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17

个人简介

拿督谢诗坚博士(笔名“飞扬”)是名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1945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祖籍广东大埔。毕业于韩江中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肄业、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硕士及厦门大学文学博士(相关报导) 。自1966年起,即从事新闻工作达25年,诸多文章散见各大报刊。1978年获槟城政府颁发服务有功勋章PJK;1980年获国家新闻从业员新闻写作杰出表现奖,并于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在2009年获得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财富时报》社、凤凰卫视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09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为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出版《静水深流》一书以资纪念。

拿督谢诗坚博士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先后出版十本著作:《采访外集》(1970年)、《采访二集》(1973年)、《诺贝尔奖金得奖人—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1977年)、《柬埔寨的悲剧》(采访三集)(1980年)、《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林苍祐评传》(中英文版)(1988年)、《巫统政治风暴》(1999年)、《血腥风暴(以巴千年恩怨)》(2003年)、《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年)、《中国革命学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2009年)。其学术论文包括《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等等。


目前担任韩江学院名誉院长、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槟州客属公会会长及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历史
1966年加入「星洲日报」担任记者
1971年转入「星槟日报」担任编辑
1973年开始撰写“社论”,前后共达13年
1974年升任「星槟日报」执行编辑
1975年升任「星槟日报」副总编辑
1976年升任「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
1985年离开「星槟日报」合创「联合报」(三日刊)出任社长兼总编辑
1989年协助复办「星槟日报」,继续领导「联合报」集团报刊出版,担任社长兼团总编辑。
1990年弃笔从商,创设「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主席兼总经理职,专营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茶叶土产业务至今。
1998年应「光明日报」之邀,重新执笔,定期撰写时事及历史评论文章,其笔锋之健,资料之丰富和理论之大胆,已赢得口碑。
2002年应《号外周刊》之邀,每周开始发表专栏文章。
2004年受《南洋商报》之邀,每周编写专栏,内容为时评为主。
2004年荣膺马来西亚州元首封赐为DSPN拿督头衔。
2004年先后考获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及厦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行政)硕士。
2007年考获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中学期间,就开始从事文艺创作,曾夺得全国华文作文比赛第三名,从而加强其从事文化工作的信念。

拿督谢诗坚博士系报人出生,长期的记者生涯,使他具备了丰富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
在其处女著作《探访外集》序言中,前《星槟日报》总编辑林珊珊称道他是一个能“运用脑子的记者,是以新闻形象事实之报导外,还去寻求其来龙去脉、内幕秘闻和有关系的种种事物,分析解剖,即所称为特写。要从事此项工作并不容易,若没有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也会有志莫逮。因为对问题不会深入观察,中肯入微,而笔下流露,又不会穷形极态,淋漓尽致,使人读后索然无味,複何足贵。谢诗坚是一位能兼运用脑的记者,博闻强记,写作不倦,是我敬畏的青年朋友。谢诗坚在新闻工作之余,还对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等国的政治、历史、人物做过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柬埔寨的悲剧》、《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林苍佑评传》、《巫统政治风暴》等学术专著。

为使网友阅读其评论文章,特将刊载于《光明日报》、《南洋商报》、《号外周报》、《中国报》及《光华日报》之文章及作者之学术论文一併上网,希望各界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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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坚博士人生三部曲:报人学者儒商 才华洋溢


文: 陈锐嫔

(韩视网报道)韩江学院名誉院长的谢诗坚博士兼韩江三校董事总务拿督谢诗坚博士的人生三部曲,先以优秀报人,进而杰出学者,而后摇身一变为成功儒商!

以下是他在《马潮联特刊人文汇集访问特辑》里的一篇访问稿,分为乡情篇、贡献篇及成就篇,叙述了谢博士半生的奋斗及拼搏精神。

乡情篇
马来西亚资深报人兼著名时政评论家拿督谢诗坚博士原籍广东大埔,先父谢胡添从中国南来后,在槟城开药材店。童年在药材店生活的影响了谢诗坚,促使他在离开报界后,投入中药生意,创出一片天。
客家人处处为家,大埔在地域上,也属潮州一员。父亲为客家人,母亲为潮州人,谢诗坚同时吸收了客家人刻苦耐劳以及潮州人打拼创意的精神,他尤其谨记的是父亲提倡的“耕读传家”精神,即农忙时要耕田种地,赚取生活所需;农闲时就浏览书籍,汲取精神养分。
谢诗坚非常惦念乡情,除了曾经回中国寻根外,更在中国进行投资。中国成药药酒中心代理进口的产品中,中国产品占了很大的比重。
谢诗坚指出,身为海外华人,看到中国强大,心里感到非常欣慰。“这种情怀是出自纯粹的民族情感,而不是区分他者的种族主义。”他说,可以回到中国寻根,心灵得到了慰藉,这样的感情,年轻一辈或许无法感同身受。
贡献篇
拿督谢诗坚博士曾就读于韩江小学与韩江中学,在韩江中学求学期间,谢诗坚是《戏剧研究会》的主席,当时的戏剧研究会会员共有800余名,占全校3千余名学校的25%,是校内最大的学会。
韩江中学高中毕业后,谢诗坚就到南洋大学深造,修读历史系。他感念韩江给他的知识启蒙与养分,于1994年进入韩江董事会,积极投入办校行列,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
韩江学院在2000年开办后,谢诗坚被委任为名誉校长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为了可以在这个新职务上有更好的发挥,好学不倦的谢诗坚毅然决定重拾书本,在繁重的生意以及繁忙的社团活动中抽出时间做学问,前后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两个硕士以及一个博士学位。
另一方面,谢诗坚于1996年接掌客属公会会长的职位后,满怀热枕地推动客家事务,成功在槟城打造第一个全马首创的客家文物馆。此外,他也积极策划在浮罗山背建设客家村及客家文物馆。
有鉴于谢诗坚在过去不断积极推动及发扬客家文化,不间断搜集客家人南来槟城的历史资料以及种种历史足迹,对传承客家以及中华文化方面贡献非同小可,所以在2009年,他被台湾行政院提选成为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的其中一人,主办单位更拉摄影队伍队到槟城与他进行访问。
成就篇
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不同阶段,从事不同的行业,都有杰出的成就。年少时期,他是优秀的新闻人;离开新闻界后,他在商界取得一定的成就;而目前他是一位带领韩江学院创造未来的荣誉院长,也是大马赫赫有名的时事评论人。
谢诗坚从1966年开始就投身报界,起初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在29岁的时候,他已经是《星槟日报》的总编辑。1985年,他和新老板理念不合,离开了《星槟日报》并用24万令吉创办《联合报》。《联合报》在1988年的销量每期有55千份,成绩傲人,这促使董事会决定把停刊的《星槟日报》顶接下来准备复刊。但是顶接与复刊的过程并不顺利,不止面对《星槟日报》旧员工的抵制以及要求解决薪水的问题,最后更因复刊后员工士气低迷及广告赊账收不回的重大打击下,谢诗坚最终忍痛把自己创办的《联合报》出让,在1989年封笔离开报界。
在投入新闻工作的25年间,谢诗坚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大马政治的风暴与演进。他把这些年的见闻化为文字,出版了多本历史性的著作,为马来西亚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谢诗坚封笔10年后,在1999年在《光明日报》的邀请下重新执笔。经过10年的沉淀期后,他的观察与文笔更见锋利,所撰写的时事及历史评论文章,因为笔锋锐利、资料丰富、见解独特,目前已经是大马评论界举足轻重的作者。
自从离开报界后,谢诗坚弃笔从商,创设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从此在中药界中创出一片宽阔的天空。其实,他从小在中药店长大,对中药材并不陌生,决心投入中药生意后,他亲自前往国外引进中国、日本、香港和台湾等地的药材和药物,因为引进的产品功效卓越且经营得当,在短短的一年内,谢诗坚不但把办报的亏损都赚回来了,也奠定了自身在商界的地位。
投入商海的他,依旧面对风浪,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在1997年突如其来的经济风暴中,市场讯息敏感的他已经察觉,提前将业务中心移向上海和安徽,在当地设立基地和研究中心,并将业务联系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目前公司专营的“健之花”产品,是公司的人气产品,多年来备受顾客信赖与拥护,使到公司业绩扶摇直上。由于所有的产品都已经取得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注册准则及达致良好生产准则水平,未来发展的空间无可限量
拿督谢诗坚博士担任职务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
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
马来西亚七大乡团工委会副主席
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
槟州客属公会会长
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
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
拿督谢诗坚博士学术成就
2004 考获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
2004 考获中国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行政)硕士
2007 考获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学术论文:
《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拿督谢诗坚博士荣誉榜
1980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新闻写作杰出表现奖,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2009年获得中国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
2009年荣获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名列东南亚客家精英
转载自《韩视新闻中心》http://www.hctvnews.net/hc_web/php_hc_read.php?n=22582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庆祝银禧

