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12

“阿华哥”VS“阿Jib哥”(跃马扬鞭)

这年头政治不再是高高在上和深不可测的,而是走进寻常百姓家,与民共呼吸。最时髦和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的首相纳吉也有一个团队设立全新的中文版面子书专页,直接与网友交流生活上的问题。

就在“阿Jib哥”网页开启后的第四天,首相首次以“阿Jib哥”的形象出现在首都的中华国民型中学,并当众宣布拨款250万令吉以辅助兴建四层新校舍之费用。

在这方面,纳吉也欣悦知悉短短三天内就有1万2000名粉丝,可见这新鲜的玩意儿魅力无法挡。

随着“阿Jib哥”网页被炒红后,亲民联的粉丝也不让国阵专美,在1月21日推出“阿华哥”面子书专页,以和“阿Jib哥”打对台。根据网络追踪所得,“阿华哥”人气急升,短短时间内,粉丝数目也节节上升,直追“阿Jib哥”,甚至有凌驾之势。

诚然这两个中文网站是当今电子媒体带给我们的新视觉,但从中显示了中文已崛起成为时下的重要媒介。

说来也十分吊诡,马来西亚的政治斗争都离不开巫统为轴心,就拿纳吉和安华来说,他们今天是死对头,但在过去他们不但是同党兄弟,而且也曾在一起战斗过。

虽然纳吉与安华的出身截然不同,但在80年代他们却因相同的政见走在一起。事情的因由是这样的:1976年敦拉萨病逝,纳吉代父出征参加北根国席补选不战而胜,两年后他成为副部长。1982年纳吉弃国攻州,胜利后出任彭亨州务大臣(时年方29岁)。也是在这一年,已参加巫统的安华初出道参加峇东埔大选而胜出,官拜副部长。

1983年,安华攻打巫青总团长,拉拢纳吉成为其搭档。结果两人取得胜利,分别担任团长和副团长。

1993年,安华与纳吉的关系更上一层楼。这一年安华被提名攻打巫统署理主席,气走原任者嘉化峇峇;而纳吉则再次成为安华的左右手,攻打巫统副主席,另外两人则是时任柔佛州务大臣的慕尤丁及时任雪州务大臣的莫哈末泰益。他们四个人组成的“宏愿队伍”,在巫统党内所向披靡,成为新的造王者。

如果不是马哈迪察觉不对劲,强行拆散宏愿队伍(1996年党选),今天可能是安华与纳吉当家。但事事难料,当安华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除党政职后,注定纳吉与安华的分道扬镳。一方面纳吉靠向马哈迪,另一方面安华走向敌对阵营,团结起所有的反对党,在1999年及2008年的大选分别予马哈迪与阿都拉沉重一击。就这样,安华成了反对党的盟主,纳吉则是国阵的掌舵人,他们将会在下一届大选决一胜负。

其实再往前推,当1955年普选时,也是巫统人在恶斗,一个是创党人拿督翁离开巫统(1951年)另起炉灶成立国家党,以和东姑领导的联盟决一胜负,结果失败。

下来的1964年大选,又是原巫统副主席的阿都亚兹(农长)脱离巫统,组国民议会党加入社阵与东姑决斗,结果功败垂成。

还有在1990年时,也是东姑拉沙里带队脱离巫统另组46精神党,领导反对党与马哈迪的国阵大决战,终于败下阵来。
最新的版本则是安华先后与马哈迪,阿都拉及纳吉进行顽强的斗争,也是巫统斗巫统。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的政治圈其实很小,今天在争夺主导权的人在过去都是同志加兄弟的,这在世界政治史上,也不常见。不过这好像又说明了一件事,似乎唯有来自国阵的人,才敢于扬言要起而执政。因为过去反对党的口号是否决国阵的2/3优势(如林吉祥多年使用的口号);如今的反对党则是坦言要入主布城,因为它们有了来自巫统的强人安华挂帅。

政治的微妙就在“变中有定,定中有变”。

刊登于2012年1月30日《南洋商报》

种族性政党的由来和发展 (现代春秋)

新闻、通讯及文化部长莱斯雅丁认为种族政党目前不可能在马来西亚消失,这是因为各族拥有浓厚的情结,而这也是种族政党存在的主要原因。

他这样说,国阵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勇气”注册“国阵”成为一个政党,主要是我国各族之间存在一定的偏见及怀疑,而宗教、文化及经验都可能是引发偏见及怀疑的因素。

其实,要探讨种族政治这一大课题,我们必须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那时除了与英军联手抗日的马共继续存在外,也出现了以三大种族为基础的政党,第一个是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发起人是菲立何亚林等人(他是林建才及林建寿的舅父)。虽然标榜是多元性的,但主要的领导人和成员则是华人,其中包括林建才及余柱业等人。与此同时,马共的代表也加入其中,并以余柱业属最高级别。

这个政党在1947年与其他政团和商会介入马新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将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用以取代《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所谓的其他政团即指也在1945年杪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和不具政治色彩的商会(当时由陈祯禄及李光前领导)。马来国民党是为第二个种族性政党。

即使以“大罢市”为武器,要求英国接受“人民宪章草案”为目的,但仍不得要领,因为英国并不接受这样的献议,而且也认为不足构成威胁。与此同时,民间的华基政团并不重视英国提出的《马来亚联邦》宪制,包括马共也不热衷,反而是马来社会群起反对,要求英国取消此宪制,理由是它忽略了马来人的权益和苏丹的地位。

就这样,又一个代表马来人的政党终于在1946年组成了。在拿督翁(当时的柔佛署理州务大臣)的领导下,“巫统”(UMNO)正式诞生。初时它还获得代表马来左翼势力的“马来国民党”的支持,后者后来虽然离开了巫统,但已经坐大的巫统仍按既定计划与英国达成协议,让《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1948年2月1日生效。

从那一刻开始,具有左翼色彩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鉴于形势发展对其不利,乃在1948年中“无疾而终”(因为英国也指责马共渗透此组织);而“马来国民党”则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也指它受共党影响。

在另一方面,脱离了“大罢市”的陈祯禄则在1949年领导成立种族性政党马华公会。陈祯禄被鼓励组织政党主要是希望他解救处在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英殖民政府驱赶大批华人入住新村,并用铁刺网严加管制,以阻止援助马共活动。换句话说,英国让近50万华人受苦后,则要马华倒过来做好事,真是好人坏人也做尽了)。

这就是说,陈祯禄的马华公会初期并不热衷于政治活动和斗争,而是以协助新村华人为主。福利彩票发行的收益也用在此方面,直到1953年被英政府禁止(指政党不宜办福利彩票)后,马华才真正地开始思及华人的政治定位和方向。

在时局的演变和发展下;尤其是1952年马华与巫统联手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大败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候选人(马华巫统联手取得9席,国家独立党只得2席)后,已促成这两个政党具备合作的条件,接着它们又积极拉拢第三个于1946年成立的国大党(这个政党本来是属于印度尼赫鲁的一个支会,后来逐渐发展成本土化的种族性政党),并在1954年三党合组成联盟,全面地参加了1955年的独立前的普选。虽然这个选举不是充分民主的,只选52名立法议员,另46名是委任的,但却是朝向自治邦迈进的大选。结果联盟大获全胜(角逐52席,胜出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拿督翁(1951年脱离巫统另组新党)的国家党(原名马来亚独立党)全军覆没。从此翻开了种族政治历史性的一页。这就是说,自此之后,种族性政党通过上层的合作模式成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政治模式,历久不息。(上)

在战后虽然在野党方面力求摆脱种族性政党的标签,但一直未有重大的成效。例如在独立后(1957年)崛起的左翼政党(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的社阵,模式与联盟一样,只是合作,不是合并成一个政党),也有种族倾向。如劳工党基本上是华基政党,人民党基本上是马来人的政党,有少量的华人参与。至于在1951年由巫统分裂而成的回教当,则归属马来人政党。

正由于种族性政党获得生长的土壤,也在个别的族群发挥功能,因此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联合组成的联盟自独立后都在选举中稳操胜券,没有人质疑它的保守性与种族性。直到1969年大选后,才全面的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

但是这种政治生态的改变不意味着种族性政党的消失,恰恰相反,连不承认为种族性政党的在野党,竟而被当成种族性的政党被收编。例如民政党被视为华基政党,砂州的人联党也被视为华基政党;人民进步党被归纳为华印政党,而回教党则属于马来人政党。在时任首相敦拉萨大一统观念下,他促成了联合政府在吉兰丹、槟城、吡叻及砂拉越推行(1971至1972年),及后索性将它们收编在执政集团内,把联盟扩大成国阵。表面上有新加入不属种族性的政党,实则每个成员党都有其种族的代表性。因此,我们只能说是巩固了种族性政党的组合,不能说种族性政党已因成员增加被冲淡了其种族色彩和倾向。即使在这之前发生了“513”种族冲突悲剧,国家也受到一定的控制;同时巫统在洗牌后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地位,得以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

在这一政策底下,不但国家经济结构澈底改变,而且政治结构也起了大变化。国家也随之出现了土著和非土著之分,这种的划分也使到种族性政党居于重要的地位。

也只有来到308政治海啸后,我们才看到另一个新格局竟在2008年意外地涌现。这种新格局虽然不是打着非种族性口号对抗种族性政党的结果,但明显地出现华人与印度人思维的改变,且对国阵内的华基或印裔政党投下不信任票。这批选民表现出反对种族性政策,因此给予国阵上了重要的一课。虽然城市的马来选民也有所改变,但绝大部分的马来选民仍然以巫统作为首选,这就导致308的大选巫统是国阵的赢家,其他成员党则蒙受重创,只有东马国阵依然维持优势,但在2011年砂州州选的冲击下,又一个华基政党—人联党上演滑铁炉。这样一来,马华、民政及人联党成了国阵内三个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

当然这不意味着如果它们转型成为多元政党就能挽狂澜于既倒。事实上,民政与人联党本来就就强调多元性,否定单元性,但在选民眼中它们还是不折不扣的华基政党。因此它们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们无法改变现有制度的缺陷,而不是它们的政党结构。

总得来说,种族性政党不是选民唾弃的主因,因为在当时民联也同样有种族性的偏向,例如回教党是马来人政党,行动党基本上还是华基政党;而公正党虽有明显的多元性,但仍以马来人为主导。

对此而言,不是民联的组合有问题,也不是国阵的组合有问题,而是它们所代表的政党和思维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发展成为选民的选项。它们似乎都是用种族性的合作来看待国家的未来。因此在现阶段,消除种族性政党还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时候。关键不在于种族间的对抗,而是在于两大阵营如何以政策收服人心。

在这方面,莱斯雅丁的说法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不认为两线制会成为未来的走向倒是值得玩味的。也许下届大选之后,我们将会更明确地看到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或是政党被收编成新的大一统局面或如莱斯雅丁所说的两个阵线进入了另一个尖锐的斗争阶段?但这不是两线制又是什么?(下)

刊登于2012年1月30日《光华日报》

龙年说龙 (直挂云帆)

转眼又是来到龙年,这是一个最受华人喜爱的年份,因为它在十二生肖中是最威猛的,而且它的形象已深入民心,历久不衰。中华民族之所以被形容为“龙的传人”也是因为龙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很有象征意义。

不过十分吊诡的在十二生肖中,只有龙是不存在的动物,可以说是“无中生有”的,比如十一生肖的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都是存在的动物,而且有些是人类所不喜欢的,比如鼠、蛇和猪,唯独龙是我们千百年来靠想象赋予它活跃和旺盛的生命。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创造龙出来呢?这是莫衷一是的。按最古远的说法,它可能与60万年前存在的恐龙有关,但恐龙已消失得很久远了,我们的祖先不可能在古代就有科学研究知悉恐龙的存在,因此龙其实是一则古老的神话。

按照考古学家张光直的解说“龙的形象如此易变而多样,金石学家对这个名称的使用也带有很大的弹性:凡与真实动物对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兽来称呼的动物,便叫龙了”(摘自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这种说法是有其一定的根据,但龙是怎样来的?又是一门大学问了。比较有历史说法的是在公元前四千年时(即距离我们6千年前),发现仰韶文化出现了“图腾”的动物,最初被当作鱼、蛇、鸟、牛、虎来理解,后来又逐渐变成“龙纹文化”。在这方面,汉代许慎在“说文”中进一步形容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因此汉代的另一学者刘向在“说苑、辩物”中说:“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他们几乎给龙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比较形象化形容龙的是后汉学者王符。他说“其形有九、头似蛇、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顶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类,其声如戛钢盘,口旁有须髯,颌下有明珠,头上有搏山。”

王符显然给龙化身成为一种十分神奇的庞然大物,但这样的动物谁都没有见过,也只能用想象来美化,并使其形象栩栩如生,久而久之,龙在画家的笔下是深不可测的动物,只能会意,不能亲眼所见。

既然我们的祖先一定要创造一种从来没有的动物,且将之神化,那就必须要抬高龙的地位。所谓“乘龙登天”之神话就传开了。

由于龙有着神秘的威严,它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皇帝的象征。例如元朝时,皇帝垄断了龙的使用,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不得贩卖纹龙图案的锻匹,并限定五爪龙为皇帝所专用。

