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的照片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1.7.18

迪拜要建“唐人街”?


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短暂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上火红起来,它在事前也大张旗鼓地悬挂两国国旗和用彩色展现出中国的标志,让人耳目一新。
在地理位置上,这个取名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面向波斯湾,与沙地阿拉伯毗邻。在1802年时,英国占领了这一地区,把它们变成英国的“保护国”,主要是确保英国占有的印度利益不受侵犯。
为明确英国的权力,在1892年,英国又强迫它们签署《专有权协定》,不得与第三国签署任何协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美国的势力渗入,而后苏联也插手干预,终于激发了人民起而反抗。在1971122日,六个酋长国即阿布扎比、迪拜、沙迦、阿治曼、乌姆蓋万和赛查伊拉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翌年(1972年)211日,又增加一个酋长国——哈伊马角加入其中,共有七个酋长国。首都定为阿布扎比,其酋长国国王出任总统;而第二大城市迪拜的王储出任副总统兼总理。由于在六十年代发现石油,这个国家也富裕起来。其土地总面积有836百平方公里,人口有9百余万人。
根据统计,阿布扎比才是真正的油产区,占储藏量的90%以上;而迪拜的储藏量很少。因此迪拜采取了西方的发展模式,以朝向旅游业迈进。它不但建造了机场,发展金融中心,更打造了世界最美的大型建筑,包括最高的摩天大楼,取名为“哈里发塔”。
虽然迪拜的气候属于热带;尤其是夏季(4月至10月),气温高达45度以上,但到了11月至翌年3月,又进入“冬季”,气温在11度至13度之间。因此迪拜也吸引无数的游客观光。
在宗教上,人民信奉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不过其人口并非以阿拉伯人占多数,反而有许多人(约50%)来自南亚(印度地区)等。
因为迪拜的经济依靠黄金交易、旅游业及建筑业而发迹,在九十年代之后,其业绩已超越阿布扎比,而且也成为异军突起的海市蜃楼。它奇迹般把沙漠变成绿洲,也能让它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旅游与商业中心。
此外,迪拜也开放门户,让外国人可自由投资房地产,以致她的建筑业飞速发展。
不宁唯是,迪拜除了拥有最高的摩天楼外,也有世界最大的酒店,可提供6500个客房。总之迪拜将努力成为世界上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
为配创新的概念,迪拜也将与中国合作。在新的自由贸易区兴建中东最大的唐人街。若此计划落实,它将可能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唐人街。
当然我们不能将新加坡和槟城比喻为最大的“唐人街”,毕竟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华人居多的城市。当一个城市如同华人社区的时候我们就要称呼为“华人城市”而不是唐人街。
唐人街在西方国家也不少,但规模有限,而且古老,缺乏新的创意。如果迪拜能别出新裁,规划出一个现代化的“唐人街”,肯定会成为西方国家及中东国家乃至亚洲国家的人民向往的地方。
也许需要数年才能完成,但当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这个酋长国开放门户让更多的华人涌入其中,先形成一个小华人社区,就不难将之发展成“唐人街”了。


刊登于2018年7月31日《号外周报》第899期

30.7.18

公正党老二龙虎斗


就在安华宣布复出政坛,将在9月问鼎人民公正党主席之后,拉菲兹也向《当今大马》宣布将会角逐署理主席一职。这意味着,人民公正党两个派系的斗争已公开化和白热化。英文《星报》在今年6月访问安华时,有提及一个敏感课题,那就是当他从马哈迪手中接过棒子后,会挑选谁担任副手?是阿兹敏或慕尤丁?但安华的回答有些暧昧,他说:“拉菲兹不是人选之一吗?”
如果按字面来解读,那是安华比较倾向拉菲兹,但如果根据安华与阿兹敏的关系又是拉菲兹望尘莫及的。
阿兹敏阿里生于1964年,今年54岁,风华正茂。他毕业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数理与经济学士及教育硕士。1987年从美国归来后被马哈迪介绍给安华,当时安华出任教育部长,也当选巫统副主席。这是因为安华在那一年全力协助马哈迪的A队阵营,抗拒东姑拉沙里组成的B队阵营,结果前者获胜,安华也就得到马哈迪的赏识。
也是在1987年,阿兹敏开始担任安华的私人助理。但当安华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后,阿兹敏选择与安华站在一起,共同成立国民公正党。他不因马哈迪的召唤而转投入马哈迪阵营。
也因为与安华共患难,阿兹敏也因之曾经入狱。当年与阿兹敏一起为安华斗争的人还有财长政治秘书依占及副首相政治秘书曼梳,一度还包括罗斯兰。但最终只剩下阿兹敏与曼梳对安华不离不弃。
1988年阿兹敏结婚时(安华已是教育部长),首相马哈迪也参加婚宴并给予祝福。
未想在2015年阿兹敏长女结婚时(此时安华已因第二次鸡奸案坐牢),已卸任的马哈迪也应邀参加。同时出席的还有柔佛与雪州的苏丹和副首相慕尤丁(阿兹敏是在2014年出任雪州州务大臣,其女儿的婚宴也就一时衣香鬓影,冠盖贤群毕至。由此也显示了阿兹敏尽管是安华的人,但也得到马哈迪的祝福,甚至有人形容阿兹敏是马哈迪的“干儿子”)。
阿兹敏是在党内一步一步上升的,从副主席到署理主席(打败从巫统过档到公正党的前首相署部长再益依布拉欣)。不过阿兹敏的光明政途则起步于2008年。那一年的大选,他首次当选国州议员。出奇的是,反对党竟然首次拿下雪州政权。在安华的安排下,企业家卡立依布拉欣被推举为州务大臣,阿兹敏任行政议员。因为首5年政绩不错,反对党(民联)在2013年以更多的席位再拿下雪州政权。
不过此时公正党内出现了倒卡立的斗争。在不服输下,卡立于2013年的党选与阿兹敏对垒署理主席,但败下阵来,也促使阿兹敏派加速逼宫。
本来安华在2014年初时,有预感其第二次鸡奸罪可能对他不利,而想通过参加加影的州议席补选来取代卡立的位子而出任州务大臣。
可使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安华准备提名上阵加影补选前夕,安华的罪名成立被判入狱5年。虽然法官批准安华上诉,但在法令规定下,一个罪名成立而被保释的上诉人已不能够参加公职。安华也就失去用“州务大臣”的官职来自保的机会。在没有选择下,安华派其夫人旺阿兹莎上阵而胜出,希望其夫人可顺利上位。
讵料雪州苏丹在两个人选当中选了阿兹敏当州务大臣,旺阿兹莎也就落空了。
当然阿兹敏的出线纯是因为苏丹的选择。据知在此之后,公正党内有了较为明显的斗争。一派是阿兹敏以州务大臣的地位巩固了政治地位;另一派是党副主席拉菲兹与总秘书赛夫丁走得较近,也得到旺阿兹莎的支持。
拉菲兹生于1977年,现年41岁,是割胶工人的孩子。由于成绩优越,获奖学金到英国深造。在利兹大学考获电器工程系而后又考获会计师文凭。
1998年安华被革除党官职后,拉菲兹加入了“烈火莫熄”运动,也在同一年成立“烈火莫熄网站”。
2003年回国后,先出任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后再升至高级总经理。
2009年,拉菲兹进入马来西亚最大型的综合医疗保健公司担任总经理。同年在安华的劝服下,拉菲兹进入雪州政府的经济办公室办公(安华其时义务担任雪州政府经济顾问)。
继后安华建议拉菲兹参加2013年的大选结果旗开得胜,当选班丹国会议员。
2017年时,拉菲兹公布国家养牛公司(NFC)的银行机密文件,抵触银行及金融机构法令,结果被判监30个月。后来又被控抵触官方机密法令,也被判坐牢1年。
虽然他仍可上诉,但在上诉期间,他已不能参加国会选举,其选区也就让给旺阿兹莎。这也说明了他比较倾向支持旺阿兹莎。
不过在大选过后,当马哈迪先公布第一批部长时,没有公正党部长在内(旺阿兹莎被委为副揆,但没掌控其中一个部门)。因此拉菲兹认为有关的宣布不能当成最终定案。此举也引起盟党的不满。但新加坡《海峡时报》后来有指出盟党对财长一职有不同的看法,直到阿兹敏被委为经济事务部长后,吵杂声才静止下来。
有人认为马哈迪委阿兹敏为经济事务部长抓大权是有意培养他成为未来的国家领袖;另一方面,未参加竞选的拉菲兹虽然在大选过后摆脱官司案的纠结(上诉得直),可以自由从事政治活动,但直到今天,他仍未被委为上议员和相关的官职,命运似乎与蔡添强一样。
如今拉菲兹的出战署理主席一职也说明了他是要东山再起,但这对安华是左右为难的夹击。只要有激烈的竞争,公正党可能会分裂。因此安华能否使两边人马偃旗息鼓,也是个未知数。
在两人都是党的精英下,牺牲其中一方都是对公正党的未来不利,这就要看安华如何运筹帷幄,化干戈为玉帛。毕竟在此时此刻,安华面对更重要的挑战是希盟间的合作与权力的制衡和抗衡。若公正党因党选而分裂,它在希盟的老大地位就可能被其他盟党所取代,这是安华最不想看到的“结局”。这也反映出两虎之争带来的冲击是难以估计的。
刊登于2018年7月30日《光华日报》