谢诗坚:健之花产品再攀高峰
公司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产品资料)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拿督谢诗坚博士是位博闻强记、笔耕不辍的资深报人,长达25年的新闻工作,数以千篇文章见诸报端,奠定了他政治评论家的学者地位。 他的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闻名遐迩,孰不知他在文坛上名气响当当,在成药商场上也是长袖善舞、经商有道,屹立中药界25年,两者相互辉映。

为配合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25周年银禧纪念,拿督谢诗坚接受《光明日报》的专访,特为其专营"健之花"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等业务作个总结,细说从头。

话说当年,虽历经60年代进入报界且曾办报,但由于自小追随来自中国的先父谢湖添左右,于其设立在霹雳的药材店内耳濡目染,本身兴趣使然在中医中药致力钻研,故于1982年创设该公司门市部。

他透露,嗣89年,离开《联合报》毅然弃笔从商,公司转型步入进口货物经营批发市场,全面进攻药业。 来到1992年后,其公司进而迈向国际化,与中国、日本、香港厂商联营成为合作伙伴,药品种类繁多,一应俱全。

他忆称,虽然1997年的一场经济风暴突如其来,货币贬值约40%,但洞悉先机的他来个改弦易辙,将业务重心移向上海和安徽,设立基地和研究所,并将业务延伸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谢诗坚欣慰表示,有道是"危机即是转机",当年所打出的"健之花"品牌,提出"健之花商标,信心的保证"的口号下,备受顾客信赖和拥护,远近知名,业绩扶摇直上。

紧接著该公司随著政府卫生部医药管制的步伐,逾百种药物都在公司名下注册,换句话说,产品进一步取得MAL卫生部注册准证及达致GMP (良好生产准则)水平。 "幸好公司设立已有一段长时间,否则在摸索上不易成事"。他如是表示,拥有准证,当可为原有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他向记者列举该公司的5大类产品,基本上计有:
(1)治疗药;
(2)治顽疾的慢性药物;
(3)保健品;
(4)外敷药及;
(5)卫生用品如牙膏、洗发水和肥皂等。

而公司最具代表性的高档产品,举其荦荦大者,首先有AHCC植物多糖,它具有高免疫功能,有针对性,对人体恢复健康,延年益寿裨益极大,十多年来,服用者不绝,足以佐证。

血管阻塞心律失常 謝詩堅用山海丹攻克


现年62岁的谢诗坚坦言因本身于1993年初发现心律失常,曾在《槟安医院》作血管扫描,诊断出共有2条血管阻塞,当时医生建议需要开刀。 惟在中国寻访名医后,著名医师向他献议服用"山海丹"胶囊,他从善如流。在服用了两年之后,病情大大改进。再从医院的血管扫描中,一条血管阻塞率已由75%减至30%,另一条则从95%减至25%,令医生也大感意外。

他说"山海丹"不只在过去10年来改善他的病况,更无需花费开刀,证实了其功效。

记者认为由他现身说法,确是恰当不过的。 "山海丹"是复方中药制剂,是该公司针对性产品,保护心脏及控制胆固醇偏高。

他说,于1993年5月份他又发现左耳失聪,在经过MRI磁力共振扫描后,医生确定这次非开刀不可。

他为此走遍中国广州、福建、上海及吉林寻找脑外科医生,至终是在广州南方医院动手术,将脑内的肿瘤取出。返国后为使脑力保持如常及防治脑血管阻塞,经服用"脑血康口服液"后,也证实了它的功效,对中风疾者也有其效果。

此外,"抗脑衰"可帮助加强记忆力,其他治疗肾结石和内外痔的中药,都是公司有口皆碑的产品。 其他,如长白山中国灵芝、人参丸、珍珠乌鸡白凤丸和冬虫夏草等,销售网遍及东西马及新加坡,以上种种皆是高品质的保健产品,也都有本国卫生部发出的准证。

