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0.11

纳吉“处女战”何时开打?(天下纵横)

第十三届全国大选近在眉睫已是不争的事实,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落在今年内,而最佳的季节是11月,当然也有人认为会拉到明年的上半年。

但不论是今年或明年,在此时此刻回顾我国历届大选是饶有意义的。

第一个普选是发生在独立前,也就是1955年。那一场选举不但决定谁将组阁成立自治邦政府,而且也决定是由谁带领马来亚走向独立。原本最有希望的人是拿督翁,他是柔佛望族,也是殖民地政府的“内政部长”,更是巫统的创办人,但因他脱离巫统另行成立国家党,才和联盟(巫统)打对台。结果因失败而让位给东姑出任自治邦首席部长。两年之后,也就是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独立了。首任首相是东姑而不是拿督翁。

当东姑启开独立的新年代后,他在1959年举行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这场大选与1955年有实质上的不同,后者当时只是局部选举,只选52名议员,剩下的46名议员是委任的,大权仍握在英国殖民地的钦差大臣手里。而1959年的大选是全数民选,共选出104名议员。

来到1964年及1969年的大选,仍是属于东姑在领军,他喜欢选择4月大选,但这一前一后的选举,却得出截然不同的成绩。前者联盟在马印对抗声中大奏凯歌;后者因失业浪潮高涨,国内政局不安而导致联盟蒙受挫折,也促成东姑下台;更甚的是选后竟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为历史留下永恒的伤痛。

1974年的大选落在8月,它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领军再造辉煌,因为他成功地与中国建交,争取到华人的热烈支持。1978年7月的大选则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试金石,他因开除回教党出国阵而备受抨击,结果证明他的策略正确而首次夺下回教党在吉兰丹的堡垒,起而执政。

进入80年代,马来西亚的政治有了很大的转变。马哈迪一马当先地领导了1982、1986、1990、1995及1999年的大选,个人五连冠地独领风骚,既打破马来西亚的历史纪录;相信在世界上也是罕见乃至不曾见的。

马哈迪的铁腕统治显示了大选的日期是不规则的,他没有像其他领导人相信风水和命理,他按自己的意想决定大选的日期。只有1999年的大选他是选择在11月举行的。这一年因安华效应,回教党崛起,也给马哈迪沉重一击。

当阿都拉在2003年接棒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幸运号码,他相信3月春临大地,风光明媚,是大选的好日子。因此在2004年及2008年的大选都落在3月。

可惜的是阿都拉未能保住“晚节”。他在2008年的政治海啸中失去2004年的辉煌战绩,陪伴他的是失败的打击和党内(巫统)掀起的倒阿都拉运动。

在黯然神伤下,阿都拉在2009年4月交棒予纳吉,而纳吉正在研究应在何时大选以取回失去的腹地。因此可以想象,纳吉需要的是一个团结与强大的团队,不然他是无法取得突破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1是纳吉的幸运号码,也就引发许多关心政治的人在注视纳吉“处女战”是如何打的?

刊登于2011年10月17日《号外周报》第552期

方天兴的建议有问题 (跃马扬鞭)

在9月25日,在关丹举行的会员代表大会上,华总会长方天兴希望政府能委任一位华人担任第二贸工部长,专司负责华商投资事务,包括引进华资在内的特别任务。

接着在隔天他澄清说,他的建议并非要求委任华总代表出任部长,而是任何的适当人士或政党人士或社团人士乃至专业人士等。

我对他的这项建议不敢苟同,因为若此先例一开,则今后华人出任部长可以绕过政党而直接成为内阁成员,那这位“贤能”的代表性在哪里呢?他若是代表他自己,他的群众基础在哪里?他若是代表社团,则有关社团的代表性又在哪里?毕竟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每五年举行选举也是要让人民(选民)从各政党中挑选出代议士组成政府。换句话说,这是对选民的尊重和对民主问责制的负责。如果一个人不用通过选民的考验,就乘直升机进入内阁,那会出现两种现象:其一是这个人被划入执政党的精英中,可以只听命于委任他的人而与所谓华基政党无关。其二在不受华基政党推荐下,这个人的民意基础在哪里呢?

因此除非我国更改政党政治的民主制度,不然任何人都不应超越政党而是必须听命于党的指挥棒。例如自独立以来,从联盟到国阵,都是由巫统在主导政局,自然是由巫统选出国家领导人而绝不是私相授受的。在巫统操盘下,如果交由当权者来委任所谓“适当”的人担任第二贸长,那华基政党又作何定位?若执政集团真是缺乏种族性的代表,那是需要在各政党中协商与重新组合或重新洗牌来组成政府,正如敦拉萨于1974年组成国阵来应对时局的需要,而不是将政党边缘化,否则整个民主就变质了。如果中选的人不做部长,反而是“外人”来领导政治。这是对民主的错误演绎和冒犯,无视于政党政治的重要性。

过去曾有过相接近的例子,不妨举例说明之。其一当马来亚独立前,以东姑(巫统)为首的代表团于1956年前往英伦谈判时,随行的陈东海既非马华选出的代表,但却以联盟秘书长的身份参与其中。谈判的结果和独立后引发的问题,马华公会则要背上政治十字架直到今天。

其二,虽然马华公会在后来吸取了教训,但也还是身不由己的。例如1964年,时任副首相的敦拉萨将曾永森提携为联盟候选人,而后者不是从马华基层爬上来的(与李三春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选后即被委为政务次长,这种横空而降的政治也令马华基层不悦。所幸曾永森及时将自己融入马华党内,才在后来党职步步高升(不然马华也不知道颜面放在哪里)。

但也终于在1979年爆发了曾永森与李三春争马华老大的故事。在曾永森失败后,李三春才发挥了“马华的官职由马华决定”决策。

我举这两个例子只在说明党决策性代表不是由政党推荐时,政党的作用就会相应减低,甚至会被外界视为“即使没有政党作背景也一样可当官,那华人就自我矮化了。

我们又再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当重要官职不是属于政党推荐时,则政党的影响力就会逐渐式微,第一在1976年当槟岛市议会重组且可委任市主席人选时,首席部长林苍祐委任的主席是公务员,不是民政党人。于是民政失去对市议会的控制权,直到1990年大选后,才被扭转过来,改由民政党主席陈锦华出任。当他在1996年将棒子交给丁福南后,又在1999年后消失了。从此市主席不再是政治人物担任,而是转回公务员担任。即使308之后我们也看到市议会主席不再是政治人物的殿堂。

第二在2005年砂州选举后,在州议席中,失利的田承凯辞卸古晋南区市长之后,就改由首席部长委任公务员担任一直到今天。人联党也就被边缘化了。

由此可见,当主要政党(巫统)仍然控制大局的时候,一些个别精英被委为部长是没有实质意义的,也不符合民主程序。表面上看来是一番好意,就如要求华裔第二贸长(为什么总是要求矮一截的?)。若是真的落实,那华基政党存在的意义就大受质疑了。

既然我国还在推行政党民选制,一定要以政党为重,不能玩“非政治”的游戏,这不但危险也会制造御用部长。真不知为何有朝野政党议员领袖也附和这一想法,他们有没有想过其严重的后果吗?千万不要“好心做坏事”!

刊登于2011年10月17日《南洋商报》

社团不应为政党站台 (现代春秋)

华团与政党是两个不同的实体,也不能相提并论,但有时因为人事的关系,出现了华团与政党人事的重叠现象,甚至有时好像是“投桃报李”式的,变成关系暧昧起来。

因为有这层微妙的关系,近日有报章说政党准备拉拢华团领袖参政。在消息未获得证实前,华总会长方天兴在10月8日表态:如果华团人士参政,华总不可能为他们站台,避免华团卷入政治纷争和内部闹分裂。

我们对华总及时的表明立场表示欢迎,因为任何一名华团的领导人若是成为政党的候选人,他的身份就有了改变。换句话说,他成为有政治立场的人,不能再像过去保持所谓的“超然和中立的立场”。因此他的辞卸华团的位置;尤其是重要位置是必要的,不然肯定带来预想不到的后遗症。

不过,我们也发现到在过去的一段长时间里,有一些华团领袖因为参加的是执政党,在成为候选人后也不必辞职;反正社团内没有这样的“辞职规定”,而是悉听尊便,自然养成在不辞之下参加选举的习惯。一旦中选,或会告别社团往官场发展;一旦落选,继续在社团担任要职也不是大问题。久而久之,它形成一种“准绳”,即参加执政党的享有“豁免”辞职权;而参加反对党的,则要有先见之明。当然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识时务者大有人在。他们选择执政党是求取安稳之道,绝少有社团领袖投向反对党求突破的。大凡在反对党崛起的议员,也多是先名不见经传,到后来才在政坛上冒出名来。

其实,我们也无须讳言,社团转向支持执政党是“买下保险”的。正如在1982年董教总支持一批所谓华教人士参政而选择了民政党。这是因为民政党是执政党的成员,一向以来在政府眼中是“叛逆”的华教团体,如今难得有此转向,也就被破例允许参加执政党的演讲会,并为民政的两位华教候选人郭洙镇与许子根站台。这种站台是倾巢而出的,也没有任何的保留,理由是董教总要取得突破,非得借助政党来“解决”华教问题,因而出现了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近乎幻想的口号。这种一厢情愿的不成熟的政治战略终于让董教总尝到了苦头,它既得罪了马华,也开罪了行动党。即使在民政党内也不见得个个振臂欢呼。最低限度,在当时的一些民政领袖和干部看来,这似乎是横空而降的候选人。

虽然在一方面是民政党借助董教总来擦亮其招牌;尤其是经过1978年大选被“七人帮”大伤元气后,及林建寿领导槟州马华在1982年跃跃欲试要夺取槟州首席部长宝座之际,董教总的拔刀相助正是民政所需要的“东风”。但在另一方面,董教总也需要民政的扶持,把董教总的“嫁出去的女儿”带入政坛为华教闯天下。

本来两者的合作是“各取所需”的,讵料后来的“打进国阵”的锣声响不起来,倒是冷嘲热讽的声音传到董教总的耳朵。后来证明了董教总当时的决定是不值得鼓励的,也就有了反思。

虽然大多数人不苟同董教总提出的“三结合”(华团、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结合)理论,更不赞同“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战略。但最低限度,董教总还懂得分辨华团与政党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要推动改革和争取,还得靠政党来牵头,而不是绕过政党自行向政府要求这个和那个或索性一脚踢开政党来一个自我毛遂推荐代表华社来商议。

如果政党在执政党内已不容易争取到所需要的权利和福利,那么华团就能取代政党吗?若是华团可以做到政党做不到的要求(比如争取第二贸工部长),是否意味着华基政党可以解散了?

当执政集团还是政治挂帅,以巫统一马当先的时刻,任何自我边缘化政党的重要性转而突出个人精英作用的举动都是舍本逐末的,也是本末倒置的。

选举是政党角力的平台,不是让华团取代政党的平台。这两者的本质不同是要弄清楚的,选民有权在选举时对政党及其候选人作出判决。胜利的不一定永远胜利;失败的不一定永远失败,只要有斗志,就有希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支持两线制,因为两线制可以提供人民作选择。

基于政治与社团所扮演的角色是截然不同的,也是不可能私相授受的,因此凡是要成为政党积极分子乃至参选的华团领袖,请自我辞职,以示对社团负责任。同样的政党也不应利用华团成为站台的工具。社团就是社团;政党就是政党,在法律中已明确它们的不同定位。社团也没有必要使自己倾斜一方。全心全力地支持两线制不是更能突显民主政治的真谛吗?

