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19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庆祝银禧

谢诗坚:健之花产品再攀高峰
公司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产品资料)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拿督谢诗坚博士是位博闻强记、笔耕不辍的资深报人,长达25年的新闻工作,数以千篇文章见诸报端,奠定了他政治评论家的学者地位。 他的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闻名遐迩,孰不知他在文坛上名气响当当,在成药商场上也是长袖善舞、经商有道,屹立中药界25年,两者相互辉映。

为配合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25周年银禧纪念,拿督谢诗坚接受《光明日报》的专访,特为其专营"健之花"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等业务作个总结,细说从头。

话说当年,虽历经60年代进入报界且曾办报,但由于自小追随来自中国的先父谢湖添左右,于其设立在霹雳的药材店内耳濡目染,本身兴趣使然在中医中药致力钻研,故于1982年创设该公司门市部。

他透露,嗣89年,离开《联合报》毅然弃笔从商,公司转型步入进口货物经营批发市场,全面进攻药业。 来到1992年后,其公司进而迈向国际化,与中国、日本、香港厂商联营成为合作伙伴,药品种类繁多,一应俱全。

他忆称,虽然1997年的一场经济风暴突如其来,货币贬值约40%,但洞悉先机的他来个改弦易辙,将业务重心移向上海和安徽,设立基地和研究所,并将业务延伸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谢诗坚欣慰表示,有道是"危机即是转机",当年所打出的"健之花"品牌,提出"健之花商标,信心的保证"的口号下,备受顾客信赖和拥护,远近知名,业绩扶摇直上。

紧接著该公司随著政府卫生部医药管制的步伐,逾百种药物都在公司名下注册,换句话说,产品进一步取得MAL卫生部注册准证及达致GMP (良好生产准则)水平。 "幸好公司设立已有一段长时间,否则在摸索上不易成事"。他如是表示,拥有准证,当可为原有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他向记者列举该公司的5大类产品,基本上计有:
(1)治疗药;
(2)治顽疾的慢性药物;
(3)保健品;
(4)外敷药及;
(5)卫生用品如牙膏、洗发水和肥皂等。

而公司最具代表性的高档产品,举其荦荦大者,首先有AHCC植物多糖,它具有高免疫功能,有针对性,对人体恢复健康,延年益寿裨益极大,十多年来,服用者不绝,足以佐证。

血管阻塞心律失常 謝詩堅用山海丹攻克


现年62岁的谢诗坚坦言因本身于1993年初发现心律失常,曾在《槟安医院》作血管扫描,诊断出共有2条血管阻塞,当时医生建议需要开刀。 惟在中国寻访名医后,著名医师向他献议服用"山海丹"胶囊,他从善如流。在服用了两年之后,病情大大改进。再从医院的血管扫描中,一条血管阻塞率已由75%减至30%,另一条则从95%减至25%,令医生也大感意外。

他说"山海丹"不只在过去10年来改善他的病况,更无需花费开刀,证实了其功效。

记者认为由他现身说法,确是恰当不过的。 "山海丹"是复方中药制剂,是该公司针对性产品,保护心脏及控制胆固醇偏高。

他说,于1993年5月份他又发现左耳失聪,在经过MRI磁力共振扫描后,医生确定这次非开刀不可。

他为此走遍中国广州、福建、上海及吉林寻找脑外科医生,至终是在广州南方医院动手术,将脑内的肿瘤取出。返国后为使脑力保持如常及防治脑血管阻塞,经服用"脑血康口服液"后,也证实了它的功效,对中风疾者也有其效果。

此外,"抗脑衰"可帮助加强记忆力,其他治疗肾结石和内外痔的中药,都是公司有口皆碑的产品。 其他,如长白山中国灵芝、人参丸、珍珠乌鸡白凤丸和冬虫夏草等,销售网遍及东西马及新加坡,以上种种皆是高品质的保健产品,也都有本国卫生部发出的准证。

中藥走向專業化
为使中药走向专业化,该公司长驻医师林美芳女士,是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师,毕业后多年师从福建中医学院院长杜建教授及其他名中医教授,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公司内向上来门市部问诊及惠顾的病患者介绍良药,使得顾客深具信心,有助于公司业绩的起飞。

她也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林医师早期曾相继患上淋巴癌及甲状腺癌,经过电疗动了手术痊愈后修读中医科,今学以致用,为社会上贫病人士作出极大贡献。

该公司新一代产品代言人谢书敏,致力使中药走向现代化,更是《健之花》的推销人才。



该公司亦是全马首家于1990年开始率先引进来自中国的正规中医师及教授为各界进行临床及讲学的先驱,拿督谢诗坚认为这么做确有助于提升本地人对中医中药的信心。 他说期间每3个月轮值一次,总计有70多位来自中国的中医师在槟城及吉隆坡驻诊。 他开了先河,也蔚为一种风气。如今马来西亚政府也开始重视中医中药的辅助性功效,令人欣慰。 他说,当时他也曾为有关中医师出了五、六本书刊,加强社会人士对中医的认知和了解。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位于槟榔律257号一楼(即Mydin超市对面楼上)。
(257 1st Floor, Penang Road, 10000 Penang)
电话:04-261 5578 传真:04-262 1321
电邮:cpmchea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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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9

