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11

百万鲜血凝就“金氏王朝”?(直挂云帆)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突然于12月17日乘坐火车时,因心肌梗塞抢救失效而逝世。消息传开,举世震惊,但并非举世哀悼,至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南韩就不表示吊唁,因为他们把金正日当成是“邪恶轴心国”的领袖之一,彼此没有情谊可言。

虽然西方世界不同声惋惜,但对于接班人的问题和朝鲜的未来走向是格切关注的。在这方面,金正日是有所安排的,他在2010年9月经过“精选”后,宣布其幼子金正恩为未来接班人,而他之所以不得不选定接班人是因为他在2008年中风后,已知健康大不如前,如果不及早作出安排,恐怕朝鲜会因他的离世陷入混乱和夺权。

但为什么朝鲜的接班人是世袭的呢?为什么在21世纪文明社会的今天,朝鲜还在奉行封建时代的“子承父业”?这一切是与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分不开的,而金日成在塑造一个闭封式的朝鲜国家的过程中,又是借助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分不开的。

早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就处在日本的统治之下,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分别占领北方和南方。于是朝鲜以北纬38线被切成两半。在时间上,朝鲜或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或称北韩是于1948年9月9日由金日成宣布成立的,走社会主义路线。而韩国或称大韩民国或称南韩则是在1948年8月成立,由李承晚出任总统,走资本主义路线。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北韩和南韩。

由于两个国家政体与路线不同,更介入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就变成南辕北辙两个对峙的政体。1950年的春天,金日成秘访苏联会晤斯大林;接着来到北京拜会毛泽东,要求两巨头支持他的南进计划。在同年的6月25日,北韩军节节推进之际,触动美军登陆仁川,切断北韩军补,金日成陷入危难关头。

美军在抓住主动权后,在麦克阿毖将军的领导下,越过38线,准备予北韩迎头痛击,也计划把中国的边境拉下水,因为中国的北方领土被认为成了金日成的大后方。

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机中,金日成唯有亲自要求中国派兵援助,否则朝鲜难保。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于10月派出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与美军决一死战。经过三年的胶着状态的交战,美军也意识到不可能拿下北韩,也在国际压力下,于1953年与中国及朝鲜达成停火协定。这样一来,南北韩又恢复战前的状况。

但是这场战争却给双方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和伤痛。中国人民在许多年后也在追问这场“援朝抗美,保家卫国”的战争是必要的吗?如果不打,美军会入侵刚解放的中国吗?

根据史书记载(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著《亚洲史》),韩战双方伤亡人数近2百万人,其中朝鲜人80万,中国人也有80万牺牲。联合国部队,主要是美国人也有5.6万人阵亡。超过300万人离家出走,并有不下400万平民伤亡。

获得了喘息的朝鲜(北韩)也就在金日成领导下,塑造一个不对外开放且带有神秘感的国家。当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开展思想论战和双方在边境陈兵对峙时,金日成游走在中苏之间,并不特别感恩于中国为朝鲜付出血的代价,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在韩战中牺牲,从此长眠朝鲜。

虽然如此,中国官方也从来没有后悔对朝鲜的付出,只是在后期要怪责的是金日成过于保守与封建,不跟随邓小平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起舞,招致国家经济停滞不前,反而是在军备上大加扩充和对核武器进行试研,终于在千禧年被美国标签为制造核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国家。朝鲜在备受责难和压力下,中国还是一如既往的努力保护朝鲜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只是金日成并不怎样领情,例如在1991年时,因为国际普遍欢迎韩国加入联合国,中国也就促请朝鲜不要孤立自己,也一起与韩国申请加入,否则在韩国加入后,朝鲜要再申请,恐怕会被西方国家所刁难,毕竟南北韩分成两个国家是既成的事实,在短期内不可能统一。因为中国的晓以大义,朝鲜才同意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

由于既成事实,中国也在1992年静悄悄地与南韩谈判建交事宜。当时机成熟后,中国也在第一时间通知金日成,但后者显然被击中一拳,心里很不是滋味,对来访的外长钱其琛给予冷谈接见(此事在钱的著作《外交十记》中有所披露)。

不宁唯是,金日成尚且试图与台湾建立某种关系(后来未跟进),并在奥运会中不投票给中国,以致中国未能成功在2000年举办奥运会(由悉尼主办)。中国延至2008年才成功举办奥运。
尽管金日成有所发泄,他还是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也只好接受中国与南韩建交的事实,以换取中国支持他的儿子金正日成为接班人。

于1942年出生的金正日,在1980年进入党政治局中委和中央军委。1991年被委为人民军最高总司令,因为跟随金日成多年,金正日也继承了老父的衣钵。当金日成在1994年逝世时,金正日已是军中实权人物,得以顺利接班。

但是金正日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长寿(金日成82岁逝世,在位46年)(1912-1994),得以细心栽培接班人。金正日(1942-2011)则是迟至2010年才了解到接班人的重要性。可是挑来挑去,只能挑出其幼子金正恩来继位。

年仅28岁的金正恩否能控制全局,也是颇令人纳闷的。这之中的一个吊诡是:朝鲜用几百万人的生命来捍卫其政体和建立一个国家,最终竟是家族政治王朝的建立,这到底是在哪方面出错了?以当今的政治局势与大潮流来看,肯定是错得离谱,简直不可理喻。至少一党专政也要有一个体制推选接班人。如今金氏王朝这一确立,对得起2千4百万北韩人民吗?对得起5千万的血肉同胞的南韩人民吗?这就是金正日逝世后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和深省。

刊登于2011年12月29日《东方日报》

人联党的悲情政治 (天下纵横)

砂拉越人联党近期更换班子如同喝一杯白开水,平淡无奇。它既没有台下的欢呼声,也没有在舆论上引起共鸣,就这么样拉上陈华贵取代陈康南。看起来是新班子出炉了,实则是陈康南班子的延续。任谁都知道陈康南与陈华贵同是来自美里,彼此称兄道弟多年,也因为是党主席陈康南的推荐,陈华贵才得以取代刘贤镇成为中央部长。因此说陈康南是陈华贵的贵人,那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自诗巫的黄顺舸则采取另一个“极端”,他及他的派系全面杯葛党选,也就让陈华贵派取得100%的胜利。表面上是黄顺舸派系被边缘化,实则隐藏着汹涌的暗流,随时都会爆发更大的分裂。因为黄顺舸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所统领的队伍中,连他本身在内,共有6名州议员(2华裔及4伊班人),更何况他还是砂州的内阁部长。现在他们一概不理会陈华贵的呼唤,陈华贵派也是“胜之不武”,更是担心党不久被切成两半。

其实,因为两派的对峙与对抗,任何一方只能取得一半的支持力量,这对已在今年州选举中下沉的人联党来说算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本已是大不如前的人联党,如今又这么一闹,也就所剩无几了。这不是刻意讽刺人联党,而是事实摆在眼前,让人感觉到人联党怎么还不“醒悟”,到底要内斗到什么时候?新领导层到底要把人联党带去哪里?这个问题得由陈华贵来回答。

现在且让我们简单分析人联党当下的困境。其一是在2006年州选后,人联党闹过一次的“起义”,结果黄顺舸后劲不继,与陈康南妥协,双方各取所得(在州选后,陈康南继任副首席部长,而黄顺舸做回州部长)。本来有言明陈康南在3年后退位,但又因2008年的国选,人联党表现不俗(参加7国胜6席),也就巩固了陈康南的地位,再也没有要求他退位,也不提应对2006年州选失利(输掉6席)负起责任。

陈康南这边也自得其乐地保住副首长,所谓党的改革,暂时被搁置一边。这就是说,5年来在原地踏步。

讵料2011年416的砂州大选,竟是人联党“人翻马仰”的结局,参加19个州议席,只剩下6席,输掉13个州议席。这对人联党是难以接受的“悲剧”也不曾有过的屈辱。自1959年建党以来,它不曾这样窝囊过,输得不清不楚。如今虽是号称华基政党,但只拥有可怜的2名华裔州议员,情何以堪?说什么代表华裔在砂州的利益,也不知如何诠释了?

其二,在此次州选过后,许多人都希望领导层马上换班,黄顺舸这一边也希望能取代陈康南成为一统人联党的旗手。可惜天不从人愿,陈康南当权派在被“挽留”下继续领导人联党(但他已失去副首长职,不再有政治的光芒)直到最近的改选才卸职(多半年有余)。

其三,岂知这一改选,不是队伍的重新整合及重新出发,而是分裂的开始。除非黄顺舸一派在光荣底下归队,否则他们肯定另起炉灶成立所谓“和平党”或“和平发展党”,以和陈华贵领导的人联党对着干。

有人说,人联党闹分裂是有大人物在幕后操盘,造成各不相让,一方是获得首席部长的支持;另一方是得到中央的支持,到底真相如何,相信不久会浮出台面的。

就此来看,人联党的分裂已是不可避免,也可能成为难以挽回的政治悲剧,一旦两派越行越远,人联党也就更加接近政治悲情的命运了,事实是否如此,就看陈华贵如何扭转乾坤,让人联党“止跌回扬”或“东山再起”?

刊登于2011年12月26日《号外周报》第562期

谁说马华不会包装?(跃马扬鞭)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于12月4日,在一个马华教育贷款计划签署合作协议的仪式上这样说:“马华的缺点是不懂得包装。我们太老实了,不像一些只靠华裔支持的单一种族政党,(但却)包装成多元种族的政党。”

这好像是第一次听闻马华这样自我批评自己,又似乎认为马华之所以在大选中失利是因为马华不懂得包装。如果反过来看,只要马华懂得包装,它就不会在大选中成为箭靶。若此说能够成立,则不会发生308的政治海啸。因此蔡细历所说的话,也够叫人纳闷的。毕竟任何产品、人物与组织,都需要包装,它不是坏事。

首先,马华作为一个老牌的政党,谁说它不会包装呢?它其实从一开始就懂得包装和美化自己成为人民大众的政党。举例来说,当马华在1949年成立后,就积极介入协助被英殖民地赶入“华人新村”的华人,并发行福利彩票将所得用在解救处在水深火热的人民。由于马华表现得好,也包装得当,所以它在1955年的马来亚独立前的普选取得100%的胜利,参加15席,赢得15个国席。

接着,马华也介入了争取独立运动,也把自己包装成华人权益的捍卫者,而与巫统及国大党共同迎接一个新生的马来亚国家的诞生(1957年8月31日)。

如果不是巫统、马华及国大党至少在政治表面上表现出三位一体的联盟,则马来亚的独立恐怕会延后或节外生枝的。

来到马来亚独立后,又是谁给马华公会重新包装而赋予改革的新生命?那是在1958年击败陈祯禄而当选马华公会总会长的林苍祐。他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一马当先将马华的形象重新塑造,因而有了要求被分配竞选三分之一国席,以便将来的任何修宪事马华拥有被征询的权利。可惜林苍祐的美梦破灭,他的地位也很快被陈修信所取代(1959年)。

当60年代马华进入陈修信时代时,他就将马华的包装打回原形,回到陈祯禄有商有量的政治协商的模式。直到1969年大选马华重创后,陈修信才猛然醒悟,来一个华人大团结运动(1971年),更在较后时用中国“文革”来包装马华。林敬益就是这方面的高手,在霹雳州一手扶起兴汉社,另一手扛起陈修信的肖像,向毛泽东看齐。凡此种种,反映出陈修信在后期也是蛮重视包装的,而不是让马华赤膊上身任人讨伐和鞭打。

就在1974年陈修信引退后,上位的李三春更是杰出的包装高手,他当仁不让地将马华公会转型。他知道“老实朴素”的马华注定是要吃亏的,于是有了马华五大计划出炉,更为重要的是藉陈群川的推动,政商合一的包装出炉了,直到80年代中期出了岔子才告煞车。陈群川的新泛电事件与合作社风暴不是也因包装过渡而付出代价了吗?

来到林良实的时代(1986年-2003年),马华突出了教育的成就和让拉曼学院及拉曼大学成为马华的品牌,这不是成功的包装又是什么?林良实何曾向反对党让路?在政治斗争的长征上,“老实人受欺”的形象在马华的字典是找不到的。

即便是2003年后的黄家定当政的年代,他更是懂得将马华包装成“终身学习”的政教(育)合一的典范;而他本身也成功地以温文雅尔的政治学者的形象立足于政治舞台。如果不是因为选民对一党独大感到气愤和不满,它是不可能发生308的政治海啸(2008年)的。在这方面,不是马华不会包装,而是马华只能为自己包装,它不可能也成为国阵的形象大师。

因此蔡细历不要怪马华不会包装,才会差点“去了荷兰”,它是有其他因素造成的。我们认为蔡细历的这个论点是模糊课题的焦点,也是乖离马华历史的。

刊登于2011年12月27日《南洋商报》

伊斯兰党内讧白热化 (现代春秋)

正當朝野政黨在為大選候選人傷透腦筋之際,馬來西亞的老牌政黨正面臨內部的分裂與斗爭。這就是在1999年及2008年的大選風頭最健的回教黨,也被稱之為伊斯蘭黨。

事情的導火線似乎因雪州行政議員哈山阿里而起。他在308之后,被回教黨推薦成為雪州政府的行政議員,負責掌管回教事務。初時還算展現團隊精神,后來逐漸獨樹一幟,處處以宗教為出發點,包括不贊成24小時零售店售賣啤酒;在數月前又因宗教局官員突襲教會的慶典,也被哈山加以袒護指說在執行任務,以免回教徒被灌輸其他宗教思想;而最近的发展則傳出他將在來屆大選被黨割愛,因得不到區會的足夠支持。他則放話即使不被派上陣,也無所謂,他到死也要捍衛伊斯蘭教。

雖然哈山阿里一再被黨內所容忍,但他的出位言行顯然令伊黨陷入尶尬的處境。例如他不久前致力主張回巫會談(回教党已通过不再会谈),也表明若被首相納吉委以重任,他也會接受。這就顯示出他已不再受民聯政綱的約束,也可以不聽從伊黨的指令,可以隨心所欲的把自己塑造成宗教“導師”。林吉祥形容他在捍衛宗教局突襲教會宴會事件上反映出他是雪州政府掉隊人。不寧唯是,前伊黨署理主席納沙魯丁也加入哈山阿里的合唱團,兩人一唱一和成為主張回巫團結的急先鋒,更甚的是,哈山阿里批判伊黨改以鼓吹福利國是乖離創黨原則。因此他堅持為建立伊斯蘭國而斗爭,他指責黨內的所謂開明派向民聯妥協。

在這方面,伊黨的總秘書慕斯達法阿里痛批納沙魯丁與哈山阿里是因為黨選后失去高職而對黨萌生不滿。副主席馬夫茲更提出,若對党不滿可以退黨。

納沙魯丁原本是伊黨的署理主席,他被視為是哈迪阿旺的接班人,也曾在2000年時代表伊黨參加馬尼拉的公開政治論壇,全面闡述伊黨的政治方向,他在當時已明確提出伊黨是建立在伊斯蘭教的理念上,且視其黨早期的署理主席朱基菲教授是黨的绘测師,並形容這位長期與伊黨黨主席布哈魯丁爭第一把交椅的人是傑出的宗教學者。雖然朱基菲教授当不上黨主席,也于1964年因車禍逝世,但其精神在后期(90年代之后)被伊黨的宗教派人士視為指路明燈。正因為他們兩人是宗教至上的維護者,也是馬來人團結的鼓吹者,并在308政治海嘯后,影響黨主席哈迪阿旺不反對回巫對話,以致發生了与前首相阿都拉開展秘談,可惜無功而返,但也埋下種子,成為挥之不散的一種輿論,以促成回巫組成團結政府。

不過,不論是納沙魯丁或哈山阿里,他們在黨內的表現並未取得黨員的廣泛認同。因此在今年的黨改選大會上,納沙魯丁捍衛第二把交椅不成,輸給了末沙布。這后者被視為開明派,被列为具有左翼思想的“埃爾多安”派。他能脫穎而出說明了回教黨內開明派系占上風,也珍惜與民聯的合作。哈迪阿旺在后期顯然認同了“埃爾多安”(土耳其總理的名字,他統治一個開明的回教國家)派的斗爭方向,近期的大力提倡建立福利國即為一個例証。

伴隨著黨選的改变,哈山阿里也失去了雪州回教黨主席,只保留中委,但他及納沙魯丁被慕斯達法阿里揭開在黨選后絶大部份缺席了黨中委和雪州中委的會議。他進一步指責他們“已然陷入巫統要削弱伊斯蘭黨的圈套。可以預见,在未來的日子,伊黨極可能會因政見思想的差異而爆發一場大論爭。”

就历史而言,伊黨的內訌與分裂並非新鮮事。過去曾有發生,特別是在1969年大選后,伊黨被邀請參加聯合政府(1972)及加入國陣(1974)后,黨內的斗爭已逐漸浮上台面。一邊是黨內的反對派一直不滿黨領導參加國陣,只益了少數頭頭,而未惠及大部份黨員。隨著1974年大選落幕后,伊黨在吉蘭丹终于启开了斗争序幕,黨通過了對丹政府的不信任動議。一連串的斗爭在吉蘭丹州釀成暴亂而遭致中央接管;进而导致伊黨于1977年被國陣開除,结果伊黨陷入分裂和內斗,無法面對巫統排山倒海的沖擊,也就在1978,1982及1986年的大選輸到抬不起頭來,直到1990年在46精神黨的支持下,伊黨才又再奪回吉蘭丹州政權。

自此之后,伊黨十分重視內部的團結,也絶少發生內訌。所以得以在1999年的大選,借安華效應,崛起成為最大贏家,一連控制兩個州政權(吉蘭丹及登嘉樓),也擁有27名國會議員,頓使行動黨及國民公正黨黯然失色。

繼后,在2008年,又再一次因安華神話再造一場政治海嘯把國陣傷得遍體鱗傷,在一夜之間扶起伊黨連奪三州政府(吉蘭丹,吉打及霹靂执政一年)。雖然伊黨的國會議席較公正黨及行動黨少幾席,但它的議員並沒有發生好像公正黨的退黨風潮,伊党也就被認為是個堅定與團結的政黨。

詎料轉入2011年,伊黨的內訌竟然白熱化,而且也沒有跡象顯示領導人正積極进行調停,反而是輿論製造了黨中央與失意派及宗教派發生爭執與沖突。如果伊黨無法及時撲滅后院起火,則很可能影響伊黨在來屆大選的表現。

若是伊黨有所閃失,則損失的不單是伊黨,也是整個民聯的團隊。換句話說,伊黨絕不能掉以輕心。

但現在看來,分裂好像不可避免。這對民聯來說,也許是2012年的另类“政治大地震”。事實是否如此,我們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1年12月27日《光华日报》

口水战带出大课题 (直挂云帆)

若与过往的民主行动党的内讧比较的话,卡巴星与拉马三美的“口水战”算不了大件事,只能当成一段插曲,不是吗?在三位巨头的所谓调停下,根据淡米尔文报的澄清,纯属一场误会,也就落幕了。这种干净利落的手法一日之间将所有的争议一一化解,实在是快刀斩乱麻。

由于行动党中央出动了林吉祥和曾敏兴,卡巴星火气再大也只好接受“调停”,不再向外发话了。同样的,拉马三美没有卡巴星的资深,只需元老晓以大义,也就“沉默不语”了。

但拉马三美和卡巴星抛下的争议课题解决了吗?没有,第一道课题是卡巴星先提出来的,他不久前曾建议:由于情势有变,行动党不再是过往的反对党了,因此未来的候选人只能择其一而行之,不能再一人打两个议席(国和州),但他马上又补充:林冠英例外。

由于课题留下了尾巴,行动党中委会一直未能形成一个议案,也就是说对卡巴星的建议“不置可否”,但又不便公开反对。

因为课题的悬而未解,忍不住的拉马三美于是发话了,他要在来届的选举捍卫国和州议席。这就意味着他要与林冠英一样,享有双重权利。而在他看来,他并没有剥夺其他人的利益,他本来就是双元议员。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行动党同意吗?例如在今年4月的砂州选举,其州主席黄和联不是挟国会议员的身份攻打州席吗?

还有,直到今天为止,曹观友、倪可敏、倪可汉、郭素沁、陆兆福等都没有表态,因此要形成一个议决案,也还真不容易,除非党中央已取得共识,不然拉马三美表明要捍卫国和州席不算违反党纪。

至于第二道课题涉及女性参政权的比例,拉马三美所谓的三名印裔女性候选人是指槟州或全国,也交代不清楚。根据我们理解,行动党的妇女组章瑛一直是争取30%女性的参政权,也就不能指说拉马三美错了。不过行动党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形成一个议案,表明未来大选要派出30%的女性候选人。
因为这两个课题触及了行动党的神经线,直到今天未有进一步的行动指南,也就引发了卡巴星和拉马三美的各说各话的口水战了。所谓“教父”与“军阀”之争,显示了义气多过实质;而实质是争议背后的课题,不是字眼的问题。

其实卡巴星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今天的行动党林子大了,专才也多,党员更是激增;尤其是在一些州已成为执政党(槟州和雪兰莪),自然需要考虑作出调整和改变。

虽然过去林吉祥和卡巴星也曾是国州议员,但在1999年两人输掉国州议席后,就不再参与州议席选举。因此卡巴星在此时提出一人只能攻打议席的建议也不会得罪林吉祥。同时他也巧妙地为林冠英留了后路,在他看来,算是不伤大雅的合理建议了。

让我们回头来看看国阵的历史。当民政的林苍祐在1969年上台担任首席部长,并在1974年加入国阵后,他仍然被允许捍卫国席。但在1978年大选时,林苍祐就以政务繁忙为由,不再出征丹绒国席,虽然民政仍保有这项特殊安排让林苍祐继续留守国席。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马。在1985年当团结党在沙巴异军突起,夺得州执政权后,出任首席部长的拜林一直都在捍卫其国会议席(间中在1990年退出国阵,但在2001年又重返国阵,在2004年出任副首长至今)。直到今天,他还是国州议员。

在砂拉越,于1982年出任首席部长的泰益玛目,也是一直担任国会议员到2008年不再上阵。由此可见,巫统对于后来加盟的政党采取较为宽松的灵活政策,不像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一人只能攻打一个席位。

曾经加入国阵的回教党也享受过这样的特殊待遇,例如曾任吉兰丹州务大臣的阿斯里也是国会议员,他后来放弃州务大臣职,升任联邦土地部长(1972年)。即使回教党在1977年退出国阵后,也对党领袖有破例。比如在1999年出任登嘉楼州务大臣的哈迪阿旺,也是国会议员。虽然后来失掉州政权,但未影响他攻打国州议席。

其中一个更特殊的例子就是原吡州务大臣尼查在失掉州政权后,仍被回教党派上阵补选(峇都干东)而胜出。他目前是身兼国州议员。

从这样看来,一个人是否攻打国和州议席,取决于党的决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基本上,除了十分特殊的情况外,一个人只打一个议席是比较符合公正与平等的原则。当行动党已壮大起来,且表达具信心迈向布城之际,则其本身作出必要的调整,以提供机会给更多专才也是在情理之中。为此,慎重地深入讨论卡巴星的建议是时候了。

另一方面,行动党也不妨起带头作用,尽量提拔更多女性参政。如果一时之间做不到30%的比数,但也要尽量做到20%。既然行动党一向以来不鼓吹女性在自己的小天地打滚(比如不十分重视妇女组的组织,但要求女性加入领导层的数目被提升),那么身为妇女组主席的章瑛努力提高女性的参政权不仅是任重道远,也是当务之急,以反映出妇女与男人一样,可以肩挑重责。

虽然我们还不能够真正落实“妇女撑半边天”的平分秋色的局面,但起码不再边缘化女性参政倒是可以办到的。在这个前提下,拉马三美有此开明想法也是不错的,毕竟在我们的政坛,男性掌控大局由来已久,也是时候让女性出人头地了。

既然卡巴星与拉马三美的骂战暂时落幕,行动党可趁此机会分析和研究这两大课题,否则在临到选举时,又会出现脚步不齐的内部倾轧。

所以说,卡巴星与拉马三美的口水战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它揭开了存在党内的僵持已是浮上台面了。对未来的大选排阵,不能说没有影响,这就看林冠英如何布阵了。

刊登于2011年12月22日《东方日报》

所谓“最佳候选人”评议 (天下纵横)

国阵主席纳吉说,大选要放最佳的候选人出征,不论其年龄和性别,只要胜出即可。但关键是谁才是有胜算的候选人?这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它不具备“必胜的理所当然”,因为在竞选中没人可以打保票他一定胜。所以“最佳候选人”之说是有争议性的,不能放之四海皆准。

马华的总会长蔡细历也说马华会派出有胜算的候选人,但准则又是以什么作为标准呢?比如翁诗杰回到班丹区代表马华出征,是包赢的吗?按翁诗杰来说,他会胜利,至少他认为他本身是最佳的候选人;但若按蔡细历的思路则是未必,理由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秘密,他们是一对冤家,不咬弦的政治对头。

其实,所谓最佳候选人是与政党和政治大气候息息相关的。打一个例子来说,社会正义党(社正党)的陈志勤在1978年派其徒弟陈胜尧守甲洞国席本来是十拿九稳的,但遇上行动党拦路,没有所谓反对党阵线这码事,也就败下阵来,输给国阵的候选人陈忠鸿。

不过,当陈胜尧在1982年转投行动党后终在甲洞胜出,说明了适当的候选人或“最佳的候选人”也要得到有势力的党的扶助,否则还是不能成事的。就这样陈胜尧在行动党旗下一直当国会议员直到今天。如果他当年依然坚守社正党,恐怕他会灰心而退隐政坛的。

再举一个例子,1990年大选时,曾红极一时的曾永森在脱离民政重回马华后,得到党的相助,静悄悄地在槟城北海麦曼珍州议席提名。他之所以“低调参选”是不想未捷前就成为民政的箭靶子,因为以他的大有来头的人物转打州议席会被认为有所为而来,最低限度也能担任州行政议员。讵料在大形势倒向行动党下,马华竟在州议席选举中又再一次全军覆没(1969年是第一次全军覆没),连同曾永森也失败了。

这一年刚巧是林吉祥打败林苍祐,如果曾永森胜出而马华的议席不会太少的话,首席部长或可能归曾永森,而不是后来的许子根。可惜马华不争气,而民政也保住了7席,才有了许子根时代的降临。这又反映出所谓“最佳的候选人”是不能打保票的。

当然也有最佳候选人真的一出场就胜券在握,那就是1974年的大选,马华为赢回升旗山国席,不惜邀请被槟城人民津津乐道的前总警长马骐骝代表马华出征。虽然马骐骝是个党性不强的“铁腕人物”,但他真的给马华带来幸运,将行动党的候选人压了下去。

可是这样的选人不选党的例子毕竟不多,也只能列为特殊个案处理,不然在1995年大选时,马华不经意派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是不会当选的,因为他们既没有知名度,也不是专业人士,但在大风吹下,马华结果扬眉吐气,又胜回9个州议席。这也说明了当民心转向执政党时,即使派出不强或知名度不高的候选人也能胜出的,林锦顺、李学德及吕亚利就是“时势造英雄”的当选人物,他们一下子成为Y.B州议员。

同样的,在2008年的政治海啸前,谁会想到行动党会暴热?谁会想到槟州又再变天?完全是震撼中的惊愕,反对党派出的陌生候选人个个都探出头来。这就是说,能否当上议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要看运气的。因此所谓最佳候选人若与大气候和民心背道而驰的话,也是要落空的。

说来说去,只能说某些人是比较合适的候选人,某些人是比较不合适的,但他们能否中选议员则要靠时运来说话了。在很多时候,是选党不选人的,所谓“选人不选党”一般上是不易办到的。因此一个政党能否胜出,候选人不是最关键性的,也不能过于迷信个人的魅力,党的路线和方针乃至承诺才是最关键的。

刊登于2011年12月19日《号外周报》第561期

人联党的今与昔 (跃马扬鞭)

东马砂拉越虽然与西马隔了南中国海,但它和西马的政治历史比较接近,比起沙巴来,砂拉越与西马相似的地方还真不少。

首先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砂拉越与马来亚的共同点是早年左翼力量比较强大和明显。例如50年代即立足于马来亚政坛的劳工党和人民党,当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就结成左翼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两年之后,一个左翼政党取名人民联合党(简称人联党)也在砂拉越诞生了。这个政党与马来亚的劳工党在意识形态上是服膺于社会主义的,乃至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对新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响往。

其实在社阵与人联党成立之前,左翼势力已分别在马来亚和砂拉越落地生根,前有马共及其外围组织;后有砂拉越解放同盟。当英殖民政府对左翼政团大举镇压之后,也就在另一方面允许较为温和的左倾政党出现,社阵和人联党正合其时先后运应而生。但在后来两党走向比较激进的路线,高举左翼社会主义大旗;尤其是1961年“马来西亚概念”被东姑阿都拉曼提出后,左翼政团就群起而攻之,并结成一个反对马来西亚阵线,五邦的左翼政党介入其中,当然也包括马来亚的社阵和砂拉越的人联党。

打从那个时候开始,不论是东马人或西马人都视人联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翼政党,而人联党也当之无愧亦当仁不让成了领导砂拉越公开左翼统战的先锋队。

当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后,人联党更是旗帜明显地高举反对马来西亚的旗帜,间中也有人联党人转入地下斗争。在后来地下的武装组织也被称为砂共,而人联党继续坚持其宪制斗争,参与各级的地方选举,并取得不俗的成绩。这个时期的人联党与西马的社阵有太多相似的地方,自然结成了所谓“兄弟同志党”的情谊,互通声气。

不过在1969年,虽然西马劳工党杯葛大选,但人联党并没有跟进,两党开始有了一定的隙缝;特别是1969年大选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事件(西马)后,砂人联党正在酝酿转变,参加了1970年的砂州大选。选后人联党来一个急转弯与西马的联盟(巫统)达成协议,参与了砂州联合政府。

至此人联党已不再与进入沉静状态的劳工党“暗渡陈仓”,而是堂而皇之的脱胎换骨,从一个左翼的反对党转而成为执政集团的一个成。如果不是巫统向左转,那就是人联党向右转了。

正在这个时候,人联党找到的一个新交和知己,那就是在槟城州起而执政的民政党,也给予人联党一个机会与西马的左翼政团厘清关系;尤其是当劳工党在1972年走进历史后,人联党基本上卸下一个思想包袱。

而卸下更大的包袱是1974年砂共走出森林,与政府达成和解协议,人联党不再有后顾之忧而轻松上路。这一年它加入联盟扩大后的国阵。这就是说,人联党完成了从左到右的蜕变,在理念上与西马的民政党十分相似。

不幸的是,人联党因执政过久,产生民怨而不以为意,在2006年的州大选失掉6个州议席。未想这一严重的警钟并未给人联党带来醒觉,反而是依然故我不做改变,直到2011年4月的砂州选举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后,才知道大局不妙,有“大势已去”的危机。因为在这一场战役中,人联党只保住6个州议席(4个属伊班族议员),输掉13个华人州议席,与308后的民政党比较,不啻是难兄难弟了(民政在槟城输掉所有的国州议席,伤得最重)。

本来人联党应在“浩劫”后来一个改头换面和深刻探讨败因,并进行急切与必要的改革。可惜一切空雷不雨,从2006年的改革不成到2011年的保住半个人联党,不免让人仰天长啸。在没有半个州议员底下,人联党又如何面对行将到来的国选?在砂州政府内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陈华贵此刻的心情或与许子根一样,领导一个没有在大本营拥有州议席的政党,也真叫人前尘往事不堪回首。不知陈华贵将如何收拾破碎的“山河”?

