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11

“左二代”在哪里?(跃马扬鞭)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在大选前的今年四月对前左派的子女出来参政形容为“左二代”,并肯定他们父辈在建国史上的贡献。他们是傅超贤的女儿傅海燕、王连丁的儿子王乙康及多明尼布都遮里的儿子普杰立。

杨荣文认为左派的下一代不应被否定参政权,他们有他们本身的选择权,即使是参加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可以被称为“左二代”。这种说法是否成立?也是见仁见智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激赏杨荣文有此勇气来肯定左派的历史贡献;也对他在大选中的失利表示惋惜,毕竟他是新加坡新一代较有胆识和有远见的政治家,给左派重新定位;当然历史也会为他留名的。

巧合的是在今年5月8日的一项政治座谈会上,与我同台的麦翔提出了左派下一代应重新凝集起来的说法。言下之意是这数十年来(即80年代到308政治海啸的30年间),“老左”在退出政治舞台后,如今已步入老年,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做为一名观众在看政治的演变和斗争,现在应该是新一代重新上路了。

我对这一席讲话有很深的感触,因为自从中国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后,马新的左翼运动已开始逐渐淡出政治斗争,而他们的下一代(子女)也多不涉及政治活动。这就是说,在老的退,少的不接班的情况下,在哪里找“左二代”?即使有杨荣文眼中的“左二代”,也不是赓续昔日先辈的社会主义斗争,而是在民主政治中不是扮演捍卫当权者的角色,就是扮演民主斗士的角色,不存在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为革命奋勇前进。再说,人数也是凤毛麟角的。

其实在70年代后,不但在新加坡不再出现左翼统战的“左二代”,在马来西亚也同样没有这样的事。就记忆中所知,在社阵活跃的年代(1957到1968年),有许多年轻的一代卷入左派斗争是因为他们受到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影响,延续了前期的左翼政治路线,这之中有一些社阵(或劳工党或人民党)干部的父辈也许是早期左翼领袖,可以被形容为“左二代”,但数目不多,寥寥无几,因此不成气候。当左翼统战在80年代退出政治舞台后,就没有“左二代”被刻意培养以便在时机成熟后,重新举起父辈的“革命火把”,再次启程长征,以完成上一代未竟事业。换句话说,许许多多的左翼份子对下一代的教导是悉听孩子的兴趣,并要他们用心向学,以便将来做一个有学问乃至有成就的人。我们今日所见不参政而头角峥嵘的左派后代不乏其人,但就是鲜少出现如杨荣文所形容的在政坛中出人头地的“左二代”。

如果勉强要算的话,有少数的“左一代”在七、八十年代后转换码头参政,他们有黄循营(马华)、王添庆(民政)及李万千(行动),但他们也因各种因素未能在政界独领风骚。

至于所谓“左二代”也勉强在砂拉越的人联党中看到田承凯继承了父亲田绍熙的政治事业。

田绍熙是早年人联党中的左派实权领袖,与王其辉及杨国斯齐名。不幸在1968年被捕后,逐渐失去影响力。即使人联党在1970年的州大选胜出而参加联合政府,田绍熙也没有更上一层楼,反而在90年代扶起他的儿子田承凯“子承父业”,成为一方政治红人及古晋南市长。这位“新左仔”在后期也跟着人联党的转变而迷失方向,在2006年的州选失败后退出政坛(没有参加今年的砂州大选)。所谓的“左二代”看来经不起考验,这也与党的性质的改变(或被人指为变质)大有关系。

另一个例子或可拿行动党的李映霞作为示范,她也向我透露她是在监牢出世的,意味着她的母亲是左道中人。长大以后,这位邻家的小女孩不是走左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投入民主的政治洪流中。或者从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社会主义招牌被重新擦亮,却可看到“玉树临风”的她在为正义而疾呼。她在杨荣文眼中是不折不扣的“左二代”,因为杨荣文的“左二代”标准是下一代不一定要走父辈的道路。

其实新加坡早期著名作家,后来参加马共的贺巾(林金泉,现居合艾。2009年曾接受过我的专访)的女儿东东的一席剖白的话最能够说明左派份子的下一代写照,她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一辈,以往没有选择地作了“革命的接班人”,却不知革命为何物,也无从了解”。

是的“老左”并没有培养下一代的革命接班人。虽然他们无怨无悔地走过一段充满血泪的辛酸道路,也为理想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下一代不一定要知道“革命”是什么?

尽管时代已经不同,老一辈的左翼中人还是在“历尽风霜的晚年”中发出呐喊和希望政治改革能带来社会的变化。我从麦翔身上看到他的这一执著,只是我又发出一个感叹号:“左二代在哪里”?即使如杨荣文眼中的非左翼的“左二代”也不多见。或者有少数的“新左派”涌现,他们就在灯火阑珊处(社会主义党)。

刊登于2011年5月30日《南洋商报》

辩论抒发政见不是背书—且看明朝国阵民联谁主浮沉?(现代春秋)

两大政党集团的辩论蔚成风气确实是值得推动和发扬的,因为在过去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难得同台辩论,而且也不习惯和流行面对面的针锋相对。可是经过308的政治海啸洗礼后,我国的政治生态已大大改变,不再是执政党一枝独秀的天下,也不再是反对党依然故我的局面。换句话说,执政党遭遇了空前的痛挫,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永远的执政党”;反对党也有执政的机会。

这主要反映在国阵的成员党中的马华与民政,现在又加多一个砂拉越的人联党,真的形成在国阵内的难兄难弟。

这三位难兄难弟也难得坐在一起推心置腹。在过去我们所见的是各做各的,甚至有时因利益与政见的不同而起争执和口水战。比如马华与民政就是一对冤家,打从民政于1974年加入国阵开始,它们之间就架起一道“心理围墙”,如同昔日的“柏林围墙”。虽然它们之间也有合作与友好的时刻,但都搬不掉堵在胸口的石块。

同样的也是在70年代加入国阵的人联党,一向以来与马华及民政“河水不犯井水”,也就无所谓同在一屋檐下,反正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今此又因416的州选一败涂地,人联党变成与马华及民政三位一体的同病相怜者。

总的来说,在国阵中,马华算是比较有议员在朝的华基政党,当然与过去比较,又显得大不如前,难怪总会长蔡细历说如果马华未来大选成绩逊于308(马华保住15个国席和31个州席)的成绩,那马华将不入阁。

姑不论这样的“议决”是否明智,也不讨论将来马华在国阵内扮演的角色,就此课题而言,倒是值得辩论的,因为不论华社认同与否,这是华社的重要课题之一。可惜碍于成员党中不便批评对方(民政就抱持不过问的态度),也就不可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在辩论会上施展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马华与民政有共识,就可以将此问题与民联的成员党展开辩论。另一方面,民联也有可资辩论的课题,例如对回教国的争议与剖释,也是华社关注的大课题,但这样的课题也似乎未在民联三党内形成统一的口径,也就不能拿来作为辩题。

既然国阵与民联的队伍都有局限性,我们如果要求他们来谈国家大事,来替政府的政策辩护(不论是中央或州政府的事务)都有力所不逮之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妨要求今后参加辩论的代表把辩论的课题缩小,专注于民生的问题或地方课题大展身手,同时也可以标榜个人的政治理念和对时局的批评乃至批判。这就是说,国阵的代表也可以批判国策和民联执政的州;而民联的代表也可以自我批判和对关系民生的中央政策提出己见。他们不一定要事事捍卫和死死为本身的党和政府的政策作辩护,因为这不是他们能力所及的。

更何况自从《光华日报》推行三场辩论会以来,都是以华社为焦点。既没有巫统的代表,也没有回教党的代表, 其它党代表也就没有权利,亦没有必要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在槟城主办的辩论会双方人马似乎搬出大题目来辩论,变成国阵的代表在为国阵的政策背书,而民联的代表则为民联的政策背书,这些个让人“滚瓜烂熟”的言论只不过在扮演“留声机”的角色。若是换成另一个角度从地方议题和华人重视的课题来引发对方进行辩论,那就肯定会鼓起热潮。

为了不重蹈覆辙,也为了突出辩论会的意义,不致成为政党的宣传平台,我们希望参加者以个人的政见抒发高论。他可以冷嘲热讽对方或对手的缺点和失策,唯不能进行人身攻击。还有,辩论最忌的是借题发挥,使用“暴力或不雅”的语言蓄意地抨击对手,若是沦为个人骂战,辩论会已失去意义。与此同时,参加者可以针对事项或事件展开唇枪舌剑,也可以为一个原则争得面红耳赤,但绝对不要在不知详情下错误地引述历史而误导听众。

虽然今次第三场在双溪大年的辩论会(5月31日)以“国阵或民联谁主浮沉”为主题,但由于参赛者都是各自政党的第二线乃至第三线人物,也就有较大的空间发挥想象力。他们可以拿吉打州为范例,即使他们也不受阻谈国家大事,但他们还得量力而为。尽量以小课题带来大问题;以地方事项引起大课题,这就会使辩论会高潮迭起,而不会冷场。

无论如何,我对国阵勇于走向群众,通过辩论重新塑造和树立形象的作风表示激赏。我也要对一向喜欢摆擂台的民联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国阵的挑战来突显民联的立场表示激赏。唯有双方在同一个舞台上强化民主与崇尚自由的精神,这个世界才会多姿多彩。正因为我们都要鼓励不同政见的人来“文斗”,那么身为观众的人则可以保持比较开明的态度,用心和用尊重的心态来倾听双方的政见,即使我们不同意也十分不能接受其中一方辩论者的政见,倒不必急于起哄和喝倒彩,先让他们各持己见,才自己下定论,毕竟我们的目的是来听辩论的,不是来踩场的。因此,在保持个人立场的同时,无妨尊重别人讲话的权利。

民主自由就是要让不同的政见在空中飞舞,如果我们不要“一言堂”的话,我们就要珍惜辩论自由的重要性,它是确保民主的基石之一。

刊登于2011年5月30日《光华日报》

27.5.11

基辛格的中国观 (天下纵横)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又出版新著《基辛格论中国》再次强调中美合作共建新的太平洋共同体是符合两国的利益。

虽然新著没有什么惊世名言,却道出了一位掌握中国国情的老政治家的思路,也算是肺腑之言。
基辛格之所以被公认为中国通不是因为他谙华语华文,而是他在一个特定的年代竟然能够打开古老的中国大门;尤其是处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基辛格能够揣摩毛泽东的心思,也确实有过人之处。

这位生于1923年的政治奇才今年已经是88岁高龄,仍然孜孜不倦著书论述,给世界政治留下珍贵的史料。他的高峰期是从1969年到1974年担任尼克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后在1974-1977年担任国务卿),被授予全权伸出触角试探中国对美国的反应,果然获得毛泽东的积极回应,因而有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重大使命(1971年)。

他的这一访华之行奠下了世界格局改变的基石,并在1972年由破天荒访华的尼克逊总统写下中美新关系的第一章。

事实上,毛泽东与美国人打交道非始于基辛格,而是始于他在陕北结识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这是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

斯诺根据他的访问和资料写下了震惊中外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在中国),首次将中共的斗争与毛泽东的战略向外界公布。从此毛泽东成为西方世界谜一样的人物,而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则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天才与战略家。

凭着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中国解放军,不但在1937年顶住了日本的疯狂侵略,并见证了日军在1945年的投降。继后,又在1949年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军,成功地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一篇名著《别了,司徒雷登》,讽刺一向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终于难挽狂澜于既倒,甚至连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也不得不撤离中国。毛泽东形容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虽然在中国出生,但却执行了美国的帝国主义与侵略主义政策。

在司徒雷登走后,毛泽东虽然在建国之初希望能与美国缔结新关系,无奈美国反共态度十分强烈,导致毛泽东全面倒向苏联,在50年代形成东西方对峙的冷战局面。

美国就是因为倾向支持蒋介石而与毛泽东的政府绝交,这之间的过程也发生诸多不愉快的冲突和战争,包括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台湾海峡的风云变幻的紧张局面。

就这样20年过去了,毛泽东按照他的政治信仰与政策把中国引向不断斗争和不断革命的境界;其中中国文化大革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

正是处在文革的第二阶段,不是司徒雷登,而是基辛格代表美国到中国投石问路。毛泽东对这迟来的20年的解冻百感交集,但也十分乐意欢迎尼克逊搬走阻碍中美关系的大石头。基辛格果然显出诚意,让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又成功地促成世界最大的反共头子与最大的共产头子毛泽东在中南海一笑泯恩怨。此次之后,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不过因为中美之间有大多的不同点和矛盾,一直延至1979年两国才正式交换大使。虽然如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似友非友,似敌非敌的情况下发展的。这就是说,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曲折不平的,间中经历了苏联的变天,东西柏林围墙倒了,冷战结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期。又在后来面对六四天安门事件(1989年)使到中美关系一度受挫,但正如基辛格所说,若中美再陷入冷战,对双方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中美关系不应该也不会是“零和游戏”。这就需要从斯诺到司徒雷登再到基辛格和今日的奥巴马政府,中美关系经历了74年的起伏不定后不应再横生节枝而影响大局。

无可否认的,如果能够按照中美建交第一功臣基辛格的思路与劝谏改善两国关系,对世界的稳定和发展肯定有巨大的贡献。这就是基辛格的新著延续了《白官岁月》回忆录的核心思想。

刊登于2011年5月30日《号外周报》第532期

从《独立新闻在线》宣布停刊说起 (直挂云帆)

已经运作和出版近六年的《独立新闻在线》在读者人数上升的当儿,突然宣布将在六月一日起停刊。换句话说,五月卅一日是它的最后一期,除非有奇迹出现,不然马来西亚又再折损一份具有份量的网际网络电子报。

它在五月十九的公告中这么说:“始终无怨无悔地支持年轻后辈推动网络新闻事业的饶仁毅,过去数日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冀望挣得新资源力挽狂澜。然而,有声的丧钟还是传到耳边”。

这个消息来得突然也不太令人震惊,因为报办(不论是平面媒体或电子报)是艰辛的行业,不但要有雄厚的资金,更要有人才在新闻报导及评论上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而更重要的,这是一场持久战,不是短期内可立竿见影的。

例如,以《独立新闻在线》的成长速度来看,它是普受欢迎的电子报,有广大的读者群,断不可能因没有“市场”而关门大吉?怎么会敲起丧钟呢?

