,由於中國鼓勵海外的華人成為當地公民,並不樂意看到海外華人回返中國,因此在馬來亞方面,許多華人支持馬華公會的運動,申請成為馬來亞公民,亦有不少加入馬華公會,以通過法律途徑爭取權益。(40)

(02) 馬華華團爭代表權
從實質上來看,馬來亞獨立前的華人政治思潮,還有不少是介入親中共或親國民黨的鬥爭,但在獨立的後來,華人已必須要重新檢討這種思想,使到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馬來亞人至馬來西亞人。

儘管這是一種思想和精神上的認同,而在客觀上仍然存在多元種族的結構。但是,從一般而言,絕大多數的華人已接受了一個事實:馬來亞至馬來西亞是他們的祖國,因而對當地的政治已越來越重視和熱衷。

因為這個結果,華人社會對於馬來亞政治的觀點產生了爭論。最大的爭論起於一些華人不滿意馬華公會對聯盟政策的接受,產生了和馬華不同的政治見解,例如對於爭取獨立,馬華和華團便有不同的看法,後者顯然是要取得更多的保障,才 有一個以劉伯群為首的代表團到倫敦請願。

雖然劉氏原為馬華公會一員,但以他為代表的黨員甘冒被採取紀律行動之險,顯示了馬華內有了多少裂痕。

劉伯辜的行動是與馬華領導華社的代表權抗衡,他們的要求比馬華還要多。而馬華作為聯盟的一份子,同意要在聯盟內商討問題,對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則留待大選後才來斟酌。

例如對於拉薩教育報告書,經馬華公會交涉後,聯盟保證在大選過後,成立委員會檢討。在華團方面則照原訂計劃個別行事,終於形成兩股勢力的鬥爭。馬華在面對壓力下,就在公民權方面要求聯盟同意放寬條件,以便對華社有個交待,結果有了功效。

獨立及新憲法的實施,給非馬來人更為容易通過登記或歸化成為公民。任何人,不論其種族,在獨立日或以後,在聯合邦出生者,將自動成為聯合邦公民。

當然,不論華人怎樣增加公民人數,在比例上也是遠不如馬來公民的數字。因此對1959年大選的席位分配,導致了馬華內部的分裂。

根據統計,1959年的選民已增至217萬7000人,雖然未有官方的數字,但華籍選民超過75萬人,較1955年的15萬人為多。不過,馬來選民佔大多數,以致聯盟對席位的分配方面,巫統較早時要求75席,而馬華要求40席。

結果最後的分配額是巫統69席,馬華31席及國大黨4席。

其實,早在議席分配之前,馬華內部已出現了震盪,先是霹靂馬華公會主席劉伯群及馬六甲的陳期岳,不滿馬華對憲法的態度與立場,動員華團提出更多的要求。

陳期岳說:“全馬1094間華團代表200萬華人,給我們委托權展開工作(意指前往倫敦請願)。”他們認為馬華公會作為聯盟的伙伴,並不居於強有力的地位保障華人的權益,結果他們被解除黨籍。 (41)

此事件導致馬華公會在霹靂州城市及馬六甲市區的支持力量受到損害,這可以從後來的大選成績觀之。

(03) 林蒼祐惡斗陳禎祿
華團不滿馬華的表現,加上馬華內部分裂,繼之在馬華黨內崛起一股第三勢力。

所謂少壯派勢力以林蒼祐醫生為首,另一強人失運興(前馬華總秘書,獨立前的副教育部長)也屬於這一派,他們展開一項倒陳禎祿的運動,要求重組馬華公會“更強有力的保障華社利益”。
1958年3月23日,林蒼祐派和以陳禎祿為首的元老及當權派攤牌,在黨中委會議上,林蒼祐被提名角逐黨會長,和陳禎祿對壘。結果林蒼祐以89票對67票,擊敗馬華公會創始人,出乎人們意料之外。

同時,朱運興擊敗當時的勞工福利部長翁毓麟,贏得秘書長職位。在其他重要職位選舉中,新派也獲得全面的勝利。

陳禎祿雖然失敗,但表現了君子風度,接受被委為名譽會長,新的領導層則充滿信心,他們代表著華社的廣大群眾。

林蒼祐於1958年11月30日宣稱:第一我們要平等,第二我們要確保生活方式、語文及學校,第三我們期望能夠達致經濟進展及經濟平等,而在這方面,林醫 生對於回教黨在1959年宣傳要在大選後尋求修憲表示關心,就於6月24日致函巫統及聯盟主席東姑阿都拉曼,要求聯盟依照競選宣言,維護憲法。

他更進一步要求馬華在104席的國會中,分得40個席位,希望憲法在未得到馬華的支持時不能修改。

東姑並沒有答覆林蒼祐的信件,但於7月9日,馬華宣傳主任楊邦孝宣稱:“馬華脫離巫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它牽涉國家問題。這是我們最後所採取的行動。如果馬華留在聯盟只獲得少數華人的支持,整個局面將迥然不同。”

(04) 東姑與林蒼祐攤牌
出任馬華會長的林蒼佑,於1958年6月24日致函巫統及聯盟主席東姑阿都拉曼,要求聯盟依照競選宣言,維護憲法。

他更進一步要求馬華在104席的國會中,分得40個席位,希望憲法在未得到馬華的支持時不能修改。馬華更通過宣傳主任楊邦孝宣稱:“馬華脫離巫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它牽涉國家問題。這是我們最後所採取的行動……”

聯盟主席東姑對此有強烈反應,他不準備與林蒼祐所領導的馬華公會合作,因而宣佈聯盟將參加104席的競選,但不包括林蒼祐所領導的一派。

東姑形容林醫生的信件是在“背後刺一刀”,並促馬華公會無條件地撤消所有的要求。較後,在記者招待會上,東姑說他已經接管聯盟全國理事會所有的職權 ,並由他本身,甄選候選人及安排競選席位。(42)

很顯然,這時的馬華公會已分裂成兩派,一派是以林蒼祐為首,另一派以陳修信為首,後者的勢力仍然存在各州馬華的領導層內。換句話說,當年林蒼祐只是控制黨中央,而不是全部的馬華各州分會。

一個值得一提的重要變化,是土生的馬華領袖翁毓麟在雪蘭莪分部改選,擊敗李孝式,後者被指為是國民黨派人物;接著翁毓麟又被較為激進的朱運興擊敗。

但是以陳修信、翁毓麟及陳東海為首的一派並沒有沉下去,在東姑的支持下,他們又捲土重來,奪回馬華公會的領導層,反之以林蒼祐為首的新派無法在黨內展開工作。

根據林蒼祐的說法,在馬華黨內的兩大派系中,一派認為與各族的關係處於優先地位,另一派則以華人利益為第一位,而他說,作為馬華會長的任務,是把兩派拉在一起。

不過,他並沒有進一步說明他對聯盟的責任。

同時,林蒼祐說他寫信給東姑是得到陳禎祿同意的,陳禎祿較早時支持林醫生的兩項要求,馬華必須分配到三分之一的席位,並在教育問題方面採取堅定的立傷。

至於寫給東姑的私函如何會被報章發表,林醫生表示不知情,他表示未授意將函件公開。(43)

(05) 馬華通過回歸聯盟
林蒼佑在馬華的勢力受威脅,對外與東姑阿姑拉曼在議席分配方面,無法妥協而導致的關係決裂,事情發展至此,林蒼祐醫生已是無法挽回,即使準備折衷,減至35席,也不能被東姑所接受。

巫統不接受馬華的席位要求,也有其理由。因為在國會大選之前,巫統在丁加奴及古蘭丹失去州政權,為回教黨所取代。

巫統認為,若再在議席方面讓步,將會失去馬來人的支持。

東姑後來會見林蒼祐時,表明了他的立傷和態度,不過同意候選人的名單事前會與馬華會長磋商。至於教育問題不會包括在聯盟競選宣言內。政府將儘快通過行政指示加以實施。

在危機達到高潮時,陳禎祿從中介入,但此時他站在陳修信等人一邊,不同意林蒼祐所為。

他認為,在多元種族社會中,朝向極端種族主義最終將帶來種族衝突。聯盟這些年來已證明是唯一能團結不同種族的人民的政治主體,以造就一個團結的國家。

陳禎祿因此籲請所有正確思想的人,支持聯盟,其政策及領袖東姑阿都拉曼。(44)

馬華黨內情勢又起了變化,以陳修信為首的佔了上風。在巫統堅持要林蒼祐撤消其有威脅性的信件及開除那些製造危機的不負責任份子,作為馬華回歸聯盟的條件下,馬華公會中央工作委會以89票對60票通過接受東姑的條件。

林蒼祐等人在馬華失去了領導作用,憤怒的新派宣佈辭職和退黨,包括楊邦孝、 朱運興、陳世英、郭開東、陳宣國、伍奕東等。

林蒼祐沒有即刻宣佈退黨,而是採取較為溫和的立場。但因挑選候選人的權力全在東姑手裡,林醫生承認作為馬華的領袖,他已經完全失去立足點,他肯定不會成為候選人,否則將被指為偽君子。

大選提名日的前3天,東姑公佈候選人名單,林蒼祐榜上無名,同時東姑也宣佈基於健康理由,財政部長李孝式不再出任候選人。

這種安排,一方面排除馬華受國民黨影響(李孝式是馬來亞華人,其父是霹靂礦家。在劍橋大學榮獲文學士,一度表現華人利益的發言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前往印度並成為國民黨軍隊的聯絡官)的指責,另一方面也排除了新派的激進要求對聯盟造成威脅。

東姑所取用的候選人是以陳修信為首的一派,恢復了馬華公會由陳禎祿領導下來的傳統。

(06) 兩年黨爭馬華損傷
林蒼祐認為,留在馬華已無作為,他宣佈辭卸會長職,前往英倫接受8個月的醫藥治療。

馬華公會中委會推選來自吉打的州議員謝敦祿醫生(他不屬於任何派系)成為代會長,作過渡時期的領袖,直到1961年馬華改選,讓位給陳修信。

陳修信秉承其父親陳禎祿的作風,領導馬華公會。

沒有了林蒼祐的馬華公會,已使陳修信等人崛起成為主派人物,在獲得東姑的支持下,馬華公會與巫統達成了對席位的安排,馬華分得31個席位,但斯時已面對反對黨的強大挑戰。

這些反對黨集中在城市地區攻打馬華公會的候選人。而馬華經過近兩年的黨內危機和聯盟組織受到的挑戰,元氣已經受到相當損傷,不是短期恢復得了的。

巫統方面,它面對回教黨和拿督翁領導的國家黨的挑戰,但國家黨的勢力已式微,只能夠派出9名候選人,唯一當選者是拿督翁,中選為瓜拉丁加奴南區國會議員。預示著拿督翁的政治生涯已接近尾聲,直到1962年1月逝世,結束了他的傳奇而富爭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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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9) See "Mancester Guardian,13oct. l956, abstracted from "The Chinese in South East Asia" by Victor Purcell
(40) See "The Chinese in South East Asia" by Victor Purcell/P347
(41) See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By R.K.Vasil/P105
(42) 《海峽時報》/1959年7月11日及8月2日
(43) 《海峽時報》/1959年7月11日及8月2日
(44) See "Malaysia Politics" By Gordon P.Means/P2l3

