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11

“第三势力”向公正党发难? (直挂云帆)

308政治海啸后,很多人欢呼两线制终于诞生:但也有不少人不看好两线制,认为它迟早会被强势的国阵化解和分散。就在国阵与新崛起的民联进行激烈的你消我长的斗争当儿,马来西亚的国内政治又悄然起了变化,最主要反映在“第三势力”竟不期然的从中涌现。

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三势力与过去的政治生态有所不同。如果说过去的第三势力(如人民行动党)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与第一势力(联盟)及第二势力(社阵)开展尖锐的斗争(尤其是在60年代),那么今天的第三势力就大体上是冲着民联而来,除了扮演削弱两线制的角色外,也准备瓜分或取代反对党的议席。除了表明左翼立场的政党外,大体上它们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一时兴起的政治势力或为反对某人而成立。究竟它们有多大的冲击力?它们又是怎样形成第三股力量?倒是值得探讨的。

在这方面,最争议性的是在去年杪发生公正党内讧后,导致“政界红人”的再益依布拉欣的退党与另起炉灶,借壳将Akim(人民公正阵线)改名为Kita(有译为安乐党或和谐党)。

再益依布拉欣非等闲人物,曾是巫统强人,又在308后担任阿都拉内阁的部长,负责掌管法律部门。当他在2008年较后辞官抗议内长动用内安令逮捕“三名政界媒体人士”的新闻上报后,顿然成为热门人物。接着他的加盟公正党也荡起了涟漪,咸认壮大了民联的力量;尤其是他在去年四月代表公正党出征乌鲁雪兰莪补选时,更是把他的名声推向高潮。虽然民联倾全力参与补选,但还是失败了。他的落选也影响了他的仕途,不仅在党内失去了前拥后护的队伍,也在党选中面对阿兹敏的攻势似乎未占优势(两人争夺党署理主席)。就这样再益选择退出角逐,接着索性把矛头指向安华。这就是说,再益在短短的两年内,在政海中翻腾,也折腾公正党一时陷入不安状态中。

如今可以预料再益的新党必然会以第三势力出击,并企图通过大选来打击公正党,但他要动摇公正党的根基也是不被评论界看好的。这是因为再益不是安华,他无法取代安华的攻击型的反对党的角色和魅力。

我曾经记得在安华于1998年出事时组成的国民公正党参加1999年的大选曾予马哈迪政权重拳一击后,李光耀曾经揶揄新加坡的反对党领袖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以为他是安华”。
是的,安华的形象与角色是没人可以取代的,他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具有顽强的斗志。即使在最困难时期(2004年大选公正党惨败,安华身系囹圄),也不气馁。也因为这样,安华在2008年再造政治奇迹。

不过这并未给安华带来太大的惊喜,反而是一连串的打压和打击。除了再益的“叛离”外,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杰菲里吉丁岸也在不久前脱离公正党,另组婆罗洲联合阵线(UBF)。这对安华迈向布城的努力,不能不算是一个挫折。毕竟杰菲里也是沙巴的风云人物,曾与其胞兄拜林吉丁岸合组团结党,而在1985年执政沙巴州。1990年拜林率团结党脱离国阵加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后,不仅是拜林噩梦的开始(1994年失掉州政权,2001年重投国阵怀抱),也是其胞弟杰菲里在政坛失意的日子。虽然这些年来他希望主导公正党在东马的政治布局,可惜天不从人愿,他只得从旁杀出另辟途径,形成另类的第三势力。

因此又可以预见杰菲里的新阵线会在沙巴引爆争夺战,即使他不全亲国阵,也绝不会支持民联,反而会派出候选人分散反对党选票,其杀伤力不可小视。

另外两个不属于公正党体系也非民联成员的阵线同样给安华带来困扰。其一是由目前流亡英国,著名部落客的拉惹柏特拉与哈里斯律师所领导的马来西亚公民自由运动(简称MCLM)。虽然一向以来拉惹柏特拉是支持安华的,但这个组织希望能拥有对候选人的甄选权。除非拉惹柏特拉同意不派人搅局或只要求象征式的人选在公正党旗下竞选,不然这股第三势力将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现在谁不敢肯定它不会插上一脚,因为它已宣布有16人自荐成为独立候选人。

其二是由兴权会(Hindraf)的法律顾问乌达雅古乌成立的人权党更宣布将角逐15个国席和38个州席,要民联让路。如果人权党坚持己见,意味着它肯定以第三势力的姿态,和民联争夺席位。
尽管这个人权党与亲国阵的人民力量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从兴权会分裂出来的,而在308之前它们因为以兴权会的名义举行大示威,给予反对党全力的支持,算是促成政治海啸的一股力量。如今它们直接提出令民联难堪与不能接受的要求,肯定会与民联分道扬镳。

再有一股也可被视为第三势力的是社会主义党,它成立于1998年,但延至2009年才正式获准注册。2008年时,这个党有三名候选人用公正党的旗帜竞选,结果两人中选(一国一州)。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事事追随民联。不过如果社会主义党自立门户,自行参加大选与民联争议席,它能否脱颖而出也是个大问题。因为自从1969年以来,不杯葛大选的人民党除了在那年取胜一个州议席外,在下来的选举都是交白卷的。可见打出自身的旗帜来取胜还真是困难重重。也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党还未给民联太大的压力,但不能否定它要打出本身的旗号参选的意愿或增派候选人的要求。若是未能与民联取得共识,则社会主义党又是一个潜在的挑战者。

同样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虽然不认同赛胡申阿里〔已退任的公正党的署理主席〕率人民党加入公正党,但它的继续后又未见势力有所膨胀,也不会得到民联的祝福。如果它决议参加大选的话,也就只能归纳为第三势力了。

除此之外,不归民联范畴内的还有什么第三势力的政党吗?倒可以列出两个,一个是以槟城为基地的亲国阵的爱国党;另一个是退出国阵又不加盟民联的沙巴进步党。

纵观上述的所谓“第三势力”算来算去泰半是冲向公正党而来的。姑不论这些新成立的政党,其领导人是谁和又有多少现任议员会加盟其中,就整个局势走向来说,第三势力的出现在时间上和时局上也被认为不恰当。除了它们之间的合作缺乏基础外,也似乎欠缺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大方向。因此如果说过去的“第三势力”失败的例子俯拾皆是,那今次的“第三势力”也同样不容乐观。

刊登于2011年1月20日《东方日报》

新年感言:这一代和上一代 (天下纵横)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而我们华人过完元旦新年(一般上基督教徒庆圣诞节之后的一个大节日)后,又忙于迎接华人的农历新年,这在中国习惯称为春节。

其实春节也好,农年也好,它毕竟是华人的大节日,不但要大事庆祝一番,而且一连庆祝十五天,直到元宵节才宣布“华人新年”结束了。

虽然我们不去考证为什么华人要有这么长的新年,但过去的春节和今日的春节却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有了根本的改变。

就我来说,上世纪的新年和21世纪的新年几乎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姑且举出几个例子就不难发现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从六十年代到今天),世界的变化是惊人的,我们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犹记得在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身为报人的我们总爱在新年时写“应景”文章,每逢到了春节之前,喜欢涂鸦写下这样的句子:“急景残年,腊鼓频催”、“春的脚步声又悄悄地降临了,我们看到了大地回春,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寒冷的冬天里,我们迎来了春节”。于是有所谓“飞雪迎春到”的意境之描述。还有那老掉门牙的陈腔滥调:“年年难过年年过”等等。
可是在今天回想起来又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在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夏的大热天,在哪里看雪?又如何感受腊鼓频催的气象?

说真的,生长在南洋的我们也不知什么是冬天,什么是下雪?顶多不过是从银幕看过下雪的场景,从文字想象下雪的描述。而我们在那个年代,却爱想象我们是在风雪中迎新年的。直到我在80年代走访中国并真正地享受下雪的情景后,我才领悟到原来过去写的文章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既不真实也没有让人感动,只是一个报人的“梦语”。

也因为时代的大转变,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这类的文字了,虽然同样写新年,但那些字眼早就被“雪藏”而不再时兴,因为我们在千禧年后,通过对世界的了解,已不再是“一手执笔,眼望天空”的空想文人了,更不需要学前辈的“人云亦云”了。

再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那时电话是固定的,不会走动,打电话到外国是昂贵的。因此十分流行写书信,通过邮票把人与人的感情联系起来。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就是在书信和电话中建立他们的友情乃至爱情的。在那时,生活是简朴的,工作是吃重的,收入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面貌倒是充实的。

然而转入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科技的提升确实带来了一个讯息革命的年代,比起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有更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让人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条件的迅速改善,比如电话从固定到手机,竟可以移动。最初的时候,所谓的手机是十分粗重的,被称为“大哥大”,而且价格算万元。当时一机在手的人不多,有身价的象征。

来到今天,手机千变万化,越小越精灵,功能也越多;甚至与电脑形成相辅相行的工具。由于手机电脑一按即通,我们过去的“书信时代”、“情信时代”已统统不管用了。要么通过手机一则短训来表达心意;要么通过电脑把长长的信或文章马上送给对方。

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前爱写信,爱在家里或办公室等电话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了,换来的是你在24小时之内都可随心所欲地打手机,玩电脑,人与人之间也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与真诚,因为科技教会人动歪脑筋,让一些不明究里的人掉进网络世界而被骗财骗色。

从今天的时代回顾过去的时代,我们简直是生活在“南辕北辙”的世界里。如果我们告诉年轻的一代,你的父亲和祖父是从旧世界辗转过来的,也许你会难于置信为什么有这么“笨”的人,有手机和电脑不用,还写什么“家书”和“情信”,真是老土。
对了我们就是这么“老土”过来的。

刊登于2011年1月24日《号外周报》第515期

林冠英的丰收年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近日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批准的制造业的投资总额高达471亿元,较2009年的总投资额326亿元增长了45%,而成绩最标青的首推槟城州,它在2010年取得历来最高的投资额,达到122亿元,较之2009年的21亿元高出五倍。换句话说,槟州突破性的投资额是十分令人称羡的,若与其他州相比,槟州则是从2009年的第四位跃升至第一位,难怪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闻讯,与其同僚竖起拇指叫好!