这就是办报与其他行业不同的地方。不错办电子报是与办报纸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其中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报办先要有大老板,而且要资金雄厚,也要有背景才能申请到出版准证。接着还要大量的招聘人才办一份综合性的报纸(当然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定位还是有所差别的)。

一旦报纸开动出版,它就不能停下来,而且肯定创刊之初是赔钱的,甚至是赔大本的。

这种以商业性质报办作为出发点的就判定了办报其实是一门企业和生意,差别是报纸卖新闻和文章,而且寿命有限;过了明天又是全新的内容登场。由此可见,办报是费神又费力的。

但当报办有了广大的读者之后,它就会受到广告商的重视,而几乎会天天卖纸皮(不是地皮,因为纸皮只卖一天,明天这纸皮版位又是别人的)来增加收入。

因此一份报纸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是依靠广告和报份(发行收入)来营运。如果缺乏这两大支柱,那这份报纸的生存就会受到挑战乃至威胁,除非是老板有其他巨资收入,否则经营报纸是吃力不讨好的使命。我个人在这方面有感同身受的体验,所以对于有人具有勇气报办是十分激赏的;尤其是办了报又打持久战的投资者,更是另眼相看。

至于办电子报可就简单多了。其一不用向政府申请出版准证,也不需要购置印刷机;其二不必作巨额的投资,只要有面积不大的办公室,有几架电脑就行了;其三当然比较重本的是租借网络站,但也不算太贵。

这就是说,在不必大量聘请员工下,电子报只要有三五个或十来个“志同道合”的人就可以开工大张旗鼓了。这在千禧年时是异军突起的媒体。不过要挤上传统媒体的列车,那还是有一段长距离。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在1999年安华跌马后大搞“烈火莫熄”时出现的一份电子英文报,取名为Malaysiakini(当今大马)。

这份报纸的总编辑颜重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用极少数的人写出大份量的评论和发表有价值的政论文章而吸引了知识份子的浏览。

先前是免费的,后来内容慢慢充实,人手也增加了。大概经过五年的考验期,这份英文电子报终于向读者收取“订阅费”。我很快地成为这份电子报的长期读者,付出的大概是一年450元的订阅费(全套)。这也只是付对方的费用,我本身得缴付网络费,若要新闻及文章下载,我又得自备报纸。前后算来,也不比订一份日报便宜。虽然如此,这份电子报看来正在茁壮成长。

随即它在2005年时也推出中文版(至今还是免费的),也有了马来文版和淡米尔版,一间公司同时发行四种语文的电子报,真是不简单的任务。即使《当今大马》有时也面对一些问题,比如线路的中断或干扰或面对法律诉讼,它看来还是义无反顾在抗争。

可是运气不比《当今大马》好的《独立新闻在线》在5年有余奋战后就面临厄运的挑战。它创刊于2005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份电子报的功臣是饶仁毅与庄迪澎。他们在创刊初期就吹起改革号角向网络世界进军了。老实说,我对这份电子报是情有独钟的,因为我从它的身上看到电子报的成长,也看到另类的媒体也能够借助电脑“从旁杀出”而展现其风采。

虽然我仍然不以为电子报在未来的10年足以取代平面媒体和电视,但作为韩江学院的领导人之一,我有责任将我的经验的电子科技结合起来,因此韩江学院在2007年成立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作为教学平台之余,也面向社会和公众。我们采取的是“精兵简政”的策略,按能力逐步发展。

由于彼此“声应气求”,韩视网在2008年与《独立新闻在线》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以在战略上互补有无。

我们采用了对方的即时新闻报导上韩视网,而我们拍摄的新闻及专题电视短集也同步在《独立新闻在线》出现。

这种合作虽不是突破性的壮举,但也显示了电子报必须要加强合作以寻求生存的空间,。

当然我们是无法与《独立新闻在线》点击率相比;尤其是它目前的每月平均点击人数已逼近一百万大关(每日最少有3万人次点击);而页面的浏览人数每月平均有150万人次。

无疑的这种成长率是令人称羡的,正如《当今大马》指出,在2009年时,《当今大马》在中文网络媒体排名第二,而《独立新闻在线》则排名第四。

可惜的是,电子报在缺乏广告和鸠收“订报费”的窘境下,难免终有一日捉襟见肘,尽管后期有发起每人每月十元运动,也非长久之计。

毕竟《独立新闻在线》每月六万元的开支不是小数目,投资者既已顶了五年有余,自然会有感觉到何时才是个尽头?

这让我想起在今年二月停刊的《风云时报》。

《风云时报》(电子报)是短命的,它于2009年3月成立,未及2年,便在2011年2月1日停刊,理由是投资者不投资了,所以风云顶不下去了。

我有注意到有一位“长弓”先生于5月7日发表《风云时报》垮台真相一文中指我对平面媒体或有了解,但对电子媒体认知不足。

我不否认对电子媒体不是了解得很透彻,也无法洞悉风云及独立这两家电子报的内情,只知它们的命运似乎是以一句话来判定:“投资者不投资了”。这正证明电子报也是需要投资,也有其致命弱点。

由此而衍生的重要问题是:电子报在今后有前途吗?是要朝向企业发展或朝私人或三几个人在小天地继续操作而自我满足?虽然目前挽救独立的呼声甚高,已筹足8万元,要达到30万元不难,但以后又如何呢?总要有一个万全之策。真希望独立能渡过险滩而再见春天。

刊登于2011年5月26日《东方日报》

五月是历史的转折 (天下纵横)

五月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月份。

记忆中在1930年时,《光华日报》的副刊因出版“革命的五月”而被勒令停刊3个月,后在说情下改成两个月。那是因为“革命的五月”是用以纪念1925年5月发生的“五卅”惨案,刺痛了英国殖民政府。事缘那一场五月卅日在上海发生的万人大游行时,被英国(在其租界内)下令巡捕向人群开枪酿成13人死数十人重伤的惨案而成为所有华人的愤慨。因此马来亚的英殖民政府自然不能容忍本地报章借纪念挑起英国的丑行。

事实上,这“革命的五月”也大有来头,并牵出一个改变世界的五月来。首先是1919年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为抗议北洋政府准备屈服在日本人的淫威下,将第一次大战后德国(仗败国)交出的山东省胶州和青岛转让给日本而走向街头。这一天刚好是5月4日。于是它被签定为“五四运动”。因为这场示威不但阻止北洋政府不敢签字将国土转给日本,而且也激发中国大学生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一个新生的机会。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也就引进中国学术和教育界中。

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在历史上成为伟大与光荣的节日。它改造了和擦亮了中国文人的思想和对政治的重视。同时因为“五四运动”,中国的新文化也扎了根,出现了“白话文”及“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的先锋队。

可是也是因为1925年的“五州”惨案激发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更大憎恨(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镇压与杀害“义和团”后,就瓜分中国的城市领土而有了西方租界这一变相的殖民统治)。与此同时,中国的文人也因这宗惨案转变思想,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这是发生在1926年以后的事。马来西亚的华文报业跟着中国政局的转变而作出相应的报导和评论。

如果说因“五四”运动给马新的华人带来思想的改变,在后来勇敢的投身抗日战争中,那么五月份也同样改变了马来人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和命运。

1946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年),马来半岛的马来人在拿督翁领导下,于5月11日在新山正式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从此巫统成了马来政治的重要标志。

原先是拿督翁于1946年3月4日号召全国41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苏莱曼广场举行大集会,抗议英国单方面实施“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在大会上,一致同意组成一个政党,并产生筹委会,也就有了后来的正式成立的日期。它在每年总是风雨不改的庆祝一番。

今年欣逢巫统创党65周年,又是大选可能降临的一年,人民自然把焦点集中在巫统党庆上的动向和走向,以探测政治气候。

另一方面,五月也是一个伤感的季节。1969年的5月13日,我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种族暴乱事件,国家即刻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暂时终止,国家政治权力由东姑转移给敦拉萨,马来西亚晋入一个新的政治格局。历史也形容“513”是国家政治的分水岭。

虽然1971年后国会重开,但马来西亚已不再是“513”前的政治生态了,而是出现一个由敦拉萨掌权的时代,最明显的反映在政府结构的改变,从联盟到国阵,收编了反对党加入其中;也在1974年促成马来西亚外交政策的大转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

这一切的一切都因“513”事件带来的改变,即使我们十分痛恨“513”,但我们不能忘记它所带来的创伤和后来的政局的改变。如今“513”虽然已远离我们42年,但老一辈的人每当回想那悲痛的日子都希望它永远不会再回来。

由于五月对世界和马来西亚都是重大的月份,我们在记取“五月的欢乐”的同时,也不会忘记“五月的哀愁”。这强烈的对比构成了五月是历史的转折点。五月,在平凡里衬托出它的不平凡的一面。

刊登于2011年5月23日《号外周报》第531期

李光耀时代的结束 (跃马扬鞭)

新加坡于5月7日大选成绩揭晓后带来两个重大的变化,其一是反对党自1965年独立以来,终于冲破执政党的铜墙铁壁,一举拿下阿裕尼集选区,首次在选举中赢得6个国会议席(在过去反对党只有在1991年大选时赢过4个单选区议席,其余的大选多数维持在两席之间,并靠委任的非国会选区议员来维持反对党的局面)。根据新加坡的宪法规定,由于本届反对党只赢得6席,尚有三个受委任空缺来补足9名国会议员。这意味着反对党在国会内已不在寂寞了,反而因为得票率不俗,刺激当任议员更积极和大胆在议会内表达政见。这对渴望新加坡走向民主的选民来说不啻是大好消息。

其二是李光耀与吴作栋于5月14日联袂宣布不再入阁,放手让李显龙自行组成一个没有他们在内的内阁。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和改变,因为自从李光耀于1954年组织人民行动党,并在1959年在新加坡上台执政以来,他就不曾离开内阁。

先是在1959年到1990年担任总理长达31年(间中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后是从1991年到2011年5月20日止担任内阁资政长达20年。因此从时间来算,有51年的长时间是李光耀在影响新加坡的施政和发展,更对政治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今经过新一代的选民作出精明的投票后,李光耀不得不考虑他在下来的日子所应扮演的角色。
这就是说,促使李光耀做出改变的主要原因是新一代的选民对家长式的指导民主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说过去为了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独立的新加坡一切得以从头来过,也就需要一个守纪律和听从领导的民意来追求一个未可探知的未来),新加坡人民可以将国家的发展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么到了21世纪,新加坡已在各方面上了轨道,而且已被列为先进国的水平,人民自然对民主与自由的崇尚越来越浓。

在这方面,李光耀的思想也就与年轻的一代有了隔阂和距离。例如李显龙总理这样说:“李光耀的强硬领导风格未必是新一代新加坡人所能接受。这是个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别,也就是内阁资政与他的团队,我和我的团队,以及你父母和你之间不同世代的分别。”

李显龙这席话很坦白和客观地剖释两代之间存在的代沟。例如李光耀在投票前向阿裕尼区的选民发出强烈的讯号:如果选了反对党,选民将会后悔5年。无形中激发了选民展示他们的“不听话”的心态。

李显龙则为此缓解情绪;而与此同时,他还在投票日前4天放下身段,诚恳地表示歉意,如果他的政府曾犯下过错,以便他的团队可以纠正错误(所谓过失是指恐怖份子逃马外逃出拘留所及商业区乌节路发生水灾而处理失当的事件)。

由此可见,李显龙不再认同过去父辈的强硬治国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反之应该抓住现代人的心态,与他们共呼吸,再也不能采用昔日把政治斗争划上亲共与非共的生死之战的两个阵营。

无可否认的,李光耀当政的年代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从他的两本回忆录中让我们窥见他的强硬手腕,及后又陆续出版的《白衣人》、《李光耀的新加坡生存硬道理》、《李光耀对话录》及《李光耀语录集》也让人感受到新加坡的舞台中心仍然是李光耀在扮演核心的角色,于是有了所谓新加坡有3个在出主意的领导人(即李光耀、吴作栋与李显龙)。新加坡大学助理教授黄奕鹏继说,每个国家应该只有一位总理。

这也似乎是另一个原因导致李光耀及吴作栋决定不再留在内阁内。

其实李光耀(87岁)及吴作栋(69岁)不入阁而只接受担任顾问职及荣誉国务资政与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两码事。换句话说,在记取李光耀的建国功绩之余,也要分“历史上的李光耀”和“现实中的李光耀”。

一路来李光耀把这两个角色二合为一,也就让人感觉到他是退而未休的,讲话仍然掷地有声,而且是单刀直入的。例如在2009年时,李光耀虽然与中国关系密切,但他却在美国这样说:“美国如果不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可能失去全球领导地位”。此话一出,也激怒了中国人民。

如今李显龙的内阁在李光耀的“急流勇退”下,把李光耀提升到“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而在“现实地位”中,李光耀则是一位长者。在一分为二下,李光耀的形象就会更加清晰而不再使人混淆不清了。

也许蒋介石之后的蒋经国的改革与民主取向是新加坡值得参考的模式之一。

刊登于2011年5月23日《南洋商报》

槟城罢市与许平城 (现代春秋)

人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

许平城走了(5月14日),摆脱了十年的痛苦。他这一走,也是人生的最后归宿。虽有遗憾,但此生也不留白。

我认识许平城是很久的事,他后期沉静下来,许多人都忘记了他的存在;年轻的一代对他更感到陌生。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曾经让生命发出闪亮的光芒,那也是很久的事,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在我眼中,许平城是这样的一个人:
许平城(1938-2011),享年73岁。他是来自角头的人。角头这小村镇,曾出过一些名人,他是其中的一位。

年轻的时候,去过他的家,因为他的弟弟许秋水是我的同学,但印象已经很模糊了。他早年在韩江中学受教育,曾是第一批的学校宿舍寄宿生。1957年闹学潮后,学校就不再让学生住宿舍了。许平城及他的寄宿同学在1991年来一个聚餐,回味他们“欢乐的时光”,又出版纪念特刊。他是这个筹委会的主席。

在1959年高中毕业后,许平城进入了乔治市市议会担任小贩巡察员(俗称“地牛”)。自1958年起,乔治市市议会已由社阵执政,他的爱人,也就是后来的太太林水金也是在市议会的兽医局工作,他们都是劳工党人。

许平城并没有参加过市议会选举,但在1964年的大选他被党推举为丹绒南区(即今日彭加兰哥打区)的州议席候选人。

这一年社阵雄心勃勃,扬言要夺取槟州执政权,因此强人都派去打非安全区,比如林建寿派去打阿依淡区(他先吃败仗,在联盟州议员邹新庆逝世后,林建寿于1966年的补选中赢得此席)、市长黄添寿派去打峇眼亚占区打联盟的彭如德(彭文宝的父亲)、副市长陈忠武派去大山脚打王保尼(首席部长)、陈潘钦在哥打区面对林苍祐及崔耀才打丹绒西区面对郑耀林都告败下阵来。
除了丹绒南区是社阵强区外,另一个强区是日落洞。社阵也是派出韩中毕业生陈福兴(与许平城同届毕业)(陈福兴坐牢15年,于1982年获释。不幸于1989年意外跌到逝世,终年49岁,留下可歌可泣的一生)。

由于面对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的崛起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插足竞选,加上社阵坚持反马来西亚立场,与印尼的苏卡诺总统的“粉碎马来西亚”唱着同一个调子,结果造成社阵在那一届的选举蒙受重挫,在国会只赢得两个国会议席(一个是峇都区的陈志勤,另一个是柑仔园区的林建寿)。而在槟州也只剩下两个州议席,那就是许平城与陈福兴。由于两人都是韩中高材生,他们首次为韩中争光。

不是他们生不逢辰,而是社阵处在风雷激荡的年代,它已不能安于现状,示威与街头斗争成为社阵的另类战场。一方面抗议政府逮捕社阵党人;另一方面则为人权与民主而斗争。
这些个斗争以1965年的“2.13”的大游行拉开序幕,虽然遭到镇压和钳制,但社阵仍在首都举行大游行,并将2.13日订为争取人权日,以示抗议政府在1963年2月13日逮捕社阵主席阿末布斯达曼。

就在这场运动之后,更多领袖被逮捕,包括陈凯希、陈潘钦等人,但街头斗争并未止息,因为社阵认为有更多的理由要通过示威来表达异议与政见。

即使在1965年杪,人民党退出社阵,劳工党在宣布社阵不复存在后,依然持续它的既定方针。在这方面,陈福兴退出人民党加入劳工党,与许平城站在同一个平台继续斗争。

因此转入1966年我们看到劳工党的街头斗争包括高举“援越抗美”的游行;抗议政府在1965年接管乔治市市议会及中止全马的地方议会选举;反对“国语法案”;支持政治拘留者的绝食斗争等等。

正因为1966年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也卷入其中,劳工党不可避免地走向“文革”的道路。

在向左转的过程中,许平城第一次成为槟州劳工党的领导人之一,当选副主席。这是1966年5月29日选出的新理事。其中包括转入劳工党的陈福兴当选副秘书。在那次改选的阵容上,主席是林建寿,秘书是崔耀才。不过无可避免地劳工党正在加快地向激进的路线走下去。

当陈福兴、谢思亮和洪森合于1967年7月9日凌晨被逮捕时,劳工党表现了更为兀奋的斗争。较后在中央方面的改选,出现以华教份子为当权派的大气候,包括许平城当选中委。在槟州方面,许平城则成为实际的领导人,他更加频密地发表文告和举行记者招待会。

从1964年当选州议员开始,许平城与陈福兴就以他们的流利国语辩才赢得议会的另眼相看。

这里有两个小故事是值得一提的,其一是在1964年4月当选槟州议员后不久,许平城与他的爱人林水金结婚了。正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人生两大喜事。但这对在斗争中的左翼人士来说不是人生幸福的开始,而是考验的开始。接着下来就是更大的暴风雨等在前头。

