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11

辛亥百年与建党九十 (直挂云帆)

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及海外华人都在此伏彼起的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年;台湾在赶庆辛亥百年之际,也不忘庆祝民国百年。也就在这一年,中共又迎来了建党90周年。这意味着辛亥革命与中共的创立也不过隔了10年的光景,而这10年的历程,竟是中国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篇章。

虽然中国的巨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日本的侵略(从1931年“九一八”侵占东北三省开始到1945年战败投降)而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与反抗精神,但近代史上最先刺激中国人民起来反抗的则因英国人在1840年挑起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中国失去了香港(1842年清廷签署《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予英国),也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港口的开放也使到中国的海关失去自主权。于是在11年后也就是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领导了农民掀起了太平天国革命。这一场使用上帝会名义的革命,就是借西方的基督之名向保守与反动的清廷开战,也带有反殖民主义的取向。

虽然太平天国曾轰轰烈烈地占领南京,建立起与清廷分庭抗礼的政权维持不久(1868年失败),但在60年后,也即是1911年,自命为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领导了一场埋葬封建王朝的革命,那就是伟大和深具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

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路线发展,而是其果实被袁世凯剽窃了。更在其后出现了军阀割据的乱局。这是孙中山始料未及的后果。但也因此有了他的第二次革命(1913年),向袁世凯及军阀宣战。

姑不论辛亥革命是否成功将中国导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单就其政治意义而言,它是较之太平天国更澈底、更旗帜明显的革命,对消灭二千年的帝王制度是功在春秋的,但即使孙中山在后来又回到广州建立其革命根据地出任大元帅(1920年),而有了北伐收服军阀的行动(1921年),他的影响力也因中国的乱局而褪色了。最明显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西方列强未重视中国的主权,准备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省胶州及青岛的权益归给日本而引发的。它不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也不是辛亥革命直接带来的第二波革命浪潮。

正由于“五四”运动较辛亥革命更明确地推出新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就引入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苏联也刚好在1917年爆发了10月革命,由列宁领导的苏共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进一步激发中国的知识份子不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依归,而直接向马克思取经了。

因此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它就完全不属于辛亥革命的范畴,不属于孙中山的理念,更不是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而是一面倒向苏联的路线。

这个政党成立之初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来自8个地区的12人参加。他们代表了不足50名党员;后来仅剩毛泽东及董必武是留下来并成为一方领袖的大人物,其他的发起人不是引退就是变节。在初时,孙中山并不同意中共的成立,虽然他在1920年邀请陈独秀(中共主要发起人)出任广州教育厅长,但后来形势所迫,在倍感压力与孤立下,孙中山不得不寻求与中共的合作,以巩固他的政治地位。1924年,孙中山成功推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奠下国共合作的基石。

在这方面,中共当只是担任配角,派出的5位代表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是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和谭平山。这之中孙中山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就是将其“三民主义”加入了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的指导思想。这样一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在后期变成社会主义的遗产(毛泽东在后来就将1924年以后的三民主义称为新三民主义,而这之前的是旧三民主义)。

当1925年孙中山病逝及1927年蒋介石掌控国民党大权展开清洗共产党人后,国共合作荡然无存。从那一刻起,中共在血泊中又重新凝集而有了井冈山的毛朱部队的会帅。再从井冈山到后来在江西及福建一带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1931年)都显示出中共与国民党已形成两股势不两立的政治势力。

较后中共的苏维埃根据地被围剿而在1934年有了举世闻名的红军撤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经过一年有余的辗转,毛泽东终于在延安(1935年)建立第二个根据地。

经过14年的较量(顺带一提的是间中因联合抗日而在1937-1945年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第二次世界战后,最终赢得了政权,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意味着毛泽东的红色政权是用无数的鲜血换来的胜利,是不允许也不应该变质的。于是在“山河一片红”的感召下,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发起运动,以确保中共的领导地位不受挑战和不受质疑。例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三合为一的“三面红旗”的波澜壮阔运动,形成一个政治斗争,其目的就是防止苏联的修正主义思想腐蚀中共的一党专政。

由于“三面红旗”的斗争方向是要建立一个“永不变色”的红色政权,因此它在60年转入了另一个激进路线而爆发了备受争议和批判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场历时十年(1966-1976)的“文革”被形容为十年浩劫,也在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被一网成擒后划上句号。

随着邓小平在1978年的重新复出,他用“改革开放”四个字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文革”被终止了,阶级斗争不再被提倡,换来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不论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即是好猫”的思想引导下,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引进了西方的经济体系和管理制度;当然也面对西方的民主价值观的冲击和修正主义的波及。

因为民主与人权的思想跟着市场经济的一片大好,在中国形成一股潮流,以致在有意和无意下冲撞了中共的政治体制。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观望中国的政改;尤其是中国在21世纪已告崛起后,它已不能回避严重的贪污滥权的腐败事件在蚕食共和国的体制。因此近年来中国不得不借助建党90年之际,从重庆开始卷起红潮来回应诸多的挑战和告诉世人:中国对付和消除贪污除用重典外,也需要从政治教育着手。因此让人民回顾红色文化的年代,可以唤起他们的良心而“消灭灵魂深处的贪婪”。同时这样的追忆红色文化,也可让人民回想起红色政权得来不易,岂可因西方的民主和多党制的鼓吹而改变了中国的政体?

一部“建党伟业”的影片摄制正是表达了“创业艰辛”而“守成不易”的历程,在提醒人民不要忘记党是指路明灯时,也希望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的年代得到重视和强化党的领导。这或者是90年党庆宣示出来的讯息。

刊登于2011年6月30日《东方日报》

街头艺人陈同同 (天下纵横)

参加一场怀念街头艺人陈同同的讲演会后勾起我一些的回忆。虽然《光华日报》及“明新社”联同韩江学院努力打造一个让人回味的演艺会,但由于缺乏陈同同的资料,我依然无法在脑海里留下一个完整与清晰的故事。

大概是在2002年时,据黄喜光说《光明日报》曾主办“福建歌王”比赛,顺便纪念陈同同,但也是未能收足陈同同的史料,可见陈同同的史料如沧海遗珠,不易收集。

如果连我这位曾目睹陈同同在街头演唱的人都无法串起一个回忆,那么相信没有见过陈同同的人是更不知要如何摄取陈同同的影像?

其实陈同同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市民,在60年代以还他开始让人注意;尤其是“丽的呼声”把他的声音放进小箱子后,他的名声大噪。虽然不及李大傻讲故事那么地引人入胜,但陈同同的独创唱腔也是一绝的;尤其是在福建人居多的槟城,更有不少老一辈的“粉丝”。但为什么陈同同留不下一个清楚的轮廓和他的曲艺流传于世?那也是与他的出生和时代背景大有关系的。

就让我们回到六十年代的时光隧道来看不算是一个保守的槟城,各方面的娱乐也应运而生,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除了电影院外,大世界和新世界是两个最为人所熟知的娱乐场所,它和早期的上海和后来的新加坡的娱乐场没什么两样。

虽然大世界和新世界有歌台戏台,但印象中没有陈同同的表演,大概被认为“登不了大雅之堂”。这不仅是因为陈同同只拿着一个“郎叮当”(卦占月琴)在自弹自唱自己编写的歌引不起歌台的注意,而且其不修饰的衣装和缺乏外型也不惹人喜欢,甚至有人嫌他是街头艺人而看不起眼。据说他是印度人,被陈姓人收养时取名陈九峇,陈同同是他的绰号。

后来得到“丽的呼声”的赏识,才让他的歌声飘进市民的家中。据知陈同同的伯乐是当时丽的呼声的经理杜宗让,他在退休后来到《星槟日报》工作,我们也算是同事一场,但他从来未提及陈同同是他一手提拔的。

我对陈同同留下较深刻的印象是在咖啡店内偶尔看到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在演唱和为人解签,算是边表演边相命的。不过他还是无法为自己转运和改运,因此当他在1984年逝世时,也没有几个人留意,更没有所谓的“追悼会”。

陈同同的外表看来不像是一个有才华的艺人。这要感谢蔡一涛老师在当晚演绎了陈同同的歌曲。他唱得声色俱佳,似乎不亚于陈同同。不过陈同同的一个绝招,据蔡老师说,他自编自唱的歌词有其押韵,唱起来锒铛上口,可谓通俗浅白,他只留下歌声,没有歌词。蔡老师这样说。

本来如果“丽的呼声”还在,或会收藏陈同同的歌声,如今这个有线电台在八十年代已经日渐没落了。就我记忆所知,在60年代兴起的“丽的呼声”是比收音机更吸引人的,这个拥有中文和英文双台的丽的呼声,其总社是设在靠近邦咯律的一幢洋楼内(目前已是基督教中心大厦了。在物非人非之下,丽的呼声的遗产自然也不会留下了)。

据知,丽的呼声最旺的时候是拥有超过8千个订户,每月也只收取6元后来到8元的租费。当丽的呼声停止营业的时候,有许多老人家顿感失落,至少我的老妈子就有这样的感叹,后来也只好听听电台。

时间一晃,陈同同已逝世近27年,有心人蔡一涛希望唤起一代的集体回忆,虽不容易,也算是为地方戏曲和失落的闽南歌寻回昨日的旧梦。

相比之下,陈同同也不是大人物,不知为何他的名字后来又与名人挂上钩,而且成了打油诗,通街的人都在念,内容好像是这样的:喊起喊落陈修信;要捉要放陈仁庆;脱衣脱裤陈惠珍、哭父哭母陈同同。

这样一来,也真的凸显出一个“哭父哭母的陈同同”造型来。谁说平凡的艺人不会留名,他不是与陈修信一起“留名”了吗?