第六章:種族政治與主義政治

(01) 種族政治主義政治
如果當年馬華與拿督翁聯手,今日會不會出現沒有種族區分的政黨,仍是值得研究的。綜看拿督翁早期的政治鬥爭,他是期望建立一個以馬來人為主的非種族性政黨,通過這種團結取得獨立。

後來馬華轉向與巫統合作,他採取了較為偏激的態度,以取得馬來人的支持,被形勢促成走回馬來民族主義的政治圈子中。

由於馬華和巫統的合作,組成了聯盟但保留了各自的獨立性,以致形成今日種族性政黨佔據重要的位置,尤甚於非種族性政黨。

雖然非種族性政黨在50年代形成而在60年代被加以強調,試圖通過政治學說來區分政黨的特性,但轉入70年代後,此種政治理論,似乎在現實中被沖淡和起不了作用。

馬哈迪醫生的剖析
拿督斯里馬哈迪醫生在研究我國的政治形勢與實質內容後,有如下的結論:“種族主義存在已久,儘管有相反的論調,但在馬來西亞,真正的非種族性政黨是沒有的。直到1969年的大選後,大多數馬來西亞人才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今日的馬來西亞,尚有許多人在口頭上大談非種族主義概念,甚至非種族性政治。最主要的種族性政黨是回教黨,聯盟的成員黨也是如此。”

“除開回教黨並不偽裝成非種族性外,其他的政黨,包括聯盟成員裏,都宣稱為非種族性政黨。雖然它們強烈的聲稱,所有的政黨都是不搞種族政治。事實上,政黨的結構越少種族性,而它們種族性意圖就更加強烈。

這些政黨中所不同的是它們對種族問題的處理。其中一方相信公開地接受不同種族的事實,然後尋求方法以減少歧見俾達致公平的社會。另一方面則拒絕承認種族分歧的事實,主張在公民之間立即給予公平地位,而他們所追求政治,分析之下,顯示了更為濃厚的種族主義。”(45)

(02) 1959大選思潮傾向
歷史證明,馬來亞乃至馬來西亞的多元種族結構,判定了政黨所具有的種族色彩。

雖然有人嘗試不以種族作為號召,並提出超越種族的政治理論,例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民主政治等,但由黨員的組成及它們的偏向,多少地顯示了種族的傾向。

正如馬哈迪醫生所說,1969年大選後,問題才顯得嚴重,而為甚麼在這之前又不出現嚴重或不構成一個重大的問題,那是由於在50、60年代的政治思潮使然。

例如在馬來社會中,以拿督翁為首的一派乃至民主聯合黨(以林蒼祐為首)也曾在理論上否定種族政黨的適應性,可是到頭來似乎未能達致成功。

這是因為人民在現實上依然以種族的區別來談論問題,更甚的是英殖民地遺留下來的是一個種族分化的社會。因此當馬華公會在1959年,對各種問題未能在聯盟內部爭取令非馬來人感到滿意時,他們便轉向支持反對黨,以表達他們的不滿。

同樣重要的是,當時回教黨的勢力已有膨脹之虞,且大力鼓吹種族論調,迫使巫統不得不對馬來人的要求作更嚴厲的保證,造成它不能向馬華公會作太大的讓步。

在這種情形下,不是巫統順從馬華的要求,便是馬華接受巫統的條件,結果是後者佔上風,維持了聯盟的合作體。

這樣一來,華人社會中的政治思潮起了一定的變化,尤其是在城市中,希望通過對反對黨的支持來向馬華乃至聯盟展示異議。

加上馬華元氣未回復,在1959年的大選是獨立後的第一次大選。馬華總共派出31名候選人,結果有19人中選,12人落選,在華人集中的城市失掉了議席。

至於反對黨,除回教黨外,社陣是最大的收穫,總共有8人當選國會議員。

馬華公會的19名議員中,較知名的有陳修信、林瑞安醫生、李孝友、李三春、陳聲新、翁毓麟及謝添瑞等。這些人形成馬華的當權派,在大選後重組馬華,以提高它在華人社會的形象。

不過,由於馬華贏取的席位不多,已促使馬華無條件提出更大的要求。

(03) 三股勢力三動意識
馬華於1955年以後,政治色彩越形濃厚,也因之導致派系的鬥爭加劇。這種鬥爭涉及了溫和派和激進派的爭奪領導權,親國民黨派與非國民黨的土生華人的爭奪控制權。

在整體方面,又演成馬華和華團的意見分歧。更為嚴重的是,反對黨在馬華面對內部收拾殘局而至為棘手時,崛起成為一股力量。這股力量又代表了另一種政治思潮,其中又有所分歧。

我們可以分成三股勢力所表達的思想意識來加以說明:

社陣力量在城市
(一)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線(簡稱社陣),勞工黨原本是各地區的獨立政黨,後來才合成馬來亞勞工黨。在藍瑪納旦(主席)及陳樸根(秘書)領導下,走的是“費邊社會主義”路線。但由於這個政黨一向來強調非種族路線,因此很希望與具有左派思想的政黨聯合。

1956年由波斯達曼成立的人民黨所宣稱的左派路線,很快便與勞工黨搭上線。(46)

勞工黨和人民黨選擇於1957年8月31日組成社陣是具有其作用的,因為這天剛好是我國獨立日,揭示社陣準備與聯盟爭一日之長短。

人勞兩黨的合作,反映了一個事實:儘管兩黨宣稱為非種族政黨,但不容否認的是:勞工黨的黨員大多數是華人和印度人,而人民黨則以馬來人佔絕大多數。為了展示它是一個包括各種族在內的政黨,社陣的組織乃告孕育。

人民黨黨魁波斯達曼出任主席,勞工黨主席藍瑪納旦擔任副主席,總秘書職歸人民黨的副主席納沙隆,陳樸根及林建壽等俱是社陣的重要人物。

為了達成合作,勞工黨多少修正其政策,以適應人民黨的政策,包括承諾馬來人的地位及在教育問題上的妥協。但教育問題始終是一個敏感問題,也是導致後期人勞分家的因素之一。

勞黨推馬來人為主席
勞工黨基本上是一個以華人佔大多數的政黨。50年代,黨的領導權由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知識份子控制,間中也有一些印籍專業人士。

當馬華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被一些人認為未達到華人的理想時,便有一批人投入勞工黨;同時由於獨立運動的影響,不少青年人,包括勞動階級及華教人士也先後加入,促使這個黨有了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它代表著較為中下層人民的一種思變的想法,具有社會主義概念,儘量不渲染種族色彩。

由於與人民黨的合作組成社陣,勞工黨意識到必須使這個黨富有多元種族色彩,繼之通過社陣爭取馬來人的支持,因而在1959年推選依薩賓莫哈末(47)為黨主席,以取代藍瑪納旦。

勞工黨期望以馬來人作為領袖,能夠吸納更多馬來人的支持,最低限度被馬來社會所諒解,但同意把對馬來社會的爭取工作交給人民黨。

同時,勞工黨內部已分成受華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的派,前者以基層佔多數,後者則居領導地位,當時的分歧並不明顯。

1959年的大選是:社陣組織是否被人民接受的試金石。社陣總共派出37名國會候選人,希望有所收穫。由於較早時社陣已在市縣議會選舉中有不俗的表現,因此對市區的勝利蠻有信心,加上馬華公會7月危機剛過,黨務待重整,更使社陣得以大展拳腳。

在競選宣言中,社陣避開談種族問題,集中宣揚社會主義思想。第一步是接管外國人的利益,第二步是民族資本家納入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內,第三步是國家直接管制大企業。

綜觀宣言內容精神,社陣強調思想鬥爭尤於種族問題。它希望通過鼓吹與聯盟不同的政治思想讓人民作比較和選擇社會主義概念。

在獨立之初,社會主義概念對於人民尚屬新鮮的,雖然有一部份人傾向這種思潮而大力宣傳,但從歷史的發展和投票的結果分析,有一部份選民是接受社會主義觀念的,但有更多的選民是對馬華的不滿,轉而支持反對黨,並不具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傾向。

抗議票與思想票
這種論調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全國各地社陣標榜社會主義最為明鮮,但並不能取得怡保、芙蓉及馬六甲城市選民的全力支持,只在檳、雪兩州發揮作用,其他的州則被其他的反對黨和獨立人士所取勝。

社陣的大本營可說是檳城市區及吉隆坡。全部37名候選人,8名中選者中有5名來自雪蘭莪,3名來自檳州。他們是:波斯達曼、加南星、v大衛、黃漢德、劉雲鵬、林建壽、陳樸根及威那板。

值得注意的是,社陣當選馬來議員的只得一名,但還不至於被指為非馬來人政黨。因為它不熱衷提出種族問題,所以不被稱為種族性政黨。只是,無可隱瞞的是,它的支持者大部份是華人,活動的黨員也是以華人為多。

儘管社陣意圖步拿督翁的早期想法,用非種族性政黨來打破種族政治,也不證明能成功。如果說拿督翁的非種族政治是以馬來人作為主導,那麼社陣的非種族政治則是以華人作為強力的後盾。

雖然有點殊途同歸(指在組織非種族政黨方面),但是社陣在後期也與拿督翁的國家黨一樣,也講種族問題,當然兩者表達不同的政治意識。拿督翁氣憤於馬華和巫統聯手,離他而去,乃大力抨擊巫統向華人低頭。

反之社陣則攻擊馬華向巫統屈服,未顧及華人的利益。社陣贏得的8席,除2席從巫統手中奪得外,另6席是打敗了馬華公會的候選人,這顯示了社陣已崛起成為 馬華的主要政敵。

大選過後,社陣的主要發言人是波斯達曼和林建壽。轉入60年代,林建壽風頭更健,幾乎已成為社陣的主要代表人物。

(04) 進步黨在怡保立足
第二股勢力所表達的思想意識:
(二)與社陣未能協調,尚且展開鬥爭的另一股力量是由DR辛尼華沙甘及SP辛尼華沙甘昆仲領導的人民進步黨。前者是弟弟,擔任黨秘書長,控制了黨的大權。

論辯才和氣魄,DR是獨立初期的反對黨風雲人物。

人民進步黨的大本營在怡萬市區,靠著兩位律師兄弟的奮鬥,終於有所進展。雖然他們也具有費邊社會主義思想,但不像社陣那樣,在政策上突出社會主義思想,而是跟隨環境的需求作變化,主要是爭取選民的支特,並不依繫於社會主義原則。

在很多方面,這個政黨是靠求變來達到生存和發展的目的。

例如在獨立之前,這個黨強調非種族政治,主張馬來文為國文,但官方語文是馬來文和英文,它強調平等政治的同時,又希望爭取馬來人的支持,因此表現出溫和的立場。

可是此舉未使到進步黨在1955年的選舉獲勝。直到獨立後,梁宇皋因被委為馬六甲州長(現在稱元首),其國會議席懸空,DR辛尼華沙甘才有機會脫穎而出。

之前,馬華因憲制談判問題導致與華團有所分歧,加上華人社會對拉薩教育報告書有強烈的反應,成為DR利用的課題,大舉討伐馬華公會,且使這個黨從非種族走向明顯地以華印人英雄的姿態出現。