马华应参加补选展新貌


因为雪兰莪无拉港州议员黄田志不幸于720日车祸中丧命,终年40岁,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也因为他的逝世,在近期内将举行补选。这是继月初公正党议员苏海米因癌症病逝,导致雪州双溪甘迪斯的第一场补选后的第二场补选。
由于无拉港是华人较多的选区,一向以来是马华与行动党在较劲。但在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皆归马华何启利胜出。不过在1999年时,马华只比对手行动党胜出4百余票,也就意味着马华在这个华人新村的选区并不稳固。
果然不出所料,在2008年、2013年及2018年一连三届的选举都落入行动党手中,而且一届比一届的多数票还要多。马华候选人的得票简直是望尘莫及。
例如在2008年的大选,行动党的叶南进以13335张票击败马华的黎广才(得8540票),多数票是4795张(这一届的选民有28682人)。
2013年的大选,行动党派出黄田志对垒马华黎广才,前者得票25126张,后者得票11584张,多数票是13542张(这一届选民增至42829人)。
2018年的大选,行动党再派黄田志守土,马华则换了林振华上阵。结果前者得票41768张,后者得票5874张,多数票竟高达35538章(这一届选民增至61659人)。
但不论选民如何增长和改变,这个选区始终是华人选民占多数。自从马华于2013年大选在雪州归零席后,今次再次全军覆没(参选15席),也就令人震惊和感叹马华怎么了?竟然在本届大选只胜1个国席(参选39席)及2个州议席(参选90席),它还有可能翻身吗?
如果按照今年509的开票成绩来看,马华即使派出候选人也是多余的,搞不好连按柜金都不见了。因为大选才落幕两个月,选民也会看好行动党人胜出。因此有一方的意见是马华元气大伤下尚未恢复过来,又忙于补选也是白忙,倒不如让行动党写意胜出。
但另一方的意见是,即使胜之不易,也极可能再次惨败,但没有理由要马华放弃这个舞台,好歹也要顶上,以探知民意。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马华是不应该“自暴自弃”的,而是应该采取“见缝插针”的策略,以让选民在509后是否要再给马华一次机会?毕竟在今天的雪州议会巫统只剩4席;伊党1席;余者51席全归希盟。马华和民政则1席不存。
如果按照张念群的逻辑,则“剿灭”马华几乎已完成“使命”;可在另一方面,林吉祥又不希望马华重蹈拿督翁当年(1955年)率领国家党对垒联盟的全军覆没的命运。
不幸的,在千禧年后;尤其是2008年的大选,马华开始出现危机,因为在诸多华裔的印象中,马华似乎是靠着巫统而生存的,甚至对巫统逆来顺受。当这样的“形象”已被固定后,马华也就被认为是靠马来票保住议席。虽然选民曾有给过马华增加议席的机会,但始终未见马华的地位和尊严被提高。例如1974年支持国阵华裔政党壮大;1990年选择支持国阵而不是46精神党;1999年支持国阵保住2/3多数席位及2004年几近乎给国阵带来最好的政绩。但依然无法提高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在政府内扮演的角色。换句话说,不但改变不大甚至越来越没有诉求(如1999年大选时的华团诉求被秋后算帐,大删主要内容。在2003年黄家定连同所有国阵华裔部长进言要求勿滑向宗教治国而被勒令收回)。
为此马华在509的失败很关键的症结是一边指责国阵政策有问题,另一边依然与巫统拢在一起用国阵标志参加大选,这种口不对心的软弱行为也给马华带来难以弥补的灾难。
既然国阵天秤的标志已不管用,对马华也是沉重的负担,那么采用马华本身的标志或可以让人看到一个准备纠正错误的马华。也许马华这一改变或将能让选民重新评估,即便没胜,也不会输得那么难看。
如果马华将从这场补选开始做出改变,并坚持两线制才能产生制衡作用,那就要拿出新的形象来(不过不知道马华的党徽有没有向选举官注册?)让选民决定要不要有华裔反对党的声音。
刊登于2018年7月30日《南洋商报》