刊登于2011年10月17日《光华日报》

14.10.11

辛亥百年浮现的历史大形势大转折

来源:中评社 编辑:张振国
中评社日前发表文章,题为《辛亥百年浮现的历史大形势大转折》,作者谢诗坚是马来西亚槟城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摘编如下:

论及辛亥革命, 我们必须先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因为不论是一个人或一件大事的发生,它必然有个背景。我的论点就是这个世界是很吊诡的。为什么说它吊诡呢?第一点就是 郑和七下西洋时经过马六甲,而他七下西洋,在时间上而言,是属于马六甲王朝时期,这事发生在1405-1433年间。究竟郑和下了西洋以后,他留下什么? 就历史来说,主要他留下的是神话的传说,但他有没有留下一些真实的故事?有,有一些华人就留下在马六甲定居,当时这些华人都不多,根据我们的估算,至多是 一两百人。到了1511年,葡萄牙侵占马六甲。它是第一个欧洲的国家在海外寻找殖民地,为的是要展示他们在海外扩展土地的成就,结果它成功的把马六甲拿了 下来。再过了100年,即1623年,它又拿下了澳门,但是澳门对葡萄牙却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主要是以它为港口经商和用来发放中国劳工到世界各地,所以在 早期的时候,很多英国人写书,说这些人(海外华人)都是来自澳门的人,the people from Macau。

鸦片战争引发太平天国革命
由于这个辗转过程对英国人是很不方便的,因此英国人在18世纪崛起以后,它第一个拿下的是印度,先拿下一个据点,后才拿下全部。当年的英国人,他们很聪 明,他们就成立一个东印度公司(1600年),慢慢的把印度并吞起来(英国直到1858年才把整个印度并吞成殖民地)。其实在1700年之后,英国已经占 有了印度一部分的领土,得以在1786年通过莱特占有槟榔屿。槟榔屿的重要性是它的位置在马六甲海峡的北端,然后在1819年英国又占领了新加坡,因为它 就在马六甲海峡的南端。此时中间缺了一个口,所以英国在1824年跟荷兰交换,这样对荷兰也很合算,因为荷兰的目的是为了占有整个印度尼西亚,就把马六甲 给了英国。而英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马六甲海峡也就将在苏岛的明古连港让给荷兰。在1826年英国组成了海峡殖民地,它的目标并不只是局限在马来亚和新加 坡这个地方发展,而是看准中国的市场。因此,在1840年,英国便通过马六甲海峡挑起了鸦片战争(从郑和下西洋到鸦片战争都以马六甲海峡为主轴,相隔 400年,江山依旧人面全非,马六甲海峡再一次发挥其微妙作用),鸦片战争也因之掀开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

因为鸦片战争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人向海外流转的命运。因为在这个之前华人是很少流向海外的。当然也因为华人在1840年的鸦 片战争后面对很多问题,例如饥荒及压迫和战乱才逃了出来,加上英国人鼓动中国人自由的来到香港集合然后远走他乡。就这样,我们的祖先从那个年代开始就比较 有规模出走。在1851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就 是对鸦片战争的一个回应,在这之前,洪秀全碰巧从一个梁发传教士身上得到一个灵感,后者写了一本劝世良言的传教书,他曾在马六甲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时间应在1815-1822年间)。洪秀全觉得这个上帝的说法很适合他所用,例如尊重人权、平等施政等等。可是洪秀全存有帝王的思想,他不懂得什么叫民 主的革命,而且中国人民对天主教、上帝会或基督教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仅有一小部分的传教士在城市的地方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当太平天国在南京建立了政权以 后(1854年),它就注定是要失败的(1868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目标模糊,胜利后沿袭帝王统治,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加上清朝找到一个对付汉 人的方法,那就是用曾国潘、李鸿章及袁世凯分别成立湘军、淮军及北洋军,这些组织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用汉人打汉人,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以华治华”。

当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指汉人)处境更是悲惨。凡是被怀疑的南方人尤其是客家子弟,就有生命危险,所以有很多华人逃亡到海外,有些就来到了马来 西亚,直到今天还有后代在槟城居住;有一些在东马的斗湖居住。他们为了躲避清兵的追剿,尤其是客家人也就依据传统—依山而栖。这个时期,一些知名人士如张 弼士、张煜南、叶亚来,郑景贵也来到马来西亚,巧碰介于太平天国动乱前后的时期。慢慢的,他们也在后来富甲一方,带动很多华人往东南亚迁移。

就在太平天国失败后近50年,又在1900年发生最糟糕和引为诟病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清朝政府在走投无路下的迷信怪异行为,以为怂恿怪力乱神者杀传教士可以赶走洋人。但是八国联军一来,他们就什么都完了。

太平天国孕育了辛亥革命
所幸在这之前,孙中山已 是洞悉国难的症结是彻底的改变才留下革命的火种。事缘他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建议改良这个国家,可惜李鸿章并没有重视,没有接见他,尽管他的投书写得 很好,包括怎么改良中国和利国利民之道。不幸的是他上书不及一个月,即1894年的7月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让中国再把台湾分割出来给日本,伤透 了国民的心。这也激发了孙中山在1894年10月远渡美国成立兴中会。在成立了兴中会之后,他就不断的搞革命。当清廷势力还未消失时,孙中山也一直不断的 在海外流荡,他在香港逗留的时间甚短,因为英国也不愿意得罪清廷。这也是为什么清廷得以在伦敦暗中捉捕孙中山,因为清廷与英国的关系较好,容易对孙中山下 手(后事机败露,孙中山获其友人营救)。还有就是为什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却不受重视?原因是新加坡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处于比较公开和敏感的地带。英国不能 让孙中山大张旗鼓从事反清活动。因此,孙中山逼不得已辗转到槟城,作为最后的海外基地。

事实上,在交通与资讯不发达的年代,孙中山得 以在1905年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是件了不起的突破。虽然日本的同盟会只影响了当地的华人及留学生;在美国及欧洲也没有多少知音人,但他却在槟城找到知音 人。他来槟城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1910年,居住了将近半年。在1910年的10月开了一个历史性的“庇能会议”,拍板决定第十次起义(因而有了 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及同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的壮举)。孙中山在这之前的9次起义都失败了,但槟城的支持者有正义感、不怕得罪清朝,也就义无 反顾地介入其中。这也是为什么他在1908年时把南洋同盟会的大本营由新加坡搬来槟城继续活动的主要原因。

迁来槟城的时候,他发现到用同盟会这样的政党组织,很少人要参加活动,所以他又成立了阅书报社,就是读书会。既可以掩人耳目,又可以吸引民众参加,当中更少不了知识分子。通过这个读书会,他们也开始办报,于1910年开办了光华日报,成了孙中山的舆论旗帜,另外阅书报社同人也积极办校(1917年创设钟灵学校),冲淡政治色彩冲淡。
辛亥革命的成功又让孙中山重新站起来,各地起义军更把他推举成为领袖。英国人的变脸也很快,隆重其事地让他衣锦荣归中国时途经槟城,不过他没有把他的第二 夫人陈粹芬接走。陈粹芬也就留在槟城(1936年孙科行政院长在蒋介石同意下将陈粹芬小妈接回广州颐养天年),唯独孙中山回去中国(孙中山的家人也在 1910年与他一起离开槟城,只留下陈粹芬)。孙中山回中国出任临时大总统是为了确保革命开花结果。很快的,他在1911年的十二月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 号。孙中山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他无论是在中国又或是在海外的革命演说都很有说服力,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推翻清朝政府?因为那个时候,清朝已经 被满清人统治,迫害我们汉人,所以中华民族一定要团结起来,打倒满洲人。当民众被鼓动起民族情绪时,就会很容易被说服。在这方面,孙中山是一个煽情高手, 很擅长煽动民族情绪,大家就会有强烈的推动力去推翻满清政府。第二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意思就是这些满洲人都是没有文化的一群,我们为什么要被他们 欺负和统治?所以一定要建立中华民国赶走满洲人的政府。可是就在就职典礼的那天(1912年元旦日),孙中山一改常态宣称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组成,就 免了一场清洗满人的种族大屠杀。这也是孙中山高明之处。

辛亥革命延伸了五四运动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五四运动(1919年)无疑地帮了孙中山很大的忙。难怪我们常听说,当人心思变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新时代会冒出许多的奇迹来。

孙中山伟大的地方就是他明知道袁世凯可能会欺骗他,但是只要可以把皇帝拉下马,以结束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他就把总统一职让给他。就此而言,孙中山一点都 不栈恋官位,像他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你很难想象中国如何从一个帝制改为民国,这完全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事。如果没有孙中山的这般作为,就 不可能有后来的毛泽东、鲁迅,所以辛亥革命改变了很多人的思维,也给予大家有勇气面对改变。

例如,五四运动时的北大青年,人数虽然也 不多,但他们的勇气及思想就是源自辛亥革命的敢闯敢革命的精神。同时五四运动主要是提倡科学与民主,完全的符合了西方现代化的思想和辛亥革命的诉求。这就 是说,从孙中山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近9年的时间,他试图在中国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可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得不到好处,就连德国都要 把战败的土地让给日本(山东的胶州及青岛)而使到中国陷入了混乱局面,后来军阀也就从中涌现了。

无可否认的,辛亥革命后的五四运动造成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例如1920年华社就雨后春笋般地开办华教,再来就是开办华文报章。打从那个时候起,孙中山思想就比较全面的影响马新的华人社会。

华裔之得以接受完整的华文教育,也是拜五四运动所赐。为什么新马一带的华人可以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因为我们在1920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要改革教 育制度,马新华校选择了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所以说辛亥革命催促了华文教育更为蓬勃,让中华文化传播海外各地是有目共睹的。

五四运动催生了新中国
既然有了辛亥革命的指引和五四运动的思想武装起来,当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全部东南亚的华人都空前团结起来,响应陈嘉庚的号召。马新华人对中国 的支持可说是不遗余力的,除了出钱出力,也拿起武器与日本蝗军作战,死伤无数。根据估计,在1942年日本占有马新后,大举屠杀华人,约15万名之谱数字 骇人听闻。

当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1945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政权,它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也都陷 入了这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如果说陈嘉庚是站在共产党这边,那么站在国民党那边的有胡文虎,他们就在报纸上斗争。胡文虎用的是星洲日报;陈嘉庚用的是 南洋商报。1949年当中国已经站立起来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新就跟中国全面切断了政治关系,在下来的30年人民不相往来,只有书信来往。

回顾孙中山的 革命生涯,他确是十分了不起的政治伟人而他的夫人也功不可没,如原配卢慕贞跟他生了3个孩。,第二个夫人陈粹芬,她虽然识字不多,但是个有侠义的人,帮孙 中山搞革命而不求名份。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又启开另一个爱情故事。由于宋的才学及雄厚的家庭背景,她对孙中山的后期革命又有很大的帮 助。如果他娶陈粹芬又或是未与卢慕贞离婚,可能效应没那么彰显,但宋庆龄就不同了,大家都知道她是宋氏家族一份子。这个与蒋介石较后娶宋美龄是同出一辙 的。就此而言,有时政治联盟及政治婚姻确是可以起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转眼间,今天又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了,不仅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而且中国也具备条件和平崛起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经济大国。可是,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那是直到今天为止,马六甲海峡还是中国的经济生命线之 一,中国的原油又或是从中东进口约有80%都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

为此,中国也很担心美国会控制马六甲海峡或马六甲海峡安全受威胁。 反过来美国也担心中国会控制马六甲海峡,因此马六甲海峡不但成为一个国际上不明显的斗争筹码,也再次成为马中的重要经济命脉航道。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的吊 诡所在。如今再加上南中国海针对南沙、中沙及西沙群岛的争夺,更使到整个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和转折,这就是辛亥百年浮现的大形势和大转折,值得关注和探讨。

文章转载自《中评社》

11.10.11

回教党借古喻今?(天下纵横)

回教党在周六举行的60周年党庆上,针对两位回教党的“开路先锋”进行研究和分析,具有非凡的意义。虽然与回教党的回教刑法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可从中窥见回教党的斗争方向。

第一位被回教党提及的领袖是在1956年成为党主席的布哈鲁丁。他原先是具有左翼倾向的马来国民党(1945年成立)的主席。当此党于1950年被查封后,布哈鲁丁就与左翼著名领袖布斯达曼在1955年共创人民党,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一年之后,布哈鲁丁脱离人民党转入回教党,而在党选中胜出,成为回教党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在1959年的大选,领导回教党异军突起,夺得两个州的执政权(吉兰丹和登嘉楼),崛起成为最大的反对党而令人刮目相看。

虽然布哈鲁丁(1911-1969)是虔诚的回教徒,但其思想是左倾的,因此与左翼的社阵(人民党和劳工党组成)有心照不宣的谅解与合作关系。这就是说,在布哈鲁丁掌权下,回教党是走民族主义路线,不是走宗教主义路线。

