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10

批判林敬益的“歪论” (直挂云帆)

我无法想象一位政坛元老且领导民政党27年的林敬益怎么会说出自相矛盾和混淆不清的话?而且他还是在任的党顾问,而不是已告别民政党的人。

如果民政党得罪了他被他反咬一口,那倒可以解释成报复心理所致,但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仍是党内极有影响力的人,为什么他不学林苍祐在退休后就不问政事,反而像马哈迪那样退而不休,有时说了十分负面的话,简直把民政党弹得一无是处。吊诡的是,一些民政党人还当成是激励的话,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林敬益在哪些方面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

姑且摘录于2月17及18日在《财经日报》刊登林敬益接受专访的某些讲话内容,即可窥见这位口不遮拦的政治老人在为民政党唱挽歌,重点是在第二部分的访谈。

第一点:林敬益不认为民政党有机会重夺槟州政权,因为它已经失去机会。好像在板球局中,你一直掌握全局而且一直走运39年,现在你还要求什么?

第二点:民政党已经是没有基地了。它应该在失败后跨过基地的视野,回到原先的思维,那就是回到多元种族的思维,然后寻找可实现其思想境界的伙伴,不要老是纠缠在基地重建(大本营)的斗争中。因为308之后,政治已朝向多元种族思想前进。

第三点:但在此时此刻,民政党退出国阵课题不存在,它如何退出呢?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思想的策略远重于基地的争取,民政必须要离开这种不合情理的想法。

第四点:许子根在学识及人品的完整性方面是无可挑剔的。但在政治方面,他仍在挣扎中,如果他不小心,将会在党内发生静悄悄的革命。

针对以上4点,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演绎林敬益的倒米言论,就知道他对民政的伤害有多深。

首先我们不否认一个政党有其立党理念和理论,但党的成立是为了参加政治斗争而获取或分享政治权力。如果一个政党的出现或存在只是作理论或研究上的摆设,比如鼓吹多元理念,推动多元活动,但不重视取得政治权力,那这个党充其量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R&D”(研发组合),而不是如同一个大工厂,要有广大的草根支持,以建立根据地。林敬益正是企图将民政党导向一个没有基地(他认为已不重要了)而成为宣扬理论的工具。但这样子做等于是叫民政党自我收缩或自我改变政党性质?林敬益是否认为民政党这样子做可以成为“精英中的精英”的政治单位,提供理论专家供各成员党参考和推动,那民政党又落脚在什么地方?它是国阵的智囊或国阵的伙伴?林敬益显然混淆了民政党的角色而舍本逐末。

事实上,也不容林敬益否认,民政党的起家和后来加入国阵也是因为它有大本营和基地。如果它不在槟州成为执政党,它会被国阵重视吗?如果它不是被标签为华基政党,它又如何加入以种族为基础的国阵?尽管民政坚持和声称它是立足于多元理念的,但这并不妨碍与阻止它加入国阵。国阵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又何尝不是宣扬多元理念呢?这与它们的种族性结构并无矛盾,要不然民政也不会加入国阵,包括林敬益在73年加入民政也因为它是国阵成员党和在国阵有一定的地位的优势,不然他何须加入民政呢?

还有林敬益也不要否认打从他在60年代末期加入马华公会开始,他就在搞种族主义政治,甚至也把文革式的运动也带进马华为陈修信造势(1972年在怡保高举陈肖像载歌载舞)。

不仅于此,林敬益还是陈修信发动华人大团结运动(1971年)的急先锋之一,他也因此受到赏识而在1972年被推荐出任中央部长,时年只32岁,意气风发。

1973年他与陈修信闹翻而过档到民政。1980年他取代林苍祐成为民政党主席(他成了林苍祐的翻版。离开马华后在民政打出一片天)。尽管林敬益外表上强调多元理念,但实质上他也知道民政的基地在槟城,而且是华基政党。当他在1982年同意民政与马华在槟州平分秋色议席时,就惹来林苍祐和槟城方面的大不满,后来所幸民政逐步(历届选举中)在槟城“收复失地”,才有了2008年的大选前,巫统主席再次承诺首席部长职是属于民政党人担任的。如果民政没有槟州的地盘,国阵会保留首长位给它吗?如果民政不是华基政党,为何在僧多粥少下,全数派华人角逐;又为何要与马华同属一类归为非马来人的选区?(不要忘记,也是林敬益在2003年杪建议马华民政大合并的。这说明了种族思维仍在林敬益的脑海中,为什么?因为这是政治现实)。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事实?如今林敬益要民政放弃其命根子,转而往高处高谈阔论。在曲高和寡下,民政党员参政是为了什么?

林敬益是不是说,从今以后,民政不需要招收党员,也放弃在槟州的斗争(因为没有希望),只专注思维的研究和兜售多元理念的“智囊政党”?

林敬益不是不晓得,就是因为民政党在槟州被“夷为平地”,才发生槟州巫统一些领袖的目中无人,阿末依斯迈更踩“死”许子根,这种以羞辱民政党为乐的政治伙伴,林敬益可曾授意民政反击?他如果不做许子根的后盾,不做槟城民政的后盾,为它打气在下届大选再站起来,那民政党继续生存的意义又是什么?

当前在不退出国阵下,民政拿什么条件与国阵友党讨论国家大事和党政改革?若是根据林敬益所言,提供顾问式的理论报导,你说谁要听你的?国阵各友党都有自己的智囊团,何时轮到民政来指手划脚?

既然许子根是被林敬益一手提拔的接班人,也知道他的优弱点,但光是不着边际的批评和指点,又能改变什么?他应该做的是催促民政党内的领袖敢敢进行改革乃至革命也在所不惜,因此他提醒许子根是唯一较为正面的评语。

正由于民政今天陷入了瓶颈的困境,进退维谷,也影响不了国阵做大手术,反倒是林敬益转回身来要先为民政党做“瘦身”大手术。这要命的瘦身之后,民政又剩下什么?林敬益想过没有?因此归根究底,对林敬益的似是而非的言论,除了批判外,还是批判。

民政在此刻最需要的不是林敬益的“绝望伤害论”,而是它如何改头换面,重新出发?不然也真是不幸被林敬益言中了。

刊登于2010年2月25日《东方日报》

安华无需负荆请罪 (跃马扬鞭)

由于公正党一些国会议员引爆民联内讧,且导致退党事件发生,忝为民联领袖的安华就此事件作出道歉,也承认选错人,才种下今日的苦果。他也保证今后在挑选候选人方面会更为谨慎和讲求素质。

虽然安华在此非常时刻,不得不作出表态,希望取得选民的谅解,但持平而言,错不在安华,而是历史使然。因为从历史上看,每个反对党在选后出现较大的收获时,就会发生内部危机,这也是党领袖所未能预见的事。

例如在1963年时,社阵执政下的乔治市市议会,因不再委任萳马纳旦继续担任市长,他愤而辞职过枝国大党不是因为党领袖选错人,而是萳马纳旦不能接受党的更换市长。再说他还曾是党的全国主席,谁能阻止他参选呢?他的变节投入联盟乃因其本质使然,没有所谓选错人这码事。

在当时也有一批议员与萳马纳旦一起退党,这已涉及利益之争,无关选错人。

又例如在1969年大选前,林苍祐合创的民政党要在槟州找国州候选人,虽不敢说比登天还难,但也确实是有识之士敬而远之,因为他们看不到前景,也不认为反对党会有大作为。

就这样林苍祐几经辛苦才组成大排档的阵容参加大选。讵料良莠不齐的候选人竟告纷纷中选而上台执政槟州。

在24个州议席中,民政胜了16席,可谓超过2/3多数席,照理是相安无事的。不幸的是在1971年爆发了党内中央派掀起倒林苍祐运动。倒林派是以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及秘书长陈志勤为首。他们暗渡陈仓拉拢党内8名州议员准备来一个宫庭政变,让陈扑根取代林苍祐。结果林苍祐一记回马枪,挫折了“当权派”的夺权,且夺下党中央的领导权。

虽然林苍祐敉平了宫庭政变,但他的党也因之分裂,后来有4名州议员随陈志勤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而林苍祐领导的槟州政府只剩下另11名民政州议员的支持。若不是巫统暗中相助,槟州政府是不可能稳定的(当时巫统有4席)。

如果我们要怪罪林苍祐当初选错人才种下祸根,那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林苍祐也想要精英参选,可哪里去找人才呢?而党经过洗牌后,终于改变了民政党的命运,它成为国阵的一个成员,告别反对党阵营。

至于民主行动党它也是在初期面对候选人难找的困境和窘境,因为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使胜了,也只是普通议员,无官可当。就这样长久以来形成行动党只能培养普通议员或反对党议员。

但要命的是行动党走的专业路线也招致恶果,那就是中选的国州议员不一定接受秘书长林吉祥的领导,也就导致退党叛党事件常有发生。因此说行动党有最多青蛙跳到执政党是不争的事实,前后算来也不下20名。可是我们不能责备林吉祥选错候选人,要怪的是政治上的诱惑力太大了,而且法令也允许跳党。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几乎所有的退党议员先把林吉祥当靶子,射了一轮后 才离开,似乎显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后来我国的法令又改了,不允许议员辞职制造补选再行挑战,因而规定若中途辞职,5年内不得提名参选。这样一来任谁都不想辞职,最好的办法是先在党内添乱,然后另寻出路。

果然不出所料,最近民联内的唱反调的议员就是将矛头指向林冠英,以为下一步行动制造舆论,手法与行动党早期跳槽者公然辱骂林吉祥一样。这样的结果又岂是安华能先知先觉的?再说当时安华也没有条件挑选候选人,能有人自动请缨就不错的了,还要立什么宣誓状?谁又知道会胜出呢?