27.7.18

土团党要取代巫统


首相马哈迪于76日在吉辇县武吉美拉度假村参加一项开斋节庆祝活动时,郑重向马来社会做出承诺:土著团结党将会取代巫统,成为马来人;尤其是弱势马来群体的保护伞。
这意味着“土团党”将会成为取代巫统的政党,也彰显了“土团党”保留其吸收马来人及土著成为党员的条件。
当土著团结党在201698日由马哈迪创立时,就有人想了解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一如人民公正党的开放型?马哈迪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他的目标是打倒巫统,因此他设立的政党要与巫统有相同的结构。
马哈迪是在2008年因不满阿都拉领军,在大选中失利,愤而退出巫统,但在2009年纳吉拜相后再重返巫统。可是到了2015年爆开一马公司的事件后,马哈迪就不断要求澄清和解释。
当他的盟友慕尤丁(原教育部长兼巫统署理主席)、沙菲宜(原乡村发展部长兼巫统副主席)及慕克里(原吉打州务大臣)在同年的7月被首相纳吉解除官位后,党内就掀起一股反当权派浪潮。为免夜长梦多,身为党主席的纳吉在2016年将他们开除出党或冻结党籍,此举导致马哈迪在20162月份再退出巫统。经过商议后,一个与巫统相似的新政党成立了。因为有马哈迪作为号召(曾任首相兼党主席22年),其影响力就无远弗届的。
也正是打铁趁热,土团党申请加入了由三个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希盟)。虽然希盟内曾有不同的意见,但它们很快就同意邀请马哈迪成为希盟的统帅,一旦成功执政,马哈迪将是第七任首相。希盟知道,若是没有马哈迪,希盟要改朝换代是不易的。
当土团党加盟后,希盟对国阵的威胁越来越大,乃至一度土团党被暂时阻止活动;但还是无法拆散希盟组合。最终变成一致采用公正党的“蓝眼睛”标志上阵。
国阵这边也作了充足的准备;尤其是马华公会倾全力打广告战,以争取华裔选民转向支持国阵。
而巫统也相信其公务员(在职160万名及退休70万名)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将成为巫统不败的铁票。
不过当投票日(59日)越接近的时刻,马哈迪见形势有利,也就在投票前表示他会召开土著大会来捍卫他们的权益。
果然希盟在开票当晚一路过关斩将,国阵除只保有玻璃市及彭亨州的州政权外,也意外地失去中央政权。原本是独霸“天下”的巫统仅剩下区区的51名国会议员。
近期经过巫统党选及内部仍然暗流汹涌下,巫统已呈现“强弩之末”。在阿末扎希的领导下,也不被马哈迪看好。虽然土团党当下只有13名国会议员,但如果加上沙巴民兴党的8位国会议员及砂拉越的土保党13名国会议员,土团党就有34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如果再有巫统议员退党(已有3人退党),土团党就会等着天掉下来的馅饼。
即便有传知马哈迪只任两年首相便会让位给安华,但两年的时间变化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希盟内已有人建议让马哈迪完成5年任期,形势对土团党是比较有利的。
其实,只要看一看马哈迪组成的内阁,就不难发现他保留了前朝政府组阁的比例和模式。虽然土团党(13席)及诚信党(只12席)议席不多,但它们在内阁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在份量上也不逊色于公正党的内阁职务。
从表面上看来,行动党是取代了马华、民政、人联党及国大党的地位,而在内阁扮演比前朝较吃重的角色,但那是以一党取代4党的代表性,在职务和份量上尚不算是个“大突破”。
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的内阁排阵被拖延公布。不过他还是保持过去的“一夫当关”的本色,在内阁排名上以党作为主要考量,而不是以议员的数目来分配官职。
以此来看,对于新朝政府我们还是在等待“改朝换代”的曙光,现在是看到的是改朝的前奏曲,尚未见后继行动的换代。同时这个政府的立场到底是“中间偏右”或“中间偏左”?其意识形态是“种族和而不合”或是“淡化种族朝向民族融合”?若是它取代了巫统,或是否保持国阵的既保守又传统的方针。而其他成员党是不是也以种族作为代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大课题。
刊登于2018年7月9日《南洋商报》

