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11

华裔首席部长20年不变?(天下纵横)

就槟城的华人来说,我们经常都面对一种改变现状的恐惧,虽然有时候某些人会讲一些负气的话,比如槟州首席部长即使换了非华人担任也不要紧,反正华人的作用不大,但事后想想又觉得不妥。因为如果真的改变了现状,则华人失去的就不再回来了,因此想想还是不要这样放手一搏。

针对这个课题,我曾经进行一次深入和较为全面的调查和研究,探讨为何槟州从独立到今天还是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调查的结果发现,因为这是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理由使然。当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以巫统为政府的政治核心的一方认为,保留华人担任首席部长是必要的,其一是从1931年开始,华人在槟州的人口已超逾50%,到了独立时,华人在槟州的人口已占57.2%,是为最大的种族。其二是在马来人主导国家政权下,将槟州保留给华人主政是合乎逻辑与常理的。就这样,槟城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生首席部长激烈抢夺的现象。

即使在执政党内的华基政党,先是马华,后是民政中选的议席没有多过巫统也未发生槟州首席部长改由其他种族出任的事情。虽然在马来社会存有这样的一把声音不时地提出这类的索求,但巫统不认为改变是需要的,也就继续交由华基政党推选首席部长人选。最近马华总会长蔡细历发出首长由华基政党出任,就是抓住这一现实,但又不想让民政专美的安排。当然这也只是马华的老大一厢情愿的想法,尚未得到回应。

其实巫统议员在1990年大选时已有机会出任首席部长,因为那时马华全军覆没,民政只剩7席,而巫统占有12席底下,若果当时接过首长职,也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毕竟华人议员的数目已大大减少。

我们就拿最近的争议来说,巫统也一再重申不会争首席部长职。这意味着巫统视这样的“社会契约”是无需要改变的。

当然我们也不相信“社会契约”论,例如马哈迪时代承诺的沙巴首长轮流制到了2004年大选后就被打破了,所谓的社会契约是不具法律效用的。

至于在最近公布的2010年华裔人口中,我们也从统计局中找到新鲜的结果。根据英文《星报》于8月4日的报导,槟州华人在2010年有所反弹。

在2009年时,马来人口企于65万4千3百人,较占有65万1千6百的华人多出0.1%的差异。不过转入2010年华人的人口增至67万4千3百名,较2009年马来人的63万9千3百人为多。在比例是华人在1百50万人口中,占了42.9%,较之马来人的40.7%多出2%,而印裔占总人口的9.8%。

从这样分析,在10年后可能马来人的人口会超越华人人口。这就印证了我们在千禧年所作的推测。当时一般推测在20年后,即2020年时,马来人的人口将可能占第一位,因为在生育上华裔多愿意保留在小家庭,不喜欢多生子女。

但如果选区保留原来议席不做改变或按比例增加议席的话,在一时之间也没有改变的可能。这就是说,华人继续主政的条件还是存在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未来的20年,槟州首席部长仍将由华人担任,这与种族主义无关,而是一种折衷下的所谓“社会契约”的安排。

虽然民政或民主行动党也经常表达它们的非种族高调,但来到现实中,它又不能弃民族(种族)认同,否则它的政府会面对挑战的。

这就是说,在未来的大选中,不论是民联或国阵,由华人继任首席部长已是定型了的,至少在2020年前后也不大可能改变的。由此演绎最近的两大阵线的放话,不难明白首席部长这个位置是敏感的,有时候说说气话可以,但若真的“慷而慨之”的话,那在朝的一方将会有失去政权的危险,因此在处理首席部长这大课题上,谨慎的言行是十分必要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而给政府带来麻烦。

刊登于2011年8月22日《号外周报》第544期

打造华文媒体品牌:从《新闻奖》到《金帆奖》

1980年我参加了马来西亚报业协会与新闻部联办的首届马来西亚新闻奖,它分有国文组、英文组、华文组与淡米尔文组。1981年我被时任副新闻部长的林良实直接打电话通知,请我在规定的日期与时间到吉隆坡领奖,但他没有告知我获得什么奖。我当时是以“柬埔寨的战事”提呈我的新闻报导(算是战地记者的真实报导和评述),那一年我也将相关作品辑录成书,取名为《柬埔寨的悲剧》。这本书籍后来又被《星洲日报》放上网并在柬埔寨成为“热门”读物。

当我抵达吉隆坡那天,我被告知是在中文组获得第一名,但在总评判中被列为“马来西亚最佳从业员”第二名,第一名是《海峡时报》的记者获得。我得到的是一千元马币的奖金和一张奖状。值钱的倒是这份奖状,证实了我是首届的得奖人之一,对我日后的身份的确定也有重要的帮助。
许多年以后,我成了这个新闻奖的评审员,我也乐意支持和选拔年轻一代的出类拔萃的新闻工作者。可惜的是到了2010年这项比赛有了变化,规定所有的参赛者要呈上国文稿件或翻译稿,也就失去了原本分成四组评审的原汁原味了。在我辞卸担任评审后,我打从心里为其他语文媒体“打抱不平”,但又爱莫能助(有记者打电话问我这到底是这么一回事,我也答不上来)。但我所知道的是这个由国油赞助的年度大会仍然继续下去,只是它不再以过去的形式呈现。我把这事记在心里。

说回千禧年时,也就是2000年,韩江新闻班有一批大众传播系的学生要毕业了,人数大概不到40名。那时我们的班主任张宝卿向我提出仿效台湾的《金马奖》举行比赛,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参赛者要在当晚才由评审老师公布得奖者,而不是预先知道成绩的。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说服学生跟着时代脚步走。但因当时条件不成熟,办起节目来也十分吃力。幸好我们选择在成功大酒店的餐厅礼堂是做对了。那是一个温馨的夜晚,相信毕业生都历历在目,人数不多,却见同学们相拥而依依不舍。数日前我翻看那一届毕业生的毕业刊,心中有无限的感慨和欣慰,我陪学生们走过那段难忘与心潮起伏的日子。

也是十分可惜的,当我们举办完第二届的《金帆奖之夜》后,我们的第三届学生担心开销太大且筹备费神费时,向院方提出改在白天在韩江学院的礼堂举行颁奖典礼。

由于学生们的坚持,我们只好顺从他们的意思。虽然仍冠以韩江学院的《金帆奖》之名,但其性质已有所改变,不再以晚会的形式出现,也不再有大惊喜,一切都如预料中的平淡。

忝为韩江学院的名誉院长,我每年都循例为这项“盛会”致词祝福,一直到了今年年初时,我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在学院内与老师们交流,也与董事们交换意见,大家同意将《金帆奖》扩大,顺便举行媒体之夜。所谓的扩大是增设社会组,公开予华文报及华文媒体单位参加比赛,设有“新闻报导奖”、“新闻评论奖”、“新闻摄影奖”、“中文主播奖”及“终身成就奖”,并决定发出较丰厚的奖金,以资鼓励。例如终身成就奖是马币一万元;各组的首名优胜者奖金马币5千元,另加上名贵奖杯及奖状。

我们将《金帆奖》分成学生组与社会组的主要用意是增加一个管道来肯定华文传媒在建国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贡献。换句话说,使它成为表扬华文媒体的一个平台。若韩江学院的《金帆奖》在将来有幸成为所有媒体公认和社会舆论所接受的选拔优秀新闻从业员的“公正平台”,那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不过,这一切的成功有赖于各华文报章及传媒的新闻从业员踊跃响应和参加。如果华文媒体需要一个另类平台来衬托出它们的重要性,那么支持《金帆奖》将可以使华文媒体工作者在实质上得到扬眉吐气。

为了重视这一个意义深远的《金帆奖》在日后成国际盛会之一,我们已邀得也感谢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允应前来主持开幕与颁奖,日期已定在9月29日在韩江室内冷气体育馆。除了颁发学生与社会奖项外,整个晚上的节目是五彩缤纷且绝不冷场的。我们希望它可以媲美台湾的《金马奖》。如果我们不希望华文媒体被边缘化或被挤出主流的话,那么一起打造《金帆奖》走向世界是当下一个重要的步骤。让我们一起加油!让华文媒体成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璀璨的一个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体系之一。请别忘记我们相约929在韩江学院,共同把《金帆奖》变成华文媒体的重要品牌之一。

刊登于2011年8月22日《南洋商报》

政治人物的“更年期”(现代春秋)

每一位政党领袖都有过跌岩起伏的经历,有时在跌倒后痛彻心肺,甚至因失败或挫折而一时看不到未来。这样的苦难时日,我们称之为困境。如果有关者不因此退出政坛,我们可以形容为他陷入了“政治更年期”,处境尴尬与不安。

就拿当今的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来说,他是其中一位曾面对政治更年期的人物,虽然论实际年龄,他出事的那一年(1998),在生理上正好风华正茂;但在政治上却不幸跌进政治更年期。事缘他在1995年被控触犯煽动罪,起因于他在1994年为一位马来少年打抱不平,指她遭政治人物性侵犯,结果惹上官司。事后他又被加控触犯印刷与出版法令,指他发布“虚假消息”,特别是使用“监禁受害者”的字眼来形容受性侵犯的受害者。

经过多时的审讯,林冠英在1998年被判刑18个月,失掉国会议席。待他在1999年8月提前出狱后,他已经是一位平常人;更因法令所限,他不可以参加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因此,从1995年面对官司到2008年的整整13年间,林冠英是活在政治漩涡中,无法把握未来。

如果说这13年是什么样的痛苦,那只能用政治更年期的苦不堪言来形容。

另一位陷入政治更年期的人恰恰就是林冠英的父亲林吉祥。他应该做梦都没有想到竟会在1999年的大选上演滑铁炉,首次失掉国会议席,变成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

这一年他刚好58岁,在生理上或还是很硬朗,但在政治上,他遭遇了“政治更年期”。从1999年到2004年的5年间,虽然林吉祥仍以行动党主席的身份东伐西征,经常在全马巡回政治演讲,而毫无倦意,但因为失去议员光环,林吉祥的光芒大不如前。

所幸在2004年的时候,林吉祥当机立断转战怡保,告别伤心地槟城。由于判断正确,林吉祥又再东山再起,当选国会议员,结束了5年的政治更年期。

正因为这一对父子经过挫折与低潮的磨练,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敖出头来。林冠英成了槟州首席部长。有一本书《铁窗首长》讲的就是林冠英的政治更年期的故事;而林吉祥也因308的政治海啸,再次跃居成为行动党的国会领袖,代表行动党成了民联的三大巨头之一。另两个巨头是公正党的安华与回教党的哈迪阿旺。

无独有偶的,在2008年也有一对政治人物陷入政治更年期的煎熬。先说蔡细历,他在2008年初跌入性光碟丑闻而不得不辞职。从中央部长一下子打回平民身,对于这位原本在官场亨通的政治人物来说,犹如当头一棒,而他也不得不急流勇退。

不过,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似乎又救回他已奄奄一息的政治生命。在没有官职下,他竟在党选中脱颖而出当选老二。

由于他与翁诗杰不咬弦,也就在2009年被挤出政治主流,更一度被开除党籍。在获得同情下,蔡细历又获得翻身,作回他的老二。

这位老二在2010年挑战老大翁诗杰而胜出,跃居为老大。但老大的尴尬身份使他在政治活动中阻力重重,他成了不是中央部长的马华总会长。

今天的他表面上看来“卷土重来”,但也有暗淡的一面,那就是因为性碟事件阻止他进入官场,一个不是部长的马华总会长,也如同在政治上进入了更年期,即使有再大的抱负,也受制于历史阴影事件。

因此人们不出奇地发现蔡细历正在打一场生死仗,不单是他政治生命的赌注,也是马华公会的最后一击(正如蔡所形容,未来大选是决定马华是否去“荷兰”的关键时刻)。

另一位与蔡细历同样面对重挫的是民政老大许子根,他在2008年的大选竟出乎意料地在阴沟里翻船,不但本身在国席中输掉,就连他领导的民政党也在一夜之间在槟城被夷为平地。1968年创立的民政党是在1969年在槟城起家的,未想39年的主导政权就这样断送了。这对于刚领导民政党(2007年)的许子根来说,是太伤太重的打击。

不宁唯是,在政治海啸后,许子根也未被委以官职,直到2009年纳吉上台才委他出任首相署部长。但这个没有部门管理的部长只是让许子根有了一些光环,却无法照亮民政党的政途。这就是说,许子根这三年来是生活在“政治更年期”中,即使有部长做,也没有给党带来勃勃生机。如今更是有人指指点点,弄得许子根有些被动。这种被动的局面是许子根及民政党未曾有过的打击,因此民政党在这三年中跌跌撞撞地渡过坎坷的冷嘲热讽的日子。

但不论是蔡细历或许子根,他们今日的困境就是当年林吉祥父子的写照(虽然情势完全不同,但失落与痛心的心情是一样的)。眼看大选又将到了,他们两人能否像林氏父子那样打翻身仗?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1年8月22日《光华日报》

透视安华的“916”(直挂云帆)

很多人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何在2008年政治海啸(308)后未及两个月,安华就先隐约地提出916会有大事发生?而后来又越发高调把916变成是极可能变天的日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探讨它的起因。主要是因为308之后,我国政局大为改观,局面对反对党有利,尤其是对安华而言,是天赐良机。如果他不乘胜追击,恐怕将来后悔的不单是他自己,而是整个公正党。