其二是因为在州议会内与林苍祐结交,在1966年时,林苍祐曾通过许平城带话给劳工党,探讨两党合作面对大选的可行性(林苍祐与林建寿是“王不见王”,只好由许平城代传)。但此时的劳工党正在调整战略和斗争方向,没有兴趣与“议会迷”的政党合作。林苍祐也有向民主行动党的吴福源探路,结果也是没有下文。

正苦索大转变的时刻,陈志勤邀约林苍祐联手创组民政党,这样的一拍即合终于在1968年促成一个新生的政党诞生。这是后话,按不下表。

说回1967年的局势是更加的紧张和吊诡;尤其严重的是,当政府在11月18日宣布旧币(英女皇肖像)对新币(马元首肖像)将贬值14.3%时,引起民众哗然。理由是因为英镑在当日宣布贬值14.3%(因为贬值,市面传说政府得承担2亿5千万元的损失,民间也蒸发掉9千元,因为市场尚有六亿元旧币在流动),也就影响到旧马币相应的贬值。但此举不被劳工党所接受,一个以许平城为首的8人组成“罢市行动委员会”,成员有何平丰、林青山、邱继明、傅捷益、许进、刘完信及邱武添。

资料显示许平城向林建寿汇报中央的意见后,获得同意开展一天的非暴力的罢市斗争形式。
从11月20日起,先是策划斗争形式,并举行群众大会,继之决定在11月24日展开大游行,号召全民响应大罢市。

我在那个时候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一方面许平城不断地接见记者发表诸多激烈的说话;另一方面则领导与策划大游行,并广分发传单。

很不幸的,因为性质被转移,这场影响重大的大罢市(当日确实看见乔治市市区的街道冷清,商店停止营业,巴刹也起而响应)竟在后来变成种族冲突而导致当局实施紧急状态。

由于大罢市的的新闻被广泛报导,也影响到其他城市有意响应,政府为阻止事件蔓延,快刀斩乱麻的在第二天(25日)宣布只限旧硬币与新硬币同值,节省找换零钱的烦恼。

这可以说是劳工党斗争下所取得的一点回报,但代价却是太大了,不仅被转移成种族骚乱和流血事件,也导致政府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和取缔劳工党多个支部。(自此之后,劳工党一蹶不振,在1972年被吊销注册)

1967年11月28日,林建寿及许平城和其他领导干部被逮捕了,那年他29岁(在这之前的7月9日,陈福兴被捕,再加上林建寿早在7月20日宣布辞卸国州议员,意味着槟州劳工党已失去议员为民服务)。

在许平城被扣留后,他的人生转入另一个阶段,他的政治生涯也划上句号。但他领导的那场“大罢市”运动确实载入史册,成功地争取到新旧币同值的决策。

我在那个时候,对许平城的敢于担待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表示激赏。自从他被捕后,我就较常地到许秋水的住家(丁加奴律的组屋)探望许平城的夫人林水金及两岁大的女儿倩希,也不时抽出时间带其女儿外出。

这虽然是陈年旧事,但回想起来,也还是记忆中,只是大多的细节我已记不起,总之在印象中是抹不掉的一段往事。现在他的女儿都长大成人,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对他的第二女儿被取名为“寒梅”我倒是印象深刻。这第二女儿是在许平城被捕后一周诞下的,我不知道许平城为何取名为寒梅,而不是根据第一大女儿的名字来排名,大概是受“文革”的影响。

中国的“文革”十年不仅留下深刻烙印,也给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取了诸多与文革有关的名字,例如向红、延红(红色的延安)、东方及寒梅(梅花绽放在冬天)等等。

后来,许平城又给女儿改名为翰梅。他女儿向我说,父亲的解释是有学问的人。总之,改不改都无所谓,反正她赶在文革时出世,也取了个文革的好意头的名字。

本来许平城被捕后,劳工党区支部也被查封,更在1968年所有的议员宣布辞职,并决定杯葛未来大选后,他的故事可告一段落,但未想到许平城又在后来与我有了另两段的故事。

这个故事得从他坐牢说起,除了与他家庭比较熟络外,我在1972年得知获释的许平城被限居在北海。那一年他被录取进理科大学,也得到林苍祐的帮助,可以离开北海的限制居留,回到槟岛上课。

他用3年的时间完成大学,并得到林苍祐的协助提供助学金。

1975年他在理大取得社会学系人文科的文凭后,刚好改组后的《星槟日报》要用营业人才,在1976年在胡榆芳的重用下闯进报社担任营业经理。

虽然许平城与我是好友,但他来到《星槟日报》给我带来头痛的问题,不知哪儿来的灵感,他竟向胡榆芳提呈将《星槟日报》拓展成全国性报纸,不但要加强吡叻版、中马版还要新辟南马版。也不知道胡榆芳为什么接受他的建议要求我们编辑部配合。

我当时十分抗拒,我说这样的“野心”大计是无法成功的,因为我们地处北马,实在不能与吉隆坡的大报相比。再说,我们连中马的市场也做不好(一天才销几百份),又怎能争取南马市场呢?

但胡榆芳认为可利用《星洲日报》的全国记者及通讯员网,必然可以打通南北马。就这样,编辑部人员不得不增加工作量,一份报纸竟分成北马版、吡叻版、中马版和南马版;后来再把北马版分成北马般(包括威省)及槟岛版,一份报纸切成五大块,做死编辑人,却未见报纸稳健上升。

大概试了半年有余后,才知道南马和中马不是《星槟日报》的市场;也就开始收缩回来,但还是主张发展吡叻及北马市场,这点我们编辑部没有异议。

我也因许平城的梦想而与他有过争论,我告诉他不能以纯生意的方法来办报,因为报纸的新闻有主次之分,也有时效性。星槟它不是全国报,只是地方报,我们要认命。

大概做了一年,许平城找到更好的门路,林苍祐的PDC(槟州发展机构)正在大展拳脚,兴建店屋和卖工业地,也就把许平城召去担任副经理。他走后,另一位劳工党名嘴陈福麟接任营业主任职务。

从此许平城转换码头,成为地产业的闻人。他后来在产业公司干出成绩来。在此不赘述,我只侧重另一件与我有关的教育大事。

第一是在1998年我出任韩江董事会总务后,许平城邀约我和陈潘钦说让我们三位韩江校友为母校作一番事,他还提出三人同心组成铁三角,而他愿捐出一万元来抛砖引玉。如今已成追忆中的往事。

第二是在那一年,也是许平城受许忠源之托,找我和陈国平协助在西南区搞一间国民型中学,他也邀约西南区的华小董事长与我们开会。随后我们也大张旗鼓成立工委会,且提呈备忘录,但未获中央点头,此后也就作罢。

2000年许平城不幸中风,他变成另一个人,到处求医而又未见有成效,使他十分沮丧。

在这期间,我也数次在农历与他及朱炳钦向林苍祐拜年,可惜他已不再灵活,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喝啤酒与我“谈三国起争议”。

两年前,许平城健康退化,未再随我们向林苍祐拜年。

2010年林苍祐走完他的一生;2011年许平城也走完他的一生。

概括来说,许平城的前半生为社阵而斗争;他的后半生则成为林苍祐的忠诚支持者。

唯一不变的是:他对韩江情有独钟,如果不是因为中风,我相信他会对韩江三校有较大的贡献。
刊登于2011年5月23日《光华日报》


1991年,许平城(中)与韩中宿舍生在聚会中大展歌喉。左为吴乃贵,右为马兴邦。


1978年,许平城(右)陪同林苍祐(左)访问中国时在街头漫步。



1966年,许平城(右一坐者)首次成为槟州劳工党领导人,并在较后参与领导槟城罢市的历史性大事件。

“两线制”的历史演变 (直挂云帆)

在2008年大选后,意外地出现“两线制”的雏形,因而被欢呼马来西亚的民主已朝向健康与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两线制”提供给选民一个选择的机会,不再像过去那样选来选去都是一个样,一个“不能改变”的结果。

确实,从表面上看,308的政治海啸带来了政治板块的变化,一方面是执政的国阵痛失58个国席(原本是196席,跌剩138席);另一方面是反对党合作底下首次夺得82席,破了国会总数222席的1/3席,使到国阵不再继续在国会享有2/3多数席的优势;尤其严重的事,国阵输掉4个州(雪州、吡叻、槟州及吉州)的州政权。虽然在1年之后取回吡州政权,但加上吉兰丹州原本是回教党的天下,也就仍有4州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这三个反对党(公正党、行动党及回教党)及快地结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以和国阵打对台。在各有实力和地盘下,也就被形容为“两线制”已告“诞生”。

但深一层分析,这所谓的“两线制”是不经意出现的,在事先谁也无法料到反对党能异军突出,因此“两线制”是否真的已经到来也是见仁见智的。我从308之后就对“两线制”的成长与发展保持保留的态度,因为我国经常发生政治洗牌这码事。而且由于我国属于多元种族的国家,政党也有种族倾向和标签,是否适合“两线制”的成长,就不容易说得准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政治界仍然在辩论“两线制”的课题。

我在5月8日应“槟城凤凰友好协会”的邀请,针对“两线制的成长”发表我的政见。我分成八个部分阐述“两线制”的未来:

第一部份先解释什么是“两线制”?主要是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民主政治体现,政党可以通过选举轮替执政;无须通过暴力革命来改变政府。这就是说,通过票箱选出政府。

第二部份述及“两线制”的历史背景。它起源于英国的1686年的光荣革命后,导致君主立宪下出现托利党(保守党)与辉格党(自由党)的轮流执政。

1922年后,工党取代了自由党,从此英国进入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一直到今天。

第三部份阐述战后的所谓“两线制”未开花已夭折。先是战前出现马共(1930年)及马来青年同盟(1937年)的组织,立场左倾;后是战后(1945年)出现诸多种族性和非种族性政党(但标榜多元性也是有种族取向)。例如马来国民党(1945,左倾)、马来亚民主同盟(1945,左倾)、印度国大党(1946)、巫统(1946)。
巫统是为反对英国强行实施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而成立的。它纯粹是当时马来人大团结,创党人是拿督翁。

即使在1947年时,马来国民党组成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与陈祯禄领导的马来亚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联合起来提出“马来亚人民宪章”不果后发起大罢市(马新同步进行),也未能促使英军事政府改变计划。它在1948年2月1日正式推出与巫统及各州统治者达成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这是第一次试图孕育两线制,但宣告流产,因为在这之后,马来国民党被查封(1950年),而参与AMCJA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也解散了(1948年);反而是马来亚朝向种族性政党发展。

例如1949年,陈祯禄转向创立了马华公会,立场明显与被封闭的马共(1948年)背道而驰。在这之后,也就是1954年,巫统与马华及国大党正式结盟,组成联盟,准备参加1955年的普选,结果旗开得胜,奠定了种族政党的政治格局。

另一方面,虽然在战后有出现非种族政党,例如林苍祐的急进党(1951年);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另立“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1954年易名国家党)、劳工党(1951年)、回教党(1951,以宗教为主导,不以种族为依归)、SP及DR辛尼华沙甘兄弟领导的人民进步党(1953年)及布斯达曼的人民党(1955年),但势力范围都有种族倾向,还是摆脱不了种族政治的阴影。

第四部份阐述独立后曾一度出现“两线制”,但在种族政治大环境下终告失败。

事缘联盟在1955年普选中大捷后(以51席对回教党1席)领导自治邦政府,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

1957年东姑成功领导马来亚独立,联盟成为理所当然的执政党;而在独立日的同一天,由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宣告诞生。这个左派的阵线与执政的右派联盟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通过1959年的大选(独立后的首次大选),虽然联盟占尽优势,但反对党也从中涌现。例如回教党取得丹州与登州的执政权(后因内部倾轧倒台,改由联盟执政)。社阵在城市夺下8个国席,也在市议会及乡村议会大有战获(马华参选31席,赢得19席,成绩差强人意,但不算太坏)。

回教党在巴哈鲁丁领导下,与社阵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它们成了“两线制”的奠基人。

但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两线制”已不明朗,一方面社阵领导五邦(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砂拉越及汶莱)社会主义政党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配合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反大马运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联盟执政党对左翼的街头斗争展开钳制行动,加上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以第三势力插足马来亚政治,使到左右派的“两线制”斗争出现变数。

果然在1964年的大选,尽管社阵在1963年接纳由前农长阿都亚兹组成的国民议会党加入,形成3党抗联盟,但在反大马的阴影下,选民把票投给了联盟;包括华人也未予社阵大力支持,因为他们担心社阵与印尼走得太紧。
当然也因为人民行动党对联盟和社阵的左右开弓,也造成选民的投票取向有些改变,最终是联盟,包括马华成了大赢家,人民行动党也只胜出1席。

当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李光耀在年初组成的非共“团总”(邀约除社阵外的反对党组成)无疾而终;社阵也因内部矛盾在1965年解散(劳工党与人民党各自为政)。至此所谓反对党对抗执政党的“两线制”已不复存在。

第五部份阐述“513”事件后两线制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1969年的大选,意外地痛挫联盟执政地位(在104个国席中,占有66席,首次失去2/3多数席优势,既巫统51席,马华13席及国大党2席),也导致槟州变天,改由民政党上台执政,而雪州及吡舟的政局不稳。

在这种情形下,又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落选的马哈迪痛斥东姑领导无方,促他下台谢罪。国家政权开始转移,敦拉萨成为实权人物。

虽然反对党大有战获,但民政党、行动党及进步党都无法推心置腹组成反对党阵线,而回教党也缺乏一个仲介单位与反对党站在一起。这种脆弱的基础很快被敦拉萨所收编。从1972年的联合政府到1974年将联盟转成国阵,收编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联党,已使到反对党阵营中剩下行动党(虽赢得13个国席,但随后有4人跳党)及砂拉越的国民党(被敦拉萨排斥,取人联党加入国阵),什么“两线制”连影子都不见。

第七部份是来到马哈迪主政的时代,虽然有发生所谓“两线制”的口号,但只昙花一现,又告枯萎了。

这事发生在1987年的巫统党选,东姑拉沙里阵营与马哈迪阵营争夺领导权,结果前者败下阵来。接着在1989年拉沙里另立46精神党,声势一时十分浩大,它也分别与回教党与行动党结盟,引致了加盟行动党的林晃升提出“两线制”的斗争,最后还拉了沙巴的团结党加入,一时之间,“两线制”在眼前一亮。

然后经过1990年大选较量后,46党雷声大,雨点小,却扶起回教党重掌吉兰丹州及差点送行动党入主槟州。在马哈迪的强权政治下,他先收拾了沙巴的团结党。在1994年东渡成功,改由巫统“当家作主”;后是欢呼拉沙里鸟倦知归,解散46党重投巫统。这样一来,两线制在马哈迪统治下,找不到生存的土壤。

第八部份是安华跌马后,意外地扶起两线制,但它的生存是备受考验的。

情况起于1998年马哈迪革除安华,后者不甘受辱乃发动“烈火莫熄”运动,在马来社会点起熊熊烈火。继之他成立了国民公正党,拉拢了回教党与行动党再加人民党直接组成反对党阵线(简称反阵),企图形成两线制挑战势力坚固的国阵。

但1999年的大选只造就回教党辉煌于一时(拥27国席及取得丹登两州的政权),反而使行动党在宗教阴影中失掉林吉祥与卡巴行(双双在国会落选)两尊大炮。而国民公正党也只是取得立足点。

当2004年大选时,3个党各自为政,不再联手出击,自然使到公正党只硕果仅存一个国席。

如果不是安华出狱后在2008年领导反对党异军突起,那是没有所谓两线制的。既然它是个意外的产品和收获,能否茁壮成长是个未知数;尤其是这3年来,公正党内叛党事件层出不穷;回教党又不断被巫统召唤,也就使到“两线制”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下充满变数。

无论如何,它是否能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未来的大选结果,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刊登于2011年5月19日《东方日报》