希盟不能走国阵老路


在改朝换代下,马哈迪重新展示了他在当政时期的强势领导。虽然他是四党联盟(希盟)之首,大事得与友党协商,但马哈迪为了展示与前朝有所不同,领导希盟在509取得胜利后的马哈迪不即刻摆出完整的内阁名单,而是分开三次宣布。第一次排出的领导阵容:首相马哈迪、副首相旺阿兹莎、内长慕尤丁、防长莫哈末沙布及财长林冠英。继后是第二批名单。而第三批人选也在万众期待下在72日宣誓就职。
根据报道,属于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共有5名部长及4名副部长,若加上首相马哈迪,土团党就有6名部长和4名部长。虽然其国会议席只有13席,但随着东马两州的政治格局的改变及巫统议员跳槽的可能性不被排除下,也就可以推测土团党的议员数目会逐渐增加。因此不能否定土团党在未来会不断壮大。而在现阶段,马哈迪的回锅也被认为是适时的,因为坊间流传如果不是马哈迪的出现,国阵是不可能兵败如山倒的。
至于拥有最多国席的公正党(50席)被分配7名部长和7名副部长,算是最强的合作伙伴。但在安华尚未正式“出山”及党尚未能全面反映出其多元种族的特征(据知只有一名华裔沈志勤出任副副农业部长)下,我们有待观察安华如何使公正党变成名副其实的多元政党。例如最先为安华打拼的蔡添强(1998年)一向来是挺安华的急先锋。即使因此而坐牢、罚款乃至不被选举官接受提名参选,他都无怨无悔。但在“论功行赏”时,他却榜上无名,安华可有解释原由?
我们不知道李文才婉拒出任副卫生部长后才由沈志勤补上出任副农长?若是这样则公正党还是回归其“巫统”本色,华人议员只成为点缀品?
此外,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2015年成立)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们在党选中全部被排挤,只好另起炉灶,而与行动党及公正党再行结盟,易名为希望联盟。这无形中使到原伊党“开明派”的主将在509大选中异军突起,拥有12个国席。
在马哈迪主政下,诚信党也获得4名部长和4名副部长,等于2/3议员都有官职,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在另一边厢,伊斯兰党势力也不因诚信党的出现而被大削弱,反而在吉兰丹、登嘉楼及玻璃市让诚信党候选人被一网打尽,下来就要看诚信党如何在未来破解伊党的包围了?
毫无疑问的,民主行动党也是大选中的大赢家,共赢得42个国席,也牢控槟州执政权。行动党的胜利肯定是拿马华、民政及人联党当祭品。当马华只剩1席及民政归零和人联党只剩1国席下,它们已完全不能再代表华社入阁,其实国阵也已失去执政权,不存在“朝里有人好办事”。
在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在垂头丧气时,行动党显得意气风发,结果有6名部长和6名副部长的配额,是公正党以下居第二位的盟友。
因为是反对党第一次反客为主,实现了政党轮替制,民众也不计较官职的分配和平衡的重要性,直到最近因第三批名单具有争议性,也就出现行动党内的“功臣”如刘镇东、倪可敏望“布城”心叹。
还好张健仁被分配到副部长,但身为砂州的大功臣之一,若排不上部长职,也只能怪时运不济。
这之中的微妙是砂州政局的变化已显示出国阵的成员党有意与希盟合作,甚至实现砂州土保党与土团党的密切合作也是有可能的。因为马哈迪已放话一定要东渡砂州,就意味着土团党将走进砂州而可能成为第一大党。在张健仁的反对下,他能拿下副部长也算好过一无所有。
从这样看来,行动党未来的道路是更难走的,毕竟它又要扮演马华的角色,也扮演民政的角色;更要扮演人联的角色。在思维和风格不同下,行动党要如何化为全民的政党;尤其是华裔的政党是至为关键的。
虽然每个政党都宣扬多元性,但能够做到在党中无种族倾向的几乎是零。在这样的情形下,希盟就要展示它的多元政体和多元包容,例如财长用三语发文告,可减少错误和断章取义,就不要扯到对国语的不尊重了。这是两码事,不要混为一谈。同时要牢记前车可鉴,切勿在有意无意中变成“国阵第二”。
刊登于2018年7月2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向贪污宣战


20182月,希望联盟甫完成它们四党联合阵线后的一个月,又于38日推出洋洋大观的“希望宣言”,抬出的主题是“拥抱希望,重建家国”。在作出60项承诺的同时,希盟也在序言中强调清除贪腐,建立廉政。
虽然没有长篇大论细述希盟一旦执政要如何建造一个有尊严和自信的清廉国家,但在59日投票揭晓后,再次上台执政的马哈迪医生就在一些场合提醒担任公职的人要奉公守法,不得收受贵重“礼物”等。同时他也废除政治职位的委任,亦对一些法定机构或官联公司的高层领取惊人高薪感到费解。
大约经过两个月的执政后,马哈迪终于在其93岁生日的前夕(79日),公布了政府阁员、各级高官、公职人员及国会议员必须向反贪会呈报财产,连正副首相也不例外。他们都需要向反贪局呈报财政与收入,同时不得收受礼物。
首相是在主持反贪内阁特别委员会会议后向媒体公开表示,政府将会通过立法和修订法令来强化肃贪的工作,当中包括拟定政治献金法令及修正行政人员的道德准则。
不过马哈迪打趣地说,如果收受鲜花、食用礼品或纪念牌盾等都是无所谓的,就是要呈报。但如果赠送大礼,如汽车就不可接受了。
此外,马哈迪也提及政治献金一事,因为有些国家是没有立法,也是允许政治献金的,马来西亚就是其中一个。如果政府需要对政治献金有所管制,就必须立法。
当然政府还可以针对涉及公众利益的负责人实施监控,因为贪污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也是不能轻易找到证据的。因此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要加强反贪局的人手和聘用专业人才来慑服公务人员不可轻举妄动。同时至为重要的是,它应该是一个独立机构,向国会负责,而不是隶属任何一个部门。
与此同时,马哈迪也承诺新政府不会动用官方机密法令来掩盖重要的报告,比如公账会等机构提呈的报告,就不能用机密法令将之“束之高阁”。虽然马哈迪并没有列下何时在国会提呈法案和修正法令,但我们希望能尽早落实。
此外,政府也必须对各州政府的公职人员作出同样的限制。根据所知,这种规定是先在槟城实施(2008年后),每位行政议员都必须呈报财产和收入,后来雪州也有跟随。但其他州就没此规定。如今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全面推行新政,包括州级单位及人员,。即使不能完全杜绝贪腐案,至少也会起警惕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外国学者碧莉洁(Bridget Welsh)的评论文章。她说,新政府的阁员组成不仅出现新脸孔,而且多属专业人才,也没有贪腐案的纪录。
不过她也注意到马来西亚仍是其中一个国家是以种族来分配部长职的,这无形中制造相关的职位是给特定的人,他们以拥有权力为重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因此她认为要改变的是“付钱见部长、利用职权来取得个人财富及个人对上司的忠心尤重于绩效表现”,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改变。
在改变的同时,也要提醒公务员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其政治上司服务的。
虽然马哈迪对官联公司或公共机构付出比部长高五倍的薪金十分不满而大刀阔斧将之调整和削减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也希望马哈迪注意到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不曾有过华裔精英掌权成为校长或副校长的决策人之一,也不知为何有此传统?另外,政府的官联公司也从未委任华裔出任执行长(CEO),也不知是谁订下的规矩?既然马哈迪在位22年(1981-2003)都没有改正这一偏差,我们希望他能在新政下用新思维,让各族人民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受重视,以彰显政府对人才的提拔,而不是以肤色作为考量。
其实马哈迪不会忘记的是,其政治生涯也是两度在华裔支持下得到巩固和延续。其一是在1999年的大选,安华事件在马来社会发酵,而第一次掀起马来政治海啸(在东海岸),结果助长了伊斯兰党的势力,控制了丹登两州外,又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
如果不是华人选民倒向支持国阵,马哈迪不可能在国会继续享有超过2/3议席。那一年行动党的林吉祥及卡巴星也在华人居多的选区败选,因为华人不能理解为何林吉祥会选择与伊党直接合作?
其二是在2018年的大选,马哈迪第一次领军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当时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把国阵拉下马。但出乎意料之外,这一回华人选民更是以95%靠向希盟,把马哈迪再一次推向首相高位,实现了所谓政党轮替的变天。就此而言,我们也希望马哈迪能记取华裔选民不计过往,而是支持他来实施新政。因此若能让华人对国家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将是启开历史新页,这包括在任命高职方面,也应考虑起用华人及其他种族的精英,让马来西亚真正成为多元种族的乐土。
刊登于2018年7月12日《东方日报》