理由很简单,在308后即刻组成的民联是个临时凑成的阵线,一切还有待考验。这不单涉及回教党与行动党的合作和有问题吗?而且也关系到公正党在民联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安华身为民联的共主,他要不断地为民联加温是不可避免的重任,因为一边有传出大选后巫统拉拢回教党谈商组团结政府事宜;另一边则担心其本身的议员被利诱而蝉过别枝。安华也唯有先发制人或先声夺人在当年(2008年5月后)不断地高谈916的变天,到后来变得绘声绘影地煞有其事。

当然关键性的一点是安华要先成为一名国会议员,虽然有宪法专家争议安华可能不必先当国会议员,只要国会下议院大多数议员通过,即可请安华出山,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未具法律地位。最后安华选择亲自上阵,于是发生了其夫人旺阿兹莎辞职制造补选为安华铺路的大件事。
旺阿兹莎的深明大义显然是配合安华的夺权大计。在当时促请安华及早制造补选的人是林吉祥和时任沙巴公正党署理主席的杰菲里吉丁岸,他竟超前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安华在补选中胜利,将有13名沙巴国会议员跳槽(刚巧土保党拥有13席)。这意味着安华的916呼之欲出了。

果然不出所料,安华制造补选时,他的声望是如日冲天的。结果他以超过15000张多数票(我在开票前一天接受电视台访问时,曾预言安华以超过15000张多数票取胜)拿下峇东埔国席而重新踏入国会。这无形中提高了民联对安华的信心,也认为“916”不是空雷不雨的计划。

本来安华在大选胜利后先忙于巩固民联的政治地位尚未思及本身的政治地位,但自从他打出916变天牌后,市面的传说指将有30名国阵议员倒向安华而使安华成为新任首相。

选择“916变天论”是安华刻意制造的一个绝佳日期。这一天也是马来西亚日,但长久以来不是公假,国家的国庆日规定在8月31日,引起东马人民的不悦。他们认为8月31日与他们无关,他们是在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的,所以他们的独立日和国庆应在9月16日而不是8月31日。为了抓住东马人民的心愿,安华择定916变天是相信东马人民也要求变,而第一步骤是先由东马起事,只要有15名东马议员“叛变”,安华的公正党的高层将有信心在西马凑足另15名议员加盟,这样一来,在30名议员加盟下,民联(原本82席)将拥有112席(国会下议院),而国阵则剩下110席,刚好以多出两席改朝换代。

但这如意算盘打不响了,即使安华在补选胜出后,也没有直接刺激国阵议员采取相应的行动,反而上演了一场闹剧。这事发生在2008年9月10日,有一批民联(主要是公正党议员)飞往台湾,以争取前往台湾度假的国阵国会议员支持安华的变天。这个闹剧在台湾和国内媒体传开后,国人马上对安华的变天论有了质疑态度,他们不能理解的是:国家大事岂可通过在台湾追议员而改变政府?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是说,安华的916到后来从量变到质变,也挫折和打击安华的形象,国阵因而讥讽安华空雷不雨的“变天”论,不但害得人心惶惶;而且也使支持他的人空欢喜一场;当然国阵这方面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显然安华的失败是太过自信和过于轻敌,以为可以通过劝说来“变天”,但这与“收买”议员又有何差别呢?

再者,安华将严肃的916变成政治闹剧和笑剧也自我贬低916的实质意义。

我最初对916的看法是把它视为一场长期的政治运动;许多人也认为安华正在推动前所未有的改革,若能将之转成政治运动,而不是急于求成的急功近利,将是国人所乐意看到的。

但安华在提出政治运动的当儿,又忽略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在擅长打长期心理战和“不战而屈人”的战略时,忽略了国阵中央政府是一个庞大的机制,任何议员的风吹草动都被国阵所掌握,不以安华的主观意识为转移。

诚然安华的主观愿望是越快变天越好,并可阻止民联内部的分裂和提防叛变的事件发生;反之如果夜长梦多的话,则分裂的不是国阵而是民联。

结果正因为安华的“求变心切”,国阵方面也就顺势将他的策略扭转为政治夺权行动,且嘲笑他是失败的夺权者,因为“916”那一天,什么也没有变。安华不但没变,更开始惹上蚁,被一名前助手赛夫指控“鸡奸”。

继后进入2009年2月,吡叻州政府变天,国阵再夺回政权,起因于两名公正党行政议员变节及另一名行动党议员叛党,也就在一夜之间“变天”,但变的不是国阵的天,而是民联的天。随后的公正党议员的叛变也变成一个“运动”,伤及了公正党的元气。

从近日维基泄密揭露指说:安华在916变天失败后,有试图拉拢东姑拉沙里鼓动巫统议员跳槽,但没有成功,因为东姑拉沙里也想要成为首相;而安华在估算下,姑里最多能影响四、五名国会议员,不成气候,双方合作乃告作罢。

不过,美国大使基夫发给白宫的外交电文说:916失败后,安华行事非常低调,唯要将国阵拉下台的计划没有改变。

是的,安华原本离首相位只有一步之遥,后来(1998年)跌马也没有迫使他放弃斗争,如今大选跫音又近了,安华能否从“916”中吸取教训,扫掉身上的晦气?倒是一个大课题。

这是一场硬仗,不是一场“以大欺小”之战,双方有其优势也有缺陷,也许关键人物还是安华。他当下的眼神又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会否再创一个惊天动地的“308”?或被“916”的阴影所笼罩和困住?这就是未来政局的两个可能的结果。

刊登于2011年8月18日《东方日报》

人口普查与华裔人口 (天下纵横)

2010年马来西亚人口普查报告显示,马来西亚总人口已达二千八百万人,其中男性一千四百五十六万,女性则一千三百七十七万。在种族比例上,马来人有一千四百余万名,占总人口的64.6%,而其他土著则有三百卅三万人,占总人口的12.8%。

按照统计数目显示,在过去10年,马来人增加251万人,而华人增长放缓,只增加70万人,若与更早的10年(1991-2000)的华人增加率破百万数目相比的话,马来西亚华人的人口增长已是进入了较低潮的时期。

由于华人人口增长放缓,截至2010年,马来西亚的华人总人口只达639万人,占总人口的24.6%。
我们不挑战人口普查的必要性,但我们对它的调查方式有所保留,比如政府聘请的调查员有被告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但他们每每面对家庭不开门接受调查的困境,也就只好大概填个数字。此外,那些住高楼公寓或廉屋的住家,若要一间间敲门查问,肯定是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因此也只好按当地的情况作个统计。

虽然不能说他们没有统计好,但这种方式的普查是有些落后了,因为大多数的住家,特别是华裔家庭都不随意开门让普查人员询问问题;尤其是问及收入时,更是一个敏感课题。有许多人不愿意开门,自然无法对人口的归纳做出客观的统计。因此我们希望政府改善调查方式,比如将表格通过邮差或专人寄送给每家每户后,也通过媒体进行教育和宣传所有的家庭都应配合调查员的上门或自动地将表格纸寄回相关单位,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若是抱持这样的冷漠心态,吃亏的还是华人本身。

例如我们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都说(也说了至少20或30年)华人人口超过600万,而到了今天若是达到700万也不足为奇,但事实上在10年前,华人的人口还不到600万,只是企在500余万的水平,这与我们所能想象的数目有一些距离。

同样的,我们一向以来也以为印裔人口已破二百万,但最新的数字显示只有190万,在过去10年增加了22万人。

虽然华人人口增长率之慢是预料中事,但华人人口直到今天未破700万倒是值得关注的大课题。为什么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停留在600万之谱?这就需要研究个中原因,包括我们是否忽略了人口普查对整局的重要性?还是调查的方式有缺陷?

此外,另一个令我们重视与警惕的争议课题是非法移民的数目不断地堆积和增加,单在沙巴就有40余万的非法移民。如果他们获得合法化地位,则意味着外来移民的数目已超越本土的沙巴人所生的子女数目。

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沙巴从80年代开始,已有大批的非法移民转成合法移民而成了本地人,如今持续有非法外劳涌入,再过一些时日,沙巴的人口结构恐怕要改变了。

其实不仅是沙巴有非法劳工的问题,西马也同样有一大批外来移民正在响应政府的漂白计划。截至周四为止,已有12万的非法外劳进行登记,往后数目会更多。因此马来西亚有必要阻止这些被漂白的移民成为国家的公民而拥有投票权,因为这对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换句话说,外来移民要保留其非公民的身份,绝不能开方便之门或其他因素而让他们静悄悄地成为公民而拥有投票权。就人口的增长和变迁而言,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要一分为二的处理移民问题,不能让有心人混水摸鱼。

刊登于2011年8月15日《号外周报》第543期

经济怪才黄有光 (跃马扬鞭)

久居澳洲的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因为离开马来西亚甚久,在我国的知名度不高,但他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地位是备受公认的,例如也是与黄有光合作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杨小凯这样形容他“不仅是5位仍在澳洲,名列经济学家名人录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唯一的华裔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

今年8月9日及10日,趁他回马省亲之便,我特地邀请他来韩院和韩中开讲。由于黄有光也是韩中校友,又是南大同学,我们便邀请槟城韩江校友会及槟城南大校友会联办,他开出的讲题是:《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谬误》及《宇宙是怎样来的?》。看起来这两个题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这就是黄有光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他的知识与研究领域竟然与经济学无关而又能自成一家,确实是古今中外难得一见的怪才。可惜马来西亚放走了一位奇才和怪才,或贴切地说,我们输出了也在中华诗词大放异彩的黄有光教授。

我说他是怪才,一点也不夸大。以下是他的点点滴滴,但也反映出他成长的心路历程。1958年时,我在韩中礼堂看见一个小个子的人,在台上振臂疾呼,号召同学罢课反对政府对华校初中生实施升学考试制度,这个人就是黄有光。换句话说,他早年卷入了左翼学生运动。

他在1961年韩中高中毕业后,就负笈南洋大学深造。这里他讲述了一个在韩中读书时的真实故事。事缘他用中文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宇宙是多层性的,而不是单一性的,可又无法被权威证实,只好私下寄给在中国的三哥,请他转给科学院。在一段时日后,来自天文学科的部门回了信,对黄有光同学的好学精神给予赞扬,但没有给他肯定的答案,只是说他的想法与论点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那个时候,我相信黄有光对马克思主义仍不甚了解的,不过我相信他上南洋大学经济系后,已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认识。因此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已在南大的学术刊物《册府》发表专论。及后他的研究方向集中在经济学,因而在大学时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人为什么要买马票?》的专论文章来推算有多少的或然率可幸运中奖。

我在南大的时候是低他两年的,但有一个时期,应该是1964年,我们的接触比较频繁,经常饭后的傍晚在云南园一起散步和聊天。虽然我学的是历史,他学的是经济,但更多时候我们也谈政治和文学。他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论的绝对正确性有保留也有反对意见,我从那时感觉到黄有光正在发展自身的哲学观和经济学观。

及后他负笈澳洲悉尼大学深造,以三年的时间取得博士。他曾经告诉我在六七十年代有心回马新服务,包括回母校南洋大学和马大,却未被重视和接纳,他只好用更大的精力在澳洲追求更大的发展。果然他的成就在后来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他先后出版中英文著作16本,论文无数,是著作等身的学者。

80年代,黄有光回马省视,他说他正研究人类的心灵感应,说得有些玄,也就安排他做一场演讲,可惜听懂的人不多。这个时候更怪的是他把一本武侠小说的草稿交给我,题目是《千古奇情记》,我将之在《星槟日报》连载。过后一些年,大概10年之后的1993年,他竟将中国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的《千古奇情记》寄来一册给我,也许这不是他的专长,他此后不再写武侠小说了。

80年代中期,我到澳洲访问,在墨尔本拜访了黄有光夫妇(其夫人刘淑香博士也是韩中及南大的校友,他们都是槟城人),他送我一本福利经济学的专著(英文版),后来在中国翻译成中文版《福祉经济学》。

90年代中期,黄有光到南洋理工大学,我又到新加坡与他见面。那个时候,我已不认得这就是我的母校南大了,熟悉的图书馆也已成为华裔馆,而南大大学的牌坊也不见了,正是“景物不在,面目全非”,令人无限感慨。

又是事隔多年,再见黄有光时,他竟然说这次的“不务正业”是研究宇宙,这一下子又把我给震住了。我说你到底还有什么没有研究的?他说研究天文地理是一大乐趣,进而发现宇宙是进化而来的,宗教不让信徒问上帝从何而来,但我黄有光也在考证上帝,因为凡是被制造的或制造的,必有人和物提供条件,因此也不例外地上帝是从进化论而来的,即在算百亿年前,宇宙经过大爆炸后,变成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小宇宙(地球及其周边的一切天文世界)。

我除了有问不完的问题外,也还是对他的新理论消化不多。不过他对经济学上的谬论则提出精辟见解。例如他说快乐是有指数的,有人说两夫妇有工作月入六千是快乐的;在有了孩子后,妻子辞职,一家三口剩下丈夫工作月入三千,变成人均每月一千元,收入大大减少,应该是不快乐,实际上他说他们是更快乐的,因为小宝宝增添家庭的乐趣。这就是说,快乐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以此推论,中国当下一个人口政策也导致许多家庭不快乐,因为被限制生育,所以期盼政府宽松政策。

同样的,表面上看来人民币的升值是对国家及亚洲的损害,实际上提升人民币是正确的,不是美国的阴谋,合理的水平是一美元对五元人民币(目前是一美元对六点四人民币)。短暂会给中国出口造成损失,长期会提升中国的经济地位。长远来说,人民币应与国际市场调节和使之趋向合理水平,反对人民币增值的人总以出口为考量,未思及对入口反而有利。为此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不受国家干预和控制其流通)是需要做出调整乃至痛苦的调节的。

他说他现在很健康,可以活一百岁,因此他向中国朋友打赌,相约在2042年在北京再见。那时他一百岁。为什么这样有信心,他说,年轻时做掌上卧20多下,今年60多岁可做60多下,到了100岁说不定可做100下呢!你说他不是千古一绝的奇人又是什么?