刊登于2011年6月27日《号外周报》第536期

解读东姑拉沙里 (跃马扬鞭)

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于6月18日在吡叻学院主办的《吡叻讲座》会上发表的专题演讲虽然没有警世之言,也没有惊爆内幕,但他所提及的一些人和事倒是有其潜在的含意。

他以《权力是职责而非奖赏》为题的演讲中高度赞扬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及他那个时代的人是献身的领袖。他们(从政)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履行对当下及未来的职责;即使他们获得了权力,也不曾谋私利或建立朋党。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担任公共职位是一种责任,不是一个机会。

他认为今日的政治已失去了“世代的责任”,因此需要重整这种精神。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唯有依靠民主与国会。

在这方面,他特别提及在敦拉萨当政的时代(1971年起)推出第二个马来西亚计划的目标就是要消除人民之间存在的不公平,进而强调社会的整合与资源的更公平分配来达成国民团结。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这个理想逐渐被腐蚀了,所有的希望已面对最严重的挑战。他认为直到今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思及保持现状,未求改进。为什么东姑拉沙里要针对马哈迪的当政时期作出批判而不是其他人?这之中有其因果关系也牵出了个人的“政治恩怨”。

首先出身于皇族的东姑拉沙里(1937年生)(吉兰丹苏丹的亲属)与东姑阿都拉曼的吉打皇族身份同属于皇家的血脉。虽然东姑(1903-1990)较东姑拉沙里年长34岁,彼此间隔了一代,但东姑拉沙里在英国学成归来后,便在1962年参加巫统而平步青云;更在1967年被东姑倚重,委为巫统吉兰丹州联委会主席(这个州自1959年起便由回教党执政)。1969年他参加国会大选胜出(他在后来成了吉兰丹话望生不败的国会议员而被人津津乐道)。他是“皇二代”的参政者。

可惜因1969年大选后爆发“513”事件,东姑大权旁落,不然拉沙里将可能是东姑内阁中的年轻成员。虽然接棒的敦拉萨不是不重视拉沙里的才华,而是要让他先在公共领域的职务中发挥所长(1970年出任土著银行主席及1971年担任国企主席),而不是一下子成为部长。他也果然一炮而红在1971年率团访问中国,为马中建交铺路。他成为敦拉萨外交转型的探路人和先锋,因而在1973年即当上巫统副主席,意气风发。

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敦拉萨在世时(1976年逝世)尚来不及正式委任他出任财政部长(虽然消息甚嚣尘上)便撤手尘寰。待到胡申翁接任首相时,他意外地委任马哈迪为副揆而不是拉沙里,其中的奥秘不得而知。不过胡申翁还是按敦拉萨遗愿委拉沙里为财长。

这样一来,拉沙里与马哈迪种下了心病,也导致两人日后的分裂。当1981年马哈迪接胡申翁之位成为首相时,他就比较属意慕沙希淡成为副手而不是拉沙里。因此在那年党选(两人争署理主席),东姑拉沙里失败后,东姑沉痛地回忆:“有听闻指说东姑拉沙里的失败标志着皇族显贵已结束了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影响力。”

对于拉沙里而言,这种趋势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在东姑之后,上位的敦拉萨来自彭亨的显赫家族,而不是皇族。再下来的胡申翁是柔佛的贵族,也不是皇族。也许胡申翁对皇族参政持有不同的看法,也就宁舍拉沙里转选平民出身的马哈迪当接班人。

来到马哈迪主政的年代(1981-2003),他走的是“平民路线”,也一度限制皇权,自然不会再考虑让政治回到东姑的时代。他先后起用的副手:慕沙希淡、嘉化峇峇、安华及阿都拉都是平民出身的,也没有显耀的家族光环。至此马来西亚的政治平民化也就成一个时代的时尚,东姑拉沙里的形象也就越来越模糊了,乃至被边缘化了。虽然在这之后拉沙里透过个人的影响力企图打翻身仗,结果一次又一次失败,包括1987年挑战党主席不果;又在1990年另起炉灶创46精神党对抗国阵功败垂成;到了1996年,又鸟倦知归,重返巫统却又无法挤入主流;即使在1999年马哈迪有意再考验拉沙里统领吉兰丹的政治实力,以夺回吉兰丹州政权作为可能东山再起的先决条件,结果因力不从心又与权力擦肩而过。

这就是说,除了东姑之外,马来西亚的政治到目前为止再也没有第二位皇族的人呼风唤雨了。拉沙里的斯人独憔悴的指点江山虽是他历尽沧桑而又不得不认命的呐喊,但也只是他闪出剩余的政治光环的一种表达方式,对时局的改变也无太大的冲击。这就是东姑拉沙里留给我们的政治纪录。

刊登于2011年6月27日《南洋商报》

南宽柔•北韩江 爱校运动从母亲开始(现代春秋)

小女孩是天真的;少女怀春是美丽的,谈恋爱的女人是幸福的,做了母亲的女人是伟大的,甚至可以形容是最伟大的,因为只有做了母亲的人,才知道养儿育女的责任是一辈子的;而为人子女也只有父母亲是最亲和最不能割舍的。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做了母亲之后,她的伟大和对儿女的无私奉献就会自然地流露出来,因为她知道这种血缘的关系是永远的,即使将来两代人的关系有任何的变化,母亲则永远是母亲。

是的,母亲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可以换;即使结了婚也可以离婚,唯有母亲的情意结是一生一世的。因此有一首歌《母亲》就充分地表露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思念与感恩,因为她给了他生命,她给了他一个家。

母亲的恩情也令孩子刻骨铭心和牢记在心,“不管走多远,也不管官多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咱的妈。”
从这一首歌和从教育的原理出发,我们决心在推展“爱的教育”的当儿,把家长也带进来,让他们与儿女同在一起感受什么是爱的教育?因为他们是最最关心子女成人成材的人。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父母亲把我们送进学校就认为教育孩子的事已交给学校,父母不必再操心子女的学业和功课,好坏也任由他去。而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到后来比较受教育的父母开始注重孩子的学业,因为他们受过教育,知道考试的重要性,而且也认定一纸文凭是孩子未来的希望和保身符,最好是年年考试拿第一,政府考试都是A,以确保孩子进大学又拿奖学金的。

也许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许多不是有钱的家长或受教育不高的家长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这边孩子上学要上名校,孩子放学也要补习,就算补习费增加了家庭的负担,家长也在所不惜。久而久之,我们的教育从过去的放任孩子的成长到了另一个严厉要孩子拿A的年代。换句话说,我们从一个“不管”到了另一个“严管”。前者是对孩子不闻不问的态度(我们那个年代,父母亲是不管成绩好坏,也不看成绩单的);后者是对孩子要求太严(好像孩子是天才,什么都行,可以精通三种语文,而又考试名列榜首)。

然而这样的教育毕竟是一面倒而无法取得平衡的,更不能达成预期的效果(世界上那有那么多天才学生,可以中学毕业就精通三语?)。由于这种心态和思维已在家长脑海滋长,因此孩子小学毕业后,就是要孩子拼命挤进国民型中学。若国民型爆满,就要求或施压政府多建。虽然我们不能怪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强烈愿望,但我们是不是又忽略了另一类的独中教育?

独中教育是华社或说是华教斗士林连玉穷后半生追求的一个梦,但四十多年过去了,有的独中在不断成长,也有的独中在挣扎生存;更多的是在风雨飘摇中。

今年四月的时候,韩江中学迎来了宽柔中学(总校和分校)董事会代表及正副校长到来参观和交流。我们终于发现宽柔之大在于柔佛的国民型中学没有比独中办得好,而校长在引以为荣之际,也为其他的独中表达了他们的关怀。感谢他们的诚恳与坦白地交换意见,我们终于发现原来韩中在他们的眼中是那么地好和那么地整齐和完整。虽然在学生人数上,宽柔(两间)学生近万名,而韩中只企在千名之数,但我们的共同点是在六十年代华文中学改制声中,南马的宽柔拒绝改制,北马的韩中也拒绝改制,在全部70间华文中学中,只有十六间不接受改制,保持纯粹的华文中学(至于后来为何有多出这么多独中,一共是61间,那是因为改制的国民型中学又衍生出独中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出现了“南宽柔,北韩江”的溢美之言(那时宽柔有逾四千学生;韩中有三千六百余名学生,人数相差不大,相互映辉)。可惜随着岁月的流逝,南宽柔在和平环境中越办越大,而北韩江因一度陷入董教纠纷而影响了发展,逐渐地许多人也就忘记了昔日的“六字箴言”。

虽然北马的国民型中学办得有声有色,但也不意味着独中没有发展的余地。我们用超逾十年的努力,把韩中打造成“五星级卓越学校”(教育部颁发奖状)与宽柔同列五星级独中学校(2009年)。除此之外,我们又在今年被槟岛市议会颁赐六星级环保校际奖,这再一次证明韩中已成为绿色学校的典范,也成为各校参观的对象。

在两大光环下,我们决心让韩中更上一层楼,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开展了“我爱韩中”的运动,除了调动老师的热情和学生的激情外,我们首次把家长引进爱校运动。

令人感动和有些意料之外,家长的反应是那么地挚诚和投入,当他们与孩子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讲述他们的内心感受和把子女送来韩中受教育的骄傲,我深深地被他们的自然倾述所感动了。

是的,把家长带进校园,让家长也与孩子一样接受爱的教育,这样我们的老师会教得更加起劲,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教育方向带出一个崭新的教育思维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推动家长、老师与学生的三结合的教育,整个过程充满了温馨与爱。如果你爱母亲,你一定爱家庭;如果你爱家庭,你一定会爱学校的大家庭,因为它是同一个道理,不然为什么你毕业以后,你的学校叫“母校”,而不叫“父校”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母亲开始推动爱的教育。

只要我们大家用新的思维搞活独中教育,只要我们大家努力付出,独中教育明天肯定会更好。

韩江中学开放我们的胸怀,愿意与所有的独立中学一起成长;韩江中学也愿意与国民型中学同步迈进,因为我们办的是无私的爱的教育。这也是独中应有的精神,我们相信也希望在不久之后,韩江中学在全体努力下擦亮了“南宽柔,北韩江”的招牌。

刊登于2011年6月27日《光华日报》

29.6.11

回教党转型打土耳其牌?(直挂云帆)

回教党改选之后出现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理的名字)派占上风的局面,而两位被视为埃派领袖的署理主席莫哈末沙布及副主席胡桑慕沙先后向媒体放话回教党将走中间路线。

莫哈末沙布这样说:回教党应可在民联中扮演更中间的角色,随着非马来人越渐支持回教党来看,回教党也可以在混合区胜出。

这意味着莫哈末沙布比任何时候更具信心回教党可以在城市选区取得立足之地,而不再只局限在东海岸的乡村地区,他甚至自动请缨上阵武吉敏登区。

另一方面,胡桑慕沙也认为回教党走的是中间路线,因为“真正的回教等同中庸”。他进一步认为如果砂州的州选的结果也发生在沙巴、柔佛、森美兰,而民联又保住原来的82席的话,则民联可多夺27个国席,达成109席,尚差3席即可执政中央。

当然这只是回教党一厢情愿的大胆预测,不一定会成为事实。但从这两位新上位的领袖的言论来看,回教党显然比从前更有信心走进城市,也将目标锁住布城。

这种思维的改变是突破性的,也是回教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豪言壮语。但回教党怎样在多元化的社会保住其优势,倒是一项有待考验的挑战。

无可否认的,回教党是当今马来西亚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反对党,它成立于1951年,较巫统(1946年)、马华(1949年)及国大党(1946年)为迟,但较现有的反对党阵线成员更早成立。例如行动党(1966年)及公正党(1998年),它们都是在马来西亚成立后诞生的。

虽然回教党是最早参加大选的政党,但它一路来在布哈鲁丁的领导下,与反对党(社阵)有默契,也就保持其民族主义路线。但回教党从来没有公开表态过要执政中央取代巫统。换句话说,回教党比较守本分在东海岸巩固其实力,而未奢想打入城市扩大根据地。

正由于回教党有其局限性,当布哈鲁丁失去领导后(1956年在内安令下被扣捕。1966年获释放但不准参加政治,直至1969年逝世),接替其位的阿斯里就没有前任者的高瞻远瞩,而是侧重眼前的利益。在1972年率回教党参加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个成员。