到了明代的朱元璋(1368年立国),由于出身低微,亟需神化自己提高威信,规定龙只能作为御用品,限制官吏衣服,不许用玄黄紫色和绣上龙凤标志。这样一来,当龙符在皇帝的身体后,就出现了所谓龙袍、龙颜、龙座、龙体全归皇帝一人专用的了。这就是为什么连皇帝的身体也称为龙体了。

明朝之后的清朝(1644年开国)更是将龙的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皇帝的衣服又龙又凤,多姿多彩(慈禧太后掌权后,她就用凤在上,龙在下来衬托其权威)。

(这里必须要交待的是,凤也是不存在的动物,与龙一样被神话了的。在商朝时代出现的“龙鸟(凤)”相衔纹象,应可推为最早的“龙凤呈祥图”。既然在后来龙凤成一对,也就用它们来区分性别,将龙归为雄,将凤归为雌。毕竟凤这一种“鸟”,比孔雀更亮丽,归属雌性就没有争议了。)

当历史走到清朝晚期时,龙更成为中国的国旗。在同治7年至9年(1868-1870)间,清廷派往欧美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团就用龙旗当国旗使用。从此之后,龙成为清朝的一面旗帜。但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不但“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被瓦解,而且慈禧太后及皇帝也外逃避难,直到签署城下盟的辛丑条约(1901年),才打道回府。此时的龙旗已是遥遥欲坠,再也不能发光发亮,中国人民也因之受尽屈辱。

当孙中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就扬起了青天白日的国旗,取代了腐朽和没落的龙旗。继之在1949年又被五星红旗取代。龙在政治上的超然角色宣告结束了,因为皇帝不见了,没有龙的化身高高在上,龙回到民间。

这就是说,龙的文化并没有消失,而是来到凡间。它在宗教上仍与道教息息相关。当道教在传播海外的过程中,也带入了龙的精神和龙的神话。

由于道教信奉是老子(李聃)不是龙,因此龙在道教的地位不是至高无上的,它却被用来强化道教的影响力;尤其是编造出海龙王的故事,以镇住黄河,长江之泛滥不使其祸及人类。

除此之外,在汉代时期流行的天干和地支也出现了十二生肖。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末申酉戌亥;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当十天干对十二地支时,经过5次轮转,就是一甲子(60年),而天干对地支一个轮转就是十二生肖走一回,如此不断循环,而成了今日华人社会的一个传统的年代,历久不衰。

在这十二生肖中,龙就扮演十分独特的角色,它居第五,在方向盘中,它站在中央,被东南西北包围,因为地位显著,正如皇帝一样,被称为九五至尊(较简单的说法是九在单数的数目中是最大的;五也是居中位置,九五至尊合成皇帝之称呼了)。

尽管中国在民国(1911年)之后已没有皇帝,不再有龙的化身,但龙的传人却开始流传。直到今天,我们都习惯称中华民族为龙的传人,连海外的华人也这样地生生不息地传承龙的文化。

既然龙是好意头和与华人有剪不断的关系,我们不必讶异华人喜欢将子女用龙和凤来命名,比如著名明星成龙、已逝世的李小龙和已退休的狄龙,都带了龙气在影界搞出名堂来。

在政界方面,李光耀也不遑多让,他的公子李显龙就是当今的新加坡总理。

无可否认的,华人对龙年有很多寄望,对龙也有很多的幻想,总是希望龙降福人间。虽然龙看来很凶和威猛,但它已被华人当吉祥物来看待。我们经常所说的“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马精神”就是这个意思。

适逢壬辰龙年,谨以龙为话题与大家共渡龙年。
(本文部分内容取自拙作《龙的文化与中华民族》)

刊登于2012年1月26日《东方日报》

从议员公布身家说起 (天下纵横)

老实说,槟州政府公布首席部长及10名行政议员的资产是没有什么看头的,除了彭文宝之外。这位白头议员的身家有这么“雄厚”乃是与其家族分不开的。他的父亲彭如德是王保尼当政时期的州行政议员,在退休后成为当地殷商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不知为何彭文宝没有选择加入马华而是在行动党内打滚?这大概与他的性格有关?

当然即使他不从政,不当议员,身家也是很不错的。既然他选择从政,也就不得不把“家产”公开。若是以一名局外人来看,彭文宝的富有是不足为奇的,只是人民十分好奇地看到其他行政议员,包括首席部长林冠英在内也不富有,只能列为中产阶级,算是从草根争出头的高官,很符合一般民众的期望,因为民众所要选出的不是“公子哥儿”或二世祖之类的代议士,而是能与民同在的议员。

虽然槟州政府是迟了近4年才公布行政议员的资产,但有公布总好过当成隐私。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槟州政府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有人批评这样的公布不完整,没有把亲属的资产也列出来。不过直到目前为止,能有这样的“交待”已算不错的了。我们希望当官了的人民代议士要牢牢地记住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只是应该享有比其他人(受薪阶级)多一些的收入和福利,但不应该拥有与其收入不相称的资产。不论是现在或将来,他们都要秉持廉政的作风,不能因为有了权力就想到生财之道,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若是当官的能够自爱,不走旁门左道,不饱中私囊,那是老百姓之福。

其实我们希望不论是中央政府或州政府,都应该适当地公布部长、高官的资产,而且要定期的公诸社会。不仅是从政的,包括高级的公务员及官联公司的重要职员都要让人知道他们的身家。虽然这样的公布不算齐全,也好过老百姓全被蒙在鼓里。

毋庸置疑,已经是很多年了,老百姓都不知道当官的资产,直到有关官员出事或被控上庭,我们才哗然他们竟有这么多身家。谁又能插手追根究底呢?正由于做官的不透明度,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累积资产的?也正是因为一切可以“黑箱作业”,也难怪不少人争生争死都要做官。在他们看来,一旦拥有某些权力,那就是赚钱的筹码了。

自古以来,权力、金钱与美女是三位一体的,所谓以权谋钱,以权谋私或饱暖思淫欲就是这个千古不灭的道理,不但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因此最好的方法是采取防范措施,比如公布当家的资产就具有警惕作用的,可以防止贪污滥权,虽然不是绝对的。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未能看到这样的开明措施,所以人民才有很多的困扰和不满。

如果“廉政”之风能吹起,且影响其他州政府及中央政府也采取相应措施,那是再好不过的事。

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公布是小事一桩,至少我们认识到这些做官的实在也属于中产阶级,不能因此而大福大贵的。若是有一天他们之中突然有人“暴发户”,而身家过千万,那就意味着问题出现了。

因此说来说去,还是公布资产比较合情合理,毕竟这个时代做官的永远不向人民交待他的身家也是不符合民意的。

刊登于2012年1月23日《号外周报》

廉政从公仆做起 (跃马扬鞭)

自从槟州政府比较透明度公布首席部长及行政议员的资产后,联邦法院大法官阿里芬也宣布高级法官须要呈报财产,并邀请反贪污局进行检证,如果有指控的话。

他这样说:“我相信法官与反贪污局合作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在这项指令下,受影响的是联邦法院法官,上诉庭法官,高庭法官及司法专员。虽然法令早有存在,但已退休的上诉庭法官锡劳勿及乌拉这样说,他们不曾被要求呈报财产。但乌拉补充说,这样的措施是好事。

甫退休的联邦法院大法官查基说他在2007年上任时,有向政府首席秘书呈报财产;他也有促请新委任的司法专员向他申报财产。不过他没有说明是否每个法官都有向他呈报财产。

其实大法官阿里芬的开创新风是值得嘉奖和鼓励的,因为司法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后一道门槛。

在这方面,律师公会主席李志伟的评论是很中肯的。他说,反贪污委员会协助进行法官申报资产,将可提高其公正性,从而增加公众对司法的信心。

除了申报财产外,阿里芬大法官也意义深表地说,法官必须确保司法独立,包括不受其他同僚或朋友的影响。

这是老生常谈的苦口婆心,却是最重要的环节。因此我国司法界能在新的一年有新的志向,以彰显起司法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标志。

就在法官采取行动后,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顾问团主席再顿进一步指出,内阁也应该申报财产,包括他们的近亲如配偶和子女,他们的资产表副本都应存放在反贪污局,以反映政府的廉政。

这就是说,再顿希望内阁成员除了向首相呈报资产外,副本也应交一份给反贪会,以示公正。

我们对这样的建议深表欢迎,并认为除了内阁成员外,也应包括正副部长、高级公务员、受委任的受薪高官、官联公司的重要负责人及所有州行政机关和市议会领导人都要向适当的机构报备财产。因为只有让所有担任公职的高层人员有所警惕和坦白个人的经济状况后,人们才会对公仆的行为和举止感到宽心。不是人民不相信公仆,也不是怀疑他们的办事能力。而是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巨大的阴影罩在人民的头上,久久不能散去。这个阴影就是与贪腐、滥权联系在一起;而又没有人知道大官们的资产有多大。一旦事发东窗,被控上法庭后,才知悉原来贪赃枉法的数额巨大,更与收入极不相称。

当人民对这样的不法行为感到厌恶时,他们就会对政府有所抱怨,即使政府的政策本身并没有错,但一实行起来就变了样或荒腔走调,自然影响政府的声誉,并破坏了政府的努力。

在这种情形下,重整和恢复人民的信心是需要下苦功的,这也是政府应致力的工作。

遗憾的是,正当许多人在期许政府有进一步和更大的行动来提升人民对公仆的信心时,身为首相署部长的纳斯里却唱起反调,他说,一旦公布部长及其家人的财产将为他们带来危险,因此中央政府不想这么做。他的这种说法让人感觉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财产是个人的隐私,不能向外透露;其二是当官的资产是秘密的,外人不得查问或知悉。

这就是将老百姓与公仆混为一谈了。其实当官的是食民之禄,拿多少薪水,有多少资产是无秘密可言的。人们要知道的是当官时的资产有多少?每一年的变化又多少?这都是有迹可循的,也看不出会危及什么人,除非是突然成为暴发户或被指控以权谋私,不然公仆公开资产也是一种义务。

即使纳斯里说中央不与民联政府起舞,不公告天下,但起码应有一个准绳和指南,至少让上层公仆的资产受有权威的机构来监督(如反贪机构),这总比过去只向一人(首相、州务大臣或政府首席秘书长)呈报强得多。

因此,我们认为纳斯里的“危及安全”的理由太牵强,没有说服力。

总而言之,消除信心危机需要从政府做起,反贪的第一步骤就是堵住漏洞,许人民一个廉政的未来更是先决条件。

刊登于2012年1月23日《南洋商报》

蔡细历步许子根后尘?(现代春秋)

随着民政党主席许子根于去年11月宣布来届大选不会上阵后,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也在今年正月18日比较明确表态无意参加来届大选。虽然没有像许子根的口气那样直接表达,但懂得政治术语的人都知道蔡细历其实也已经作了表白。换句话说,许子根与蔡细历将是国阵成员党中不参选的两位主要领袖,这对国阵来说,虽然不是新鲜事,但确是大件事。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按照国阵(昔日称联盟)的传统,其成员党的头子都是上阵参选的。如独立前后的东姑(巫统)、陈修信(代表马华总会长陈祯禄)及善班丹(国大党主席),他们都参选接受考验。不过在1959年大选时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马华总会长林苍祐不是候选人,他被东姑排斥在候选人名单外,反而认可陈修信推荐的名单。这一方面说明操控的权力在东姑手里,只要马华内部有内应(如陈修信的支持),东姑是可以不必理会堂堂总会长的。因此不能算林苍祐不上阵已有先例,他是被排斥与打压的,不是他自我同意不参选的。

或者有人会拿陈祯禄(1949-1958)做例子,指他担任总会长时也没有参选,但那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当马华总会长时已是66岁),不适当做候选人,反正他已派出其儿子陈修信“代父出征”。

当来到陈修信担任总会长时(1962-1974),他是马华的当然候选人,而且也蝉联国会议员并出任部长,直到1974年引退,从此离开政坛。

陈修信之后的李三春(1974-1983)是最为潇洒的总会长,他在位时是当仁不让的候选人,在屡战屡胜下,他也担任部长,直到1983年突然辞卸马华总会长,也辞掉国会议员,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且一鼓作气地干脆宣布退出政坛,从此不再涉及政治。他算是第一个敢做敢为,敢于承担的马华总会长。只到目前为止,尚无人出其右。

下来的陈群川(1985-1986)、林良实(1986-2003)也都毫无例外地担任候选人。前者是因为本身的上市公司新泛电触犯法令而被判坐牢,也因之被逼辞总会长和国会议员;后者则在接班后,参加历届的大选,没有发生过总会长不上阵的不协调的局面。

由于已经形成传统和习惯,当黄家定在2003年后成为总会长时,他更是一马当先领军参加大选。可惜在2008年的一场政治海啸,也改变了马华总会长的命运。

先是黄家定在2008年10月卸下总会长职,让位于翁诗杰,但他并没有像李三春那样也辞掉国会议员,而且随着马华内斗升级(翁诗杰与蔡细历),导致重选发生时,他又破例吃回头草,与翁诗杰及蔡细历争夺总会长职。虽然黄家定有其个人较强的理由和为了“不让马华公会关门大吉”参选,但退了位的总会长又再趟这政治浑水倒是马华党中的第一人,受到不少非议;尤其是在败选后,对黄家定几乎是再一次的打击,比308政治海啸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因为黄家定破传统不成,结果本身也破了功,如果他能坚守退休的原则,他就不会在党改选后被人指指点点,这也许是黄家定始料未及的。