刊登于2011年8月15日《南洋商报》

马华的槟州大会或中央大会?(现代春秋)

在8月6日举行的槟州马华代表大会的新闻中,出现一张十分醒目的照片,内中的人物从左到右有颜炳寿、廖中莱、蔡细历、黄燕燕、江作汉、林祥才、曹智雄及魏家祥共同举手为槟州马华造势。如果不是详读新闻内容,我还以为是马华党中央大会,因为站在讲台上的个个都是中央领导,没有一个是槟州的领导,真叫人感到纳闷。这个槟州代表大会真的代表了槟州的马华吗?如果是代表槟州马华,为何没有一位是来自槟州的领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且让我们先从照片分析。这8个人中,除了林祥才一人是槟城人外,其他皆不是槟城人,但林祥才的身份是中央领袖兼雪州主席,而不是槟州主席,因此它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不是开槟州马华大会,那么就是槟州马华已被中央接管了?

这后者说的有其道理,目前的槟州马华主席是黄燕燕,她不是槟城人,而是彭亨人,也是中央副总会长兼旅游部长。只因为她是2010年马华改选后才被委为槟州主席,所以才成为槟州的“老大”。这位槟州“老大”是否称职?或与基层联系不够?我们不愿置评,但我们要从历史中回顾槟州马华的“沧桑”。

在最初的时候,即独立前,槟州马华的主席是由商界闻人担任的,而且以槟州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为准,先是吴瑞琴(商会会长),后是苏承球(商会会长),再后来是岑亚就(商会副会长)。由此来看,早期的槟州马华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政党。那个时候(指1957年独立到1969年的12年间),担任槟州首席部长的是马华的王保尼,但他不是槟州马华主席,因此首席部长控制不了党务,这勉强叫做“党政分家”。

来到李三春当权时代(1974-1983),他的策略是较为出位与打破传统的。在1977年时,他大胆地起用原左翼领袖(社阵秘书长)林建寿出任槟州马华主席,令许多人大跌眼镜,也在马华党内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李三春拒绝理会党内的反对声音,他更进一步在1982年扶持和支持林建寿向林苍祐逼宫,以期有机会取代林苍祐成为首席部长。讵料天不从人愿,林建寿在1982年的大选跌马,从此与首席部长失之交臂。而李三春也在1983年突然“解甲归田”,也间接影响到林建寿的政途。他在1983年李三春走后转而支持梁维泮的领导,但在1985年粱维泮在党选中被陈群川打败后,林建寿也就失去平台而辞槟州主席职。

在李三春之后,先是梁维泮上位(1983),后是陈群川上位(1985),槟州马华也已改由李永枢(李三春的人马)担任主席,此时曾是李永枢上司的林良实已在党中央扎根,他在1986年陈群川出事后,升任马华总会长。1986年也是选举年,李永枢因弃州攻国失败,事后向林良实请辞,结果因长期与林良实不咬弦而马上被接受,旋委任吴友力成为槟州马华代主席。

1988年林良实委任他的心腹石清霖成为槟州主席。由于他的“好好先生”的形象,再加上被林良实强力支持,也就没有人敢动他的地位。身为槟城人的石清霖,从1988年到2002年担任槟州主席是“风平浪静”的,前后达14年,是在位最久的槟州主席。

2002年,时来运转的黄锦鸿被石清霖提拔成为槟州主席,但他上任后也引发党内的斗争加剧。

2004年大选后,黄锦鸿虽然在大选中获胜在被委为副部长,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已不稳。

此时,已上位的黄家定(2003年)认定黄锦鸿若不卸下槟州主席职,党内的危机将提早爆发。在此情形下,中央显然已“接管” 槟州,委派交通部长也即是马华署理总会长的陈广才出任槟州主席。这种“大拉人”做“小位子”的安排。据黄家定的解释是绝妙的配搭,即用陈广才与许子根合作,显得等星齐欢,皆为党的第二把手及部长级人马(那一年许子根仍是民政署理主席)。

可是在2008年大选后,马华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后,不是改头换面用回本地人挂帅,而是仍由中央接管,改派廖中莱坐镇,取代已退休政坛的陈广才。这种中央换中央的策略毕竟非长远之策,但又不能从槟州马华内挑出领导人,也就听之任之,随中央的舞步起舞。

当2010年翁诗杰败给蔡细历后,上位的总会长改用黄燕燕,而不是廖中莱,个中原因也只有蔡细历知晓。

黄燕燕继承了陈广才和廖中莱的精神,“领养”槟州马华,也就出现了州代表大会变成中央大会?现在一个迫切与紧要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华不能像过去李三春时代,只担任槟州主席半年左右,马上将它抛回给槟城人林建寿接任;而现在的马华经过7年了,仍无法找出一位槟州主席,实在说不过去,也难以令人信服。

这样一来,在“天将”当道的时代,槟州马华要打翻身仗是否更加容易或困难重重,也是见仁见智的。虽然蔡细历有指责槟州马华搞帮派和勇于自我内斗,并公开指明下车的人,但这也不是解决槟州马华问题的方案,因为没有人知道在中央领袖忙得不可开支下,他们又如何能搞好槟州马华的党务?这才问题的症结。

有鉴于大选的脚步已越来越近,马华拿什么筹码翻盘?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刊登于2011年8月15日《光华日报》

《星洲日报》与林庆金 (直挂云帆)

拿督林庆金90大寿,来电吩咐我一定要参加,顺便为他的第二本“自传”主持推介礼。作为我的“亦司(上司)亦友”,我无法推辞。这一天是8月6日,地点在槟城的“玉宫楼”。我应邀赴宴,整个宴会场少说也有三四百人,但达官显要非常之少,大多数是其子女请来的宾客。倒是济济一堂,场面简单而温馨。

林庆金是谁?为什么他的新闻值得一写?因为过去他是一位大人物(今天已不再是,他感慨万千地说,这社会真现实,也够残酷);他过去曾经呼风唤雨于一时(今天下雨天出门要自个儿带伞,再也没有左右手为他撑伞遮阳挡雨)。我想我应该简约地提及这位老朋友的大起大落的故事。

(一) 六十年代,我在《星洲日报》当记者的时候,林庆金在建筑界初立脚根。

(二) 七十年代,我转入《星槟日报》当编辑,中期掌管编辑部,我开始认识林庆金;这个时候,林庆金赚到第一桶金,他在关打贺建了两栋廉价屋,,是政府专供马来人居住的,恭请当时的首相胡申翁主持开幕。(这里要顺便提及另一个发展商曾守忠,他在60年代在打枪埔建第一套的政府廉价屋,大部分供华人居住。时任房屋部长的许启谟请了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主持开幕。如果说打枪埔是第一个华人廉价屋,那么关打贺则是第一个马来人廉价屋)

(三) 八十年代,我继续在《星槟日报》主持编辑;此时风声和传言四起,说是胡家准备将星系报业脱手。这个风声传了很久才惊见林庆金“横空而降”成了星系报业的“真名天子”。

故事是这样发展的:1974年应政府法令之需求,所有的传媒都要平地化,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及《海峡时报》。单就星系报业而言,它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及文豹昆仲所创办的。除了早年在中国办报外,胡文虎最大的成就是将星系报业东南亚化,计有《星洲日报》(1929)、《星槟日报》(1939)、《星暹日报》(1951)及《星岛日报》(1938)等等,展示了他的华文报业王国的雄心。

1954年胡文虎逝世后,其报业生意转由胡清才(文豹儿子)及胡蛟(文虎养子)、胡仙、胡好及胡一虎等人分别掌管各地业务。

1971年5月,胡蛟因其所创办的英文报涉及“黑色活动”被迫离开报业;8月份,胡清才逝世,马新报业改由胡清才夫人接管。在1973年,马来西亚业务交予胡山(胡文虎养子)长女胡美一全权管理。到了80年代初期,胡美一(其夫婿是外交家)代表胡氏家族宣布要脱售星系报业。换句话说,她要把手中的《星洲日报》(吉隆坡)及《星槟日报》(槟城)一起转手。

当时的《星槟日报》董事总经理胡榆芳有意招好友买下改组后的《星槟日报》,无奈胡家一揽子交易,不要切割式的交易,因为涉及资金超过二千万元,胡榆芳只好打退堂鼓。我曾问胡榆芳为何找不到一位大买主?他说很难。就这样胡家的两份大报也就待价而沽了。

就在“星系报业”不急于找买家的当儿,来自槟城的林庆金竟然被传看上了“文化事业”,而对购买报纸大感兴趣,究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林庆金在70年代后期已赚了大把的钱,除了是发展商外,也逐渐成为“石沙大王”,即生产建筑原料,也大兴土木,买卖地皮等。

他曾这样形容自己:“当金钱从四面八方向你飞来的时候,你关起窗门,它也会从隙缝中钻进来”。换句话说,林庆金从地皮的买卖中领悟出一条大道理:“如果卖地皮是十拿九稳的赚钱生意,那么卖纸皮更是一本万利”。

原来他把办报当成卖纸皮的企业,在他看来,所谓的“纸皮”即是卖出广告版位,而且也只有一天的寿命。相对来说,比卖地皮更容易赚钱。因此他也把办报当成印钞票的生意。

当然这先决的条件是一份赚钱的报纸(有广告和报份),否则“纸皮”不可能带来钵满盘满。
1982年8月2日《星洲日报》突然刊登一则启事,言明林庆金已完成收购《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这意味着林庆金三个字已和报业扯上关系,也意味着胡氏家族结束了他们与星系报业半个世纪的直属关系。

林庆金之所以看上两大华文报,主要是他相信一家会计公司的主要人物给他提供内部的资料,也让他认为是有利可图的行业,也就胆粗粗的一个人拿下星系报业的控制权,不与人合股。因此是面对他的评语是褒贬不一的。有的人说他错把文化事业当生意看待;也有的人说他赚了钱后,想包装成为文化的人。不过比较贴切地说,林庆金当时是抱着一颗热诚的心,希望对文化有贡献之余,也能为自己的晚年立下一座文化丰碑。

不幸的是,这么庞大的企业在接管之后问题接踵而来,他除了用回原班人马外,上层的人物则多起用自己的人。在《星槟日报》方面,他调入了来自《星洲日报》的黄宗理当总经理,又用了李良树当副总经理,而其儿子汉强及女儿玉兰成为执行董事,财政大权也交由另一位女儿玉珍料理。

至于在《星洲日报》方面,他在较后将大女儿玉兰从槟城调入《星洲日报》,又再让报人顾兴光也担任执行董事。他的大儿子汉民则在高处全盘操控,但不涉及日常业务。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林庆金的任何兴革都是举步维艰的。

可以说,从1983年开始,林庆金及其家族已全面掌控马来西亚的两大华文报,但问题是办报是错综复杂的行业,它有一大批文化人在工作,不是如同工厂企业的传统操作。因此不出三年,林庆金的“报业王国”开始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除了向银行举债外,也有许多领域是他所不能了解的。

还有一个对他的负担加重的是,他在1983年也向陈群川拿下《亦果西报》(The National Echo)。这是一份老牌的报纸,原先的名字是The Straits Echo。

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的想法也很简单:第一要卖人情给陈群川,因为陈群川的公司向他买下一大片土地;第二是将这家“西报”放在《星槟日报》内,聘用人手不多,也可翻译华文报的新闻稿,而印刷就用星槟的;第三这样子的安排很合乎经济原理,也节省一大笔开支。

但他确实是打错了算盘,《亦果西报》除了加重《星槟日报》的负担外,也因为人手的缺乏,绝不可能成为英文《星报》的对手。

这样一来,拥有三间报社的林庆金感觉到“灾难”临头,经济抓襟见肘。

1986年9月23日《星槟日报》被马来亚银行接管,到了9月29日宣布停刊,林庆金也因此在1988年被判如穷籍。一年之后,他因技术问题上诉得直,脱离穷籍,但在1992年又再度入穷籍。1996年后,他脱离穷籍,不过已尝尽人间辛酸苦辣,许多人都远离他而去。

1987年,《星洲日报》也被合众银行接管,以期收回1500万元的债务。在报纸继续出版下,《星洲日报》于同年的10月26日连同另两家报社《英文星报》及马来文《祖国日报》在茅草行动下被内政部吊销出版准证。

1988年,来自东马的木材业钜子丹斯里张晓卿用2,100万元买下《星洲日报》全部股权,并在同年4月8日复刊。从此《星洲日报》又进入另一个发展阶段。

至于林庆金的“报业王国”角色从1982年到1987年的5年间宣告结束,前后历时61个月。

他在办报失败后,也悟出许多人生哲理,第一文人是不容易管制的;第二是得罪了文化人,就会被诅咒个不停;第三做不了“报王”,反而弄得身败名裂。

我把林庆金形容为《星槟日报》末代老板是因为星槟停刊两年后,我试图让星槟起死回生,结果因资金短缺而失败。从此《星槟日报》寿终正寝,再也无法复苏了。一件好好的北马权威日报就这么“完”了,叫人感到痛心疾首。我曾半开玩笑向林庆金说,如果你当年不买下星槟,星槟是不会倒的,他不置可否。

但也许错不全在他这一边,而是他误判报办只是一门可以控制的企业,忽视了人事与人为的重要因素。他在2002年通过作家朵拉口述了他的回忆录,取名《一个老华侨的故事》,而在今年也是通过朵拉再出第二本回忆录《往事堪回首》,请我主持推介。