26.7.18

中国政局“波动”的虚与实


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局出现的“波动”是异乎寻常的;也难以思议的是将矛头指向在19大当选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
王沪宁是来头不小的上海人,今年63岁。他在1981年考获复旦大学的法学硕士,而后留校任教。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主任及法学院院长。期间曾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做访问学者。
1995年,王沪宁时来运转,被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钦点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19984月,升级当副主任;更于2002年晋升为主任。
200710月,他在中共第17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在201211月,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抑有进者,他在201710月的中共19大上当选政治局常委。由此可见,从1995年开始,王沪宁已是身处中央核心。他是由曾庆红推荐给江泽民的,也成为江的文胆。后来被称为江泽民的化妆师。因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成为党的重要思想而写入党章是王沪宁的“杰作”。
由于得到江泽民的赏识,即使江期满退下,王沪宁也在党中央担任要职,除了或被视为江的人马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协助胡锦涛(2002-2012,中共第1617届上担任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及军委主席)抓笔,且成了胡的智囊之一。因此有人认为胡锦涛给党留下的“发展科学观”的理论也与王沪宁有关。
因此到了习近平上台的2013年时,王沪宁更被器重,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也晋升政治局委员。虽然他在2013年至2017年时是低调办事,鲜为外人所熟悉,但他已在高层内赢得“中南海首席智囊”的称号。
这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精英”也处心积虑地为习近平作理论包装,获得后者的认可。正由于有王沪宁的协助,在去年的19大时,“习近平思想”也通过代表大会写入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就此来说,在党章中,截至目前为止,所提及的三个人的名字除了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外,第三个就是及习近平了。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在中共代表大会上通过取消最高领导人任期不超过10年的限制(也就是两届)。
这一重大的体制改变也给党内外带来争议性的反响和冲击。有的主张不能更改邓小平立下的当权期限;但也有的认为一旦有执政期限,到了领导人行将退位时,就可能有党内外的势力搞“政变”或掀起内讧与权力斗争,进而损害及影响国家的政局与稳定。因此不定期限也不算坏事,只要轮任制不被废除。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习近平也没有说他不会依期退休,只是为自己留下一个“空间”,足以慑服蠢蠢欲动的人。
但这之中出现的吊诡是习近平在19大没有选出接班人,他所挑选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既不是政治局常委,年纪也已达70岁,已非适合的接班人。这就引发不少的揣测,有待中共厘清。
除此之外,王沪宁又被指为习近平开创新政治模式,比如在去年举行世界政党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还有所有新常委到上海中共发源地重新举手宣誓,以真诚地为人民服务。下来今年五月纪念马克思200周年活动也高调举行,并鼓励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更在不久前先后两次接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金会见特朗普前与后),显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影响力。
但是在一连串的思想活动之时,中国高层并没有敏感地感受到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威胁。有人说王沪宁的工作范围也许与经济没有直接关系,但因为他的高姿态动作而忽略了贸易战的严重性,也就有舆论怪责专管宣传的部门高调地鼓吹一带一路,扬言2025年达到“中国制造”的成就;而在贸易战方面也乐观看待,不认为美国可以“挫折”中国。此外也给反华的国家如日本、印度及澳洲与美国联手,给中国施加军事上的压力。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学者)就持这个观点。
正因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人只关注“思想的改造”,未能控制国内政局“谣言不断”,或在电视新闻播报时出现黑影,似指使换稿;同时一向以习近平讲话和活动为主题的中央广播电视及《人民日报》也突然低调报导习近平的活动。
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旧闻:“华国锋承认主政时犯下错误”的短片和新闻也出笼(八十年代),似在暗示国内的政局或至少人事上会有变动。但综观近日来的异动现象消失后,人们就不再多想,也相信习近平的政权是相对稳定的,只是王沪宁已“消失”多日,也许他在不久后被边缘化和失去光环,作为恢复习近平常态的代价。
即便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的政治路线有“回到初心”,但这种“回归”主要用在有效控制贪污和清理腐败,否则愿意将会被有心人扭曲了。
从历史上来说,习近平的红色思想基本上是符合中共的宏观政治,也是确保政权社会主义化的有效方法。不过因为时代的进步和中国不能关起门来生活,因此给予言论一定自由和对西方文化的重视和交流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再回到“一言堂”的时代。
今天习近平的其他政治局常委如李克强总理、赵乐极、汪洋、韩正、栗战书及王沪宁也都要集中精力应对美国的挑战,这是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不可屈服的重要时刻。
当然现在不是深入讨论“一锤定音”或“定于一尊”的适当时期(即要接受党的领导,也要确保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尤其是当下习近平对中东及非洲国家进行官式访问时,更要体现中国心民一致,抗拒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和经济乃至军事上的颠覆,否则就会让外来的势力挫折两个中国百年梦(2021年中共建党百周年及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周年)。


刊登于2018年7月26日《东方日报》

25.7.18

安华提早复出接班?