至于上位的蔡细历更是有个人的难言之隐,他在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应对手的挑战,也唯有表明不会参选来避过政敌的“穷追猛打”。对此行动党的丘光耀说他在哪里提名,他就插上一脚;林冠英更是挑战蔡细历先公布他要出征的选区,行动党必然奉陪到底。这显示了蔡细历上不上阵已成为一个热门课题。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式下,蔡细历提早宣布无意竞选是为了避免成为被攻击的焦点,但即使他不参选,也一样会被对手“围着来打”,只因为他是马华的头头。

因此,只要蔡细历在马华党内的一天,他肯定会成为敌对党的箭靶,除非他像李三春那样的“急流勇退”,而不是“退一半,留一半”,否则他很难“耳根清静”。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民政党身上。当许子根发表“退一半(不当候选人),留一半(继当党主席)的“宣言”时,他是民政党内第二位不参选的党主席。第一位是创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他当时仍在新加坡大学任教,有特殊原因。当民政党在1969年上台执政后,槟州立法议会就通过委任他担任上议员。下来的党主席林苍祐(1971-1980)及林敬益(1980-2007)都是永不厌倦的政坛元老。前者吸取马华的教训后,他就义无反顾地参加每一届大选,直到1990年被林吉祥打败,才不得不退隐政坛。

后者林敬益在1980年接棒后,他先是以党主席的身份参加州选(胜出担任州行政议员),直到1986年参加木歪国会胜利后,才取代梁棋祥成为部长。

由此来看,林敬益与林苍祐一样,要做在位与实权的领袖,就必须坚持参加大选。他们两人的领导作风也在308前给许子根留下很好的示范,但许子根在308政治海啸后,他的命运也跟着起伏不定,先是在党内被阿都拉“投闲置散”(不委为官位),后因纳吉上台政运才有所转变。

但能够改变许子根命运的是,他在来届大选继续上阵而又胜出,以成为东山再起的一方领袖。如今他自行宣布不参选,也等于“自断后路”,他可能会在大选后提早交棒。

如果蔡细历与许子根一样,他们在继续当领导下,又不准备出任候选人,那么可以预见他们的“政治前程”已是近黄昏了。至于国阵两个成员党的党魁同时不是候选人,倒是与传统不符。至于是好是坏,那只有让选举成绩来说话了。

刊登于2012年1月22日《光华日报》

20.1.12

解读台湾总统选举 (直挂云帆)

台湾总统选举终告落幕,原任者马英九获得连任;而被舆论形容为“后市看起”的蔡英文则黯然神伤,双方得票的差距近80万张。换句话说,国民党的马英九胜得漂亮(得票6,891,139张),民进党的蔡英文败得难堪(得票6,093,578张)。不像有些民调所说的相差3%或只能以20万张的多数票压倒对手,结果是胜利的一方较失败的一方得票多出6%。至于亲民党的宋楚瑜只能以惨败收场,得票仅是36万余张(以百分比折算,马占51.6%;蔡得45.6%及宋得2.8%)。
这一个成绩在台湾的舆论看来是国民党认可的“九二共识”打败了民进党的“台湾共识”。所谓的九二共识是指1992年时台湾的海基会与中国大陆的海协会在香港讨论和交流“一个中国”的说法,结果未能取得“共识”。直到2000年,海基会(陆委会)公布了“九二共识”这个名词,即指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各自表述。

在中国方面,它所坚持的一贯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没有所谓一中一台或一边一国的。但在台湾方面,则有不同的诠释。比如李登辉及陈水扁当政时,就否定有“九二共识”,而马英九在位时就承认有所谓的“九二共识”这码事,而且也在2005年即由其党荣誉会长连战推动“九二共识”来加强海峡两岸的关系。

虽然马英九接受“九二共识”的存在,但他的解读还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与中国官方的立场是不协调的。中国认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没有所谓台湾独立或否定一个中国之说,则其他伸缩性的说词都不是原则性的争议。

就是因为马英九在过去四年奉行“和解”政策,不公开与中国对立,在经济上与大陆强化联系。即使在政治上依然不与中国挂钩,只承诺“不独、不统、不武”,但比起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算是灵活的政策。而毫无疑问的,以台湾这个只拥有2千3百万人口的海岛来说,它是无法与中国的13亿人口进行比较的。不论在人口与资源上,也比不上中国的一个省。
因此依赖中国的市场与资源的优势结合拥有高科技的台湾已带来双赢局面,这在马英九主持的时代,渐露绩效。他不单给台湾创造走向世界市场的条件,而且也增加了台商和公民在大陆从商和就业的机会。这种人为建构的经济大后方,正是在“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大气候下让台湾人民享有多一层的经济和生存保障。

但是,就民进党的立场而言,它是直到今天为止也不会接受“九二共识”的存在,它把这个“共识”归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自我共识或私相授受”的,并没有经过台湾的公投或民意的表达。因此曾在陈水扁时代担任陆委会主任的蔡英文就在去年的8月提出了“台湾共识”这个名词来和马英九打对台戏。她认为必须先在台湾内部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与共识后,才能与中国进行政治上的谈判。这个论调比起马英九的策略有较大和较为明显的“台湾至上”论。在字里行间也带出民进党一向以来所主张的“台独”立场,不过,在时移物换下,于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经历了26年的冲击,已感受到“台独”面临的打压是越来越大的,不但中国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而且在国际上,留给台湾的政治活动空间也十分有限,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不得与台湾保持(建交)官方关系,也使到台湾用“中华民国”保持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少,只有25个,而且属于小国寡民的国家。若与联合国共有191个会员国来算,台湾的外交瓶颈是越来越窄的。

在无法独立下,台湾只能原地踏步,也随时会面对“外交”上的挫折,除非中国“网开一面”,同意台湾参与国际机构,否则台湾是无法“独当一面”的。在这种情形下,将蔡英文的政见与马英九的政见拿来做比较,就不难发现中国会比较接受马英九的婉转立场。当然这不意味着马英九是亲中共的,他有的时候也具有民进党的色彩,比如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下,他就抬出“中华民国”来;又比如他也没有澈底否定台湾的选项只有一个中国;他更在竞选时表明任内不会访问大陆。

这就是说,马英九对蔡英文的“台湾共识”也是有所顾忌的;对“九二共识”也只能作出不出位的表述。以此来看,两岸关系在未来要取得政治上的突破并不乐观。马英九自然不会在政治上“快马加鞭”,因为他到今天为止没有显示背离国民党一向以来的宗旨与立场,例如他坚持中国必须平反六四来改善与台湾的关系,就是强加于中国领导人身上的一种压力。在中国看来,不具任何实质意义,只是一种政治挑战。

事实上,台湾自从1996年举行总统直选以来,它就不断向世界炫耀它的政治是最民主的,已经澈底告别蒋家父子的独裁统治,并且以此揶揄中共的政体。

例如于1988年就继承蒋经国出任总统的李登辉就在执政后期就挑战中国向台湾的民主看齐。他要中国告别一党专政,走向民主,否则不可能谈商中国统一的课题。来到马英九时代也同样拿民主来当武器和挡箭牌,以促使中国加速其民主化。

无论如何,中国其实已做了很大的转变,从香港模式到九二共识,已显示中国希望中台的距离逐步拉近。本届的台湾总统选举也正好说明台湾人民接受与中国和谐发展与政治和平共处的意愿,不再认为各行其是是必要的。对此,我们也发现到蔡英文在败选后说了意义深表的话:民进党会认真地做一个检讨,把它(选举成绩)当作一个警惕。

如果民进党以这次选举对其党的政纲与宗旨作深刻的检讨与反省,认识到“台独”的困境,从而为台湾人民寻找一条有保障的未来会更具现实导向。既然在昔日的1924年,孙中山寻求与中共合作是为了许中国人民一个和平与一统的愿景。那么今天,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为了台湾人民和龙的传人,而与中国大陆进行实质性谈判与合作也是一个新的转向。与其持续的对峙和一中各自表述,到头来是什么大事也办不成,不如实事求是面对时代的大挑战,这或者是台湾所要考虑的动向。

刊登于2012年1月19日《东方日报》

哈山阿里这个人 (天下纵横)

在民联内部,相信最头痛的人物不是卡巴星,也不是拉玛三美或古拉,而是伊斯兰党的哈山阿里(Hasan Ali)。他近年来的表现和出位的言行不仅让伊斯兰党陷入争议,而且也给公正党与行动党带来难堪。林吉祥形容他是一个脱队的人;阿兹敏则对哈山阿里的倒米行动十分不满,要求伊党采取适当的行动。

如果说他的言论只是代表个人,那他的身份又代表了什么?是否意味着他的言论并没有抵触伊党,他有他个人的自由,也就没有约束可言?这也只有伊党高层可以回答得了的问题。

让我们看看哈山阿里这个人。生于1947年(现年65岁)的他早年在马大毕业后,又在美国考取博士学位。在从政之前,他在政府部门服务过,包括首相署和雪州政府,是一位有经验的公仆人员。

1999年(即安华出事后的第二年),他代表伊党参加大选,提名国州议席报捷,成为双料议员,但2004年吃败仗,失去议员光环。

2008年他再次代表伊党参加鹅麦斯迪亚州选区选举,结果得胜,以2799张多数票击败国阵(巫统)候选人。

因为政治海啸,民联在雪州取得执政权(公正党15席、行动党14席、回教党7席及国阵20席),哈山阿里也就被伊党推荐成为雪州政府行政议员,掌管回教事务部。他的思想看来是比较独特的。例如近日指责有人企图让回教徒脱教,而他在较早前对宗教庆典进行突袭也成为一项争议的课题。

除此之外,他不久前也宣称可以接受首相署委以官职,并支持回巫对话,使到民联不知他是站在哪一个立场来表达意见。

当他批评伊党与其推行福利国,不如坚持回教国更为恰当时也招来伊党内部的反弹,更有声音指说他如果不满党,可以选择离开。后来他又公开收回某些言论,又与党领导冰释前嫌,似乎他们又重归于好。

就在安华案件将在1月9日宣判前,哈山阿里又发表了他的“脱队”的言论,他认为伊党的聂阿兹适合担任首相,若聂阿兹年级过大,哈迪阿旺也是适当人物,总之他是不直接认同安华担任首相的权利;更放话不要参加挺安华的集会,他认为法庭案件是安华个人事件。此举又引起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的不悦也是意料中事。

无可否认的,哈山阿里的出格言论和行为是不以团队精神为依归,虽然他曾经出任伊党雪州的主席,但此高职在去年底的伊党大会后已被收回,剩下担任党中委。或者因此他认为他可以比较随心所欲表达“与众不同”的高调。在这方面,令人纳闷的是,伊党继续容忍他的个人行为,没有设法化解哈山引发的矛盾。其中因由也只有伊党高层知道。不知道他们是否投鼠忌器,担心哈山阿里事件会牵一发动全身或另有因由,外人不得而知。但继续这样的将矛盾与歧见扫进地毯也不是办法。如果伊党一时之间没有动静,看来民联还得再忍一阵,看看他的后续行动?

我们不知道民联的所谓平等与尊重和言论自由是否包含允许十分刺耳与尖锐的反调声音,甚至比国阵还要国阵的声音在民联上空不断旋转?如果不是,也是时候拿出一套自律方案了;尤其是在大选越来越近的关键时刻。

刊登于2012年1月16日《号外周报》第566期

评郑可扬的两种心态 (跃马扬鞭)

不久前我在怡保的一个宴会上与郑可扬论及政治时,他似乎信心不错地告诉我民政在吡叻州的形势“后市看起”,因为他已凝成一个团队,没有内讧和内斗。因此他认为民政已做好准备应对大选了。

果然不出所料,在本月十一日的一个仪式上,郑可扬这样说:“民政在吡叻州3国4州的候选人已经敲定,其中一半是新脸孔,并且已开始投入选区的服务工作。”

身为民政党全国署理主席的他显然已掀开底牌,准备向民联叫阵。这在国阵成员党中算是较先(或者说是最先)公布选举进程的政党,除了说明民政在吡州处于“和谐”外,也对郑可扬的领导没有异议,自然让他得心应手“未雨绸缪”。
当然从整体而言,民政在吡州24个国席中只分配3席及在59个州议席中只分配4席是极小的比例,难于起决定性的作用(除非是两个阵营得胜的席位不相伯仲时,才显示小党的重要性)。但吡州毕竟是民政的第二大州,也是有其战略性地位,只可惜在2008年时,民政在州议席中全军覆没,要不然当再重夺政权后,必分得一个州行政议席。所幸民政在吡州保有一个国席,陈莲花也因之成了副部长。

如今行将来到的新的大选,陈莲花显然需要把玲珑国席还给巫统,而极可能在太平上阵,但又是行动党的强区,也就形成一场激烈的争夺权。与此同时,若郑可扬回到木威,能否从行动党手中夺回此席,也是一场龙争虎斗。还有马袖强是否在安顺胜出,同样是大费周章的。

因此即使郑可扬领导下的民政党在吡州处于团结的状态,在面对行动党强手面前也是不简单的任务。无论如何,就民政党来说,吡叻州算是它的前线州,只等战幔掀起,不论战果如何,郑可扬或算是308后民政再站起来的“第一个人”。

可是,吡州毕竟不是民政的大本营,即使民政在吡州有所突破,也是无法扭转劣势,因为民政的大本营是在槟城州,一旦离开了槟城州,民政的生存价值也就不具实质意义了(槟州共有40个州席,民政分配13席、马华10席、国大党2席及巫统15席)。

因此,我对郑可扬在论及槟城政局时所表达的政见是持有异议的。他这样说:“槟城民政党是否在来届大选有重夺政权的机会在目前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是让槟城人民感受国阵包括民政党有改变或改革的看法才是重要的。”

郑可扬这种说法是把手段当目的来解读,因为国阵或民政是否有改变或改革是归政治的手段和策略的范畴,这不是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重夺回槟州政权。如果民政认为让人民认同国阵的改革而又无法执政或又拿不回一些议席的话,则民政的未来就亮起红灯。为此民政在槟州当下的最大任务和目的是要努力振作和自我反省及重新站立起来,至少要和吡叻州一样展现其朝气的一面,而不是在为权职的安排起争执和搞得“同床异梦”。

对于在40年前崛起的民政党来说,它也是根植槟城的,而后才扩及全国。直到308之前,民政党在国阵的地位和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个基地在槟城的华基政党。它之所以被召入国阵(1974年)是因为它代表了华裔的心愿和一个州的主导政权。然而在308之后,若民政气馁说两届都不易拿回政权(林敬益语)或如郑可扬所说拿不拿得回政权并不重要,那么什么大事才是民政最重要的呢?

