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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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5.6.20

巫统:永远的阴影?

今天马来西亚政坛不论朝野都陷入不稳定的状态,而且出现的格局与政党组成的名称是从来没有的。更怪的是,政党的名称可以在选举过后才形成,不一定要先预告人民一个新的阵线出现了。

但这系列的政局的改变始终与一个人脱离不了关系,他就是纵横政坛半个世纪的马哈迪(1969-2020)。

最先执政的一方称为联盟(Alliance)(1954年),由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组成。这个阵线在1955年赢得普选而成立自治政府,我们便称之为“联盟政府”。而另一方面的国家党(Parti Negara)由巫统的创办人拿督翁所组成。原本这个党称为“马来亚独立党”(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1951年),但后来另立国家党(Parti Negara)(1954年)取代独立党,在普选中全军覆没。

正由于执政的联盟占尽优势,也就在两年后,即1957年领导马来亚朝向独立。但也是在这一年,反对党组成了“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Socialist Front)由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不过伊斯兰党(Parti Islam)(由左翼领袖布哈鲁丁领导)在不公开下与社阵暗中合作。在1959年的大选社阵赢得8席、伊斯兰党13席、人民进步党4席及国家党1席。抑有进者,伊党控制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

1963年,马来亚政局有巨大的转变,东姑接受英国的建议,将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即由马来亚半岛的11个州、新加坡及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组成,政治核心仍放在吉隆坡,巫统成了最具权威的执政党。

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除了联盟在西马领军外,也在沙砂领导当地政党组成联盟,依附在西马的联盟阵容内。反对党方面则由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结果只有蒂凡那1人当选。其他反对党如社阵、人民进步党和民主联合党(1966年)也一一落败,主要是印尼发动马印对抗,导致选民担心印尼坐大而对华人不利,仍将选票投转投给执政党(共赢123席,总数是154席)。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原属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另组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参加大选取得令人注目的战绩。

1969年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一边是执政的联盟受挫,在西马国会只赢得66席。如果没有加上东马联盟的29席,达成95席(总议席是144席),它不可能超过2/3的多数席。

反对党在新常态下出现了新的组合,不走社阵的社会主义路线,但仍声称走民主社会主义或温和社会主义路线,它们是民政党和民主行动党(2004年又自我蜕变,双双把社会主义大衣脱掉)。

有鉴于人心浮动,选举过后的第三天即513日,我国爆发了严重的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在紧急状态下,局面才受到控制,后来雪吡政权也回归巫统。政局逐渐朝向和解的方向前进,槟城则归民政党掌控。

令人震惊的是,在513事件后,一位在国会选举中落选的候选人马哈迪带头攻击东姑阿都拉曼,促他辞职谢罪,指责他没有照顾马来人才引致马来选民对巫统的不满。

虽然东姑在同年通过巫统开除马哈迪,但后者一年后成功地逼走东姑(1970年下台,由敦拉萨上位),算是为新权贵立了大功,也出版了一本经典之作—《马来人的困境》。

就这样,马哈迪在1971年光荣回巫统,从此平步青云,权势与官职越做越大。如果他当年没这么一闹,他可能就此默默无闻地沉默下去。但马哈迪是永不言倦的政治人物,他除了在1972年支持敦拉萨与其他州组成联合政府外,也进一步巩固巫统的核心力量。

尽管这一改革对马华至为不利,但马华只得忍辱负重,不然它将失掉政府内的官职和在政府中的影响力。也因为这一转变,从此李三春与林苍祐成为不共戴天的“政敌”。

1974年大选前,敦拉萨首相出人意表的与中国达成建交;更将政党组合重新排列,他收编了多数反对党(即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将联盟扩大成国民阵线(国阵)(Barisan Nasional)。换句话说,从1974年到2008年的整整34年间,国阵都是坐享其成的,不必太过费劲就摆平各方挑战。即使在1999年的大选,巫统面对伊斯兰党的挑战而陷入困局(输掉丹登州政权,而且伊党国会议员首次达到27名,这都是安华效应造成的),幸好华印人及东马的选票顶住国阵的优势(这一年是安华领导反对党:行动党、伊斯兰党、人民党和公正党组成替代阵线(Alternative Front))。但在两年后(2001年)宣告瓦解,因行动党与伊党的分歧造成双方分道扬镳。

吊诡的是,在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都未正式结盟。原先的替代阵线也已解散,反对党竟然打了一场漂亮的选战,共有5个州(吉打、槟城、吉兰丹、雪兰莪和吡叻)落入反对党手里;同时反对党的国会议席也跃升至82席—对国阵的140席(两线制的雏形似乎出现)。

为巩固政权,安华即刻召集反对党组成“人民阵线”(简称民联)(Pakatan Rakyat),以向国阵挑战。

民联又在2015年破局,伊斯兰党的退出也造成反对党另行出路。结果在同一年,反对党又再组成新的阵线,取名“希望联盟”(希盟)(Pakatan Harapan),成员由公正党、行动党及由伊党脱离出来所组成的诚信党。

希盟又在2018年初接受土团党的加入,且推举(一旦执政)马哈迪为未来首相。这样的一个调整,在大选中把国阵打得落花流水而上台执政。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改朝换代,可惜未及两年又破局了。党的分裂和党内人的吃里扒外,终于在今年3月又出现新的联盟—国盟(Perikatan Nasional),即由土团党、巫统、伊斯兰党和砂政党联盟上台执政,希盟大权旁落。

当国盟准备巩固其政权时,又面对反对党的叫阵,再变成Pakatan Harapan Plus(即指原来的三党: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再加上沙巴的民兴党和马哈迪。但马哈迪已无党,也变成“民希马”阵线)。

这个阵线的变化也与国盟的名字一样令人陌生,但不论它们怎么改,怎么变,到头来还不是巫统斗巫统?因此有人形容巫统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什么时候,马来西亚的政局才能真正的脱胎换骨?没有人知道。

刊登于2020年6月25日《东方日报》 

18.6.2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自从今年2月下旬以来,几乎每天都是关系到还会有再“政变”的消息吗?马哈迪何时能重返布城发号施令?慕尤丁在努力招兵买马的当儿,他的政权会稳固吗?