当马哈迪以93岁高龄再次拜相时,国内外人士都抱着好奇的眼光而无法了解已经是很高龄的前首相为什么要重出江湖?
既然马哈迪在201859日的投票日领导希盟赢得大选,他就名正言顺成为马来西亚第七任首相;是以比他年轻20余岁的安华来接班也显得合乎情理。但什么时候才是接班的好时机?而安华为何又宣布提早重入政坛?有些耐人寻味。
安华是在1981年加入巫统,虽然马哈迪认为他走得太快,但因为他的才华锋芒毕露,对巫统十分有用。不到一年安华就升为部长,马哈迪也支持他角逐巫青团长而胜出。
不幸的,在1993年之后(即便安华已当选党署理主席兼副首相),马哈迪接到总警长的报告,指安华涉及不正当性行为。我没有建议警方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98年出现确凿的证据,我无法不采取行动。”
这个大刀阔斧的行动是安华失去党官职,结果掀起了马哈迪与安华陷入了近20年的斗争。由于安华的不屈服,他被判坐牢而被巫统排斥在门外。马哈迪毫不容情采取一些可能的措施,企图让安华永不翻身。但安华的反弹显示了他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势不两立的决心。
在一方面,安华阵营的人指责马哈迪的手段是政治迫害;但官方的回应是一切按法律行事,不存在政治迫害。1999年,马哈迪干脆委任阿都拉出任副首相,让安华死了东山再起这个念头。
可是马哈迪经过1999年大选的打击(马来选民转向支持伊斯兰党),其声望也逐渐下降,他甚至被澳洲前总理基廷形容为“冥顽不灵”的人。
2003年马哈迪卸职,阿都拉被扶正成为第六任首相。这个原本属于安华的椅子就因为“鸡奸罪”改变了安华的命运。
即便安华在20048月上诉得直,提早释放,也没有人认为他会“咸鱼翻身”,因为在这一年的大选,国阵几近全胜。
讵料在2008年大选,安华扭转乾坤,他成为反对党阵营组成的“人民联盟”的共主;更在同年8月参加峇东埔国席补选胜出而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在灿烂阳光照耀下,安华突然又被告“第二宗鸡奸案”,顿使安华政途再蒙上阴影。
在当时,马哈迪还是认为他不能原谅安华在全世界妖魔化他。因此他的回忆录的结论是:革除安华绝对不是一项错误。
但安华还是不信邪,信心满满地要迎接2013年的迈入布城改朝换代的大选。结果又是一场空。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华“第二度鸡奸案”也导致他在2015年下狱5年。若按正当程序安华即使因表现良好,可在20187月出狱,但他还是被限制五年内不得从政。直到2023年才能参选。那时的安华已经是76岁的长者了,能否再领军变天,也没有人知道。
同样的,此时对纳吉充满敌意的马哈迪也陷入不能扳倒纳吉政权的痛苦。最终在审时度势下马哈迪选择与安华合作,于是马安两人于2016年在法庭的供证会上,特地与安华握手一笑泯恩怨。这是两人于1998年分裂后第一次会晤,前后已相隔18年。
马哈迪也坦言,安华原先不接受他加盟“希盟”,也不同意由他领军,但考虑到要争取更多的马来人打倒纳吉,不得不与马哈迪结盟。对行动党和诚信党来说,也是一桩美事,因为它们需要一位有魅力的人来领军。这个人除马哈迪外,别无他选。
此外,安化也考虑到若坚持不接纳马哈迪,他本身受限制的条件就难以解开。因此这四个各有议程的政党也合在一起了(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是在2017年成立,而在2018年初被确定为四党联盟,由马哈迪牵头)。
果然这一次希盟的估算完全正确,但在马哈迪重新上台后,希盟的问题也跟着浮现;尤其是在官职分配上,似乎按党分职,也有一定的争议。再加上马哈迪操控的外交政策也有所不同,主要反映在亲日(向东学习)及“防华”策略上(主要担心中国公司的资助有资金流入为一马公司还债)。此外有些问题已浮上台面,安华非得插手不可,包括四党将来由谁领头,它们之间谁能争取巫统的议员加入?东马的问题又如何解决?统考会不会承认?
在政局不断变化下,安华宣布要在9月出掌公正党,且有意重返政坛,就是担心他将失掉掌控权力,而且他及他的政党可能不再是希盟“盟主”,因此安华极可能会与马哈迪订下交棒的日期。
刊登于2018年7月25日《南洋商报》

23.7.18

提高水费停高铁?


在希盟尚未执政之时,马哈迪已放话一旦执政中央,将重新检讨水供费用,隆新高铁项目及长堤湾桥的计划。
结果希盟在59日开票晚取得胜利后,马哈迪在5月杪就提出要重新检讨水供的价格问题,这是马哈迪宣布要取消隆新高铁工程后的另一个大动作,似乎是有所为而来,可能是想用水供费与新加坡协调。因为按照高铁协议,如果一方毁约,必须付另一方约5亿元。这个大数目也就涉及较为复杂的问题。
有关隆新高铁是在2013219日由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达成的协议,并命名为“跨国轻快铁路系统”,预计在2026年投入运作。一旦启用,新隆之间的交通时间将从目前的4-5小时缩短成90分钟。
这种快速的高铁每天客流量将会达到数十万人次。这样一来,两个国家的大城市将缩成一个现代生活圈。
2015年时,在首相署主管公共交通委员会的赛哈密(前外长)宣布,铁路全程长350公里,时速达320公里。到了那个时候,乘高铁来往隆新之间的时间会比乘搭飞机还快,估计会有4个国家的高铁公司下标,如日本、法国、德国和中国。
马新双方虽然尚未公布得标者名单,预料中国已参与其中,而新加坡本身也开始征地建造高铁东站、酒店、商场、休闲设施及住宅等。
在这方面,新加坡说它已耗资超过二亿元进行有关工程,一旦停止此计划,马方得赔偿6.05亿美元(约5亿令吉)。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水供合约也成为争议性的课题,马哈迪在重新掌权后果然提出要提高水费,因为目前的水费过低。
新加坡原本与槟城及马六甲是属于英国管治的“海峡殖民地”(从1826年到1948年)。但到了1927年,因新加坡人口不断增长,也就需要与马来亚的柔佛州签署供水合约,从1927年到1962年,前后35年。
继后已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1957年)与获得自治地位的新加坡政府签署一项长达99年的水供合约(1962-2061),其中规定,柔佛州政府每日供应2亿5千万加仑(约4546公升)的源水(未过滤)给新加坡,价钱是每千加仑3分钱,因此马方一天会获得7500令吉的薄利;反之马方每天又向新加坡买回已过滤的自来水,总共是500万加仑,价格是每1千加仑付50分,总共是2500令吉。换句话说,马方每天在扣除买回自来水的价钱后,只能赚取5000令吉。
对此马哈迪说,如果是30年代或60年代的价格还可以,但现在已是21世纪,1千加仑只算3分钱,真是荒谬。
柔佛州政府在2014年时已提出重新检讨合约条文,希望能争取到每加仑以60仙计算。不过前首相纳吉在2016年时说,有关水供的合约无需改变。
在尚未得知合约是否可以更改或不能更改前,我们且听新加坡方面的解释,新加坡向大马购买的是没有过滤的源水,而新加坡必须耗巨资安装设备,将源水过滤成干净水,再卖回给大马。因为所有设备、员工和其它开支概由新加坡负责,因此回卖的价格并不高。
无可否认的,马哈迪从政以来与新加坡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温不冷的状态,他不服李光耀;李光耀也不服他,两人的恩怨直到2015年李光耀逝世才划上句号。因此又再上台的马哈迪对新加坡的“下马威”也是“事出有因”的。但无论如何,这两国的关系还得保持友好与融洽,才能给人民带来实惠。