中藥走向專業化
为使中药走向专业化,该公司长驻医师林美芳女士,是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师,毕业后多年师从福建中医学院院长杜建教授及其他名中医教授,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公司内向上来门市部问诊及惠顾的病患者介绍良药,使得顾客深具信心,有助于公司业绩的起飞。

她也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林医师早期曾相继患上淋巴癌及甲状腺癌,经过电疗动了手术痊愈后修读中医科,今学以致用,为社会上贫病人士作出极大贡献。

该公司新一代产品代言人谢书敏,致力使中药走向现代化,更是《健之花》的推销人才。



该公司亦是全马首家于1990年开始率先引进来自中国的正规中医师及教授为各界进行临床及讲学的先驱,拿督谢诗坚认为这么做确有助于提升本地人对中医中药的信心。 他说期间每3个月轮值一次,总计有70多位来自中国的中医师在槟城及吉隆坡驻诊。 他开了先河,也蔚为一种风气。如今马来西亚政府也开始重视中医中药的辅助性功效,令人欣慰。 他说,当时他也曾为有关中医师出了五、六本书刊,加强社会人士对中医的认知和了解。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位于槟榔律257号一楼(即Mydin超市对面楼上)。
(257 1st Floor, Penang Road, 10000 Penang)
电话:04-261 5578 传真:04-262 1321
电邮:cpmcheah@gmail.com
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17.1.17

香港不可能是独立体 (天下纵横)

BBC中文网总结2016年有12件政经事影响了中港台的关系,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香港部分年轻一代越来越倾向港独,甚至否定香港是中国的。最令人难以理喻的是在去年9月当选立法议员的游惠祯及梁颂恒在宣誓时口出脏话而惹怒民众;更毫无掩饰地反对将香港与中国拢在一起。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波也引发中国人大对香港基本法作出释法,认定香港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主权归属中国。换句话说,任何人如果不接受和不尊重基本法就是对基本法的否定。因此身为立法议员及法令的制定者,如果不依法行事,那就无法行使议员的权力(不被接受其宣誓方式和内容,等于尚未正式成为议员)。为此香港政府将他们两人提交法院研审。经审判后,法院认为它需要接受人大的释法,无法自创一格,也就判这两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议员失掉议员的资格。虽然他们已上诉到终审法院,尚未有结果。
其实这批新生代是深受2014年“占中”运动的影响,进而孕育强烈的“香港是香港人”的心态,进而再演绎成香港是个独立实体。也就出现了所谓港独的口号继之进而成为一种持续性的运动。
虽然香港人对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曝光产生抗拒之心,但在2016年中时,已返回香港的书店店长林荣基突举行记者招待会,申诉本身是被“中央专案组”带走的。
根据了解,铜锣湾书店是专卖在大陆看不到的“禁书”,这些书的真真假假也把中共领袖描绘成贪婪和滥权的人,更有所谓“内幕”将当事人形容成无恶不作的人。
为了“杜绝”或减少这类“耸人听闻”的书刊造成坏的影响,相关方面也就不得不对相关人士进行“提问”和了解这些书是谁供应的?或这些书的作者又是谁?
在一方面,中国官方指出这些香港人也是中国公民,是中国政府管辖的子民,可以被调查问话;但在另一方面,香港青少年的叛逆心态,再加上在2016年的华人新年期间(2月)在旺角发生的骚乱暴动事件,肇60多人被捕及百余人受伤而造成两面影响。负的影响是香港人反对暴力示威;正的影响则是激发年轻人产生更大的抗争心理,认为中国没有意愿让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
平心而论,中国政府应该是有诚意让香港回归后能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了解到香港人长期生活在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熏陶下,尚不习惯大陆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一国两制就成为“折衷方案”。
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一国两制”是否成功或失败,而是集中讨论香港人是否已享有50年不变下高度自由与民主?如果与英国时期大同小异,也就说明制度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香港人,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自然对中国的政制没有好感。也就是说,在比较下,香港人认为生活在英殖民时代是比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时代来得更舒适和自由。这种思维也助长了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治国方案有所质疑。因此在争取不到港督直选下(由政党派出候选人角逐特首,而不是由1200名选举人先筛选出两三人,才由选民投票选特首),他们就索性走向“港独”,期望能摆脱中国的控制。但洞悉内情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已向香港人说港独绝对行不通。因此港人可换另一个角度寻求更民主和更自由的政治空间来达致所要追求的目标。若是一直钻牛角尖,到头来损失的还是香港人民。

刊登于2017年1月16日《号外周报》第821期

槟州马华又回到原点?(跃马扬鞭)