其实,民政党上下都知道民政党不但要有改变的勇气和强势的领导槟州的国阵以团队重新出发,而且要洞悉民意走向,如何把失掉的席位拿回来。换句话说,除了用十二分精神在槟城打救党的未来之外,民政党的所谓在全国各地“开枝散业”或在东马沙巴有看头也都是舍本逐末的。在这方面,郑可扬或可腾出时间来(或受槟州民政之邀)协助槟州民政党下定决心的改头换面,不要继续散发悲情政治论。这在政治斗争上是消极与于事无补的。

刊登于2012年1月16日《南洋商报》

回首安华从政来时路 (现代春秋)

我曾经说过,安华是“政治动物”,他不论是在官场、在国会、在街头乃至在监狱,他都是新闻的焦点,而且以他的国际知名度,他的一举一动也成为国际媒体的重点人物。

安华之所以这么引人注目和不断地在影响和牵动舆论是因为他在学生时代就显露出他的领导才华和领袖素质,不是反映在他的功课的出类拔萃,而是表现在他的组织能力与不断的运动。例如他在1967年进入马来亚大学马来文系后的翌年,就被选为马大马来语文学会主席及马来西亚回教学生会主席。

1969年“513”事件后,安华开始在政治上“不平则鸣”,同情马哈迪因促东姑辞职而被开除党籍,更支持马哈迪挑战东姑的权威。因此当东姑在1970年宣布查禁马哈迪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一书时,安华却大胆和公然地挥动马哈迪的著作。他显然义无反顾地站在马哈迪这一边。

在大学毕业后,安华于1971年申请成立回教青年组织(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简称Abim),以争取年轻的一代振兴和复兴回教。

虽然这个组织不是政党,但安华却是等了18个月才获批准(因此他的Abim是在1973年才合法活动,而在1974年成为组织庞大的回教团体),不是因为政府对安华的Abim性质有所怀疑,而是担心这个组织壮大后不受控制,甚至会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但不屈不挠的安华终于等到“开花结果”。

就安华个人来说,时任首相的敦拉萨就对他另眼相看,除了于1971年派安华代表马来西亚参加联合国主催的“国际青年研讨会”外,更在翌年(1972年)支持安华成为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主席。他因而成为联合国青年咨询团体的成员。可以这么说,大学甫毕业的安华即已崭露头角了。

在另一方面,安华则腾出时间来搞穷人教育,在甘榜峇鲁通过他成立的“你的学术基金”开班办校,且自任校长,薪水只是马币750元。

1974年时,有一份美差等着安华就任,那就是出任联合国粮农机构的官员,月薪二千美元(相等于马币5000元),不过被安华婉拒,因为他要领导他的Abim和学校。结果他筹集了可观的奖助学金培养了大批人才(包含因家境清寒中途辍学者)而顺利地进入大学。

在两头忙底下,安华成为青年的偶像,而他也在1974年参与领导华玲农民的反饥饿示威付出代价,被援引内安令扣留(在敦拉萨当政时代)。他也因之名扬马来社会。

在1976年9月(胡申翁当政时代)被释放后,安华不是退出斗争,反而更积极地介入各种民间斗争。最脍炙人口的是在80年代初期安华跳出种族的框子出任民间社团反对修正法案的协调委员的主席。换句话说,马来西亚的社团(不分种族)一致地团结起来,反对政府在修正令下,只存在两类社团,其一是“政治性质”,其二是联谊性质。它的差别在于“凡是涉及对政府政策作出批评的,归类为政治社团;反之则归为联谊社团。

在当时也出现一则笑话,那就是“盲人协会”因曾向首相做出建议而被列为政治性质社团,令人大感迷惑和费解。

刚巧1981年也是马来西亚政权的交替(7月9日),迎来了马哈迪时代和慕沙希淡的搭档,这提供了机会让马哈迪对安华的领导重新评估。

也是在同年的7月份,安华在各方的支持下,收集了7万人签名反对社团修正法令,马哈迪也就派慕沙与安华沟通。因为仍有超过一万个社团无法作出表态,它们既要保留批评时局的权力,又不认为应归类为“政治团体”以致形成僵局。

在拉拉扯扯和争议声中,最好的做法就是将争议的主角拉进巫统,以便在党内或政府内展开检讨(后来社团修正法令取消,争议结束了)。就这样在1981年9月,安华正式加入巫统。从他入党的那一天开始,安华就进入了政治核心而成为马哈迪的左右手。

先是在1982年选举胜利后,官拜副农长,继之成为文青部长,再转任农业部长。他之所以平步青云也是因为在1983年角逐巫青团长胜出。他成了巫统党内的“新宠儿”,元老对他有妒嫉,但又不得不承认他的魄力与魅力。

1987年,当马哈迪在党内击退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结盟的挑战后,安华更上一层楼(慕沙是因与马哈迪关系闹僵而在1986年辞卸副首相,更在1987年与拉沙里联手准备撼倒马哈迪)。

结果拉沙里的失败导致其派系纷纷丢官,安华也因当选副主席被委为教育部长。他的政途看来一片光明。

果然在1993年时,安华在巫统党内势力膨胀,被各区会推举为署理主席,也挤走嘉化峇峇。就这样安华成了国家第二号人物,出任副首相兼财长,已是“坐亚望冠”的人物了。

讵料1998年的9月,马哈迪革除安华党政职,从兹马来西亚陷入了无止境的政治斗争,安华一个人力战马哈迪、阿都拉及今日的纳吉。他的后半期故事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也无需赘述。也因为有前期的故事,才有后来和今天的故事。但不论政局将来如何演变,安华似乎是这场斗争中的另一个主角。

从这样算来只要一百年不死,安华天天都是新闻人物,你认为呢?

刊登于2012年1月16日《光华日报》

公民社会对政治的回应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和演变基本上有三个层次必须关注的,除了民主制度及政党政治外,第三个就是公民社会或说民间组织对政治的推动。

本文只侧重第三个层次来演绎马来西亚的政治变化。第一个阶段,从战后1946年到1969年的513事件,是政治人物和左翼思潮领导民间社会群起抗争与改革。

首先要提及的是巫统的诞生。它是在1946年通过马来人的大团结而催生的。确切地说,是因为有41个马来团体的支持和响应,展示了巨大的力量而使到领导人信心倍增。主要的目的是反对英国强行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结果导致英国殖民政府改弦易辙,才有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出炉。

由于主导力量是政治人物,也就是时任柔佛署理州务大臣的拿督翁,因此即使左翼马来国民党三个月后掉队,也无法阻止巫统的组成和壮大。

这就是说,公民社会运动是在政治人物或说政府中的人物的领导下发生了作用,单靠公民组织而无显赫精英人物在当时是无法塑造出一个政治体制来。

在华人社会方面,情况大致相同,但主动权先在公民社会而后才轮到政党接管重要的工作。例如在1954年当林连玉(教总主席)也促成董总之后,他就积极地向马华及巫统阐述他对华文教育政策的坚持与不妥协,并在后来达成“协议”,以换取华社对联盟的支持(1955年的普选,联盟大胜51席;回教党只胜1席,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总共竞选的是52席)。

林连玉在后来也争取到马华公会及联盟确保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确保华校的地位而令华社满意(这份报告书也成为1957年的教育法令)。但林连玉不是事事顺心顺意的,后来他就是强烈反对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的第一人(这份报告书成为1961年的教育法令,规定华文中学要么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要么成为独立中学),他扬起民族教育的大旗,换来的是他的教师证被吊销,公民权也被剥夺了。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为政治形势的逆转,及后是由左翼政党的社阵(主要劳工党)接过林连玉的民族主义的大旗,参与并引导华文教育的斗争。

来到1967年的槟城大罢市运动就是典型的政党领导公民社会的一场影响深远的大斗争。它主要是由劳工党发起,目的在于抗议政府因英镑贬值而宣布旧币(有英女王肖像的钞票和钱币)贬值15巴仙。由于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虽然示威游行只在市区引爆,但商店及巴刹在劳工党人的劝告下群起响应,纷纷关门结束营业。政府因为担心引起各州群起示威,因而急切宣布所有钱币等值使用,使到民间交易不因钱币不等值而大伤脑筋。

此后,走激进路线的劳工党宣布杯葛1969年的大选,但它却在投票前夕领导其同志林顺成(涂写标语时中抢而逝世)的出殡仪式的庞大队伍在首都成为政治大课题,反对党在那一年选举取得较好成绩,中央仍归联盟执政。3天之后,终于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

第二个阶段是1969年的“513”到1990年的两线制的鼓吹。这一时期公民社会也起了一定的变化,不再事事由政党主导,而是民间团体也参与其中,成为领导一方的新形势。

最明显的是在1974年的华玲反饥饿运动,安华领导他的大学班底及回教青年组织(Abim)结成一场群众运动而遭受内安令的扣留两年。虽然暂时失去自由,但安华已成功地为自己扎下政治根基。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安华也因家庭背景(其父母亲均为巫统地方领袖)有助于他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

果然在1976年被释放后,安华就一头栽入领导民间的反社团修正法令(反对政府拟将社团分成俱乐部或政治组织)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安华成了家喻户晓的红人。

于是在1981年当马哈迪拜相时,安华就加入了巫统而成为一颗政治明星。1982年的大选,安华出征老家峇东埔国席是一场硬仗,因为这是回教党的强区,安华有需要向巫统元老证明他是草根涌现的实力派,不是躲在马哈迪后面,在安全区胜出的人。从这边显示安华先是依靠民间力量,再结合政党力量开始其从政之路。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子根的身上,他也是在1982年参加大选的学者,是直接由董教总“甄选”出来的华校精英。另外一位是郭洙镇。董教总一向以来是民间组织,它比林连玉更明显地派出“自己人”加入执政党寻求华教前途的保障。民政党的被选中和董教总把自己卷入政治漩涡中也导致后遗症出现,那就是马华公会及行动党不能接受董教总提出的“三结合”理论(执政党、反对党与民间团体的三结合),更对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不屑一提。

8年之后的1990年,又是董教总的林晃升提出了“两线制”来取代“三结合”。这种由民间倡议而交由政党推行的也只有民主行动党承接下来。当时在朝的马华公会及民政党乃至人联党是不回应两线制的。因为马来社会的未积极跟进,只有华社热切响应,两线制也无从开花结果。

第三个阶段从1990年到2011年。一场“烈火莫熄”燃起公民社会的抗争运动,在1990年排山倒海而来。继之又因安华坐牢(1998年9月被捕,直到2004年9月获得释放,前后有6年之久)而陷入低潮。但到了2007年后,民间团体再一次展示自身威力而不再让政党专美于前或起决定性作用。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安华于1998年被革职后,他是通过个人的力量和民间团体而掀起千层浪。那时他还未组成政党,非政府组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安华未在1998年9月20日后身陷囹圄,“烈火莫熄”火花自然会继续延烧,即使后来规模转小,但街头斗争又再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方式(这个方式在60年代由社阵,主要是劳工党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安华事件引发的。由此可见,民间社会已在酝酿一场变革。

果然不出所料,2007年有律师公会的大游行,抗议司法不彰。这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由执法者发起的游行似乎是前所未有的。

继之,印裔社会组成的兴权会的游行以争取权益竟形成一项国际大课题,导致印裔社会动了起来。这种不靠政党,只靠自身力量的斗争也为新一轮的民间斗争增添力量。

当时最为轰动性的民间运动就是2007年由净选盟组织和领导的大示威,要求选举民主和透明化。它在政党的支持下,成功将备忘录呈交元首。

凡此种种,给反对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2008年的政治海啸的发生就与此大有关系。

转入2011年,我们又见净选盟709的再出击;律师公会再次为“和平集会法令”不公游行请命;还有安华案件引爆的大集会也显示了民间力量正与政党相结合(安华于本月9日被宣判无罪,局势急转直下,斗争焦点又回到选举场了)。无论如何,进入2012年,大规模的“烈火莫熄”的时代已不再成为时尚,期待马来西亚会发生一场茉莉花革命也是十分争议的,因为人民宁可选择在选举中较量,而不是在街头上展示力量。

(本文是作者于2011年12月28日应吡州公正党之邀而发表的政论之部分内容,题目是《从Bersih到自由之行,下届大选大马茉莉花开?》)

刊登于2012年1月12日《东方日报》

10.1.12

回顾2011年 (天下纵横)

2011年终于走进历史,回顾过去一年,有两件事是值得关注和玩味的,也可以说是两个怪现象。其一,在国际上,世界进入了“没有英雄”的时代。从年初北非西亚突尼西亚的茉莉花革命到年杪一群愤怒的年青占领华尔街及世界各大城市看来,它已经不需要英雄来领导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反而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成为急先锋,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正如突尼西亚、埃及、利比亚的新领导人是谁呢?相信绝大多数人答不上来;而反过来,在过去曾经叱咤风云,显赫的英雄人物一个个的倒了下去,前有本阿里(突尼西亚总统),后有穆巴拉克(埃及)成为阶下囚。更可怜的是卡扎菲(利比亚)死于非命。

这说明了,英雄人物的时代可能已结束了,正如中国社科院发表的《国际形势黄皮书》中所说,由于美国力量下降,领导全球的角色已无人能接手,世界格局正进入一个“无领导者的时代”,未来将形成不同的地区力量中心。

其二,在马来西亚也似乎出现类似没有英雄的年代,例如新成立的政党并不是由具有知名度的人物来领导,这些政党包括爱国党,相信直到今天为止,没有几个人叫得出党主席的名字。即使是由具有知名度的人物再益依布拉欣领导的惠民党(KITA),也只是他一人名气较大,其他的领导就鲜为人所熟悉;尤其是内讧之后,这个党似乎又沉静下来。还有兴权会分裂出来的领导人也成立了兴权力量党,但我们又能记得谁和谁呢?

