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17

个人简介

拿督谢诗坚博士(笔名“飞扬”)是名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1945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祖籍广东大埔。毕业于韩江中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肄业、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硕士及厦门大学文学博士(相关报导) 。自1966年起,即从事新闻工作达25年,诸多文章散见各大报刊。1978年获槟城政府颁发服务有功勋章PJK;1980年获国家新闻从业员新闻写作杰出表现奖,并于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在2009年获得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财富时报》社、凤凰卫视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09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为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出版《静水深流》一书以资纪念。

拿督谢诗坚博士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先后出版十本著作:《采访外集》(1970年)、《采访二集》(1973年)、《诺贝尔奖金得奖人—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1977年)、《柬埔寨的悲剧》(采访三集)(1980年)、《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林苍祐评传》(中英文版)(1988年)、《巫统政治风暴》(1999年)、《血腥风暴(以巴千年恩怨)》(2003年)、《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年)、《中国革命学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2009年)。其学术论文包括《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等等。


目前担任韩江学院名誉院长、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槟州客属公会会长及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历史
1966年加入「星洲日报」担任记者
1971年转入「星槟日报」担任编辑
1973年开始撰写“社论”,前后共达13年
1974年升任「星槟日报」执行编辑
1975年升任「星槟日报」副总编辑
1976年升任「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
1985年离开「星槟日报」合创「联合报」(三日刊)出任社长兼总编辑
1989年协助复办「星槟日报」,继续领导「联合报」集团报刊出版,担任社长兼团总编辑。
1990年弃笔从商,创设「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主席兼总经理职,专营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茶叶土产业务至今。
1998年应「光明日报」之邀,重新执笔,定期撰写时事及历史评论文章,其笔锋之健,资料之丰富和理论之大胆,已赢得口碑。
2002年应《号外周刊》之邀,每周开始发表专栏文章。
2004年受《南洋商报》之邀,每周编写专栏,内容为时评为主。
2004年荣膺马来西亚州元首封赐为DSPN拿督头衔。
2004年先后考获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及厦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行政)硕士。
2007年考获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中学期间,就开始从事文艺创作,曾夺得全国华文作文比赛第三名,从而加强其从事文化工作的信念。

拿督谢诗坚博士系报人出生,长期的记者生涯,使他具备了丰富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
在其处女著作《探访外集》序言中,前《星槟日报》总编辑林珊珊称道他是一个能“运用脑子的记者,是以新闻形象事实之报导外,还去寻求其来龙去脉、内幕秘闻和有关系的种种事物,分析解剖,即所称为特写。要从事此项工作并不容易,若没有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也会有志莫逮。因为对问题不会深入观察,中肯入微,而笔下流露,又不会穷形极态,淋漓尽致,使人读后索然无味,複何足贵。谢诗坚是一位能兼运用脑的记者,博闻强记,写作不倦,是我敬畏的青年朋友。谢诗坚在新闻工作之余,还对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等国的政治、历史、人物做过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柬埔寨的悲剧》、《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林苍佑评传》、《巫统政治风暴》等学术专著。

为使网友阅读其评论文章,特将刊载于《光明日报》、《南洋商报》、《号外周报》、《中国报》及《光华日报》之文章及作者之学术论文一併上网,希望各界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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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坚博士人生三部曲:报人学者儒商 才华洋溢


文: 陈锐嫔

(韩视网报道)韩江学院名誉院长的谢诗坚博士兼韩江三校董事总务拿督谢诗坚博士的人生三部曲,先以优秀报人,进而杰出学者,而后摇身一变为成功儒商!

以下是他在《马潮联特刊人文汇集访问特辑》里的一篇访问稿,分为乡情篇、贡献篇及成就篇,叙述了谢博士半生的奋斗及拼搏精神。

乡情篇
马来西亚资深报人兼著名时政评论家拿督谢诗坚博士原籍广东大埔,先父谢胡添从中国南来后,在槟城开药材店。童年在药材店生活的影响了谢诗坚,促使他在离开报界后,投入中药生意,创出一片天。
客家人处处为家,大埔在地域上,也属潮州一员。父亲为客家人,母亲为潮州人,谢诗坚同时吸收了客家人刻苦耐劳以及潮州人打拼创意的精神,他尤其谨记的是父亲提倡的“耕读传家”精神,即农忙时要耕田种地,赚取生活所需;农闲时就浏览书籍,汲取精神养分。
谢诗坚非常惦念乡情,除了曾经回中国寻根外,更在中国进行投资。中国成药药酒中心代理进口的产品中,中国产品占了很大的比重。
谢诗坚指出,身为海外华人,看到中国强大,心里感到非常欣慰。“这种情怀是出自纯粹的民族情感,而不是区分他者的种族主义。”他说,可以回到中国寻根,心灵得到了慰藉,这样的感情,年轻一辈或许无法感同身受。
贡献篇
拿督谢诗坚博士曾就读于韩江小学与韩江中学,在韩江中学求学期间,谢诗坚是《戏剧研究会》的主席,当时的戏剧研究会会员共有800余名,占全校3千余名学校的25%,是校内最大的学会。
韩江中学高中毕业后,谢诗坚就到南洋大学深造,修读历史系。他感念韩江给他的知识启蒙与养分,于1994年进入韩江董事会,积极投入办校行列,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
韩江学院在2000年开办后,谢诗坚被委任为名誉校长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为了可以在这个新职务上有更好的发挥,好学不倦的谢诗坚毅然决定重拾书本,在繁重的生意以及繁忙的社团活动中抽出时间做学问,前后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两个硕士以及一个博士学位。
另一方面,谢诗坚于1996年接掌客属公会会长的职位后,满怀热枕地推动客家事务,成功在槟城打造第一个全马首创的客家文物馆。此外,他也积极策划在浮罗山背建设客家村及客家文物馆。
有鉴于谢诗坚在过去不断积极推动及发扬客家文化,不间断搜集客家人南来槟城的历史资料以及种种历史足迹,对传承客家以及中华文化方面贡献非同小可,所以在2009年,他被台湾行政院提选成为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的其中一人,主办单位更拉摄影队伍队到槟城与他进行访问。
成就篇
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不同阶段,从事不同的行业,都有杰出的成就。年少时期,他是优秀的新闻人;离开新闻界后,他在商界取得一定的成就;而目前他是一位带领韩江学院创造未来的荣誉院长,也是大马赫赫有名的时事评论人。
谢诗坚从1966年开始就投身报界,起初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在29岁的时候,他已经是《星槟日报》的总编辑。1985年,他和新老板理念不合,离开了《星槟日报》并用24万令吉创办《联合报》。《联合报》在1988年的销量每期有55千份,成绩傲人,这促使董事会决定把停刊的《星槟日报》顶接下来准备复刊。但是顶接与复刊的过程并不顺利,不止面对《星槟日报》旧员工的抵制以及要求解决薪水的问题,最后更因复刊后员工士气低迷及广告赊账收不回的重大打击下,谢诗坚最终忍痛把自己创办的《联合报》出让,在1989年封笔离开报界。
在投入新闻工作的25年间,谢诗坚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大马政治的风暴与演进。他把这些年的见闻化为文字,出版了多本历史性的著作,为马来西亚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谢诗坚封笔10年后,在1999年在《光明日报》的邀请下重新执笔。经过10年的沉淀期后,他的观察与文笔更见锋利,所撰写的时事及历史评论文章,因为笔锋锐利、资料丰富、见解独特,目前已经是大马评论界举足轻重的作者。
自从离开报界后,谢诗坚弃笔从商,创设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从此在中药界中创出一片宽阔的天空。其实,他从小在中药店长大,对中药材并不陌生,决心投入中药生意后,他亲自前往国外引进中国、日本、香港和台湾等地的药材和药物,因为引进的产品功效卓越且经营得当,在短短的一年内,谢诗坚不但把办报的亏损都赚回来了,也奠定了自身在商界的地位。
投入商海的他,依旧面对风浪,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在1997年突如其来的经济风暴中,市场讯息敏感的他已经察觉,提前将业务中心移向上海和安徽,在当地设立基地和研究中心,并将业务联系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目前公司专营的“健之花”产品,是公司的人气产品,多年来备受顾客信赖与拥护,使到公司业绩扶摇直上。由于所有的产品都已经取得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注册准则及达致良好生产准则水平,未来发展的空间无可限量
拿督谢诗坚博士担任职务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
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
马来西亚七大乡团工委会副主席
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
槟州客属公会会长
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
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
拿督谢诗坚博士学术成就
2004 考获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
2004 考获中国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行政)硕士
2007 考获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学术论文:
《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拿督谢诗坚博士荣誉榜
1980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新闻写作杰出表现奖,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2009年获得中国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
2009年荣获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名列东南亚客家精英
转载自《韩视新闻中心》http://www.hctvnews.net/hc_web/php_hc_read.php?n=22582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庆祝银禧

