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09

马华作茧自缚的一年 (直挂云帆)

今天是2009年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将迎来了新的2010年。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发生太多令人意想不到又迷惑的事件;特别是在政治层次上的交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更有从来未曾出现的政治僵局。虽说2009年是悲喜交集年,但失望的事一件又一件的在刺痛人们的心。这年头政治已被扭曲,政治已成为当权派的支使工具。什么政治公理、公义和道德乃至情操早已消失在九霄云外。就此而言,2009年是政治公理被“漠视”的一年。它必须听命于指挥棒而不是“民意”的走向。

虽然民意有时看来是抽象的,但它感觉得到也可以在从政者的内心验测得到。可是偏偏到了关键时刻,有些方面就忘记了什么是“民意”,却高举党章来当“尚方宝剑”,以至能够发挥某些程度的“民意”作用的特大也得不到尊重。

我们所指的是马华公会的党争成了2009年华社的大件事,它也影响了国家的政局。虽不明显,但长远来说,是所谓华基政党再自我萎缩的另一个开端。

忝为国阵成员党之一的马华公会,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只剩下半条命,气势大不如前。但它的一个“优势”是在国阵成员党中,它成了巫统不可或缺的伙伴,因为能够牵制马华的民政党更不济事,输到不清不楚,再也没有谈判的筹码向巫统据理力争。

反之,马华还剩下50%的政治资产,保有4正部7副部,虽未掌握重要部门,倒也堪可告慰,毕竟输家的马华是不能要求太高。

在这种安排下,要求马华退出国阵的声音有,但不高调,而且“民意”也未看好马华有这样的诺大勇气,敢敢脱离国阵,自立门户。过去马华从未有此念头,今次也当然不会作此奇想。那些提出马华是否应留在国阵的“民调”也不过是政治游戏,当真不得。

翁诗杰的部落客就是在受到批评后除去所谓的“民调”。这意味着,退出国阵的声音很小,即使有重要人物提出,也只是投石问路。当然在大选后陷入“检讨与反省”期时,国阵友党借机对巫统大加鞭伐也是情有可原。它们认为巫统在大家庭内霸气太重,一党独大的形象使到国阵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自然有声音要国阵必须作出改变和纠正,否则退出国阵云云。

巫统在另一边厢也被政治海啸震到忙上忙下,担心国阵出现裂痕。但在稳定东马军情和在今年4月择定阿都拉交棒后,纳吉已是以强势领导出击。他一方面同意改革国阵;但另一方面没有放弃一切的改革都以政府的政策为归依,新首相的新政策就是国阵的政策。

本来在此时刻,一个团结和整合的马华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以促使政府对某些备受争议和不恰当的政策改弦易辙。可惜马华在新任总会长翁诗杰领导下,他所组成的新班底与马华的元老派起了难以协调的冲撞;另一方也就借翁诗杰打压和边缘化蔡细历的过程中伺机反扑。而给元老派逮到机会的是今年8月会长理事会对蔡开除党籍(过后又改成中委会冻结党籍4年),一场特大就不可避免召开了。

这个双十特大还是在双方同意下召开的,而且议程也是没有争议的。在那个时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场“政治道德”之战。翁诗杰还打出“一个马华,一个团队”的旗号,向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看齐,显得大义禀然,大有“王者风范”之狮的怒吼。讵料特大结果是“翁被投不信任票”,“蔡被否决重任署理总会长”,只同意恢复党籍。这样的结果是伤透所有人的心。可是如果特大的议决案不能被遵守,马华接下来再怎么矫正和抬出一百个理由说有幕后搞鬼,有人操纵,第三势力企图卷土重来而不下台或解散中委都是节外生枝的避左右而言地失信于特大。此时的马华已是作茧自缚,越捆越乱。

其实翁诗杰在当时不是被判“政治死刑”,他可以正当通过重选再成王者之尊。因为放眼之下,他是马华新领袖中才干兼备的领导人。可惜他错用了手段和低估“特大的民意”,突然来一个360度的大转变,与他的“死敌”蔡细历化敌为友相互拥抱来一个大团结。这是公然违背自己立下的政治道德,无法让人消受和认同,也使他的政治威信受损。

同样的,蔡细历也可以通过重选表现其实力,如果马华代表愿意推他成为新舵主,那马华也得认命,就不要说三道四了。至于选民怎样评价马华,那已是另外一回事了。

还有廖中莱派也有相同的权利争马华的领导权,不论他是否是经验较嫩另当别论,因为他已具备让代表选择领袖的条件。

当然马华的元老也可以再战江湖。如果马华是一个服膺民主的政党,它除了重选之外,并没有另一条路可走(保持原状无异于采取鸵鸟政策,于事无补)。如果翁诗杰不要做一个没有尊严和失去权威的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也不愿意担任不上不下的为人做嫁妆的角色;廖中莱更不甘于受屈辱于马华第三把交椅,那么他们只好将权力交回给中央代表,不是纠缠不清。

如果纳吉不改组内阁,不接受总会长换人的要求,则马华公会在国阵内的威信也扫地;在政府中更抬不起头来。这不是马华上下所能苟同的。

不论是否为了自己的尊严与自尊,有关三造必须为了马华的未来与它所代表的华社的一方声音,它必须通过民主来解决纷争,而不是死赖不走,死赖不变或打死不走,乃至宁可一错再错。这不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人物应具有的政治立场。

愿2009年马华的衰运已走到尽头;愿2010年的重选为马华打开一个新局面。这才是一甲子马华对华社的最大奉献和承诺。

刊登于2009年12月31日《东方日报》

政治是魔术不是算术 (跃马扬鞭)

《当今大马》根据槟州智库,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机构(Seri)所作出的数据演绎下一届大选预测。它认为有61个国会选区是是属于边缘议席,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中民联占37席,国阵占24席)。若民联能增加6%的得票,它的国会议席将会增至112席(多29席)起而执政,国阵则只剩下110席(少29席)。

反之若国阵增加6%选票,它的国席将增至182席(多40席),民联则大退步剩40席(输掉一半以上的议席)。

因此整个关键在于这6%的选票将取着决定性的因素,但这种推测和计算是科学和客观吗?因为政治并不是算数,也不是几何和代数,而是没有人可以捉摸得到的魔术。

这就是说,在民主选举的国家,经常会爆冷或出现不按排理打牌的结局;更没有所谓钟摆定律。一切为民意为导向。所谓的民意也视政治与经济的走势,与数学没有任何的关系;反而如魔术师般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举例来说,在1986年的时候,林吉祥率大军在槟州展开“丹绒一役”时,他所考虑到的是既然林苍佑可以在丹绒起家当上首席部长,为什么林吉祥不能呢?

他还有另一个考虑是:槟州拥有最多的华人人口,是反对党最容易打进的地盘。因此他义无反顾地为火箭在槟州插旗。这一仗火箭旗开得胜,槟州议会首次出现10名反对党州议员。林吉祥更把许子根压下去成为丹绒区新盟主。

接着在1990年的大选,林吉祥更是意气风发地誓言要夺权,亲自与林苍佑较量。结果又是行动党大胜,只差3席即执政槟州。这一年国阵19席,行动党14席,林苍佑不幸跌马。

如果按照槟州智库的推论,在1995年的大选,行动党肯定会脱颖而出成为新岛主。林吉祥也相信“无三不成礼”的世俗说法,因而有了“丹绒三役”,打出的旗号是有实权的首席部长,用以讽刺许子根是软弱和不具实权的首席部长,只听命于巫统的指挥棒。但这一回槟州人民不接受王者之战,用投票否决了“丹绒三役”,连带让林吉祥输给许子根,失掉州议席,只保住丹绒国席。而原本有14州议席的行动党输到只剩1席。这就是林吉祥误判民心的最大失算,也是跌入所谓算数方程式的陷阱。

为什么当时槟州人民没有给行动党机会?主要是因为槟州人民在1990年给了机会,但行动党上不了台,只能怪其合作伙伴46精神党不济事,无法从巫统手中抢过3个州席,才有了林吉祥最大的遗憾。

林吉祥“丹绒三役”的失败,对他的政治生涯是个转折点,也是他噩梦的开始。他因而在1999年的大选从最受欢迎的反对党领袖跌到谷底,连国席也保不住(首次失掉国会议员身份,以百余票之差输给谢宽泰,饮恨升旗山)。行动党经此打击后,林吉祥只好更换码头,于2004年在怡保出阵。这意味着行动党准备放弃夺取槟州执政的鸿图大计。因为行动党一连三届都转不回来。只有一名州议员在议会内孤军作战,简直不成队伍。

如果按照2004年国阵的得票率,行动党要想在槟州有一番作为,简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过去行动党的堡垒区已一一被攻破,再也没有所谓安全区了。因此在2008年林冠英想要在槟城接过他老子的棒子也只是一个梦想,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国会要选在马六甲或槟城?

行动党就是以哀兵上阵的心情迎战2008的大选。因为反对党输到怕了,没有人会看好“改朝换代”的。评论人也就认为反对党顶多会有一些作为,但绝不是变天。因为他们相信学者的论述是有根有据的,也有数目佐证;甚至有些报人也预测行动党在槟州最多只能赢得两三席。可是民间的反应与所谓学者的论述大不相同,也就给了林冠英一鼓作气在槟州与许子根争一长短。当然他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高调,只能要求行动党有小突破。就在行动党想也不敢想的情况下,终于奇迹出现,一场政治海啸把国阵冲得七零八落,槟州再一次变天。林冠英园了他父亲的梦,成为新岛主。

既然称为政治海啸,就没有数字和理论可依,而是突如其来的变局。因此若民联相信“学术上的推论”,就没有勇气打破国阵的神话。这就是说,民联也好,国阵也好,不能相信这样的数学转来倒去,而是要看国家和民心的整局走向。国阵如果做得好,自然可赢回失去的议席;反之若民联表现得好,它也可能会增加议席,来一个大变天。所谓的变与不变天,完全取决于政治大气候和经济大环境,它可能是大风吹,也可能是小风吹。至于6%的转向也只是纸上谈兵,与现实是有距离的。

总得来说,我们不能相信从上届的得票率可以算出未来政党的得与失,还得实事求是的面对时局和团队的凝聚力,也只有取信于民才能有所改变,否则我们只在数目字玩政治游戏,到头来是什么也得不到。毕竟选举的结果有时是“振聋发聩”或“不可思议”的。

刊登于2009年12月29日《南洋商报》

民联政纲为两线制造势 (现代春秋)

在308政治海啸后意外形成的民联(人民联盟)经过一年又九个月的考验后,终于拟定一个共同纲领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导方针。虽然不是完整和有待改善,但三党联盟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跨出这重大的一步,也算是十分难得了,而且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段历史从1998年安华跌马说起,他鼓吹“烈火莫熄”的街头斗争后,复组织了国民公正党。在1999年大选前,他联同回教党和行动党来一个大联合,准备创造历史,但选举结果只惠及回教党坐大,成为国会第一大反对党(共27个国席),又加夺下登嘉楼州政权(仍保住丹州政权)。而公正党只得5国4州议席,突而不破。最倒霉的是行动党有退无进,只保9国席,林吉祥及卡巴星竟双双跌马。

行动党的失败主要是城市选民不能接受和理解它和回教党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国阵成员党丑化了行动党,并让选民认为巫统的回教政策是和回教党的回教政策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温和的,后者是全盘回教化的。由于这样,行动党在那一年大选有退无进,连它本身也开始质疑与回教党的合作是否是“大错特错”?

后来的事实证明行动党不得不与回教党划清界线;尤其是1999年大选后,回教党不断地提出回教化政策以促使巫统就范。当2001年911事件后不久,马哈迪干脆在民政党大会上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于是马来西亚陷入了“巫统回教国”和“回教党回教国”的斗争,到底两者之间有什么大不同,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因为回教党过于热衷宗教至上的政策,也在2004年的大选忽略了“伯拉旋风”的扫荡性,一下子又被打回原形。不用说公正党更处于挨打的地位,只剩一个国席;行动党稍好,两位巨人(林吉祥及卡巴星)又回到国会。但这里出现一个深刻的教训:行动党“判定”它与回教党已是到了没有合作的余地,而且它也相信远离回教党是行动党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这样的立场与观点并未获得安华的苟同。他在2008年的大选退而求其次的真正引用东姑拉沙里90年代的模式,个别与行动党和回教党结盟。也只有安华相信反对党的未来取决于反对党的推心置腹的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但行动党人存有很大的疑问,这也是为什么在大选后对吡州务大臣人选出现分歧的危机,所幸被及时纠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在今年2月间吡州政权又再回到国阵手里,但它又从另一方面让民联三党重新凝聚,安华也因之痛定思痛为民联重新定位,否则民联这个组合在各说各话下,很容易闹出矛盾和口舌之争,到最后可能是自我瓦解。

从历史上来看,反对党从来都没有长时期的合作以成为国阵的替代品,即使在2008年大选后也有许多人对所谓“两线制”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认为不久后就会发生变化。果然传出的无误消息是巫统已和回教党有了密谈,更准备组成团结政府。若是成事,则今日的民联已不复存在。而团结政府之所以功败垂成,一方面归因于回教党内意见分歧,另一方面是安华拉住回教党之心。但接着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强化合作,因此有了民联政纲的出炉。它的意义在于回教党竟能与行动党缔订契约。308政治海啸真的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把不可能的事化成事实。

从民联的政纲中不提“回教国”,只是重申回教为国教,其它宗教也得以保障来看,可以归纳为安华用最大的心思说服回教党以国家和人民为重,接受和尊重立国的宪法。这远比回教党和巫统斗“回教国”更具意义。

与此同时,安华也调和了对“新经济政策”的争议,政纲中强调的公正、除贫和肃贪,也正是万民所企,而不是咬住“新经济政策”字眼不放。比较令人宽心的是民联推出其非种族主义的政策,抗拒政治人物喋喋不休的种族政治。在这个重要大前提下,我们也注意到民联使用“人民契约”来代替过去常被强调的“社会契约”,也用此来反映人民主权也涵盖马来主权。在强调民主和透明度的同时,民联承诺改革选委会,反贪会及人权委会,并确保三权分立的机制能够相互监督与制衡。所有这一些,大致上是冲着国阵而来,也是为两线制的强化和巩固而造势的。

反观国阵自今年4月纳吉上台以来,也进行多项改革,并取得绩效。可是国阵成员党的关系却不能反映出如同民联的三角形结构,这也正是国阵所忧心的。无可否认的,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国阵的一党独大衍生许多问题也是成员党都公开承认的事。但说归说,在308后,国阵的成员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对巫统又产生多少的影响力和压力,大家心知肚明。其实在今时今日,巫统认为只要这些成员党让巫统少操心就谢天谢地了。遗憾的是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争气吗?它们不是内讧就是欲振乏力,国阵又因此改变了多少?如果过去国阵成员党想得不多,今天就非得反省和认真检讨了。这就是民联新政纲带出的重要启示和新的冲击。

以千秋之筆為馬來西亞寫歷史

我希望百年之後,生前留下的東西還能夠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那是我最大的心願。
~謝詩堅

謝詩堅
1945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祖籍廣東省大埔鄉。
自1966年起,即從事新聞工作達25年,歷任《星洲日報》記者、《星檳日報》總編輯兼總主筆、《聯合報業集團》社長兼總編輯。
目前擔任韓江學院名譽院長、韓江三校董事會總務、檳州客屬公會會長、中國成藥藥酒中心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兼總經理,及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署理事長。
從小記者開始做起,謝詩堅親身經歷了馬來西亞大大小小的政治風暴,也從中掌握了時代脈動,才氣縱橫的他,29歲成為全馬最年輕的報社總編輯。他以歷史的視野評論時事,以文學的筆觸書寫社論,為當代大馬社會留下歷史的見證。