刊登于2011年12月19日《南洋商报》

回首卡巴与拉马来时路 (现代春秋)

民主行动党两“巨头”骂战升级,使到槟州代表大会蒙上阴影。吊诡的是,党中央或党领袖并未能马上形成一种“压力”来缓和对峙的局面,也因为看来是个棘手的问题,党的干部也不便多言。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两人不是泛泛之辈,站在任何一边都会“开罪”另一边,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在党员的“沉默”底下,却是让课题延烧,一边是党主席卡巴星吃不消槟州署理主席,也是副首席部长的拉马沙美在印文报上发表谈话说会有三名女性印裔候选人将在大选派上用场,而他本身也将捍卫现有的国州议席。

卡巴星认为拉马三美越过了头,他不具权威发表这样“透露消息”的肯定话语,因为中央也未形成一种议决。因此卡巴星说党内不允许“军阀”的存在,此意味着拉马三美不能代表党说话。
另一方面,拉马三美也不甘示弱,既不允许“军阀”存在,当然也不允许“教父”的存在,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但被认为是针对卡巴星做出反击。

这一下子两人借着党代表大会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舌战,卡巴星要拉马公开道歉和收回“教父”字眼,不然将提交党纪律委员会处理,这显然是向拉马下“哀的美敦书”。

讵料拉马以牙还牙,他说他不是针对某个人,因此他不明白道歉的意思。他甚至扬言不恋栈官位,如果因此他要退党的话,他也会坦然接受。

虽然在大会上拉马有意与卡巴星握手,但在争端未解决下,后者也就拒绝了。这留下一个谜团,行动党或说林冠英要怎样解决这敏感又微妙的争议呢?即使要求低调处理,彼此不要再“唇枪舌剑”,但不意味着心病已解除。

不论行动党采取什么方式缓和争议,但肯定的是伤害已经造成,不会是没有冲击和负面影响的。或深或浅胥视党如何把伤害降到最低。

在这方面,行动党已委任三人小组处理“危机”,他们是林冠英、林吉祥和曾敏兴。现经淡米尔报澄清与更正拉马三美的言论后,三人小组说此风波已落幕,也让行动党松一口气,真是快刀斩乱麻。

其实,行动党内争与内讧在过去较为常见,近年已大为减少。今天的“内斗”不过是一个插曲,比起过去的内讧,只能算是“小儿科”。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卡巴星就是1978年槟州行动党大分裂的导火线之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1978年初,党中央在林吉祥主导下,决定派卡巴星移师槟城(他在1974年在亚罗士打当选州议员)。这和时任行动党槟州主席的叶锦源起冲突,后者坚决反对卡巴星“入主槟城”。因为叶锦源在1974年领导行动党参加大选无功而返成为他的弱点,也就在和林吉祥较量上屈居下风。

当时的林吉祥声望如日中天,他不理会叶锦源的反对,也借时机另组成新班底(彼德达逊和陈毓书的配合),并采取严厉的纪律行动对付叶锦源派系的挑战。在不敌林吉祥下,叶锦源只好退出行动党,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简称“社民党”,在1978年的大选和行动党争长短。可惜叶锦源斗不过林吉祥的名气,就这样卡巴星在日落洞区胜出成为国会议员。换句话说,卡巴星之所以顺利进驻槟城,完全是林吉祥用个人信誉与不惜面对党分裂下,保住了卡巴星。因此说卡巴星欠下林吉祥一个大恩情,实不为过。如果没有林吉祥就不会有今天的卡巴星。

卡巴星在时来运转下,从1978年当选日落洞国会议员直到1999年被民政党的李家全击败(正因为这样,他与后来加入槟州政府的李家全有解不开的心结),一共担任21年,因而赢得了“日落洞之虎”的美誉。当然令他咽不下一口起的就是1999年的“虎落平阳”,一直到2004年的大选,卡巴星才又再探出头来,不过他已移师武吉牛汝莪,不再是日落洞之虎了。

虽然卡巴星很怀念也很享受日落洞给他带来的荣誉,但也对他本身的跌马耿耿于怀,这一年(1999年)与他一同失手的还有林吉祥(他从丹绒移师升旗山,不幸以百余票败给民政的谢宽泰)。探究其因是行动党第一次与回教党直接合作,而被对手摸黑为向“回教国”靠拢,致使华人选民转向投执政党。卡巴星与林吉祥这一对难兄难弟饱尝了失去国会议员之苦(1999-2004),林吉祥也是在2004年东山再起,但他已移师怡保,不再眷恋槟城。

卡巴星在法律界的地位成了他的强有力的政治筹码,因此当林吉祥在2004年卸下党主席重职时,卡巴星接了上去,以保持党的多元性。

至于拉马三美他与卡巴星不是同一类型的人,他原本是在学术界发展,是大学的副教授,因拥有“妒世愤俗”的思想,在后期加入了民主行动党。他受到党的重视,因为他是印裔社会的著名学者。

2008年是拉马三美时来运转的一年。他本来只被党分派攻打国席,那就是峇都加湾,但行动党怎样算也算不到许子根最后会挑选峇都加湾国席。这一下子,行动党又紧张起来,担心拉马不是许子根的对手,很可能败下阵来。在苦思底下,党在关键时刻要求章瑛退出北赖州议席提名(据知她的竞选海报已印就),让位于拉马三美,以便拉马若输掉国席也有很大的机会赢得州议席。
然而任谁都没有想到拉马竟然会连中两元;更没有想到反对党可以翻盘,上台执政。

就在308开票的当晚,有消息传说,新政府将取消副首席部长之职,后来行动党的林冠英即刻否认了,这就意味着至少有一名马来议员会出任副首席部长(如果我们翻阅旧报纸,卡巴星在1990年当许子根委任巫统的依布拉欣沙亚为副首长时,他是大力反对的,理由是槟州宪法没有副首长之设,但这等抗议不成立,因为联邦宪法也没有副首相之设,却没有人挑战首相不可以委任副首相)。

在当时,没有人不会想到会有一名印裔议员被委为第二副首席部长,因为按传统从来没有这个职位之设。虽然不论第一副首长或第二副首长的真正职务是行政议员,但不阻止首席部长作名衔上的调整和安排。果然意料之外,拉马三美当了开创历史的“副首席部长II”。有消息说是卡巴星的“穿针引线”,不知是否真有此事,还需要林冠英出来表态。

既然拉马三美是政治幸运儿,首次参选即登“龙门”,那他应该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官衔,不要情绪波动而意气用事于一时。

当然拉马有权利自我走人,党也有权力换人,但在此时此地,在大敌当前下,拉马与卡巴星冰释前嫌,看来对行动党也是当务之急。如果他们还在持续冷战,也只好祈求上天保佑行动党全胜,这就是今日行动党的写照。

刊登于2011年12月19日《光华日报》

(延安之行三)毛泽东在窑洞打天下 (直挂云帆)

如果说中国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阙千古绝唱的史诗,那么延安就是中共一统中华的革命神话。前者是为求生存而被逼走出了一条血的道路;后者则是为求安身立命而不期然地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因此长征是井冈山的延续,而延安则是长征的延续。当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吴起镇前,延安一带已存在了红军游击队。根据历史纪录,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在1931年初由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游击战争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在陕北边区和陕北建立了革命武装。1935年2月,谢子长逝世,由刘志丹击退了敌人的“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一带,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在这个地区(拥有廿多个县)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

1935年,徐海东率红廿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廿六军、红廿七军在延川永砰镇会师,全部归纳为红十五军团。

在陕北根据地,除了谢子长(1934年重伤,翌年逝世)及刘志丹(1936年东征时牺牲)外,另外著名的人物如习仲勋(1934年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就是当今中共未来接班人习近平的父亲)及高岗(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出任新中国副主席,军委副主席。1954年被控反党罪名,自杀身亡)。

当毛泽东的剩余红军来到陕北后,也解决了红十五军团的“内讧”,毛泽东认为逮捕刘志丹是错误的,应予释放,反对自家人的肃反。就这样,毛泽东的红军也顺利地从吴起镇到达直罗镇,然后于1935年11月10日移居瓦窑堡,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瓦窑堡设立了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瓦窑堡,毛泽东建立了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日力量的大联合。这个时候,日本的威胁已逼在眼前。

这之中的过程有一个吊诡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基本上是与红军联成一气的,目的是要抗日。张学良尤其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杀父(张作霖1928年被炸死)之恨。但为演好一场戏,中共中央于1936年5月从瓦窑堡撤出迁至保安,以便张学良能向蒋介石交待“剿匪”的成果。

即使如此,铁了心的蒋介石就是不接受张学良的苦劝,死也不与中共联手抗日,因而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它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城虎采取“兵谏”,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经过反复的谈判,蒋介石同意联手抗日,也就获得释放(12月24),但他却用计谋将张学良囚禁,然后押至台湾,直到1990年将之释放。张已于2001年逝世。

因为蒋介石被逼停止内战,中共得以在1937年1月和平地进驻延安。从那一刻开始,延安成了中共的心脏,它的名声也开始远播海内外。

有一位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位接触毛泽东的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于1936年6月由北京闯入陕甘宁边区。虽然他是在西安事变前就采访毛泽东,并了解了中共的组织实力,但他的闻名于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则是在1937年10月出版的(美国人斯诺生于1905年,逝世于1972年。1930年开始来中国进行采访生涯,对中国有深切地了解,也在上海目睹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件及1932年的“淞泸”之战。虽然他长期在中国生活,与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十分熟练著作不少,但使到他一举成名的则是《红星照耀中国》这一本巨著。也因为这部原著很快被翻译成中文而成为中国人热切阅读的书籍(为避开国民政府的查禁,中文译本用了《西行漫记》1938年),它第一次揭开中共的真面目,也让许许多多的人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这样形容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也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拘,但是对于工作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的态度使人感觉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当机立断的魅力。”

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果敢决断的人,所以他倾全力地支持组成一个广泛的抗日统战,以向日本取回东北三省。

但日本的野心显然不满足于东北一隅。它在1937年7月7日悍然制造“卢沟桥”事件,藉故展开全面侵华的暴行。这样一来,中华民族已来到最危险的时刻,也就促使中共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号召中国人民参与抗日行动。蒋介石在眼见日本军国主义者暴露了并吞中国的野心后,也在勉为其难下,达成真正的中日抗战。毛泽东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937年8月19日)。它的重要意义是蒋介石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是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与此同时,表面上虽然由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但实际上八路军有其独立自主性,由朱德与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与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及邓小平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三个帅。第一一五帅师长林彪、第一二〇帅师长贺龙及第一二九帅师长刘伯承,全军编制4、5万人。

毛泽东靠着这一支坚强无比的队伍,将八路军不断向前推进,它成了中国军民抗日的先锋队。
到了同年的10月,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由叶挺及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地充实力量,到了1938年底,两大军队已和日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俘5、4万多敌人。此时八路军已发展到15.6万人(原本4.5万人),新四军也发展到2.5万人。
就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遇上的克星不是蒋介石,而是在从苏联再回来的王明。他挟着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成了中共的实权领导人,企图排斥与否定毛泽东的战略。例如王明认为中共力量相对弱小,中国的抗日应依靠蒋介石的国民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是间接上否定八路军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是毛泽东所不能苟同的。

在此关键时刻(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发表了两篇名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论持久战》,全面和有系统地驳斥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的地位也在抗日时期得到巩固和加强;王明的影响力也相对减少了。

尽管在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敌,且在日本扶持下,于1940年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打对台。但汪的目标还是针对中共的八路军。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反映在蒋介石的1939年7月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与“防共”和“限共”乃至“反共”的反动政策,给抗日战争带来严重的打击。

毛泽东为防止抗日战争在妥协下,将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他在1940年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一文。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意味着毛泽东已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方针,摆名中国要摆脱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桎梏,只有朝向社会主义大道迈进。

在这个大方针下,毛泽东在延安坚持了抗日的斗争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它既不是蒋介石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更不是汪精卫之流的卖国政策,而是以延安作为抗日的大本营。

可以这么说,从1935年长征后到1940年抗日进入胶着状态之际,毛泽东经过内外交困的斗争,显然已崛起成为一代“风流人物”。在陕北流行的“东方红”这首歌就这样在延安传开了,后来变成全中国和全世界所熟悉的一首歌,用以歌颂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成了人民的大救星。

刊登于2011年12月15日《东方日报》

三苏的言论自我设陷 (天下纵横)

有些事是不需要画蛇添足的,也不需要逞英雄的,偏偏公青团团长三苏伊斯干达就莫名奇妙地提出“修宪确保马来人当首相”的言论。虽然事后安华有为三苏打圆场,说这是他个人向巫统的挑战,绝对不是公正党或民联的立场。但三苏依然坚持其做法是要挑战巫统是否有诚心维护马来人的政治权益。

不论三苏如何辩解或说是针对巫统而发言,都是不明智也是笨拙的政治手段。谁不知道巫统是靠捍卫马来人起家的?谁又会相信巫统背弃马来民族?自立国以来,巫统给人的印象和其立场就是马来民族的捍卫者,或者在有些方面被批评只照顾上层而忽略中下层,但整体而言,巫统还是马来人的首选。即使在308面对政治海啸的冲击,巫统仍然赢得70%的议席(2008年参选117国席,胜了79席),它并没有失败,而之所以失掉5个州政权(后来又“收复”吡州),主因是国阵友党表现差劲,因此巫统一直怪责友党表现欠佳,不要倒过来怪罪巫统一党独大才导致友党失败。这就是说,巫统作为一个马来政党和主流政党,它的劲敌是回教党,如今又把公正党也列为主要对手,但任由回教党及公正党的议员数目和势力结合起来,也还未能取代巫统的地位。

正当马来人不认为巫统是“背叛”民族利益的政党时,三苏的“马来首相论”究竟是干什么的?他又想在马来社会争取什么呢?会有马来人相信马来政治有危机感?马来首相会有丧失的一天吗?如果都不可能的话,那三苏倒成了倒米的从政者,比起巫统来,他不是更“种族主义”吗?
因为任谁都知道建国以来,首相一职是由马来人担任的,华族从来没有挑战这一安排,即使1955年不是巫统胜出,而是拿督翁的国家党胜出,在1957年独立时,也还是由马来人担任首相的。因此在独立前后争论首相是东姑或是拿督翁也是多余的。因为在“胜者为王”下,自然是由巫统主席东姑出任,只是不论哪个党执政,首相是马来人已是不争的事实。

就拿1999年大选来说,若是反对党联盟胜出,自然是由安华出任首相,否则就是巫统的马哈迪不可能会出现非马来人的首相。这是因为在约定俗成下,各民族已达共识。虽然在宪法上没有规定一定由马来人担任,但在选区分配下,巫统分配的国席已占一半。若不能打败巫统,就别想夺权。

在这种情形下,民联要步入布城就得依靠公正党和回教党来和巫统争一日长短。如果回教党和公正党未能成为大赢家,就不可能改朝换代。

但是这又与三苏的“首相马来人论”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三苏刺激巫统,而后者不修改宪法以“满足”三苏的挑战,马来人就会倒向民联而反巫统?这是太天真的想法。

诚然,没有人会否定公正党“夺权”的权利,但要有动人和让各民族各得其乐的政纲才算上策,如果一味以种族对种族,以种族挑战种族,其结果是社会的不安,而非国家之福。

因此,如果三苏要打出种族主义牌,请不要自我掉进“陷阱”,明知华人不会质疑马来人任首相,为何又要在一个以多元种族见称的公正党内提出不受欢迎的多此一举的建议?马来人不会感谢他(因他不提也一样是马来人任首相,没有所谓马来主导政治出现危机);华人也不谅解他(因他刺伤了华人的民族情感,不是华人要越位而上,而是这样的言论太种族主义了)。

就此而言,三苏的言论并不前卫,而是开时代倒车,还自诩是三国时的司马懿,真不知他在说什么?

刊登于2011年12月12日《号外周报》第561期

三线制尚不成气候 (跃马扬鞭)

人民党副主席辜瑞荣提出一个新奇的理论,那就是他要在马来西亚推动三线制,而不是两线制。他说,在两个月前与各非政府组织闲谈中同意结合力量形成三线制,也就是组成第三势力,以在来届大选用“牛头党”标志上阵。

在我们探讨三线制是否有立足空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人民党走过的曲折道路。首先这个党在布斯达曼于1955年创立时,就毫不讳言走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赓续于1950年被查封的马来国民党的斗争精神,但比起马来国民党更旗帜明显地以社会主义作为政纲。

1957年马来独立时,布斯达曼成功地拉拢也是左翼的劳工党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摆明是马来左翼与华人左派的大整合。但事实上,社阵是在华印社会找到立足点而不是在马来社会。例如社阵在乔治市市议会、马六甲市议会及居銮市议会取得控制权是因为城市的华人大力支持,连带人民党的候选人也中选。最具体反映的是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于1959年大选在华人集中的文良港当选国会议员;而在马来选区,人民党不敌巫统交白卷。这意味着布斯达曼苦心推动的左翼大联盟,在华人地区获得热切的响应,但在乡村地区则无法取得突破。

接着下来的1964年大选,人民党更是在国席全军覆没(社阵两席归劳工党的陈志勤和林建寿所胜)。虽然人民党未响应劳工党在1969年的杯葛大选,但前者在反对党大好形势下,也只有一人在槟州当选州议员。至于接替布斯达曼成为党魁的卡森阿末空有满腔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热情,也未能一展长才。

即使人民党难在马来社会取得立足点,卡森阿末还是不死心,在1974年的大选,尚且自身转移阵地在登嘉楼马来人选区提名,并也鼓励较多的华裔候选人角逐城市选区。无奈在大气候转移下,反对党被国阵打得七零八落,尚剩民主行动党在西马抗争。

在这之后,人民党也因卡森阿末的退隐政坛改由赛胡先阿里接任,他同样是位理想主义者。人民党在他的领导下,无从突破,只能退守成没有代议士的反对党。直到1998年安华跌马组成国民公正党后,才拉拢人民党组成反对党阵线(反阵)。虽然人民党是历史悠久的政党,有理想有抱负,但时代并不赋予它“天将大任”的重任,也就在四党联盟(另外两个是回教党和行动党)中叼陪末座。在1999年的大选中当回教党大唱丰收时,人民党依然一无所获,这使到人民党领袖感触良多,不但早期无法打开马来社会的局面,而且在后期也得不到华印社的共鸣。在时移势易下,赛胡先阿里于2003年将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虽冠以人民,实则是公正党的阵容。即便如此,赛胡先阿里想要在2004年到吉兰丹参加国席大选,也被回教党聂阿兹婉拒,指他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不适当在吉兰丹竞选。在受屈底下,赛胡先干脆不再参加竞选。

本来当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后,前者已走进历史,但意想不到的是,那些不跟随赛胡先加入公正党的党员竟意外地在2005年“复活”了人民党。这一下子,人民党又使赛胡先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他只能说人民党已完成历史任务,但又不能否定人民党又“死灰复燃”。不过,经过这一场洗礼后,人民党似乎把重点放在华社,不再视本身是一个马来政党。如今它更扬言要参加下届大选,且已圈定攻打3个国席,俱是人联的城池,可见也是冲着民联而来。

虽然如此,在两线制被大力鼓吹尚未稳固,且在来届大选备受考验之际,辜瑞荣此时提出第“三线制”是现实的吗?是明智的吗?抑或使局势更加复杂?倒是值得深思的。

无论如何,未来的大选仍是两线制成为主轴,三线制或第三势力的涌现尚未成熟,一切言之过早。若是参选,也图个热闹,对国阵或民联来说,也不具威胁,或只能对双方产生一些不明显的牵制性作用,但不具关键性作用,不知辜瑞荣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1年12月12日《南洋商报》

21.12.11

卡巴星•林苍祐•朱炳钦 (现代春秋)

我的老上司朱炳钦局绅(我最初进入星洲日报工作时,他是我的采访主任)忽然拨电给我,投诉行动党主席卡巴星对林苍祐的批评不对,与历史不符,要我写一些东西来驳斥。

朱炳钦是谁,我想许多人都不知道,容我稍作介绍。他不是民政党人,也不是早期的民主联合党人。他是50年代钟灵学潮时,被开除的68名学生之一。后来他进入报界服务。当林苍祐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时,有邀朱炳钦担任他的秘书,但言明月薪只200元,而且工作没有保障,因为是政治职位。

朱炳钦思前想后,没有接受林苍祐的建议,继续当他的新闻记者。虽然如此,他和林苍祐成了“莫逆之交”。而他果然也有“先见之明”,因为一年之后林苍祐在马华党内被排挤,不但未能在1959年的大选成为候选人,而且也在大选后到伦敦“养病”,直到1960年才回到槟城。

1961年,林苍祐成立他的民主联合党,朱炳钦对他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他把林苍祐当成偶像,但我曾问他为何不成为民主联合党的候选人(1964年)?他苦笑没这等“福气”,或者这与他的性格不适合从政大有关系。接着1969年当林苍祐转身成为民政党领袖时,他再次邀请朱炳钦上阵,且准备让他出征“安全区”,结果朱炳钦还是让林苍祐失望了。讵料这一届大选林苍祐竟告扬眉吐气,成了槟州的造王者。他的党夺得了槟州政权,而他本身也当上槟州首席部长。

这里头再说一个故事:当林苍祐在1969年5月11日前往槟州元首府(那时称作州长府)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时,他驾来的老Ford车找不到司机,也就叫朱炳钦代他驾回去,而他本身则坐着PG1号车到槟州政府大厦(当时设在海墘路)视事。就这样林苍祐开始了他漫长的政治顶峰的生涯,直到1990年大选失利后退休。

虽然林苍祐身边有很多的达官显要,也有不少“难兄难弟”,更有不少唯林苍祐马首是瞻的忠贞党员,例如已故的林维雄和温振祥,但对林苍祐形象的捍卫者,在我印象中,只有两个人,他们就是不久前逝世的许平城(曾任劳工党州议员,后来投进林苍祐门下担任槟州发展机构副总经理)及朱炳钦。

在他们两人面前,不论是得意时的林苍祐或是失意时的林苍祐,只要有人在他们面前数落林苍祐的不是,他们会即刻辩说和反驳,不容你来“破坏”或“损伤”林苍祐的形象。我曾亲身领教过他们对林苍祐的“不二忠心”,也为林苍祐收了这两名“好徒弟”感到庆幸。当林苍祐走后(2010年),当徐平城走后(22011年),朱炳钦可能是最后一名林苍祐精神的“捍卫”者和代言人了(至少是罕有的一名)。不过他似乎只从林苍祐身上得到一点好处,那就是被委为“太平局绅”。

因此我对朱炳钦的激动不感到震惊,但我也劝他请民政党人来驳斥卡巴星对林苍祐的不敬比较恰当。他坚持要我为林苍祐说公道话,不能让卡巴星将已逝世的林苍祐当箭靶来射。

我看了报纸的报道(12月5日),卡巴星这样说的,当年林苍祐以反对党的身份赢得槟州政权,过后选择加入国阵,是对人民的背叛。

虽然卡巴星也肯定林苍祐对槟州发展作了极大的贡献,但他说林苍祐在1990年上演“滑铁卢”,败给林吉祥,也显示选民当时对他有所不满。

朱炳钦不服气卡巴星对林苍祐的责难;尤其用背叛人民来形容林苍祐。因此他要我客观地评述这一段的历史。平心而论,林苍祐当年在执政后,面对的威胁不是来自联盟而是党内。因为党内有一股巨大的势力,在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的推波助澜下,企图一举推翻林苍祐的领导。这就是著名的1971年流产的民政“宫廷政变”。林苍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平息“内乱”和粉碎“夺权”后,他的政党只在州议会拥有12席(原本16席,总数是24席),地位摇摇欲坠,只要有一人背叛,整个江山就会变色。在这种情形下,林苍祐寻求巫统的合作已成为不可避之的选择,不然分分钟会倒台。此时他昔日的盟友敦拉萨伸出援手,拉他一把。民政槟州政府又稳固下来。1972年联合政府的组成证诸了林苍祐已与中央拉好关系,诸多大型项目也就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展了。1974年民政加入了联盟扩大后的国阵,意味着中央收编反对党成功(当年回教党也被收入国阵,如果说民政党背叛人民,回教党也没有例外。虽然1977年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但这是后话,在此不谈)。

当年(1974年)行动党的叶锦源就是以“背叛人民”为主调来掀起大选反风的,可惜吹不起。结局是林苍祐稳住政权,也意味着槟州选民接受林苍祐的加盟国阵和支持其领导。因此“背叛”之说已不能成立。

过后民政党虽维持主导政权,但面对巫统势力的崛起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到民政党也陷入较为尴尬的处境,以致有了林吉祥1986年的丹绒一役之战;更在1990年上演了“王者之战”的两雄相遇的困境——林苍祐对林吉祥。最后林苍祐失败了,也被逼离开政坛,但林吉祥也不是大赢家。接着下来的大选(1995、1999及2004年)行动党就直扑不起,仅剩一名州议员。因此民政与行动党的交锋,在那个年代是针锋相对的,而以前者较占上风。

唯有到了2008年政局才全面改观。行动党终于首次登上权力顶峰,夺得了槟州政权,但行动党的胜利与林苍祐的“背叛人民”拉不上关系,也不能老调重弹。其一是民政党领导已易人;其二民心思变不是因为讨厌林苍祐,而是厌倦了一党独大的长期统治而求变。这一变也就有了今日4个州政权归民联及余者和中央仍由国阵掌控的对峙局面。这又与林苍祐何干呢?因此卡巴星在此时重提林苍祐的背叛人民之说不仅与史事不符,也是对历史人物的不恰当用词。

刊登于2011年12月12日《光华日报》

9.12.11

(延安之行二)避开围剿开创长征 (直挂云帆)

虽然日本在1931年发动918入侵东北三省,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但国民党显然比较重视“剿共”,实行所谓“攘外先安内”的政策。

例如正当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之际,蒋介石却从1930年开始就对中共在江西与福建省地带的根据地开展了五次大围剿。

第一次是发生在1930年10月,蒋介石调动10万大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红军只4万余人。在“敌强我弱”下,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击退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围剿发生在1931年4月,因蒋介石不甘失败,又调集20万大军,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挂征,向中共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围剿”,但又被中共红军所打败。

第三次围剿发生在1931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企图彻底消灭红军。从7月打到9月,又是毛泽东占上风,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自此之后,赣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道,形成了中共革命根据地,控制21个城县,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红军人数也迅速地发展到15万人。1931年,也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定都江西的瑞金。接着中央苏区继续扩大,控制的人口已高达600万,红军也迅速增加至30万,形成一支令人生畏的战斗力量。

于是有了第四次的围剿。它发生在1932年5月。由于运动战发挥效力,毛泽东又再一次打败了国民军。后来因中共内部的矛盾和王明遥控的影响,毛泽东受到了党的批评和处分,被投闲置散。这又给了蒋介石另一个大好机会。

第五次围剿就在毛泽东失意时发生的,时间是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而中共方面不再是毛泽东坐镇指挥,而是听命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不懂中国国情,一开始就实行“全线出击”的冒险主义,使红军蒙受严重损失。中共苏区在国民军重重包围下,其北边大门广昌被打开,红军的保卫战失败,1934年4月广昌失手。到了10月上旬,国军又向根据地扫进。此时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和李德觉得大势已去,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仍有8.6万余人)。这就是说,红军不敌第五次围剿,才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才有了后续的延安的故事。

1934年10月15日夜,尚剩8万余名的红军,间中包括35名妇女(这里头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等人)。从江西突围行至遵义时,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主要归咎于博古和李德在战争中实行单纯防疫战略的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达成这一目的,会议议决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主要负责人;而毛泽东、周恩来及王稼祥三人组成指挥全军的三人小组。这样一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又确定其领导地位,不再被边缘化了。

事实上,当红军被逼大撤退时,整个队伍并不知道要往哪儿走才能取得立足的生存点,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说:“毛泽东说,在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他是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