“五四”运动100年


30年前(1989年)的54日,我们(联合报业集团)接手了“沉睡”三年有余的《星槟日报》(即通过投标买下了《星槟日报》内的资产,包括印刷机、排字房及大大小小的桌椅与资料室等)(《星槟日报》于1986929日起停刊,在198954日由联合报业集团复刊。后因缺乏资金,在198912月再次停刊,《星槟日报》从此与世隔绝了)。
在复刊的那一天(原本我们是订在2月初复刊,但因面对星槟雇员合作社入禀法院,追讨《星槟日报》所欠的40万令吉,也就被迫押后出版),我写了一篇社论:“而今迈步从头越——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回顾1919年的五四运动如何改变中国和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命运。
转眼间,30年过去了,今年(2019年)又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在这一百年间,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移民海外的华人也越来越多。最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也给海外华人带来了新文化新思想,也带来了政治醒觉。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这是有其远近因的。远因是指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陷入思想混乱时期。先是无政府主义学说从法国和日本传入中国,后是苏联的无政府主义之父克鲁泡特金再将其学说传入中国,再从中国转入马来西亚。在中国的刘师培、刘真复及吴稚辉等人于1912年在广州成立“晦鸣学社”,出版《民报》,鼓吹无政府主义。继后又于1914年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后来在1917年来自中国的吴钝民(永春人)(随后大批永春人来马定居与他有关)来到吉隆坡,也就在1918年说服国民党人联合投资出版《益群日报》,由他担任主编。此时,他积极宣扬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
1919年吴钝民被英政府逮捕,与他一起被捕的有尊孔中学校长宋木林及另外4人,史称“六君子事件”。由于这批人被英政府视为“危险人物”,也就在这一年将他们遣返中国。虽然吴钝民在马来亚只逗留短短的两年时间,但他的反英反日的言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位曾留学日本的才子对于“五四”运动中学生反日本接管山东的权益给予支持。他因而在后来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由此可见,他的思想是无国界、无政府和无阶级论的。
不过在吴钝民之后,接替其位的主编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吴天囚、陈璧禅、潘四仔、林即珊、刘克非、苏仲明(苏虾)及刘贵天,这份报纸于1936年才停刊。
至于“五四”运动的近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4-1918),因为胜利者英国、法国、美国和俄罗斯在巴黎和会上同意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胶州拥有的领土、铁路、矿山及海底电缆权一概移交给日本,引发中国大学生十分不满和愤慨。
较早前,日本与袁世凯(窃国大盗)的北洋政府早已签下第21条卖国条款。也让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但人民的要求被置之不理,约5000余名的北京大学学生于54日齐集天安门,通过宣言沉痛指出“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西路之冲,是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手。
真是始料未及,全中国人民也动了起来,连同海外的华人也加入抗议行列。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孕育了新文化新思潮和新方向。
其中最明显的是通过“五四”运动和1917年苏联革命的成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主要人物有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从此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札根,无政府主义不得不让位。
与此同时,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唤醒海外的马新华人介入政治运动。如果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9年)并未大规模地动员马新华人介入革命行列,那么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则是影响马新华人对本土政治产生兴趣。这当然也与康有为(1898-1911)流亡马新等地。他一生主张保皇,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但在思想分歧下,他和孙中山在马新鼓起兴学办报的热潮。
孙中山(1905-1911)流落马新,他坚信只有推翻满清政权中国才有希望。因此通过与康有为的斗争,马新也带入了中国的新文化(白话文)及新思想。
随着“五四”运动带来的冲击,马新华人社会自觉和自发性地开创华校,也引进新式教育,用以取代落伍的私塾教育。
根据记录,1903年之前马新私塾有115间,设备十分简陋,也缺乏师资,教授的俱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古文等。直到1903年后才有新式华校从中国引进。
例如东马的乐育小学及中两小学(1903年创立)及西马的中华小学(1904年)。到了1919年,华校如雨后春笋在马新遍地开花。因此今年有不少华校庆祝百年庆典,也正住了“五四”运动带来的百年文化传承,历久不衰。
根据官方的记录,在1921年时,在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和马来属邦(吡叻、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共有252间华校。在1924年时,更是翻一倍,达到564间。学生人数共有27,476名,教师1257名。到了1938年时,马新华校突破千间,其中有3间中学,即新加坡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及槟城钟灵中学。
巧合的是,中国在1920年推出教育改革,鼓励学校用普通话教学,但也不阻止方言教学。
马新的华校选择用普通话教学。方言学校只是短暂生存,而后就不见了。这也是为什么马新的华人讲的普通话比较标准,不似香港一开始就用广东话教学,因此普通话倒不流行。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才使到普通话普及起来。
当一边厢中国对教育进行改革和实施登记制时,马新的英政府也在1920年推出华校注册法令,凡是超过10名学生的学校就要向英政府报备。此举是防止共产思想和共产分子在华校内活动。
虽然有此条例,但华人总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办起越来越多的华校,甚至政府不给津贴,华文独立学校也一样挺拔成长,成为华文教育在中国海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所有这一切是与“五四”运动分不开的。因此配合“五四”不但是不应该的,而且要让世世代代知道“五四”,让他们知道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华文字是艺术的结晶。
刊登于2019年4月15日《光华日报》

