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7.10

林祥才的“以牙还牙”论 (跃马扬鞭)

马华副总会长林祥才的“以牙还牙”论遭遇各方的“炮轰”,促他不要“惹事生非”乃意料中事。如果是“一片欢呼声”,那才是大事。

事缘林祥才于7月9日接受中文媒体访问时,一时脱口而出地认为华社也应有个“土权会”,以便制衡土著权威机构的出位言论。他更被引述建议雪隆华堂担任这个角色。结果引来“土著权威机构”(Perkasa)主席依布拉欣阿里的反击,指林祥才在发表极端的言论,也是一名“危险人物”。他更警告马华将会失去马来选票。我们不知道依布拉欣阿里在责骂林祥才时,有没有检讨自己的言论已冲撞别人的权益和尊严?

除此之外,林祥才也受到马华党内的领袖的非议,指他的“以毒攻毒”的方式行不通。换句话说,除了林祥才一人“敢于做出大胆的言论”外,并没有一位马华党领袖附和他的言论。在这方面,只有魏家祥说他的言论可能被错误引述云云。

巫统的两位重要人物则有不同的看法,幕尤丁说在民主的国家,谁都有权利这样做;但纳兹里则大加反对。他说,正当巫统想要去除土权的当儿,林祥才却要“搞对抗”。他强调土权不属于巫统,巫统也不支持土权。

虽然这场“闹剧”吵了一阵子后,已归趋平静,但它所产生的效应是不能忽视的,而且必须加以正视,因为它有一条历史的尾巴。

先从林祥才这个人谈起,他是308政治海啸的牺牲者之一,不但失去官职也在较后的党选中输掉党职(那时他角逐署理主席,被蔡细历挤出局,另一个出局的是黄家泉)。

在无官无党职中,林祥才有一个短时期在政治荒野流荡。我曾在云顶一个仪式上碰到他,当时他说现在只好作个观众,看翁诗杰怎样领导马华。他当然没有想到在2008年10月党选过后,马华又陷入内讧,而且越演越烈,到最后是再一次党选(今年3月)来决胜负。这一选,蔡细历拔了头彩,而林祥才也时来运转,当选回副主席。就这样,他又做回官了,他可说是不幸中的幸运儿。

虽然林祥才绝对不能与马哈迪相提并论,但他学了点马哈迪的精神,倒是有些意料之外。或者他是无心冒犯,但他的言论肯定是有意出位的。

到底他的“一鸣惊人”的言论与马哈迪有哪些相似,倒可以举例说明之。马哈迪在1999年大选时,曾形容某个华教团体是极端组织,甚至将领导人扣上红帽子,随便给人标签,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由于当时这个组织领导华团向政府提出了诉求,大选过后便发生秋后算账的事,导致华教人士显得很被动而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

我们也不曾忘记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位巫青团党要扬言要对付“雪华堂”,也许雪华堂存有一个民权组织,而且在1985年向政府提呈文化备忘录时扮演领导的角色。大概有这两种因果关系(马哈迪的偏激言论及雪华堂事件),也刺激林祥才来一个反击,聪明的他巧妙避开巫统而是对准Perkasa的组织。这样一来,林祥才的言论就不那么敏感了。他之所以提起雪华堂,是否是雪华堂一向以来在NGO方面表现得甚为大胆与出色?或是想起雪华堂也曾“红极一时”,可以借力敲山震虎?这要林祥才来回答,因为陈友信的一句话“美丽的误会”并没有解开这个谜。

不论出自任何理由,林祥才一时的指名道姓是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因为他尚未具备马哈迪的权威来指手划脚或钦点上阵单位。他可以不苟同和不满马哈迪今天转过身来公然挺Perkasa,使到种族关系有了隙缝,但他应该了解马华一向以来不会在这方面强出头的(他忘了林良实曾教导马华党员“话到唇边留半句”的名言),如今他如果想借此事件来给马华造势,又是“好心做坏事”,难怪马华党内有人在问:谁能代表马华说这样的话。

确然没有人,包括总会长在内会说出与马华“传统”不符的言论。但若细心玩味一下,林祥才这次的“破传统”言论既没有冲撞巫统,又可刺激巫统慎防土著权机构过于出位,即使没有出现“华裔土权机构”也算是有提过醒了,将来不要怪他“噤若寒蝉”,也不能说林祥才是怕事的人。他不是正在努力改变马华的形象吗?至于是否能为马华在华社取分,那就大家心知肚明了。顺带一笔的是:因为历史的尾巴有了转移,巫青团不再扮演急先锋的角色,反倒是Perkasa探出头来。而马青呢,从头到尾也不曾与巫青对着干,更不能用马青顶Perkasa。在这样的尴尬局面下,才有林祥才的党团(社团)分工合作论,也实在一绝。问题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又何苦来哉?

刊登月2010年7月26日《南洋商报》

评魏家祥的“马华关门论”(现代春秋)

7月16日,马青总团长魏家祥在亚罗士打这样说:目前是马华的紧要关头,如果无法在来届大选中胜出,马华就要关门大吉了。

为此他说马华已没有本钱闹分裂,这样党才有希望。

从这样来解读,魏家祥将两个课题串成一起,那就是如果马华闹分裂,就会在大选中失败,而马华恐怕没有明天了。但马华在选举中遭遇的失败是因党分裂而导致的吗?看来好像不是这样的。
下列的事例足以启发我们:
(一)比如1959年的大选,马华是在分裂的状态下面对大选(党分成陈修信派与林苍祐派)。虽然马华不能够说大胜,但参选31个国席,赢了19席,不算太坏。这就是说,如果马华失败因党分裂造成,那就没有1959年实力的保存。因为那一年的党分裂是震撼性的,并不是小儿科。由此可见,党分裂与马华在大选中的表现没有直接的关系。

(二)再有一个例子是1969年的大选,那一年马华都没有闹分裂;有的是与华团;尤其是董教总唱反调,也就有了陈修信的名言“独大成功犹如铁树开花”,其结果是马华首次惨遭失败,参加33个国席,只胜了13席。这就是马华与华团对着干的难以想象的苦果。

(三)1979年马华因党选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李三春派;另一派是曾永森派,他们两人为争龙头老大把马华撕成两半。当时曾永森在舆论上似乎占上风,但投票成绩显示李三春在党内势力深厚,不是曾永森可扳倒的。在这之后,李三春也对曾永森毫不留情,迫使后者在马华党内无立雉之地,乃在1981年投入民政党,也带走大批人马。此时的马华基本上已分裂成两派。

虽然如此,李三春打出了绝招,使到整个马华精神为之一振,那就是李三春在1982年的大选移师芙蓉斗行动党老大曾敏兴,以换取马华在槟州的地位与民政平起平坐。

在这种情形下,马华在大选中取得不俗的成绩,即参加28国席,赢了24席。如果说分裂下马华在大选中必然失败,那1982年的选举就否定这个说法。

(四)1984年是马华的黑暗年,因为李三春的“离党出走”造成马华陷入大分裂,当权的梁维泮派斗陈群川的挑战派,一年之内杀得马华乌天暗地,几乎党不成党,队不成队。所幸经过1985年的民主党选,在陈群川派大捷下,总算稳住“军情”,但元气之大伤前所未有。

在党的元气尚未恢复过来时,马华又面对1986年的大选。虽然马华不可能有好成绩,但勉强赢得17个国席(参选32席),又再一次证明马华内讧只带来一定挫折,不算是大失败。

(五)说到2008年大选,马华更是没有闹分裂的迹象,而党内出现派系之争由来已久,已非新鲜事。这就赋予总会长黄家定大权来布置整个战局。

讵料马华在一片和气声中(至少表面是如此),竟然遭遇滑铁卢,比起1969年的大选,跌得更重,参选40国席,只保住15席,更导致国阵丧失雪、吉、槟政权,且一度也失掉吡州政权。

这又再一次证明民心不以马华分裂与否作标准,而是再一次证明当马华与华社脱节时,就会重蹈1969年大选的结局。

虽然面对308的政治海啸,马华竟然一步一步滑向分裂,最后变成上演“三国演义”,在今年3月的党选中出现翁诗杰、黄家定及蔡细历的三角斗争。

黄家定之所以重出江湖是因为他在晨运时有老人告诉他马华就要关门了,你还在此悠哉闲哉?
好一个“马华要关门”这出师表,终于促使黄家定想要当一回“救世主”。遗憾的是黄家定搭上了他的“尊严和荣誉”,造就了蔡细历的脱颖而出,翁诗杰也因之暂时靠边站。

如果说黄家定的“马华要关门”无法打动党代表的心,那么我们也担心魏家祥的“马华就要关门大吉”这句话仍无法打动民心,因为人民并不在意马华是分裂或团结,而是在意马华改变了吗?有没有改变的可能?马华应该知道308政治海啸是因为民心思变,马华跟不上去,不是马华服务不好。

黄家定与魏家祥的“马华关门”论虽是在不同的场合表述,但如果马华在下一回大选再下滑的话,那就离“预言”不远了。因此马华当务之急是重新建立华社对它的信心,不是停止内斗就能永保“不关门大吉”的了。

刊登于2010年7月26日《光华日报》

韩江是华教一盏不灭的明灯 (天下纵横)

我来自韩江,对独立中学的出现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原本在独立前(指1957年前),马来亚联合邦(西马)共有70间华文中学,最负素盛誉的当然是钟灵中学。因此在1955年时,钟灵的当事人与当时的殖民政府“暗渡陈仓”,以接受津贴换取学校的改制,被认为是华校转变的一个关键决口。在消息外泄后,钟灵学生领袖因而带头反对而被开除学籍,结果在翌年(1956年)有一场大罢课运动,发展成为政治课题,但改制的钟中已无法被学生扭转回来。

继之,1957年的学潮以支持钟中生的斗争为由又波及韩中、中华及槟华等中学;亦相继在全马各地开展,形成一场此伏彼起的学生运动。1958年华校仍然陷入不安状况,直到1959年,学潮(罢课行动)才基本上平息下来。

1960年,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以时任教长阿都达立为名),以取代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1961年有关报告书成为教育法令。换句话说,在新教育法令下,所有的华小必须改成国民型小学(此事未具争议而顺利的进行换制);而对中学,教育法令供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另一个是不接受改制,保留成为独立中学(或被称为私立中学)。在教总主席林连玉的号召下,有16间华文中学不接受改制,但有54间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

虽然林连玉的抗争未取得全面的胜利,也在这一年付出巨大的代价——教师证被取消及公民权被吊销,但独立中学从那时开始,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教育体系直到今天。韩江中学就是北马唯一没有接受改制的中学,正如柔佛的宽容中学一样,认同林连玉的斗争,自力更生办校。

在许多年以后,有人问为什么韩江中学只有一间,别无分号?比如其他中学有了国民型中学,又有独立中学,而韩江中学反而被视为自成一格的。

正是这自成一格,象征着韩中董事仝人在那个时候以大无畏的勇气抵受了压力,决定不接受改制。

尽管在时过境迁下,已经不是很多人记取韩中董事会仝人“精神可嘉”的典范,更不知道为什么韩中这么执著的坚守阵地?但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韩江中学,我们确然要对董事会的果敢“肃然起敬”的。因为在当时要生意人反对政府的改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韩中是硕果仅存的一间在北马傲立着。这种傲气就是韩江精神,一种超越常人的毅力和决心。

不论后来韩中如何演变,也不论北马人是否认同独立中学的教育,我们要承认的是林连玉当年的抗争是正确的;韩江中学董事会的坚持也是正确的。因为有了坚持,在后来又从国民型中学衍生了独立中学,连同东马也发展独中教育成为一个体系,前后加起来,今天已有61间独中,与全马78 间国民型中学相比,也不遑多让。

虽然不少独中在设备、师资及学生数目上不臻理想,但它们在华社的守护下已成为一种文化传承的座标,而且有迹象显示独中教育有其成功与可贵之处,正受到政府重新检视。

韩江中学这60年走来,总是处在风雨飘摇中,有内忧又有外患。所幸得到成千上万的韩友和热爱民族教育人士的支持,并在全体董教学仝人努力下,终于在2009年敖出头来,成为教育部认可的“五星级卓越私立中学”。这就是说,独中的教育同样可以超越局限而与政府学校驱齐并驾,甚至凌驾其上。韩中这得来不易的成就是董事会花12年的精神打造而成的,我们上对得起创校人林连登老先生及华教斗士林连玉老先生,下对得起所有热爱民族教育的人。

今天的韩江已是一颗耀眼夺目的璀璨明珠,我们没有辜负华社的期望,我们用“一个韩江,三校并立”的新口号来回馈给新一代;也用这座丰碑告慰先贤的在天之灵:“韩江永远是华教的一盏亮丽的明灯”。(本文作者也是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及韩院名誉院长)

刊登于2010年7月26日《号外周报》第489期

阿末扎希的“乘客”论 (直挂云帆)

根据《东方日报》7月16日的报导:全国巫统副主席阿末扎希警告马华及民政不能只满足于成为国阵的“乘客”,反之必须与巫统协力合作,力阻民主行动党继续壮大,否则来届大选将付上惨痛的代价。

撂下重话的阿末扎希又说“如果马华民政领袖仍保持旧有的态度,仍认为处于安逸的状况,那么巫统近年来所作出的努力及转型,将变得没有意义。例如,截至上个月,行动党一共成功地登记了5万3千名的新选民,而马华及民政所登记的新选民却少于3000人,令人感到担忧”。