刊登于2018年7月23日《号外周报》第898期

马来西亚国会脱胎于英国


马来西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在很多方面都与英国的制度相关连;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方面,马来西亚可谓一脉相承于英国。而忝为英国的殖民地,马来西亚在很多方面都与印度接近,因为印度是英国后期在海外的最大殖民地。
虽然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北美洲)后,英国就不断地移民而先后建立起十三个殖民地。
但在1775年,当地民众群起反抗,在乔治华盛顿带领下,起义成功而在1776年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换句话说,英国很早就“丧失”在美洲大西洋的“殖民地”。
其实英国在十六世纪已意识到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重要性,也许它已意识到美国的殖民地不是英国的囊中物。因此英国人开始将目标眺向东方。第一个被它相中的是印度,但在印度的港口城市果亚,已于1506年被葡萄牙占领(在1511年,也发生葡萄牙侵占马六甲的事件)。
巧合的是,葡人也在1517年来到中国,及后更强行在澳门留驻(1557年)。继之澳门就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
为了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英国政府在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直到1874年才解散)。跟着印度当地人民也一步步地因为与英国打战一再失利,终于在1757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在1849年后,整个印度尽是英国人的天下。随后虽有爆发反英运动,但不成功。直到1946年甘地起事和导致印巴分治(1947年),才结束殖民统治。及后在1950年,印度正式确定为共和国政体。
马来西亚情况也与印度不相上下,当葡萄牙在1641年被荷兰打败后,马六甲就转手成为荷兰的殖民地,但荷兰的目标是要拿下整个印度尼西亚,也就不与英国争夺在东南亚其它地区的资源。例如当英国在1786年拿下槟榔屿后,荷兰就不干涉英国再拿下威省,甚至在后期还与英国交换领土(荷兰让出马六甲予英国,换取英国放弃在苏门答腊建立的明古连军港(1826年))。
即使荷英关系在初期并不友好,尚且发生荷兰控制的马六甲一度禁止华人向槟城移民(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在1842年拿下香港,作为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桥头堡。
1874年,英国与吡叻王朝签署“邦咯条约”后,英国人的管治权就涵盖了整个马来半岛。
至于东马(北婆罗洲)的沙巴和砂拉越是在十九世纪后才有大量华工涌进。因此在发展上比较缓慢。英国也是在战后才直接统治东马地区。正因为权力在握,英国人就怂恿和鼓励马来亚联合邦(1957年独立)将东马的两个州一起吸纳进来,再加上新加坡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以成为“印度第二”。
很显然的,当英国在1712年启动“工业革命”之后,它的发展是相当惊人的。工厂到处林立,自然需要更多的资源供应。因此除印度外,英国在马来西亚、缅甸也建立起其殖民统治;更进一步利用香港打开中国的市场(整个工业革命分成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但衔接起来是从1712年到1885年的百多年间)。
如果我们不忘英国对付印度的教训,就不难发现马来亚也一样被切割。这就是1948年英国刻意将马新分家,前者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自治区;后者依旧保留为英国的殖民地。
其中的两大理由是:(一)因新加坡华人相当多,若并入马来亚联合邦,华人的人口就多过马来人,因此有必要将之分开,以保障马来人的权益;(二)因战后(1945年)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左翼运动更是星火燎原,也就给英国一个借口将马新分开会较为容易控制马共活动。
在这方面,英国就将东马交给马来亚联合邦管理,间中也包括新加坡在内。因为这样的扩大版图,就不会让华人人口居第一,而是马来人及土著合起来占第一位,华人则屈居第二位。
无可否认的,马来西亚的议会制度是秉承英国的议会历史发展而来的。
英国原先是盎格鲁—撤克逊人立足的土地,后来受到日耳曼及法国的入侵。但也意外的,英国是最早走向议会的民主制度的国家。
这应归功于1215年“大宪章”的出现,奠定了英国走向宪政统治的基础。
在中世纪时期,英国是分成三个王国,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它们都有各别的议会。
本来英国的国王是专制王权的。但自从1215年后,在教会的领导下,提出有约束力的法案迫使约翰国王签署之后,国王的权力就受到限制,包括:
1)保障教会的自由
2)尊重贵族的权力
3)赋予城市居民自由贸易以及自治之权
4)征税应得到大会议的同意
5)不得随意拘囚贵族人民,审判应遵守陪审团的原则
虽然国王已签署大宪章条约,但他还是想尽办法使大宪章失效。为此,贵族和教会不得不在1258年联手逼使亨利国王(约翰国王之继承者)在牛津举行大议会,推举15人与国王一同统治英国。
抑有进者,大议会在1295年又扩大每郡派出两名骑士及每市镇(各选出两名代表)组成大议会,史称模范议会,也是国会制度的滥觞。
随后发生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并没有使到民主倒退,反而在战争时期国王需要得到大议会的同意才能征税。
到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也把英国导向了“君主立宪”的政体。
前面提及英国分成三个王国,但在1707年的联合法案中,实现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成为大不列颠议会(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接着在1800年又通过Acts of Union再将爱尔兰议会合并,成立了英国国会。
虽然英国早在1327年时已将议会分成上议院和下议院,前者由神职人员及贵族组成,后者由各郡各市镇的代表组成,造成上议院权力较下议院大。
不过在十九世纪后,下议院就在1831年通过《1832年改革法令》以扩大下议院的权力,但被上议院驳回。为此,首相查尔斯·格雷请威廉四世增加委任80名支持改革方案的贵族进入上议院,以克制反对派。
来到1906年,又是一场权力的斗争,结果《1911年国会法令》(Parliament Act 1911)获得通过,褫夺了上议院驳回法案的权力;而预算案在上议院中被搁置不得超过一个月。
无论如何,英国对于上议院的存废尚拿不定主意,到底是要全部民选议员或是保留20%委任至今仍在争议中。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英国的议会制度中看到马来西亚国会的模式与塑造。
先是在战后(1945年),英国已准备一套新宪制在马来亚实施,称之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但因这份宪制忽略苏丹的地位(包括回教归苏丹管治),没有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且实施民主的立宪,也就遭到马来人的反对。