午後的檳城,一場熱帶雷陣雨消除不少暑氣,位在陋巷中的多春茶室,傳來陣陣的咖啡香,不起眼的小店,卻是經營三代的老字號,手工炭烤的麵包,道地的咖啡歐(黑咖啡),不但是當地人午後消磨時光的去處,也是檳城的地下新聞中心,每到下午,各報記者自動來此報到,互相交換訊息,討論時事發展。
「每天下午3點到5點過來,都會遇到老謝!」一位當地的記者朋友告訴我們,要找謝詩堅,到多春茶室就對了。

從天堂來的孩子
謝詩堅的父親謝湖添來自廣東大埔,母親來自浙江,兩人在南方的異鄉相遇,並在日本南侵的前夕結婚,結婚後住在一個藥店樓上,藥店叫做「二天堂」,謝詩堅就是在這家藥店的二樓出生。「華人一般都顧忌上天堂,尤其中藥店通常都取名仁安堂、仁愛堂,都和儒家思想有關,後來我跟屋主女兒(即曾任檳華女子中學校長的張寶珠女士)說,住在妳家好像上天堂,我也曾開玩笑說,我是從天堂來的。」這家藥店是客家人開的,10年前才停業。

日本佔領檳城後,謝詩堅舉家逃難到高淵(Nibong Tebal)地區務農,靠父親種植木薯、地瓜維生,一直到日本投降,又回到喬治市,搬到另一家名叫萬和春的藥店住,因此謝詩堅從小就和藥店結下不解之緣。當時戰後尚未復原,找工作不容易,謝湖添先在余仁生藥店做店員,後來家庭成員愈來愈多,薪水不足維生,透過一位同樣姓謝的客家人介紹,跑去霹靂州的小地方開藥店,那是一個在巴力河(Parit River)畔的馬來甘榜(鄉村),只有少數華人在一條街上開店,「我父親和當地有錢老闆合作,租下半間店面,一邊是腳車修理店,一邊是藥店,父親就睡在店裡,一人身兼數職,賺的錢和老闆一人分一半,幫人看病的紅包就歸自己。」謝詩堅形容父親的一生是個只求60分的人,守著一家小藥店到退休。

風起雲湧的學潮年代
謝詩堅在檳城華文小學畢業後,進入韓江中學就讀,在求學的年代,正好是政治顛簸的時代,學生運動開始蓬勃,左派運動在各個校園蔓延,謝詩堅也在那時受到啟蒙。1963年高中畢業後,謝詩堅投考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回想起當年的選擇,謝詩堅特別提及中學時的歷史老師,「中學時的歷史老師叫做陳守仁,是錢穆的得意門生,有一次他給我的試卷100分,我就很奇怪,我問他要不然給我95或98分,歷史哪有100分的?他說,我的問題全部答對,申論的部分也都符合他的想法,為什麼不給100分?後來他鼓勵我可以往這方面發展。」

當年謝詩堅報考南洋大學時,並沒有讓父親知道,偷偷跟著同學一起去,一直到開學前兩週父親回家才告訴他,「他問大概要多少錢,我說聽回來的同學說要兩千馬幣,他說你不要想,不可能的事,怎麼辦?後來他說等他想一個禮拜再答覆。」一個禮拜以後,謝詩堅的父親向老闆預支500塊,謝詩堅再向姨媽借300,總共800塊,就坐火車下去,到了學校,光是報名費和住宿費都不夠,「那時有新加坡的同學比較有錢,本來兩人住一間,自己加床可以住4個人,白天就把床收起來,舍監假裝沒看見,新加坡同學常常回家吃飯,就叫我們去學校食堂吃他們的,就這樣吃住都免錢。」

當時新加坡正值左右派鬥爭的年代,南洋大學的學運也捲入該次的鬥爭,1963年南大學潮,政府十多輛鎮暴車鎮壓,好幾百個學生躺在馬路上,軍方看了都手軟,謝詩堅意氣風發地說,天安門事件時一個人擋坦克,和這比起來,不算什麼。後來政府採取逮捕行動,把學運勢力化整為零,謝詩堅也被新加坡政府驅逐出境,30年不能進新加坡,一直到1996年才解禁。

回到馬來西亞後,謝詩堅的第一個理想是要到美國念博士,走學術研究的路,而且已經申請到喬治亞大學的獎學金,但是因為經濟因素,最後決定放棄機會,剛好那時有報社在徵人,年輕時原本就喜歡寫作的他,覺得應該可以勝任,就這樣進入了星洲日報,一進去前後在報界待了25年。
最年輕的總編輯
謝詩堅的第一個磨練是採訪記者,當時記者很少,什麼新聞都跑,什麼都寫,沒得選擇,謝詩堅印象最深的是跑足球新聞,對足球一竅不通的他,為了寫球評,硬著頭皮到處問人,竟然也寫得像是那麼一回事。就這樣,謝詩堅在這段期間練就了十八般武藝。

當時謝詩堅的頂頭上司是文學家方修,本名叫吳之光,在馬華文學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當時所有新聞都要傳到新加坡給他,由他決定登不登,後來他們成為惺惺相惜的好友。方修對謝詩堅的影響很大,他們經常談論時事,在方修鼓勵下,謝詩堅開始嘗試寫新聞評論。

在採訪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是1967年的檳城大罷市運動,當時因為馬來西亞貨幣同時有馬來國王和英國女王肖像兩種,後來英鎊貶值15%,政府宣布有英女王肖像的馬幣一概貶值15%,使得整個市場大亂,老百姓民怨四起,檳城勞動黨趁機發起罷市運動,要求政府1塊對1塊,當天罷市只是零星的小型示威,最多幾百人,不足為患,但是卻意外發生毆打事件而引發種族騷動,政府立刻宣佈戒嚴,逮捕勞工黨領袖,使得原本單純的抗議貨幣貶值,最後演變為種族衝突,檳城人為此耿耿於懷。以至於在1969年的選舉,馬來西亞發生513種族衝突事件,但是檳城雖然變天,並沒有發生暴動,那是因為大家記取1967年大罷市的教訓。

在星洲日報當5年記者後,謝詩堅轉到星檳日報當編輯,雖然不在線上跑新聞,但是掌握改稿及下標題的權力,而且還是每天寫新聞評論,所以很快地在新聞圈竄起,29歲就升任報社總編輯兼總主筆,可說是破了全馬的紀錄。「我在70年代的檳城政壇可以說是較有影響力,無論什麼政黨,我都保持中立,我也成為獨立評論人,有了自由評論的空間,這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是很重要的原則,保持獨立的新聞處理,比加入政黨活動有更大的空間。」

謝詩堅回憶起當年最風光的時候,連外國大使上任都到報社來拜會他,「美國、中國、蘇聯、澳洲、印度及印尼的大使或參贊都來找我,我說我帶你們去見總經理,他說不用,我是要來見你,為什麼會那麼紅,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中國中央人民電台每隔兩天就會引用星檳日報社論,路透社、法新社也都引用我寫的社論。」

在報界期間,謝詩堅除了持續不綴的寫評論,還先後完成《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巫統政治風暴》、《林蒼佑評傳》及《柬埔寨的悲劇》等著作,為當代的馬來西亞政治發展留下珍貴的歷史見證。

以一隻春秋之筆記錄真實的史實,堅持保持中立客觀的立場,讓謝詩堅在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紙裡塑立鮮明的典範。

辦報失利 棄筆從商
1985年,謝詩堅因為和新老闆理念不合,決定離開星檳日報,自己創辦聯合報業,他只用了24萬令吉(約合台幣240萬,馬幣兌台幣約1︰10,以下同),就把報館辦起來,在當時簡直是天方夜譚,沒想到還真的讓謝詩堅搞得有聲有色,到了1988年每期銷量有5萬5千份,比當時檳城地方大報︰光華日報、星檳日報還多,聯合週刊一期也有兩萬份,報社開始賺錢。可惜後來董事會操之過急,把已停刊的星檳日報頂下來準備復刊,結果出師不利,因為復刊那天面對舊員工抵制,要求解決薪水問題,這樣,停了3個月才在「和解」下復刊,但整個士氣受到打擊,加上廣告有很多欠帳收不回來,頂了半年實在過不去,決定壯士斷臂,全部放掉,聯合報也一起放給別人,謝詩堅決定從此離開報界,並就此封筆,一直到10年後,才又開始寫評論。

這次事件給謝詩堅重重一擊,卻也為他開啟另一條路,從小在藥店長大的他,耳濡目染之下,對中藥材並不陌生,謝詩堅決定把心力全部放在中藥生意,「因為我看到很多老編輯離開後兩袖清風,很沒落,我不想那樣子,所以我用一年時間改頭換面,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生意人,我跑日本、中國、香港、台灣進藥材和藥品,結果一年就翻回來,把辦報虧的都賺了回來,從此不用為錢煩惱。」

從報人變成商人,謝詩堅起先不太適應,他在1980年當總編輯的時候就到中國大陸去探路,因為身份的關係,到處都有人接待,讓他有了錯誤判斷,以為政治可以做生意,等到1989年自己出來做生意的時候,特殊身份沒了,沒有光環,在中國從頭開始,「那些業務員諷刺地說,你很厲害啊!去和我們老總做生意啊!要不然你就不必靠關係坐下來談。就這樣當交心以後,業務員就給你很多優惠,讓你得心應手。」

雖然從此離開報界,但謝詩堅仍然無法忘情他所鍾愛的新聞評論,1999年,在報社邀稿下,他重新執起千秋之筆,將他豐富的學識與獨到的見解,化成一篇篇擲地有聲的評論,甚至從歷史的視野解析以巴衝突,並完成《以巴千年恩怨》及《大馬50金風雲人物》等著作。

投身傳播教育 辦學有聲有色
1996年,謝詩堅基於回饋母校的心情,進入韓江中學董事會,當時全校的人數從原本的3000多人減少到僅剩300多人,「那時我告訴董事會,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關校,一條是重新打造。」謝詩堅臨危受命,協助董事長丹斯裡陳國平實施新薪資政策,吸引優秀的老師任教,並翻新學生宿舍,讓學生免費住宿,花了10年時間,終於讓學生人數穩定維持在1000人上下。

2000年韓江學院成立,謝詩堅除了擔任名譽院長外,還擔任韓江電視新聞中心社長,透過傳播教育,謝詩堅延續他對新聞的熱情,甚至比以往更有成就感,「辦教育會讓人的私心降低,看到學生有成就,真的是比什麼都快樂!」。

投身教育後,謝詩堅一方面深感所學有所不足,一方面實現年輕時想走學術研究的夢想,他重拾書本當起學生,花了6年時間在中國完成碩博士學位,並發表《馬來西亞檳城州華人主導政權的研究》、《“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對馬華新文學的影響》及《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3篇論文,算是對自己的挑戰。

圓客家的3個夢
謝詩堅很早就參與大埔同鄉會及客屬公會,並運用報界廣闊的人脈資源,活躍於檳城的青年團組織,曾舉辦政治座談會,邀請各政黨領袖與青年對談,不過,真正投入客家事務,是在事業有成之後,1996年謝詩堅重回客屬公會,接掌會長職位,並完成3大任務。

第一是原本的會所在1989年被大火燒毀,客屬公會只能在附近學校的小房間寄人籬下,謝詩堅上任後,用兩年時間籌款重建,打造一棟五層樓的全新會館,還客家一個新家。第二是設立全馬第一個客家文物館,「當時我擔任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副會長,我建議把文物館設在檳城!」謝詩堅又花了兩年時間,到馬來西亞各地蒐集資料,並參考新加坡的展場設計,打造第一個客家文物館。這座結合現代與古代風格的文物館,以影像、文字和文物的展示,讓人深入瞭解客家古蹟文化。

第三是浮羅山背客家村,也是謝詩堅有生之年的最後一個夢,浮羅山背是一個位在檳城西南方的美麗山村,也是最早形成的客家聚落,在以福建話為主的檳城,浮羅山背還保留著客家鄉音與產業,當地一群熱心社區發展的中生代,希望把當地打造成以客家文化為主題的樂活生態村。

客家村的靈感來自2007年底台灣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教授團來訪,「其實我很早就發現這裡是客家村,但是又講不出所以然,不過這個部分我自己做不來,需要借助外來資源和官方力量!」目前中央大學正在幫忙做田野調查,謝詩堅希望藉助客家學院的協助,將來可以設一個客家村博物館,呈現客家人在浮羅山背的歷史。

在2009年9月底,謝詩堅代表馬來西亞客聯會署理總會長、浮羅山背客家村總策劃人的身份,與檳州客屬公會,共同提呈“《檳城是大馬客家人的發祥地》—浮羅山背‘客家村’個案研究”備忘錄給檳州首席部長林冠英。

謝詩堅說,馬來西亞客聯會與檳州客屬公會,希望與州政府配合在浮羅山背建立客家文物館,作為檳城文化及旅遊勝地的賣點。他也希望該項提呈可獲得州政府的認可,並撥出一塊土地作為設立浮羅山背客家文物館用途。

他說,雖然客家人在檳城不是最大的族系,但卻是開天闢地的先鋒隊。因為有了客家人的身先士卒,也影響了各籍貫的華人先後從中國南遷至馬來西亞。

此外,為了表揚與紀念客家先賢早年的豐功偉績,客屬公會願意承擔起興建工程的責任,但前提是希望得到檳州政府的全力支持。

目前關於客家村的初步計畫為:
(一)興建一座「土樓式」的浮羅山背客家文物館;
(二)雖名為客家文物館,其實是將浮羅山背各民族的歷史融入一爐,展示山區的文物曆史與風土人情;
(三)既然是文物館,自然向外開放,也要有一個適當的規劃;
(四)最理想的地點是在旅遊景點內或擬辟為旅遊區的地段,有望檳州政府撥出約2萬方尺的土地供客家公會興建一座土樓式的文物館,既有其獨特風格,又能吸引遊客參觀,對促進檳州旅遊業肯定大有幫助。

面對檳城新一代的客家人逐漸被福建化或廣東化,謝詩堅希望透過浮羅山背客家村凝聚客家意識,「其實客家人來檳城已經有200年,在這裡還發現太平天國用的銅錢,洪秀全遠房兄弟的後代就住在浮羅山背,我希望把客家人耕讀傳家的內涵散發出來,從產業、政治、社會關係來重建客家歷史。這不只是我的夢,而是所有客家人的夢!我希望能在3年完成夢想,並且開放給全世界的客家人分享,為客家人再造一次輝煌!」

取自《静水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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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硬頸精神《靜水流深》 20位東南亞客家精英奮鬥有成
《靜水流深》東南亞傑出客家人士研討會,左起天下遠見事業群林天來總經理、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張璧翰所長、香港崇正總會黎錦文會長、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黃玉振主委、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行政院客委會鍾萬梅副主委。

行政院客委會主委黃玉振於《靜水流深─東南亞傑出客家人士研討會》上致詞。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091221 16:42:26)客家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宛如深海水流,在全球各個角落默默耕耘著,展現傲人成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特別規劃出版《靜水流深》一書,精選 20位貢獻卓著的東南亞客家鄉親,宣揚他們的奮鬥故事,黃玉振主委表示,未來希望每年出版,在五年內將五大洲客家人的硬頸精神與全球讀者分享。

行政院客委會今(21)日選在93巷人文空間,舉辦「靜水流深─東南亞傑出客家人研討會」,香港崇正總會黎錦文會長及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特地遠道回國,暢談海外奮鬥史。黃主委強調,客家語言及文化處於弱勢,需要全球客家鄉親共同努力,發揚客家精神,聯繫客家情感,希望未來在每個地方,都能聽見客語、看見客家。

黃主委進一步指出:「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族群就會滅絕。」行政院客委會全力推動客家語言的保存,推動客家基本法,是為了爭取平權。而藉由各式活動辦理,宣揚客家文化,就是希望能激起年輕人對客家的認同,不分海內外,只要對客家有益的,就應該去做!黃主委表示,《靜水流深》中精選20個最具代表性、最真實的東南亞客家菁英奮鬥故事,希望藉由此書的20個客家典範故事,鼓舞全球客家人,持續為客家努力打拼。