正因为布哈鲁丁的个人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的,他也因此卷入1965年的一场企图在海外(巴基斯坦)设立马来左翼“流亡政府”的计划而被政府扣捕。与他一起被捕的有社阵主席哈斯诺、劳工党主席依萨、1963年加入社阵的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人民党秘书长达朱丁及回教党副主席韩聂尼等人。

这里显示出布哈鲁丁的政治思想与斗争方向是与左翼阵线互通声气的。当他在1966年获释后,虽仍担任回教党主席,但因不是议员,也失去了权威领导作用。1969年他走完多姿多彩的一生,不过,由于他的左翼思想在后来的回教世界中,似乎无法成为一代楷模。

反而是与他同时代一起斗争的朱基菲里则在千禧年时被回教党赞赏是党的引路人和工程师。因为他的较为浓厚的宗教思想在后来成为回教党的“一个模式”。

朱基菲里(1928-1964)原是开罗大学的毕业生,具有政治的天分与才学,也坚持宗教与政治的相结合,虽然他分别在1956年及1959年的党选中与布哈鲁丁争党主席而失败,但他依然是党内第二号人物;抑有进者,他在1959年及1964年当选国会议员,身份比布哈鲁丁特殊(布哈鲁丁在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但因技术问题未参加1964年大选),在党内被视为宗教派的代表人物。不幸的在蝉联国会议员不久后的1964年,在一场车祸中丧生,顿使回教党失去一位出色的宗教政治领袖,不然在1965年布哈鲁丁被捕后,相信他将晋级而上成为党的实权领导人。

由于天不从人愿,朱基菲里也只能在党内留下他的政治资产。当回教党在1999年大选取得空前胜利,又再拥有丹登两州执政权后,党内兴起了宗教政治热潮。身为党秘书长的纳沙鲁丁就义无反顾地抬高朱基菲里的形象,把他列为回教党的政治明星,一时又再成为光芒四射的历史人物。这样的高调称颂朱基菲里又似乎意味着回教党已找到了新的斗争方向,它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于是接下来回教国及回教刑法也就成为回教党的其中一个斗争目标了。但吊诡的是,如今回教党又再摆出布哈鲁丁的形象,不知是否显示回教党要借这两个人的思想与斗争哲学二合为一的揉和与调和成为回教党的未来走向?

刊登于2011年10月10日《号外周报》第551期

蔡细历VS翁诗杰 (跃马扬鞭)

翁诗杰与蔡细历本来就是不咬弦的一对冤家。过去他们是各自表述,各怀其主(蔡是护林良实的急先锋。1999年大选过后,署理会长林亚礼逼林良实双双退位,被蔡细历揭开内斗的序幕,也成了林良实的护身符。翁则是独行侠一名,后来游向林亚礼成为B队的大将之一);再后来他们是相互揶揄和挖苦的双宝,甚至演变到今天,双方在水火不相容下撕破了脸皮。

两人关系的发展是很微妙也很意外的,也是他们俩人意想不到的。

首先是倒运的蔡细历在2008年栽了筋斗,被揭发卷入性爱光碟中,在无可奈何下,辞卸所有党官职,也与那年的大选擦肩而过;倒是培育了其儿子智勇成了国席“接班人”,更在后来官拜副部长。

虽然蔡细历含恨退位,但他是很不甘愿认输的,也就在这一年的党选中在不受领导的祝福下,竟当选党署理会长。表面上看来是与荣任总会长的翁诗杰成为奇妙的搭档,共同领导马华走向未来,实则是翁蔡冷战激化的开始。

由于总会长大权在握,翁诗杰可以不必卖蔡细历的帐,且时不时抬出光碟故事,弄得蔡细历十分尴尬。2009年的斗争也许是翁诗杰一生中最大的政治赌注和打错算盘,那就是翁诗杰敢敢在会长理事会上通过冻结蔡细历的党籍,准备把蔡细历的势力扫出马华。岂知这一失策倒被蔡细历扭转劣势,竟取得党内代表的同情票,而要求召开特大来做个了断。

马华的特大一向以来是派系斗争的平台,但往往是当权派占上风,挑战派不易突围。大概翁诗杰也以为蔡细历已是强弩之末,也就不很在意他的反弹。岂知这一闹,倒给蔡细历找到一道隙缝,在特大(2009)中得到“平反”。这一下子,受挫的翁诗杰不会下台,蔡细历更不会放弃“政治翻身”的机会。因此一度出现这两人共携手来否定代表们的意愿(双双下台)。不过到头来翁诗杰是陷入被动困境而不是找回了总会长的尊严与权力,蔡细历则冷眼旁观看翁诗杰在演独角戏。
于是在2010年又有一个特大,翁诗杰输得不光彩;黄家定的复出更是得不偿失,唯独蔡细历在三角战中脱颖而出。就这样蔡细历带着一身的伤痕再闯江湖。

他在担任总会长期间,不快乐的烦心事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包括他是马华历史上第四位不入阁的总会长(第一位陈祯禄、第二位是林苍祐及第三位是陈群川);也是第一位退出领导层后又成功卷土重来的马华“元老”。这种奇迹般地回巢领导是祸是福没有人知道,反正蔡细历也没有什么好输的了。反观翁诗杰在重选失利后,马华基本上已失去重量级的人向蔡细历叫阵,但没想到翁诗杰靠其生花妙笔和舌灿莲花辩才又对蔡细历展开攻势,冷嘲热讽兼而有之。他的主要目的自然是要“羞辱” 蔡细历,让他知难而退。偏偏蔡细历也是在逆境中挣扎求存,也就处处慎防翁诗杰“四处点火”。最新的绝招莫过于蔡细历要翁自动退党,了却“一山二虎”的窘境。

这一来一往的唇枪舌剑的失态叫人看了有些哑然失笑和啼笑皆非。翁诗杰再怎么被边缘化,他刻下是不会自动离开马华;反而会寻找各个途径杀个回马枪,包括被国阵老大看好,派他代表马华出任候选人。可是这样的借外力打内力的做法是不易扭转局面的。如果纳吉不插手马华“家务”,翁诗杰在与蔡细历渐行渐远下,或则杀出一条“血路”,以民族的旗帜参选,或在得到谅解下(或国阵或民联不派强势候选人),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

现在蔡细历和翁诗杰之间的恩怨已有一匹布那么长,他们两人在不认输底下,也只好让来届大选来决定他们两人的政治命运。因此说来说去,马华要翻身,马华要重生,已经不是翁蔡息争就能挽救过来的。同时蔡细历要翁诗杰辞职和退党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是否已看到一个新生的马华了?

刊登于2011年10月10日《南洋商报》

美女刺客亮相马华舞台 (现代春秋)

在本届的马青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一批“美女刺客”,而且新闻报导这么说:当女青年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鼓掌,一时传为佳话。

这在马青建国史上也许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不知在六十年代壮大马青的李三春看了此情此景会有何感想?

本来这也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毕竟女青年也是人,她们排队进入马青大会也没有不妥之处,但问题是为何马青要这么苦心安排?难道是担心青年团出席人数不够热烈,才下“重本”把女青年也请来热闹一番?

这又得回到去年马青与妇女组达成协议:开放女青年加入马青,但原有的组织保留,包括妇女组和女青年局继续存在,不受影响。

这里头又引发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政党有了青年团和妇女组后是否还要鼓励女青年也自成一格或应该附属在妇女组内?

不错,巫统在马哈迪时代有鼓励女青年团成立,且在有意无意中冲撞妇女组的权益,一度引起妇女组主席拉菲达的不悦。幸好巫统有很多资源,包括委任女青年团长出任副部长职,也给女青年领袖一些官职,得以缓和彼此间的矛盾。但巫统的女青年团并没有与巫青团“合在一起”,而是各自操作。尽管巫统纪律委员会主席东姑阿末李道胡丁在2009年时曾建议解散这些臂膀组织,以减少乃至杜绝贪污行为,但不为巫统母体及属下单位的认同,因此巫统依然维持“三星伴月”的结构。

至于马华公会是否也应向巫统看齐,虽是见仁见智的,但也并不热切。因为马华的官职本来就十分有限,又如何找出新的官位分配给女青年团员?再说,马青当官的也很少,被分配参选的席位也有限,自然比较喜欢拉拉队多过争职位的新组合。这样子说并无贬斥之易,而是基于现实作出一种客观的推论。

其实,女青年团员当天突然让我们眼前一亮之后,也没有留下任何“刻骨铭心”的效应。例如,当女青年团被民联议员及干部揶揄后,马华妇女组女青年全国主任郑慧玲就“背书”般地反击对方避开回教刑法而不谈。

除了驳斥民联的“花瓶论”外,郑慧玲也认为民联干部的讽刺是“酸葡萄论”。但不论女青年团举出了世界出了多少个女性领导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女青年在马青或马华妇女组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看起来好像两者皆可,但这又是行不通的。因此希望魏家祥能进一步阐述美女刺客的作用;同时也希望妇女组主席尤绰韬说明女青年局的定位。对此女青年局本身也要在党内寻求新的任务,如果只是要她们登场见报后就没有下文,那是太没有意思了。

换句话说,不论是马华、马青或妇女组都得给年青人适当的指引和尽可能也争取有识之士加入阵营。马华固然要拉拉队,但更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团队和新秀人才的助阵。

在这方面,马华经过308政治海啸的沉重打击后,是应该把注意力转向马青和女青年团员,发掘更多的适合人才,培养他们成为潜在的候选人应是当务之急。

我们不知道这3年以来,马华举办过多少的干训班和政治课,因为在首两年,它一直陷入内斗和内争。结果在去年重选之后,也不容易组成一个波澜壮阔的队伍面对挑战。当大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的时刻,马华又准备了多少新血来“刷新”党的形象呢?外人也不得而知。一系列的所谓“高调论政”竟是悲观多过乐观。什么“去荷兰论”、什么“不入阁论”、什么“孤注一掷”和“最后一仗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激将法,但在战略上不是最好的攻势,只是一种“以守为攻”的悲情论。

如果说马华决意要打翻身仗,而又有多位议员要退休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抬出新人新事是必要的。当然我们也反对“花瓶政治”。少女漂亮是天经地义的事,让她们在适当的场合亮相也是应该的,但这次马青要表达什么,倒是没有说清楚。

假使我们不善忘的话,马华是在较后期才把妇女组强大起来,当马青在60年代成为火红的前锋时,尚没有“蓝色娘子军”(马华惯用蓝色,因此不是红色娘子军),只存在妇女小组。直到1974年正式成立妇女组筹委会,由周宝琼出任主任。接着1975年的一场补选,终于让周宝琼成了马华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国会议员,也顺势正式成立了妇女组,初期拥有4万余名组员。

1982年周宝琼受委为文化青年体育部副部长,成为第一位马华女部长。1985年马华党争后,周宝琼退下,改由邓育恒接任,也接替了副部长职。

到了90年代,崛起的妇女领袖有黄燕燕及陈仪侨。经过一轮角逐,于1999年由黄燕燕接棒成为第三任主席。

也是在同一年,属于妇女组女青年局主任的周美芬被推荐而成为国会议员,启开她的政治长征的第一步。她在进入妇女组核心(出任副总秘书)后,在2001年将女青年局主任职交给祝金梅担任。

就我们所知,女青年团成立于1992年,附属于妇女组,郑结慧是创局主任。1995年周美芬接棒,千禧年后交祝金梅。2004年由林礼菲出任;2005年改由周紫琳,08年后是郑慧玲。一向以来,女青年局是低调问政的,都以妇女组马首是瞻。如今突又将女青年团员摆上舞台,所收到的效应是有褒有贬的。看来事先准备功夫好像不足,变成临时出击。

对妇女组来说,也是喜忧参半的。自从周美芬于2010年走后,接位的尤绰韬就十分用心地团结妇女党员,但也一直没有官位衬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如果说报章引述马华是以“胜算”来推出候选人而不是在性别上增加女性候选人是有这么一回事的话,那么尤绰韬可能在推荐女青年候选人方面不能有所突破,这就有需要党加以关注了。

我们不知道马华怎样安排女性候选人(过去是6国6州)上阵,但外人也在观望周美芬之后的马华妇女组可有大作为?女青年团又如何溶入母会的主流成为有影响力的粉红色的政治刺客?这些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因为马华的百万党员中有44万娘子军,她们在争取30%代表权方面也有其正当的理由。投票和拉票时也有关键性的作用,就不知马华如何认真地将其娘子军推向前台?