幸好行动党基本上还是最能体现出党议员的“忠心”,没有参加反民联的合唱团。与公正党比较,算是“家和万事兴”,但行动党也犯下一个争议性的错误,就是为何会有许月凤事件?也因之成为吡州民联政府倒台的致命稻草。

除非国会通过“反跳槽法令”,规定议员脱党或被开除,其议席即悬空,但允许当事人参加补选,让选民决定,而不是保护跳槽者把政治当筹码以谋私利。不然的话,政治青蛙们是没完没了的。

刊登于2010年2月22日《南洋商报》

马来人被边缘化的争议 (现代春秋)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被边缘化”?通常这是指一个社群或某个族群的生计被忽略了,他们不能过着正常人生生活,面对失业、挨饿、疾病的威胁和困扰。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这一群人已被边缘化乃至被社会遗忘。

但在槟州有出现这么悲惨的现象吗?好像没有,即使有也局限在极少数地区的极少数人,因此不存在族群被边缘化的事实,更不存在“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课题”。

因为根据第9大马计划公布的数据说明,在全国各州贫穷比例及排名中,槟州的贫穷率是全国最低的(只占0.3%),而最穷的是沙巴(23%),依序是登嘉楼(15.4%)、吉兰丹(10.6%)、吉打(7%)、砂拉越(7.5%)、玻璃市(6.3%)等。这说明了若有族群被边缘化,也肯定不会发生在槟州。再说槟州的赤贫(最贫穷)人士仅约5千名,也有得到州政府的辅助金。

与此同时,乔治市人口也大量流失,在1970年有29万人,在2005年剩下18万人,目前的人口也是企在10多万人之间,而流失的绝大多数是华人,不是马来人,估计市区内马来人口仍占30%左右。而在整个槟州,人口约150万,华人占45%,马来人占41%,印裔人口约10%及其他族群等。从人口的比例及各族群的职业分布状况来看,马来人也不可能被边缘化。

因为担任公职的马来人也远超过其他种族,尤其是1969年“513”事件后,在新经济政策下,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已大大提高,更何况槟洲也是由国阵治理。它必须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规划和发展,怎么可能边缘化马来人呢?

在这方面,时任首相的马哈迪是比谁都更清楚整个经济结构的,因此他不需要与政治结构相提并论。例如在1990年大选后,巫统取得12席,民政取得7席,在33个槟州议席中共有19席,足以组成槟州国阵政府,照理巫统可以在此时理直气壮地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但马哈迪在衡量轻重后认为应按“社会契约”给回华人担任首席部长(这是1957年独立时,东姑所作的政治承诺,不能随意推翻)。就这样许子根成了槟州首席部长。

不过在1994年时,马来新闻工作者查克里在其著作《槟城的发展》中首次提出槟州首席部长应由马来人担任。理由是在历届的选举中,巫统都在国阵内占大多数议席,甚至其他友党的胜出,也是因马来人的支持有以致之,因此巫统应在州政府组成方面占有优势,而推举一名马来人担任首席部长。

这意味着马来人在90年代之后看到变化已经到来,乃首次提出要改变槟州的政治结构。反之,马哈迪则不以为意,也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到了2002年时,又有一位马来作家耶哈耶依斯迈在其新著《全球化挑战—马来人朝向哪里?》一书中更从种族的观点分析选区的重新分配的必要性,因为马来人在槟岛的议席太少了,以致不能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如果局面未有改善,未来10年槟岛马来人将陷入更大的困境。

这位马来作家因而出人意表地大胆建议:巫统、回教党及公正党和每一个马来人,再次团结一致,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来应付挑战和产生的威胁。

他在当时因看到1999年大选出现安华效应,而让回教党坐大及公正党取得立足点有感而发。虽然他的建议未受重视,但不等于已打上句号。

2003年,巫统丹绒区团长拉惹慕尼直截了当在巫统大会上提出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的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此时马哈迪还是不同意用种族思维来改变槟州的政治结构。在他看来,这与更换首席部长无关,他更举例吉兰丹由马来人担任州务大臣,也未见有显著进步。虽然巫统领导人不接受干部和外界的影响,但也没有严格要求党员守纪和尊重友党合作关系,以致在2006年时,又有一批巫青团员在首相阿都拉和许子根首席部长面前(在丹绒区会党所开幕仪式上)拉张布条羞辱首席部长,指他“边缘化马来人”。但目的是要改变槟州的政治结构。首席部长轮任职的说法出台了。

由于阿都拉轻描淡写以对这种无理的行动,最终让许子根将整个民政党陷入308的政治海啸中。
未想在槟州变天之后的未及2年,又再一次发生马来人示威抗议的事件,指责林冠英与槟州政府以种族手段对付小贩,更责州政府“边缘化马来人”。这种没有确实数据的指控,与2006年巫青团的叫嚣大同小异。即使这次是由槟州马来商会带头,其主席礼查更是莫名其妙地要与林冠英辩论,还口不择言地说谁输了谁就下台,更要电视直播,但也还是离不开权力洗牌的思维。

更好笑的是,辩论的题目只能是“有关槟马来社群在民联州政府管制下的命运”,这又是哪门子的逻辑?民联怎样照顾马来人,还要问过礼查?还有民联只上台两年就有能力边缘化马来人?也太神奇了。照这样子说,有人在2006年指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是错误的,因为国阵不可能边缘化马来人,礼查也应该对此表个态。

倒是争议性的人物朱基菲里够坦白,他不提马来人被边缘化,而是干脆抬出马来作家耶哈耶早年的建议:巫统、回教党及公正党三方组成大联盟,但他有没有想过,种族性政府是可行的吗?
总而言之,从过去到现在的所谓马来人的困境到马来人边缘化,不过是政治说词,目的是借此打击由华人领导的槟州政府,进而逼使行动党就范,但看来这一次的叫嚣,还是不可能达到目的。

刊登于2010年2月21日《光华日报》

22.2.10

人民党的历史轨迹 (直挂云帆)

人民党总秘书辜瑞荣在2月11日发表的一篇文告引起我的注意,他说:人民党不曾与公正党合并,也不曾解散。目前的人民党与公正党没有任何瓜葛。

他又指出:赛胡先阿里等前人民党领袖仅是跳槽去公正党,而“人民公正党”仅是“国民公正党”更改后的名称,并非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的产物。

这篇文告否定人民党与公正党有任何的联系,而赛胡先阿里等人的加入公正党是个人行动,与人民党无关。

虽然这与我们理解的人民党后期的蜕变有所不同,但今天人民党还合法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轨迹中找到答案,尽管这答案并不完整,至少我们也应该知道人民党的沧海桑田,以便更好地掌握这个左翼政党的来龙去脉。

不错,人民党是在1955年11月11日成立的。它的三名主要发起人是阿末布斯达曼、布哈鲁丁及莫哈末依萨。巧合的是这三人原是1945年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的领导人,其中以布哈鲁丁最具声望,因为他是这个党的主席。

1950年英殖民政府指责马来国民党被共党份子伤透而将之查封。于是这三位政治精英在1955年转换码头,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插足政坛成立人民党。此时的领导人是布斯达曼。1956,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转投入回教党而成为这个党的主席。虽然回教党不是左翼政党,但它早期服膺于印尼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即指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存),因此在布哈鲁丁领导下的回教党是与左派政党取得默契的。

例如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取得独立的那一天,一个名为社会主义阵线的政党也宣告诞生。它是由人民党和劳工党组成,简称社阵。这个党基本上和回教党和平相处,因为它们的谅解与合作,这三个政党在1959年的大选取得突破性的成绩,给予执政的联盟一定的震撼力。

这一年劳工党经过调整后,迎接莫哈末依萨担任主席。这就是说,原马来国民党的三位志同道合之士已分别成为三个政党的主席,虽然人民党拥有的国州议席比不上劳工党和回教党,但波斯达曼出任社阵主席却是举足轻重的。

1961年这三个政党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也联合新加坡、汶莱及砂拉越的政党施加压力,结果在1962年发生汶莱流产叛变事件。布斯达曼被指卷入其中而在1963年被逮捕。