辛亥革命一百年—孙中山奠下现代史第一块基石

作者按语: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海峡两岸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和活动。陕西省政府也趁今年四月五日的清明节日,在西安主办一个别具意义的研讨会,定名为《黄帝旗帜•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从四月三日至六日在西安人民大厦隆重开展,协办单位有西北大学及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

陕西省政府共邀请海内外著名大学教授及学者家七十余人参加是项研讨会,加上当地省政府官员,西北大学师生(研究生)共百余人齐集一堂。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谢诗坚是应邀嘉宾之一,并在大会提呈与宣读论文。

本文刊载的是谢君的论文摘要:

绪言
辛亥革命一百年对整个中国乃至海外华人来说是翻天覆地的改写历史的大件事;而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发生的政治斗争和外国势力的入侵(主要是日本在1937年发动侵略战争)虽一度几乎摧毁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根基,但最后还是被伟大的中华民族用集体的力量,用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领导挽狂澜于既倒,才有21世纪的中国崛起的奇迹与动人的故事。

这一切的政治变迁与动人的故事起于一位政治伟人,他就是后来被尊称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因为他的出现与坚持,促成划时代的辛亥革命,照亮中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前进的道路。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向外国势力低头的开端;那么孙中山则是应时代感召“横空而降”的“民族英雄”,他拉开了现代史的序幕。即使他出生时只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比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幸运是因为他在家庭的资助下很早就飘洋过海到美国求学而吸收了西方的启蒙知识,对他日后决心改造中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鸦片战争前的西方战略
先了解鸦片战争前的国际背景是很重要的,它的缘由是这样的:
由于发展所需,英国在1786年通过莱特(Francis Light)在东南亚的槟榔屿(马来半岛)取得据点。其重要意义不在于这个小岛有多大的价值,而是它处在马六甲海峡的心脏(北端),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果然在1819年,英国又通过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占有了新加坡,形成南北两端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但这还是不完整的。因此英国在1824年让出它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予荷兰,而换取荷兰将马六甲交给英国。这种殖民地宗主国私相授受的违规行为也就在强权底下被合法化了。

因为马六甲的位置正好在马六甲海峡的中部,完全符合英国人的需求,也就在1826年将槟榔屿、新加坡及马六甲合并成海峡殖民地,直接由英国政府管辖。

很显然的,英国的最终目标不单是殖民化马来半岛,而且也觊觎中国的庞大市场;尤其是大量的倾销鸦片进入中国。除了一本万利外,也足以将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这样就不必担心中国人民起而反抗外国势力的入侵了。

但这种如意算盘在1830年后触礁,清廷发现鸦片无节制的流入市场,祸害甚大,乃意图控制鸦片的买卖。于是有了林则徐1839年在虎门销毁鸦片的壮举。不幸的,它让英国找到了借口,而在翌年,即1840年用炮艇打开中国门户,是为史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吃败仗后,在1842年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予英国,并迫使清廷开放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与上海5处为通商港口。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与领事治外法权。

接着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失败后,清廷又签署了《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包括九龙割让予英国(在1898年时,英国又获得清廷租借新界99年,因而才有了1997年香港租约期满回归中国的大件事发生)。同时《北京条约》也规定清廷允许所有愿意出国的人到英国殖民地与其他外国去,并得以与眷属在中国任何通商口岸上船,同样的条件也适用于法国和西班牙。8年后,又适用于美国。

(二)鸦片战争后的民族醒觉
由于鸦片战争,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由于鸦片战争,中国人开始向海外移居;也由于鸦片战争,民间对清廷的颟顸无能感到愤慨,革命运动就此燃烧起来。

其中最关键的一场革命运动是以客家人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1-1864)。他以基督上帝会的名义号召人民推翻满清,并在1853年成功地在南京建立政权,与位于北京的清廷分庭抗礼。一度声势浩大,几乎割了满清的命。

虽然后来太平天国失败了,但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最具规模反清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其历史意义远远地胜过中国历代的起义和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不但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也为清朝走向消亡写下时间表。换句话说,在这之后,中国人民积极自觉和反省;尤其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蒙受的屈辱,更是令中国人义愤填膺。

虽然义和团运动是清廷利用民间的仇外灭洋情绪,鼓动与怂恿一批所谓“刀枪不入”的志士大举攻击传教士与中国基督教徒,企图作最后一击,但它的愚昧与无知,也导致清廷进一步接近灭亡的边缘。八国联军借义和团的反西方的情绪,大军开入天津与北京,很快就扑灭义和团运动,逼使李鸿章代表清廷向八国(德、奥、比、西、美、法、英、义)俯首称臣,再加入日本、荷兰与俄国的介入,也就签下令中国人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中国主权至此已所剩无几,即使因此延长了清廷的政治寿命多10年,但中国已确确实实成为列强的俎上肉,再也发不起威,更是国不成国了。

(三)洪秀全第二横空而降
也是因为鸦片战争肇了前祸,将中国推向丧权辱国的边缘之际,一位旷世奇人乃告诞生,他就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孙中山(1866-1925年)。从他的出生来看,他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2年就来到这个世界。

1878年,孙中山12岁时,他比许许多多中国人不同的是,凭其兄长孙眉的栽培,把他带往美国的檀香山,在当地的教会读书。

1883年7月,孙中山17岁回返故乡翠享村。不久(即1883年11月)进入香港拔萃书院,在香港纲纪镇会(公理会)礼拜堂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1884年进入香港域多利书院学习,1887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攻读。在这段期间,开始接触时政,又追寻洪秀全的步伐为中国的未来谋求出路,加入基督教也印证了他对洪秀全的崇拜,更在日后把自己形容为洪秀全第二。

1892年,孙中山在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澳门医院任职,后转到广州行医。1894年,孙中山展开其人生的“书生问政”的第一步,这一重大的转折不但改变了孙中山的个人命运,也写下了中国政局将全面改观的第一页,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在此埋下伏笔了。

在这一年(1894年),因为孙中山仍抱有幻想通过改良来挽救中国,因此他在年初拟就了一份8000言的《上李鸿章书》的长文(按李鸿章当时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选在6月分赴天津呈书(没有迹象显示孙中山亲自面呈“上书”,但有历史记载李鸿章拒绝孙中山的改良大计)。

“上书”直截了当地指出办洋务不是救国的根本之策。他尖锐地指出:“惟船坚炮利是务,是舍本逐末也”,而是应该“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地”。一旦“四者皆得,然后修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岂能匹哉”?

可惜李鸿章不屑一顾,就在孙中山改良提议被拒绝后的一个月,于1894年7月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眼见清廷炮舰不堪一击,孙中山在澈底失望之余,决心走上革命的道路(在1895年,清廷签下《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台湾及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投资设厂,中国已是百病丛生)。

(四)流亡海外遥控起义
在1894年的10月,孙中山从上海出发,经过日本到夏威夷。同年的11月邀约20名支持者在檀香山宣布成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理想与抱负。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也标志着孙中山准备用武力推翻满清封建王朝。

尽管遭受挫折,孙中山不屈不挠的斗志也确实令人肃然起敬的。他的10次起义和10次失败是从1895年10月起到1911年4月止的整整16年间所蒙受的牺牲与损失不计其数。只有到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才大功告成。孙中山成了中国新生的一颗“救星和彗星”。

虽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因复杂的政局陷入苦难重重,但无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孙中山的坚持与忍辱负重,中国将不可能在20世纪迎来新的年代;更难于想象自此之后的中国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挣扎与斗争,又迎来了另一个新天地,直接从封建时代跨入社会主义的社会(1949年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此而言,如果没有孙中山的真知灼见,中国恐怕不会有今天的火红局面。因此纪念辛亥革命100年,其实就是对孙中山一生奉献的完全肯定。

(五)三民主义改造中国
正如前文所述,因为他有机会接受西洋教育,视野较之历代的改革者更有先进的思想。有利他提出了民主政治的主张,整个情况是这样孕育而成的:①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②1903年黄兴及宋教仁等人在湖南长沙成立“华兴会”;③1904年,吕大森及刘敬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④同一年冬浙江龚宝铨、陶成章及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立光复会。此外还有其他地区的革命小团体,他们都提出了推翻清廷,复兴中华的宗旨。在这么多的组织中,当推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势力最强大,连同外围组织共得到10万会众的支持,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有鉴于革命团体的前呼后应,孙中山在1905年重返日本时(1902年首赴日广结交留日学生),就将所有志同道合的团体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通过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借助同盟会的成立,正式推出他的代表作—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对中国的历史来说是划时代的篇章,它打破了中国有史以来的常规,抛弃帝王制度,强调民主治国。

所谓的三民主义即指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主主义。

简单地说,民族主义先是带有大汉主义的色彩,旨在推翻满人统治的清廷。在当时的政治桎梏下,若不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是极不容易唤起90%以上的汉人的反清决心。

当然孙中山也不全然排斥满人,只是他不能再容忍满洲贵族鱼肉百姓,非得打倒不可。而他所要打倒的正是“洋人的朝廷”。但将他的民族主义升化为包含汉满蒙回藏的五大民族在内的思想则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事。

例如在1897年3月,孙中山应英国人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这样说:“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

而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于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为民族之统一。”

这一前一后的转变,证诸了孙中山是因势利导来解读其民族主义的,也正因为孙中山不排斥其他民族,中国并未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大举屠杀满洲人作为报复的对象。

其实中国政局整个变化也是颇具戏剧性的,并未按孙中山的既定方针走,因为当1911年杪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也就在1912年退位,让袁世凯接班,条件是必须迫使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溥仪逊位。当袁世凯做到后,他在1912年3月10日如愿以偿地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很快地背叛了孙中山,他的暗杀孙中山挚友宋教仁,引发孙中山对付袁世凯,也就有了孙中山讨袁的“二次革命”。

袁世凯转而通缉孙中山,导致孙中山再次于1913年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孙中山有两个重要的决定:其一是在1914年在东京组成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

其二是1915年,孙中山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虽然他这一生与4个女人牵扯在一起 ,但以宋庆龄最具代表性。这对孙中山后期的革命有重要的影响。

当1916年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再次回国开展革命。但他面对的挑战是十分艰辛的,包括中国政局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与此同时,于1912年8月由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后,一直迟迟未能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期间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列宁领导革命成功,俄罗斯变成苏联,成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奉行马克思主义和路线;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战后列强分赃,竟然允许日本承受战败国(德国)在东山省胶州与青岛的既有利益,引发中国人民共愤;1919年的著名“五四”运动的直接导因就是为反对中国北洋政府在和约上签字而爆发的。这场改变中国人民思想的运动也是辛亥革命所促成的,因为它喊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是与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是不谋而合的。

(六)促成首次国共合作
1920年,孙中山重返南方,被推举为非常大总统,积极北伐。不幸遇上陈炯明在广州叛变,迫使北伐军矛头转向陈炯明。在斗争的过程中,孙中山发现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对他的持续革命起正面作用,乃邀约李太钊(共产领袖之一)谋面,以振兴党国。1923年解决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就任大元帅,不再挂名为“非常大总统”。

由于受到列宁胜利的鼓舞和“五四”运动的开展,促成了孙中山思想的转变,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孙中山思想向左转的标志。

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邀请了李大钊及毛泽东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首次向共产国家靠拢,于是大会通过了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也因为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成功举行,孙中山得以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1924年),真正地培养军事力量为国民党所用。1925年,孙中山劳积成病,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留下可歌可泣战斗的一生。

(七)为毛泽东指出革命方向
综观孙中山穷其一生搞革命几乎是没有一个人能出其右的,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可以在海外遥控革命;严格来说,孙中山的一生有泰半的日子是在国外辗转的。

例如:
(一) (1878-1833年)— 12岁开始在美国受教育5年。
(二) (1883年11月-1892年)— 在香港受教育9年。
(三) (1894-1911)— 流亡海外搞革命,历时17年

值得一提的是从1905年到1910年,孙中山一方面继续起义(单在1907年就有4次失败的起义纪录);另一方面,也多次在马新开展革命运动。从中他领悟到华侨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孙中山的“华侨是革命之母”缘由于此。

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竟然把槟城当成他的桥头堡,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原本新加坡是他的革命前哨站,因为他发现到在1906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南洋总机关面临士气低落,态度消极,加上日本也不欢迎孙中山在日本大搞革命运动。迫于无奈,孙中山于1910年将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由新移来槟城。

槟城地位在后来进一步被提升其重要性是因为著名的《庇能会议》是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城召开的(地址在柑仔园400号)。

这个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孙中山的感性演讲感动了出席者,即席筹得八千余元支持革命。孙中山当时抱着破釜沉舟之心,扬言若再失败,从此隐姓埋名(此时孙中山的革命已第9次失败)。

就在会议拍板之后,孙中山委托黄兴领导第10次起义,也就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17日),因协调不当而失败,但却意外地在半年之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如果连同孙中山读书时代有14年在外,和辛亥革命成功后,又在1913年声讨背叛民意的袁世凯而被迫再度流亡日本3年。那么孙中山有34年是在中国以外生活的。与他的59岁人生来计算,他有超过一半是在外飘泊的。直到今天为止,在中国也只有出了一个孙中山,似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后来搞革命的如毛泽东都是在国内进行尖锐的斗争,绝不可能像孙中山那样在外国指挥而在国内又有诸多革命志士群起响应,并视他为神话中的主角,没有人敢于向他的领导挑战。这就是孙中山。

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还不仅在于推翻封建走向共和,而是给毛泽东指出了一条革命的大道。毛泽东在论述“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时,也明确指出孙中山在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1924年召开)之前的三民主义论述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在这之后(指1924年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因孙中山为三民主义作了新的注解,它是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归根究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

今天回顾辛亥百年,蓦然回首,中国已因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奠下的基石,渡过一个又一个挑战和威胁,终于从一个封闭的封建国家转化成为与西方接轨的现代化国家。就此历史意义来说,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在黑暗中举火把的人。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中国出了一个孙中山,而后中国又出了一个毛泽东。

(2011年4月3日在西安举行的辛亥革命一百年的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摘要)

刊登于2011年5月15日《东方日报》

17.5.11

求变之风吹进新加坡 反对党再次扬帆取得小突破

新加坡独立以来(1965年后)第10次大选终于尘埃落定(若算自治以来是第12届大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依然大权在握,在87个国席中赢得了81席,剩下6席归反对党胜出。

这意味着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开始有了转变,令人刮目相看。它所展现出来的讯息有下列的重要意义:(一)反对党的群众大会人山人海,几乎可以用万头攒动来形容。虽然不意味着参加的群众大会的人会把票投给反对党,但至少说明了新加坡人民再次重视民主与自由是相辅相形的。

(二)有六个反对党参加本届的大选,虽然它们的组织薄弱,开展运动不易,但它们还是在协调下予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严肃与全面的挑战。除了李光耀的丹绒巴葛集选区不战而胜外,其余的选区都有对手,说明了反对党已苏醒,准备重新开始争夺政治舞台。这些政党计有工人党(WP)、人民党(SPP)、革新党(RP)、民主党(SDP)、国民团结党(NSP)及民主联盟(SDA)。

(三)经过了46年的独立后,新生一代已成长和成熟,懂得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让人感受到在反对党阵线中已出现朝气蓬勃的一群。他们对政治表达方式则与昔日大不相同,如果说过去是侧重街头斗争,那么今天是崇尚民主价值,不存在意识斗争。

本来在过去新加坡未独立时,它是东南亚政治的前哨站,也是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焦点。但自从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这个国家的选举就不再热闹,因为在1968年的大选时,左翼的社阵已杯葛,剩下的反对党无多大作为,也就成为行动党的一党天下了。

在这之后一直到1984年,新加坡才在修改宪法下出现集选区。换句话说,在一个大选区内,政党要派出团队竞选,从4人到6人不等,而且种族比例有规定。由于是团队的竞选,也就以得票的总数来决定胜负,胜的一方拿到完,败的一方什么都没有。

目前新加坡共有15个集选区,另有12个是单选区(即政党只派人士或独立人士可以上阵)。因为有了集选区,使到反对党难有突破。以致一向以来,反对党只能在单选区取胜一两席,无法赢得集选区的议席。

为了避免国会内没有反对党,新加坡宪法本来规定可委任三名非选区议员进入国会,后来增至6名,目前则可以增至9名。这种规定是要确保国会至少有9位反对党议员。

比如这次反对党取得突破6席,则可以获得委任三名反对党人出任非选区议员,以凑成9人。
虽然委任的议员不能参与投票和表决权,但他们可以在国会阐述政见。

至于这次的大选为什么会有突破呢?主要是新一代的公民已告别政治冷感,他们不再视政治是老年人的游戏或上一辈的斗争事业,而是在民主制度下,他们要依据权利作出改变。

这一改变的焦点与压力就在这次的选举中瞄准阿裕尼集选区。这个集选区是以外交部长杨荣文为首,他带领另外4人面对工人党的强力挑战。工人党的领军人物是秘书长刘程强,他这次特别离开老树盘根的后港区,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向外长叫阵。在这种情况下,两雄相遇必有一伤。

工人党之所以选择阿裕尼区是因为它们认为这个选区的选民会倾向反对党,而不再是铁板一块地守住行动党。

杨荣文无疑是理智与老练的政治人物。他从头到尾的说话十分有分寸,不会惹怒选民。不过,他坦诚这是一场硬仗。

这种让选民要留人才或选反对党入国会也真是两难。这使我想起1986年时林吉祥移师槟城向许子根叫阵情景大同小异。

当时市坊上说两个人才怎么碰在一起?选民好生为难,他们的意思是林吉祥要来槟城可以,但不要专挑丹绒国席向许子根挑战,因为这会牺牲其中一人。当时林吉祥放声了,他不否认许子根是人才,但政治是一场不计个人得失的斗争,如果许子根输了,可以被委任为上议员,而他(林吉祥)如果输了,就是“一无所有”了。结果开票的那一个晚上,林吉祥胜了整条街,因为选民认为反对党领袖比执政党的国会议员重要。就这样许子根败了,他也履行较早的承诺,不接受上议员的委任,转而成为首席部长林苍祐的政治秘书。不出四年的卧薪尝胆,许子根终于在1990年当选州议员而成为新首席部长。

至于杨荣文,工人党的刘程强也不否认他是好人与有才干的,他说,杨荣文失败后,他会建议杨竞选总统,以继续担任公职。

杨荣文的回应是,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我就是留在阿裕尼区。

现在胜负已定,杨荣文到底会出任什么高职,我们不得而知。不知道他会不会像许子根那样,在下一届大选“卷土重来”?或另有盘算?