刊登于2011年10月10日《光华日报》

难忘的1957年 (直挂云帆)

1957年对马来西亚来说是头等大事;同样的,对于我来说也是毕生难忘一年。在时代的脉搏中,它是扣人心弦的。

先说1957年,还在小学受教育,已略为懂事。记得在元旦日,我学大人凑热闹,步行至家门外的大马路(柑仔园)挤在路旁,为的是争看大旗鼓游行。至于为什么游行,那是一知半解的。但记忆中有一件乐极生悲的事是历历在目的,就是在第二天游行时,突然被告知在四坎店发生游行冲突,有人被打死打伤,整个游行马上作鸟献散。

我对突如其来的悲剧有印象但没有激动,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从“丽的呼声”中听到广播说槟城实施宵禁,再下来是戒严,所有的学校暂时放假。我对于放假是特别敏感的,意味着不用上学,感到高兴就是。

然而在许多年以后,当我翻查历史时,原来在1月2日举行的大旗鼓游行不幸酿成种族冲突事件,导致很多年政府不再允许大旗鼓游行,直到80年代初期在首席部长林苍祐的推动下,才见大旗鼓在官方的“监督”下得以复生。到了今日,大旗鼓已成为民间的节目,大家也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了。

究竟为什么在1957年的元旦日,只在乔治市有6天的庆祝仪式,而在其他的地方则没有?这是与乔治市市议会的历史分不开的:

在1857年时,乔治市市议会的地位正式确立。经过百年的演变和发展,乔治市市议会已成为具规模的市议会,足以和世界其他城市媲美。在这种情形下,一批市议员向英国政府申请乔治市升格为市,果然获得英女皇御准,而在1957年被大事庆祝。

为了展示乔治市的与众不同,它在1957年大事庆祝乔治市市议会100年,这在我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因为它是马来亚历史上最先取得城市地位的城市。换句话说,当乔治市市议会被赋予市的地位时,它的法令也相应调整而在1958年正式诞生马来西亚首位民选市长,这个人就是南玛纳旦,他是劳工党领袖,在社阵的旗帜下赢得乔治市市议会控制权,占15席的8席。

乔治市市议会也是最早推动民主运动的。在1951年时,乔治市成为民主的试验场,林苍祐一马当先组织“急进党”参加全马第一个地方议会选举,结果旗开得胜,在参选的9席中赢得6席,表现优异,令人刮目相看。

由于乔治市市议会选举的成功,也引发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选举。这一选,也促成了马华与巫统的合作,更因此催生了联盟组合。

不过,就乔治市而言,它在1958年开始,就是左翼政党的天下,并一直到1965年为止。这一年因为联邦政府禁止地方选举,也断送了社阵在乔治市的执政地位。

虽然1957年元旦的悲剧为马来亚涂上伤口,但并没有影响马来亚独立的进展。

同样是1957年,在马来亚各民族争取下,在以东姑为首的联盟领导下,终于也给这片土地带来新生。马来亚被英国接受得以在1957年8月31日走向独立,而成为一位新兴国家。

其实,马来亚的独立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在战后(1945),英国重临马来亚时,它采取了“镇压和扑灭”的手段,迫使左翼运动化整为零,它不愿意与马共分享政权。

当1948年英国宣布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它注定马来亚的未来以此作为蓝本,这个协定是英国军政府与各州苏丹和巫统达致的。因为没有让华社和另一股马来左翼政团参加,也就发生这两个力量(AMCJA和PUTERA)相结合在1947年带动了全国大罢市,并提出“人民宪章草案”,试图影响英国放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但宣告落空,英国只按照其既定方针与巫统打交道。

当巫统取得政治优势后,它面对的挑战几乎是来自左翼的。因而有了1955年华玲和谈的大事。由于马共与联邦政府未能就妥协,也反而促使联盟将独立的议程提早。

独立意味着马来亚摆脱殖民地的统治,也只有得到英政府的同意,否则马来亚是不可能提早独立的。

遗憾的是,马政府在当年无法与陈平领导的马共妥协达成和解方案,才需要延后34年,即1989年达成合艾和平协议。

不过,和谈的失败也导致民间更多的团体介入独立运动,这充分地显示出马来亚是英国不折不扣的殖民地;如果不是的话,马来亚就不需要争取独立了。这也正好说明政团及民间团体参加的独立斗争是客观存在的。

在讨价还价声中,马来亚于1957年又再缔造历史,孕育了马来亚联合邦(也在日后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先决条件)。

当我们欢呼默迪卡时,一个新的槟州政权也诞生了,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就是第一任华人首席部长王保尼。虽然没有雄才大略,却是槟城人的骄傲,因为他成了唯一由华人担任的州属。如果说沙巴的轮流执政,包括给华人担任首长的机会是不持久的,那么槟城的独特地位就十分持久了。从王保尼到今日的林冠英,都是华人在“当家作主”。这就是槟城州给外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但愿槟州人民懂得珍惜,才能使华裔首席部长一直存在。

这就是1957年的两大印象。

刊登于2011年10月6日《东方日报》

蔡细历的“辞职补选”怪论 (天下纵横)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这回又有新花招,那就是如果当选的马华议员任满一年后被投诉服务欠佳,就必须辞职进行补选。

他的理由是:我们应该尊重老板(选民),若议员不称职,马华“可炒其鱿鱼”,因此华社应该支持马华候选人。

在逻辑上,蔡细历是二合为一的。说白了是请华社给马华一个机会,如果当选的议员做得不好,一年之后党会叫他辞职另行补选。但这样的二合为一符合现实吗?符合选举法令吗?在我们看来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建国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位议员自动辞职再参加补选又胜出,以证明他们是获得选民支持的。其一是在80年代初期,原属沙巴人民党州部长的拜林因与党领袖(哈里斯首席部长)关系恶化,乃辞州议员职再行补选而胜出,压下了哈里斯高傲自大的气焰(1985年拜林另组团结党上台执政,打败了哈里斯的人民党)。其二是在1988年,属于东姑拉沙里阵营的前福利部长沙里尔因不满马哈迪在党选(1987)后排斥B队,愤而辞国席在新山制造补选结果漂亮胜出。

这种敢于接受挑战而辞职的例子少得可怜。马华的议员似乎没有这样的先例。反倒是马华在过去经常吸纳由行动党跳槽过来的议员。前有何文翰(1971)(后官拜内阁部长),后有森州议员林辉明(2007)加盟马华。若以人数来算,行动党“变节”的议员自从1969年后,约有不下20名议员主要被马华收编。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辞职补选胜后才加入马华,而是带官职转换码头以显示其价值,此事例蔡细历应该很清楚。

再者,又有两个例子可以驳斥蔡细历的“辞职论”是不易成立的。第一个例子是1994年拜林的团结党以25席对23席继续执政,但在议员倒戈相向下,他的州政权倒台了,让位于国阵。因为团结党议员较早时签下的无志日期的辞职信是无效的,不能在法庭上受挑战。

第二个例子是308政治海啸后的2009年,有三名民联议员倒向支持国阵,结果霹州政权一夜之间变天。虽然民联通过议长宣布三名变节议员已辞职不再是州议员,但当此三人在法庭挑战后,他们是胜利者。这就是说,法律不会承认事先签好的辞职信,只要当事人不愿意,他的议员地位是不容被剥夺的。

以此来引用到蔡细历的谈话就暗藏玄机了,如果中选的马华国州议员不辞职,总会长可有法宝悬空其议员举行补选?如果中选的议员已受法律保护,政党又奈何他们呢?

因此蔡细历的“辞职补选”论调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辞职后被限制5年内不得参选(法令已修正),谁会自动卸下议员光环?若马华逼其议员辞职而不果,会否制造机会给这些议员跳党呢(他们会振振有词声称因受到逼害而跳党)?

基于上述理由和实况,蔡细历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刊登于2011年10月3日《号外周报》第550期

南宽柔•北韩江 (跃马扬鞭)

这是一段值得彰显的教育情。今年5月,韩江中学迎来了宽柔中学的董教代表团一行20人进行了有意义的教学交流。虽只是有半天的时间,但双方似是故人来的诉说那过去的岁月和展望未来的前景,也因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因为惺惺相惜,韩中的董教代表团也在今年9月初回报访问宽柔中学的总校和分校,获益良多,也从中了解为何宽柔办校的成功所在和其优点。

在访问的过程中,我诚恳地代表韩江学院邀请董事长陈伟雄组团参加韩院929的《金帆奖》颁奖典礼,以增进了解。果然陈董事长率了一个10人代表团到来观礼后又对韩院和韩中作更深入的交流。

我们之间的一来一往,不但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也在教育课题上有了一定的共识。虽然在地理上,在规模上,韩中与宽中有其落差,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竟然有相似的起点和不期而遇的共同点。

首先宽柔小学创建于1913年1月15日,并于同年5月18日举行开幕礼,后来为方便,将校庆改在8月19日和20日。直到今天为止,宽柔小学已发展成五间。为了迎接两年后(2013年)的百年校庆,宽柔三大学府(包括中学及南方学院)已结合一道在今年5月18日启动倒数电子看板。换句话说,所有的宽柔人,当然也包括新山华人都在期待百年盛典的到来。

在这方面,它使我想起槟城的韩江小学也有相似的历史。创办于1919年的韩江小学,先是在潮州会馆内上课,1962年迁至现址,与韩江中学并排而立。本来韩小也没有固定的校庆日,后来董事会(在1998年)将校庆订在8月18日。过了一些年,又被潮州会馆来函献议创校开学日应是在10月10日,于是校庆改在每年的10月10日。屈指算来,再过8年就是韩小的百人树人的庆典,与宽柔不过是相差6年的光景。

巧合的是,宽柔中学的诞生竟与韩江中学是在同一年,而且情形大致相同:
宽柔在1950年兴建中学部校舍;1951年开办初中部;1955年开办高中部;1958年,宽柔的中小学的行政分开,中学部成为全国第一所华文独立中学。由于学生不断增加,新山校舍已不足够收容新生,乃在2002年在古来增设新校园。占地之大(共30依格)可与韩江相媲美。2008年古来校舍成为学院府的中学,应有尽有,展现了宽柔之大和柔美,两个校舍共有学生9600余名,跃居全马最大型的华文独立中学。它成了南马人心中的殿堂,也是柔佛华社的骄傲。

至于韩江中学则也是在1950年7月15日由董事长林连登主持奠基(他在当日的最后一句话是十分感人的:今日奠基礼,树人万万年)。1951年开办初中部;1954年有了高中部。

1955年由于校舍后排仍有空位,吸收韩小的五六年级学生,但行政归中学管理。韩江中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

1962年韩江小学新社设落成,韩江中学不再吸收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它变成一间纯粹的中学。也是在这一年,韩中步宽中之后尘,不接受改制,保留作为一间完整的华文独立中学。虽然比宽中迟了4年,但韩中是北马唯一不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它直到今天为止,只有一间韩中,并没有国民型和独中之分,与宽柔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要算起来,当年全马有70间华文中学,只有16间保持独中地位,剩下的54间已成为国民型中学。而后再由此衍生出“独立班”,再发展成“私立中学”,及后才光明正大称为独立中学。

在那个年代(指60年代上半段)韩中的学生从千余名跃升至超逾3千5百名,比起同时期的宽中还要多(那时宽中学生据知不及2千名)。但在70年代之后,宽柔的学生已是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炙手可热的华文中学;而韩中在此之后,学生人数不断减少,直至80年代,韩中因董教纠纷和官司大伤元气,到了1995年,学人数一落千丈,只剩下可怜的350名,与辉煌的年代实在是天壤之别。
在这之后,韩中力争上游,经过多年的努力,学生又企回在千名之数,但与宽柔的学生人数已是难以比拟了。但值得告慰的是韩江精神与宽柔精神是一致的:为捍卫华社坚持自力更生。

两校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后来孕育了学院的成立。最初是宽柔中学在70年代开设商科专修班,成为后期中学的学科,后来又开设马来文专修班。在这个基础上,新山华社申办了《南方学院》。如此风雨走来,南院已是渡过20个春秋,正在朝大学院校的道路前进。