阿末扎希的话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因为他只说马华及民政不要做“乘客”,并没有要求他们也担任司机。到底这两个政党在国阵的长巴(或轮船)中扮演什么角色,扎希也没指明;反倒是马华总会长蔡细历,民政主席许子根都先后开口否认“乘客论”,但同样没有说他们也是司机,只有魏家祥说“我们也是船长”,可惜没讲清楚是哪类的“船长”。因此怎样给这两个政党在国阵内定位,也真是大伤脑筋。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要大家思考的: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向我诉苦,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上司斥骂,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做错事。我的答案是:你错在也在扮“上帝”。当一个大组织或一个大公司内有一个人在“指手划脚”时,其他人就不要多嘴。由于你也指手划脚,冲撞了“上帝”,自然是错了。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也可以引用到国阵的大家庭。它的故事是从1953年开始的,当年马华与巫统找到合作的平台,又在1954年把国大党拉了进来,变成“三合一”的“联盟”。就这样,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成立马来亚自治邦政府。当时组成联盟的代表是巫统及马华各6名,国大党3名,可谓是平起平坐。巫统与马华成为正副司机;后备司机是国大党。

1958年在林苍祐身为马华总会长后,马华与巫统的代表有微妙的变化,那就是马华少了一名代表成5名,巫统照旧6名,国大党保持不变。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件事,因为彼此保留党的独立性,但因那时林苍祐代表马华提出要1/3国席的问题(即是要104个国席中的35至40席),马上与巫统东姑的关系闹僵;到后来是以牺牲林苍祐来换取巫统与马华的继续合作,并改由陈修信领导马华。从那个时候起,陈修信是否是东姑的副司机,我们不得而知,因为马华在他手上,对华族的权益一再维护不力,才遭致1969年大选的深刻教训。

接着“513”事件也给马华带来转机,先是华社劝请马华不要退出内阁;后是在“恢复民主”(1971年)时搞一个所谓华人大团结运动,几乎把反对党都压了下去。可惜好景不长,在1974年时,时任巫统主席的敦拉萨换了另一部长巴,取名“国阵”号,以取代旧的“联盟”号。这一下子,已不限于三党的代表共乘其中,而是又加多6个合作伙伴,把马华给搞得糊涂了。

当敦拉萨于1974年5月成功访华归来(达成马中建交)后,他就决心把民政、人民进步党、回教党、人联党、砂联盟及沙巴联盟统归纳在国阵旗下,加上原来的3个成员,一共9个成员党。吊诡的是:这一回不是马华与巫统合作鼓吹扩大成国阵,而是巫统登高一呼,马华却是最后一个登入国阵长巴的成员党。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华党员如果有机会,不妨请教当年的老大李三春(因陈修信退位由李顶上)有什么委屈吗?不然为何会是最后一位上车的人?

这最后上车的人是司机之一或是乘客之一,我们也从来没有问过,也没有人讲过,大家都习以为常,每天乘着司机(巫统)驾驶的大巴上下班,好不写意,也十分风光。不过,马华在这辆长巴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是心知肚明的。如果说在联盟时代,还有过马华的陈东海及曾永森担任过总秘书,权力虽不大,但看了舒服。来到国阵时代,马华不再担任总秘书时,转成财政,曾永森当到1981年就辞了职(因他在1979年争马华老大输给李三春丢了官;而在1981年马哈迪上台,自然改组国阵,马华的财政也不见了)。

自此之后,马华在国阵的地位真要问李三春是怎么个滋味,他唯一能为马华做的是向民政党讨回槟州的“公道”(以在芙蓉竞选对垒行动党老大曾敏兴,换取马华在槟州与民政8对8州席的分配)。虽然功败垂成,但也给民政在日后带来一定的威胁(如1999年大选过后,马华因获得两名民政州议员变节的支持,差点取得槟州主导政权),结果是大家长马哈迪一锤敲定给回民政,马华也就只争得“多一个行政议员及副议长”(修改州宪法后生效),这说明了大家长只有一个,司机也只有一个,那来那么多人“指手划脚”?

无可否认的,自1983年李三春突然离党出走后,马华接下来的老大也没有一个超越李三春的,他们包括陈群川、林良实、黄家定。

这之中以黄家定(会长任期2003-2009)最为不幸,他统领2008年的大选惨败,只剩下半壁江山,为什么会这样呢?是黄家定不当好司机或司机副手而只“享受乘客”的养尊处优,一路浏览无限风光才大难临头?答案当然不尽然是。

在这方面,黄家定在308政治海啸后也批评是国阵的一党独大所致,而人民也厌倦霸权政治,似乎是把矛头指向巫统。这之后黄家定下台了,将棒子交给翁诗杰。没想只当一年有余的翁诗杰又出问题,弄得黄家定打破沉默,表明重出江湖收拾残局。讵料这一三角战,把自己也搭进去了,原本已被翁诗杰轰出局的蔡细历却脱颖而出,成为当下老大。

当然上位的蔡细历也知道马华正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虽即刻反驳阿末扎希的极尽讽刺的言论,但马华和民政怎样化解阿末扎希的揶揄,尚拿不出一个方案。例如阿末扎希说巫统已改变和转型了,若马华和民政已没有斗志,那在国阵精神下分配给它们的议席以告徒然。他还问:马华是否可以拿下华人占大多数的选区?因为他们很多是靠巫统在马来区的优势胜出。

虽然登记选民不意味着新选民肯定会投有关政党,但如果阿末扎希所言非虚,那马华与民政的反击不力也是预料中事。

无论如何,乘客也好,司机也好,国阵的成员党的命运都是休戚相关的,即使司机由巫统操盘,它还是要好的乘客来带旺这辆长巴的,不然的话,乘客不见了,司机也会感到寂寞和不是味道的。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刊登于2010年7月22日《东方日报》

21.7.10

一个韩江•三校并立 (直挂云帆)

今天7月15日是韩江中学风雨不改的校庆日。适逢韩中创校60周年,是一甲子的大庆,我们顺道把韩江小学创校90周年及韩江中学创校10周年串成一起,隆重地推出了三校一庆的系列校庆节目。正因为它在马来西亚华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开历史先河的,因此我们格外珍惜这次的庆典。

经过多次的推敲,我们决定推出“一个韩江,三校并立”作为校庆主题。这不但贴切地反映出韩江的真实面貌,而且也能突出韩江的独特性。它是直到今天为止只有一个董事会管理三间学校,而且属同一个校名,并排在同一个校园内。正如我们对联展示了我们承先启后的决心:“韩江远泽作育南天,用心六十年继小学而伊始;吾道宗风会通西海,搏浪三千里臻大成以无穷。

为了迎接意义非凡的三校庆典,我们在去年中先后成立了数个的工委会,进行分工合作。在各方落力号召下,来自世界各地的韩友已由四面八方重回母校,并借此万人宴同申共庆世界韩友大联欢。

经过统筹统办,这场破纪录的万人宴象征着韩江校友为母校庆生日,献上他们最深的祝福。

根据纪录,拥有90年历史的韩江小学先后有1万5千余名毕业生,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已届退休年龄,间中有不少是杰出表现的人才。

韩江中学的60年历史,总共培育了2万名毕业生,其中不乏头角峥嵘名士,更有不少在企业界成为商场精英。姑且只从学术上举四个例子来说明韩中校友扬名海外,第一位是澳洲蒙纳斯大学教授黄有光博士,他也是澳洲社会科学院的院士。这位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有人曾推举他竞逐诺贝尔奖金。第二位是萧红博士,她是澳洲悉尼大学的教授,她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著作中不忘表扬和突出历史上的女性人物。第三位是国际著名画家徐靖沂教授,目前住在美国。第四位是在美国的发明家王明顺教授,2004年荣膺科学美国人50强。

非常巧合的,这四位卓尔不凡,为韩中争光的学者也是南洋大学的校友,而后负笈海外争取更高的学位。

再有一件值得韩江人“引以为荣”的是在七八十年代的华文报界中,在西马只有八家华文日报,其中一半是由韩中生担任总编辑的。他们是《星洲日报》的黄宗理、《新明日报》的钱博(钱洪光)、《建国日报》的叶观仕(陌上桑)及《星槟日报》的谢诗坚。但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新崛起的韩江新一代人则承先启后地接过棒子在华文报另放异彩,他们是通过韩江新闻专科班培养出来的报界精英,计有《南洋商报》的执行总编辑陈汉光、《光明日报》前执行总编辑,现任编务顾问刘汉良、《光华日报》前副总编辑,现任《韩视新闻》总编辑李会春、《星洲日报》执行总编辑张清江、《中国报》助理总编辑赖伟明、《光华日报》总编辑胡锦昌、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张易雄等等。如果连同已退休自报界的韩中精英,随手拈来较有知名度的首推张景云,他曾是《南洋商报》的一支笔,后来是《东方日报》的总主笔。

如今在华文报当第一线采访的,韩江学院的毕业生已后来居上,但也有的在电视台、电台、《马来前锋报》、《星报》、《海峡时报》及马新社服务(公元2000年后,韩院正式成立,取代了过去附属在中学的新闻班)。

由此可见,韩江人已从服务单元的华文报发展成服务多元性的报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转变和值得重视的趋向。韩江人才辈出也说明了我们在教育上不负众望,为国作育英才。

在政治方面的特出校友有曾任代槟州首席部长的许岳金及现任副财政部长的林祥才,还有无数的左翼政治人物也是韩中的产物,包括陈福兴和许平城。

虽然万人宴是校庆的高潮,但在15日上午举行的三校一庆的盛典则标志着韩江三校在今日可以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韩江小学是槟州最优秀的五间华小之一;韩江中学在2009年荣获教育部颁发“五星级”奖状,以表扬它在私立学校的突出表现,在二百余间私立学府中,排第19名;而韩江学院的所有科系已获得MQA最高认证,而且也在今年成功开办3+0的学士学位课程,这是与英国与澳州大学合作下的新成果。因为韩院的科系获得了认可,韩院的学生在去年共有107人成功申请高等教育贷学金(PTPTN),合计一百五十万元。这就是说,韩江三校一点一滴的成就,都写在校友的脸上,因而我们在万人宴推出以下的对联:“今日三校同心齐颂韩江新气象;明朝一堂共睦咸欣师友大团圆”,希望校友能向大团结迈进。

我们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展示三校所取得的成就,其一是韩中的学艺展及韩院的学艺展,我们动员了师生集体地推出富有创意的学艺展,配合书展的举行及各项座谈会、表演会及美术书法展览会的锦上添花,为期一周的校庆周已让韩江热闹起来。其二是我们出版了《韩中60年纪念特刊》及《韩院10周年风雨路》,分别把三校的历史用文字和图片表达出来,更精要地介绍特出校友在各个领域的杰出贡献。我们通过特刊带出历史,而又透过历史瞻望未来。

除了学艺展外,今届的校庆最值得大书特写的是我们成功地翻新了《华人文化馆》,并将之扩大成面积万余方尺,内容与文物的展示较前更为丰富和更有立体感,我们用高科技让参观者走一回“历史隧道”。这是董事会献给三校最好的生日礼物。如果不是州内最大的文化馆,但我们相信它是最美的文化馆。置身其中,非得花上一两个小时不可(限于篇幅,我不一一介绍展馆内容)。

例如,曾在近日预先参观过文化馆的两位政界名仕给予的评语是令我们惊喜的,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说,这是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富有教育意义,值得参观。槟州行政议员黄汉伟说,他没想到韩江有这么美丽的文化馆,他肯定这会是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因此他愿意带领槟州旅游局的人来参观,并准备与我们合作,以让外国游客对槟城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的文化馆是以槟州华人的变迁为主题的。

我在上周曾引导一批来自北马的华小校长和老师预先参观文化馆,他们都赞不绝口表示惊讶,因为他们不知道原来这里藏着一个“历史之宝”,让人大开眼界。果然在这之后,陆续有外校学生在老师带领下集体参观。

我不敢说我们的文化馆是尽善尽美的,但我敢说我们不逊于文化遗产区内的著名古文物景点,因为我们用历史肯定我们的过去,而又用文化馆展望我们的未来。韩江三校的未来可以用10个字来概括:“与山河同在”,“与日月争辉”。

刊登于2010年7月15日《东方日报》

韩愈与韩江 (现代春秋)

“为什么取名“韩江”?原来它不但在早期象征着潮州人的精神,更与伟大的教育家韩愈息息相关。因此它也象征着中华文化的一盏明灯。”

造就千万人才
90年前,潮州先贤通过潮州会馆创立了“韩江小学” ;60年前又再创办“韩江中学”,10年前我们再上一层楼,创办“韩江学院”。

为什么学校取名“韩江”?原来它不但在早期象征着潮州人的精神,更与伟大的大文豪韩愈息息相关。因此它也象征著中华文化的一盏明灯。

韩愈生于公元768年,卒于公元824年。当时正值唐朝唐玄宗年代,因晚年爱上杨贵妃不理朝政,后来其将领史思明又杀安禄山儿子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史称安史之乱,大大削弱唐朝的国势。公元763年,安史之乱才告结束。时代注定了韩愈生在那个皇亲国戚,宦官朋党当道的年代而未能得志,再加上刚直不阿的性格,始终做不了大官。

他3岁时父母俱亡,靠兄长抚养成人,从小爱看书。公元780年,唐德宗(742-805)继位,韩愈在25岁(公元792年)考中进士,但直到29岁才做小官。后来好不容易升为刑部侍郎。可是他一生尊儒,对佛、道教不欣赏,因此当宪宗皇帝(778-820)迎佛骨入宫时,他大举反对,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被贬到潮州不过半年有余,又被调回京都洛阳,出任“国子祭酒”官。不过他在潮州做了两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其一是在潮州兴学办校,因为他发现潮州竟无一所学堂。从此潮人文教之风兴起,热爱教育、重视文化。