研討會由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總經理林天來擔任主持人,身為客家人,林天來秉持客家堅毅、刻苦的精神,從倉庫管理員做起,直到成為兩百位菁英團隊的領導者,他說,天下遠見平均每三天出版一本書,但他從未像今天這麼興奮又緊張,「因為這是一本為客家而出版的書!」

行政院客委會副主委鍾萬梅以及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所長張翰璧副教授也參與研討會,與香港崇正總會黎錦文會長及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一同交流,互相提出深入的見解與建議,深刻剖析客家文化的未來方向。

香港崇正總會在客家組織中甚為著名,會長黎錦文出生於香港新界,曾於台大哲學系就讀,在留學英國後取得律師資格,並協助中國法制發展,因而在兩岸之間結交許多好友。他不但藉由崇正總會與世界各地的客家組織密切聯繫,進而搭建起兩岸民間和平交流的平台;像是 2006年起舉行的「兩岸三地中學生客家文化夏令營」,或與行政院客委會共同推廣客家文化等,都有很好的成效。

泰國世界日報黃根和社長則出生於上海,隨著家人輾轉遷移至台灣及泰國後,於當地積極參與華僑組織與活動,並利用自己通曉客家話的專長,凝聚僑界力量、發揚傳遞華人文化。而在外交局勢的變化中,他也運用媒體與僑社做為兩岸溝通交流的平台,提供泰僑資訊;並期望在時代的變遷下,能從「質」的方面探討發掘出客家文化的內涵。

訊息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4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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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杰出客家人士研讨会 致力文化保存
【大纪元12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陈霆台湾台北采访报导)一直以来,由于客家人的刻苦坚忍,使得他们的努力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可抹灭的影响力,然而今日这个族群,却在文化上面临快速流失的危机。

有鉴于此,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特于12月21日,举办“《静水流深》—东南亚杰出客家人士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及东南亚客家组织代表,分析客家人的海外适应历程,希望藉由了解客家族群于当地的在地化过程,进而激发出更多保存、发展客家文化元素的作法。

行政院客委会主委黄玉振表示,据统计目前全球的客家族群人口约有8,000万到1亿,而能够使用客语交谈的人口,却约略只有 3,000万人,由语言上就可以充分显现出其在文化上的流失。

此外,黄玉振更表示,据一份美国的研究,在2000年时,能使用客语的人口约有3,500万,到了2005年,只剩下了3,000万人,这种文化流失的速度,才是当今真正需要担心的难题。

在本次研讨会上共邀请了,中央大学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所长张翰璧、泰国世界日报社长黄根和及香港崇正总会会长黎锦文等。

在讨论中,张翰璧表示,在各地的文化保存上,难题常是世代间对于“客家文化”的定义不同。年轻人往往认为,文化上没有“正统”与“非正统”,但中老年对“正统”的看法却有所坚持。因此只有深入了解客家文化深入当地的过程,才能够找到保存文化的办法。

黄玉振表示,本次出刊新书《静水流深—东南亚廿客家良材》,共介绍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及泰国5个地区,采访了20名客家人士的奋斗故事,而本书是预计推行5年计划中的一部分,未来希望以一年一书的方式,深度研究客家文化在五大洲的发展现况。
转载自台湾大纪元网站

29.12.09

对独中拨款公平就好 (天下纵横)

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华文教育在海外不断滋长。虽然接踵而来它面对不少的波折、打击和挑战,但华社依然坚守母语教育的阵地,一直到六十年代独立后的第一份名为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公布。这份报告书是在1960年发表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它明确地规定所有的华文中学或则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由政府统一办学和管理;或则不接受改制成为独立中学。这意味着不改制的华文中学只能自力更生,不再享有政府的津贴。

在当时,坚持走独中路线的是林连玉,他也因之被吊销教师证和公民权。在那个时候,总数70间的华文中学,有超过2/3接受改制,也就是54间转成国民型中学,只剩下16间不改制而被称为独立中学。不知道是喜或是悲,林连玉的“牺牲”也只唤醒1/3的华中坚守岗位。直到今天,当我们还在悼念林连玉时或借用林连玉的名字来推动什么活动时,我们可曾想到这位老家人在后来其实是很寂寞和无奈的。因为他终究无法让所有的华文中学坚守不变的原则。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出现那么多间的独立中学?以致在今天有60间的总数。原来接受改制的国民型中学不久后又再增设相同校名的独立中学,以收容超龄和挤不进国民型中学的学生。初期(六七十年代)它们称之为“私立中学”,避免用“独中”太显眼和敏感,后来才公开地称为独立中学。不过除了极少数外,大多数的独中不仅面对校舍缺乏,师资的短缺,也面对生源的减少的困境。尽管这些的独中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所有的独中都在艰辛的环境中挣扎生存和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

就拿槟城来说,5间独中各有不同,也有大有小。它们常年都面对入不敷出的苦恼,而董事会及华社都无怨无悔地付出和奉献,为的是点亮那一盏“华文教育灯”。

大概在五六年前,槟州的独中开始获得槟州政府的“体恤”,每年拨出有限的拨款资助或每间4万或5万。虽然是杯水车薪和微不足道,但也算是一个小突破。除了槟州政府的援助金外,独中获得额外的拨款通常都发生在选举年,数目也不一定,就是不能制度化下来。由此来看独中,它确是政治的产儿,也得不到合理的关照。

未想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竟然有新情况出现,那就是换了政府,也做出更大的承诺,较为显著的包括槟州政府在今年拨出一百万元给5间独中。但在不平分的原则下,有了节外生枝的争议。

有人说,过去给四五万,大家相安无事,现在给这么多钱,还不满足?这不是满不满足的问题,而是公平原则的问题。即使槟州政府只拨出5万元,每间分1万元,大家都无话可说,无“数”可争。问题就出在对一方的“同情和体恤”而牺牲另一方的既得数额,心理自然不好受。

在12月18日的那一天,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又请5间独中董事商议拨款事,因为明年将增加一百万,合共二百万元,是否一百万平分,另一百万供申请来分配?林冠英希望集思广益。不过独中的绝大部分董事主张平均拨款,各给40万元,不要再搞“特殊”,因为每间独中都是“钱不够用”的。因此我的意见也是平分最合理,因为今年给其中一间40多万元;若明年它再申请增拨款是否又再多给?这对其他独中公平吗?若认为应轮流增拨,等于心中存有公平的轮流概念。若是这样,与其如此转来转去,不如每年都公平分配,正可免减争议,而槟州政府的拨款也皆大欢喜,否则会变成“好心做坏事”(起争议),这就失掉拨款的意义了。除非明年槟州政府宣布再增拨款,但指明是按申请拨给,也不一定要发,宁缺毋滥。这样一来肯定没有独中会争议,因为已言明是另立申请教育基金或设立独中生奖学金,让各校呈上申请书供政府的委员会审批。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有太大的奢求,毕竟槟州政府也有其难处。

刊登于2009年12月28日《号外周报》第460期

民联“亮剑”志在整合?(直挂云帆)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反对党形成一个阵线与执政党抗衡不是没有,但像民联在12月19日提出的较为完整的共同纲领和治国方略是头一遭,因此值得重视和剖析。因为这个组合力图在思维上灌输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国家,而不再以种族作为论述的基调。

被视为民联新政纲框架的草拟人再益依布拉欣(公正党最高理事,前首相署部长)说,这是历史性的创举,也是民联的指南针和指导方向,我们必须达致我们的目标。

从民联的共同纲领来看,它和国阵主席纳吉所倡议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反映出两者之间认同一切以马来西亚人作为先导,但彼此有不同的诠释。在国阵这方面,它宣扬以马来西亚(不分东马和西马)作为一个整体,使其凝聚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所有的人民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保护和得到宪法的保障。

在民联这方面,它也强调了非种族性的政策和调低宗教的分歧。虽然不尽善尽美,但它的《人民契约》所宣誓出来的改革,诉诸公平与正义的言词也成了民联的资产。至于它是否能一一贯彻,那是后话。至少在308后的近两年,民联能在备受煎熬与变数难料中脱颖而出的成功制订共同纲领,确实是反对党政治的一大突破。

回顾马来西亚独立之前,政党能结盟成功且在选举时胜出的只有“联盟”,它是在1953年由巫统和马华组成,翌年加入了印度国大党。1955年起,这个联合阵线在普选中胜出而组成马来亚自治邦政府,并在1957年成功领导马来亚联合邦走向独立。

打从独立的那一天开始,反对党也尝试组成阵线,那就是1957年由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它标榜左派,与打正右派的联盟争一长短,。1963年,社阵又加入“国民议会党”(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与联盟一样,由三党组成。可惜1964年在马印对抗下的大选,社阵一败涂地。隔年,其马来领袖被指卷入海外流亡政府而被捕,社阵也由于其他因素在1965年解散。反对党阵线不复存在。

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没有组成阵线,只是“君子协定”,以一对一抗衡联盟候选人,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反对党大胜。联盟虽再执政中央,但黯然失色。接着“513”悲剧发生,待到国会民主重开(1971年),政局已全面改观,执政联盟自我扩大成国阵(1974年),反对党被收编,仅剩民主行动党孤军作战。

从1969年到1990年的整整21年内,反对党只有分裂和互斗,没有合作的余地,以致国阵的势力固若金汤,所谓反对党阵线只是历史的痕迹。

但1990年突有一个逆转,那就是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他成功地拉拢回教党与行动党分别组成回教团结力量及人民阵线,以向国阵全面开战。那个时候,加入行动党的林晃升借势提出两线政治,结果功败垂成。

这样一来,又过了8年,那就是1998年安华在巫统跌马后,他大胆地创组公正党、回教党与行动党“三合一”的反对党联合阵线,简称“反阵”。

1999年的大选,是反阵的试金石,结果回教党大胜,公正党表现平平,行动党差强人意。人民似乎接受在马来西亚“两线制”的政治是不存在的,因为反对党无法结成如同国阵的政治势力,也就是不能相庭抗礼。同时人民也似乎认为1969年的政局改变的事不会重演,也没有在意变不变天;尤其是在2004年大选成绩的一面倒向国阵后,人们更是相信国阵不败的神话。

马来西亚政治的发展从独立到2007年的50年间,其间的变化并没有给反对党预留“改朝换代”的大空间,即使1969年民政在槟城的变天中上台,也还是被国阵收编。即使1985年人民团结党在沙巴上台,也在1995年被拉下台(因拜林背叛国阵,被马哈迪反击成功)以及即使1999年回教党在登嘉楼上台执政,在5年后又回到国阵怀抱。凡此种种,让人对反对党的抬头与变天留下谜团和问号。

虽然历史一再告诫人民,反对党是鲜有作为的,但只有一个人不信邪,他就是今天民联共主安华依布拉欣。

安华在2004年大选半年后(8月)获得释放,他用全副的精神放在延续其烈火莫熄的斗争。他自认太了解巫统的政治,只要遇到恰当的时机,他可以成功翻盘,但巫统完全不相信安华有此影响力。它认为安华是一个过气的人物,不会有大作为。也许等在他前面的是如何在峇东埔结束他的政治生涯和公正党的历史。

从一个现实来看,回教党与行动党仍是不咬弦的一对,安华怎样使到它们又重新进行松弛的合作?既难以思议也是反对党无可奈何中的认可。因为回教党需要安华的影响力说服马来人支持反对党;同样的,行动党也需要安华发挥其魅力说服马来人和华印选民把票投给政改的反对党。在大家都不能没有安华下,安华在2008年创造政治奇迹,他再一次从废墟中站立起来。

接着下来有太多的挑战和打击发生在安华的身上,回教党的立场又一度暧昧,有与巫统商议团结政府的可行性;公正党内的一些议员的叛变,以致丧失了吡州政权及行动党面对公正党一些议员的压力和回教议题的挑战,在在使到民联组合处在风雨飘摇中。就在三党结盟出现“危机”的时刻,安华又急切的整合,结果有了今日的大宣言的出现。这对国阵不啻是新的挑战,因为当下的国阵,其成员党的不稳定因素也影响了国阵整局的形象。马华及民政的内耗及人联党的安逸现状,沙因结党的略有微言也给国阵带来一些压力,相比之下,民联又显得协调与合作。这就是说,国阵不能回避民联的新攻势。

刊登于2009年12月24日《东方日报》

1949年改写历史 (跃马扬鞭)

《亚洲周刊》在12月13日出版的那一期,用封面突显了1949年改变马来半岛的政治生态,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华人命运的主题。

为什么是1949年而不是1948年?原来作者之一的林友顺提出一个议题,马来西亚什么时候有一部“马来半岛的1949”?正如龙应台书写了《一九四九大江大海》那样。我没有读过龙应台这本著作,因此不便置评。但针对《亚洲周刊》的4篇相关报导,我认为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的启发。正如其总编辑邱立本在《封面笔记》中所说:“1949年中国政权易帜,竟是意外地改变了这半岛的命运轨迹。这使几百万的华人,立刻面对了身份的认同的改变”。一方面是当权者的“去中国化”;另一方面是华社撑起华文教育一片天。经过60年的煎熬和考验,马新华人又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用另一种形式与新的身份相互拥抱再续前缘。

其实在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马中已开始政经往来,也有少数华人在马来半岛落脚,写下华人南来的第一章。但如果将后来的历史的轨迹连串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华人大规模南来始于英殖民时代,它处心积虑操控华人的命运长达200年之久,既要华工开发处女地,又担心华人亲华而反殖。这一段的历史十分重要,也只有厘清这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为什么我们在今天是这样的生活着?而我们的先贤又是经过了多少苦难和艰辛的奋斗才走到今天?