由于布斯达曼失去自由,人民党与劳工党的合作一度更加密切,因而在1965年社阵为纪念布斯达曼被逮捕二周年而展开示威运动,并宣布为“人权日”。

(他在1967年获释,但已无大作为。1983年逝世,享年63岁)

后来也在这一年,人民党与劳工党因为对国语法案立场的迥异,关系渐行渐远,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则加以反对。1966年初社阵宣告解散,不复存在。

那个时候,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影响劳工党领导的左翼运动走向街头和激进道路,原本属于人民党的华裔党员和议员,也纷纷转入劳工党。就这样人民党又成为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
1967年,一位马来学者卡森阿末成为人民党的党魁。他拥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因而将党易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简称人社党)。1969年他领导人民党参加大选,并没有响应劳工党的杯葛大选的号召,但政运欠佳的卡森阿末未能中选,只有有一位候选人当选槟州议员。这一年林苍祐的民政党上台执政槟州。

卡森阿末虽有心重振人民党,但事与愿违,他在1974年大选甚至移师丁加奴也无法胜出。从那一年开始,人民党的参选几乎是破不了零。

1976年卡森阿末在内安令被捕;1981年获释。对政治意兴阑珊,1984年离开人民党,后来又转入巫统。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成为候选人,只能成为颇有名气的马来学者。

继卡森阿末之后的人民党领导人就是来自马大的学者赛胡先阿里,他比卡森阿末更早被捉,主要是涉及华玲的反饥饿示威,与安华在1974年被捕,延至1980年才获释放。

1984年他接替卡森阿末空缺而成为人民党领导人。虽然他过后将党的名字易回人民党,但仍然无法让人民党找到春天,他参加过四次大选(1986年起),次次都锻羽而归。人民党只能维持党的生命,却无法跨进议会。

2003年,赛胡先阿里领导人民党与国民公正党商议合并,间中也有波折。2002年人民党大会通过合并并解散,但也同意将举办一个党全国大会,以便以严肃敬意的方式解散人民党(辜瑞荣语)。

这个过程的争议鲜为人知,但在2003年的公正党与人民党合并则是政坛众所周知的事,而公正党也为此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算完成合并。这也反映出安华思维的转变,可以将社会主义者纳入其党中。

未想经过7年的合并后,近日又传出人民党与公正党是两码事的争议。根据辜瑞荣的文告来看,也许是赛胡先在技术上未作圆满的交代,以致被指未通过严肃敬意的方式来解散党。

由于技术问题未能解决,后又经社团注册官的质问,才有了另一批人民党人将党“复生”过来。
其实在今天争论赛胡先阿里没把工作做好以致留下尾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党也要认清一个事实,它本身参选取胜的可能性不大,连社会主义党也要搭公正党的顺风车,人民党若有兴趣派出候选人,也不妨与公正党讨论,而不需要针对赛胡先阿里使他难堪和下不了台,毕竟他对人民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也不曾出卖和背叛社会主义,就不要咬着他不放了。而是应将精力放在民联身上,因为反对党的明天取决于民联是否稳固和壮大,绝不是兄弟闯墙就可争出头来的。

刊登于2010年2月18日《东方日报》

朱基菲里砸民联组合 (跃马扬鞭)

果然不出所料,转入2010年,两线制已呈现不祥的征兆,分分钟有分崩离析的可能。这也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这些日子来,民联风波此落彼起,一直冲击这个出现裂痕的组合。究竟民联能否转危为安?仍然是个未知数。

公正党副主席阿兹敏虽未正面承认会有十名民联议员可能退党,但他指出已拟就策略应对国阵的攻势。这个策略就是在下个月举行一系列的脑力激荡营。由此可见,情势已是十分危急,因为民联刚在去年12月大集会而信誓旦旦地提出共同政纲向布城迈进,没想到未及两个月民联后院竟告起火,而且越烧越烈,看来内情极不简单,似乎有人想在这个时候让民联瓦解于前而洗牌于后。

最大胆和露骨提出民联洗牌论的正是公正党最具争议的国会议员朱基菲里。他是安华最头痛的人物;见解和作风也常与民联唱反调。如果说他是最出位的拆台人物,也是有其依据的。例如他于2月8日在第三电视台就毫无讳言地走种族性的路线而大踩民联的组合是错误的结盟。他说与民主行动党的结盟是错误的决定。为此他个人的结论是:“根本不需要民主行动党,因为吡叻州演变至今天的局面,是民联3党的不和谐所造成,是我们自己开了门口让人攻击我们”。于是他建议公正党应参与回教党和巫统共商共同利益来恢复政治稳定。他这样说:这三个党的回教国会议员合计132名,他们可以致力于将分裂的马来人整合起来,以人数来算,回教徒国会议员占了60%,一旦团结起来,回教的正义可以成为平等的橱窗。

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朱基菲里发出种族性的论调,但他的一再强调种族政治的结合,显然是赤裸裸地否定民联组合。就不知当初为何他要认同安华的联合阵线而参选?

不错,在308之后,回教党领袖确曾与当时巫统主席阿都拉有过密谈,希望组成团结政府,对民联组合构成威胁。但因为时机不成熟,属于私下会面,彼此只能暗渡陈仓。后来事件曝光,才迫使党主席哈迪阿旺和署理纳沙鲁丁不得不在党代表中讨论,最后是议决停止商议,团结政府计划也就“裹足不前”。

因为回教党的重申与民联站在一起,以致民联在过去一年的风雨中继续展现其团结的步伐,且提出共同纲领和共同标志进行注册。就在民联准备巩固其基础和认真打造未来之际,民联转入今年就跌入多事之秋。其中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公正党的三名国会议员一前一后向民联开炮,对准林冠英和揶揄安华,终于使到局面沸腾。除了朱基菲里之外,另两人是峇央峇鲁国会议员再林及高渊国会议员陈智铭。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攻的。不过,我们不得不正视朱基菲里的言论,因为他比回教党内一些领袖更出位,也比一些巫统人更口没遮拦。如果朱基菲里的言论有市场,那是十分危险的先例。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敢动议搞种族性政府而不理会其他民族的感受。

就此而言,朱基菲里的言论是应予谴责的,他无视建国的历史,也漠视我国是多元种族的现实,不可能也不应该成立单一种族政府。虽然按照目前的国会议员数目,回教徒占了60%,但不意味着组成单一种族政府就可使政局稳定,恰恰相反,它将是政治不安定的开始。

巫统固然不会拒绝任何与它接触和要求团结的人,但巫统也不可能放弃现有的国阵机制。过去的先例是收编反对党,粉碎两线制(70年代);今天的局面既有先例可援,也就不计较国阵再行洗牌,将反对党或反对党人纳入其中。这就是说,巫统不会随朱基菲里起舞,但会收编民联成员或个别议员,因此民联三党能否经得起冲击?它们的议员能否经得起考验?在未来一个月即将分晓。简而言之,民联的存亡取决于它的大多数议员能否顶得住排山倒海的攻势和打击。

如果说过去的事例告诉我们议员的叛党都是由反对党投进执政党,绝少有执政党议员倒向反对党,那么这次的跳槽和挖墙脚就与过去有些不同,最明显的是反对党议员先重创自身的党,而后制造舆论抬高声价,手段真是日新月异。

这也印证了我向参加辩论的大学生所说的:两线制的成败取决于政党本身而不是人民。人民选出两线制,但政党和议员若不遵守这个规则,也就破坏了既有的秩序,朱基菲里等人就是两线制的拦路人。

刊登于2010年2月16日《南洋商报》

从许子根到林冠英 (现代春秋)

2006年,浮罗山背巫青团在巫统丹绒区会党所开幕礼上,当着首相阿都拉及首席部长许子根的面前,及大批参加者众目睽睽下,拉开布条抗议和谴责许子根“边缘化槟城马来人”,要求槟州政府立即纠正。

在那一刻,首相吩咐媒体不要刊登有关的照片,也促有关人士将布条收起,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法,真是政治高招。

在那一刻,身为首席部长的许子根站在那儿显得十分尴尬,不知如何是好,退席抗议吗?他觉得首相在场,不能这样子做;但不退席抗议,有关巫统的人会向他道歉吗?不仅没有,后来还引发许多后遗症。由于许子根身为槟州首席部长,是代表槟城人民出席观礼,岂可被无理的对待?而且还是受国阵的友党故意羞辱。孰可忍,孰不可忍?也就在后来成为许子根的梦魇,因为槟城人民;尤其是华人社会对此事件岔岔不平,并责怪首席部长“软弱”,不敢反击。

就在此事之后,巫统一些份子乃至马来团体比较明显地打蛇随棍上,要许子根让出槟州水务局主席职位;亦有人提出首席部长轮任职;更荒谬的是有人提出槟岛与威省各有一名首席部长(言下之意是一边华人,另一边是马来人当首长,平分秋色)。

还有当时的巫青团长希沙慕丁也敦促许子根与槟州巫青团对话,以解决问题。虽然许子跟按礼节未出面会晤,而是派民青团与对方周旋,但经拉布条的闹剧后,许子根终于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也确实太大了,大到连民政党的主导政权都搭了进去。

事件是起因拉布条而深化成对国阵的“惩罚”。原来在2008年大选前,许子根与华团代表会面时,才警觉两年前拉布条的事件不仅伤透他的心,也伤透华人的心。他们在对话的过程中不能原谅拉布条者的欺人太甚,进而也责怪许子根没有勇气抗争,似乎也不原谅许子根的“懦弱表现”。这对许子根来说是沉重的压力,他没有想到华团耿耿于怀难于原谅拉布条的大不敬事件。

如果当时许子根敢于“离席抗议”,许多人都说,今天还是民政在主导州政权,许子根还是首席部长或中央部长。然而一切就在一念之间的“误判后果”,给许子根带来政治灾难。民政党在槟州输个精光,这是从未有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却活生生地发生了。这就是说,拉布条的故事把民政给拉倒了。后来更演变成撕毁许子根肖像的事件,造成民政与槟州巫统“绝交”和冻结关系。没有人知道现在关系怎么了?