其二是他到潮州后,有一条江河闹鳄鱼为患,弄得人心惶惶,于是他亲自宰了一羊一猪,投到河里祭海神,果然感动神明,起了狂风暴雨,鳄鱼西徙60里,从此潮州便没有鳄鱼的祸害(参见韩愈名著<祭鳄鱼文>)。

当地人为纪念他的功德,将那条江取名为“韩江”,用以悼念一代伟人。从此“韩江”成了潮州的另一个代名词。这条江原名“古员水”。

古之学者必有师
韩愈正因为一生不得志,在京城外做小官的日子比较长,以致他能将理想和精力宣泄于文字上,成为一代大文豪。

他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是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师说>。文章开头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除了在教育方面做出伟大的贡献外,韩愈也坚决反对东汉以来流行的骈俪文,指为华而不实,空洞无物,因而极力主张复古,回复东汉以前诸子百家的儒学,尤其推崇孔子和孟子宣扬的儒道。
由于韩愈很多文章都是为复古而写的,因而在后来成为复古运动的先驱者,他的这一运动,是因唐代兴起的“言之有物”的诗词,如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触动他决意要提倡尊儒的学说。后人把他的运动形容为“文以载道”(文章要表达儒家的学说)。

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苏轼)更是对韩愈敬佩得五体投地,他为韩愈庙立碑时形容韩愈的出现,是为“文起八代之衰”。这就是指东汉开始(公元25年)到隋朝(公元616年)的六百年期间的八个朝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及隋朝所流行的骈俪文(四六体)皆不可为,唯独韩愈的诞生,才一扫颓风。

韩愈死后,被唐朝皇帝唐穆宗追封为“礼部尚书”,并谥曰文。后人也称他为韩文公。但他是在死后约三百年,即到了宋朝宋神宗时(公元1090年)才被封为“昌黎伯”(因为他的祖籍在河北省昌黎县),因此他又被称为韩昌黎(韩中校歌有这么一段“文风远绍昌黎”)。

我们姑且摘录苏东坡(公元1036-1101年)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就可窥见韩愈在文教事业上的石破天惊的成就,转成白话大意是说,自东汉以来,道德沦亡、文风败坏,异端的学说四处弥漫,虽然过唐朝贞观,开元两代的盛世,有著房玄龄,杜如梅、姚崇、宋景等贤明的宰相在辅助,仍然不能把风气匡正,唯独我们的韩文公,他出生于一介平民,却能在谈笑之间,把颓风一扫而除,天下的人,都顺势追随回归正路,至今已有三百年。他的文章,振起了八代之颓废;他的道德,又挽救了天下的沦丧;他的忠心,甚至不怕触怒皇帝;他的勇敢,又可媲美将帅。这难道不是参与天地间的化育工作,关系到天下国家的盛衰与安危,具有伟大的性能而独立存在的特殊浩然之气吗?

从苏东坡的文章中,我们看到韩愈的不朽功绩,而他的名字正与“韩江”连系著,韩江又成为的韩江三校的发源地。

因此一提起“韩江”,自然要想到韩愈;而韩愈又出自唐朝,唐朝又孕育了“唐人”这个名词。我们海外华人也因之被称为唐人。

如果说过去韩江因韩愈而出名;那么今天韩愈精神则因韩江三校的成就而显得更加伟大。适逢韩江三校一庆,谨以此文纪念一代哲人韩愈的贡献。

刊登于2010年7月19日《光华日报》

王国慧的四个意外 (现代春秋)

槟州行政议员王国慧最近在报章说了她做完这一届议员后不想再参加下一届的选举。换句话说,她想做回一介平民和重新参回NGO活动.虽然她先前曾有私下或半公开地说,她只做一届议员,但这次似乎是高调了。因此这对我来说是第四个意外。

什么是第一个意外?那就是在308政治海啸前,突然有一位“姑娘”代表行动党出征武拉必州选区。在得悉其来头后,才知道她就是当年民政党州议员王绍雄的“大千金”。虽然父亲是民政,女儿是行动,彼此可以走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对我来说是第一个意外。

在当时,武拉必是被视为国阵(马华)强区不易攻克,而王国慧初试啼声,即使当炮灰,也没有什么损失。讵料在308政治海啸下,竟然让王国慧以4692张多数票克下国阵堡垒,实在让人刮目相看。这是我的第二个意外。

第三个意外是王国慧在不受看好下当选,竟然如同坐直升机,一下子三级跳被执政的民联州政府委任为州行政议员。这一下子,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任谁都没有想到一位新人被破例提拔成州行政议员。不论出于何种理由,王国慧是幸运的,她成了当下槟州州政府的唯一女行政议员。

前面三个已发生的意外我们不谈外,我想就第四个意外作出评论。我不知道王国慧这样做是出于本意或另有苦衷,但我认为她在此时作出这样的“宣布”是可以做两层的解释。其一这是她个人的意愿,选择在大山脚的党交流会上表白,等于间接上向其选民早露心声。在尊重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下,王国慧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况且在当今的社会,挤官位挤到反目的大有人在,即使是小小的市议员或什么委员的,也一样引起你争我夺,让人感到只要有官做,管它大或是小,总是要争到头破血流的。但王国慧反而衬托出她的“与世无争”的超凡脱俗的一面,摆在眼前的行政议员,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高官。为何王国慧可以表明不恋栈呢?这只能解释人生各有不同的想法: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王国慧是属于后者。
但王国慧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是有“振聋发聩”之效,那就是“当一个人有了权力之后,就会忘了自己是谁”。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拥有权力后就告变质,但大多数人拥有权力后就逐渐告别从前的自己,当然这也要视他所拥有的是大权力或小权力。大权力意味着做了大官,若不克制会比较容易忘了“我是谁”;小权力意味着做小官,但也难免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颐指气使地显露“权力本色”,这种人一下子就变质了。

因此王国慧提醒自己只做一届议员,权力很快会结束,就不容易使自己变质倒是有其根据,因为当一个人知道将要失去权力时,会比较老实做人,当然也不否认有人会拚命的在有限的时间“滥用”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这毕竟是少数的。

就此而言,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王国慧是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的重要一员,还不可以扮演独行侠的角色,所以其二她不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她要离去”,因为这又对那些在位的人不公平,难道他们继续服务下去是不对的?如果执政的人都只说做一届议员,岂不是不能尽未完的工作。这样的“一届政府”更是自我败笔的。起码她应与其上司先私下讨论此事,以免在不适当的时间发表不适当的谈话;尤其是大选风已刮起的时候。

这就是说,王国慧即使有什么委屈或有什么不如意或压力过重,她都得承受下来,毕竟从政这条路本来就不好走,既然选择走了,就要一直走下去,不能过于自我标榜,否则会掉队,也会被认为是走向过于个性化的迷失方向。这对任何一位有原则的从政者来说,都是“金科玉律”的。

我不想给王国慧的KPI打分数,因为从表面是看不到的,但她的表现即使不尽如人意,也是中规中矩。像她这么初出道就有此理念的人,我想是合格的人民代议士,因为一个没有权力狂的人是一个难得的品格,值得坚持。但反过来,也不意味着蝉联议员和继续掌权的人就是权力狂的人,他们以集体的责任为国为民负起责任,也是应予肯定的。

正因为王国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言论已在社会引起反响是意料中事。对她个人或党是好是坏,自有不同的诠释。但对党来说,她或许要做出较明确的解释和交待,不然对整个政局不能不说没有影响。

就不知道,王国慧还有没有第五个意外?这或许是她的“老板”林冠英所要知道的事。

刊登于2010年7月12日《光华日报》

周美芬现象的联想 (跃马扬鞭)

虽然已“辞官归故里”,恢复一介平民身的周美芬自认无官一身轻后,日子过得无忧无虑,而且很自在,但在舆论和政治效应来说,周美芬仍是个人物,有其一定的影响力(大小视课题而定)。我姑且称之为“周美芬现象”。

为什么是周美芬现象?因为周美芬事件在政坛上是罕有现象,不但引起反响,而且产生连锁回应,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现象。

我想不必再赘述,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周美芬事件了。简单地说,周美芬在马华党选前曾说过“如果蔡细历当选马华总会长,她就辞职”。结果在今年3月份蔡细历中选了,周美芬也就必须为她所说过的话负起责任,这是政治上的承诺,没有反悔的余地。尽管周美芬当时只说辞职,但没有说全退,有人就建议只辞官不辞党职,也保留上议员。这对周美芬来说,她已不能半退或自食其言,全退是为了兑现诺言。因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工作者是不可能模棱两可,也不能因有挽留声而改变初衷。

尽管周美芬已不在其位,但一提起政治气节这码事,周美芬则成为一个典型,毕竟在我国政坛上丢官和失官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为一句话辞官的,在记忆中,大概周美芬是第一人?她让人感到政坛有“一诺千金”这么一回事。因此它成了周美芬现象。正如她自己说,有人是在不情不愿的情况下退下;而她是在多人惋惜声中退下,让她觉得这么一退,得比失多。也就因为这一退,她反而取得政治筹码。

职是之故,我们趁韩江三校一庆的系列节目中,在7月13日邀请她为韩中60周年纪念特刊与韩院10周年纪念特刊及韩江学报等刊物主持推介礼,并顺道请她做一个专题演讲。在她欣然允应后,我给她开了一个题目:“我的从政心路历程”。因为我相信人们总希望她现身说法自己的出道和成败得失,而现在处于“休息”阶段的她,正可以为自己的政治记录做一个“小总结”,以便为另一个政治长征加温和加热。

凭她的智慧和口才,周美芬在逾一小时的演讲中,一口气把她的从政经历简而带过之后,针对政治时弊侃侃而谈,有弹有赞,也有影射性的批判,最主要的一个论点是周美芬认为“好人”是不一定要参加反对党的。“好人”留在马华,就会使马花多一个“好人”,少一个“不好的人”(我们不在此争议此“理论”)。

既然政治讲求制衡,所以周美芬认为两个阵营应各有人才在交锋,而不是全跑到一个阵营。因此她说她笃信儒家思想的从一而终,尚没有跳槽的打算。不过,根据她的口气,即使已过了308的两年,华人的不满情绪还是没有消退;她甚至不否认在下届大选还会重演另一个“308”。

周美芬所言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想象,因为两年多来,国阵的改革总让人感觉依然故我,虽然巫统已作出一些改变,在马来社会止住支持率下滑,但国阵的其他成员党碍于各种因素,仍然走不出海啸的阴影(11场补选中,华裔选票失比得多)。不是这些成员党甘于作为“乘客”,而是它们也想坐在司机的身旁,却已没有位置,只好被挤到列车之后(当然更没有机会参与指手划脚)。如果在太平盛世,做一个搭顺风车的乘客也不错,同样会抵达目的地(大选时取胜,然后分享一些政治权力)。但今时不同往昔,如果国阵友党不澈底或大刀阔斧地进行兴革,恐怕不易引回民心。这也许是马华民政等其他政党所忧心的,包括周美芬在内。但国阵成员党怎样来一个改头换面的方案,目前似乎尚未就绪?

虽然离开大选还有一些时间,明年的可能性越来越近,我则根据个人观察建议周美芬不妨移师槟城“背城一战”。理由如下:(一)其原有八打灵北区国席已告“沦陷”,一时之间也不易拿回。“好人”不是胜利的保证;(二)槟城一向接纳“天兵神将”来插上一脚,先有林吉祥及江真诚等人,后有谢宽泰及林冠英等人,他们先后被接纳为人民代议士,可见槟城人的好客;但槟城人也有一种岛民情意结。既然周美芬身为槟城子民,回家参选和服务也显得合情合理,不会被调侃为“天兵天将”。(三)政治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周美芬若能获党重视和委派,而她有此意愿的话,她也许能在一个国席选区脱颖而出,道理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以周美芬的清新形象,她会是一个“新卖点”(国阵友党都需要推陈出新和改变战略,乃至在人事上脱胎换骨)。除非发生另一个政治海啸,不然机会对周美芬是均等的。在“好人”是不会寂寞的原理下,易地为良比“守株待兔”来得更有看头,就不知周小姐有没有这个机会和有没有扭转乾坤之运气?(以上所言,仅供参考而已)

刊登于2010年7月19日《南洋商报》

马华成败系于民意转向 (跃马扬鞭)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说,若在未来3个月举行闪电大选,马华将应付不来,因为马华经历一年半的内耗(党争)后,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稳定党务,以确保党上下团结一致落实共同的政治议程。

究竟什么是共同的政治议程?蔡细历没说清楚,但字里行间似乎指出马华不应只是华族政党,它应为各族排难解纷。在这方面,他认为马华整合党的工作已做得“八八九九”,因而他欣慰党内已达致相当程度的团结及稳定。

如果上述的“成绩“是共同的政治议程的话,那也不算新鲜,因为马华长期以来就是不断强调对外和谐互助,对内团结友爱,但这么多年来,马华真的已经化零为整,形成一个团结的队伍?这是见仁见智的说法。

如今,从蔡细历的口中,他显然看到团结的曙光,因此他要求给他一年或半载的时间来应付未来的大选,不然时间过短,马华是吃不消的。

我们可以分开两个层面来探讨和分析马华是否再过1年,就全面好转起来,而且有机会在下次大选中扭转劣势?其一是从历史来看马华历届大选成绩是否与党的大团结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没有定律可言的。例如在1969年大选前,马华并没有分裂,而是党牢控在陈修信与许启谟的手里,但还是在大选败了,只剩下13个国会议席(输掉20席),更把槟州政权拱手让给民政党,州议席归零。因此它的失败不是马华内讧严重,而是马华的立场与思想与华社脱节,被认为过于顺从巫统的政策。