再者,那些脱离了民联;尤其是公正党的议员,直到今天都找不到适当的码头,也没有听闻这批人被召入国阵或巫统名下,他们的名字也渐渐被人淡忘。

当然这些蠢蠢欲动要提名参加大选的人既无法在反对党内找到平台,又未得到国阵的青睐下,只好自寻出路,以独立人士参选。若是他们能结成独立阵线好过孤军作战,但问题是已退党的议员是否还是大热门人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过去他们是靠选党才胜出的,绝不是他们个人有任何魅力。既然他们是在其中一个政党的标志下当选议员,那么在退党后理应辞职,可又未见有人辞职,也提不出一个不辞职的正当理由来。因此如果这些人敢敢再参选,则选民们要牢记“教训青蛙”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未来的大选,很可能在今年上半年举行,其情势与2008年有别。虽然不可否认的仍是国阵与民联在较量,但小党、新党乃至独立人士将会是大选的另一个特色,即使他们胜出的机会不大,也可预见这类候选人有增无减,不会再如同2008年的“单打独斗”的局面。换句话说,不论是国阵或民联,它们都会面对反叛或异议份子插足其中而形成三角战或四角战,使到选举情势更加复杂。

在这方面,一项值得注意的发展是极可能会出现一个临时凑成的“独立阵线”。如果这个独立阵线成型的话,它或者拥有谈判的筹码面向国阵或民联;反之它就得好自为之了!

但不论我们怎样看待未来的大选,选民要做的第一件工作也许是协助清理和扫除“投机倒把”的份子;尤其不能怂恿和容忍政治青蛙到处串跳或串连而污染了政坛。

既然我们的政坛已够污染了,就不要再让青蛙呱呱叫了。

当我们迎向新一年时,可以预见无名英雄及政治青蛙的局面将继续困扰我们的视线,我们就要打足精神来应对了。

刊登于2012年1月9日《号外周报》第565期

安华向六任首相抗争?(跃马扬鞭)

安华的女儿努鲁依莎曾说如果其父亲不是政治人物,他将会成为一名教师。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当70年代安华推动回教青年组织(Abim)时,他也同时成立“Yayasan Anda Akedemik”一个时期,为家境清寒及其他因素被迫离开学校的学生提供教育,他也曾出任校长。当时他通过各种途径集资和筹款为学生提供免费教育。

不过在1974年后,安华的人生进入了第一个转变,他因为参加领导华玲反饥饿示威而被政府(敦拉萨当首相时)援引内安令逮捕和扣留,直到1976年9月才被政府(胡先翁当首相时)无条件释放。自此之后,安华已开始“其政治长征的第一步”,他先是在1978年力挺回教党与国阵(巫统)抗衡(回教党在1977年被胡先翁开除出国阵,并参加在1978年先后举行丹州选举及全国大选)。结果回教党大败,丹州回教党只剩两个州议席,而国会只剩6席(原本有12席)。

本来安华是被拉拢来领导回教党的,但他并没有接受,后来他就加入了巫统(1981年,马哈迪出任首相时)。究竟是安华要进巫统或马哈迪拉他参加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华的人生进入第二个转捩点,他一头栽进政坛,再也拔不出来。也因为他加入巫统后,个人际遇有了180度的转变,既是国会议员和副部长(1982年),又是巫青团长(1983年。无独有偶的,他的副团长是当今首相纳吉)。当党政二合为一后,安华就无暇顾及教育工作,也就不再担任“穷人学校”的校长了。

因此努鲁说的是70年代的父亲,但80年代后,安华就脱胎换骨了。也许他天生是“政治动物”,血液流的尽是政治血液,以致他的政途在90年代攀上高峰,已是坐亚望冠的第二号人物了(1993年出任巫统署理主席兼任副首相)。讵料他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除党政一切职务,马来西亚政坛因之不再安宁和安静。安华自然不甘失败,他奋起抗争,与马哈迪来个势不两立的斗争。这个时候的安华转入了人生的第三个转变期。从一名当权派的接班人陷入一无所有的阶下囚。这之中的痛苦与悲哀、失落与绝望、挣扎与无奈都成了安华在跌马后的重要人生标志。换着是其他人,早已不再卷入政治漩涡。例如人民党的创党人阿末布斯达曼于1976年被释放后(他在1963年第三度被捕下狱),人民党不再是他的天下,他后来虽另立新党(无产阶级党)力图东山再起,无奈时不予他,已是无所大作为了。

又如回教党主席布哈鲁丁于1965年被内安令扣捕后,在1966年获释,虽名义上仍是党主席,但已大权旁落,并在1969年病逝。

还有在60年代出任巫统副主席兼是当红的农业部长阿都亚兹,于1962年被东姑革职后,于1963年另创国民议会党,且在同年加入社阵,但在1964年大选惨败。1965年被内安令扣捕。翌年被释放后,从此消失于政坛。

再一位著名马来著名左翼领袖伊萨于1959年出任劳工党主席,但在1965年被捕(被指涉及在海外设立流亡政府)及不久被释放后,就与政治脱离关系。

因此,在马来西亚政治史上,尚没有一位从政者有过安华这样的纪录。在被打压和入狱后,仍然顽强地斗争,而且在2008年创造政治奇迹,改变了西马政治的半边天。

如今安华又因第二次“鸡奸案”再次掀起政治千层浪,也真是让人目不暇给地注视这不断变化的政局。马来西亚政治也因为有了安华身置其中变成高潮迭起的不冷场。

换句话说,从916变天论不成后,安华又持续他的政治生涯中的另一个翻身战,但此次面临的大挑战是10年前案件的翻版。不论法庭如何宣判,安华新闻显然是不会消失的,反而更是络绎不绝地成为传媒的重要新闻。

这是安华在政治上散发出来的魅力。不管你喜欢与否,安华是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第一个跌倒了不认输和不服输的政治人物。从反对东姑(513后同情和支持马哈迪)到不被敦拉萨招安(未加入巫统),再到与胡先翁唱反调(领导全马社团反对社团修正法令);再转入马哈迪阵营又告分裂收场;继之用政治海啸摔倒阿都拉而迎来了纳吉主政的今天,先后经历了6任首相。这边厢安华依然是只有一个,他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异数和不灭的神话?这一切只有让历史在未来做出评价。

刊登于2012年1月9日《南洋商报》

评倪可敏的“916新论” (现代春秋)

我注意到行动党吡州的倪可敏针对“916变天论”的解读是牵强和不合推理的。他在《光华日报》的访谈中这样说:“3年前安华高喊916变天另有内幕,其实是一个政治策略,避免大量投机心态的议员跳槽,帮助稳定民联执政州属。”

“因为避免州政权再易手,安华不计个人信誉及被人讥笑,提出这个(变天)口号,使到蠢蠢欲动的议员不敢轻举妄动,展缓危机,在6个月的缓冲期内协助州政权步入轨道。”在这方面,倪可敏说,很多人说安华讲大话,其实不然,是安华为顾全大局才提出这个口号,这是一项高明的政治策略。

读完从报章引述的一大段话后(如果报章引述是错误的话,请倪可敏在第一时间内寻求补正或澄清),我们对倪可敏的讲话得到下列的印象:①安华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提出的“916变天论”是为了稳定民联的州政权,主要不是为了在中央变天。②安华是要防止投机议员变成青蛙,才出此高明手段。③安华不计个人政治信誉被破坏(指他讲大话),目的是为民联争取6个月的缓冲期,以便民联州政权步入轨道。

倪可敏这种说法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也是对916的最新解读。事实是否如此呢?且让我们从一个客观与真实的角度切入。

首先我们必须接受308政治海啸是令人震撼和震惊的。5个州政权在一夜之间落入民联之手,是没有人会料到的。安华作为民联的共主和308的最大赢家,自是信心满满的期待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天及快到来。

当他在2008年5月份东渡东马的时候,他在与一些议员接触下,发现有机会扭转时局,接着再加上西马其党同志的努力,也确实有些议员表态会支持民联。这在前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的新著中也有所透露。根据我手上所得到的资料是西马的一些议员确有被接触,东马也有议员暗中表态支持,但他们都不愿意跨出第一步,倒是要看安华如何先扭转乾坤。于是也就有了安华这边要求召开国会及安华与阿都拉间接街头的传闻。换句话说,安华在那一年5月之后就不断地打出变天牌。虽然他明知阻力重重,但他更加知道权力是政治的生命,有了权力就是拥有和改变一切,没有权力在握,一切都是空话。因此安华希望能劝服国阵的议员倒戈相向,其目的就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更大的变天。

但是他失算的是人性的弱点,当他本身无法事先做出改变时,那些要变的人就会按兵不动,甚至安华周围的人跑到台湾去“劝服”国阵议员反戈一击(这一批议员为避开安华派系的追踪,乃以考察之名在台湾避嫌),这就是说,安华这边确是有动作,也在努力争取议员支持,只是因为顾忌太多,条件不成熟,安华的努力也功亏一篑,后来变成被嘲笑的空雷不雨的“独角戏”。他被国阵穷追猛打也是预料中事。但不论安华的“916变天”成功与否,都与倪可敏的解读有相当的出入。安华是希望中央也变天,这是他的“916”的焦点,倪可敏则将之称为“捍卫和巩固民联州政权”,就不知为何作这样子的新解,真是够巧妙地模糊和转移了焦点。

如果只是单单为了巩固州政权,安华是无需大阵仗弄得“满城风雨”的,反正政权已在民联手上,何必拉拢国会议员加入民联?

我们姑且举倪可敏的吡州政权变天再变天作为例子来印证倪可敏的解读是有问题的。首先308的吡州变天是无可否认的大转折,民联政府也就组成了。在2008年5月之后到同一年的 916整整的5个月内,即使916变天论响彻云霄时,吡州政权仍然由民联执政,没有卷入安华变天论的风波中。但转入2009年,情势就起了十分微妙的变化,有两名公正党的州行政议员因被控上法庭而转向,再加上行动党一名议员扮演“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把吡州政权弄垮了,又回到国阵的手中。

如果安华的916是为了防范州政权易手,那么吡州就不会又变天了。如果安华已洞悉在前,必会敦促吡州采取一切防变手段,可惜民联却不知道“平地一声雷”,把政权也震掉了。这也与安华无关,不能转过头来说安华守护不力。持平而言,安华也没有想到吡州会生变,而他的916变天论也不是为保护吡叻而发的;更没有所谓不计个人信誉来一个缓冲期解除危机的说法。就拿槟城来说,它又何曾要求安华搞916来保护岛主之位呢?