結果在1957年10月23日,DR贏得怡萬區國會補選,使DR在國會內扮演唯一的非馬來人的反對黨角色。這個勝利促使進步黨,繼續在華印人社會中發揮影響力,結果奪得怡保市議會的控制權。

1959年,人民進步黨的宣言在很大程度上滿足華人社會的需求,以取得力量。但它不能與社陣達成合作,也與國家黨的接觸毫無結果。

當時DR的想法是準備坐鎮怡保市,不讓其他反對黨染指,不過他也準備將基地擴大到其他城市,因此和社陣展開爭奪戰。

1959年的大選結果,進步黨奪得4個國會議席和8個州議席(州議會共有40席),成為州內的最大反對黨,它能立足於怡萬區,主要有2個因素:
(1)它在怡保崛起成為非馬來人社會的發言人;
(2)SP及DR兩兄弟平日給人民法律及個人福利的幫助,贏得群眾的讚賞。他們的黨員中有少數的錫蘭裔人,印度人及相當多的華人,一些有聲望的華裔亦支持。總而言之,DR的追隨者是不大乏人的。

不過,對人民進步黨的支持所表現的情緒及對個人的崇拜是很顯著的。這種思潮是波動的,與黨領袖的動向是息息相關的。

“SP和DR兩兄弟所獲得的支持是廣泛的,但不是深入的。如果他們不是律師的話:將在政壇無立足之地。他們獲得支持是因為華人群眾從他們得到一些東西(註:此可能也包括為華社大膽發言,如果同樣的服務能夠由另一個華人提供,他們將被踢走)。

辛尼華沙甘曾說,黨受到支持主要是他們離開黨,它將會即刻崩潰。兄弟倆經常瞭解到這種處境。急進的華人集團並不欣悅非華人領袖扮演特別的角色。這也是 導致兩兄弟後來尋求與人民行動黨的合作,而再後又使到SP與聯盟合作。(48)

一言以蔽之,人民進步黨是靠DR及SP,特別是前者所起的影響力。因而一度被人形容為推行寡頭政治。

由於人民進步黨不是以政治思想作為鬥爭的手段,而是以種族的問題取得支持,所以不能明顯地看出其政治傾向。但因為有人民支持,又反映了華人的思潮不是簡單地分成不是右派即是左派;事實上,一向以來,華人在政治上的態度是多元化和多派別的。

人民進步黨即不靠向聯盟,也不偏向社陣,乃是介乎兩者之間的第三勢力。

(05) 脫離馬華另組力量
除了人民進步黨,第三股勢力也崛起,代表了另一股思潮。

(三)另一股第三勢力是在馬六甲和芙蓉出現,由陳期岳領導的馬來亞黨及陳世英、郭開東領導的獨立人士陣線,同時在1959年的大選取得一定的成績。

這是向作為代表華人的馬華公會的直接挑戰和打擊。

這一批人不是左派人士,與社陣攀不上關係,他們本來是屬於馬華公會的黨員及領袖之一。因不滿憲制談判中馬華所持的立場及較後掀起的1959年7月馬華風暴,終於使到一批人離開馬華公會,他們之中,有的是林蒼祐的追隨者。

陳期岳、陳世英及郭開東在國會選舉的勝利,顯示華人社會對這些離黨者的同情和支持,主要是不滿馬華公會在聯盟內的妥協態度,並不是在政治上突出思想鬥爭。

倘若馬華公會令他們感到滿意的話,他們會支持的,換言之不是思想派別的衝突引起大部份華人選民不投票給馬華候選人。

從上述觀之,華人在獨立後,尤其是在1959年的選舉,表現出各種不同的政治思潮。有支持馬華公會的,有支持社陣的,也有支持進步黨及獨立人士的。

這些政黨和個人代表了不同的政治信念。而華人自那時開始,更為明顯地處在思想分化的狀態中
建立民選制度。

轉入60年代,馬來亞乃至馬來西亞的政治起了很大的變化。首先它確定馬來亞的民主政治已經奠定,人民選擇民主的投票方式表達民意,而非訴諸暴力。

通過1959年的選舉,人民有自由的權利,選出他們喜歡和支持的政黨及候選人。參加角逐的政黨很多,代表不同的階級和種族利益。

結果聯盟(巫統、馬華及國大黨組成)再一次獲得委托權,組織穩定的中央政府,在104席的國會中,聯盟佔了74席(巫統佔52席,剛好達到總數的一半,馬華19席及國大黨3席)。

1959年8月18日的投票選民達到211萬495人。在巴仙數上,聯盟佔51.8%,在鄉村及市鎮地帶,聯盟幾乎全勝,除了東海岸,而在華人較多的選區(檳城市外) ,聯盟也贏得40席中的24席。
反對黨方面,回教黨成為最大的反對黨,擁有13個國會議席,是在丁加奴和吉蘭丹兩州的勝利,得票率是21.3%。

在較早時的選舉,回教黨奪得吉蘭丹和丁加奴的控制權,但1961年,丁加奴回教黨鬧分裂,一些回教黨議員倒向聯盟,乃改由聯盟組織新的州政府,一直到現在,回教黨無法再重建勢力。

社陣贏得8個國會議席(候選人37名),得票率12.9%。自此以後,它在市議會選舉亦有收穫。例如執政喬治市議會,馬六甲市議會及居鑾議會和一些地方議會等,但未曾執政過一個州。

人民進步黨在霹州贏得4個國會議席(候選人19名),佔投票率6.3%。這個黨不但是霹州議會的最大反對黨,也是怡保市議會的當權黨。

其他國家黨只拿督翁一人中選(候選人9名),馬來亞黨也由陳期岳一人在甲市區中選,另有2名獨立人士(脫離馬華者)陳世英及郭開東當選。

結束緊急狀熊
反對黨的席位加起來是30席。以反對黨的分裂狀況來看,聯盟的74席是佔了大多數的席位,不受任何挑戰所動搖。

東姑阿都拉曼以聯盟主席的身份再次組成內閣,自任首相,副首相是敦拉薩,華人部長有陳修信(財長)及翁毓麟(勞工福利部長),前財長李孝式因未參加競選未入閣,也從此不再積極介入政治。

接著,陳修信以財長的身份逐漸取得馬華公會的領導權。

選舉結果顯示,馬來亞的民主政治概念已深入民心,國家也進入穩健階段,儘管人民對黨與候選人的選擇,有基於政治思想,個人情緒及種族觀點,但都服膺於民主程序,這也是確保馬來亞的未來政治結構是建立在“君主立憲”的民主政制基礎上。

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在檢討整個政局後,發現民主政治處於有利地位,於1960年8月宣佈結束11年的緊急狀態,不僅國人深表欣慰,即使是外國首長也紛紛來電祝賀,包括美國、澳洲、加拿大及紐西蘭等國的總統或總理。

緊急狀態的結束是具有重大的歷史和政治意義,聯盟政府通過和平的爭取獨立及推行民主政治,挫敗了暴力。而馬來亞的人民在政治思想上越趨成熟,朝向民主道路邁進,繼續通過憲制選舉表達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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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5) See "The Malay Dilemma" By Dr.Mahathir bin Mohamad (作者是我國現任首相)/Federal Publications Sdn.Bhd/1981/
(46) 藍瑪納旦(D.S.Ramana Than)是檳城人,於1960年社陣執政喬治市議會後,被選為喬治市市長,後來跳槽印度國大黨,成為聯盟州政府的行政議員,1964年兢選失敗後,從政壇消失。陳樸根於1959年後其秘書職位即由林建壽所取代。雖在1959年也當選國會議員,但扮演的角色經不大重要。1964年參加大選失敗,1968年加入民政黨,中選為州議員且在民政執政檳州時成為行政議員。1971年在民政黨內鬨中退出,另聯合陳志勤組織社會正義黨。在1974年大選,這個黨參加選舉一敗塗地,從茲促使陳退出政治而從事律師業。
(47) 依薩賓莫哈末(Ishak bin Haji Mohamed)早期是馬來青年協會的發起人,自1937年起積極參加政治。戰後他成為馬來民族主義黨(Malay Nationalist Party)的主席。這個政黨涉及急進的左派運動而在1948年緊急法令下,導致依薩等人被逮捕,較後這個黨也被宣佈為非法。1953年依薩獲釋,幾年後重回政壇積極活動,旋被選為勞工黨主席。但他參加 1959年的大選(在彭亨淡馬魯區)失敗。1961年,依薩取代波斯達曼成為社陣主席。1965年依薩被指涉及在外組流亡政府活動,遭馬來西亞政府逮捕。較後獲得釋放,從茲脫離政治。曾獲得馬大頒發博士學位,是一位知名的馬來作家,享有崇高的文學地位。
(48) See "Ethnic Politics ln Malaysia" By R.K.Vasil/P136,137.

第七章:從馬來亞到馬來西亞

(01) 馬來亞到馬來西亞
1961年,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提出的馬來西亞概念,導致了一場政治思潮的鬥爭,但最終是馬來西亞概念佔上風和取得勝利。

當年5月27日,東姑出席東南亞外國通訊員在新加坡,為他而設的午餐宴會上說:“或早或遲,馬來亞將與英國、新加坡、北婆及砂勞越的人民達成諒解。現在來講述如何達致密切的諒解是言之過早的。

“但不可避免的,我們應朝向這個目標,並思及將這些地區,能夠達成在政治和經濟合作上的計劃。”

東姑說:“馬來亞及這些地區(指新加坡,沙巴,砂勞越及汶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有很多共同點,與英國有不同程度的聯繫,推行英國式的行政與英國法律及大部份的貿易是與英國進行的,它們共同的方向是英國。

“不像鄰近其他國家─印支向法國,印尼向荷蘭,菲律賓向美國;只有泰國是獨立的。不過這些地區曾一度被日本所佔領。因此我並不感到奇怪,當這些地區 的領袖到吉隆坡,與我談論如何像馬來亞一樣取得自由。”(49)

東姑創議大馬聯邦
這就是東姑所倡議的馬來西亞計劃。原本這個概念是包括汶萊在內的,因為條件談不攏,汶萊沒有加入馬來西亞聯邦。

東姑本來原意是:馬來西亞聯邦是馬來亞聯合邦的擴大,將其他地區納為州,然後由吉隆坡的中央政府管治,並通過馬來西亞的實現,帶動新加坡、沙巴及砂勞越正式擺脫英國統治,成為獨立國家的一部份。

推動馬來西亞的概念,政治分析家認為,一個主要的因素是新加坡的問題。政治在獅城格外的不安定和爆炸性的,激進派的勢力不漸的膨脹,共產活動也出現,馬來亞將新加坡吸納成為聯邦的一員的步伐加速了。