当时的阿斯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回教党并不是全国性的政党,势力仅限在东海岸,没有条件与巫统争主导地位。甚至有时是处于被动与挨打的。

例如1977年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而动摇不了巫统的根基印证了回教党不过是“众星拱月”的星星之一。在这之后,回教党更蒙受惨重的打击,不但失掉吉兰丹州政权,而且国会议席也相对减少。最悲的时刻是1978年的吉兰丹州选,回教党只剩下两个州议员,及1986年的大选,回教党它只剩下一个国会议席。此情此景也真是不堪回首。

也只有到了1990年回教党在改换码头下,才又再探出头来。事缘回教党进入了宗教份子主导的年代,前有法兹诺(吉打)领航,后有哈迪阿旺(登嘉楼)及聂阿兹(吉兰丹)辅佐,他们形成的铁三角把回教党导入以宗教为核心的走向,用以区别它与巫统是不一样的(巧合的是,他们三人都是埃及阿扎哈大学的学生)。再加上脱离巫统另起炉灶的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的合作,回教党终于又再主宰吉兰丹州一直到今天。

回教党的胜利也让回教党上下认为走宗教路线是正确与无可争辩的;一度导致回教党越来越宗教化,而在1999年的大选达到高潮。这一年安华效应带动了回教取得突破性的成绩(再一次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州),并史无前例地拥有27名国会议员,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也是第一次回教党人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然而宗教至上的心态也使到回教党与友党的合作发生冲突,造成行动党于2002年退出反对党阵线。这个时期的回教党几乎已被宗教派所主导,并不断地向巫统施压,比较谁的政策比较像回教国。

这种没完没了地以宗教论述国策的争辩不但无助于回教党的壮大,而且对巫统也是烦不胜烦的。

因为回教党的错误判断,它终于在2004年的大选时付出代价。这个时候党内的所谓开明或先进份子希望挤入领导层以改变党策,但无功而返,莫哈末沙布就是试图挤入高层而失败的例子。他斗不过纳沙鲁丁无法成为第二号人物。

纳沙鲁丁是介于学者与宗教之间的折衷性过渡领袖(从2005年到2011年他是哈迪阿旺的副手)。今年宗教派还是主张把他拉下马,换上他们所属意的依布拉欣阿里,以克制卷土重来角逐第二把交椅的莫哈末沙布。结果还是沙布取得胜利。如果连同三位副主席都是埃尔多安派的话,那意味着回教党人已看到转型的必要或可向土耳其取经;尤其是回教党准备在城市立足,更不可能故步自封和原地踏步。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公正党正采用土耳其埃尔多安总理的竞选策略,调动年轻的一代积极介入和领导大选,而公青团团长三苏丁也矢言跟进。

由此可见,未来的大选公正党与回教党会打埃尔多安牌,以便把土耳其的治国方针引进(它是主张政教分家的)。如果说回教党改打福利国牌是延续2008年的斗争战略,那么我们就不感到惊奇为何这两个党内冒出这么多的埃尔多安来。正如胡桑慕沙说:回教党内不只有一个尼查(前吡州务大臣),它有一千个尼查。

看来,土耳其的政治风气会在未来的大选成为我国的政治主轴。但这也不是民联的专利,巫统在纳吉的领导下,也转向与土耳其政府建立较密切的关系。如果巫统也打埃尔多安牌的话,我们的政坛就十分热闹了。

所有的这一切的转变,让我们看到一个老牌的政党不得不变,否则它难以与时俱进,回教党的党选结果似乎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但就不知国阵的其他成员党准备好打一场土耳其式的大选吗?

刊登于2011年6月23日《东方日报》

20.6.11

从回教国到福利国 (天下纵横)

2001年911事件后的第18天(9月29日),马哈迪(当时仍任首相)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他不是对911事件的回应,而是回应回教党的挑战,直截了当说我国已是回教国,不需要与回教党争议什么才是回教国。为了进一步挑战回教党,马哈迪促请回教党拿出它的回教国蓝本,无需对巫统的回教政策指指点点。

回教党之所以对回教国表示关注是因为在1999年的大选,回教党竟脱颖而出再拿下登嘉楼州政权(原本已控制吉兰丹州政权),并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成为反对党的老大。

虽然回教党的胜利应归功于安华效应,但回教党的领导层则认为还是回教党的方向走对了,才有当时的辉煌战绩。所谓的方向也就是回教党在90年代摸出的以宗教为导向的路线。它也因99年的大胜,不断地向巫统施加压力,而马哈迪领导的巫统也就采取相应的行动。正当这两大马来政党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它也“得罪”了另一个合作伙伴—民主行动党。行动党也因不堪被“回教国”的课题纠缠,乃在2002年退出反对党阵线,且声言不再与回教党合作。身陷囹圄的安华只能“痛在心理”而显得无可奈何。

正因为不珍惜反对党的合作,由安华在1998年一手组成的反对党阵线(替代阵线)也就在2004年大选时分崩离析了。由于反对党的各自为政和在一些选区陷入三角战或多角战,再加上阿都拉旋风刮起,也就把反对党打得七零八落,包括回教党也不可避免地打回原形(只剩下7名国会议员,也同时失去登嘉楼州政权)。

经此教训后,回教党开始领悟到宗教牌不再是“一打即响”的,而是要有所调整。在这方面,已在2004年恢复自由的安华也就认定回教党有必要调整战略和口号。

就这样在2008年大选时,回教党打出了“福利国牌”不再高喊“回教国”。这一转变果然奏效,也就在2008年的大选制造了政治海啸。

政治海啸让回教党更上一层楼,除增加吉打州政权外,也重新拥有23名国会议员,更出乎意料的是,在安华的斡旋下,又重新与行动党携手合作,一个民联组合也就这样定型了。

民联是公正党、回教党与行动党组成的阵线,虽然一度盛传回教党可能与巫统达成“回巫合作”,但结果还是保住了民联组合。

在这方面,回教党在本届的大会也重申福利国是与回教国的理念相符合的,因此推行福利国也可照顾人民的福利。

因为回教党突出了福利国(党主席哈迪阿旺的演词要点之一),不再事事强调回教国,也招致巫统的揶揄。巫统主席纳吉首相回应说:“我国一直以来都实行福利国政策,回教党到现在才高调重提福利国,令人感到奇怪和莫名其妙。”

在这方面,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主席依沙(前森美兰州务大臣)的谈话是值得回味的。他说,此次回教党的党选和转型,已越来越“巫统化”。

如果此说可以被接受的话,那回教党的转型在非回教徒看来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至少它在转型中越来越“巫统化”,而不是走向偏激,这对多元社会的马来西亚也是必要的。

当然回教党不会以巫统马首是瞻,也不会成为巫统第二,但如果放下宗教而具有巫统的模式,那也算是一个转向。

虽然我们无意在福利国牌相比较巫统与回教党的不同,但我们得承认马来西亚目前的福利政策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例如政府医院提供廉宜乃至免费医疗;学校推行免费教育;公务员有养老金及强制实施公积金与社险计划,倒是给中下层人民提供不少的方便和某种程度的保障。若是不同阵线的福利国理念是使现阶段的福利措施更健全和更普及,那是无任欢迎的。

总之,不论回教党是否“巫统化”,它的转型和包容也展示了从政者已看到改变的必要,不能再墨守成规了。

刊登于2011年6月20日《号外周报》第535期

陈修信与“文革” (跃马扬鞭)

我写过很多文章,对陈修信是贬多于褒的,甚至是贬而斥之,但是陈修信在70年代初期卷入“红色政治”倒是令我记忆犹新。在这方面,陈修信扮演的角色是正面的多过负面的。也许这样的题目是怪怪的,但绝对不是“风马牛不相及”。

陈修信之所以这么努力改造形象和企图使马华脱胎换骨是情非得已的,因为马华公会在1969年的大选蒙受重挫,参选33席只赢得13席;选后国家又不幸爆发“513”种族流血事件,顿使马华失去方向和不知所措,只好在“黑暗”中摸出一条告别过去的道路。

以下是陈修信经过一年有余的挣扎求存后,找到的新取向。他也把自己豁了出去,破格与大胆出位地将马华改变成为一个敢于碰触禁区的政党,那就是让马华公会与左翼运动挂钩;最低限度陈修信扮演了一个中和的角色,在反共的立场上并不仇共,甚至希望将左翼的力量争取到马华这一边来。这就是陈修信在大选失败后勇于为马华改头换面的一个新战略,也一度为马华竖立起一座“丰碑”。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因为1969年“513”事件带来的政治阴影,左翼政团基本化整为零,左派的文化活动也受到钳制。

当1971年2月2日国会民主重开后,陈修信在其智囊团授意下,采取两个出格的策略,其一是通过全马各地的华团,由2月7日开始推动此起彼伏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获得声势十分浩大的响应,陈修信顿时成了“唯一的华人领袖”(自然不会退出内阁)。

其二是刚巧在1971年吉隆坡发生大水灾,造成万千家庭受影响(包括华巫族在内)。在有心人的穿针引线下,由陈修信带头向首相敦拉萨请批让香港的左派“银星艺术团”到来表演。除了筹募账灾基金外,更为重要的目的是借中国“文革”之风给马来西亚的左翼阵线带来“喜闻乐见”的“红色表演艺术”,以便改变马华的反共形象,进而争取左翼份子投入或认同马华的斗争方向和路线。

果然当1971年3月这个带有明显“文革”色彩的表演团来到吉隆坡后,便掀起一阵热潮,虽然只限在吉隆坡公演,但它的香港左派艺术人的光圈(以傅奇与石慧为代表人物)和采用红旗歌颂工农兵的表演节目也鼓起了年青人或左派中人的澎湃心潮。

正由于陈修信“破釜沉舟”地打中国“文革”牌和左翼牌,在一定程度上已淡化了一向以来左翼统战对他的鄙视和诅咒;即使不会对陈修信歌功颂德,但也不会过于责难他,无形中“强化”了陈修信的领袖地位。这可以从华人大团结集会和宴会中对陈修信的推崇与支持窥见出来。当时只差没喊出“万岁”,也确然“神话”了陈修信的形象。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不过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向左转这一招竟然给左翼运动提供一个整合的机会,它在1971年底通过马大华文学会燃起“文革”的火把,让左翼统一阵线重新出发,一个“春自人间来”及“春雷”的大汇演就是这样造成轰动的。1974年政府查禁马大华文学会及扣捕学生领袖后,左翼运动又消沉下来)。

对陈修信的“崇拜”在1972年达到高潮。其时被委任为特别任务部长的林敬益为感谢陈修信的提拔,特别在怡保用文革的形式(夹道欢迎并高举陈修信的肖像);十足模仿中国对毛泽东的崇拜迎接陈修信的到访,让他感觉马华已是一个全新的政党(林敬益当时曾说要用社会主义政策来推动马华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由此可见,“文革”也给陈修信带来不一般的政治灵感。