总之杨荣文的君子之战也让人民看到他的谦谦一面,只不过在鱼与熊掌只能择其一之下,选民只好痛苦地割爱杨荣文。

当然反对党也只有这个小突破,不算大反风,更没有所谓政治海啸,因为工人党除了保有后港单区外,其他的反对党全军皆墨,包括原本被看好的人民党的詹时中也马失前蹄。他率5人团在碧山一大巴窟与副总理黄根成的团队背水一战(离开自1984年就是波东巴西国会议员的老巢,让其妻子代夫上阵,讵料输掉114票饮恨此席),结果输掉整个团队。

其他方面的选区比较有看头的是行动党在如切区只胜了392票,可谓险胜。又如在东海岸选区,马林百选区及摩绵一加冷选区都给执政党一定程度的威胁,取得逾40%的选票。

整体而言,虽然反对党的小突破没有办法震撼执政党,但选情的激烈与选民投票有较明显地给反对党打气,也就反映了民心开始思变。另一方面,尽管竞选主题不是鞭策与批判政府无能和贪腐,而是反对党要求当政府的副司机,要求制造“世界第一流国会”,而不是“第一流政府”等,但这些个响亮口号也同样能打动人心。难怪李显尤说新加坡已进入一个新时代,而选民的讯息是要政府采取适合新时代的治国态度和做法。

是的,改变之风已吹进新加坡,新加坡人民也要掌握这大好机会把新加坡推向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能够的话,朝向两线制发展。

刊登于2011年5月16日《号外周报》第530期

奥萨马带出历史问题 (天下纵横)

奥萨马本拉登(1957-2011)之死牵出很多大课题,但他的源头要追溯回“中东战争”或“西亚战争”。

当1948年犹太人强行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以色列国之后,从此中东陷入“永无宁日”之纷争与战乱,也在后来泡制了一个恐怖大亨奥萨马。

一方面犹太人说他们在2000年前就是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建立以色列国,这儿原本就是他们的家国,只因罗马帝国在公元前63年攻下以色列,迫使犹太人为奴或大逃亡。就这样,几乎有2000年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他们的民族散居世界各地,他们的国家也就是“提着小箱子”到处流浪。

二战之后,他们的民族在美国和欧洲取得影响力后,便不惜代价促成美英在1947年通过联合国批准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切割成两个国家,一半让犹太人复国。在这天赐良机的时刻,犹太人迫不及待地在1948年“搬师立国”震惊了阿拉伯国家。

因为在另一边的故事是:巴勒斯坦在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份后,一直处于“殖民状态”。当公元312年,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了基督教后,他在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离耶路撒冷不远)建立了马赫德教堂,他要用基督教来抹掉犹太教的痕迹。换句话说,后来的巴勒斯坦被逐步地基督教化。不过在公元7世纪时,一个新兴的宗教在阿拉伯世界出现,它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又称回教。

当先知于公元632年逝世时,第二位继承人(哈里发)欧麦尔•本•赫塔卜取得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有一大批的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移入巴勒斯坦居住。

这样一来,小小的巴勒斯坦成为三大宗教的“圣地”。在许多年之后成为宗教的争夺场。这是对历史的讽刺,也是对人类信仰的挑战。

对于伊斯兰教来说,既然阿拉伯人已在巴勒斯坦居住长达1400年,为什么又跑出一个犹太民族与他们争“地盘”?这之中不但涉及不同民族的问题,也卷入不同宗教之争。当民族和宗教被捆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没完没了的故事。

因此当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后,就发生了5次的中东战争,说明了犹太人面对了阿拉伯人的反击,不能接受以色列的存在。虽然这5次的战争中绝大时候是阿拉伯国家以失败收场,但阿拉伯国家中的强硬派或激进派都从来不放过以色列这个国家。

由于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一些中东国家中软化立场,不再与以色列对峙。例如在1948年挑起第一次中东战争的主角埃及就是在1978年与以色列媾和,相互承认,被阿拉伯的激进派视为“出卖”或“背叛”阿拉伯民族的权益。

埃及的改变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当时在沙地阿拉伯攻读大学的奥萨马。他先是响应号召,到巴基斯坦了解苏联军入侵阿富汗的情况(1979年);后来就索性自身走进阿富汗参加游击战争与苏军周旋(1982年)。

在奥萨马看来,阿拉伯的回教世界是一个整体,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不对,虽然美国也鼓动阿拉伯人前往阿富汗对抗苏军,但奥萨马这一边有更高境界的想法,他要带动一场“圣战”。通过“圣战”的名义,奥萨马搞出了名堂。当1989年苏军撤离阿富汗后,整个阿富汗落入激进派手里。

其中最强大的一支也是在巴境内建立起来的塔利班,在1996年夺得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控制权,成为阿富汗的“新造王者”。碰巧奥萨马早前有支持塔利班的起义反抗苏军,双方也就一拍即合分别在阿富汗建立起“塔利班”政权和奥萨马恐怖基地。

有了“强大后盾”后,奥萨马也在这一年向美国宣战,扬言要发动圣战迫使美国退出阿拉伯世界,不然他将与美国“没完没了”。

在这之后果然发生多宗美国非洲大使馆爆炸案,奥萨马被指在幕后操控与策划这些恐怖活动,因而在1998年他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被悬赏5百万美元缉拿其人头。

奥萨马不当作一回事,一直拿以色列立国事大作文章,更指责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派驻军队,鼓动国与国战争(如1980年至1988年的伊拉克与伊朗之战),造成阿拉伯的回教世界被分裂和破坏,也就直指美国是阿拉伯世界的“罪魁祸首”。

2001年的美国纽约两幢大楼被炸毁,肇3000人罹难,举世哗然,人们不得再把矛头对向奥萨马。就这样,奥萨马从美国首号敌人变成世界首号敌人。

整整10年来,美国拿他没有办法。最后虽然拿下了,但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解决了吗?茉莉花革命又是怎么的一回事?这都是我们要追根究底的新的和旧的大件事。

刊登于2011年5月16日《号外周报》第530期

16.5.11

巫统党庆释放的讯号 (跃马扬鞭)

虽然不是高调,但巫统在5月11日庆祝建党65周年的集会上则是释放出重要的讯息。主席纳吉在当天的晚宴上向1500名巫统代表及国阵代表致词时,要求全体党员停止内斗,一致把矛头对外,确保巫统继续掌权(巫统是在1946年5月11日正式成立的)。

与此同时,他也不忘再次强烈暗示,全国大选将可能在近期内举行。因此停止派系政治,巫统会更强大。

这是纳吉首次比较明确地告诉巫统代表,自308大选直到今天(整整三年有余),巫统已完成改变。这可以从最近的几场补选中国阵取得胜利作为激励的标记。

对此,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提醒党员要记住历史,当创党人拿督翁(1951年)离开巫统时,巫统不但仍然向前进,而且直到现在仍是举足轻重的,在将来也是如此。

从纳吉到东姑安南不忘突出回首来时路来看,他们都强调从历史吸取灵感的重要性。例如纳吉说为什么我们要回顾过去?那是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巫统创党时的斗争口号:“团结、忠诚与服务”。

“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而分帮立派,则今日的党庆又有何意义呢?”

很显然的,纳吉在此关键时刻不但希望党员团结一致,坚持创党精神,而且也希望国阵成员党作好准备,面对未来的大选。

如果没有其他重要变故,我国第13届大选应该在今年下半年举行。一般上认为11月份是比较适当的日期。这就是为什么纳吉要巫统开始“厉兵秣马”,以收复在2008年失去的城池。

2008年的大选,巫统竞选117个国席,失掉38席,保住79席,占67.5%的优势;但因为其他成员党失利,造成国阵在国会占有138席(2004年大选时,国阵赢得196席,国会总数222席),未达2/3席的优势。

不宁唯是,国阵也在当日的票选成绩揭晓后,痛失雪兰莪、吡叻、槟城及吉打州政权。虽然在一年之后取回吡州执政权,但连同吉兰丹州,仍有四州政权是由反对党(即民联)所控制的。而在国会议席上,民联获得82席,反对党空前强大。

虽然面对政治海啸的大冲击,但在过去一年来反对党因内讧与分裂,导致至少10名国会议员叛离,声势已和3年前大不同。

这种内斗的情况,以公正党较为严重,也就使到巫统抓紧机会向民联反击。如果大选在今年内举行,主要考量的因素是巫统已掌控政局的主动和主导权,可以放手一博重整巫统声威。当然前提是友党不要输得太难看;尤其是东马的国席得以保住优势,那巫统就不会有太大的顾虑了。换句话说,国阵友党的处境和“创伤”是否已抚平不是关键的因素;主要的是在整体上国阵是否已转成占有利的局面。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巫统在晚宴上也不忘对安华的攻击,这种一面向安华发炮,以重挫公正党;一面向回教党招手,正是巫统新一轮的战略,以期“打散”民联的组合。

其实,巫统重提历史的另一个深层意义旨在告诉巫统党人,任何脱离巫统的领袖而转过身来与巫统对抗的话,都是难以取胜的。前有拿督翁的退党,后有农长阿都亚兹的另立国民议会党(1963年)及东姑拉沙里的另起炉灶(1989年)成立的46精神党,都败下阵来,因此它认为安华也没有例外,也不相信安华的公正党(1998年成立)会跳出这个“定律”。即使安华在2008年创造了奇迹,首次领导反对党异军突起,与国阵争夺“江山”,但这3年以来的变化,对民联弊多利少,又使到国阵(主要指巫统)准备提前与民联(主要矛头指向公正党)在大选中决一死战。

这就是巫统65周年晚会上释放出来的强烈声音,不论民联喜欢与否,当国阵开动竞选机器时,民联就不得不随之起舞了。

在国阵有备而来的大气候下,对民联而言,不只是一场硬仗,更是民联前途的一战。

刊登于2011年5月16日《南洋商报》

输了大选•赢得口碑 (现代春秋)

出乎我的意料,新加坡大选尘埃落定后舆论掀起的热潮不是集中在资政李光耀或总理李显龙的身上,而是焦点落在一位失败的候选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外交部长杨荣文。

他在阿裕尼集选区领军失利,连他在内的5员大将均告折翼,与国会擦肩而过。

本来败将已无政绩炫耀,偏偏杨荣文的失败反而激起政治浪花,绝大部份的舆论都对他的失败感到惋惜和难过,咸认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啻是新加坡的损失。这一现象说明了一个人在政治上不以成败论,而在于他在人民和舆论的心目中到底有多少份量。正如杨荣文在表扬新加坡左翼的定位时这样说:“在历史中失败的一方也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创造新加坡的不单是行动党,还有很多人都参与打造新加坡”。

这一席话是杨荣文在今年4月20日应《联合早报》专访时对左翼历史及左派的后代参政作出客观的评述而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我在2009年时就注意到杨荣文外长发表一篇论述“五四运动”九十年的文章,他不讳言地认为“五四精神”已成为新加坡的丰富遗产的一部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首位新加坡高官对五四运动带给新加坡的影响给予正面的评价。

同样的,他也应该是第一位行动党的高官对新加坡的左派人物在昔日扮演的角色给予肯定。他也鼓励所谓的“左二代”参加行动党的行列,不必因过去的家族政治背景成为永远的隔阂。他的这一番话在左翼份子(或老左)听来是比较顺耳的。当然这不意味着昔日的社阵党人已和行动党人达成交心的和解,因为所谓的“左二代”的代表性与延续父辈的精神仍是一个争议性的课题。

尽管杨荣文有此开明与开放的思想,且在推动和保护华人文化方面有重大的贡献。例如与晚清园(纪念孙中山)、怡和轩(早期是福建人代表性组织)及醉花林(潮人的早期组织)等华团深厚的渊源,且不遗余力地鼓励新加坡在1991年主办世界华商大会,而展现出其亲和力和办事的魅力;但当来到政治的关卡,当需要人民对人才精英与反对党代表性作出抉择时,理智往往会压倒情感的挣扎。杨荣文就是在民主大潮流下的一个令人惋惜的牺牲者,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比他强的人,也不是一支比他团队优越的对手,而是新加坡不能没有反对党。

如果是为了民主的进程和跟随求变之风,新加坡新崛起的一代显然比较偏向于民主政治而不是精英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杨荣文在大时代的洪流下,已是独木难支大厦。虽然他在投票前还是寄望他的团队能够胜出,但已难掩这是一场硬仗之苦,对他的政途有重大的影响。

投票结果当然不是左派或“左二代”打败了杨荣文及其团队,而是选民在鱼与熊掌下只能择其一。因此工人党的刘程强的团队在阿裕尼集选区以超过10%的选票的优势打败了杨荣文的团队是不令人惊讶的,因为选民虽然爱凯撤,但他们更爱罗马。

经此一选,新加坡马上让人眼前一亮:反对党竟能在集选区脱颖而出,象征着西方式的民主已在新加坡找到重新生长和成长的土壤,这对新加坡的未来具有强烈的“敲山震虎”之功效。如果社会主义不是它的唯一选择,那么西方民主政治肯定是它的未来的政治指引方向。

在这方面,即使资政李光耀在选前说过不选杨荣文团队会后悔五年,但也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可见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挡得了的。

诚然,在痛定思痛后,还是有不少舆论为杨荣文站台的,包括《联合日报》的社论以“人民的部长,优雅的身段”为题生动地表扬杨荣文留下一个从政功绩彪炳,但不求闻达的典范。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魏苇这样说:“杨荣文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是新加坡非常能干,有个人魅力的优秀领导人”。

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潘国驹形容杨荣文完全够资格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领导的角色。
诸多的溢美之言让人看到失败者的高风亮节,但这些并未能打动杨荣文不再参选的决定(下一届大选时,已是62岁);也不会竞选总统。剩下来的,也许是把杨荣文引向联合国或国际组织以肩负重任。