最新的消息是传说今年可能会大选,因为慕尤丁要摆脱被讥为“后门”政府的新常态。

所谓的“后门政府”是指没有经过选举即能改变政权。这在过去只限于州议会,国会不曾有过。因此对国会而言,可以被称为“新常态”,但不能说这是非法的,因为宪法没有禁止议员跳槽;而政府组成时是基于在下议院拥有超过半数的席位的政党。换句话说,议员转来转去可以改变局面。

姑且举一个例子来说,在1994年时,沙巴举行州选(与国会选举分开),结果执政的团结党赢得25席;而国阵(主要是巫统)赢得23席。在议员跳槽后,团结党失去优势,也就把州政权让给国阵,由巫统派州议员沙卡兰担任首席部长。

较新的例子是2009年时,因吡叻州有3名民联议员转向支持国阵,变成国阵31席起而执政;原本拥有31席的民联,因3名州议员变节,只剩28席,也就在没有重选下改变了执政权。

虽然中央政府的改变也是可以发生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当全民在2018年的选举成绩揭晓后大声疾呼新时代的降临,结果不到两年又再回到从前。这样的改朝换代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有比较多的言论归咎于马哈迪的草率辞职造成今天的后果。因为在今年2月份时,希盟仍握有122席(它得到砂拉越政党联盟18席支持),慕尤丁及阿兹敏的派系是不容易在一夜之间把希盟推倒。

为达成变局,慕尤丁的派系是经过暗中的布属才敢于大胆的行动,先是领导土团党退出希盟,架空马哈迪。又及快地与巫统、伊斯兰党和砂拉越政党联盟合组成“国盟”,形成114席(超过半数)。

可是人民无法理解的是,为何马哈迪要在224日辞职?除了安华或被暗示可能有大事发生外,其他成员党都感到变化突如其来,一下子政权不见了。

这暴露了希盟的结盟是很脆弱的,连慕尤丁都能一蹴而成,那就显示希盟内智慧过人的领袖在各怀心思下,没有集中火力提防第三势力变节。

当然慕尤丁的背后有强大的支持,他没有马哈迪一夫当关的魅力,但人们不得不问马哈迪:为何早前要委阿兹敏这么高的权位,又出任国库董事;反而旺阿兹莎只任家庭妇女部长兼副首相,在地位上是比阿兹敏高,可在权势上不及阿兹敏。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安华不能进内阁?什么叫做没有空缺?而后来又为何公开说安华不适合任相?马哈迪的处处设防,给安华造成唯一的党魁在内阁外,令人啼笑皆非。就此而言,马安在2016年的握手言和只是政治手段,不具任何实质意义?

此外,土团党在大选后也迫不及待吸纳巫统议员加入,从13名国会议员增加到28名。抑有进者,土团党强度沙巴播种,使到民兴党有所抱怨。

就在马哈迪集中权力牢控希盟之际,他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一方面警惕安华及其人马;另一方面,又兼任教长,未思及爆炸性的变故就在另一边。结果一旦失去政权,也就意味着马哈迪已陷入孤立,只有5名国会议员追随他。而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又表现得无可奈何,也无法施加压力让马哈迪变得强大起来。虽然在此时追究责任已没有意义,但不检讨过失,希盟将无法理解败在哪里?它败在表面上是一个联合政府,实则是一人政府。马哈迪的刚愎自用终于累人累己。再者,在失去政权后的一段时日,马哈迪等人才猛然醒悟,要夺回政权,而此时正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仅于此,人民看到在另一阵容的国盟正在不断地强化势力,也尽量满足各成员党的要求,几乎所有的官联公司及法定机构都成了国盟的筹码。

不过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尚看不到慕尤丁的土团党有多强大;特别是与马哈迪的官司未了。究竟谁能掌控主导权?现在言之过早。

有人推算慕尤丁及阿兹敏派将可能与巫统谈条件重返巫统,以便巫统再成为一党独大的主流。若是慕尤丁派无法达成协议,极可能会另立山头,成立与巫统一样的政党。

其实,成立新党并不是首选,控制土团党及招募公正党人过档才是当务之急,它要在“新常态”下保住“旧常态”。既然在过去从巫统分裂出来的政党都无法夺权,如1951年宗教派人士成立的伊斯兰党、拿督翁的“国家党”(1954年)、阿都亚兹(农长)成立的“国民议会党”(1963年)、东姑拉沙里成立的“46精神党”(1989年)都无法震撼巫统的地位,也只好消失在政坛。

唯有安华在1998年成立的“国民公正党”(2003年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直到今天还保存其一定的影响力。但不论是2008年的大选或2013年的大选,安华领导反对党也无法取代国阵的地位。

只有当马哈迪在2016年另组土团党,且与公正党、诚信党及行动党结合后才展示无比的威力,一举扳倒国阵成为舆论的焦点。于是很多人认定唯有马安合作才能成事,也可以看到改革。

例如,马哈迪在政权到手后也改革了司法、反贪局及其他纪律部队的人士,也得依章行事。在这个过程中,马哈迪也得罪成员党和政商界人士。

也不知为什么砂拉越的政党联盟(本来是国阵的成员,但在2018年大选后另树一帜,成为土保党的舰旗)不倾向马哈迪和安华,才凑不成取代国盟的议席。

同样的,国盟内也存在很多问题,土团党内部的斗争和巫统的关系、巫统和伊斯兰党的关系,都是敏感的课题,也不易达成“和平协议”。对此,比较能被接受的是尽早大选以让人民作出判决,要不然单靠政党挖角和背叛,这样的政府也迟早会出问题的。

比较能被人民接受的方案是:不管有否成立新党,再把权力交回人民,让选民选出新的政府才是缓解政治斗争的可行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政党及个人还是陷入利益争夺的泥潭中,就不要再谈国家宏愿了。

刊登于2020年6月18日《东方日报》 

11.6.20

黑人的民权在哪里?