(一) 从1405年起到1433年止,郑和前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而马六甲王朝兴起于1402年,消失于1511年。它被认为是马来亚历史的开端,且对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文化交流念念不忘。

(二) 1511年葡萄牙攻下马六甲王国,成为第一个西方侵略者。1641年荷兰攻下马六甲,是为第二个西方侵略者。尽管这两个西方列强不是占据整个马来半岛,但它们在马六甲留下的葡萄牙村及荷兰建筑物也点缀了这片古老的土地(马六甲也因而在2008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之一)

(三) 1786年英国占有槟榔屿,是为第三个殖民者,华人乃大举南迁。1819年英国又拿下新加坡。1824年英国用明古连港(在苏岛)与荷兰交换马六甲。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并成“海峡殖民地”,整个马六甲海峡成了英国舰队的天下。它在1840年掀起鸦片战争,并在1842年强制清廷割让香港予英国。从此槟榔屿、新加坡(当然也包括马六甲)与香港连成一条线,成为英国打开亚洲门户的驿站。

紧接着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的签署,将权力伸入马来半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终于掌控整个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两者合称马来亚。

(四) 1941年杪,日军开进马来半岛,拿下槟城,继之在1942年全面占有马新两地,是为第四个侵略者。日军犯下罪行罄竹难书,华人也因被指为亲中抗日而大遭殃。加之英军的弃械而降,导致马来亚人民,主要是华人参加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形成一股抗衡的军事力量,更在1943 年与英军密谋合作抗日。而在这之前,英殖民政府对马共和亲共份子是采取驱逐和监禁手法,彼此之间势不两立。未想竟能合作抗日,简直不可思议。

(五)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成为主力走出森林,英军急切重临,用军事力量钳制马共活动;也密切关注国共内战。在审时度势后,英国意识到中国即将变成红色,若不及时出手,恐怕骨牌效应即将发生。于是有了1948年的紧急法令的实施,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与此同时,将华人驱赶入集中营(后来的新村),以切断对马共的援助。虽然马华公会适时在1949年成立,打出照顾新村华人的名堂,但也是英政府用右派与国民党的华人对付亲共的政团和华人的政治筹码。

就这样,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的那一刻,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的华人都在紧急法令下或政治压力下备受折磨和欺压。究其因乃是西方国家对共产开展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冷战的世界也因此在战后建立起来。马来半岛的华人在战战兢兢中,也有一股力量加入民族解放运动,终于在1957年迎来了马来亚的独立。这一段的历史印证了海外华人怎样从一个政治孤儿争取到成为政治主人的不平坦和不简单的历程。

因此1949年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马新政局,但一甲子后还是血浓于水,海外华人通过民族纽带与文化传承在神州大地擦出新的火花。

刊登于2009年12月21日 《南洋商报》

28.12.09

黄泉安是“市长”料子—回应公开招聘市主席之议 (现代春秋)

今年2月的时候,我在本栏发表题为《推荐黄泉安出任槟岛“市长”》一文后,没有得到他的直接回应。未想在11月时,黄泉安也在本版发表题为《公开招聘市政局主席》的文章,与我较早前的议题相映成趣,值得进一步探讨。

很显然的,黄泉安的理论基本上与我的观点相差不是太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向来主张政治人物担任市政局主席,而黄泉安则倾向公开招聘市主席。

我不敢说黄泉安的建议“天真”,但我敢说好像行不通,理由如下:①这市主席是一个权力相当大的官职,虽然屈从于首席部长之下,但举凡地方事务如大兴土木或小兴屋宇事项都归市政局管,即使首席部长住的官邸或私邸,也要经市政局一关才能取得“合法”地位。 ②首席部长的权力是州宪法赋予的,是民选出来的;市主席的权力是地方政府法令制定的,曾是民选,现在是委任。两者各有功能。严格来说,槟州的两个地方议会(威省市政局及槟岛市政局)几乎分享了首席部长一半的权力。③举例来说,老百姓每天醒来面对的问题莫不与市政局有关,沟渠不通,街灯失灵,垃圾处处都要找市议员或市局官员来解决,很少涉及非找首席部长论理不可。

这就是说,市政局看起来权力大不如州政府,但它管的事可够多和够细,也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州政府都会想法设法控制市政局,以让这个机构直接为民服务或最低限度为执政党服务。因此很难想象这样的重要职位可以招聘?也不合逻辑(最好也是民选,以和世界级的大城市媲美)。

今天我们对市政局结构有争议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在1965年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将之纳为州政府管制的体系后所衍生的一连串的改变和抗议,指责中央扼杀地方民主;尤其是反对党大力鞭伐政府开民主倒车。

自此之后,由于地方议会归州政府管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由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委派主管人员,直到1976年地方政府修正法令出炉后,终于制度化地方议会或市政局由中央和各州政府共管。但不知是谁订的规矩,在林苍祐担任首席部长时,他是主张和同意由公务员担任市政局主席,政党则按比例分配出任市议员。这就是说,地方议会或市政局已变成执政党操控的外围组织,也成为政治利益的角逐场。

为什么林苍祐不直接委任其党领袖担任市政局主席?是否有中央的指示或压力,我们不得而知。久而久之,老百姓也真以为只有公务员才有资格出任主席而未置疑其为什么?也只有到了1990年大选民政只保住7席,而巫统保有12席,合起来以19席执政(槟州议会当时共33席)后才突然地出现一个逆转。

民政原本建议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但巫统基于政治现实认为不妥,乃劝服民政党人出任,并同意也让民政党人担任槟岛市政局主席(因为在民政党看来,没有市政局主席,民政的执政槟州是弱势和不具实权的)。就这样槟州民政主席陈锦华以政治人物身份(首次)出任市主席,辅佐新任首席部长许子根。民政的影响力也随之膨胀,直接地巩固了民政在槟州的主导地位。1996年陈锦华的市主席职位被丁福南取代,同样是政治人物驾驭市政局,并没有人置疑这样的安排是错误的,因为市主席与首席部长相辅相行,彰显了槟州政府的治州能力。

可是到了1999年大选后,也不知为什么市政局主席又回到公务员担任?表面理由是丁福南已升任州行政议员,不能身兼两职,但理由不够充足,因民政大有人才。因此背后是否有政治压力,许子根没说,我们也存疑。

因为制度的打回原形,遂使到槟州政府的影响力逐渐褪色,许子根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权力被架空”的危机(2006年巫青拉布条羞辱许子根,未被处分反映了某些巫统领袖的自大与目中无人)。也因为这样,民政党在2008年大选遭遇滑铁芦,输得不清不楚,不能不说与权力结构的被分化有关。

在另一方面,反对党也抓紧机会向执政党开炮,行动党更在大选前力倡还民第三张票(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以刺激选民支持反对党上台。

现在反对党上台了,林冠英也当了首席部长,就是对第三张票提不出一个方案来。虽然通过槟州议会要求中央恢复地方选举,但意义不大。为什么槟州政府不能先行一步?既然黄泉安指出权力在首席部长手里,为什么不敢敢委任政治人物出任市政局主席,作为“还政于民”的第一步?

我们也不知道林冠英有什么顾虑?难道陈锦华及丁福南出任市政局主席职间的政绩不好吗?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持和推荐黄泉安出任市主席。因为他具备条件和资格,也是适当的人选。不然林冠英怎么会委任他担任首长幕僚长?

就我看来,这个重要职位是不能公开招聘的,他必须是首席部长的同路人和同一政治理念的人,也只有牡丹配绿叶才能相得益彰,而且我也相信这么重要的职位是没有人敢应征的。
如果行动党还是坚持第三张票,那么它应该委任政治人物(有议员身份的更好)担任市主席,让他也以问责制面对选民。他除了得向首席部长和行动党及民联负责外,更要向市民交出成绩单。反之如果继续采用公务员制度,则行动党与民政党又有什么不相同呢?我们不知道林冠英在此课题上有什么高见?

19.12.09

读《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后感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共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讲述我们华人的祖先南来的经历,从中国移民来到最初这片土地,到和祖国脱离关系、在此落地生根、与其他族群共谋独立。这部分让我了解到:马来西亚华裔是怎样出现在这个国家的?甲必丹是谁?我国的政党如巫统、马华、国大党,在什么社会背景之下诞生的?这个部分也让我有个基本概念,既现今的几个老政党,是否还是秉持最初独立之时所定下的目标?

第二个部分是讲述从独立前后的华人政治思潮之转变。其中作者谢诗坚老前辈以内外环境的转变,来阐述马来亚的独立,及独立后各种主义思潮冲击着华人社会所产生的结果,直到华人谈之变色的513事件发生前的政局。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政党,例如民政党、人民行动党(民主行动党前身)、人联党等等。各政党的党章有所不同,但坦白说,书中所阐述的党争让我了解到,无论他们的理想有多富丽堂皇,但是却无法为华人社会争取该有的权力,反而往往为了个人私利而葬送华社前途,这真是不该有的错误!尤其是马华公会的主席拿督陈修信,搞了个华人大团结活动,目的只是希望华社支持马华,并不是真正为了团结华人,这样短视的领袖,马华公会的支持者怎么会继续支持他?

这部分也让我更清楚马来西亚的成立背景,以及为什么新加坡会和马来西亚分家?前者对联盟(国阵前身)投以信任,促成了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的成立;后者则对联盟的不信任,促成了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的独立。

第三部分,也是最长的部分,讲述了我国华人对政治的态度。其时间是从1969年5月13日暴动开始至1982年大选。小时候常常听大人们谈513都小小声的,怕隔墙有耳、妈打出现抓人。长大后听许多政治人物常常祭出513事件要“华人闭嘴”,我就很纳闷。究竟513事件真的是巫族不满华族引发的,还是有心人策动的?官方说辞是一套,民间组织说辞又一套。我相信事出必有因,而且执政党歪曲历史已让我对它没了信心,虽然中学大学时常被灌输官方说辞,可如今更多接触不同的新闻资讯使我相信历史不可能只有一面。

另一个让我注意到的是华人教育的问题。书中叙述独大事件,一些华教人士如沈慕羽、陆庭諭、胡万铎等老前辈捍卫华教问题,让我更了解目前我国教育状况的前因后果。其中提到的3M教育,记得小学时只知道它代表着 Membaca, Menulis dan Mengira,既读、写、算。政策本质是好的,可是却要求中小学课程纲要必须以国语编写,华校以华语教学,课本却是国语的,这怎么合逻辑?3M政策引发的保护华教运动,包括华教人士喊着“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口号加入政党,从今天的教育发展来看,教育问题政治化,非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多番朝令夕改的教育政策,反而苦了莘莘学子。

谢老前辈在后记所述,可以看得出这本书当时是为了厘清华人政治的演变,好让国人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华人无法有效地团结一致,以达到左右政府政策的效果,杜绝不公平的政策?这是华人社会必须自我检讨的;华基政党更应该借镜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本书也附录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见证了历史的进程,也让我可以更好的想像当时的历史背景。

转载自yam天空September 6, 2008
http://blog.yam.com/leongism/article/17338386

18.12.09

阿末和阿范的故事 (天下纵横)

对于民政党来说,阿末和阿范是两个头痛的人物。他们在过去好长的日子里,不但是“同志来同志云”,而且是称兄道弟的。可是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性质逐渐起了变化,最后竟“如同政敌。最大的原因是民政党,突然在一夜之间在槟城被“夷为平地”,从一个主导政权变成什么都不是,自然丧失既有的政治优势和筹码而成为被鞭挞的对象。有人为民政伤心落泪;有人为民政打抱不平;有人揶揄民政活该;又有人对变天鼓掌叫好,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结果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政大权旁落,输得一塌糊涂,连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会这样;而崛起的则是老牌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它与人民公正党加起来的议席超过2/3席。除了巫统保有11个州议席外,民政和马华在槟州议会内输得清光。这种变天是人心思变的结果,也是反对党扬眉吐气的日子。

本来在变天底下,失败的一方需要痛定思痛,检讨个中因由再重新出发;尤其是民政党,因为马华公会至少还剩有15个民选国席(民政只2席),可以继续参加中央内阁和扮演其所谓老二的角色(实质是否如此,并不重要),而民政则只分得两个副部长,成为十分无奈的合作伙伴。

在许子根暂时无缘入阁的情况下,他在去年8月也参与带领国阵面对峇东埔国席的补选,但这一仗确实不好打,对手竟是民联老大安华,也只能输少当赢。换句话说,对身为槟州国阵主席的许子根是一场大考验,可惜的是选民还是沉浸在思变的情绪中,各民族选民都把票投向公正党,以致国阵无功而返。

虽然失败是预料中事,但偏偏在补选的其间发生一宗具有种族偏见的争议,那就是巫统升旗山区会主席阿末依斯迈发表了华人是“寄居者”的言论。虽然事后他否认是针对现实而言,只是就历史事件来评论,但不为华社所接受。由于阿末的言论“伤害”了一个民族的“自尊和情感”,又导致内安令的引用,逐爆发一场大风波。身为巫统老大的阿都拉,当时不得不“当机立断”于9月份冻结阿末党籍3年,以示“惩罚”。

这种“惩罚”对阿末或有纪律的约束,但对槟州巫统则仍可表达它的意愿。从州际领导人的现身记者会和有人公然撕毁许子根的肖像的事件看来,他们显然不会“善罢甘休”,更遑论会就此事向许子根道歉。这也真使人弄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需要针对撕破肖像公开道歉?为什么上层不采取行动?

就在槟州巫统与民政的“冷战期”持续一年有余后,仍未有迹象显示有修好的可能。突又“平地一身雷”的震醒我们“阿末解冻了”。这提前的解冻意味着什么呢?或可解读“阿末是无心之过”。既然风波已经平静,也就无需再“惩罚”下去,让他“平反”吧!

讵料这一“平反”又掀起大风浪,目标仍是对准民政党,特别死咬许子根不放。为什么他敢于公然地藐视民政党,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对已晋身部长的许子根进行挑衅?这就要问他凭什么这样做?

他也许认为民政“反击无力”或会使事件“不了了之”,也就有完没完地数落许子根的不是。就在阿末这边再“猛踩”许子根之际,民政又告后院起火,这回是也被冻结党籍的范清渊借阿末事件发起挑战,他要民政在两周内为他的“冻结”事件给予清楚交待,否则他可能蝉过别枝。他是在今年6月被冻结党籍3年。

范清渊的理由是:阿末可以“减刑”,为何他不能“减刑”?而且他认为他不是犯什么大错,只是说话说过了头,理应解冻。

当然解不解冻是民政的“家事”,但范清渊这回显然是有备而来。如果民政未能作出“妥协”或“重新安排”,退党风潮可能会发生。

这就是说,民政党前面有阿末拦路,后面有范清渊拆墙。这对处在“水深火热”或“多事之秋”的民政党不啻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双重压力,但民政党如何应对也关系到民政的未来。或者民政也该反省或反思一下,为什么槟州巫统会看扁民政,而民政可有能力还击?至于范清渊事件,大概也不容易化解。民政再怎么说,也只好面对后果。

刊登于2009年12月21日《号外周报》第459期

华文教育与马华公会 (直挂云帆)

看了12月13日《东方日报》的封面大标题《华教困局,直陈首相》,心中有无限的感慨,因为我在12日的晚上参加吡叻客家公会68周年暨深斋中学50周年宴庆上,马汉顺医生问我一个严肃的问题:华教这条路怎么走?是否给了经济援助就使华教摆脱困境,尤其是独中所面对的问题。

我说华教这条路没钱万万不能,但有钱不是万能。举个例子来说,槟州政府已宣布明年给5间独中拨款增加至2百万元,意味着每间平均可得40万元。而吡州在以地养校计划下,有企业愿意以每年360万承租和开发及管理千亩之地也等于9间独中可各分得40万元。如果这两个州能制度化拨款(以后不论谁人执政也都不变),那是华校之幸。因为它们在援助独中之外,也有援助其他华校,如国民型中学及华小。在这方面,雪州政府也不落人后宣布对州内华小及独中各拨200万元。

虽然其它州尚未“制度化”对华校的拨款,但各州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时不时都有针对性地作出拨款和资助。除此之外,我们也欣闻马华也准备制度化援助独中。不论上述的拨款包含政治的功利主义,我们也都不以为意,谁人拨款没有目的和因由的呢?

可是,有了拨款或有了经济来源,华校问题就解决了吗?师资、生源及学生出路也是一连串的挑战。若什么大小事都要首相亲力亲为,那政策与行政岂不是多余的?虽然马汉顺在致词时有希望华教“去政治化”,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阻力。但这种说法是比较理想化,也不容易办到,虽然不是说不可能办到。因为华校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打上交道。根据前华教督学官陈翼经的一篇论文中说,当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在短短的10年间,槟城增加了20余间华校。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有不少“反日”,“反英”的教材,也有亲共的教师,因此在1920年之后,英国对华校采取管制政策。

迨至1945年日本战败,英军重临后,华校被指卷入政治运动案件时有所闻;尤其是当1948年英军宣布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它与华教的阵营就起了对立面。

正值华校晋入多事之秋,林连玉终于出现。他在1951年成立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复又于1954年协助马来亚董事联合会的成立。当这两个组织逐渐靠拢而形成我们今日所熟知的董总和教总(或统称董教总)机构时,林连玉却在1961年为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而被吊销公民权及教师准证,他付出沉重的代价。马华则在华社与政府间成为夹心人,左右为难,以致它后来也拿不准它在华教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有时是模棱两可的。

虽然自此之后华校被切成两半,一半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至今共78间),另一半则转成或成立独立中学(至今共60间),但整个华教运动已因失去林连玉的领导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独立中学举步维艰。也因为华教的分化,导致了不同教育体系在我国出现,一个是按政府教育法令管制的国民教育,学生得参加政府举办的考试;另一个是由董总主持的针对独中生的统考(1975年起)。这两个不同制度的考试虽然也个别培养无数人才,但以政府考试为主流的教育始终占上风,因为只有参加政府考试且成绩优异的才能申请进入国内的公立大学。

最近以来,除了统考力求争取承认之外,在教育上又面临两项课题的争议,其一是华小新增设的《马来西亚我的国家》的科目将用马来文教学;其二是政府规定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以10科的成绩作为获取奖学金的标准,而另外多考两科(若包括华文科)不算在内。结果两个建议中的措施引起了华社的反弹,四大华团因之与马华开会讨论,但是它留下一条尾巴,那就是如果情况有需要的话,马华将安排华团代表与首相对话。马华愿意扮演“传话者”乃至是穿针引线的角色。

这里引发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到底马华是政府的一员或是第三者?本来应该是马华代表华社在内阁或政府内据理力争,又反过来代表政府聆听民意。若只能是“高级邮差”,那马华在政府内又是什么角色呢?