又如1990年的大选,马华在林良实的领导下,也没有闹分裂,反而是巫统闹分裂(东姑拉沙里另立46精神党,与巫统决战,结果败下阵来),但马华却又再一次在槟州上演滑铁卢,输掉所有州议席,甚至连静悄悄在北海提名参选州议席(麦曼珍)的曾永森也栽筋斗。这一年反对党的两线制发酵,林苍祐因而跌马,行动党只差3席即上台执政(14席对17席),这又再一次证明马华失利是因外面政治气候的变化,不是内讧所致。

最新的例子是2008年的大选,在黄家定的领军下,没有迹象显示马华陷入分裂与混乱,反而是由黄家定派兵遣将应战,结果在308政治海啸下,马华栽了筋斗,差点面目所非,这又是为什么?原来是民心思变,对国阵的华基政党施以重拳出击,也就发生5个州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后来又取回吡叻州,剩下4州由民联执政)。由此可见,马华党内的团结与否(至少表面应是这样),对大选的成绩没有构成直接的影响。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给马华1年的时间才举行大选,也没有人能保证马华会扭转乾坤。因为其二,马华所要认清的局势是经过一年半以后,马华是否已在政治海啸中重新站立起来?从308后的11场补选中,我们无法看到华人选票有回流迹象,反而进一步滑向民联。这对马华及国阵内的其他成员党是一个难以解套的困境。

反之,身为国阵老大的巫统,都没有受到政治海啸的大冲击,参加117国席,胜了79席,总算顶住政治海啸。因此当纳吉在2009年4月上台后,他就动手对巫统进行一项手术,以让巫统更能独立地立足政治舞台,而不一定假手国阵友党。乌鲁雪兰莪的4月补选已让我们看到巫统直接操盘的结果是国阵胜出(虽然是由国大党派候选人,但人选是巫统嘱意的)。

虽然我们不以为今年会举行闪电大选,而是预测明年的可能性较高,但即使大选落在明年,情势对国阵的华基政党会好么?相信这是蔡细历心知肚明的,因为马华的胜负取决于民心所向,不全然是党内团结与否。

说实在的,虽然蔡细历已当家,但马华存在的黄家定派和翁诗杰派乃至新崛起的廖魏派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翁诗杰败在消除派系时用错策略,那么蔡细历要用当权优势来克制党内派系也是不能硬上弓,否则会自找麻烦。因此马华派系的斗争不论何时大选还是会存在的,它不是大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当下蔡细历能否将政治局势翻转过来?可惜的是我们看不到华社有此风向,这又是为什么? 对蔡细历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刊登于2010年7月12日《南洋商报》

巫统斗争走样的联想 (天下纵横)

巫统主席纳吉说,巫统目前政治斗争的理念已开始“走样”,党员仅会问党会给予他们什么好处,已不会像以往般为党付出和牺牲。他们往往向“钱”看,将党的斗争理念抛诸脑后。如此下去,巫统会变得一盘散沙乃至会被人民遗弃。因此他要求巫统党员反省一下。

究竟过去的献身和目前的“计较和走样”是以哪一年作为分水岭?纳吉没有讲清楚,因此我们无从知道什么人和多少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变质的?

其实纳吉所言,不单发生在巫统,也发生在其他政党的身上;尤其是属于执政党的政党。换句话说,除了巫统外,国阵的成员党也面对同样的考验,因为他们处于执政集团,利益的分配也比较多,造成许多人的入党都带有个人的政治议程。有的人喜欢受封勋衔;有的人想在党内寻找赚钱的商机;也有的人希望被党倚重成为候选人,以便有机会挤入领导层或当芝麻小官也行,甚至连协调官也大有人争做。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人比较正派入党,不企求什么,但这类的人已是十分少了,可以被列为稀有动物。

既然只有少数人入党后,不求名也不求利,也就意味着有不少人是有政治议程才入党的。当然,我们不能指责这些人贪图利益,也不能说他们是错误的,只要他们对党的需求并不过分也不犯法,即使有个人议程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一旦人性的弱点暴露而变得贪得无厌时,问题便会严重化起来,因为他们想的是如何饱中私囊和假公济私,完全不把党的利益置于前头。像这种人,只会“污染”党的政治,给党带来龌龊,他们的行为是不应该被姑息的。可是又如何解决和克服这类弊端,才是当务之急。

因此,在我们接受纳吉的说法的时候,我们又认为纳吉期望能做到的“每天早上醒来拍一拍胸口,问自己要为党付出什么,而不是今天要得到什么”的要求,在现代社会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

由于纳吉这句话让我们想起已故肯尼迪总统的话。肯尼迪在生前(1963年前)曾说过“不要问国家能给你什么?应问你能够给国家什么”?我们不是说肯尼迪这句话错了,恰恰相反,它是具有“振聋发聩”之效,但要求党员对党无限热爱和忠诚,也同样是不实际的。只要党员能够做到不索求多多,也就相当不错了。

毕竟为党献身和抛头颅洒热血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共党的那种不怕牺牲的情怀已早被束之高阁了。因此现代人入党是不抱着什么“牺牲”的精神来报到的,党领袖也不要用昔日的眼光来审视党员今日的表现,无妨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要求党员洁身自爱,中规中矩。

当然,纳吉的感叹也对马华与民政及人联党产生某些压力,因为它们的机制基本上与巫统没有多大的差别,因此今天纳吉所言又是放诸四海为准的。严格来说,在此时此地,马华和民政及人联党比起巫统会更为痛苦,不仅仅是“走样”的问题,而是也面对存亡关头。如果国阵的华基政党在此时此刻不振作,没有提出一个与巫统共识的指南,改头换面争回民心,那么,它们要在大选中打翻身战也真不容乐观。由此观之,国阵华基政党在今天陷入被动的局面,一时难以自拔也是有目共睹的事。现在纳吉坦白抖了问题出来,也让我们看到首相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刊登于2010年7月19日《号外周报》第488期

争议性人物翁毓麟 (天下纵横)

马华元老翁毓麟以93岁高龄走完他的一生(7月1日),也留下争议性的一段历史。

在1917年生于吉隆坡的他早年受英文教育后成为马华公会的发起人之一(1949年)。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他成了马华雪州的领导人,风头不逊李孝式。1952年他与李孝式(马华的另一元老)联手与吉隆坡巫统区会主席耶哈雅(Yahya bin Rajak)合作,在吉隆坡的市议会选举达成席位的安排。换句话说,在巫统与马华尚未有合作下,这两个地方组织即率先“自我结盟”。

它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
1952年举行吉隆坡市选举。当时势力很大的马来亚独立党(退出巫统的拿督翁所成立的政党),野心勃勃要拿下吉隆坡市议会控制权;拿督翁的政党在那时得到陈祯禄(马华总会长)及林苍祐(急进党实权领袖)的支持。

谁料拿督翁冷落了李孝式,未邀他成为马来亚独立党开幕式的座上宾,只当他是社团代表。在一怒之下,他乃与翁毓麟协作要给拿督翁颜色看。

结果,在隆市选举中,马华与巫统的候选人共9人当选(马华6、巫统3),而拿督翁的马来亚党只2人当选。随即产生两个重大的影响:其一是马华与巫统联手控制了吉隆坡市议会,由当选的市议员翁毓麟出任市议会主席。而与此同时,也促成了巫统与马华的高层密商结盟。原先东姑和陈祯禄并无法控制市议会选举的安排,直到成事后,东姑才积极拉拢陈祯禄离开拿督翁,转与巫统合作。就这样巫统和马华在1953年进入实质的合作,而在1954年与国大党同组成联盟。这就是说,翁毓麟与李孝式在间接上是联盟诞生的推手。

其二在另一方面,由于陈祯禄“背弃”马来亚独立党,后者又在隆市选举失利,乃于1953年注销独立党,并在1954年另立“国家党”。这个时候,林苍祐又离他而去(在1954年投入马华),触怒拿督翁气愤“马华企图要把马来亚变成中国的一个省”(这里头巧合有三位前国民党主要人物:李孝式、梁宇臬及林苍祐)(这当然是气话,也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但马华党内国民党的势力不弱也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1955年的普选,拿督翁(巫统创办人 )领导的“国家党”一败涂地,也结束了这个党对巫统的威胁。从此巫统一帆风顺地在马来社会中成为一方盟主,直到308政治海啸后,才对巫统有所冲击。

因此从翁毓麟与李孝式及耶哈雅的“暗渡陈倉”来看,他们无疑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催生了联盟。但在1956年马来亚独立前夕,他及陈东海等人所扮演的角色就不令人满意了。他们代表马华与民间组织的代表团(刘伯群为首)相庭抗礼。在英伦分别作出不同诉求。结果以陈东海为首的当权派占上风,民间的组织也就失落其中。

这样一来,华人社会在独立后仍留下许多问题未解决就怪马华的陈东海等人未尽全力争取,也包括怪责翁毓麟在内。于是1959年的大选,马华在国州议席上未取得大胜,就是华社不满的表现。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在1958年马华党选时翁毓麟扮演的保守派角色。当年林苍祐以89票对67票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总会长;而朱运兴(林苍祐派)也以89票击败翁毓麟(陈祯禄派)的65票,当选秘书。至于宣传主任一职,则由林苍祐派的杨邦孝(新加坡大法官)打败陈祯禄派的陈修信。

由于林苍祐派的大胜,导致了保守派伺机反击。这个时候李孝式基本上已是支持林苍祐。而陈修信、翁毓麟及陈东海结成“陈祯禄派”。陈东海原是英文虎报的编辑,被东姑倚重,请为联盟秘书长。1955年他成为马华的受薪执行秘书。1958年他在林苍祐竞选马华马华总会长一职时,他力挺保守派抗拒。在失败后,陈东海辞卸执行秘书一职。再扳倒林苍祐后他卷土重来。

翁毓麟意气风发于1952年(控制隆市议会),而在1955年起出任内阁部长,但在1962年被调任驻美大使,直到1973年起担任上议院主席而在1980年退休。间中他也昄依信仰回教。因此他的另一争议点是在1959年马华内部酝酿倒林苍祐时,他是站在陈修信这一边与东姑密谋倒林,自行拟定马华候选人(陈东海也在内头),把党总会长搁置一旁,留下历史笑话。

因为这样,林苍祐后来对这三个人有很大的怨恨,他们是陈修信、翁毓麟及陈东海;尤其对后者更是恨之入骨。

自此之后,马华落入陈修信的掌控中,而翁毓麟也捞不到好处。当1962年陈修信成为马华总会长时,翁毓麟已是被“流放”到美国当大使,未能在内阁中扮演要角。他的政运没有陈修信好,但也因为后来不在前台亮相,而未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他也因此避开被“批判”的一劫。

晚年的翁毓麟就像一杯白开水,淡而无味。也许很多人都遗忘了他,因为历史不曾为他树碑立传。

刊登于2010年7月12日《号外周报》第487期

10.7.10

仰望星空VS眼望天外 (直挂云帆)

今年6月,北京高考作文题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规定考生在800个字内完成,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很多人对这样的作文题表示赞赏,认为这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既要考生天马行空瞻望未来,又要考生实事求是,稳扎稳打,不仅容易让考生应对,而且也可以从中窥见考生对人生的追求。

著名作家海岩这样说:“我看现在的90后年轻人,仰望星空的多,脚踏实地的少。这个题目出得非常好,希望今年能出现一批有情怀,对自己的将来有设计的考生和文质皆佳的文章”。

另一位名作家梁绍生这样补充:仰望星空应该是指某个目标,但又具有下列几个特征:一、这个目标相对遥远;二、它确实存在;三、它非常具有吸引力。青年学生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脚踏实地。

其实这个题目别有来头,它取自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一首诗名,内容开头如下:“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在今年纪念“五四运动”91周年之际,温家宝与北大师生共度“五四”青年节,其中一位学生用蘸墨写下总理一首诗的题目“仰望星空”赠送给总理;而总理随即挥毫“脚踏实地”四个字回赠。于是“仰望星空”对“脚踏实地”8个大字珠联璧合地珍藏在北大校史馆。

就这样,高考也就借此题目让考生发挥他们的才华,如何在脚踏实地的同时,又能有无限的遐想。

就温家宝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要求来说,它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在80年代推行独生子女的政策下,新崛起的一代都是在溺爱中长大的。他们鲜少吃过苦头,一出世就沉浸在一家人的爱的温暖中,不愁穿吃,而且也被安排上好的学校,然后跨进大学的门槛,成为家庭中的“天之骄子”(指城市的孩子不是农村的孩子)。在这样的条件下成长的人,自然幻想和憧憬比较多,也会变得不实际。相对来说,也就比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孩子更加好命,因为他们有一家大小罩住,不必担忧缺粮缺衣。如果不在思想上给新一代指出生活的正确方向,他们恐怕会迷失其中而不能自拔。这就是温家宝要年轻人仰望星空之际,不要忘了脚踏实地。

无独有偶,从这一个实例,它让我想起在63年前发生在马新文坛上的一场笔战,也是因为8个字而引发的,虽然含义不同,但也与中国扯上关系。

它的背景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后),胡愈之(中国著名文人。日侵前曾受聘于《南洋商报》当编辑主任)在陈嘉庚的支持下,创办了《南桥日报》(1946)。由于预见到国共的内战将会以中共取得胜利而结束,胡愈之乃号召马新的华人回中国参加抗战和建设引起了马新左翼阵线的不安。在这之前,他不断地鼓吹马华文艺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乃至是中国文艺的“海外版”。

于是代表马共的一支笔周容在1948年以《谈马华文艺》为题,借确立“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为出发点,大力的抨击中国南来的作家把马华文艺当成中国的海外支流而不协助建立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他这样说:“一切文艺都有独特性,都是表现“此时此地”的,没有独特性的文艺是“侨民文艺”。“侨民文艺”不是马华文艺的主导方向,所以“手执报纸,眼望天外”决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态度。侨民文艺的倾向,必须及时加以纠正,和马华作家脱离的马华文艺运动,怎么能够对马华利益有所帮助?