顾兴光问我为何不替林庆金写“传记”,因为我写过《林苍祐评传》。我说,我与林庆金太熟了,不好下笔。

作为一个失败了再站起来的老人,他有他的勇气和斗志。他问我:报办失败可耻吗?我说不可耻,任何人都有失败的经验。他说,他坦然面对一切。这就是他对过去所有责难的回应。

我也问他:如果来生请他再办报,他愿意吗?他说,打死我也不办报了,文化人真难搞。我无言以对,因为他从办报中得到深刻的教训,不是他的“敌人”叫他去办报,而是他自己莫名其妙地跌进了“文化的陷阱和泥潭”。他说,若有来生也不愿再与报业沾上任何关系。

刊登于2011年8月11日《东方日报》

18.8.11

越南乱世悲剧人物 阮高祺的短暂政治春秋

越南南方,也就是南越前总理阮高祺(Nguyen Cao Ky)(1930-2011)在马来西亚病逝,且在马来西亚火化,引出了一段被埋没的历史。我们顺着阮高祺这个人,揭开60年代动荡不安的越南是怎样地成为美国的“新战场”,而阮高祺就是其中一名代理人。

整个越南的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根据史料显示,它有4千年的历史,但多数是神话之说,只有在中国春秋时代(2500年前)才知道越南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属地”。公元939年,越南的丁部领统一境内的割据势力而建国。国号大瞿越(丁朝)。虽然在明朝时期,又一度控制了越南(1407-1422),但在这时候明朝又承认越南的独立地位。如此经过内战的辗转。1771年,清朝时期爆发西山三兄弟起义(阮文岳、阮文侣及阮文惠),先后灭了阮主、郑主、后黎明而统一全国,建立西山朝。

1802年,阮福映在法国的支持下,灭了西山朝,建立阮朝。继之,他接受中国清朝嘉庆皇帝的册封为“越南国王”,正式建立新国号“越南”。此为越南名称之由来。

不过,越南位于东南亚地区,也不可避免在19世纪成为殖民地列强争夺的场所,例如英国占有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荷兰占有印尼;而法国就占有了越南、寮国和柬埔寨,及后美国介入,东南亚又成为激烈的交战场。

顾名思义就印度支那而言,此名“Indo-China”意为早期受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影响,但自从1859年后,法国以保护传教士和天主教徒的名义,占领了越南南部,继之在1884年控制了整个越南,后来归入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殖民地内(领土也包括寮国和柬埔寨)。因为这样,它爆发了清法战争,迫使清朝放弃对越南的“保护”。在这之后,法国传教士将越南语设计了一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本来采用汉字),这就是当下越南人称呼为“国语”的拉丁化越南文字,它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也就逐渐地被“切开”了。

1904年越南出现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潘佩珠在海外成立“越南维新会”,但未见成功。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那一年,潘佩珠在中国将其流亡组织易名为“越南光复会”,可惜也未能成功(她在1940年逝世,是为悲剧人物之一)。

潘佩珠的革命在后来被另外一位革命志士扛起,他就是今日越南国父胡志明。胡志明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走越南,化名为阮爱国。苏联革命成功后(1917年),胡志明曾赴莫科斯学习。1920年协助成立法国共产党。在此时期,胡志明也来到广州会合孙中山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哈依尔•鲍罗廷,共同与殖民主义者展开抗争。1930年胡志明秘密地潜入马来亚,在森美兰的瓜拉庇拉成立马共;而后又潜出,在越南秘密组建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这个时期,世界经济陷入萧条和恐慌,共产势力也从中扩大。胡志明不例外地以越南北方作为革命根据地,向法国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1940年,日本侵占越南,美国为了对抗日本的侵略而对胡志明的革命势力提供军事援助(正如英国在那个时候支持马共抗日),并承诺支持越南寻求独立。

1945年日本投降后(8月15日),胡志明在河内宣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美国反悔,它秘密与法国达成协议,继续让法国殖民统治越南,迫使胡志明转向苏联寻求援助。1947年,法国开始了对越南的残暴政策,史称“无尽的战争”。在美国的援助下,法国重新占领越南所有城市,胡志明转入打游击战。

1950年,法国人为使其侵略“合法化”,在越南扶持保大为皇帝(与日本人在满州扶植溥仪出任傀儡皇帝同出一辙),并将寮国及柬埔寨重新纳入法属印度支那联盟,但越南人民始终视胡志明为其民族英雄。在解放后的中国(1949年)的援助下,越共的武元甲将军于1954年在奠边府痛挫法国大军,因而有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

在日内瓦会议上,法国同意放弃战争,越南因此分裂成南北越,北越归胡志明统领,南越则由保大傀儡政权控制。1955年吴庭艳(原任保大政权的总理)罢黜保大,宣布成立“越南共和国”,自任总统。虽然一时之间吴庭艳政权得到中上层阶级及天主教徒的支持,但更多的人支持在河内立国的胡志明。1960年,越共成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与吴庭艳正面交锋,贴切地说,与美国打一场硬仗。

美国自从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已正式成为南越的保护国。由于在1963年时,吴庭艳(1908-1963)的独裁与专制统治引发民愤(包括身为天主教徒的他,也与佛教徒对抗),美国不得不假其他军人派系之手将他杀害,结束了他的令人厌恶的残暴统治。

在吴庭艳政权(1955-1963)之后,美国在1963年11月扶持杨文明少将行使国家元首职权,阮玉书(前副总统)为总理。

1964年1月30日,阮庆将军与陈善谦将军发动不流血政变,前者自行出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

1965年正月,拥有实权的阮庆将军(代表少壮派军官)再度发动不流血政变,撤销陈文明总理职务,改由潘辉适博士担任总理,阮文绍为副总理兼武装部队司令。

接着在系列的政变与反政变中,浮出了一位在后来备受争议的人物,他就是本文的主角阮高祺。
阮高祺(1930-2011)生在北越,为佛教徒。在法国军事学校就读,1955年出任空军中队长。1963年12月,出任空军司令。

1964年的9月,他协助敉平政变有功,但他也是逼使阮庆放弃武装部队最高领导人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后来与阮文绍成了少壮派军官的领袖,得以在1965年推翻阮庆(此后阮庆前往香港过着流亡的生涯)。

这个时期,美军介入越战是空前与大规模的。在1965年时,美军人数升至7.5万人,而到了1968年急速增值50万人的惊人数目(这一年北越军对南方15座城市发起大规模战争)。

在1965年之后,北越的政权落入少壮派军官的手中,他们是阮文绍(担任秘书长)、阮高祺(空军司令)、高文園将军、范文勇将军、云文高将军。这5人组成的“武装部队委员会”取代了阮庆政府的绝对权力。

1965年6月,以潘辉适总统(曾在1964年出任阮庆政府的外长)为首的政府再被剥夺权力,移交给一个军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掌管,由空军司令阮高祺担任主席,但不被美国接受;改由10名将军组成“国家领导委员会”,由阮文绍担任主席,其他成员有范傅裘、阮高祺、阮友固、陈文明、阮正诗、荣禄、高文園、唐文光及黎阮庆。

阮高祺之所以被拒绝成为“三人委员会”的主席主要是遭到佛教和天主教领袖的反对(阮高祺本人为佛教徒)。他们渴望文人组阁,不希望军人继续掌政。另外的理由是阮高祺是一个坏脾气的人,没有行政经验。

虽然如此,阮高祺还是在1965年6月19日出任总理,他在当天公布新宪法,取代1964年10月20日的临时宪法。新宪法规定内阁应对“国家领导委员会”负责;而“国家领导委员会”对“武装部队大会”负责。

1965年9月,阮高祺在乱局中似乎已掌握政治权力。他公布了土地改革计划,给农民取得土地耕种,因而在1966年正月,他骄傲地宣布:自土改以来,有3658农民获得土地;有222,000人获得土地所有权(吴庭艳时期只颁临时拥有权)。

再隔一个月,即2月份时,阮高祺又有新招,宣布设立特别法庭,审判贪污与暴利者。

同年的4月份,阮高祺派军队前往“解放”蚬港。他与“国家领导委员会“主席阮文绍一唱一和,公开宣称因为共产份子企图夺权,下令关闭所有学校。

阮高祺借助美国的支持,在蚬港指手划脚,但面对第一军区司令阮文冒将军的警告,阮高祺又有所退缩,改口向人民道歉,承认误信蚬港已落入共产之手。

虽然如此,阮高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面对天主教徒和佛教徒的抗议,甚至有人要求他辞职,他们不堪军政府无限期的在位。

迫于无奈,阮高祺在1966年5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在9月选举过后,政府(军事)将持续一年,不会辞职,如果宪制会议选出中立主义者和共产份子,他将利用各种方式对抗。

到了5月14日,“国家领导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以武力占领蚬港。阮文绍以“国家领导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宣布政府已派军至蚬港,因共产份子已渗透此城市,结果引发内战。

佛教界与天主教纷纷促使阮文绍与阮高祺辞职,通过选举“还政于民”。

由于反对势力强大,阮高祺在7月份改组内阁,容纳一些文人担任部长,缓和民众的不满。

1967年9月,越南举行投票,以选出正副总统,阮文绍与阮高祺搭档,中选正副总统。此时阮文绍时代拉开序幕,虽然阮高祺也当选副总统,但权力操控在总统手上,阮高祺也结束了他的总理生涯,阮文绍另任命阮文禄为总理。

阮文绍(1923-2001)是继阮高祺之后的政治强人,也是军事强人。1971年他蝉联总统,而阮高祺被除名,于是南越进入没有阮高祺的时代。

阮高祺在北越于1975年拿下南越,统一祖国后,便流亡美国当寓公。他晚年何时在马来西亚落户,没有消息透露,而他为何又是在马来西亚逝世,也是一个谜。

无论如何,阮高祺的短暂春秋(政治高峰)生涯只维持两年有余,他不过是美国的一颗棋子,但看来阮文绍比较称职,所以他当总统直到1975年越南攻下西贡为止。

当然同一个时期的巴黎和谈,也结束了美军在越南的驻留,胡志明打了一场胜仗,阮文绍也避居海外。

事实上,在70年代中期之后,阮高祺新闻少得可怜。但他意外地获准回越南访问和居住,也显示他在越共眼中,不是穷凶极恶的敌人。虽然得到谅解,阮高祺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经营小酒店。
他在马来西亚留下的事迹可真是少之又少。总的来说,在政治上,他是一位悲剧人物。

刊登于2011年8月8日《号外周报》第542期

安华与姑里 (跃马扬鞭)

先是东姑拉沙里于7月22日高调成立非政府组织的“独立信赖之声”,以挽回他日益下降的声望;后是马来报章在7月杪开始炒作东姑拉沙里将取代安华成为民联的新盟主。在这方面,《马来前锋报》先后访问了前公正党槟州主席再林国会议员及回教党的宗教司理事会主席的哈仑泰益,借他们之口来为东姑拉沙里造势。不过,也被牵扯其中的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则形容所谓的密谈纯属笑话和谣言。

除了回教党其他领导层不回应有关传言外,民主行动党的卡巴星也一口否定支持东姑拉沙里上位的传言,他说,他及他的同僚绝对不会背弃安华。

安华本身也挺身辟谣,他说他从未听过友党提出这样的建议,只有再林(峇央峇鲁国会议员)这样说。

身为安华夫人的旺阿兹莎以公正党主席的身份一语道破东姑拉沙里不曾真正的离开巫统,言下之意是何来当反对党领袖?

确实东姑拉沙里打从1969年当选国会议员以后,就一直力争上游,且在1973年时,以36岁的风华正茂的年龄中选巫统副主席,被许多人看好将会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讵料事与愿违,东姑拉沙里接二连三地面对挫折。例如其一是在1976年敦拉萨逝世而由胡申翁接班时,后者是挑选马哈迪成为副揆而不是东姑拉沙里。其二是当1981年马哈迪取代胡申翁成为首相时,他是属意慕沙希淡成为副手而不是东姑拉沙里。

正由于东姑拉沙里未能得到马哈迪的祝福,乃在1987年豁了出去,直接挑战马哈迪的巫统党主席,结果败下阵来后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与马哈迪打对台。

当时站在马哈迪一边的安华是倾全力痛击东姑拉沙里的挑战。因此安华与拉沙里的失和早已播下种子,直到1996年马哈迪刻意迎接东姑拉沙里回巢后,更是激发两人的政治斗争。主要的目的是马哈迪用姑里的影响力来挫折安华的宏愿队伍(安华在1993年的党选,与纳吉及慕尤丁组成宏愿队伍,给予马哈迪十分的压力)。未及两年,马哈迪在1998年向安华开刀。因此安华与拉沙里从来不曾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斗争。有的是在不同的时候各怀其主。

当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东姑拉沙里才看到安华的魅力无法档,后者进而崛起成为反对党的盟主,在民联的组合中,安华成了名副其实的共主,他的地位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人可以挑战和取代。

但为什么此时会传出东姑拉沙里的接位传闻?这也是与两年前的政局变化大有关系。起于308后阿都拉地位在马哈迪的冲击下呈现不稳,东姑拉沙里也就开始活跃,希望能在党内东山再起。无奈曲高和寡,东姑拉沙里再一次成为孤家寡人,被坐亚望冠的纳吉取而代之(2009年)。这意味着东姑拉沙里试图通过巫统再造辉煌已是不可能的事,他唯有退而求其次地转向反对党阵营投石问路。因为这个时候,安华因案件缠身要求他下台的已不仅限于其政敌,而是连争议性人物的前玻璃市宗教司阿斯里也要求安华退位。这也正好给东姑拉沙里一个时机伸出触角。