马哈迪对东马的战略


国会下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东马修宪方案是预料中事,因为修改的条文虽然有再分成马来亚州属和婆罗洲州属,但在文字上仍然把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视为一州,被形容有改也等于没改。因此国会只能以138票获得支持,未达修宪所需的2/3多数票(148票),也就失败了。这就是说,希盟推动的修宪未能如愿以偿。
原本东马和新加坡于1963年与马来亚联合邦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时,宪法规定马来西亚的实体有三部分,即马来亚州属、婆罗洲州属和新加坡州属。但在1976年修宪时,政府(胡先翁任相时代)将联邦宪法中的条文改成沙巴和砂拉越被列入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属,不再另称婆罗洲州属。东马的地位降格成州,不再被视为邦。
吊诡的是,当年修宪时,东马的国会议员一概支持而未持异议。因此希盟的议员谴责当年属于国阵的东马国会议员噤若寒蝉,未作出反对,才使到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的地位被下调。
正由于东马人民认为他们加入马来西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过后就怨言百出。结果沙巴的州政权不断轮替更换;而砂拉越直到今天仍不接受西马国阵政党东渡(因为砂拉越的政党已组成砂拉越国阵,没理由再有另一个来自西马的国阵)。此举意味着东马人民不“欢迎”和接受“外来的人”,以致近些年来出现“沙巴是沙巴人的”及“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口号和理念。在这个诉求下,东马除了要求增拨石油税及加速发展东马外,也要求西马不要“干预”东马的政治。但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中央政权操在西马政党的手里时,它们是不会任由东马政党“我行我素”。中央对沙砂首席部长职位的调动就显示了中央的权威。例如1965年,唐纳史蒂芬被撤沙首席部长,调任中央联邦事务部长(闲职),另委罗思仁(沙华公会)出任首席部长。直到1967年败选改由沙统慕斯打化掌权。又例如在1966年砂国民党加隆宁甘被东姑撤首席部长职。
及至后来,在沙巴政坛失意人慕斯打化的牵引下,才有了巫统东渡的机会(此事发生在1994年,因为慕斯打化斗不过团结党的拜林,东山再起梦碎,也就把心一横将其政党沙统(USNO)并入巫统,改成沙巴巫统。原本他还以为会被委为沙巴巫统主席,但马哈迪不同意,也就委嘉化峇峇出任沙巴主席,后来再改成沙巴人沙卡兰(土地及合作社部长)出任。可怜的慕斯打化只被委为无实权的联邦首相署部长)。
当时马哈迪还规定沙巴首席部长采用轮任职,各成员党轮任两年(从1994年到2004年)。
2004年大选后,新首相阿都拉终止轮任职,改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就这样巫统在沙巴坐大了,称为“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霸主”。
未想由马哈迪一手促成的沙巴巫统又在2018年(24年后)被马哈迪打得支离破碎。
其实马哈迪在2018年被推举为反对党希盟盟主时,其目的是要打败纳吉,连带教训巫统。因而与在野党都有合作,包括与在沙巴自成一格的民兴党。后者在沙菲宜(原巫统副主席)领导下,也与希盟达成协议,将沙巴交给民兴党全面攻打。而当时马哈迪没有异议。选举期间也同意对东马修宪,还它们“邦”的地位;更在大选后表明不会东渡沙巴,但要东渡砂拉越。
为此在去年12月,马哈迪在民都鲁主持土团党区部开幕,有3万人参加成为党员,一时声势浩大,也震撼了执政的“政党联盟”(GPS)(集体退出国阵,另组GPS继续执政砂拉越)。
在土团党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的国州议席)下,东渡砂拉越成为马哈迪的快步行动,他还声称要参加砂拉越在2021年将举行的州选举。这意味着,土团党也好,希盟也好,它们必然会把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当成政敌,以便取而代之。这说明了马哈迪对东马是有想法的。
当下在修宪失败后也激发了马哈迪东渡沙巴的念想,因为沙巴已有5名巫统的国会议员、9名州议员及21名区部主任,在哈芝芝诺州议员率领下,集体加入土团党。据称目前已有10万名党员。
为表示谢意,马哈地委任哈芝芝诺为沙巴土团党主席,虽然马哈迪承诺不与民兴党争州政权。不过民兴党及希盟成员党都没有出席土团党的成立大典,意味着它们之间还是有解不开的结。至于将来土团党或希盟会不会与民兴党一争长短,就耐人寻味了。
总而言之,马来西亚政治的任何变化一直都离不开马哈迪的阴影,那是不争的事实,包括安华也逃不出马哈迪的手掌心。
看来马哈迪还会在政坛呼风唤雨一个时期,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必然会有碰撞,也会有火花。但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马哈迪已有所折衷,不再如同昔日当政时的“一夫当关”(他自己形容自己是民主独裁者)。
刊登于 2019年4月15日《南洋商报》