不论后来为何马华大团结运动会失败;也不论林敬益在1973年为何会失宠而被开除出党;更不论左翼阵线是否卖账给陈修信?至少陈修信对马华的改造是令人刮目相看的。马华也跟随国家的政策转成为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不再一头栽进东姑的右派而与左派势不两立。

1974年马中建交印证了陈修信的“远见”。但这一年的政局变化: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和国阵的成立,也导致马华地位被削弱。因时不予我也结束了陈修信的时代。不过他倒是留下一个“转变”的马华与时俱进。在1974年大选参选23席,赢取19个国席。

如今蔡细历的悲情政治是否较陈修信更为大胆和更“标新立异”尚未得知。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吗?我们且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1年6月20日《南洋商报》

“援越抗美”换来“痛心疾首”?(现代春秋)

也许曾经用鲜血和生命来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的中华儿女在后来会摇头叹息,甚至“后悔”在60年代无条件地为越南所作出的牺牲。历史真的与60年代的左翼份子开了太大的玩笑,如今回想起来也令人啼笑皆非?。

1964年美国决意“保护”南越(越南南方)的吴庭艳政权,采取了“南打北炸”的战略,制造了北部湾事件。1965年美国轰炸北越,企图迫使北越(越南北方)放弃解放南方。

这一年的春天,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主席胡志明秘密访中国,在长沙拜会了毛泽东主席。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对抗美国的决心,毛泽东于2月10日在北京天安门举行150万人大集会,声援越南斗争。

对毛泽东来说,支援越南战争是比1950年派军支援朝鲜战争更有条件,因为韩战时中国刚成功解放,百废待兴。但为了“援朝抗美”,中国终于付出惨重的代价,死伤以数十万人计算,直到1953年停战打成平手(仍然割据南北韩)。

正因为中国已较50年代强大,因此毛泽东对胡志明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是一家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

有了毛泽东的承诺,胡志明回国后,便在同年的4月派党第一书记黎笋,国防部长武元甲访问北京,正式要求派兵援助越南抵御美军的侵略。

就这样“援越抗美”成为60年代的主轴。当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6月8日公然宣布美军直接参战后,中国也积极备战。7月26日毛泽东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在“援越抗美”声中成为中国解放后的第二次在外国与美军交手。根据历史资料显示,中国前后共派出32万军人到越南作战,中国军人死亡的人数据官方公布不多,约有2500人之数,伤者数千人。但真正的死伤数字未得而知。

从1965年到1970年,中国军队才完全从越南撤回,因为美国发现到无法攻下北越,也只好在1968年的巴黎和会上,宣布停止对北越的轰炸,意味着美国准备结束越南战争。虽然越南南方战争持续,但此时精锐的北越部队已不再对南越放手,而是决意要解放南方(美军在越南的最高的数目是50余万人)。

1973年,美国的尼克逊总统宣布从南部撤走最后一批美军,让摇摇欲坠的西贡政权自我保重。结果在1975年北越拿下南越,整个越南统一。而所有的这一切与中国军队的无私援助大有关系,为此胡志明在1968年是写下了“越中友谊万古长青”的锦旗,成为中越人民水乳交融的象征。

不幸的当1969年8月23日胡志明逝世时,他说了临路前的最后一句话:“感谢中国同志们”,却在后来不成为越南领导人的座右铭,而在70年代的后期越南竟变成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什么“中越情谊同志加兄弟”被抛到九霄云外。

事实上不止中国人民给予越南无条件的奉献,在马新的左翼运动也给越南全力的支持,虽然他们没有上战场参军,但他们用文字、表演与游行表达对越南人民的爱心,更以牺牲个人自由(被扣留坐牢)来表心迹。例如在1966年,马新左翼政党开展了“援越抗美”运动,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救国斗争,除了马来亚各城市有此伏彼起的示威游行外,新加坡也同样有示威游行,其中谢太宝被指参加非法游行而被控上法庭。结果被罚款500元,但宁坐牢也不缴罚金。抑有进者,谢太宝(当时的国会议员)在法庭上自辩时说:“法官大人,7月3日的援越抗美游行是全世界人民所举行的一项行动,但警方却拒绝发出准证。法官大人,美帝国主义者离开本土一万多英里而到越南进行侵略,狂轰滥炸越南的领土。全世界的人民,从大哲学家罗素到普通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所干下的滔天罪行,难道为了正义和反帝而进行的游行就是非法?

很显然的马新的左翼政党和政团乃至个人的介入街头斗争也与中国开始走向激进的路线有关。那个时候中国正酝酿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到1976年10年的动荡不但给中国带来浩劫,而且也给海外的华人带来难忘的回忆和反思。援越抗美运动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是一场正义的事业,但意想不到的是越南统一之后,并不“知恩图报”,用行动来回报中国及海外华人反而以德报怨,在越南挑起排华运动(1975年之后,有近30万人被逼到中国居住;也有40万人成为“船民”,其中不乏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更在1978年举兵侵略柬埔寨,成了不顾国际公论的扩张主义者和侵略者。

1979年中国政府在仍无可忍下,挥兵攻打越南的谅山,以教训越南的狂妄与忘恩负义。

尽管越南吃了败仗,而中国军队半个月后也鸣鼓收金,但越南仍采取强硬路线。例如在这之后进一步在海洋扩张其势力范围,而在南中国海与中国因争夺岛礁的主权发生激烈的冲突。今次更是因南沙群岛的冲突而大造声势以否定中国对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南沙群岛拥有的历史领海主权(它在1959年时支持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屿的主权,70年代就一改常态了),原因是越南发现南沙群岛的海底是块宝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自然希望美国插手其中来抑制中国(目前越南占有29个岛礁,并声称它拥有南沙及西沙群岛的所有主权)。以现时的情势来看,中越在南沙群岛的争夺战处于方兴未艾阶段,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共识,下来肯定还会有争执与斗争持续性发生。总的来说,越南已不再是中国的“同志加兄弟”了;同样的在60年代为越南的正义斗争欢呼的海外华人也不再视越南是海外华人的“安全地带”。以此来回想昔日的斗争与牺牲,竟换来今日的“背弃”,真是让人对历史扼腕叹息。为什么会“反目成仇”而不能坐下来好好地合作分享资源呢?

刊登于2011年6月20日《光华日报》

中越南海又起风云 (直挂云帆)

今年六月九日,中国外交部谴责越南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抨击越南石油勘测船严重威胁中国渔民的生命安全。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是回应越南副国防部长阮志咏在前一天指责中国此举侵犯了越南主权,并声称越南拥有南沙和西沙群岛的主权。接着他更进一步表示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充军力,如果能为本区域带来和平与稳定。

与此同时,越南总理阮普勇也表态重申越南对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越南称黄沙群岛)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对双方的争执感到“迷惑”,并呼吁双方和平解决危机。他说对主权之争只会推高紧张气氛,无助区内的和平与安全。

显然美国在此时的“中立”表态是希望不会“惹怒”中方,以便在有所克制下不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当然这也不是美国由衷的话,因为它希望东南亚国家迫使中国软化领海主权的立场,只是现在不合时宜,也就促请两造平息争执。

其实有关南沙群岛的争议也不只限于越南,而是菲律宾在较早前也对中国提出相同的抗议。外交部长罗萨里奥说,中国自今年二月以来,至少六次入侵由马尼拉声称拥有主权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其总统阿基诺更表示将向联合国递交文件。

这就是说,南沙群岛再起风云,而它所蕴藏的背景和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有必要揭开所谓“南中国海”风云的来龙去脉。

顾名思义,南中国海就在中国的南边。在这个海域内,有著名的南沙、西沙和中沙三个群岛及周围海洋,面积260万平方公里,相等于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单就南沙群岛就有浮出海面或不浮出海面的岛、洲、礁、沙、滩共有550个。在历史上,从秦朝开始,它就属于中国的海洋领土,但由于分布甚广,没有人居住,也就让这些大大小小的岛礁任由海水冲击。

到了1939年,日本侵华时也占据了海南诸岛,包括无人烟的南沙群岛等。

1945年日本投降后,根据波茨坦宣言将有关诸岛交还中华民国。

1958年中国政府发表领海主权声明,并在1959年,在行政上统称为“西沙工作委员会、西南中沙办事处”。当时越南政府表示支持和赞同中国的领海主权声明。

其时中越关系十分密切,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帝国主义,也就不存在利益上的斗争,况且中国也不遗余力地支援越南的抗美斗争。

但到了1973年之后(越南胡志明于1969年逝世,其后中越关系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北越开始占有南沙群岛的六个岛礁,并派军驻守。当北越在1975年4月解放南越,一统越南之后也连带接管原为南越占有的六个岛礁。自此之后,也就是1975年、1979年及1982年,越南不断地重申它拥有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的主权。越南之所以不断地强化其控制地位是因为它发现这些岛礁底下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推翻了1958年对中国领海主权声明的承认。政治的现实,终于以经济挂帅而不是意识形态作为准绳,所以在70年代中期后,中越关系越来越差。

1979年的中国攻打越南谅山,也有下列的用意:
(一)惩罚越南掀起的反华和排华浪潮;(二)惩罚越南一意孤行,自行侵占柬埔寨;(三)打破越南是所向无敌不败的神话;(四)即使越南以为苏联是它的后盾,也不可为所欲为,从而证明中国并不担心苏联为此挑起中苏战争。

当中国军队打了半个月的胜仗后(从2月17日到3月5日),便从凯旋门搬师回朝,大大地灭了越南的嚣张气焰。但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从此未见好转,双方心病越发严重。1988年中越在南沙的赤瓜礁发生了一场海战,这是越南在70年代占有南沙一些岛屿和礁石后,与中国军队间断性驳火的其中一次。

截至今天为止,越南已在南沙群岛中占有29个岛屿。根据中国方面的推算,在这30年来,越南已从南沙的开采石油中获得超过200亿美元的收入。

文汇报(今年6月2日)的报导也这样说:越南在去年产油约1750万吨,基本上来自南海,其产值竟占越南全国GDP的30%,在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的情况下,越南侵占南海的诱因更大。

除了越南之外,在南沙群岛有涉及岛屿之争的包括菲律宾,占有8个岛屿和珊瑚礁;马来西亚则占有5个岛礁及台湾占有2个岛屿。

除此之外,汶莱及印尼也声称对南沙拥有主权,虽然它们没有占有任何岛屿;而中国已在50个岛屿拥有直接的控制权。

就中国的立场来说,主权是不可退让的,但可以共同开发资源。因此在2002年时,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克制扩张行动,只以海洋合作及海域安全为取向。这样的“合作关系”也在历届的东盟与中国的会议上论及,但成效不大。来到2010年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国家论坛上,美国终于表明介入的意图,国务卿希拉里在7月22日会见越南总统阮普勇时说,南中国海有关国家应该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共同维护这一海域的和平与安全。