也许意识到反对党内部可能在寻找安华之后的上位人,也就促使东姑拉沙里提早宣布成立“独立信赖之声”,以显示他与执政党有所不同。当然论实力这个组织是缺乏驱动力的,但若讲到个人声望又好像他是不可忽略的人物。毕竟他的资历和经验已成为他的政治筹码。

可是,以东姑拉沙里的反复立场和举棋不定的过去纪录来观察,他要取代安华的机会不大;再说安华都没有迹象显示会退位让贤,而东姑拉沙里即使有意不过是一厢情愿之举。

无可否认的,安华在308后与东姑拉沙里有过接头,并希望后者能影响巫统议员在2008年的“916”来一个变天,结果是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

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探讨安华与姑里的恩恩怨怨,他们似乎尚未能推心置腹走到一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认为姑里会是未来的民联新盟主,也未乐观其成,他们会二合为一。

刊登于2011年8月8日《南洋商报》

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现代春秋)

政府在7月29日释放被扣留的六名社会主义党领袖和干部是值得欢迎的举措,因为从各方面观察,他们不可能与共产主义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涉及武力行动,充其量他们可以被归纳为左翼的社会主义份子。

社会主义固然有好些派,有西方的民主派、改良派及费边派等等,也有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更有的人将社会主义与共产扯上关系,这都是因地区和国家而异的。因此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诠释,但这种主义本身在许多国家都是允许的,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就历史而言,社会主义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后,获得了滋长的土壤而大兴。先是1917年苏联革命的成功,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后是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给中国人民的思想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比之孙中山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更震撼人心。

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社会主义思潮也得到进一步的扩散,更成为东南亚国家追寻民族解放运动的其中一个指导思想。当然并非每种社会主义都与马克思挂上钩的。

例如在50年代兴起于马新的一些注册政党,就是走宪制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马来西亚早年的劳工党、人民党及人民联合党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较后的社阵,都曾在一个时期服膺于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后来的蜕变则是另外一码事。

当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政党在马来西亚退出宪制舞台后(主要指劳工党的各级议员在1968年辞职及杯葛1969年的大选),另类的民主及温和派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随之出现。这些政党有民主行动党(1966)及民政党(1968)。它们在1969年的大选从中崛起而成为大赢家。

可是随着80年代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获致成功及90年代苏联变天带来的冲击,包括1989年马共与马泰政府和解后,终于影响了在民主政体中生存的政党作出了相应的转变。其中最明显的是民主行动党在2004年脱掉了“社会主义”的大衣,对党章中的社会主义字眼作了修改;而民政党也在2005年将温和社会主义的字眼在政纲中去掉;砂拉越的人联党亦步亦趋地向资本主义靠拢;老牌的人民党也不得不在2003年与国民公正党合并(虽然此举引起争论和原属人民党的党员重新复苏人民党,但势力也逐渐低沉了)。

虽然在这之后有一批左翼份子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斗争,极力争取注册社会主义政党,但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从1998年的不断斗争到2008年大选时仍还是个筹委会的社会主义党,终于找到了舞台得以抒展抱负,那就是借公正党的旗号参加大选而有两人胜出,一个是击败国大党老大三美威鲁的查耶古玛医生(和丰国席)及社会主义党主席的纳西尔中选雪州哥打白沙罗州议员。

换句话说,在308政治海啸大选后获准注册的社会主义党(2008年9月10日)也视宪制斗争为其未来的方向,因而最近有提出要求分配更多议席和准备用社会主义旗号参选。

相对而言,这个社会主义党与昔日的劳工党及社阵的规模和组织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尽管它们都服膺社会主义,但活动领域和方式也各有不同。劳工党侧重于宣教工作和组织群众,社会主义党则主持和参与讲座及举办一些示威行动。在信仰上也许有相同之处。

就如在今年6月25日,社会主义党有一群人被扣捕,他们当时是为净选盟的709活动而造势的。
7月2日,警方援引紧急法令扣捕6名干部,其中包括查耶古玛。在这法令下,他们可能被扣留60天,如未被释放,则可能会发出两年的扣留令。一时之间来自各方的援助纷纷要求早日释放他们,包括医生公会、民间社团及各政党(民政党也在其中)都不断地促请政府放人,甚至连马哈迪医生的长女玛丽娜也不相信查耶古玛与共党有任何联系。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党虽是一个小党(根据党员数目而言),每次集会也不过数十人到数百人,但舆论对被捕者的同情与支持则是越来越多的。在这方面,警方对他们的释放显示了继续扣捕是不必要的。而目前他们与另外24名被控拥有“颠覆文件”的案件是属于另一个司法程序,与紧急法令无关。

从昔日的社会主义政党到今日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法律上它们都曾是或现在是被允许注册的政党,也就说明民主的国家是允许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至于它能否如同过去吸引千万人民参加其斗争行列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1年8月8日《光华日报》

5.8.11

赖昌星案已被政治化?(直挂云帆)

被形容为中国第一大案的主要嫌疑人赖昌星经过12年的流亡与抗争后,终于不敌加拿大的法院,被联邦法院裁决不准暂缓遣返。这意味着赖昌星的斗争已失败了。他果然在7月23日正式被遣返中国,且在北京国际机场办理交接手续。随后,中国公安机关依法向赖昌星宣布了逮捕令。

从那一刻起,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赖昌星的消息和阅及其新闻。至于他会否被公开提审则尚未得而知。

不过,从赖昌星案件反映了中国的反腐斗争已延伸至海外,不再局限在国内了。这对涉及触犯法律而外逃的贪官或企业人士来说是恶梦的开始。事实上,赖昌星的事件意味着外逃已非安全途径,搞不好会被遣返受审而罪加一等。因此如果有关的事件被视为政治化的议程,也是不出奇的。

究竟赖昌星的案件为何会被重视,而中国政府为何一直啜而不舍呢?究其因是他所涉及的贪污走私的款额太大了,人事关系网也由下而上。其组织之无孔不入,令人瞠目结舌。

不过要了解赖昌星涉案经过,首先我们得先从赖昌星这个人说起,他于1958年在晋江诞生,早年在家乡拾荒、砍柴及放羊放牛为生。直到10岁那年才开始上学,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于是跑去做小买卖。80年代初期,在邓小平第三度复出后高举改革开放大旗,也就给赖昌星带来无限的机会。因为改革开放对于贫穷的农村来说,就是利用大好时机走偏门,大搞走私活动。赖昌星在1983年办起了“来料加工厂”,把他的家乡的一个小市镇“石狮”变成“小香港”。服装业在那个年代大行其道。

1986年,赖昌星第一次出国来到香港逛了个把月后,他决心要取得香港居留证。经过多年的辗转与透过各方面的关系,已经赚到第一桶金的赖昌星在1991年得偿夙愿,成为不折不扣的香港人。1993年,他在香港注册“远华国际有限公司”,是独资公司。

1994年初,他以港商身份杀回福建,在厦门成立“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换句话说,赖昌星带着“远华”一起登陆厦门,开幕场面声势浩大,盛况空前,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是赖昌星的一个绝招,把注意力投向远华。表面上是做高科技生意,内里则是为走私活动投石问路。

1996年,赖昌星又组织了“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走私活动也就较规模化了。

为了“保护”其偏门活动,赖昌星的组织网撒在中央和省市地区,以求“袋袋平安”。此外,他还设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红楼。它成了赖的活动大本营。

这座在1996年建成的红楼,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高7层,耗资7千多万元。它比五星级酒店更耀眼夺人。除了红楼是高官的“地狱”之外,赖昌星最本事的是编制了“七子之歌”,让人陷入其中。这七子是“票子、女子、位子、房子、车子、本子(护照)和孩子。他相信凡人总会有一“子”是适合他的,这也是他能打通关系的关键之一。于是赖昌星依靠“红楼”赚得钵满盘满。他后来更在同安影视城建造了“天安门”及“钓鱼台”,其野心之大,也让人触目心惊。

然而,鸡蛋密密也有缝,在1999年4月份的时候,海关总署收到了一份从中办信局转来的举报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走私的材料,长达74页。内中举报走私案值达500亿元(人民币),涉及党、政、军厅局以上领导干部16人,举报材料后边还附有走私的有关单据。

由于事关重大,此案转给中央纪委和监查部。一个命名为“4.20”案件的组合就成立起来,并在1999年8月18日进驻厦门。经过调查发现1996年以来,赖昌星走私集团在厦门海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车、香烟、化工原料、西药原料、电子机械等货物的案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涉及未付税300亿元。

一方面,赖昌星知道大事不妙,于1999年8月,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连同其夫人及三名子女前往加拿大,在旅游签证期满后,赖拒绝离开加拿大,而引发了一场长命的官司。

其官司的进程是这样的:①2000年,因签证逾期,赖氏夫妇被拘留;②2001年,赖一家人申请难民进入听证会;③2002年,申请难民被驳回,再行拘留。后获有条件释放,赖再次提出难民庇护的申请;④2003年,加拿大法院视审赖的案件;⑤2004年,加拿大驳回赖一家人的难民申请,并形容赖是“最不受欢迎的人”;⑥2005年,加拿大法院拒绝赖的难民资格的上诉;⑦2006年,赖以头撞柱,获得延缓遣返的谕令;⑧2007年,法院宣布遣返令无效,重研遣返中国的风险报告;⑨2009年,赖前妻曾明娜(2005年在加拿大申请离婚获准)携女儿悄然回国;⑩2011年7月初,赖昌星在温哥华市中心住所内被拘捕,7月21日,加法院驳回赖的申请,决定将他遣返回国,不再考虑他的“死刑”的申诉;⑾2011年7月23日,赖昌星被押返中国,结束12年的流亡生涯。

从其前妻回国后“平安无事”受到良好礼遇到中国政府曾发出“保证”不对赖昌星处死刑来看,有关案件已是从刑事案添加政治因素。这就是说,加拿大法院也认为时机已告成熟,赖昌星不再有生命威胁,是时候回到中国交待一切事务。至于中国会否“秋后算账”,虽然说不准,但看来事过境迁十多年,再严厉追究这个人已没有大大的意义。不过,将所谓的特大案件作一个了结也是必要的。

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除赖昌星饱受折磨外,尚有一批落马的官商家人也应得到一个“满意”的交代;尤其是那些被判重刑,包括死刑的涉案人。他们的家人也希望看到司法与正义是施于任何犯罪的人,而不是有选择性的。

根据纪录,远华案的涉及人员500余人,从国营企业法人到政府机关委员;而逃往海外的也有70余人。落网的重要人物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死缓;中共元老姬鹏飞独子姬胜德,死缓;福建省委书记石兆彬,开除党籍;厦门市原副书记刘丰,无期徒刑;厦门市区副市长蓝甫,死缓;厦门市原副市长赵克明,死缓及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死缓等。而厦门海关高官杨前线、周振庭、杨上进、吴宇波及方宽荣等人也得到了严重的惩罚。

从揭开的联络网来看,赖昌星的“天网”也实在太“神通广大”了。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倒是至理名言。

如今赖回国受调查,对中国反贪反腐而言,必将使整个远华案水落石出,以审结“中国第一大案”,不啻是具有意义的,也足以警惕其他作奸犯科的人:世界之大可能已没有犯罪份子藏身之地,还是老老实实做人紧要。

刊登于2011年8月4日《东方日报》

大人物的辩解太牵强 (天下纵横)

这天底下怪事也特别多,一个命名为“依布拉欣阿里领导奖”的奖项竟然能在一间公立大学内设立?一时之间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脑。

不知为何在此时此地会冒出这样的奖项?

事情起于依布拉欣向大学提出设立以其名字命名的奖项,只要用以表扬在维护其本族方面拥有“明确与一贯”的原则。

这是玛拉工艺大学“马来人思维及领导研究院”所发出的讯息,得奖人物会获得土著权威机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颁发的五千元现金奖。除了所述的原则外,候选人还必须是一个在大学内注册的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例如学生事务及学会单位。

这项建议是在去年10月时,在马来人思维及领导研究院(IMPAK)的论坛中由依布拉欣阿里所推动,他鼓励合格者参加从6月9日起开始接受申请,截止日期是9月15日。

身为玛拉工艺大学的校友,依布拉欣阿里希望他的母校能使到这个奖项年年在10月份的毕业典礼上颁发。

至于依布拉欣阿里是谁,相信近年来他的名字已火速走红。他原是巫统党人,后来加入46精神党,而在2008年大选时,他借回教党之名参加吉兰丹巴西马的国席竞选而成功,初时他还是低调的。

在2009年后,他就以另一个姿态立足于政治舞台,不再受回教党控制。他所领导的“土著权威机构”因为言论出位甚至有时被认为“过火”而备受注目和争议。

就依布拉欣阿里看来,他的强调和维护本身的族群的利益并没有错,即使批评和警告别族不要挑战其族群权益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在这些日子来,我们似乎看到另一个“压力集团”出现,比起过去我们认识的巫青团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它也不让巫青专美,很快就形成一个被外界视为巫统的“外围组织”(当然它与巫统的组织没有直接关系)。把凯里(巫青团长)给比下去。例如在709净选盟的大游行日,凯里的“红衣队”在组织和人数上都被净选盟抛在后头;而机智的依布拉欣阿里在情况有变下,也就宣布取消上街。这样一来,土著权威机构的真正势力就不必显露(或暴露)出来,也就无从比较到底是净选盟大或“土权”更大。

正由于依布拉欣阿里的争议性角色一直备受争议,因此当玛拉工大宣布这个奖项时,也让人感到惊愕,也不理解为何校长沙胡尔哈密有如是矛盾的辩解。

先是《当今大马》取得的文件显示沙胡尔在今年6月9日发出一份通告,表示大学将在毕业典礼上,颁发这个奖项。他也附上参赛指南与报名表格。

但当社会舆论揭开此事,也备受朝野政党抨为不当的奖项后,沙胡尔在7月20日的面子书中作了改口,指称大学内部出现疏忽,导致有部门在网上发布消息。他同时说,有关奖项尚未获得大学评议会和董事会的批准,而他本身也反对设“依布拉欣”奖。

这就使人更纳闷了,为何这么大和这么敏感的“奖项“会在第一时间内以沙胡尔之名通知全校,而不是等到董事会批准后才对外公布?因此不论出于任何解释,沙胡尔的辩解太牵强了,难以让人信服。是否因接到反对声后才来”亡羊补牢“?我们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另一方面,我们也对高等教育部长莫哈末卡力诺丁的解释感到迷惑和不解,他这样说:“既然依布拉欣阿里是拉玛的校友,就让他自行决定所要颁发的奖项。这不是大学的奖项,因此我们不必感到混淆”。

这种说法不但令人纳闷,也产生更大的质疑:由大学在毕业礼上颁发不是大学奖项,那又是什么奖项?是否每个校友都可自设奖项而利用大学平台来颁发?若是的话,则公立大学的威信和权威又何在?