谢诗坚:健之花产品再攀高峰
公司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产品资料)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拿督谢诗坚博士是位博闻强记、笔耕不辍的资深报人,长达25年的新闻工作,数以千篇文章见诸报端,奠定了他政治评论家的学者地位。 他的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闻名遐迩,孰不知他在文坛上名气响当当,在成药商场上也是长袖善舞、经商有道,屹立中药界25年,两者相互辉映。

为配合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25周年银禧纪念,拿督谢诗坚接受《光明日报》的专访,特为其专营"健之花"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等业务作个总结,细说从头。

话说当年,虽历经60年代进入报界且曾办报,但由于自小追随来自中国的先父谢湖添左右,于其设立在霹雳的药材店内耳濡目染,本身兴趣使然在中医中药致力钻研,故于1982年创设该公司门市部。

他透露,嗣89年,离开《联合报》毅然弃笔从商,公司转型步入进口货物经营批发市场,全面进攻药业。 来到1992年后,其公司进而迈向国际化,与中国、日本、香港厂商联营成为合作伙伴,药品种类繁多,一应俱全。

他忆称,虽然1997年的一场经济风暴突如其来,货币贬值约40%,但洞悉先机的他来个改弦易辙,将业务重心移向上海和安徽,设立基地和研究所,并将业务延伸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谢诗坚欣慰表示,有道是"危机即是转机",当年所打出的"健之花"品牌,提出"健之花商标,信心的保证"的口号下,备受顾客信赖和拥护,远近知名,业绩扶摇直上。

紧接著该公司随著政府卫生部医药管制的步伐,逾百种药物都在公司名下注册,换句话说,产品进一步取得MAL卫生部注册准证及达致GMP (良好生产准则)水平。 "幸好公司设立已有一段长时间,否则在摸索上不易成事"。他如是表示,拥有准证,当可为原有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他向记者列举该公司的5大类产品,基本上计有:
(1)治疗药;
(2)治顽疾的慢性药物;
(3)保健品;
(4)外敷药及;
(5)卫生用品如牙膏、洗发水和肥皂等。

而公司最具代表性的高档产品,举其荦荦大者,首先有AHCC植物多糖,它具有高免疫功能,有针对性,对人体恢复健康,延年益寿裨益极大,十多年来,服用者不绝,足以佐证。

血管阻塞心律失常 謝詩堅用山海丹攻克


现年62岁的谢诗坚坦言因本身于1993年初发现心律失常,曾在《槟安医院》作血管扫描,诊断出共有2条血管阻塞,当时医生建议需要开刀。 惟在中国寻访名医后,著名医师向他献议服用"山海丹"胶囊,他从善如流。在服用了两年之后,病情大大改进。再从医院的血管扫描中,一条血管阻塞率已由75%减至30%,另一条则从95%减至25%,令医生也大感意外。

他说"山海丹"不只在过去10年来改善他的病况,更无需花费开刀,证实了其功效。

记者认为由他现身说法,确是恰当不过的。 "山海丹"是复方中药制剂,是该公司针对性产品,保护心脏及控制胆固醇偏高。

他说,于1993年5月份他又发现左耳失聪,在经过MRI磁力共振扫描后,医生确定这次非开刀不可。

他为此走遍中国广州、福建、上海及吉林寻找脑外科医生,至终是在广州南方医院动手术,将脑内的肿瘤取出。返国后为使脑力保持如常及防治脑血管阻塞,经服用"脑血康口服液"后,也证实了它的功效,对中风疾者也有其效果。

此外,"抗脑衰"可帮助加强记忆力,其他治疗肾结石和内外痔的中药,都是公司有口皆碑的产品。 其他,如长白山中国灵芝、人参丸、珍珠乌鸡白凤丸和冬虫夏草等,销售网遍及东西马及新加坡,以上种种皆是高品质的保健产品,也都有本国卫生部发出的准证。

中藥走向專業化
为使中药走向专业化,该公司长驻医师林美芳女士,是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师,毕业后多年师从福建中医学院院长杜建教授及其他名中医教授,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公司内向上来门市部问诊及惠顾的病患者介绍良药,使得顾客深具信心,有助于公司业绩的起飞。

她也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林医师早期曾相继患上淋巴癌及甲状腺癌,经过电疗动了手术痊愈后修读中医科,今学以致用,为社会上贫病人士作出极大贡献。