周容(1912-1988),原名陈树英,其他笔名有“金枝芒”、“殷枝阳”、“乳婴”等等。在马共内使用“周力”为名,虽然他也是于1936年由中国南来,但他一生未脱离马共,即使60年代后成为马共驻中国的代表,他也以马来亚人自居。

他的“手执报纸,眼望天外”是用来讽刺中国南来的文人。所谓“手执报纸”意指人在马新从事新闻工作,心和思想却是“眼望天外”的中国,没有对此时此地的马华社会有所贡献。

而他更重要的目的是反对胡愈之号召青年回国而未顾及马共的斗争也同样要年青人留下来(这种“回国”与“留下”的思想交锋在50年代成为马新左翼作家的主要创作题材,结果是后者占上风。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贺巾,原名林金泉的他也是马共成员)。周容甚至指责这些留在马新的中国文人是“逃难作家”,因为他们未回国参加斗争而等待中国人民大翻身的到来。

当时介入这场笔战的有洪丝丝(在50年代回中国。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他支持胡愈之力驳周容的论调,明显地指出,协助中国人民解放运动,也等于推进马来亚人民的解放事业,正是马华文艺的特殊任务之一。因此他反对周容把这些文人形容为“侨民作家”或“逃难作家”。
这一论战后来也牵扯郭沫若及夏衍打圆场,结果不了了之。显示了中共与马共在后来取得谅解,停止笔战,但它给马华文艺留下“疑团”的一页。

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容用“手执报纸,眼望天外”这8个字与今日中国高考用“仰望天空,脚踏实地”这8个字虽然不是“异曲同工”,但都具有“敲山震虎”之妙用。前者是涉及思想的论争,对中国和马新华人社会的错综复杂关系也起了一定的厘清和教育作用,那就是马华文艺或贴切地说马新华人社会不全然等于中国海外版或中国的“第五纵队”。恰恰相反,马新华社在二战后更是自成一格,花开两朵了。后者则涉及当下的现实问题,也是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面对的新形势比海外华人面对的问题更加严峻,它关系到中国未来,如何在21世纪成为东方的巨人。因此也算是一场思想的教育运动,带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周容与胡愈之的论战详文请参阅拙作《马华左翼文学》)

刊登于2010年7月8日《东方日报》

6.7.10

“以党治政”和“党政分家” (跃马扬鞭)

雪州公正党为缓和内部的紧张和权力斗争,终于实施党政分家,即是党领导人与政府领导人由不同的人担任。有人说“党政分家”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分工合作,不会造成滥权的事件发生;但有人认为这是公正党内讧的必然结果,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仍是个未知数。

不过由这件事让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政党的功能和其结构。在西方的国家,因为有稳固的民主基础,因此政党被当成一种工具,也就是在大选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选举一过,政党的机制几乎停止了,让位于政府或议员在议会内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例如推行内阁制的英国就是把政党当成争夺权力的工具,不存在“以党治国”这一码事,党政分家执行得非常成功。

可是在马来西亚,虽然它从一开始引用英国的政党政治作为范例,但它们之间有差别。打从1955年的普选以来,走向自治邦的马来亚就是推行“以党治国”的理念,执政的联盟(以巫统为骨干)就是由巫统掌控大权,而巫统的主席就是联合邦的首席部长;直到1957年独立后,还是由巫统主席出任国家首相,没有所谓党政不同人这一码事,更不是由当选议员自行选出首相,而是由执政党安排一切。正因为“以党治国”的理念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国在今天还是沿用这样的模式来运作。纳吉在2009年的上位也是因为他已被党选为党主席,才理所当然地出任首相。

巫统不是没有想改变过,而是行不得也。例如1976年接任敦拉萨遗缺而成为第三任首相的胡先翁,就是想要破传统,不要从副主席中挑副揆,准备委老练的外交家加沙里沙菲依为副手,但遭遇三位原任副主席(嘉化峇峇、东姑拉沙里及马哈迪)的反对,且“逼宫”要首相只能从三位副主席挑一人,其他人不具备资格。就这样,巫统的“以党治国”的模式被巩固和定位下来。

既然巫统是如此地肯定“以党治国”,马华公会也不例外(其余的成员党也跟着巫统的步伐走),跟着推行“以党治政”的理念(尽管它们被揶揄当家不当权)。

例如马华今年的党选,翁诗杰失去领导权后,他的官位也到头了;还有他的前上司黄家定也是因辞党职而不再有官职,这意味着党政不能分。

就连一向服膺于“党政分家”理念的林苍祐,在吃尽苦头后,才了解到党政分家的危机多过契机,。其一在1957年独立时,林苍祐坚拒不担任槟州首席部长,而推荐王保尼出任。他本身则在1958年成功出任马华总会长,因为他相信党政分家是利多于弊的。

结果在巫统的“以党治国”的框架强烈笼罩下,马华的林苍祐不敌巫统主席东姑首相的权威而败下阵来。这是党政分家下林苍祐的第一个悲剧。

其二,在1969年林苍祐上台成为槟州首席部长后,以为可以落实“党政分家”理念。讵料在1971年被民政党领袖(主席赛胡申阿拉达及秘书长陈志勤)逼宫,差点跌马。后来成功地控制中委会,才化险为夷。这印证了“党政不分”是时代的潮流所致,也是正确的,不然林苍祐早就被轰下台了。因此民政党在国阵体制下是不可能“标新立异”地实行党政分家,这徒只给自己带来伤害。

既然国阵掌权55年来都是党政不分的相结合,反对党也以同样的模式来推动政治。例如卡立出任雪州大臣,顺其自然成为公正党雪州主席,也唯有二合为一,卡立才具有足够的权威推动改革。
至于行动党,也是以党秘书长林冠英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完美了“党政合一”的机制。如果林冠英不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他的首席部长的龙椅是不好坐的。

回教党同样以长老聂阿兹出任丹州务大臣;而在1999年也连带执政登嘉楼时,是由党第二号人物哈迪阿旺出任登大臣,因为回教党主席法兹诺不是登州议员,不能出任官职,因此他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安华虽有魅力也回到国会,但问题是他没有政治权力,也就无法与势力强大的国阵对等周旋。这就是安华的痛苦和弱点。由此观之,马来西亚的未来还是持续地推行“以党治国”或最低限度“以党治政”的模式,没有迹象显示党政分家。因此雪州强行来一个“党政分家”,到头来受伤害的可能是公正党。除非安华有办法力促双造克制和对党忠心不二,否则他的“政党分家”论将是错误的一步,有必要重新检讨或重新协调,不然难免会分成卡立派和阿兹敏派。这对安华来说也是另一场的政治赌注和挑战。

刊登于2010年7月6日《南洋商报》

5.7.10

民主是我们的未来 (天下纵横)

在亚罗士打参加一项宴会,被一些朋友问及政治课题,也就借机发表政治谈话。但我不伤及任何个人,只是针对事件的发生和演变发表我的看法。不为政党背书,也不需做任何的解释。

因此我写下此文来回应两个问题:马来西亚的未来会在稳定中发展下去吗?各民族的关系会融洽吗?

这是涉及政治课题?因为国家的稳定与种族融洽与否是与政局息息相关的。而要怎样才能算是稳定的局面?有人认为自从2008年308政治海啸后,政局就不平稳,而是在不断的震动。言下之意是责怪选民搞了一个政治海啸,要不然是不会出现今天的不安局面?

但今天的政局真是不安了吗?我不这样以为。其实这在民主政治底下是很正常的变化和发展。既然有选举,自然有竞争,有输有赢;若是认为只有维持现状才是稳定的,那推动民主举行选举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改变是正常的,也是选举所允许的。

这就是说,大选过后出现的五个州落入反对党手里(后只剩下四个),并与中央政府唱反调是可能发生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这一次的激烈改变就认为局势不稳,未来不明朗。相反的,我们应以正面的角度正视308的政治转变。这是民意的表达,也是民心所向。他们用手中的一票在中央选出国阵继续执政,而在一些州创造出民联执政。

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局面(两线制的出现)是不稳定的开始,那是对民主的歪曲。民主本身就是提供机会给每一个选民寻求变与不变。

无可否认的,国阵也认定308后民心有变,才在自己的阵营内做了调整;尤其是巫统尽其最大的努力收拾“残局”作出改变,例如阿都拉让位于纳吉(2009年4月),就是最大的洗牌。它的目的就是要以新的人事与策略去应对变化了的政局。

当巫统转变的时候,马华也相对转变,但马华的转变不如巫统那么顺畅,而是一波三折,到最后出现的是蔡细历“卷土重来”。因此直到今天,马华仍在转变的过程中寻找未来;而巫统则已在转变中看到未来。这就是两者的最大差别。

正因为巫统已看到未来,因而由新首相纳吉提出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用意在于强化政治的稳定和抵消反对党(民联)产生的压力。由此可见,308后政治也是“变中有定”,才提供机会给纳吉编制理念和提呈第10 大马计划(纳吉的政纲将在下次大选面对考验)。这之中国阵与民联产生的斗争不能消极看待,更不应视为是稳定的威胁。反之,朝野首次出现势均力敌的“两线制”是好现象,怎能解说成是不稳定的开始?

至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否比以前融洽或较以前紧张?是值得玩味的。

一般而言是较过去更为融洽与谅解。不然回教党怎能与行动党并肩而行,又再称兄道弟?当我们在2001年看到行动党与回教党分道扬镳后,我们已意识到从此这两个政党将老死不相往来。谁料308的政治海啸又撮成了两党再度结盟,这个奇迹说明种族融洽有了新的希望和注解。

虽然在另一方面,在308后国阵阵营出现成员党间的责来备去,发生诸如槟城巫统与民政党抬扛,且蓄意地与许子根过意不去的事件,但没有迹象显示国阵内各民族关系紧张或不安。有吗只是出现一个马来土著权威机构(Perkasa)不断给巫统纳吉和华印社会一些压力;换句话说,它的所作所为,尽管是以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甚至也在最近加入了前首相马哈迪的打气,使到局面对纳吉有一些尴尬,但也不说明种族关系已变得紧张起来。

就此而言,不论是执政的国阵或是在野的民联,它们都没有在内部面对种族主义和极端份子的强烈发难,也就反过来给民间社会带来了以和为贵的示范。

无论如何,从大局来看,民主是我们的未来。它是缔造稳定与和谐的主要媒介。

刊登于2010年7月5日《号外周报》第486期

雪州公正党党政分家? (直挂云帆)

308的政治海啸是意想不到的,但国阵不能接受雪州变天,因而矢言要夺回雪州执政权,这也是纳吉在2009年上台后念念不忘的重要政治议程。雪州政府对民联的重要是因为它是迈向布城的踏脚石;而它对国阵的碍眼是因为它是在天子脚下(中央政府)的异类。因此雪州是国阵与民联互不相让的斗争焦点,它的战略地位远较于其他州重要。

虽然在大选后,公正党以15席(因一人退党成独立议员,只剩14席)、行动党13席及回教党8席,共35席组成稳定的民联雪州政府(国阵只得20席),但政局一直处在波动之中,先是传出回教党有意与巫统合组团结政府;后是回教党议员与雪州大臣抬杠,对禁酒令的松弛有所不满,准备发难。所幸这两个行动都被回教党中央止住了,才不至于生变。换句话说,民联因回教党的支持稳住阵脚。

这对公正党来说是至为关键性的,因为只有雪州是公正党在主导全局,其他民联执政的州则以其他党领袖为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如果公正党保不住雪州政权,势将严重影响这个党的未来。因此倾全力保护雪州政府的稳定是公正党的当务之急。

正在有人为公正党的政运有所操心时,突又传出雪州公正党内经酝酿倒卡立(州务大臣)的运动。《星报》(六月廿四)的一篇报导指说有15名公正党国会议员已经连成一线,准备推翻州务大臣卡立。

虽然经过两天的脑力激荡营后,否定和否决了所谓的“宫廷政变”,但雪州公正党主席的换人,改由阿兹敏取代卡立,,意味着这是权宜之计,也隐藏着权力斗争已经摆上台面来。

按照一般规矩,担任州务大臣也自动地成为有关州的党主席(这是巫统的政治哲学),但民联则没有这个传统。因此卡立不任雪州主席一时看来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不过,从这次的变动来看,雪州公正党存在着阿兹敏派与卡立派的斗争,表面是“平分秋色”的权力平衡的安排,实则卡立已因备受责难,而不得不做出让步,以换取保住州务大臣和党的政治安定。究竟这样的安排是正确的吗?是否就此消除了一场党的内讧?现在尚言之过早。

在这方面,我们倒愿意举出民政党的实例让公正党自我警惕,因为两者有其相似之处:
(一)1971年,民政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有鉴于林苍祐担任槟州首席部长后,对后者未将治州方略和政策提交中史讨论大表不满,认为林苍祐当了官后就忘了党。但林苍祐认为他的槟州行政议会(州内阁)是由民政党议员组成的,已被授权制定有利槟州发展的政策,无需提交党中央讨论和检视。林苍祐认为,槟州政府应受到尊重。

2010年,公正党内发生雪州大臣卡立更换政治秘书被大作文章指他没有将此事咨询党政治局的意见,言下之意是指责自作主张委任党主席旺阿兹莎原任政治秘书法依卡律师担任大臣政治秘书事,取代已被调任党通讯主任的聂纳兹末州议员。