2010年,约50个马来团体,在醒觉联盟(Sedaq)带领下,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在光大政府大楼前发动一场示威,约有300人参加,抗议林冠英的州政府“背叛马来人”。他们提醒林冠英不要挑战马来人的忍耐度及主权;指责州政府打压马来人和林冠英独裁等等。

来自吉兰丹国会议员依布拉欣阿里(2008年以回教党旗帜参选胜利,成为亲回教党的独立议员。但迩来已倾向巫统,他本来也是巫统的红人之一)竟在现场指责槟州政府取缔小贩时,只针对马来小贩或非民主行动党的华裔小贩。

为了驳斥这些人的指责,包括马来商会主席直指林冠英没有资格担任首席部长,负责地方政府事务的曹观友行政议员用数字说话,指出一切依法行动,既捉马来非法小贩,也同样捉华人和印度人非法小贩,而且华人的数目远比马来人多,以证明市议会取缔小贩与种族主义无关。

与此同时,曹观友也出示槟州政府对回教事务的拨款也逐年增加。

很明显的,槟州政府不能接受这一批非政府组织的责难,也否认边缘化马来人。

双方的针锋相对,显示这批示威者的议程与2006年的拉布条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借时机唱出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调子。但事实上马来人真的被边缘化吗?这是似是而非的理论,没有迹象显示在市区或新的卫星市居住的马来人被边缘化,他们与其他种族一起和睦生活。

由于槟州的得天独厚,有许多人从事小贩行业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槟州的失业率十分低,只有2.4%左右。合法与非法的小贩也就应运而生了。

没有人知道槟城有多少非法小贩,但知道两地的市议会都会按情况取缔或捉非法小贩。政府当然知道取缔并非良策,合法化也是必要途径。不过如何个合法化也费周章。再者当合法化一方后,又会冒出不合法的另一方,永远都是问题。

在这个课题上,我们只知道有些小贩无执照面对问题和取缔,但从来没有发生过以种族主义的立场来处理小贩的问题。过去的国阵政府没有,现在的民联政府也没有,就不知槟州马来商会所指还会有不断示威来迫使州政府与马来团体磋商相关课题意味着什么?难道说国阵的时候没有问题,只有到了民联政府才有?若是这样,为什么今年又说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课题是与2006年的指责同出一辙的?如果这样的指责也可成立的话,则国阵也边缘化马来人?看来这次冲着林冠英而来也是重施故技,以羞辱首席部长。不过,示威者也许达不到目的,因为林冠英不是许子根,而且不论是许子根或林冠英当政,他们都没有边缘化马来人,只是某些有心人的政治议程将课题种族化。

刊登于2010年2月16日《光华日报》

11.2.10

“阿末依斯迈”有几个?(天下纵横)

当巫统升旗山区部主席阿末依斯迈在2008年峇东埔补选时“祸从口出”地形容华人是“寄居者”后引起轩然风波,结果遭致巫统冻结其党籍3年的“惩罚”。大家都以为此事已告一段落,今后不再有人(指有身份的人)敢于挑起事端,因为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岂知近日又爆出另一要人更露骨他歧视华人和印度人。根据《当今大马》引述消息报导说:“首相特别助理纳西尔于2月2日在马六甲出席一项有关《一个马来西亚》的研讨会上,突口不择言地指说华印裔是外来者,并声称印裔来大马当乞丐;华裔,尤其是妇女来出卖肉体”。

不止于此,纳西尔还恫言要撤销那些反对大马教育文凭考试限制选考科数的印裔公民权。

这意味着,一位有身份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惹怒了出席者。如果依照电子传媒的报导是无误的话,那么纳西尔真的比阿末依斯迈更糟糕,而且产生极坏的影响。因为他有官职,阿末依斯迈没有;更难以宽恕的是,他竟然是首相的得力助手。到底是什么事引致这位首相身旁的人要信口开河,不惜得罪所有的华人和印裔?

还好事后首相快刀斩乱麻地迫使纳西尔辞职,以平息争议,不然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肯定会被这样的言论严重破坏。

首相的迅速行动及纳西尔对失当的言论做了道歉固然可以降温,但这是否已经解决或今后不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没有人可以担保,也不知道在我国到底还有多少个“阿末依斯迈”在我们身边生活着?

这个“阿末依斯迈现象”也不是近年才有,过去独立前已有这样的人在鼓吹种族政治,只是没有这样的明显。

例如在1950年时,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建议开放门户,容许非巫裔加入其中,结果不得要领,以致直到今天,巫统还是一个马来人的政党。这就是说,种族政治由来已久,才出现种族性的政党合组成联盟。

但联盟的目的在于冲淡种族色彩,更不允许宗教夹带其中。可惜的是,种族性的政党难免存在着种族主义份子,他们的不良意图往往会破坏种族的和谐与和平的生活。

虽然有的时候,种族份子借机叫嚣,也有不可告人的议程,但他们也只能挑起局部的争执乃至一时的紧张局面,过后很快就平静下来,那是因为人民经过1969年的“513”事件后,已更珍惜种族的和谐与容忍,绝不听信种族主义份子散播种族性的言论。

因为人民的克制和忍让,在过去40年来,人民都朝好的方向想,也不允许种族主义的情绪破坏国家的安宁。在这方面,2008年的大选证诸了人民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来改变现状,而不需要诉诸非常的手段。种族主义也因之失去市场,各族人民的投票基本上不以种族为导向,而以政党政治为导向。这可说是进步和成熟的象征,有助于建构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也完全符合纳吉在去年上台后所推出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

讵料,阿末依斯迈在308后破坏于前,而纳西尔又破坏于后,这对政府要铸造一个公平与平等的社会简直是帮倒忙。

表面上看来,阿末依斯迈未及3年就被“减刑”和提前解冻,是因为他已觉得昨非今是,有意重新调整自己,因而被党宽待和宽恕(巫统消息说他先后三次要求解冻),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而是在“减刑”后仍然施展他一贯的霸气,继续把气泄在许子根身上,一点悔意都没有。他何曾就被冻结党籍前的记者会上允许巫统党人撕破许子根的肖像作出道歉?我们因此无法了解种族主义者是怎样被改造过来的?

也许因为对种族主义言论只是稍加惩罚,也难怪又再发生纳西尔的事件。他的罢官事小,但他延续“阿末依斯迈现象”事大。如果再有类似阿末依斯迈的言论再出现,是从轻发落或严加惩罚,以儆效尤?我们也真的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在“一个马来西亚”理念下是绝容不下“阿末依斯迈现象”继续发酵和产生阻力,否则又如何推行“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呢?

刊登于《号外周报》第467期

街头斗争的两个层面 (直挂云帆)

1月杪,我在韩江学院的会议室与国能大学辩论队进行交流,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在我国,街头运动是/不是提升民主醒觉的最佳途径?