其实,今天马华仍然在中央政府和内阁内,它应是责无旁贷表达华社心声,并在内部争取一个妥善和较完满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显得束手无策,结果沦为“传话人”,那是很可悲的一种自我降格的行为。

我们不要怪魏家祥未尽其力,而是在他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犹记得2006年时,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也是率华团领袖面谒首相阿都拉,提出华社的诉求。这种做法似乎不是政府第三号人物所应该做的,他应该站在首相的身旁接见华团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才与首相商议和处理。若是成为华团领袖的带路人,这将置马华于何种地位?是内阁重要成员,或是局外人?其结果自然是认为诉求归诉求,马华也已尽力而为了。

正因为马华在过去一段长时间内,对应诉应求之事让华社失望多过希望,也就有了308的政治海啸事件冲得马华痛失半壁江山。

本来在痛定思痛的时刻,马华应上下一致并与华社共浮沉,果敢和大胆地在国阵提出改革方案,以纠正多年沉积下来的弊端。因此我向马汉顺说,马华的党争应有一个了断,不然内斗内耗下去,马华将不可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为华社据理力争。比如华小的新科目用国文及教育文凭考试科目的限制,显然是存有一定的偏见和歧视才会衍生争议,也只是技术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
但动辄找首相“解决”也只是权宜之计,也显示华基政党在政府内不够份量。终究非良策,最佳之道是马华敢于引导华社力争华校合理地位,包括独中被纳入教育体系中而被制度化,否则时不时还是会发生对华校不利的措施引发争论。这显然不是首相倡议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意愿。就此我们欣闻首相以明确的态度承认独中对国家的贡献。若马华能顺此时机促使政府制度化独中教育,那更是功在华教。

刊登于2009年12月17日 《东方日报》

阿末要许子根道什么歉?(跃马扬鞭)

这边厢林敬益大义禀然地反对所谓马来人主权的言论,并要民政不能保持沉默,而是必须反击种族极端言论;但在另一边厢的消息说,在去年8月发表寄居论,而在9月被巫统冻结党籍3年的阿末依斯迈已提前解冻。换句话说,只被冻结党籍一年有余的阿末依斯迈又重返政坛,除槟城巫统大表欢迎之外,升旗山区会更希望他重新掌权。

有关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证实在上周五(4日)的巫统最高理事会已接纳阿末依斯迈的上诉求情,恢复其党籍。巫统的这一决定看来是党内的一桩小事,但对国阵的友党民政和马华则是不折不扣的大事;尤其是阿末依斯迈获知他被“解冻”后,更是意气风发地颐指气使的向民政党开炮,反而要许子根、丁福南及谢宽泰公开道歉,作为与巫统升旗山区会修好的条件。

更叫人喷饭的是,阿末依斯迈竟说,即使他们道歉,他还要考虑要不要接受?他所持的理由是巫统无需依赖民政生存;民政则需要巫统的支持,以赢回升旗山区会。

我们不知道阿末依斯迈是凭什么理由要许子根等人向他道歉,毕竟是他先骂许子根,并让巫统党员在其记者会上公然撕破许子根的肖像。这种行为如同与民政“绝交”,也意味着巫统不再需要民政的支持。难怪这位在去年峇东埔国席补选时指华人是寄居者的政客一直坚持他没有错,反而转过头来直斥许子根使国阵在槟州翻船。

姑不论阿末依斯迈是否是“公报私仇”,他在民政跌得最伤的时候补上一脚,显然有意置民政于“死地”。如果不是后来阿都拉以巫统主席的身份施以惩罚,阿末依斯迈是不会封口的,因为他相信槟州的巫统会站在他这一边,与许子根的民政党划清界线,也就有恃无恐对许子根极尽其羞辱之能事。

在这个课题上,民政党的反击是投鼠忌器的,一方面担心惹怒巫统上层,另一方面又顾虑巫统基层煽起反民政之风,也就避重就轻地只针对阿末依斯迈作反驳,不针对槟州巫统对民政的藐视言论掀起骂战。这就是说,民政表现出最大的容忍只是与槟州的巫统关系冻结,但与中央仍有互动。

其实民政也不是要与巫统切割关系,只是等待槟州巫统采取主动,并向许子根道歉来重新建立关系。可是槟州巫统却偏偏不卖账,只是碍于上层喻令,不得不与民政有表面上的合作,实则两者之间基本上已不存在“你来我往”了。

犹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在民政党内也有一股强烈之风要检讨民政在国阵的地位,最终还是留下来了。它图的是巫统能因308的政治海啸改变一党独大的心态和遏制党内的极端与霸道份子。

原以为阿末依斯迈受纪律对付后会学乖和懂得尊重别人,没想到他在恢复党籍的第一时间就是向许子根开战。这种恶人先告状的“政霸”若未被巫统中央加以控制的话,恐怕会有第二第三的阿末依斯迈出现。

我们不知道巫统最高理事会是在什么条件下解冻,但我们相信阿末依斯迈是在无条件下被提早“平反”,自然选择最好的一个环节来开刀。不幸的,许子根又被他拿来祭旗。至此现任巫统主席纳吉也应该给许子根一个交待,既然要委他出任首相署部长,又留任槟州国阵联委会主席,为何不能下达指令于槟州巫统给许子根赔个不是,并与民政重修旧好呢?

如果巫统上层无法影响基层和干部同心协意共振国阵,那国阵的改革将无法彰显。如果巫统容许类似阿末依斯迈的言论时不时伤及友党或伤及族群的尊严与情感,那对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不啻是个大讽刺。

既然阿末依斯迈的挑衅言论在民政看来是孰可忍孰不可忍,那么我们也正在等待民政的强力反击。它不能像去年那样的息事宁人,以为过一段时日就无事了,或一分为二的认为是阿末个人的事与巫统无关,但民政能使巫统或至少槟州巫统谴责阿末吗?今天阿末依斯迈的口不择言不正是证明他依然目中无人和心中无民政吗?难道民政又是逆来顺受?林敬益的敢敢反击的精神会成为民政最后的冲刺吗?

刊登于2009年12月15日《南洋商报》

马华应不应重选?(现代春秋)

马华公会现在出现两个意见:一个是坚持非重选不可;另一个是不一定要重选。究竟马华是通过重选来化解危机或另有锦囊妙计使三方“重归于好”?没有人说得清楚。

我们先说不重选的情况。这意味着马华保持现状,直到“适当”的时候才改选或一直拖到2011年的党选。在领导层不变底下,自然是翁诗杰继续掌舵,而蔡细历也乐得其所的当有实权的老二。如果这两个派系的人马“坚持”不辞中委职,则廖中莱的派系将不可能找到20名中委集体辞职(他的派系只有13人愿意集体呈辞)。在这种情形下,马华的重选就正如蔡细历所说的“不重选的可能性高”,同时重选也被认为牵涉技术性的问题,例如是否抵触党章,任期是否3年或更短;还有青年团与妇女组需要重选吗?

由于翁蔡派与廖派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前者坚持要中委自愿辞职下才来重选,而不是在压力下进行重选。还有一种论调说不是每个中委都卷入派系斗争,为何要辞职呢?究竟有多少位中委是绝对中立的?我们也不知道。根据马华总秘书王弗明的解释,他会发函给所有票选中委,但这样的发信自然不会有积极的响应,谁愿意即刻签上自动呈辞信呢?除非是集体的行动。因此问题在于翁派及蔡派同意总辞重选吗?如果他们不同意就要大方和公开的表达他们不愿辞职,然后告诉马华上下和华社为什么不需要重选?

就我们看来,翁诗杰现在面临的是“信任危机”。他必须证明:①他仍然获得马华大多数人的支持;②他继续他的改革方案,不因党争而沉默下来;③他还是马华党内的权威人物,他也是国阵内的重要伙伴,不需其他成员党指指点点,马华有其自尊和自信,继续与华社互动。因此,在不重选底下,翁诗杰如何力挽狂澜于既倒?成了他的最大考验。

至于蔡细历则因祸得福,他已经从“不是什么东西”的老二摇身一变成为举足轻重的马华发言人。身为马华重选方案委员会主席的他显然比翁诗杰更具有份量来处理党务。因此我们说马华双十特大后的大赢家是蔡细历而不是翁诗杰,当然也不是廖中莱。蔡不仅重当回马华柔佛联委会主席,而且也在党内掌控实质的权力。

如果翁蔡联手能稳住阵脚,不以重选作为应对内斗的方案是不足为奇的,但翁蔡总得拿出令人信服和被多数人接受的方案,因为翁蔡较早前的大团结方案已面对挑战,而且在这之后发生的“人头落地”(革职或卸权)看来也不受欢迎。因此翁菜的新方案对马华的安定与否是十分关键性的。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听到的和阅到的是:不要干涉马华事务;没必要重选;尊重马华中委等等。就算这些的讲话都是正确的,但马华分裂和内斗至今又是如何修补?则没有一个可行的实质方案。如果马华未能面对现实,只顾采取“鸵鸟政策”,那将使马华的形象和权威进一步滑落。

因此我们说回重选的情况。虽然这是廖派所坚持的,但又何尝不曾是蔡派在双十特大后所鼓吹的?也是翁派所同意的?可是为什么后来性质又起变化,变成似乎两派不同意,只一派同意?这之中涉及的内情也不难明白,就是担心重新洗牌会有一方或有人出局,也会有人混水摸鱼。这说明了马华的领导层很在意目前的椅子,不希望因党争失去一切;但也说明了马华是个复杂的大政党,其派系之争和利益之争由来已久,以致不是人人都希望或接受重选的。

马华不幸走到今天,我们先别说僵局怎样打开?就是马华基层也不知怎样靠拢和整合。当中央无法发号施令时,各州联委会的活动,各区会的活动又如何开展呢?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马华的部长和副部长,各派人马都在其中,他们都是听老大的或老二的或老三的?大家心照不宣,难为做干部也怕站错边,只好标榜“中立又中立”。长此下去,马华也真的变成一个“无为而治”的政党了。

为了防止马华进一步分化和迷失在政海中,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三派孰强孰弱?在没有更好或较公平的方案下,重选是唯一的出路,虽不一定好,也会有痛苦和牺牲,但总比不选压抑着每一个人来的好。

不要再抬出技术问题,也不要一成不变。如果马华中委不愿呈辞,那么再用特大来表决也无不可。毕竟特大是最高权力组织,只有它能够为马华的困境解套和解压。

16.12.09

1949改變馬來半島命運軌跡

1949改變馬來半島命運軌跡 .林友順
一九四九年神州大地風雲變色,也衝擊馬來半島,改變華人的命運。當時馬來半島華人社會分成國共兩派,而反共的英殖民政府全力鎮壓馬共,將馬共分子和親共人士遣返中國,導致許多華人家庭從此隔絕,甚至終生無緣再團聚。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馬新兩國與中國交往正常化,但當年一些返回中國的華人或馬共成員仍無法回大馬或新加坡,成為「亞細亞的孤兒」。
一九四九是中國大陸易幟的年份,遠在神州大地的國共鬥爭,也改變了南洋的馬來半島,尤其是華人社會,而其影響,更是延續至今……

十月底,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到馬來西亞推介新書《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主辦新書推介禮的馬國行銷量最大日報——《星洲日報》在當天被迫開放兩個禮堂,以容納蜂擁而至的讀者。同樣地,在新加坡,十一月初,新加坡傳媒中心二樓禮堂爆滿,部分觀眾移到場外,近千人聆聽龍應台的演講《站在歷史的碼頭 回看大江大海》。馬新兩地的這批包括老中青的讀者,有者是因慕名而來,一些則希望能聽聽龍應台如何評定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大江大海。

不過,一些出席者難掩失落感覺,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圍繞的是中國國共戰爭失敗者的歷史,它並沒有觸及因國共戰爭而成為歷史悲劇主角的馬來半島數百萬華人。他們希望有一個「自己的龍應台」,書寫「馬來半島的一九四九」。

馬國華裔人口約六百萬,佔國家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屬於第二大的群體。華人在新加坡則佔總人口的七成四,約二百七十七萬人。馬新兩地華人從中國移民南來的歷史悠久,不過大規模的移民還是在二十世紀出現。中國人移居馬國在一九五七年馬國獨立後停止,但在新加坡,八十年代開始持續至今,又出現為數不少的中國新移民,在這個島國打拼。早年許多中國移民到南洋,是為了改善生活,並希望有朝一日能衣錦還鄉,讓家鄉的家人都能過較好的日子。不過,國共戰爭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也因馬國政策的轉變,令許多人夢斷回鄉路,帶著見不到家鄉親人,無法落葉歸根的遺憾離開人間。

國共鬥爭也導致馬來半島的華人社會分成兩派,其中已是南洋成功企業家及僑領的陳嘉庚,本是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但在四十年代回中國訪問,與國共兩黨都有接觸後,開始對共產黨產生了解,並在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時,反對美國支持蔣介石。一九四九年,陳嘉庚應毛澤東之邀回國,並以華僑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十月一日,他在天安門城樓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此後他定居中國直至去世。

馬國的中國及東南亞研究學者謝詩堅指出,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時,馬來亞仍由英國人統治,不過,英國人在一九四八年預見中共在與國民黨的戰爭中將會取得勝利後,在馬來亞推行一系列的政策,以在軍事上、政治上、教育上及文化上壓制境內受中國影響的左翼力量,避免馬來亞被「赤化」。英國人頒布緊急法令,宣布馬共為非法政黨,推行新村政策,把五十萬名在森林邊緣及馬共活躍地域的村民強迫性遷離至集中營,並對他們實行宵禁政策,試圖切斷村民與馬共的聯繫。與此同時,英國人也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共同對抗日軍侵略的馬共游擊隊展開軍事行動,迫使馬共撤退到馬國與泰國邊界的深山。

他說,為了壓制馬來亞境內的左翼力量,一九四九年二月,英國人也支持成立由親國民黨人領導的馬華公會,協助爭取華人社會的支持,以對抗受中共影響的強大左翼力量,並成為馬國執政聯盟成員黨。馬華公會首任總會長為陳禎祿。此外,英殖民政府也管制被指是「共產黨溫床」的華校,同時禁止馬來亞居民訪問中國,凡回返中國者將不再允許來馬。謝詩堅透露,他的叔叔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回返中國結婚,結果直到他在一九九零年離世也沒有機會重新到馬國與其他親人團聚,成為他終生的遺憾。

由於新中國的成立及中共對海外共產黨的支援,這使在國內面對共產黨武裝力量對抗的東南亞國家對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持有很大的戒心,東南亞非共產國家人民到中國探親訪問幾乎是徹底的中斷,許多家庭被迫分離,留下人間悲劇。尊孔獨立中學校長吳建成對亞洲週刊說,他的父親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年僅八歲就隨親人移民馬來亞,期間曾多次提起要回返中國老家探親及回味他當年出生的地方,不過,因為政府的限制,隨後又因年老體弱,直到他在一九九二年逝世,他都無緣重溫他的童年生活及見到他的童伴與親人,帶著無奈與遺憾離開人間。這種情況在馬國很多華人家庭都有發生。

華人為避當兵回中國
一九四八年英國人血腥鎮壓馬共時需要大量兵員,因此到處抓壯丁當兵,許多華人家庭為了避免孩子當兵,紛紛把孩子送到中國留學;此外,許多被英國人懷疑是馬共支持者的華人也被扣留並遣送到中國,這種情況直到五十年代中國拒絕接受被遣返的馬國人才停止,無論是逃避兵役或被遣送到中國者,他們都在新中國成立後無法再返回馬國,遠離家人,兩地相思。