韩江中学则是在1978年成立新闻专修班,也是隶属后期中学的两年制,前后办了10年因故停办,但培养出的新闻传媒人士至今仍在华文报头角峥嵘。也是在这个基础上,韩江董事会同人于1999年申办韩江学院而获准。当公元2000年降临时,一个新生的韩江学院正式诞生了。它与《南方学院》及《新纪元学院》鼎足而立的成为华社的教育资产。

因为有了宽中,才有南院;
因为有了韩中,才有韩院。

这一南一北的相互响应,谱成了华校的美丽篇章,正是南宽柔北韩江的最佳写照。

刊登于2011年10月3日《南洋商报》

紧急状态改写历史(1948-1960年12的政治乱象)(现代春秋)

马来亚的紧急状态从1948年到1960年的12年内所带来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但显示英军事政府的铁腕政策,而且也影响马来亚独立后的政策一面倒向西方。在这12年内,局势是动荡的,斗争是剧烈的,甚至有时出现乱象。整个时代的背景是这样的:

1941年杪至1945年8月15日,基本上马来亚已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实施十分残暴的政策,尤其对华人大开杀戒,直指他们亲共和亲中国,专和日本蝗军作对。

1942年,当英国人弃械投降后,马共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与日本侵略者针锋相对。1943年,英军与马共秘密合作,并引进136部队参与作战。这个部队有国民党人在其中,林谋盛即为一例。换句话说,因为日本的入侵,促成海外的国共人士也进行合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世界格局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国的政治主流,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争夺神州大地的领导权。结果毛泽东的中共军节节胜利,逼使蒋介石的军队不断后退,且为拆迁台湾偏安一隅作准备。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英军在战后重临马来亚时,它已打算收编马共部队(1945年杪)。如果不能全面劝请抗日部队“解甲归田”,那将用强硬的手段逼使就范,所谓英军与马共共享政权是不存在的(结果有6千余名的马共卸甲重返社会,但有另一半不接受收编,静观其变)。当时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扩张主义国家,它对中国在战后逐渐地转向红色是耿耿于怀的。一方面担心它殖民化的香港会成为中共的海外基地;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共解放中国后,会使到亚洲也赤化。
  
因此在1946年上半年,英国急切推出“马来联邦”宪制(Malayan Union),但马来人群起反对,促使英国改辕易辙地转向与马来人组成的新政党(巫统)寻求合作(1946年下半年)。

于是在1947年英国与巫统和各州苏丹达成协议,公布了《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一时引起左派政团的反对和抗议,也触动华人社会的神经线,纷纷团结在以陈祯禄为首的“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AMCJA)的旗帜下,而这个委员会又与左翼马来政团(马来国民党)组成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KA)合作,在同年10月20日在马新号召全国大罢市,结果获取成功,给予英国人某种程度的震撼,但它并没有取得直接的效果,因为英国直接拒绝接纳带有左翼统战味道的组织所提出的“人民宪章法案”,反而加速实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2月1日生效)。
  
在取得政治优势后,英军事政府转而对左翼统战采取压制性的手段。其一是在6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逼使其成员进入森林打游击战;其二是大举逮捕左翼领袖和干部,查封报馆。而在当时最大的武器就是逮捕和驱逐出境。
  
伴随着英军事政府转趋强硬之后,它在1948年6月18日及24日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并颁布《紧急法令》来对付马共及被认为亲共的左翼人士及政团。
  
所谓1948年的紧急条例包含下列各点:
(一)警方有权禁止任何人乘坐火车、公共汽车或任何车辆或船只。
(二)五人或五人以上之集会或聚会,警方有权下令驱散。
(三)任何人张贴或散布任何标语、通告或文件,以鼓动暴行;而招致或可能引起破坏治安,即为犯罪。
(四)警方有权扣留任何人,将其监禁不逾一年。
(五)警方有权搜查任何屋宇,停止任何车辆及逮捕任何个人,不论是在公共场合,或怀疑该屋宇或个人或车辆藏有犯法之证据。

这就是说,英军事政府决心动用所制定的法律来对付、钳制和打压马共、其外围组织及亲共分子,企图将这股努力扫出马来亚政坛。

因此,我们不怀疑,也事实证明紧急状态下实施的紧急法令是从内到外来堵住共产势力的扩大,举其牵牵之大件者有下列的冲击:
(一) 英国眼见左翼势力在战后坐大,乃采取防先下手为强的行动大举逮捕左翼分子和文化界人士,更在同年犯下罪行而遭各方谴责。

这是指在1948年12月12日发生在雪兰莪州新古毛的峇东加里的冷血事件。有24名华人村民被英国军队枪杀引发轩然风波,直到今天华社仍未忘却英军当年的暴行。单单在1948年就有1万3千余人被逮捕而有者被驱逐出境,后来数目增加至4万人。在那个时期(1949年-1952年)被遣至中国的马来亚华人不下2万5千人。

从1948年到1960年,有逾万人丧命,并有6千余人受伤。

(二) 身份证的政策被实施。原本马来亚是没有身份证之设,在推出后曾引起马共的不满而发生了有人被枪杀的事件。这个措施显然是要“孤立”和打击马共的。

(三) 在紧急状态下,任何人拥有武器和军火将被判死刑。这项条文也导致一些人被定罪而处死。

(四) 由于住在乡村的华人特多,英军事政府断不可能将所有的华人遣返中国,也就在1948年5月,接受了垦耕者报告书(Squatta Report)的建议,将华人大规模的移居。

1950年3月,英军事政府委任毕礼斯将军(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为行动主任,负起剿共责任,因此在第二阶段的移殖计划中,出现了毕礼斯计划,将华人全面地驱向一个地方住。这就是所谓新村的滥觞。

从1950年到1954年间,总共建了480个新村,涉及的人口高达57万人,其目的是要切断华人对马共的接济和援助,更有目的的是将马共“围困”在森林或让他们“断粮断食”。

因为新村是马来亚的畸形产物,它在一个长时期被忽略而导致马华公会的诞生(1949年),协助政府安顿和安抚华人。

有最初一个时期,马华公会通过发彩票的收入来援助村民,直到1953年政府禁止政党搞博彩业为止。也因为这样,马华转型成为政党特质。它也曾与新村建立起良好的政治互动关系,但在50年代后期,新村不再是马华的最爱,而是它的伤痛;尤其在308政治海啸后,更是马华一道深深的伤痕。

另一方面,由于新村在后期有了改变和发展,不再是木屋区,人口也有增加,如今在全数的华人新村中,人口超逾2百万人,已是公认的数字。

(五)1951年10月5日,当新村在如火如荼地移殖时,马共的一个武装组织在彭亨州被福隆港新古毛击毙坐车经过的钦差大臣葛尼。这一轰动性大事,也促使英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对付马共分子。
英军事政府进一步对马共的活动进行封杀时,也不断地把马共形容为“恐怖分子”。

根据王赓武教授在2003年与我的访谈中,首次披露了所谓“恐怖分子”的定义。他说,英国人在那时将马共定性为“恐怖分子”主要的目的是要人民远离和恐惧他们。这就是“恐怖分子”被用在政治上的明显例子。

(六)在葛尼之后来了一位“统帅”,人们称之为邓普勒(General Templer)。他认为政府可通过政治部,在紧急状态中取得优势。

(七)1955年12月,因为各种因素,马来亚民选政府在东姑的领导下,与马共的陈平在华玲举行和谈,为马来亚的独立而铺路。

由于各持己见,在条件不成熟下,和谈宣告失败(直到34年后的1989年才真正地达致马共和马政府的和解),马共又进入森林打游击战。邓普勒也继续剿共,一直到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才结束英国的军事角色。

1960年当内安法令生效后,它取代了1948年的紧急法令,就这样1948年的紧急法令走进历史,但它的影子仍在内安法令中跳动。如今政府连内安法令也要废除了,我们希望民主与自由能成为马来西亚未来的发展与和平的支柱。

刊登于2011年9月28日《光华日报》

客家文物馆与客家村 (直挂云帆)

槟州客属公会自2006年接获客联会的委托而开设第一间“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以来,不但受到外国游客的重视,也已成为马来西亚客家人的“文化地标”。虽然文物馆面积不大,但意义是深远的。凡是参观过客家文物馆的人都会对客家人在建国历史上的伟大贡献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在80年代后,客家人在各领域的表现中规中矩,但不可否认的是,直到今天为止,客家人仍然是马来西亚华裔的第二大民系,约占6百40万华人人口中的20%。换句话说,有超过120万的华裔是客家人的体系。正因为这样,身为客家人的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捍卫和发扬我们的客家文化,如果我们这一代不珍惜和重视,恐怕下一代将迷失客家文化,乃至不知客家是何物了。

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不但许多客家的家庭不再讲客家话,而且也不知客家人究竟意味和代表着什么?

当我们在遗憾乡音与客家文化逐渐失落的时候,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到原来坚持与振兴客家文化产业的不是来自纯粹的客家地区,而且闽南人占多数的台湾。这就是说,从外面的世界看马来西亚的客家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也富有历史价值,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举例来说,开采锡矿不但象征着客家人的经济产业,而且也是客家人在过去世代赖以为生的行业,从老板到经理到苦力,也都是客家人联成一气的。

还有客家人的大伯公的道教故事几乎是与莱特登陆槟岛同时发生的。前者在1799年设立,后者在1786年占领槟榔屿;另外,客家人在很早就信奉天主教与基督教是与太平天国的历史分不开的,1854年在浮罗山背设立的天主教堂就是一个明证。那时刚好是太平天国兴起的年代(1851-1868)。因为清朝的镇压,客家人开始流入槟城的浮罗山背而有了后继的故事。另外,在政治上,客家人又是最早出道的,甚至在孙中山来到马新搞革命之前,就有客家人担任清朝驻槟城领事(从1894年起到1911年止,从张弼士开始,先后有五位领事俱是客家人)。即使在1911年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他还是委任客家人担任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创会会长戴淑原局绅。

所有的这些历史的丰碑,幸好保存在我们的客家文物馆内,但我们不得不遗憾的是,浮罗山背在历史上也是客家人“开天辟地”的“世外桃源”,但因被人忽视乃至遗忘,它慢慢地起了质的变化,而在后来只剩下“要吃榴莲到浮罗山背”的佳话,似乎缺乏文化气息和人文精神。

可是历史终究是要还原的,当2006年我们的客家文物馆开幕后,我们邀请来自台湾中央大学的学者组团到浮罗山背考察:到底有没有一个客家村在其中?

经过他们在2007年田野考察后,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浮罗山背确实存在客家聚落,而且是有历史依据的。

2008年,他们再一次组更大的团到来调查研究,且在浮罗山背住上两周之久。这一次出炉的报告是认为浮罗山背存在一个客家村,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这间大学也为我们提出设立“浮罗山背客家文物馆”的可行性报告。我们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于2009年给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先生提呈一份长达万言的备忘录,希望能引起州政府的关注与重视浮罗山背的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可贵处,以塑造一个新的浮罗山背。因为在外国人的眼中,浮罗山背已具备了客家村的历史条件,为什么身为槟城的客家人要放弃呢?