13.4.19

老问题新争议


这是一个争议半个世纪的课题,今天又再成为政治焦点。
19639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时,是存在三份备忘录,但在新加坡于196589日脱离马来西亚(经过马来西亚国会批准)成为独立国家后,马来西亚协定中有关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条文不复存在。
至于马来西亚协定中承认沙砂不推行回教为官方宗教;英文得以在议会及官方场合使用;国名称为“马来西亚”,而不是“大马来亚”;沙砂保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但没有权力退出马来西亚;沙砂(东马)的土著享有与马来亚之马来人一样的特权;国会议员人数不可少于新加坡;沙砂采用“内阁制”,除首席部长一职与西马相同称呼外,也保留州部长。因此在结构上是比西马各州的政府体系有些不同。在西马各州的“州内阁”一概称为行政议员(会)。
与此相适应的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下议院)也有了调整。从原有的104名增加到159名。其中西马有104名、沙巴有16名、砂拉越有24名,而新加坡则有15名(如今国会共有222席,其中沙巴25席及砂拉越31席)。
由于情况复杂,在19639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执政党这边计有联盟(西马)74席、砂拉越联盟17席及沙巴联盟16席,总共107席组成中央政府。
虽然当时执政的联盟尚未真正的东渡东马,但也把所有亲马来西亚的政党拉拢当成“联盟”一员,比如沙巴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巴索党(Pasok)及华人组成的北婆国民党均被视为“联盟”一员。而在砂拉越的国民党、土著党、保守党则归属联盟。
不过这不等于说西马的联盟(于1954年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已成功东渡东马,只是形式上的“统归一家”。
还有奇特的安排是因马来西亚急着成立,未克安排举行州选和国会选举,也就根据这两个区域的地方选举(1963年)成绩,按比例选出州议员和国会议员。其情况有如美国总统选举(若一州由共和党胜出,所选出的选举人一概得投给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当地方选举结束后,就按各省的胜负产生选举人,他们也就得按胜利者所支持的政党进行投票。这种所谓的三层选举在当时形成一个特色。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12名国会议员包括李光耀在内,被安排坐在反对党议席。
这一年(指1963年)反对党计有马来亚社阵8席、回教党12席、人民进步党5席、国民议会党2席、民主联合党1席、马来亚党1席、独立人士1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2席、新加坡社阵3席及砂人联党3席等,总数是52席。
不过在1964年大选后,联盟变得更强大,共122席;而反对党只剩37席,执政党的议席超过2/3。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中央政府就发挥其权威,对东马政党进行干预。第一个被对付的是卡达山统一机构,其党魁唐纳史蒂芬首席部长,因沙州元首慕斯打化(也是沙统的领导人)的对抗下,前者于1965年被调任中央沙巴事务部长(是个闲职),改由华人罗斯仁出任首席部长,两年后被慕斯打化取代。主要是史蒂芬不满新加坡退出大马时他毫不知情,恫言也要脱离大马。结果东姑先下手为强。
第二个被中央对付的是砂拉越首席部长加隆宁甘(国民党),东姑对他亲英态度不满,在1966年撤其首长职引发官司,结果中央败下阵来,后来又通过立法议会才对宁甘投不信任票。
自此之后,东马的政治就受到西马的左右。除了砂拉越直到今天还是保持本土政党执政外(政党联盟),沙巴的政治也回归本土政党执政(民兴党),巫统也在509大选后“烟消云散”。
由于2018年的509大选,国阵首次败落,改由反对党组成的希盟执政中央,也就有了今次东马修宪的“大争议”。这是希盟在100项宣言中的一个“承诺”。
此外,在近些年来出现所谓的“沙巴是沙巴人的”及“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口号。这是民粹主义的发酵,也让中央看到其“危险性”;尤其是在1976年通过国会修改联邦宪法第12)条文贬低东马的政治地位,这是胡先翁任相时作出的修改。
原文是:“联合邦的成员州属为(a)马来亚州属,即柔佛、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槟城、吡叻、玻璃市、雪兰莪与登嘉楼;(b)婆罗洲州属,即沙巴与砂拉越;及(c)新加坡州属。”
当年通过的修正条文如下:
“联邦宪法第12)条文阐明:联合邦的成员州属为柔佛、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槟城、吡叻、玻璃市、沙巴、砂拉越、雪兰莪与登嘉楼。
这一改变,也就更加一目了然地将东马的沙巴与砂拉越纳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并未享有特殊地位,也不再是一个“邦”。
针对此事,马哈迪在去年重任首相后,于916日在亚庇宣布将恢复东马沙砂的“邦”地位。
所谓“邦”的地位即指沙巴、砂拉越及西马是“对等伙伴”。
可是在今年44日由首相署部长(法律)刘伟强提呈的修正案,不仅未能消弭争议,反而激起千层浪。
刘伟强代表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如下:
“联合邦的成员州属为
a)柔佛、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吡叻、玻璃市、槟城、雪兰莪及登嘉楼;及
b)沙巴与砂拉越
但沙巴议员麦西慕与砂拉越议员旺朱乃迪代表东马发言指责修正条文内容空洞,什么都没有。
伊斯兰大学法学副教授珊拉哈玉说,修正案只是将西马各州与东马分成(a)和(b),还是使用Negeri字眼,与过去大同小异。
砂拉越大学讲师杰尼里阿朱尔建议联邦要修宪应有诚意和透明度,而不是看起来像粉饰橱窗,否则将引起东马人民的不满。
他也建议有必要将沙砂所要求的权益(石油税收)和自主权列入修宪内,而不是含糊其词。
看来国会的今次修宪必然会产生大碰撞,若没再修改条文来取悦东马人民,迟早还是会发生问题的。
刊登于2019年4月11日《东方日报》