東姑阿都拉曼向巫統黨員說:“給新加坡獨立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走向共產,如果此事發生,將波及馬來亞。因此為了防止這種最不愉快和災難的事,唯一的方法是接受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一部份。”(50)

在私底下的場合,馬來亞政府官員經常述及古巴事件的教訓,來作為對新加坡的擔心。

(02) 否定單獨馬新合併
東姑在回憶錄中揭露,馬紹爾當新加坡首席部長及林有福當政時代,曾向他表示有意併入馬來亞聯合邦,即使李光耀於1959年上台,出任自治邦的總理後,也有此心願。

不過,東姑並沒有單單思及新加坡的加入,而是希望包括北婆羅洲地區在內,以組成馬來西亞聯邦。這樣一來,種族比例上將會抵消華人佔多數的局面,這種安排,是會被馬來亞政府所接受的。

東姑否定單獨馬新合併的可能,因為這涉及種族的背景、思想及習俗的不同。對於華人,東姑有如是的看法:“華人是重物質的民族,是務實主義者,他們不熱衷於當地政治,他們喜歡住在有法治的地方,但受到最少的干預,以使他們做自己的生意,目的只在賺錢。

對有政治思想的人,他們不是右傾便是左派─國民黨或中共,正如在中國的情形。但大多數人未有政治傾向。作為一個少數民族,他們平靜地生活,而如果成為多數 民族的話,找到了力量後便會迅快地評估自己,以被人感受到或聽到他們的聲音。嚴重的問題可能因之產生,很難去捍衛一個以馬來人為基礎的馬來亞憲法。”(51)

因此,從一開始,馬來西亞聯邦的政策是將東西馬合併起來,包括汶萊在內,後因汶萊條件談不攏,就退出談商。

反對馬來西亞概念的人士認為,這是英國政府的計謀,以確保它在這個地區的既得利益,進而推行被認為新殖民地主義的計劃。

左派反對大馬概念
於是,一場圍繞在馬來西亞計劃的政治鬥爭展開。在馬來亞方面,聯盟政府全力支持,並加速推行。社陣反對這個計劃。

在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支持,而從行動黨分裂出來的新加坡社陣則強烈反對。

在東馬,明顯的砂勞越的人民聯合黨加入反對陣容,其他的政黨則未有反對傾向,反而是贊成大馬計劃。

沙巴的卡達山統一機構的領袖唐納史蒂芬(後改名為福爾)先是有條件的反對,後來也加以同意;沙統表示支持,接著在折衷下,卡達山統一機構和沙統合作,支持馬來西亞。

汶萊的人民黨發動叛亂失敗,或多或少影響馬來西亞政局。

從整個看來,當時具有左傾思想的政黨都以不同的形式,反對馬來西亞概念,但反對的理由是不相同的。為甚麼這些政黨和派系會走在一道,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呢?

無疑的,這牽涉到比較複雜的國際問題。

除了左派的政黨反對之外,右派或民族主義的政黨也曾反對。例如回教黨反對是認為它是違反馬來人的利益,而建議應包括菲律賓和印尼組成較大的單位。

被指為新殖民主義
人民進步黨則表示,應等待新加坡大選後才合併。

但是,左派之中是否有共同的綱領和基礎呢?馬來亞社陣提出的一個理由是指它為新殖民地主義,不符合人民的願望。

新加坡的社陣認為,是基於不平等的條件合併,並非他們一向來所主張的馬新合併。而砂勞越的人民聯合黨的力量正在成長,力圖爭取獨立,反對馬來西亞計劃的安排。

但是這些的挑戰並未對馬來亞政府構成嚴重的威脅。東姑阿都拉曼堅定其立場,且認定反共是一貫的,馬來西亞的成立也是在於遏止共黨有隙可乘。特別針對被指為受到共黨滲透的新加坡社陣和砂勞越人民聯合黨。

(03) 組調查團鑑定民意
按原定的計劃,馬來亞國會於1961年10月通過在原則上接受馬來西亞概念。11月,東姑阿都拉曼前往英國與英首相麥米倫談商馬來西亞計劃,雙方達致協議。

英國獲允許保留其新加坡軍事基地,以協助馬來西亞的防務及英聯邦的防務,直至維護東南亞的和平。同時雙方也同意成立一個委員會,以鑑定北婆及砂勞越人民的意見,以向當局荐議,然後再作最後的決定。

委員會的成員如下:主席柯波勳爵(LORD COBBOLD)、前英格蘭銀行總裁、委員馬來亞外交部的丹斯里雅沙里、檳州首席部長王保尼、最後一任的英駐馬來亞首席秘書戴衛華特斯頓(SIR DAVID WATHERSTON)及前砂勞越總督安東尼阿貝(SIR ANTHONY ABEL)。

接著1962年的5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赴倫敦,進行同樣的任務。

隔一個月,柯波委員會向英首相麥米倫提呈報告書,大致上同意在適當的基礎上給婆羅洲進入馬來西亞聯邦。但英方主張循序漸進,馬來亞則指定必須儘速行事。

基本上,馬英雙方接納報告書建議有關東馬的未來,應由雙方政府儘快作出原則上的決定,同時馬來西亞憲法應基於馬來亞憲法作為基礎。

7月,東姑和麥米倫及當時的英國外長山狄斯達致下列的結果:最終英國同意馬來西亞的看法。
但與此同時,馬來亞政府遭遇外來的壓力和反對馬來西亞計劃。1962年8月,共黨組織的世界民主青年同盟大會在華沙召開,反對馬來西亞,蘇共和中共傾向印尼並反對馬來西亞。

印共,在蘇卡諾政府的支持下,譴責馬來西亞是一種新殖民地主義。

(04) 新加坡的全民投票
東姑提倡的馬來西亞計劃繼續推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通過全民投票來鑑定民意,雖然因為它響應馬來西亞計劃在補選中失利並加速黨內的分裂。

1962年9月的全民投票的3個選擇如下:
(一)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成為一個單位,但保留勞工及教育自主。
(二)完全與無條件的合併,意味著超過半數的新加坡公民(64萬2000名)達到 投票年齡。
(三)合併的條件,其有利因素少過提供給婆羅洲領土的。

投票之前,行動黨已分裂。1960年,王永元被排斥出黨另組人民統一黨,在補選中王永元重新當選,斯時行動黨內的左派並未支持王永元。

1961年,在另一場補選中,前首席部長馬紹爾在行動黨內左派份子支持下,贏得議席。
緊接著,1961年7月26日,13名行動黨議員退黨,成立了新加坡社陣,標誌看思想鬥爭已告白熱化。

在鬥爭激烈的情況下,左派的社陣號召人民投空白票,因無從選擇不要加入馬來西亞,結果第(一)項選擇佔投票率71.1%(397,626)、(二)項佔1.7%(9422)、(三)項1.4%(7911)、空白票佔25.8%(144,077)。

這意味著行動黨政府取得勝利,大多數人支持行動黨提出的合併條件。不過,行 動黨和社陣的鬥爭並未停止,一直發展到馬來西亞的成立及以後。(52)

在砂勞越方面,東姑不遺餘力的推動大馬計劃,也遭到左派及當地政團的反對,甚至砂勞越的人民聯合黨主席王其輝,汶萊人民黨主席阿查哈利及北婆的卡達山統一機構主席唐納.史蒂芬(敦福爾)組成一個反馬來西亞聯合陣線。(53)

可是,東姑爭取東馬更多的政團及個人支持馬來西亞,和反對集團展開鬥爭。

不僅國內有壓力,菲律賓也步印尼後塵,反對馬來西亞,遂使馬來西亞的糾紛演變成國際政治鬥爭的一環。這可能是東姑始料未及的。

不過,菲律賓的反對是基於對沙巴主權的要求,與印尼的性質迥然不同。

在複雜的局勢下,1962年12月汶萊發生的叛亂,使混淆不清的問題逐漸明朗化了。

(05) 英軍敉平汶萊叛亂
汶萊的叛亂,是馬來西亞成立的過程中一段不可忽視的插曲,有必要加以簡述。

汶萊是英國的保護區,不是殖民地,因此馬來亞政府不能以對待沙巴和砂勞越的方法,來處理汶萊的加入。東姑直接和汶萊蘇丹談商,但失敗。

汶萊的人民黨是由阿查哈利發起組織的。阿查哈利於1928年出生在納閩島(沙巴),年幼遷移汶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軍送往印尼唸獸醫學,較後參加印尼軍向荷蘭作戰。

1952年回返汶萊,進行政治活動,判入獄6個月。接著在汶萊蘇丹的協助下,回到汶萊開設印務公司。1956年1月22日,成立人民黨,成為第一個註冊的政黨,獲得大批人士支持。

他與汶萊蘇丹的交情不錯,當東姑提出馬來西亞計劃時,他便反過來要成立以汶萊作為中心的北婆三邦獨立國,以便馬來人居於領導地位,但沙巴和砂勞越的非馬來人則對阿查哈利的意圖感到懷疑。

事實上,阿查哈利只是一廂情願,蘇丹不曾支持他的計劃。鑑於他與印尼有密切的關係,且以左派的姿態出現,因而也與沙、砂乃至西馬和新加坡的左派政黨有聯繫。雖然提出反大馬立場,但彼此的動機是不一的。

儘管有印尼作後盾,阿查哈利在汶萊及東馬所得到的支持是不多的。1962年12月8日,他展開了“革命行動”,而人卻在馬尼拉,宣稱要建立一個北加里曼丹國。 蘇丹沒有被挾持為人質,反而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封閉人民黨,譴責反叛者是 “賣國賊”。5天之內,英軍敉平叛亂,恢復了政府的權威。一場“革命”便在曇花一現中消失了。

汶萊叛亂的失敗,可以說在間接上給馬來西亞的左派運動,帶來重創及致命的打擊。

(06) 排除外壓安定沙砂
對於成立馬來西亞的概念,馬來西亞內的與華人有關的政黨反應又如何呢?砂人民聯合黨譴責反叛行動,但仍然向聯合國提出與人民黨共同起草的反大馬備忘錄。

新加坡社陣則支持反新殖民地主義的反叛。馬來亞社陣亦表支持,因為人民黨與汶萊人民黨有密切的聯繫。(54)

兩個月之後,新加坡內部安全理事會(由英國、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政府代表組成)開會,針對汶萊暴亂後的新加坡局勢,發表一份白皮書,指責共黨準備製造麻煩, 下令逮補113名新加坡左派份子,林清祥(新加坡社陣秘書長)名列榜首,馬來亞的人民黨黨魁阿末布斯達曼,也以同樣的理由被逮捕。

一般上人民對此事靜觀其變。雖然印尼方面已開動機器大反馬來西亞計劃,可是汶萊叛亂的失敗,可以說在間接上給馬來西亞的左派運動,帶來重創及致命的打擊。

一些原先反馬來西亞的,轉過來支持馬來西亞計劃,左派的反擊浪潮顯得效果有限。馬來亞政府到了1963年中,情勢向有利力面發展,加速了馬來西亞成立的步伐。

但在力求達致理想的同時,馬來亞政府有需排除印尼和菲律賓的壓力,並安定沙砂的局面。

舉行選舉為合併舖路
沙巴的情況比較容易處理,唐納.史蒂芬領導的卡達山統一機構(UNKO),加入親大馬陣營,不再與阿查哈利有聯繫,一個包括各政黨的沙巴聯盟成立。主要的成員有沙統USNO及UNKO。