就他从政的23年记录来看,他是绰绰有余挑起国际性官职。而他的政治生涯也是可圈可点的:1988年弃戎从政的军人在当选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后,便平步青云当上政务部长,而后再升为高级政务部长。接着在1999年当上贸工部长,再于2004年起担任外交部长迄今的杨荣文切实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代领导人才(剑桥大学的高材生),也有望在本届成功蝉联议员后被委为副总理。
然而当一切都变调的时候,杨荣文只好自叹“时不予我,非战之罪“也。

无论如何,一位失败者能赢得如此的口碑,不仅是奇迹,也是让历史提早为他定位。放眼古今中外,倒也寥寥可数。

就此而言,杨荣文虽败犹荣,因为历史已为失败者预留他应有的历史位置和空间,这才是人生的最大意义和完美的乐章。这就是说,做不做总统,做不做部长已非重要的篇章,重要的是杨荣文用个人的牺牲为新加坡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刊登于2011年5月16日《光华日报》

从历史看新加坡政治演变 (直挂云帆)

新加坡大选虽然再一次显示人民行动党是大赢家,但这一届的成绩却未能使得执政党高枕无忧(81席对6席),反而必须加大力度进行改革,因为选民已表达了十分明显的求变之心:希望能一举改变新加坡了无生气的政治生态,而赋入更多的民主价值。在这方面,李显龙总理已看到人民思维的改变,因此他认为这次大选是历史的分水岭,而新加坡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从有选举到今天,总共经历16届选举)。

在这种情形下,回顾新加坡的议会民主的变迁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但能让人温故知新,也能让新一代的人知道什么是“历史的分水岭”?同时到底新加坡有几个政治分水岭?这是值得探讨的。
首先无所争议的是马新本来是一家;尤其是1826年起,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后,这三个地方就一直在一个政治系统下操作,直到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2月1日),才把新加坡切割出来继续成为英国的直属殖民地。

为了较明确显示新加坡不再是马来亚联合邦的一部分,英军事政府在1948年3月推出新加坡的立法议会的选举,但是有限的民主,在22名议员中只有6名开放竞选,其余是总督委任的,而总督是立法议会的主席。

不过被视为亲共,当时最大的政党—“马来亚民主同盟”则杯葛参选,使到选举形同儿戏,只有新加坡进步党参选,结果是3名进步党议员当选,另3人是独立人士。

1951年,英国为表示它的宽大,将民选议员由6席增至9席,结果进步党获6席,工党2席及1席归独立人士,没有实质的改变。

由于民主开放未能顺应人民的需求,英国在压力下便在1954年草拟“林德宪制”(以乔治林德为首的修宪委员会,故名林德宪制)。李光耀看准时机成熟,便邀约左翼阵营与他的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共组人民行动党,当时的左翼公开领袖林清祥也参与其中。1955年的选举(这一年议员人数增值32名,其中25席是民选的,当然大权仍握在英国的总督手里)是新加坡政治生态改变的起点。共有6个政党角逐,劳工阵线赢得10席、进步党4席、民主党2席、华巫联盟3席、人民行动党3席及独立人士3席,这是新加坡第一个历史分水岭。

人民行动党初试啼声有良好的开始;尤其是两位重量级的候选人李光耀和林清祥都当选议员。虽然归由劳工阵线的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但在1956年因马绍尔辞职改由林有福担任首席部长。由于后者的右翼政策,大举逮捕左翼份子和行动党人,包括林清祥在内,导致人民行动党获得更大的支持与同情。

果然不出所料,1959年决定性的大选澈底的改变新加坡的政治格局。当年的选举已规定全部51席民选,大选后朝向自治邦迈进。

这对行动党来说是天赐良机,因为当时李光耀已成功地塑造反对党的形象,人民行动党变成万民期待的政党。在群众大会上,人民行动党的黑压压的群众证诸了人民思变的强烈意志。就在不知能否改朝换代下,人民行动党创造了奇迹。李光耀的团队胜了43席(总数51席),剩下的8席分别由人民联盟(4席)、华巫联盟(3席)及独立人士(1席)拥有。在实力悬殊下,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总理,这是新加坡第二个历史分水岭。

不幸的是在1961年因党内左右派政见严重分歧,加之对加入马来西亚各持己见,终于发生行动党的左派分裂出来另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以林清祥为首)。这两大阵营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从1963年加入大马前的全民投票(支持加入马来西亚的方式,9月1日投票)到加入大马后的大选(马来西亚成立于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那一年的大选的投票日是9月21日)来看,都是让行动党占上了风,而社阵号召投空白票(占25%)及期望在州立法议会选举中击败行动党上台执政皆告落空(社阵只胜13席,行动党37席及统一党1席)。这是新加坡第三个历史分水岭。
这就是说,人民行动党渡过最大的难关,它与社阵的政治斗争也就从议会转入街头斗争。

当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新加坡的左翼运动也开始化整为零,继续与行动党展开明的和暗的斗节,包括在1968年社阵宣布杯葛参选。

这一年也刚好是选举年,在社阵的杯葛下,人民行动党一枝独秀在大选中抢尽风头,只有工人党陪衬参选和独立人士凑热闹。

自此因为政府提出新加坡立国根基未稳,需要全民团结共创未来,也就使到新加坡人民不再把政治斗争当成首要的目标,转而同意和承受新加坡为了生存不得不牺牲某些政治上的原则。

正是受到大环境的感染和左翼阵线的退出政治舞台,新加坡在1972年、1976年及1980年的大选都是没有看头的,即使社阵的李绍祖在1972年参选企图东山再起,也因时代转变把他抛落在后头。这一连三届的大选,反对党得票率只在25%至28%左右,没有议员在议会内,根本不是行动党的对手。

不过,当1981年的一场补选(安顺区)让工人党的惹耶勒南冒出头来后,就在1984年鼓励8个政党投入大选,结果也只得工人党的惹耶勒南及人民党的詹时中胜出,其余全告败北。这就是说反对党不成气候。为了弥补反对党人数之不足,政府在那年修宪让反对党议员未足3位时,得以按其得票率委任为非选区议员。

1988年,政府再度修宪将选区分为单选区和集选区(即政党集体提名,或4、5或6位,胜全胜,败全败),这使到反对党更难发挥作用。事实证明,从1988年到2006年的整个18年中,没有一个反对党在集选区胜出,包括工人党在1998年招揽李绍祖及萧添寿(曾任检察官,后与李光耀失和)搭档在集选区出击,获得49%的选票也无法突破。由此可见,集选区被反对党视为不可打破的“铜墙铁壁”。

讵料在今届工人党的刘程强(1991年起任后港区国会议员)却不信邪,他率团攻打阿裕尼集选区竟能一举攻克行动党的城池,确实让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其他选区也出现新选民偏向反对党,表现出对自由民主的崇尚;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早年塑造万人攒动的群众大会场面已转移到反对党阵营。这就是新加坡第四个历史分水岭,也是最新的一次政治分水岭。

这新的分水岭与意识形态无关,也不是用左翼统战的斗争方式向行动党挑战,而是新一代不再是沉默的一代,他们已让新加坡在安定中取得成功建国,下来的年代是不是应在成功的基础上朝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前进?从新加坡的种族结构来看,它的未来迈向两党制的条件是比较可行的。这就是说,反对党在未来要突破,必须整合与简化,形成统一阵线才能成为行动党的有力对手,否则四分五裂的反对党是不成气候的。

当新加坡人民回顾过去的坎坷与曲折的建国道路时,自然会更加珍惜民主制度是确保国家稳定与进步的基石。

刊登于2011年5月12日《东方日报》

9.5.11

新加坡的“左二代”?(天下纵横)

新加坡的大选有三名候选人因为出身左翼背景而被形容为“左二代”参政,但我对这些人被冠上“左二代”有所保留。例如普杰立布都遮里是多明尼布都遮里的儿子,而王乙康是王连丁的儿子,这两位父亲是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中被逮捕的。

老实说,除了布都遮里比较出名外,王连丁的知名度是不高的,至少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再者,布都遮里后来也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所交往,更在后来加入民政党,成为民政党高渊区的国会议员(1990年),可说早已脱离左的阵营。

至于另一名沈颖的外祖父是亲共的《南侨日报》的记者朱奇卓。在1950年被捕后被送回国,后来不幸被打成右派(应指1957年中国的反右斗争),死于北大荒。这段关系也太远了,很难与“左二代”拉上直接关系。
还有一位傅海燕也不算“左二代”。她的父亲傅超贤不错曾是抗英同盟成员,也是左的干部,但在冷藏行动之后,他归顺李光耀出任新闻秘书,算是已脱离左派。

由于这样的不具代表性的左派的后代参政就标签为“左二代”,那也是太过牵强了。

如果你说是林清祥、兀哈尔(前新加坡社阵副主席)、傅树楷医生、林福寿医生、谢太宝、陈世鉴、赛查哈里及陈蒙鹤、陈新嵘、黄信芳等人的后代参选,那他们的后代则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左二代”。

事实上,左派或右派,不左不右派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50年代至70年代)都会有所转变(虽然不多)。当然大多数仍是“坚持”左的标签,并在环境不允许下,选择沉默和退出政治。因此他们的后代从左到右参加政治的并不多,单就新加坡而言,真正的“左二代”还没有出现在政坛上,有的是身份比较含糊的所谓“左二代”。


究竟新加坡(也包括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是如何形成的?倒是有一段难于掩盖的历史,尽管左翼人士一直否认他们和马共有何联系,但在1930年马共成立后,它的党员就在马新有所活动。比较高涨期就是1942年至1945年的抗日年代。在1945年战后,有6千名马共走出森林进入社会,足以证明马共在抗日的队伍的壮大。后来马共又继续活动直到1948年被英军事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才又转入森林打游击战。从它再进入森林时有数千名党员来看,马共仍保存一定的势力。

由于马共被列为非法组织,不便公开活动,因而在1953年时,左翼份子借反黄运动在新加坡重新整合,一个左翼统一阵线就这样形成了。

1954年华侨与中正中学的学生反服兵役示威将统战带上高潮,林清祥就是在这个时候探出头来的学生领袖。他被开除学籍后就加入职工会的斗争。这一年李光耀组成人民行动党,左翼阵营加入了进去,包括林清祥在内。
1955年李光耀和林清祥在人民行动党的旗帜下当选立法议员,1956年林清祥等人被逮捕。

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总理,林清祥等八人获释(其中包括布都遮里)。

1961年,林清祥与李光耀闹分裂,前者率左翼党员脱离行动党,另组社阵,与行动党正面交锋。
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社阵及左翼领袖百余人被捕,包括林清祥在内。同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而新加坡则在22日投票选州政府,李光耀的行动党胜出(37席),社阵只13席失利。从此新加坡左翼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及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左翼力量在新加坡进一步滑落。加上1968年社阵主张杯葛大选,新加坡的左翼势力在政治上不是被钳制就是进一步失散,再也凝结不起来。

当197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加坡的左翼阵线也失去依据而失落在政治的旷野中。

从此左翼在新加坡似乎成了历史名词,直到今年出现“左二代”的新名词,才让人从记忆中回望过去的尖锐与血泪的政治斗争故事。

今天的左右派斗争虽不再尖锐,但似乎还没有“和解”的融合,彼此还是缺乏内心的真诚交流。因此“左二代”的参政说明不了“政治和解”,只能视为个人的行为,与历史大运动扯不上直接关系。

刊登于2011年5月9日《号外周报》第529期

种族政治的探讨 (跃马扬鞭)

《南洋商报》前总编辑朱自存兄寄送一本旧作《多元种族政治及其他》时,夹带一张字条说“种族政治五十年不变,启迪群众仍须不缀”与我共勉。

他在1990年出版的大作中对多元政治寄以厚望,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国的种族政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还在主导整个政局,难怪他有所叹息。

其实种族政治由来已久,而且在战后已蓬勃发展,直到今天它还是我国政治的主要特征:
§ 当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马来亚第一个公开注册的政党是1945年10月在吡叻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又称为马来民族党(党领袖是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的布哈鲁丁)。它有左倾色彩。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被指受共党渗透。

§ 第二个政党是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成员主要是华人和欧亚混籍人,林建材及余柱业曾为代表人物。它被标签为华人政党。1948年这个政党被逼自我消失,因也被英军事政府指受共党渗透。

§ 1946年5月在吉隆坡成立的“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由拿督翁领导,它直到今天仍是我国政坛最大和最具权威的执政党。它于1948年与英政府达成协议,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奠定了马来亚走向独立的政治模式(资本主义下的君主立宪制)。

§ 1946年印度人成立印度国大党,初期与印度的尼赫鲁总理有密切关系,后来转向本土化发展。

§ 1949年2月,马华公会在吉隆坡成立,领导人是陈祯禄。这是第一个纯华人的政党。它的立场是反共的(在这前一年,英军事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者转入地下展开森林游击战)。
1954年,马华公会与巫统及国大党携手合作,组成“联盟”,掀开种族性政党不变下的上层合作模式。这样一来,“联盟”摇身变成多元种族组合。

另一方面,在战后也有所谓非种族性政党出现,但它们也不可否认具有种族倾向和归类,例如:
§ 1951年5月在槟城成立的马来亚劳工党。虽然它标榜是多元种族政党,但绝大部分的党员是华裔,也就脱离不了“华基政党”的影子。

§ 1951年6月,林苍祐在槟城组成“急进党”,参加市议会选举一炮而红。当1954年林苍祐加入马华后,这个被视为华人的政党无疾而终。

§ 1951年8月,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在吉隆坡另立“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为“国家党”(1954年),被归纳为马来人政党。1955年,这个党在普选中失败后,判定拿督翁与首相职擦肩而过。

§ 1951年11月,一批脱离巫统的宗教学者及政界人士在威省组成回教党。初时无多大作为,但在1955年将大本营移向东海岸后,这个党已告脱胎换骨。直到今天,回教党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政党。

§ 1953年,印裔兄弟SP辛尼华沙甘及DR辛尼华沙甘在怡保成立人民进步党,吸引相当多华裔参加,成为华印人的政党。1969年大选大有斩获后,它被当成华印代表政党加入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由于后劲不继,到今天已是欲振乏力。

§ 1955年由布斯达曼成立的人民党,标榜左翼,但以马来人为主。1957年和劳工党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有较明显的多元色彩,但在1959年大选时,其所有候选人都是在城市/华人选区中选,包括布斯达曼本身。由此可见,社阵的地盘也有种族性的倾向。

正因为独立之前种族政党已形成一道风景线,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也无法改变这一特征。尽管目前政党已和战前大不相同,但相同和不变的是表面上是多元政治的社会,实质上种族政治依然在政坛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朱自存会形容为“五十年不变”。

刊登于2011年5月9日《南洋商报》

揭开奥萨马的面目 (现代春秋)

先是美国自食其果;后是奥萨马自食其果,两个错误加起来不等于一个正确,因为没有人知道恐怖主义是否已经结束?也没有人知道明天是否会更好?