至于916与政治青蛙有关,也许是有其考量,但不是为变色龙而喊出变天口号。既然我们都知道人性善变,也有人经不起利诱而变节,那么安华的“916变天论”可以说是具有先发制人和先声夺人的造势。他也是希望籍此来召唤对方的阵营转向民联,以便一口气又换了中央政权,不必再等到另一个5年。反过来,在308之后,国阵也是浑身解数要争取民联的阵营转向国阵,比如鼓吹回巫对话组成团结政府;又比如让一些议员转向亲国阵(如吡叻州),也是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安华用916加强民联地位和国阵也用916讽刺安华及壮大国阵的力量也是在预料中事。当双方斗争变成激烈与对峙时,各种手段和策略都会被应用,所谓“兵不厌诈”,唯胜者为王也。

不过,倪可敏的916说是为了防止青蛙不会乱来也没说准,结果是民联真有政治青蛙在添乱和使到民联处于尴尬的地位,这是从政者的本质问题,也不是安华可控制得来的。因此安华的“916变天论”并不是一个高明的策略,恰恰相反,它是安华政治生涯中一大败笔,他必须吸取教训和经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倪可敏的解读916新论也有问题。

刊登于2012年1月9日《光华日报》

安华塑造了政治神话?(直挂云帆)

不论法庭的判决如何,也不论大选结果如何,安华依布拉欣将是2012年度的新闻人物。尽管甫转入新的一年,安华被一度是他的热心支持者,著名的部落客拉惹伯特拉转过身来指责他不适合当首相,但仍然没有削减安华的形象;尤其是在大选脚步声越来越紧凑的时刻,安华更是开足马力要在本月9日官司案判决前走完18个巡回演讲,他显然已把自己塑造成反对党阵线内不可或缺人物,而事实也八九不离十。

十分吊诡的是:在14年前,也就是1998年6月的巫统党代表大会上,报人凯力查利出了一本《50个理由为何安华不能成为首相》的书满场飞,给安华带来十分的尴尬,杀伤力是无届弗远的。虽然在后来安华起诉作者诽谤获得赔偿,但作者已告作古,胜诉也对安华没有多大帮助,只能说明作者所言非实。

如今拉惹伯特拉重演这一段历史,其中的波谲云诡云更是耐人寻味。其杀伤力有多大则尚待观察。

回顾当年凯利查力的书出版后的3个月,果然马哈迪于1998年9月2日革除安华官职,并于翌日开除出党,整个过程一闪而过,快刀斩乱麻。当时正值亚洲金融风暴袭击马来西亚之际,表面上看来安华已是“一无所有”,但也许马哈迪也估算不到的是,安华的反弹是惊人之快速,淋漓尽致的发挥了他早年叛逆的角色,更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不但成千上万的马来青年与他起舞,而且也喊出了“烈火莫熄”(改革)的口号。最震撼性的一幕是发生在1998年9月20日的吉隆坡广场,有约十万人参与。他在会上提出了《吉隆坡宣言》,表明向马哈迪“宣战”。从那一天开始,安华失去了自由,后来也因“鸡奸”案件,被判入狱,直到2004年的9月才获得释放,恢复自由。前后有6年失去自由。

但顽强斗志的安华在抗争过程中,也得到一些著名人物的支持,如巫统帼国人物玛丽娜尤索退出巫统,支援安华;如著名的Aliran月刊创办人詹德拉慕斯扎法,他后来加入安华成立的国民公正党(1999年4月),担任署理主席,主席是安华夫人旺阿兹莎。

詹德拉也参加1999年的大选但失败。未料在2001年辞职与退党后,他成了攻击安华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们之中原本是友好的一对,为何交恶,也少有人知悉内情。

另外与安华关系十分密切的前线人物,也先后一个个离安华而去。这之中著名的有前总秘书沙列胡丁、宣传主任罗斯兰、青年团团长依占等等。还有是安华网友的纳拉与后来加盟公正党的前部长再益依布拉欣也都已离开了安华。他们这一群有影响力的人给安华带来的伤害既是无形又是有形的。人们的脑海里总是闪过这么一个念头:为什么安华身边的重要人物会一个个离开?离开之后又为什么不保持沉默,反而转过头来大加抨击和攻击安华?局外人无法透视,也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了。

但不论遭遇什么样的打击和难堪的事件,安华依然“若无其事”的持续他的斗争和具富魅力的演讲,这种顽强的性格与永不言败的精神形成了“安华精神”的一种阐释。如果我们回顾安华在1998年的遭遇与事件的演变直到今天,你不得不惊讶地发现安华竟然“主宰”(影响)我国的政治走向13年(从1998年到2011年)。虽然前6年是在监牢度过只能遥控党的斗争,但也不是交白卷。下来的后7年,安华的日子也不好过。例如在2004年9月(大选后的半年)被释放后,安华两年的时间是在周游一些国家和讲学,也只有在2006年后才开始把重心移向国内政治,最活跃的莫过于2008年。

2008年的大选带来的政治海啸是与安华息息相关的。尽管在大选前有人问时任首相阿都拉订下3月8日的大选是否为了防止安华参选(那年的3月份,安华依然被禁参选)?他不屑地回答:“安华是谁?”言下之意是此人已与大选无关宏旨了。

讵料,过于自信的阿都拉忽略了安华不管在何时何地都是一名掷地有声的人物。一场308的政治海啸证明了安华魅力无法档,他先后用10年的时间“卧薪尝胆”,也终于“扬眉吐气”了。

本来安华借反对党胜利后,可以安稳地参加补选而成为一名造王者(他果然在2008年8月参加峇东埔国席补选而以超过15000张多数票漂亮胜出),得以在国会“语惊四方”。不幸的是,他在2009年又因“鸡奸”疑云再度陷入官司案。这个案件又整整折腾他3年左右(后事如何,尚待9日判决而定走向)。经此一算,有7年自由身的安华,竟又有3年被官司缠身而不得不在法庭上周旋。因此严格说来,安华在过去只有4年的时间可以得心应手用在政治斗争上。

由此观之,安华这个人不管是在监狱内,在法庭内,他都表现出顽强的一面,也不因个人案件而放松斗争(无可否认的是,官司案使他得以浑身解数应对控状),他依然是民联的不二领袖。也难怪13年来,他一直在政治领域中成为一方人物,似乎没有了安华,我们的政坛会黯然失色?尤其对民联而言,更是关键人物,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安华第二足以取代安华当下的角色。这也是民联面对的未来挑战。

无论如何,从抗争、坐牢到释放;从被人边缘化到成为万箭穿心的靶子,安华一直是反对党的一号人物,他成功地塑造了“胜者为王,败者不寇”的神话。在马来西亚政坛,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政治人物出现。安华俨然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神话的缔造者。

刊登于2012年1月5日《东方日报》

差你一票我就落选 (天下纵横)

台湾总统选战进入白热化,马英九和蔡英文势均力敌,双方呈现胶着状态,未到最后一分钟,也真不知道鹿死谁手。
在这个不容任何闪失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也就是当任总统马英九说了一句足以震撼人心的话。他说:向选民拜票时,一定要强调“差你一票,我就落选。”

表面上看来这句话平淡得很,没有什么特别。但在我看来,这句话具有“振聋发聩”的效用。在竞选期间,候选人能想到用这样的词句来打动人心,堪称一绝,不是吗?他十分突显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是直接向选民个别发话:“你的一票很重要,没有你的一票,我就不能胜。”这一票定江山的重话放在选民的心中是锵锵有力的,至少选民感受到原来他的一票是很重要的,一扫过去选民的被动心态。

就我们所知,虽然选民一般上会认为民意很重要,但感受不到自己一票的伟大,即使如同马来西亚是以一票定输赢的,也还是有许多人认为:多我一票不多,少我一票也不少,反正选区选民数以万计,个人是起不了作用的。

拥有这种思想的人是很普遍的,因此在1999年开始,反对党及公民社会努力推动“选民是老板”的口号,就是希望选民重视和了解自身在选举时的“举足轻重”,不再“自暴自弃”,甚至也弃权投票。

老实说,“选民是老板”是有一些教育作用,却不是极大的作用。因为选民总是感觉到投了票就不再有权利了。所谓的“老板”也不过是竞选时的口号和宣传,不必过于认真和自我膨胀。

如果说“人民是老板”还不够打动选民的心的话,那么“差你一票我就落选”就十分够力了,直接将口号打进你的心坎,让你觉得手中的一票是神圣与重要的,绝对不能小视或掉以轻心。

虽然马英九的“扣人心弦”的口号引起共鸣,但不等于他胜券在握,因为敌对的蔡英文也可以打出同样的牌子,反正这句话是没有专利权的。

其实,如果我们翻查马来西亚的选举纪录,有些选区也真的需要“每票必争”,不然局面会倒转过来的。

最令人难忘的是在1964年的大选,陈志勤只以极少数票在雪隆胜出,他的国会对手是陈修信的政治秘书吕鸿元。据知开票当晚陈志勤也只是胜了数张票,险过剃头,这正是“差你一票我就落选”的最佳写照。

还有在1974年的大选,陈志勤以社会主义党的旗帜角逐国席,只能以666票击倒国阵的陈忠鸿,前者得票9858张,后者得票9192张。

在1978年时,在吉打的苏赖州选区,国阵的慕斯打化得票2440张,只较对手乌打奥马(回教党)的2432张多出8票而已,这更加说明选民的重要性。

在1995年大选时,行动党扬言要夺取槟州政权(丹绒三役),几乎把重心押在槟州。讵料行动党在州议席上兵败如山倒(原本有14个州议席),只剩下章瑛一人在峇都兰樟胜出。她得票7570张,国阵(民政)的李文典得票7508张,多数票是62张。如果当年章瑛输掉,则意味着行动党在槟州议会没有代表,所幸章瑛为行动党保存了最后一颗种子,才有后来的故事。

再有一个实例也证诸“差你一票我就落选”不是空话,这事发生在1999年的大选,因为安华的“烈火莫熄”吹得很旺,严重地影响彭亨州选情。当时的教育部长纳吉在北根国会选区得票13,148张,其对手乌打莫哈末(回教党)得票12,907,两者相差只241票,对纳吉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危机讯号”,因为历来他都在此选区(其父亲留下的选区)以绝大多数票写意胜出,未想“烈火莫熄”冲击力如此的大。

因此马英九的名言用在当年纳吉的情况是贴切不过的,纳吉就是靠少数的支持者保住了“江山”,才有今日纳吉担任首相的故事。

由此来看,在奉行以简单多数票即胜的原则下,每位候选人都必须牢记个人的作用是十分微妙的,千万不要忽略选民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候选人的命运就在选民手中一张票,这就是民主的好处。

刊登于2012年1月2日《号外周报》第564期

小翁向蔡细历“宣战”?(跃马扬鞭)

本来翁协文率四百多人退党,对于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马华公会来说不是什么大件事,但翁协文的背景与他曾在马华党内“举足轻重”来看,确实包含浓厚的政治味道。

先说说翁协文这个人,他声称有18年的马华党龄,票选的高职是槟州马青团长。在2008年10月的马华改选大会上,当翁诗杰出任马华总会长后,翁协文就乘直升机三级跳,一下子出任槟州马华联委会署理主席,而主席则是由担任卫生部长的廖中莱担任,这是翁协文最当红的年代。据坊间消息,翁协文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在翁诗杰被打压时或在马华属于非主流派人物时,翁协文对他不弃不离,不单因为他们是同姓宗亲,而且也被视为“政治亲兄弟”,因此翁协文被赋予重任在槟州挑大梁也可以说是翁诗杰的“投桃报李”。

在当时,翁协文既是槟州马华第二号人物,又是槟州马青团长虽显得有些不协调,但在翁诗杰支持下,又在廖中莱的督导下,总算做得有板有眼,只是被党内的一些元老或资深同志认为是尚待磨练的新雀。

但在政治不分年龄及达者为先的原则下,翁协文算是一个异数,他对翁诗杰的维护和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可惜好景不长,当翁诗杰在2010年重选中被蔡细历击败后,连同翁协文也失去既有的政治地位,蔡细历不再委任廖中莱继任,而是挑了黄燕燕来掌槟州,并借此改组联委会时也把翁协文摒在槟州马华主流外,他的署理主席让位给骆福汉。

我们也不知道从陈广才(2004年)到廖中莱(2008年)再到黄燕燕(2010年)都是外人在担任槟州马华主席期间,究竟达成什么样的效果?一般人只知道“有人当官好办事”及多少缓解派系斗争之外,也看不出对槟州马华的兴革带来什么样的实质贡献。就因为马华一直以“天将”来指挥或遥控槟州党务,以致马华这些年来的振作也彰显不出来。当然翁协文在有局限性的权力下,在任期内也不可能有大动作;更何况在蔡细历上台后又被打回原型,也就更无角色可以扮演了,只好屈就在后期担任翁诗杰的特别助理。

如今大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翁诗杰的活动也更为频密,虽然他不讳言参与东姑拉沙里领导的“独立信赖之声”(Amanah)可以提供一个平台表达政见,但因为尚不是个政党;再加上还是马华党员和国阵议员,难免有很大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左右开弓。这就是说,翁诗杰如果没有寻求突破,他将会在大选到来时,无角色可以扮演乃至被除名。既然他参加反对党的可能性不大;被马华推荐为候选人的可能性更低,因此只剩下两种可能性,一是被巫统老大相中,用国阵名义参选;二是以独立人士上阵。

算来算去,翁诗杰如果不甘就此退出政坛的话,他有可能会成为“独立人士阵线”的领导者;而翁协文在此时率众退出马华,虽然表面上看与翁诗杰无关,实则他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大翁与小翁的一前一后的大动作也非外人足以完全消化。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翁协文的退党被解读成为翁诗杰派系的“投石问路”或产生一股力量组成一个“独阵”向蔡细历领导的马华叫阵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的退党理由表面上是指责领导层不忠、不义、不信、不德与不仁,实则是向蔡细历的领导发难。

现在连新山也有大约700人退党,就不知翁协文这一枚“小炸弹”能否震撼蔡细历?就要看还有没有后续行动?