这个数目也挺令人感到意外和欣慰的,因为根据联邦工业发展局(MIDA)的分析显示,在去年的外来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增加,达到290亿元,占总投资额的61%(总投资额471亿元)。单单槟州的外来投资就占了104亿元。由此可见,外资还是眷恋槟城的良好投资环境,不因归反对党执政而却步(虽然这之中新投资是28亿元,原有工业再投资是93亿元,但不论新旧投资者,外资共占了80%,剩下的17亿元是国内投资)。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林冠英所说的是槟州160万人民努力的成果,因此他劝请人才留下来共谋槟州的发展。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回顾槟城自1969年来的变化和进步:
(一) 在1969年大选前,在王保尼当政下,槟岛自由港地位已一落千丈,在转口贸易面对冲击下,失业率高达16.5%。当时较像样的工厂只有15间,提供2407个就业机会。因为人民的积怨与失望,一举推翻联盟执政,改由民政党上台,它启开林苍祐的年代。

(二) 1971年,林苍祐说我们的第一个计划是把电子工厂带进槟城,因为我们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工。虽然在某些人看来是剥削,这也许是事实;但我们首要任务是提供工作给人民,然后才能采取另一个步骤来调整他们的收入,使之趋向合理。

林苍祐的“先工作后改善”的理论终于刺激了外来的投资。在1973年时,具规模工厂增至73间。
到了1980年,工厂数目达到132间,提供5万个就业机会。

(三) 这就是说,林苍祐在1980年时,已在10年内把槟州的经济翻了很多倍。他说,80年代工业发展策略是提升技艺和生产力,高技术的工业将受到鼓励。这显示槟州不再强调劳工密集工业,而是准备进入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林苍祐形容为“从电子厂过渡到工业发展”,希望槟城在不断提升下开创另一个新局面。

(四) 配合工业发展,林苍祐在峇央峇鲁及诗布朗再也开辟两个卫星市,万千房屋拔地而起,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有助于推动“居者有其屋”政策。

(五) 1990年林苍祐退隐政坛时,他已经把整个槟州脱胎换骨,并扎下深厚的根基。这一年槟州的工业数目突破5百间,制造11万5千个就业机会。

从1969年的可怜15间工厂到1990年的500间工厂,证诸了林苍祐用20年的时间和心血打造一个全新和活力的槟城。因此他后来被誉为“槟州发展之父”及“槟州现代化之父”是当之无愧的。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把陈修信眼中的渔港变成一座工业化的城市,享有东方矽谷的美誉。

(六) 在林苍祐之后槟州进入了许子根年代。虽然他们两人有太多的不同点,不可相提并论,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来自民政党,且是国阵掌权时代的首席部长。

许子根基本上是萧规曹林苍祐留下来的政治经济资产,因而得以顺利对槟州经济结构进行转型,使之与更高科技接轨。换句话说,来到许子根的时代,已不兴劳工密集工业,而此类的工业也被鼓励转向内陆其他州,如吉打及吡叻等。

正因为这样,许子根政府不但使槟州的州内的生产总值维持在10%的水平,直到1997年因亚洲金融风暴后才降至8%,而且也使制造业及建筑业成为州内生产总值的主力(占超过50%)。

在2002年时,槟城的电子业仍然是一枝独秀的:马来西亚这一年的电子产品出口达到马币2300亿元,其中65.3%的产品或零件是来自槟城供应的。不过由于中国、越南及印尼等国已将劳工密集工业转移过去,甚至也以优渥的条件吸引外资,遂使槟城陷入了一个不明朗的局面,经济学家称之为“空洞效应”(Hollowing – Out effect),即意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它们的电子电器制造基地搬到中国等地,而如果槟城没有其他行业取代的话,将会使经济的转型面对巨大的压力。这就是说,下来的日子槟城可能需要依赖旅游业来增加收入,即提高服务业在州内生产总值的巴仙率。这就是为什么槟城自那时起,十分在意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区。不过,在这一年槟州工厂数目已增至731间,提供就业十五万人。

(七) 与此同时,许子根也在2003年成立槟州软件集团就是要集合16间具有实力的电脑软件公司的人力和财力,把峇六拜工业区打造成第二个多媒体超级走廊(MSC),享有与吉隆坡同等的地位。后来林冠英成立的槟州科学理事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此之外,槟州政府也转向生物科技的发展,包括充分利用槟城列为联合国承认的世界渔业中心的优势以推动研发各种渔业及水产生物资源。

虽然槟州政府力使软件革命成功,并让世界激赏槟城人才的高智慧成果,但因为许子根任期内没有出现如同林苍祐的两大精心杰作——槟城大桥和光大摩天楼,也就被人认为没有代表作,对槟城建树不大。

不过持平而言,许子根的18年当政,也确实捍卫和发展了林苍祐的宏才大略,包括经济转型;尤其是在软件革命方面,成功地使槟城在电子业立于不败的地位。

(八) 虽然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在其他方面也努力发展槟州,但无可否认它面对的阻力有不少是人为的,更多的是政治的,这使到许子根在应对转变的时局中难免受到制肘的困扰。比如在2006年被公然指责“边缘化马来人”就是政治炒作而未具事实依据的活生生例子。这也惹怒了华裔选民,在2008年一场308的政治海啸也就把民政和马华连根拔起,这可以归咎为国阵政治策略与政治操弄在成员党内的不协调和自以为是的弄巧反拙劣果。不过整体而言,国阵留下的槟州经济实体,则是十分稳固与扎实的。

(九) 林冠英就是在这样变化多端和吊诡的年代异军突起,他成了槟城的第四代岛主。他的政治手段和战略与国阵的政治手腕截然不同。三年的任期内,他也有多项独特的施政,包括常年拨巨款予独中、国民学校、宗教学校及国民型学校、分配乐龄基金等等,而且也经常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与国阵政府抬杠。这在过去是不曾见的。

(十) 十分巧合的,就在民联于2008年上台执政后,前朝政府辛苦经营12年的力争乔治市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终于在同年7月化梦成真,无疑给新政府有力的鼓舞。今天槟州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人次接近600万人次,与过去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抑有进者,在艰苦守住槟州政权的当儿,民联政府又额外地获得外资的青睐,这对林冠英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喜讯。

然而这一切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因有前人的耕耘和努力,才有今日的收成。

因此如果不意气用事和展开政治角力的话,前朝也好,现朝也好,它们都扮演了捍卫槟州人民利益的角色。就此而言,林冠英珍惜得之不易的成果也是理所当然的。

刊登于2011年1月24日《光华日报》

18.1.11

评马华的“高调问政” (跃马扬鞭)

马华公会去年重选过后,新的领导层提出了“高调问政”的口号,意思是说,过去马华所作所为,多数通过协商,不为外人所知,以为马华没有做什么。如今经过308政治海啸的教训后,马华决一改常意,对政治要“高调问政”,不再“忍辱负重”。这样人民就不会误解马华无所为也不敢有所为,从而重新赢取人民的信任。

于是马华最近以来举办的政治讲座也就集中提出一个主题:“高调问政,能获民心吗?”

我在本月十日应邀在吉隆坡参与一场由马华主办的政治讲座会就是要我针对这个题目表达我的看法和评论。

首先我对马华这个题目是有些消化不来的。因为马华从独立到今天都是属于执政党一员。在舆论和宣传上占尽优势,敲锣打鼓是等闲之事,怎么会低调论政呢?既然不曾低调,又何来高调问政呢?

后来又经过细想,原来马华认为在后期或说在林良实时代(1986-2003);尤其是在黄家定时代(2003-2008),因为对一些重大事情难以公开,往往只以“协商”、“闭门私谈”一语带过,终于造成人民不能理解和接受马华的逆来顺受的心态,也就有了第二次马华被选民“严惩”的事件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969年的大选,过后3天便不幸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因为这样马华新领导层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就“悟出高调论政”的老调新词。

但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吗?它是具有争议性的,因为这样的说词既不是一个理念(至少一个马来西亚还可以被归纳为一种理念),也不是一套有系统的反守为攻的战略,而是更像一个口号。因为单只高调而没有指定高调的实质内容,它很容易走调或流入形式主义的斗争。举例来说,所有的华教课题都是与政治有关的,要解决华教问题不是去政治化,而是如何适当与巧妙地利用政治优势来化解存在的敏感与所谓“不符国家教育原理”的政治僵局。

由此来看,马华今日的任务是针对大课题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昔日的教训,敢于表达民意。这就是说,马华要重获民心,不是高调问政这么简单的一码事?也不是靠呐喊或向反对党那样的姿态就可以完成任务,而是取决于下列三点:
(一) 马华是否能够改变它在国阵中的屈从地位(在国阵内争取到较平等的地位)?