1946年,在拿督翁(柔州务大臣)的领导下,催生了巫统。而英国也放弃“马来亚联邦”宪制,另与巫统谈判新的宪制。结果在1947年出现“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因为其中涉及华印裔要申请公民权及其他方面的权益未受保障,也就在19471020日爆发马新大罢市,抗议英国将新加坡隔开,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又未能显示其民主特征,于是另提出“人民宪章”。结果不被英国接纳。于是在194821日强行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其主要点如下:
1)马来亚走向自治邦
2)各州苏丹保留其对伊教的自主权
3)马来人享有特别地位
4)所谓马来人的定义:操马来语、信奉伊教及生活习俗马来化
5)华印裔除槟城及马六甲外,全部要申请公民权
6)新加坡继续保留为英国殖民地。从此在政治上一分为二。
接着在同年的620日英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举逮捕亲共人士,也遣送甚多华人回中国。
在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下,马共又走进森林打游击战(一场不宣而战的游击战共打了41年,才在1989年签署合艾和平协议,一劳永逸解决马共问题。签署方有泰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及马共代表。在马共放下武器后,游击战宣告结束,马共成员(不是全部)回到各自的家乡)。
因为紧急状态带来的不安是众所周知的事,直到1955年英国才能举行第一次普选,即52名议员民选,46名议员委任。
这场选举也判决了拿督翁的命运(他退出巫统另立国家党)。因为全军覆没,拿督翁与独立擦肩而过。
反之,联盟(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组成)取得大胜,在52席中横扫51席(剩1席归伊党)。于是东姑组成自治邦政府,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
但为了“解决”马共的问题,东姑同意与马共代表团举行和谈。这就是195512月在华玲举行的轰动性会议。
可惜在双方各持己见下,和谈失败。东姑一方要陈平放下武器,但陈平一方要政府承认马共的合法性,以便参加选举。如果选举失败,马共也会坦然接受;东姑则说绝不可能承认马共,也不会让马共参加选举。
当和谈破裂后,陈平又率领马共回到森林打游击战,大本营就在马泰边境的森林地带。
继后在1956年,东姑率代表团赴英国商谈独立课题,结果英国承诺在1957831日让马来亚联合邦独立。
在此之前,英国委任以黎特大法官为首的5人宪法专家组成委员会,另外4人是任宁斯爵士(剑桥法院)、麦克爵士(澳洲总督)、马力克(阿拉哈巴高庭大法官)及阿都哈密(来自巴基斯坦高庭法官)。这里头没有一人是马来亚人。而五人的任务是:
(一)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允许各州有一些自主权
(二)确保各州统治者的地位和尊严
(三)产生一名“君主立宪”的君主(结果后来变成九州的统治者轮流担任,每人任期5年,期满换人,是为最独特的君主立宪制)
(四)塑造一个共同的民族
(五)确保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和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
委员会在接获131份请愿书及举行81场听证会后,他们也访问各州,最后五人委员飞往罗马草拟宪法。
最终的完整宪法在19577月被马来亚立法议会接纳。就这样在831日马来亚独立时,马来亚宪法生效了。
其一,独立后的立法议会改称为国会,依然是英国和印度的版本,分成上议院和下议院。而各州(共11个州)也有本身的立法议会。
最初上议员规定为50名,下议员规定104名(全部民选),各州的州议员也全部民选,任期均不可超过5年。
其二,在1963年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后,议席大为增加到154席。
这一段历史意味着以吉隆坡为中心的马来西亚增加吸纳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加入其中。其过程也富戏剧性,但最终通过联合国的确认(东马两地人民支持加入马来西亚,而取得独立),马来西亚也就在1963916日正式成立。
其三,原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保留,权力操纵在下议院组成的内阁中。
其四,原来九州的苏丹按宪法规定,每五年轮流出任最高元首。
其五,上议院是委任制的,目前的70名议员由11个州议会各选出两名上议员,共22人,剩下的48人则由政府推荐予元首委任,任期3年,可连任一次。
其六,下议院目前共有222席,必须每五年任期内举行大选,由选民选出政府。
尽管马来西亚的下议院通过多次的修宪,但基本上未动摇体制。即马来西亚在宪法内是被视为“世俗国”。回教是国教,但马来西亚不是回教国。
按照史料显示,我国自独立以来共有55次修正宪法。在东姑执政年代(1957-1970)共修宪16次;而第二任首相敦拉萨(1970-1976)修宪7次;第三任首相胡先翁(1976-1981)修宪3次。但第四任首相马哈迪(1981-2003)先后修宪23次。例如在1983年,马哈迪在国会通过“要求最高元首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权力经调整后交由首相所有”。第五任首相阿都拉修宪6次。纳吉时期因议席未超2/3多数席,没有修宪,而是通过法案。
此外如果在15天内不批准议会呈交的法案,法案将自动成为法律(后改为30天)。
最戏剧性的变化是,在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就剩下西马11州和东马两州保留马来西亚宪制,不过东马两州分别与中央政府签订二十点协议和十八点协议。基本上保障东马的入境权力和移民权利。
从联盟到国阵已统治这个国家63年从未改变过,也就出现所谓巫统永远是主导政权的执政党,其他成员党只能扮演陪衬的角色。
而反对党一直以来都动摇不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就造成“永远的执政党”和“永远的反对党”的局面。
这是因为宪法规定选区每8年可以进行改变和选民的移动,包括增加议员的数目。当各州进行选区划分时,必须要得到国会通过,否则不能生效;同样的,国会的选区也可以重新划分,但因为自2008年后,执政党未能在国会占有2/3多数议席,也就不能对选区重新划分,只能在原有的选区范围内移动选民。
例如在2018年不少选区的选民重新调动,包括城市选区选民超过十万而乡区选民少过5万,已不再按比例划分选区了。
一般上反对党视选区的划分是执政党的有利武器,往往在选区划分后就是执政党大胜。讵料这届大选(2018年)尽管已重新调整选民,形势对执政党有利,结果反风一起,改朝换代的事发生了。
回过头来,当2008年大选后才第一次出现“两线制”的雏形(140-82);而在2013年时再强化两线制的地位(133-89)。
讵料在2018年的大选,就把两线制打翻了。反对党的崛起已不是险胜,而是有一面倒之趋势。如果是这样,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制在何时能成为我国的政治机制,一如英国一样?也许这样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刊登于2018年7月23日《号外周报》第8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