马华总会长廖中莱不经意地宣布由州署理主席陈德钦上位而成为槟州马华联委会主席。
他是接替卸任的黄家泉(第二贸工部长兼马华总秘书)而预示着他将带领槟州马华迎向第十四届大选。
从表面上看,这是马华“本土化”人才的另一个“印证”,但实际上是马华党中央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因为马华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在槟州惨遭灭顶。如果加上1969年及1990年的大选,马华共有4次全输得干干净净。后来(2005年)即使启用外州重量级人物领军,也还是功亏一篑交了白卷。
槟州马华之所以走到今天完全是它本身的战略所致,而且从一开始就打错算盘。这在其它州来说是少有这样的先例。
首先当马华在1949年成立的时候是由党中央(应该说是陈祯禄)委任槟城富甲一方的吴瑞琴出任槟州主席(也是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主要是需要有头有脸人竖立形象)。因此当林苍祐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党务就落在林苍祐的身上,他既是马华的州议员也是槟州联盟主席,但不是槟州马华主席;尤其是在1957年选首席部长时,是林苍祐婉拒推荐,才由他决定王保尼担任首席部长。这就是说,身份与职权是分开的。
王保尼从1957年担任首长到1969年下台,前后12年。他也从来不是槟州马华主席。反之这个时期(1969年)上台的林苍祐不是用马华身份出任首席部长,而是以民政党的身份东山再起,一跃成为槟州执政党,也给马华“创造”第一个“零蛋”(零议席的纪录)(林苍祐是在1959年与东姑闹翻后在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
在这之后,马华在陈修信年代依然委任大老板出任槟州马华主席,例如接吴瑞琴的橡胶大王连裕祥(1961-1964)、从事银行业的苏承球(1964-1969),他们都是来自商会的会长。马华的头家形象从此被确立起来。但即便是商界泰斗也救不了马华在1969年的下沉。
当陈修信在1974年退位由李三春接手后,他就暗中在槟城策划一个“宫廷政变”。林建寿(曾任左翼社阵总秘书)参与其中。
为了让林建寿得以扶正,李三春在1976年亲自接任槟州马华主席,约有半年的过渡给林建寿。就这样在1977年到1984年林建寿在槟城成为呼风唤雨人物。且1978年导演了一场“马华七人帮”向民政“宣战”在失败后,他又在1982年酝酿更大的计谋。
先是李三春敢敢到芙蓉挑战曾敏兴(行动党主席),条件是马华要在槟州“翻身”。只要马华赢得的州议席比民政多,首席部长就归马华,反之则仍由民政保有。结果林建寿还是在1982年大选中败下阵来。
继后,槟州马华改由李永枢(1984-1986),而后是石清霖上位(1986-2003),再后是黄锦鸿接班(2003-2005
在石清霖后的年代 1999年大选后,意外地发生民政两名州议员林武灿及林建安过档马华,而致马华11席及民政剩8席。虽马华再掀第二次夺权风暴,但被马哈迪压下,从此马华自认在槟城只有二奶命。
为了解决槟州马华内讧,黄锦鸿被逼下台(2005年),换了外州人接班,他就是陈广才。当时黄家定的理由是“对等”委任,即陈广才与许子根都是党的二号人物也是部长级人物。与此同时,一项重要的“使命”是马华与民政终告“偃旗息鼓”,一个主中央,一个主槟州,不再为争夺首长直闹得鸡犬不宁。
因此在陈广才之后的廖中莱(2008-2010)、黄燕燕(2010-2015)及黄家泉(2015-2017),这些重量级人才来主导槟州也是意义不大的,甚至是不具意义的,毕竟争来争去都是坐亚不望冠。
从这样看来,马华在兜兜转转12年后又回到原点,这就是马华的宿命。说得坦白一点是马华党中央“放弃”在槟州出头的希望;说得好听一些是让槟州马华自力更生,所以槟州马华只得自我保重。

刊登于2017年1月16日《南洋商报》

第一间华校在哪里?(现代春秋)

虽然写了两篇关于华教的文章,但似乎言犹未尽,也就再写下这篇继文,以进一步陈述华文教育在马新的“开天辟地”。
我之所以有此念想是在去年(2016年)经常经过大英义学校(Free School)时,总看到大大的字提醒我们这间学校已有200年的历史,它创办于1816年,因而在去年有一个盛大的两百年庆祝活动。
所谓1816年是什么概念?这得从槟榔屿开埠说起。英人莱特是在1786年乘军舰抵达槟榔屿,并升起英国的国旗,象征着这块土地已归英国人所有。在那个时候,马六甲早已归为荷兰人所有(葡萄牙于1511年攻下马六甲,而在1641年被荷兰打败。荷兰控制马六甲直到1824年才将这块历史城堡交给英国,以换取英国让出位于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
在其时,新加坡尚未开辟,莱佛士是在3年后(1819年)才拿下新加坡。
从这样看来,大英义学的成立年代刚好是英国占有槟榔屿的第30年。
而它之所以被称为Free School是因为英国人开办的学校是免费的。
在后来这间学校成为英国人推动英文教育的新起点。
我们的华人社会似乎也不甘寂寞总要找出一间不输于大英义学的华校,结果在后来有人发现槟城有家会馆悬挂一个大大的牌子,称之为《五福书院》(亦是广府人的会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后人就认定《五福书院》是华人最早的学堂,而且与一位侨领巨富郑景贵有一段佳话。
当年郑景贵(1821-1898)是槟城巨富,也是锡矿家,一生有三大荣衔:私会党(海山)首领(客家人)、华人甲必丹及吡州州议员(委任)。虽然他不是广东人,但他有份捐助《五福书院》(或五福堂)的兴建,因隶属客家人的增城和龙门县也被列为五福堂的12县中。而郑景贵刚巧是客家人。
根据广东人的典故看来,在古时它是供广东人聚会和上京赴考的落脚处;而所谓五福即指一寿、二福、三康宁、四修好德及五考终命。
我也曾访问过《五福书院》,问管理人是否最早期的学堂?他也说不上来,只知道早年郑景贵有办过学堂称之为《慎之家塾》。慎之是景贵的号。究竟他的家塾(私人学堂)是先设在义兴街或是牛干冬,各有说法。
甫逝世的学着郑良树就持有这种质疑。因为早在1815年,马六甲已出现英华学校(比大英义学早一年)(有说是英国人办华校)。另一说法是马六甲共有9间华人私塾,其中8间专供福建学童,另一间供广东学童。
而且传说中的1819年已有《五福书院》似乎不能成立,因为槟城开埠不过33年,哪有开办私塾的需要?再说,后人又考察得知《五福书院》是在1895年才在牛干冬兴建而置上书院之名。有人说在更早时候也称为五福堂的五福书院,会址设于郑景贵私宅(义福街)。今天我们在郑景贵私宅看到“慎之家塾”即是他个人的“学校”,不算正规学校。不知后来才搬迁至牛干冬而改为五福书院。
其实,华文教育在马新遍地开花是起于辛亥革命(1911年)后;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与动后更是一片欣欣向荣,而不能将私塾混在一起。
虽然康有为及孙中山相继到新马展开活动时,就起了冲突,因为康有为是保皇派的,只主张改良,不必废帝制。孙中山坚持不革命不得让中国新生,因此非革命不可,即使流血也在所不惜。但他们两人对教育文化传承的贡献是众所钦佩的。
新式教育也在那个时期出现。第一间是来自槟城的孔圣会中华学校(建于1904年);而第二间则是新加坡的应新学校(1905年)。这两间学校是南洋侨领张弼士带了头,也就把张弼士当成第一个华教推手。
就是因为华校的活动十分蓬勃,又因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在马新流行,结果引起英政府的警惕。在1920年向华社实施报纸登记手续及办华校要请准,等于是变相的控制,但华人社会的坚持到今天仍有1298间,只可惜约40%的学校属于微型,学生不足150名。
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国民小学有5858间,华小有1298间,淡米尔小学有523间,基本上校学生人数已超逾300万名,其中58万是华小生。
但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是非华裔生竟逐年增加,现在已达到华小生的15%,约有9万名。如果再加以时日,非华裔生再增加入华小,也不足为奇。既然这么多非华裔生也喜爱华文小学,华社也应敞开双手,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友族学生。
在过去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安亲班和托儿所,孩子是直接上小学的;但在今时今日,两三岁的孩童学习校园生活是正常不过的。根据统计,全国有万余间学前的“学校”,有学生近400万名。
如果说学前儿童有400万名在“就读”,那么就有300万名刻下在小学读书,当他们完成六年小学的免费教育后,就可进入中学。中学有三大类型: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及独立中学。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是在1923年转成中学的钟灵中学(原称为钟灵学校)。
目前在中学受教育的人数有200万名,其中有78间是国民型中学,吸收12万名的学生;而独中(60间)有学生近8万名。当然有更多人进入国民中学,而刚兴起的私人中学正方兴未艾。
今天在我国共有20间公立大学、25间私立大学及外国大学的分校和大学学院多间。如果再加上400余间学院的招生,则马来西亚学生只愁不够钱进大学,而不是挤不进大学。
根据统计,大专生的数目在100万名左右,虽然有不少是报读学院文凭班,但他们也希望早日完成大学教育而有出头天。
如果我们总结上述情况,不难发现在3千万人口中,有超过600万是在校的学生占了人口的20%。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政府希望大专生有50%在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因为国家需要大批大批的大学生。也只有从教育着手,这个国家才有光明的未来。
表面上看,我们的教育是很发达的,学府又林立,发展成为区域教育中心也有足够条件的。可惜的是,我们搞不出素质教育和活的教育,仍然停留在填鸭式的呆板水平,这也无形中削弱了学生的学习热忱。
因此改弦易辙和自我检讨才是确保教育成功的基石,不检讨就不能上进,不改变就不能解脱。这就是教育的基本原理。