这反映了长征时的茫然与毫无头绪。因此索尔兹伯里这样说:“它(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长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

为了鼓动士气,毛泽东在重新奠定其地位后喊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但不幸的毛泽东在此时面对党内另一大派系的抗拒,这个派系归张国焘所领导,他提出要“南下”,要到川甘康去,与毛泽东的“北上到川陕甘”唱反调。

虽然后来毛泽东的北进取得成功,但张国泰的破坏力也给红军造成一定的分裂(到最后竟是张国焘投奔蒋介石。当时是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而离开延安,与蒋介石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接头,从此他成了蒋介石的人,澈底背叛革命)。

无可否认的,在遵义时,红军仅剩3万人,到后来又增添2万新兵,但势力还是有限。毛泽东面临的是如何持续北上,于是有了四渡赤水迷惑国民党军队的奇妙游击战术。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佯攻,强行军和运用计谋,红军终于在胶平渡过长江。这段长江当地又称金沙江,江中流急滩险,难以航行。但红军只从对岸缴获了6只小船,载部队一批批摆渡过长江,用了9天6夜,顺利地闯过了天险。

下一个冒险是抢渡大渡河。这是一道在山间奔腾的急流,是整个长征途中最为困难的障碍。由于各方阻力,红军决定夺取泸定桥。这是红军北上的最后机会。这座桥由13根铁索组成,底下9根上铺桥板,做桥面以供行走。另外4根分别两边为护栏。但当时国民党军已拆除了大部分桥板,以为没有人会大胆且愚蠢地尝试从光铁索桥上过桥。

可是毛泽东还是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的战士手抓着铁索,身体悬吊在空中,一把一把地过河,无视前方敌人的炮火,也不畏下面是奔腾的急流。他们终于占领了北岸桥头。随后红军在铁索上铺上木板直奔北岸。

如果当时国民军炸毁铁索桥,毛泽东的长征事业可能就此告终,而敌人原本希望毛泽东的红军被困在大渡河,如同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军队被清兵在此一举消灭,结果是落空了。

当渡过了大渡河,红军已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北上。摆在前面的是大雪山。翻过了大雪山后,红军又必须爬上1.6万英尺高的山地,有成千上百的战士倒下去就不再起来。

继后,毛泽东的军队再用6天的时间走出了青海草地,这里是海拔8000英尺的高原,大部分时间都下雨,形成一个大沼泽,一片荒凉,没有人烟也没有生气。

红军选择走草地,是计算到蒋介石无法想象红军有这样的胆识。到最后红军必须翻越六盘山。毛泽东写了一道这样的词:“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1935年10月底,毛泽东成功地率领红军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与刘志丹和红25军会师。

在一年前离开江西时,红军有8万余人,来到陕西时,仅有5000人活了下来。他们饿了吃树皮野草,渴了喝自己的尿,饱尝风雨霜雪,闯过沼泽险滩,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关红军长征的部分,取自迪克•威尔逊著《毛泽东》一书)

这就是著名且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故事,因为有了长征,才有了延安的神话的诞生。所有这一切从井冈山开始到长征到延安,不过是十年间的事;而这10年间,既考验了红军的意志,也成就了毛泽东的功业。(二)

刊登于2011年12月8日《东方日报》

纳吉择日大选费思量 (天下纵横)

马来西亚的大选日期是最难猜测的,因为它完全由首相一人拍板。虽然首相得依靠相关人士及单位提供比较可靠的情报来作出决定,但一般上是以首相的意志为依归。在这方面,马哈迪的大选日是最为吊诡的,他并不按牌理打牌,而是凭感觉走。例如他明知在1999年的大选因安华效应对他是不利的,但他还是在安华声望如日中天时来个大选,因为他不信邪:一个被关押的人怎能遥控和发挥巨大的作用呢?大选结果证明马哈迪的直觉判断错了,回教党从中崛起,除夺下27个国席外,也夺得两个州政权。虽然安华的公正党收获不大,但也为回教党作了嫁衣裳,这是马哈迪始料未及的。

因为马哈迪的过于自信和轻敌,他第一次尝到选民掀起的反风十分强烈,而且是来自马来社会。
所幸华社并没有跟随安华的“烈火莫熄”起舞,不然马哈迪的国阵将失去更多席位。那一届,国阵勉强守住2/3优势,主要靠友党在城市取得胜利(行动党只保住10个国席)。

由此可见,虽然大选日期由首相一人选定也并不一定对国阵有利,反对党也有机会杀出重围的。
安华自此之后,一直成为国内新闻的焦点。尽管在2004年大选时,安华的声望已跌至谷底,以致反对党在那年的大选被阿都拉领军的国阵打得落花流水,但政治斗志顽强的安华却在2008年再站起来,并且以排山倒海之势给国阵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阿都拉的领导信心也受到严重的挫折。这就是说,不但马哈迪有失算的时刻,而且连阿都拉也澈底的失算,差点把政权拱手让予反对党。

正因为首相本身的抉择大选日期不是包赢的,对上位的纳吉来说就非战战兢兢不可了。本来我是较为相信大选会在今年内举行,因为在这个时间内,国内的政治气氛对国阵不算太坏,也逐渐扫除了308政治海啸的阴影。如果国阵不及时择日大选的话,留到明年的经济情况会更不明朗,包括国际经济将会面临下挫,进而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

虽然根据英文星报的分析,我国不会在今年内大选,且列出11个理由,但它没有否定大选不会落在明年初。事实上,按照政府最近以来的大小通分,让大人小孩都有红包拿的举动来看,大选的日子已不远了,否则日子一长,人们会忘记政府赐予的好处。

不论我们同意与否,未来的大选特色可以视为“红利大派送”。不但国阵送,民联也送,这是从没有过的大动作。若此风一开就不健康了。因为选民的责任是为国家选出可信赖的人组成政府,可信赖的人担任代议士和努力铸造一个两线制的政治平台,而不是贪图小便宜。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红包不宜常派,发展与直接援助会更加实惠。一个国家需要的是人民的安居乐业,免除天灾人祸的干扰;一个国家的人民所需要的也是建设和发展,以改造地方和居住环境,并打造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社会。

这就是说,老百姓希望的好政府是医疗、教育及房屋上下功夫,许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远远比给一些小惠来得重要和更有实质性的意义。

除此之外,我们与其天天在猜测大选的日子,不如把心思放在净化候选人方面,筛选一批有学识,有献身,也有骨气和气节而不会背叛选民的人出任候选人。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来届大选也是选民教训“政治青蛙”的日子。政治青蛙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令人厌恶的政客。他们既已丧失气节,也就不要高谈“为民服务”了,送他们回家睡觉吧!

刊登于2011年12月5日《号外周报》第559期

马华妇女组存废争议 (跃马扬鞭)

马华公会妇女组正酝酿一场思想斗争,以便做出决定是否要保留或解散。这虽然不是妇女组主席尤绰韬直接说的,但报章的报导这样说:在11月25日,马华妇女组主席在雪邦黄金海岸的渡假屋举行的脑力激荡会议上,亲自提出这项建议,以让妇女组探讨个中利弊。

其结果是大多数女青年团员表示赞成,而较资深的领袖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此究竟马华妇女组会否自动向母会提出解散,现在尚言之过早,但马华妇女组领袖有此声音,可见事态的发展已使到马华的妇女组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不能再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堆,继续视妇女组是能顶半边天的右膀(如果青年团是左臂的话)。这种自我膨胀的思想也是不实际的,因为放眼今日的世界潮流,女性政治家的出人头地不是没有,而是她们都不是靠妇女组起家的。

举例来说,缅甸的女权领袖昂山素枝坚持其政治理念,她搞的是群众运动,不是女权运动,也不怕逮捕和软禁,终于熬出头来。又例如,当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虽然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败给奥巴马,但选后仍被重用当国务卿,主要是凭其个人才智与条件走上政治高层,与妇女组织拉不上直接关系。

这就是说,西方和一些国家不兴政党妇女组这玩意儿,妇女组也无法生产与男人平起平坐巾帼英雄。但马来西亚自战后(1945年)以来,就有女性在政治上扮演不让男性专美的角色,前有马共奇女子李明,后有林苍祐急进党的爱将叶真宝(银行业巨子叶祖意的孙女)当选第一位女(市)议员。

在这之后,不再是个人独领风骚的年代,而是走集体路线展示政治力量。比如50年代形成组织且在60年代成长的巫统妇女组就是其中一个,但它一向来被认为在力量与影响力上是有限的。

由于这样,作为巫统政治伙伴的马华公会在初期并不重视妇女的组织,反而让路于60年代崛起的劳工党,其妇女组的力量确实深入穷乡僻壤,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为社阵(包括劳工党)站台和拉票,女性的威力在此时表露无遗。可见,左翼统战善于调动妇女开展运动。

可惜好景不常,进入70年代劳工党已因面对不间断的逮捕和党分支部的被查禁,也退出了政治舞台,规模强大而完整的妇女组因而走进历史。它在旺盛时期,妇女组不但是文娱表演高手,更是识字班及各类技能学习的推动者。

吊诡的是,当劳工党妇女组解体后,代之而起的不是马华公会,而是民主行动党。这个政党在1972年推动成立妇女组,可是它直到今天不鼓吹壮大妇女组,我曾为此议题与章瑛和张念群“交锋”,她们的答案是行动党提倡两性平等,争取妇女参政权30%,不会满足于成立妇女组(因为影响力有限,也不刻意在党内使妇女组成为社青团之外的另一个臂膀)。正因为这样,行动党的妇女组是各政党中最不起眼的,我们只知道有章瑛当主席,其他位置就似乎不重要了。她们还说,最终目标是取消妇女组。

反观在1975年急起直追的马华妇女组,其声势就十分浩大了。但从周宝琼当主席到今天的尤绰韬主席,妇女组又长进了多少?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虽然黄燕燕曾担任妇女组主席,但她的出任部长系因她是票选副总会长,不是以妇女组主席当上副总会长的。

自周美芬在去年潇洒走后,接位的尤大小姐就显得不自在,没有机会当副部长,反而是由当署理的王赛芝捷足先登当副部长。这难免使到妇女组有被边缘化的感觉。

当然马华声称有44万名女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足以在人数上压倒行动党,可是又为什么女将(议员)没有行动党多?这主要是马华派出的女候选人不多,而妇女组与青年团又不可能凌驾母体而成为主流的,只能依附母体而生存。

由于妇女组扮演的角色有限,即使在1992年有成立所谓女青年团局(如同巫统的女青年团),也是聊备一格的,不能与拥有女副部长的巫统女青团相提并论。

如果说马华妇女组人多势不大,则在1978年成立的人联党妇女组及1982年成立的民政妇女组,不论在人气与组织上,也都难望马华妇女组的项背,更遑论表现要比马华妇女组出色了。

如今连巫统妇女组的领导也存有争议性(纪委会主任东姑阿末李道胡丁就有此观点),则马华公会妇女组此时有此“解散”想法也是不足为奇的。说实在的,若妇女要顶半边天的话,跳出妇女组的框架,与男人一起争党中央职权,也许是新的和较为实际的尝试。但看来也不易成事,就看尤绰韬的了。

刊登于2011年12月5日《南洋商报》

金钱政治不值得鼓励 (现代春秋)

308政治海啸后,国家政治起了急速的变化,最明显的改变当以槟州最为显著。除了重演1969年的改朝换代外,也在施政上有明显的差别,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槟州政府在去年开始推动乐龄人士(60岁以上者)每年享有100元马币的援助金。根据统计,单在2010年就发放千万元以上,今年的数目更见增加。换句话说,槟州有逾十万的乐龄人士分得“天降馅饼”的红包。

这种派钱的动作在过去是没有的,顶多是提供回扣(如所得税多交会被退回款项或汽车路税有条件退税)或降低收费或免减罚款,似乎没有发生过老百姓可从政府的手中接过现款(虽然也是使用纳税人的钱给回老百姓)。这些乐龄人士拿了钱以后也向其子女或亲戚炫耀说以前只有缴税的份,如今世界倒转了,政府派钱给人民了。

大概是派钱最实际和管用,使得槟州政府又动脑筋给初生婴儿发红包,先是100元,现在是200元,还有小学一年级、四年级,中一及中四的学生也有100元的助学金派送。这一老一少的“红包”也确实让“天下寒士乐开了怀”。

当然站在政治的立场,政府派钱给人民自有其妙用和好处,以希望老百姓懂得“报恩”,无形中给民联政府加分。

但就在槟州政府“乐不乏疲”的时刻,中央政府也不遑多让,更是大手笔伸出援手,凡是家庭月入低过3000元者,可享有政府派发的500元津贴。大概有340万户享有,政府总共得拨款18亿元。
与此同时,中央也宣布所有的中小学生将获分派100元的援助金,小学方面总共发出5亿5千万元;而中六以上的大专生及大学生将获得200元购书津贴,数目超过2亿6千万元。

有人说中央政府此举是仿效槟州政府,但马上被驳斥,因为中央拥有更大的条件和资源给老百姓“嘘寒问暖”,所产生的冲击更是全面性的,不让槟城专美。

紧接着,也在中央和槟州政府斗智斗法争取选民的时刻,马华公会不落人后也插上一脚。它宣布凡是年届60岁或以上的党员,从明年1月份起,将获分发100元的红包;而喜获新生儿的党员,则可获200元的津贴。

马华公会为此算了一下,大概有30万名的党员逾60岁,因此马华现就要拨出的款项将高达3000万元,比起槟州政府针对乐龄人士发出逾千万元还要多出两倍。

我们不知道马华公会这样做是否不让民联在槟州“一枝独秀”或另有议程?宁可“出一些血”来挽回党的形象?

在一方面来说,或会被人对马华重新审视,原来马华这么有钱,而且很照顾乐龄党员,实在是予人耳目一新。

可是在另一方面来说,又是负面批评多过赞美。不表赞同的发声也是不争的事实。毕竟马华只是一个政党,不是一间大企业,更不是营业机构,它是不需要像大企业的大手笔。如今马华反转来做,倒是叫人大跌眼镜。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马华公会在1949年成立后,在福利工作上是不遗余力的,以致曾被当时的华社形容为慈善和慷慨的政团,用以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

不久后,马华公会从英殖民地政府处取得彩票买卖的专利,是个名副其实的福利政党,也有人讥笑和讽刺马华以福利事业为主,而以政党工作为副。

虽然马华公会一开始就顺利地承办福利彩票,但到了1953年被政府禁止,理由是马华不是福利机构,而是一个政党,不应“不务正业”。表面上看来,此说得以成立,实质上是因为马华开罪了拿督翁(时任英殖民政府的内政部长),所以彩票走进历史。

正由于福利彩票办不下去,马华也就大大地减少收入,不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让马华党员明白政党是改革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民主斗争的武器,不应沉迷在“赚钱”方面。

在这之后,马华才算朝向政党政治发展,并利用大老板和大企业家的支持来充实基金。因此马华是不愁“抓襟见肘”的,只要一声令下,就有不少人出来支撑。

后来的马华之所以转成有钱,那是因为它投资得当,尤其是在报业方面,使得它钵满盘满,已不必再为金钱而烦恼。

如今马华使用这一招来反击民联的凌厉攻势,能否有立竿见影之效?谁人也说不清楚。同时马华这一招是否是高调论政的具体表现,也没有人可以回答。

认真说来,不论是在朝或在野的政党都各有地盘在发展,它是不需要用“金钱”来抓住人心的。与其派发100元给相关人士,不如认真思索什么才是人民最需要的?用钱来套住人民只是主观的想法,因为人民是套不住的,而且越想套住人民就会面对越大的抗争。

我们不知道政府和政党是否每年都会派钱?或只是一次过,如果是一次过,那就是为大选而铺路,不是真的制度化。

就我们看来,国家政治走到今天,用“金钱”来衡估党的壮大与否也是自我矮化的,人民不会因为100元就改变其原先的立场,他们还是会以大局为重的。

因此说来说去,我们并不欣赏派钱的政治,政府派钱之风不算恰当;政党派钱也更加不可取,毕竟政治是严肃的长远斗争,不是用“金钱”可以评估的。就此而言,我们也不支持“另类”但合法的红包政治在不断发酵。

刊登于2011年12月5日《光华日报》

(延安之行一)回首毛泽东来时路 (直挂云帆)

今年四月,应邀到西安参加辛亥革命百年的学术研讨会时,也被安排在清明节祭拜黄帝陵。随后我与友人一起乘车到延安。我在一些年前曾来过西安两次,但因交通和时间上的安排,错过了访问延安,而这是第三次来西安,我不能再错过这个时机了。

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肤施(其名称源自两则神话,民间习惯称为肤施)。在战国时期,开始有延安城之建,称为“高奴”。在唐朝时期,成立延安郡。宋朝时期,西夏国建立,它和宋朝争夺延安。延安这一名称也就在这一时期产生。其时,延安城的周围的城镇都被命名为“保安、安塞、安定、安边、永宁、延川、靖边”等,充分地显示宋朝希望这块土地“长治久安”。范仲淹带领宋兵在延安一带御敌的故事也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到了南宋时期的1211年,西北诸州被蒙古族所占领。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攻克延安。1643年明末,李自成带兵攻下延安城,但在翌年攻下北京时,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而大败,启开了 清人统治的年代,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为止。

虽然延安曾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向来不是重要战略位置,也就一直保存其黄土高原的面貌。

在地理上来说,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北边也有叫做陕北的)的黄土高原,距离西安350公里。从西安开车一个多小时,可以抵达黄帝陵(黄帝是人文初祖,中华民族的开拓人)。再从黄帝陵(黄陵县)开车到延安,也不过两个小时。半新半旧的延安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延安之所以在后来闻名于世,不是历代的王朝带来的,而是毛泽东一手创造了延安的奇迹,神话般地“用一个延安,换一个新中国”。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津津乐道为何一个古老、偏远而又落后的延安可以打出一个天下和春天来?没有到过延安时,我们都是从历史书看到“红太阳从这里升起”;来到延安后,我们反而自问一下:毛泽东怎么可能在窑洞内号令千军万马,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疲惫不堪,最后终于举白旗投降(1945年8月15日)?而后又怎么可能把蒋介石的数百万大军杀出大陆,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1945年10月1日)?

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从源头说起,而这里所说的真实神话故事也离不开“用兵真如神”的毛泽东。历史是这样拉开画面的:

(1)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半年的封建帝国,开创了共和政府。

(2)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北洋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和约(第一次大战后,胜利国对中国领土权益的瓜分),要求还我青岛,制止了盟国承接德国投降后拟将胶州及青岛的权益归于日本。这一学生运动最后转成了意义深远的文化思想的革命,是为“五四”运动之滥觞。

(3)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会的12名代表中有毛泽东。他们只代表全国53名党员,催生了一个政党。在这之后,这个政党高举马克思的旗帜宣扬左翼思想(今年刚好是中共建党90周年)。

(4) 1923年,中共应孙中山之邀,进行合作共建共和。两个政党终于在1924年进入实质性的合作,中共方面的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及瞿秋白等10人以个人身份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后补委员。

从1924年到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也开办了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个时期的国民党采取了联俄、容共及扶持工农的三大政策。

不幸的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上海发生军警射杀工人事件,引起公愤);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指责它企图叛变而将中共党人逮捕,并逐出国民政府之外;及1927年蒋介石及汪精卫的“叛变”,撕破国共合作协议,大举逮捕和杀害中共党人,致使1926年开展的北伐革命行动(以打败北洋军阀割据为目的)遭遇挫折,是为“大革命”的失败。

(5) 1927年之后的中共活动转入低潮,但积极策划武装起义,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出政权”的名言,作为今后革命的方针。1927年的秋天,毛泽东奉命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当时的队伍不及千人,但他先后占领了泰陵、遂川,并帮助永新、宁冈、莲花等县建立组织和地方武装。到了1928年2月底,毛泽东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建立起来。同年的4月,朱德与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也转移到井冈山。两师会合后,毛泽东成了红军的实际领导人,也在这个时期(2月至6月)打破了国民军的四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就这样被巩固下来。

虽然有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但中共仍然面对很多和很大的挑战。例如在1929年1月,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井冈山,历尽艰辛,才在3月占领长汀城,而毛泽东也利用蒋介石的国民军的内斗(军阀混战)扩大革命根据地,先后占领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地,初步建立了赣南根据地。到了1930年初,又再闽西建立另一个根据地,接着又建立皖西根据地,更在6月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些都是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中共利用根据地建立了如同苏联的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予农民。因此到了1931年初,中共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和政策。

(6) 1930年杪,中共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停止组织全国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后,又迎来了另一位盲动主义者,他就是给中共带来伤害的王明。

王明(原名王绍禹,1925年加入中共后翌月(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期受到校长米夫的信任和器重。1929年回国后,他在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的插手下,成为中共的实权领导人。1931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遭严重破坏,王明又去了苏联,指定博古为他的路线的执行人。于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得以在遥控下执行。虽然如此,中共仍然坚持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斗争的方针(一)

刊登于2011年12月1日《东方日报》

30.11.11

回首许子根从政来时路 (新闻评论)

在70年代,许平等是一个闪亮的名字。他先是槟州中华总商会的会长(1974-1978),接着继承前会长庄汉良留下的空缺,成为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在任期间,建树良多,出版了《经济季刊》,成为工商界的“权威著作”。许氏期满后,他出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1980-1984)。因此许平等是从70年代红到80年代的华社领袖。他最“威水”的时刻是在1978年邀请时任副首相兼贸工部长的马哈迪为槟州中华总商会75周年主持开幕礼。当时有一位年轻与风度翩翩的学者型人物站在许平等的旁边担任英语翻译,他就是许平等的公子,也是我们后来熟知的许子根博士。
因为那一天的因缘际会,马哈迪注意到许子根这个人,后者当时在理科大学任教。

许平等在华社的知名度是靠两把刷子——中华总商会及华人大会堂刷起来的。当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马华公会升旗山区会的主席,不过他并没有鼓励他的孩子参加马华公会。因为原先他知道许子根是读书的料子,不是政治人物。

说起许子根,他年轻时就表现出“小时了了”的不凡成绩,读菩提小学时跳班,上钟灵中学时也跳班,因此他高中毕业那年不过16岁,有人说他是天才儿童,也有人说他是神童。

神童也好,天才也好,许子根高中毕业后就到美国深造,后来考取博士回来。对于一位才智过人的读书人来说,考取博士不是问题,他在顺利通关后就回到理大再任教。在80年代初期,已是教育学院的副院长。

本来他的仕途在教育界发展也会一帆风顺的,但最多只能升到大学的第二把手,不会是第一把手,因为马来西亚独立之后,不曾有过华人担任大学的实权副校长,顶多升到校长助理或第二副校长(后期大学的副校长升级称为校长,才有了第二把手称为副校长)。正在这个时刻,有人敲许子根的门,这批人不是政治人物,而是董教总的领导,他们设法说服许子根参政,为董教总寻求一个突破。

在半推半就下,许子根还是不轻易允应出征,结果在林苍祐的力邀下,也在其父亲许平等点头及夫人支持下,许子根接受了献议,在丹绒上阵,以便从行动党手中赢回原属林苍祐的“堡垒”。

在当时,许子根是受多方面的鼓励才参加民政党,正巧1982年的大选,许平等还是槟州华人大会堂的主席,挟此声势,许子根就已经先声夺人。我曾问过时任大会堂总务的周曼沙对许子根的评价,他说此君文质彬彬,很有学问,值得支持从政。就这样大会堂也就比较大张旗鼓为许子根造势,因为他是主席的公子。有了华团做“后盾”,许子根这场仗打起来也真有看头,不宁唯是,董教总也出动精英为许子根站台,一时声势浩大,把行动党的候选人陈庆佳比了下去。在这方面,林吉祥是最不负气的人,他问道:为什么许子根被标签为华教人士,难道留台的毕业生陈庆佳不是吗?因此说他对董教总有意见和抗议是不争的事实。

大选结果,许子根胜了,陈庆佳败了。从此许子根摇身一变成为政治人物,而且是炙手可热的新鲜人。凭着丰富的学识,许子根成了称职的国会议员,也为他的仕途铺了平坦的道路。

但4年之后,林吉祥亲自向许子根讨这笔“债”。他在1986年的大选,蓄意挑战许子根的丹绒区,冠其名“丹绒一役”,顿使许子根处于劣势。

不用说,许子根被林吉祥打败了,他转而成为首席部长林苍祐的政治秘书。这对许子根来说是不得已的“屈就”,因为他的心思是放国会和中央,并没有打算在槟城发展(但却因此“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然而因为林吉祥这一逼,许子根也就在1990年找到另一个平台,出征丹绒武雅州议席。不论是否是党的安排,许子根这一“转台”也就开罪了许岳金。许岳金原是丹绒武雅三届州议员,因开罪了陈锦华,在1986年被调往升旗山国会黑区打行动党魏福星,自然是凶多吉少。而他留下的丹绒武雅区留给其妻舅邱武扬出征取胜。讵料1990年邱武扬因投入马华而失去丹绒武雅区。许岳金也在那一年以马华候选人身份打峇央峇鲁区,结果许邱两人(由民政过档到马华)双双落马,许子根则在丹绒武雅区找到第二春。

这春天对许子根是太灿烂又太重要了,因为林苍祐被林吉祥拉下马,而且马华又再一次在州议席全军覆没(这里头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曾永森也落马,他参加威省州议席失利。如果他胜出,可能就由他出任首席部长了),也就只剩下两个人够资格取代林苍祐,一个是吴清德,另一个是许子根。在党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下,许子根成了第三任首席部长。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以许子根的条件,在当时没有人说他不够资格和不够经验担任首席部长,而许子根也当仁不让地越级而上,从政治秘书跃成首席部长,一时荣耀集身,有如黄袍加身,许子根成了大红人。

说来也十分吊诡,许子根不是民主联合党的人,他的政治背景是一片空白,怎么能在90年代成为新一代人气王?没有人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

于是许子根的故事又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题材,从他孩提到读书到从政都被视为读书人的典范,许多的父母莫不希望将来有个孩子像许子根那样的“光宗耀祖”。如果那时谁家孩子被标榜为“许子根第二”或“小许子根”,做家长的肯定乐开了怀。由此可见,当一个当红时,他的什么都好;当一个走霉运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好,不是吗?近日汪天来就喊冤,不要把我形容为“许子根第二”。这在308前,相信很多人都愿意成为许子根第二。

说好说歹,许子根可是如假包换的18年槟州首席部长,在他人气急升的年代,谁都想靠近他,又有谁说他的坏话呢?

不幸的,在2008年的一场政治海啸把许子根冲到七颠八倒,民政党在一夜之间变成什么也不是。这个时候寻找代罪羔羊肯定是瞄向许子根的。但找代罪羔羊又怎样?这个党还是支离破碎的。因此他们又寄往许子根重新凝聚力量,但一个失去政权和失去中央部长权的领袖,又怎样重整山河呢?许子根固然早期是“神童”,但他不是“神仙”,只能以有限的资源和沿用老方法,避免军心散涣。然而当一个党落难时,它的可行方案就是改组。于是巫统改组了,由纳吉取代阿都拉成为巫统主席;马华也先由翁诗杰取代黄家定,再由蔡细历取代翁诗杰;印度国大党也由巴拉威尼取代三美威鲁,唯独民政党依然故我,没有变化。这就使到许子根成为靶子,被党内外人士起而讨伐。

平心而论,许子根当党主席(正式的)也不过两年有余,在308之前只是代主席。但扶正也好,代也好,他既然这么倒霉在不适当的时候接班,也就无话可说和没有推卸的理由。他必须承担民政党惨败的后果。

当民政进入2011年尾的时候,已丧失了3年的改革时机。如果这时候许子根不做出牺牲,恐怕民政党将看不到明天。因为一个不改变领导的政党,所受到的抨击是多过赞美的。许子根除了认命之外,也没有更好的理由来继续巩固其政治地位。当引退的时代到来时(不论是自愿的或非自愿的),他除了挂冠而去外,也没有栈恋的理由了。因此许子根虽有满腔的热情和学富五车的学问,无奈时不予他,只好自我引退。这是政治残酷的现实,许子根也逃不出这样的规律。也许他的未来是回到起点,回到他的学术职场。我们相信,他可能会有另一个人生的春天。毕竟他的政治生涯已流水东去,再回头也已是百年身!