该公司新一代产品代言人谢书敏,致力使中药走向现代化,更是《健之花》的推销人才。



该公司亦是全马首家于1990年开始率先引进来自中国的正规中医师及教授为各界进行临床及讲学的先驱,拿督谢诗坚认为这么做确有助于提升本地人对中医中药的信心。 他说期间每3个月轮值一次,总计有70多位来自中国的中医师在槟城及吉隆坡驻诊。 他开了先河,也蔚为一种风气。如今马来西亚政府也开始重视中医中药的辅助性功效,令人欣慰。 他说,当时他也曾为有关中医师出了五、六本书刊,加强社会人士对中医的认知和了解。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位于槟榔律257号一楼(即Mydin超市对面楼上)。
(257 1st Floor, Penang Road, 10000 Penang)
电话:04-261 5578 传真:04-262 1321
电邮:cpmcheah@gmail.com
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11.8.17

李嘉诚与汕头大学 (直挂云帆)

香港首富李嘉诚(1928—)虽然在今年(2017年)的胡润富豪榜中首次被顺丰速运创办人王卫取代而屈居第二,但以他高达271亿美元(折合港币2100亿元)的身家(排名全球第20位),人们还是认同他是最有钱的华人。
出生于汕头的李嘉诚于1940年随父逃难到香港。翌年香港沦陷,三年零八个月生活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影中,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李嘉诚靠自身的打拼成为推销员和修理员。
1950年他投下7000美元设立长江塑料厂,经过近10年的奋斗,终于拿下第一桶金(1958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港币),从此转入建筑业而扶摇直上。1971年成立长江实业,及后又拥有和记黄埔的控制权。长江集团中心也就在1980年成为李嘉诚的标记。
因为他从事的企业得心应手,发得不清不楚,因而被人形容为“李超人”。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点石成金”的人,尚无人能出其右。
1981年时,中国国务院批准,归属教育部、广东省政府及李嘉诚基金会三方组成董事会,被归纳为“公立大学”,但其资金由李嘉诚负责。先后共付出80亿元港币。
虽然他只担任董事会名誉主席,但拥有实权。自1983年开课以来,他风雨不改地出席每一届的毕业典礼,而且语重心长地做了致词。
例如在今年627日的毕业典礼上,李嘉诚(今年已届89岁)向学生们作出告诫的训词。他说:“愚人渴望有个富爷爷,以便赢在起跑点,但坚持这种心态的人已输在起跑点”。他希望新社会的新鲜人(大学生)要成为“智者”,切勿“不思不想”,否则无法在人工智能世代过关。
很显然的,李嘉诚的责任是在财政上给予所要的帮助,但又不直接干预校政,因为中国国务院一开始就将之定位为“公立大学”。直到今天,汕头大学已有八个学院,学生超逾万名,而毕业生也已超过十万名。
就我的印象中,李嘉诚有两件事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其一大概是在六年前,通过《亚洲周刊》的报导,我才知道李嘉诚每次到汕头大学就是不要惊动领导,也不需要校长左右接待,而是一个人坐在食堂观颜察色地了解学生们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很开心在汕大读书,还是有一些不满之处?
李嘉诚说:“我从食堂可以看到众生相,很容易洞悉学生对学校的办学是否满意或不满意。
后来我本身也学习在食堂观看学生的脸色和表情。果然有些发现,其中有人认为食堂供给的食物不够多样化;也有人因经济问题自己带食物和饮料来学校;有的更索性算准时间,上完课就走人。这反映出我们学院的学生一般都不富有。后来我也查悉学生们在入学之后,都向高等教育基金申请PTPTN贷款,累积至今,学生已从教育部处拿到超过千万元的贷学金。
第二件事是李嘉诚在前年通过有关系者向Beyond队员(已故黄家驹的家属)买下《光辉岁月》的版权(Beyond的成名曲之一),并将这首歌改成汕大校歌(有许多大学都没有校歌,但李嘉诚认为应推动校歌宣扬爱国精神。经过改动后,歌词有这一段是这样唱的:“知识跟世界细水长流,智慧用思考照明宇宙”。
“我们懂得学问没尽头,学会怎么自救再学做人的操守。我们懂得学习的理由,力量要用来分享才能承先启后”。
最后一段这样唱:“我们懂得学习的理由,活出生命的光彩才无愧于春秋”。
其实李嘉诚也是一位临危不乱的企业家。在1996年时,来自中国的绑匪张子强竟公然地绑架了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张子强也不顾后果直接进入李嘉诚的华宅谈判。结果在讨价还价下,双方以10亿港元成交。换句话说,在李泽钜安全返家后,李嘉诚的10亿港元也不见了。
后来中国的警方布下天罗地网,将张子强一伙绳之以法,而张子强也被判处死刑。这段绑票大案也在后来被拍成电影。
虽然李嘉诚有遭遇风险和陷入困境的时刻,但他的办学精神也不遑多让陈嘉庚和陈六使。
陈嘉庚(1874-1961)是南洋企业家。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依靠个人的力量在厦门办起厦门大学。他先出资100万元,及后又承诺发放300万元,分12年支付。也就是说,他总共为厦大献出400万元。
陈嘉庚在1921年办成厦大后,也物色重要人物来担任校长,其中包括汪精卫及梅贻琦,但最后还是邀请其好友林文庆出任校长。这位学贯中西的医生和企业家,一生追求儒家孔孟学说,因此与鲁迅的思想不能沟通,也就出现过一段林文庆与鲁迅在厦大的过招。当年鲁迅是应林语堂之邀来厦大教国学,可惜他们又无法在思想上交流,终于各走一方(1937年,厦大交由国民政府接管)。
再有一位可与陈嘉庚和李嘉诚媲美的是南洋的企业家陈六使(1897-1972)。他在1953年登高一呼吁请华人承建华文大学,个人并出资500万元。后来福建会馆又将在裕廊的500依格地皮献给南洋大学。在地利人和下,南大在1955年开课,而在1958年庆祝新校舍落成典礼。
可惜陈六使的时运不济,他在卷入政治后成为被牺牲的悲剧人物。
如果说陈嘉庚及李嘉诚都能让大学顺利办下去,且越办越大,那么陈六使就在60年代涉及南大的学生运动,结果在1963年被新加坡政府吊销公民权。在失去南大后,陈六使也郁郁寡欢地离开人世间。更悲的是:南洋大学只生存了25年,而在1980年走进历史。从此南大成了华社的“图腾”,也衬托出一个时代的终结,连陈六使的一生心血也找不回来了。