刊登于2017年1月16日《光华日报》

13.1.17

回教排斥社会主义的因由 —评丘光耀的“马克思”论 (直挂云帆)

有“政治超人”之称的丘光耀虽然已经脱离了民主行动党,但他的思路与评论文章仍然没有脱离民主行动党的“第三道路”的思维,因此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自然带有批判的精神。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改良和对社会主义的新解是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摸索出来的“改良社会主义”或“修正的社会主义”,也有人称之为费边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它最主要的特点是相信议会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
民主行动党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下接受了西方的“社会主义”学的理念。比如它与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乃至美国的民主党等有得比较。
一旦它掌握了政权就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行政,可以带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但绝不能渗入共产主义的理念。毕竟它更大的程度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政治导向的。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执政至今已58年,它的执政模式和理念已是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在1961年,人民行动党内部左右派的分裂导致左翼党员脱离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党”(简称社阵)(以林清祥为代表性人物)后,更显示两者之间的左右之分,而不是谁的社会主义才是最好的。从那个时候起,李光耀与林清祥的斗争也成为政党本质的分水岭,一边是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民行动党;另一边是以科学或纯粹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阵。两者之间看似有些相似,实则大相径庭。
在这个过程中要带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那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新兴独立国家正在探索应走什么道路?例如印尼因为国民党的领袖苏卡诺当上印尼总统后,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不甘于其军队仍是掌控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手里。为了摆脱这一窘境,苏卡诺借助实力不断壮大的印尼共党的支持,因而在60年代推出一个十分奇妙的“纳沙贡”理念,其意思是“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三结合”,以期在亚洲国家中独树一帜;更不让远在中东和西亚的国家专美于前。埃及在1952年由纳塞政变成功后就靠向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阿富汗也是在接受苏联的援助下走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十万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就是因为后者企图摆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招致杀身之祸。1989年苏联撤军后,在翌年自身也变天,马克思主义不见了。其后果是今日世界动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回教与社会主义是可以挂钩,甚至是共存的,也没有相互抵触。印尼是最好的示范。同样的,马来亚及后来的马来西亚的回教政党的领导人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例如其党主席布哈鲁丁在战后(1945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就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因为左倾,布哈鲁丁一度被扣留,更在1950年他所领导的党被英政府查封。
1955年,他应邀与左翼的布斯达曼共同成立人民党,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虽然在1956年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加入回教党成为党魁,但他并没有抛弃其社会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布哈鲁丁是支持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
正因为英国提出组织马来西亚联邦的计划,导致马新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结成统一阵线,反对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并形容这是变相的殖民地产物。另一方面,也激起印尼起而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中国在那个时候已准备与苏联划清界限,因而支持苏卡诺的反马来西亚运动。
就这样,印尼将中国及马来西亚的左翼政团拢在一起,展示“纳沙贡”的伟大力量,但马来西亚还是在1963916日成立。
从这一天开始后,印尼向马来西亚开展“对抗”,军事上的冲突不断。不过,苏卡诺还是对右翼军人有所警惕,也就同意由他的贴身部队,在翁东中校领导下,向右翼的军人府邸进攻,结果杀死了6名军官。但最重要的人物纳沙顿逃掉了,他转过头来向装甲军司令苏哈多发号施令,要他反击政变。就这样,苏卡诺的部队在寡不敌众下宣布投降,一场惊心动魄的流血政变和反政变震惊了全世界。
于是在1966年整个局势急转直下,马印对抗结束了;苏卡诺被限制在总统府内,苏哈多掌控了大部分权力。它的结果是印共被大屠杀,估计不下30万人遇害;当时也掀起排华浪潮,诸多华人不得不含泪投入中国的怀抱,远离在印尼的家乡。
更为重要的是,印尼在1967年与中国断交,它认为中国介入苏卡诺的政治活动。因此也一起宣布全面禁止中文报刊的出版,整个印尼不见中文书本和杂志。印尼人民的苦难也从血流成河的残暴中罄竹难书(禁令长达30年之久)。
就在印尼反政变成功后,这个国家也立即向右转,也不再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而且还提出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是致命伤的话语,说马克思认为宗教是精神的鸦片。
这种思想的传播几乎全面性的,以切割回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美国对当年的流产政变是沾沾自喜的,从内部搞掉马克思学说带来的威胁)。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1999年大选时,安华有建议让人民党党魁赛胡申阿里到吉兰丹提名国席,但被回教党婉拒。当时回教党长老,也即是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说,我们不欢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在吉兰丹州提名竞选。
另一方面,当1979年科梅尼在伊朗领导宗教革命成功之后也刺激许多逊尼派的回教徒不甘落后,变得更加好勇斗狠。极端的回教国(塔利班)的出现和奥沙马宾拉登自成一格的掌控话语权,在在把世界导向不安定的境界中。还有民主行动党一直不被马来社会普遍支持是因为它被认为不但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而且也是华人的政党。
因此,丘光耀所说的,马共的失败不是马来人拒绝社会主义无神论的问题。我认为恰恰相反,撇开马共不说,在马印对抗结束后,马来西亚年轻一代开始反思回教的复兴课题,究竟回教可与社会主义共存吗?在没有答案底下,安华搞的是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走向社会正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在今天看来,不存在以宗教教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权,也不知道能否在回教世界中找到这样的模式?还有缅甸的独裁政权若也可被归类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佛教的社会主义?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讽和侮辱。