因此卡力诺丁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毕竟,公立大学应有基本的准绳和道德标准,不能出现挑动种族情绪和标榜种族性的活动,这是不符合多元社会的。因此政府与大学有需三思而后行,不能对此事避重就轻或转移焦点而让它成为一个政治笑话。

刊登于2011年8月1日《号外周报》第541期

人联党前路不明 (跃马扬鞭)

今年4月砂拉越州大选之后,面对致命打击的人联党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一方面是现任领导层不知如何应对时局的急变;另一方面是党内有人要求马上改变,但又不知道如何更换领导层。双方的胶着状态也使到人联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本来在州选过后,人联党的领导层包括主席陈康南及秘书长沈庆辉有呈辞,以示对州选的失利负上责任,但在中委会挽留下,又拉到年底再作打算。这就是说,即使人联党在州选中一败涂地(输掉13席,只保住6席,包括只剩下可怜的两名华裔州议员),它的领导层依然保持不变。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陈康南在州选失利后有三个重要的大动作,其一是建议让落选的沈桂贤(专科医生)接替他的位子,成为新的领导人改组人联党。但他的建议只属个人建议,未符合党章,也就没有下文。有人感到迷惑的是:人联党是属于众人(至少是12万名党员)的资产,理应由党代表大会选出,怎能私相授受?也就因为这项建议不具实质意义而作罢,自然是仍由陈康南继续领导,直到有恰当的人选为止?

其二是在州选后,人联党中委似乎有通过华裔议员不入阁的议案,但是否严格执行则是另外一回事,至少陈康南不认为抵制入阁是明智的。

反对这条议案的黄顺诃则认为不应阻止他入阁,他也因此接受首席部长泰益玛目委为州部长;但他期望填补陈康南空出的副首席部长职则是落空了。直到今天黄顺诃仍然上不了位,除非他有机会出任人联党主席。

其三是陈康南在最近发话,若要改变就要澈底改变,全数中委辞职,而不是他个人辞职而已(就不明白为何当初陈康南提出辞职时,中委还要加以挽留?而不是干脆来一个改组)。

他的意思说得很白,要对州选失败负责是集体的事,不要拿他们几个人来“开刀”,但整个问题并不是人联党少数人辞职或集体辞职的事宜,而是这个党还要不要扮演代表华裔的角色?

针对这个问题,我在今年6月的时候与前来槟城参加华商大会的黄国忠有过交流,他是前马华商联会(现易名为马总商会)会长已故黄文彬的公子,也是当下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及《国际时报》的老板。他告诉我在州选后有与人联党领导人交流及用餐,就是谈不出一个改革的结果来。就他个人来说,他是主张人联党必须痛改前非,洗心革面的。但他遗憾人联党的高层做官或在位久了,听不进“真言真语”。

他甚至说,他的报纸连人联党人都不会利用,反而花钱在其他方面的各自包装和宣传,结果也是失败而归。

这位在2004年代表人联党出任古晋国席而以2千多票败北的商界强人,过后就对选举意兴阑珊,也没有参加今年的州选。

显然黄国忠是属于上层阶级的党员,是人联党在70年代加入联合政府发展起来的新一代。而原本属于下层的党员有许多是左翼份子或曾是砂共的地下党员,在70年代过后就逐渐失去影响力,让位于专业人士或中产阶级,再后来这批“精英”跃居成为党的领导层。他们包括黄顺开及陈康南。他们也成了今日人联党的中央核心人物,因此除非他们心甘情愿地退位让贤,不然在党章底下,其他代表是无法改变局面的。

一位曾经是下层阶级的左翼份子党员这样说:“人联党已成为澈头澈底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再走群众路线,更与左翼切断关系。今天的人联党已不是昔日声势浩大的红旗飘扬的政党,反而有些像“暮鼓晨钟”的老人,正在为夕阳而感叹美好的日子已远离而去。”

现在摆在人联党前面的只有两条路:或则沉沦而消亡;或则置之于死地而后生,以朝气蓬勃的斗志面向未来。这就要看人联党如何做出抉择了。但任何事物的变化自有其定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就是今日人联党的真实写照。如果全国大选(砂州的国会大选也会同步举行)真的即将来临,人联党在“前路不明”下,又如何应战呢?

刊登于2011年8月1日《南洋商报》

韩院生青出于蓝 韩江:华文报的摇篮(四)(现代春秋)

1998年,附属在韩江中学的“新闻班”告一个段落了。换句话说,从1978年到1988年的“黄金十年”落幕了。其中的原因不外是董教风波及“新闻班”在后期陷入人事纷争所造成的。在这之后,危机接踵而来。这个危机来到1995年时,几乎折腾得韩中面目全非,仅剩下300余名的学生。一个曾经与钟灵中学齐名,又与宽柔同列最特出的独中的韩江中学,竟然落到这样的下场,真是让人痛心疾首(最高潮的63年拥有学生三千六百余名)。

我在1996年初进韩江董事会时,整个董事会的“秘书处”只一人设在潮州会馆内办公,与学校行政分开,自然管理不到学校的行政;而且翻查过去的文件又残缺不齐;有的还被置放在一家秘书公司内。这支离破碎的历史纪录真不知如何收拾残局。经过多时的观察和考察,我们决定在1996年提出“宏开新局面,振兴我韩中”的新方向;同时通过举办“万人宴”为捉襟见肘的经济筹获马币300余万元,这对韩中的重振,具有重大的意义。

1998年,韩中在改革的征途上有所进步,学生人数也稳定下来。这个时期,我们回想起过去“新闻班”曾给韩中带来的“附加价值”,于是决心复办“新闻班,这是在大马新闻资讯学院的叶观仕配合下的振兴计划之一。

虽然复办“新闻班”对我来说不是巨大的挑战,但有些董事经过林景汉年代的“新闻班”带来的教训后,似乎“杯弓蛇影”,并不看好新闻班可以复办成功,主要是时代不同了,一些大学已办起大众传播系;而且林景汉在1987年离开韩江后就走到吉隆坡开办他的“韩江新闻学院”。若韩中要复办“新闻班”他们是不乐观的。因此也有人反对我们进行先装修,以便腾出空间来开办“新闻班”,他们担心没有学生响应。

即便某些人有他们的理由,我们董事会还是决定复办“新闻班”,并采用“后期中学”的准证,名正言顺地开班授课。

就这样我们“大方”地在韩江原图书馆大楼高挂起“韩江新闻传播学院”的牌子。因为有了昔日“新闻班”的名望,我们的招生十分顺利。1998年开课的学生超过40名,比我们要求的20名学生多出一倍。我们邀请杜乾焕主持开课仪式。这序幕一拉,也就在后来拉出许多的故事来。

首先我们依照过去“新闻班”的课程进行修改和调整,也请了一批在新闻界服务的报人兼职授课,最主要的是我请了“新闻班”第一届毕业生赖雪莉担任班主任。她不负众望地把新闻班的牌子重新擦亮,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接着,我们邀请了理科大学的十名博士为韩江打脉,大家一致的意见是韩江有条件申办“韩江学院”。就记忆中所记得,这些来自理大的学者有杨泉、谢桂元、张中兴、吴哲灵、冯茂铮、许玉琳、刘光荣、刘永才、邓俊涛及董玉枳(后来又加入一些,直到韩院正式成立后,多了陈营坤、蒲明德及萧季春担任学术咨询委员,阵营鼎盛,奠定了韩院的扎实根基)。

经过了多次的会议后,我们决定由杨泉收集各博士的意见并将报告进行综合。在1998年中时,我们正式提出申办“韩江学院”(那时教育部尚未有高教部之设)。但不久之后被教育部官员打了回来,要求我们另行申请,因为根据1996年的教育法令,所有申请私立学院或大专院校的都必须先行成立一家有限公司。我们也就得按法令规定,向公司注册局及教育部寻求名字的批准和章程内容的认可。

大概在8月的时候,我们再次以新成立公司的名义提呈申请书。不久之后,教育部有官员打电话给我们,问我们是否同意不注册“Han Chiang College”,改成“Han Chiang Institution”。这样他们就不必来考察校园,只要在店屋就可以开班授课了。我们不表同意,坚持要申办的是一间正规的学院,因为我们不仅有广阔和美丽的校园,而且也有发展的空间。后来教育部派员观察后,终于相信我们是认真与严肃办学的。

1999年中(7月13日),韩江学院获得正式批准,由董事长陈国平于7月15日率团到吉隆坡的教育部从时任副教育部长冯镇安手上接过批准函件。也是在同一天,韩江中学的校庆上,方木山也代表董事会作出同步的宣布:“韩江学院诞生了”。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韩江将腾空起飞,而且我们相信韩院的成立肯定带动韩中更快的复苏和成长。

有了准证之后,我们的头痛问题是如何办好新诞生的“韩江学院”。除了聘请教职员外,也对硬体设备进行必要的装修。这个时候,从理大转到韩院的王云霞就与我们一起打拼。这草创初期的酸甜苦辣也只有身历其境者才能体会出来。

就董事而言,我们是将韩江学院的注册公司转为“韩江华文学校董事会”(一间非盈利公司)的纯子公司。这样一来,在两位一体下,一个董事会也就管理韩江中学和韩江学院;再加上韩江小学也归属同一个董事会,形成了“一个韩江,三校并立”的局面了。

就校方来说,我们急快地设立了学术部和行政部,在时间充裕下,铁钉在公元2000年正月正式开课。这就是说,从那一天开始,原本复办的“新闻班”归入了韩江学院的“大众传播系”。“韩江新闻传播学院”的招牌取下来了,它已经完成短短的历史使命。我们挂起了韩江学院的大招牌。

正因为韩江学院的前身是“韩江新闻传播学院”和“昔日的新闻班”,所以我们十分有信心“大众传播系”将是我们的品牌乃至金字招牌。

果然不出所料,在2000年正月开课的那一天,我们总共收到200名新生,完全符合我们的愿望。虽然“大众传播系”的学生占大部分,但其他科系,如商学系、资讯工艺及工程系也都有不少学生,不全因人数不足开不成班。

不久之后,中文系也获准开办,韩江学院更具规模。为配合中文系的开展,董事会特别在旧宿舍生楼设立“韩江华人文化馆”,且在2003年开幕,参加开幕礼的嘉宾包括有名闻遐迩的王赓武教授。2010年时,经过一番改进与扩充后,今日的华人文化馆更是美观、充实而堂皇;它也已被槟州政府列为新的旅游景点。

不论韩院在后来有多大的改进,它不变的是:大众传播系始终是它的品牌,而且也仍然扮演着“韩江是华文报的摇篮”的角色。

不宁唯是,由新生的韩江学院培养出来的新闻人才已是多元化,不再局限在华文报服务,而是走进其他语文媒体。这种进步,主要是韩院与时俱进,它的毕业生一般上有能力应付华语之外的世界。

根据统计,韩院开办10年以来,在大众传播系上的毕业生已超过千名,占了学生人数的30%,而其他科系的学生人数也急起直追;尤其是与西方大学合办的3+0学位课程,更是将韩院推向一个新台阶。这三间大学是澳洲的南昆斯兰大学、英国的胡佛汉顿大学及帝塞大学。

随手拈来,这10年来的韩院所培养的毕业生,在报界服务的大有人在:
(一) 光华日报:颜健品(副采访主任)、彭可晶、洪健翔、符瑜玲、温巧蓉、翁素娴、林晓慧、邱诗银、李慧娴、黄佩玲、李秋缘及沈美婉等。
(二) 光明日报:林华国、巫进祥、余美慧、梅雪涛、李伟华、林艾婷、雷淑贞、蔡卒妨、刘佩珊、蔡进强及黄子清等。
(三) 中国报:郑宝美(北马采访主任)、梁俊琳、郑志贤、陈紫凌、杜浩敏及林结凤(曾任光华采访主任)。
(四) 南洋商报:曾雪爱、刘英来、林志斌等。
(五) 星洲日报:曾文凯
(六) 东方日报:陈振培(北马新闻主任)、陈添兴及何湘云
(七) 时尚杂志:黄国川
(八) 8度空间:丘悦美
(九) NTV7:陈丽亭、张嘉欣及蔡欣怡
(十) Astro:林淑晶、利嘉伦、邝家晶及叶淑仪
(十一) 英文星报:陈信灶、杨千慧、林伟、曾伟宏及曾文凯
(十二) 马来前锋报:李惠雯及陈明威。
(十三)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黄莉芳、陈汶英
尚有一些名字待查实后再行补充。