今天在美国发生的黑人示威与大游行,原本不是冲着特朗普总统而来,而是因为于525日一名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被指涉嫌使用假钞购买一包香烟,而被一名白人警察逮捕,将他压倒在地上,且用膝盖跪在黑人的脖子上近9分钟,即使间中黑人有呼喊快要窒息了,但警察仍然无动于衷。事后发现黑人已奄奄一息,送往医院途中丧命,结果造成大规模的抗议和游行。虽然先后有关警员已被逮捕且会被控上法庭,而另三名在场的警员则被停职调查。

令政府意想不到的是,群众的示威不但集中在华盛顿,而且也在各地展开。直到今天,群众的沸腾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官方会公平判案,毕竟过去的例子多数是无罪释放,也就进一步要求政府对警察的权力进行限制和作出规范,以保障嫌疑人的安全。旋后示威群众把矛头对向特朗普了。

也许很多人都不明白,美国才立国244年,为何会成为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竟跃居成为世界霸主。这与有5千年文明的中国相比;与后期的苏联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如果真正研究美国的历史,我们将惊讶地发现到这个国家的成形竟然是由来自各地的移民凑成的。而在外来的移民来到前,这里已住着印第安人,他们对来到北美的移民给予欢迎,也提供援助。但这些来自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是带着梦而来的,除了要寻找一块能致富的土地外,也要从英国的手中夺下这片土地。

本来这个世界是各安其位的,可是却在1492年被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52-1506)的远航打乱了秩序,他发现新大陆后,改变了这个世界格局。因为他是为西班牙服务的。因此将其占有的萨尔瓦多的岛屿宣布为西班牙领土,后来又发现海地与古巴。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他所要的金银玉石。

继后另一位意大利探险家卡伯特(1497-1498)(John Cabot)为英国在拉布拉多插上第一面英国国旗。就这样,英国派更多的人移向新大陆。在阴差阳错下,美洲的弗吉尼亚(Virginia)成了英国第二个殖民地。到了18世纪,美洲已有13个州被英国列为殖民地(今天共有50个州)。后来在欧洲爆发7年战争(1754-1763)(指欧洲国家之间的一场领土争夺战)。就在7年战争结束的13年,在华盛顿的带领下,于177674日宣布成为独立国家,取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

根据资料显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美洲已有4000万名的印第安人,但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先后在美国的13州建立起殖民地,这批移民除了不喜欢英国的统治外,也对当地土人起了野心,通过斗争手段杀害印第安人,从而占有他们的土地。因此从16世纪到19世纪,美国人大举屠杀印第安人。直到今天,在美国仅剩250万印第安人。

与此同时,美国也急于向非洲寻找奴隶(因印第安人比较强悍,不易被收编)。另一方面,美国人也不相信非洲人在16世纪有机会受过文艺复兴的熏陶,也就沿用一贯的手法将人口以贩卖的形式在美国操苦力生涯。

17世纪中叶时,每年有上万名的奴隶被运到美洲。进入18世纪,数目上升至每年6万人进入美国市场。

1861年,美国南方与北方因对废除奴隶持不同意见而爆发战争,北方因工业化有成可少用劳工,主张废奴;但南方需要大量人工,反对废奴,一度脱离美国而自立。

此时当选总统的林肯签署《关于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也开放军队予黑人加入。林肯因之赢得黑人的尊敬。

最后在形势比人强下,北方压倒了南方,也就在1865年结束南北战争,美国又重新合成一体。

尽管在1890年,布鲁塞尔会议已通过禁止黑奴买卖,但在阿拉伯及非洲国家仍然盛行奴隶制,直到20世纪中期后(1950年),奴隶制才被彻底杜绝。

除了印第安人,在美国的黑人血泪史也是没有了结的尽头。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悲剧有下列实例佐证:(一)在1962年,废除种族隔离法案生效8年后,美国南方发生一名从军队退役的非裔男子詹姆斯·梅瑞狄斯(James Meredith)申请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几经周折,即使在总统肯尼迪批准下却无法进入校门。

结果在930日傍晚,梅瑞必须劳动联邦司法副部长和几百名法警护送下进入校门,却被种族分子纠众闹事,有一名记者和旁观者被打死。

此事惊动了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他在1963年发表了名著《我有一个梦想》,也就卷起了民权运动逐步走向高潮。

(二)1962723日,美国汽车城底特律警察在凌晨突击无证经营的酒纪,逮捕数十名黑人引发暴力冲突,变成骚乱。24日晚,数千人冲破1万多名军警的包围,烧毁市区许多房屋和商店及警察局。此事造成40多人死亡,约400人受伤及7000人被捕。

(三)1968年,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演讲时遇刺,全国110个城市从4月到7月先后爆发此伏彼起的示威、纵火和抢劫商店,造成数千万美元的损失,有1千多处房屋被焚毁,13人死亡。但后来计算,总共有31人死亡。

(四)1992429日至52日,美国洛杉矶爆发了被形容为20世纪最大的种族骚乱,持续6天,63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0亿美元。其肇因是警察殴打一名黑人青年罗德尼·金(Rodray King)而起,结果法庭在一年后判警察无罪,引发众怒,又酿成骚乱和抗议。事后4名涉案警察被判30个月的监禁。

(五)2013年及2014年,马丁和布朗这两名黑人都分别被警察殴打致死,引发100多个城市民众示威抗议。

事缘在2012226日,白人警察看到黑人特雷翁马丁(Trevon Mortin)的状况不对劲,跟踪下发生扭打,最后马丁中弹趴在地上。

至于另一黑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 Jr)被白人警察拦截搜身,但不幸被打死。这两条命案也导致示威和抗议,更第一次举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的牌子,与这一次的命案诉求是不约而同的。

虽然美国已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取消歧视,也将黑人改称为非裔美国人,但仍然无法让白人的思想打破旧框框。就不知这一回能否逼使特朗普作出改变?