(二) 马华是否能消除党内的派系斗争或减少党内各怀心思的抽后脚的暗流汹涌(让党内派系和平共处,不诉诸一面倒的排挤手段)?

(三) 它是否能在国阵内获得较大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这对马华形象和的重塑威信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马华在大选中的重挫主要是它在国阵内扮演了不成功或说失败的角色,它当然不能靠高调问政扳回颓势,而是要有像李三春这样的人让马华复活起来。

李三春担任马华总会长期间(1974-1983)是马华较为活力和有气魄的年代。例如在1974年,他提出马华五大计划,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两大计划是完成马华大厦的兴建和扩充拉曼学院,使学生从2000名激增至那时的7000名,刷新了马华自“513”以来的低沉形象。

接着他又于1982年敢敢提名芙蓉国席与行动党老大曾敏兴打一场“政治生死战”,不仅让对手大感意外,也让马华在槟城抬起头来(这一年的大选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8个州议席角逐,平分秋色)。这在马华历史上也只有李三春敢于承担和勇于面对挑战,结果这一年的选举,马华扳回面子,赢得24个国席(1978年只赢得17个国席),究其因是领袖的勇气和正确战略使然。

不容否认的,在李三春当政的年代是马华最困难的时代,因为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不会让李三春“高枕无忧”,反之是马华不时面对挑战与挫折。最明显莫过于独大官司案的失败,使马华备受压力。而李三春也在“完成使命”(打败曾敏兴,不容火箭小视马华领袖不敢在华人区面对选民)急流勇退。自此之后,马华就不再出现像李三春这样义无反顾的领袖(这里不讨论李三春的政策和争议性的角色)。因此,我在当晚演讲时说,马华公会需要的是涌现拥有李三春精神的领袖,以带领马华走出困境,单单高调问政还是不够的。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南洋商报》

一个展览•两个遗憾—评槟岛市政局历史图片展 (现代春秋)

槟岛市政局于今年元旦日推出一个别开生面的史料展览会引起我的关注。我从报上看到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有来主持这项仪式,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注意到这个展览会漏掉两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不仅是美中不足,也是殊令人遗憾的。

我是在本月四日带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一行人到市议会(旧关仔角)进行参观,目的是想通过图片及文字来演绎槟城的历史。

虽然这个展览会已在本月十五日结束,但它在元旦日推出历史集锦倒是有两层意义。其一是纪念乔治市市议会于1957年元旦日升格为市和成立一百周年;其二是借助入遗之后让外国游客参观和了解槟城历史。可惜到来参观的外国游客不多,不知是否宣传不足,还是展出的资料不够丰富和不够吸引?

就我来说,槟岛市议会的图片展览会算是不错的,至少它简要地列出槟州的历史,让我们对它的过去有一个轮廓的认识。但整体来说,它不算是成功的,因为它的格局太小,而且展出的内容也不齐全,似乎偏重在殖民地时代的介绍,而独立后的转变和改变则从略。

还有它不能够让人感受到独立前后的变化,且不够严谨地推出某些历史图片,不能算是精心的杰作。我正在纳闷,槟岛市议会有24名市议员,而且又受州政府监督,怎么就不能组成一批专业人士制作具有历史意义和有时代感的展览会呢?这有些令人费解,尤其是乔治市已是世界文化遗产区,更应重视历史的体现。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展览会分成两个单元来进行评述。

第一个部份是展出槟州政治历史。从1786年莱特登陆槟榔屿开始,英国人就对掌管人的名称进行数次的改变,这种改变也是有时代背景的。首先被称为总监督,后来改成总督;再后来因为槟城在182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的其中一州,所以槟城的总督又改名为参政司(Resident Councilor)。这意味着有一个大总督在统管海峡殖民地,下属的三个州就降一级成为参政司了。1942年日本侵占槟城后,又改称总督。直到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英国又改称回参政司,但英文称呼则从Resident Councilor改成Resident Commissioner。

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槟城也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在槟州宪法的规定下,参政司不见了,槟州又改称为Governor(州长),后来改为Yang di-Pertua Negeri,即州元首,一直沿用到今天。这是没有错,也是正确的。

然而遗憾的是展览会中没有提及民选首席部长,这使到展览会出现了缺陷。因为首席部长是一州的政治行政长官,负责规划整个州的发展,因此应该补上首席部长的肖像或遗像,以使历史更为完整。

具有反讽的是,刚在去年杪逝世的林苍祐被形容为槟州发展之父,槟州现代化之父,怎么连一张照片和介绍文也没有?他的职权如同英国时代的参政司。既然英国的主管人一个也不漏,为何漏了王保尼、林苍祐、许子根和林冠英呢?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是史实,这是不能抹掉的。没有首席部长的承先启后,又怎会有今天的继往开来?因此任何的史料都应该把首席部长放在重要的位置,正如我国的建国史都把历任首相排在第一位。不知道林冠英在参观当日的展览会后有何感想?不然林冠英一直对林苍祐歌功颂德,又为林苍祐命名又立名也真是功德做不完,却让官方的历史给遗忘了,真是不知该如何诠释?

第二个单元的展览是专门介绍乔治市的变化,它讲述了乔治市市议会的形成,而又在1957年元旦日正式升格为市,成为全马第一个具有城市地位的市议会。这也确实是槟城人民的骄傲。

在这方面,展览会略过不提1957年元旦日的庆典发生的乐极生悲的种族冲突事件或许可以理解,但作为史实的呈现,这一段也应该有所陈述,因为那一年也是庆祝乔治市市议会百周年。

所谓升格为市的重大特征和意义是自此乔治市市议会有较大的行政权,而且必须从民选市议员中选出市长。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和不能够接受的安排是:展览会内置放每一个被委任的市议会主席的大张肖像,从1976年的杜亚峇到今日的市政局主席,偏偏又漏掉民选市长的肖像和遗像,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于一个极力推动第三张票和力求恢复市议会民选制的行动党政府来说是一个极不协调的展览,难道民选市长不重要,委任市主席才重要?不然的话,又是有人具有政治偏见,故意漏掉社阵时代的市长?

其实,民选市长屈指算来也不过4名之数,他们是吴源和(律师)(联盟)、萳马纳旦(社阵)、黄添寿(社阵)及崔耀才(社阵)。如果要体现民主和民选的重要性,他们四个人应在市议会的历史上荣登榜首,因为是他们成为民主的象征和火炬。这不正是当下州政府所积极推动的吗?

此外,从展览会中有一个重要的史实是不得不提的:1957年元旦(1月1日),乔治市的人口共有21万名,可是经过独立以后的40年,乔治市人口竟是有减无增,例如1970年增长至26万名,到了1980年降至23万名,而在1991年又降至21万名。来到千禧年只剩18万名。由此可见,在槟州郊外大力发展下,人口分散居住,乔治市的人口也就减少了。

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乔治市如何力争成为国际大都市,确实需要专门机构和部门来提升,毕竟槟岛市政局管的是整个岛,还需要回到乔治市的本位来制订大都市的大蓝图。

当然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乔治市不能不提它曾是马来西亚民主的摇篮;也是第一个诞生市长的城市(1957年1月2日)。因此它具备历史和实质的条件跻身成为国际历史名城。

最后顺带一笔的是,在我参观完市政局展览会后,刚巧接到黄伟益的电话问些事情,我顺便向他提出由州政府监管下的槟岛市政局的展览会出现两大偏差和缺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向首席部长传达?我希望林冠英正视这个问题,能及时纠正,让史事说话。

作者率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摄制队伍参观展览会时在讲解日本统治槟城时期的片断。

槟城开埠人莱特的肖像及其介绍。


独立至今槟州四位首席部长:王保尼、林苍祐、许子根及林冠英。

这是社阵执政下的三位民选乔治市市长,左起:萳马纳旦、黄添寿及崔耀才。
(这两组领导人的照片未在展览会中出现)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光华日报》

回顾第三势力的消长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政治第三势力的探讨是蛮有趣和具有反思的意义。

首先当马来亚于1957年取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基本上存在两大政治势力,一个是右翼的执政联盟(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另一个是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一个信仰资本主义;另一个信仰社会主义。此时夹在中间的是回教党,但这个党因领导人(布哈鲁丁原是左翼马来民族领袖)的倾向,选择与社阵暗中合作,勉强算得上走中间偏左政策。

在那个时代,除合法政党之外,还有一个马共组织在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已进入森林打游击战。因为它的左翼立场十分显明,在政策和课题上也不时与左翼政党“对号入座”。换句话说,当时的左翼政团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经常被称为统战(统一战线)。

这一左一右的两股势力的斗争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达到高潮,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一边是联盟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沙巴的卡达山政党和砂拉越以达雅人为主的国民党合作,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另一边是北婆及马新的社会主义政党高唱反马来西亚调子。这些个政党包括马来亚的社阵,新加坡的社阵(1961年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本来汶莱也是被计划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一员,后因条件不合被英国安排自行独立。在1962年时,英国协助汶莱敉平左翼人民党的起事与夺权行动)。

因为左翼的抗争也牵涉到国际政治斗争,尤其倾向支持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以致“反马来西亚”的政党在1964年的大选一败涂地。例如势力强大的社阵只保留2个国席(原本8席),回教党也退步(由13席跌剩9席)。反之,联盟高唱凯歌。