刊登于2011年11月28日《号外周报》第558期

和平集会法案评议 (跃马扬鞭)

由首相署部长纳斯里在国会提出的2011年“和平集会法案”受到各方的批评是意料中事,因为这项法案并没有想像中的宽松与大方,而是夹带一些条件,使到申请人不易通关。

虽然法令允许人民在指定地点举行集会,不再需要向警方申请准证,但集会前的30天必须向警方报备,而警方可以设定条件;同时警方有权逮捕任何拒绝遵守法令者,如携带武器或携带儿童出席集会,并可使用合理的强硬手段解散集会。在这方面,政府也有规定某些场合是不能举办集会的,比如医院、机场、交通总站、码头、宗教场所和学校等。同时,只有某些集会无需通知警方,如宗教集会、送殡游行、婚礼、家庭日及年度会议;也只有某些集会儿童是可以参加的,如宗教集会、送殡、习俗集会及部长批准的集会等。

从这边来演绎和平集会法令,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不用准证也可以举行大集会。这与过去的严格限制算是放宽了些许,但它又设下不少的限制,也就给申请人增加一定程度的困扰。

此外,政府仍然禁止街头示威和游行。这就是说,政府的放松是针对大集会而言,而街头游行仍然是被禁止的。这不期然地让人感觉到并没有实质上的改革。

在过去,虽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也可以进行和平而非武装的集会,但是长久以来,我国的警察法令也规定超过5人的集会可以被视为是需要申请的,这项条文在我国独立前已经存在。当然它不是指少数人的集会就是犯法,而是政府为阻止人民利用“结社”的自由而掀起反政府集会和游行,也就对具有政治性质的集会给予十分的关注。

虽然三申五令,在70年代之前,左翼政团是不理禁令的,它们仍然此落彼起地举行示威游行,也一度使到警方对左翼政党的活动进行打压,一有风吹草动,就如临大敌在街头巷尾布阵,制止和解散示威,并采取逮捕行动已成为那个年代的标记。因为左道中人将示威游行视为政治斗争的战略,一有必要就群起而讨伐之。例如在1965年,社阵党人为抗议联盟政府接管乔治市市议会而展开示威游行;又例如1967年为抗议旧币(英女皇肖像之钞票)贬值近15%而由劳工党人发动示威及大罢市,也震撼了全国。当然最具规模的变相示威游行是在1969年“513”前夕在首都举行的劳工党人林顺成的出殡阵势。

转入70年代之后,左翼政党已因各种原由化整为零,不再兴街头斗争,也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第三势力的政团。这包括行动党、民政党在1969年的大选成为政治的造王者。但这两个政党基本上是不鼓励街头游行的,除开成绩揭晓当天的庆祝游行外。

反而在70年代马来社会涌现新的斗争浪潮,街头示威成了马来大学生的时尚,更塑造了一个政治偶像立足于70年代,他就是今日民联共主安华依不拉欣。

如果不是安华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除党官职,马来西亚政坛肯定不会掀起大风大浪。“烈火莫熄”运动也就在安华的号召下,曾出现了10万人的大游行大集会。声势之浩大令人侧目。自此之后,街头斗争比较消沉下来,不过两股势力的斗争方兴未艾。

吊诡的是,在千禧年后的2007年又卷起大集会浪潮,要求改革选举制度。这个被视为没有准证的大集会导致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的发生。在这之后,政府开始领悟示威的威力。

未想转入2011年,又一场709的大规模示威,再次由净选盟领军,开展一场有万人之众的大游行。
这也给纳吉政府一个强烈的启示:严禁不是良策,不如来一个小开放,让人民可以对不满透透气,也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一个值得提倡的做法。

就我们看来,政府的小开放不仅不够大方,而且也不得体。在开放之余又来诸多限制,对民主的推动没有太大的帮助。既然政府已决定废除内安令,为何对集会游行有所担心呢?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民主是要有具体表现的。不单单体现在大选上,而且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反映出来。因此政府取消不必要的繁文缛节的限制是大势所趋。只有这样,马来西亚的民主才能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典范。

刊登于2011年11月28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向纳吉唱反调?(现代春秋)

我们不知道为何前首相马哈迪一直反对提早大选,他反而提醒现任首相纳吉还有一年半的任期,不必急于举行“闪电”大选。

他所持的理由是巫统内部不够团结,由阿都拉(前首相)遗留下来的党内各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尚未摆平;尤其是308以来,巫统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因此他不主张纳吉冒这个险。

但在纳吉这一边,他原先部署是在今年杪来个“闪电”大选(如果他真的在今年内大选,那将是马来西亚建国以来,最快的一次大选,政府只任期3年有余即解散国会。在过去都至少是4年后才举行大选的),理由是国阵认为,它已从谷底走上来,而且也相信马来票有所回流及印度票也会被争取回来。但又因为各种缘故,大选似乎已不可能在今年内举行,也就会推到明年的事了。

即使纳吉将大选挪到明年上半年举行,也不符合马哈迪心愿。因为马哈迪直到今天为止,还是坚持大选应在政府任期满后的2013年才举行。虽然在表面上马哈迪所持理由如前所述,但更大的理由还是怪责阿都拉当政时破坏了国阵的稳固根基,也动摇了巫统的统治权。而在马哈迪看来,纳吉还未完全走出阿都拉的阴影,所以他不应该承受阿都拉的过失,应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整旗鼓。

究竟是马哈迪的分析比较正确或纳吉的分析比较正确,也真是没有一个标准。但若从马哈迪的治国手腕来比较纳吉的治国模式的话,我们或可以得出比较客观的答案。

对马哈迪来说,他是一个不按牌理打牌的首相。当大权在握时,他不容许其他人或其助手对他构成阻力和威胁。如1986年其副手慕沙希淡走后,他亲自将“2M政府”的招牌拆下;又如1998年革除副手安华,也是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法,不让安华有反扑的机会。

虽然在踢走安华之后,马哈迪在1999年初迎来了阿都拉成为副手,但是不幸的,在2006年之后,马哈迪又与阿都拉闹翻,导火线似乎是阿都拉否决马哈迪在位时(2003年退休,让位予阿都拉)所设计的跨越长堤的美景弯桥,认为不切实际,实则是阿都拉顾问团重新规划马来西亚的发展。其中最彰显的是阿都拉将马来西亚分成五大块发展,即北马走廊、东海岸走廊及柔佛经济特区,和沙巴及砂拉越的发展区。

由于被认为华而不实,也不被马哈迪赏识,阿都拉终于付出代价,一场308的政治海啸把国阵吹得七零八落。归咎起来就是阿都拉领导不力,使国阵陷入困境。正如马哈迪说的,如果阿都拉2008年大选取得佳绩,就不可要求他退位;反之,他是应挂冠而去的。

由此看来,马哈迪的所谓领导能力是以领导大选胜利为标准的。他自己这样自豪地说,他本身担任首相22年,经历每一届大选(总共5届大选)都取胜,而且每次胜了三分之二多数席,所以他是无敌者。

尽管马哈迪在位时被批评为“独裁和独断者”,也做过不少备受争议的决策。如1985年推动单一语文教育(2003年才来推动英语教数理科)、1987年展开茅草行动大举逮捕政界人士和学界领袖、1994年在沙巴夺权,先是推出首席部长轮任制,后是(2004年)停止轮任,由巫统领袖一直做到今天。

因为马哈迪经常用大选成绩来掩盖其施政的失当与争议,也就不在意其个人形象是否被标签为“铁腕领袖”。

反观纳吉,他虽然希望能像马哈迪一样特出,以形成新一代的造王者,但他显然尚未具有马哈迪的权威,也就在很多方面强调和侧重个人形象。换句话说,纳吉希望尽快把国家经济转型,从而赢得好口碑。

除此之外,为了突出他的民主价值观,纳吉大胆地宣布将废除内安令并免掉报章每年更换执照之苦恼。他的所作所为反映出他正在尝试走其父亲走过的路线:从宏观的变到微观的变。毕竟仿效其父亲比成为“马哈迪第二”更容易。如果说其父亲的变是表现在国际课题上,如走中间偏左路线,化东南亚为中立区及与中国建交等来强化国内的改革,那么纳吉则是通过国内的改革来争取民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既然纳吉宁可走起父亲的路线,也不照搬马哈迪的政策,则马哈迪对纳吉有微言也是预料中事。例如马哈迪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采访时,就埋怨巫统缺乏有素质和可信赖的领袖。虽然现任首相纳吉取代阿都拉后问题已经逐渐改善,但还需要时日来恢复元气。

在马哈迪看来,纳吉在消除阿都拉“劣政”上不够明显。可是纳吉认为他在两年来的领导已刷新巫统的形象,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马来人给予他的领导的认同和认可,加上印裔选民也接受他的领导,如果能在华社争取回一些华人票,他就可以大胆地宣布大选了。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近几个月来纳吉频频向华社,尤其向槟城选民招手,其中分派“红包”也比民联来得大方,支持华教更是大手笔。凡此种种,是马哈迪时代所没有的,这正是纳吉的新作风和新策略。

如今看来一切已准备就绪,纳吉也已不能让所有的“功德”做在草地上。因此我们相信大选将会在明年5月前举行,较有可能的是在明年2月。

若是大选在半年内举行,就意味着纳吉与马哈迪的理念会越行越远,而不是越走越近。事实是否如此,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刊登于2011年11月28日《光华日报》

宽中韩中缔结姐妹校 (直挂云帆)

南马的宽柔中学与北马的韩江中学终于在十一月十七日缔结为姐妹学校。这在独立中学来说,倒是历史性的“两结合”。正如韩中董事长陈国平所说的,历史的渊源将这两间名校联系在一起而在今日擦出教育的火花。也正如宽中董事长陈伟雄所形容的,彼此也完成了一个华文教育体系的使命,准备在未来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当然这也正如宽中赠送韩中的一幅对联所说的:“情谊历久弥新,共创美好未来”。

本来韩中与宽中是各自发展的,也一向以来未曾直接的交流,因为彼此相隔太远,也就各就各位。但踏入今年以来,韩江中学生4月迎来了宽中第一批客人。在参观之后,双方建立起朴实的教育情。接着在5月的时候,我们又接待宽中第二批董教代表团一行廿人到来参观访问。在第二副董事长童存星的率领下,成员包括宽中领导董事与正副校长,阵容比第一次到访还要整齐。

因为有了良好的开始,韩中董教仝人决定组团回报访问(9月份),全团一共20余人“浩浩荡荡”向宽中出发。承蒙宽中董教仝人的热情接待和介绍,使我们对宽中的办学与校风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感受。

在参观宽中总校和古来分校后,我们的印象是“大而宽”,不仅总校在新山市区拔地而起,成为柔佛最著名的华文中学;更在2002年在古来增设新校区,占地30依格。当2008年古来分校全面使用时,这间独立中学已成为全马最大的独立中学,分开两个校区。即使总校占地比不上分校(约13.5依格),但它的古老而温馨的校园让人身置其中,有无限的遐想。而在古来的校园,建筑富丽堂皇,设置有如学院,别有洞天,实在是“百年树人”的好场所。

虽然名为“分校”,但我被告知,其实宽中是一体的,只是分开两个校园。因此它只有一位校长,下设数位副校长各司其职,形成了一校两园的美丽风景线。而有“总校”和“分校”的称呼是为了方便。

当我们参观总校时,有被告知学校的课室已不敷应用,有建议将礼堂两侧的校舍进行翻新,但有校友不同意而在报章上成为争议的焦点。我对宽中的历史不了解,未敢置评。但我在了解到宽中的学生逐年增加后,也就放眼一望它可资发展的面积也真不大。至于宽中董事会如何在新与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那就要用脑筋和智慧了。毕竟教育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不能改,而是要怎样变和怎样改才是关键所在。既然宽中已具有这么多年的历史,同时也将古来校园发展得令人刮目相看,没有理由宽中总校会因不同的意见而呈现胶着状态。

在这方面,我倒是对宽中的“文物室”有些意见。以近百年历史的宽柔来说,它的文物室是不够大的,收集的资料也只以图片为主,文物倒是不多。如果它有更宽阔的地方或在扩建的过程中把“文物室”扩大到“文物馆”,然后通过校友和董教仝人把宽柔从小学、中学到南方学院的历史有条理的收集和联成一气,则可以充分地反映出百年宽柔对华社的重大贡献和对新山的重要性。

至于古来分校,它宛如一间有水准的学院,学生在这里受教育肯定会因舒适的环境而变得更加聪明和勤力。根据校方告知,今年宽中共有学生超过9600名,明年则突破一万名。由于学校设备难以容纳,因此有逾千名的小六生不得其门而入。这就是说,宽中已成为柔佛华社的希望和学问的殿堂,许许多多的家长都渴望孩子进入宽中而骄傲,但是宽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它的前任董事长林俊民这样告诉我,他的孙子因为成绩少了几分而考不进宽柔中学,只好将他安排在其他中学受教育。虽然身为校董,他没有特权,宽中不搞特殊化,也不设特殊班,一切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因此宽中给人留下的好印象是:它是大公无私的;在有教无类下,概由成绩来说话。

是的,宽中大礼堂前的广场竖立的孔子铜像已彰显宽中的教育精神,万世师表的孔子也成了千千万万学子崇拜与学习的对象。

因为宽中的成功,很多人都以此作为独中办学成功的典范和榜样,但独中的命运和际遇是因地域而各不相同的,也不能相提并论,甚至不可同日而语。

宽中的条件是许多独中所没有的,其一它是全马第一间不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1958年)。换句话说,当达立教育报告书未出炉前(1960年),它已经决定不接受津贴了。自此之后,它在自力更生下,获得了新山华社的鼎力和热心的支持,也因为新山华社的同心协力,国民型中学并没有成为宽中的“对手”;而且国民型中学也没有办得比宽中出色,学生家长自然把宽中当成第一首选。反观北马,独中的命运就不能与南马相媲美了,槟州有10间国民型中学,规模都比独立中学大,它成了家长的首选。至于5间独立中学,除了韩中别无分号外,其余的4间独中都是从国民型衍生而来的(事实上,在60年代,当林连玉号召保持独中的地位时,只有16间不接受改制,另外54间先后接受了改制)。所以独中是在备受打压的情况下挣扎生存的;后来又再从国民型中学中出现了独立中学,才有今天的60间独中的局面(有人说是61间,其实宽中只能算一间,不能算两间)。这就是说,独中在先后不足下,只见南马、中马及沙巴的发展比较健康和正常的发展,其他地区而言的独中则是勉为其难地力争生存;尤其是北马区的独中就没有南中马的幸运。如果有人说,独中生爆满,学生挤不进独中,在某些地区或许是真的,但从来未听闻北马独中有人满之患。比起国民型逾3千名学生而言,又有哪间独中敢拍胸膛说他的学生超越钟灵、槟华和日新的?
再者,北马只听闻国民型中学不够应付家长的需求,才有了北海钟中,有了菩提迁校,而现在又有了日新分校在高渊设立的“佳讯”,但却没有人提及增建独中?为什么独中一直只能沾沾自喜而不客观反映实况呢?我们甚至也听到奇怪的论调建议东马独中增建宿舍来收容独中生,因为西马独中生爆满?

忝为北马独中的负责人之一,怎么我们麻木到学生爆满还不知道?我们也真的要实事求是了。有谁为北马的独中操心呢?没有,各个独中还得靠自力更生。

正因为这样,韩中在逆境中力争上游,才有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学生企于千名之列,但我们实在无法与国民型争一日长短(全槟州10间国民型中学有25000名的学生,全槟州5间独中的学生不达5000名)。因此寻求与宽中合作,向宽中取经,交流教学经济,互派老师教学和进行学生交流,成为韩中未来所追求的新目标。

我们认认真真,切切实实地缔结成为姐妹校,为的是希望北马的独中向南马看齐。这样一来,独中的明天肯定会更好!

刊登于2011年11月24日《东方日报》

从参选到退选的许子根 (直挂云帆)

在1982年“意料之外”参政的许子根,终于在“乱局”中作出了“牺牲小我”的决定,宣布不再参加来届的大选。这意味着,从政29年的许子根将在大选后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上句号。我相信,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也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许子根和民政党来说,这应该是好事,也是许子根全身引退的第一步。接着下来,预料他将辞卸槟州国阵主席。而且在大选过后,他将不再寻求蝉联民政党主席,比他自己的计划提早了3年左右(许子根原本规定自己只做两届主席,即在2015年引退)。

至于民政党也因在308政治海啸后一直振作乏力,加之改革不彰显,也就被外界评为“还是老样子”。最主要的是,它的领导层一成不变,仍然是308前的局面,也就感觉不到民政党有什么改变。现在许子根做出改变的第一步,自然预见民政党下来会有大动作。

事实上,民政党自创党以来就有其一套理论依据,那就是坚持中间偏左的温和社会主义路线,即使在70年代参加国阵后,林苍祐也没有改动这个大格局。但他强调的是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及公理与正义必须被维护。在这方面,林苍祐经常以槟州的发展作为榜样和典范,以让人民看到一个新的社会在槟城涌现。

无可否认的,林苍祐是引进“经济政治学”的理论在其治州的蓝本上。换句话说,一切以经济为主导,只要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他就勇往直前。久而久之,林苍祐造成一种效果是:只要是对经济有利的就是对人民有利的,其他的精神上的发展已在有意和无意中被忽略了,例如也有人批评林苍祐主政后,所进行的是槟州发展,对于民族教育和文化,已非槟州政府的主力。

当然这也不全是林苍祐的原意,而是他面对走向“渔村”的槟城,若不急起直追,槟城将会沉沦下去。因此在鱼与熊掌下,林苍祐只得以槟州未来为重。

其结果是80年代民政党陷入一场“民族教育”的危机,包括林苍祐也感同身受。也因为这样,董教总闯进了民政党的世界,要求民政党把华教的课题带进国阵和内阁下。在林苍祐不置可否下,郭洙镇和许子根忝为“华教代表人物”(这个名堂是董教总按上的)浮上台面成为政治人物,而且是民政党的候选人,以弥补民政党在林苍祐领导下淡化了民族教育的课题。

虽然在1982年的大选,董教总派出的候选人只胜了一半(许胜郭败),但也“挽回”了民政在早期的形象(林苍祐早期的形象就是民族的“英雄”,不惜退出马华来展示其民族气节)。

可惜的是,在董教总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下,它不能兑现这个理想,以致在后来褪了色,直到1990年的时候,董总主席林晃升又改弦易辙,推出“两线制”概念,一反“三结合”的理论。这意味着董教总打进民政的战略不是正确的。

因此到了90年代,民政党已不能再引用董教总的金字招牌来壮势,而是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挑战。也因为这样,林苍祐在1990年的大选对垒林吉祥时,他就显得在气势上盖不住林吉祥的凌厉攻势,而后者借用两线制和批评民政对民族教育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取得优势。结果是槟州的成就也抵不了民族大业的重要性。林吉祥的胜利就是反映出华裔社会有求变之心。但在林苍祐失败后,人民又产生惋惜之情。相比之下,人民又认为槟州政权远较其它课题紧迫和重要,主要是林吉祥做不了首席部长,也就不再指望他来改朝换代了。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许子根成为林苍祐的接班人。他在下来的一连三届击退行动党的攻势(1995、1999及2004)就是因为选民不能拿槟州政权作赌注,而许子根也就因势利导作了18年的首席部长。正由于他的顺势主政,也养成了一种“自然主政”的心态,即使有外界批评槟州后来发展不力,对民族课题闪缩。但对民政党来说,这是大气候所致,不是民政所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

可是人民并不是这样看问题。当他们认为民政已扮演完其“应有的角色”时,也就有一种改变的心态。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就是在民政措手不及下的大逆转,人民不客气地把民政连根拔起,这是继1990年林苍祐跌马后的另一个大挫折。许子根不但失利,而且连民政也扑地不起。

在这样的惨痛教训下,许子根虽有心扭转劣势,但气势已大不如前。因此选择急流勇退是必然的结果。无可否认的,这也与巫统的咄咄逼人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性的,因为更多的人要看到民政的改头换面。由于这样,许子根的退下和邓章耀的上位已成为一个新形势。这个形势是好是坏,没有人可以预测。只是知道,有改好过没改。

刊登于2011年11月14日《东方日报》

谢宽泰寻求第二春?(天下纵横)

很久没有看到谢宽泰了。9月份的时候,他突然现身客属公会的宴庆,我请他上台讲几句话,他说免了。但在私底下的交谈,我发现他仍未对政治死心。假如党没有放弃他,他希望能在丹绒武雅上阵。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无需遮遮掩掩。

就谢宽泰来说,他一出道就有心在槟州发展,原先是左翼人民党党员的他,后来加入了民政党,而且在许子根于1990年当首席部长后,他聘请谢宽泰担任首长特别助理。

谢宽泰当然不是省油的灯,凭他自己的努力,他终于在1995年被党委派在升旗山国席角逐,终于从行动党手中为民政取得宝贵的一席,从此官运亨通。他不但在1999年的大选成功守土,以百余张多数票击败行动党强人林吉祥,引发政坛哗然,马哈迪也吃惊。结果为犒劳谢宽泰,他被提升为副部长,他成了党内的吴清德第二。

接着他在党内的地位平步青云,成为党的总秘书(1999-2008)。虽然这个职位是委任的,但权力也相当大。谢宽泰顺理成章成为党内的四大金刚;另外三位是老大林敬益、老二郭洙镇及老三许子根。在没有硬性规定下,谢宽泰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是在1999年气走林吉祥后,更是人气急升。

虽然在2004年大选后,谢宽泰以超过一万张多数票蝉联升旗山国席,但他的政运似乎不顺畅;尤其是在争取更换跑道,希望成为许子根的接班人的道路上面对阻力重重。

身为中央副部长的谢宽泰原本在2008年是有机会取代许子根的,如果许子根上京的话。可是民政党在人选方面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结果花不落谢家,宽泰又被派回升旗山国席,这意味着他将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

对于党内这样的安排,谢宽泰是十分不服气的,因为他要的是弃国攻州,而且也算好与许子根对调选区,即许子根打升旗山国席,而他转战丹绒武雅州席。

无奈天不从人愿,谢宽泰也不知“得罪”了谁,无法一圆首长梦。虽然如此,他还是不放弃最后的努力,在2008年大选提名前夕,力争攻打丹绒武雅州席,而将升旗山国席让给其弟弟谢隆泰。可惜党中央不同意,谢宽泰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本来不论是升旗山国席或丹绒武雅州席已是民政的强区和囊中物,没有人会想到一个308的政治海啸,把民政的整盘棋打得落花流水,不但谢宽泰输掉升旗山国席,而且连许子根千算万算也算不到竟在峇都加湾国席栽筋斗;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民政和马华的候选人全数被海啸淹没。

当民政在槟州输得一败涂地(不曾有过的屈辱)后,谢宽泰并不死心,他在2008年大选后与丁福南争夺槟州民政一哥,不幸输掉10张票。

在失望之余,他也宣布不再于同年10月角逐中央任何党职。经此之后,谢宽泰的新闻变少了,也有人说,他和许子根及丁福南组成的“铁三角”早就生锈了。现在又有了推测是邓章耀、汪天来和谢宽泰将是新的“铁三角”?是否如此,尚言之过早,也许这三人会成为未来的活跃主角,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可能是新的铁三角。如果有得形容的话,那就是谢宽泰正寻求突破和翻身,而且他的“零的突破”的悲情政治牌一打出来,或许是掷地有声的。但不知谢宽泰将从那个侧面切入而成为新的造王者?我们且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1年11月21日及28日《号外周报》第557/558期

26.11.11

评许子根的《十字路口》(跃马扬鞭)

许子根在《南洋商报》的专栏以《十字路口》为题鲜有地披露了他的从政经历和如何面对“六个十字路口”。

对他个人来说,许子根将其从政的生涯分成六个关口,有的让他闯过了,有的则闯不过。到底是什么“六个十字路口”呢?根据他的说法,第一个十字路口是1982年的参政,先是婉拒,后是义无反顾一头栽进政海,结果迎来了第一个春天,从此脱胎换骨成了“董教总嫁出的女儿,任重道远”。扛着华教的十字架,许子根开展了不容易达致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目标(后来又变成“打进国阵,又被国阵所纠正)。因此许子根的参政不是“万人鼓掌”,而是在争议声中豁了出去,至少行动党的林吉祥和马华的李三春就反对董教总介入民政党大搞“三结合”;至少在当时民政党内一些较资深的干部,如吴清德、许岳金乃至陈锦华也是不以为然的,他们也弄不明白为何许子根等人被标榜为“华教人士”,而他们没有受到重视。这种矛盾在日后扩大成为没完没了的人事斗争和解不开的政治恩怨也是预料中事。虽然那一年许子根以不超过一千张多数票压倒行动党的陈庆佳,但也不值得大放鞭炮庆祝,因为在4年之后,许子根陷入了他自己所说的“第二个十字路口”。

这是1986年的大选,蓄谋已久的林吉祥终于插旗丹绒而吹起《丹绒一役》的号角。这个时候,我已离开《星槟日报》,与友人合办《联合报》。我们将整个《联合报》办成政治报,而大受欢迎,自然也引起林吉祥的关注。我曾问他为何要打许子根?“两个好人”碰在一起不是好事。林吉祥说这是战略,没有所谓退让的。他后来更公开发话,许子根输了不打紧,可以被委任为上议员。这话听在许子根耳里十分刺耳,马上拒绝这样的“献议”。许子根说,我不会担任上议员的。果然这一仗许子根过不了关,但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下,他很快成为首席部长林苍祐的政治秘书。

许子根的不接受委任上议员是对的,他无奈地出任政治秘书也是天意。因为有这一阴差阳错才有了“时来运转”的许子根。这就是许子根所谓的“第三个十字路口”。因为在1990年的大选,林吉祥又对上了林苍祐。有很多人不同意“王者对决”,认为这不是华社所要看到的。这时的林吉祥灵机一动,竟然发出这样的豪语:“如果林苍祐败选而行动党上台执政的话,他将推荐林苍祐担任槟州元首”。虽然这话使人半信半疑,但勉强让林吉祥过关,也减少了非议声。最终真的是林吉祥胜了一个马鼻,林苍祐败选了。可是在行动党无法执政下(国阵19席对行动党14席),许多人开始痛惜林苍祐政治生涯的结束,也开始埋怨林吉祥不该把林苍祐拉下马。所谓林苍祐出任槟州元首更只是说说而已,不具现实基础,因为这个职位是保留给马来领袖的。

虽然许子根在文内有提及曾建议由吴清德出任首席部长,但因为吴清德得不到林苍祐、林敬益及陈锦华(槟州主席)的支持,加上民政党内也有人怪责他找巫统领袖暗中支持,他的落选也就是意料中事。就这样,许子根凭其政治秘书的经验,闯过了“第三个十字路口”。

这一闯关成功也给许子根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幸运。最关键的一役是1995年的林吉祥单挑许子根。因为有了林苍祐的教训,又未能预见行动党能改朝换代,槟州选民也就全力的支持国阵,把行动党压下去,包括林吉祥也得为“打败林苍祐”付出代价,以大幅度的票数输给许子根。从此林吉祥宣布“丹绒三役”落幕了。

虽然在1999年林吉祥低调寻求翻身,但因被抹黑与回教党挂钩,又再一次跌倒,直到2004年林吉祥才又东山再起,但他已更换码头去到怡保,与槟城无关了。

本来许子根气走了林吉祥后,可以高枕无忧地保住槟州主导政权。讵料在2008年大选时,许子根为上京或留槟事被折腾得难以做出决定,到最后才下定决心上京,这成了他的“第四个十字路口”。当他闯过第四个十字路口上京时,却又被拦路,不但他个人栽倒在峇都加湾的国席选举,而且民政党输完所有的国州议席。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把民政党的39年基业打掉了。许子根于是形容他在308政治海啸后,来到“第五个十字路口”。这十字路口也够兜兜转转的,打压更是四面八方而来,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面对和重整旗鼓。

这就是说,即使在2009年后许子根被委为首相署部长,但仍然无法让民政党走出海啸的阴影。
就在新的大选就将到来的时刻,许子根在《南洋商报》的告白书也留下了伏笔。言下之意他已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而他所要做出的“牺牲”是为了“挽救”民政党。这就是他所说的站在“第六个十字路口”上,他终于做出明确的抉择,宣布不再参加大选,并把槟州国阵主席交给邓章耀,以便民政党能翻开新的一页。

因此解读许子根的告白书,您会感觉到“英雄迟暮”的悲情。

刊登于2011年11月21日《南洋商报》

批判凯里的社会契约论 (现代春秋)

巫青团长凯里建议政府推行新的社会契约以落实单一源流学校制度和土著扶助计划,从而促进国民团结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尤其是通过所谓“公投”来让人民决定是否接受新的社会契约更是应受到批判,因为他的言论不但语焉不详,而且含糊其词,模糊了问题的焦点。

首先,什么是“社会契约”?凯里没有说清楚,既然很多人都不知道真正的“社会契约”在哪里,又何来“新的社会契约”?

根据我们的理解,宪法本身就是隐藏着“社会契约”在内。虽然我们在独立时没有所谓“社会契约”这一字眼,但因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国家,它就不成文地表现出“社会契约”的精神。不过,真正出现于文字上的“社会契约”则始于1986年阿都拉•阿末(Abdullah Ahmad)的演讲。他这样说:“马来人支配的政治体系是出于独立之前极神圣的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切记,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政治体系当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是不能废止的。

1969年“513”的暴动就是挑战这个体系的后果。而在这之后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1957年契约所承载的承诺。新经济政策必须延续以维持马来人在政治体系的支配。这是符合1957年契约精神的,即使在1990年以后,这个不断演化的体系仍需要有维持、保护和扩大的机制”(阿都拉•阿末曾任敦拉萨的政治秘书,胡申翁时代任副部长被捕,被指涉及红色政治。他后来曾担任《新海峡时报》总编辑)。

这就是说,“513”及新经济政策被当成社会契约的破坏和重建,但这种论述是值得商榷和有争议的。

事实上,当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1948年生效时,它就基本上给马来亚的政治体系提出一个完整的架构。这之中有给马来人下定义,也有保护了马来人的特别地位,而华人及印度人也得到生存权利的保障。

虽然在1947年时,华人社会与马来左翼政党曾联手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另提“人民宪章”的条文,但在英国否定下,“人民宪章”被束之高阁。从那个时候起,马来亚的政治是朝向中央集权制,一切的重要权力掌控在英国钦差大臣和总督的手里。因此最近有人提出怪论说马来亚联邦内陆不曾被殖民化是荒谬的歪曲历史。如果马来亚不是殖民地,巫统及各州苏丹又何须与英国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如果不是殖民地,马来亚的政治领袖又何须远赴英国签署独立文件呢?