所谓的街头运动,它有两层的意义,一个是特定时代的左翼斗争的一个运动;另一个是通过街头斗争的方式造成一个运动以迫使政府对运动的要求给予重视。它不一定属于左翼的,但它肯定是属于政治斗争的一个环节。

先说第一个斗争,那是60年代在马来西亚浮现的一个政治斗争手段,由左翼政团带头。例如为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社阵在60年代初期大力反对,甚至也因人民党主席阿末波斯达曼在1963年2月13日被逮捕而成为社阵开展街头斗争的一个突破口。

事件是这样发展的:阿末波斯达曼(仍是国会议员)被扣捕的理由是涉及汶莱人民党1962年的流产叛变(政府的指控),社阵大力谴责政府的行动。在这之前的2月2日,新加坡社阵领导人林清祥及左翼人士共113人在内安令下被逮捕,定名为“冷藏行动”。

1964年4月大选,社阵率领左翼阵线全面参选,但锻羽而归,只林建寿及陈志勤2人当选国会议员;原本雄心勃勃要夺取槟州政权的美梦破灭,也只2人中选州议员。主要是因为当年社阵附和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反大马和粉碎马来西亚”的政治斗争而使到马来西亚选民转而投票支持联盟,以抗拒印尼政治势力的“入侵”(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而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自行独立)。

自那之后,社阵党人认为宪制斗争有局限,开始转向街头斗争。于是有了1965年2月13日借纪念波斯达曼被捕之日期高举“人权日”的街头斗争。由于警方拒绝发出准证,且在事先大举逮捕社阵领袖,斗争变成政治的冲突。

1965年社阵的劳工党与人民党因语文立场回异闹分裂后,劳工党政策更加激进。在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党的路线也向左转而开展了一系列的街头斗争。就这样街头斗争成为左翼政团的一个重要斗争符号,而以1967年的槟城罢市(抗议(有英女皇肖像的)旧币贬值15%)及1969年大选投票前夕(5月9日)的党员林顺成举殡事件成为劳工党祭出的最后两道闪光,在左翼运动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前者促使政府收回成命,但不幸演化成种族纠纷;后者则影响1969年的大选成绩,虽然劳工党杯葛大选,但左翼没有取得政治利益。

转入70年代,我国政治格局又为之一变。劳工党也完成其历史革命,结束了它的“先宪制后街头”的双重任务的斗争。

至于第二个街头斗争的方式,则以安华依布拉欣的学运斗争作为起点。他在70年代初期已领导一个回教青年运动(Abim)而名噪一时。1974年他介入马大学生在华玲展开的反饥饿示威游行,导致政府援引内安令将他扣捕直到1976年无条件释放。

出狱后的安华在70年代末期及在80年代初期领导民间组织反对政府(胡申翁任首相时期)将社团分成政治与俱乐部两类,他因而成为全马反对社团修正法案协调委员会主席,结果取得成功。

1981年安华应马哈迪之邀请加入巫统;1982年当选国会议员后官拜部长,从此平步青云。直到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后,安华又重新燃起街头斗争的火花,取名“烈火莫熄”。就这样一个不属于左翼,但归类为民主政治斗争的运动又形成新的斗争模式。

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不是指形势和策略,而是指参与斗争的群众。左派的斗争以华人为主,各式各样的斗争都被当权派标签为受共党影响的政治议程;但安华以降的斗争,它的参加者以马来群众为主。它既不能被标签为左派的斗争,也不能指为种族主义的叫嚣,因为安华后期的斗争是为了翻身,也声称要为民主而斗争。

为什么当宪制斗争并没有完全封闭的时候,仍然有异议者展开街头斗争?究其因是宪制斗争(在议会内)的反对者声音微弱,阵容微不足道。因此异议者认为不得不借助街头斗争来唤醒民众的支持和同情。但它的缺陷是不期然地出现种族性的队伍,以致它要传达的讯息就没有这么明显地涵盖全民的回应。

比如社阵左的斗争不幸掉进与印尼共舞的(苏卡诺总统)反大马的立场,得不到选民的支持与同情,包括华印选民(指1964年的大选)担心被印尼化。

安华的“烈火莫熄”斗争虽没打出种族主义的口号,但因响应街头斗争的绝大多数是马来人,以致1999年的大选马来选民较倾向反对党(回教党因而取得两个州政权和国席激增至27个),反而华裔选民也因视为马来人的反抗斗争而置身度外,冷漠应对“烈火莫熄”,造成林吉祥和卡巴星在大选中的双双跌马。

经过这两个实例之后,街头斗争已被视为不得已才使用的政治手段,因为它有种族性的倾向容易造成误解和难解。

因此,我们在2007年才出现各种族都参与而不是单一种族的街头斗争,如律师公会2千人抗议林甘短片的示威游行;净选盟发功的示威游行,要求民主公平选举而向元首呈备忘录,在在显示一个真正非种族性的示威的时代正在萌芽。

虽然在308政治海啸后,政治变数多多,如今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不知宪制斗争下又衍生的街头斗争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但若是这样的示威游行(不论是哪方面介入或标榜非政府组织),单以种族作为课题,是应予制止和抗拒的,因为这容易被种族主义份子利用来扰乱社会的安宁。

因此我们认为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有种族性倾向的街头斗争是不符国情的,也不应予鼓励。换句话说,任何议会外的斗争都要衡量轻重缓急,不可贸然行事,也要顾及种族比例,以免跌进种族主义者的陷阱而被扭曲其意,也就得不偿失了。

刊登于2010年2月11日《东方日报》

安华受审•民联吃紧?(跃马扬鞭)

人民公正党在308政治海啸中共赢得31个国会议席,比行动党的28席多了3席,也比回教党的23席多了8席。这三个党组成的民联总共有82席,占国会222席的1/3席,也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最多反对党议员的一届。

在当时有人欢呼两线制的诞生,也有人直指我国政治进入轮替制,因为有五州的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可能在下一届大选会有更大的收获,甚至不否定改变中央政权的可能性。

但这只是一方面比较乐观的看法,以为从此国家的政治格局进入了两线制的斗争。其实两线制只是开始萌芽,能否成长和巩固仍是个未知数。我在大选后曾针对这个政治取向作过分析,结果答案是两线制不容乐观,因为过去有先例反对党会被收编,谁也不能保证在不久后政坛不会再次洗牌?

例如1969年大选结果形成反对党力量壮大的局面,但“513”后不到两年,联盟扩大成为国阵,收编了几个主要反对党,如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什么两线制已消失得无声无影。

由于两线制不是历史的传统,曾在执政党(国阵)打滚17年(1981年加入巫统)的前副首相安华深谙国阵的政治策略是攻击型的,不是“坐以待毙或束手无策的”,因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制造舆论,即使不能成功,也会形成一种政治运动,对民联的未来大有裨益。因此大选后3个月出现的所谓916变天论就是这样被泡制出来的,在在让国阵感到压力重重。不过,又传出国阵采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出其不意的反击战略,在吡叻州挖角成功而政权再变回国阵。

这一下子,民联警觉国阵的反攻已经开始,也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巫统的连环攻势,先是巫统一直希望回巫对话,共组团结政府,以打掉民联的组合;继之因回教党内也闹意见,不得不搁置回巫密谈。也因为计划有变,国阵在取回吡州政权后的下一个目标是毫不讳言地表示要取回雪州政权。于是一连串的事件接踵而来,使到民联政府穷于应对。

而最近则是民联的窝里反,矛头也扩大到槟州政府。林冠英中箭和中招也是预料中事,倒是回教党领导下的吉兰丹和吉打比较安定和缺乏戾气。究其因大概是巫统与回教党的对话之门尚未关上,随时有重开的可能。

为什么民联或正确地说公正党在此时陷入多事之秋?那是因为这是较好的时机来改变政局和使到民联处于挨打甚至瘫痪的险境。所谓的时机是甚嚣尘上指说安华这次官司案并不轻松,以致党内的异议或失意分子有议程(或里应外合)借此机会发难,给安华造成压力和分身乏术,进而使到民联操作失控,出现互扯后腿之骂战,捣乱军心。

如果把吡叻、雪州和槟州的政局连串起来,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不是孤立的,旨在使公正党的权威逊色和打击行动党的治州能力,用以反映出民联连治州都问题多多,又哪有能力执政中央呢?
民联在此时面对变数也说明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不但两线制显露危机,而且民联组合能否稳固和不动摇也成了新的焦点。

若果在未来的一个月内,有8到10名的民联议员转向支持国阵,使到国阵拥有国会议席超过2/3而方便修宪的话,那是不足为奇的。

退一步来说,即使没有8个,也会有5-6个,对民联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万一安华掌控不了大局;万一民联军心动摇,那就是两线制瓦解的开始;反过来,如果民联抵档得住这场狂风暴雨而屹立不到,它将有希望在下来的大选与国阵来一场“生死较量”。

无论如何,就目前来看民联真是祸不单行,危在旦夕,且看安华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刊登于2010年2月8日《南洋商报》

首席部长只准“内销”? (现代春秋)

在公正党的再林与陈智铭先后向林冠英开炮后,范清渊也跟进,而且提出了已没有卖点且似是而非的论调,即修改槟州宪法,规定只有土生土长的槟州子民,包括以身份证中的“07”为证明,才能担任槟州首席部长,以免槟州人民被不了解民情的外来者控制。

这些攻击林冠英的人似乎找到一个“强烈的理据来刁难首席部长,因为他不是槟州人”。但这个理由正确吗?又是谁改变这一传统而打破了“岛民的情意结”的?