1963年初的地方選舉顯示這兩個政黨得席最多,前者53席,後者39席,因而在州議會及國會方面按比例委出議員,反馬來西亞的聲音已不在沙巴聽到。

有必要提出的是,在沙巴聯盟內代表華人的是北婆國民黨BUNAP,是由邱錫洲領導的統一黨和陳彼得領導的民主黨合併而成,在地方議員選舉贏得27席,分獲4個州議員和4名國會議員。
換句話說,沙巴的華人政黨表現了對馬來西亞的支持。

在砂勞越,情況比較複雜,因為勢力強大的人民聯合黨在主席王其輝和秘書長楊國斯的領導下,發出反馬來西亞的口號,促使另一方支持馬來西亞 計劃的政黨,組成親大馬的砂勞越聯盟─砂保守黨(PAPAS)、國民黨(SNAP)、沙華公會(SCA)、土著陣線(BERJASA)及國家黨 (PANAS),因席位分配問題,國民黨後來退出聯盟。

砂組成親大馬政府
砂勞越的選舉制度與沙巴一致,即通過地方會議的選舉,再按比例委選州議員和國會議員。在1963年6月舉行的地方議會選舉,總數439名,聯盟贏得138席,人聯黨116席,國家黨59席及獨立人士116席。

本來人聯黨和國家黨的合作準備奪取州議會控制權,但砂勞越聯盟結合獨立人士的力量,扭轉劣勢,而處於控制地位。因而使到砂聯盟得以組成政府,在36個州議席中,分配如下,聯盟19席、獨立人士9席(其中7人支持聯盟)、人聯黨5席及國家黨5席。

這樣一來,親馬來西亞的勢力,在砂勞越取得成功的立足點,進一步的鼓舞東姑阿都拉曼的決心。

馬菲印三國協議
可是,馬來亞政府不能忽視外邊的叫嚷,從1963年7月30日至8月5日,與印尼總統蘇卡諾及菲律賓總統馬加卡巴舉行了極峰會議,最終達致如下的協議:

“印尼和菲律賓表明,如果婆羅洲的人民,在一個獨立和公正的機構,即聯合國秘書長宇丹或其代表鑑定下,支持馬來西亞的話,它們將歡迎馬來西亞的成立。”

東姑阿都拉曼接受此議的同時,也同意建立馬菲印組成的“馬菲林諾聯邦”(MAPHILINDO)的概念,並致力於向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作鬥爭。

這份馬尼拉協定中的馬菲林諾概念,並未獲得馬新華人的支持。新加坡的李光耀表示,不受此約束並聲言不管大馬何時成立,新加坡將按照倫敦協定於8月31日宣佈獨立。

聯合國在是受到邀請下,於8月16日至9月5日在沙、砂進行了調查。9月14日,秘書長宇丹發表其報告書宣稱:“毫無疑問的,大多數人民希望加入馬來西亞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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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9) See "Looking Back" By Tunku Abdul Rahman/P81
(50) 東姑演詞全文刊於1962年9月25日《馬來時報》
(51) See "Looking Back" By Tunku Abdul Rahman/P78
(52) 《李光耀─新加坡的鬥爭》亞歷克斯.佐西著/吳俊剛譯/P126
(53) 參閱1961年7月10日《海峽時報》
(54) See 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Means/P308

第八章:啟開馬來西亞時代

(01) 啟開馬來西亞時代
在宇丹報告書發表前,印菲已對調查不信任,指馬尼拉協定已被破壞,所持的理由是馬來西亞成立的準備工作在繼續進行。馬來亞政府於8月29日宣佈:馬來西亞將在9月16日成立。

由於對調查報告具有信心,也由於認定沙砂人民支持馬來西亞,東姑阿都拉曼勇往直前,在宇丹報告書發表後的兩天,馬來西亞正式成立,從此翻開歷史新頁。

馬來西亞在各種壓力下誕生,但也加速了印尼蘇卡諾的對抗。公然展開所謂粉碎馬來西亞的行動。這種行動包括在東馬進行軍事行動,甚至派遣兵士侵入西馬。

雖然在對抗的過程中馬印斷絕外交關係,但曾在曼谷及東京舉行過會談,可惜不歡而散。當1964年8月的時候,一小撮來自印尼的軍人侵入馬來西亞的柔佛拉美士,馬來西亞政府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投訴。

此舉使馬來西亞在外交上打一場勝仗,雖然未能改變印尼的對抗政策。結果馬來西亞獲選進入安全理事會,蘇卡諾老羞成怒,宣佈退出聯合國。

接著蘇卡諾本身陷入困境,印尼的共黨和軍隊的矛盾加劇,鬥爭趨白熱化。1965年10月,一場流血政變在印尼發生,顯然是印共參與其事。同時,陸軍將領蘇哈多展開反擊,遂敉平政變,奪得了國家的控制權。

蘇卡諾總統大權旁落,1966年,蘇哈多上台,宣佈結束馬印對抗。

(02) 馬印對抗歷史五年
從馬來西亞醞釀成立到馬印對抗的結束,前後歷時5年之久。這期間,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思想,也經歷了深刻的變化。

印尼的對抗及決意要組成一個以雅加達為主的大聯邦,使到馬來西亞的華人感到憂慮,轉而支持馬來西亞政府抗拒外來的壓力。但不可否認的,在思想上傾向左派的華人,基於政治意識的理由,支持社陣的“反大馬運動”。

雖然他們的出發點是與印尼的動機和汶萊的人民黨反叛目的是不相同的,但由於是一場反馬來西亞的鬥爭,結果也捲入了這場鬥爭,無形中給人的印象是:社陣 支持或同情印尼的對抗,唱出了“馬來西亞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的論調。

這樣一來,整個左派運動終於受到重創,以致在大選中處於被動地位。最主要的是:馬來西亞的馬來人支持巫統,反對左傾的人民黨反對馬來西亞運動,大部份華人則轉向支持馬華公會及溫和的反對黨,大大地減少了對社陣的支持。

無可否認,印尼的對抗導致更多的華人,改變了對左派的政治鬥爭的看法,也在思想意識上未與左派政黨相結合。

(03) 林蒼佑成立民主黨
話說林蒼祐醫生於1959年未能在馬華公會取得控制力量,以和東姑爭取更多席位分配後,便以“健康理由”前往英國休養。

大選過後約莫2年,即1961年宣佈,林蒼佑退出馬華公會。同一年,他的親密戰友朱運興在安順國會補選中,以獨立人士取勝。

到了1962年4月,林蒼祐及朱運興聯合宣佈將組織一個“非種族性政黨”對抗聯盟。

本來,林蒼祐及一批前馬華領袖是要組織一個取代馬華公會的種族性政黨,但在東姑宣佈“馬來西亞概念”後,林蒼祐改變這種想法。他說:“當東姑決定成立馬來西亞時,我想這是時機成熱:以更廣的基礎看待尚未解決的種族問題。”(55)

林蒼祐成功地拉攏森美蘭的陳世英、郭開東及一群市議員參加。於是民主聯合黨(UNITED DEMOCRATIC PARTY)於1962年4月21日於芙蓉誕生。陳世英(國會議員)代表了激進派,林蒼祐代表了溫和派。

為了表示它的非種族性,前國家黨(由拿督翁發起)領袖阿都哈密(HAJI ABDUL HAMID BIN HAJl ISHAK)被選為名義上的主席,林蒼祐副之,秘書陳世英,副秘書是郭開東。人民進步黨領袖DR辛尼華沙甘受邀觀禮,並矢言與新黨合作。

但是,這個政黨很快便鬧分裂。陳世英堅持其種族路線,以保障華人的權益;林蒼祐宣佈這是一個屬於愛國組織,每個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不認為種族主義會有助於建立一個團結的國家,雖然他聲言要力爭教育權利。

這樣一來,攤牌將不可避免。1963年4月4日在吉隆坡舉行的黨大會上,林蒼祐派取得控制權,推選著名馬來領袖拿督查納阿比丁(DATO ZAINAL ABIDIN BIN HAJI ABAS)為黨新主席。

查納阿比丁在早期曾與拿督翁攜手組織巫統,是拿督翁的密友,後與拿督翁另組馬來亞獨立黨乃至國家黨。而陳世英及郭開東失去正副秘書職,亦未被選為中委。

數天後,這一批人,包括市議員退出民主聯合黨。陳世英不同意林蒼祐要組織反對黨陣線,並指責林醫生未服膺較早時同意的鬥爭路線。

民主聯合黨在林蒼祐的控制下,它採取了溫和的政策以尋求馬來西亞人民的支持。但清楚不過的,這個黨的生命主要靠林蒼祐的形象,而其他人的影響力還不及他。

在1964年大選時,雖然民聯黨標榜多元種族,但形勢使到它必須爭取華人的支持以立足政壇,以致在1964年的競選政綱突出華文教育問題。不過除了林蒼祐 一人中選國會議員,及在他的丹絨國會屬下及附近的4個州選區獲勝外,其他26名國會候選人皆失敗。這證明華人支持林蒼祐多過接受民主聯合黨的政治概念。

選民的支持一方面是他在領導馬華時顯得關切華人利益,另一方面也希望他能扮演反對黨的角色。

(04) 新行動黨震盪華社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帶來的衝擊,也震盪華人社會的思潮。於1963年9月16日加入馬來西亞前,李光耀的政府宣佈提早大選,以考驗人民對馬來西亞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因為內鬨導致諸多議員走向社陣,使行動黨只勉強擁有半數以上的席位,因此尋求新的委托是必要的。這一場選舉是行動黨與社陣的殊死戰。後者仍以反馬來西亞的姿態出現。

至於新加坡聯盟,所起的影響力不大。

選舉結果,在51席中,人民行動黨奪得37席,社陣13席,人民統一黨1席,決定了李光耀繼續執政,且有絕大多數席位組織穩定的州政府。以選舉結果分配, 行動黨佔有12個國會議席,社陣得3席。無疑的,這對新加坡社陣是個致命的打擊,判定它日後在憲制鬥爭上處於下風,乃至失去影響力。

而人民行動黨在選舉勝利後,思及整個馬來西亞的政治情況,決定派出象徵式的候選人,參加1964年4月的馬來亞的國會選舉。

當時行動黨的主席杜進才博士說,行動黨在馬來西亞成立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必須考慮本身是一個全國組織,因此應該參加大選,不過行動黨表明無意與巫統對抗,它的主要目的有兩個:
(一)制止社陣的抬頭,因它採取反大馬立場,並傾向印共。
(二)指責馬華公會已失去華人的支持,而擔心選民會把票投給社陣。