在馬來亞出生的陳文祥在五十年代因父母擔心他被英國拉去當兵,被偷偷的送到中國留學,結果當馬國獨立後全面切斷人民訪問中國時,陳文祥變成有家歸不得的「亞細亞孤兒」,家人無法前往中國探訪他,他也無法與家人團聚。七十年代馬中建交後,馬國有限度的允許人民訪華,他的哥哥隨著旅遊團回鄉探親,兩兄弟才有機會見面。可是,他還是不能回返馬國,直到九十年代馬中關係正常化,他才能重新踏上他的出生地,不過這個時候已經相隔將近半個世紀。

現年七十一歲的李其木(方山)是新加坡人,他與許多第一及第二代新加坡人一樣出生在中國。年幼時因家庭貧困,父親被迫離鄉背井,到南洋謀生。一九四七年中國國共戰爭激烈,年僅九歲的他跟隨母親逃難到新加坡,隨後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故鄉變成很遙遠的地方。

上世紀六十年代,他進入東南亞唯一的中文大學南洋大學,與許多同學一樣深受左翼思想的影響,並因此投入革命運動。在李光耀政府對左派及馬共展開全面的鎮壓行動中,他與地下組織同志逃離新加坡,最後逃抵馬泰邊境的森林,成為游擊隊員,從此與家人失去聯繫。一九八九年馬共與馬泰政府簽署和平協定後,他與新加坡籍的游擊隊員雖然想要回返新加坡與家人團聚,可是因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苛刻」條件,他決定不回返新加坡,而是追隨馬來西亞籍的太太定居在馬國。馬國讓他以旅遊簽證在馬國定居,新加坡卻要他答應條件才能回返,李其木對此非常不是滋味。目前仍有逾三十名新加坡籍馬共游擊隊員滯留在馬泰邊境,包括曾任新加坡議員的黃信芳。
雖然新加坡目前與中國關係密切,可是這些受到新中國成立影響而擁抱左翼思想的新加坡人,他們還是有家歸不得,也沒有得到中國的協助,成為「亞細亞孤兒」。一些新加坡游擊隊員帶著遺憾離開人間,這包括被李光耀形容為馬共在新加坡的「全權代表」方壯璧,至於仍活著的人,他們快速衰退的軀體則在與時間競賽,等待奇蹟的出現。

一九四九年中共擊敗國民黨成立新中國,對馬來半島產生極大衝擊,也加劇當地的親共左翼及親英國人的右翼的博弈。由於對赤化的憂慮,英國人在馬來半島對左翼加強鎮壓,同時也對半島人民與紅色中國的交往給予阻礙,而懷有濃厚中華情意結的左翼卻展開反擊行動,南洋大學就在這種國際大環境下誕生。

在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為了爭取海外華僑的支持,在美國的資助下,提供金錢援助鼓勵海外華人到台灣留學。由於政府的禁止,長期以來到中國大陸留學的半島華人在失去留學的基地後,被迫轉到台灣留學,而南洋大學則是取代中國讓左翼南洋華人留學的學府。

一九五三年,新加坡著名僑領陳六使號召半島華人社會設立一所華文大學,個人也捐出五百萬新元,他的行動即刻獲得華人社會的熱烈回應,小販、小商、三輪車夫、司機及勞動階級以各種形式支持,南洋大學很快就在一九五五年成立。南大不僅成為東南亞最重要的中文大學,也成為左翼力量的重鎮,因此成為英國人及親英國的馬新政府的眼中釘。半島左右翼的博弈使南大成為雙方必爭的據點,華文教育也被新加坡政府視為是左翼的溫床,因此面對被剷除的命運。南大成立後與政府的鬥爭從不間斷,最終也導致陳六使被新加坡政府吊銷南大理事會主席及公民權。一九八零年新加坡政府把南大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南大因而成為歷史。由於重英輕華及強烈的反共立場,被當局與共產主義劃上等號的華文也成為被打壓、被邊緣化的語文,英文成為新加坡的主導語文,受華文教育者被排除在主流外。

一九四九新中國的成立也使馬來半島失去了重要的華文教育資源。半島的華校師資、課本在此前皆來自中國,新中國成立後,師資幾乎中斷,課本也被本土化,半島的華文教育的中國影子逐漸淡化。

馬國與中國建交贏選票
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反共國家中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國家,一九七四年第二任首相拉薩勇敢踏出第一步,不過,馬中關係發展仍然緩慢,直到一九八九年馬國政府與馬共簽署和平協定後,兩國關係始見逐步正常化。馬中建交談判艱苦,當時還是處於濃厚的冷戰時期,而中國對馬共的支援及馬國境內約四十萬名沒有國籍的華人問題困擾著兩國,經歷十八個月十一輪談判,兩國終於達成建交的共識。曾任《星檳日報》總編輯的謝詩堅認為,拉薩當年是因國內政治的需要而與中國建交,不是為了與中國搞好關係。他指出,在與中國建交前,華人選民基本上傾向在野黨,為了贏取華人選民的支持,拉薩打出了「中國牌」,並且在大選中充分利用他與毛澤東握手的照片宣傳,最終漂亮的打贏大選。

由於中國堅持繼續支援馬共,並把兩國建交視為政府對政府關係,而中共與馬共是黨與黨關係,面對馬共武裝鬥爭的馬國,因此對中國保持深厚的戒心,不僅兩國關係無法正常化,兩國人民的往來更是受到嚴格管制。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四年,馬國人民欲訪問中國幾乎是不可能,馬國護照第一頁清楚寫明中國與朝鮮、古巴、南非及以色列是被禁止訪問的國家。兩國建交後,馬國政府稍微放寬人民訪華,不過仍有諸多限制,這包括訪華者年齡需超過五十歲,只能探親及經商。

一九八九年馬國政府與馬共進行和解談判,政府放寬人民訪華限制,允許超過三十歲的人民到中國旅遊,不過必須是隨團集體出發,而年齡超過五十歲者則可以自由申請到中國旅遊。不過,訪華旅行團必須有警方隨團,監視團員的行動;而人民訪華也被限制三年一次。謝詩堅指出,他在一九八零年以商人的身份參與廣州交易會,他們不僅需要向當局申請,同時在中國期間不能離開廣州,而晚上隨團的警方代表也會查房,確保所有團員不會開溜。團員返馬後仍會受到警察情報部的電邀,報告他們在廣州期間所見到人。管制的嚴密程度不遜於共產國家。拉曼大學當代中國研究組主任謝愛萍也有同樣的遭遇,她透露,一九八九年她仍在馬來亞大學任教時,受邀到廈門出席學術研討會,在她提出申請時,警察政治部卻向她了解為何會受邀等問題。

一九八九年,馬共與吉隆坡政府簽署和平協定,馬共結束武裝鬥爭,馬中關係的最大障礙消除了,馬國政府宣布撤銷人民訪華的限制,馬國人到中國旅遊,不再有年齡、次數及形式的限制;出席廣州交易會的商家雖然還是需要向貿工部提出申請,不過所有申請皆被批准,不像在以往般一些商家被拒絕。而且,商家出席廣交會時逗留中國的時間從原有的十五天放寬至無限期,同時商家也不再受限制到中國其他城市訪問。這為馬中兩國關係開創新局面。然而,這一拖已經是五十年,許多人已經等不到這一天……

中國成為獅城成長動力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後,馬中兩國人民已經可以自由往來,如今,更有不少馬國人到中國經商和深造,乃至工作,可是,兩國在許多領域仍有待提升,這包括互相承認兩國大學文憑、允許兩國人民免簽證訪問等。冷戰時期的家庭分散雖然已經沒有那嚴重,不過因馬中兩國的保守移民政策,這使兩國人民結婚面對長期居留的問題,出現現代版的兩地相思的悲情。在新加坡,中國經濟、中國專才、中國勞工、中國移民已成為獅城社會成長的動力,然而,當年支持新中國成立的新加坡熱血青年,他們卻繼續被排斥在歷史主流之外,等待「自己的龍應台」為他們書寫歷史,述說他們未獲歷史公平對待的故事。

转载自《亚洲周刊》

12.12.09

从毁像事件中寻回尊严 (天下纵横)

这些日子,在报上阅及民联议员有在怡保举行所谓对背叛青蛙的公开谴责的行动,也出现人头像被置在地上供人发泄(或踩踏?),至于是否“踏肖像以泄愤”乃是因人而异。不过还是有人批评这不是健康的政治行为,也是坏的示范。与此同时,也在槟州立法议会外出现国青团在展开和平纠察后,有人当众焚烧并踩踏林冠英肖像,也引发双方争议和警方介入调查。

就在这两件事尚未厘清之际,又发生一名民联州议员发短讯惹祸道歉的趣闻。有关事件乃指将谴责马华与民政的短讯传发给400至700人左右。大意是说“民政半生不死”,“马华半生半死”,“把他们全部送进地府”云云。先不管这个短讯的始作俑者是谁,它所包含的“诅咒”成份是一目了然的。而相关议员为此短讯大传特传,显然是忘记了自己是一名Y.B,不是普通人。结果遭致恶评。当然如果是普通人乱发短讯,那是没有人太在意的,而此次之所以掀起风波,完全是因为发短讯者是有身份的人。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因气愤首长肖像被焚烧也来发泄一番,但他显然也用错了方法。因此我们的归纳是吡州民联“踩踏背叛议员”的做法是不智的,是负分;而槟州国青团公然焚烧首长肖像也是大不敬的,同样是负分。就在一来一往的政治游戏方兴未艾时,突又有短讯添乱,也就使到双方的关系陷入“骂战的时代”。

本来,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对骂是见多不怪的。但经常也是讲过后不了了之,总是没有一个结论(因为结论是大家都没有错或大家都有错,也就备存让选民在大选时算总账)。例如这一次两大阵营的对骂似乎月越来越凶,完全没有迹象显示有降温的可能,也不可能有结论的。

不过,最近发生的事件也非新鲜事,早在两年前就有巫青团员公然在首相阿都拉和首席部长许子根的面前拉布条“羞辱”许子根,指他边缘化马来人,并有言论要求换人做首长。

经此一事后,因被视为国阵内斗,也就含糊其词的交代,既没有公开道歉也没有人因此下台,算是“保持颜面”。

但是许许多多的选民就是不能忍受这样的“无礼对待首长”,也就在308的大选日一举把国阵端个脚朝天,连许子根也输得“莫名其妙。这说明什么?这正告诉所有的从政者,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是会被记在脑海中,待到适当的时机就会发威,别以为老百姓是善忘的或不明事理的。

由此而引申的另一个毁肖像课题是发生在308后的峇东埔补选带来的后遗症。2008年时巫统部份人士借国阵败选趁机揶揄和鞭伐许子根,且公然撕破其肖像。虽然此事未影响后来的许子根入阁且被新首相纳吉重委为槟州国阵主席,但在槟州巫统不服下,国阵组合的貌合神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如果此次国青团转移发泄对象,而事后又向林冠英表示歉意的话,那么民青团一定要借此事件向巫青团呛声,要求他还许子根和民政党一个公道。如果许子根的事件不能被平反,民青又如何挺直腰扳向林冠英发难?

民青大可不必避重就轻。因为巫青或槟州巫统还欠民政党一个严肃的交待。若认为这个问题与来届大选是无关宏旨的话,那民政要记取308大选的结果就是对拉布条羞辱首长的的直接回应。换句话说,民政应趁此“乱局”表现出不仅敢于与民联对抗,也要敢于要求槟州巫统还民政一个尊严。惟有这样的合作,才能使到国阵形成一个团队。否则的话,民政是不易跳出困境的?

刊登于2009年12月14日《号外周报》第458期

马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直挂云帆)

远的来说,马华党争起于2008年的308大选之后,那时酝酿更换领导人运动。说白了,就是要黄家定下台退出领导,结果在同年的10月一个新的领导层诞生了,新舵手就是一向被视为独行侠的翁诗杰。但马华不因此风平浪静而导入和平团结的年代。恰恰相反,走了黄家定,迎回蔡细历,又是另一轮斗争的开始。

为什么会有翁蔡不两立?又为什么翁蔡会闹得把马华撕裂成两半?没有人愿意说明原由,也没有人愿意抖开内幕,因为说开了也许并没有内幕,也没有什么大阴谋在内,而是翁诗杰这边擎起道德大旗,把蔡细历压得扁扁,试图为马华塑造一个以道德为准则的指导思想,但目的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有翁没有蔡。也不知道是谁订的规矩,反正蔡细历看在眼里,咬在口里,痛在心里。因此经这么一个折腾,又有了一个斗争高潮,那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故事了。

这后来的故事,也就是从近的来说,是肇因于2009年的双十特大后发生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化,与前期翁蔡势不两立完全不一样,而是赤裸裸地向我们暴露的是另外一个突然出炉的版本。
这个版本即使如何的荒腔走调和与上一个阶段的故事完全连系不起来,也还是要“天下人”接受这才是真正的马华的本质——一个不问因由,不问指导思想和不求逻辑的“大团结方案”出炉了。

“大团结方案”告诉我们什么?它除了告诉我们“斗争是错误的”之外,还告诉我们“放下斗争,团结一致”才是正确的大道理。但这里马上浮现一个问题,这方案的基础建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还有,以道德为准绳的指导思想为何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于是有了第三种意见的出现,那就是廖中莱一派向“团结方案”挑战,也就是质问其合理的定位在哪里?
这里又出现一个吊诡,本来是翁廖联手向蔡近逼的;现在反倒过来是翁蔡联手逼退廖的“逼宫”。

今天的马华不论是远因或近因都因人事的纷争而扭曲了马华的形象,它变得使人认不出究竟这是原来的马华还是善变的马华?如果马华不对症下药,及时的正本清源,恐怕连党员自己也迷失其中。

其实,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马华的领导层可否告诉人民马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先不必标明是左或右,或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而是放小来说是“立足华社,放眼国家”或是“随波逐流,见机行事”?这些日子来,人们只看到马华的三派在骂来骂去,围绕的竟是要不要党选的问题,而不是马华在国阵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及马华如何争取华人支持国阵?不要告诉我们马华从一开始就有坚定不移的立场,而是事实经过多年的消磨,其立场也一改再改。例如双十特大后的马华的方向不是变得更难以捉摸吗?翁诗杰虽身为总会长,但也难以发号施令,一统全党。比起李三春来,他的权威也大打折扣。当年(1979年)李三春斗胜曾永森出任总会长后,就呈函首相胡先翁解除曾的部长职,首相照做了,因为那是马华的内阁部长。现在的翁诗杰显然不可能促首相纳吉解除廖的部长职,因为首相说他在近期不会改组内阁。

蔡细历虽身为老二,势力看来比翁强,但他没有官位,也只能处理党务并和廖派就重选日期展开拉锯战。

至于廖中莱也有许多的无奈,在党内只是三派中的一派之首,不可能通过中委会作出决定。唯一的优势可能是重选已是大势所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才重选?翁蔡双方固然会择最佳时日,而廖派看来十分被动。

在这种胶着的情形下,马华三派的小组会议,不但没有达成党选协议,而且也横生枝节,一切看来“按兵不动”。这就显示着党选不会在短期内降临,反正国阵也不急于举行全国大选,难怪纳吉说不再干预了,让马华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吧!但闹得越久,对马华越不利,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可是这样一来,在308后仍然找不到未来方向的马华,现在又加上党领袖只善于内斗而怯于外斗,那华社又怎样要求马华向巫统提出诉求?我们不是说马华没有替华社做事,而是马华如果身陷内斗,元气大伤,各派又担心被对方吃掉,总想方设法压倒对方,哪有心思规划马华的指导思想?当一个政党自我迷失时,什么独立自主都是空虚的,一个党的力量除了来自党员及群众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党的指引方向是什么?