当下美国人口有3亿3千余万人,其中白人占73%,人数为234,370,202人;黑人占12.7%,人数为40,610,815人;华人占1.3%,人数为4,108,085人。就不知道这个国家为何会不断发生种族暴乱和纠纷?民主和民权去了哪里?

 刊登于2020年6月11日《东方日报》

4.6.20

“香港法”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人大会议通过“港版国安法”后,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既然“一国两制”已不存在,剩下“一国一制”,美国再也没有必要保留香港的特殊地位(包括关税及贸易投资和旅游等)。这是指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美国仍然保留原先提供给香港的优惠条件,理由是香港这个非独立实体保有独立的运作,因此有资格享有这样的待遇。

由于不是很多人明白香港与美国究竟有什么特殊关系,为什么有人十分害怕美国“整死”香港?我们有必要阐述中国、美国、英国和香港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

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夺取了香港,也强迫清廷开放五个港口(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主要目的是逼使清廷接受鸦片入口中国。后来又发现接管香港后,竟可以通过人口的迁徙和贩卖(俗称卖猪仔)而致富(槟城的旧关仔角一度是贩卖“猪仔”的市场)。虽然如此,英国在一百年来并未真正放下心思发展香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的重要性才被英国人看到。

不仅在战后(1945年)人口从60万激增至1950年的220万,而且中共在1949年解放了中国,香港倒成为一个战略性地带,对英国和西方国家来说,可以成为“反华和反共”的重要基地。

就这样,英国开始正视对香港的规划和发展,例如在1953年的两项填海工程增加了300万平方尺的土地。第一个填海工程用于建设启德机场的跑道;第二个工程发展观塘及荃湾成了工业中心。

此外,二战后诸多内地的商行公司集体迁到香港,也带了了资金和人才,使到香港的发展一日千里。例如在1947年时,港内工厂数量不过千家,拥有雇员不到5万人;但在1959年时,工厂增加至45百家,雇员超过17万人。

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下,港商与内地建立的合资企业2万家,加工厂超过8万家,拥有雇员400多万人。

与此同时,香港也支持中国内地的工业迅速起飞,在14万家的企业中,总共投下800亿美元,中国终于真正地成为香港的大后方。

付今责作者在《香港为何繁荣》一文中道出了其中的大道理:为什么香港能成为国际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世界三大中心即纽约、伦敦和香港),但又为什么英国占据的其它殖民地不行,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它的背后站立着中国,英国人不是做香港的生意,而是通过香港在做中国的大生意。英国占领香港后,就不用下本钱把它打造成国际转口贸易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内地的进出口、贸易位居英国贸易额的首位,香港则牢牢把持第二位。19世纪末,中国内地对外贸易进口额的一半上下被香港占据,峰值为56%,而且香港对内进口贸易额维持在40%上下浮动。

金融是建立在大量资本流通的基础上的,红火的转口生意直接加快香港的资本流通速度,英国选中香港成为继本土伦敦之外的海外金融中心是有充分考量的,一是香港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二是香港地理位置的时差可以在伦敦股市下市后转向香港开市,两个股市的轮流收开,给英港的交易所带来丰厚的利润。

其实,香港对世界和中国都是重要的,例如在2018年香港对世界的贸易总额为11967.6亿美元,其中出口5692.41亿美元,进口为6275.17亿美元。在这方面,转口贸易占很大比数,而香港本土产品微不足道(只129亿美元)。与此同时,在2018年,香港向内地出口3143.3亿美元,占比55.2%。位于中国之后的第二出口为美国,占比8.1%2018年香港从内地进口2743.58亿美元,占比43.7%。位于中国之后的美国占第四,占比4.4%。因此美国若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地位被认为影响不算大。

这就是为何在最近中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后,美国及西方国家坐立不安而搞起对抗。其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92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美港政策法”(香港关系法),属于美国国内法,这是因为香港将在199771日回归中国,美国政府乃重新厘定对港政策,容许美国依据《中英联合声明》(于1984年签署)让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承诺。在金融和文化等领域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的待遇,并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保障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当香港回归仪式在199771日完成后,整体的气氛还算融洽。但在2003年时,特首董建华在立法议会拟提出第23条国安法(这是附属在基本法内的条文)。结果引来50万民众的大游行。他们反对这条“警察法令”,允许公安得以入门搜寻和逮捕相关人士。在强烈的反对声下,特首按下此条文不表,但此事一晃就是17年,始终没有落实。

另一方面,这对香港当权派和中央政府是一个挫折,因为一个独立和主权国家竟然没有国安条文对付狂热分子的示威和破坏?在相互指摘下,美国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拟在议院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但没有在议会通过。

接着在2019年,港议会拟修改“犯罪条例”,又遭到更大的反对。当时估计有200万人参加大游行。最后也迫使港府宣布取消“犯罪条例”的修改法案。这条修例主要是允许香港将犯罪嫌疑人送往相关的地区受审。

在港府找不到更好的方案下,中央也直接引用条文在人大通过国安法,以遏制示威者反中活动。这批人主张独立、自治、公投、歧视和排挤中国大陆在港人员、污损国旗国徽、暴力对抗警方执法、瘫痪政府立法令等,严重地挑战了“一国两制”原则。因此中央有必要防范制止和惩治。

本来在香港政策下,美国视香港为独立非主权实体,可自由兑换美元(目前定在1美元兑7.8港元)并认可香港发出的护照,也享有经济、贸易及金融等方面的双边协议和优惠。

不过在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后,就与原来的“香港关系法”有所不同,不但美国有权取消了香港拥有的特殊地位,而且也不再享有优待地位,香港的货物出口美国也得缴与中国同样的出口税。

另外,倾向中央的评论则说:独立关税区的地位是世贸组织赋予的,不由美国取消。美国能做的是单方面不再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同时除了美国外,香港也不会失去独立关税地位,它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给予的,也不能任由美国任意废止。关于这方面的说法,我们还需进一步探讨。