新行動黨參加大馬選舉
李光耀總理也宣佈全力支持巫統候選人,以確保馬來西亞的成功。但行動黨所要證明的是:城市的非馬來人支持行動黨作為他們的代表,不是社陣,也非馬華。它的思想體系大致上是表現在通過尋求非馬來人的支持,俾和巫統取得合作。

在這個過程中,行動黨宣揚的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這一概念。

人民行動黨在國會方面派出11名候選人,其中兩人因與巫統對壘,行動黨候選人宣佈不與巫統爭奪,實際上只剩下九名候選人在城市區與馬華和社陣的候選人角逐。在州議會方面,共派出15名候選人。

在舉行群眾大會時,李光耀所到之處掀起一片熱潮,但當時馬來西亞的華人對行動黨仍感猶疑,也未瞭解其動機,因此在投票時不是給聯盟,便是給社陣,以致行動黨得票率不高,唯一的中選者是孟沙區的候選人蒂凡那。(56)

雖然如此,人民行動黨繼續展開它的政治鬥爭,而與巫統的關係逐漸惡化。在這段期間內,人民行動黨的政治概念震盪了華人社會的思潮。

(05) 反對黨左派變化大
反對黨左派方面的變化相當大,勞工黨和人民黨繼續合作,但勞工黨在轉由依薩擔任主席後,它已逐漸地成為社陣的主力。

不過,由於兩黨的門戶開放,一批左派華人分別地加入勞工黨和人民黨。到處設立分支部,華人成為這兩黨的主要支持力量。

60年代,社陣接納了另一股代表馬來人左派的集團─國民議會黨(NATIONAL CONVENTION PARTY)。這個政黨的主要人物是阿都亞茲賓依薩(ABDUL AZIZ BIN ISHAK)。

阿都亞茲原本是馬來社會中的活躍份子,於1948年加入巫統,但在1951年與拿督翁一起離開巫統,另創馬來亞獨立黨,不過首次舉行的吉隆坡市議會選舉,阿都亞茲代表馬來亞獨立黨角逐失敗。

他於1952年重新加入巫統,1955年在自治邦的普選中,當選立法議員,被東姑(首席部長)委為農業暨合作社部長。1958年中選為巫統3名副主席之一,政治勢 力開始膨脹。1959年大選後,他仍然擔任農業暨合作社部長。

在任期間,積極鼓吹合作社運動,以加強馬來人的經濟地位,並認為通過合作社可以擺脫華人資本家的剝削。在他的影響下,合作社社員在全國各地已達到3000名。

前農長阿都亞茲辭職
1962年,他致力推荐內閣批准興建合作社肥料廠,卻被內閣拒絕,形容浪費和不實際的。他更被指為欲引進蘇聯的農業制度進入馬來亞。

阿都亞茲的計劃被拒絕後,他與東姑及馬華的矛盾加劇,逐漸演成水火不相容。但阿都亞茲不甘於失敗,在巫統內顯示力量,要迫使內閣改變初衷。東姑不擬讓步,並聲言要調阿都亞茲出衛生部,改由薩頓(當時的巫青領袖)出任。(57)

阿都亞茲反擊說,若被調職,寧可辭職。東姑乃暫時按兵不動。不過,亞茲失掉巫統副主席後,他的地位即告動搖,終於1962年10月,東姑促請阿都亞茲辭職。

當時一項傳言說,馬華要求革除亞茲職位,指他在從事馬來人合作社運動時,主張撤消華人的一些禮申(執照)。過後亞茲認為,他被革職是由於與陳修信意見分歧,也由於他反對馬來西亞對印尼的態度。

政府方面則指控亞茲的不當管理,在搞合作社計劃方面,因操之過急,浪費數以百萬元的金錢。(58)

辭卸部長後,阿都亞茲仍留在巫統,成為黨內抨擊政府政策人士,終於被開除黨籍。1963年7月的時候,阿都亞茲與其追隨者宣佈成立國民議會黨,帶有左傾的馬來民族主義色彩。

它攻擊壟斷資本家及外資,採取偏向印尼政策反對馬來西亞成立的方式。反對新殖民地主義,主張採用印尼的自助原則GOTONG ROYONG推行鄉村經濟發展。

不過,為爭取與反對黨的合作,國民議會黨放低種族調子,而以左的姿態出現,結果與勞工黨及人民黨達成合作,加入社陣。形勢一變,社陣已成為三黨聯合陣線。在1964年4月的大選面臨一場真正的考驗。

(06) 馬印對抗有利聯盟
從60年代初到1964年的階段,反對黨的變化是十分大的。除人民進步黨繼續保持在怡保市的勢力,走華人路線但又有某些社會主義傾向外,社陣多增加一個代表左傾馬來民族主義份子的政黨。

而非左但反馬華的民主聯合黨也從中崛起,馬來亞黨解散,陳期岳重入馬華,芙蓉的郭開東也歸隊馬華;較引人注目的是人民行動黨插足於馬來亞半島的華人政治。

當時,比較可能合作的是人民行動黨,人民進步黨及民聯黨,社陣是獨樹一幟的;回教黨也自成一格。它們分別向聯盟政權挑戰,馬華公會則受到社陣及人民行動黨等的左右夾攻。

在此局面下,要華人作一個抉擇是不容易的,但由於客觀形勢的發展,對執政的聯盟有利,也就不怎麼令聯盟感到操心了。

甚麼是有利的客觀因素呢? 其一,印尼對抗加緊,已是國敵當前,容不得華人掉以輕心,因而大多數選民決心支持馬華公會和聯盟政府,以抗拒印尼的壓力。

其二,社陣的反大馬立場與印尼有些吻合,使華人對它具有多少戒心。在左傾與民族利益之中,華人多數選擇後者;尤其是馬華公會對國民議會黨的阿都亞茲 的抨擊,指他有意剝奪華人商業利益,更使社陣不易招架。

不過,當時的勞工黨辯解是從思想意識形態看問題,不以種族主義來 解釋阿都亞茲的經濟政策。

其三,雖然人民行動黨是新加坡的執政黨,但半島華人對它認識不深,其候選人的素質也良莠不齊,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投票的習慣。換句話說,華人於1959年後形成的大體上思想是:不是支持馬華,便是支持社陣。

除非是對已熟悉的政治人物,例如林蒼祐及SP與DR辛尼華沙甘,才作第三考慮。因此人民行動黨未能在大選中發揮大作用。

六四年大選聯盟大勝
1964年4月25日舉行的獨立後第二屆大選(大馬成立後的第一次),聯盟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成績可媲美於1955年的選舉結果(朝向自治邦的半民選制度,聯盟在52席民選中贏得51席),比起1957年的大選成績更令執政黨感到滿意。

在馬來西亞半島的104席的國會中,聯盟贏得89席(其中馬華公會參加33席,贏得27席,可謂成績輝煌,而且諸多候選人在華人選區中選)占投票率58.3%。在州議會方面,除了回教黨繼續執政吉蘭丹州外,余者仍歸聯盟當權。

聯盟的89席加上東馬沙巴聯盟的16席和砂拉越聯盟的18席,總共123席,占國會154席的3/2 以上,足以組成穩定的中央政府。

反對黨方面,回教黨派出59名候選人,只9位當選國會議員;社陣派出69名,僅2人中選(即林建壽與陳誌勤);國家黨派4人,無人中選;人民進步黨派8人角逐,也得2人掄元;民主聯合黨派出27人,只1人報捷(林蒼祐醫生);人民行動黨11人,唯一中選者是蒂凡那。獨立人士8名,全軍覆沒。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有13名國會議員,屬於支持馬來西亞,但在國會處於反對黨地位。新加坡社陣只有3名國會議員。

執政和反對黨的勢力懸殊,反映出馬來西亞半島的絕大多數選民支持馬來西亞。

落選的反對黨知名人士有:阿末波斯達曼(人民黨——社陣),V大衛(勞工黨——社陣),依邁(勞工黨兼社陣主席),阿都亞茲(國民議會黨——社陣前農業部長),陳璞根(勞工黨——社陣)。

在東馬,自從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馬來西亞後,兩地的政治才被半島人民所關註。在這之前,西馬人民對它是一知半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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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5) See "Ethnic Politics ln Malaysia" By R.K.Vasil/P137
(56) 蒂凡那是人民行動黨的早期領袖之一,著名的職工會份子,曾與林清祥等 人一同被英政府逮捕下獄。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蒂凡那與林清祥等人獲釋,繼續從事職工運動,且與李光耀總理結成親密戰友。1964年以馬來西亞公民身份,代表人民行動黨角逐孟沙區議席告捷。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在馬來亞半島的人民行動黨易名為民主行動黨,蒂凡那出任秘書長,也是該黨在國會內的唯一議員。1969年大選前,蒂凡那宣佈辭卸民行黨秘書長職,且表明不再參加大選。他回到新加坡,重新領導職總,也在後期成為新加坡國會議員。1981年被新加坡政府推舉為新加坡共和國總統。
(57) 薩頓(Haji Sardon Bin Haji Tabir)曾任內閣部長多年,後出使聯合國,70年代初被委為檳川元首,封賜敦銜,直到1981年退休。
(58) See "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Means/P263

第九章:東馬政治概況

(01) 華人大舉移民砂州
華人移居砂勞越的情形,與東南亞各地大致相同。1841年,詹姆士.布魯克(JAMES BROOKE)成為砂勞越的拉惹,也就統治者,他是在英殖民政府的支持下享有直接控制權,這也是英國表面上間接統治的手段。

之前,砂勞越原屬汶萊統治的地方。原本砂勞越的領土只有現今第1省的土地。而後經過第2代拉惹查斯爾.布魯克(CHARLES BROOKE),其統治的領土不斷擴大。至1905年據有第5省林夢的地方,變成現今砂勞越的版圖。

客家人福家人最多
華人1841年後,作比較大量的移居,但是大批的移民是在第2代拉惹繼位之前,他借助華人的力量開發砂勞越。由於當時政府的鼓勵,在1877年華人已有7000名,到1908年增至4萬5000名。

1947年人口調查,華人有14萬5158人。1973年的估計達到32萬5005名。(59)

根據1960年的人口調查,砂勞越總人口是74萬4529名,包括海達雅克人(伊班人)有23萬9409名,華人有26萬6473名,馬來人有13萬2903名,陸達雅克人5萬9267名,馬蘭努人(回教徒)4萬5155人。

華人之中,客家人口及福州人最多,下來是福建人,潮州人,廣東人,興化人及海南人等。(60)

像馬來西亞半島一樣,早期南來的華人組織鄉會和宗祠,興學辦校,傳播文化,但也具有濃厚的幫派觀念,而在政冶意識上也在後期有國共之分野。

戰後砂直接受英統治
日本南侵,砂勞越不可倖免,日軍投降後,砂勞越直接歸英國統治,在實權上剝奪了布洛克家族的權力。砂撈越乃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英國遂派人出任總督,對殖民地的誰會作逐步的修改。1949年,古晉中華總商會成立,代表華人的經濟利益,向政府交涉,且向華人的出入口貿易徵稅,以支助華校。