尽管在这一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派出11名国会候选人参选,企图以“第三势力”介入其中,但在“印尼对抗”阴影下,人民行动党也没有多大作为,只得一人当选国会议员。

这就是说,1964年的大选消除了所谓的“两线制”的滋长,更不存在第三势力从中崛起,整个大局归联盟操控。

在这之后的斗争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左翼政团不再相信议会斗争,转向街头斗争,更进一步宣布杯葛1969年的大选。这意味着左翼阵线退出议会斗争。马共也开展它的“南进”政策(直到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才结束41年武装斗争)。

由于左翼的激进路线导致劳工党内有人另起炉灶,他就是被称为反对党先生的陈志勤。巧合的是他与林苍祐一拍即合,成立了民政党。林苍祐随即干脆解散他领导的民主联合党,企图以第三势力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林苍佑在当时因势利导,同意立场稍为向左转,以争取劳工党的群众的支持。一向以来他是联盟右翼路线的拥护者)。

另一方面,在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已如同一片浮萍,不知何去何从?最后在1966年注册成为“民主行动党”。这个党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也是以议会斗争的标榜左派形象准备与民政党分享左翼社阵留下的政治资源。虽然丘光耀在其著作《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一书中强调行动党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但不能否认的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它确实是第三势力的一环。

正由于1969年的大选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不是出现左右派的两大阵线的对峙(或称为两线制),而是第三势力填补了左翼留下的政治真空,在各有议程下,政坛冒起三个新贵: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只能各领风骚,无法结成一个阵线抗衡联盟。

很快的经过“513”事件后的洗牌,马来西亚的所谓温和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如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已被收编而成为联合政府一员(从第三势力跨向第一势力。林苍祐算是回归“家门”。)。那时参加联合政府的还有另两个独特的政党,一个是回教党(它仍然走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刻意突出宗教)在吉兰丹及中央和巫统共处一室;另一个是砂拉越一向标榜左派的人民联合党意料之外的也参与也结盟,让许多人跌破眼镜(它们基本从第二势力跨向第一势力)。

当1974年,巫统正式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时,反对党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及砂州的国民党(它在1966年与中央闹翻后,脱离联盟)。在实力悬殊下,再加上时任首相的敦拉萨成功与中国建交的激励,国阵在那一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战绩。没有人去奢想两线制,因为崛起的政党可以被收编和改变轨道,涌向第一势力。

接着下来马来西亚的政局转入了执政集团“一党独大”的局面(国阵的结构更进一步巩固巫统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削弱其政治势力);而反对党方面也转入了“一党独大”的格局,因为在林吉祥看来,有必要强化已取代左翼成为第二势力的行动党,若反对党再分散力量或再出现较多的小政党,必然会打击和削弱行动党的权威。于是在1974年大选时,行动党不与陈志勤组成的社会正义党合作(1971年离开民政党后成立的),也未与当时声称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合作(由卡森阿末领导,改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就这样后两个政党在大选后一蹶不振,翻身无望。接着在1978年又收拾了叶锦源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原是槟州行动党主席,因与林吉祥闹翻而退党);再于1982年也同样收拾了转由范俊登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这意味着行动党不愿意也不赞同反对党内出现第三势力与它争夺华社地盘,并削弱它的第二势力的地位。

当1986年林吉祥转战槟城时,已显示着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准备以第二势力地位取代和收拾民政党,以便跨向第一势力,因而有了所谓丹绒一役,二役及三役的生死搏斗。

林吉祥夺权的失败及1990年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雷声大雨点小也给他悟出一个大道理来:“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动摇国阵的根基的。”但他的联合阵线是有条件的,即不能接受反行动党的人参与,而且利益不相抵触,更没有所谓华基政党争夺资源。于是当安华在1998年出事后,林吉祥就抓紧时机与国民公正党合作,也不反对回教党及人民党也加进来。因为这三个政党与行动党未有资源与利益的大冲突。

然而这一结局是伤及林吉祥的筋骨,他在1999年的大选首次失掉国席,卡巴星也落马。那年的大赢家是回教党。也因为回教党与行动党在理念上的失调,导致后者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反阵)。

不论是1999年大选因安华因素震撼马哈迪的地位或2004年的大选因阿都拉旋风国阵大捷,它已经形成一个规律:若要分享政权,除了加入国阵外,别无他途。反对党再怎么强大,也还是反对党,它们不可能反客为主。基于这个理由,在2008年大选时,没有出现所谓第三势力凑热闹,因为它们也没有看好安华会有所作为。当308政治海啸后,形势突变,反对党竟跃居成为四州的政府(原本加一个吡叻,但在2010年时又被国阵夺回),而且国会议席跃增至82席,破了国阵的2/3席。于是安华组成民联与国阵打对台,形成两线制的政治格局。

正是“两线制”的政治,挑战了既定的利益和议程。在不同的人各怀目的下,反对党阵营也就首当其冲出现分化和裂痕。于是所谓新的第三势力借机冒起,它们会有所作为吗?我们将在另章评析。

刊登于2011年1月13日《东方日报》

与缅共有关的两个女人 (天下纵横)

缅甸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在1885年时,它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于1942年5月占领缅甸,并允许巴莫成立亲日本的傀儡政府。此时昂山将军成立了独立义勇军,也与日本合作反英。1943年,巴莫与昂山等人应邀访问日本,回国后重组缅甸政府,昂山成为国防部长。1944年昂山调过头来反对日本。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昂山在英国的支持下成为国家领导人。1947年昂山遇刺身亡,德钦努成为新领导人。当1948年缅甸独立时,德钦努出任国家总理,他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宇努。

由于受制于英国,宁努与缅共决裂而在1948年宣布缅共为非法组织(这个年代刚好也是英军事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的一年)。他领导的政府在1962年被尼温将军推翻,从此缅甸走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归根究底是军事独裁政府。

非常吊诡的是:昂山与宇努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他们都是仰光大学的学生。在1939年成立缅甸共产党,昂山更被选为总书记。不过昂山的立场是暧昧与举棋不定的,先是与日本合作以得到政治权力;后是倒向英国,也是为了巩固政治权力。大概因为左右逢源里外不是人,昂山遇刺身亡(时年仅32岁)。虽然他后来被尊称为缅甸的“独立英雄”,但他始终是个争议性的人物。

昂山将军遇害时,他留下两名孩子,其中一位是两岁的女儿。她就是今日我们所熟知的昂山素枝。

昂山素枝大多数时间在英美度过,原本不涉及政治,但在1988年因要照顾中风的母亲而独自回国。适时被人民拥护成立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1990年她领导的政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但被军政府否决。尽管她在1991年被选为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但她后来的生涯都是在软禁中度过的。换句话说,军政府坚决反对她组成民选政府。

尽管在去年杪有一场选举,但不是真正还政于民,唯一出人意表的是在大选过后的11月13日,缅军政府竟慷慨地宣布释放昂山素枝也引起对方猜测。说实在的,一位已是花甲之年的女性所掀起的风潮和魅力是叫许多男人自叹不如的。她的威武不能屈的坚持民主的信念,长期与军政府展开非暴力的斗争,已使她名留青史。即使昂山素枝在未来不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她的名字也将与民主同在而永垂不朽。

与昂山素枝同样被视为斗士的杨美红则有更曲折离奇的故事。她在《罂栗花红—我在缅共15年》的自传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原本是中国云南省的一位姑娘,因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她辗转来到缅甸落脚,在1967年投奔缅共。她说:“从1967年到1982年,整整15年,我亲身经历了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兴奋、有悲哀、有恐惧。时至今日,勃固山呼啸的冷风仍令我发寒,萨尔温江奔腾的狂涛仍掀动我的心,历史是无情的,谁是谁非,让天地作证吧!”

杨美红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被推荐认识她后来的丈夫丁貌。他曾在1950年到中国居住多年,后来担任缅共北方局政委。他们育有一男一女。由于时局不靖,前路不明,丁貌在1982年决定与杨美红离婚,让她带着孩子回中国居住。1984年丁貌与克钦部队谈判,以求和平共处。讵料却被毒死。
1996年杨美红带着两名子女来到缅甸要祭拜丁貌,但已找不到他的坟墓。

这一段凄美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与缅共的密切关系,后因改革开放政策也“切断”了与缅共的联系。自此之后,缅共的消失已是指日可待了。

从这两位女人的身上,我们不期然地发现原来她们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号外周报》第514期

13.1.11

《春雷》的时代背景 (跃马扬鞭)

《亚洲周刊》在1月2日刊出林友顺的评介文章《大马华社再响文艺春雷》,使我想起70年代的一段往事。那时我在《星洲日报》担任记者,因为在1971年吉隆坡迎来了“银星艺术团”的公演掀起了热潮,我便被派往吉隆坡参与采访相关新闻。这个演艺团说白了就是来自香港的左翼影圈的机构,如长城、凤凰及新联等组成。

他们为什么在“五一三”事件(1969年)后的两年被破例允许来吉隆坡公演(因受到限制,只能在首都公演,不作巡回演出),名义上是为吉隆坡的灾黎(因大水灾造成万千家庭受到影响)筹赈灾基金,实则是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为挽回民心所打出的王牌:用“左的策略收服左的民心”。于是在说服中央扭开绿灯下,左翼的文艺表演得以在马来西亚鼓起华人的热情和对马华的支持(513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华人对马华的印象)。