刊登于2017年7月6日《东方日报》

27.7.17

又多一个特别族群?(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于718日在吉隆坡出席印裔穆斯林开斋节晚宴时接纳印裔穆斯林联合会(Permin)(主办当局)主席达祖丁的建议,同意将印裔回教徒列入土著,或通过行政手段或在宪报公布,以满足印裔回教徒一向来所争取的。
当晚的盛会约有两万人参加,而纳吉为回报“印裔回教徒”在2013年大选对国阵的支持,乃投桃报李的作出欢迎的举动。也因为印裔选民的支持,一改在2008年的“反国阵”情绪,即使面对华人政治海啸(2013年)的冲击,国阵仍保住中央政权。因此国阵重视这一群体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为什么印裔回教徒的“身份和地位”会有所调整?这得从印度人早期来马的历史说起。
由于印度从1757年起已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也把早已成立的东印度公司(1600年)的运作设立在印度。
因此当1786年英人占有槟榔屿后,开埠人莱特除了向中国招收华人移民外,也向印度招收劳工。在1794年莱特的报告中说华人大大小小已有3千人左右,工匠成为抢手货;而印度人以劳工为多,约有15002000人左右,他们之中也有的是从囚犯中挑出来的。
由此可见,最早的时候,不但南来的华工被卖猪仔飘洋过海来到槟城谋生,而后发现了锡矿,已落户槟城的华裔乃号召乡民组成大批的华工到马来亚“淘金”。印度人因为有不少人来了之后又回国,更有一批年轻人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日军在1942-1945占领马来亚等地),回到印度与英军作战,以争取独立。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及1947年印度朝向独立后,才又出现印度人潮涌进马来亚。例如在1830年,槟城已拥有华人8600名;而印度人有8800人,但在1833年时,印度人跌剩1千名。
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把政治权力伸入马来半岛后,它就需要更多的移民。从开采锡矿到种植橡胶;从造屋到从事贸易,在在都需要无数的工人。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4-1918),人口不断膨胀,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已有马来人口140万左右(占57%);华人有70万(占29%)及印度人有24万(占10%)。
战后的1946年,英国决意推出Malayan Union宪制。内中没有言明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及各州苏丹的宗教等地位。在拿督翁领导下,马来群众大举反对,英国乃改弦易辙,与拿督翁成立的巫统合作,另立新的协定。
1947年,英国与巫统完成谈判,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这份被命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草案公布,引发了严重的后果:新加坡被切割出去;马新人民的大罢市(1947年),但没有改变英国的顽固态度;ƒ马共在19486月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斗争;50万华人被驱赶入新村,以“切断”对马共的援助。
在这份“协定书”中(194821日生效,马来亚朝向自治迈进),有一个条文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改变了国格(伊斯兰为国教),也改变了人民的身份和地位随宗教信仰而调整。
其中一条是给“马来人下定义”
1)信奉回教;2)操马来语及3)家庭的生活保留马来传统习俗。
如果是马来人,则宪法又有多一条文的保障:马来人拥有特别的地位。这意思是说,马来人的经济条件较弱,生活也贫困,因此有必要给予援助和扶助。
既然身为马来人是有“特别地位”的,也就引发马来人把整个族群都马来化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皈依穆斯林。
我曾在1999年大选后访问中选国会议员的沙侬阿末(著名作家),请教他马来人什么时候开始一生下来就是回教徒?是不是过去就有?因为最多回教徒的国家如印尼和巴基斯坦都没有这样的规定。
他说他也答不上来,可能是从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就开始。因为把自己定位为马来人后就拥有特别的地位,例如受教育机会、奖学金的提供、保送海外、购买屋子优惠及从事商业申请执照等等。
他这样说,既然有这么多的“优惠”,马来人都成为回教徒也是很自然的事。
后来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1963年),引进了沙巴、砂拉越及新加坡。当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自行独立后,这个国家的政策又有所调整;尤其是1969年大选后爆发的“513”事件,更在顷刻之间改变了政治格局。
1970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提出新经济政策,以“消除贫穷,重组社会”为主旨,在各个领域推出改善马来人的政策。
后来有鉴于东马(沙巴和砂拉越)的不少土著皆非回教徒,不能列入“马来人的定义”中,也就在行政上宣布这个国家除了马来人及非马来人外,也分有土著和非土著。很明显的,只要是东马的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就是土著,但没有把东马的华人包括进去。
新经济政策在过去所订下的30%股权也给许多企业带来不便,不过近些年开放予外资后,才免除此规定。这项优惠自然也没有包括印裔回教徒在内。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2007年,印裔社会吹起的“兴权会”,表明上向英国提出诉状,指责英国剥削印度人权益,害他们“一贫如洗”,因而要求赔偿每个印度人约200万元。这当然不得要领,但反过来却给国阵带来巨大的压力,在2008年的大选,超过70%的印裔选民倒向反对党,才出现了“政治海啸”。
虽然经过2013年大选后,印人的情绪已下降,也表现对政府的支持,纳吉的回报也就变成理所当然。
但是问题的症结在宪法可以这样改吗?使用行政手段行得通吗?
再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根据一份学术报告,当下马来西亚印度人有200万名,其中只有6.7%是回教徒,即有13余万人;天主教占8.4%,即有168千名;锡克教占3.10%,教徒有62千人;佛教有0.5%,教徒有1万人;印度教有81.2%,教徒有162万人。
若是这个群组的数目是可被接受的话,应该关照的可能是160万名的印度教徒。如果只将13万名的印裔穆斯林列为土著,那么其他非穆斯林的印度人又怎么办?因此这建议可能未收全面性的效果之前,已引起争议。为此首相必须详加研究其可行性及其利和弊。

刊登于2017年7月27日《东方日报》

20.7.17

中美新博弈海上争雄 (直挂云帆)