首先我们必须从宪法的角度探讨这个课题。槟州的宪法规定凡是居住在州内的21岁或以上的公民(即身份证地址是在槟城),即有资格参加竞选而中选后成为槟州立法议员。当选的其中一名议员若能控制州议会的多数席(执政党的领袖),便会被槟州元首委为槟州首席部长而组成州行政议会。

宪法中并没有限制外州出生的人不可以成为首席部长,也未有种族和宗教上的限制。这与联邦的宪法一样,在大选后控制议会多数席的政党领袖即可出任首席部长。由此可见,槟州的宪法是一视同仁的,它不像有些州的宪法规定唯有回教徒才能出任州务大臣。

虽然如此,根据槟州的政治历史发展,它打从独立日之后,就由当地人出任首席部长。而在独立之前,英殖民政府就已经为槟州人民选好首席部长。这个人就是在1950年被委为槟州议员而在1955年通过民选而蝉联州议员的林苍祐。他在那年之后被英政府委为“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

但是在1957年独立前,林苍祐婉拒出任首席部长,他通过槟州联盟会议选出王保尼出任槟州首席部长而获得首任首相东姑的首肯。王保尼是道地的大山脚人,从政前是一名教师。

1969年他竞选失败后,将这一宝座送回给其政治师父林苍祐。林苍祐在这一年领导民政党在槟州大胜而上台执政。原本属于他的椅子又回到他的办公室。

林苍祐比起王保尼更具有“槟州之子”的形象,他是正统的峇峇。他的父亲林萃龙医生在新加坡出世,后移居槟城。而于1919年在槟城出世的林苍祐也不负其父所望,成为一名执业医生,但他比父亲跨前一步,投身政治,在1951年组成“急进党”,推派候选人参加市议会选举。不知是否是“岛民情意结”的关系或是视槟城为地灵人杰的所在,林苍祐的政治信念是“槟城领先”的,他起用的候选人都是本地人。不论在急进党时用叶真宝(大富豪叶祖意的孙女)打市议员一炮而红,或在马华时期(1955年)率本土候选人取得全胜纪录,或在民主联合党时期(1964年)培养出两名道地槟城人的政治徒弟郑耀林与邱继圃,或在民政党时期(1969年)推出槟州人的大排挡阵容乃至在后来(1974年)栽培的许岳金及吴清德,和1982年弃教从政的许子根都是槟城子民,证诸了林苍祐很在意“槟城是槟城人的”这一句老话和一向的传统。因为在他看来,槟城只有输出人才,而在政治上不乏政治人才。即使在1990年竞选失败,林苍祐还是支持槟城人许子根接任首席部长。

不过,随着时代的转变,林苍祐在后期也不得不接受观念改变的冲击。最先打破政治地域的人是行动党的林吉祥。他也是直到今天为止,更换最多选区的议员,更是跨州参选的第一人。换句话说,是林吉祥打破了“岛民情意结”(即指槟州的人在政治上的排外倾向),而在1986年在丹绒插旗(是为丹绒一役)。这位在马六甲起家,后移师八打灵又回马六甲再跨海进驻槟城的反对党人,终于改变槟州人民的思维,他们敞开双手迎接以林吉祥为首的十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掀开槟州转型历史新页。

1990年的大选,既然林吉祥的丹绒一役带来改变,林苍祐也不再坚持本地人的策略,接纳了林敬益的打破常规的“天兵天将”也来冲击行动党的排阵。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来自外州的新秀江真诚(马六甲)、后来的谢宽泰(柔佛)及邓章耀(柔佛)都得以探出头来,成了民政的大红人。

这就是说,民政党也不遑多让行动党,也将“天兵天将”变成“另类”的政治温床。因此范清渊也应该知道民政早已奉行“天将神兵”的策略,难道他曾反对这三个人出任行政议员或副部长吗?

其实,丁福南也坦率说他早年就从吉打迁入槟城,对槟城了如指掌,怎么个理由不能挑大任呢?他的情形正如曹观友一样,他早年也是来自吉隆坡而后在槟城安家,如今出任行政议员又有何不对?

以此推论,林冠英即使不是槟城人,但凭他的资历和政历,他是足够资格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的,只要槟城选民接受他。持平而论,既然民政党开了先例,有外州人担任高官,就不要怪行动党闯入于后。因为槟城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那有关起门来搞政治的?

刊登于2010年2月8日《光华日报》

5.2.10

安华不能再投鼠忌器 (天下纵横)

原本已够烦的安华又被两名国会议员挑起事端,也只能用“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句话来形容。

安华之所以烦是因为他的“鸡奸案”经过一年有余的拖拖拉拉和案中有变后,已定于2月2日正式研审。这对第二度被指控同样罪名的安华来说,是一场艰苦的奋战。他不知道下来会有什么变化,但他知道民联,尤其是公正党近来有层出不断的事件让他伤透了心。这也肯定不是单纯的个别行动,而是相关人士或存有隐议程,至少在这个时候发难正可以考验安华的决心和取得一些政治筹码。要不然在大局已定下,个别议员的吵吵闹闹也不过是一场政治秀,起不了什么作用。比如巫统就没有议员敢于和党领袖唱反调,因为巫统已大权在握并不担心议员的“叛变”和“背叛”。

而公正党情况又大不相同,虽然308政治海啸给它带来政治丰收,但由于其议员参差不齐,即使在一些州取得执政权,也无法确保政权稳固。吡叻州的再变天(去年2月4日),就是因为有两名蓝眼议员变节,倒戈相向。安华除了槌心外,也无能为力,而他本身也在当时又再陷入鸡奸疑云,致使事变看来极不简单但又摆在眼前。所幸吡叻州的民联议员在下来的日子用团结挺住了政治气压,不再有议员跳槽。若还有第二第三许月凤的话,则民联就没有条件要求重新州选来定胜负了。姑不论吡州会不会重选,基本上民联也已经稳住阵脚来面对新的挑战。它们等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就在吡州民联在厉兵抹马之际,在其他地方又惊见公正党后院起火,这一回的后院失火似乎玩大了。先是吉打万拉峇鲁国会议员朱基菲凭自己的判断,认定回教党的国会议员卡利阿都沙来不反对非回教徒使用阿拉字眼是错误和违规的,因而报警引发盟友关系失调。抑有进者他也以种族的角度促回教党、公正党与巫统举行会谈,商讨大马的未来。这种将行动党摒弃在外的思想,简直与安华的三党联盟的策略背道而驰。更加难以理喻的是,朱基菲指责行动党是华人沙文主义的政党。这实在缺乏理论依据。而且带有强烈的种族偏见。与其说他是向行动党挑战,不如说他是向安华的权威挑战更为恰当。因为是安华一手促成行动党与回教党再走在一起。若被朱基菲加以拦阻,安华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民联也会瓦解在当下。

针对此事,著名部落客拉惹伯特拉认为安华若不小心,会受到卧底的困扰。另一方面,投身公正党的再益(前首相署部长)也促请安华采取纪律行动,否则投鼠忌器难以推行政改。

反过来,朱基菲却指责再益是投机份子,他个人不会尊重他,这对公正党又是另一个争议点。

就在朱基菲“语出惊人”尚未被消化之际,突又发生公正党槟州国会议员再林借机炮轰林冠英为“独裁者、沙文主义者及共产思想者”。这是一项十分严重的指控。持平而言,也是十分偏见的责难,与朱基非一样,带有种族的成见,不然,林冠英在民联大会上,以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华语致词又有什么错误呢?难道这不是多元的民联而是单元的民联,比国阵还国阵?还有再林套上的罪名,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叫嚣,不值识者一屑。

对了,朱基菲再加上再林的枪口对内,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比国阵更具杀伤力。但他们为什么选择安华正集中精力应对其官司案时向友党发难?这不是存心与安华过意不去吗?虽然他们美其名是安华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但他们在党内藐视党的禁忌——不得向友党公开发难,已使到安华一手缔造的民联奇迹很可能在党内的内斗下被磨掉光芒,就不知他们的议程是什么?