8.4.19

公正党20年的坎坷岁月


不知不觉,人民公正党已经廿岁了,它是极为少数脱胎于巫统而能生存到今天的政党之一(巫统是在1946511日在吉隆坡成立,发起人是拿督翁)。
第一个脱离巫统的政党竟是拿督翁本身,他在1951916日另行宣布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并在1954年另立“国家党”,取代马来亚独立党。但1962年拿督翁逝世后,国家党也“人亡政息”。
第二个退出巫统的政党则是回教党。这个党在19511124日成立,而在1955年的普选胜出1席。这个党直到今天已迈入第68个年头,仍在政坛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个脱离巫统的是由阿都亚兹农业部长领导的国民议会党,成立于19637月。主要是阿都亚兹(第一任新加坡元首尤索夫之胞弟,具有左翼思想)与东姑思想相左,被东姑排斥,指他企图推行社会主义政策。
这个政党也在同年加入社阵。但在1964年的大选,社阵遭痛挫,只赢得两个国席(皆是劳工党议员)。
1965年,阿都亚兹被指控企图在巴基斯坦建立海外流亡政府而被逮捕。其他被捕的重要人物有社阵主席哈斯诺、回教党主席布哈鲁丁及劳工党主席依萨。
1966年,因劳工党与人民党对语文政策闹翻,而宣布结束社阵。同样的国民议会党也“无疾而终”。
第四个脱离巫统的政党是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他是因1987年党选败给马哈迪后,愤而率大队离开巫统,在1989年以新党身份将回教党与行动党联合起来,个别组成回教阵线和人民阵线。
这个党在1990年的大选以浩大声势和信心满满地要取代国阵成为执政党。可惜功败垂成,在1996年,整个党又搬师回巢(巫统)。
第五个脱离巫统的是人民公正党。这个党是因安华被马哈迪革除而在199944日成立的,距今刚好步入20周岁。它是第二个离开巫统而继续生存到今天的政党。
这一场的斗争历时最长,也变化多端,令人眼花缭乱。
最初是在199892日,马哈迪革除安华副揆及财长职,且在93日将安华开除出党。在愤怒底下,安华掀起“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一时声势浩大,导致安华在同年9月被扣捕,后来被控滥权和渎职罪名,也影射触犯“肛交罪”。
但安华的势力反而未被打散,在其夫人旺阿兹莎领导下,申请成立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正运动”(Adil)。在未获准注册前,马哈迪挑战安华派组成政党正面与他较量。结果也激起安华的人马寻找已注册的政党进行易名。他们终于找到在1995年之前已注册的政党—大马回教运动联盟,并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改名为“国民公正党”。在获准后,旺阿兹莎杨起政党旗帜,全面向马哈迪宣战。
一边厢安华被判罪名成立坐牢6年(1999414日),一切只得由其夫人代劳。在旺阿兹莎领导下,这个政党也成功地拉拢回教党和行动党共组“替代阵线”,以参加1999年的大选。可惜事与愿违,公正党只是成为46精神党翻版(只有6名国会议员),反而壮大回教党(执政丹登两州,更有27名国会议员)。
下来的发展就非安华所能控制,势力膨胀且自大的回教党要建立回教国,迫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
由于反对党各怀心思,又各行其是,也就在2004年的大选惨败。最可怜的是公正党只剩1个国席,被视为没有前途的政党,迟早也会完蛋。
这就是说,安华从1999年斗争开始,他最大的敌人就是马哈迪,马哈迪也是寸土不让的,他对安华是毫不容情的。
即使马哈迪已在2003年退休,换上阿都拉当首相,但马哈迪仍与安华“老死不相往来”。当2008年大选后出现反对党翻身的迹象,马哈迪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力挺纳吉上位,迫使阿都拉下台。在无可奈何下,阿都拉不得不于2009年交出棒子给纳吉。此时已是自由身的安华却得不到马哈迪的青睐,他们是一对“政敌”。
本来安华以为在2013年的大选他有机会扳倒纳吉成为新的首相,没想到安华的如意算盘打不响。更不幸的是,这回安华又第二次惹上官司,也是控以鸡奸罪。最终被判刑5年,直到希盟上台获特赦。
正当国家转入2015年,爆开一马发展有限公司丑闻案后,马哈迪才开始改变态度,他不再支持纳吉;反而出人意料之外,他去法庭与安华握手言和。他要借安华的力量和反对党组成的联盟助他一臂之力打倒纳吉。安华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也不能有太多的思考。虽然与马哈迪合作非他所愿,他不会忘记在过去20年所受的屈辱,但反过来,若不与马哈迪合作,将会失去“改朝换代”的机会。
在半推半就下,马哈迪也真的在2018年初被接受为希盟的共主,一旦胜出由马哈迪任相,两年后交由安华接手。
今天当公正党已成为最大的政党,当安华已具备一切条件任相时,连他都不知道何时任相?会有机会任相吗?
本来公正党20年的成就造就了安华的灿烂人生(2003年起公正党从国民公正党改成人民公正党,因为它吸收了人民党的要员加入公正党),但公正党还是高兴不起来。除非有较明显的转机,否则安华应该不会有另一个20年的“光辉岁月”等在前头。
刊登于2019年4月8日《光华日报》

晏斗补选巫统输不起?