愛安.莫里森(IAN MORRISON)《砂勞越地方自治政府》一書的作者,在1949年說“殖民地的財富不但相當數量在華人的手裏,同時華人比起他們的鄰居更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識和教育上的進步。”

(02) 中下階層華人思變
砂勞越的華人在戰後,同樣表現出兩種思潮的鬥爭。一個是以上層為主的,由中華總商會領導,他們思想保守,傾向國民黨,但對當地的貢獻是不可否定的,例如興學辦校,創辦報紙。

當英國在1948年實施地方政府法令,以民選代替官委議員後,華人的中下層階級就有一種思變和突破的要求,以擺脫傳統的由上層華人代表華社的願望。

“政治觀察家認為,地方政府法令實施民選制度,不但是使當地的土著朝向接受一個較為民主形式的政府,而且重組傳統的華人領導層,局部的滿足那些對傳統領袖失望的各階層華人。

不過,選舉法的實施未達到所需的效果,傳統的委任甲必丹和地區頭人的制度仍然保持,而社會及經濟權力,操縱在被挑選了的富有者的手上,其他人則成為受承認的領袖,以確保中華總商會仍然是政府和華人之間的主要聯繫。

再者,戰爭的教訓,使到華人及其他種族成為侵略的犧牲品,已不可避免的改變華人對西方政府和其本族傳統領導層的態度,也同樣地改變了華人領袖本身與新殖民地政府的關係。” (61)

很顯然的,上層的華人繼續與英國保持良好的關係,而中下層的華人則要求改變,同時也因為涉及中國的國共鬥爭,導致華人中不滿國民黨建立他們的勢力範圍,甚至有一些轉入地下成為砂共份子。(62)

首個政治團體失敗
另一方面,21個華人社團又合起來組織中華公會(CHUNG HUA ASSOCIATION),這個團體有激進的要求,且試圖取代中華總商會的領導地位,有意成立華人民主政治社團(CHINESE DEMOCRATIC POLITICAL SOCIETY),但未得到英政府的歡迎,也沒法獲得保守華人的支持。

這個團體的政治壽命短暫一現,因為當局很快地在1947年成立華人諮詢局(CHINESE ADVISARY BOARD),以保守華人成為委員,取代了中華公會的作用。

1948年,南京國民黨政府委任一名駐砂勞越的華人領事;竟而受到中華總商書及中華公會的歡迎,且發表聲明說領事已成為砂勞越華人的代表,面對中國政府和砂勞越政府。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土生的砂勞越華人被視為英籍民,外國領事未具有責任。”砂政府未加以接受。(63)

1949年杪中共在大陸取得控制權,也結束了國民黨領事在砂勞越的地位。砂政府強調英政府承認中共,不意味著不再反對共黨在英屬領土蔓延。不過,砂政府為作象徵式的表示,允准華人慶祝國共之間不同的國慶日。

但是,砂勞越的華人具有較明顯的當地政治意識是在50年代以後,而隨著當地情況的變化,華人乃逐漸遠離對中國政治的興趣。

(03) 兩大事件加速醒覺
有兩件事導致華人社會對砂政府的不滿,加速了華人政黨的成立。

其一是政府對華校的關注,為預防左派份子控制和勢力坐大,政府採取必要的行動,於1955年通過一份白皮書的發表,實施援助法令(GRANT CODE REGULATIONS),在提供支助的同時,也管制了教學課程。

其二是1955年1月1日實施貿易禮申收費制度,以期每年增加350萬元的收入,來資助教育的擴展,由於新稅率有的竟提高1000%,致使華商“罷市”抗議,當局宣佈展延實施並委任一個調查委員會修改收費率。

華人社會的代表和政府就上述兩件事的討價還價,是屬於政治形式的談商,加上政府已實行地方議會民選制度,華人對政黨的需求也就越形迫切。

另一方面,砂勞越的英殖民地政府,也鼓勵與政府有友好關係的當地社會領袖組織政黨。前砂政府首席秘書長伊里斯JH.ELLIS發出的內部通函中,冀擬議中的政黨由王其輝領導。(64)

另一位協助砂政府解決學生罷課事件的楊國斯律師也受重視。他們兩人連同一般有志之士推動砂撈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簡稱SUPP)的成立,是為砂勞越最早的一個政黨。

人聯黨標榜非種族性,希望拉攏馬來人及達雅克人參加,由於各種因素存在不是十分成功。不過這個黨在後來成為規模相當的多元種族政黨。

(04) 人民聯合黨的成立
人聯黨成立初期,各族人民的政治認識普遍還很落後,華族方面,除了一些工友入黨外,一般華人商家和小市民,大多都抱著安份守己的態度。

廣大的伊班族,生活貧困,住在窮山僻野,教育文化較落後,因此對自治獨立的意義,還是認識不深;馬來人由於宗教信仰的關係,他們的一般行動取決於一些認識較高的政府公務員,決不輕易加入任何政黨。(65)

在人聯黨成立之前的數星期,砂勞越總督改變對人聯黨的積極態度,因為他坦心這個黨會偏向某一種族而分裂社會,同時他獲悉砂共滲透。因此引起政府的懷疑和警惕。(66)

不過,這個政黨的領導權始終控制在中庸及溫和份子的手上。人聯黨是於1959年6月4日誕生,且於6月18日獲准註冊。第一任主席是王其輝,秘書是楊國斯。

人聯黨的建黨宣言中表明:
(一)循憲制方式覓尋砂勞越人民的政治進展以期最後獲得獨立;
(二)爭取和維持基於議會民主制建立起來的政府;
(三)促進和保證各族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及
(四)維持各民族的和諧。

黨的宣言和政綱雖顯示出,這是一個為民主而鬥爭的政黨,但在實質上,這個黨一開始就有左傾的現象,這可以從它起初反對馬來西亞計劃中看出來。

作為第一個成立的政治組織,人聯黨乃居於優勢吸納諸多黨員,尤其是華人。“從1959年到1962年短短的三年時間,黨員從30多位發起人到5萬多人,支分部從原來的一個總部增加到55個支分部。” (67)

思想左傾反對大馬
當馬來西亞概念於1961年提出時,人聯黨表示反對,指說是“英殖民主義者部署的,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

其實,從英國前首相麥米倫HAROLD MACMILLAN的回憶《AT THE END OF THE DAY》中揭示,英國並不熱衷加速推動馬來西亞的成立,他說:“馬來西亞的成立過程是必須放慢的。我承認,李光耀鑑於可預見的可能共黨政變,被迫要求或取 得新加坡的獨立。

如果合併不能加快實施,這是一個實在的危險。不過,我不準備對任何問題作急速行動。我們對已長久及有效統治的地區的人民負有責任;我們也對共和聯邦負有責任,特別是澳洲和紐西蘭,它們的防務利益被嚴重的影響。”(68)

東姑阿都拉曼在其回憶錄中也這樣說:“我在1961年11月2日前往倫敦會見麥米倫,最後我們在原則上同意將新加坡、北婆羅洲、砂勞越及汶萊加以合併,但同意英國有權保留在新加坡的基地,以作為協助馬來西亞及共和聯邦的防務,保護東南亞和平。

我們也同意由馬英雙方成員組成的調查團,鑑定北婆及砂勞越人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東姑並引述海峽時報1962年7月23日的一則報導說:調查團提呈報告書後,1962年7月馬英會談發生困難,因為英國主張不定期的過渡階段,在這時期北婆及砂勞越可以準備成立自冶政府和合併,但最後英國讓步。

英國必須對“過渡時期”讓步。而當時英國的腦海中是協助建立一個國家,然後使它們在愉快中合併,由馬來亞實行殖民地統治而不是人民所要求的未來“馬來西亞”。(69)

多名黨要被逮捕驅逐
從這些言論中可看出,當時的馬新比英國更熱心的推動馬來西亞計劃。因此當時所受到的指控是“英國部署的”和“新殖民地主義的產物”,今天看來所得到的結論是有修正的必要。

砂人聯黨的反大馬運動,是從內部到外部的。

在內部每分支會開會,都是發表反對馬來西亞計劃,對外則和汶萊的人民黨及北婆的卡達山統一機構,聯合反對大馬計劃(但卡達山機構很快改變 態度,而人民黨1962年叛亂後,即被汶萊蘇丹和英政府敉平),人聯黨也曾附和馬來亞社陣及新加坡社陣的反大馬計劃,向英馬代表組成的調查團,及後來的聯 合國調查團,表明反對砂勞越加入大馬。
人聯黨的活動引起了砂政府的注意,並感到治安已被挑戰和威脅,並認為共黨已經滲透,乃援引法令進行逮捕,諸多幹部或被遣出砂勞越或被監禁。
雖然人聯黨反對馬來西亞,但馬來西亞計劃仍然繼續推行,且於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砂勞越通過加入大馬取得獨立的地位,是馬來西亞獨立國的一州。

(05) 親馬政黨相繼成立
在獨立前,與人聯黨的左傾有不同政治思潮的政黨相繼成立,它們支持馬來西亞,唯獨人聯黨唱反調。

第一個政黨是1960年4月成立的砂勞越國家黨(PARTY NEGARA SARAWAK / PANAS),由第一省的馬來人領袖阿邦哈志姆斯達化(ABANC HAJI MUSTAPHA)率領。

1961年3月,由第2省的伊班人及第5省的華人,所組織的砂國民黨(SARAWAK NATIONAL PARTY / SNAP)接著成立,黨魁是加隆寧甘(STEPHEN KALONG NINGKAN)。1961年12月,由第2及第3省的馬來人和馬蘭努斯人支持的土著黨(BARISAN RAKYAT JATI SARAWAK / BARJASA)相繼出現,黨魁是阿都拉曼耶谷ABDUL RAHMAN YAKOB,及其侄兒阿都泰益(ABDUL TAIB MAHMUD),作為國家黨的取代。

1962年7月,以林鵬壽及陳威廉為首的華人,成立砂華公會(SARAWAK CHINESE ASSOCIATION),代表保守的福州和潮州人,俾和人聯黨爭奪影響力。

同年7月,第3省的伊班人,在天猛公儒格(TEMENGGONG JUGAH)的領導下,成立砂勞越保守黨(PARTY PESAKA ANAK SARAWAK / PESAKA)。

這5個支持大馬的政黨共同組成砂勞越聯盟,準備在選舉中與人聯黨週旋。但後來國家黨脫離聯盟,單獨參加大選。

選舉決定對大馬態度
選舉是在馬來西亞成立前的4月到6月舉行,對馬來西亞的成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一場支持大馬和反對大馬的鬥爭。換句話說,是聯盟和人聯黨爭天下。

當時的選舉法是分3層式的,即全州分成24個縣議會和市議會。全部將選出429名的縣或市議員,分別組成24個縣市議會。

由這些縣市議會選出109個省議員分別組成5個省議會(砂州有5省,控制縣或市議會的政黨佔優勢,可以推派省議員),再由這5個省議會選出36名立法議員,組成州議會,超過半數席的政黨,即可組織第一屆民選政府。