换句话说,翁协文这样的身先士卒是否是开始了一场代理人之战?取决于他能掀起多大的风浪。这出“小翁向老蔡叫阵“的戏码又是否能影响蔡细历对大选的布阵,就看事态如何演变了。

刊登于2012年1月2日《南洋商报》

十年前后的十大新闻 (现代春秋)

在报界服务时,每届年底总有一件大事要做,那就是挑选国际十大新闻和国内十大新闻,有时候是编辑部的高层讨论后选出来;有时候是三几人做出决定,不像今时今日还举行票选这玩意儿。

老实说,挑选十大是比较主观的,各报或各国都有不同的标准,但大致上轰动世界的大新闻,总是高居榜首。比如2001年的911事件就是头等国际大事;而在2011年,西亚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独占鳌头,也是不争的排名。

当然也有地方性的十大,或体育十大或经济十大,不一而足。而它的意义在于总结一年来到底有什么大事值得一书或一提的。有些是好事,也有些是坏事。不论是好事或坏事,只要是大事就肯定会有深远的影响。

我们先说十年前的特大事,那就是指在2001年9月11日,有两架被恐怖分子骑劫的飞机撞向纽约摩天大楼,一时全世界人民在电视机前看傻了眼,以为是电影镜头,其实是真人真事。就在片刻间,将两栋大楼撞毁,美国人也有3500人丧命。这一前所未有的震撼性的恐怖袭击敲醒了美国人的头脑,他们也绞尽脑筋找出真凶元凶,最后鉴定为奥沙马本拉登的集团所为。

当时的奥沙马本拉登身处阿富汗,正与塔勒班极端政权“分享”国家权力,前者更获准在阿富汗领土建立恐怖基地组织,取名为阿盖达,专门培训恐怖分子,四处向敌人下手;尤其特别憎恨美国人。尽管奥沙马在1996年时已向美国宣战,并扬言发动圣战,但美国除了提高警惕外,也不太在意,即使美国驻外使馆被袭击和破坏,也不当成大件事,直到911后,美国政府才恍然大悟。

于是一场打恐战争也就在美国主导下开展了。挟着联合国的名堂,各国都对美国的行动表示赞同或不置可否,也就等于赋予美国权力“扫荡”恐怖分子及其组织,第一个被开刀的自然是阿富汗(2001年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什么塔勒班政权,什么阿盖达恐怖组织全被美国夷为平地。

紧接着,在2003年,美国又借“打恐”之名向伊拉克开战。这一仗,不到个把月的时间又是把萨达姆政权推翻,甚至较后将萨达姆处死,理由是萨达姆存放杀伤力武器,与奥沙马是同一路人。

事件发展至此,美国的打恐战争已取得基本的胜利,理应告一段落,但事实并非如此,阿富汗的塔勒班分子近年来在废墟中又重新整合他们的势力,虽然未及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正规军,但它所带来的威胁和突击行动也迫使美国不得不与之秘密和谈,以求美军在今年撤出阿富汗后,这个国家不会再陷入动乱。

整整十年了,美国的打恐战争才在去年5月1日宣告取得实质上的“胜利”:在巴基斯坦突袭行动中,击毙了美国的首号公敌奥沙马本拉登。虽然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成绩,但它是用十年的心血才拿下一个不是用现代科技和武器的人,正是“胜之不武”。

也因为奥沙马的被击毙,在2011年的十大中,奥沙马又名列十大之内。由此可见,10年前的911带给世界是多么大的震撼。

然而更令美国震撼的是在2011年高居十大榜首的西亚北非的茉莉花革命。这是一场不经意的平地一声雷的革命,它发生在北非的突尼西亚,起因于去年正月因人民的起义,导致在位23年的本阿里总统逃往沙地阿拉伯,结束了他的独裁统治。在此之前的2010年12月时,突国有一名失业青年莫罕默德•布阿吉吉引火自焚,揭开了这个国家的人民面对高失业率及贫困,而皆因物价上涨,贪污腐败和政治高压所造成。因此借自焚事件,人民终于发出吼怒之声,在排山倒海的压力下,一个独裁政权倒塌了。

因为北非地处中东地带,如果突尼西亚的起义未及时被美国导入其控制中,恐怕会生变成反美运动。因此美国在吸取911的事件及打恐不易消灭政敌的教训下,干脆来一个倒戈相向地谴责独裁者,转向支持人民的起义。因为突尼西亚的国花是茉莉花,因此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或称之为阿拉伯春雷。

接着茉莉花革命很快又波及另一个古老国家埃及。在位30年的穆巴拉克也下台了。这位所谓“民选”的总统自1981年登台以来,就处心积虑保住家族政权,也准备传位给儿子。讵料一场革命把穆巴拉克的春秋大梦化成泡影,如今竟成阶下囚,这全因美国意识到不能再继续支持独裁政权,否则会祸害无穷,也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最悲剧下场的莫过于利亚独裁者卡扎菲42年政权化为乌有,连性命也搭上,谁会想到多年的培植势力,竟然不堪人民起义一击,究其因也与美国反过来支持民间革命有关。

不宁上述三个国家,就连巴林、叙利亚和黎巴嫩也处于变革的运动中,沙地阿拉伯也不得不提防民间起事。凡此种种,反映了美国的识时务政策,及快地把矛头一转,转向人民这一边,也就不发生所谓社会主义革资本主义的命。既然茉莉花革命与阿拉伯之春无涉及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就很快地纳入所谓美国的民主框架中。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的是10年前的十大之首是以中东为“祸首”;10 年后的十大之首也同样在中东(北美与西亚也涵盖中东地区)点燃革命火花。

抑有进者,10年前的十大之首是以纽约为“战场”;10年后的十大之首也与纽约有关,那就是继阿拉伯之春后的一场没有英雄人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9月开始),主要是向资本主义的弊端发出警告。

美国总统奥巴马形容“这一运动是人们在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过后,在对金融系统表达不满。”这些参与运动的人虽然不是庞大的万千队伍,但多数是失意的年轻人向国家发出了抗议声,如果美国处理失当,难保不会出大漏子。

总而言之,不论是那个时代的十大,都脱离不了美国参与或干预其中。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演绎,十大新闻也反映出美国霸道底下的蛮横与失败的一面。因此今日的世界的好与坏、喜与忧、乐与苦,皆与美国拉上关系,真是一个霸气十足的国家。

刊登于2012年1月2日《光华日报》

纳吉力图创新局迎大选 (新年特刊)

今天是2012年的元旦日,也是纳吉拜相的32个月,这意味着当任首相已在位2年有余,正迈向第三年的执政,是时候向国人宣告大选的日期。

按照过往的惯例,政府在第四年任期就举行大选的共有五次,而在五年期内举行大选的共有六次(指独立后的大选期)。如果没有重大因由,纳吉将会在今年内举行大选,日期被推测在今年二月至六月之间,因为上半年的政局基本上是稳定的,较多不明朗的因素会落在六月份之后;尤其是国家经济将会被世界经济的的欲振乏力而拖累。因此纳吉抢先在上半年放手一搏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什么纳吉不在2011年的年杪举行闪电大选,而要将之挪到2012年?这是无法提供答案的,只有纳吉一个人知道。有人说纳吉错过了最佳时刻;也有人说纳吉拉到今年大选是明智之举,因为反对党的内讧正方兴未艾的逐一的浮上台面,使到国阵处于有利的地位有机会扳回308政治海啸的劣势。

2011年已结成为过去我们不提,其实纳吉也想及早大选,以确定他的领导地位和消除前首相阿都拉留下的“政绩不彰”的印象,但因为政府和国阵本身也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也就无法在去年立下大选的时间表。

究竟国阵和巫统本身还有多大的问题需待厘清?这也是纳吉上台之后所要关注的。因此他的第一件事是及快地修补及修好前首相马哈迪与巫统的关系,他不希望看到马哈迪站在巫统门外继续向政府发炮。在这方面,他确实做得很漂亮,连阿都拉也不得不佩服。当阿都拉在位时(2003-2008),他的后期施政(2005年后)被马哈迪弹得一无是处;尤其是308政治海啸后,马哈迪更是不能容忍阿都拉继续当政。就这样,阿都拉被迫在2009年4月交棒。

在一方面纳吉得偿夙愿,继承了其先父遗志,成为第六任首相;另一方面,马哈迪也达到目的,把阿都拉“逼下台”,也符合马哈迪要把马哈迪精神深植于巫统及国阵之中。不过这不等于政府及国阵的一大堆问题已告解决,摆在纳吉眼前的问题是一箩箩的。

在苦思下,纳吉找到一条可行的策略,那就是模仿其先父的政策向左移动,打造一个与阿都拉不同的政局。并借此大好时机努力摆脱马哈迪的阴影,建立一个赓续于其先父政纲的体制,以拉出纳吉政体。对此,他最大的手笔莫过于在去年大胆地提出废除内安令(ISA)及免除报章每年更换KDN(出版准证)的繁文缛节。这几乎可与其先父的主张东南亚中立化及突破性地在1974年与中国建交的轰动性相媲美,但希望替代法案是以尊重人权和民主为基础。

此外,纳吉在应对马哈迪的2020年达先进国宏愿方面也有巧妙的布局,他先是提出一些策略性的经济转型措施,希望国人收入在10年内可以翻一倍,即从年均收入7000美元提高至15000美元。虽然能否如愿以偿是备受考验的,但纳吉的努力,总算符合马哈迪愿望,这可以从纳吉登台后,马哈迪是小骂大帮忙的态度看得出来。

不过,纳吉在察觉到经济转型带来的实惠过慢,也无法在短期内彰显出来后,他又出了一个绝招,那就是在民间散发援助金和义款,例如针对收入(每月)少于3000元者,可申请500元的援助金;中小学生及大学生均有百元及两百元奖励金,当成岁末“红包”,皆大欢喜。还有,前所未有的大派钱给各源流学校;尤其对华校宽容有加。槟州15间国民型及独中各获一百万元的拨款合共一千五百万元是历史性的创举,也较之任何首相更加果敢和开放。这就是纳吉在主观上所要树立起的“以民为本”的形象。

当然他更大的苦心是放在东西马一统的架构上,因此他一上台即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是别具用心的,其一是回应安华借用916变天论来争取东马人民认同一个不分东西的马来西亚。其二是将东马的政党政治(指执政集团)归统在国阵的名下,不再有离心运动的鼓吹。这也是纳吉先父敦拉萨生前耿耿于怀的一件事。他在1974年宣布调升沙巴首席部长慕斯达化担任中央国防部长,但被后者婉拒,显现了东西马政治上的不协调和中央的鞭长莫及。

尽管后来情势有所改变,但还是不令人满意;特别是在马哈迪的年代,为惩罚团结党的“背叛”(1990年退出国阵),而在1994年促成议员倒戈相向,弄垮了拜林的团结党州政府,改由国阵的轮任首席部长职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反弹。

与此同时,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1981-2003);尤其是在后期(指90年代之后)出现外来移民合法化的热潮带来争议。马哈迪已加以否认对此事插手。当阿都拉主政时(2003-2008),他并没有正视沙巴的民怨(外来的移民数目将超越本土人的增长率),且进一步在2004年大选后将沙巴州首席部长轮任职终止,改由巫统人担任。这之中潜伏的“暗流汹涌”是表面看不到的。尽管在2001年后,团结党的拜林已重投国阵,但沙巴不再是拜林的沙巴了,他只能叼陪末座。

安华之所以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后提出“916变天论”,就是意识到东马人感觉到被西马驾驭而无法演绎东马加入马来西亚所具有的某种程度的自治地位,当这个论说浮出台面后,竟发生民联(公正党)议员追到台湾游说国阵(主要指东马的议员)加盟民联的闹剧。这一方面说明安华的失算与失策,只把“916”当天变天日,是一个即将发生的大件事,而不是把“916”变成一种运动,一种潜移默化的宣教运动。是以“变天”作为最终目的,而不是急于求成的把手段当目的来演绎。

因为安华自我混淆了“变天论”(回教党及行动党并未随之起舞,更没有在公民社会造成一种运动),所以在“916”之后显得十分被动,被国阵揶揄为“空雷不雨”的发空炮,这对安华的声誉和形象是个意外的打击(民联也应从中吸取教训)。

因此纳吉在上台后,看准了安华的被动与无奈,乃急切发起大攻势,“一个马来西亚”就此出炉了。虽然在口号上显示不出什么实质的意义,但纳吉将2011年的国庆日移在916举行,也就显示不寻常的意义了,这也是破了历来首相的传统,敢敢将东马拢在一起欢庆国庆(过去是8月31日庆祝国庆,而“916”是马来西亚日),并定于916为公假。这一下子,东马人也不得不认同了(这也是他们胸中的一块石头,明明是916后他们才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8月31日与他们无关,何来欢庆?)

如今纳吉在新包下新装已将“一个马来西亚”化为“响彻云霄”的口号。但是纳吉面对的问题也真不少也不小。其中包括:(一)砂拉越的国阵成员党服膺于国阵的统领的问题有需厘清;尤其是人联党与民进党的内讧更是国阵的一个大政治包袱。(二)沙巴的非法移民及外来移民数目的过于庞大问题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只能“保持原状”,实非妥善之策。

(三)西马的国阵友党,马华、民政的改革有成效吗?巫统还要不要城市及其周边的支持?若是不可或缺的话,纳吉就要将国阵友党的整合力估算在内。(四)国大党代表得了印裔人吗?纳吉赋予国大党两名内阁部长显示他有信心印裔票会回流,但怎样个回流也还在评估中。

还有巫统内部也有其本身的问题,养牛风波已经延烧成一个大课题,已不能在保持沉默了。再者,政府中沉积已久的贪腐与滥权事件更是不容掉以轻心;总稽查司的报告不是揭开弊端的一面吗?