就这样《银星艺术团》的公演获得广大民众的响应,尤其是一向支持左翼政党的年轻人更是火热朝天地全程跟进。

由于表演的节目深受“文革”的影响,因此表演的舞台上尽量“红旗飘飘”震撼人心的节目,而它也一前一后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其一是马华公会在1971年2月2日国家解除紧急状态,恢复民主后的第5天(即2月7日),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形势一片大好,也就激发了陈修信同意让银星艺术团到来助一臂之力。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团在3月份演出后,更多的华团在全马各地举行了大集会,也提升了马华的地位。这就直接回答了当时的副揆兼内政部长伊斯迈形容马华“不死不活”的讽刺和揶揄。

可惜不久之后,华团与马华闹分裂,肇因前者要申请注册成为社团,后者大力反对。就这样,在5月份的时候,马华和华团有了裂痕,未能达成“华人只有一个政党”的心愿。不过也意外地给马华注入强心剂。一方面在吡叻州的马华用“文革”的手段高举陈修信的肖像,并载歌载舞欢迎他的访问,企图刷新马华的形象;其中最出位的马华新贵就是被委为新村部长的林敬益(1972年);另一方面左翼份子也加入了马华公会,其中最彰显的典型人物是70年代加入马华而在80年代出任副文青部长的黄循营。

这不能不说是与银星团散播的左翼宣教有一定的关系。

其二是“银星艺术团”也唤醒了左翼队伍再次重新出发,他们通过马大华文学会组成新的文化统战。于是一连串的文艺节目由华文学会向民间开展与深化。

其背景是这样的:原本学运与左派统战的核心是在南洋大学(在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明显),后因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左翼力量也受到进一步的钳制。

在1966年之后,南大的抗争力量基本上已被拆散,而那时的马来亚劳工党及新加坡的社阵开始受中国“文革”的洗礼,走上激进路线,以街头斗争为主。也就有了杯葛1968年新加坡大选及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的决策。自此之后,左翼政党逐步被瘫痪乃自化整为零。马华公会在70年代得以复苏也与左翼阵线的折翼有一些关系。

与此同时,马大华文学会也借助“银星艺术团”留下的“文艺资产”推展了意义深远的文娱表演。1972年一个命名为《春自人间来》的大汇演打响了马大华文学会的名堂,它成了左翼统战的文艺旗帜。接着在1973年以同样的名堂邀请校外的10个团体在马大参与更大型的演出。

由于反应相当热烈,马大华文学会再接再厉准备在1974年推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春雷文艺大汇演》,并邀请校外40个文化团集体演出。它显然比“银星艺术团”有更高形势的演出和推展更有政治议程的运动,因而受到打压被禁演出。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政府采取行动查封马大华文学会,逮捕学生领袖,左翼文艺统战的据点又被瓦解了。在这之后,我们又看到左翼文学阵地转到新加坡大学的华文学会,直到1978年后才逐渐退出文坛。

如今经过37年的销声匿迹后,又见“春蕾”再次复苏(12月18日在雪华堂公演)。除了表演会外,又有一批当年的马大华文学会的领导人结集出版回忆录《于无声处听春雷》(李亚遨主编),加上傅承得、林福南与周金亮的团队的推波助澜,我们终于有机会回味当年的热情与激情。虽然已是事过境迁,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春雷》它永远是一个时代的不灭记忆。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及11日《南洋商报》

左翼文学与启蒙主义 (现代春秋)

林武灿律师于去年11月9日及10日在本版发表的《如何看待马华左翼文学》的评论中,对拙作《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作了评介,感谢他用心把这本厚达460页,共计38万言的论文进行消化而提出他的独特见解和疑问。

其中一段评论他提及“启蒙主义”是否在马中的文学运动中被跨过而直接进入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斗争)的说法有所保留乃至有所质疑。他这样说:“马华文学历史的不完整性有待后人再去发掘与填补,以探讨是否马华文坛从来就没有过启蒙主义的新文学产品,而直接进入了革命文学这么率然。”

我想针对这个论点提出我的看法。首先我们必须从西方探索什么是启蒙运动?根据周有光(著名学者,教授)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文中这样说:“启蒙运动不是简单地继续文艺复兴,而是发展和提高了文艺复兴。这时候,西欧和整个世界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提高了,理论变为行动,改良变为革命,社会结构开始改革,阶级关系、政治权力和政府组织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一段话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
(一) 14-16世纪是文艺复兴的年代,它兴起于意大利,而后扩展至西欧。它借助古希腊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条件,从而打击封建教会的神权统治。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文主义成了文艺复兴的主轴。

(二) 在这之后的17-18世纪,启蒙运动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起源于英国而在法国发扬光大,及后影响整个世界(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在1763-1815年)。由于启蒙运动是更为完整的思想解放,它终于成为资本主义的武器而向没落的神权统治宣战。因此启蒙运动也被称为理性主义,它比起文艺复兴更强调科学与民主。换句话说,它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孕育而成的一个体制,称之为资本主义,以使西方世界朝向现代化。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不得不感叹东方的社会是与西方的社会各行其是的。虽然在18世纪西方社会企图通过传教士来改变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但效果不大。最明显的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1851-1868)虽然是打着上帝会的旗号,但还是中国人民的一场革命运动。它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太平天国基本上不属于西方社会鼓动的革命运动),而是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和对清朝腐败无能的反击,希望建立起一个汉人领导的政权。这就是说,太平天国不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它也是想要继承封建帝国,不是向民主取经。

另一方面,虽然较早前,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列强觊觎与占有的领土,但西方列强并没有把启蒙思想带给中国人民,反之,它大量的输入鸦片,企图让中国人民成为“东亚病夫”,麻痹人民的思想,再无能力搞革命和驱赶列强出中国。它绝不是要协助现代化中国的。

即便在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支持下,试图引进西方的思想来变革图强,但在慈禧太后的反对和镇压下,光绪的“戊戌变法”终告失败,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百日维新”。因为腐朽的清王朝不可能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而自我瓦解帝制,自然出现怪异的非常手段以求自保。

因此在1900年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再一次印证中国封建王朝的愚昧与无知,竟支持和相信鼓吹怪力乱神的义和团可以打败列强,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登堂入室,更因之签了“辛丑条约”,简直把中国变成列强的“乐土”。经此折腾后,也只有到了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后,才显露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的洗礼,向民主与科学看齐。可以这么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从启蒙主义中得到启发的。

但很可惜的,孙中山的革命果实很快被军阀袁世凯剽窃了,他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1913年),更企图在1916年复辟帝制,结果暴毙而死才结束这一闹剧。继袁世凯之后,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的年代。于是孙中山的启蒙运动或准备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包括现代性)来拯救中国的愿望落空了。

因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西方列强竟然同意将德国在胶州与青岛的利益割给日本而引发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弹。才有了举世闻名和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它比辛亥革命更澈底的要在中国搞一个启蒙运动;民主和科学也就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轴。

可是在军阀林立的中国,谁能承载这重大的变革使命呢?孙中山很想再造光辉,无奈他于1925年逝世,也就结束了一个“西方式的革命”的时代。

也因为是“五四”运动带来了西方思潮,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两股外来的思想斗争,一派是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以孙中山和其国民党为首);另一派是走苏联社会主义的(以毛泽东及中共为首)。这两条路线同样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却带来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峙。当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它标志着一个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孕育而成。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1906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华文本首次在中国出现)思想在苏联开花结果后(1917年),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跟随马克思的道路走。

虽然中共在初期曾一度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在广州进行国共合作(1924年),但在孙中山之后的1927年,蒋介石夺得国民党领导权后,就对共产党人士大举逮捕和杀害,国共合作荡然无存。
在这种危急的时局下,中国文人在1926年喊出了用文学来推动革命。郭沫若是这方面的急先锋。他说文学如不革命,中国就会灭亡。因此革命文学成了一个新的和抗争的标志,用以取代“五四”运动提倡和流行的“文学革命。在那个时代的“创造社”就有了一批如同郭沫若的文人将文学的调子转向政治。这种用文字来战斗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政治文学”或贴切的说是“革命文学”。

接着下来,在1930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选出了以鲁迅为首的阵容,进一步昭告中国文学向左转,明显地向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靠拢。

尤其是在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中国“左联”就认定“救亡压倒启蒙”,再也不能走慢条斯理的“现代性”路线,转而疾呼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用军事的手段来向侵略者和右翼集团狠狠反击。

无独有偶的,马来亚共产党也在1930年成立,更在1932年出现一个“马来亚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组织,显然是传承中国的“左联”路线。这个组织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当时在《光华日报》服务的洪丝丝。他在1937年中日爆发战争后由日返回槟城担任《光华日报》总编辑。

如果说中国文人在20年代中期后向左转,那么马来亚的文人也在30年代向左转。其中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当时所谓马来亚的文坛的推动者都是来自中国的文人,他们跟着中国的政治风向转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中国的文人;尤其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整个中国已是陷入不抵抗即成为亡国奴的悲境,也就激发所有中华民族同仇敌气。在这种情形下,西方的启蒙主义显然已派不上用场,它无法成为武器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这样一来,启蒙主义要在战乱的年代取得一席之位也真是找不到门路和出路。