希拉里也在亚细安(东盟)外交会议上首次明显地指出南沙及南沙群岛之争端妨碍了(他国)进入该地区的国际水域,也违背了国际海洋法。

这就是说,美国不同意中国将南中国海的水域列为中国的领海,而是认定它是国际海洋,包括美国的军舰得以进入。

但中国重申这是中国与区域国家的纷争,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解决,不应被国际化。

中国外长杨洁篪形容希拉里的谈话是有组织有预谋地对中国围攻。这种论调让人想起美国在50年代至70年代对中国的封锁政策;也让人记取过去一年美国不断地向日本、东盟、印度及俄罗斯等国渲染中国崛起的威胁,并希望这些国家能与美国联成一道钳制中国过快发展带来的冲击。

在这方面,从越南政府的表态欢迎美国军事介入和近日的反华示威来看,越南已经准备倒向昔日的头号敌人—美国,与中国展开新的与激烈的斗争,包括这个时候竟有人主张将“南中国海”改成“东南亚海”,以切断中国的主权立论。如果越南因之在21世纪成为美国在南海的新筹码,则显示世界版图已经改变,甚至连共产国家也可以被颠覆过来打一场“同志加兄弟”的有形和无形的战争。这也确实是中国始料未及的痛心疾首的政治倒戈相向。

刊登于2011年6月16日《东方日报》

与其补镬不如透明施政 (天下纵横)

真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奖学金的颁法指南,几乎每到公布的时刻,总会出现偏差,然后政党出头;然后部长介入;然后又引起社会舆论,而解决的方案也因时而异。例如这次有86名考获SPM9A+的学生在争取下,获得奖学金在本地私立大学深造的机会,算是有了交代。

原本负责善后的纳兹里部长有说将要求内阁批准这批优秀生获海外奖学金,结果不能如愿以偿。同时,内阁也作出决定,明年起对奖学金制度进行大调整,不再为SPM优秀生提供海外奖学金。换句话说,今后优秀生要得到政府提供海外奖学金必须得读大学先修班或预科班,并成功地获得海外著名大学的录取,才会获公共服务局的海外奖学金。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比较公平的措施,但实际上对优秀生是一种挫折,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孜孜不倦地埋头苦读,为的是考上好成绩,以便在获得奖学金下能够到海外深造。

不是说本地大学不好,而是如果学子有机会出国读书,他们的视野与知识的吸收会有所不同。毕竟到另外一个国家读书会因环境、人文的不同而有新的启发。

一般上,如果能力所及的话,家长会优先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但如果收入有限,也就只好以本地大学及大专院校为入学目标。除非获得奖学金。

正因为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出国,因此进入本国的国立大学也就成为学生梦寐以求第一目标。若是进不了本地国立大学,多数选择进入私立大学与大专攻读,只不过学费可能比较高。

总之,我们是不曾听闻本国中学毕业生找不到大学或大专院校攻读,因为我国除有20间国立大学外,也有25间私立大学,更有439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院校,绰绰有余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他们所期望的是能够获得奖学金或贷学金完成学业。在这方面,申请贷学金也不算难事,因各社团组织多有提供贷学金。因此我们认为海外奖学金应被当成一种特殊奖励,鼓励学子在校时勤于读书以考取最佳成绩。这也是对人才的有效培养。再说,这批精英也不超过百名,他们确实成绩标青,为何要让他们失望呢?又为何因少数人的特出而改变颁发制度呢?

其实不止是奖学金,其他事项诸如每年本地国立大学录取新生的标准也有争议。每每放榜后就有学生上诉或在报上投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经交涉后,有者能如愿以偿,有者仍然望门兴叹,只好退而求其次进入私立大学。

无可否认的,我国在教育开放上是令人激赏的;尤其是在30年前开展2+1或2+2双联的课程已培养无数大学生;而近些年来的3+0学位课程,也在在显示西方大学已是灵活性的搬到马来西亚培养英才。

至于华校面对的问题,也是一大堆,不是经费不足就是师资缺乏;或者校舍年久失修,危及学生安全等等。不论是小学或国民型中学或独立中学,它们的难题也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不否认华基政党有出了很多力,部长也经常努力解决问题。例如我们不能说身为副教育部长的魏家祥办事不力,而是公共服务局已非他所能管辖,只有在出事后提出请求和解决方案。明白的人会说他有尽力而为;不能接受的人会说马华捍卫不力,即便有副部长,也办不好大事。

持平而论,国阵内的华基政党如马华、民政乃至人联党都有为华教尽心尽力,但总不能尽如人意,而且也经常出漏子,不是华校被忽视就是华校生或华裔生进不了理想的大学或得不到想要的奖学金或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不易等等。

每当这些个问题被公开化和严重化时,华基政党就成了被射箭的靶子。这样的年年如此地累积起来,也自然使到华基政党在华社流失选票。因为它们被认为没有代表好华人解决问题。

为此,我们建议也希望华基政党要求常出问题的部门或环节,一定要预先沟通或有代表参加遴选,避免沧海遗珠。如果有了健全和公平的机制,就可减少许多的咒骂声。不要以为咒骂是小事,当它被累积成山时,就是大事了。

写至此,突然想起陈淑桦有一首歌词大意是说:“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这好像是失望的人的写照,看来马华、民政及人联党要急起直追,力促政府必须要透明度,不要老是发生问题后才来补镬。若是华基政党或部长成为补镬的人,他们就难免成为被咒骂的代罪羔羊了。

刊登于2011年6月13日《号外周报》第534期

评蔡细历的四大遗憾 (跃马扬鞭)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在一项专访中对华社提出四大遗憾,其一是华裔没有感激马华过去的贡献;其二是政府做什么都不对,而反对党却永远不可能犯错;其三是因为马华遭遇308的沉重打击,因此决定如果下届大选成绩再跌的话,马华就不入阁。他否认是在威胁华社,因为投票是秘密的,反倒承认对马华党员有警惕作用,如果他们不好好地干,就不要期望有任何官职,及其四马华在教育上的贡献有目共睹,从拉曼学院到拉曼大学,而且学费也相对廉宜,做得比行动党还要好,就是得不到掌声。

其实,蔡细历所言也不尽如事实,他是略过某些史实,只是针对3年前的大选作出上述的“结论”,也不够客观。

首先华裔选民在1959年的大选对马华有怨气那是马华一手造成的。它起于陈修信的夺权,导致林苍祐的改革大计全盘落空。因而除了社阵予马华威胁外,也受到退出马华以独立人士角逐的精英的挑战。结果马华输掉12席,剩下19人当选国会议员,成绩差强人意,说明了华社对马华排斥林苍祐有异议。

1964年大选取得突破性的胜利后(参选33席,取胜27席),陈修信的信心膨胀到无视华社感受而脱口说出“独大铁树开花”的怪论(不论陈修信的真意是否坚决反对独大),再加上联盟经济政策的失效,马华也因之在1969年的大选付出惨重的代价,参选33席,只赢得13席。这是马华成立以来的最大教训。虽然陈修信在“513”后改变初衷,重入内阁,不再坚持“不入阁”,但那时他是得到许多华团的祝福和支持。所以当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后,陈修信得以到处推展华人大团结运动,扳回马华失败的颜面。1974年,陈修信在大形势冲击下,不得不急流勇退。

自此之后,马华在历届的大选中都不再遭遇1969年的滑铁炉,即使在1978年成绩不如人意,在参选的28席中只赢得17席,但并没有尝到如1969年的苦果。

不论是来到李三春时代、陈群川时代及林良实时代,马华基本上也得到华社一定程度的支持,不再发生令人震惊的“沦陷”事件,有时反而大有进展。就拿槟州来说,自1990年马华再次全军覆没后,又于1995年后再次胜回失陷的城池,而且是过关斩将的。这种予马华的支持是来自华人占大多数的选区。因此蔡细历不能武断说马华得不到华社的支持,它之所以在3年前(2008年的大选)再一次被狂风暴雨打得七零八落,不是选民不懂得感恩,而是因为他们对马华的所作所为失望大大地多过希望,为什么会这样呢?蔡细历也是心知肚明的。

其实华社并不是如蔡细历所说的“反对党永远不可能犯错”这种说法是有欠公允的。例如林吉祥在1990年率行动党大军打倒林苍祐而取不下槟州政权后,他就面对某种程度的批判,主要是华社认为马来政党(46精神党)未取得马来人的支持,改朝换代是不可能的,而华社也惋惜林苍祐的落马。于是在下来的一连三届大选,行动党已处在挨打的局面,包括林吉祥也受到深刻的教训。直到2008年又再出现一个变天的时机(马来人在安华的影响下,也吹起改革之风),行动党才有机会再探出头来,而有了林冠英代父圆首长梦的奇迹与神话。这意味着选民是精明的投票,不是投票投过了头,以致原本也要保马华的一些议席变成全部倒戈相向。这可从选后民间的反应不是后悔“投错票”(林苍祐在90年代的落马倒是有叹息声音),而是认为民主带来改变是奇妙的事。

现在马华要拿回失去的阵地也只有依靠民主提供的机会,但关键是马华准备好了吗?而不是一味怪责华人不懂感恩,才使到马华失败。这就是说,只有马华自我改造才能救自己,而不是怨天尤人。

在这方面,马华对教育的巨大贡献也从来没有人否定过,但提供廉宜的学费和有素质的教育也是马华的筹码,且已赢得口碑。这与华裔必须无条件的投票才算感恩是两码事,也不能混为一谈。至于马华选后入不入阁,也是由马华自行决定,也似乎不能与大选成绩相提并论。毕竟一个政党的成败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而是否入阁也得视选后的政治格局走向才能决定的。过早的下定论也不能算是好战略。因此蔡细历的遗憾也可归于马华的领导层没有从历史看到马华危机的症结所在。

刊登于2011年6月13日《南洋商报》

妻子应做丈夫的“妓女”?(现代春秋)

本来这是不应该问的无聊问题:女人是什么?但因为有一个什么“千依百顺妻子俱乐部”的出现,也就完全颠覆女人的尊严、地位和价值了。

六月四日的各报,包括其他语文报的新闻是这样报导的:这个俱乐部刻下拥有千名会员,已先在约旦后成立,今日则是马来西亚的成立仪式,共有10对新婚夫妇也参加结婚仪式并受到近千人的祝福。

俱乐部副主席罗哈雅这样说:“女性满足丈夫的需求是合法,也是为上帝所允许的。一个好妻子应该成为自己丈夫的称职性工作者,在床上成为丈夫的妓女。”

她说,这么一来,丈夫不会往外寻欢,在家也一样享受性乐趣。

类似这样的耸人听闻的歪论竟然出自一位妇女的口中,而且是有组织的负责人,简直是不可思议。尽管在六月八日有关俱乐部的全国主任法兹雅澄清罗哈雅的讲话被曲解,原意是说丈夫应当妻子是“一级级女”,而不是叫妻子做一级妓女。