万众注目的森美兰州晏斗议席补选已拉开序幕,再过5天我们就可以知道鹿死谁手了。
虽然这场补选改变不了什么,也没有影响到州政权的改变,但其政治意义和其对民心的影响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说前两次的补选是一个探测器,以观察政治风向;而这一次极可能是下一回大选的风向标。因为参选的任何一方都只许胜不许败。希盟的候选人是公正党的印裔候选人斯特兰;而国阵(巫统)候选人是莫哈末哈山。另两名独立人士是玛拉及莫哈末诺亚辛,后两人起不了作用,只是陪太子读书。因此焦点集中在希盟和国阵候选人身上。
根据选委会公布的选民人数,在2004年共计13,916名,其中马来人占54%、华人占23%及印度人占23%
这一年的选举,巫统的莫哈末哈山以8031张票胜出,公正党的峇鲁希山只得1832张票。
莫哈末哈山当选后,就出任森美兰州务大臣。如今他则是巫统的代主席。
2008年的选举,巫统的莫哈末哈山以7,739张票胜出;公正党的艾莎萳莎只得3,956张票。
2013年的选举,莫哈末哈山再以10,126张票压倒艾莎南莎,她只获得5,513票。
2018年的大选,晏斗选民增至20,472名,其中马来人54%、华人19%及印度人27%
当时国阵(巫统)的候选人仍是莫哈末哈山,他的对手是公正党的候选人斯特兰。后者在提名日被拒绝进入提名中心呈交提名表格,而失去参选机会。结果选举官宣布莫哈末哈山不战而胜。
斯特兰心有不甘,乃向高庭起诉选委会和中选议员,最后法官宣判中选无效,须举行补选。于是就有了这一场补选(330日提名,413日投票)。
按照安华的解释,派出印裔候选人主要是特斯兰上诉取得胜利,而且这个选区是全马最多印人的州选区。此外,安华也认为马来人并没有受到威胁,森大臣及首相还不是仍由马来人担任。
安华又说,他在参加波德申补选时,也得力于印人的支持。如果公正党不派印裔候选人,对印人是不公平的。
为了赢得这一场补选,安华已倾全力为斯特兰站台。虽然他明知巫统和伊斯兰党正在鼓吹种族政治,但他不能中途换马,也不能忽视印人的情绪。
即便公正党的林茂区部主席堂甘表示安华输不起,但安华也得打这一场硬仗,因为公正党的对手是巫统的强人。即使输了,也不是公正党的末日。
但对于巫统的莫哈末哈山来说,巫统的未来系于这一场补选。
纵观历届大选成绩来看,哈山总是以大多数票胜出,即使在2018年的大选,斯特兰有机会对垒哈山,也不见得会写意胜出。因为经过统计,晏斗在林茂国会选区内,以凯里取胜的票数来算,哈山的捍卫成功也是预期的。
如今希盟执政将近一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已浮现出来,也给了哈山一个良机保住“江山”。根据民调反应,大多数选民选择支持哈山,当然不是说斯特兰没有机会胜出,只是机率不算高。
在一方面,希盟内部出现不协调的矛盾乃至斗争已越来越明显;尤其是阿兹敏与安华的关系已变得冷漠,前者靠向马哈迪。若是两人冲突扩大,公正党的分裂不是不可能。虽然亲阿兹敏的阿菲夫(槟州行政议员,竞选公青团团长失败)希望安华与阿兹敏密切合作,才能使党强大,但他同时表示反对把党当成家族生意。
他显然意有所指。不过安华的女儿努鲁依沙的发难倒是有其理据所在,因为在这个时候能够帮安华说公道话的人已不多,阿兹敏有时还唱反调;拉菲兹沉默了,剩下努鲁一马当先捅破沉闷的政治空气。
与此同时,土团党不断吸纳巫统议员,目前已有26位国会议员,巫统只剩下37席,也给希盟其它党带来压力。如晏斗的补选由巫统胜出,它就能稳住巫统议员的退党潮,减少希盟内部的紧张,甚至可以结成一股政治势力成为左右希盟各党的筹码。
反之,若是希盟胜出,希盟的内讧将会加快,也不希望土团党越来越大,这对希盟也不是好事。因此这一仗对巫统格外重要。
刊登于2019年4月8日《南洋商报》

4.4.19

马中关系与一带一路


掀起马中新关系的有4个人,一方是毛泽东主席及改革者邓小平;另一方是敦拉萨和马哈迪。他们彻底的改变马中的冷战关系,也给海外华人带来新的曙光。
前者是指在1974531日,敦拉萨在访北京时,签下了历史性的马中建交联合公报;后者是指马哈迪在1989122日促成马方与泰方和马共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结束了41年的游击战争,也使到马中关系飞跃成长。
因为这样,在没有了后顾之忧下,马中双边贸易在1990年时大跃进,超越10亿美元。来到2013年,真正突破1千亿美元,令人刮目相看。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划时代倡议。借古鉴今地将中国在古代开创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浓缩成“一带一路”。正由于马六甲海峡在历史上曾是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川行之道(1405-1433);也是后来被英国占有的重要通道(1826年)。通过马六甲海峡,英国战舰在1840年浩浩荡荡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打开清廷门户,是为著名的“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后,于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予英国,又迫使清廷开放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与上海为通商口岸,让鸦片公然输入中国。中国就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与领事治外法权。至此,中国也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所处的战略性位置,正好成了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之一。因为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已被视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的生命线。
巧合的是,来到今天,马六甲海峡又再成为中国的经济命脉,每年有超过10万艘船只(主要是油轮)川行,而有80%的油轮是供应给中国的。因此在2017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先后两次在马六甲海峡举行军事演习,以加强区域安全。
与此同时,中国也视南中国海为其安全屏障,并勘察到单单在南沙群岛就有77个油田、石油储量400余亿吨。天然气资源为20多亿立方尺,是世界四大油田之一。但中国认为它只是将海中的岛礁视为中国的领土,并没有阻止国际船舰在南中国海自由往来。还有中国也坚持与邻近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及越南通过双边会谈解决争执,反对美国从中干预。
此外,中国从2010年到2016年在马来西亚进行投资项目已高达356亿美元,成为马来西亚外商的最大投资者。
在有利的条件下,中国在2016年,开始计划在马来西亚投下三大计划,其一是东铁计划。中国贷款500亿令吉,但马方折算造价要810亿令吉,回收率也不理想(将此工程押后。目前由达因进行谈判。据他透露行将收尾)。
其二,在沙巴敷设天然气管道,耗资94亿美元,由中国贷款,共有两条(取消)。
其三是隆新高铁,被估算造价1100亿令吉(暂被押后两年)。
这段高铁与马哈迪于1995年向东盟提出而被接纳的“泛亚铁路”不谋而合。马哈迪的原意是高铁从新加坡开始,一条穿过泰国、缅甸到昆明;第二条是泰国、寮国至越南进昆明;第三条则是从曼谷通向柬埔寨,再入越南而最终抵达昆明,再由中国转赴欧洲,完成欧亚大陆桥。
以此推算,一旦东铁及隆新高铁重启工程,它将较中巴经济走廊(长3000公里,造价超过460亿美元)更为宏伟和更有经济实用价值。
可惜马来西亚因经济因素,对东铁和高铁计划暂时喊停。但何时复工?要看马哈迪4月访华后所取得的成果而定。
根据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博士指出,相关国家提出的债务问题是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及其项目没有必然的互动关系。而中国国务委员,前外长杨洁篪也说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面对破产。
引发这场争议的是美国及西方舆论最近一两年来不断攻击一带一路是“外交陷阱”,诱使发展中国家进行贷款而后将某些主权让出给中国,如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99年租赁期)、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44年租赁期),肯尼亚的蒙巴萨港也可能面对经济困难而让出控制权,但中国一一驳斥。
就习近平来说,他乐观展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未来10年中国同沿线的国家贸易总额将突破2.5万亿美元;而中国的产品外销将高达10万亿美元及对外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同时中国游客外出也将在一年内高达5亿人。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将惠及65个国家的44亿人口,相等于世界人口的63%
为了加强各国的信心,中国也为此宏愿作出巨大的投资:为丝路基金提供400亿美元,后又增加100亿人民币。对亚投行规定1000亿美元的资本,中国率先表明,将逐步占有50%,即500亿美元的投资。目前已有93个成员国,也对31个项目,涉及62亿美元作了批准。在2017年,亚投行总资产185亿美元,利润2亿美元利息(参加亚投行是一种投资,而一带一路则是以贷款形式发展周边国家的基建)。
如果相关的规划能一一落实,中国将给美国带来威胁。因此特朗普不惜开展经济战,也鼓动欧洲国家对中国经济进行压制和杯葛,连带日本和印度对美国政策的响应也就在2018年形成一个反华,反一带一路的合唱团,让人感觉到这个计划将不容易落实,也可能以失败告终。
但为了进行反击,中国近期改变方针,转向西欧寻求突破口,以挫折美国的封杀。意大利和法国就成为新的合作对象了。
(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于331日在槟城举办马来西亚与一带一路论坛,邀请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阁下及凤凰卫视特派员高棉博士及谢诗坚博士主讲,出席者百余人,座无虚席,场面热闹)
刊登于2019年4月4日《东方日报》