至于美国会否真的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就要看它如何评估香港对世界的影响和对美国在港商人的影响(按2017年统计,香港是美国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市场,也是大小牛肉的出口市场。如果香港减少入口,影响就大了。同时,在香港有美企1313家,占港外资的18.3%,高于内地的6.9%)。

总的来说,香港的未来已不掌握在美国手里,而是在中国手里。

刊登于2020年6月4日《东方日报》 

28.5.20

中美新战场:香港

当下最爆炸性的大问题就是中国人大将直接讨论和通过“国安法”,并将之纳入香港基本法内,而不再通过香港立法会通过。

究竟香港和英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美国又抓紧香港问题不放?同时为何中国对国安法耿耿于怀?非通过不可?这都是有其远因和近因的。

最早的时候,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1858年解散),结合官商的力量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先是印度的德里(1757年)被占有,继之是1849年整个印度成为英殖民地。

马来亚的槟城在1786年成了英殖民地;新加坡则是在1819年成了英殖民地。在1826年马六甲归英国管制。英国也在这一年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后来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也分别在1881年及1841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及后组成马西亚联邦。

当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便将各殖民地纳入英国政府的“殖民地公署”部门,直接由英国管辖。

在海峡殖民地组成后(1826年)的16年,英国通过炮舰打败了清廷,而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占有香港岛,及后在1860年又通过《北京条约》占有九龙半岛。这个过程在历史上称为第一鸦片战争(184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898年,因香港发展快速,土地不敷应用,英国乃通过签署《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向清廷租用新界,为期99年(按规定,在1997年到期,英国也就在这一年得将香港归还中国)。

这是中英双方通过《中英联合声明》达成的协议。有人问及既然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割让英国没有年限,只有新界才有年限,则英国不交还香港岛和九龙岛是存在争议的。退一步说,即便中英双方早年有签署割让条约,且割让意味着“永久性”,正如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就不再归回柔佛苏丹;而槟城及马六甲乃至马来亚联合邦和东马的沙巴与砂拉越也就没有所谓“物归原主”这码事。因此在战后这些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但要怎么独立?有什么条件和领土的划分,都归英方说了算。

可是在香港方面,英国碰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香港岛只有80.7平方公里,而九龙半岛面积更小,仅46.9平方公里,两者加起来不过127.6平方公里。若与槟岛的293平方公里相比,也小过槟岛一半有余。正因为这样,英国为了香港的发展,不得不向清廷租借新界99年。虽然新界在当时地广人稀,但香港从那时起已是比新加坡(704平方公里)及槟城(1031平方公里,包括威省)还要大的土地面积,单单陆地就有1105.6平方公里,而连同263个岛屿,总共有2755.03平方公里。

因此若英方只保留港岛和九龙的土地面积实在太小了,立不成国,除非它能拿下新界。可是在物换星移下,一切已变得不可扭转。

还有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先见之明。在中国于1971年进入联合国后,便在1972年提出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主权范畴,不属于所谓的殖民地范畴。它们是被英国强行占有的。同年的118日,联合国大会确认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归属中国,不能以殖民地的身份独立。换句话说,港澳不能独立,只能回归中国,并已明白写进联大的议决案内。

虽然英国很想保留香港,且在80年代向中国提出主权归中国,而治权归英国,以保持英国的影响力和保住西方仍有一块跳板窥视中国内情。在不得要领下,邓小平提出了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且订在1997年移交主权。

在初时有65%的香港人支持回归大陆,仅有25%愿意保留香港人的身份。但在97年后,港民对中国的政策又有更大的抗拒,也就使到双方的关系越闹越僵。

例如在2003年,因为港府要推出第23条国安法,以使香港进入一个受法律控制的社会。当时基本法第23条的整个含义是: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也禁止港内的政治性组织和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可是在200371日时,有50万港民走向街头反对第23条国安法,指它侵犯人权和自由,压制香港言论。在一片抗议声下,身为特首的董建华不得不押下有关条文。但一押就是17年,而董建华也在心力交瘁下于2005年在任期未满下挂冠而去。

经此一闹,香港不再安定了。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几乎瘫痪了一部分的香港街道。

自此之后,示威和游行成了不满分子的筹码,动辄诉诸以示威和顽抗。结果在2019年中发生的反送中的“修改罪犯条例”的大游行,也一度声称有200万人参与,最终迫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得不宣布撤销反送中的修例。

眼见“凡反必胜”,也就刺激了一部分反中反华的港人加入了与中国对抗的行列,甚至也欢迎美国和英国政界介入其中。

另一方面,中国人大再也不能坐以待毙,因而借此次代表大会,由人大自行提出国安法。在内容上与原来的国安法大致相同,但最主要是突出和显示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如果香港是一个例外,没有国安法,则犯颠覆罪和叛国罪的人,岂不是可逍遥法外?既然世界上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都有国安法,美国也不例外,为何反对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立法呢?

《南华早报》的新闻主任永登拉杜(Yonden Lhatoo)及专栏作家Alex Lo撰文时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到底香港是美国或中国的领土?”北京的新国安法直截了当立下范例。

文章说:已经23年了,北京认为已经够了,也就自行巧妙地用殊途同归的策略达成目的。

“香港是中国的,也是中国拥有主权的领土,只有那些偏向港独的份子作出挑战和行使破坏。不过在将来,国安法将会调和了反政府和反中国的情绪,从而促使候选人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在议会内表达出来。

因此不论美国如何使用香港人权法对付香港和中国;也不论美国如何通过种种手段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地位,它似乎不能改变中国的决心。”

其实在疫情严重下,美国和英国还要领导反华,就不知道当年(70年代)尼克逊总统与华友好在特朗普看来都是错误的?

 刊登于2020年5月28日《东方日报》

23.5.20

亡羊补牢迟了一步?