同样的,马来亚的文坛也响应抗日的号召而急切地建立起抗日统战文学。当抗日高于一切时,则所有的文学流派必须让路于救国。因此我们无法梳理出在动乱和战乱的年代启蒙主义的文学在中马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反之,我们看到的是革命文学在乱世中杀出一条血路,这之中启蒙主义是被边缘化的。

就算1945年日本投降也没能让西方的现代性理论闯进中国的大门,因为在内战又起下,国共最后分出胜负。当毛泽东于1949年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时,社会主义文学已成为中国的主流,西方的启蒙主义又只好靠边站了。它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来亚的情况虽有所不同(当中国解放时,马共转入森林打游击战,它无法成为主流),但因马来亚的左翼文学是跟着中国的革命文学起舞,马华文学起主导作用,也就没有在主流中让位于启蒙主义。

至于在战后的马华文坛是否是启蒙主义抬头的时刻,则是十分争议性的。因为英殖民政府在推行现代性的政治策略时,并没有理会马华文坛是否应向启蒙主义迈进,而是用政治的手段打压,造成马华左翼文学在抗争中坚守阵地,直到中国文革在1970年结束后,马华左翼文学才逐渐地自我退出文学舞台。此时现代主义的兴起取代了左翼文学留下的空白。但现代主义不等于启蒙主义思潮的兴起,因此关于林武灿的第二个疑点,我将在较后给予回答。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及11日《光华日报》

这半个世纪的巨变 (天下纵横)

我庆幸能从20世纪跨越到21世纪,而且见证时代在飞跃地转变。

在记忆中,60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年代,一边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另一边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军备和科技发展方面,又见美苏各展所长。直到60年代中期突见中国又成功试爆原子弹(1964年),世界开始有了调整;尤其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进入了高峰的思想论战,而美国又急于争取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于是有了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逊的北京之旅(1972年)。整个世界因此进入了三强鼎立的时代。

沿着这一发展趋势,我们在80年代看到中国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桎梏而向改革开放前进。这种前所未有的改变也让许多一向来相信社会主义是节俭,平均主义是公平的信仰者跌破眼镜。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不再闹革命,而是要搞好经济,甚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论调被认为是随资本主义起舞。

中国的这种向资本主义取经的政策也正符合美国及西方世界的企盼。换句话说,中国似乎在进行着如西方世界形容的“一场漫长的和平演变”。但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和平演变”,而是一分为二的把中国变成一个新体制,一方面把经济推上去,另一方面又维护政治体制在共产党的框架内。
尽管有人不相信中国这样的改革是可以成功的,但中国坚信这样的道路是确保中国挤入世界之林的有力保障。果然在90年代中国放射出来的成就也让世界眼前一亮,因为在90年代苏联的变天给予中国一个启示:用改革开放来阻止中国的变天。不过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给中国的改革蒙上阴影,当时很多人质疑中国的改革是否再走下去或就此煞车。

在两难之中,邓小平选择继续开放,于是有了所谓1992年南巡时再力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经过了整整8年的奋战,中国终于在千禧年奠定与证明它的改变是正确的,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生活上的巨变。社会主义不再是贫穷的代号,资本主义也不再是富有的象征。

另一方面,就在美国踌躇满志迎接千禧年时,在2001年竟然发生恐怖份子用飞机袭击与炸毁纽约的摩天大楼,酿成3500人命丧生的空前悲剧(911事件)。美国人这才从梦中惊醒,原来世界出现了另一种“战争”,那就是恐怖份子诉诸的“恐怖战争”。

这种迁怒于极端回教狂热份子的舆论,即刻在全世界发酵,西方世界开始相信恐怖行为是无孔不入的。为了遏制恐怖活动,美国在2001年杪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奥沙马的恐怖基地大举进攻,作为铲除恐怖活动的第一个步骤。接着在2003年又对伊拉克下重手,一举摧毁萨达姆的独裁政权。

当这两个回教国家的政权被美国的尖锐武器打败后,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安宁,反而直到今天还在为如何收拾恐怖份子和恐怖活动大伤脑筋。意味着美国的打恐战争并不能保证不再发生人肉炸弹;相反的,这类的突袭“战争”是此起彼落的,弄得人心惶惶。

我们只能说,美国是用武器打败了恐怖份子的嚣张,但美国的先进武器并不能征服人类的精神世界。许多国家也因介入反恐战争而成为其中一个被对付的对象。

虽然中国并未受到恐怖活动的大冲击,但美国转过头来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又是坐立不安。因此在中国于2003年喊出和平崛起的7年后,它也面对了美国新一轮的攻势。这种新的战略形成了2010年的特点。

它反映在美国仍然不愿放弃它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允许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扮演取代苏联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和平崛起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和威胁。

今天我们又跨过2010年而迎来了2011年。这未来的一年也充满变数和不稳定的因素。而世界和平的维护,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中国的参与其中,再也不能由美国说了就算。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微妙的世界正把焦点放在美国和中国的身上,这就是世界的新格局。但愿新的一年,这世界能少些戾气,多些祥和。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号外周报》第513期

3.1.11

马新印的微妙历史关系 (年刊)

在探讨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尼的关系前,必须要弄清楚这三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后来的恩恩怨怨。

最具有大国地位的是印度尼西亚,约在公元7世纪,室利佛逝王国(梵文Sri Vijaya)兴起于印尼,以苏门答腊的巴淋邦(Palembang)为王城。旋后它向外扩张,在公元775年时版图涵盖马来半岛。

这个古国也在后来被称作三佛齐。到了13世纪,它已经走向没落,另一个王国“满者伯夷”(Majaphahit)(1292-1520)从中崛起,版图也延伸至马来半岛及婆罗州。1377年它派兵歼灭三佛齐,而后印尼又陷入小王国的割据而立。但已是属于回教化的小国,印度化的国家也因之式微。1520年在第马克(Demark)大军压境下,满者佰夷终被肢解灭亡。

与此同时,在苏门答腊的另一端,另一个新兴王国兴起,它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六甲王朝”。这个王朝的缔造者拜里来苏拉是来自巨港的马来王子,他在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王国,地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而且也引进了回教,在东南亚建立了第一个回教国家。

马来西亚的历史一般以马六甲王朝为起点。因此认识马六甲王朝与印尼的密切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自此而后印尼也发展成为一个回教化国家。

另一方面,远在半岛下端的另一个小岛新加坡(前称单马锡(Tamasik)),原先是室利佛逝的一部分,后来在1377年被满者佰夷占有。当满者佰夷消失时,马六甲王朝也成了新加坡的保护者。

然而到了16世纪,整个东南亚政局开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先被征服的是马六甲王朝,它在1511年被葡萄牙侵占,首次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换句话说,葡萄牙是第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小国,用炮艇打开马六甲的门户(在1623年时,葡萄牙也是第一个占有中国领土—澳门的西方列强,首次打开中国的小门)。

在葡萄牙的统治下,马六甲曾一度被葡萄牙化,而此时荷兰在海上悄然崛起,在1641年时,它打败了葡萄牙而成为马六甲的主人。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真正目的不是占有马六甲,而是要占领整个印尼。在1752年时,它基本上已完成对印尼的控制。

此时荷兰又面对另一强大对手的虎视眈眈,那就是在17世纪崛起的英国。英国人在1600年就组成英国东印度公司而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打对台(1858年英国结束东印度公司,将殖民地直接交由政府管理,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早在1799年宣告解散)。这个总部设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海外利益的先锋队和保护者。在1786年时,它接受英人莱特的献议占有了槟榔屿,启开了英国的东进政策。

正因为英国是后来居上的海上霸主,它决心要占有东南亚乃至亚洲的重要港口。因此它在1819年正式占领新加坡,让它从柔佛的手中转到英殖民者的手中。

由于新加坡港口之优越,它很快地(在1830年之后)取代槟榔屿的地位而成为贸易集散地。

这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必须要补充的:在1824年时,荷兰竟同意交出马六甲予英国,以换取英国交出明古连港(苏岛)。它的重要意义不是对土地的交换,而是基于英国势力过于强大,荷兰不得不妥协而求英国不插手印尼事务。荷兰则除了印尼外,也不染指任何东南亚的国家。

英国在占有马六甲海峡后,下一步是箭指中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拥有了香港的统治权。

虽然英国处心积虑地为延长殖民统治而镇压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荷兰在这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印尼的民族解放阵线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印尼独立。虽然荷兰顽抗和反扑,但在1949年不得不放弃对印尼的统治。苏卡诺领导的印尼国民党取得胜利而成为这个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苏卡诺在战后的崛起给予马来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个鼓舞和刺激,一个在战后即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民族党)(1945年10月)基本上走着与苏卡诺同样的路线,马来左翼运动从中得到滋长。

当马来国民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被指涉及共产活动后;在1955年另一个左翼马来政党在布斯达曼及巴哈鲁丁领导下成立(这个政党在1957年8月31日与另一个由华人为主的劳工党合组成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这就是说,当时的马来左翼运动是以苏卡诺马首是瞻的,一个大印度尼西亚的梦想也曾鼓舞它们投向苏卡诺,这也包括在1956年脱离人民党而加入回教党成为党魁的巴哈鲁丁,它是早期马来社会的精英和民族英雄(他也曾是马来国民党的主席)。

因此,苏卡诺的“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三结合)在战后出炉时,也被海外的左翼运动有秩序地接受。