故事的焦点是美国总统欧巴马在5月2日正式宣布:“基地”组织领导人,恐怖大亨奥萨马本拉登已被美军击毙。消息传开,美国民众在白宫前欢呼。欧巴马说,正义已得到伸张。

姑不论美国如何通过情报系统追踪奥萨马的下落,他的死讯和根据DNA的化验确认是奥萨马本人后,争议已大大减少,也就为这位恐怖大亨的一生划上句话。

为什么美国把他列为世界第一公敌?见到就杀的“第一恐怖份子”?这有必要从奥萨马本人说起。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1957-2011)这个名字原本是不见经传的,他在1957年5月1日出生在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个富有的建筑商的家庭里,他排行第17,只是他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的52个孩子中的一位。因为他的父亲与沙地王室关系密切,很快地在建筑界搞出名堂,以建回教堂为主,也因之累积了过亿的资产。换句话说,奥萨马是含着金锁匙出世的,但在11岁那年其父亲过世,17岁中学毕业时娶了一位叙利亚的女子为妻(1974年),而他本身后来也进入了日达的阿都亚兹国王大学。在大学期间,虽有涉及家族的业务,但兴趣不大。

根据一些书籍揭露,这位天性奇特的人在读中学时也曾被描绘成过着公子哥儿生活的年轻人,后来却热衷于宗教,也就成为狂热的教徒。其实在沙地阿拉伯,绝大部分的回教徒是逊尼派,奥萨马也不例外(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奥萨马变成激进份子乃至被形容为恐怖份子后,也与激进的伊朗扯不上关系,因为伊朗的回教徒绝大多数是什叶派)。

1980年奥萨马在尚未大学毕业时,曾秘密到过巴基斯坦,目睹阿富汗难民的困境,便在返国后鼓励人民到阿富汗参加圣战组织,以向苏联入侵阿富汗展开游击战争(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而在1989年撤兵。1年后,苏联变天,走向西方道路,共产主义走下坡)。

奥萨马为什么会丢下舒适的生活跑到阿富汗参加“伊斯兰圣战兵团”?那是因为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须要援助一大批人在阿富汗与共产苏军的入侵开展游击战,以牵制苏联,奥萨马就是被中央情报局所重视和培养的其中一位“领袖”。1982年奥萨马大学毕业后,他身体力行深入阿富汗参加圣战逐步发展自己成为圣战的领袖。1984年,他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建立“招待所”,得以向阿拉伯国家招募新兵,而武器与金钱全由美国供应。自此之后,也就是从1984年到1989年间,奥萨马已在阿富汗建立秘密基地,不让伊朗的什叶派专美。这就是所说的美国自食其果。

1989年苏军撤离阿富汗后,奥萨马也就以“英雄”的身份“凯旋”回到沙地阿拉伯,一心想要在沙地阿拉伯发展圣战组织,以为沙地效劳,但不被欣赏。

1991年,波斯湾危机时(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沙地阿拉伯国王法赫德邀请美军入驻,奥萨马大为恼火,他认为沙地王国政府应用圣战份子来保卫王国,而不是成为美国控制的棋子。

由于与沙地国王关系闹僵,他受到软禁,迫使他于1991年4月逃到巴基斯坦,再潜入阿富汗。当时碍于阿富汗陷入内战,他只好暂时转向苏丹。同样的苏丹国家也对他有所顾忌,不欢迎他到来投资和长住。

1994年沙地阿拉伯褫夺其公民权。在恼羞成怒下,他发表声明攻击沙地政府。翌年沙地发生反美的汽车爆炸事件,沙地政府指责奥萨马在幕后主使,也影响苏丹对他的收留。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他在1996年初再进入阿富汗,决心在这块土地上建立其武装基地。

这个时候,在阿富汗的土地上已冒出另一股极端的宗教势力,取名为“塔利班”(1994年在巴基斯坦边境查曼成立)。在奥尔马的领导下(在抗苏战争中被炮弹击中失去一眼而成为独眼龙),塔利班势力从最初的800人到1996年时已拥有3万名士兵,更获得奥萨马的大量金钱支持。当塔利班在1996年杪攻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新主人”,但只被三个国家承认(巴基斯坦、沙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新政权竟倒行逆施宣布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禁止女人上学,出门要全身裹住。男人蓄大胡,不得穿西装,他要建立一个“绝对纯洁的伊斯兰国家”。

在投桃报李下,塔利班允许奥萨马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基地组织,取名为Al-Qaeda(阿盖达)。
因为得到塔利班的相互配合,奥萨马也在同一年向美国宣战,声称要通过圣战与美国较量(他也否认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有任何联系)。这个时候,奥萨马开始成为西方世界注意的狂热份子,他也告别“西方的世界”。

从那个时候起,奥萨马就间断性地向美国展开袭击行动而被列为恐怖行为。这包括1998年美国驻肯雅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被炸,酿224人丧命,而开始把奥萨马列为见到就抓的头号敌人。

最让美国人和全世界咬牙切齿的是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抢劫的飞机撞毁美国纽约两幢摩天大楼,酿3000人死亡而举世悲剧。美国及世界各国莫不把幕后黑手列为奥萨马,一场反恐战争也就因此拉开序幕。这是奥萨马的自食其果。

因为在这一年杪,美国向阿富汗展开全面反击行动,不但击败了“塔利班”政权,也迫使奥萨马的基地组织流散,而奥萨马本人则神奇地不知所踪。

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反恐战争不断持续,却从来未正式公布奥萨马的下落,他到底去了哪里?是死抑或是活着,没有人知道。大家都只能猜疑他好像在人间蒸发了。

然而只有美国情报局一刻也不放松追踪。前后10年的光景,才追踪到奥萨马的“下落”。这是美国情报局太厉害或是奥萨马匿藏有方?没有人说得准。

整整10年了,美国及西方国家不知花费多少军力和财力,却一直拿奥萨马没有办法,直到5月2日奥巴马才告诉我们奥萨马死了,这代价也太大了,整个地球似乎在找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奥萨马。不论他是何方人物,他的这一生也让现代的人类活得太辛苦了。山沟与最保守的联系方式竟然叫卫星失去效应,这是对世界科技一日千里发展的最大讽刺。

无论如何,奥萨马是21世纪的最神奇人物,他既没有国家,也不是政府首长,却能靠原始的恐怖活动转动世界的神经线,真是匪夷所思。但希望在他之后,世界不会再出现“恐二代”(恐怖份子的第二代)。

刊登于2011年5月9日《光华日报》

7.5.11

评马华的“不入阁”论 (直挂云帆)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说,马华会长理事会在4月29日一致通过,如果在来届大选的成绩比308大选的成绩更差,马华将不入阁,从中央一直到地方政府,甚至村委会都不会有马华的代表。

虽然这看来是一个严重的讯号,但还是没有把“决定”锁死,因为只是会长理事会通过,到时真的有什么变化,谁也说不准。因此马华在这个时候释放这样的讯息是适时或不适时,倒是见仁见智,没有一个定论。

为什么蔡细历要“破釜沉舟”?我们只能有如下的推测:(一)他担心来届大选马华翻不了身。既然无法扭转劣势,不如先来个“退阁”之约,以让选民作出抉择;(二)他也认定一旦马华不在朝,则华人就永远在“野”,不再分享政权。

基于这样的博弈心理,蔡细历也豁了出去,那就是用他的政治前途作赌注,要么重新支持马华,以便“有人在朝好办事”;要么不支持马华,让它失掉代表性而无法代表华社入阁,这是假设“马华是永远的执政党”或执政党之一;也假设马华的命运是与巫统绑在一起的。没有了马华,也就没有华人的政治权力。

我们姑且不挑战这样的政治设定,正如在哲学领域中,有人认定事物是永远不会变的;变的只是人的心,不是事物本身。在这里无需讨论这是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理论,而是可以从这样的定律来看待马来西亚的政治是否是一成不变的?

事实它不是这样的:
当马华公会在1949年成立时,它最先关注的是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新村的悲惨生活。讽刺的是,这50万被强制赶往“新村”居住的华人,正是英殖民政府的杰作。它一方面对华人百般凌辱,用铁刺网制造无数的华人悲剧,又另一方面鼓动华人组织马华公会来关照和解决新村华人的“水深火热”生活。

当1951年拿督翁脱离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时,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是支持拿督翁的;林苍祐领导的急进党也是支持拿督翁的。

1952年在因势利导下,马华与巫统为了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而合作。它疏远了马来亚独立党。在马华巫统取得胜利后,它与拿督翁结了怨。从此被拿督翁(仍是殖民地政府的内政部长)视为政治敌人,而在1953年通过立法议会阻止马华公会的福利彩票发售。

马华也在1954年与巫统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几乎与拿督翁划清界线。这一年,林苍祐响应陈祯禄的号召,加入马华公会。1955年的普选,联盟取得辉煌的胜利(胜出51席,回教党1席)。而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1953年解散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组成国家党)全军覆没。就这样,由巫统主席东姑组成自治邦政府,并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

1958年马华更换领导层,由林苍祐出任总会长。1959年他代表马华向联盟提出要求分配1/3议席(35至40席)不果,终于与东姑闹翻。东姑开出的条件是不要林苍祐领导的马华,但可接受改组的马华。就这样陈修信冒出头来,林苍祐被牺牲了。这是马华在妥协下取得的执政地位(这里按不下表此事件引发的后遗症)。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给马华造成一定的威胁,因为它毫不掩饰要取代马华在联邦的地位。结果导致东姑首相说,即使马华只剩下5个国席,巫统还是与它合作,而不会舍马华作出改变,但变化在1969年后终于到来。

因为在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后,李光耀遗留下的政治遗产(1966年正式注册为民主行动党)却一直与马华公会纠缠不清,也不是东姑可以左右得了的。1969年的大选让马华第一次尝到失败的痛苦,参加33个国席,只13人中选。陈修信在失望之下,宣布“马华不入阁”。他的理由是既然华社不支持马华,那马华就不要代表华人参加政府,显得有些意气用事。

后来也因为“513”种族冲突爆发,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马华又加入了内阁。这一出一进也不过是文字上的表达,结果是“马华不曾退出内阁”之说得以成立。其实在那个时候,陈修信也看准尚无反对党可以取代马华,而事实上那时的华社也真的心里没有准备“没有马华在朝的日子该怎么办?”于是在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后,陈修信就借此大造势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进而巩固了马华的政治地位。

不过,变化终于让陈修信坐立不安,他没有想到在鼓吹华人大团结失败后,国家的政治已悄然起了变化,而且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新首相敦拉萨一手引领砂拉越改变政治生态,将势力强大的人联党参加联合政府(1970年),更在后来促成砂华人公会解散,让位人联党代表华社分享政权。

另一方面,敦拉萨又在1972年将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引进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将它们归纳在一起,组成国阵用以取代昔日的联盟。这意味着马华不再是国阵内唯一的华人代表政党,而是民政党已取得“船票”。陈修信也许难以忍受变化下的新局面,只好挂冠而去。接位的李三春也感同身受。这也是为什么马华是最后一个加入国阵的“元老党”。但李三春不轻易退位,他用尽他的方法让林苍祐也感受到被挑战的痛苦(尤其是1982年大选前争取槟州马华以8对8席和民政平分秋色,且以席位之多寡决定首席部长人选)。

虽然马华后来还是无法气走民政,但李三春无疑已给马华党人树立一个榜样,在失败时要逆境而上,从不轻易放弃政治权力。这就是为什么自此之后,马华从来不预先说失败就退阁的最大依据。

不知蔡细历为何没有从李三春的身上悟出一个大道理来?如果马华确定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话,那么当有权力时就不能轻易放弃,而是要找出症结为什么得不到华社的支持?马华上下必然十分清楚华社要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

再说,马华若来届选后成绩较308逊色就不入阁,但保留在国阵内,这样的不具权力的政党它能发挥什么政治作用?这不是摆明边缘化自己吗?也不知道是哪门子的政治逻辑?

除非马华退出国阵,以反对党姿态自我生存,否则它一天留在国阵内,就自我贬斥和矮化,到后来也许让人看到人民进步党的影子。

如果说47年前,纳吉的父亲敦拉萨能够通过政治洗牌来巩固和强化执政党的地位,那么没有理由纳吉不会灵活处理未来的政治战略。

既然他已像他的父亲一样呼吁回教党再次合作,他会不会在审时度势下再来一次大洗牌?现在我们大家都很难说,也只有在来届大选后再来观察。民联或说民主行动党会不会与国阵展开新的合作模式?我们也都不知道。

因此我们认为马华不宜也不应在此时抛出一个模糊不清的政治战略,与其让人民在猜马华的下一步骤是什么,不如实事求是的和旗帜明显地向国阵表明,马华要的是什么样的国阵。这比打悲情牌会更有直接的效果。因此我们还是希望马华跳出历史的框框而勇于塑造一个有尊严有勇气的华人政党。

刊登于2011年5月5日《东方日报》

人联败在自食其果 (天下纵横)

砂拉越州大选的结果印证了西马的政党不但得以东渡,而且有成功的例子,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民主行动党大有斩获,其他西马政党是难有大作为的。这之中自有其内外因素,比较能明显看出来的是砂州本土政党人联党的老化与自我封闭与不思求变才让行动党有隙可乘。如果人联党有所警惕并有所改革的话,行动党是不容易“大水冲倒龙王庙”的。

就拿1978年来说,当年也是脱离人联党的张守江引进民主行动党,才有后者东渡的故事,但就是突而不破,除了在后来有一两个国席归行动党外,在州议会内则叨陪末座。

这就是说,只要人联党保持既有的人气与群众基础,不要过于自满,行动党是无法敲开这扇大门的。从1978年到2005年的整整27年间,虽然行动党没有交白卷,但总是“有树无林”,直到2006年的州选行动党才真正有了突破。这漫长的27年也意味着林吉祥主政的年代无法使行动党在东马“大张旗鼓”。

如今经过两度的交锋(2006年及2011年州选),行动党终于攻下人联党的城池,使到一直以来都是砂州华社“造王者”的人联党在一夜之间成了华社的弃婴。这意味着华社一举要置人联党于死地而后生。但怎么死和怎么生还来不及讨论和剖释时,人联党在另一边厢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斗争中。有人漏夜宣誓就任州内阁部长,也有人挺“入阁”。却又有人说中委会“不赞同”入阁,究竟人联党的立场是怎么一回事?真得让人看不透;尤其好笑的是:党主席陈康南挺黄顺舸入阁,而杨莉则说这是个人的意见。

堂堂党主席的说话可以被解读为“个人意见”,不知是哪门子的逻辑?还有黄顺舸的入阁也被视为“个人”的“行为”,与党无关。

如果说党主席不代表党讲话;党副秘书长不代表人联党入阁,则这个党还有党纪吗?若有,是否应开中委会讨论党领袖的“个人言论与个人行动”是否触犯党决策;若保持沉默,那就是默认了。再者人联党蒙受惨败后,也不是第一时间检讨与换班子,又如何使党振作呢?人联党必须很清楚知道,因为人联党内部出了问题,搞派系集团维护自身利益,又对砂州政府言听计从,也难怪砂华社“火滚”。既然华社已对人联党投下不信任票,那当务之急不是入不入阁的问题,而是怎样全盘换领导班子的问题。

除非人联党准备退出国阵,不然促它消极不入阁是适得其反的,不入阁而留在国阵内干吗?也除非马华退出“内阁”,不然蔡细历叫友党不入阁也是说不过去的。

今天的人联党已是病入膏亡,如果还在官位事件上斗来斗去,那没多久就消耗完整个党了。
既然人联党的4位达雅候选人都全部中选,显见最大族群的达雅人都依附在国阵成员党身上,既不对公正党有热情也不对老牌国民党有情感,那就判定砂州是无法变天的。

由此来看砂州的未来,与其说国民党与行动党合并,不如放眼于砂州行动党与人联党的互动,因为这两个政党本来就是人事恩怨纠缠不清的,既有斗争但也有合作的基础。不信,你问问张守江或沈观仰,他们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苦:只恨人联党领袖不思长进,只顾眼前利益;而不是对这个党的历史和政纲有意见。

总的来说,因为人联领导层脱离华社和背弃党的原则和立场,变成“寡头政治”的政党,才落得今日的可怜下场,不要怪华社“无情”,要怪党领导层不能顺应华社求变之心切。

刊登于2011年5月2日《号外周报》第528期

温家宝访马的两个突破 (跃马扬鞭)

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马来西亚虽然是来去匆匆(4月27日至28日),但达成的政经及其他领域的合作确是具有空前的意义。在他与我国首相纳吉共同见证的8份协议书中,有两项是值得关注和阐述的。

其一是我国高教部长卡里诺丁与中国外长杨洁篪签署了划时代和突破性的高等教育学位认证的协议。虽然具体内容未见公布,但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马来西亚从一开始就在英殖民统治者的推动下发展英文教育,也安排学子远赴西方接受高等教育;而华文教育则是由民间(华社)自行推动,然后与台湾的各大学府衔接。原本在1949年中国解放前,马来西亚有少数学生赴中国留学。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条路就堵住了,因而有1955年南洋大学在新加坡的拔地而起,成为全世界在中国领土之外的第一所华文大学,也成了华校生梦寐以求的圣地。然而这条道路也因1980年南大的关闭而消失了,就只剩下通往台湾各大学这条路。