就是因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出现,才有了1957年的宪法依据协定的精神草拟而成,这部被尊称为神圣的宪法成了马来亚立国的根本。它在里头完全没有提及“社会契约”,却反映出某种程度的协商与妥协。

比如宪法中没有提及首相的种族规定和首席部长的肤色,但它却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非马来人不挑战,也没有政治实力争取出任首相,这个职位是保留给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的。同样的,槟州的首席部长也在独立前预留给华人,那个人就是林苍祐。他被英国政府钦点为“首席议员”,意味着独立时就由他出任首席部长,虽然他后来推荐王保尼出任,但还是花落华人。如果说这是“社会契约”的话,那它是宪法之外的另一个“不成文的安排”。

当然也不是独立时的安排在日后就不能被改变,最明显的例子是独立时由马华的梁宇皋担任马六甲州长,两年后参政胜出担任司法部长,其留下的州长空缺就由马来人补上,从此也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契约”。又比如1994年后沙巴首席部长采取轮任制,但2004年后不再轮任,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这就否定了“社会契约”的存在。

改变较为明显的例子是在教育课题上。这涉及宪法之外的民族教育的争取。1955年,教总主席林连玉率董教总代表与联盟会谈,东姑要求不提官方语文问题,而华教问题也留待大选后再商议。这是教育问题首次被摆上政治桌上,也注定了华教从此进入多事之秋。因为教育一旦与政治扯上关系,也就没完没了。

就在联盟于同年的大选取得大捷后,东姑答应成立一个以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书基本上被教总接纳,也在1957转成教育法令,但令林连玉意想不到的是法令中的津贴学校成了华校罢课与学潮的焦点。

虽然1957年出炉的教育法令没有引发大争议,但1960年完成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就非同小可了。当它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时,就硬性规定华文中学要么改制成国民型中学接受津贴,要么成为独立中学,不接受津贴。

由于林连玉的反对和抗争,他付出了代价,教书证和公民权被吊销,华校也被切成两半。虽然这不意味着华校已面临存亡危机,但华校也因此变了样。既然华教没有存在所谓真正的“社会契约”,则凯里的新社会契约又从何说起?

在这里,我们认为凯里必须要翻查马哈迪的执政记录才好提出“改革方案”,否则是会跌入陷阱的。

凯里不能否认的是,马哈迪当政期间是他一手国语化所有的学校,除开华小、淡小及独立中学外,当国语政策大行其道时,华小顿成为热门的学校,这点是马哈迪所不担心的,因为来到中学,学生们不可避免要国语化所有教学的。这就是说,尽管华裔家长有90%将子女送进华校,它不成为教育的阻力,相反的,马哈迪所牵挂的是宗教学校的方兴未艾。这种趋势也是他在当首相时明显起来的,主要是伊朗在1979年的宗教革命成功后,带动宗教学校在马来西亚蓬勃开展。

整整廿年的教育被宗教化和单元化后,让马哈迪感到忧心忡忡的是教育水平下降和停滞,因此他在2003年下台前将教育政策来一个大转变,规定从小学开始,也要英化数理科。如果他不在这方面下苦功,则马来西亚下一代将因英语的弱化而成为“落后”的人。为了制止不健康的走向,马哈迪的教育改革虽有争议,也是有进步的一面。

如今政府只是在教学上作出伸缩性的调整,暂时保留马哈迪的教学制,但不意味政府不会走回“国语化教育”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凯里在此时提及“单一源流教育政策”显然是火上加油,对冷却争议一点好处都没有。

既然一路来教育允许华印文学校有限度的存在和发展,同时这类学校也没有制造种族紧张的现象,则在此时倡议公投来落实单一源流教育,除了含有个人的政治议程外,我们也看不到有其好处与优点。

不论凯里所说的“公投”是分族群来投票,并尊重族群的决定,但它又能带出什么正面讯息呢?这样没有实质效果和意义的“公投”不投也吧!而且教育是民族大业,经国之根基,没有什么好公投的。

最好的做法是凯里收敛他的傲气,不要给所谓含糊的社会契约画蛇添足。一向以来,马来族群都不存在政治危机,有的是某些政客的耸人听闻,以遂本身的目的,实在不值识者重视。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也是与社会契约无关,而是一个国家政策的大转变。同样的,凯里不能拿教育和社会契约挂钩,他们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再说,教育也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

刊登于2011年11月21日《光华日报》

槟州国阵主席人选牵动政局 (直挂云帆)

2008年308政治海啸后,很多人都把眼光投向民政党,究竟这个党还能支撑下去吗?有没有未来?因为这个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在槟州,连1席都保不住,这对一个执政槟州39年的政党,也真的是难以嚥下的“奇耻大辱”。

所幸,民政党在槟州的地盘被夷为平地后,还在其他州保留一点火种,拥有2国4州,不算是输个精光;更何况在这之后竟有3名州议员(一个来自彭亨,另两位来自沙巴)加盟民政,堪可告慰。再加上两名上议员的阵势,终于使到民政党又组成一个见得人的阵容,拥有一部长二副部长,还有沙巴的跳槽者也保留官职。

不论民政党如何地自我安慰它还是一个有“架势”的政党,但不能否认的是它的大本营是在槟城。一旦离开了槟城,这个党存在的意义就大受质疑了。

此说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有其历史和现实依据的。因为民政党从一开始(1968年诞生)就把槟城列为前线州。如果当年没有林苍祐义无反顾地解散民主联合党,将整个队伍纳入民政党,民政党将仍是一个“无兵司令”的政党。

他们这批发起人如陈志勤、V.大卫、王赓武和赛胡申阿拉达斯等人是理想主义的政界和学界人士。换句话说,是林苍祐给民政党赋入了有活力的生命,让民政党在成立一年之后,意料之外的在1969年的大选中脱颖而出,成为槟州的执政党。

转入70年代,民政党就是凭着槟州当权的筹码被巫统倚重而收编成为国阵的一员(1974年)。自此之后,民政党之所以在国阵内能与马华磕磕碰碰,甚至暗流汹涌,靠得就是槟州的主导政权。
既然民政党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它就不愁找不到适当的接班人,反而有大把的知识份子排队入党和排队成为候选人。从许岳金、吴清德到许子根和丁福南,他们都是在民政执政后加盟的。因此他们没有担任反对党的经验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说,民政党新生代是非常幸运地乘着直通车走进政治圈,没有经历过林苍祐一批人打拼的艰辛与挑战。如今与林苍祐一起在反对党内打滚的人不是作古,就是息影政坛。因此当308政治海啸后,民政党的领导人显得不知所措,也不知如何收拾残局。

在这方面,许子根做梦也没有想到林敬益掌控民政党27年后,留给他的“政治资本”竟在一夜之间所剩无几。同样的,丁福南怎样也无法想象民政党会在槟城被无情的海啸冲得一干二净,不但执政权破灭,就连议员席位也保不住。这在民政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虽然民政是国阵内跌得最痛,伤得最深的成员党,但它依然无法在彷徨中找到一条“新生”的道路。例如在308后领导层中曾有人表示退出国阵的可行性,但也只是讲讲而已,争议过后又是一片平静下来。这充分地反映出民政领导层并不同意退出国阵,也不形成一种运动在党内推动一场“公投”,一心只想维持现状。

当然民政党的不退出国阵是党领导的固有心态,因为他们看不出退出国阵的好处,他们反而担心退出之后将一无所有,甚至它在国阵内的地位和权益将被马华取代。

在这种情形下,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希望来一个“柳暗花明”。果然当纳吉在2009年上台拜相后,他就重用许子根出任首相署部长。不过这个委任也带出不少评议和非议,包括许子根未被赋予权力真正掌管一个部门,只能在首相署内移动,缺乏实权;也被批为走后门的部长云云;更甚的是,连国阵的同僚也借机揶揄一番。

相对来说,因为许子根有了部长的名衔后,那些要求槟州国阵主席换人的声音也减少了。本来在308后,巫统内有一股势力要排斥许子根,希望用马华的部长取而代之,可是它一直不能成事是因为这个职位不归入马华的权力范畴,而且马华的槟州老大是来自中央的部长级人马,不是来自槟城的人,也就非理想的接班人。

现在许子根受到的挑战已不是外来的压力,而是民政党内有一股“改革”之风在推动着领导层换人,这不是指民政党内的人事变动,而是指以槟州国阵主席的易人作为改革的起步。虽然此职位是不具实权的,但在此时此刻,显得别具意义。

由于许子根准备退位,又未提丁福南的接班,也就彰显了会有第三者插足而入。其中最有可能的人选是党的总秘书邓章耀。论排名他是第三把交椅,应是没有争议性的。讵料在“情势有变”下,又传出汪天来是“真命天子”。这一下子又把整个局面搅拌起来,让人回想到308前对首席部长人选安排的举棋不定的败笔。

其实,摊开而言,能够成为民政槟州一哥的人也不多,如果说连阿都拉钦点的邓章耀也会成为巫统反对的人物,那是比较难以令人信服的事。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大选逼在眼前,民政也许不会急于洗牌,既然有一股势力要民政排出新的阵容(有变好过没变),以使槟州国阵有一个新形象和机会夺回政权,那么许子根与丁福南除了作出“牺牲”外,也许已没有更好的安排了。

当然民政这一改不等于政权垂手可得,但据市场反映,有改会有希望,不改就没有希望。这话听来刻薄和刺耳,但许子根已不能“三思而后行”,而是要“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地为民政理出一个新的头绪和方向来。这就是说,许子根应交棒予邓章耀、谢宽泰或汪天来?就不难从中找到答案了。

刊登于2011年11月17日《东方日报》

16.11.11

还是马哈迪够力 (天下纵横)

10月3日,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强调,废除英语教数理(PPSMI)的政策已是尘埃落定,政府不会因为小部分的人施压,以及“选票”的要挟而屈服。

他是重申2009年所说过的话,在那一年的7月,慕尤丁重申政府已在上周决定废除英语教授数理的政策,并决定从2012年开始,分阶段恢复在小学进行母语教数理。

就在慕尤丁信誓旦旦表示不会改弦易辙后,马上引起一连串的反弹,包括槟城的教育行动组织(Page)向首相发出7000份各界的请愿书,要求提供家长选择的权利。它也把同样的信件转达马哈迪及慕尤丁。另一方面,马华及民政和国大党也有一样的要求,或提供选择或采用母语和英语教数理。

如果说这些民间诉求和政党请愿尚不足让政府回心转意,那么前首相马哈迪的评论就显得有份量了。马哈迪说废除英语教数理的政策是开倒车的,将使大马沦为一个无知的国家。因此他要求纳吉否决慕尤丁的决定。他更建议举行公投来决定数理英化的存废课题。

马哈迪之所以强烈反对“回到改制前”,那是因为他在2003年决定推动和落实英化数理科,而且从小学开始。这意味着,在2009年之后,所有的小学生都已接受英化数理的教育,也就顺理成章在中学推行英化数理的课程。

如今经慕尤丁的一口表态不会作出让步和屈服,也就意味着数理科在小学转回使用母语,中学则转用国语,自然激怒马哈迪大加讨伐和反对。

因为马哈迪的坚持,内阁终于在11月4日的会议上软化立场,且采取伸缩性的软着陆的方法来处理争议性的课题。虽然慕尤丁否认这是政府政策的U转,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已顺应舆论的批评与家长的愿望。因此政府最新的立场是这样的:“所有在旧政策下以英语教数理的学生,进入中一时将可获得选择权,以选择要用英语、国语或国英双语来学习数理科。”

无疑的,慕尤丁的折衷是值得欢迎的,虽然站在教育原理的立场让小学生承受双语的压力是不完善的教育,但在科技知识爆炸的时代,若舍英语而一直强调母语教学,又不灵活协调的话,我们也担心学生正如马哈迪所形容的“将会变成无知”。因此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保持马哈迪的双行政策应是行得通的。

马哈迪这样说:“这是科学与工艺的时代,如果你在科学方面没进步,你不能有任何进步”。
我们当然不希望因为语文教学的争议,使马来西亚人民跟不上时代的脉搏,成为落后的一群。
虽然慕尤丁说在折衷底下,各源流小学将会在2015年全面恢复母语教数理,至于中学的数理科则要等到2020年才能全面恢复国语教学,我们还是希望政府不要过于硬性规定,还得从长计议。

毕竟马哈迪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他在位22年,深知国人掌握不足英语的缺陷和落后,也就在2003年义无反顾的强行改变数理科教学媒介语自有他的现实考量,也算是用心良苦。无奈在政治正确的信念下(一朝天子一朝臣),马哈迪的政策果然受到了挑战和否定,才有了今日的沸沸扬扬的争议。所幸新的决定还有回旋的余地,也让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松了一口气。

刊登于2011年11月14日《号外周报》第556期

评“独立信赖之声”(跃马扬鞭)

随着大选的日期越来越近,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通过不同的管道表达心意,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组织就是在今年7月成立的“独立信赖之声”(Amanah)已在11月8日获准注册。其主席东姑拉沙里的名气自然比这个非政府组织还要响亮,但他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平台来指手划脚?固然有其政治议程。

显然“独立信赖之声”从筹备到成立的3个月内,其份量是不足的。既然不是政党,则其活动范围和影响力也相应大大减低,只能被视为普通的社团组织。

在这种情形下,“独立信赖之声”是不可派出候选人参加大选的,充其量只能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后组成一个松弛的阵线。除非这个组织的重量级人马,如东姑拉沙里重被巫统列为候选人及翁诗杰也被列为国阵的候选人,否则他们的胜算只能靠民联的让路。但这样的特殊安排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民联的利益。因此单靠这个组织是不可能“挽救”这些被认为“过气人物”的政治生命的。

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希望借此组织增加本身的政治筹码。例如东姑拉沙里说,他依然对党有信心,才没有退党。换句话说,东姑拉沙里希望来届大选重作冯妇,只要巫统认为无伤大雅,又可借东姑拉沙里牵制伊斯兰党的话,那就无需排斥他在候选人名单外,反正东姑拉沙里已不是昔日(80年代)的生龙活虎,而是影响力日渐式微的元老。他对巫统已没有杀伤力;同样的这个组织对国阵也没有杀伤力,只是让一些人有一个“独立”的平台给国阵吹吹风。

正如拉沙里本身指出,他因为在巫统党内已没有发言的空间,所以才要有一个组织来“名正言顺”地表态。慕尤丁副揆已否认此说,可见拉沙里的行为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旨争取在巫统内还有话语权和成为候选人)。

但这种表态又显得苍白而无力。它一方面讨好国阵,而另一方面,也不是对民联有所倾向,他们又怎能得到民联的支持呢?在两方不讨好下,我们只能说:“请自我保重”。

对此,我们注意到这个组织的署理主席翁诗杰的话是耐人寻味的。他说,他参与“独立信赖之声”与他的马华党员的身份不会有冲突,他认为发言的空间是多元化的;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压缩发言空间的政治将成为过去。因此他不是因为失去言论自由才参加此组织的,而是用来强化他的政治资本。

无可否认的,翁诗杰自从于去年十月卸下马华总会长职后,他就与现任总会长蔡细历不咬弦,甚至成为“兄弟阋墙”的一对冤家。即使蔡细历公开要他退党,他却反指为何要退党?在对峙的“唇枪舌剑”的混局中,谁也无法再跨前一步,彼此只能来个隔空对骂。但由于情势并非居于有利的局面,翁诗杰也像拉沙里一样,希望拥有一个与国阵不冲撞的新平台来为本身护航,以便最终被国阵甄定为候选人。若然,则他们鼓吹“独立信赖之声”的成立也就没有白费心机了。这样一来,他们既给国阵留有余地的同时,也给自己留有后路。这两全其美的思路,也许就是他们的政治立场。

虽然有记者问东姑拉沙里会否变成一个政党,他婉转地说交给会员来决定。但在时间上不但赶不上不久后的大选,而且这个组织到底有多少会员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它竟有6名署理主席和7名副主席,皆是有头有脸的人。那么会员在哪里?直到目前为止,又有了多少名会员?
其实,忝为非政府组织,它是不在意有多少会员的,即使被认为是“无兵司令”的组织,他们也许都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国阵会给他们机会吗?

就实质意义来说,“独立信赖之声”的冲击力是有限的,表面上看来是有“架势”的非政府组织,实则这个组织的“身价”有多大,他们也是心知肚明的。还有,它是一个聊备一格的组织,在大选前吹皱一池春水,以求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抑或是一个有长远战略的组织?我们不必看得太远,单看在大选过后,这个组织会否壮大起来或沉静下来,就一目了然了。

刊登于2011年11月14日《南洋商报》

政治也要“五讲四美”(现代春秋)

80年代初,我刚踏入广州大地,中国仍然存有文革留下的深刻痕迹。《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不断地在我耳边响起。

有一天,我在广州的街道上发现许多标语写着“五讲四美”,当地友人告诉我这是一场净化社会风气的运动。我查问了一下,原来“五讲”代表: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及讲道德。
而“四美”代表: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及环境美。

我为这样的口号和标语而感动。我当时在想,如果人人都秉持“五讲四美”,这个社会肯定会很美丽也很干净的;再延伸下去,如果世界各地都讲究“五讲四美”,则这个世界不是更美吗?还要打什么仗?

当然这只是我们主观的愿望,也可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中国那时正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让“五讲四美”出台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经历文革的“浩劫”后,中国更需要创造一个文明礼貌的社会,这也正好符合毛泽东所说的“打扫好干净家里以迎接客人”。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世界各地的人都拉来中国做生意。这就需要一个美学的社会。

如今考察起来,这个“五讲四美”运动其实是在1981年制定的。它是由共青团、妇女会、学生会、文学艺术会及美学会等九个团体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以便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后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物质成了人们追求的第一目标,反而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到了90年代,一场争论指资本主义的文化“污染”了社会主义的文明倒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但邓小平一句话:不论黑猫或白猫,能抓老鼠即是好猫,也就堵住了“左道中人”反对自由化和引进西方文明。于是乎,一场“姓社”或“姓资”的争论也分不出一个胜负来。最后是以大局为重,定性一切(不论是姓社或姓资)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无所争议了。无可否认的,在这个大框架下,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政策还是被引进而成为所谓“社会主义特色”的东西了。

因为中国在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在千禧年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也就造成“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局面。换句话说,在物质的西化和向资本主义看齐下,也免不了“污染”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是否还保有“五讲四美”的格局也已经不重要了,也被许许多多人忘记了。因为人们可以不讲道德,也不重视语言美和心灵之美,也就有许许多多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也在中国发生了。有人说因为中国已资本主义化;也有人说因为中国让精神文明被严重污染,以致人的灵魂深处也起了变化,不再有心灵美了,一切向钱看和向世俗发展。

中国政府也发现到在这些年来,社会上存在着俗不可耐的文化风气在滋长,如果不及时纠正和制止,恐怕会进一步污染人的心灵。就这样一场所谓“反三俗”的斗争开始了。

所谓的“反三俗”就是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庸俗”(指平庸、低级和不高尚)、“低俗”(与高雅相对来说,是属于俗的初级阶段,即不高级的俗之意)和“媚俗”(指文化和媒体迎合低级趣味,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是献媚和崇洋)。

中国主席胡锦涛在去年7月向中央政治局发出号召,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和媚俗”,以建立起“新道德运动”。这固然一方面为文化的向下滑落提出警告;而另一方面,则要国人必须恢复孔子儒学所倡导的“以德治国”,不要因利忘义,成为一个低级趣味的人。

毛泽东早年在颂扬白求恩时,就要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这话说起来容易,但也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如今胡锦涛一再告诫国人要“反三俗”,就是不要把道德的底线抹掉了。

针对低俗的问题,我在去年10月与黄明志一场对话时说,歌曲的创作和文词可以向优雅发展,不一定要以通俗化为理由而走向低俗。

我的话当然不被接受,因为黄明志认为他不低俗,只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我无意对此争辩下去,这是因人而异的观念和思维。

巧合的是,最近在我们在政坛却又为粗言粗语进行大争论。在不介入双方的争议谁是谁非的大前提下,我要指出的是中华文字有其优美和低俗之处,使用起来也要恰到好处;尤其身为政治人物应比媒体有更大的责任“启迪民智”,他们可以在大庭广众教育和灌输民众掌握比较文雅的字眼,即使骂人也要有艺术,不必脱口而出,把巴刹语言当“美学”来用。

我之所以提及“五讲四美”就是在2008年的大选期间,我们不是看到优美的文句在跳动吗?比如 “改国运,你决定”,它不骂人也确实发挥了四两拨千斤之功力。

我之所以也提及“反三俗”运动也希望政坛也来个大扫除,不要让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摆上桌面。有些话只能在巴刹讲或小声讲;有些话只传神会意开不了口的。还有,不恰当的比喻就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了。

千万记住,从政者在人民之间是起带动和表率作用的,更应该适当地净化和美化通俗的语言。不经过筛选的语言,毕竟是不值得鼓励的。

刊登于2011年11月14日《光华日报》

开明看待英语教数理 (直挂云帆)

在争议声中,马来西亚政府对英语教数理科有了软着陆的折衷方案,即不再坚持在2012年全面恢复在小学用母语教数理科,而是允许小学继续使用母语和英语教数理科,直到2015年止。换句话说,从2016年开始,各源流小学将全面使用母语教数理。至于中学则可选择用双语教数理科,直到2020年;而从2021年开始,中学将会全面用国语教数理。

由于政府的妥协,使到争取保留现状的家长及政团松一口气。姑不论这是否与大选即将来临有关,我们认为这项“回到从前”的决策仍有需要从长计议再行斟酌,因为前首相马哈迪在2003年锐意推行的英化数理科的决策是值得重视与消化的,而不是来一个180度的转变并将之否定。
在这方面,分析马哈迪从政以来的施政与其教育政策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这得从他在1974年大选后被委为教育部长说起。他因大力支持敦拉萨取代东姑(1971年),而在同年被敦拉萨迎回巫统(他在1969年“513”后被东姑开除党籍)。

1975年,以教育部长的身份,马哈迪将所有的英文小学改制为国民小学。这意味着,多年以来一直存在和发展的英小不见了,改成用马来文为媒介语的国民小学(根据1968年的统计,全国有1435间政府资助的英文小学)。由于政策的改变,促使许多“英文至上”的华裔家长逐渐地将他们的子女送进华文小学,以致华小的学生从1970年的43万余名激增至1978年的57万余名。这是因为许多家长认为孩子可在华小接受三语教育,包括对英文的学习,也就不再对华小“抱有成见”。时至今日,在3百余万名小学生中,华校生占了60余万名,相等于学生总数的20%。如果以马来西亚的华裔人口有24%来推算,则有超过90%的华裔家长已将其子女送进国内的1291间的华小受教育。若是根据教总公布的数字显示,全国有527间微型华小,而从1968年到2008年的40年内,华小生增加了20余万名,造成大城市内有的华小有学生爆满之患。换言之,只有700间的华小是正常地发展来招收新生。

这种参差不齐的状况,也包括了有些华小所招收的友族学生已超过华裔学生。虽然70年代中期后,华小几乎成为所有华裔家长的首选,但马哈迪并不为此担心,因为他在国民中学及国民型中学推展的国语教学显得相当成功,所有参加SPM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以良好的马来文程度进行考试。尤其重要的是,家长还是把孩子送进国民型中学,而不是独立中学。例如在2005年槟州教育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0所国民型中学只占109间政府中学的10%,但入读的学生高达2万余名,约占全槟中学生总数的20%。至于五间的独立中学,则未见有数字提供。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北马就未听闻家长要增建独中,反而不断要求增建国民型中学(尽管在后期已没有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之分)。当北海有了钟灵中学后,又有了菩提中学搬校的大动作,现在则是日新国中也提出要建分校了。

如果我们将槟州的华小生作一分析的话,不难发现每年约一万名的小六毕业生的去向,其中有4000名进入国民型中学,另外不到500名进入独立中学,剩下的55%或说5500名毕业生不是进入国民中学就是有部分辍学了。

我们提出这个数字旨在说明,即使独中提供三语教育,其吸引力远不及推行国语教学的国民型中学。在家长看来国民型中学有其应变能力,也保住了华校的特征。独中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国语政策而占有优势,因此以为政府又将数理科改回国语教学势将刺激独中生源增加是一厢情愿的论调,不具实质意义。

事实上,马哈迪也洞悉他在推行国化教育的30年来,出现了纰漏,即在强调单元教育的同时,逐渐地忽视了数理科教育对国人思想启发与才华发掘的重要性;甚至也在有意无意间,使到宗教教育成为一个新导向;尤其是在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催生了宗教的力量与教育相辅相成。
就在马哈迪行将退休的那一年,他义无反顾地将教育政策来一个大转变,虽然被人认为是出于“心血来潮”的举措,但深入考察也看到他的某种程度的良苦用心和对下一代前途的思索。其一,他既已要退休,也就不会带有政治议程,而是希望国家的多元社会不会继续偏向单一语文发展。其二,他一向以来被视为民族主义的份子;甚至有时被视为民粹主义者,对马来文的推动和对回教价值的推广,他是不遗余力的。如今由他亲自领导改革,没有人可以形容他“背叛“了国语政策。其三,马哈迪强调推动英语教导数理是一个进步的措施,与“背叛”民族教育无关。他说:他本身和其他人一样,都一样是民族主义者,甚至早在很多人之前就已经捍卫马来文的使用,但他意识到学习英文的实际好处,因为科学不是一个普通科学,它是一个动态的学科,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原理,除非我们是使用既定的语文来书写,我们才能跟上发展。其四,马哈迪不希望国人因科学的落后而变成“停滞”的一代,他希望一分为二看问题,不要将语文和科学混为一谈。

因此,马哈迪在反对政府否定其政策时,有这样的揶揄一些人的“口是心非”。他说:“你从来不知道呼吁使用马来文来教导数理的人,可能将孩子送到使用英文的学校。”

这是一语道破人的矛盾心态。正如李光耀回忆录中有一段这样说:“担任华校董事的宗乡会馆领袖把孩子送进英校,但他们却劝告其他家长把孩子送进华校”。

虽然两者不属同性质的课题,但同样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与功利主义,对某些关系到自己利益的选择作出“唯心之论”。这是对教育的一大讽刺。

既然马哈迪毫不客气地批评“口不对心”者,也正好说明其8年前的改变是正当的。这就是说,当人们都讲不出英语化数理的坏处时,为什么要开倒车,走回用狭隘的民族意识来堵住教育的开明与开放?。

我们希望政府能看到时代的转变与改变,不能再墨守成规或一成不变,只以单一语文教导所有的科目,即便连中国在今日也重视英文教学的重要性,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与世界脱轨。其实马哈迪的做法是给国民中学及国民型中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不是与时代唱反调;也因为这样,独中还是无法成为国民型的取代品,只能是另类教育的辅助。

总而言之,马哈迪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也值得政府再三思。他说:“我们应该进行一场民意测验,来鉴定富人是不是真的把孩子送进英文教学的学校(应指国际学校或送到外国读书),而穷人则必须把孩子送到政府设立使用马来文教学的学校。”如果不是的话,则给人民提供选择性而不是强制性的教育是值得鼓励的。

刊登于2011年11月10日《东方日报》

回教刑法行不通 (天下纵横)

在国防大学任教的郑全行在一项座谈会上公然地扬言,若我国要实行伊斯兰刑法,就必须通过“强制”的方式落实。

这位名为Ridhuan Tee Abdullah的华裔回教徒这样说:非穆斯林对回教法律持有“负面态度”,他们不可能接受这项律法。

虽然回教刑法已言明只针对回教徒,与非回教徒无关,但如果此刑法一旦实施,也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冲击,非穆斯林反对也是预料中事。因此郑全行的言论是令人遗憾与不能接受的。

我们不知道郑全行是基于什么理由说,目前是最好的时刻落实伊斯兰刑法,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抽离了政治因素而一厢情愿地表达个人的看法。很不幸的,他的这个想法和观点不仅落伍,甚至是与时代脱节的。他不是不了解华人的心思,而是故意漠视华人抗拒的这一事实。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有回教刑法?而它又与推行多年的回教法庭又有什么不同呢?

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回教法庭在民事上审理关于婚事、离婚、分居、财产等事务;而在刑事方面有权审理家庭暴力、虐待妻子、性犯罪、幽会及卖淫等。同时买卖烈酒及喝酒也是一项“罪行”。法庭有权处以监禁及鞭打的处罚,但这类的回教法庭只审理回教徒,一概无权审讯非回教徒。

这么多年以来,回教法庭由于处理的是以家事为多,也就不被非回教徒所忧虑。它与后来备受争议的回教刑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有本质上的差别。

回教刑法,一般又称为“断肢法”,是于1993年由回教党控制的吉兰丹州议会通过的,以直接挑战国阵的立场。根据所知,回教刑法包括三个类别。其一是Hudud,对酗酒、通奸和偷窃、抢劫及叛教案施以刑法;其二是Qisas,对杀人、伤人案的刑法;及其三是Takzir,即意当法官不能使用Hudud及Qisas刑法作判决时,法官可自行裁决。

针对这一刑法,当时身为首相的马哈迪不表赞同。吉兰丹政府也只能将回教刑法“束之高阁”。接着在1999年,又因安华效应,回教党再次夺回登嘉楼州政权。在哈迪阿旺亲自担任州务大臣下,他也于2003年在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企图两面夹攻马哈迪接受修宪。结果,马哈迪还是不为所动,他认为现有的司法已足够应付一切,无需再“标新立异”。后来,回教党方面在受挑战下,也有提及回教刑法,马哈迪终于在2009年应首要领导基金的邀请发表一针见血的评论。他说,回教刑法是一项不成文的法律,法官是根据他所阅读的回教经文作出裁决。因此没有一套适用于全体穆斯林的法律。如果你要实行回教刑法,就必须是成文的法律,明确规定罪行是什么,惩罚是什么?当你上法庭时,你会明确知道自己是否犯了什么法,然后怎样辩护。“我曾问沙地阿拉伯是不是有了成文的回教刑法,所获得的答案是没有。只好依据法官自己作出决定,但法官可能有偏见。”

他进一步说:“回教刑法最大的问题是提控和裁决的过程并不公正。如果不公正,就不是回教了。举个例子,两个人偷窃,一个是马来人,另一个是非穆斯林的华人,结果前者被砍手,后者只坐牢几个月。这公平吗?显然是不公平的。”

既然马哈迪已清楚和明白地指出回教刑法的弱点和不当之处,为什么这个问题还在争议不休呢?