当我们正在徘徊与挣扎的时刻,台湾清华大学的张维安教授及中央大学的张翰璧副教授在他们刚出炉的论文报告中(2011年),也为我们提供浮罗山背客家人的地位。其中有很多论点是值得我们的重视的,例如客家人对本身的认同,对文化的认同乃至对语言的掌握,其中一段这么说:在浮罗山背,我们发现他们使用客家话的能力相当好,但他们也能同时使用多种语言。他们也在论文中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了解海外客家的极佳窗口”。

正因为研究达成一定的成果,触发台湾行政院客委会在考察后划定浮罗山背有个客家村。因此它在苗栗设置的“世界客家博物馆”中(除了台湾和大陆的客家历史渊源外,也以马新客家文物为另一个主题),它就标明浮罗山背客家村是博物馆的重要题材之一。整个计划从学者研究到规划共耗资马币2亿余元,预计在2013年完成世界客家文化中心的大宏愿。虽然说将来要了解马新的客家文物可能需要到台湾的苗栗走一趟,但幸运的是我们也已得到客委会唐振瑜导演的同意,愿意协助我们打造一个客家村的地标。

无论如何,当外面看我们的槟城存在着丰富的客家历史与文化,看到一个客家村在浮罗山背自然形成的事实时,我们有理由坚持在浮罗山背建一个客家人的地标,一个别具意义的文物馆的可行性。但为了淡化籍贯色形,我们曾有过调整构思,建一座不分种族,不分籍贯共溶一炉的浮罗山背文物馆,而我们所求的是建一个土楼(象征客家地标)外观的文物馆,不必再标签“客家”,只要有人愿意伸出合作之手,我们是乐意促成“浮罗山背文物馆”的落实,说来说去客家村要的是一个能反映浮罗山背特色的文物馆,一个客家村的地标,就是这么简单而无需复杂化的。

(本文系作者于9月18日,以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主席身份,在槟州客属公会72周年宴会上致词摘要)

刊登于2011年9月29日《东方日报》

社论开天窗的故事 (天下纵横)

近日在香港《明报月刊》阅及一篇文章让我勾起无限的回忆。

文章是引述一名记者对曾敏之的专访内容而揭露了22年前“六四”事件的其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内幕。如今由当事人亲自抖出,确实有其“价值”。

在那个时候(也就是1989年“六四”前后),曾敏之是香港《文汇报》的社委常委、代总编辑、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总主笔)、文汇报出版社总编辑及《文艺》周刊主编。因为《文汇报》与《大公报》一向被视为是中共的喉舌,因此任何人担任这个高职是十分敏感的,也要得到上头的批准。

就我们在七八十年代从事华文报的高层来说,与香港的报刊有联系是十分正常的。除了我们所熟知说的《东方日报》、《星岛日报》和《明报》及《华侨日报》外,就是左派的《大公报》和《文汇报》以及《中国新闻社》了。当然,最权威的是香港的新华社。

因为职务的关系,我与《文汇》和《大公》的编辑及记者也来往,主要是交换有关中国的新闻。记忆中曾被介绍认识了《文汇报》的总编辑张云枫及副社长张伯坚,但“六四事件”中的主角,如社长李子诵及代总编辑曾敏之则未曾相识。

整个事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向街头。

4月22日,举行胡耀邦追悼会。有数万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

4月23日,赵紫阳(中共总书记)按原定计划访问朝鲜。

4月24日,由李鹏(总理)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

4月25日,邓小平会见了杨尚昆(国家主席)及李鹏等人,同意他们对天安门的学生集会的“定性”。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指责有关集会和示威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这一下子,罪名可就大了。

4月27日,学生示威队伍扩大。他们坚持是一场“爱国运动”,与当局的“定性”针锋相对。接着下来,双方对峙一段长时间仍无法使局面恢复平静。

5月19日,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停止绝食,李鹏也在场但未发言。同一天晚上,国务院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议决采取强硬行动。

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情势严峻。

曾敏之在访谈中这样说:“5月20日戒严后,新华社要求写社论宣传政府措施。这使我想起上世纪四十年代新四军事件时,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开天窗,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揭露、抗议蒋介石的屠杀新四军的阴谋,轰动全国(所指江南一叶,应指新四军首长叶挺事件)。我想效法《新华日报》开天窗的做法。社长李子诵同意我的建议,但我们认为完全空白不好,于是他提出「夫复何言」四个字,而我提「痛心疾首」一词,他同意了。我趁机向张浚生(新华社副社长)请示,他与许家屯(社长)在当时是同情学生请愿的,思想感情相通,在电话上赞成我的「痛心疾首」。”

5月21日,在当天的《文汇报》上,社论一栏是空白的,只有四个字:「痛心疾首」。

报纸出街之后,《文汇报》的高层闯了大祸,但李子诵社长在请辞又不辞之下,根据曾敏之的说法,又有了“新的安排”。即(一)社长的虚位保持;(二)原本的月薪三万余元照付;(三)社长办公室保留;(四)汽车照旧可以派用及(五)全国政协委员名衔保留。

在这之后,李子诵办了几期的《当代》杂志,由于曲高和寡,出了几期,办不下去了。

至于曾敏之,他在访谈中这样说:7月15日,香港《新华社》决定接管《文汇报》,此时有一批员工自动离职,我鉴于形势至此,遂向新华社送去呈辞,即快地获得接纳和批准。

在此之后,曾敏之远赴加拿大,再过一些时日,他又回到香港生活。如今事隔廿多年,也鲜少人提出社论开天窗的故事。但这毕竟是值得一提的大事,因为社论空白,对于一份有使命感的报纸来说是很严重的,也是要自负后果的叛逆行为。

曾敏之虽然已为我们提供“开天窗”的因由,但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又是怎样形成“结论”的呢?也有待当事人继续开讲。

刊登于2011年9月26日《号外周报》第549期

马来亚殖民化的评议 (跃马扬鞭)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大发现和新的论调,根据苏丹伊德里斯大学人文系的再纳克林教授的说法,马来亚不曾被殖民,因为按照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爵士与吡叻的拉惹阿都拉于1874年签署的“邦咯条约”,仅是将吡叻视为“保护邦”(Protectorate)。因此只能说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是英国的殖民地,而马来半岛内陆的各州属则不是英国的殖民地。

这样的逻辑能够站得住脚吗?让我们从一个历史事实来回应这个说法,以便驳斥这样的调论是不符史实,而在思想上是鸵鸟政策。

整个公认的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
公元1403年,来自巨港(苏门答腊)的一位马来王子拜里米苏拉建立了马六甲王国,地跨部份马来半岛及苏门答腊。后来国王改信回教。亦改称伊斯干陀沙。马六甲回教王国由兹确立。

从那时开始,马六甲王朝经历了五位国王,直到苏丹玛末沙时代,葡萄牙终在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这就是说,马六甲王朝生存了108年后宣告灭亡,首次被西方国家殖民化。

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1405年-1433年)就是发生在马六甲王朝兴旺的年代。

公元1641年,荷兰在印尼立定脚根后(1619年占有雅加达)攻陷了马六甲,驱走葡萄牙而成为第二个占领马六甲的西方列强,也结束了葡萄牙在马六甲的130年的统治。

荷兰人之所以对马六甲有兴趣,完全是因为它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一个海港,有利军舰之通行。
同时,荷兰也需要马六甲及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以稳住它在印尼的殖民地统治。

随着荷兰在海上崛起后,英国也在18世纪加入马六甲海峡的角力战。先是于1786年占领槟榔屿;再于1819年占领新加坡。这一南一北地占有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岛屿,显露了英国人的战略比荷兰、葡萄牙及西班牙更有远见。

果然在1824年的时候,英国巧妙的让荷兰退出马六甲,而换取英国放弃在明古连港的军事地位。这是各取所需的交换。一个需要对印尼的整局控制;另一个则需要完全控制马六甲海峡,因为它把眼光瞄向中国的市场与领土。就这样,荷兰结束了它在马六甲的183年的统治。英国也就真正地成为海峡殖民地的主人。1826年将槟城、新加坡与马六甲串成一道而拥有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

英国人虽然热衷于开拓更大的疆土,但是不忘对马来半岛的殖民化。1874年,海峡殖民地政府与吡叻苏丹达成《邦咯条约》,启开了英国对半岛干政之开端。

在条文中除了承认拉惹阿都拉为吡叻苏丹外,更规定除了有关宗教以及马来习俗外,其余一切政务,苏丹必须先征询参政司的同意。

这意味着,英国从吡叻打开一个缺口,为日后对联邦内陆多个州的统治铺路。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即指吡叻、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步吡叻之后尘而相继成为英国的保护邦,并设有参政司全面参政。在1896年,这四个州组成的马来联邦,又通称为“四州府”,在实质上已是英国的殖民地,并将吉隆坡列为首都。

同样的,马来半岛内的另外五个州,也相继成为英国的俎上刀。其原由是这样的:在1909年英国促成暹罗签订《曼谷条约》,成功地将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及登嘉楼从暹罗的手中取过来,而英国成为新的统治者。

这之中还有一个州尚未纳入其中,那就是柔佛。后者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同意英国委任一名官员担任顾问官。这样一来,这五个州也组成“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不论是参政司(Resident)或是顾问官(Advisor),他们实际上代表英国行使海外的行政权。虽然各州保留苏丹,获得的权力是有限的。举凡外交、国防与内政大权都操在英国人手里,而经济大权也由英国掌控。

这半岛的九个州(马来联邦及马来属邦)连同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在早期组成了马来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被明确其定位。

事实上,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41年杪占领槟城之后,整个马来亚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说马来亚内陆不曾被外国统治与鱼肉是不确实的。

当1945年日本投降英军重临后,它就更进一步地显示马来亚是英国不折不扣的殖民地;尤其是英军事政府为克制马共而在1948年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后,整个马来亚联合邦已是英国的“囊中物”。因而在朝向争取独立的过程中,马来亚人民是需要向英军事政府争取与斗争的。如果马来亚不是殖民地,我国人民及自治邦政府无需劳师动众跑到英伦谈判独立。因此说马来亚在1874年后,已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东马的沙巴及砂劳越,更是百分百的英国殖民地。也因为这样东马的独立是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而取得的。而导演“马来西亚”这出戏的主角正是英国人而不是本地人或东马人。

既然已摆明我们是英国的殖民地,则保护不保护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向英国争取独立的。若不是被殖民化又为什么要争取独立呢?

刊登于2011年9月26日《南洋商报》

10.10.11

内安令的时代背景—让与出版法令一起走进历史?

马来亚联合邦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联邦在独立前都面对一个相同的政治课题,那就是左翼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通过苏联的影响,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之后,更有一批南来的文化人带来了左翼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给英国殖民政府带来了压力。

因此在1920年的时候,鉴于华校如雨后春笋地开办和华文报的蓬勃开展,英殖民政府乃抛出了两项法令,其一是学校法令。即规定所有学校必须向政府登记。其二是印刷法令,也规定报刊需要向政府登记。英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掌握华人文化的动向,进而阻止他们倒向左翼阵营。

因为左翼运动在20年代初属于萌芽时期,也缺乏统一组织,所以对英政府不构成直接的威胁。有关的法令在当时是防范未然多过于对付反抗者。

不过,从印刷法令中看出,英国政府一早就洞悉舆论报章的影响力,乃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段,以便有效地克制报章发表不利英殖民统治的文章和言论。

伴随着1930年马共的成立和抗日情绪的高涨(主要是华侨也介入反对日本于1931年占据中国东北三省),左翼势力乃从中得到滋长,不但华校数目增加(1927年时,华校有665间,学生人数逾4万人),而且华文报刊也百花齐放(1930年的统计,华文报刊109种,即新加坡81种、马来亚28种)。在这种情势下,文字狱发生了,其中最轰动的是1930年发生的《光华日报》的文字狱。它因在五月出版《革命的五月》讨伐英国于1925年5月在中国对付罢工群众和镇压示威引发的血案(俗称五卅惨案),因而被英政府查禁三个月(后减至两个月),以及也是同一年10月在《星洲日报》发生的“文字狱”。事缘其副刊《繁星》刊登《十字街头》一文,暴露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下,工人因失业被逼走向街头抗议,结果报社被惩罚。

这一前一后的“文字狱”印证了英殖民主义者开始对华报采取强硬的政策;更不惜引用20年代即已存在的监禁与驱逐法令,将异议者扣留或驱回中国。如果可以理解的话,那就是内安令的前身;也是出版法令的滥觞时期。因此在英殖民地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法令出笼就是要打击和堵住左翼运动造成的威胁。

唯有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才见英国殖民政府采取比较松弛的政策,但初期他还是不手软的,而且也引用法令把左翼份子团团包围,直到1942年日本侵占马新后,英国才惊觉马共在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因而有了双方短暂的合作。在日本3年零8个月的残暴统治的岁月中,日本蝗军的法令更是恶法重重,也杀人如麻,终于激起更大的反抗。这个时候,虽然英国的恶法派不上用场,但日本的恶法更见杀伤力。

然而,当1945年日本投降后,胜利的果实不归马新的人民,而是又被英殖民政府占有了。它在战后即刻派遣军队登陆马新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又收编马共部队(一半势力,约6000人)重返社会(1946)。原以为政局会朝和解的方向走,讵料英国与马共之间又因意识形态不同起冲突,角力战此起彼伏,终于使到双方出现对峙与势不两立。

就在英军事政府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后,它就干脆在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使整个马来亚陷入紧急状态中。