讵料,当马来亚首相东姑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后,它就受到印尼的大力反对,斥为“新殖民主义产物”,这也连带地影响马新五邦(马来亚、新加坡、汶莱、沙巴及砂拉越)的社会主义阵线一致地反对马来西亚计划。

这是马印首次的严重矛盾和关系的破裂,一边是马来西亚决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另一方面是印尼政府正式推出对抗运动;且喊出粉碎马来西亚口号,形成国际斗争的一部分。而在马来西亚则是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连成一气,与支持马来西亚的联盟执政集团及新加坡政府对峙,一时剑拔弓张,使到马新印关系陷入“交战”状态。

1965年是历史的转折点,三国的关系也起了料想不到的巨变:
其一,马来西亚政府在1965年正月逮捕左翼马来领袖,包括劳工党主席依萨,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前农长。他在1963年率领他的党加入社阵)及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等人(人民党党魁布斯达曼在1962年时已被捕扣留),政府指责他们意图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当消息公布后,民间哗然几乎难以置信。

其二,自此而后,它标志着左翼运动的下沉(这一年的正月,人民党与劳工党宣布分道扬镳,社阵组织消失),人民党改由卡森阿末领导,走议会斗争路线;劳工党转向激进路线,走街头斗争路线。

其三,1965年8月9日,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两年不到,终于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在1961年因与人民行动党闹分裂的左翼队伍另组社会主义政党(此名取自马来亚的社阵,意味着它们是两位一体的)。但因1963年参加新加坡大选夺权失败后,它也开始走激进路线,退出议会斗争。

这印证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马新印的左翼运动已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

其四,在1965年9月30日发生了印尼流产政变和反政变事件,导致苏卡诺大权旁落,右翼的苏哈多政权从中涌现,他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大举屠杀共产党人,“纳沙贡”也因之被粉碎。换句话说,印尼在美国的支持下,高举反共大旗,也带动和影响其它回教国家抗拒和抵制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政治。它在冷战时期的斗争给美国增加了反共的筹码。

当1965年成为过去时,马新印的关系晋入一个新的阶段,印尼方面结束马印对抗,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在1966年退出联合国的印尼,又重回大家庭,不过此时的印尼已十分敌视中国政府,也发生排华运动。

虽然如此,它由那时开始到今天,马印仍然维持友好关系。在今年9月发生的印尼官员在海域被马来西亚警察逮捕事件,虽然在叫嚣声中损及马印关系,但归根究底是茶杯里的风波,两国领导人都不同意绝交和报复。

虽然印尼在过去的两个月有发生示威,要求将马来西亚人扫除出印尼的说法,但依然不成为一个运动。

即使有人为印尼女佣被虐事件连起来评述,然这些个别事件并不足以恶化两国关系。只是遗憾的是印尼的合法与非法外劳2百余万人长期逗留和滞溜在马来西亚,已构成严重社会问题。双方仍然找不到一条解决方案。

正由于局面陷僵,马印商谈女佣课题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也算是印尼外交关系的一段插曲。

至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就比较敏感,它不但涉及对种族观点的差异,也在共同课题上的合作出现断层。最明显的是水供问题虽是生常谈,但也只能在2060年后才谈,况且新加坡已也研制海水净化和新生水,预料水供将不再是个大问题。

倒是马哈迪经常提出的美景弯桥不能落实已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道“伤痕”,尽管从阿都拉到纳吉不认为 这是伤痕,但马哈迪则嫌其继任者未够勇气接受新加坡的挑战。

在这方面,纳吉则从另外一个地方成功地解决了火车站的土地问题,这对马新关系的改善也开了绿灯,虽然马新存在着对领空权的争议,但两者存在的海军与陆军的不同策略也是颇令人关注的。

有鉴于纳吉准备沿用其父亲善待邻国的政策,可以预料马新印三国的关系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李光耀得以在去年访马会见朝野人士,证明马方政府不再顾虑李光耀评估马来西亚政局。同样的,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并未冲向新加坡的利益,即使维基泄密对马国有所不友善。在解释后,预料也会冰消雪溶。

总之,马新关系非得谨慎处理不可,因为这涉及两个国家是由不同的种族所领导。不过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通道上,在东盟国家组织上,在亚太会议上乃至在联合国会议上,有迹象显示马新印必须越走越近,才能让东盟国家在亚洲崛起成为一个强大与有影响力的实体。这就是说,亚洲需要一个“欧盟”来共创未来。

刊登于2011年1月1日《东方日报》

今天的公正党•昨日的民政党 (跃马扬鞭)

看到今天的人民公正党的乱局,它使我想起40年前的民政党。虽然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但拥有下列的共同点:(一)它们都是走多元种族路线的政党;(二)它们都有魅力的领袖,一个是林苍祐,另一个是安华;(三)它们在成功崛起后面临内讧不断,而且是从内部削弱和打击党的信誉和权威。

民政党的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但公正党的结局又怎样,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同病相怜外,当然也有着外来的因素所促成,但最主要的是党内的窝里反造成的负面影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来到2008年大选时,处在士气低落的公正党,一时之间要找足够和适当的候选人不易,也就出现良莠不齐的人士自告奋勇或被劝服上阵。在当时来说,不少的公正党或其他反对党的候选人都没有取胜的把握,只能当“拿参政经验”或索性当炮灰好了,不必在意当选以后该怎么办?

出乎意料的是,308的政治海啸竟然把82名反对党议员送进国会,而且议员最多的是公正党,依序是行动党和回教党。

为防止生变,安华在大选后的一周内即刻组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以巩固在五州的执政权。讵料未及一年,吡叻州有两名公正党行政议员变节,再加上行动党一名议员退党而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说自民联在2009年2月失掉吡州政权后,反对党就陷入多事之秋。最严重的莫过于公正党转入2010年以来面对退党的风潮和打击,这些的退党议员有三大种族在内,显现这个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正被原同志挖墙脚乃至“背叛”而去。安华被这场预料不到的打击弄得十分被动,也不愿用强烈的语言谴责叛党议员。前后算来,公正党至少已有10名国州议员把矛头指向安华,包括前秘书长沙列胡丁(非议员重量级人物)。

今天的安华之所以面对内外夹攻的困境,主要是他所领导的公正党仍具有一定的威力,因此不断的内讧是安华的软肋。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仍有人排队准备离开公正党。而在较早前离去的再益在另起炉灶下的影响力有多大,还要大选过后才知。

姑且看回40年前的民政党,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当1969年大选前,民政的候选人也有些是临时凑成的,组成了“大排档”阵容。因此上台执政槟城州后,因为议员的素质不一,它面对的挑战和危机主要不是来自党外或联盟,而是来自党内。正如公正党内的情况,而且危机也不亚于今日的公正党。

事缘在1971年时,民政党的两大巨头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及陈志勤(总秘书)以中央领袖身份要推翻林苍祐的领导,因此策动一场宫廷政变,暗渡陈仓地联络党内的州议员(约8人,民政共有16席起而执政,总数是24席)密谋扳倒林苍祐,罢黜他的首席部长职,且准备起用陈朴根取而代之。不料事机败露,密谋的议员中有人马上向林苍祐告密,以致后者马上出手将密谋会议的召集人王裕好开除出党(通过槟州联委会),且要他举出不该被开除的理由。

林苍祐这一高招,马上打乱赛胡申及陈志勤的步骤,即使后者发出开除信件给林苍祐,也需要党中委的讨论和通过。林苍祐就是巧妙地拉拢超过一半的中委控制了中委会,迫使赛胡申及陈志勤承认失败而辞职及退党。

当林苍祐敉平“宫廷政变”后,他发现民政危机重重,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政权。在当时行动党已在州议会提出不信任动议,为了消弭及挫败不信任动议,林苍祐与敦拉萨的合作终于改变整个局面,在四名巫统议员的弃权下,林苍祐安然度过险滩。

如果拿当年林苍祐面对的威胁来看,与今日安华面对的威胁是不相上下的。那个时候民政上层要置林苍祐于死地,欲将他除之而后快;而今天,公正党内外也有人要除掉安华及其亲信阿兹敏而后快。如果林苍祐当年有贵人相助反败为胜;安华是否有贵人指引化险为夷?这就是政治的大学问在里头。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南洋商报》

巫统与民政的微妙关系 (现代春秋)

国阵的前身是联盟,也就是打从独立以来就是执政党的组合。当1974年敦拉萨将联盟转化成国阵时,它的不变是巫统仍然主导和操控这个执政集团;它的变化是成员党增加了,不再是联盟时代的三党结合。换句话说,国阵当年的成员是9个,不再限于3个。

因为这个变化,国阵成员党的关系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其中最戏剧性的是马华和民政的关系;特别是在槟城州,马华突然间感到它的地位“一落千丈”,需要得到林苍祐的眷顾,才能分得一些席位。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因为1969年的大选,在槟州方面马华全军覆没,民政跃居成为执政党,在总数24席中夺得16席,另4席归巫统,行动党3席及人民党1席。

正由于马华从主导政权变成一无所有,因此当1974年组成国阵时,马华对民政是同床异梦,甚至是“各怀鬼胎”的。

虽然如此,居于主导地位的林苍祐也就按他的方式治理槟州和掌握槟州国阵(他是国阵的当然主席),马华也就只能哀兵上阵,1974年获分配3个州议席,1978年获分配5个州议席,一直比民政矮了一截。于是在1982年大选时,李三春突然一拳出击,取得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得8个议席的“平等权”。