如果连回教徒本身对回教刑法也有意见和不同的看法,那又为什么要执意推行呢?

其实,这种在中世纪出现的律法,是完全不适用于今日的民主和开明的社会。因此我们还是坚持应将这类刑法“冻结”,不再让它再一次刺激非穆斯林和穆斯林。这对国家和对各族的谅解都是公平和合理的。

刊登于2011年11月7日《号外周报》第555期

大专法令出炉的背景 (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因为一宗上诉庭判案宣布大专法令第15(5)(a)条文违宪而顿使舆论沸腾起来,很多人都认为此法令不合时宜,有违民主精神,应予废除;但它的出现也是有时代背景的。

这有需要回到独立前的学生运动,它最初是在新加坡引发的。先是1954年新加坡华校生为反对服兵役而展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也因与军警冲突而酿成流血事件(主要是华侨中学与中正中学的学生)。虽然学生取得了“胜利”,政府答应适龄的学生缓期服役,但也有学生被逮捕。经审讯后,有28名学生罪名成立,判处缓刑6个月;另外8名被控阻差办公,结果被判监3个月。李光耀因成为他们的律师而名声大噪。这就是新加坡著名的1954年“513”学运。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即1954年5月28日,一批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后改称新加坡大学)的学生被捕,面对煽动罪被控上法庭,因为他们在《华惹》(FAJAR)(社会主义俱乐部会刊)刊登一篇题为《对亚洲的侵略》的文章,指责殖民主义者强制马来亚加入军事联盟(东南亚条约),并征召服役而把国家推入战争。因此文章号召人民不要与殖民政府攀上关系。
李光耀也是他们的辩护律师,结果在同年8月审讯的时候,8名被控学生全数无罪,李光耀也因这两宗案件成为政治红人,促使他在下半年组织了人民行动党。

因为学运在新加坡燃起第一把火后,它在1955年触动槟城钟灵中学的学生介入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而被英化,结果有7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因事态严重,导致钟灵中学的学生在1956年举行集会,军警进行镇压后,有68名学生被开除学籍。

学运经此激发后,不遑多让新加坡,也在马来亚各地发生学生示威与罢课运动,例如进入1957年4月份,斗争逐渐进入高潮,除钟灵生声援被开除学生参与罢考外,韩中与中华的学生也在校内罢课,举行集会。在独立后到了11月份,学潮扩大,波及槟花女中与中华中学,更见各校学生齐涌槟华女中大集会。

紧接着吡叻、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的各华文中学都动了起来。因此1957年的“一一一四”在后来被列为学潮纪念日,它标志着马新的华校已因教育政策及改制的问题沸沸扬扬。在政府看来,华校成为左翼的温床。

转入1958年,学潮基本上平静下来,但左翼思潮在各华校内滋长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批生力军在60年代参加了左翼的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合),成为政治活跃份子。
在此之后,马来亚的学运核心因南洋大学的创立(1958年新校舍落成),又转回新加坡,但不再波涛起伏;在60年代中期又化整为零。这与马来西亚成立(1963年)及马新分家(1965年)的政治变动大有关系。

吊诡的是,在70年代扛起华校学运重责的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马来亚大学。当1971年,马大华文学会成为左翼文艺的前哨站后,它就义无反顾地一马当先成为华校学运的接班人。这是1969年“513”种族冲突事件后,左翼文化阵地的重新整合,它与“513”无关,也不涉及种族斗争,纯然是一场学生运动。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马来学生也在马来亚大学推动第一波学运,1967年他们介入了支持雪州农民哈密大直落昂地区开拓森林地,并进行耕种和建搭屋子。不久之后,政府认为是非法活动乃采取行动镇压和扫除。这一下子,又激发马大的马来学生在校内进行示威。刚好也在这一年,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宣告成立,步新加坡大学的后尘,高举左翼旗帜。

这意味着,马来活跃份子已被组织起来,他们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68年举行示威抗议苏联入侵捷克。一直到1969年的大选前(4月和5月),马大学生会成功地在全国举行了13个群众大会,先后吸引了10万名群众的捧场,他们的斗争目标已涉及政治层面,包括推广民主,要求让人民获得更大的参政权,进而要求释放政治犯及外国军事基地撤出马来西亚。

至此,马来西亚的华校学运与马来学运已花开两朵,各自表述,且从中学走向大学,又因有左翼的因子在跳动而形成一个左倾的学运在发展;尤其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马来学运更是在安华的领导下加入了倒东姑的斗争,他们支持马哈迪而反对东姑的领导,也提早结束了东姑的政治生涯(1970年)。

有鉴于学生运动方兴未艾,又已从文化走向政治,在敦拉萨领导下的政府,乃于1971年(国会重开后)提出了《大专法令》,以限制学生参与政治与政党活动。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政府在1974年先后援引内安令及大专法令查封马大华文学会及扣留在华玲反饥饿运动中的领袖安华依布拉欣。

因学运冲击力太大,政府又于1975年修改《大专法令》,更进一步控制学生的参政权和言论及结社的自由。

如今事隔40年了,《大专法令》已成为妨碍民主进程的条文,它的消失也应是预料中事。

刊登于2011年11月7日《南洋商报》

是时候终止大专法令了 (现代春秋)

这一则释宪的官司太有看头,联邦上诉庭于10月31日作出判决,以2对1票宣布1971年大专法令第15(5)(a)条文违反联邦宪法第10条文中赋予人民言论、集会及结社自由的权利。

所谓的第15条(5)(a)争议性的法令是禁止任何大专生或大专学生组织向任何国内的政党表达支持、同情或反对。换句话说,这个条文是限制和阻止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

例如华校生在“513”后将学运的核心放在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他们在1971年的选举中,将华文学会转化成左翼文艺的前哨站,不因“513”的阴影有所退却。

同样的,在“513”后,马来学生在马大的活动也大大加强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大校园成为示威的主要地点,军警也介入其中进行镇压和逮捕。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在1971年提出大专法令的目的就是要克制和打散校园内政治活动,更连带反对大专生参加校外的政党活动,否则当犯规论。

虽然法令出炉,但它对学生的阻遏力是不大的。学生运动反而更加活跃而使到政府不得不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对付学生领袖。

第一个例子是马大华文学会不因大专法令而改变斗争方向,相反的,它一马当先地扛起左翼文艺大旗,在1973年搞了“春自人间来”的表演;更在1974年准备推出“春雷大汇演”,以期将国内的华校学运和左翼力量整合起来。有鉴于大汇演的浪潮冲击力太大,政府乃在1974年查封马大华文学会,并大举逮捕学生领袖,他们也被指抵触了大专法令。这种连内安令也派上用场的强硬手段,大学内的学运也受挫于一时。

第二个例子是大专法令生效后,一度打压了马来学运,但来到1973年“社会主义俱乐部”重新崛起,它的领导层也控制了马大学生会。这个时期,马大、国大、理大、农大和工艺学院的学生团体已连成一气,向贪污宣战。

1974年是马来学运的转捩点和高潮时刻。它介入了新山打锡乌达拉贫民建立的木屋,很快形成一个木屋区。在当局认为是非法木屋下,乃采取行动取缔和夷平木屋区。

由于木屋区居民得到了学生的同情和支持,示威行动接踵发生,甚至一度接管马大行政,结果遭致更大的逮捕行动,进而宣布吊销马大学生会的注册。

也是在同一年较后时发生的华玲反饥饿斗争,更是令人惊心动魄。它始于1974年11月19日,有超过千名农民示威,3天之后,示威人数竟超过万人。他们示威支援贫民和反对通货膨胀带来的难以应付的生活。到了12月1日,示威人数更高达3万人。这个时候,马大学生加入了示威行动,在雪兰而俱乐部草场举行群众大会受到对付,总共有1128名学生被捕。警方也援引内安令逮捕了安华依布拉欣,塞胡申阿里讲师等著名马来领袖。

这场示威中浮现了一位政治明星,他就是今日备受争议的安华。由此可见,大专法令并不能减少和消除学生的叛逆行为,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当局家长式的管理大学。

因为学运给政府带来大大的震撼,政府在1975年又对大专法令进行修改,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来约束学生不得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限制他们的结社自由与言论自由。

尽管大专法令在后来成为控制大学生的有力武器,但仍有大学生不服气,数十年来也不断地向法令作出挑战。千禧年后的案例是在2005年,理大的苏淑桦入禀高庭,挑战大专法令的合法性,这是马来西亚史上第一宗挑战《1971年大专法令》的官司。

苏淑桦原为理大学生,在2004年她协助峇都区公正党候选人蔡添强的竞选,被大学当局在听证会上认为“罪名”成立,罚款200元。她对判决不满意,乃向高教部上诉,结果她的上诉被驳回。
因此她在翌年(2005年)入禀法院指《大专法令》违宪,她的目的是迫使《大专法令》被取消。
不过到了2010年1月4日,苏淑桦挑战《大专法令》违宪失败,法庭喻令她须在30天内支付马币3000元的堂费。换句话说,苏淑桦的案件以失败收场。

虽然如此,在另一边厢,又有4名国民大学的政治系学生希尔曼(22岁)、温京才(23岁)、依斯迈阿朱鲁丁(23岁)及阿兹王林莎菲娜(23岁)因在去年4月的乌雪区补选时,协助公正党候选人而被警方逮捕。过后国大传召他们出席校园听证会,最终被宣布无罪。

这4名学生不甘被指控,决定在今年起诉政府、高教部和国大校方,要求宣判大专法令第15(5)(a)条文违宪,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学生们竟获胜利。法官以2比1宣布《大专法令》违宪。这在马来西亚也是罕有的判案。现在政府是否上诉尚未得知,因为有压力促请政府顺便将《大专法令》束之高阁,一如纳吉首相在9月份宣布将废除内安令(ISA)和修改印刷法一样。

既然政府相信言论自由和议会民主,则法官认为《大专法令》违宪自有其理论依据。他更一针见血指出,大专生已达法定年龄,他们可以结婚、可当父母,满21岁可以投票,甚至可当一家公司的董事,但他们却被告知不能说出任何含视为支持或友对某一政党的言论(法官布沙慕丁)。
是的,大学生已是成人,懂得判定是非,他们为何不能参政和问政呢?实在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上诉庭的判决是大快人心,也是心同此理的。

刊登于2011年11月7日《光华日报》

巴勒斯坦立国无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于10月23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了申请入会书,以成为联合国第194个会员。

当天,阿巴斯也是以巴勒斯坦总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入联大会议厅,并发表演说。他重复他的前任者阿拉法特于1974年在联大的演讲时的名言:“不要让橄榄枝从我的手中落下。我们的人民正在等待世界的回答。巴勒斯坦人已受够持续60年的苦难,已是到了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时候。”

在这方面,阿巴斯的敌对者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领导人哈尼亚表示反对。虽然他不会妨碍阿巴斯倡导“入联”行动,但他指责阿巴斯在联大的演说中擅自放弃历史上巴勒斯坦80%的领土(哈马斯在2005年大选中取得胜利,组成内阁,与阿巴斯分享政权)。

对于阿巴斯的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反对,他说和平不会经由联合国的声明和决议中实现,应由以巴通过谈判来达致。虽然他相信巴勒斯坦人民应争取属于自己的国家,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必须得到保证,因为有不少规模更大的国家威胁把它从地图上抹去(这是美国一向来的立场和态度,偏向以色列)。

正因为美国的反对,也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巴勒斯坦入会(以色列表示欢迎),因此阿巴斯的动作只能视为另一种博取同情和支持的行动,并不可能通过一纸公文来落实,这是预料中事。

究竟巴勒斯坦为何不能立国?它又与以色列有什么“深仇大恨”?这都是有历史渊源的。

远在公元前一千年,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地名)建立了犹太国家。公元前300年,希腊征服了巴勒斯坦。公元前30年,巴勒斯坦被罗马统治。公元130年,罗马帝国大举杀害犹太人,禁止犹太教。从此犹太人成为没有国家的流放民族。

到了公元630年,回教兴起,大批阿拉伯人迁入巴勒斯坦,伊斯兰教也在巴勒斯坦扎根。当这一方的犹太人在流离失所时;那一方的阿拉伯人成为巴勒斯坦的人民。1300年后,也就是在1947年联合国通过一条议决案,将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一半归犹太人复国;另一半归阿拉伯人建巴勒斯坦国。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英国必须在1948年10月1日前结束它在巴勒斯坦的托管;而在两个月内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犹太国的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56.4%,约相等于25个新加坡);阿拉伯国家的面积为1.12万平方公里,约相等于19个新加坡)。至于耶路撒冷及其附近村镇(约158平方公里)则成为联合国托管区。

在这大好机会下,当犹太人知悉英国提早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5月15日),也就在5月14日的午夜宣布以色列国的诞生。犹太人几经两千年的失去家园后,又回到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重建国家。

但在另一边厢,激怒了阿拉伯国家。在埃及的领导下,于(1948年)5月15日展开军事行动,参与的国家还有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在美国的干预下,责成联合国强制双方停火。虽然在初时阿拉伯国家较占上风,但以色列在西方国家的协助下,得以喘一口气后,于接获西方国家的军援后,又于同年10月把阿拉伯国家打败,以色列的这一胜利也助长了它的威力。

接着,在1956年以色列打响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后来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埃及则取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但元气大伤。

1967年,经过10年的“休战”后,埃及封镇阿喀巴湾,以扼住以色列海港的咽喉,作为报复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的损失。

以色列借此事故又打响第三次中东战争,这一回重创埃及空军,也对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展开轰炸行动。

前后以色列只用6天的时间将阿拉伯国家的军力一一击垮,并夺得了约旦河西岸与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以色列又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原。在这种情形下,以色列扬言1948年联合国规定的边界已不存在,必须通过新的谈判来重新界定边界,不打算退守到原被联合国分配的土地。

于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通过242号决议,取代了1947年的181号决议。此时的以色列版图已扩大到20700平方公里,而剩下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分别被埃及和约旦占有,这就是说,第三次中东战争使到巴勒斯坦支离破碎,而联合国也强制阿拉伯国家必须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实,并默认了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的领土。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在两大阵营的交锋下,已成为可怜的俎上肉。

虽然后来又有所谓第四次和第五次中东战争,但性质已有了改变。1973年的第四次战争后改变了埃及的亲苏路线(因得不到苏联的紧急军援,未能打败以色列),转而与美国复交及和以色列建交,令阿拉伯国家为之哗然。至于1982年的第五次战争纯然是以色列先下手为强,向黎巴嫩及叙利亚开刀,指他们为巴勒斯坦武装份子提供庇护。

事实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经过调停,局势也有了改变,最明显的是阿拉法特(巴塔赫组织)亮相世界舞台;其所代表的巴勒斯坦被联合国接纳为观察员(它不等于会员,不享有会员的基本权利)。没想到阿拉法穷其毕生的斗争也无法实现巴勒斯坦国。当他在2005年逝世,而由阿巴斯继承其位时,巴勒斯坦还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国家”。

巴勒斯坦之所以有“国家”之形,主要是通过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即美国安排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双方签署),同意巴勒斯坦成立自治政府,并在1996年通过选举合法化其国际地位。但即使阿拉法当选总统,他还是只拥有一个破碎的土地,以色列并不愿意归还已占有的土地,且在原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建立移居点,并为了国防与安全,对巴勒斯坦实施严管政策,使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悬而未解。

非常可怜的是,巴勒斯坦一直成为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筹码,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设身处地的为巴勒斯坦人民谋求一个公平的出路。过去声称为阿拉伯尊严而战;现在又被以色列堵住立国之路。也因为一错再错,直到今天,巴勒斯坦只陆续收回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阿巴斯也不再坚持1947年联合国的立国面积,只求拿到立国的面积6205平方公里,比起昔日少了一半。

现在连拿回这一半土地也似乎难如登天,难怪阿巴斯10月28日痛心疾首地向以色列电视台承认,阿拉伯世界拒绝1947年联合国的分治方案是错误的。他说,这是我们的错误,整体而言,是阿拉伯的错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刊登于2011年11月3日《东方日报》

卡达菲的悲剧下场 (天下纵横)

利比亚政治狂人卡达菲被枪伤抓获后,因抢救不及而逝世的消息在10月21日由世界各大小报章报导后,它成为一则大新闻。不但标志着一代独裁者不得善终的下场,而且也反映出利比亚面向一个难以估测和不明朗的未来,为中东的局势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利比亚位于北非洲的回教国家,其他与它属于同一地区的回教国有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及苏丹等;而隔着一道红海的主要回教国家有沙地阿拉伯、约旦、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等。这之中有一个刺眼的小红点是俟在约旦及黎巴嫩之间的国家。它是在1948年强行立国的以色列,而引爆了五次的中东战争。也是因为以色列立国导致巴基斯坦人民流离失所,至今无法成为一个独立国。许多的中东回教国家将此归咎于犹太人闯入阿拉伯世界,从此中东永无宁日。因而将矛头指向扶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强行建立以色列国的美国和英国,并认为回教世界之所以无法享有和平,全是美英及以色列所造成的。

由于这样,回教世界在同仇敌忾下把西方和以色列相提并论,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在80年代后,中东回教国家分裂,使到以色列喘一口气。埃及与以色列建交即为一例。在90年代回教势力在阿富汗气走苏联侵略军后,除了导致苏联变天外,也给回教原教者主义的势力在中东膨胀起来。

然而这一切也要回到60年代,当美国成功地挫败印尼苏卡诺的反美阵线后,它就及快地拉拢回教国家脱离苏联而与美国走在一起,即使回教国家保持保守治国,进行军事政变走独裁路线也被容忍和默许,只要不向苏联叩头。利比亚的卡达菲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冒出头来。他在1969年发动没有流血的政变推翻了国王伊德里斯一世,建立利比亚共和国。从此利比亚从封建独裁王国走向共和独裁统治;而且卡达菲一统治就是长达42年,几乎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首长。他不但把利比亚在后期带上反美的道路,而且也被指参与了一些恐怖爆炸案,令美国对他既恨又忧,不知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当90年代奥沙马宾拉登借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崛起成为“恐怖大亨”后,卡达菲的狂人形象也就被比下去。尽管在千禧年后卡达菲向美国伸出友谊之手,不再搞激烈与极端的活动,但他始终是美国身上的一颗瘤,随时有发作的可能。

因此当去年12月,北非突尼斯回教国家因一名长期失业而不得不摆摊卖菜的小贩的大学生,与当地的执法官员起冲突和被打压后,他竟选择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后引发突尼斯人民起义反抗,迫使执政22年的阿里总统下台而流亡沙地阿拉伯。

因为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所以也称为茉莉花革命。它很快又蔓延到埃及和利比亚,几乎令政府招架不住。结果埃及在位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被拉下台,今天可怜已成为阶下囚。穆巴拉克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苦心营造准备传位给儿子的政权在一夜之间倒塌了。

较后又轮到利比亚的强人卡达菲。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北约公开支援反对派,后者是不可能将卡达菲的“钢墙铁壁”政权摧毁的,因为美国担心“茉莉花革命”会造成兵变和起义变调,又将矛头转向美国,乃先下手为强打击恐怖份子之余,也腾出时间来收拾回教世界的独裁者。那些与美国过意不去的首当其冲,例如2001年的911事件后,美国铲平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又在2003年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并在2008年通过法庭将他处死。

今天卡达菲完了,但利比亚是否就此走上新生,无人可测知。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革命年代,真正的幕后主角是美国。凡是独裁的国家,可要好自为之,美国不会因盟友或“战友”来包庇一个已不被人民容忍的贪腐专制政权继续耀武扬威或危及美国及西方的利益。这也是美国主宰世界的一个长期战略。

刊登于2011年10月31日《号外周报》第554期

“中华民国”的争议 (天下纵横)

虽然不是腥风血雨,也不是刀光剑影,但确实是一场角力战。一方面中国在各地大事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年,抬出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第一领导人;另一方面,台湾也大事庆祝辛亥一百年,但突出的是“中华民国一百年”,同样抬出孙中山这位伟人。

乍看起来,这之中并没有乖离史实,但就政治意义而言,那就是不同的表述了。

中国在解放前后曾有过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称颂,更把孙中山视为革命的先行者。直到今天,大事庆祝辛亥百年对中国来说是深具政治意义的,正如胡锦涛在庆典上疾呼两岸以和平方式进行统一,结束两岸的对立。

他引述孙中山的遗言促请两岸以统一为大业,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1992年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达成的共识,一中各自表述)。

另一方面,台湾的表述是另一种诠释。马英九在庆典上促请大陆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虽然在大陆已成历史,但“中华民国”还存在台湾。他要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大陆的回应,以便在“平等”地位商谈合作事宜。

对此,与马英九争夺总统的民进党蔡英文有更妙的说法:中华民国其实就在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在民进党看来,没有所谓“九二共识”,有的是一边一国论,较国民党更为明确地指出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注意到蔡英文曾说过“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现在又改口说“中华民国”就在台湾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但她为了给自己的政治议程提供一个“交待”,她的改口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真正严重和足以引起对峙的是台湾的定位争议。就中国而言,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所谓台独,更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只要台湾不坚持台独,不各行其是,大陆方面表示会与台湾进行推心置腹的合作,也不会急于定下统一的时间表。

可是台湾的立场又是与大陆南辕北辙的。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它们的立场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只差国民党没有喊出台独的口号,较民进党含蓄,但也掩盖不了一边一国论的心态。今天台湾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年”,就是要与大陆的纪念活动有分别;而民进党插上一脚时,也把国民党穿在身上的“历史外套”脱了下来,就是要国民党抹掉过去,不强调孙中山这个人。因为一提起孙中山,他就成为统战的媒介人。

但不论是孙中山前或孙中山后,中国和台湾总是被历史事件和人物所纠缠。唯一令中台人民遗憾的是自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就占领了台湾。所以台湾有半个世纪是与大陆切割的。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台湾回归“中华民国”,但1949年“中华民国”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眼里,台湾是它的一部分,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因为中华民国已被打败。

可是蒋介石自1949年起就占据台湾,打出中华民国的旗号是与毛泽东对着干的。一直到1971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之后,双方的斗争还是没完没了。没想到辛亥百年也成为国共斗争的新平台;更成为民进党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的平台。

就此而言,我们若以现实的角度(不是历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一百年,看中华民国一百岁,那是无法从中台的论述中找到共识的。它是一个有待厘清的政治大课题:究竟中华民国的定位在哪里?在台湾还是在历史课本中?就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看问题了。


刊登于2011年10月24日《号外周报》第553期

理所当然的重蹈覆辙?(跃马扬鞭)

虽然有人认为政府在这个时候让总稽查司的报告发表和曝光,对国阵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我认为它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因为总稽查司的报告本来就是报忧不报喜的。如果变成喜事连连,那就显得不寻常了。事实上,综观媒体所抖出来的评述,基本上是有“想当然耳”的结果,只有极小部分让人感觉“怎么会这样”外,整体而言,天并没有塌下来,所以国阵无需彻夜失眠,可以按议程来举行大选。

正因为报告的分析都有其依据,因此在这个时候争议为何公帐会的报告会延迟发表已非关键的课题(问题还是存在的),重要的是每次的报告发表后,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补救措施和什么样的惩罚行动?正如前首相马哈迪所质问的:每年(稽查)报告都有指出疏忽与超支,但他们(负责者)就是不长进。他这样说:“这些理财不当的政府机构,几乎每年都没有受到对付,也令他们重蹈覆辙。”

这显然是一语解破我们的疑团与迷思,即使报载从马哈迪主政的1982年开始,总稽查报告年年都先向内阁提呈报告,才交国会辩论,但却依然故我没有改进,令人大惑不解。

尽管反贪污委员会在报告公布后,表示将会采取行动调查36处采购上出现的纰漏,但能否查出什么,以及是否会有下文?也没有人会做出预测。反正大家抱着的心态是一致的,那就是有后续当然最好;没有后续行动也是预料中事。为什么还是像马哈迪所说的,明知年年会出问题,为何有关部门又不补正而再次犯错呢?

这就涉及总稽查司的权限了,他的任务固然是调查所有大小部门的操作和运作;尤其是钱财上的使用,但它并没有司法的权力提出诉讼。比如它将传召7个部门负责人针对报告中的弱点作出解释,一旦解释清楚也就没事了,大可不必耿耿于怀。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总稽查司也有出正面的评价。它说2010年有17个政府部门表现良好,比起2009年的10个大有进步;同时政府机构也有令人鼓舞的表现。2010年有13个机构达到“非常好”的水平,而在2009年只有区区4个。这样的报告,对国阵的杀伤力也就相应减少了。
既然大有进步,那么稽查司公布的有9个政府部门超支达37亿余元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尤其是教育部门超支高达17亿元,相关部门总有很好的理由作出解释,毕竟学生是未来的希望,因此在教育上多做开销也就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例如针对超支情况,反贪污局就即时作出解释,其机构主要是发给54级以下的公务员的年度花红或特别援助金。以此类推,其他部门和机构也会有本身的理由来作解释,我们也不必期望会抖出什么大件事来。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发现一些不应发生的不规则指责,包括:(一)农业及农基部门辖下的国家养牛机构所进行的2.5亿元的失败计划,这又是为什么?(二)为何在2007年至2010年间,多付4百余万元退休金给退休公务员?(三)19家官联公司(财政部共控制47家)在2009年面对7亿余元的亏损,而需由另28家赚钱的官联公司来填补这个漏洞,政府可有良策改善?(四)还有十分离谱的是,海洋公园局用5万余元买下只值1千9百元的望远镜。令人匪夷所思,谁应负责任?(五)国债从前年的3623亿元提高至4071亿元,增加了12.3%,已是连续两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达到53.1%的水平。这种高比例的情况值得国人注意和严防经济持续恶化。(六)首相署7亿元的扶贫计划逾半失败,导致我国无法在去年底达到零度赤贫,原因在哪里呢?(七)公积金局在2010年批准13项无需担保贷款,高达551亿元。除了一宗符合条件外,其余不符条规,因为没有政府的担保,不知为什么?

虽然总稽查司也以人民利益为重,不忘揭露失策和弊端和大胆鞭策贪腐现象,但只有揭露而没有赏罚分明是远远不足的。正如大马国际透明组织主席利胜权所说的“我们必须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来对付这类舞弊”。他认为政商勾结下国家的政策将沦为“俘虏”。什么时候,总稽查司可以为我们提出一份令人诚心满意又安心的报告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它还缺乏一个有权威的监督机构来防止和杜绝滥权与贪赃枉法的行为,所以我们只有一直等下去。

刊登于2011年10月31日《南洋商报》

“王者之战”不可取 (跃马扬鞭)

沉寂一时的“王者对决”的游戏在近日似乎又在沸腾起来,它起于民政党代表大会上,竟有代表建议许子根到峇眼国席与林冠英来个王者之战,理由是以激发民政党士气,即使输了也光彩。我不知道提议人是出于真心诚意或带有冷嘲热讽的心态,因为这不但是一场没有意义的对决,而且也可能使党领袖蒙羞。为什么要这样的激将法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有人正在试探许子根的勇气与信心。其实,不论出于何种理由,我们认为这不是“拯救”民政党之道,反而是下下策,搞不好民政党上下会因这样的幼稚的举止而断送前程。

到底是谁“发明”或鼓吹“王者对决”的?好像没有人考证过,但就马来西亚的选举历史来看,应该是民主行动党启开这种风气。记忆所及,在1974年大选时,行动党的副秘书长范俊登蓄意到万里望选区叫阵,用以“惩罚”加入国阵的人民进步党党魁SP辛尼华沙甘。结果范把也是兼任行政议员兼怡保市长的辛尼华沙甘打得落花流水,后者一气之下卧病不起,翌年撤手尘寰。从此人民进步党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仍然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虽然范俊登不是党内的第一号人物,但却是响当当的第二号人物。他的打败辛尼华沙甘意味着行动党攻击进步党“背叛”人民与国阵合作的策略奏效,因此说范俊登是“王者对决”的“开山始祖”,也许是不会错的。

不过,在槟州的行动党主席叶锦源就没有那么幸运。他在丹绒国席对垒也是加入国阵的林苍祐(兼任首席部长),结果败下阵来,也因此夺取槟州政权美梦破碎。严格来说,叶锦源当时尚算不上行动党的前线领袖,也就构不成“王者对决”这号称。反而因为领军失利,造成叶锦源在1978年脱离行动党另起炉灶,但因无法取得选民的支持,从兹只能息影政坛。(注:叶锦源于2009年逝世,范俊登于2010年逝世。这两人在1978年后曾一度成为政治莫逆之交,共同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党)。

在这之后,又有一场“王者对决”的大决战在芙蓉上演,那是1982年的大选。根据丘光耀的论著指出,林吉祥曾挑战李三春到华人占大多数的选区参选。结果李三春在有条件下移师芙蓉提名,向行动党党主席曾敏兴下战书。这一场战对马华来说是关键之役,因为若堂堂的总会长失手,马华的颜面又置于何地?对于曾敏兴而言,也是重要一役,但输了也只是大打击,不十分碍事,因为党的第一把交椅是林吉祥。

李三春虽只以845张多数票压倒对手,有效带动马华士气而议席也大增(马华国会参加28席,赢得24席;行动党的国会只剩下9席)。

一年之后,李三春突告辞职,在补选中曾敏兴又卷土重来,没有人知道个中因由。马华也因为这样在1984年陷入严重党争,直到1985年才由陈群川压倒梁维泮而安定大局。

从这样看来,“王者对决”非李三春所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是要向马哈迪证明马华是获得华社支持的;同时也以此作为政治筹码换取马华在槟州的抬头(这一年马华与民政在州议席分配上平分秋色,各得8席)

由于马华在槟州夺首席部长不成功(林建寿落选,林苍祐继续担任首席部长),李三春也就在心愿未了下“离党出走”,留下解不开的谜团。这意味着李三春并不认为“王者对决”是值得炫耀的,打败曾敏兴后还不是自己也走了。

1986年的“王者对决”是转向马来社会。者次由回教党主席尤索拉哇到巫统马哈迪的古邦巴素选区叫阵,结果不敌马哈迪败下阵来。虽未引发政坛激荡,但也算是两党党魁首次直接交锋。回教党之所以选择与马哈迪来个王者战是希望鼓起回教党低迷的情绪,结果空手而归。自此之后,回教党不再支持“王者对决”的战略方案。

同样的,也是从1986年开始,行动党的第一把手林吉祥成为“王者决战”的另一位造王者。虽然他开展丹绒一役在丹绒国会单挑民政的许子根而受到舆论的批评,但他举的理由是行动党要从丹绒起家(一如林苍祐也是靠丹绒起家),不得不向许子根挑战。当然从战略上来说,行动党出招去掉刚冒出头的政坛新秀也有其本身的说法,因为若许子根再胜而有官职后,林吉祥就不容易应付了。

当时市坊上有很多人不苟同“两个人才争一把椅子”,到后来选民因为更需要反对党领袖多过当部长的议员,也就牺牲许子根来成全林吉祥。后者胜了许子根一条街那么长,以一万余张多数票插旗丹绒。

如果说1986年的战役不能用“王者对决”的形容;那么1990年林吉祥在巴当哥打提名冲着林苍祐而来就是不折不扣的“王者之战”了。不过这两场的战役可以归纳为对抗许子根是林吉祥个人的决定,而对抗林苍祐则是遵从槟州党的决定,并非是他自动请缨斗老佛爷。结果林吉祥只以706张多数票击败林苍祐,但这是“没有喜悦的胜利”(许多年以后,林吉祥在2010年拜祭林苍祐时也显得不是光荣的战役。林吉祥并没有上台执政成为首席部长,他造就了许子根时代的降临)。

因为那一年行动党赢得空前的14个州议席,林吉祥乘胜追击地在1995年又来一场“王者决战”。这一回对准其手下败将许子根,在丹绒武雅上演一场龙争虎斗。这一场战争行动党视为执政的必经之路,到头来是林吉祥大失所望,被许子根以7703张多数票击败;行动党也致命地只剩下一名州议员。

当“王者决战”给林吉祥带来“惨痛的失败”后,他领悟到“丹绒三役”已是“收档了”,而且也不算明智地一而再,再而三泡制“王者决战”的局面,这不是槟州人民愿意看到的。

即使林吉祥在1999年不再推动“丹绒四役”,但他的排阵(不再有王者决战)也不是令人激赏的。他第一次遭遇在国席上输给谢宽泰的痛苦。刚巧在这一年的双失败(输国又输州)后,林吉祥陷入了5年的“痛苦政治更年期”。好不容易在2004年移师怡保东山再起,也就结束了林吉祥“王者之战”的神话了。

正由于老豆的“王者之战”有问题,因此林冠英在2008年的大选采取了谨慎与谦虚的态度,终于让他扭转局面,成为改朝换代的第二人(第一人是林苍祐)。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林冠英避开锋芒,挑选执政党的弱环节下手而成功(国打峇眼及州打阿逸布爹,俱是马华选区。在当时,民政对他来说算是十分强大的对手)。

如今又有人再老调重弹的“王者之战”。若你从过去的几个例子来观察,你就不会支持这样的“胜者不威,败者痛苦”的策略了!