这个紧急法令是十分严峻的,也毫不容情。它表现在:①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其外围组织受到取缔。②大批马共及亲共份子被逮捕而进入监狱。③有者被引用驱逐法令遣送回中国(根据后来的数字显示,在紧急状态时期被遣送回中国或自愿回中国的大有人在,估计不下两万名)。④被扣留者无须经过公开审讯可以被拘留多年。⑤这个有效的武器被用来钳制和挫折左翼运动,尤以新村的设立更是一个恶果。⑥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国家的政治进入两极化,一方是亲英国的右翼政党;另一方是亲左(或说亲共)的左翼阵营。两者的较量也延伸至马来亚独立之后。

当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获得独立时,紧急法令并没有消除,仍时不时有人被逮捕而入狱;也有政团被指涉及亲共活动。总而言之,这个法令被认为是对付共党或亲共份子的。

到了1960年,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认为时机已告成熟,可以废除1948年的紧急法令,而且马来亚也已独立,不需要继续实施紧急状态。但他用内部安全法令(ISA)取代了紧急法令。当时东姑在议会保证此法是用来对付涉共党活动,不是针对反对党,但反对党指政府所为换汤不换药。

左翼统战在后来也起了变化。当马共转入地下斗争时,新崛起的左翼势力已由公开阵线的社阵所取代,它积极地参加宪制斗争而取得一定的成绩。例如在大城市的市议会崛起,先后控制了乔治市市议会、马六甲市议会、居銮市议会,也将权力伸入地方乡村议会而控制了一些地方议会,诸如增江地方议会等等。

除此之外,左翼的社阵也在大选中(1959)取得不俗的成绩,除了有8名国会议员,在各州也有州议员;势力最鼎盛的是在槟城州,它几乎成为左翼统战的堡垒城市。

这一股左翼势力在60年代初期被引导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但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又在60年代中期转向街头斗争(1965年的援越抗美的街头斗争最为典型)。当中国的“文革”在1966年吹起号角外,本地的左翼政团也走上激进的道路。1967年劳工党的“文革大会”充分的印证这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从1960年到1967年的转型中,左翼份子被扣捕的大有人在。他们挑战内安令(ISA)而不惜坐牢。因为这样,劳工党的中委一度超过一半在集中营,组织上也被瘫痪了。

有鉴于劳工党感到事态严重(1967年劳工党与人民党分裂,社阵组织灭亡,两党各奔前程)及其骨干被抓的被抓;躲藏的躲藏,更有一些消失在公开活动中,也就在1968年宣布杯葛未来大选(1969)。这意味着劳工党强烈地抗议内安令被用来“瓦解”劳工党的组织,对宪制斗争感到失望乃至放弃。

不过左翼份子不因杯葛而提早离开集中营,有相当部分被扣捕到劳工党注册吊销(1972)后才陆续释放。

放眼一算,从60年代到千禧年劳工党、人民党、左翼份子及非政党人士被逮捕的不下万人,他们有许多人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岁月,也让他们看到某些法令的强制性与不公平,例如内安令的未经审讯得以长期扣留就让许多民主人士不服气和抗议。

与内安令一起存在和变得相当严密的是1984年的出版印刷法令。这个法令早在1920年就存在。过后不断被增加条文而使到报办是一项十分艰辛的行业。首先它必须要领得准证才能出版,继之它要符合当局的繁文缛节才能开工。在开办之后,若被认为犯规,执照会被即刻取消。若是“安分守己”的,也要在每年9月份时更新执照。这种更新执照的程序等于在办报人的脖子上套上了绳索,使他们每到了年杪前,就急盼更新的准证(KDN)快到手。这样的年复一年的日子也真不好过,但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做,你又怎可例外呢?

除了更新准证的苦恼外,出版印刷法令是无所不在的。报纸的内容也常会被询问或质疑其动机,小则警告了事,大则被处罚停刊一个短时期或喻令编辑主管换人。

因为政府提及今后报章无须更新执照是否意味着将来不需要申请准证即可办报或办报还是要请准,否则不能办报?按照法令只作修正来看,任何人要办新报纸还是要申请,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应简化申请手续,不要太过严格和刁难,让有心办报的人能得偿夙愿。即使将来因经营不善而关门大吉,那是咎由自取,不要怪政府太为难。

事实上,我国现有的法令已足够应付任何的有组织性的恐怖、颠覆和破坏安全的举动,例如机密法令、煽动法令、警察法令、危险法令、诽谤法令、限制拘留法令等都足以让人绳之以法。

因此政府的准备以新法令来取代内安令也必须要以民主为依归,以人权为考量,不能继续存在不受欢迎和不合人道精神的法令。

既然政府已于1989年及1990年分别与西马的马共和解及砂共和解,不再有武装份子带来的威胁,则内安令的继续存在已没有多大的意义,除非政府有意用ISA来对付被认为“越轨”的反对党人或异议份子,否则没有理由要保留这样的“恶法”。

虽然我们还不敢确定纳吉首相会不会走回头路,但我们要确保政府只有往前看,不要回顾过去。也唯有与时俱进,国家才会进步。这就是说,纳吉宣布废除内安令及对报界格外开恩是值得欢迎的,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从此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这也是国人的最大期盼。

如果大选来了,那也没有出奇,毕竟纳吉已厉兵秣马两年有余,是时候一展“风采”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到今天为止,仍然坚信大选落在今年,而较恰当的日期应是11月,就不知纳吉有何想法?

刊登于2011年9月26日《光华日报》

我国不适合推行回教刑法 (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公开表明“马来西亚不会实施回教刑法,虽然它被伊斯兰所接受,但必须正视现实,我们必须将实况和现实作为考量,回教刑法是不能落实的”。

他强调我国现行的法律已是根据伊斯兰原则行事,并不需要伊斯兰刑法,因此所谓马华和民政退出国阵之说是不存在的。

其实,回教刑法一直以来是巫统与回教党的一场持久战,而在推行回教价值和回教普通律法方面早已存在,例如我们一般上所认识的回教法庭主要是处理回教徒家庭婚姻事项,也对幽会与酗酒给予审讯。还有,回教价值被引进政府行政,是在马哈迪当政的时代(1981-2003)被大力推行,以致久而久之,我们已在潜移默化中习以为常了。

但这些与后来争议和发生的所谓回教刑法(Hudud Law)和回教国大不相同。我们有必要从回教党于1977年被国阵开除后说起。

在那个时候,回教党的势力一退再退,不但在1978年之后失掉吉兰丹州政权,而且国会议席也一减再减,从1978年的只剩6席到1986年跌剩可怜的1席。正因为回教党迷失了方向,所以一直成为被打压的对象。直到1990年的大选,回教党才卷土重来。

这一年,它在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大力扶持下,重新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升回8席,回教长老会的聂阿兹登场出任吉兰丹州务大臣。

1993年,吉兰丹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当时与它联合执政的46精神党并没有反对。不过,联邦政府在马哈迪主导下,并不同意吉兰丹推行回教刑法。就这样,有关回教刑法的争议被压了下来。
1999年的大选,与回教党合作的不再是46精神党(这个党已在1996年解散,重投巫统怀抱),而是与被马哈迪拉下台的安华组成的国民公正党合作。

那一年,回教党取得突破性的胜利,除继执政吉兰丹外,也再次执政登嘉楼州(1959年时回教党与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合作,夺取州政权后,因议员变节而倒台,让位于巫统)。

这一回崛起的是哈迪阿旺,他被推举为登嘉楼州务大臣,他与聂阿兹一样,有较明显的宗教色彩。这两人与党主席法兹诺(来自吉打,也是打宗教牌)组成了“铁三角”,成为千禧年后的一股宗教政治压力集团。为此哈迪阿旺也在登嘉楼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在州议会内,28名回教党议员支持,4名巫统议员弃权),以挑战中央政府。

很显然的,回教党认为它已经找到一条出路,可以走宗教政治路线来与巫统较量,甚至能成为巫统的主要劲敌(回教党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表现令人刮目相看)。这种政治的角力战让马哈迪首相左右为难,因为回教党已不断地挑战巫统的宗教观和对“回教国”所持的态度。

果然在2001年911事件后的不及三周,马哈迪于9月29日的民政党代表大会上语惊四座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

他指出按照世界的回教国标准,马来西亚不需要修改宪法已是回教国,以反击回教党的挑战。但回教党则认为马哈迪的“回教国”是形式主义的,不具任何实质意义而反唇相讥。为此也引发马哈迪挑战回教党抬出其“回教国”蓝图和内容。果然回教党在哈迪阿旺领导下(2002年取代逝世的法兹诺成为回教党主席)也提出其草案,但这个吵吵闹闹与喋喋不休的争议也在马哈迪于2003年退休后消停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民主行动党不堪回教党的“宗教色彩太浓的倾向”,乃在2002年退出了反对党阵线(替阵)。因此在2004年的大选,曾在1999年大选遭遇滑铁卢的林吉祥和卡巴星又重回国会,他们俩人的感同身受是在1999年的大选栽倒在回教课题上。

无可否认的,2004年的大选是阿都拉的天下,他鼓起的旋风把反对党打得难以招架,在222个国席中,国阵囊括了199席,取得空前性胜利。回教党在重挫下,不但失掉登州政权,而且国席只剩7席及勉强保住吉兰丹州政权下,已没有资本和阿都拉较量回教国和回教刑法了。

很显然的,阿都拉有他一套文明回教观,在回教党看来不易反击,只有马哈迪对阿都拉的回教观有所质疑。这个时候,已出狱的安华(2004年9月)在审时度势下暂避阿都拉锋芒,将大部分时间在外国讲学。但在2006年后,安华开始布署其新一轮的战略,这一战略又使反对党联盟回到东姑拉沙里的年代(1990),分别与回教党和行动党合作,不再拢成一团。这无形中给行动党高度的空间发挥,也给公正党一个新机会自我突破;同时回教党也有一定的空间自我争取支持。特别是在安华的劝告下打出福利国牌,以取代回教国牌,竟成功地翻盘。

正是反对党策略与手段的奏效,致使2008年的大选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那就是国阵失去半壁江山,反对党迅速地崛起成为造王者(一度拥有5州的执政权;目前剩下4州执政权)。换句话说,在反风冲击下,反对党即刻组成了新的联盟,称之为民联(人民联盟),这是在大选前想都不能想的组合,因为行动党已判定它不可能与回教党“同舟共济”,但现实的需求下也促成它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是在宗教课题上,还是有分歧。这种求同存异的合作也无不可(国阵也是这样的组合),但最近吉兰丹的州务大臣在回应马哈迪的揶揄下,重申其回教刑法的正当性,且要巫统表态,这也真的给纳吉开了难题。

不过,纳吉在“回教刑法”课题尚未在国阵后院起火时就及快扑灭,也显示纳吉延续马哈迪的政策,不让回教党借回教课题将巫统堵入“死角”。当纳吉把这盘棋炒活了之后,问题又回到民联的身上,因为安华有表态个人支持丹州落实回教刑法,只要不侵犯非回教徒的权利,也不用在非回教徒的身上。

但安华的表白还不够明确,这自然会在民联内引起争议和失调,毕竟回教党与行动在这个课题上是针锋相对的,也唯有公正党能居调停与调和的角色。

不论怎样协商与协议,回教刑法不适合在多元社会的马来西亚实施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宏愿;再说回教刑法是中世纪的律法,更不适合用在现在代的社会,人类不应开文明的倒车。为此民联也应像国阵一样,即刻煞车与扑火,不再让回教刑法延烧和争议不停。

当大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的时候,宗教政治包括回教国的争议被搁置一方是明智之举。

刊登于2011年9月22日《东方日报》

苏联变天20年祭 (天下纵横)

1917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无产阶级党)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在俄罗斯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后来影响整个世界布局。

接着,列宁以俄罗斯为核心,拉拢了邻近14个共和国联合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USSR,即苏联)。从此这15个共和国称之为苏联。其国土之辽阔世界第一(二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二亿至三亿人。

在一段很快的时间里,通过苏联的指挥和控制,一个共产国际成立起来,而在世界各国推动共产支部的设立。苏联的影响力,也就无届弗远了。换句话说,列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成功地为苏联人民改朝换代,他是通过武力而夺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中共各方面的协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干预中国的政务。在战后(1945年)中国陷入内战,毛泽东用4年的时间打败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亚洲崛起。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继承列宁而出任苏联领导人)联手打造社会主义版图时,世界明显分裂成两大集团。西方集团归美国领导;东方集团归苏联领导,加上东欧国家及亚洲一些国家(如北韩和北越)也社会主义化。