现在看来,民联内比较没有大危机的是回教党和行动党,反而是公正党问题多多。如果安华再不出手制止党内的异议份子继续发出挑畔的声音或果敢地采取纪律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两相权衡底下,安华看来已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情势只有恶化和沸腾,实不能等闲视之。

刊登于2010年2月8日《号外周报》第466期

民联淌血安华最伤 (直挂云帆)

民联出现裂痕越形严重,林吉祥形容这是内部大出血,必须予以止血。因为国阵;尤其是巫统正加紧对民联采取政治攻势。他认为民联的纪律委员会必须开会,以重新赢取人民的信心。在他看来,在去年12月19日的首次民联大会的成功召开已使民联在群众中赢得威信。

但是才不过一个月,民联内部的矛盾和公开相互指责又使到这个组合面临危机,甚至搞不好的话,会有瓦解的可能。

事实上,不只是林吉祥一人,而是许许多多的人都看到民联脆弱的一面,它不是安华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而是要三党的领导人相互信任与宽容,才能铸造民联具有实质上的权威。可惜的是,经过两年的合作,民联的一些议员或说干部已忘记民联的信念和信条,以为只要向友党刁难或呛声就不会触犯党规,而且在此时此刻即便得罪友党,预料官司缠身的安华也不大可能责难他们,更不会动用党纪开除党籍,因为这等于把议员推给国阵和巫统。这是安华万万不想看到的局面。

但如果姑息养奸,对有关事件不了了之,也会对民联产生无形的伤害,这就是安华的两难。因此我们看到公正党在处理万拉峇鲁国会议员朱基菲的口不遮拦的批评和报案(指林冠英是沙文主义者及指回教党沙阿南国会议员卡里阿都沙末说非回教徒可用“阿拉”字眼);在处理峇央峇鲁国会议员再林的炮轰林冠英独裁、沙文主义者及共党思维者的课题上都采取比较低调的方案,交给纪律委员会在一个月内做出决定;同时要求对付朱基菲的再益(前首相署部长)也会受到纪律会的调查。

虽然公正党准备通过纪律手段来降温,不致因这两个人的个别行为破坏民联的协作精神,但安华似乎已无法压下后院失火,因为异议者显然仍在坚持他们的观点和继续点火。

例如再林将矛头指向安华,指责安华向火箭妥协,为了热衷追求成为首相而不惜牺牲公正党的斗争原则。至于如何牺牲,他则未加以说明。

虽然朱基菲说他还是把安华当成其偶像,但他的言论是帮倒忙,令安华左右为难,陷入尴尬的困境。

紧接着,公正党另一国会议员陈智铭也数落林冠英的不是。虽然他表明是针对林冠英个人,但他形容“火箭像林氏家族政党”就大有想法了。

因此可以想象,蓝眼议员已借一些事件和议题向行动党发难。这完全是背着安华在搞友党;若是继续让它燃烧,肯定会烧出一把大火,届时民联将如何收拾残局,就没有人知道了。

为什么蓝眼对行动党有这么大的意见?除了人事关系或利益上的失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是公正党内的干部并不全然与行动党是称兄道弟的。前者有不少是来自国阵的,因此他们肯定有思想上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功利主义。这也埋下两党失和的伏线,但在308之前,他们是没有条件争吵的。

因为在2008年的大选前,只有安华相信改变会到来,其他反对党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也认为安华效应不再,安华已无所作为了。再者反对党不可能推心置腹来震撼国阵。这种心态也包括行动党及回教党领导人在内,唯独安华兴致勃勃地促成反对党维持最低的合作,即单挑国阵候选人,但不发表共同政纲,等于是各自为政下的应付强大的国阵。由于这一协作成功,安华终于成为友党致胜的筹码(虽然他本身在当年3月尚未得参加选举),回教党要他站台争取中下层人民的支持;行动党也要借助安华的影响力,争取马来选民也投火箭一票。公正党本身当然以安华马首是瞻,成败也在此一役。结果308的政治海啸造就了安华神话再现。他急切地组成民联,以巩固五州政权和强化国会议员的共识。可是反对党胜利的背后,也隐藏着一定的利益冲突。

深谙政治之道的安华看到这一点,因此他急切地推出“916”变天论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一鼓作气改变中央政权,民联在下来的日子将不好过,很可能面对国阵重重的挑战和挖角。不幸而言中的是吡州在去年2月又失掉执政权予国阵。从那时开始,民联风波不断,安华的第二度鸡奸案又已开庭,民联因之笼罩一股阴气。

如今又加上公正党“双宝”出击,真是给民联添乱。尽管当事人否认有政治议程,但眼明人一看就知这是民联与国阵较量的外一章。如果民联中又有人倒戈相向,或保持所谓的独立议员身份,那也是应了国阵不要两线制的变数了。

本来国阵就不欣赏两线制;偏偏民联中也有人拆“两线制”的墙脚,使之摇摇晃晃。安华也因之被自己同志困在其中,伤得很重。这就是说,兄弟阋墙的结果是让安华承受一切苦果,内情极不简单。如果安华守不住用10年的韬光养晦换来的两线制的制衡,则在下届大选将会出现新的格局。反之如果安华在身陷官司案之际,又能巩固三党合作下的民联,将拦路的异议份子及不称职的议员搁之一旁,改由热情真挚为民服务的候选人取代,那与国阵将是一场政治生命的“生死之战”。不过,就今日民联的乱像来看,反对党暂时是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国阵自然也不会放过这大好机会。虽然如此,若果国阵利用不当,也会惹火烧身,毕竟民联内的异议者,不见得是国阵之宝。吡叻州的三名政治青蛙不是给国阵带来无限烦恼吗?

刊登于2010年2月4日《东方日报》

民联努力捍卫雪州政权 (跃马扬鞭)

在一项听证会上,乌雪县长诺希山语出惊人,他说,在308大选前,他只知道政党等于政府,也没有料到国阵在大选后会失去州政权,所以一直秉持国阵50余年来的办事和行政方式来处理拨款的事宜,一切只能遵从。

这位县长是回答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SELCAT)调查前朝政府的议员申请多宗拨款充个人和政党用途时,这样的脱口而出。

相信把政党当作政府的不仅是诺希山一人而已,而是大有人在;尤其是公务员或执政党的一份子,从来没有想到会变天,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国阵(或以前的联盟)当成政府,因为自独立以来,联盟乃至后来的国阵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公务员为了饭碗,也不会拿前途和国阵的人过意不去。当然在国阵里头,也还是有等级之分,最具权威和最能使公务员服贴的自然是巫统莫属,难怪其他的成员党不时发出“行政偏差”或公务员刁难的投诉。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政党等于政府?这已是无从考证,但我们相信从1969年的“513”事件后,“政党等于政府”的思维开始被强化而后定型下来。因为联盟只是这么快手一笔将党名改成国阵,把一些反对党收编进来,还不是照旧当家作主?因此“政党等于政府”之说在下来的年代在公务员心中似乎是相同的,即是执政党永远是执政党,反对党永远是反对党。这种关系是不能被颠倒过来的。

讵料308的政治海啸将昔日的定律打破了,五个州属落入反对党手中(其中一个吡叻州在去年又变回天,但争议不断);尤其是靠近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雪州也跟着变天,由三个反对党组成的民联成立雪州政府,不再是国阵的囊中物了。

民联的上台执政,且由企业大亨担任州务大臣,成为反对党其中一项骄傲,因为雪州离布城之路已不远了,但也因为雪州位于“天子脚下”,因此由不同阵线的党掌权,面对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虽然在席位上,民联以35票(公正14、行动13及回教8)对国阵的20席及另一席是退出公正党的独立人士。基本上政权稳固,但执政近两年内民联风波不断,却又是不争的事实。贪污疑云、裸照风波、赵明福案件及沙石疑案的此落彼起,也足以让民联穷以应对。

再加上回教党议员的闹别扭和公正党内的人事斗争,使到安华分身乏术,一方面也为本身的官司而忙碌;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召集全体国州议员对话,以预防国阵的突袭。

不过,从席位来看,除非回教党议员集体倒戈相向(但在该党中央镇住下,集体离队事不大可能发生),不然再变天不易。因为公正党内的动摇份子也只是三几个,行动党预料没有第二个许月凤。即便如此,公正党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党内出现一位朱基菲国会议员,论调就与公正党立场有异,弄得安华十分被动,只好下封口令,不要再谈论“阿拉”字眼的争议。

表面上看来朱基菲事件与雪州险象无关,实则它是连成一线的,因为朱基菲也针对回教党议员卡立阿都沙末的“阿拉”言论进行报案(支持非回教徒使用“阿拉”字眼),可能挑起两党的失和。换句话说,公正党内的一些议员的举止已使到民联的根基受到动摇,甚至连林冠英提出的“中道大马”也被朱基菲形容是在搞华人政治。至为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朱基菲建议公正、回教与巫统会谈,而不提火箭?可见在他心目中还是存有种族和宗教上的执著。

如果朱基菲事件处理欠当,会给民联带来难以评估的伤害,而最令民联担心的是:雪州会成为吡叻第二吗?这也是为什么安华不得不将火力集中在雪州,以一一反击国阵的逼宫。

在这方面,雪州民联政府的听证会上暴露许多前朝政府的拨款出现疑点和对人民血汗钱的挥霍也为民联政府取得高分。看来民联这一招对国阵也是致命的一击。它显然从吡叻州再变天取得教训,决定先下手为强,通过听证会狠狠打击国阵执政下的失策与不当,以使国阵“回头无岸”,进而证明“政党不是政府”。

国阵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肯定会出尽招数与民联展开激烈的与毫不容情的斗争。在这波谲云诡,变化多端的年代,谁人能占上风,目前难以捉摸。如果民联感觉形势不妙,最好抢先一步解散议会重选,避免发生吡州第二的事件;反过来国阵也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利用民联内部的危机使到议员退党来制造变天的筹码。为什么国阵与民联的斗争在此时焦点放在雪州?因为国阵正在寻找第二个突破口,目标是打压公正党乃至趁公正党陷入内斗泥潭再出重手。正好雪州是公正党当家,卡立大臣坐立难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为什么安华308以来,从来没有一刻安宁过。因为他和巫统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仇恩怨,非得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不可。