这样的解释和澄清是把自己说的话越描越黑,“妻子做丈夫的一级妓女”和“丈夫视妻子为一级妓女”又有什么大分别呢?说到底就是在妓女的字眼上打滚。但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不雅和低俗的字眼,也就令人怀疑它在背后所隐藏的动机。

这样的动机是必须被摊开在阳光底下,以让人民了解它的背景。报章这样说,这个组织是由全球兄弟私人有限公司成立的,而这间公司是由一个被称为邪教的组织奥尔根(Al-Arqam)所创设的。

所谓的“奥尔根”又是何方神圣?原来它是于1968年由一名叫做阿沙哈里(Ashaari Mohd.)的人发起的一个组织,它创立过拥有一个20亿元的商业王国。在当红的年代,这个组织声称有超过10万名信徒,包括一些商界及政界知名人士。信徒们都视阿沙哈里为“天父”。政府经过调查后,于1991年指它违反回教教义而被查禁。在1994年时,其领导人阿沙哈里又涉及推翻政府的阴谋而被逮捕,直到2004年才获释放。

由于失去自由10年,奥尔根基本上已被定型为邪教,不得继续活动。但在2009年时,这位体弱多病的奥尔根领导人阿沙哈里又成立了所谓“一夫多妻俱乐部”(他本身拥有四名妻子和38个孩子中有23名孩子也加入了“一夫多妻俱乐部”。换句话说,阿沙哈里是鼓吹和鼓励多妻主义者,且一向以来以推动标新立异的活动“引以为荣”。

2010年,这位争议性人物逝世,享年73岁。未想在他逝世一年后,他的追随者又成立“千依百顺俱乐部”。这回是反过来要求妻子做好“妓女”的角色来满足丈夫的性需求。

如果可以解释的话,这个组织已不把女人当成人而是视女人为性工具,是供发泄的“高级动物”。如果让这类的思想蔓延和影响其他人,则女人已是不需要什么尊严和知识了,只要懂得性爱或像动物般满足伴侣的需求,那就是一个“完美的女人”了。

至此我们也应该给女人下一个定义了,如果我们绝然不同意“千依百顺”的荒唐理念,那就要群起而攻之,因为这比所谓“太太要懂得穿性感的睡衣来留住丈夫的心”更语出惊人。

其实女人说穿了很简单,她首先是一个人,先是人家的女儿;长大后是人家的妻子;再下去如果结婚生子那就是母亲了;老来子孙满堂时就是别人的祖母了。

女人这一生的四个角色是千古以来形成的定律。当然在时代的改变下,女人也知书达理,甚至是精英人才,不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女子了。

不论是在不识字或识字的年代,女人的最光荣和最骄傲的称号是扮演母亲的角色,因为母亲是孩子的依赖和所托,不会因为岁月的增长而使母亲的形象褪色。记得有一首歌是这样称颂母亲的:孩子上课或生病的时刻,母亲总是细心照料;即使孩子将来做大官,他永远是母亲的孩子。

这首歌充分地颂扬母亲的伟大,这是千百年来不变的大道理。如果说这世上有不孝的儿女,有不忠的夫妻,那么它绝少有不爱孩子的妈妈。

妈妈的伟大显尽了一个女人的尊严与自信,但是当妈妈来到“千依百顺俱乐部”时,她不再是慈祥与受尊敬的一家之柱,反而要委曲求全把自己变成“妓女”来服侍丈夫,实在是颠覆了女人的天赋角色。不知道提倡这样烂思想的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母亲,难道她或他也要视母亲是(或曾是)父亲的妓女,而没有家庭地位?以此论推,则家庭的子女又如何在爱和歌颂母亲的伟大?

因此这个俱乐部是该被诅咒的,它灌输了十分腐朽的思想和践踏女人的一切颜面,完全地违反天道、人道和人性的组织了。

政府除了必须关注它的活动和其动机外,也要提防它进一步用十分低俗的手法来颠覆女人。女人是一切人类的孕育者和抚养者,她们与丈夫应该是“举案齐眉”和“相濡以沫”的,以共同维持一个美满的家,绝不是沦为丈夫的“性奴”,也不是男人眼中的“妓女”。

妓女是性交易的称号,只有性欲没有情感;而妻子与丈夫因情感而建立家庭,性爱是情感升华的一种表现。当一个家庭起变化时,肯定是有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但绝对不可能通过妻子的“淫荡”来杜绝丈夫出轨或让妓女行业消声匿迹。

明乎此,我们不能被莫名其妙的组织来颠倒社会的秩序和家庭的伦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深痛绝恶这样的组织原因所在,因为它企图把家庭搞成“性爱俱乐部”的乌烟瘴气,应遭天谴和千夫所指。

刊登于2011年6月13日《光华日报》

回教党寻找来时路?(直挂云帆)

回教党在本届大会选出的新领导层是深具转型的意味,虽然一时之间看不出有大改变,但肯定的是,回教党的中央代表们已预见党必须与时俱进。

其中最明显的是,在署理主席的三角战中,原不甚被看好的莫哈末沙布(Mohd. Sabu)脱颖而出(420票),以21张多数票击败对手端依布拉欣(Tuan Ibrahim Tuan Man)(399票)(宗教司,原为党副主席),而原任者纳沙鲁丁(Nasharuddin Mat Isa)殿后(224票)。这在外界看来是“爆冷”的成绩也显示了回教党正在转变中,因为莫哈末沙布的崛起预示着回教党似乎在寻找布哈鲁丁的心路历程。

这个历史的线索是这样牵动的:当1951年宗教学者从巫统分裂出来成立回教党时,这个政党是不成形的,规模很小,活动范围在威省的北海,后来以甲抛峇底为基地。即使回教党在1955年参加独立前的普选而意外地赢得1席(联盟赢得51席,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全军覆没),也证明不了回教党的茁壮。直到1956年回教党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精英布哈鲁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担任主席后,这个党才开始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大本营也移向东海岸。

布哈鲁丁具有左派及反殖思想,在1945年战后参与领导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但在1950年被英军事政府查封,指它被共党渗透。

1955年,布哈鲁丁应布斯达曼之请,联合创组左翼的人民党。翌年,布哈鲁丁脱离人民党,因他要领导回教党。他当时这样说,身为民族主义者,只要这个政党是反殖和支持独立的,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参与斗争。

不过,在当时回教党内有一位政治明星涌现,他就是毕业自开罗大学的学者朱基菲(Ustaz Zulkiflee bin Mohammad)。他曾在独立前合创回教学院(回教大学的前身),有强烈的宗教思维。1956年他参与回教党的党选,与布哈鲁丁争夺主席职,结果败下阵来,但被选为副主席(相等于后来的署理主席),成了布哈鲁丁的助手。1959年他再次挑战主席职,又以微差票失败。虽然如此,这位宗教学者在1959年及1964年的大选成功地在吉兰丹中选国会议员。不幸的,甫再蝉联国会议员,他因车祸与夫人双双丧命(1964年5月)。

布哈鲁丁则是从1956年领导回教党直到1965年被捕(政府指他联同社阵领袖依萨及前农长阿都亚兹企图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翌年虽被释放,但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1969年10月逝世,结束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他曾在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但1964年因失资格未能参加大选。

从这样看来,布哈鲁丁与朱基菲虽然有不同的政见,但他们对回教党与社阵的默契和倾向印尼的苏卡诺政府没有异议。不过在党内,朱基菲的学者加宗教的形象更胜布哈鲁丁,并在后来成为回教党的“一盏指路明灯”。

意想不到的是,继布哈鲁丁及朱基菲之后,回教党的大权落在阿斯里(Mohd. Asri bin Hj. Muda)手里。他成了党的代主席,并领导党参加1969年的大选,但他不是其中一人的追随者,只能被视为因势利导下出现的民族主义者。

这一年的大选联盟蒙受挫折,又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后,联盟政权转移给崛起的敦拉萨,他收编了回教党参加联合政府,并在1974年纳入国阵大家庭中。回教党也获得两名内阁成员,踌躇满志的阿斯里在出任中央部长后迷失了方向,更在1974年大选后发生回教党吉兰丹州政府的分裂,终于酿成冲突悲剧,导致中央接管州政权,1977年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

1978年的吉兰丹闪电州选,是回教党噩梦的开始,不但失去吉兰丹州政权(只剩两名州议员),也在同年较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遭遇挫折,只剩下6个国会议席。

正由于阿斯里把回教党弄得内乱不断和“乱七八糟”,一个新的领导层乃在1983年出现,取代了阿斯里的地位,企图拨乱反正。这位领导人不是宗教司,而是一位有名望的槟城人尤索拉哇(Yusof Rawa)(他就是今日回教党中委姆加希尤索夫国会议员(Muja hid Yusof Rawa)的父亲)。因为声望远不及马哈迪,因此他在1986年领导回教党参加大选,并单挑马哈迪选区时,回教党似乎已是强弩之末,不仅他本身失败,而且回教党也只剩下一名国会议员。至此,回教党的未来已敲起警钟。

由于领军失利,加上健康退化,尤索拉哇在1989年让出领导权,身为署理主席的法兹诺(Fadzil Mohd Noor)被扶正。这时的回教党时来运转,在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终于拿回失去12年的吉兰丹州政权。

但真正让回教党扬眉吐气的是1999年的大选。在安华效应下,法兹诺以学者加宗教师形象领导回教党突围而出,赢得27个国席和多拿下一个州政权(即登嘉楼)。至此回教党的铁三角终告浮现—法兹诺、哈迪阿旺(署理主席兼登州务大臣)及聂亚兹(回教党元老兼丹州大臣)。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且听当时的回教党总秘书纳沙鲁丁(Nasharudin Mat Isa)怎样形容再生的回教党。他说,回教党的设计师朱基菲教授对回教党的回教观的阐述是依据回教党的党章的。他要求每一个回教徒须遵从先知的教导。

在纳沙鲁丁的眼中,朱基菲(1964年车祸逝世,若他未遇车祸,继巴哈鲁丁之后,应是他担任党主席)是比巴哈鲁丁更出色,也是回教党的灵魂人物。他说,朱基菲是最特出的回教学者之一,亦是回教党的设计师。这是纳沙鲁丁于2000年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亚洲政党国际研讨会上的专题演说,显现了他准备向朱基菲学习而成为二合为一的形象人物(他本身原是国民大学的讲师),因此他在2005年在未受党主席哈迪阿旺祝福下当选署理主席,从此一帆风顺,杀退了宗教司和改革开明派的挑战,一连三届蝉联第二把交椅。他似乎有意把回教党纳入朱基菲的路线。

可惜的是纳沙鲁丁的形象未能像朱基菲那样深入基层,以致他当不成朱基菲第二。

虽然哈迪阿旺比纳沙鲁丁更具宗教司的形象,但以哈迪阿旺的背景来看,他和法兹诺及聂阿兹同是埃及阿扎哈大学的毕业生,有很深的宗教素养。而前两者连同莫哈末沙布是在1977年回教党陷入低潮时加入的。他们在未加入回教党之前是安华领导的回教青年复兴组织(Abim)的成员和干部(1974年)。这个背景是纳沙鲁丁所没有的。后来安华加入了巫统,而他们则归属回教党,彼此之间因政见的不同曾疏远了关系和往来。