本来任命政治秘书乃州大臣的权限,如此小事无需经党同意,不料有心人借题发挥变成政治议题,竟构成卡立的“罪状”之一。

(二)林苍祐也被当时的党主席指控“四项罪名”,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向党主席报告槟城的进展。虽然党主席擅自定罪和要林苍祐解释不被开除的理由,但政治高手的林苍祐却巧妙地通过槟州民政党全力支持林苍祐的领导,与中央对抗。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林苍祐倾全力在6月13日(1971年)的党中委会议上夺权,否则他将因居劣势被开除出党。他的反击果然奏效,不但成功地控制中委会(15人中有8人亲林苍祐),而且也促使赛胡申及陈志勤先后离党而去。最终是陈志勤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林苍祐则领悟到党政不能分的道理。自此之后(1971年起)林苍祐即是民政党主席,也是槟州首席部长,稳住了槟州主导政权(以后改变是后话,不在此议)。

2010年6月,雪州大臣卡立面对空前危机,比起沙石流失而由党内(加埔国会议员马尼卡)自揭疮疤更加严重,此时党内正掀起一股激流和暗流要逼宫。

虽然《星报》的报导后来被否认,也没有这么多人(15名国会议员)参与其事,但促成了卡立交出党的权力,以求息事宁人。这种“党政分家”是否意味着阿兹敏领导卡立,而卡立接受阿兹敏的领导或各行其是?恐怕连安华也说不上来。

卡立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威如同林苍祐那样狠狠地反击,只好采取妥协的态度。这种党政领导由不同人的做法将会如同90年代槟州民政党主席是陈锦华,而首席部长是许子根的不协调的矛盾,到后来不得不引用较强硬的手段促使陈锦华急流勇退,否则一山二虎终究是个政治“祸患”。

在这种情形下,既然阿兹敏也同意卡立是好人,也具有清廉的形象,只是存有官僚作风,他就没有理由辞掉雪州发展机构董事之职造成卡立的难堪,他反而应像安华那样(义务担任雪州经济顾问),扶助卡立执掌雪州,不是给他增添压力。凡是属于大臣的权力,应给予尊重,更何况这是联合政府,其他成员党如行动党和回教党也应得到尊重。

或者不能否认的是卡立有管理的头脑,但缺乏熟练的政治手腕,以致在政治上不时摔跤。可是拆除其雪州主席职,毕竟不是好的折衷,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恐怕会衍生更多问题。这就要阿兹敏及其派系的人加强自律,不要把辛苦得来的州政权因为内讧而动摇。换句话说,阿兹民也要向人民负责。唯有一个团队才能面对巨大的挑战;若是自我分化,强调党政分家,可能是不幸的开始。

刊登于2010年7月1日《东方日报》

小学及初中检考存废评论 (跃马扬鞭)

不久前,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说政府考虑取消小学六年级检定考试(UPSR)及初中评估考试(PMR),但保留教育文凭考试(SPM),结果引来巨大的回响。

虽然这只是个想法,未必会落实,但由教长亲自表述,可见教育部已正在研究废除这两种考试的可行性。

在评估是否应该取消这两种考试之前,我们不妨回顾我国的教育制度的改变与演进,就可理解考试性质的转变是为了什么?

早在我国独立前,就有一个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发表(1956年),因而在1957年我国独立时它成了教育法令。在当时的考试制度尚未统一,除了有初级文凭考试及剑桥文凭考试外,也存在着华校的会考和离校文凭考试等。

但在1960年出炉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就十分明显地将考试制度归趋统一了。当这份报告书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时,意味着教育制度的重大改变。其中最明显的是所有的小学(不论任何源流)都必须交由教育部统管。于是出现了所谓国民小学和国民型小学的不同类型。前者以马来文为媒介语,而后者则可保留原来的媒介语,如华语或淡米尔语。在这种制度下,小学毕业生得参加统一的小学六年级检定考试(不过华淡小学仍用华淡媒介语出题)。

至于中学就必须要做出抉择,或则成为政府中学或则成为独立中学(私立中学)。在当时的马来亚(马来西亚尚未成立)共有70间华文中学,结果有54间接受改制而成为政府控制的国民型中学,剩下16间不接受改制成为独立中学(林连玉就是因为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将华校变质,坚持走独立中学的道路,而在1961年被吊销公民权及教师证)。

后来因为收容超龄生的问题(拉萨报告书中已限制入学及在学的年龄),才又在国民型中学体制下由董事会另立私立中学。于是私立中学(后改称独立中学)也就逐渐由16间发展成60间(又多了一间古来宽柔中学,变成61间)。这个数目也把东马(沙巴及砂州)的独中计算在内。

由于教育制度的改变,马来西亚学校类型也“多样化”起来,政府方面计有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宗教中学、职业中学及技术中学等等;而在私人方面则出现了独立中学及国际学校。

在华人社会方面,基本上将学子的教育归纳成三大类,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及独立中学。由于有这方面的设置,华文小学的毕业生一般上都被升入上述的三大类型学校。

在我国,华文小学共有1291间,学生总人数是65万余人,即每一年有逾10万名毕业生。他们在参加小六的UPSR考试后,就等着成绩的发表,以便能知道被分配到哪间国民型或国民中学入读。按惯例成绩优异的就分派到国民型中学的名校,而华文报就会大事报导又诞生了多少位“小状元”,这也是父母梦寐以求的。这种不健康的现象反映出家长的心态,将UPSR当成孩子“成龙成凤”的踏脚石。

但在折算之下,每年分派到国民型中学的学生也不过是两万余名(总共有78间国民型“华文”中学,学生总数逾12万名,以五年制来算,平均一年收新生两万余名);而转入独中的也未达一万名。这就是说,每年有10万名华校毕业生,只不过有30%进入“华文中学”,剩下的至少60%被派进入国民中学,另有10%是辍学的。

虽然UPSR不影响学生的升级(因为这是自动升级制的),但它长期以来成为“鉴定”学生优劣的一个“标准”,也就难怪名校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因为它们收的是优秀生。

不过,近几年来,教育局又在不同的州实施不同的分派法,不再根据成绩来分配学生,而是让成绩优劣的学生都可以进入名校,也使到家长“大为高兴”,名校教师则“大感头痛”,因为他们发现学生程度参差不齐。

尽管UPSR不是最好的评估标准,但如果政府取消了UPSR的考试,也就没有共同的指南来鉴定学生的成绩,以致无法区分学生的程度和进度,这对成绩欠佳的学生在自动升级制下,是吃亏多过搭“顺风车”的。

有一点十分严重的是:一旦取消UPSR考试,就意味着所有的小学毕业生将会被教育部安排到各中学升学,而独立中学的生存就靠父母来决定,若他们不把孩子转入独中,许多独中的生源就大受影响了。

在目前,除了少部分家长自动将成绩优异的孩子送入独中外,大部分是因孩子被派到国民中学而转来独中的。如果小六考试取消了,独中是否可以招到更多的华校生入读,我们只能存疑。

至于PMR取消与否则问题不大,因为初中生退出国中而转入独中升高中的少之又少,关键在于小学毕业生衔接独中会否因考试制度的变动而“受惠或受害”则需要认真看待,毕竟在现阶段,统考成绩尚未被政府承认(1975年开始),一切还得以SPM(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为准,也就促使独中生参加统考之余又参加SPM考试,这对独中生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总而言之,教长的建议看来弊多于利,还是不宜取消,否则会引发教育上的失调与失策。

刊登于2010年6月28日《南洋商报》

政治不是政党专利品(现代春秋)

本来不想回应,因为这是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批评者将事情“严重化”,而且有误导性。若让这种思想逻辑成立的话,那今后只有参政(党)的人才可谈政治,不参政(党)的人是不可以社团领袖的身份发表政见的,因为这“乱了家规”,使组织陷入“动乱恐惧”的时代,真是耸人听闻的怪论。

这位批评者是针对我六月下旬在阿罗士打的一个宴会上发表“过火”的演说而感到遗憾,他就是吉马青州团长王孙文。我不知道他在当晚有没有听我的演说。如果有的话,他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批评都适可而止;如果没有的话,他应问清楚我在那里的场合讲的话是否是政治宣传,或代表某一个政党批评另一个政党,如果不是的话,又如何“过火”?毕竟非政治人物谈论政治课题是常有的事,至于政见是否获得认同,那是另一回事。

按照王孙文的逻辑,是否政治是政党的人才可以高谈阔论?若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他清楚不过的意思是社团领袖勿染政治色彩,也不要在乡亲宴会的场合有太多的“政治演出”,因为这是“家规”。

因此我要回答他的两个似是而非的论调,以免这种避谈政治的思想“污染”了政治的真谛。

首先,就是我当晚演讲的内容有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或引用这个舞台来攻击政党?然后来达到我的“政治议程”(我没有政党背景,不为任何政党背书。因此我批评政党不会给我带来好处,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说不上我有政治议程来贬低某个政党而获得利益)。

我当晚的演讲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因为在吉打州,我提出整整60年来,才看到回教党开放门户给非马来人或非回教徒参加,而且在将来还可能成为候选人。我说这是回教党的一个大转变,值得我们重视。我未曾为回教党说好话,但在马来社会的政党有此转变是值得赞赏的。正如我曾多次撰文称赞在60年前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力主巫统开放门户容纳非马来人,因为这有助于政党塑造一个多元政治而使多元社会的国家更加平和。虽然拿督翁失败了,但他的精神却一直照亮国人的心。

不论回教党的这一理念能深化到什么程度,最低限度它在308后有了改变,不再是华社“敬而远之”的政党。

我曾在308后的两个月,也即是2008年5月的时候,在吉打州务大臣的官邸与回教党议员同台演讲。当时我促请回教党作出改变,不能事事宗教至上,而是要认清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一切以民为本。我还建议他们应多聘请华人参与政府的事务,不要倾向一边。

当晚我也说了,在308后,回教党与巫统的合作比较难,但这样也好,至少它们存在良性的竞争,而华人也不再有所担心或视回教党为“异类”了。相反的,回教党首次被华社,包括行动党视为“战友”而包容其中。这对马来社会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回教党的转型也能影响巫统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不说是朝好的方向走。

其二,我当晚是有批评马华和民政党,但我不是攻击和贬斥,而是实事求是地说马华与民政一向以来依附巫统很久了,以致它们没有能力“单飞”。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政党无法在政治上自力更生,而是要借助国阵而生存。即使在308后,他们还是依然故我,找不到独自上路的方向。因此它们的改革和改变不多。

就此我要求马华和民政要做出改变,敢怒敢言,以新的形象再出击和出发,让人民感觉到这两个华基政党不再如同过去的逆来顺受或活在“颐指气使”的窘境中。这是我对马华与民政的期盼,因为我曾经主张华基政党自行上路,但后来发现它们都不愿意“另立门户”,也就希望它们自我保重和自我庄敬自强。

如果王孙文认为我不应在乡宴上说政治,那就不知道我们的乡团除了推动会务和发扬乡亲外,还有什么事可以跨越的?若尽是讲些风花雪月或锦上添花的事,这样的日子也似乎变成社团“不食人间烟火”了(毕竟有哪一样东西与政治无关?社团不可批评政府吗?社团不可反对政府的政策吗?社团不能对政党的表现作出适当的批评吗?)。

王孙文也不必敏感,我只是小批评马华,甚至连曹智雄部长的机要秘书罗永忠回应我的演讲时,也说会把我的意见转给部长,以便在内阁中敢讲敢做。我不指望王孙文照单全收,如果他有肚量将我的话分析一下,也许是可作参考之用的。

第二个论调是认为我以客联会署理总会长的身份讲话时,不要讲政治。这是要求我的身份是一分为二的,评论员是一个,社团领袖是另一个。这种机械性地切割论似乎是说,你可以用评论员讲政治,但不可用社团领袖身份讲政治。这样的逻辑看来似乎有理,但明明是同一个人,我为什么要躲躲藏藏呢?敢问:社团领袖不能谈政治吗?这“家规”不知是谁订的。无可否认的是,社团领袖讲政治课题的,不是我一个人。再说,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说明我曾以社团领袖身份作两场政治讲话,其一在308后不久应曼绒客家公会之邀进行交流,并在大会堂作政治专题演讲。我同样批评马华,但我不是无的放矢。因此在座的也有许多马华党员都认为这回马华真的到头了,非反省不可。我们当晚还一起吃宵夜在近午夜时分才结束。

在2009年杪,我又代表客联会在吡叻客家公会宴庆上致词也间中提及政治课题。当时马华正发生内讧与派系斗争。我说,马华再乱下去,华教前途都被打乱掉了,应该悬崖勒马了。马华的马汉顺没有指说我政治化乡团,他也回应我的讲话,并不一定要认同,而且他本身也在讲政治,是不是乡宴只准政治人物讲政治,乡团领袖则“避而远之”?

没错在阿罗士打的乡宴上,我是代表客联会讲话,但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也得到台下的良好反应,可见许多人都希望马华和民政振作起来。我以为那天晚上我的话会引起重视,结果罗永忠听进去了,谢顺海也收到了讯息;他们同样也表达政治的话,大家都相互尊重,因为我们都有底线,不是相互排斥和攻击。就是王孙文曲解我的讲话和质疑我的身份(我真的不知道乡团有所谓坚守不谈政治的“家规”,更不知道谈了政治就会使组织陷入“动乱恐惧”时代。果真如此的话,那我也是太神奇了,足以“乱乡乱团”?