台湾自60年代开始,较为大量地吸收马来西亚华校生。尽管台湾大学的文凭只是有选择性的被承认,但这半个世纪来,华校生也不因此而气馁,总算在不承认下也熬出头来。

回顾历史,即使马中已于1974年建交,也无法进行教育交流。不但体制有异,也因政治因素无法互通有无,直到90年代才见有极少数马来西亚华校生前往中国留学;而反过来,因为马来西亚开拓了大学教育的“双联课程”,吸引了不少中国学生来马留学,作为转向西方大学深造的跳板。就这样马中教育在非官方的曲折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直到这几年才被双方政府认真和严正看待教育课题。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教育是发展马中关系的关键之一,有了教育交流的双向发展,才能使到两国人民更深入地往来和更加了解乃至珍惜合作的成果。

对此我且举个突破性的例子,从去年开始,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及北方大学成批地开放和接受中国留学生进入这所两大学攻读各科的博士学位,其中攻读英文语言学的占多数。这在过去是不曾有的。

我在4月28日安排这批在理大念博士的中国留学生来韩江学院访问和交流。他们一批25人全数是来自河北大学的教职员,而且是英文考核及格后才得以被录取。我被告知他们基本上来理大学习3年以考取博士学位。在毕业后又回到大学执教。这种成批的培养精英人才不仅是首创(针对中国的大学),而且也被中国留学生认为是适当的契机。一来他们可以适应这里的生活并融入理大的多元社会和讲英语的世界;二来也了解了资本主义的教育体系,包括传媒的理念与中国有所不同。总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今后必然会接受,吸取更多的中国生来此读研究生。反过来他们也希望能成批地接受马来西亚的大学人员前往中国攻读研究生,达成实质的交流。我相信学位互相承认之后,肯定会导致两国的学生有更多的交往。

根据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的说法,这是他不断努力的成果。我对他在3年前出任副部长以来,下足功夫争取马中学位的互认表示激赏。虽然我们尚未透视整个协议的实质精神与内涵,但何国忠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他对马中教育的突破是有贡献的,希望他能继续取得更大的成果。
其二是槟城又取得新的突破,首席部长林冠英与北京城建集团签署备忘录,以在槟岛兴建新关仔角至敦林苍祐大道(全程4.2公里),敦林苍祐大道至阿依淡新市镇(4.6公里)的地下隧道及槟城市区至北海的海底隧道(6.5公里)。

这是继2007年我国前首相阿都拉与温家宝达成在槟城建第二大桥后的另一项由中国政府支持和促成的第二大工程计划。

在这方面,我们有需要提及时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于2003年在世界华商大会上向中国政府做出的建议。他说,基于较广义的《东盟加中国》方案,槟州在过去3年来不断向欧美和日本提倡及宣传“中国加一”的概念(所谓的“中国加一”即是在东盟加中国的基础上,可以加进槟城这条“小小龙”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正如新加坡提出的“10+1”,终于使到新加坡成为东盟的前哨站;而槟城则希望成为中国通向西方与中东国家的另一道桥梁)。整体来说,槟城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和彼此切割不断地联系也加速中国对槟城的重视,逐渐落实对槟城的经济扶持,以塑造一个和谐与稳定的区域。

我们希望中国可以了解到槟城是马来西亚国家中的特殊地位,有需要外来投资依据历史的纽带让它也在发展的列车上像新加坡一样飞跃成长。从许子根到林冠英,他们建构了一道平台,为槟城成为国际的大都市之一创造了优势与条件。若加上“中国加一”的策略发挥作用,对槟城的基础建设无疑是“及时雨”。

刊登于2011年5月2日《南洋商报》

辛亥百年公祭轩辕黄帝 (现代春秋)

今年四月五日的清明节,陕西省政府在黄帝陵(位于黄陵县城北的桥山之巅,总面积为566.7公顷,有天下第一陵之称)举行隆重的祭拜大典。这是为配合辛亥革命一百年而刻意大张旗鼓的,因为这之中孙中山的革命也与黄帝牵上了关系。我有幸应邀参加这一大典,且被列为海外华人的代表献花致祭。当然当天最重要的致祭人物是中国政府高层如人大副委员长严隽琪和陕西省政府高官如省委书记赵乐际和来自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的吴伯雄等,以显示两岸人民来自同一个血脉。即是黄帝的子孙后代,也是孙中山革命路线的维护者和追随者。而巧合的是,孙中山在早年为鼓吹革命,不得不搬出黄帝这号人物,以为其革命定位。于是有了今年陕西省政府与西北大学联合推出了《黄帝旗帜•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的恰当主题,总共邀约了70名海内外学者与教授发表精辟的论文和学术报告。我也凑一份热闹提出了《辛亥革命一百年——孙中山奠下现代史第一块基石》的论文。在参与研讨会的过程,也感染了黄帝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关系。

但谁是黄帝,黄帝又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典范和经典人物?这有需要从中国的历史去追根溯源,因为太过久远,只能是中国不灭的神话故事。

历史的规律是这样排列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先有旧石器时代,后有新石器时代(这两者之间的年代实在隔得太久,例如前者发生在170万年前,后者发生在一万年前。

然后在4千年前,中国进入了部落氏族的社会,有部落的首领。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炎帝和黄帝的斗争。这两大部落都居住在陕西省境内的黄河边上。当时部落也向东部迁移,而为了争夺一块大地,炎帝与住在中国北部的九黎族发生了战争,这个九黎族的首领蚩尤打败了炎帝族,炎帝族不得已求助于黄帝。他们因之联合起来打败了蚩尤。九黎族失败后,部分逃向南方,部份被炎黄二大部落收容。

后来炎帝族和黄帝族也发生了冲突,但被黄帝打败,从此黄帝成了公认的首领,他也吸纳了炎帝族和九黎族人,在黄河流域安顿下来。

这就是说,因为黄帝一统部落成为“盟主”,他就在后来的历史上被定位为中华民族的开拓者和捍卫者。不过由于炎帝壮大在前,黄帝彰显于后,以致后人将中华民族形容为“炎黄子孙”。

炎帝在历史上不被列为“皇帝”第一人,虽然历史上也有把他归为三皇之一,但相对来说,他没有黄帝的权威和伟大。

炎帝也被称为神农氏,因精通医学而成为中华医药的“开山鼻祖”。

当黄帝征服炎帝后,他的形象不断突显而最终被定位为“人文初祖”。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衣食住行及劳动生产工具的发明者和创造者。他是神的化身,也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

正由于黄帝被公认为是最早期的中华民族的典范,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上下追溯下,中华文明的五千年之说也就被确定下来了。这可以从新石器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文字及文化遗产佐证了中华文明至少有五千年历史,单就黄帝而言,就是四千多年前的神话。

在黄帝之后又出现少昊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历史上就有所谓尧禅位于舜的故事)。

舜之后又推举治水有功的禹继位。禹称帝后,到了其儿子启夺位而自立,是为夏朝之开端。这是公元前2200年的事。从此皇帝世袭,没有所谓让位的事。

先有夏朝,后又有了商朝,再有了周朝。来到公元前770年,中国进入了春秋时代,接着从公元前475年开始,进入了战国时代,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出现真正的统一帝国——秦朝。这才是中国第一个有权有势有历史为证的正统皇帝。

秦始皇之后的历史演变都已写进了史册,但不论中国历史如何变化,它不变的是它的政治核心和文化核心一切以黄帝为皋圭。因此又名轩辕的黄帝。在孙中山为推翻满清号召汉人团结起来时,他这样说:“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这就是说,要推翻满清王朝,唯有将满人列为“非我族类”大加讨伐,才能激起民族之情(当然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马上转口说,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一体,也因之在革命成功后,将满人列为中华民族的民系,未加排斥,也就不发生所谓“屠杀满人”的极端事件。

孙中山的伟大就在适时地对思维和口号做出调整。

黄帝也因其历史定位和政治作用,历来都成为各朝代祭拜的对象。当新中国成立后,也对黄帝陵的祭拜给予重视。虽然每年陕西省政府都在清明节公祭黄帝陵,但今年则特别安排一万五千人的大集会,也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民族及华裔共同纪念一代先人,因为刚好是辛亥革命一百年。

在当日的凌晨五时半,我们就从西安出发。来到黄帝陵已是上午9时左右,冷风迎面袭来,寒意阵阵,所幸大家都有多穿棉衣,也就在御寒下排队顺序而上。大概整个过程约两小时,包括等候时辰到及观看多项文化表演节目和颂祭文,献花篮的庄严流程。待到祭典完成后,成千上万的人如同“解放”而大松一口气,到处溜达和到处参观,整个黄帝陵人海一片,蔚为奇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和观赏这富有历史意义的祭典。我对自己说,此行值了,至少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叫自己为“炎黄子孙”;至少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历史的开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而我们又要走向哪里。但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是“血比水浓”。单就这一点,海外的华人不论入籍何国思想又如何转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缘自何处,这是每个人都不能改变的历史特征。

祭拜了黄帝陵,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神话也好,历史也好,每一个有民族情感的人不论身在何处,身份如何变化。他们都会回想起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像鲁迅所说得那样“风雨如磐暗故园,我以我血祭轩辕”。

刊登于2011年5月2日《光华日报》

告别“与烟为伍”的日子 (直挂云帆)

四月七日我在本栏发表《写作让我“烟不离手”》后因出国进行学术访问,也就把下文搁下来。今天要写的是我怎样戒烟和为什么要戒烟?

本来我在80年代中期离开《星槟日报》与友人合创《联合报》(三日刊)后,以为不用再写社论,可以减少抽烟,但因为新报纸要搞创意,也就非要我亲自出马找林苍祐写传记。这可是一件极困难的差事,幸运凭着一向以来的关系,得以在他的住家进行数次的访问,又向他的夫人吴欣燕打听前尘往事,然后逐一向他周围的密友和“同志加兄弟”收集资料。就这样为《联合报》打头阵,算是开张大吉了,接下来每期都有一个系列。

大概约半年的时间,才刊完林苍祐的故事。为了留住这一段宝贵的历史,我在1988年出版了《林苍祐评传》。

正由于转换角度写文章,而且是写在任首席部长的评传,也就不得不较为谨慎下笔和尽量接近史事,也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抽烟更多了。其一是收集资料是个困难的过程,其二是赶稿下版又是另一个压力。困难加压力下,只好借助抽烟来疏解紧张的情绪。

1986年,《星槟日报》因债务问题被银行接管而停刊,这是一个文化悲剧,任谁都想不到好好的一家日报会遭此厄运。

我提起这件事与我后来成为抽烟高手“大有关系”。那是1988年的事,我们的《联合报》在平步稳健发展,说来也不是夸大其词,《联合报》每期刊印5万5千份,我们只允许10%的退报;而《联合周刊》每期出版2万份。那个时候,我们的报纸就开始出现盈余,也导致董事会中有人提议不妨打《星槟日报》的主意,因为债权人正把《星槟日报》的资产招标。

在阴差阳错下,我们竟成功标到《星槟日报》的所有资产,当然不包括报社房屋和地皮。我之所以用阴差阳错来形容是有道理的,因为以我们当时的财力和物力,根本是没有能力下标的。当得标后,我的心情是往下沉的,说到底我们报社的缴足资金不到50万元,而我们属下的一间印刷厂的资金也不到20万元。这“小刀如何锯大树”?简直无法想象。

后来在董事会主席的推荐下,我们终于通过银行融资完成交易,“顺利”地入驻《星槟日报》大厦,也把联合报业集团一并移入,算是在一个屋檐下的操作。不过却是我们联合报业噩梦的开始。

说实在的,出版《星槟日报》引发的后遗症是难以描述的(在此打住)。在千辛万苦下支撑了半年后就无法再支持下去了,因为我们没有资金运作。新引入的资金不足10万元,只有代理的30万元抵押充周转金。

对于我来说,扛着这样的沉重包袱是十分痛苦和吃力的,每天也只好借烟消愁。但它也救不了我们“日益深陷”的“钱不够用”的窘境。

这种难以煎熬的日子终于把整个报业集团搭了进去,到了1989年杪,我们决定停止出版《星槟日报》,不过已救不了《联合报》。虽然我们后来搬到较小的地方继续出版,但已没有了气势,眼看这份有望崛起的三日刊也跟着《星槟日报》陪葬了。

1990年我“壮士断臂”离开报界,离开我服务四分之一世纪的行业。我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吞下失败的苦果,转身投笔从商去了。进入商界后,我决定封笔,用全副的心思从头开始。没想到商界对抽烟的吸引力更大;尤其是到中国经商时,更是烟酒不离的请来请去。
这就是说,即使换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还是没办法减少抽烟,反而认为抽烟是生意场上的不可或缺的“应酬”。

在商海打滚近10年后,我的烟瘾大概是每天两包(40支),朋友和同事都劝我少抽为妙,不然会抽出大病的。这些的劝告都被我当成耳边风,不但听不进去,根本认为对方不懂得吸烟的快乐。
吸烟有什么快乐呢?它是难以形容的高度享受;尤其是喝酒的时候,简直是手不离烟的;还有“饭后一支烟,快乐似神仙”的感觉也只有我们这等烟民才能进入的高境界。

1999年我封笔近10年后,又应报社之邀重新动笔。这一写又停不下来,直到今天一晃又是12年了。这期间我的烟瘾几乎是上升到了极点,说来也够惊吓自己的。我后期竟平均一日抽4包烟(共80支)。试想想一天80支,一年365天就是2万9千2百支了,整身的烟味可想而知。

大约是在2008年开始,我每晚在夜阑人静写作时总是让香烟陪伴着我,几乎一个晚上的2,3个小时内,竟抽了一大包香烟(20支)。这太可怕了,连我自己都吃惊起来。

我也不知道恐怖到什么程度,虽然我一生中多次进出医院,也动过不下六次的手术,总是不怕死,进手术房的“视死如归”的气概练就了我的人生。也因此每当我看医生时,总会有一句话,您不必劝我戒烟,我这一辈子大概是戒不了的。不是我不要戒烟,而是戒不了烟。

直到2009年,我因一个肠胃小手术入院开刀,也完全没想到戒烟,因为我已向医生讲不要劝我,没管用的。第二天手术完后(那是8月2日),我肚子痛了一整天,没有烟瘾,到了第三天,比较不痛了,但还是没有烟瘾。来到第四天烟瘾来了,我忍不住要抽烟,当时不知从哪来的意志:既然都忍了三天,何妨再忍下去吧!

就这样在我的坚持下,不必吃药,也不用上什么戒烟课。我用新的思维和强烈的意志向香烟说拜拜。可是在没烟的日子里,心里更是不好受,总爱吃零食,也不时引发对抽烟的冲动。这就需要超凡的力量来抑制自己了。

本来戒烟半年后我就想为自己戒烟成功写一篇文章,但朋友警告说不可高兴得太早,说不定会卷土重来的,也就只好搁笔不写了。

今年4月,已是我成功戒烟的第20个月,我已不再对香烟感到任何兴趣,我惊讶自己能因一个小手术而戒烟,我又惊讶自己竟能把持得住不再抽烟。这对一个抽了30多年烟的文人来说,又何其的难以置信。它是一则难以思议的神话。

当我告别了“与烟为伍”的日子后,过的日子还真的清新与清爽。不抽烟的人就是好,好在不用在集会中半途出走到洗手间过烟瘾;好在不用放下个人尊严在走廊或树下猛吸口烟;更好可还空气一个新鲜,不再是“乌烟瘴气”的制造者;更不会成二手烟的传播者。

是的,抽烟令人生厌,也惹人讨厌。5月31日是一年一度“世界无烟日”,您准备戒烟了吗?如果您也像我一样,曾认为戒烟是荒唐的事,那么你可用物极必反(抽烟过量的自我反省)的道理来警惕自己:不能让香烟毒了我们的一生。

刊登于2011年4月28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