很多人都知道1945年以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失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美国是在什么时候在海外建立起它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按照美国的历史档案记录,罗斯福总统于194092日照会国会,他已经核准与英国的一项协定:美国将提供其几近破产的盟国(指英国等)50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建造的驱逐舰,以换取美国控制一系列英国设在殖民地的海空基地。
虽然罗斯福此举越权(应先取得国会批准,不是个人批准只通知国会),但在战争时期盟军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也就达成了“驱逐舰换基地”的协定。于是美国取得了在巴哈马、牙买加、千里达等地建造军事基地,租赁期99年。也因为罗斯福的“石破天惊”地大笔一挥,终于在战后让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海外耀武扬威,进而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与此同时,即使苏联也是二战的战胜国,且与美国及英国瓜分战败国的权益,进一步将欧洲分裂成东西欧,前者归苏联势力范围;后者归美国管制。除此之外,中国也因美国的阻扰无法拿下台湾(才有了今日海峡两岸的争议不断);越南则被美国分割成南北越(1975年才完成南北统一)。同样的朝鲜也在“韩战”后又切成南北韩。
战后在东西方阵营对峙下,世界也进入了冷战时代,如越战、韩战和以巴战争等,彼此为展示武装力量,美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机构”(简称北约。至今仍然存在,受制于美国的指挥);苏联则成立“华沙公约”,以和北约相抗衡。但当1990年苏联变天,东欧脱离苏联控制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也告分崩离析,包括华沙公约也解散了剩下“北约”一枝独秀,连苏联的海外基地也不保(本来已发展到23个海外军事基地,但1990年苏联变天后,局面大为改变)。
最引为诟病的是1962年苏联将载有导弹的军舰驶向加勒比海的古巴,以军援古巴受到的威胁,却被美国全面封锁。眼见大战一触即发,在克鲁晓夫妥协下,撤走飞弹战舰,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才告解除。但此举也在30年后印证了苏联体制的衰败,重回“俄罗斯”时代,也不再被视为超级大国了。
根据一项报告显示,在二战之后,美国军力的扩张是十分惊人的,在初期有900万美军派驻海外,2000个军事基地,但在1947年垄断核武器后,将驻外军人减剩150万人,而海外基地也大大收缩,从1139个锐减至582个;尤其是1990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已没有了对手,可以高枕无忧地随心所欲地调派或抽离部队。以现在的统计来看,美国仍在150个国家有基地,派驻的军人有27万余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失去威胁后,又有另一个大国从中崛起,这个大国就是具有5千年文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80年代,中国结束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由邓小平带头提出)后,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又似乎脱胎换骨成为美国的新对手。
由于在军事上的迎头赶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3年宣布中国将和平崛起。这一年中国的GDP114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外商投资45.5万家,合同外资金融9431亿美元;中国境外直接投资570亿美元,占全球1/3,仅次于美国的860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突破8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
2005年,美国指出中国国防开支达900亿美元,军事开销占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
也是在这一年,泰晤士报前总编辑威廉·里斯英格说,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而21世纪是中国的。
有鉴于中国崛起带来明显的冲击力,美国在2009年被促请重返亚太,以免军事失去平衡。这是指中国的崛起在美国的缺席下,将给亚洲带来不安。
因此在奥巴马政府主导下,他悄悄地鼓励印度、日本及新加坡与中国正面竞争。
及后,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倡议时,又再引起世界各国的震惊;尤其是美国又希望增加成员来堵住中国发挥影响力。最明显的是台湾和香港民间也加入了“一带一路”的消极“封锁”。
为此中国也毫不讳言地寻找突破口,其一是在吉布提兴建第一个中国的海外军事基地。既然美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都在吉布提拥有军事基地,那么中国加入其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吉布提这个国家极小,面积只有2.3万平方公里,人口92万人,但它守着红海到亚丁湾的通道;它也背靠非洲,与阿拉伯半岛隔海相望。由此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可抵地中海直到欧洲大陆,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为此,中国斥资30亿美元建造了从埃塞尔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通至吉布提的公路。这个基地占地36公顷,可以驻扎2000名军人。有关基地已在712日正式启用。
就美国看来,中国对吉布提的突破只是一个开始,下来将陆续有大动作。果然,中国已在巴基斯坦投下巨额,兴建“中巴经济走廊”,耗资460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的发放。目的除了将瓜达尔港发展成具有经军港作用的港口外,也给印度的“反华”立场下马威。
再一个可能会成为带有军事合作的新发展区就在马六甲,称之为“皇京港”。中国将会投下300亿人民币发展成旅游、住宅、休闲、娱乐、修船及补给的卫星城,也不否认用来保护马六甲海峡的同时,也带反击新加坡在南中国海及马六甲海峡课题上被认为指手划脚。
再一个是对巴生港的扩建,接着从巴生建高铁到东海岸,可以使用高铁服务与南中国海直接联系。
如果再加上缅甸的皎漂港和斯里兰卡的哥伦坡被发展起来,再加上塞舌尔的邀请中国“驻港”,则离开美国所推测的中国将会建成18个军事也不远了。

刊登于2017年7月20日《东方日报》

13.7.17

“回教国”的“天堂护照”?(直挂云帆)

今年6月杪,叙利亚军人在“回教国”(IS)的首都卡拉扫荡极端分子时,发现多本由“回教国”制作的“天堂护照”,相信是作为人肉炸弹在以身自轰前的一种“承诺”,以证明敢于“牺牲”的人就一定能进入天堂(把护照当保身符)。
但天堂是怎么样的?相信许多人都答不出来,因为他们之中有“无神论”者(11亿人口),也就不去想,甚至质疑“天堂”究竟存在吗?即便他们没有办法“证实”天堂的模样,但也有人不置可否地“相信”人类死后是有另外一个世界的,毕竟肉体的消灭不等于精神的不复存在。死了的人其精神可以依附在其它物质而得以重生。
就算没有所谓的转世投胎或下世做牛做马,肉体毁灭的人是继续飘荡在天上的,也就是“居住”在天堂。除了很坏的人被打进地狱永不超生外,绝大多数的人类都在精神上找到了“归宿”。
因此只要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不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或犹太教等等,这些不同宗教的信徒们都会相信人死后会进入天堂,前提是生前不可做坏事。
英国牛津大学的历史神学教授阿利斯特在他的《天堂简史》中就这么说:天堂,何等遥远而又吸引人的概念!我们或许没有亲自去过,或许没有证据证明其真实性,但却往往在内心深处允许自己去想想,去幻想,甚至去期盼。
当然任何宗教的教徒都是往好的方面去想想,去描绘,以便不在世间后,还可以“永恒”地居住在美丽的天堂。
虽然我们会对人类的“智慧”超越的想象力感到惊讶,但没有人可以阻止每一个人有本身的想法,这也和他本身的宗教信仰和教条的教导有关。
如今极端的“回教国”也把“天堂”作为诱饵来培养年青的教徒相信和接受“天堂”是美好的境界,越早进入天堂,生活就越幸福。在天堂内,一切的邪恶、斗争和背叛及仇杀也都不存在了,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没有理由还要打打杀杀。
我在一些年前从视频看到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录像。这是塔利班政府(在1996年后统治阿富汗)开设的宗教学校(少说也有五六十名)(年龄大概1112岁左右),每天都需要上课念诵古兰经。除了经文就没有教他们其它方面的知识。但在课堂上有老师不断地重复,凡是敢于参与圣战以身试法的人,在牺牲后即刻进入天堂。不仅如此,还有72名处女陪伴你进入天堂。这种美妙的生活也确曾荼毒年青的极端教徒。
为什么过去不用“天堂护照”,而现在却需要“天堂护照”?那可能是因为学童的思想被灌输久了但没有“证据”或“东西”在手,也就需要进一步把“护照”变成有用的工具,这也说明现代的极端分子也不是一无所知的,而是有了更高的要求。
其实如果我们翻查“回教国”的极端活动,就不得不为之捏一把冷汗。打从1996 年开始,当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就公开号召向美国打“圣战”,理由是美国从一开始就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一半土地)建立以色列国,而不支持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立国。
在得不到美国支持下,奥沙马宾拉登的基地恐怖组织及塔利班组织都没有办法拿下以色列。反之,以色列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支持下,越战越勇,逢战必胜,无形中迫使阿拉伯国世界的回教徒(逊尼派)也打出逊尼派的名号向西方宣战。逊尼派从被指一向温柔软弱不如什叶派的好勇斗狠(1979年,什叶派的柯梅尼发动宗教革命成功,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从此伊朗推行政教合一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对阿拉伯的逊尼派做出改造也成为极端组织的新动力了。
在一方面,奥沙马全力支持塔利班政权推行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对妇女极尽其侮辱之能事。
例如在1997年,宗教监察部头子卡拉穆丁发出谕令,禁止女性化妆,所有的妇女走在大街上都得依照塔利班消失的性别女性,穿上布尔卡(Barga)罩袍,从头到脚包得密密实实。
此外,所有的女性不得出外工作,导致教育事业面临停顿。“我们之中有许多败类不知道如何与妇女礼貌的相处”,卡拉穆丁这样说。
也因为这样,塔利班崛起后的三个月内,关闭了60所学校,10万名女生及14万名男生和1万名教师(其中7800人是女教师)失学和失业,喀布尔大学也被迫停学。
由此可见,阿富汗在早前,6070年代接受苏联军援和经援后,已埋下悲剧的种子。政府实施阳奉阴违的政策导致苏军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更因军心散涣而在1989年撤军,也就给了极端的逊尼派教徒组成了塔利班集团(1994年),终于在1996年起而执政。在奥尔马的领导下,塔利班的手段令人发指,一个国家被弄得死气沉沉,把人间变成地狱。
虽然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美国在同年12月就拿下塔利班政权和摧毁奥沙马的基地组织,但这也使到阿富汗人民遭受更大的浩劫。直到今天,美军已陆续撤出,而阿富汗仍存在战斗的风雨中,“民选”政府无法扭转局面给阿富汗带来和平的环境。
抑有进者,在美军击败塔利班后,塔利班又在巴基斯坦探出头来,而奥沙马的恐怖基地组织又在其徒弟的发动下重新组合起来。从2006年开始,出现“圣战统一阵线”及后在伊拉克及叙利亚建立大本营,准备在阿拉伯建立起一个大回教国(IS)。
这个所谓“回教国”所进行的恐怖活动,已令到世界各国闻“恐”丧胆,已经整整16年了(2001-2017),极端“回教国”的威胁不但仍未解决,而且花招也层出不穷,更搞乱了“天堂”的安宁与和平。除非极端组织被“连根拔起”,没有立足之地,否则它们还是会“东轰西炸”的,甚至连“天堂”也会被炸掉。
因此只有断了这些极端分子通向“天堂之路”的念头,才能收取更大的效果。