然而曾几何时,进入60年代,中苏出现分歧,并在70年代分道扬镳,也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进而在东方阵营内形成两大斗争集团。

虽然北越在1975年解放南方取得南北越的统一,但1978年中国攻打北越凉山意味着两个共产国家已告分裂,前者也靠向苏联。

其实,当1976年中国粉碎四人帮时,复出的邓小平带领中国走出困境而大张旗鼓地鼓吹改革开放时,苏联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政策,仍然固步自封地自以为是。

不宁唯是,在1979年时苏联还大举入侵阿富汗,企图在中东建立其卫星国,然而这一仗也冲击了苏联的元气。当1989年苏联宣布撤军时,激进回教势力已在阿富汗冒起(在后来发生的奥沙马发动911事件及美国的反恐战争意味着美国原先扶持的反苏集团,如今反过来与美国作对)。

这个时候(1989年),苏联内外交困,在外边有卫星国,如东德、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相继摆脱苏联的控制。最令人注目的是1990年德国柏林围墙被民众推塌了,东西德也因之寻求统一,恢复了一个国家。

尽管在1985年上台的苏联末代领袖戈尔巴乔夫有心改革苏联的流弊和促进民主,但一切已经太迟。1990年,戈尔巴乔夫面对的不单是卫星国掉头而去,倒戈相向西方国家,而且一向以来与俄罗斯结成苏联的体制也受到挑战,此时俄罗斯的控制权也已落入激进叶利钦的手里,他在1991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顺利当选俄罗斯总统。

虽然在1991年,有一小撮苏共领导人发动政变,但未获人民的支持而失败,也断送了苏联的前途,有更多的加盟共和国正在寻找出路。

到了10月,戈尔巴乔夫企图起死回生,与13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可惜反应不热烈。

不幸的是在12月,忝为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宣布有90%的人民支持独立时,苏联的解体也就指日可待了。

果然在12月21日,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的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并宣布苏联不复存在。在12月25日,大势已去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停止作为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与此同时,印有锤子和镰刀的苏联国旗悄然自克里姆林宫下降,结束了历时69年的红色政权。列宁的一生心血,就这样地被付诸东流了。

一晃眼间,苏联已是解体20年,没有人伤感,也没有人惋惜,这只能怪苏联的历届领导人没有好好地掌握时机做出应变与改革,结果被时代淹没了。历史的无情,也说明了大趋势是不以个人主观愿望转移的。这样的经验可以为历史作一个很好的总结。

刊登于2011年9月19日《号外周报》

废内安令维护新闻自由 (跃马扬鞭)

首相纳吉看来想步其父亲敦拉萨后尘,希望在位之年对国家政策做出重大的改变。因此他在庆祝马来西亚日(916)的前夕向国人广播时,宣布了过去四任首相都没有碰触的两大法令,即将废除内部安全法令(ISA)和取消报章每年更新执照法令(KDN)。这无疑是值得欢迎的。它意味着政府准备迈向更大的民主与自由。

先说内安令,它是于1960年由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国会提出和通过的,以取代1948年的紧急法令。

紧急法令是英殖民政府为对付马共及所谓的亲共活动而实施的法令,那一年英殖民政府也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紧急法令也就派上用场了。

在马来西亚独立的第三年,内安令成为具有威慑性的条文,政府得以援引法令对异议人士进行拘留而无需审讯。在一个长时期被认为是用来钳制左翼运动乃至反对党的。

即使政府不断地否认和为法令的存在作出辩护,但反对党人被扣捕也成了不可争辩的事实。有人因此认为法令已不单是用来对付左翼份子,而且也用在异议份子的身上;尤其是1987年的茅草行动,共逮捕了105人,已经不限反对党人,而是执政党人也被捕在内,其中包括行动党的林吉祥、卡巴星与林冠英;马华的叶炳汉和陈财和;民政的王天庆、董教总的林晃升和沈慕羽;非政府组织的詹德拉与柯嘉逊等人。

这一下子促成更多的团体和个人对内安令持有反对意见,乃至大力主张废除,主要的理由是这项法令赋予政府太大的权力,可以对任何人实施拘留与限制而被视为违反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言论自由。

巧合的是,那一年也有三家报社被政府暂时吊销执照。这是在1984年出版印刷法令下,部长所拥有的权力。由于出版法令与内安令同时启用,要求检讨出版法令的声浪就不断扩大了。
所谓的报章出版法令由来已久,在殖民地时代的1920年起,英殖民政府就实施了印刷法令,用以控制因“五四”运动(1919年)带来的华文教育与华报的“百花齐放”。这就是说,对出版业的监控早已存在,而后进一步地加以扩大其权限,从登记出版到需要申请准证,才能出版定期刊物。

因为茅草行动的“双管齐下”(即用内安令,又用出版法令),在后来的许多年,要求政府检讨乃至废除两大法令已不限反对党,而是也包括执政党成员乃至非政府组织在内了,且形容为过时的法令。但政府在这方面的反应是谨慎与保守的,也不认为有检讨的必要。既然在马哈迪的时代(1981-2003),他没有检讨之意,来到阿都拉的年代(2003-2009)也就没有必要作出大动作。
最引为诟病的是在阿都拉当政时期的308政治海啸后,竟然援用内安令逮捕三名不对治安构成威胁的议员、评论人和记者,使到内安令受到更大的抨击。

在备受压力下,来到纳吉的时代(2009年起),他或者选择保守治国的萧规曹随,或仿效其父亲来一个震撼性的改革。经过两年有余的统治,纳吉选择走其父亲的路,来一个大转折,宣布终止内安令和废除报章更新执照法令。这比起经济转型有更大的实质意义和更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敦拉萨在位时推出“新经济政策”,改变了政治格局;重开国会民主(1971年),不栈恋专制;提倡东南亚化为中立无核地带(1971),领导马来西亚加入不结盟运动,走中间偏左路线;更在后来与中国建交(1974年),化解与中国的隔阂和成功收编反对党加入国阵是荦荦大件的轰动性大事;那么今日纳吉的大动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他的改革与其父亲的大手笔还有一段距离,有必要再提升成为大开放和大民主。在废止不必要的限制性法令后不要回头望,一一解除对人权种种限制的法令,以便马来西亚的民主与自由成为被引述的典范。这样一来,在民主体制下,马来西亚才能与西方的民主相媲美。

刊登于2011年9月19日《南洋商报》

政海浮沉的庄友良 (现代春秋)

一代羽球名将庄友良卧病在床8年后,终于撒手尘寰,以82岁高龄走完他的一生。

虽然报章以“羽球国宝”来突显庄友良的功绩,并列出他与其胞弟庄友明曾在1951、1952及1953年荣膺全英赛男双冠军的威史,但其实庄友良的另一面则是政坛的“孤独将军”,也似乎被人遗忘了。

翻开历史,他的政治故事是跌岩起伏的,首先他来自富豪世家是不争的事实。他的父亲庄荣海是著名产业界闻人,因此说他是含金汤匙出世的也不为过。虽是富家公子,于1929年出世的庄友良在卸下羽球拍后,在1957年加入马华公会。当他在32岁那年代表联盟参加1961年举行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结果社阵狂胜14席,继续稳固执政,而联盟只赢得硕果仅存的一席。这一席的胜利者就是庄友良。他在社阵议员的包围下,开展他的政治旅途,以“一夫当关“之势面对社阵14条大汉,庄友良当时是孤军作战,但他既然已踏入政坛,也就再没有回头路了。

1963年,他再代表马华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这一回社阵只保住9席,另6席归联盟占有,庄友良就是其中一人,他不再寂寞,而是有同志在议会内与社阵议员针锋相对。

1964年的全国大选,形势虽然对联盟有利,但对庄友良来说,则是黑色的日子,因为他提名竞逐丹绒北区(即今日的丹绒武雅区)面对两名强人对手的夹攻,其一是社阵候选人卢源庆,他获得2656票;其二是民主联合党的邱继圃,他获得2871票,而联盟的庄友良获得2571票。换句话说,得胜者是邱继圃,第二高票是卢源庆,庄友良居第三而首次“饮恨战场”。

庄友良的出师不利也就与行政议员失之交臂,如果他胜出的话,以他的律师身份和其显赫家世,必然会成为王保尼州内阁的行政议员。不幸的他与官职擦肩而过。

虽然庄友良在州议席失利,但他在马青团内的地位是稳固的,也没有对手。他是在1958年开始担任槟州马青团长,后来(1962年起)他被选为马青全国副总团长,当时李三春也在马青崛起成为全国总团长(1963年)。

因为在马青团内地位稳固,因此在1969年时,他仍获马华推荐成为1969年大选的候选人,他出征丹绒武雅区,却以219张票败给民主行动党的邱思业。第二次与州议会擦肩而过。

这一年庄友良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马华候选人在这一年大选全军覆没,连王保尼都输了,庄友良又怎能胜出呢?只输2百多张票已是非常了不起了。

对于庄友良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因此他不气馁地在1974年再代表马华出征阿依淡州席。这一回他扬眉吐气了,当选州议员。由于马华参加3席只得庄友良一人入选,算是孤军议员。不过,在林苍祐领导下的州政府,也保留了一名行政议员给马华,庄友良就这样首次享受做官的甜美滋味。

然而这政治蜜月期对庄友良来说是太短了,只是区区的4年就要面对1978年的大选,这一年的政局起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马华内部的改组,李三春大胆地起用了林建寿(原为左翼社阵强人)出任槟州马华主席(1977年),暗中支持林建寿与林苍祐较量。就这样,林建寿(1978年大选)在幕后导演了一场“七人帮”直捣民政的选区。这个“七人帮”以马华的马卓达为首,给予民政党带来十分的压力。因为马华只分得5个州议席,在不满底下,也出现了“七人帮”(独立阵线)这么一回事。

林苍祐对此勃然大怒,直斥林建寿在背后搞民政。结果“七人帮”全数败北,才让林苍祐松一口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没想到“七人帮”的烈火也烧到庄友良。他在阿依淡州选区被行动党的彼德达逊以1222多数票击败。这一败不但断送了庄友良的政途,也引发了他与李三春的交恶。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庄友良不甘失败,他把“罪过”指向林建寿。他说:“大选失利是因为马华和民政之间缺乏合作和联系,从中作梗人物是林建寿。如果林建寿没有坚持其个人的想法和意见而置马华及个人利益在国阵团结至上的话,相信国阵会在大团结下面对大选。

这一年的大选,民政参加11席,赢得8席;马华参加5席,赢得2席;巫统参加10席胜9席及国大党胜1席。结果巫统行政议员增至4席,民政3席(首席部长算在内)及马华与国大党各1席。

换句话说,“七人帮”并没有改变政局,但改变了庄友良的政运。槟州马青团为打抱不平,发表文告炮轰林建寿,并要他下台,让位于庄友良出任槟州主席。文告这样说:“在槟州马华独揽大权的林建寿,为了壮大马华声势而孤注一掷,派出”七人帮“组成人民独立阵线。身为总司令的林建寿不应毫无变化地借故赴欧度假,而应勇敢接受挑战,以君子风度引咎辞职。”

文告进一步建议火速改组槟州马华公会。

林建寿对此充耳不闻,他知道庄友良在党内势力有限,而且马青团也动摇不了母党。当然更重要的是林建寿有大后台李三春顶住。就这样,李三春援引总会长权力,杀掉庄友良,保住了林建寿的地位。

离开了马华的庄友良,显得十分落寂,也就没有参加80年代的大选,直到90年代,他意外地再战江湖。这一回竟是代表民政党出征升旗山国席,面对的是行动党的魏福星,又是败下阵来。这一败也使到庄友良澈底死心了,从此不再过问政治。

来到千禧年后,我们已经很少听到庄友良的声音;尤其是2003年不幸中风后,更不再有庄友良的新闻了。如今他悄然地走了,也带走他的遗憾。

其实在李三春掌政后,他要的不是大资本家的政治人物,而是敢于顶撞林苍祐的林建寿。就这样庄友良不幸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悲剧人物,有人说他是马华党内的末代政治富豪?因为在李三春的时代,他刷掉了马华公会是资本家的形象,而起用了更多的读书人。庄友良的一生也折射出马华公会在那个时代的转型的必然性。

刊登于2011年9月19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