從這種選舉制看來,要取得政權的政黨,必須先在縣市議會選舉中,有良好的表現,否則免談。

人聯黨在1963年的時候,宣稱其黨員華人佔54%,多數是客家和福建人;伊班人佔32%;陸達雅克人6.5%,其他是馬來人和馬蘭努斯人。這判定人聯黨的基地是在城 市,也極力爭取伊班人的支持。因此人聯黨的對手是砂華人公會,國民黨及保守黨。

選舉結果,聯盟(四黨聯合)奪得138席(其中國民黨48席,土著黨44席,保守黨43席,砂華公會3席),人聯黨115席,國家黨59席。

人聯黨控制所有的市鎮議會(6個),聯盟控制了所有的鄉村議會(共18個)。

聯盟爭勝人聯黨
根據3層制的選舉,這些市縣議會選出5省的省議員,再由省議員選出州議員。在第一省人聯和國家黨合作,各分得5個州議員,而第2、4、5省歸聯盟,有16名州議員,剩下第3省將選出11名州議員。

而爭奪第3省議會的控制權乃告展開,這其中涉及民那丹縣議會──人聯7席,聯盟7席,獨立人士1席(伊班人)。誰能爭取這位獨立人士,即 可控制縣議會,由縣議會派出的3名省議員將決定誰控制省議會(人聯原有11名,聯盟有13名),結果該獨立人士靠向聯盟,使聯盟控制民那丹縣議會,而多增 加3名省議員,以致在第3省擁有16名省議員,控制省議會,所派出的州議員11名概為聯盟黨人。

11加16,聯盟共27席控制州議會。(反之,如果人聯成功,5席再加11席,又加上國家黨5席,即可控制州談會),這決定人聯黨在日後的劣勢,而聯盟黨的勝利使到馬來西亞的成立更為快速進行。

當時,英國殖民政府鑒於砂華公會不能代表華人,建議將人聯黨容納在聯合政府內,並由王其輝出任第一屆首席部長,但此議被人聯黨幹部所否決,當然也不為聯盟所接受,建議乃胎死腹中。(70)

聯盟政府組織的州政府由國民黨的加隆寧甘擔任首席部長,而獨立人士的黃金明,較後加入國民黨,則擔任副首席部長,砂華公會的張桂生也入閣。

人聯黨繼續其反大馬態度,直到馬來西亞成立後,逐漸改變態度。

(06) 戰後英國統治沙巴
沙巴──1881年成為英國的其中一個殖民地,在這之前,與汶萊蘇丹簽訂一項合約,取得三塊連接的土地,每年付出1萬2000元,同時,又與汶萊首席部長彭格蘭天猛公簽一合約,以取得他的兩塊私人土地。

蘇祿蘇丹得5000元,以作為補償他聲稱對北婆的要求。

儘管後來菲律賓以蘇祿蘇丹的問題提出對沙巴的主權,但歷史文件已揭示這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當時英國是通過付款來取得沙巴的控制權。

對沙巴的控制,英國是採取間接的方式,它委托英屬北婆羅洲渣打公司管理沙巴,意味看這間公司是沙巴的政府。但1942年日本南侵,這間公司失去控制能力,在戰後1945年,英屬北婆羅洲渣打公司將沙巴賣給英國,沙巴乃於1946年成為 英國的殖民地。(71)

華人移民逐年增加
當渣打公司管治北婆(沙巴)時,吸納很多華人移民。1911年華人有2萬7802名,但到了1960年,華人已增長至10萬4542名,其中以客家人居多。

沙巴也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地方,以1960年的統計記錄,卡達山人有14萬餘人,巴查人(回教徒)6萬餘人,還有姆律人,蘇祿克人,伊朗努斯人及汶萊人等。(72)

第一個在沙巴成立的政黨是由唐納史蒂芬(後皈依回教,改名為福爾)於1961年8月創立的卡達山統一機構(UNKO)。史蒂芬是一名木材商,也是一家英文報的老板。

不久之後,於同年12月,莫斯打化成立沙巴統一民族機構(USNO),他是傳統的蘇祿族的領袖,這個黨的成員多數是回教徒。

到了1962年1月,姆律族領袖山登(G.S.SUNDANG)成立巴索黨(UNITED NATIONAL PASOK MOMOGUN PARTY),以挑戰卡達山機構。

兩個華人政黨合併
不久之後,兩個華人政黨註冊成立,一個基地在山打根的聯合黨,由邱錫洲領導,另一個在亞庇的民主黨,由陳彼得領導,數月之後,這兩個黨合拚為北婆國民黨(BUNAP)。

一般而言,基督徒支持UNKO,回教徒支持USNO,華人支持BUNAP而姆律人及一些卡達山人(或稱杜順人)支持PASOK MOMOGUN。(73)

以華人作為基礎的北婆國民黨,後來納入成為沙華公會SCA,另外兩個較小的華人政黨──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未被吸納,以致無所作用,銷聲匿跡。

(07) 1962沙巴舉行選舉
在馬來西亞成立前,沙巴於1962年12月至1963年4月間,舉行了地方議會選舉。

它的制度與砂勞越相似,即三層的選舉制。雖然在1962年中,馬來亞的聯盟政府成功地拉攏這些主要政黨組成沙巴聯盟,但各黨因席位分配未能達致協議,乃各以各的黨徽參加選舉,相互爭奪議席。

有必要指出的是,卡達山民族統一機構的唐納史蒂芬及民主黨的邱錫洲,先是不同意馬來西亞概念或對這個概念有所遲疑,而陳彼得更一度認為沙巴應先獨立,才考慮加入大馬的建議。但是他們很快改變態度,宣佈支持大馬。(74)

主要政黨支持大馬
事實上,沙巴的情況與砂勞越有很大的不同──沙巴各個主要政黨支持馬來西亞,且成為沙巴聯盟一員,不像當時的砂勞越,人聯黨反對大馬;同時沙巴也沒有共黨的威脅。因而政局的發展,對馬來西亞的成立起了有利作用。

地方議會選舉總共選出137名地方議員,成績如下:沙統53席,卡達山民族統一機構39席,巴索黨12席,沙華公會(前身北婆國民黨)27席及獨立人士6席。

按照所得議席比例分配,在州議會內,沙統8席,卡達山5席,巴索黨1席及沙華4席,共18席。當馬來西亞於1963年9月16日成立時,沙統主席敦莫斯打化被委為沙州元首,卡達山機構主席唐納史蒂芬出任首席部長。

內閣席位分配計沙統3席,卡達山2席,巴索黨1席及沙華2席。在推舉國會議員時,沙統佔6席,卡達山5席,巴索及沙華各1席。

由於敦莫斯打化及唐納史蒂芬(敦福爾)的個人恩怨及權力鬥爭,終於啟開了兩人在沙巴政壇上,分別左右政局一個長時期。

敦福爾出任首席部長
雖然,唐納史蒂芬出任首席部長,而莫斯打化只擔任無實權的州元首,但莫斯打化行使州元首權力,和唐納史蒂芬互相消長勢力。

1964年,沙巴州議會增加席位至32席(原本18席),經過一番爭執後,達成如下的協議:沙統14席,卡達山機構11席,沙華7席及委任沙巴國大黨一席。

“雖然沙統在州議會內擁有最多席,但卡達山在州內閣中擁有極大權力,因為史蒂芬擔任首席部長。敦莫斯打化本來期望作為州元首,將保有如同過去的總督絕對的權力。

但越來越明顯的這些權力落在首席部長手上後,莫斯打化的沮喪增加。在1964年12月,他拒絕批准首席部長推荐約翰杜辛JOHN DUSING(卡達山人)擔任州秘書。雖然這是一件小事,卻顯示了緊張局面。

為解決衝突,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介入調解。解決方案是史蒂芬於12月31日辭職,轉任聯邦沙巴事務部長。

取代他成為首席部長的是聯邦不管部長羅思仁,作為過渡時期的人物,直到新的州選,才決定何黨及何人出任首席部長。

敦莫斯打化仍然擔任州元首,但沙巴聯盟已比任何時候更為脆弱。(75)

(08) 羅思仁接任沙首長
1964年12月31日,沙巴首席部長史蒂芬辭職,轉任聯邦沙巴事務部長。取代他成為首席部長的是聯邦不管部長羅思仁。

羅思任是沙華公會的代表,他出任首席部長,不管是否暫時性的,已標誌著華人曾經控制了沙巴政府,也可說是沙華公會的政治頂峰。

也無須隱瞞的,史蒂芬的倒台是因為他在施政上與中央政府不能協調,處處強調沙巴的應有主權,引用馬來西亞協定行事。

聯邦政府不反對按協定行事,但提醒史蒂芬中央政府是要建立一個團結與統一的馬來西亞,沙巴不能過旅自行其是。

當史蒂芬與莫斯打化的鬥爭達到高潮時,中央支持後者,史蒂芬乃告敗下陣來。

轉回頭看馬來西亞半島,當馬來西亞成立後的翌年,便舉行新的大選,以確定民意,當時正值印尼的蘇卡諾推行對抗運動之際。

這種局面;對執政的聯盟黨十分有利,但對左派的社陣卻是不利的。人民在當時的思潮,包括華人在內,多數趨向支持政府,以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面對外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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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9) 參閱田農著《砂勞越華族社會結構與形態》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1977年/第6頁
(60) See "The Chinese ln Southeast Asia"/By Victor Purcell/P357 & P358
(61) See "The Sarawak Chinese" By John M.Ch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P110 & P111
(62) 與(61)同/P111
(63) 與(61)同/P112
(64) 王其輝是砂勞越華族領袖王長水的孫子。王長水的父親王友海早年抵達新 加坡,後移居古晉經營出入口商生意,是福建屬領袖,受拉惹重視被委為華人僑領。王長水受英文教育繼承父業,後投資銀行業,曾被委為華人裁判庭庭長及華人總甲必丹。王其輝早年在古晉聖湯姆斯學校受教育,在馬來亞沙登農學院畢業。1936年到1946年在砂農業部任職,後辭職轉入其岳父黃慶昌的銀行服務,曾任中華總商會的英文書。在1959年與楊國斯等人合組人民聯合黨,曾任中央科學工藝暨環境部長。
(65) 李一文著《人聯風雨廿年》輝煌出版社出版/1981年/第3頁
(66) See "The Sarawak Chinese" By John M.Ch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P112
(67) 李一文著《人聯風雨廿年》輝煌出版社出版/1981年/第4頁
(68) See "Britain And The changing East" By Ming Bright/Malaysian Business Of Feb.1982
(69) See "Looking Back" By Tuanku Abdul Rahman/P85 & 86
(70) 李一文著《人聯風雨廿年》/第十七頁。
(71) See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y Victor Purcell/P374
(72) See "A History of Sabah" By F.G.Wkelan/P140
(73) See "The Politics off Federalism-Syed Kechik ln East Malaysia" By Bruce Ross-Larson Printed/Times Printers Sdn. Bhd/P4
(74) See "Modernization In East Malaysia 1960-1970" By James P.Ongkili Deputy Chief Ministers Of Sabah/P110,111 & 112.
(75) 李一文著《人聯風雨廿年》/第十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