从上述的人数来看,近10年的大众传播毕业生大多数选择新闻之外的职业和创业。这个现象也反映了年轻的一代喜欢选择自己的事业和走自己的路,不再萧规曹随地跟着前辈的步伐走。他们有他们的理想和天地,也同样擦亮了韩院的牌子。虽然如此,韩院继续成为华文报的大摇篮已是不争的事实。

刊登于2011年8月1日《光华日报》

东姑拉沙里的第三势力 (直挂云帆)

政坛元老也是巫统“活宝”的东姑拉沙里突然结合一批失意或退休的政治人物等组成“独立信赖之声”,声称是要提倡国父东姑阿杜拉曼的政治理念。

身为主席的东姑拉沙里说:建国以来,各族都和平相处,但今年国内宗教与宗族关系恶化,加上有人为了个人利益,蓄意破坏我国的团结机制,让人感到担忧。

他认为他再也不能接受“沉默的大多数”袖手旁观的态度,因此决定成立非政府组织的“独立信赖之声”(AMANAH),以团结各族人民向贪污、朋党主义、种族主义和浪费等行为说“不”。
为什么要打出“独立信赖之声”的口号?根据东姑拉沙里的说法是要重新点燃国家的独立宣言和国父的誓言和维护国家的宪法,以记取独立初期的合作团结的精神来建造一个公平、公正与先进的马来西亚。

除此之外,东姑拉沙里也追忆独立之初,我国在经济上是“领先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香港及台湾),可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却是每况愈下,只能与柬埔寨、缅甸及菲律宾比较。因此是时候阻止它继续恶化。

从东姑拉沙里的演词中,我们了解到他想通过新的组织来达成两大任务:(一)阻止种族主义恶化和制止贪污败国;及(二)拯救大马经济,不要被远远抛落在后头。

这无疑是备受国人认同和“喜闻乐见”的“宏愿”,但单只通过剩下的几个政治要人和这个非政府组织,它有能力改变整个“不乐观”的局面吗?答案也是“不容乐观”的,因为东姑拉沙里不是第一次“揭竿起事”,而是每次都让他“功败垂成”乃至晚年又再一次“鸣鼓丧钟”,希望成为第三势力,看来也是“困难重重”的。

在这方面,分析和解读东姑拉沙里的“政治心路历程”是有必要的。他是吉兰丹皇室家族的成员,生于1937年。1959年毕业于爱尔兰皇后大学,1962年参政,先后担任区会主席和吉兰丹州巫统主席,1969年大选首次参选而胜出,1970年他出任土著银行董事主席,成为推动“新经济政策”的重臣之一。1971年他出任国企主席(国家官方的机构),在时任首相敦拉萨的授意下,他率领一个半官方贸易团访问北京,并获得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为马中建交作了开路先锋(1974年正式建交),东姑拉沙里因而名噪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擦亮了他的政途。

1973年时来运转的他,破例地被推选为党副主席(那年他只有36岁,英姿焕发)。他是因副首相依斯迈在1972年病逝,由副主席之一的胡申翁顶上成为党署理主席,而成了最年轻的副主席,一是前途无量。

意想不到的是在1975年党选时,与东姑拉沙里同列党副主席的新人是马哈迪,马哈迪的上位,在后来改变他自己的政运,也改变了东姑拉沙里的政运;更改变了巫统的命运。起因于1976年敦拉萨病逝(来不及提拔东姑拉沙历程为副长便撒手尘寰),由胡申翁接位。他不提拔东姑拉沙里,反而提拔马哈迪,虽然他也委任拉沙里担任财长,但与副首相职相比,那可是一段的长距离。

果然在1981年胡申翁卸职后,马哈迪让慕沙希淡选中党署理主席,并委为副首相。这样一来,东姑拉沙里一切皆告落空。在不服屈辱下,拉沙里在1984年卷土重来挑战慕沙希淡,又再败下阵来,接班人的位子已离他越来越远了。

正由于期待无望,1987年东姑拉沙里豁了出去,他意外地与慕沙联手准备要撼倒马哈迪,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党选也成了拉沙里的噩梦,在角逐失败后,他不但失掉官职,也无法在党内立足。

因此在1989年他率其B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这个政党的特色是将多兵少。表面上看来声势十分浩大,但注意慕沙希淡及阿都拉并未跟随拉沙利与巫统全面对峙。

当年拉沙里打出46旗号是借用创党选拿督翁在1946年创立了巫统。所谓46精神党即是不忘拿督翁在46年组成巫统的精神和斗志。希望他的新党是巫统(或说马哈迪新巫统)的取代者。

就拉沙里那时的魅力而言,他是倾全力要打倒马哈迪的,也得到在野党的回教党和行动党的支持,准备在1990年的大选来一个“改朝换代”。后来又意外地得到沙巴执政的团结党的加盟,如虎添翼,导致拉沙里信心慢慢。讵料大选成绩揭晓时,东姑拉沙里大失所望,他的政党雷声大,雨点小,倒是促成了回教党再夺回吉兰丹州政府及行动党差一点在槟州执政(只差3席)。这就是说,拉沙里鼓吹的拿督翁的精神无法让他一尝夙愿,他的政党也因此渐渐地“树倒猴猿散”。到了1995年已无心应对大选;更在1996年解散46党(此党后来改名为46马来人党),让党员倦鸟知归。但回归的拉沙里只成为马哈迪的一步妙棋,以阻止安华在党内发难,他也没有因此事获得重要官职。

不过,他在马哈迪于1998年开除安华出党及革除所有官职后被重用在吉兰丹为巫统打翻身仗(身为巫统吉兰丹联委会主席的他,在1999年的大选中无功折返。回教党依然是吉兰丹的大赢家,且夺下登嘉楼的执政权。

至此东姑拉沙里要在巫统东山再起已无望,除非马哈迪退休。但即使马哈迪在2003年退位,由阿都拉接班(原是拉沙里B队的大将之一)后,他并不考虑重用前老大(委以官职有些尴尬),以致拉沙里被投闲置散。

来到2008年政治海啸后,在马哈迪扬起反阿都拉之风后,拉沙里也希望插上一脚能成为造王者。结果在纳吉于2009年上位后,拉沙里再次落空。在他巫统党内也因随着其年龄之增长(74岁)逐渐地失去影响力。

就在他的政治生涯已不再大发光芒的时刻里,他再掀起新的政治风浪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斗争与出位是他的动力,但考虑到时移势易下,东姑拉沙里在组织新党显然是吃力不讨好的(过去46精神党的教训太深刻了),因而退而求其次发起非政府组织,但又希望成为第三势力,也真是费煞苦人。

他能否带领其阵容(主要原是国阵的领袖)脱颖而出形成压力集团,得看其方向和性质而定。首先它是个非政府组织,不具政党性质,如何派人直接参选,又如何给执政党威胁,也是个未知数。因为所谓的非政治组织来去自如(即使是政党,也有人来去当成家常便饭),影响力有限,如何形成第三势力?反对党会向它让步会让为它派出的候选人参选吗?如果执政党和反对党都不让步的话,它有什么角色扮演?注意非政府组织多的是,多一个或少一个都不是大件事。

其二,这个组织打出东姑旗号,不打拿督翁旗号,显然是考虑到它的多元性。但东姑时代所领导的独立也有其局限性和争议性,不然华团就不会分两派而后来被陈东海玩弄股掌中。

没错东姑时代是比较温和的施政,但将紧急法令换成内安令也东姑的杰作,他的强行成立马来西亚也给东马带来一定的反弹。

请别忘了在1969年“513”后,马哈迪是如何抨击东姑的领导无方和施政的失败,才有了后来的新人新政及巫统的一党独大的决策。东姑拉沙里曾参与这个机制克制的许多政策,他有何解释呢?
还有在独立初期,马来西亚不输于韩国、台湾、新加坡及香港是因为这后来的四小龙尚未起飞,而不是东姑一手拔起马来西亚的经济,把这四小龙压下去,相反的是因为马来西亚在五六十年代,确实在丰富的资源上压倒了这“四小龙”。因此指说独立之初经济大好及领先,而后来则每况愈下是不恰当的比喻,因为四小龙在后来追上,不是马来西亚经济停滞不前,所以拉沙里之说是有欠允见的。

无论如何,我们未能看到他的新组织会卷起政海涛天大浪,就目前来说只是小小的涟漪,恐怕过一阵子又因个人忙于大选而各事其主,在无暇顾及这个看来任务艰巨的第三势力。也因此期望它形成新的和真正的巨浪,冲击朝野两党也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毕竟历史已经证明立场不明确,不左不右和组织过于松弛的非政党团体,它所能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就不知道拉沙里内中尚有何锦囊妙计?

刊登于2011年7月28日《东方日报》

我和林景汉的故事 (天下纵横)

本来我和林景汉之间也没有什么故事,但因为在后来牵扯到教育的官司案,也就有了一匹布长的故事。

先说说谁是林景汉。相信仍在报界服务的人会知道他是谁。就我而言,林景汉是一位清寒生。在我升入韩江中学后,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位攻读生,他与我们是同年级的同学。有时候,因为敲钟的老伯病了,他得代为敲打上下课钟。

1963年毕业后,我离开了学校进入南洋大学,而林景汉留在校内服务一段长时期,直到70年代才负笈台湾政大。

当他于1977年学成归来后,进入我服务的《星槟日报》。因为他白天在韩中任职,我安排他在下午四时过后上班,负责编外坡的新闻。先是吡叻版,后是全国版。就这样我们又从同学变成同事。

也因为林景汉的执著和提出开办“韩中新闻班”,发生了后来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林景汉为发挥他的特长,于1978年在校方和董事会的批准下,在韩中开办了两年学制的新闻班。

由于那个年代,马来西亚的大专教育并没有所谓新闻系之设,也就在开办后吸引了许多梦想成为新闻从业员的华校高中毕业生,他们很想通过新闻班的栽培及早出人头地。

虽然韩中在那个时候不具备条件开设新闻班(一来缺乏师资,二来参考资料少得可怜,只能借助台湾的大学新闻系的课本和教材授课),但学生们还是不放弃学习的机会,而林景汉也巧妙地安排新闻界人才轮流讲课,造成一种风气和潮流,让人感觉到新闻班与华文报是唇齿相依和息息相关的。就这样新闻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也有的未毕业就投身报界工作),一直到1988年停办为止。在前后10年当中,总共出了300余名的毕业生,而在报界服务的超过150人,更有的已是报社的领导人才。这就是说,在那个年代(被这批毕业生形容为黄金十年),他们是在设备与人力不全的情形下完成学业的。经过将近20至30年的离校后,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们在今年的7月2日回到母校的怀抱共聚一堂。

在这个充满温馨的夜晚,“黄金十年”的同学共超过130位,特别安排了一幕母校董事会与林景汉和解的喜剧大团圆。不但是新闻班的同学回了家,而且林景汉也在阔别多年后,又再次重投母校的怀抱。

官司起因于1985年,林景汉在校内组成了教师职工会而促请董事会承认。在双方对峙下,林景汉于1987年被停职。他不服所判,在后来又被复职。

但董教风波仍持续不断,即使林景汉等老师复职也无法让韩中再展雄风。包括有董教团体的介入调庭,始终无功而退。一方面是教师职工会的不断诉求;另一方面是董事会的坚持不让步,来到1995年时,韩中已是元气大伤。在那个时候,林景汉等人又再被停职,也就成了一宗“长命官司”了。

1996年,我正式介入韩江董事会时,翻查了残缺不齐的资料始终找不到一条解决方案,但若再让僵局持续,韩中迟早关门大吉(学生只剩下300余名,与最高峰的3000名学生相比,简直是强烈的对照)。

为了使韩中早日重新振作,我们将所有的董教纠纷案提交法庭处理,让法庭作出判决,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取得时间和空间来规划和发展韩中。

在这之后,韩中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林景汉的官司案却一直悬而未解。从1998年审讯到2010年才在槟城高庭有了初步的结论,但在上诉底下,又是一宗夜长梦多的苦战。

这里顺道一提的是,尽管韩江与林景汉的官司未了,但在90年代的变化是重大的,一方面是我们在1998年复办了“新闻班”,取名为韩江新闻传播学院(使用后期中学的准证)。两年后我们成功开办韩江学院,直到今天,韩院已是茁壮成长。

另一方面,林景汉在离开韩中后,自行到吉隆坡开办“韩江新闻学院”,名字与韩江有所冲撞,也就引发了一场校名官司。虽然林景汉较后易名为“韩新传播学院”,但不获我们认同,官司继打。直到今年5月,在林景汉深明大义下,他终于同意易名为“大同韩新传播学院”,不再简称为“韩新”(在我们看来,韩新是韩江新闻班的简称);同时为表示对母校的支持,林景汉捐助了5万元予母校,一场12年的官司划上句号。在“黄金十年”的毕业生提供平台下,董事会与韩新及林景汉风波终于烟消云散,彼此握手言和。这对韩江来说,也真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刊登于2011年7月25日《号外周报》第540期

两个女人的709 (跃马扬鞭)

净选盟709运动已过了3个星期,但显得余波未了,是该好好让双方反思下一步该怎么做。所谓的双方就对象而言是净选盟对选委会;就政治意义而言是国阵与民联的角力战。

暂且不谈双方的得与失,有两个女人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人刮目相看。其一是净选盟主席安美嘉。她原是律师公会主席,在2007年参与领导律师大游行时名噪一时,2009年她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颁发“国际妇女勇气奖”。