无可否认的,在这半年来,巫统的一部分人已改变其嚣张和唯我独尊的态度,多少受到纳吉亲和力的感染。但整体来说,巫统还是处在变动之中,只要纳吉稳住大局(看来他已经控制整局),他就能得心应手宣布大选的日期了。

虽然他希望面面俱国,能顾及全民的感受,但这是无法事事如愿的,他只能择大体而行,依大局而定。至于大选会否如同副首相慕尤丁所形容是“国阵最艰难一战”(21.5.11东方日报),就要看纳吉如何布阵和调兵遣将了!民联方面给予全面应战,打出迈向布城的口号也是预料中事。

刊登于2012年1月1日《东方日报》

我看大选 (新年特刊)

从激情到归趋平淡是刻下许多人对大选的反应。本来2011年被认为是国阵最好的时刻来一场博弈,因为许多有利的因素不断地被制造也不断地涌现;尤其是在2011年10月份的预算案出炉后,更是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大选不远了。包括我国首相纳吉也敦促国阵上下厉兵秣马准备上阵。

虽然战鼓隆隆,朝野各党已作了必要的布署,但过了2011年还是空雷不雨,许多人开始纳闷,到底大选离我们还有多远?这也真是说不准的预测,可能也只有首相知道要在什么时候与民联“决一生死战”。

综观天时、地理与人和,似乎倾向国阵;民联虽也瞄向步城,但荆棘满途,还得创造奇迹,方能出奇制胜。这就是说,当权派居于有利的地位捍卫中央政权外,也会把重心放在击破民联的堡垒之一的雪兰莪,以期“天子脚下的大地”重归一统,正是“天子卧榻之处,岂容他人打鼾”?因此可以预见未来的大选,隆雪将是两大阵营的重中之重的战役,一片沙尘滚滚自不在话下,毕竟它是兵家必争之地。

反之在308政治海啸后意外夺得雪州政权的民联,则要以十二分的精神才能稳住得来不易的政权;尤其际此陷入内外交困的关键时刻,民联更是要步步为营,绝不能稍有失算和失策。至于目前民联执政的其他州属——槟城、吉打与吉兰丹尚未被国阵列为前线州。在这方面,如果国阵取回雪州,再保住吡州,加上中央政权不易手,那就是纳吉所要开创的新局面。当然能击败民联将另三州的政权统统拿回是再好不过的附加献礼,但那是过于乐观的奢想,并不实际。

既然纳吉已锁定防攻的目标,则大选的日期在他看来已是可以择日而宣了。虽然我们已经很累来推测大选的日期,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面对客观局势的变化,在没有人看好明年下半年的世界经济会好转的情势下,选择在今年上半年举行大选将是“良辰吉日”。如果不是在今年二月份,那也不应超过五月份,因为时间拉得越长,国阵所累积的有利因素和筹码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这包括大手笔拨款各类型学校,尤其突显对华教的援助;为全国大中小学生提供奖励金和购书券;为收入不超过3000元者提供500元援助金;以及全民受惠的预算案等。所有这一切比经济转型来得更实惠和更具立竿见影之效。若是纳吉迟迟不能宣布大选日期,对于士气的鼓动是消极的,甚至是不利的,这点首相应该心知肚明。
其实,市场上的所谓“民调”也似乎对国阵有利(主要对象是巫统,其他友党未被提及民调指数),并指出马来票及印裔票有所回流,有助国阵夺回混合选区。如果再加上近几个月来的不惜工本的善举,比圣诞老人更加慷慨大方,自然可以多少刺激民间的情绪。这也是纳吉所要的“附加效应”。

虽然纳吉可以将大选拉到2013年,但既然已在市场上发布这么多利好消息,理应及早定夺。除非他有什么更大的隐忧(看来他已扫除党内外的障碍),否则他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然所有的“功德”也真的做在“草地”上,事倍功半。

总而言之,从历来大选多数在执政四年期内举行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纳吉已胸有成竹,在正月份会有更大的动作和较明确的讯息,且拭目以待吧!

刊登于2012年1月1日《中国报》

林武灿的政治故事

林武灿又再退党,又再成为不大不小的新闻人物。个中的因由固然不难明白,但一个人的青春和生命是有限的,又能经得上几次的折磨和考验呢?

本文不是“讨伐”和“谴责”林武灿把政治当儿戏,而是要切中探讨跳党和所谓“背叛”的风潮的内外因素。首先,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不赞成也不支持跳党的。当一个人选择加入一个政党前,必须要认真与谨慎地考虑为何要入党。一旦入了党就要对党有一定程度的承诺。我这样说是指有头脑和有知识的人。他们不是凡夫俗子,识字不多,为了某些生活上方便而进党,然后又再脱党再进别的党。我的一位做建筑的朋友这样说,他之所以加入某执政党是因为会被关照标得小工程,也就是说“有利可图”。但入党之后就不知这个党是什么党了,只知道在“威水”的时候,大声说是这个党的党员;在党“落难”的时候,就只字不提。对于这样的党员,我们无需责难他们,因为这是他们的谋生方式,而且这样的党员多得是,每一个政党都有,龟不要笑鳌无尾,就是这个道理。

但对于有学问的人如林武灿来说,他没有“贩夫走卒”的自由,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的,更何况他是政治元老的第二代,不能不受到“政治道德”的约束。

先说说他的父亲林维雄(2001年逝世),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七八十年代经常在他经营的京畿酒店聚在一起(都是晚上时分在高谈阔论和煮酒论英雄)。在座的有许岳金、陈国平、王礼岳及后来的黄炎光等人(这间酒店在千禧年时被铲平,目前已是高尚的摩天大楼,只保留一个“京畿酒店的大门”,实在没看头)。

林维雄一生追随林苍祐。他随后者的指挥棒转东转西,一句怨言也没有。早年(应指1954年之后)他跟林苍祐进入马华公会;而他的成名不在马华公会,反而是在中元庆赞的街边歌台打响名堂。那个时候,教总要筹建大厦,槟城人借酬神演戏来个乐捐热潮,几乎每晚都有观众点唱和乐捐。有许多人因数目小不愿报上名,来到林维雄的口中就变成“无名氏”了。当时林维雄是当红的歌台司仪或节目主持人。因为他无时无刻地把“无名氏”喊得滚瓜烂熟。虽然不知道捐款人是谁,但久而久之,“无名氏”成了他的绰号。

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不熟悉的人这么叫他。我的一位劳工党朋友在六十年代当中叫他“无名氏”,竟被他追打。我曾就此事问他为何这么“凶”,称他“无名氏”也不是坏事和坏话。他说他不喜欢不相熟的人叫他的绰号。于是我说,既然我们相熟了,叫“无名氏”总可以吧!他没有异议,但更多时候,他喜欢我们叫他“暗大”(即老大的意思)。

“暗大”也好,“无名氏”也好,林维雄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那成人又成材的大儿子林武灿。

林武灿生于1955年,今年56岁。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钟灵的高材生,后来到英国留学。在他学成荣归后成为他父亲的骄傲(他考取经济学士与法学士,后来成为执业律师)。

他的父亲林维雄在林苍祐退出马华(1960年)另创民主联合党时也离开马华进入民主联合党。他成为这个党的宣教头人,更是林苍祐“打死不走”的急先锋。1968年林苍祐将民主联合党纳入民政党时,林维雄二话不说也继续往前走
,直到1969年大选胜利后,林维雄终于扬眉吐气,因为在竞选期间,林维雄破口大骂王保尼(马华的首席部长),被林苍祐警告他要懂得闪避,不然可能会被捉。

当林苍祐上台执政成为槟州首席部长后,林维雄“天亮了”,第一次走路也威风凛凛。当然他也得到“回报”,被推荐担任市议员。这个芝麻小官对林维雄来说是人生的“光宗耀祖”。他一生识字不多,却有出人头地的一天,而他的儿子林武灿更是青出于蓝。

1984年,林维雄将其儿子引进民政党。林武灿从基层做起,1990年时被委为市议员,他不但继承了父亲的心愿,而且也被栽培成为党的候选人。

1995年的大选,在得到州党主席陈锦华同意下和首席部长许子根的祝福下,林维雄从林敬益(党主席)那边拿到指令,他的儿子成为柑仔园区的候选人。

在林武灿全家出动,在林维雄日以继夜的护航下,林武灿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林家首次有了“小状元”。林维雄更是乐开了怀,比林武灿更高兴,逢人就说民政栽培了“林公子”,也不忘感谢“老佛爷”(林苍祐在1990年退休,但在党内仍有影响力)。这个时期,林维雄父子与许子根的关系是不错的。

但来到1999年,政局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一边厢,林维雄在庄智雅的支持下,在年前入驻阿奇拉酒店(即今日的赤石酒店;最早时称为文华酒店)。而庄智雅失意于民政党选扳不倒林敬益。因此当吴清德在99年初挑战许子根的民政槟州主席时,林维雄、陈锦华及林武灿再加上林苍祐公子林建安倒向支持吴清德。这样一来,许子根在林敬益的大力支持下,也就与林维雄派越行越远。

后来吴清德选输了,在一人做事一人当下,他不再被党推荐为候选人,反而是林武灿及林建安在“造反无罪”下,被林敬益同意重做冯妇。他们两人也不负党托,再次当选柑仔园及峇六拜州议员。

本来民政在1999年的大选胜利下(胜了10席),继续主政是没有问题的,讵料选后林武灿及林建安投下“政治炸弹”,宣告退出民政,准备投入马华。这一下子,马华的席位便从9+2,成为11席,而民政则从10-2,变成8席,比马华少了3席。按照过往的不成文约定俗成,哪个党的议席多就由那个党推荐首席部长人选。

于是马华当仁不让表明要主导槟州政局,也就是要做首席部长。在此紧急时刻,马哈迪促请许子根迟些就职,等形势明朗再说。

此时的民政人,怒火从中烧,责骂两人成为出卖民政政权的“党罪人”,也掀起一片讨伐声。

但马华的全体槟州议员被请到浮罗交怡吃风,希望马哈迪为马华翻盘。当时马华还有一线的希望是它认为还有一位民政州议员(市场广泛说法是赖秋福州议员)会蝉过别枝。如果此说当真,也许那一年马华和民政就对调位置了。后来又见空雷不雨,许子根也就再度主政了。林武灿也落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结果。

直到2000年正月,双林才正式被收在马华门下,接着林维雄与陈锦华派也就离开民政党了。

2002年,已经加入马华公会的林武灿,在槟州议会内支持黄锦鸿的反对外环公路,而在州议会内不支持槟州政府法案,结果被视为违规,连同陈清凉也被“处罚”,交给马华冻结两人的党籍一个时期(约三个月),林武灿的政途此时蒙上一层阴影,但还是被关照。

2004年的大选,马华公会在有限的资源下,只能腾出两个国席(反对党强区)给林建安和林武灿。他们并无取胜的把握,但也算对跳党的人有一个交代。而他们的州议席也交还给民政党。

不用说,这一选是凶多吉少的。林武灿在新划出的“武吉牛汝莪”国席败给卡巴星。当卡巴星东山再起时,林武灿黯然神伤,他对前路感到茫然。

这种失意对于一位做了两届议员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在他的身上已流着政治的血液,打死也要争回Y.B的荣誉和称号。因此林武灿的退党与换党的奥妙就此产生。我曾问林武灿,为何在1999年要退出民政,他说党内不重视他们,并说以后要在他们的选取放三至四位潜在候选人,以便下一届大选时拿来甄选。林武灿对此很反对,再加上党内的派系倾轧,因此他自我选择更换码头。

虽然在大选失败后,林武灿仍活跃政坛。在2005年,他还邀请黄家定为其著作《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的政治文化》(南京大学硕士论文)在槟城主持推介礼,但他已感到在马华不受重视了。

果然2008年的大选,黄家定并没有为他设置一个选区,还好他没参选,不然也是头破血流的。

换句话说,308政治海啸过后,林武灿自觉在马华呆不下去,只有被打进“后宫”的份,也就在2008年5月4日宣布退出马华公会。

当然林武灿不是息影政坛,而是已找到一个新码头,那就是新崛起的人民公正党。很快地,他被委为公正党武吉牛汝莪区部署理主席,并在2009年被委为市议员,算是有了小回报。2010年,他当选武吉牛汝莪区部主席,勉强的算是立定脚跟。

在党内,林武灿原本是再林的强力支持者,也为他成功举办筹款千人宴。党再林退党后,林武灿在党内失去一个支撑点。他最近有放风声要回到柑仔园竞选,显然是制造舆论,因为此区归行动党,他再怎样争取,也找不到“出路”(不会被提名在那个选区担任候选人)。

虽然在大选来到前,我们不能否定林武灿出征的可能性,但机会是不大的。正是在前路不明的困境下,林武灿唯有再博一次运气。这一回竟然是“吃回头草”。他在12月14日表明有意重返民政,一个他政治出生的地方,然而今日的民政党已不再是昔日风风光光的民政党了,林武灿能有所作为吗?民政党会要他吗?也只好留待时间来说话。

行文此言,林武灿的三出三进也让我们对政治的千变万化叹为观止。我们不知道他的未来政途会怎样,也只能说,自我保重,毕竟外面的责备声是此落彼起的。

刊登于2011年12月26日《号外周报》第5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