刊登于2017年1月13日《东方日报》

9.1.17

马币又再风雨飘摇中 (天下纵横)

马币兑美元的下降使到从事入口生意的商家一直在提心吊胆,因为又再一次面临如同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无法掌控马币兑美元的汇率。今天马币在国际市场中不仅被压贬,也累及商家被迫走在钢索中看不到未来。
回想8年前,一切历历在目。犹记得在80年代开始与中国有生意往来时,马币的坚挺令许多人称羡不已。在那个时代马币兑美元似乎被“固定”在1美元兑2.5马币。渐渐地马币被接受和承认为稳定的货币之一。在90年代终于挤入国际外汇市场。
当然马币受到国际外汇市场的认可是尾随在新加坡之后,因为自从新加坡于196589日脱离马来西亚后,其经济模式就全面调整;尤其是外汇储备金逐年累积和提升下,使到新元趋于稳定,而且币值也不断升高。
例如原本新币与马币是11元的挂钩,但后来就拉开距离了。换句话说,新币已开始进入世界货币市场。在今天新币兑马币是13
我记得很清楚,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尤其是在1995年废除“外汇券”只剩下人民币一种货币后,人民币已成为可以对外使用的货币,这在90年代之前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身为马来西亚人,曾一度为马币的亮眼感到自豪,不但在香港可随处用马币兑港币,而且在中国的银行也接受马币兑人民币。在一个特定的长时期,用1令吉马币可换成2元有余的人民币。
可是好日子终于到头了,在1997年卷起的亚洲金融风暴时,马来西亚就与泰国及韩国一样首当其冲,币值不断下滑,从原本的2.5令吉兑1美元到近5令吉兑1美元的反常现象,使到所有从事外贸生意的人不得不对一天一个汇价飙冷汗,当年马币似乎不堪一击而处在风雨飘摇中。
如果政府在当时不采取行动援救可能会导致经济崩溃。于是政府被迫将马币与美元挂钩,订在3.8令吉兑1美元(从2.53.8令吉的变化,说明马币已贬值40%有余)。
政府的措施也真的有立竿见影之效,马币不再下跌了,但一个预想不到的结果是马币在国际市场不再吃香了,各国银行的牌价也将马币除名。
1999年到2015年的16年光景,马币又再面临新一轮的冲击。因为已经与美元挂钩的马币在2015年又再遭遇巨大的抛售和撤资及储备金转移的压力,从2015年初的3.20令吉兑1美元到今年(2016年秒)的4.5令吉对1美元的败象来看,马来西亚的经济正面临难以乐观的挑战。
在表面上我们是看不到马币贬值带来的苦果,但实际上市场正面临百物涨价的挑战也迫使人民的生活压力加重。
抑有进者,我最近先后访问了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面对的窘境是马币不再被接受。这再一次说明马币在外汇市场已不是热门货币,反而是不受重视的货币。这对一个在外国生活的大马人、对一个在外留学或做生意的人而言,也深深地感受到国家的强大与经济的稳健才是国民在外的一种尊严与骄傲。
反之如果国家的货币无法再融入国际汇市,我们也只好在外国时忍气吞声,先换成其他外币才进行交易,否则是被拒绝的。这就是说,国家的形象和货币的贬值直接影响了人民的荣辱。

刊登于2017年1月9日《号外周报》第820期

体制第一,首相第二? (跃马扬鞭)

我注意到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倡议,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下届大选首要的议程。
它认为未来的大选(第14届)各政党应勇于承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各级政府在行政、立法与司法各支柱之间相互监督与制衡下,恢复民主及良好施政。
这个组织的主席再益卡玛鲁丁说:如果首相的权力能被削减,那么谁任下一届的首相就不那么重要了。
按照再益卡玛鲁丁的说法,搞好制度与改革体制是第一的,而首相的人选可以放在第二位?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就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独立史而言,任何时期的大选都是把领袖人物放在前面,而不是把制度放在前头。因为有关的政治体系已在独立前被英殖民地政府确定下来,所以不必突显对体制的斗争,反而是以领袖的魅力和政治立场及处世态度作为重要的考量。
例如在1955年的普选,虽是双方争夺自治邦的控制权,但摆明是领袖人物在进行一场零和游戏。一位是国家党主席拿督翁(也是1946年巫统的创党人,不过在1951年退出巫统另起炉灶),另一位是继任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斗争的结果是东姑压倒拿督翁,成为自治邦首席部长。两年后领导国家独立而成为马来亚的开国首相。
因为有了第一个经验,以后的历届大选都是突显领军人物是首相人选(指执政党的巫统),而反对党因不够强大,所以其领袖一直不能宣称是首相人选。
虽然在1969年的选举有过执政的联盟遭受挫折和打击,但动摇中的政权也在拉拢反对党(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加入执政集团后巩固了势力。
这是因为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个人对政策的改弦易辙,不是对体制的大刀阔斧的挑战,在在说明了人是改变政治的主要动力不是制度本身。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早已在1949年后被确定下来,任何的接班人不是被推举来改革体制,而是要用其智慧和才华来推动中国与世界接轨,进而成为脱胎换骨的国家。邓小平接毛泽东之位就证明了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与体制的改变与否没有直接关系。
再举一个例子,委内瑞拉已故的查韦斯总统,他是因当选后(1998年)才逐步将这个国家的体制改成社会主义,人民不是先要求改革体制才来选总统。若是一位没有魄力和高瞻远瞩的领袖,他是不可能进行体制的改革。
然而曾几何时,当查韦斯逝世后(2012年),接位的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就缺乏大将之才,即使有社会主义的体制罩着这位总统,他还是把制度弄垮了,而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中。这更进一步印证了领袖的素质和前瞻性是占第一位的。若相信改革体制后首相可随便挑选,也就会出现第二个委内瑞拉了(当然也不能否认此与石油降价大有关系,但为什么其他石油产国没有破产,偏偏委内瑞拉中招。这就是人治不当造成的后果)。
同样的,马来西亚在90年代后才又出现过首相人选的挑战,一边是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另一边是马哈迪领导的国阵(巫统为主)。两党之间不涉及体制的改变,只涉及谁的领导更能取信于民。到头来,马哈迪压下东姑拉沙里,直到1999年又换另一位主角安华依布拉欣将反对党拢在一起,组成反对党阵线(反阵),直接与国阵(马哈迪领导)进行激烈的斗争。在那个时期反对党抬出安华是首相人选来挑战马哈迪的领导,最后虽败下阵来,但没有乖离斗争的焦点。
如今因为安华之不幸,再陷囹圄(2014年),有人因而提出“改制论”(先改体制,再选首相),也有提出“安华论”(以安华为首相);更有人提出“过渡论”(以慕尤丁为过渡期首相)。
因此在未能确定安华的未来后,马哈迪建议暂别公布首相人选,以免引起内讧,但同意在靠近选举前公布首相人选。
这就是说,领导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可以扭转或诠释法令和法律。比如美国人意外地选出特朗普当总统,总得为他的语惊四座或信口开河而提心吊胆,更要为将来付出代价?这就告诉我们,体制会因人而改变,而体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与行动。