其实,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只要社团领袖针对事情做批评,不是具有破坏和不良的动机,不是带有政党议程,他是可以在宴会上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众人的事。政党本身及政治人物本来就是外界评头品足的对象,包括接受社团单位与个人的批评。若是阻止社团领袖谈政治,那是开民主倒车,也与社团关系疏远。不知为何王孙文对政治的理解是这么狭隘和不切实际,真希望他能把政治广义化和平民化而不是“恐龙化”。

最后补上的是:若以乡团领袖讲政治,我会点到为止;若以评论员身份讲话,我会比较尖锐切中要害,乃至言语较为泼辣,但允许别人进行反驳与不认同,因为这是思想交锋。这就是我谈政治的两个尺码。

刊登于2010年7月5日《光华日报》

今年不大选,明年露端倪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刻下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是全国大选会不会在今年举行?如果会的话国阵有多大的把握把失去的城池要了回来?如果不是的话,那大选又落在什么时候?

按照一般的推理,马来西亚的历届大选都是在四年至五年间举行,没有少过四年就举行选举的。因此来届大选应该在2012年或2013年举行是比较合逻辑的。

不过,近日有人根据纳吉的讲话而认为大选会提早在今年内举行,例如理大教授阿末阿多利预测大选不是在今年杪就是在明年初。他认为一般上一位新领袖上位后是需要通过大选的考验来证明其实力的,纳吉也不会例外。这个说法有一些根据,但不符合规律,虽然胡先翁,马哈迪乃至阿都拉上位后不久就举行大选,但敦拉萨则是按时间表来举行大选(1970年任首相,1974年大选)的。因此纳吉多数会根据他的父亲的时间表来筹划大选,但也不能排除他在明年放胆一博(打破常规),以确定他的领导地位。这也是有蛛丝马迹可循的。其一,纳吉要求国阵的成员党停止相互倾轧,而是矛头对向民联。虽然他知道国阵成员党存在各项问题无法妥善解决,但他还是要成员党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但国阵面对的挑战不是内讧或四分五裂所致,而是一个政党在位太久了,自然衍生严重的弊端造成选民的反感,也就发生了308政治海啸。

现在经过两年大选后,国阵面对的问题也不是成员党相互对峙,而是这两年来国阵改了没有?又改革了多少?在这方面,纳吉说他从世杯中获取灵感,即“守久必失”的道理,因而敦促国阵向民联反击。

其二,在目前来说,国阵的反击是强烈的,也震荡得民联内部有些动摇。最明显的是公正党的议员跳槽的跳槽;唱反调的唱反调,似乎步伐不大一致。虽然公正党的议员退出公正党后没有直接参加巫统或成为国阵成员党的议员,但他们的“中立亲国阵”的立场是昭然若揭的。吡叻州政府的失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

由此来揣测,如果巫统认为再夺回吡叻州后,现在又有机会从民联手中奋回雪州和吉打州,那他将大选稍为提前也是极可能的。只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民联会丧失雪州和吉州政权,纳吉也就无需冒这个险,在今年内孤注一掷,反正他仍有大把时间掌控中央政府,无需急于一时的“迫不及待”的夺权。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民联内有人建议不妨将四个州的州选题早举行,以给国阵一个压力。提议人是回教党丹州行政议员胡桑慕沙,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也存在着风险。因为这将给国阵充足的条件通过中央政权占优势。

不过,胡桑慕沙的独特见解是,若四州先选,自会逼使国阵与民联协商大选日期,也就不再成为首相的特权,只由一人掌控大局。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四州先选的意愿还是不易落实,这也牵涉到统治者的意愿,如果他们认为无须“劳民伤财”,则会给民联劝告。

无论如何,大选的日期将会视砂州的州选举行后而定。砂州的州选在2006年举行后,可以拉到2011年才举行。但一般上认为砂州的大选将会在今年内完成,以让国阵根据州选的结果来制定它的下一个行动。

就我们看来,对国阵或民联都较为公平的是:最早的大选应是在2011年或2012年,因为双方都需要时间重新确立彼此的政治定位。纳吉要完成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梦,他需要通过选民的考验。反之安华也因处在风雨之中,更需要通过大选来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机会“迈入布城”?当下不论是国阵或民联,不稳定的因素都笼罩马来西亚的上空,解决僵持的局面就是双方再行开打。唯有一决胜负,才能使马来西亚政治尘埃落定,否则马来西亚政局仍是动荡不安的。这样看来,比较适当的大选日期应该是在明年而不是在今年。

刊登于2010年6月28日《光华日报》

1.7.10

马新左翼运动回顾与前瞻

第一篇:马新左翼运动的孕育与发展
马来亚和新加坡人民的政治醒觉是在孙中山搞革命以后的事,而在孙中山南来之前,马新人民基本上尚未孕育政治的思想,也就是没有所谓反殖民地的斗争。

事情的原由应从孙中山于1900年至1910年前后来马新9次之多说起,他终于在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完全地改变了他本身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

不过,孙中山并没有在马新开展本土政治斗争,而是号召当地的华人支持他在中国搞革命,以推翻满清王朝。当时支持他的以中层阶级为多。

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批中国的文人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开始在马新传播克鲁泡持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吴纯民。

他是福建永春人(以后大批永春人来马与他有一些关系),在1917年来到吉隆坡,并在1918年联合一批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创办了《益群报》,大力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所谓自由平等和平民主义;又在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时,他也在马来亚搞杯葛日货运动,终不为英当局所容忍,将他逐回中国。吴纯民坦诚他是锄强权植人道的,因而他后来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

在“无政府主义”舆论被英殖民政府镇压后,“五四”运动带给马新的基本上是新文化运动。虽也逐渐地在思想上启发华人具有政治意识,但政党政治还是没有被发展起来。

1925年,中国发生上海“五卅”惨案(即上海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结果又酿成严重血案,英国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53人被拘悲剧),导致中国人民义愤填膺,配合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战斗的号召。

这一年(1925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蒋介石取得国民党控制权后,在翌年撕破国共合作协议,大举杀害共党人,其中不少文人为避开追捕,南来介入了秘密的左翼政治运动。

本来在孙中山来马新时已有同盟会之成立,但只为中国革命之用,不搞本土政治,即使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将其政治组织转成国民党,也同样不卷入本土的反英斗争。直到1926年时,有一批原先属于无政府主义者在转向共产思想而成为中共成员后,又来到马新活动,他们包括张洪城。1928年正月,张洪城等人受中共的委派在新加坡成立“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

1930年,马共在胡志明(即后来的越南国家主席)的主持下秘密成立,它取代了“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会,不再直接受中共的领导。所谓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当苏共在1917年在苏联建立政权后,这个组织在1919年由列宁在莫斯科成立。胡志明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来到马来亚成立共产组织的)。这样一来,马共在当时的国际条件及当地的工人支持下,得以发展成为一股有势力的政治集团,它高举反殖斗争的旗号使到英国殖民政府坐立不安,不时采取行动镇压和逮捕乃至驱逐出境。

1937年,布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MM)被视为第一个马来政党出现在历史舞台,它也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因此也不容于英当局而后来将之查禁。

巧合的是,1937年是中国政治的转捩点,也是马新政治的转折点。在中国爆发全民抗日,也促成了国共合作。由于这一影响,马新的华人社会也摒弃党派之分。在陈嘉庚的号召下,不分左右派,也不分国民党或共产党,大家一齐筹款账灾抗日。

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但在1937年全面侵华(它在1931年已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也在1941年底攻占槟城,并在1942年长驱直下新加坡。在英国不战而降的耻辱下,马新人民饱受日本蝗军3年零8个月的蹂躏和糟蹋,罄竹难书。

在此危难时刻,马共的游击战争也给英军提供一个共同反日的机会。就这样在1943年时,英军与马共联手抗日,首次出现两个迥然不同的集团竟能走在一块。

尽管这之中隐藏的秘密在当时不为人所知(包括马共书记长莱特是潜伏在马共中的法、日、英三面特务),但马共与英国的合作基本上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45年8月15日宣告投降后,马共也从森林走进城市,并在一些地区接管地方政权。

不过比马共更有系统和更有议程的英国政府,则捷足先登在9月的时候将军舰驶入槟城,派遣第一批英国军人登陆,接着又从新加坡登陆。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英军几乎已占有了马新的大小城市,也自立中央政府。

马共在没有完整计划和缺乏战略下,任由莱特瞎指挥,竟有一半以上(6800名)马共军人复原(1945年12月1日)。这就是说,马共虽仍有另一半的军力未复原和保存一些武器(埋在森林内),但气势已大不如前。在英国决不承认马共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下,马共反扑的能力已大受限制。

就在这紧要关头,英国政府突然在1946年初抛出一个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政白皮书,以诱使左翼势力认同和依据西方民主参与政治游戏。

眼见此新政即将推行(因英国下议院已通过),无奈马共的冷淡反应及战后出现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大本营在新加坡)也同样认为是英国延长统治的花招,不予积极响应,终于使到英国在后来改弦易辙。

这是因为, 马来社会对这个快要落实的“马来亚联邦”新政宪采取杯葛的抗议行动,弄得英殖民政府陷入左右不能逢源的窘境。

在阴差阳错下,一个马来政党在拿督翁领导下于1946年宣告诞生,它就是在今日仍然呼风唤雨的巫统。巫统的出现,全面地扭转整个马新政局;也让战后的政治出现更加尖锐化的左右派的斗争。

因此审视马新左翼运动的萌芽和发展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4年-1918);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939-1945)形成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斗争的高潮。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第一部分,共分三个部分。)

刊登于2010年5月27日《东方日报》

第二篇:马新左翼运动的跌岩起伏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下宣告结束时(1945年8月15日),活跃于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抗日军下山了。从1945年到1948年的三年间,马共以合法的身份在政团活跃,但也时不时遭到英军事政府的取缔、压制和逮捕。因此左翼运动在那个时候表面上看来是“波澜壮阔”的,但实际上已因马共本身的“解甲归田”(6800人放下武器,重返社会)显得在军事上反击不力,处处被英军事政府钳制。而在另一方面,马共也鼓起工潮不断,以向英政府施加压力。在互不相让与冲突升级下,英殖民政府干脆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迫使马共或者“做个良民”,不参加政治运动或者转入地下和重入森林打游击战。就这样马共又从明转暗,又再回到森林重建政治舞台。

有关马共从明到暗的过程中(1945-1948),出现马新政局的大逆转也是马共始料未及的。其一是在战后即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1945年12月),先是标榜走民主路线,后是受马共影响的一个政党,但因为领导人的政见不同,加上英国的监控和压制。它在1948年6月25日宣布自我消失。因此马共在战后建构的第一个外围组织(政党)宣告失败。

其二在马来亚民主同盟活动期间,另一个左翼马来政党也出现了,取名为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它是在1945年10月17日在怡保成立,参与者有马共成员和民族主义斗士。这个政党初期并没有明显的左翼立场,也响应拿督翁的号召,在1946年3月参加马来人团结大会而促成巫统的成立。3个月后,马来国民党退出参与巫统的斗争,投向左翼阵营。

最为明显的是在马共的影响下,马来亚民主同盟在1946年12月12日在吉隆坡组成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并成功地邀请陈祯禄担任主席;较后又于1947年争取李光前(刚成立的马新商联会主席)的加入。不久之后,马来国民党也于1947年2月2日在马来社会催生“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

这两个庞大的组织联合起来是要反对英国单方面与巫统达成新宪制(因为拿督翁领导马来人强烈反对英国抛出的“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政,也就导致巫统的诞生(1946年)。英国乃改弦易辙向巫统靠拢,并认定它为最具代表性的政党,共同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当这份协定的内容在1947年2月份被曝光时,也引起了左翼阵营的强烈反弹。在因势利导下,终于在1947年10月20日爆发有史以来的马新总罢市行动,并提出一部“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以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虽然罢市是成功的,但效果不大甚至是赔本的。这包括
(一) 英国完全不接受“人民宪章”。一意按其原计划让“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在1948年2月生效。

(二) 英军事政府在1948年6月强行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对左翼工团全面镇压,也封闭马共舆论阵地“民声报”。在紧急法令下时局陷入混乱中,马共化整为零,开始了其漫长的森林斗争岁月。

(三) 马来国民党则因其左翼活动和与马共有牵连也于1950年被英军事政府查禁,连同其他的左翼政团也遭到取缔。一部分的干部转入地下活动,另一部分则辗转到其他政党活动。

这意味着1948年是马新政治的分水岭和转捩点。马来亚和新加坡正式在法律上被切割,而左翼的斗争却一如继往地在两地共同开展,但面对的是一个新形势的斗争。因为英军事政府已巧妙地将这个焦点转入本土政党,不让左翼或群众对英国政府产生深刻的仇恨。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鼓励右翼的政党的成立,除了巫统外,印度国大党(1946年成立时是印度尼赫鲁的一个支会)及马华公会(1949年成立,国民党人一度企图控制但未成功)也成立了。

这三个政党在1954年正式联手组成联盟,在1955年的独立前的普选中取得大胜,领导自治邦政府;更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顺理成章成立中央政府。

与此同时,左翼的阵营则以马共的颠沛流离最为显著。在陈平领导下(1947年揭发莱特是大内奸后,陈平被扶为马共总书记),他辗转于吡叻、彭亨与吉兰丹大森林之间,以寻找根据地和立足点。但在没有大后方支援下,只好撤退到马泰边境。换句话说,马共是在1954年才在泰南边境立定脚跟的。但在不久后,马共又忙于和谈了。这印证了当时的马共已有和解之意,希望放下游击生涯。无奈在1955年东姑普选中胜出并出任联合邦首席部长后,认为马共已是强弩之末,除了投诚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条件,也就使到1955年杪轰动一时的华玲会谈一事无成。马共走回森林,东姑在1957年独立后,接过英国的棒子,继续剿共。