刊登于2017年7月13日《东方日报》

30.6.17

香港回归20年的“逆转” (直挂云帆)

不知不觉香港回归中国已是进入第20个年头。犹记得在199771日举行交接仪式时,我有注意到在主宾台上的中间上方站着一位身穿红色套裙装的妇女,展现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美丽画面,这个人就是在香港主权移交后仍担任政务司长的陈方安生(1940— )。她原在末代港督彭定康掌权时被委为华人布政司,而在董建华出任第一任特首后,她被邀请出任政务司长,地位仅次于特首。
这位民望甚高的政务司长因经验丰富,有人猜测她将会是下一任的香港特首,但结局适得其反,她在2001年因与特首董建华意见相左(不同意仓促实施高官问责制,而破坏了一向以来的公务员的传统)挂冠而去,结束了她39年的公务员生涯。
虽然外界盛传她将于2007年参加特首选举但被她否认。不过她确实是在20079月参加立法议员的补选而胜出,一年后(2008年)期满她不再寻求连任。
她的立场与港府相左,因而参加2006年及2007年的71日大游行(香港回归日),以寻求及早落实特首直选。在未能取得中国人大首肯后,她也在国际社会向香港政府施加压力。
巧合的是,当陈方安生不再公开问政后,又崛起另一位女强人林郑月娥 (1957—),她的出身与陈方安生有些相似,在大学毕业后于1980年加入公务员行列。在2012年时,她获得第五任特首梁振英推荐出任政务司长,地位与陈方安生一样。
她在2016年曾表态不会参加特首选举,但在梁振英宣布不寻求蝉联后,她就正式宣布将会竞逐2017年的特首选举。
结果也正如舆论所料,在获得中国政府首肯后,凑足了选举人提名的票数而顺利当选第六任特首(香港基本法规定特首是从1200名选举人投票选出。这些代表是按各行各业选出的。换句话说,香港特首不是直接由选民投票选出的,而是由1200名代表投票选出,因而被视为是小圈子的选举,不是港民所要的普选)。
林郑月娥的脱颖而出,让人看到陈方安生的影子仍在晃动,只是两人的政治理念无法融合。
两天后(即71日),她及她的班子将向中国主席习近平宣誓就职,从而开展她的新政途。但一般预料,不论林郑月是否是“铁娘子”型的政治人物,她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是格外艰巨的,因为香港回归20年后,民意竟大大逆转。
本来在1997年的民调中,有31.1%的香港人接受为中国人的身份,但时至今日只剩下3.1%的港民认同是中国人。这说明了港人在各方影响下,越来越不接受中国的统治,甚至港独的声音在2015年又被唱响,更在2016年冲击立法议员的选举。
港府与港民裂痕的扩大被认为是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于2014年的会议通过不接受特首的直选和普选,而是保留从38个领域中选出的1200名代表选出特首所引起的。
这种否定直选的诉求也导致港民在港大教授号召下于2014年开展“占中运动”,后来又演进成雨伞运动。继此之后,年青一代也在2015年组织政党参加立法议员选举。他们提出的口号与中国政府的立场大相径庭,且流露出“香港不是中国”的切割心态。无形中,港独又成为新的逆流。意料之外的是竟有5名具有“港独”倾向的年青人当选立法议员。他们在201610月的就职仪式中,竟然发生5名中选议员在宣誓时违背基本法而被认定无效。其中2名新议员梁颂恒及游蕙祯更披上或打开“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且在宣誓时口出脏话,被视为对议会和对华人的侮辱,因而不被再度宣誓。
他们两人经过法院审理后也被判失议员资格,因为冲撞了基本法的规定。虽然如此,这批“港独”分子也进一步与台湾的“台独”分子或团体加强联系,也有少数香港人移居台湾。不过港民移居台湾又能取得什么优惠没有人可打保单。长远来说, “台独”和“港独”要形成“统一阵线”更是不容乐观和无从想象。
毕竟台湾已被确定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不论“台独”和“港独”如何挂钩,最终将找不到融合的切入点。
香港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清廷失败后,通过《南京条约》“割让”予英国而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842年)。经过155年的分离,才在1997年回归中国。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合法移居香港或非法偷渡香港的中国人都已在思想上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从而与中国人的距离拉大;特别是在1949年中共解放全中国后,香港人的“离心”更被强化而没有被软化,毕竟在英国文化和教育的熏陶下,大多数在香港成长的新一代,思想也发生变化,不再对中国有所“效忠”,而是被灌输要“自由与民主”。
但变化也在中国改革开放(1978-200830年后大大影响香港人对中国的印象。除了在大陆有无限商机外,也能借助中国提供的优惠政策,在大陆另立经济基地。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时,香港仍然不受大影响,主要是中国在经济上成为香港的大后方。
与此同时,中国也承诺推行“一国两制”50年不变,让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方面,中国所做出的“牺牲”(优待香港人)由于无法得到港民的回报,也就在近期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要求,不让香港成为“反共反华”的基地。
虽然在2003年是港府有提出的第23条文(基本法)允许警方得以搜查嫌疑分子的住处而无须先向法庭申请搜查令,但不幸引爆50万港人的大游行。在一片抗议声中,不得不暂且搁置中港之间已呈现“外冷内冷”的状态。
在当下已被撕裂的香港对新特首来说是举步维艰的。尽管林郑月娥认为必须从小教育起孩子有爱国心和自视为中国人,以杜绝“港独”思想的传播。但新特首也要加倍努力,修补“冷战”留下的伤痕。就拿中国火热鼓吹的“一带一路”战略来说,港民(民间)的反应是不热情和冷淡的。这说明了港民存有抗拒的思想。因此化解仇视与仇恨是当务之急。这就是为什么新特首没有“蜜月期”,只有尽快地拆除被筑起的“心理围墙”,庶免港民越走越远。