518日是国会下议院召开一天的会议,只有最高元首致御词,而后就散会。换句话说,马哈迪对慕尤丁提出不信任动议要到7月的国会才能辩论。因此我们不能肯定在未来的3个月内政局又有什么变化?

虽然在国会尚未对不信任动议进行投票,但不意味着朝野之间的斗争已结束;也不意味着在朝的国盟内部的矛盾已解决;同样不意味着在野的希盟也已失去斗志。相反的,自从今年223日喜来登会议所发生的“无声政变”后,整个国家一时陷入了混乱和不安。主要是涉及人事的变更,比政党的轮替更明显。

事实也证明,政变的主角是马哈迪的副手慕尤丁,相等于他们共同组成的土团党还是执政集团,除非事后证明归属马哈迪所掌控。现在说变也没有全变,还有一向跟着马哈迪的阿兹敏也加入慕尤丁的造反派(在外界人看来,阿兹敏似乎是马哈迪的“义子”,也是后者极力提拔的接班人之一)。结果是他们在一夜之间各走各路。

根据了解,推翻希盟政府而组成国盟政府的过程是十分仓促和神秘的,起事者是在有预谋但又没有十分把握下“完成”的。主要是马哈迪在221日的会议上对希盟成员党巨头举行的会议显得不耐烦,课题几乎集中在马哈迪何时交棒给安华?自始至终,马哈迪都不插话。到最后在双方争执不下时,安华作出妥协,同意交由马哈迪自行决定其辞职日,不需要订下日期。马哈迪在接受协商后,也表明他的辞职日由他自己决定。

可是事情的变化来得太快,在会议过后,马哈迪曾一度深思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大联合政府,但没有详细提到是否包括巫统和伊斯兰党?与此同时,马哈迪也发现重组内阁困难重重,又与慕尤丁的意见相左,导致慕尤丁在223日土团党会议上宣布“起义”,退出希盟。

马哈迪也在224日向最高元首呈辞,较后辞卸土团党总裁职。

由于国家一日不能无相,元首乃在当天重委马哈迪为临时首相,但所有阁员也在这一天被撤职。此时的马哈迪既已离开土团党,又等于与希盟没有挂钩,很快就失去其支持力量。即使他宣布在227日重返土团党担任总裁,但此时的慕尤丁已捷足先登,成为代总裁兼党主席。

结果在229日,最高元首宣布慕尤丁已获大多数议员支持,而在31日宣誓成为马来西亚第八届首相。

因为慕尤丁已找到其合作对象,也就干脆将希盟一脚踢开,自行宣布与另外5个政党合作,成立“国民联盟”(简称国盟)(Perikatan Nasional)。结盟的成员有土团党、国阵、伊斯兰党、砂州政党联盟(GPS)及沙巴团结党。

5个政党是先成立“国盟”后才在517日签署“国盟共识备忘录”,内中提出5大要求:承诺加强和维护国家原则;不分宗教和种族,照顾所有马来西亚公民的福利和利益;在确保联邦和州政府良好施政下,也确保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

从上述来分析来看,原属于在野党的巫统及伊斯兰党突然获得机会重新抬头,也在国盟内发挥重大的影响力。巫统除了争取部长人数居于第二位外,也要求慕尤丁安排巫统的人担任官联公司的负责人。这些日子来,也已委得七七八八。

这就是说,过去的裙带风和官僚主义又再兴起。如果我们详读刘镇东在媒体公开的叙述文,不难发现慕尤丁在加入土团党后的郁郁不乐,因为他所要担任的财政部长职位,马哈迪不给,反而给了林冠英。对此,慕尤丁有所失落,他也担心一旦安华接棒,自己是否只担任副揆?

还有在选择柔佛州务大臣上,慕尤丁的人选被马哈迪拒绝,改由马哈迪的人马兹兰出任,造成慕尤丁在党内有所不满。因而传言在201910月准备与阿兹敏、希山慕丁及韩沙再努丁联手搞政变,后来因故放弃。

虽然刘镇东说,在20187月慕尤丁被确诊患癌后,有改变他的人生观,包括另组成马来人统一的政府。但此事也被刘镇东劝服,因为土团党若与巫伊联盟,最终会被两党吞噬而无所得。

结果刘镇东只能拖延慕尤丁进行“政变”,但没有改变慕尤丁集团所要达成的大马来人政府的想法,以把行动党及公正党排斥在门外。

由于政局的模棱两可,今天的慕尤丁面对的是他的身份尚未被确认。若是土团党不能归慕尤丁领导,则他必须选择重回巫统或另立新党。

但屈从于巫统之下,慕尤丁固然不能接受,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与阿兹敏等人另起炉灶组新党。

当然成立新党也是挺麻烦的事,前教长马智礼就以此警告慕尤丁,若是土团党忘却其取代巫统的任务而重回巫统,必然会被巫统所融化掉。

另一方面,在野的人民公正党也面对分裂下能否重振威望?这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因为安华是人不是神,他没有三头六臂再凝聚回群众给予的支持;尤其是阿兹敏已拉大队靠向慕尤丁,给公正党带来沉重的打击。

正因为公正党内伤甚重,再加上土团党又出问题,希盟单只靠诚信党团结马来人,影响力又不够。未来的在野马来政党何去何从?已是当下的政治主题。

如果在未来的三年内,让国盟找到修正旧体系的方向,继续走回种族主义的合作方式,则马来西亚希盟(Harapan)所努力的政改和新政将会在旧路线的复辟下回到从前而在原地踏步。就此而言,选民在2018年寄托的改朝换代已被马哈迪一个不小心被全面扭转回来。今天想亡羊补牢,在时局和人事改变下,是否太迟了?只有马哈迪和安华能给出答案。

 刊登于2020年5月23日《东方日报》

14.5.20

孤家寡人的慕尤丁?