就在马共疲于奔命(1948-1953)的时期,另一支与马共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斗争队伍出现了。他们绝大多数人不是马共份子,但服膺和信仰社会主义是不争的事实。这股力量在后来被标签为左翼统一阵线。它借1953年的反黄(黄色文化)运动在新加坡重新整合起来,声势之浩大也带动了学运在战后真正的成长起来。伴随着反黄的成功,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及《中正中学》的学生在1954年展开反服兵役罢课行动,使到学运成为左翼统战的先锋队。1955年的学运达到高潮,竟被批准成立“中学联”(在马绍尔当新加坡首席部长期间)。它们在较后卷入工潮而出现了“工农学”三结合的斗争(灵感取自毛泽东的“工农兵”三结合的政治理论)。更进一步,新加坡的学运也波及马来半岛,从1955年钟灵中学学生反对改制被开除到1956年大罢课,再到1957年和1958年的全国性的学潮此伏彼起,在在反映出左翼统战的斗争在这个非常时期是依靠学运来推动和支援的。

转入60年代,学运扮演的急先锋的角色稍退,让位于新崛起的政治统战挂帅。这就是在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独立后的新形势,一方面马来亚的左翼政党重新出发。劳工党(1952年)与人民党(1955年)于独立日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与回教党有暗中谅解的联系,构成左翼新图像。基本上取代了马共过去公开扮演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左翼政党反对马来西亚成立,马共也同样反对。

因为马来西亚从酝酿到成立(1961-1963)产生了左右派的大斗争,提升成为国际政治的争夺战,也导致左翼阵营的分化。最明显的是1959年上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原本也是左翼统战的前锋,却因马来西亚的成立(当然还有其他理由)导致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阵营正式告别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党(社阵),双方更因此卷入了不可协调和“你死或我亡”的斗争。

当左派统战在马来西亚成立后的连连失利(比如左翼统战的五邦社会主义阵线因1962年的汶莱流产政变而生变;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冲击了左翼的反大马运动及1964年的大选造成左翼的大失败及1966年南大学运的被取缔),已引发了左翼阵营的另类斗争。所谓的另类斗争就是放弃议会斗争,走向街头斗争。这种路向在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越发明显。马共在森林也正在适应“文革”的斗争而走向激进路线。1968年马共突袭队的南下(马来半岛);1968年劳工党和新加坡社阵发出抵制未来大选的讯息等,已意味着左翼统战准备改变政治路线图,不再迷信议会斗争。

这样一来,在左翼阵线的缺席下,1969年的大选终于让第三势力抬头,这些与左翼统战不相关联甚至是对立的政党,如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则从中崛起。虽然这不意味左翼统战退出政治舞台,它们依然坚守政治信仰,但已开始转移阵地,在社团和学运中再出发。这就是1971年国会重开(1969年“513”事件后的一年半)后,来了一支香港左翼银星艺术团(以长城电影公司为主)的“文革式表演”,终于带动马大华文学会和新加坡大学华文学会在文革的影响下,重新树立起“南大精神”,在校园内大搞左翼文化活动,它们也无形中成了培育左翼干部的温床。

可惜在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及1978年邓小平复出,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破产后,马新左翼运动也正式退出政治舞台,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沧桑史。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第二部分,共三个部分。)

刊登于2010年6月6日《东方日报》

第三篇:第三势力与新左派初探
当马新左翼政治运动在七八十年代退出政治舞台后,新崛起的政治势力是否是第三势力?这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左翼公开统一阵线在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基本上逐渐减少政治冲突事件乃至在80年代初期自我流放;而马共在1989年与马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也解除武装斗争,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从那一刻起,马新传统的左翼运动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马共成员“解甲归田”或落户泰南)。

这就是说,在90年代之后,由谁取代了马新左翼统战所扮演的角色?而在千禧年后又有否出现新左派?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第三势力的源头和所谓新左派究竟是怎样标签和定位的?
首先,在60年代初期,当新加坡的左翼阵线脱离人民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阵线(1961年)时,它已经抽离人民行动党的左翼因子,且把它归为右翼集团(当时左翼圈子流行的“拉赫曼李光耀反动集团”就是这样来的)。

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执政党,而代表右翼的新加坡联盟又起不了作用,因此在那之后,新加坡政治也就是以“反马来西亚”或“支持马来西亚”作为分水岭,还没明显以左右派来定位。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时,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已在较早举行的大选又取得执政权,使到社阵的反大马运动受到挫折,但两者在新加坡的斗争越趋激烈而不是矛盾缓和。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1964年时,在马来半岛(或称西马)扬出第三势力的旗帜,出其不意地参加马来西亚成立后的首次大选。在那个时候,以马来亚社阵为首的势力仍是波澜壮阔的,它是三个政党的结合体(劳工党、人民党及1963年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的国民议会党的加入)。同样的,它打着反马来西亚的旗号与促成马来西亚落实的联盟对着干。回教党没有加入这个左翼统战,但它默认这样的运动,因为在1963年时,回教党也是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它在其执政的吉兰丹州起诉大马政府,反对将吉兰丹州纳入其中,结果败诉)。

原本是左右派阵线明显的对垒,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插足选举(虽只象征地派出11名国会候选人,但产生的冲击也在日后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顿然使到局面为之一变。在非马来人社会中;尤其是华人社会中掀起思想震荡,既要取代马华又要压下社阵的李光耀凭其个人优势(任新加坡(州)总理),在马来半岛的群众大会卷起千层浪,所到之处,万头攒动,虽然大选成绩行动党出师不利,只胜一国席,但也影响到社阵惨遭失败。

现在看来,不是第三势力发生巨大作用,而是印尼的对抗马来西亚,造成选民(特别是华裔选民)宁可一面倒向支持联盟,也不要冒险支持一个“亲印尼政府”的社阵。就这样,联盟取得辉煌的成绩,马华的陈修信也沾沾自喜的解读是华人票的大回流(虽然在那一年的选举以第三势力再出发的林苍祐率其民主联合党(UDP)在槟城赢得一国四州席,但不算是第三势力崛起,而是凭其个人魅力所致)。

虽然如此,李光耀这一“非共社会主义”理念却在马来西亚成了第三势力,但严格来说,新加坡当时所标榜的尚不是新左派,它在“正统”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是修正派或是西方式的“假”左派(我们将在较后触及什么是“新左派”)。例如李光耀在1965年在马来西亚推动成立的“团总”就是拉拢非联盟的“非共社会主义者”陇在一起形成第三势力。讵料不久后因新加坡的腿出马来西亚,第三势力无法凝成一股的政治力量。

就在新加坡退出马来亚亚后,马来西亚的政局又有奇峰突起的变化,一边是左翼的社阵转向街头斗争,左翼内部开始分裂,而以劳工党杯葛1969年大选退出宪制斗争作为标记。另一边是代表第三势力的反对党,主要是已取代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和收编民主联合党及整合左翼温和份子的民政党作为代表性的政党。但它们都无法探知联盟的巩固或出现松弛,再加上左翼统战已自动放弃议会斗争,也就让新崛起的政党一展身手。说他们是第三势力也可以或说它们取代社阵留下的真空也行,但把他们归纳为“新左派”,那就说不过去了。

果然在1969年的大选后,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的民政党虽穿着“温和社会主义”的大衣,但在内讧底下,林苍祐又本质回归,投入联盟的怀抱及后来成为国阵的成员;甚至连一向以来就与联盟唱对台戏的人民进步党也加入国阵,成为吡叻州的联合政府。人民进步党说不上“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代表着吡州印裔和华裔的力量,是一股第三势力)。这样一来,反对党阵营中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在苦撑局面,虽然它兴起于1969年的大选,但接着下来发生的“513”种族冲突事件,也使到行动党折兵损将(或退党或被扣留)。它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也因在一个时期支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为其内安令辩护,而在70年代中期发生党内的分裂,范俊登就是其中一人反对林吉祥的“亲新加坡的立场”而退出行动党的(他在2004年在重回行动党怀抱,且在吡叻参州选失败后退隐政坛是后话,按不下表),转而在80年代初期领导由叶锦源在1978年退出行动党另组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但在大选中一无所获,也就让这个政党无疾而终。如果可以演绎的话,副秘书长范俊登确实具有新左派的思维(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可惜在那个年代成不了气候,因为马共仍然是一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队伍,新左派仍没有市场。(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陈志勤于1972年离开民政后创组社会正义党,他认为民 政已变质沦为右翼政党,与国阵大合唱,也就将温和社会主义的大衣穿在身上。无奈时不予他,在1974年大选时(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及王裕好中选州议员),到了 1978年又让其政治徒弟陈胜尧接位但败走麦城。社正党至此已到了尽头,这股既非新左派也不是第三势力的政党无法在马来西亚政治史上留下痕迹是预料中事。

情势的转变发生在1990年的大选,那时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声势浩大地成立46精神党,俨然以巫统的替代者立足在政治舞台。它分别结合了回教党和行动党组成的反对党阵线,目的是在赢取执政权,不具强烈的思想意识,只能视为政治利益的“联姻”。虽然在那一年,华社的一些舆论通过行动党(以林晃升为主)喊出了两线制,但得不到马来社会的响应,也只有行动党在1990年唱丰收。无形中,种族在政治上的差异被反映出来。

必须注意的是,在1989年是马共下山的一年,它与马泰政府签署的合艾和平协议,意味着正规的左翼统战结束了政治斗争,也让位于反对党阵线自我标榜其政治立场。它取代了左翼统战的政治角色,但此与“新左派”扯不上关系,也不能视为第三势力。46精神党的失败也就是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只是巫统的翻版。

也只有来到1998年,我国的政局才又有一番新景象,也给新政治思潮留有遐想的空间。这一年身为副首相的安华与首相马哈迪交恶而下台,更被开除出巫统。这一下子,安华凭其个人声望卷起政治千层浪,让马来西亚人民看傻了眼。他的这股势力源自于他70年代组织Abim(回教青年运动),而拥有数以千万计的支持者与“信徒”的政治力量。他用回教的复兴带动新政治潮流,当他在80年代初期被马哈迪收编时,这股力量归顺统治集团;当他在90年代后期与马哈迪翻脸后,这股力量又成为反政府的汹涌波涛。“烈火莫熄”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燃烧起来的。不久之后,安华成立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国民公正党”。相较于回教党而言,安华是从中出现的“第三势力”,既取代已解散的46精神党(后期改成46马来人党,在1996年解散回巢巫统),也不同于侧重宗教的回教党。如果从安华一贯的思想作研究的话,他先是一名回教改革者,后是一名社会改革者,到后来则成为一名政治改革者。这其中的漫长变化反映出安华从未放弃其改革议程,只是他原相信也接受只有巫统才有权力做出改变;当巫统不需要他的时候,他便反过来用另一个思维与右翼路线的巫统顽抗。这种思维属于新第三势力,也十分巧妙地夹带着某种形式的“新左派”的倾向,以显示他不重蹈46精神党的覆辙。例如他在2003年促成左翼的人民党加入公正党,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就是准备让这个政党带有新左派的色彩。虽然人民党的解散并不澈底,后来又复苏了,但气势大不如前。

又例如它在2008年的大选,也让出三个席位于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党”候选人,且有两人分别中选国州席(他们是和丰国会议员古玛医生及雪州哥打白沙罗区州议员纳西尔(党主席)(这个政党虽在1998年成立,但延至2009年才获准注册)。他们两人是在公正党旗下取得胜利的,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安华也具有新左派的思想,可以容纳左派中人加入阵营。抑有进者,在公正党领导层的洗牌中,安华让人民党前主席赛胡申阿里博士担任署理主席意味着这个政党是中间倾左的。
比起民主行动党,公正党具有较为明显的左倾(虽然其政纲未提社会主义,但强调社会正义和公正),而行动党在2000年时已修改其党纲,将“社会主义”字眼去掉,它是在时代大潮流底下(苏联90年的瓦解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大转折。当然也意味着行动党不再扮演“社会主义”的守护神,也就不属于新左派了。它能在政坛上冒出头来是因为人民思想的转变,不再囿于意识形态,而是思变之心切,才有了308 政治海啸。不过如果没有安华的牵头,没有安华的坚持,用新左派的角度审时度时:一方面成功劝说回教党走回民族主义路线,不再诉诸宗教至上,并容忍公正党引进左翼人才(在2004年大选时,回教党的聂阿兹就公开反对公正党的赛胡申阿里在哥打峇鲁角逐国席,理由是他是左翼份子,不被回教党欢迎)。因此在2008年回教党不再反对公正党稍微向左转。

另一方面是安华效应再度发酵,说服行动党以大局为重,别一味排斥回教党,才有了2008年的政治海啸。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又重新划分。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两线制”。一边是国阵;另一边是民联。许多人为两线制在50年后能诞生感到欢欣鼓舞。可惜的是“两线制”正备受挑战,能否形成固定的模式,没人知道。毕竟国阵是不希望两线制改变了一党独大的局面。

正当两线制斗争方兴未艾之际,又有人提出第三势力的建议,以在国阵和民联之间有第三个选择。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柯嘉逊的言论较为出位,不过尚未形成一个舆论。换句话说,这种带有批判性和否定两线制的思想尚未能普及也被认为是操之过急的。

如果说,社会主义党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依附民联,但不归顺民联,形成一种微妙的合作与矛盾体),可以成为第三势力,或可以被视为较正规的“新左派”,(自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那也是过于单纯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就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党的自力更生尚待考验,它若离开公正党自行提名大选能否胜出倒是一个大疑问。这就是说,在现阶段,第三势力和新左派只能按安华的演绎来解读,不能按社会主义党或其他左翼人士来主观论释。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第三势力和新左派只是一种倾向和形式乃至是一个影子,主要反映出与国阵有明显的区别。但它尚未形成一种思潮和一股政治运动,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与发展。(下)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应吡叻老友联谊会之邀请所作的政治专题演讲摘要,前后共两句钟。总题目是:《马新左翼运动的过去和未来—新左派及第三势力初探》。这是最后部分,本文分三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