刊登于2017年1月9日《南洋商报》

马华应复兴三大机构 —牵头解决微型华小的困境 (现代春秋)

最近新学年开课的新闻主要是突显微型华小的“命运”一年比一年苦,除了听到所谓的口号:“一间都不能少”外,就是拿不出方案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所谓的董事会已没有权力而且也不是所有学校的董事会负责人是有钱的富翁,他们多数只能依靠政府拨款来完成修建或重建校舍;而政府的拨款也不是很顺畅的。例如在马六甲的巴力吉利令华小在1951年时创办,现在只剩下45名学生。因校舍遭白蚁蛀蚀,乃向政府要求拨款,结果苦无下文。这说明了不是每间华小都被幸运眷顾,除非在靠近选举或补选时期才比较有机会获得资助。
虽然很多人都说教育与政治无关,不要把政治拉进教育,但这种说法又不完全正确,因为华文教育的争取也是与政治分不开的,没有政治力量的支撑和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
正因为华教与政治的息息相关,当林连玉在1951年促成教总成立后,又于1954年促成董总的成立,以便与马华携手合作捍卫和发展华教。
有关合作的因由是这样的:
1952年殖民地政府通过的教育法令对华校至为不利,林连玉乃在1953年将马华公会与教总和学校董事拉在一起(因当时董总尚未成立),具备了三机构合作的雏形。
翌年(1954年),董总成立,也就比较正式地确定三机构的合作;尤其是在1955年普选前(独立前的选举),林连玉与东姑及陈祯禄会晤后,要求马华与华教团体站在一起,促使联盟政府(一旦执政)废掉1952年教育法令。
果然在马华同意下,林连玉也号召选民支持马华。由于一切在意料中的安排,联盟在执政自治邦的马来亚后,就在1956年组成教育检讨委员会,由教育部长敦拉萨牵头,林苍祐也是委员之一。
基本上,这份被命名为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内容也被华社接受,而在1957年在国会通过成为教育法令。林连玉在欣慰之余,也在1958年成功地举行马华三大机构联系大会。有关的组织以马华总会长林苍祐带头(主席),而教总及董总尾随其后。
但不幸的,在1959年马华发生内讧,林苍祐大权旁落后,马华三大机构终于进入冬眠而无法再操作。
因为马华的新领导层(陈修信取代林苍祐)与教总和董总的路线格格不入也就产生裂痕;尤其是马华不能苟同教总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
就在马华与华社处于“冷战”时刻,另一份达立教育报告书在1960年出炉了(以当时的教育部长为首)。更甚者,它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完全改变了华校的面貌。
新的教育法令规定所有的华文小学转型成国民型华文小学,全归由教育部长掌控;而所有的华文中学要么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或成为独立中学。前者将归为政府控制的学校,后者则保留学校某些权利。林连玉就此大举反对1961年的教育法令,立场与马华针锋相对,也就在同年被褫夺公民权。至此,马华与华团中的教总和董总已分道扬镳,对华校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阻力和变化。
其中最明显的是华文小学被纳入政府学校后,董事会或信理员仍保留校舍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也就出绝招将土地校舍不属教育部的归纳为“半津贴学校”。所谓的半津贴学校是指校地不是政府的,因此任何的重建、扩建或修建乃至迁校的开支都由董事会负责,也可以请求华社捐助。政府也只承认全津学校是一手由政府包办校舍的重建或扩建等,因为校产归政府。
我也曾针对这个问题询问教育局高官为何要区分半津与全津?他的回答是:政府有时想对学校进行发展,但有些土地属于教会或某些单位的,又不容易找到相关人士签署,也阻碍了图测的批准。就他看来,不合作的不是政府而是董事会(此说有所争议)。此外即使校地不属政府,若没有教局的批准,谁也不能在原地办学校。既然校地只准用作教育用途,则学校能否操作和存在就由政府来决定了。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副教长张盛闻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一所学校完全没有学生,教育部将会视察一至两年,过后若还是没有新生,才会将有关学校关闭。
这种说法是很令人纳闷的。首先有关学校陷入困境已不是一两年的事,很可能是至少五年的事。来到今日的窘境是没有学生入读,有的只是三几位或一位学生。像这样的学校还要观察一两年,也不知是何逻辑?
其实在所谓一间都不能少的“坚持”下,政府倒无所谓派出老师或职员上班,反正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按照张盛闻的记录,在全国1298间华小中,有455间的华小是少过150名学生的微型华小,占总数的35%。在微小中有28所的华小学生只有1019名;48所只有2029名学生;62所的学生只有3039名;48所的学生4049名;181所的学生5059名,另外有70所的学生不超过150名。
既然已知问题的严重性,张盛闻倒促请华社关注这些微型华小的去向,探讨是否让这些华小自动停止运作或搬迁。
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做法,似乎将问题本末倒置。如果回顾50年代,马华是董教总的领路人,也是华社的主导者,它应该重振或复兴昔日的三大机构的合作与团结,由马华领导,而不是将问题交回给华社,似乎微小的存废与马华无关。
因此张盛闻今天需要重视的是他在扮演什么角色?马华在扮演什么角色?既然不少华小在风雨飘摇中,反倒问华社要不要存在?
马华千辛万苦争回一个副教长的目的是什么?恐怕廖中莱也心知肚明。
归根究底,从历史来看既然华校与政治分不开,那么马华肩负起领导作用是责无旁贷的,不要把球丢回给华社。学习林苍祐在马华的身体力行,对张盛闻而言是有例可循的。