马来西亚今日的政局看似有政党在操控国会,实则陷入了个人治国的困境。虽然当今首相慕尤丁在治理新冠病毒上取得不俗的成绩,也只有66百余人被感染及逾百人死亡,算是控疫有方。但这不等于是慕尤丁的护身符,因为在他面前的大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能自我取消的。

其一是马哈迪已向下议院提呈对慕尤丁担任首相的不信任动议,而且已获得议长的接纳,但会不会在518日的国会上讨论,就要看民兴党的刘伟强要求国会延长数天的动议是否获得通过?不然不信任动议就会延至7月份的国会举行时再行讨论和票决。

原本是民兴党主席沙菲宜(沙巴首席部长)提出对马哈迪担任首相和对阿里夫担任议长的信任动议,但因不符条规而被驳回。所剩下的马哈迪动议才是当下国家最大的议题。主要是不服慕尤丁的上位不是民选上台,所以他的合法地位也就受到挑战。

这一项挑战显然是在马哈迪同意下才达成的,因为较早时马哈地有表达不会禅位给安华,理由是很多人不喜欢后者上台,可是这种没有经过考验的说辞也只是片面之词,不能当成绝大多数人拒绝安华(除非通过选举打败安华)。

我们不知道为何马哈迪在此时此刻会改变初衷,决定第二度与安华合作?照常理推测,马哈迪是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只好回到希盟。至少在希盟内他会被尊称为老大,也会在时机成熟时再任相,要不然他在国会内就显得斯人独憔悴。如今他反转回来,也就给了慕尤丁一个进退两难的抉择。

其二是慕尤丁本身要厘清的问题,到底土团党的权力在谁的手里?在情况不明朗下,开除马哈迪与慕克里肯定会激起党内进一步的分裂和斗争。

在伦理上,慕尤丁得尊重马哈迪的地位。如果没有马哈迪在2015年扶慕尤丁一把(被巫统开除,转向与马哈迪合组土团党),则慕尤丁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虽然土团党是一个刚崛起的政党,拥有28名国会议员,但其中9名是来自巫统的。后来再加上慕尤丁引进的阿兹敏派的11名国会议员,才凑成39名。就不知道,在目前还有多少人站在马哈迪这一边或已倒向慕尤丁?

这是非常关键的,慕尤丁必须先有把握在党内压倒马哈迪的势力,才能取信于其他党的继续合作。

所以当土团党展期其理事会议(本来在513日举行)后,已反映出慕尤丁的困境是投鼠忌器的。但如果慕尤丁保持沉默以静制动,那也会有议员跑票的。

其三,也就是慕尤丁到底有多少议员的支持?他需要的是113名议员的支持,以超过半数稳住政权。反过来,如果马哈迪拿到113票,政权便会转手。

正因为确保不要跑票,最近以来,慕尤丁在这方面就大开官联机构之门,让各成员党(在希盟倒台后,慕尤丁率其土团党与巫统、伊斯兰党、砂政党联盟及沙团结党联盟合组成国盟)。

当我们近期在报上看到这个职位的委任和那个职位被填补,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巫统已高调要求给巫统人担任多一些重要职位;同时伊斯兰党也各有诉求,包括其党主席哈迪阿旺已被委为首相对中东特使(享受部长级的待遇)。

其实慕尤丁也是很为难的。除了土团党有10名正部长及15名副部长外;下来就是巫统有10名部长和8名副部长;继之伊党有3名正部长及5名副部长,这意味着慕尤丁已把官位安排得各有所得外,也在其他方面满足各党索求。但如果这种风气不加以改变,对于后来当政者也就依样葫芦了。

但不论政情如何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向的结果。

第一个正如前巫统部长阿末沙比里所说,马来西亚的首相都是来自巫统的。这就是说,他们都有巫统的DNA。若是一个人不是来自巫统,他将不可能成为首相。因此他说巫统其实是“党校”。

正是这层无法打破的关系,马来西亚从独立到今天,都是巫统人领导国家。这之中有一个信条是:巫统维护马来主权。所以直到今天,它还是归属马来人及土著的政党。

不论是马哈迪或安华,他们都熟知没有在巫统内打滚多年是不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站在这样的角度来分析,似乎除了巫统外,尚没有另一个政党可取而代之。有人建议慕尤丁干脆回到巫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出身巫统,也在党内当官多年的人,自然有其“难舍”的感情。例如马哈迪、安华及慕尤丁如果不是被巫统排挤和开除,他们是不会离开巫统的。

不幸的,今天的巫统来到纳吉的手上又因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丑闻,遂使到巫统名声大跌而痛失政权。

因此第二个结果是用土团党来代替巫统。马哈迪从一开始就主张拉拢巫统的人,就是希望土团党得以取代巫统成为国家的执政党。在这样的考量下,马哈迪自然要夺回土团党的主导权,除非慕尤丁势力压过他,否则马哈迪认定土团党是取代巫统的最佳政党。

马哈迪就是期望在国会内以多数票压倒慕尤丁,以面对可能带来的大选或重组内阁。但一个问题随即产生:希盟还要行动党吗?没有行动党,希盟又如何再次上台?

今天所谓的“国盟”就是打着反行动党旗号而再次上位的。他们全都都是来自国阵的一批人马,在种族及情感上,还会继续排斥行动党吗?

总而言之,马哈迪、安华及慕尤丁都是9070开外的政治元老,他们应该思及下一代的政治道路怎样走?只要巫统和马来人的思想没有太大的改变,种族性的政党仍会存在,也就意味着目前以种族分配作为官位数额的格局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由此来看,马哈迪也好、安华也好、慕尤丁也好,他们都是按照前人留下的政治道路走下去,改变终究是遥远的路。

 刊登于2020年5月14日《东方日报》

9.5.20

美国妈妈的肺腑之言

中美正为新冠肺炎(Covid-19)源自何处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刻,有一位美国职业妇女June Shih在《南华早报》(58日)发表一篇令人省思的文章。

这篇命名为“为何在新冠状病毒肆虐时期,美国妈妈急切地把她的两名女儿带回上海”?编者按语则说,正当中国大陆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时,在上海工作的美国职业妇女将其两名女儿带回美国。但在检视两国(中美)采取不同的检测措施后,她决定将女儿再带回上海。