今天的马华是否已重新获得群众或说华社的认同和支持,相信马华上下心知肚明,这又是谁造成的呢?又是谁使到马华被人诸多责难,还要劳动大家长插手其中?

所有的悲剧始于马华的派系斗争没完没了,谁都不服谁,那么最好和最痛快的途径就是重新党选,而且越快越好。既然巫统通过今年4月党选重新整合,为什么马华不能这样子做呢?如果一个人不能牺牲小我来顺应大我,则这个人在马华的作用已不重要了。

虽然我们不以为重选是解除马华危机的万灵丹,但最低限度,通过民主的程序定胜负好过僵持不下,也许这一选会给马华带来新的希望也说不定。但不论谁胜谁负,参选的各方领袖一定要给马华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不能像过去含糊其辞的交代。换句话说,他要为马华制定新的指导思想,好让马华有一个自信的未来。否则,党选过后,马华还是站在十字路口。

刊登于2009年12月10日 《东方日报》

马共下山20年拥抱未来 (现代春秋)

感谢21世纪联谊会的邀请,我在11月29日带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一行人直达合艾,下榻在著名的蠡园酒店。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见证和采摄《合艾和平协议》20周年庆典仪式。

当天下午5时抵达酒店时,已见不少的前马共麇集在里里外外,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脸孔,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油然而生。那些上了年纪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满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代表着一段历史的标记,是用一生的青春换来的。至于比较年轻的是后来才加入的“斗士”;也有不曾参加过斗争的新生的一代,他们随着父母参加这难得一见的仪式。会场洋溢着朗爽与喜悦的笑声。

许许多多的同志也就因为这一天从“五湖四海”又相聚在一起了。他们之中,有者已分别20年;有者是不曾在一起出活;有者虽然住在同一个国家但不是经常谋面的。彼此借此良机叙旧话家常,也开会通过提案的。总之,两天的节目已是排得满满,但又腾出时间来让各别的老友见见面,而来自马来西亚的传媒记者更是一批又一批的“驻扎”在合艾,也为的是对这历史性的一刻提供图文并茂的新闻。

根据手头的资料显示:在1989年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马共人员集体下山,前前后后已有340名马共回到马来西亚自己的家乡,其中最多是雪隆地区,计141人;次为吡州,计68人。落脚在泰南的,则有4个和平村,这些下山的马共一时回不了家,就在泰政府提供的园地开辟了家园,逐渐发展成今日的具有规模的和平村。在和平村内有两个马共的地标,其一是“烈士纪念碑”,其二是马共历史文物馆。

虽然不见宏伟与内容充实,但也表达了和平村的人决心把历史留住,让下一代和外来的人了解马共过去的点点滴滴。

比和平村早两年(1987年)建立的友谊村是属于与陈平不同的马共派系单方面与泰政府和解,而有了友谊村的建立(共5个),他们都是属于马共的“马列派”和“革命派”,与陈平领导的“中央派”对峙和分裂,始终无法弥合。

虽然马共三派有很深的恩怨,但在和解后,据说陈平也协助滞留在泰国的马共人员在后来取得泰国公民权。这20多年来,他们的生活都有了改进和改善,不仅可自力更生,有的下一代也已有较好的发展了。

我无法证实,但我被告知这次的纪念仪式友谊村的人并没有来,大概他们不属于合艾和解下的一份子,而是另行寻求和解的,也就不在一起欢庆。说起来也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曾经拥有共同的理想,为一个革命的目标走在一起;而又为了“肃反”闹分裂。这70年代发生在边境的“肃反运动”是对是错,也无法说得清楚,也许深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扩大了整肃和批斗目标,不幸导致马共分列成三派。有人因此遗憾直到今天仍未能对这一段“肃反”的整人运动厘清楚其历史事实,因为他们认为有些冤案是不应该也不可以发生的,但它还是发生了。我也无法从中去了解这一段过程,但希望有人会客观地交待这一页血泪斑斑的过去,当成历史的教训。

尽管马共内部有矛盾和分化,但整体来说,由陈平领导的中央派仍然是核心的力量和受到共产国际所承认。不过当1976年中国“四人帮”倒台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海外的共党组织就已经面临新的抉择,马共也没有例外。果然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马共也不得不自我调整。一方面要适应中国的改革,另一方面也要为本身的未来寻找定位。
这个机会终于在80年代的后期被三方逮到了。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彼此努力朝向和平的道路迈进。根据历史资料显示,也是马方踏出第一步,正如1974年敦拉萨直飞北京踏上建交的第一步一样,结果换来激情的回报。这样的一来一往的推敲最后在1989年12月日签署了《合艾和平协议》,结束了马共41年来的斗争生涯。他们放下武器,走出森林,融入社会,不知不觉又过了20年。回想当年下山时仍然是老而健壮的一群或身强力壮的一群,如今已是垂垂老矣。他们说,在森林的日子虽过得充实,一天很快渡过,但生活中有紧张的时刻,一点也不能放松。如今下山后不再担心炮火突击,每个人开始适应新的生活。

我问了很多人,他们满意现在的生活吗?他们对和解感到满意吗?答案都写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的笑容饱含了对生活的憧憬,也为下一代而操劳。不过已不再有“新马共”或“小马共”了,有的是对父母辈的过去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的新一代的新新人类。他们不会走父母的道路,但他们也从长辈的身上学会坚持就是希望的支柱。他们表达出来的就是拥抱未来。

为了求证马共的最高领导是否也满意20年来的和解?我们也破例两次被安排与陈平总书记会面和拍照。第一次在11月30日的21世纪联谊大会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组个别与陈平在会场拍照留念。第二次则是在12月1日的中午时分又被特别安排在房间内与陈平老总做访谈。当我告诉陈老总我是谢诗坚时,他说他知道我也认得我,并读过我写的东西。我原以为是我单方面的“认识”陈平,原来他也“认识”我的存在。我说有幸在我有生之年在零距离与你交谈握手和拍照。其实,我应该在20年前就与他见面,但找不到适当的时机,只能在2004年其回忆录出版后,应报社写了四篇评论。这一次是主办当局的用心良苦的安排,才有机会与这位过去是神秘人的老大碰头。虽是“相见恨晚”,但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从陈平的祥和的脸上和他的同志们的脸上看到他为同志们选择和平的道路是令他们满意的。他的个人虽有遗憾,但整体而言,他为马共找到了光荣和有尊严的和平。单就这一点,陈平的名字也将与其回忆录一样,载入史册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一行人在谢诗坚率领下,被特别安排与陈平总书记合照。
陈平和泰方政府代表出席纪念《合艾和平协议》20周年庆典仪式。

谢诗坚与陈平握手问好。

9.12.09

《海外红烛故乡行》(跃马扬鞭)

11月23日我在本栏发表《华文教育回娘家》一文是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华文教育”具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对海外的华裔或华侨而言,因而把“华文教育”接回家去培植,让它更好地发展而具有良好的条件在海外形成一条文化纽带。

我之所以感触良多是在应邀参加第二届《海外红烛故乡行》之旅后所得到的启发。这是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委托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承办暨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赞助的教育交流团,为期两周。由11月5日至18日,共有30名来自9个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参与其行。马来西亚除了笔者以韩江学院之名应邀外,另两人是董总主席叶新田及教总主席王超群。整个行程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各地游览和参与座谈会,及后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与华文教育基金会的领导会面,了解基金会的操作情况。

由于应邀者多数是上了年纪的教育工作者,因此主办当局表示不是要诸位来“受教育”,而是“犒赏”海外的华文教育工作者用毕生的精力奉献华教,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负起不懈的责任。因此团员们得到的招待是细心和周到的,也被安排在医院进行免费的全身检查。这种健康旅游也让团员们倍感亲切。因此主办单位说,取名《海外红烛故乡行》是因为教育工作者如同蜡烛般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功在华教。

老实说,在参加这个团之前,我对中国政府将“华文教育”纳入其教育体系之中是知之不详的。因为长久以来,我所知道的中国教育尽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说白了中国提倡和推动的就是中文教育,一切以中文为媒介语,但也不忘推广多种语文。

至于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也把中文教育或国家的教育体系也称之为华文教育我不甚了解。在我的印象中,“华文教育”一向以来是马华社会(前期包括新加坡)的独特教育,由华社自行承办和推动,逐渐地成为一个华文教育的体系。这就是说,不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或是在独立后,华人社会从未放弃其天职,而是义无反顾的出钱出力发展和捍卫华校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华文教育”在马华社会来说,是一个带有政治基因的产儿。如果说,中国人民认为接受中文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使命不使命的;那么在海外的华人也就得为华文教育的前途和未来打拼,不是“从天而降”的。久而久之,“华文教育”成了马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其历久不衰也有其历史背景。

即便马华社会十分落力维护和发展华校,有时也显得力不从心,更遑论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的华人,能顺利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例如在菲律宾只有一百万华裔,只占人口的2%;越南3百万华裔,也同样仅占2% ;泰国虽有6百万华裔(或同化了的),但也不过占泰国人口的10%。它们因为情况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学习华文也只能视情况而定,推展起来也非得中国政府协助不行。同样的,印尼的超过7百万的华裔,更只是印尼人口的5%,比例微不足道,加上过去40年遭受苏哈多政权的取缔和压制,已是断层多年。如今印尼政府虽采取开放政策,但印尼“华社”仍然缺乏华教人才与资金。

这就是说,如果中国要在东南亚及海外各地的华人社群使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它就要大力的支援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华社(或唐人街)的需求,否则不易成事。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4年接纳海外华人的建议,正式成立《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由国家出资或向企业集资来推广中文教育,并取名为华文教育。就这样,广州的暨南大学,泉州的华侨大学,各有华文学院之设,北京也有华文学院,目的就是为海外培育华文师资人才,然后让他们回国执教或输送中国的教育人才至各地执教。

我在北京钓鱼台时,就亲自参加《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集资仪式,虽只有五家大房地产公司,但一口气就捐赠9千万元人民币,让基金会开展更多的活动。我被告知,只要基金会登高一呼,捐款即将源源而来。在有钱好办事的前提下,加上人才济济,华文教育转回中国自身抚养,自然远胜海外华人苦苦领养和支撑。只要基金会发挥其巨大的潜能,则海外的华文教育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如同孤儿的在海外飘荡,而是先在娘家被细心抚养和照顾。这样一来,不出几年,它肯定会照亮海外华人传承中华文化的道路。


刊登于2009年12月7日《南洋商报》

华教第一旗手——戴淑原 (林连玉基金)

如果说张弼士(1841—1916)(清朝驻槟城第一任领事)是第一位介入和推动华校的晚清人物,那么戴淑原可以被列为民国新时代的教育旗手。他是集政治家、慈善家和教育家于一炉的罕有杰出人才,而他在教育千秋大业上的丰功伟绩也是有史为证的。由于他生性好客,出手大方,也赢得小孟尝君之美誉。

戴淑原(1887—1944)是清朝驻槟城最后一任领事戴喜云(1849—1919)的次公子。戴喜云24岁只身南来,先做小贩,后发迹于太平,又回到槟城大展拳脚,成为富甲一方显赫人物。他在之前的四位清朝驻槟领事,即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及梁碧如也都是著名的客家人。换句话说,在晚清时代的领事,俱是客家人独领风骚。即使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后,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政府也依然委任客家人担任驻槟城领事,这个人就是后来扬名海内外的戴淑原。由此可见,客家人是最早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族群。而这是与客家人的洪秀全带动了太平天国的革命(1851—1868)不无关系。

戴淑原既有乃父风范,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更是洪秀全精神的开拓者。这种三结合的人格塑造成就了他的一生,留下令人称颂的回忆。

从1912年到1930年期间,戴淑原不但在槟城举足轻重,担任中华民国驻槟领事长达18年(间中有两年由兄长芷汀代摄),而且也是马新华社的一方领袖。

在他的斡旋和力争下,他的三大功绩是值得一书的:①他成功保护如雨后春笋的华教茁壮地成长,虽然英政府从1920年开始对学校和报章实施登记和管制制度。

也在这一年,他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规定,在马来亚推动普通话教学,而不是鼓励方言媒介。因为他的努力,马来西亚的华校直到今天仍然采用中文(普通话)教学。单就这点,他是居功厥伟的。

②1913年通过槟城华侨教育会的成立,他灌输华校生有“爱国”意识,这在清廷时代是不曾有的。与此同时他也通过这个组织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法令,在槟城推行一年三学期的学制(放假和上课统一实行)。这个制度至今仍然保留,足见其合理性,也不因时代之不同而改变。

③任职期间,他在1914年首次向中国教育部申办中学之议,但无下文。因而在1918年世界第一次大战后,戴淑原再次动议在平章公馆内(即槟州华人大会堂)设立一间中学,获得平章公馆同人支持,并举戴领事为临时总理,统筹统办。1919年2月,这间命名为“槟城华侨中学”的学校终于顺利开课,是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则创办于1917年)。

可惜同年较后(5月15日)因戴领事之父戴喜云病逝,以致中学的操作大受影响,乃在1921年停办。两年之后的1923年,钟灵学校为提升为中学,乃获戴领事献出“华侨中学”之图书及仪器及设备等,使到钟灵中学顺利转型而成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戴领事之功不可没也。

由于戴领事在华教的丰功伟绩,因而赢得了华教“总裁”的美誉。套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当之无愧是“华教发展之父”。不但本身慷慨解囊起表率作用,而且对推动华教不遗余力。因此,华文教育能有今日的“成果”,是与戴领事的坚持与发扬分不开的。

除了教育之外,戴领事也是卓越的政治家,对第一次战后出现的米粮荒,通过自行捐款和集资,有效的解决民生的大问题。一时成为政坛佳话,民众有口皆碑。

1930年他退任槟城领事后,仍然不忘服务社会。他晚年最显著的贡献是于1939年应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胡文虎(在新加坡)之请,毅然在槟城领导成立客属公会,并出任创会会长,为槟州客家人圆一个家。

虽然戴淑原任期不长,也在1940年被英王封赐太平局绅,以表扬他的功绩,但在日治时期的1944年他不幸逝世于阿依淡自建的避难屋内,结束他精彩的一生。65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他不但是客家之光,也是全槟华社之光。虽然在他的年代没有所谓“首席部长”之设,但戴领事确实在他当官的年代,执行了今天首席部长正在执行的一些职务。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怀念这一代伟人在政治上;尤其是在教育上的巨大贡献。

刊登于2009年12月8日《南洋商报》

5.12.09

翁诗杰的无奈与失落 (天下纵横)

马华公会进入甲子之年真是流年不利。本来在双十特大前夕,有看见翁诗杰意气风发地带领他的团队喊出“一个马华,一个团队”的口号。而围在他左右边的人有廖中莱、魏家祥及周美芬等人。当时人们相信过了双十特大,翁诗杰就可以领军再往前跑,因为他们都不相信蔡细历可以突围而出。换句话说,这个特大是为蔡细历的政途“送终”的。

但蔡细历这边偏不信邪,他们凝集了对当权派不满的力量;尤其是对翁诗杰不满的力量,准备通过特大来个了结。果然菜派的威力也是够猛的,竟一举射下总会长的尊严——通过对总会长不信任票。虽然蔡细历本身也过不了关,只是恢复党籍,无法通过复职提案。

在这种双输的局面下,蔡细历首先开炮要中委总辞重选;继之翁诗杰也要求通过特大寻求重选。而在这个时候,没有表态要求中委总辞重选的是廖中莱派。他们显然是等待总会长走下一步棋。
在此关键时刻,最痛苦的人莫过于翁诗杰。因为他若一走,就等于失去一切权力;但他若不走,又要背上“食言”的罪名。在两难底下,突然跑出翁蔡联手的大团结方案,一时让所有的人感到愕然,真不敢相信会有此不合逻辑的结局。正因为这个“大团结方案”,顿然使到翁诗杰陷入更大的挑战。