即使安华在巫统地位不断上升,也没有影响到回教党新一代在时代的召唤下不断成长;尤其是当安华在1998年跌马后,他又重新与回教党新领导人再续前缘。果然安华的效应造就了新一代的回教党在1999年的大选大放异彩。

可是回教党的辉煌胜利(拥有27名国会议员,法兹诺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及拿下丹登两州的州政权)被回教党内的一些领导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果,也归为宗教斗争的一大胜利,并不全然是安华因素。因此朝向“回教国”的目标不断地与巫统较量。

纳沙鲁丁的崛起也成为这个时期回教党方向的新解读,但在2008年大选后,回教党才真正领悟到安华的魅力(因为回教党在2004年的大选不再与反对党合作,结果被打回原形,除失掉登州政权外,国会议员只剩下7名)。换句话说,回教党除丹州政权外,又取得吉打州执政权,在雪吡也大有斩获,而国会议员又回升到24名。这说明了回教党若执著于宗教理念的斗争,将无法跨入城市,反之调低宗教课题,转打福利国牌便能争取到非回教徒的支持。

今天回教党选出一个开明派占上风的领导层,又接纳具有左倾思想的莫哈末沙布成为第二号人物,显示基层希望回教党不要再故步自封。他们看来不接受纳沙鲁丁的模棱两可的游离在国阵和民联间,而是希望选出一个以开明派为主导的中和性的领导层,希望一个亲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派的形象能在回教党成为主流。

这正如哈迪阿旺所说是选举的团队,而将来的主席不一定来自宗教司,就不知莫哈末沙布会不会成为巴哈鲁丁第二呢?

刊登于2011年6月9日《东方日报》

8.6.11

马华的悲情政治 (天下纵横)

最近以来,马华在打悲情政治牌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最标青和最出位的莫过于马华中央宣传局主任王赛芝了。

虽然她于5月13日在哥打峇鲁与马华丹州妇女组交流的谈话不是石破天惊,也不是警世名言,而是照搬曾永森说过的话,但字里行间也透析出她的悲言壮语。

先不要讨论和分析她这样的形容当下的马华“困境”是不是说过了头。单就她说的话来看,她似乎是第一个人用曾永森的话来形容马华的现状。她说:“我们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

在我还没有消化她这句话的用意时,我突然想起曾永森的“留世”名言,那是1979年他攻打总会长时的“出师表”。当时他是面对进退两难的僵局,与李三春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要么打掉李三春成为老大,掌控马华大局;要么屈就老二,继续被老大打压和边缘化的第二号人物。他就是不甘于委曲求全,只好“破釜沉舟”向李三春发出“悲壮”的挑战,于是用了“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来形容他是“以死来求生”的。结果他失败了,也就意味着他站着死,李三春不再给他任何机会了。

现在我们倒回来考察马华的处境是否是昔日的曾永森“处境”?好像又不是。因为马华在308失败后,并没有站着退出内阁和国阵,而是继续坐在内阁和国阵内。因此马华只能说是依然故我,即使大选痛失多个国席和州席,马华在中央还算在朝继续成为执政党,情况是不妙,尚不至坏透了(应该算是“坐着生”)。

在这种情形下,正如王赛芝所说的马华所要做的就是“背水一战”和在“生死之战”中突围或死亡。因此我比较认同这是马华当下的写照,也可以成为王赛芝和马华人的“座右铭”,用以激励自己和马华党员要认真和严肃地看待未来的大选,否则马华前景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根据王赛芝的说法,马华会长理事会决定来届大选的成绩若比308的战绩还差的话就不入阁是想告诉华社,马华并不是贪做官,而且藉此告诉全体党员,未来的大选是马华的“背水一战”。此话与蔡细历的“荷兰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可以当作是进一步演绎和解释蔡细历打出的悲情政治牌。蔡细历除了表态来届大选战绩下跌就不入阁外,还通俗地说, 马华若再不振作,离“荷兰”不远了。他的大众化的语言让每个华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他也经常用市场语言表达他的想法。这大概是从林敬益那儿找到灵感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林敬益的“打死不走”的名言还不时在政海的上空飘荡久久不散。由此可见,有时候巴刹的语言还真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同样的蔡细历的“荷兰论”也就不遑多让林敬益的名言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政治现实的层面来探讨马华打悲情牌是否可以扭转局面?这也是见仁见智的,毕竟悲情牌不能屡试不爽,还得有支撑点才能让华社看到马华已有了实质的改变。换句话说,马华的悲情政治只是策略和手段应适可而止的使用,而其目的应该是怎样突显一个“新生和朝气或已改头换面的马华”。

也许华社正在期待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马华而不全然是诉诸悲情的马华。对此,我们希望王赛芝身为宣传局主任拿出新的点子和亮出新的愿景,与华社共呼吸,那肯定比悲情牌管用。
从现在开始到下一届大选已为期不远了,虽然王赛芝把大选推测到明年初,但我还认为今年内举行大选的可能性较大。这就是说,马华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来面临新一轮的考验,除了积极工作外,最主要的是领导层要拿出改革路线图。不知王赛芝这位宣传主将是否已胸有成竹?

刊登于2011年6月6日《号外周报》第533期

文革与马新左翼运动 (跃马扬鞭)

最近阅读《华惹风云与后李光耀时代》一书中有一段讲述“文革对社阵(包括左派)产生摧毁作用”的文章后,有太多的感触。

文章提及中国学者程映虹于2010年7月14日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主办的座谈会上的一席话。他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积极输出毛泽东主义,对象包括新加坡左派人物。因此他认为一度被视为东南亚最大左派政党之一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就是因为接触到文革思想而变得更加激进,进而走向没落。

这位在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担任历史系副教授的学者认为社阵就是因为受到1966年爆发的文革影响,而变得更加激进,以致在同年决定集体放弃13个议席,走出议会展开街头斗争,进而在1968年杯葛国会选举,铸成重大的战略错误。

因此程映虹认为文革对社阵的进一步衰败起到很消极的影响,对左派运动的最后瓦解,也有着摧毁性的作用(社阵在1988年解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文革的内斗,也导致社阵上下不团结,促使左翼运动的消失。

但是前社阵领袖之一的傅树介(楷)医生不同意这个论述。他说,文革是在中国爆发的,它对新加坡当年左派的影响是属于国际性的,但对社阵最致命的打击,绝对是政府在1963年展开的“冷藏行动”。

他进一步说,社阵在后来不成气候,主要是因为非常具号召力的领袖林清祥被关进牢里,无法带领社阵赢取选票。

他把被逮捕的社阵领袖形容为较温和的一派,结果由于温和的坐牢,导致接手领导社阵及另一个左派政党(新加坡人民党)的人走比较激进路线。因此是“冷藏行动”的后果造成左派政党走上极左路线,而不是文革的影响。

这位早年就醉心社会主义斗争的书生,是在新加坡出世的,也是陈嘉庚的外孙。战后(即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们举家从印度返回新加坡。1950年,他进入马来亚大学念医科(当时马大仍设在新加坡)。1953年,他与一般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并担任会长兼《华惹》(俱乐部喉舌报)主编(1954年华惹面对文字官司,后来编辑人员无罪释放)。1957年毕业后,他在政府医院实习。

1961年,他与林福寿医生一起离开政府部门,合作设立人民药方。与此同时,他们也加入了社阵,而傅树介担任助理秘书长,成为林清祥秘书长的得力助手。

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共有113名新加坡左翼领袖及干部被逮捕,包括林清祥、傅树介及林福寿等人。1972年杪,傅树介获得释放,但在1975年6月他又再被扣留,一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前后坐牢17年。1990年他移民加拿大。 从傅树介的失去自由的年代来算,他所说的社阵走向极左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虽然新加坡社阵在“冷藏行动”中蒙受严重的打击与挫折是不争的事实,但那时左派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不因林清祥的坐牢而失去方向。例如参加1963年9月12日的提名,21日投票的大选,社阵是倾巢而出,而且也是信心满满的,南大生成了社阵的生力军(谢太宝是那时冒出头的另一位政治领袖)。讵料开票结果,社阵只胜13席,而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获得37席。由于左翼统战折翼,衍生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变化。

其中包括(一)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后,又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二)当1965年印尼发生流产政变及反政变导致右翼的苏哈多政权抬头后,苏卡诺的政权已大权旁落,直接影响东南亚的左翼运动。伴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吹响号角,新加坡的左翼阵线(包括社阵)也就义无反顾地采取了街头斗争,示威游行此落彼起。

(三)由于受到“文革”路线的影响,和党领袖的被捕,新加坡社阵及马来亚的劳工党议员同步在1968年辞掉所有议席,并宣布杯葛来届大选,路线也转向极左。

凡此种种,也因1969年的大选又出现巨变和发生马来西亚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后,文革已成为马新左翼的痛苦记忆。

当1976年文革结束后,马新的左翼逐渐淡出政坛,这就是文革给马新左翼政治带来的无远弗届的负面冲击,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刊登于2011年6月6日《南洋商报》

从辩论会看“回教国” (现代春秋)

正如我较早前所说的,辩论不妨从小课题切引出大问题;又从小件事情看大局,但我在参加五月卅一日由《光华日报》在双溪大年主办的第三场辩论会中,仍然无法充分感受到这一切入点,因为参加辩论的两队人马恰恰是反过来以大问题挑战对手,甚至是专挑对方的软肋大加讨伐,至于本身的软肋则一语带过或避而不谈。

最明显的是国阵一方挑出民联在回教国课题上无法达成统一口径;而民联的一方也挑战国阵的华基政党,以证明以它们是与巫统平起平坐,而不是屈从在权威下。

老实说,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提供圆满和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这一个课题牵涉范围甚广,不是三言两语或成员党答得上来的。

我们不妨就这两个大课题来重温其历史进程。其一,“回教国”这一课题,已是老调重弹和老生常谈,一直是没有结论。但没有结论也不算坏事,至少它让国情保持现状而没有明显的改变。

究竟回教党和巫统争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从头简说,那是1951年的事。有一批回教学者和宗教份子因不满巫统(成立于1946年)在拿督翁领导下关注民族主义远超过宗教主义,因而另起炉灶成立回教党。

在最初的时候,回教党是不成气候的。它的发祥地不是在吉兰丹,而是在威北。后来才逐渐地移向东海岸,这个党在1956年迎来了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名士巴哈鲁丁担任主席后,它的生命力开始旺盛,而在1959年大选时,竟脱颖而出夺下吉兰丹与登嘉楼的州政权。虽然不久后登嘉楼因回教党与国家党的一些议员蝉过别枝投向巫统而宣告政权易手,但回教党的势力在东海岸已是根深蒂固了。