刊登于2017年1月9日《光华日报》

7.1.17

令人不安的2017年 (直挂云帆)

2016年世界意料之外的变化给进入2017年的世界带来不安与迷惑。最令人震惊的是在201611月份的美国总统选举,竟然爆冷让不受看好的特朗普胜出,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跌破眼镜。因为没有人相信一位没有从政经验且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能带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走向新的境界;更遑论他可以成为操纵和掌控世界未来命运的人。毕竟在美国历史上突破传统而杀出一位横空而降的总统是无法想象的,然而美国人民也真的做了出格的选择。他们不再相信精英政治,也不认为民主选举是因因相陈在一个既定的框框内,选出出身不是太悬殊或差不多一样的政治背景的人来当总统,论人才而不是论财富。
尽管特朗普不是从共和党的基层内培育的政治宠儿,但他的“口不择言”和不按牌理打牌的出轨行动在在令世界各国感到不安。
有不少人认为美国选民做出不正确的选择,以致原本不安定的世界更是火上加油。因为特朗普未就任之前(120日)他已经对国内外政治指手画脚,最明显的是他的亲俄与疏华政策已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一边是特朗普对普京(俄总统)的赞美而贬斥奥巴马的政策;甚至包括奥巴马苦心经营准备落实的TPPA(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他也扬言要加以废除,这对加入这个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是惊慌失措的。虽然奥巴马提出这个协定是有意克制中国对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影响力日益壮大,但也引发以中国为首的国家又成立另一个国际组织,取名为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这个组织被认为是对美国TPPA组织的反击。
以上所提及的三个组织只因特朗普的大举反对TPPA,进而牵动另两个组织和亚洲国家的经济走向。
原本最早成立的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The Asian-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在1989年时,名义上以澳洲为创办成员国提出了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在内,共有21个成员组成。其中最特殊的是中国并不反对香港(使用中国香港)与台湾(使用中华台北)也加入成为成员(1991年)。直到今天,这个组织已举行了第27次峰会(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
由于中国的崛起,它对APEC的政治影响力不仅逼近美国,而且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也正在赶超美国。
因此在2005年时,由文莱、智利、纽西兰及新加坡发起组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A),后来又争取澳洲、马来西亚、秘鲁及越南加入。当美国也在同时被拉拢后,相关的这个组织越形重要;尤其是中国不包括在内后,已广泛地被认为有意针对中国而形成的另一种自由贸易协定。虽然美国在2013年时有表态欢迎中国加入,但只是讲讲,却没有实际行动。
由于牵涉面广,情况复杂,有关TPPA的谈判直到20162月才签署协议,共有12个成员国。但不幸的,特朗普的喊停及反对也逼使奥巴马在卸任前宣布退出TPPA。这意味着没有美国在内的组织是不可能发挥效用的。
尽管TPPA行将“胎死腹中”,但在另一方面,在2011年时,东盟会以上已酝酿成立另外一个区域合作,因为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早在2002年的会议上已通过将在2012年之前开始16国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而东盟10国与中国、澳洲、日本、韩国、印度及纽西兰于2013年同意致力于2015年前完成谈判。
这个称之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因为中国积极地推动也就在国际上被视为中国将成为主导国;更有人推测在TPPA一旦被取消,也就可能由RCEP所取代了。
无论如何,201610月在天津举行的RCEP15轮谈判,基本上已达成共识,也就被认为在落实方面已是指日可待。
除了特朗普的“怪动作”和“语惊四座”外,英国在2016年的全民投票决定退出欧盟也带来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
英国本来也是欧盟28个成员之一,但因为对阿拉伯及中东难民不断涌入欧盟国家(欧盟有一个条例是不能禁止已进入其中一个欧洲国家的难民,不能阻止难民自由移动其他欧盟国家。英国人民就是担心难民的涌入和欧盟的重心移向德国和法国,而使英国更加忐忑不安,也就只好先将大欧洲的美梦粉碎。
当欧盟面对冲击时,一个十分渴望成为欧盟的国家—土耳其却被排除在外。欧洲人认为欧盟是“基督教的俱乐部”,不适合走向回教国路线的土耳其加入,但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坚持土耳其是欧洲的成员,而且也实行民主政治,推行世俗政治,符合欧盟体制的标准。
就在土耳其被排斥的当儿,它又与俄国的关系交恶,近日发生的土耳其抢手击毙俄国驻土大使更是新仇加旧恨,随时可能引发两国发生战事。就算土俄不会战争,土耳其也将因2016年的流产政变付出代价;更加令人提心吊胆的是,从201610月起到12月份的短短两个月内,土耳其共发生六宗恐袭案件,酿成近200人丧命及近500人受伤,也说明极端的“伊斯兰国”(IS)正转向土耳其发威。如果说几经辛苦,美俄才在叙利亚停战,那么对土耳其与俄国的冷战也就不容小视了。
虽然极端的“哈里发回教国”是源自于巴勒斯坦的以巴冲突(自1948年起),后而激怒回教徒对犹太人的憎恨。当美英支持以色列的嚣张后,巴勒斯坦立国就更无望了,人民的流离失所成为失去家国的难民也在在使到极端思想从中滋长,特别是在中东及北非的国家。
如今特朗普倾向以色列以卡住巴勒斯坦立国是预料中事,但为何特朗普又要在此时此刻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这种“两个中国”的思想的作崇,也证诸了特朗普具有开倒车的反动思想。
抑有进者,特朗普比起希拉里更加露骨地否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拥有的主权。
还有在2016年美国司法部挑起一马发展有限公司洗黑钱弊案后,也冲击到马来西亚的政局。就在案件纷纷攘攘之际,又见中国对马来西亚做出更大的投资,只是马币的疲弱和一些极端宗教种族分子的叫嚣,倒叫人忧心忡忡。
综观上述,我们无法对2017年表示乐观。既然2016年制造的问题都没有化解而带入2017年继续燃烧,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无法平靖的,马来西亚也不可幸免介入其中。

刊登于2017年1月6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