1.4.19

压死骆驼的稻草?


2018年时我们有针对公务员人数(160万)过多给予批评。没想到在2019年时,我们从报上阅悉公务员已达170万人。如果不是2018年报小数,那就是原本已接近170万名,但还是以少为妙,免得民间反应过激。
虽然马来西亚有庞大的公务员,但他们也不见得掌握实权。可是马来西亚的政党都是对公务员“敬而远之”。例如,民众对公务员服务不满意,而在媒体数落一番,若是个人行为,那不打紧;若是政界人士,上层会要求那位人士赶快闭嘴,因为公务员是不可以被批评的,否则大选时选票会大大减少。若以170万公务员来算,再加上平均各有4名家庭成员,已达投票年龄,也就有680万张选票。这股力量可以决定一个或多个政党的成败。所以我们绝少看到政党高层会拿公务员来说话。得罪公务员相等于失去了政权。
偏偏马来西亚是个公务员最庞大的国家,占劳动人口比例的5%有余,也即是说每5个任职者中就有1人是公务员。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首相署部长阿都拉曼达兰于201711月在国会解释,政府当时提出2018年财政预算案时,有提及2343亿令吉是属于行政开销,但并非全用在支付公务员薪水,其实只占44%,即1032亿9200万令吉。
这就是说,我国一年的收入除了部分拨给发展开销外,绝大部分用在行政开销,其中超过40%是付给公务员的。
让我们来为公务员作个评估。在八十年代,马哈迪任相时(他在1981年拜相),他将一些政府的大企业私营化,以让公务员成为法定机构的人员,而不再是公务员。这些具有垄断性的企业,如通讯设备、电供设备都是包赚不亏的。
马哈迪的原意是想将公务员人数减少到只剩50万名,但事与愿违,在九十年代开始,公务员人数又飙升至77万名。到了千禧年,公务员迈向90万名大关。在2007年时,公务员突破百万大军。这意味着马哈迪时代缩减公务员政策不成功,也算是失败的。但在马哈迪退休后(2003年),公务员的体系仍然不断膨胀。
直到今天,我们有170万名公务员,又有70万退休公务员,他们的人数合起来就有240万名。最要命的是,我们需要付出高昂的费用。
例如,《The Edge》(财经周刊)在2017年的报导列出统计数目如下:
(一)2017年估算公务员人数140万人,薪酬高达774亿2000万令吉,占行政开销的36.04%
若是再过10年,即2027年,公务员的薪酬将高达1840亿令吉,比当下多出一倍有余。
至于退休公务员,2017年估算是200亿令吉,占行政开销的9.88% ,而到了2027年,退休金将增至639亿令吉。
如果将公务员薪金1840亿令吉加退休公务员薪金639亿令吉合起来算,马来西亚一年共要付出2479亿令吉的费用,这个国家的财政承受得起吗?
除此之外,公务员还享有下列福利:
1、房屋津贴,可减少公务员的开销。
2、生活费津贴(COLA),津贴金从100令吉至300令吉不等。
3、公共服务津贴,数额从160令吉至300令吉不等。
4、定期调薪,每年可获固定加薪。
5、申请汽车贷款和房屋贷款,公务员的申请一定会被批准。
6、弹性的假期,有年假(至少14-25天),还有升职假期及2个月的产假。
7、退休金,可选择每个月将钱存入KWSP(公积金)或是Pencen (退休金),另有gratuaty,每个月也可以拿60%的底薪。如果发生意外,家人都有钱拿。
8、升职机会,表现好绝对升职的机会,也会加薪。
9、深造机会,可申请深造,也可获得政府的赞助。
10、有机会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参加政府主办的课程,增加公务员的竞争力。
既然成为公务员有这么多好处,也算是铁饭碗,难怪许多年青人趋之若鹜,不足为奇。
目前公务员不但可以延至60岁退休,而且在工余之暇,也能私下兼职呢!照此推算,他们这一大笔常年开销会不会成为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另一则新闻也是让人泄气的。卫长说,在2018年医学系毕业生当中,有4873人尚未被安排到政府医院实习。
这之中的原因除了医生过剩外,也在全马各地的医院因空间有限无法满足毕业生的实习。
一旦毕业生没有机会实习,他们又如何成为合格医生?可见国家在培养专业人士方面是失调和有偏差的。
还有我国银行总裁诺珊霞揭露马来西亚的员工薪酬偏低,较其他国家少了33.33%
原来他是拿先进国家,如美国、英国、澳洲、德国和新加坡作比较。理由是我国将在2020年朝向高收入的先进国水平。
这样的比较不但不合适,也不合理。马来西亚的先进国宏愿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以致前首相纳吉有所谓改成50年的远景宏愿。
因此国行的报告是多余的。我们应注意的是怎样振兴经济,而不是天天喊穷。如果公务员变得臃肿不堪,我们的国家将会陷入困境。马哈迪首相可有瘦身妙计?
刊登于2019年4月1日《光华日报》