刊登于2010年2月2日《南洋商报》

“民主角落”言易行难 (现代春秋)

槟州行政议员曹观友提出一个新奇的概念,那就是为证明“槟城领先”,他表示槟州政府计划在旧关仔角大草场设立首个“民主广场”(Dataran Demokrasi),以让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一个宽阔,舒适的场地举行集会请愿,而且还备有舞台,基设十分齐全。

在欢迎这项建议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提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因为这涉及所谓“民主广场”的现实性。

其实,根据曹观友的说法,“民主广场”是太过大的想象,而他所谓的应该是“言论角落”(Speaker Corner)。若只是一个小角落,就不存在广场之意。因为广场的面积是十分大的,比如整个旧关仔角的草场就是一个广场。

即使是“言论角落”,我们也会质疑其可行性,毕竟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从未有此玩意儿。可能曹观友也想以此概念来挑战马来西亚的法令。

按照国家法令,凡五个人以上的集会必须申请准证。这就是说,未获允许的集会和游行,特别是针对政治议题的,可以被当局视为是不合法令的。

当然在这方面又有分室内和室外的集会,而室外的集会,如涉及政治的,没有准证底下,也会受到阻止。

如果槟州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设立所谓“言论角落”(马来西亚式的海德公园)也未尝不可,问题是租借或使用角落者,是否可以避开警察法令呢?肯定不能,因为言论集会是归于中央的权限,如果警方不发出准证,这类的“言论角落”是无法开讲的,也就无从推动所谓民主政治。

说到马来西亚的言论与集会自由,在英殖民时代已有严格的法令限制,不但新闻自由有限制,言论自由也不例外。不过在学术上的言论自由就比较松动,因为它与政治敏感扯不上直接关系。

虽然如此,在独立之后,马来亚也曾有较宽松的自由,比如旧关仔角就曾一度成为“民主广场”,因为政党的大集会和群众大会都选择在此举行。一般上,除了旧关仔角外,还有一个广场就是柑仔园大草场。

犹记得1959年大选时,旧关仔角是政党群众大会的中心地带,联盟和社阵各有其群众大会,而通常以反对党的群众较为踊跃,因为老百姓都爱听政治人物骂政府。当时骂政府和联盟最够力的是社阵的林建寿,他经常是压轴的演讲者。

1964年的大选,旧关仔角成为李光耀的政治舞台。他率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在各大城市举办的群众大会都是人山人海的,槟城也不例外。

1969年的大选,旧关仔角是林苍祐的政治舞台。他所领导的民政党演讲会吸引了万千群众的捧场,结果这一年选民把他送上槟州首席部长的宝座。他的民政党在24个州议席中赢得16席,首次让槟州变天。

1974年,民主行动党的叶锦源也将旧关仔角搭成政治擂台。他在丹绒国会与林苍祐较量,且扬言要夺取槟州政权,以教训林苍祐“出卖槟州人民”,投入国阵(联盟)的怀抱。可惜叶锦源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败战,因为敦拉萨刚刚从中国凯旋归来(马中建交),声望如日冲天,也容不得叶锦源动摇槟州国阵江山。

即使叶锦源强烈反对敦拉萨藉与毛泽东握手的照片大事宣传,也弄巧反拙,华人社会一头栽进支持国阵,欢呼马中建交。

1978年的大选,在胡申翁领导下的政府,他宣布今后不准有群众大会举行,只能申请进行政治讲座(Ceramah)(小型集会)。这引起反对党的反弹和批评开民主倒车,无奈法令如山,不容修改。就这样,旧关仔角不再是“民主广场”,它不再被允许举行群众大会。

倒是所谓小型集会,有时也因场地之宽变成变相的群众大会,令人印象最深的是打从1986年起,林吉祥移师槟城后,他就是在五条路组屋,打枪埔组屋和阿依淡等地掀起政治旋风,竟能将Ceramah搞成群众大会。这就是说,林吉祥是第一个将小集会变成大集会的人。虽然林吉祥威力十足,可惜后劲不继,自1995年在槟城输了“丹绒三役”后,行动党跌得很伤,也伤得很重。一连三届(1990、1999及2004)都在槟州无所突破。

直到2008年,我们才又见到槟城重又掀起人潮滚动的局面。这一回是安华带动而由林冠英顶上,几乎把槟州的政治弄个脚朝天,也真是上演了槟州再变天的一幕,这一回主人换了行动党,不再是民政党了。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的两年,曹观友似乎认真地“划地自由”,但在中央政府不点头下,恐怕也只能可望不可却。

如果说,民联尚还不了人民第三张票(地方议会选举)是因为权力在中央,州政府无能为力,那么同样的,避过中央政府高谈“言论角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动作,未见得以落实。因此我们正期待曹观友的下一步行动,他如何取得中央首肯来设立“言论自由角落”?

刊登于2010年2月1日 《光华日报》

1.2.10

马华党争《你怎么说》?(天下纵横)

1月16日,应RTM2电视台的邀请,再次上《你怎么说》的节目,另外两位主讲者是彭茂燊及孔庆庶。节目的主题是政党与华团的关系,而内容尽是围绕在马华的课题转来转去,但也特别强调究竟华团批评马华是否等于干预马华的党务?因为蔡细历说了,华团关心就好,请别干预马华“家务”。

针对这个课题,我相信许多人与我的看法相差不远,即华团或华人是有权利批评政党包括马华公会,不能因为批评或语气重一些的责备就视为干预党务。我这样说和问:到底蔡细历的“干预”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没有一个范畴和尺码,外人不知道马华可以容忍批评到什么程度?当然如果马华订了规矩,那就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因此马华再怎么不甘愿也无法为民主设限;也因为这样,蔡席历的“干预论”变得难以理直气壮,理由是政党本来就是准备被赞美,但也准备被责骂的;而政治人物被批判乃至被指责也是常有的事,不能当成“干预论”。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早年的马华公会的领袖面对更大的压力和公开的反对,但没有将批评者冠上“干预”的罪名。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在1979年马华党选时,捍卫会长职的李三春面对其副手曾永森的正式挑战。若是按照蔡细历的逻辑,这是马华党内事务,外人不得干预。但偏偏在那个时候华社的华团及个人纷纷发表支持曾永森的言论,也有许多的读者投书尽是骂李三春赞曾永森的。那个时候,华社的挺曾行动挺到出脸,竟在华文报大刊广告支持曾永森胜利。由于华社的舆论一面倒向支持曾永森,华报刊出的新闻和评论也对曾永森有利。

在当时,我正在《星槟日报》当总编辑,所有的内外稿件都经过我的手处理,因为事关重大课题,不能草率应对。但面对90%的亲曾论调,我们也感到十分棘手,很难做到“公平”或平衡的新闻报导。

在这方面,李三春也注意到了,派了相关的人了解情况。在知悉民间的情绪后,也不便多问,更没有插手。在那时,华报尚不流行政治人物干涉新闻处理的现象。换句话说,即使李三春心中不快,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媒体华团干预马华党务的事。如果要责难的话,李三春有更强的理由指责华报华团公然干预马华党选,而且也公然倒他。他知道舆论在那个时候对他是毫不容情的,尤其是当曾永森失败后,也受大批华团设慰劳团促他另起炉灶来与李三春对着干,更是公开地与马华唱反调。

可惜的是,曾永森缺乏一鼓作气的精神和勇气,未敢拔地而起,而是仍留在马华内“观察又观察”,直到1981年在马华无法“东山再起”后,他只好转移阵地,加入民政党,但气势已大不如前。曾永森这一雷声大雨点小的心态,也使他在后来失掉热心者的支持。如果他当年义无反顾地自立新党,可能今日政局又是另一个样。由于曾永森自我错失良机和举棋不定的作风是兵家大忌,也就在后来让民间认为李三春的胜利也不是错误的,至少他比曾永森更敢于面对挑战和挫折。

虽然李三春打败曾永森是痛苦的历程,但也为他在后来赢得政治声望,以致他能在1982年移师芙蓉,击败行动党老大曾敏兴,而成为首个马华领袖敢于直捣反对党领袖强区的人。

我说起这段历史,是希望马华的一些领袖能够明白马华忝为华人政党或扬言代表华人的政党是应该要有李三春的大量,不要为了华团领袖讲重几句话或对领导人的批评,而解读成“干预党务”,那显示现代的马华领袖太小气了。

我始终认为马华应回到李三春的时代,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和危机。因此我们当天的政治讲座达成的共识是马华除了重选之外,别无他选。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是这个环节的问答题是问马华党争会否损害华社利益?出乎意料之外的是80%以上的观众回应不会,可见民间对党争已厌倦,也不认为僵局持续会带来“华社危机”。这意味着马华要好自为之,别再忽视民间的声音。

刊登于2010年2月1日《号外周报》第4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