在当年李三春是以移师芙蓉对垒行动党曾敏兴的冒险策略换取马哈迪同意马华在槟州有平等的权利(以中选议席多寡决定由马华或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
可是选举过后,马华的林建寿失利,也就造就林苍祐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因而也种下马华与民政有说不完的恩恩怨怨。

如果说,民政与马华的恩怨由来已久,而且牵涉到林苍祐与马华当年(1959年)的一段斗争,那么民政与巫统的恩怨则是始于90年代。

在1990年的大选,马华又再一次上演滑铁炉,槟州全数候选人在阴沟里翻船,巫统在33个州议席中取胜12席,民政7 席,合共19席组成槟州政府。

行动党只赢得14席(差3席即上台执政),林吉祥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在这种情形下,巫统则从中涌现成为槟州政府的实权政党,即使仍由民政的许子根担任首席部长,但已增设副首席部长职归巫统人掌管。而且巫统在州行政议会内拥有极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

正因为这样,在1994年时,一位马来新闻从业员Zaky Abadi在其著作“Pembangunan Pulau Pinang”中提出了对现状的改变的要求,希望能出现“马来人主导政权”的局面。他所举的理由是:巫统从1982年到1990年的选举结局来看,它都是国阵内最多议席的执政党,这也给林苍祐带来了一些的压力,但改变是在1990年林苍祐落选后到来的。

在此舆论出台后的2002年,又一位马来作家Yahaya Ismail在其著作《Cabaran Global – Kemana Melayu》一书中更提出改变马来人的困境的办法是巫统、回教党及公正党和每一位马来人再次团结一致,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来应付挑战和所产生的威胁。

到了2003年,在巫统代表大会上,槟城丹绒巫青团团长拉惹慕尼(Raja Munir Sheh Raja Mustafa)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的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

不过他的建议被时任巫统主席的马哈迪首相给否决了。马哈迪认为这个职位应给回民政。可是不久之后,马哈迪退休了,换来的是阿都拉首相时代的降临。

阿都拉在2004年领导国阵取得近乎全面的胜利后,一些巫统干部也就开始比较鼓噪起来,甚至有些年轻干部直接在槟城发难。2006年的时候,一批浮罗山背巫青团员在众目睽睽下拉横幅“谴责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造成很大的回响。当时许子根是陪同阿都拉出席丹绒巫统区会会所开幕礼,却在首相在场下被“羞辱”而陷入尴尬局面。一方面巫青团有了动静,不断促请许子根对话;另一方面华社也“咆哮”起来,对一些巫青团的无礼感到愤慨。就这样,民政和巫统的关系出现裂痕,不再像以前“有商有量”。此时巫统方面已出现间断性的诉求,包括“首席部长轮任职”,一边一个首席部长(即威省与槟岛各一名),“水供局主席应归还巫统”,还有“与巫青对话,讨论马来人被边缘化课题”等等。凡此种种已把槟州一向以来存在的“社会契约”给捣乱了。

这就是说,在2006年发酵的课题到了2008年的大选也真是一针见血地刺向国阵,许子根领导下的民政党竟然因“拉布条事件”而换来惨痛的代价——失掉槟州主导政权,没有一位候选人在槟州取得胜利。同样的马华也在这次大选中再一次沉船。虽然巫统保有11席,但在国阵其他成员党零席下,已起不了作用,政权移交民联。

本来在国阵失败后各成员党应痛定思痛,痛改前非,讵料巫统与民政的关系继续恶化,整个导火线又是起于2008年8月的峇东埔国席补选。巫统的强人阿末依斯迈的一句“华人是寄居者”终于掀起轩然风波。

到后来槟州巫统的一些领导人迁怒许子根,指他在“背后”影响舆论(此说也真没有凭据,因为失败的许子根,又何来影响力左右舆论?),也就发生许子根肖像被撕毁的事件。自此之后,民政与槟州巫统的关系进入“冬天”,根本无法四目交流。

待到2009年纳吉上位成为巫统主席后,他改组巫统的联委会也没有给槟州的国阵带来“团结的曙光”。例如国防部长兼新任巫统副主席阿末查希在出任槟州巫统联委会主席后,并没有买账给许子根,反而促请许子根让位,不要再担任槟州国阵主席。但许子跟这个职位也是纳吉委任的。在两者不咬弦底下,纳吉必须作出抉择,要么顺应民政党的要求,减少和抑制槟州巫统份子对民政党发出挑衅和揶揄行为,让民政主导槟州政局;要么让三党在槟州各自为政(巫统、马华及民政),各做各的而来个三败俱伤。

在衡量轻重下,纳吉接纳民政的建议撤槟巫统联委会主席也是别有一番苦心,而整个联委会的调整也是有其玄机在内。

首先再纳阿比丁奥马原是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但在2008年大选失利后低调从政。从他的出身来看,他基本上是技术官僚型人物,不是攻击型的政治人物。换句话说,他的中庸形象和低调作风迎合了民政的需求,也可与许子根配搭,因为再纳没有官位,不会在子根面前摆架子,两人也许在相互尊重下有了互动。

由此可见,纳吉顺应许子根的需求是希望看到民政在槟城会有所作为。但其次我们又看到纳吉为安抚槟州的激进派的人马,也委任了出位的慕沙(大山脚区会主席)担任署理主席,他一向与许子根有语言上的意见,算是民政的“异议派”。这就是说,纳吉保留了巫统内较为激进份子在第二线发挥作用,不再直接与民政和许子根“交锋”了。如果慕沙与阿末依斯迈等人不再对民政党发出吵杂声,那就是意味着巫统意识到仍然需要民政在槟州牵头。

至于马华目前的情势还是保持在比较低调的状态,黄燕燕出任槟州主席以来,是否比廖中莱更出色?也是心里有数。如果最近以来民政已见“活跃”,巫统已见“改组”,那么马华已不能再观望了。

今天国阵面对的是强大的敌手,是执政集团的反对党,因此这一场硬仗是一点也马虎不得,就不知国阵如何进一步化解内部“危机”和“内讧”来应对来届大选?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光华日报》

中文报从未辱使命 (天下纵横)

首相纳吉于12月20日在槟城主持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四十届大会开幕时不忘老生常谈地提出媒体的三大重任:(1)中庸的推动者;(2)改革的监督者及(3)发展的催化者。

虽然这样的的高调寄望我们是听惯了,但现在拿来演绎,倒不失其重要性,因为马来西亚的媒体是多元性的,不是单元性的。如果只要求中文报作出这样的承诺,也是有欠公允的。因此每一种媒体都应该恪守本职,否则首相的忠言也就失去意义了。

根据我在中文报业25年的打滚,我对中文报的战战兢兢的办报精神记忆犹新和印象深刻。比如在60年代的中文报,似乎比其他语文报多出一个限制,那就是不能“渲染”马共的新闻、左翼政党的新闻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因为马来西亚是个资本主义的反共国家,并不允许与国策唱反调。

在那个时候,身为中文报的新闻工作者就需要注意其他语文报不会“犯上”的禁忌。理由是华校生一向以来被视为左倾的,而进入报界服务后比较同情或支持左翼的运动,自然会将“情绪”表述在舆论中。这就是说,当时的新闻工作者还真的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有所约束,否则会面对问题。

到了70年代,情势有了转变,一边是马来西亚采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并在1974年达成马中建交。华文报开始较为大胆地刊登介绍中国文章和特写,但另一边有一个不变的“天条”——不许宣扬共产主义。

我提起六七十年代的华文报面对的挑战和契机是因为这是东姑和敦拉萨掌权时代发生的事,而敦拉萨正是当今首相纳吉的父亲,因此我们不妨将两父子的战略连系起来考察。

犹记得敦拉萨在1970年拜相时,就大胆地提出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主张东南亚化为中立无核地带,才有马来西亚后来与共产党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建交的故事。其目的不外是洗掉马来西亚一面倒向西方的形象,转而走中立与中庸的路线。

自此之后进入80年代的末期,更有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和解的轰动性之新闻。这事发生在马哈迪执政的当红年代(1989),与东姑1955年的华玲会谈失败相比较来看,可以发现马哈迪在这方面继承了敦拉萨的与共产党国际的和解精神,终于有了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以便举国上下和平建国。

正由于纳吉见证了大时代的转变,知道华文媒体这一路走来基于主客观因素都是政府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在出版法令下,批评是新闻自由的体现,不能被当成与政府对峙)。而且有的时候小心翼翼不要挑起敏感课题。我可以大胆地说,中文报业从来不辱使命,坚守有道德的新闻自由。

既然来到千禧年后纳吉主政的年代,已经不存在共产党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与共产党国家的思想意识的斗争,整个世界已经走向一体化,就不再需要关注意识形态上作斗争。但世界也衍生了新的挑战和危机,包括极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及宗教狂热分子向世界秩序与和平“宣战”,致使世界面临新一轮的“浩劫危机”。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媒体协助政府扮演中庸的角色和真正负起监督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不单只是中文媒体。如果有任何的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滋生极端与偏激言论,以图制造种族的不安与宗教的失调,那是对和谐社会的“背叛”,政府应予制止和谴责。我们希望纳吉以大公无私和大无畏的精神捍卫他所宣示的媒体的三大重任,让偏激与极端的言论失去阵地。唯其如此,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才具有实质的意义。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号外周报》第5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