刊登于2017年6月29日《东方日报》

22.6.17

美苏冷战孕出“恐怖怪胎” (直挂云帆)

在世界75亿人口中,基督教徒最大多数,有教徒22亿人,占31.5%。其次是穆斯林,教徒有16亿人,占23.2%。占第三位的是印度教,信徒14亿人,占15%;无神论者居第四位,共11亿人,占16.3%(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民);而居第五位的是佛教,其信徒有5亿人,占7.1%
由此观之,回教徒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他们基本上生活在阿拉伯、中东、西亚及北非等国家;而另一部分则聚居在东南亚,主要分布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泰南及汶莱等,教徒超过2亿人,占世界穆斯林的20%,也占整个东南亚人口的40%
虽然伊斯兰教(也被称为回教)是公元570年由穆罕默德先知在麦加所创(今日沙地阿拉伯),但在他之后(632年逝世),先后有四位继承人,被尊称为哈里发,他们依序是先知亲信阿布巴卡(632-4年)、接位的是先知伙伴伍玛(634-443)(在位期间,回教势力不断扩大)。第三位哈里发是伍斯曼(644-656年),他进一步把伊斯兰教延伸到北非、地中海和中亚地带。也是在他领导时,于653年正式认可古兰经为伊斯兰经典。
第四位哈里发是先知女婿阿里(656-661年)(他是被暗杀而逝世的)。
在这之后,伊斯兰教分裂成两派,一派是“逊尼派”(sunni),他们承认先知及之后的哈里发,且以麦加及麦地那为回教发源地和圣地。及后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皆以逊尼派居多,占回教徒的85%。另一派只承认阿里是先知的继承人,他们自称是“什叶派”(Shiite),也把阿里尊称为什叶·阿里,但拒绝承认前三位哈里发,也种下势不两立的后果。
尽管在817年,逊尼派与什叶派尝试和解,但功败垂成,两派后来产生更大的歧见。什叶派虽然居少数,只占穆斯林人口的15%,且以伊朗为大本营,但它不称呼“哈里发”为继承人,而是使用“伊马姆”(Iman,即教主之意)的称呼。直到今天,经过超逾千年的斗争,两派似乎依然水火不容。
在今天,什叶派的教徒依然坚持他们的信念;尤其是在伊朗宗教革命(1979年)成功后,更助长什叶派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伊朗的政教合一制度发挥得淋漓尽致,最高权力者尊称为“Ayatollahs”(最高领袖),下来才是民选的总统。宗教长老柯梅尼在推翻巴列维王朝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领导角色(在伊朗什叶派教徒超过90%,逊尼派教徒不到10%)。
因为伊朗是战后以来第一个开展宗教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大大地鼓舞了什叶派教徒在其他地方也动了起来,包括什叶派教徒占多数但被逊尼派掌控政权的伊拉克及亚丁等国家。
什叶派的“改朝换代”自然刺激了逊尼派的穆斯林不甘示弱,刚巧在那一年(1979年),苏联10万大军入侵阿富汗,而这个国家的教徒绝大多数是逊尼派的穆斯林,也就在沙地阿拉伯支持及美国经援和军援下调派阿拉伯人民前往阿富汗打圣战,其中一位在后来成为恐怖大亨的就是来自沙地阿拉伯的贾商奥沙马宾拉登。
岂知这一场战争却带来世界政局的全面改变,一方面是苏联打错了算盘,当它决意派大军入侵阿富汗时(还以为是50年代苏军入侵匈牙利和捷克一样,迅速将反共组织瓦解),没有想到的是苏联自己的后院起火;国人不再相信苏联可以改善他们的命运。回教国家则认同苏联是用武力制服且不尊重回教的集团国家。这样一来,苏联也拿不下阿富汗,只好在1989年宣布撤兵。这一撤也暴露了苏共体制的分崩离析,在戈尔巴乔夫的巧妙推波助澜下,整个共产阵营被他搞得七零八落。其结果是苏联解体,东欧变天,重回资本主义的怀抱。
另一方面的结局也是美国始料未及的。本来美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子民前往阿富汗作战可以激发西亚国家打倒共产制度,并将阿富汗纳回资本主义 轨道。讵料阿富汗在长期战斗中竟孕育出一股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也包括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教徒被号召前往阿富汗参战。这股力量包括不成熟的“学生军”组成了“塔利班”极端组织;更在奥沙马宾拉登的阿盖达(al-Queda)基地组织的协助下,击败其他武装单位而在1996年夺得阿富汗政权。
表面上是塔利班及基地组织为“逊尼派”挽回一局,不让伊朗的什叶派专美,但阿富汗的复杂局势和其宗教分子更是乖离教义走向更极端的道路。
除了塔利班倒行逆施,以武力强逼妇女不可受教育,不可看电视、不可听收音机和拍照外,更要将全身包裹,不容露出脸孔与手臂和双脚等。这种措施简直将阿富汗拉回中古时代。
与此同时,奥沙马宾拉登也获得塔利班配合下建立起武装基地组织后,他要做的不是统治阿富汗而已,而是要“解放全阿拉伯”,以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美国想不到的是自己培养的奥沙马宾拉登到头来是世界最大的敌手。
于是在1996年奥沙马向美国发出圣战后的1998年,恐袭行动在各地展开;尤其针对美国的使馆和外国人喜欢度假的胜地。
更加胆大妄为的是奥沙马在2001年策划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恐怖袭击,派出敢死队骑劫飞机撞向美国纽约的两栋摩天大楼,酿近4000人牺牲。结果这个世界人人从此不再安宁,它已经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一些极端的穆斯林将其组织军事化和恐怖化。
这是继奥沙马于2010年被美军击毙后的最重要的后遗症。在2014年正式成立的哈里发回教国,就是朝向世界做出战斗的挑战(这些组织初时称为ISILISIS,最终归纳为IS组织,即“回教国”之称)。
除了在欧美及中东国家施暴外,近年也把目标移向东南亚。根据英国在今年5月发出的讯息透露,亚洲国家已成为恐袭目标之一,其中包括阿富汗、孟加拉、缅甸、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和澳洲等。
还有“伊斯兰国”(IS)也在613日正式发布消息,号召澳洲信徒在斋月结束之前发动恐袭,时间是在6月份内。
澳洲除了赋予警察更大的射杀权外,也同意印尼在6月底召开多边协调反恐会议,邀请纽西兰、澳洲、汶莱、马来西亚及菲律宾连同印尼共商对策,以消灭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
虽然各国政府有此决议,但基于东南亚恐怖组织名称繁多,近20个左右,也不易探出它们的动向。因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让邪教或恐怖宗教分子有藏身之地,一定要防范于未然,否则祸害无穷。