这就是说,回教党以不明显的“社会主义”策略与左翼的社阵合作取得了强势的立足点(立足东海岸,放眼全国)。

到了1969年大选后,回教党有了明显的改变,那就是它被巫统的敦拉萨首相收编为联合政府成员,并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那个时候的回教党,其民族和宗教观是与巫统大同小异的。1977年,回教党被踢出国阵,从此政运黯淡,也失掉吉兰丹州政权,直到1990年的大选在东姑拉沙里(因脱离巫统,在1989年成立46精神党)的支持下,回教党才告翻生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这时的回教党也从中摸出一条道路,即以宗教观来斗巫统的民族论,碰巧那时中东回教势力增长和抬头,尤其是苏联于1990年自阿富汗撤军而变天后,更突显了回教力量打败了苏联的共产主义。这也给了回教党一个激励。

回教党的另一个突破是在1999年的大选,因安华的跌马和促成回教党认真地与反对党进行合作,结果回教党又再拿下登嘉楼州政权(也保有吉兰丹州政权),首次以27名国会议员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反对党,且由党主席法兹诺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踌躇满志的回教党也就开始与巫统叫阵,“回教国”成了当时的政治话语。马哈迪也不甘示弱,在2001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藉此抵销回教党的压力和挑战。

正由于回教国的议题一直困扰华社,也就造成2004年的大选再次由国阵取得大胜,回教党也因为反对党各自为政,只保住吉兰丹州政权,不但没有突破,也被打回原形。

自此之后,回教党的另一个转折点又发生在2008年的大选,主要是因为安华已出狱和亲自领军(结合反对党的力量),再一次引爆政治海啸(第一次发生在1969年的大选)。这之中的一个重大启示是回教党在安华的劝解下改打“福利国”,不再高举“回教国”牌。

由于308,政治版图被重新排列后,巫统也沉思和探讨未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巫统向回教党招手,希望建立团结政府,即便直到今天为止,纳吉首相也没有放弃这样的努力。国阵相信,只要巫统成功地拉拢回教党,则民联也就会“瓦解”或“分崩离析”在即的。
尽管回教党不就此议作出积极的回应,但也未在党内形成一股反对浪潮或运动。因此,万一纳吉能如同其父亲在40年前,可以成功将回教党拉在一起,则参与辩论者对回教党的攻击所持的言论依据,恐怕又要失灵了。同样的,民联在这方面对回教国的争辩也理不出一个结果来。

但无论如何,回教党从“乡村”走向城市,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转变,也正好给回教党一个反省和全面认识国家多元性的重要性。就此而言,今天不论是国阵的华基政党或民联的华人代表,他们都不可能一直在“回教国”的争议上找到结论,毕竟他们不可能介入巫统和回教党的世界观,因此与其针对“回教国”课题高调骂政,不如心平气和地让马来政党(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从长计议规划未来的国策。
其二,针对从联盟到国阵的结果是造就巫统一党独大则是有其历史依据的。因为从一开始巫统就成为政治主流和主导政权。它从东姑以后就当仁不让地主导一切,在马哈迪主持期间(1981-2003),更是将这一主导权和“独大权”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使是民联对马华和民政的冷嘲热讽,也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华基政党的政治困境。在这种情形下,备受挨打的马华和民政要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可就要大费周章了。这可以从辩论中,民联阵线一直以此为主题,向国阵人马往死里打而对手反击乏力得以窥见一斑。

这当然是国阵华基政党的“软肋”,但民联也同样面对严峻的考验。说白了就是回教党的未来走向及安华的命运也与民联的成败息息相关,这又是国阵辩论员对民联穷追猛打的另一面,用以讽刺“平起平坐”也未必能纠正“错误”。

但这样的没完没了的争辩,也辩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理由是国阵的华基政党及民联的华人代表不能代表巫统或回教党发言,也只有各说各的,而又点到为止,不敢深入剖解,避免矫枉过正而自找麻烦。既然这样,也只有待未来的大选再决一死战,而真正关系到两大阵营成败的不再是什么“回教国”的课题,反而是有关阵线要引导人民走向哪里?又能许人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或许有助两线制的第二阶段的发展?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对8位辩论员的浑身解数给予激赏,虽然他们明知无法得到答案,但还是认真地往大课题大作文章,以引起听众的“共鸣”,也就无形中给辩论的环节带来一阵高潮(心情的抒发)。

最后我要说的是:观众的表现真的十分好。双方各有支持者在呐喊和疾呼,形成有趣的强烈对比,而不再是一面倒。

无可否认的,不论他们是否同意辩论员的见解和分析乃至骂来骂去的内容,从他们的表现和表情来看,我感受到观众席上的“公正的反应”和“客观的呐喊”,这是成熟的象征。因此我说这样的辩论会,真正的胜利者是观众和群众,他们懂得给机会予别人表达政见,正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也唯有这样,才能够使到辩论会持续下去,不然,只是一面倒的局面就会使到受奚落的一方不再参与辩论了。

刊登于2011年6月6日《光华日报》

新加坡的“五一三”运动 (只挂云帆)

“513”是马来西亚的悲剧,因为不幸发生种族暴乱,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暂时终止。这事发生在1969年的5月13日,它成为马来西亚一道永远的伤痕。因此直到今天,一提起“513”事件,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历史上的黑色记忆。这已经是42年前的陈年旧事。

巧合的是新加坡也有一个“513”,但它的性质是与马来西亚的完全不同。如果不是5月份,一批前左翼份子在新隆槟先后举行三场新书推介会,恐怕很多人已忘记新加坡的“513”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三场的新书推介礼,主要是介绍中英版的《情系五一三》(1950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改革)及贺巾著《巨浪》的英文版本。参与推介的主要人物有作者陈仁贵、陈国相及孔莉莎。虽然他们都从一个角度切入“五一三”事件及其相关的学生运动,但它所带出的则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

首先我们必须从战后(1945年)简述当时的马新政治环境。当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2月1日)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6月),整个马新政局起了根本的变化。一边是在政治上新加坡被切割开来,不再是马来亚的一部分,虽然马新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英国在政制上一分为二处理;另一边是左翼在政治上化整为零,一个新的统一阵线有待出现。
1951年,马来亚颁布服兵役法令,凡18岁至45岁的男丁必须登记。1952年又通过民众服役法令,准备招募万余名壮丁,以落实联邦民防计划。

华社对新此强制性措施大表不满,许多适龄青年都走向中国和新加坡以避开服兵役。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被征召入伍而被派入森林与马共对抗。

由于征兵制度引发诸多问题和阻力,英军事政府并未在马来亚认真与全面的执行,反而在新加坡造成大件事。那时因为英殖民政府决定在1954年3月11日起推行《国民登记条例》,举凡18、19和20岁的男性,需要进行登记。

虽然征兵是有选择性,不一定所有适龄者会被招募,但当时的中正中学有250名学生向总督提交请愿书,要求免役。随后又有华侨中学700名学生也提出免役要求。由于英方不接受所请,终于在5月13日爆发学生在总督府外请愿示威游行的大动作,估计有千人之众。在警方镇压下有60人受伤,另有48人被逮捕。

事件并不因此告一段落,尤其是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的学生学生先后开展了“持久战”。他们返回校园留校抗议,并组成代表团要求免服兵役。后因中正学生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被逼于5月24日自动离去,但在6月初,他们又重新整合在华侨中学,前后又坚持了22天,直到政府同意暂缓服兵役,学生才在6月24日从校园解放。“513”事件至此虽告一段落,但它所引发的深远的影响确实无远弗届的,毕竟这是一场有计划性的左翼统战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实,新加坡的学运不但在“513”服兵役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在这之前的一年,也就是1953年,新加坡学生借一名安东尼女校的学生庄玉珍被强奸的事件(出事地点只距警局500码)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黄色文化运动,并将矛头指向英政府办事不力,不仅压制健康文化,而且让黄色文化大行其道,造成社会罪案层出不穷。

伴随着反黄运动进入高潮,也触发了反殖和推进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反服兵役运动成了反殖运动的延伸。如果说,1953年的“反黄运动”是学运从文化上开展的斗争,那么1954年的反服兵役则是从政治上直接与英殖民政府正面交锋。它揭开了左翼统一阵线,正从新加坡兴起而遍及马来亚各地。这是马共成为非法组织后的左翼公开阵线的形成。

与此同时,李光耀也在同一个时期介入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刊物“华惹”的官司(当时马大仍设在新加坡,尚未分家)。1953年,一批左翼份子在校内成立社会主义俱乐部,以反殖和争取各民族团结作为斗争平台。1954年5月,其出版刊物“华惹”因刊登了一篇《对亚洲的侵略》的社论,编辑部人员被逮捕控以煽动罪。

这8名学生在李光耀及女皇律师的辩护下终获无罪释放(1954年8月)。接着,因为中学生反服兵役的事件中被捕者当中有8人被判监3个月,因此找上李光耀要求协助(有关上诉案在10月开审)。当李光耀成为他们的律师后,也改变了李光耀的人生观。他在回忆录中说,他对华校生的认识刚刚开始: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伟业,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

于是,在1954年的下半年(11月21日),李光耀决心将华校的精英和英校的精英,包括左翼份子结合起来,以组成人民行动党。

从学运开始(接触华校生及英校生)到工运领袖的争取,李光耀终于找到他想要团结的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刚在工运探出头来的林清祥。

林清祥(1933-1996年)是左派的传奇人物。他是华侨中学的高才生。1951年,因领导罢课(反对初中三会考制度)而与一批同学被开除。他转入英校一个时期。1953年,他成为巴士工友联合会的受薪秘书。1954年他被选为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会的秘书,从此名声大噪。他不但是工运崛起的“明星”,更是中学生眼中的英雄。林清祥成了中学生及后来的中学联的精神领袖。他享有崇高的威信,尤其是在华人社会中。

当他积极介入行动党,与李光耀一起斗争的时候,他也在1955年与李光耀同时当选立法议员。
正由于人民行动党在战后成为新加坡人民备受欢迎的政党,所以当1959年在林德宪制下,首次举行的全部议员民选时,人民行动党获得大胜,在51席中横扫43席,李光耀也成了新加坡自治邦的首任总统。

从1953年左翼的涌现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在在反映出新加坡的左翼力量正在蓬勃中壮大。其中最重要的是南洋大学于1955年在新加坡拔地而起,并在1958年新校舍落成举行开幕,象征着华文教育在新加坡占得一席之地。

由于新加坡不论在学运、工运和政运方面都起了主导作用,也就影响到马来亚的华校也在1955年开始让学运在各校蓬勃开展,这种斗争也以1961年林连玉的公民权被褫夺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严格说起来,新加坡的“513”运动是左翼统战力量的展示,但在1961年当左翼份子从人民行动党抽离出来后,整个左翼运动就与国际接轨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环节。因此,我们要从大格局和世界潮流看新加坡的“513”。这样才能更好的掌握其来龙去脉。

刊登于2011年6月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