刊登于2011年10月24日《南洋商报》

911十周年祭 (现代春秋)

2001年的一个夜晚,在电视机前观看新闻报导时,突然眼前一亮,有飞机直冲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好像是银幕上的恐怖影片;而事实上是美国受到了重创,恐怖分子驾驶骑劫来的飞机向资本主义的心脏冲去,结果导致两座帝国大厦被摧毁,逾三千人死于非命。这一突如其来的浩劫发生在10年前美国日期的9月11日。不仅对美国人是当头一棒,更让全世界人民看傻了眼,没有人会相信在高科技和最文明的地区竟会有如斯恐怖的爆炸事件向美国的权威和尊严挑战,但也真的发生了。如今一晃眼,十年过去了,日子和时间过得很快,这个世界也起了急速的变化。

如果有应验的话,那就是“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在1996年向美国发出圣战讯号后,他用了5年的时间给美国最大的教训。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和人民才开始相信和接受这个世界存在的最大威胁是“看不见的手”,一只能致人于死地的黑手,而这个人在美国人追查到底后警觉原来曾经是它一手“养大”的叛逆者,它不得不对他及他周围的一群狂热的恐怖分子采取非常手段,它已经不能再用正常的思维去思考和追究敌人在哪里和他的武器有多威力。因为放眼世界,能够与美国在杀伤武器有得比较的是前苏联,也就是今日的俄罗斯。但自从苏联在1990年变天,苏联已缩身成为俄罗斯,不再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至于在千禧年后崛起的中国,也在军事上落后于美国。换句话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再也没有人敢于公开和公然和美国叫阵。尽管美国曾经注意到奥沙马宾拉登曾向美国下战书,但凭奥沙马及其随从的本事,远远不是美国的对手,也就不认为奥沙马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至多在远离美国本土的美国大使馆进行暴力袭击或骑劫民用飞机或采用人肉炸弹来个玉石俱灰的疯狂行径。

正因为美国轻视来自回教世界极端派兴起所带来的巨大威胁,也就不很在意这批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所能起的作用。就这样,当塔利班(一个先在巴基斯坦起家的极端宗教武装组织)在1996年夺取阿富汗的执政权后(按苏军在1989年入侵阿富汗,但在回教游击队包括奥沙马的部队的顽抗下,终于在1990年撤军),阿富汗留下的政治真空在奥沙马势力的支持下,由塔利班的头子奥尔马所填补,组成不可思议的钻行逆施的极端神权政府,禁止女人抛头露面,把国家导入中世纪的蒙昧时代。

在这样的保守和与世隔绝下,正好给奥沙马一个机会在阿富汗建立起其恐怖基地(取名阿盖达)。因为有了基地和活动的范围,奥沙马将矛头转向美国,他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来自美国的霸权和强权政治;尤其是以巴冲突和巴勒斯坦的悲剧都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身为沙地阿拉伯人的奥沙马对阿拉伯世界和回教世界一直被美国操控至为不满,也失望于国际社会不能伸张“正义”,为巴勒斯坦人民讨回公道,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不能团结,让以色列人欺压巴勒斯坦人,直到今天还无法立国感到痛心疾首。也因为这样,奥沙马利用一切的宗教力量来行使他的恐怖行动,并企图为其恐怖行为“合法化”,取名为“圣战”。

对于奥沙马所代表的异端教派所掀起的反美运动,被美国知名政论家亨廷顿看在眼里,他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一书,断定文明的冲突已因宗教的冲突而浮现(这一年也刚好是奥沙马口头向美宣战的开始)。当911事件发生后,亨廷顿即刻在《新闻周刊》发表专论,指说西方与回教的冲突表面化了。

确确实实,在911之后,美国已不再姑息极端集团和宗教狂热分子在美国面前间断性地以恐怖的行为来挑衅。在忍无可忍下,美国政府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行动,在2001年10月7日(离开911只有26天)大举进攻阿富汗。不到两个月,塔利班政权分崩离析,奥沙马的恐怖基地组织也化整为零。虽然事后美国扶持起以卡扎依为首的新政府,且举行民主选举,但不论阿富汗如何民主改革,美国为维护秩序,先是不断派兵援助,目前已达到10万军人之数。这意味着,阿富汗表面的民主和背后依靠美国的军力来支撑场面终于改善不了阿富汗的落后与停滞。

抑有进者,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今年6月份时,证实美国已和塔利班武装举行会谈,初步进展良好,这又证明了塔利班武装被扫荡后,经过一些年又死灰复燃,不是美国的军力可以一举残灭的。

既然美国已定下要在2014年全面撤出阿富汗,则与塔利班的和谈是必要的,只要后者不再诉诸恐怖袭击,参与民主建设,预料美国会为自身的利益创造条件。

至于美国在2003年也借故指责伊拉克暗中鼓动奥沙马展开恐怖袭击,也来一个大举进攻伊拉克的目的主要是要清除阿拉伯国家内出现顽抗与反美的势力。正好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在后期对美国指指点点,批评多过依顺,也就拿萨达姆开刀,以剪除一个可供恐怖分子栖身之国家。萨达姆的银样腊枪头的军力不到一个月便被瓦解了,更在同年杪将萨达姆逮捕归案(2008年经审讯后被判处死刑)。由此可见,一个有形的国家(如阿富汗和伊拉克)不可能是美国的对手的,只要美国一动,这个国家的政权就难保了。这种“替天行道”的作为虽备受一些舆论的指责,但在反恐和打恐的名堂下,美国显得理直气壮地拿下两个与911有关的政权。

不过,在整个过程中,美国一直拿不下奥沙马而耿耿于怀。在不知此人是死是活的情况下,美国竟用上10年的光景才打死了奥沙马宾拉登(2011年5月1日);又在今年10月1日再杀死恐怖基地二号人物奥拉基。在美国看来,打恐战争已晋入“胜利”的阶段。而在今年内撤出伊拉克,但伊拉克的和平与繁荣又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只知道美国留下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伊拉克,让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教徒在争夺政治权力。

事实上,911丧命的不仅仅是无辜的3000美国人,而是在911之后,又有25万人死于非命。这个巨大的数目意味着死一个美国人要83人赔命。

根据BBC网站公布的数字如下:
1、 在阿富汗,有12,000人丧命。
2、 在伊拉克,有12万5千人丧生。美军死亡人数达4千人。
3、 有300万伊拉克人逃离家园,约占总人口的10%。
4、 巴基斯坦35,600平民死亡。
5、 在伊拉克、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战乱中,有255名记者殉职。
6、 美国在对付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及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历年行动,总共耗资4万亿美元。
由此可见,911给人类带来的是一连串的创伤和悲剧,也给在美国的回教徒带来悲痛,因为在民意测验中,只有48%的美国人表示对回教徒友好,另32%认为保持中立,一改过去的和谐与亲善的态度。

如今10周年过去了,美国人也从911悲剧中醒悟过来,但世界并不因此变得美好;尤其是回教国家正面对“茉莉花革命”造成的震荡与改变,也给美国增添新的烦恼。

也许在打恐战争之后,美国要面对的是一个改变中的回教世界。这就是911的10周年所折射出来的新形势。


刊登于2011年10月31日《光华日报》

陈莲花,妳怎么啦?(现代春秋)

在心理上,人们总爱说,女人心海底针,即意女人善变,要透视她的心如“海底捞针”。换句话说,女人的心思是男人或说外人猜不透的,所以才有这样的形容词。

但形容归形容,我也一向认为参政的女人不会犯上“女人”的小气,而是大肚量地承受一切压力,包括在政治上敢做敢为,不会让人摸不透她的想法和心思。例如,我在新闻上认识的陈莲花(我与她不深交,只有过一次的短暂会谈),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政治工作者。她的表现是前卫的,她是这个时代“难得”的政治巾帼人物。

因此在2007年(10月7日),当陈莲花以妇女组主席的身份在民政大会上语惊四座时,我对她另眼相看之余,也为她写下一篇喝彩的文章,取名“为陈莲花喝彩”。因为她直截了当地回应首相阿都拉说要“听真话”的演说后这样说:“首相在开幕词上表示要听真话,但是人民讲到嘴巴都干了,讲的不是谣言,讲的都是真话,都是发生在国内的真相,难道我们只是要聆听、听!听!听!但是没有行动。”

在为民政大会主持开幕时,阿都拉重申他4年前上台的口号“我要听真话,所有的人应勇敢地讲述,就算最尖锐地批评和最痛苦的事实。”

当然阿都拉还有另一句名言是“不是为我工作,而是与我一起工作。”那是他在2003年上台时发出的激发人心的壮语。

然而3年之后,陈莲花感到累了,因为她看不到用行动来纠正错误,因此她说:“人民其实感到失望和气愤,这就是为什么被指为“叛国”的事会发生。他们其实不是叛国者,而只是想抒发不满,真正的叛国者是那些贪污、腐败、不诚实的人。”

在当时陈莲花的激昂言词是获得民政上下的支持,老百姓听后也大快人心,至少她赢得我的掌声。于是我开始对这个人有所注意:她是在2004年的大选在武吉甘冬的国会选区(一向是巫统的强区,在那一年因太平国席让进步党主席卡维斯,巫统也就让出武吉干冬给民政。如今这个选区是民联的前州务大臣尼查所拥有)冒出头来。翌年,她参加角逐民政妇女组主席,成功地击败原任者丽娜峇(来自槟城),成为民政一姐。未想到她在2007年敢于成为民政党内最出位的“良心人物”。

也因为阿都拉处事的优柔寡断,他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付出了代价。国阵在蒙受惨痛的教训后,虽然仍然维持中央政权,但已失五州政权。一年之后,阿都拉下台,这就是308的政治海啸后果。
不过民政一姐却是官运亨通。她在2008年虽转移阵地,但被献议出征也是巫统的玲珑选区而胜出。结果代表民政出任副新闻部长。即使她是英校出身,正在努力学华语,华社还是普遍欢迎和接受她的受委(她的学历是一名硕士)。

在2008年8月17日的吡叻民政妇女组大会上,陈莲花依然表现出“敢怒敢言”的本色,她的言论更是震撼性的。她指责巫统玩弄种族主义,不但造成其他国阵成员党基层不满,而且也影响其他种族的感受,造成国家的安宁受到威胁。

为此,她建议民政党考虑退出国阵。她说:“这项建议将会带到中央代表大会上讨论,大部分基层都有这个意愿(根据郑可扬的说法,有80%代表认同退出国阵)。”

虽然陈莲花的言论如同掷下一枚炸弹,但没有引爆,因为在下来的十月民政党代表大会上并没有正式讨论退出国阵的提案。原来陈莲花在事后遭受严厉的批评,她也对此事做出澄清和道歉。换句话说,陈莲花这次的“英雄本色”是硬不起来的,因为民政并没有与她的论调起舞,所谓退出国阵并不存在,陈莲花也就“好心做坏事”,使到“退出论”不了了之。

我在那个时候对陈莲花的急转弯有了意见。我不明白她为何能在24小时内改变口气和语调,难道她的指责是错误的?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阿都拉在同年的10月18日主持马华代表大会开幕时,也回答了陈莲花的指责,他说,巫统欺辱其他成员党的课题完全不存在,也没有成员党申诉遭巫统欺负,只有在野党挑起课题。

在这之后,民政退出国阵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们也开始另行评估陈莲花这个人,因为她不能坚定和坚持她的言论,反而招致诟病。

在2009年纳吉上台后,陈莲花换了部门,成了副贸消部长。她有两件事也是备受批评的。第一件事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陈莲花表达了“傻瓜论”。她说,如果选民继续执迷不悟,投选只讲都不服务及玩弄种族情绪的反对党,选民将被这把“火”烧成“炭”,民政党也不要继续当傻瓜。

所谓的“傻瓜”即指在大选时把票投给反对党,而选民有问题时却找民政或国阵成员党帮忙。这种“有事找国阵,投票给反对党的做法,是把民政当“傻瓜”来看待。

陈莲花的言论令我想起60年代大选时,因左翼的社阵缺乏资金,它就号召选民“坐联盟的汽车,投票给牛头”,结果也有所奏效。

其实,一个政党或代议士或部长的职责是服务人民,只要有这样的机制和身份,人民自然会找上门要求解决问题。至于是否一定要投票给谁,那与服务攀不上直接关系。因为选民有自由的投票权。因此陈莲花将服务与投票相提并论,是对民主的真谛缺乏了解。

再有在今年7月的时候,陈莲花又闹出一个笑话,她向槟州国阵党员讲解百货膨胀课题时,劝告人民不要跟净选盟起舞。她说:“若国内每户家庭都种一棵辣椒树,大马就不需要向泰国进口辣椒;若空间允许,人民可在家养鸡,并用剩食喂鸡,不需要丢掉浪费;若外食开销大,就自己煮;若某种鱼类涨价,就换口味吃较便宜的鱼。为何浪费时间上街示威?净选盟示威成功了,他们成功破坏国家形象,他们有没有想过商家损失多少?要他们来领导国家?你们自己想想。”

不知道陈莲花这番古怪的逻辑是师出何门?因为我们常有听到中国方面这样说:“做官如不为民服务,不如回家种红薯。”

现在反倒是陈莲花劝人民“勿示威,回家养鸡”简直是新式成语。这使我想起陈莲花的前任者纪碧真在当妇女组主席时说过令人难以消化和理解的话:“我的母语不是华语,因为我是娘惹”(娘惹不是华人,这论调好怪)。

未想在这次(2011年10月15日)的民政代表大会上,陈莲花又有更大胆和让人眼前一亮的言论,她竟公然地要求许子根退位和不要参加大选,以免影响民政的胜算。

这炸弹一投下,几乎将民政党“炸成两半”(因为若她坚持,民政大会上肯定分帮立派,或会面临一场抉择的角力),也是不及24小时陈莲花又改口了。她否认逼宫,也没有直言许子根不要参选,她所说的是党领袖不应软弱,而是要果敢,否则就退位。因此她的新解释是如果许子根决定留下来,就要变得勇敢和果然起来,为党注入新气氛。

就这样的轻描淡写和许子根决意留下来后,民政的一场“战争”也就烟消云散了,真是成也陈莲花,败也陈莲花。

就此而言,政治上的女人同样也是抓摸不透的,陈莲花也不例外。单就上述几个场合的“精彩”言论,我也不得不认了!不知陈莲花有何想法?

刊登于2011年10月24日《光华日报》

回教国家半个世纪的转折 (直挂云帆)

这半个世纪以来,或准确地说,这55年以来是美国与回教世界的纠缠不清和关系变化的转折点。而为美国打开回教世界的缺口不是来自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恰恰是远离美国和中东的印尼。

1966年印尼的右翼军人苏哈多领导一场大流血的政变中,一举推翻了走亲共产国家路线的苏卡诺总统。

本来苏卡诺也不是左道中人,但却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为了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取得独立的印尼能在冷战的夹缝中生存,也就采取不亲美但与共产国家打交道的路线。他甚至还标新立异地倡议“纳沙贡”理念(即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存),把回教世界纳入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中。

1963年,印尼总统苏卡诺为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推动和开展的“粉碎马来西亚”的运动就是借助共产世界的力量,以和亲美的马来西亚较劲。因此马印对抗基本上是回教国家延伸了埃及的亲苏路线的另一个表现。

埃及的纳塞是在1952年的政变中成功地推翻法鲁克王朝。他在1956年将苏以士运河收归国有并在同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进一步靠向苏联。

另一方面,到了60年代,印尼的苏卡诺一马当先地与苏联和中国友好,也积极推动不结盟运动,希望建立一个不亲西方的第三世界。

但是当苏卡诺的反政变事败后,他就尝到了美国插手回教世界的痛苦与势不两立的逼迫。例如1966年苏哈多抬头并出任印尼军事首长后,他就把整个印尼倒向美国,大举杀害印共,苏卡诺的“纳沙贡”也就被“粉碎”了。当马印对抗结束,印尼也与马来西亚(东姑时代)一样,成为美国的盟友。在这种情形下,回教国家逐渐远离共产国家,但过程是缓慢的。

如果说,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美国还不足以促使埃及反思;那么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面临严重损失后,就不得不改弦易辙重新检讨其内外政策,因而在1974年与美国复交,意味着中东局势有新的转变。果然不出所料,1976年埃及解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显示埃及政策向右转。一年之后,埃及总统沙达特(他在1973年取代逝世的纳塞成为新总统)历史性地访问耶路撒冷,并与以色列媾和,全阿拉伯世界为之哗然(正因为这样,沙达特在1981年被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开枪打死)。

从印尼的转向亲美和埃及的重回美国的怀抱,在在说明了在与苏联争夺回教世界的斗争中,美国已占上风,且步步向苏联的权威挑战。

1979年,苏联在怒不可遏的情势下,大举进兵阿富汗,企图将阿富汗变成苏联的桥头堡和卫星国。这个时候,美国巧妙地利用回教国家的宗教分子潜入阿富汗,美其名是打一场圣战,实则是鼓动回教国家反苏反共。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出现一位在后来震惊美国的“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他就是美国当时(80年代)蓄意培养出来专门到阿富汗领导游击战,以拖住苏联后腿的重要棋子。

奥沙马宾拉登在1990年苏联撤军阿富汗后,变成一只脱缰的野马,不但在阿富汗立足,甚至与阿富汗境内与极端的塔利班组织相互合作,进而在1996年塔利班夺得阿富汗执政权后,他就与奥尔马(塔利班头子)结为“难兄难弟”,更进一步允许奥沙马在阿富汗建立命名为“阿盖达”的恐怖组织。也是在这一年,奥沙马向美国发出战争的指令,他扬言向美国发动“圣战”。此时的奥沙马已成为美国的敌人。这当然是美国始料未及的。

其实,当美国在70年代与苏联角力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后,它就怂恿和鼓励中东国家和回教国家自相残杀或默许政变来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例如在1979年伊朗柯梅尼长老成功地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后,美国就放手让伊拉克的萨达姆与伊朗打一场不分胜负的8年战争,目的在于拖垮或最低限度牵制伊朗不会在反美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又例如在1969年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的利比亚强人卡达菲,他先是受到美国肯定,后来因他的摇摆不定的立场和挑起反美的情绪,才被美国列为“危险人物”。但对这号的“政治狂人”只要有回心转意的可能,美国在时机未成熟下,还是会尽量争取的。因此当2003年利比亚的卡达菲不再反美后,他被容忍了下来。

还有突尼斯的本阿里总统在1987年的政变中推翻了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不论他是否真正推行民主,也被美国包庇而不必担忧政权变天。因此他在1994、1999、2004及2009年都蝉联总统。

如果不是突尼斯在去年杪爆发民众起义的突变,在位23年的本阿里是不会轻易下台的,因为人民无法忍受他的独裁统治。他终于逃到沙地阿拉伯当寓公。

这场被命名为“茉莉花革命”(因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运动不但推翻了本国的独裁者,而且也蔓延至北非洲的回教国家。整个运动排山倒海而来,矛头指向各个大独裁者。

这个时候,美国如果不加入反对者的阵营,很可能会被革命的群众掀起反美浪潮,因此美国决定不再对昔日的盟友寄以同情或出手援助。理由很简单,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在研究和分析突尼斯的情势后,发现情况不妙。如果任由发展,对打恐战争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针对前景未测的茉莉花革命,美国不得不未雨绸缪和先下手为强,不再让任何极端派有机可乘,而是将“革命”导入美国鼓吹的民主制度的轨道内。

因为2001年的911恐怖分子得以轻易摧毁两座纽约帝国大厦,是美国轻敌所致,也在此一刻感觉到奥沙马的可怕,真的向美国发动圣战。因此在下来的任何时候,美国都不再轻视回教国家的风吹草动,也不再忍受反美的回教政权耀武扬威或陷入动乱局势。于是有了2001年美国联合盟友攻打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的大报复;复又在2003年进攻伊拉克,一举拿下萨达姆和推翻其独裁政权(1979年上台,历时24年)。

既然对萨达毫不容情(即使在1980年利用萨达姆向伊朗开战),那么对下来的独裁者也没什么情面可讲了,只要转成美国利益的绊脚石,他们就不再是美国的牢不可破的盟友了。埃及的大独裁者穆巴拉克在位30年不得不下台而成为阶下囚,也是美国不再积极伸出援手所致,当然美国也借机顺应回教国家的民意来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地位。

接着下来,虽然后期的利比亚不再反美,但在不符合美国及利比亚人民利益底下,美国也只好拿卡达菲祭旗。就这样,在位40年的独裁者也不得善终,他的下场与萨达姆大致相同,都是在偏僻的藏身处被人抓捕。萨达姆在2008年死于问吊;卡达菲则是在2011年被当场打伤抓获而丧命。

一代大独裁者在今日成为可怜的悲剧人物显现了时代的反复无常,当一个人成为美国的“累赘”时,他注定是要被铲除的。

当然在清除独裁政权的同时,今天的美国也在炫耀它在对付恐怖分子的战争中已打死了第一号公敌奥沙马宾拉登和第二号人物奥拉基,使得打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

还有叙利亚、也门等回教国家也面临变数,正等待美国收拾残局。

不宁唯是,当美国在各方面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后,它自然不放弃正本清源地厘清以巴胶着的关系。因此又频传出以巴已开始交换俘虏;巴勒斯坦准备加入联合国。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在进行最后的努力,以克制以色列作出让步的同时,也让巴勒斯坦在支离破碎中立国,藉此堵住激进回教势力继续利用以巴课题将掀起另一场反美运动,不然美国所作出的努力将付之东流。

整整55年了,我们终于看到回教怎样脱离共产国家而投入美国的怀抱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及后激进分子又从中跳了出来把矛头对准美国而又让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样的转变中,美国也因911事件后不再姑息恐怖分子,也不再庇护独裁者。

老实说,茉莉花革命之所以血染回教世界,与美国的从中插手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回教国家被摆上世界舞台但又不能主导整局的悲局。也难怪今天的局面是一个没有英雄人物的年代,只知道美国在主导一切。这也许是回教世界在转变中不可避免的挣扎和流血。

刊登于2011年10月27日《东方日报》

民政党与许子根 (直挂云帆)

成立于1968年至今有43年历史的民政党今日陷入的困境终于在本届的第40届代表大会中(10月16日-17日)暴露出来。虽然不是明显的分裂,却反映出党内的高层或干部对党的不明朗的未来忧心忡忡。

较为直接挑起党内矛盾的是妇女组主席陈莲花。她在妇女组代表大会上,暗批党主席许子根领导软弱使到党蒙羞;同时也以不点名方式敦促许子根退位,否则该党将会面临“死亡”。
虽然事后陈莲花否认逼宫,但不否认她所批评的人是许子根,而且她也认为来届大选许子根不要出征。

在这方面,陈莲花自辩的解释是这样的:“我没有逼他退位,我只是要他做一个决定。若他决定留下来,必须变得勇敢果断起来,为党注入新形象;当领袖不够果断时,这个党也同样予人软弱的看法。

其实,不论陈莲花的论调为何从“强硬要求”变成“协商要求”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或者“代表”了党内的一把声音(姑且不分析是大部分或小部分)作出了呐喊。这是继今年较早时在槟城的所谓“倒丁倒许”运动后的另一个新发展。如果说槟城方面的发难者缺乏重量级人才,那么这次大会就浮现重量级人才与许子根“较量”。

不过综观党代表大会的情况,陈莲花的声音有叫好但不叫座。最低限度民青团不与之共舞。这之中的微妙是否显示民青团长林时彬也间接表达其父亲林敬益不支持在此时倒许子根?我们不得而知。但陈莲花的举棋不定的动作也反映出民政党内并没有一股取代的力量来更动或更换领导层。也因为这样,陈莲花的“孤掌难鸣”也带出一个重要的讯息,即若要推翻一个领导层,须要有舆论和势力的较量,如果排不出一个阵容来,那也只是说说而已(至少马华党争时的2010年,我们看到的是三大阵营进行角力战)。

所幸的是,针对陈莲花的言论,也有了即时的回应,其一是国阵主席纳吉说,此事交由许子根自行决定要不要参加来届大选,他相信后者知道要怎么做。在这里他抛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与许子根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似乎意味着他需要许子根继续合作下去。

为了安民政之心,纳吉明确地表态,一旦国阵在未来大选夺回槟州政权,巫统绝对不会争做首席部长。因此他要求民政提出一个替代班底。只有这样,民政党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虽然纳吉没有道出来一旦执政由谁来担任首席部长,但已强烈地暗示民政根在槟城。离开了槟城,民政将会成为漂浮失根的政党,很可能危及生存的依据。

民政不能否认这是肺腑之言,因为民政从诞生到今天,它是根植槟城的政党而后才放眼全国的。如果没有1969年的那场大选扶起民政党,它不可能被联盟重视,而在1974年召入国阵。正是因为民政有不逊马华的重量,坐拥一个州政权,所以被宠幸地欢迎加入执政集团,而成为马华的襟肉。在这之后,民政与马华的恩怨“剪不断,理还乱”;有过无数次的明的、暗的过招和斗争。也曾两次计谋夺取槟州主导政权(首席部长职),到最后民政都一一化险为夷,主要是得到巫统的力挺所致。如今包括纳吉也说出这样的话,似乎给民政足够的面子重组班子,但民政做好准备了吗?