刊登于2017年6月22日《东方日报》

20.6.17

华人政治地位之演变(中)从反大马到513悲剧

19482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也意味着一个新兴的国家有待成型。
因为这份协定(也就是后来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宪法的蓝本)有提及马来人的定义:信奉回教、奉行马来人的生活习俗及操马来语。而在这个定义下另有条款指明马来人拥有“特别地位”。若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就是凡是马来人可享有“特别地位”(这里没指特权地位),主要是针对经济的援助和提高马来人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决定了马来亚及所有人民的未来。
我曾在1999年大选后访问过中选国会议员的沙侬阿末(著名马来作家,伊斯兰党议员),所有马来人什么时候开始信奉回教,是否与生俱来?
他说他也不大清楚,但他肯定与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有关。总之他说在他的记忆中,所有马来人都是回教徒。即便其他回教国也不硬性规定所有的人民必须是回教徒,但马来亚就是这么确定下来。
这意味着什么呢?倒是揭开了种族政治已成为一个导向。例如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就是与英国谈判而另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以取代被废黜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既然宪法中有为马来人下定义,而没有为其他种族下定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日后衍生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较严重和突出的是,英国在1948620日在马新实施紧急法令,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在即,英国殖民地政府乃在马新“先下手为强”,先后将50万华人强制性地集中在新村,以“断绝”用粮食救济马共。华人在当年所蒙受的痛苦,罄竹难书。
其重要理由是英国担心毛泽东解放全中国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会发生“骨牌效应”,将整个东南亚赤化。
另一方面,狡诘的英国则在1950年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马新则实施残酷的镇压,把华人当成“假想敌”。
英国的双面政策暴露了其虚伪性,原来是拿马新的华人来祭旗。
就这样,在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了,说是为了照顾50万水深火热的华人。在1946年印裔也在尼赫鲁鼓励下成立“印度国大党”(党名与尼赫鲁的政党一样)。虽然尼赫鲁有要求印度人归属当地政府而成为当地人,但情况并不明面。
同样的,华人对于归化成为马来亚公民也不热衷。不过政党政治转入50年代就更加普及化和种族化了。
先是在1951年有劳工党的成立,虽是标榜多元性,但仍归属于华社的其中一个政党;及至林苍祐成立的“急进党”(1951年),主要是参加1951年底举行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这个政党表面上是宣称多元性的,实则在华社寻求支持。
同样在1951年离开巫统的拿督翁创办了他的“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用国家党取而代之)。这个党也招纳其他种族加入,但基本上可视为马来人的政党。至于伊斯兰党(回教党)更是摆明倾向马来社会,虽然也招收其他种族的回教徒,但是人数十分有限。
1955年阿末布斯达曼成立“人民党”,标榜左翼,也就很快与劳工党结成姐妹党,在1957年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有必要带出的是,在1954年,新加坡的李光耀成立了“人民行动党”,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将左右派的精英收编。虽然是多元种族政党,但不能否认它是根植华社,靠华人起家的。
人民行动党在19639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就拥有合法地位在马来半岛开展政治活动。因此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参加1964年的马来西亚大选。虽然成绩差强人意(参加9席,只蒂凡那1人中选),但从群众大会的万头攒动也看到华人的热潮;尤其是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更是触动华人的内心。不过这样的标榜也触怒了马来社会。如果按照李光耀所说是对的,那么在独立时马来亚被称为“Persekutuan Tanah Melayu”(The Federation of Malaya)也就不具意义了。因此有马来舆论咬定李光耀的口号是具“种族主义”的,挑衅“马来人的主权”地位。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一个新的政党命名为“民主行动党”也就在1966年成立取代已退居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李光耀退出马来西亚,是他终身的遗憾,但民主行动党显然沿着他的理念,也不断地灌输“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
不得不提的是,在1963年时又有一个马来左翼政党出现,它就是脱离巫统的阿都亚兹(前农长)所领导的(此人是新加坡首任元首尤索夫的胞弟)。
不久之后,这个党加入社阵,形成三党大组合的社会主义阵线。
但不幸的,由于印尼的反马来西亚,也影响马新各地的左翼政党加入印尼总统苏卡诺的“反大马合唱团”。正因为人心浮动,在1964年的大选却让联盟“因祸得福”(印尼对抗下带来的风声鹤唳),取得辉煌的胜利(123席对反对党31席)。这种倾向也因种族主义的因素加入其中,因为华人担心左翼的华人政党受到印尼的影响而可能发生不利华人的施政,也就集中票数投向右翼的联盟;以致左翼社阵惨败;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也失败。这种结局是左翼思维受到种族主义干扰而无法甩掉种族政治幽灵的又一个明证。
当劳工党在1968年宣布杯葛来届大选后,其他走温和路线的政党也纷纷探出头来。例如民主行动党也与人民行动党一样,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但绝对与社阵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另外在1968年成立的民政党也是打着温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以争取一向以来支持社阵的选民。
在一方面,左翼阵营沿用街头斗争(响应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不再兴趣于议会斗争;而在另一方面,热衷议会斗争的政党参加角逐,如民主行动党、民政党、回教党、人民党均向联盟挑战。
1969年的大选又是一个政治分水岭。从中崛起的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震撼了联盟的政权。在形势不明朗下,终于在513日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史称“513”事件。
当然最大的改变是民政执政了槟州,这是槟城的第一次变天,显示了华人的影响力。
在这之后,于1970年拜相的敦拉萨开展收编反对党的活动,并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如“新经济政策”、“国家原则”及将东马的土著也列为土著行列。
表面上看来,这个国家回到和谐的局面,实则是种族政治又找到新的土壤。

刊登于2017年6月19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