本来以她的资历和经验领导选盟是恰当的人选,而她也当仁不让地把这个主席角色演活了;尤其是在提出8点改革诉求时所表达的坚定立场,使到她在一时之间成为焦点人物。换句话说,她的坚持展开大游行以取得选举制度的改善不但令选委会陷入被动,也促使政府采取坚决的立场形成对峙的局面。在一方面,净选盟觐见最高元首后,僵局仍未打开,因为默迪卡体育馆未允诺出租;在另一方面,政府也宣布在未获得准证下,有关的游行是非法的。

来到709(7月9日)的剑拔弓张那一天,万千的人民张大眼睛在关注时局的发展并提防局势突变。结果从互联网上看到了示威游行在吉隆坡市区开展,人潮也不知为何会从四面八方涌来。虽然有镇暴队在阻止示威,也引用催泪弹和水泡驱散人群,但也没有发生局势失控和冲突流血事件。除了有1667人被警方扣捕问话,被招待自助餐并在当天就被释放回去外,并没有使到吉隆坡市区变成“死城”和“劫后凄凉”的境地;反而事后一切又恢复正常,难怪参与游行的人形容如同参加嘉年华会。

其二,例如玛丽娜马哈迪就有这样的描述:她知道其女儿决定参加净选盟的游行后,在不放心下也随同女儿和其他友人一起进入市区。“进入市区令人心旷神怡,因为道路是那么的清朗,警方也疏导车辆的川行”(7月11日的撰文)。

她接着形容游行的气氛有如嘉年华会,一批年轻人身系黄丝带开始在跳舞,其他的向脚踏车小贩购买冰淇淋。“在人群中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是如此的安全,认识我的人向我打招呼,也要求合照,与其他的周六并没有两样。

当然玛丽娜也有“讲述”她的朋友在另外地区面对的“遭遇”并不是如她游行的地方那样的祥和而是被拆散。这就是她的“人在现场”的现身说法。

继后在7月16日接受访问时,玛丽娜有批评政府无需将此当成大课题,它可以用其他的管道来处理此事(针对净选盟的诉求),“因为你问任何人是否要自由与公平的选举,答案是一样的”。她认为政府也应这样说:“我们也会跟进的”。

虽然玛丽娜坦诚她参加游行事并没有向父亲提及,但事实上,马哈迪对净选盟的游行也有非一面倒的评论。他指出示威是民主的权利,但应被视为最后的武器。他认为对选举改革的要求可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不过他说对净选盟采取压制行动也只是一种意见。

由此来演绎他的观点,与玛丽娜的立场还不是大相庭径的,反而折射出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

既然玛丽娜不是倒向反对党阵营,而安美嘉也重申不会借此来捞政治资本,绝不会参加大选,印证了她们也与许多人一样,希望民主得到维护,国家变得更好,这与首相纳吉所说的大多数人是喜好和平的也没有相悖之处。

既然游行已“雨过天晴”,则下来的步骤释放被扣捕的六位社会主义党领袖也可以为此事件划上一个较为完整句号。这其中的国会议员查耶古玛(和丰国会议员),甚至在玛丽娜看来也不认同指控他与共党有关联。

如果说马共的和解已是22年前的前尘往事,早已归为历史,那么我们就不要以此再作为政治筹码了。

还有安美嘉已订于明日(26日)与选委会副主席旺阿末辩论“709之后是什么?”,那我们相信通过论坛来解决疑问会更好和更有效。若早做这样的安排,也许就不需要大游行了。

其实,玛丽娜在《星报》(7月20日)发表的《世界政治的两极化》一文中提及在911后,美国总统布斯将世界分成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做法是错误的。她希望政治人物不要有此狭隘的心胸和思维。

我同意人民会有自我判断的能力,对任何事物有其独立的见解和思考;同样的,也无需把净选盟标签成反对党的工具,因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随意成为政治的棋子和卒子的。政治人物大可不必过于敏感,玛丽娜之言发人深思。

刊登于2011年7月25日《南洋商报》

“新闻班”精英头角峥嵘 韩江:华文报的摇篮(三)(现代春秋)

我也没有想到,胡锦昌在今年较早前会向我提及“新闻班”毕业的同学希望回母校聚会,因为这批毕业廿或卅年的校友从来未再以同学的身份聚首。我当时马上答应了,并表示母校会“热切”地欢迎他们回“娘家”。

虽然我也只是在最后的两年被方北方邀请当“新闻班”的老师,教授马来西亚政治史。但这个具有历史性的“新闻班”可就一开始就与我有一些关系,而且我还是首批被邀请演讲的“嘉宾”之一。

我 认识胡锦昌是在1985年他从新闻班毕业后来到我主持的《联合报》当助编,后来他辗转到吉隆坡发展。在多年之后,他成为《号外周报》的总编辑。大概是 2004年,他邀约我为《号外》写专栏,就这样一晃又是六七年,直到今天还在为这份周刊写稿;而锦昌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转到《光华日报》任老总后,我 又被邀请在《光华》写专栏。从这样算来,我和胡锦昌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他也一度是我的同事。

由于他在最初时只表示一批毕业同学想聚餐,也没有具体的计划,我也不知道如何“欢迎”和“迎接”这批在社会“闯荡”多年且熬出头来的毕业生“回家”来。

在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我请胡锦昌联络在槟城的校友在韩院开一个会议,以便知道他们的想法。结果他们当时还是不能有完整的节目表,理由是许多同学还联络不到,不知道反应如何?

或 者更大的理由是他们这批属于“特殊”学生感觉上在学校的2年或3年,好像是“私生子”,没有被当成“正规”生看待。尽管他们也有“校服”。我听到的埋怨口 气说:他们本来是在余子亮科学馆上课(现已改成中学图书馆及中学扎实英语中心),较后被“赶至”或“迁往”学生宿舍楼上课(现已改成华人文化馆),似乎没 有被重视过。

当他们离开学校时,自然对学校有些怨气,也有些学生对主任林景汉有微言,怪责他把“新闻班”改来改去,而有些难以适从(从新闻专修班改成新闻系;又因校长不满,改回新闻专修班);更有因林景汉牵涉及学校教师职工会风波而导致“新闻班”学生被记大过。

不过在许多年之后,他们的怨气已消,对“母校”也不那么“心中有气”了,反而觉得是“新闻班”造就了他们,给他们指出未来的道路。

毕 竟母校与学子的关系正如“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再怎么样也还是自己的母亲,而对主任林景汉即使有点意见,也还是心存感恩的。因此当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胡 锦昌在第二次会议时,代表毕业同学提出邀请林景汉参加的建议,也即刻得到我的支持,因为董事会与林景汉的长命官司也已在5月份达成庭外和解,并一揽子“解 决”了所有的相关法庭案件。我也反建议可以借毕业同学的聚首来一个“大团圆”,大家都十分高兴这样的安排。在这个时候,他们提出了定名为《槟城韩江新闻系 黄金十年》作为主题,虽然对韩江董事会来说,这十年也有大风大浪,但对新闻班的同学来说,确是他们的黄金十年。如果没有韩江在1978年开办新闻班,且坚 持开到1988年历时十年,是不可能在后来出现头角峥嵘的报界精英。

在以《黄金十年》作为主题后,韩江学院也准备给他们“隆重且热情”的接待,让他们“回家”看看母校的巨大变化和各项发展成就。

无可否认的,不少踏出校门的校友在后来也就没有再回到母校,而且情感也越来越淡薄,要他们一下子感受到母校的“判若两人”的巨变,也是没有个底。在他们想来,“回家”主要是见见老同学,不必张扬,也不需要“高调问校”。

就 在7月2日的中午时分,我接到陈汉光的一通电话,他表示仍在路上开车,而他们一行人希望“低调回家”,不必“敲锣打鼓”。我也说没有什么欢迎仪式,有的是 布条“欢迎回家”,并安排一批学院生与历届毕业生代表“对话”,聆听他们离校后的感言。还有就是让他们参观以前上课的地方如今已是“脱胎换骨”,学校呈现 一片欣欣向荣。他们许多人第一次看到一个全新的韩江中学和韩江学院,心中有起伏的反应。

当晚上7时半以后,毕业同学陆陆续续进入韩江室内 体育馆,我们刻意安排聚会地点在冷气化和现代化的体育馆,是为了给这批毕业生一个“惊喜”。果然从他们来到韩江之后,个个脸呈喜色,也忙于拍照留念。整个 体育馆洋溢他们开朗的笑声。不用准备什么节目,也不必长篇大论的致词,他们真正地体现了“702快乐回家”的心情。我也请董事长丹斯里陈国平及一些董事在 当晚与同学们同乐。当我宣布董事会与林景汉的官司划上句号时,大家都充满了喜悦,也似乎早就期待这么一天的到来。忝为校友,爱校与爱师是他们的本份,我们 也都可以理解。

事实上,在我翻阅新闻班十年的历史及毕业生的表现后,我更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比70年代韩中培养四大华文报总编辑更棒。除了他们这批毕业生的筹委会主席胡锦昌我已介绍之外,下来要介绍的杰出校友也还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一) 举手拈来,第一届(1978年)的同学中,在新闻事业上有成就的是吴凤美(光华副总编辑)及赖雪丽(当1998年我重新开办新闻班时,请了雪丽当主任,她也真的把过去所学发挥了传承的精神)。

这 里要补充一个小故事,我除了请雪丽回校领导新闻班外(我们使用中学的准证,重开新闻班,并将之命名为“韩江新闻传播学院”。它的成功又使到韩江在大众传播 系名扬海内外,这是后话,下篇再述),也请了陈虹莹(1981年)(目前是光华的副总经理)当咨询委员,一起策划新闻班的课程和方向。那一年我们把所有华 文报的老总都请来当顾问委员。有一个不能忘的是我的老同学叶观仕在那年也用他任职的大马新闻资讯学院与我们搞合作。虽然形式多过内容,我们还是欣见韩江新 闻系“枯木逢春又展现新姿”。

在第一届的毕业生当中,成功的人士有蓝志成(律师)、林宝源(星州滨海区采访主任)、邱郁霖(第一名)、高秋宾(南洋商报甲州主任)及在新闻界曾闯出名堂的陈德川、罗亮光、洪月娥等等;而陈怀生已出家。

(二) 第二届(1979年)有在报界或曾在报界服务的邱智坚(光华威省区经理)、周星利(新加坡联合早报编辑),陈振华(中国报副刊主任)、蔡宝在、郑嘉财及谢春兰等。

(三) 第三届(1980年)有林惠霞(风采总编辑)、李子宗(光明副总编辑)、林杨枫(南洋东海岸区经理)、黄丽达、范秀玲、陈云深、纪德喜等。

(四) 第四届(1981年)有陈虹莹、黄喜光(光明高级经理)、郑永明(光明业务经理)及梁丽萍、林迎丽等人,而罗素薇已出家。

(五) 第五届(1982年)有潘友平(星洲北马区经理)、蔡秀青(小星星主编)、谢继麟(南洋商报助理总编辑)、王琛发(孝恩基金文化执行总裁)、薜美贞(吃风杂志主编)、蔡进兴(红蕃茄主编)、王隆明、魏祥敬(市议员)及范筱葆等人,而纪财德已出家。

(六) 第六届(1983年)的赖伟明(中国报助理总编辑)、伍爱卿(星洲日报编辑)、郭素岑和叶平发(社会工作者)等人。留美的计有张留乐及胡健强;而在新加坡开创新天地的有李莅华,颜秀石和邓素妮。

(七) 第七届(1984年)有胡锦昌、郭清江(星洲执行总编辑)、王丽娟(大家健康主编)、谢觉辉(南洋商报霹雳采访主任)与尤芳进等人。留美的有谢文良,杨美娟;而在新加坡发展的有杨素香。

(八) 第八届(1985年)有苏美丝(光华副采访主任)、赖竹秀(光华大红花负责人)、王碧丽(星州)、张玉兰、曾月娥、梁志文(盆栽老板)、陈中兴(中国报驻砂州记者),谢继豪(跨国公司行政人员),朱信宇(著名餐馆东主)及陈德发(药商)等人。留美的有王秋敏。

(九) 第九届(1986年)的陈汉光(南洋执行总编辑)、张易雄(光华副总编辑)、郑典武、萧光耀(连锁幼儿园老板)、周萍青(广告人)及郑荣江等人。

陈汉光是在2005年邀约我在《南洋商报》撰写专栏,而这一写直到今天已是第6年了,我们之间的接触也因之多了起来。

(十) 第十届(1987年)的萧瑞云(新生活报及号外周报总编辑)、侯雅伦(星州副新闻主任)、谭翠凤(NTV7)、范俊奇(Men’s Uno主编)及范盈(传单大王)等人。侯雅伦还在特刊上赞美这次回家太棒了,接近130人大团聚,令她十分感动和激动。

(以上名人若有遗漏烦请告知,容后补正。也感谢胡锦昌提供较为详细的资料)

从 记录中,韩江新闻班的“黄金十年”总共培养了359名毕业生,而在报界服务的有167名,成为报界领导人之一的比起70年代更多和更有风采,他们有的仍在 高层岗位上行使第四权,令人刮目相看。因此有理由认同他们这批毕业生确实是“黄金十年”的精英。他们用行动证明这十年是没有留白的。

由于有了他们开创新局面,韩江学院在后来也成为传媒的“大摇篮”。
第一届的毕业生全体大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