其二,许子根身为民政党老大,他已经不能再闪烁其词,因此他明确表态要领导民政参与下届大选是必要的。所谓的领导也使到许子根必须要有一个蓝图,正如纳吉所期望,要有一个班底,而这个班底的意义应该不是指民政本身的改组,而是如何组成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的“内阁”,由谁来做首席部长?如果国阵胜出的话。许子根已不能如同三年前对首长人选三缄其口。

继之,许子根既身为党主席,也不能成为不上阵的老大,他不是陈祯禄,他是林苍祐的继承人。即使面对再怎样大的挑战,他都是要下战书的。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许子根选择在槟城出征国会,他有三个选择,第一是丹绒国会(1982年他起家的选区);第二是峇都加湾(他2008年栽在拉玛三美之手)及第三是升旗山(它是谢宽泰的“地盘”。如果谢宽泰攻打丹绒武雅州席,他与许子根联手就会使升旗山成为一个重头选区)。

既然许子根已担任首席部长长达18年,他是不会再下州选。至于有党代表建议许子根来个“王者之战”,直接在峇眼与林冠英对垒都不是好战略,也是不可取的下策。这个时代已不流行“王者对战”。不但许子根不会认为是明智的,即使是林冠英也不会要求来个“王者之战”。这也不是林冠英的战略。在2008年大选时,他就巧妙地不与民政正面对峙,因为他当时知道民政在槟州的势力较强。由于林冠英战略得当,通过308的政治海啸,他一举把民政及许子根打倒了。这就是说,“王者之战”是不必要的,关键在于如何调兵遣将,作出最好的布署。因此提议“王者之战”是意气之词,不符合战略需求。

由于纳吉要许子根处理好问题,许子根也就没有回旋的余地,肯定会率民政大军应战。这也许是他所谓“为党牺牲”的言论依据,也与他所谓要“硬起来”是可以和自我“牺牲”连起来解读的。那就是“为了党豁了出去,即使牺牲(输了)也在所不惜”。他第一次带出了悲情政治。

无论如何,民政党已错失3年来的大改革,如今必须迎头赶上,不然又会陷入308时的“首长人选难产”的“困境和陷阱”,这才民政的最大禁忌。

刊登于2011年10月20日《东方日报》

从预算案推算大选日 (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于10月7日在国会下议院宣布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是个非常大胆的设计,也显得十分不寻常。如果把它视为大选预算案,那是贴切不过的。

环顾独立以来,没有一个首相或财长提出过这么一个皆大欢喜的预算案。因此,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从公务员到普通老百姓都见者有份。市坊上的批评比较集中在政府超前开支,几乎是“大小通分”的,而担心我国的收支无法应对明年的庞大开支;更有者预测明年经济会有下滑,因此不看好政府这么的慷慨会使国家经济稳健发展。

例如,反对党领袖安华就批评2012年的预算案“不切实际”,无法解决日渐扩大的经济赤字。他甚至怀疑政府在3个月后,将需要提呈另一笔巨大的附加拨款来应付所需。

在这方面,首相纳吉的反驳是政府绝对有充裕的财力来实现预算案所许下的诺言,如果政府食言而无法落实,对他个人来说,无疑是“政治自杀”。

纳吉的回应显然表示政府有信心“交货”,反对党无须“杞人忧天”。

由于政府掌控所有的资源,我们也不怀疑政府有办法凑足所有的款项来逐一发放,但我们也注意到首相提呈的是一个十分有刺激性的预算案,令人无法抗拒。虽然它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少有人说它是不惠民的?

整体而言,首相今年的预算案是历来最高的,共达2328亿元,比较去年的总开销2120亿是增加了9.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预算案中,有1816亿元是用在行政开销,而只有512亿元是用在发展开销。换句话说,行政开销占了总预算的78%,这是非常高的比数,也意味着我们收入的每10元有78分是用在行政方面的,而发展拨款显然不成正比例,因此也需要私人企业界注入资金才能收效,不能光靠政府来推动发展。

对此,我们注意到政府费然苦心来提升和增加人民的收入,且以公务员作为示范。虽然政府在对公务员调薪上没有如较早时的传言,会大幅度的提高40%,但也获得7至13%的加薪(或常年加薪80元至320元不等)又有花红,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公务员退休年龄也提高至60岁,基本上也延长了5年的服务期(过去是55岁退休,后来调高到56岁、58岁,如今索性提到60岁),而且退休的公务员从2013年开始,退休金常年增加2%。这对公务员来说,不啻是项喜讯。不过对于人民来说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根据所知,我国现有的130万名公务员在延长服务期限下,必然使公务员数字增加,而且政府每年都必须吸纳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公务员的行列(私人企业界的成长率无法吸纳大批的毕业生)。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公务员的薪酬将从492亿元扩大到512亿元,也就自然地导致行政开销增加。尽管政府预测我国赤字将从今年的5.4%减至明年的4.7%,但还是比计划中的3.8%为高。因此华裔担心公务员数字的偏高会拉不下财政赤字是有其依据的。我们不知道政府将如何控制公务员的数字,但马来西亚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公务员比数则是不争的事实(例如马来西亚的公务员占人口比例的4.68%,泰国占2.06%,韩国占1.86%,菲律宾占1.81%及印尼占1.79%)。这并非好现象,正如华总主席方天兴说,应予“瘦身”。

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视纳吉的预算案是大选的预算案,因为它有立竿见影之效,比起阿都拉时代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在阿都拉当政时代(2003-2008),他侧重的是大块头的经济规划和发展,也在第9大马计划中表现出来,例如他把国家分成五大块发展,看起来是十分宏伟与诱人的,但不切实际。就拿北马来说,究竟北马经济走廊成功了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楚;尤其是阿都拉提出将北海发展成北马经济交通枢纽中心又怎样了?为何槟岛外环公路计划取消,又为何不推行单轨火车?这些都是阿都拉的败笔,其他的经济发展区也就无需赘述了。

纳吉显然吸取了阿都拉过于“宏愿”计划的教训,干脆来个实际的方案,这可以从2010年及2011年预算案的方程式窥见。纳吉不但推广其实惠政策,而且进一步扩大成“轰动效应”,让老百姓指指点点之余,也会觉得他的经济政策是直接利民和惠民的,只要能达成这样的效果,那就是纳吉所要的。

当然,因为世界经济复苏又陷入不稳定的时刻,纳吉也不能过于乐观展望明年会有更好的经济成长,不过在此时此地公布一系列的利民政策,且向城市人民作出各式各样的承诺,就意味着纳吉要把国阵导回城市,不再被揶揄为“甘榜政党”。

纳吉在10月9日的联邦直辖区国阵汇报会上除了提醒成员党大选要到了之外,也促请国阵成员党收复城市失地,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乡政党”。

无可否认的,在2008年的政治海啸后,巫统面临的窘境是痛失城市议席和数州执政权,剩下大部分的乡村或半城乡的议席由巫统拥有。在参加109席(国会)选举中,巫统赢得79席,即72%的胜利,惟多数议席胜在城市以外的地区,加上友党连失城池,才引发纳吉在2009年上台后,来一个破釜沉舟之举,作出诸多动作试图扭转局面,包括废除内安令和修正出版法令,并通过管道给华校前所未有的巨额拨款;提供奖学金予独中生等等的大动作,说明了纳吉希望仿效其父亲敦拉萨用改弦易辙的方式来转运。

而为了突显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纳吉总是有些出人意表地作出罕有的举动,包括亲自走入民间,又与学生齐踏脚车再派红包,以及在预算案中的大手笔,就是希望借势吹起大选风。

今天,大选的脚步声已越来越近,国阵;尤其是巫统已使出浑身解数,通过首相的“东奔西赴”和刻意在今年的916大事庆祝国庆,正好说明纳吉在进行与前任者有别的战略;特别是告别阿都拉的“遥不可及”的计划,真正地融入民间求取支持。

到底纳吉的绝招能否扭转乾坤?到底民联又怎样反击纳吉的凌厉攻势,这都只能在大选中见真章。

不论是在今年或明年初举行大选,也不论是否最可能在今年11月举行新的大选,整个时局已是动荡和沸腾起来,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刊登于2011年10月13日《东方日报》

22.10.11

纳吉“处女战”何时开打?(天下纵横)

第十三届全国大选近在眉睫已是不争的事实,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落在今年内,而最佳的季节是11月,当然也有人认为会拉到明年的上半年。

但不论是今年或明年,在此时此刻回顾我国历届大选是饶有意义的。

第一个普选是发生在独立前,也就是1955年。那一场选举不但决定谁将组阁成立自治邦政府,而且也决定是由谁带领马来亚走向独立。原本最有希望的人是拿督翁,他是柔佛望族,也是殖民地政府的“内政部长”,更是巫统的创办人,但因他脱离巫统另行成立国家党,才和联盟(巫统)打对台。结果因失败而让位给东姑出任自治邦首席部长。两年之后,也就是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独立了。首任首相是东姑而不是拿督翁。

当东姑启开独立的新年代后,他在1959年举行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这场大选与1955年有实质上的不同,后者当时只是局部选举,只选52名议员,剩下的46名议员是委任的,大权仍握在英国殖民地的钦差大臣手里。而1959年的大选是全数民选,共选出104名议员。

来到1964年及1969年的大选,仍是属于东姑在领军,他喜欢选择4月大选,但这一前一后的选举,却得出截然不同的成绩。前者联盟在马印对抗声中大奏凯歌;后者因失业浪潮高涨,国内政局不安而导致联盟蒙受挫折,也促成东姑下台;更甚的是选后竟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为历史留下永恒的伤痛。

1974年的大选落在8月,它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领军再造辉煌,因为他成功地与中国建交,争取到华人的热烈支持。1978年7月的大选则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试金石,他因开除回教党出国阵而备受抨击,结果证明他的策略正确而首次夺下回教党在吉兰丹的堡垒,起而执政。

进入80年代,马来西亚的政治有了很大的转变。马哈迪一马当先地领导了1982、1986、1990、1995及1999年的大选,个人五连冠地独领风骚,既打破马来西亚的历史纪录;相信在世界上也是罕见乃至不曾见的。

马哈迪的铁腕统治显示了大选的日期是不规则的,他没有像其他领导人相信风水和命理,他按自己的意想决定大选的日期。只有1999年的大选他是选择在11月举行的。这一年因安华效应,回教党崛起,也给马哈迪沉重一击。

当阿都拉在2003年接棒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幸运号码,他相信3月春临大地,风光明媚,是大选的好日子。因此在2004年及2008年的大选都落在3月。

可惜的是阿都拉未能保住“晚节”。他在2008年的政治海啸中失去2004年的辉煌战绩,陪伴他的是失败的打击和党内(巫统)掀起的倒阿都拉运动。

在黯然神伤下,阿都拉在2009年4月交棒予纳吉,而纳吉正在研究应在何时大选以取回失去的腹地。因此可以想象,纳吉需要的是一个团结与强大的团队,不然他是无法取得突破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1是纳吉的幸运号码,也就引发许多关心政治的人在注视纳吉“处女战”是如何打的?

刊登于2011年10月17日《号外周报》第552期

方天兴的建议有问题 (跃马扬鞭)

在9月25日,在关丹举行的会员代表大会上,华总会长方天兴希望政府能委任一位华人担任第二贸工部长,专司负责华商投资事务,包括引进华资在内的特别任务。

接着在隔天他澄清说,他的建议并非要求委任华总代表出任部长,而是任何的适当人士或政党人士或社团人士乃至专业人士等。

我对他的这项建议不敢苟同,因为若此先例一开,则今后华人出任部长可以绕过政党而直接成为内阁成员,那这位“贤能”的代表性在哪里呢?他若是代表他自己,他的群众基础在哪里?他若是代表社团,则有关社团的代表性又在哪里?毕竟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每五年举行选举也是要让人民(选民)从各政党中挑选出代议士组成政府。换句话说,这是对选民的尊重和对民主问责制的负责。如果一个人不用通过选民的考验,就乘直升机进入内阁,那会出现两种现象:其一是这个人被划入执政党的精英中,可以只听命于委任他的人而与所谓华基政党无关。其二在不受华基政党推荐下,这个人的民意基础在哪里呢?

因此除非我国更改政党政治的民主制度,不然任何人都不应超越政党而是必须听命于党的指挥棒。例如自独立以来,从联盟到国阵,都是由巫统在主导政局,自然是由巫统选出国家领导人而绝不是私相授受的。在巫统操盘下,如果交由当权者来委任所谓“适当”的人担任第二贸长,那华基政党又作何定位?若执政集团真是缺乏种族性的代表,那是需要在各政党中协商与重新组合或重新洗牌来组成政府,正如敦拉萨于1974年组成国阵来应对时局的需要,而不是将政党边缘化,否则整个民主就变质了。如果中选的人不做部长,反而是“外人”来领导政治。这是对民主的错误演绎和冒犯,无视于政党政治的重要性。

过去曾有过相接近的例子,不妨举例说明之。其一当马来亚独立前,以东姑(巫统)为首的代表团于1956年前往英伦谈判时,随行的陈东海既非马华选出的代表,但却以联盟秘书长的身份参与其中。谈判的结果和独立后引发的问题,马华公会则要背上政治十字架直到今天。

其二,虽然马华公会在后来吸取了教训,但也还是身不由己的。例如1964年,时任副首相的敦拉萨将曾永森提携为联盟候选人,而后者不是从马华基层爬上来的(与李三春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选后即被委为政务次长,这种横空而降的政治也令马华基层不悦。所幸曾永森及时将自己融入马华党内,才在后来党职步步高升(不然马华也不知道颜面放在哪里)。

但也终于在1979年爆发了曾永森与李三春争马华老大的故事。在曾永森失败后,李三春才发挥了“马华的官职由马华决定”决策。

我举这两个例子只在说明党决策性代表不是由政党推荐时,政党的作用就会相应减低,甚至会被外界视为“即使没有政党作背景也一样可当官,那华人就自我矮化了。

我们又再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当重要官职不是属于政党推荐时,则政党的影响力就会逐渐式微,第一在1976年当槟岛市议会重组且可委任市主席人选时,首席部长林苍祐委任的主席是公务员,不是民政党人。于是民政失去对市议会的控制权,直到1990年大选后,才被扭转过来,改由民政党主席陈锦华出任。当他在1996年将棒子交给丁福南后,又在1999年后消失了。从此市主席不再是政治人物担任,而是转回公务员担任。即使308之后我们也看到市议会主席不再是政治人物的殿堂。

第二在2005年砂州选举后,在州议席中,失利的田承凯辞卸古晋南区市长之后,就改由首席部长委任公务员担任一直到今天。人联党也就被边缘化了。

由此可见,当主要政党(巫统)仍然控制大局的时候,一些个别精英被委为部长是没有实质意义的,也不符合民主程序。表面上看来是一番好意,就如要求华裔第二贸长(为什么总是要求矮一截的?)。若是真的落实,那华基政党存在的意义就大受质疑了。

既然我国还在推行政党民选制,一定要以政党为重,不能玩“非政治”的游戏,这不但危险也会制造御用部长。真不知为何有朝野政党议员领袖也附和这一想法,他们有没有想过其严重的后果吗?千万不要“好心做坏事”!

刊登于2011年10月17日《南洋商报》

社团不应为政党站台 (现代春秋)

华团与政党是两个不同的实体,也不能相提并论,但有时因为人事的关系,出现了华团与政党人事的重叠现象,甚至有时好像是“投桃报李”式的,变成关系暧昧起来。

因为有这层微妙的关系,近日有报章说政党准备拉拢华团领袖参政。在消息未获得证实前,华总会长方天兴在10月8日表态:如果华团人士参政,华总不可能为他们站台,避免华团卷入政治纷争和内部闹分裂。

我们对华总及时的表明立场表示欢迎,因为任何一名华团的领导人若是成为政党的候选人,他的身份就有了改变。换句话说,他成为有政治立场的人,不能再像过去保持所谓的“超然和中立的立场”。因此他的辞卸华团的位置;尤其是重要位置是必要的,不然肯定带来预想不到的后遗症。

不过,我们也发现到在过去的一段长时间里,有一些华团领袖因为参加的是执政党,在成为候选人后也不必辞职;反正社团内没有这样的“辞职规定”,而是悉听尊便,自然养成在不辞之下参加选举的习惯。一旦中选,或会告别社团往官场发展;一旦落选,继续在社团担任要职也不是大问题。久而久之,它形成一种“准绳”,即参加执政党的享有“豁免”辞职权;而参加反对党的,则要有先见之明。当然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识时务者大有人在。他们选择执政党是求取安稳之道,绝少有社团领袖投向反对党求突破的。大凡在反对党崛起的议员,也多是先名不见经传,到后来才在政坛上冒出名来。

其实,我们也无须讳言,社团转向支持执政党是“买下保险”的。正如在1982年董教总支持一批所谓华教人士参政而选择了民政党。这是因为民政党是执政党的成员,一向以来在政府眼中是“叛逆”的华教团体,如今难得有此转向,也就被破例允许参加执政党的演讲会,并为民政的两位华教候选人郭洙镇与许子根站台。这种站台是倾巢而出的,也没有任何的保留,理由是董教总要取得突破,非得借助政党来“解决”华教问题,因而出现了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近乎幻想的口号。这种一厢情愿的不成熟的政治战略终于让董教总尝到了苦头,它既得罪了马华,也开罪了行动党。即使在民政党内也不见得个个振臂欢呼。最低限度,在当时的一些民政领袖和干部看来,这似乎是横空而降的候选人。

虽然在一方面是民政党借助董教总来擦亮其招牌;尤其是经过1978年大选被“七人帮”大伤元气后,及林建寿领导槟州马华在1982年跃跃欲试要夺取槟州首席部长宝座之际,董教总的拔刀相助正是民政所需要的“东风”。但在另一方面,董教总也需要民政的扶持,把董教总的“嫁出去的女儿”带入政坛为华教闯天下。

本来两者的合作是“各取所需”的,讵料后来的“打进国阵”的锣声响不起来,倒是冷嘲热讽的声音传到董教总的耳朵。后来证明了董教总当时的决定是不值得鼓励的,也就有了反思。

虽然大多数人不苟同董教总提出的“三结合”(华团、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结合)理论,更不赞同“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战略。但最低限度,董教总还懂得分辨华团与政党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要推动改革和争取,还得靠政党来牵头,而不是绕过政党自行向政府要求这个和那个或索性一脚踢开政党来一个自我毛遂推荐代表华社来商议。

如果政党在执政党内已不容易争取到所需要的权利和福利,那么华团就能取代政党吗?若是华团可以做到政党做不到的要求(比如争取第二贸工部长),是否意味着华基政党可以解散了?

当执政集团还是政治挂帅,以巫统一马当先的时刻,任何自我边缘化政党的重要性转而突出个人精英作用的举动都是舍本逐末的,也是本末倒置的。

选举是政党角力的平台,不是让华团取代政党的平台。这两者的本质不同是要弄清楚的,选民有权在选举时对政党及其候选人作出判决。胜利的不一定永远胜利;失败的不一定永远失败,只要有斗志,就有希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支持两线制,因为两线制可以提供人民作选择。

基于政治与社团所扮演的角色是截然不同的,也是不可能私相授受的,因此凡是要成为政党积极分子乃至参选的华团领袖,请自我辞职,以示对社团负责任。同样的政党也不应利用华团成为站台的工具。社团就是社团;政党就是政党,在法律中已明确它们的不同定位。社团也没有必要使自己倾斜一方。全心全力地支持两线制不是更能突显民主政治的真谛吗?

刊登于2011年10月17日《光华日报》

14.10.11

辛亥百年浮现的历史大形势大转折

来源:中评社 编辑:张振国
中评社日前发表文章,题为《辛亥百年浮现的历史大形势大转折》,作者谢诗坚是马来西亚槟城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摘编如下:

论及辛亥革命, 我们必须先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因为不论是一个人或一件大事的发生,它必然有个背景。我的论点就是这个世界是很吊诡的。为什么说它吊诡呢?第一点就是 郑和七下西洋时经过马六甲,而他七下西洋,在时间上而言,是属于马六甲王朝时期,这事发生在1405-1433年间。究竟郑和下了西洋以后,他留下什么? 就历史来说,主要他留下的是神话的传说,但他有没有留下一些真实的故事?有,有一些华人就留下在马六甲定居,当时这些华人都不多,根据我们的估算,至多是 一两百人。到了1511年,葡萄牙侵占马六甲。它是第一个欧洲的国家在海外寻找殖民地,为的是要展示他们在海外扩展土地的成就,结果它成功的把马六甲拿了 下来。再过了100年,即1623年,它又拿下了澳门,但是澳门对葡萄牙却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主要是以它为港口经商和用来发放中国劳工到世界各地,所以在 早期的时候,很多英国人写书,说这些人(海外华人)都是来自澳门的人,the people from Macau。

鸦片战争引发太平天国革命
由于这个辗转过程对英国人是很不方便的,因此英国人在18世纪崛起以后,它第一个拿下的是印度,先拿下一个据点,后才拿下全部。当年的英国人,他们很聪 明,他们就成立一个东印度公司(1600年),慢慢的把印度并吞起来(英国直到1858年才把整个印度并吞成殖民地)。其实在1700年之后,英国已经占 有了印度一部分的领土,得以在1786年通过莱特占有槟榔屿。槟榔屿的重要性是它的位置在马六甲海峡的北端,然后在1819年英国又占领了新加坡,因为它 就在马六甲海峡的南端。此时中间缺了一个口,所以英国在1824年跟荷兰交换,这样对荷兰也很合算,因为荷兰的目的是为了占有整个印度尼西亚,就把马六甲 给了英国。而英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马六甲海峡也就将在苏岛的明古连港让给荷兰。在1826年英国组成了海峡殖民地,它的目标并不只是局限在马来亚和新加 坡这个地方发展,而是看准中国的市场。因此,在1840年,英国便通过马六甲海峡挑起了鸦片战争(从郑和下西洋到鸦片战争都以马六甲海峡为主轴,相隔 400年,江山依旧人面全非,马六甲海峡再一次发挥其微妙作用),鸦片战争也因之掀开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

因为鸦片战争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人向海外流转的命运。因为在这个之前华人是很少流向海外的。当然也因为华人在1840年的鸦 片战争后面对很多问题,例如饥荒及压迫和战乱才逃了出来,加上英国人鼓动中国人自由的来到香港集合然后远走他乡。就这样,我们的祖先从那个年代开始就比较 有规模出走。在1851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就 是对鸦片战争的一个回应,在这之前,洪秀全碰巧从一个梁发传教士身上得到一个灵感,后者写了一本劝世良言的传教书,他曾在马六甲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时间应在1815-1822年间)。洪秀全觉得这个上帝的说法很适合他所用,例如尊重人权、平等施政等等。可是洪秀全存有帝王的思想,他不懂得什么叫民 主的革命,而且中国人民对天主教、上帝会或基督教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仅有一小部分的传教士在城市的地方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当太平天国在南京建立了政权以 后(1854年),它就注定是要失败的(1868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目标模糊,胜利后沿袭帝王统治,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加上清朝找到一个对付汉 人的方法,那就是用曾国潘、李鸿章及袁世凯分别成立湘军、淮军及北洋军,这些组织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用汉人打汉人,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以华治华”。

当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指汉人)处境更是悲惨。凡是被怀疑的南方人尤其是客家子弟,就有生命危险,所以有很多华人逃亡到海外,有些就来到了马来 西亚,直到今天还有后代在槟城居住;有一些在东马的斗湖居住。他们为了躲避清兵的追剿,尤其是客家人也就依据传统—依山而栖。这个时期,一些知名人士如张 弼士、张煜南、叶亚来,郑景贵也来到马来西亚,巧碰介于太平天国动乱前后的时期。慢慢的,他们也在后来富甲一方,带动很多华人往东南亚迁移。

就在太平天国失败后近50年,又在1900年发生最糟糕和引为诟病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清朝政府在走投无路下的迷信怪异行为,以为怂恿怪力乱神者杀传教士可以赶走洋人。但是八国联军一来,他们就什么都完了。

太平天国孕育了辛亥革命
所幸在这之前,孙中山已 是洞悉国难的症结是彻底的改变才留下革命的火种。事缘他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建议改良这个国家,可惜李鸿章并没有重视,没有接见他,尽管他的投书写得 很好,包括怎么改良中国和利国利民之道。不幸的是他上书不及一个月,即1894年的7月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让中国再把台湾分割出来给日本,伤透 了国民的心。这也激发了孙中山在1894年10月远渡美国成立兴中会。在成立了兴中会之后,他就不断的搞革命。当清廷势力还未消失时,孙中山也一直不断的 在海外流荡,他在香港逗留的时间甚短,因为英国也不愿意得罪清廷。这也是为什么清廷得以在伦敦暗中捉捕孙中山,因为清廷与英国的关系较好,容易对孙中山下 手(后事机败露,孙中山获其友人营救)。还有就是为什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却不受重视?原因是新加坡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处于比较公开和敏感的地带。英国不能 让孙中山大张旗鼓从事反清活动。因此,孙中山逼不得已辗转到槟城,作为最后的海外基地。

事实上,在交通与资讯不发达的年代,孙中山得 以在1905年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是件了不起的突破。虽然日本的同盟会只影响了当地的华人及留学生;在美国及欧洲也没有多少知音人,但他却在槟城找到知音 人。他来槟城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1910年,居住了将近半年。在1910年的10月开了一个历史性的“庇能会议”,拍板决定第十次起义(因而有了 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及同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的壮举)。孙中山在这之前的9次起义都失败了,但槟城的支持者有正义感、不怕得罪清朝,也就义无 反顾地介入其中。这也是为什么他在1908年时把南洋同盟会的大本营由新加坡搬来槟城继续活动的主要原因。

迁来槟城的时候,他发现到用同盟会这样的政党组织,很少人要参加活动,所以他又成立了阅书报社,就是读书会。既可以掩人耳目,又可以吸引民众参加,当中更少不了知识分子。通过这个读书会,他们也开始办报,于1910年开办了光华日报,成了孙中山的舆论旗帜,另外阅书报社同人也积极办校(1917年创设钟灵学校),冲淡政治色彩冲淡。
辛亥革命的成功又让孙中山重新站起来,各地起义军更把他推举成为领袖。英国人的变脸也很快,隆重其事地让他衣锦荣归中国时途经槟城,不过他没有把他的第二 夫人陈粹芬接走。陈粹芬也就留在槟城(1936年孙科行政院长在蒋介石同意下将陈粹芬小妈接回广州颐养天年),唯独孙中山回去中国(孙中山的家人也在 1910年与他一起离开槟城,只留下陈粹芬)。孙中山回中国出任临时大总统是为了确保革命开花结果。很快的,他在1911年的十二月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 号。孙中山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他无论是在中国又或是在海外的革命演说都很有说服力,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推翻清朝政府?因为那个时候,清朝已经 被满清人统治,迫害我们汉人,所以中华民族一定要团结起来,打倒满洲人。当民众被鼓动起民族情绪时,就会很容易被说服。在这方面,孙中山是一个煽情高手, 很擅长煽动民族情绪,大家就会有强烈的推动力去推翻满清政府。第二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意思就是这些满洲人都是没有文化的一群,我们为什么要被他们 欺负和统治?所以一定要建立中华民国赶走满洲人的政府。可是就在就职典礼的那天(1912年元旦日),孙中山一改常态宣称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组成,就 免了一场清洗满人的种族大屠杀。这也是孙中山高明之处。

辛亥革命延伸了五四运动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五四运动(1919年)无疑地帮了孙中山很大的忙。难怪我们常听说,当人心思变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新时代会冒出许多的奇迹来。

孙中山伟大的地方就是他明知道袁世凯可能会欺骗他,但是只要可以把皇帝拉下马,以结束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他就把总统一职让给他。就此而言,孙中山一点都 不栈恋官位,像他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你很难想象中国如何从一个帝制改为民国,这完全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事。如果没有孙中山的这般作为,就 不可能有后来的毛泽东、鲁迅,所以辛亥革命改变了很多人的思维,也给予大家有勇气面对改变。

例如,五四运动时的北大青年,人数虽然也 不多,但他们的勇气及思想就是源自辛亥革命的敢闯敢革命的精神。同时五四运动主要是提倡科学与民主,完全的符合了西方现代化的思想和辛亥革命的诉求。这就 是说,从孙中山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近9年的时间,他试图在中国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可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得不到好处,就连德国都要 把战败的土地让给日本(山东的胶州及青岛)而使到中国陷入了混乱局面,后来军阀也就从中涌现了。

无可否认的,辛亥革命后的五四运动造成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例如1920年华社就雨后春笋般地开办华教,再来就是开办华文报章。打从那个时候起,孙中山思想就比较全面的影响马新的华人社会。

华裔之得以接受完整的华文教育,也是拜五四运动所赐。为什么新马一带的华人可以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因为我们在1920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要改革教 育制度,马新华校选择了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所以说辛亥革命催促了华文教育更为蓬勃,让中华文化传播海外各地是有目共睹的。

五四运动催生了新中国
既然有了辛亥革命的指引和五四运动的思想武装起来,当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全部东南亚的华人都空前团结起来,响应陈嘉庚的号召。马新华人对中国 的支持可说是不遗余力的,除了出钱出力,也拿起武器与日本蝗军作战,死伤无数。根据估计,在1942年日本占有马新后,大举屠杀华人,约15万名之谱数字 骇人听闻。

当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1945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政权,它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也都陷 入了这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如果说陈嘉庚是站在共产党这边,那么站在国民党那边的有胡文虎,他们就在报纸上斗争。胡文虎用的是星洲日报;陈嘉庚用的是 南洋商报。1949年当中国已经站立起来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新就跟中国全面切断了政治关系,在下来的30年人民不相往来,只有书信来往。

回顾孙中山的 革命生涯,他确是十分了不起的政治伟人而他的夫人也功不可没,如原配卢慕贞跟他生了3个孩。,第二个夫人陈粹芬,她虽然识字不多,但是个有侠义的人,帮孙 中山搞革命而不求名份。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又启开另一个爱情故事。由于宋的才学及雄厚的家庭背景,她对孙中山的后期革命又有很大的帮 助。如果他娶陈粹芬又或是未与卢慕贞离婚,可能效应没那么彰显,但宋庆龄就不同了,大家都知道她是宋氏家族一份子。这个与蒋介石较后娶宋美龄是同出一辙 的。就此而言,有时政治联盟及政治婚姻确是可以起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转眼间,今天又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了,不仅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而且中国也具备条件和平崛起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经济大国。可是,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那是直到今天为止,马六甲海峡还是中国的经济生命线之 一,中国的原油又或是从中东进口约有80%都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

为此,中国也很担心美国会控制马六甲海峡或马六甲海峡安全受威胁。 反过来美国也担心中国会控制马六甲海峡,因此马六甲海峡不但成为一个国际上不明显的斗争筹码,也再次成为马中的重要经济命脉航道。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的吊 诡所在。如今再加上南中国海针对南沙、中沙及西沙群岛的争夺,更使到整个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和转折,这就是辛亥百年浮现的大形势和大转折,值得关注和探讨。

文章转载自《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