揭开伊党的政治目的


伊斯兰党近些个月来又再挑起种族和宗教课题似乎制造一种印象让人感觉马来人已被边缘化和失去他们原有的地位,这是去年509以来在金马仑国席补选时(2019126日)被重新挑起来的争议。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323日说:在509大选投票日得出的统计,超过90%的华人投票给希盟;同时21岁至30岁的青年选民也投票给希盟,结果导致66个国会议席被非穆斯林掌控,致使穆斯林失去了政治优势(国会总共222席)。
不过他补充说,巫伊是不可能“结婚”的,仅能够在政治上合作。
另一方面,哈迪也提出一个新口号:“马来人要大团结,不要再四分五裂”。
他可以过往不咎;但希望马来人政党,包括巫统及土著团结党与伊党合作,以恢复马来人的领导权。
此外,他认为公正党、诚信党及行动党不是马来人政党,更非议行动党指巫伊合作是针对非马来人的。他表明伊党没有忽略其他种族,除了让他们成为公民外,也让他们享有宗教自由和语言自由。
至于哈迪所说的“既往不咎”是否连同诚信党也可以回归伊党?他则没有表明。应该是针对个别人士而非整个党。
究竟伊党要怎样的马来西亚?今天的哈迪阿旺又要追求什么样的宗教社会?外界虽众说纷纭,但谁都知道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回教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哈迪昔日所说的参政只为了伊教而斗争,即使输掉议席也不在乎。可是现在他反过来认定议席是权力的象征,伊党必须壮大才能有说话的份量。
哈迪阿旺的领悟也使他成为一个现实的人,即政治才是权力的泉源,而不是宗教。为此,在现阶段当他知道纳吉已不可能重掌巫统,也不会再任国家领导人,所以转向支持马哈迪成为他们当下的唯一选择。这也意味着伊党放弃了对安华的支持。
回顾七十年代伊党离开国阵后,霉运随之而来,不但失掉丹州政权,也减少了国会议员。如果不是东姑拉沙里组46精神党对抗国阵而拉拢伊党合作,伊党是不可能在1990年的大选中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的。
这就是说,伊党的胜利是因为反对党有结盟,才使伊党“起死回生”(1986年只剩1个国席)。另外一个最代表性的例子是在1999年的大选,如果不是反对党组成“替代阵线”而有了安华效应,伊党是不可能一飞冲天的(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州,并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可是伊党不承认安华居功厥伟,反而坚持伊党走对了宗教路线,才有今日的辉煌。
伊党认为,从九十年代起,它在三头马车的领导下(主席是来自吉打的法兹诺,长老会由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担任;而登嘉楼州务大臣哈迪阿旺则出任署理主席),已亦步亦趋向宗教靠拢,也仿效了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的制度,推动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立场取得成就,否认安华协助伊党反败为胜。
在继后的一连三届大选,也再次印证团结是生存之道,如2008年的大选、2013年的大选及2018年的大选,都反映出政党联盟的重要性。
可是从席位来分析,伊党一直是名列第三,不可能跃居成为老大。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伊党决定独树一帜,在2015年与行动党断交;继后又与公正党切断关系,更逼使伊党内的另一派另起炉灶组诚信党,于是新的反对党联盟在2016年成立了(没有了伊党)(废弃民联,改称希盟)。再后来又加入马哈迪的土团党。在2018年用希盟名堂震撼国阵而取得胜利。至于伊党的做法是要证明它的生命力不亚于巫统,也会有一天成为呼风唤雨的政党,不再事事被安华打压。如今摆在伊党面前的是要靠向土团党或巫统尚未有定论。因而左右逢源,就显示它的识时务为俊杰的心态。
既然形势逐渐明朗,伊党也相信公正党最终会分裂。一旦阿兹敏与安华两个阵营较劲,那就是伊党发挥作用的时刻。
为此安华女儿努鲁的发难也是有其刺探性的,结果提早暴露了阿兹敏与安华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以此来推算,勾心斗角的希盟将可能在晏斗补选中出现拉后腿的现象。这就是说公正党的候选人不容易占上风。如果希盟不幸内斗分裂,政局就会有变化了。这也是为什么伊党活跃在朝野之间,因为它没有忘记要成为造王者。
刊登于2019年4月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