原本与他站在一起的廖派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而蔡派也借此良机要求翁总对党组织作适当的调整与改组。这样一来,翁诗杰又似乎回到他的“独行侠”的年代,在两派之中衡量得失,也就顺得哥来失嫂意。

因此与其说大团结方案的大赢家是翁诗杰,不如说是蔡细历更为恰当。因为总会长被投不信任票可以不走,那么署理总会长又岂可在议决案下“自我牺牲”呢?就在社团注册官的解释下,蔡细历又回到从前。不仅于此,而且还重回到柔佛州当盟主。这对马华来说,是最实在的党职。马华在15名国会议员中,有7名是来自柔佛的。如果马华在将来也失去柔佛这堡垒城池,则马华的存在的价值就要再大打折扣了。

至于翁诗杰从大团结方案得到什么?他得到的教训是政治是残酷的,也是现实的。当他力图维持现状向蔡派显示友好时,原来与他站在一起的战友便与他划清界限了。

其实,在大团结方案下,廖派表面上明显是输家,因亲廖中莱的委任中委被撤换;会长理事会也把魏周撤掉,但他们在备受打击下,似乎又赢得党员的支持,而且支持者显得后劲有力。这可以从即使1128的特大取消后,也有逾千人参加27日晚的交流宴及28日的汇报会看得出来。巧合的是,这一批人在双十特大前夕也是参加翁派的团结宴的。

由于当下三派势力在中委会各有筹码,没有一派是占半数以上的,也就形成翁靠蔡联手来克制廖派,但廖派的中委原本是与翁站在一起的,为什么突然间形同陌路人,互相攻击,这种变化又是谁造成的?虽然各说各理,但旁观者也不难找到答案。由于这样,马华的“一个马华,一个团队”也因党争持续不断变成“一个马华,三个团队”,真是够讽刺的“自残”。这就是翁诗杰的无奈与失落。

就此来分析,我们认为在下来的党选中,翁派的势力可能已被分化,需要靠蔡派的人马力挺。这样一来,翁可能需要向蔡派作出更大的调整以换取代表的支持。至于廖派这一股新崛起的势力,虽然经验不够老到,但他们排阵与气势也是不可低估的,再加上元老或前朝势力扶上一把,则廖派在这场选战中突围的优势是存在的。

虽然,我们不预测选情会一面倒,但代表们应该有分寸选出其中一个派系来主导的同时,也会让其他派系有人选在内起制衡作用。也许这将是一个混合式的新中委。无论如何,整个关键在于谁是未来的总会长?这与马华的兴衰是不可分割的。在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下,就让有智慧的中央代表选出一个能被华社“期待”的阵营,不要再让华社又一次的失望,这对马华一点好处也没有。

刊登于2009年12月7日《号外周报》第457期

《合艾和平协议》20年 (直挂云帆)

仿佛是昨天的事,一眨眼的功夫,《合艾和平协定》竟已是走过廿个春夏秋冬。回首前尘往事,虽然没有不堪回首,但却充满着变数与血泪。它构成了马来西亚政治史的重要篇章。

所有的故事都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当孙中山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帝制后,整个中国进入了山河地动的变化。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社会)也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尤其是华人社会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浪潮,兴起变革之风。较明显地是反映在对孙中山的期望,继后约1915年间,又吹来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直到1917年苏共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整个国际形势也因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起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就马新来说,则以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思想传入马新华人社会为新的起点。不但华文报兴起鼓吹新文化和白话文,而且华文教育也因之遍地开花。

正由于文化教育的传播,加上中国南来的文人也带来了社会主义思想,遂使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思想的影响是国际性的;尤其是马克思的思想于1921年在中国播下种后,它也在1930年导致马共的成立。这就是说,左翼思潮也在亚洲形成一种变革的动力,有组织性地在世界各地开展。

虽然如此,在早期的马共活动是有局限性的,直到1937年日本正式侵华之后,整个马新社会才动荡起来,而有了“南侨总会”之设。这种带有反侵略的运动也因势利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一股洪流,有力地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当战火于1941年底烧到马来亚,而整个马新于1942年被日本攻占后,马共组成的抗日军成了一股反抗的力量。继之,英国又和马共联手,开展游击战争;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的军事扩张行动,但人民也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1945年日本的战败和投降也导致了两股势力在不同的国家相较量。一边是中国执政的国民党并不接受与中共分享政权(或说联合政府),于是在1946年国共内战又起,直到1949年才见胜负。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才有了今日海峡两岸斗不完和争不完的恩怨情仇。另一边是马新社会也面临重临的英军并不愿意与马共分享政权,内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莱特是安插在马共的大特务的问题说不清楚外,也因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到英国和马共只能共患难而注定不可能走在一起。于是有了1948年紧急状态的实施,马共又转入地下,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也在森林中开展了。

这种胶着的状态在1955年有一个和平的契机,那是著名的《华玲和谈》。可惜因为条件不成熟,彼此立场南辕北辙,终以失败和破裂收场。其结果是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而马共则坚持其理想继续在马泰边境活动。两年之后,也即是1959年与马来亚切割开来(1948年)的新加坡通过普选开始走上自治,李光耀在那一年成为新加坡政治主角,出任自治邦总理。

1960年,马来亚政府宣布结束紧急状态,改以内安令取代紧急法令,但没有迹象显示有和解的机会,反而使到双方的关系时而呈现紧张;尤其是1963年马新政府在大力推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更遭到左翼政团的反对和抵制。这种支持或反马来西亚的立场也成了当时左右派的分水岭。但对左翼致命的一击是1966年印尼流产政变后,右翼的苏哈多政权抬头,不仅结束了长达3年的马印(尼)对抗,而且也给整个区域的左翼运动带来分歧和打击。一方面是深受1966年掀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转而采取强硬的路线;另一方面是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对议会斗争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争议,结果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者参加竞选;而马克思社会主义者采取了杯葛议会选举。1969年的大选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却意料之外,使到反对党取得一定的优势和执政了左翼的桥头堡—槟州。

虽然不久后爆发的“513”种族冲突事件令全国朝野震惊,但马共也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它的南进政策在持续着的当儿也面临阻力。

就在此关键时刻,一个改变马共命运的大事是1974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跨出了一大步,直接且义无反顾地与毛泽东主席握手,并且宣布马中建立邦交。这个划时代的壮举打开了马中紧闭的大门,彼此心照不宣地期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时代的降临。

1976年中国“四人帮”的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给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在邓小平登高一呼下,中国走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也预示着中国以外的共党必须好自为之,接受改变面对未来。马共也没有例外地在自我转型。

就在中国的改革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时期,在1987年,马泰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认为与马共和解的时机已告成熟,可以在新的和诚挚的基础上,寻找光荣的和平。

经过2年有余的曲折不平与兜兜转转的谈判后,马方与泰方及马共石破天惊地宣布三方同意和解,且于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的蠡园大酒店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正式结束马共的武装斗争,为区域发展与和平带来了新曙光。

直到今天,我们在同一个地点见证纪念签约20年纪念时,大家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皱纹和苍苍白发已磨灭不掉,但也掩不住在脸上展露的激情。此情此景,令人感触良多,虽然不是事事如愿,但十之八九也都无怨无悔。也许正待圆满的是一位85岁的老人正坚持其生命在继续燃烧,以便一偿回乡的夙愿。
刊登于2009年12月3日《东方日报》

马华党争逼出党选 (现代春秋)

箭在弦上的1128特大终于宣布取消。这意味着马华目前存在的3派斗争已找到或被劝谕找到下台的阶梯,同意举行重选来解决僵持不下的局面。

虽然尚未言明何时举行重选,但消息说原定1205的党代表大会也会展延,以便在明年正月来一个重选的代表大会。如果一切按所说的安排,那说明了正副首相(国阵老大及老二)发挥的影响力是浅而易见的。如果国阵不施压,恐怕马华3派直到今天还在为重选或不重选喋喋不休,也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肯收手?

由于马华今次的党争已经失控,且越发明显地成为利益集团的平台,已不得不用非常的手段解决不可。这就是说,马华从两派(翁蔡派)演化到三派(翁蔡廖派)的斗争。如果没有外来压力的干预,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这也是马华的一个悲哀。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在国阵不介入马华党争下,翁蔡的大团结方案会加速进行。一方面撤换委任中委和变动会长理事会成员,以打击和孤立廖派。例如将魏家祥和周美芬摒出会长理事会即为一例。另一方面,对蔡派作相应的让步,如蔡细历又重新担任马华柔佛联委会主席。接着下来就是翁蔡人马排排坐,分椅子;而廖派人马若不肯就范(翁放声要廖归队),则将会在党内被逐步边缘化,然后形成所谓“翁蔡大团结”的新阵容。即只有改组而没有改选下,让马华真正的走进“翁蔡共治”的年代(马华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老大老二共治的排阵);若翁蔡两派形成新主流肯定会掀起新的风暴,因为它是劫难后的产物,尚欠推心置腹。

正因为有此倾向,国阵若不介入将会使马华内斗更乱和难以收科,也就为首相插手提供了理由。不论是否可以解读成“干政”或“劝谕”都不重要,重要的看来只有是在首相的威力下,才能镇得住马华的派系不得蠢蠢欲动,否则各派是不会让步的。果然在首相“调解”和克制下,马华党内已暂时收敛,不再有人头落地,但怎样解套,还是各说各话。这又说明马华已不能自行解决党争,不得不听命大家长的安排,既悲也哀。

其实,既然三方已接受重选,也就没有必要对重选的日期的拖延找理由和借口,大可按照去年党选方式,尽快安排提名和投票,并允许参战的候选人结帮立派,各作有限度的宣传,最后让2380代表投下他们的一票,也就可以分出胜负。虽然不能保证党争将成为过去,但至少代表们选出的新领导层都应得到尊重。如果失意的一方不满,可选择沉默或退党,这是预料中事,也是政党必须承受的后果,马华不能因怕这怕那而不敢面对党选。

现在,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马上浮现:究竟马华的新领导人会是谁呢?要探讨这个问题,下列的情况是必须分析的:

① 翁蔡是否联手提名?若是,蔡将不会打老大,剩下翁寻求蝉联。关键是他们的排阵能否如他们所说的已取得90%党代表的支持?或有大变动?

② 若蔡不与翁联手,蔡选择打老大,与翁争领导,借此良机全盘翻身,他能以一挡二吗?由于可能性不大,再加上光碟事件,因此推测他会选择“坐亚不望冠”。

③ 廖派肯定与翁派不咬弦,必然会公开挑战而阵线分明,这就形成廖中莱对垒翁诗杰。若是蔡细历也插上一脚,则马华的龙头之战肯定十分精彩与紧张。由于这种可能性不大,竟有人推敲可能有廖蔡联手孤立翁派,可这种说法缺乏逻辑推理,反倒是翁蔡联手的可能性较大。

④ 除非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挑战老大,那就更是充满变数了。在这方面,我们不相信黄家定会“东山再起”,也不相信陈广才有意卷土重来,因此剩下的黄家泉不能排除他的上位的可能性。当然也不能否定江作汉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但就眼下来看,马华公会的新舵手很可能将只局限在翁菜廖之中择一人。不是别人不够格,而是总会长的职位只预留给特定的人士来担任。过去是这样,今日也会是这样。

虽然有人会以人的领导素质来比较领袖的条件,但这不是绝对的,它需要加上手段和时机。聪明的人没有实力是没有用的;勤力的人没有团队也是白费心机的。不论我们怎样期望政治天才“降世和下凡”,但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中;尤其是在马华公会中,它需要的是一位能驾驭党也给党带来活力的领袖,个人的才华不是成功的保证;成功属于懂得抓住机会的人。由此来看,今次的马华的重选,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模式来进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不能期望一甲子的马华能带来惊天动地的变革;反而它的内斗倒叫人感觉到马华内部矛盾重重,积重难返,这才是马华的致命弱点。新的领导班子能否正本清源为马华对症下药?没有人知道,也许天知道,但天意又是怎样的呢?就不得而知了。今天的马华若无法从重选中跳出困境,那马华的未来是柳暗花不明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华上下必须认真地正视重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代表自救,马华才能得救。

邱家金现象反思 (跃马扬鞭)

没有人能够否定邱家金的学术地位;他也被视为本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因此即使他已经退休,他的言论还是掷地有声的。正因为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他也在某些时候在言论上有选择性的表达,甚至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境”,难怪跳起来与他对骂的大不之人。

例如,他曾主张推行单一源流教育,以达致国民团结的言论引来无数的隆隆炮声也是意料中事。因为骂一位没有权势的人是不会有“后遗症”的;因为骂一位“二毛子”“数典忘宗”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邱家金成了华社的箭靶子,把他骂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邱教授知不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也许他已知道,但他还是“面不改色”地再坚持他的己见。

这一回他的言论更是“当头一棒”的打下来。如果报章没有引述错误的话,他的意思是说:华小倾向(后来的澄清)栽培“抄袭人才”。这些学生缺乏创意,请看本地的华校子弟,有多少个是知名的科学家?或会研发产品?

这一下子,除了一大片反击声和谴责声外,也还是充斥一片叫骂声,因为他犯了华社的“天条”,说了不该说的话(如果不说,那就无事了)。偏偏他就那么固执,固执到连马青的魏家祥都邀他来辩论。而这位备受争议的学者竟也坦然接受(毕竟他不是政客,不必躲躲闪闪),愿意来一个大辩论。不用说,在舆论和压力下,邱教授将会占下风的,已是“未辩先输”,因为华社不会给他“祝福”。他也许会有少许的掌声表示他有勇气面对群众与斗士;但更大的喝倒彩声正在等他开“金口”。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胜负”,但我们还是可以把邱家金的大胆言行解读成“邱家金现象”。这个现象毕竟不多,因为身为华人,谁敢把老祖宗的文化弹得一无是处?不过这不等于没有这样的现象,而是长久以来,华社就存在“邱家金精神”的倡导者与维护者。随手拈来,俯拾皆是。不仅是做生意的阿伯,我们的从政者在一边厢可以和林连玉拥抱,或说他是林连玉的信仰者和追随者,为的是政治的筹码;但在另一边厢则把子女送进英校(也许他们心理在想,读华校有什么好?参政还不是英文第一?)为的是将来可以走向官场。

还有我们也不要笑搞教育的人老土或不识时务,他们一方面大谈华文教育,似乎华文教育是命根子;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悄悄地把子女送进英校。如果连这些华教份子都看不起自己的文化时,他们还有资格骂邱教授“忘本”吗?

当然他们没有邱家金的勇气敢于公开表达,只做而不说。但这些人与邱教授相比,倒让人觉得这“红毛直”也真的敢敢直。

或者,我们又换一个角度学习副揆慕尤丁的精神,他也真是搞政治的高手,说什么不了解邱家金的意思,而且在他看来,华校也有很多优秀生。这不就完了吗,何必与他较劲?
可是,我们还是从报章上阅及有人抬出某些成功人士也是华校生,谁说华校生是copy cat?但这样的举例也实在没有多大的意思,万一邱教授反指出有大义禀然的人也不爱华教,那我们又该怎样自圆其说呢?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怎样对待和批判“邱家金现象”已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辩论是可以进行,但首先我们也得反思和反省为什么会有邱家金现象?这肯定不是邱家金带头,而且一百年前就有此倾向,到后来才严重化起来。不过由于 80年代英校的转制竟导致华小吃香,不是突然间发现“中华文化”的伟大珍贵价值。

虽然如此,随着物换星移,千禧年后,华文教育不再是“政治文化”后,它的抬头或者可以在未来的十年内,让许多的“邱家金现象”追随者真正意识到原来华文教育可以被容纳在国家教育体系内,而且价值不亚于英文在国家的地位;更有数不尽的华校精英在世界飞舞。到了那一天(也许不用太久)回头来看魏家祥与邱家金的辩论已没有意义了;也许邱家金也已看到中国崛起是怎么一回事了。

刊登于2009年11月30日 《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