这位作者说,在今年315日,她飞回美国准备将两名女儿带回上海,主要是因为两国的检测方式大相径庭。

“我的家庭已关注新冠病毒数个月,也知道此病毒在中国被发现。

我在两年前从美国到上海履新。但在今年农历新年假期时(阳历正月份),中国却面对大规模的病毒传播和感染,当时我们正在日本度假。在知悉上海的学校(国际学校)宣布暂关闭时,我们决定将两名女儿(一个13岁,一个10岁)飞回美国交付我的丈夫照顾,我则飞回上海继续工作。接下来的中国“封城”措施(123日),使我在两个月内与家人分开。

到了今年3月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转折点,我的女儿刚刚入读他们以前的学校,但这些学校又宣布行将暂时关闭。与此同时,在上海的学校则通知家长将在不久后复课。在美国的疫情不断恶化及中国加紧管制边防措施时,我需要作出决定。

有关中美的防疫措施各有不同。我在美国机场逗留少过36小时,但情况足以引起警惕。如果不是我自愿告知检测人员我刚从中国回来,我相信在进入美国海关时,没有人会检测我有没有发烧。

由于我的自告奋勇,也就被领到美国防疫控制中心以作体温检测。刚好也有一大批教会的人从欧洲回来。我被告知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手续过程简单,没有繁文缛节)。反之,当我和我女儿在319日回返上海,入境手续与美国相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情景,当我们的座机从日本飞抵上海时,正是上午11.45am,但我们坐在上海浦东机场约两小时,才得到移民局的官员通知需要通关。

我们在等待时间内也需要先填写健康报告,后来也通知我们需要在家或酒店隔离14天。后来我们被护送进入巴士。

在巴士上,我们也被提供被单、面包、入口德国牛奶、口罩和白水。我对他们的友善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巴士抵达住家附近时,在一间学校内,我们又再作一次检测。前前后后,从下机再回到住所,一共耗费16个小时,但却是值得的。我也看到这些义务工作者向巴士喷射消毒液。当中国已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时,我想美国到现在仍然没有做好足够的检测措施。

虽然没有人告诉我检测的结果,是否呈阴性?但我们则被告知可以回家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悉中国为防止疫情第二波到来而采取边防更严格的检测。我对我的“疯狂”举动把孩子带回上海感到庆幸。

再经过14天的每天检测后,我们被允许得以与人群共处,可以在街上步行。虽然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仍需保持距离,但上海又恢复昔日的繁华,我们也感受其中。”

我之所以将一位美国女性客观地描述中美之间对疫情的不同措施是希望有关国家在疫情未下降或缓和时,不要采取过于松弛的政策。

虽然美国为了保障人民的就业和抑制经济下滑,而希望用三个阶段来放宽限制,但是如果我们查看一下疫情的严重性,就不得不提醒美国,全球的340万人感染中美国占了1百多万例;而全球的死亡人数已达24万人,其中66千人是美国人(而中国有83千人被感染,造成46百人死亡)。

平均算来,美国一天有数千人被感染,而又有千人死亡。这种不受控制的病毒为何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的今天发生?简直不可思议。

尽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口咬定病毒来自中国,也不断地鼓动欧洲国家及盟友掀起反华浪潮,但只要细读美国人的这一篇肺腑之言,就不难看出防范措施的松紧有天壤之别。

退一步来说,美国及其盟友如果决意要向中国讨“赔偿”(在法理上尚找不到法律据点),则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在法庭见真章?同时,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又怎能受得了不断流失的生命?

一个不变的定理是:当人命受重创时,经济肯定不会好转。放眼所见,大小工业的停顿,石油的无价及大工程的静止,这个世界将会在疫情过后变了样。

虽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期待中,但没有人知道其模式是怎样的?也没有人知道石油在将来还会不会有其市场?

如果在2020年的全球GDP无法零突破,那意味着世界在静止中,一个从未有过的世界会出现(通过战争重塑或通过并吞减少国家数目)。至于各个国家之间是以什么方式结盟?又用什么对抗?大家都不知如何想象。

其实当下如果采取如同中国的检测措施,应该是利多于弊。既然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14亿),美国不到3亿,欧洲国家也在5亿之间,为什么就不能早日控制疫情?反而任它泛滥下去?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无可避免的浩劫?那些支撑不下的国家,是否会陷入破产或被并合?这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后果。

 刊登于2020年5月9日《东方日报》

30.4.20

疫情已被彻底政治化

 

根据《南华早报》报导,武汉终于在周日(26日)迎来了零病例的纪录,最后的12名病患者都在检测呈阴性后一起出院。这意味着武汉的医院再也没有新病号或仍留在医院的旧病号。前前后后,从123日起封城到48日才解封,总共76天。这是武汉人民在自我约束下取得的骄人成绩。

不过,在这个有人口11百万的城市中,当局总共派出41千名医务人员进行抢救。不幸的,有50,333病例(全国总共有82,827例,占60%),共有3869人死亡(全国死亡人数为4643人,占死亡人数的83%

虽然如此,政府依然敦促市民严防疫情卷土重来。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在对抗新冠病毒(Covid-19)方面已有显著的功效,从去年12月开始接触病号直到今年4月的四五个月内,基本上疫情已受到控制。

可是这一场可怕的大流行病毒除了蔓延至全中国外,也开始在香港、澳门及台湾查到病例。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今年1月以来,已陆续有其他国家人民中招。在无法切割下,直到426日为止,已有近3百万人染病,而有超过20万人死亡,同时疫情仍在扩散中。它几乎扰乱了世界的秩序,也中止了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其所造成的损失也无从估计。但肯定的是,在新冠肺炎过后(也不知何时)将改变这个地球的生态和人类的生存条件及生活方式是无可置疑的;尤其最致命的是,它已经完全被政治化,而且越演越烈。在这一年内,下列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即便不讲求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各国也和平共处,但领导资本主义的美国,自从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以来,就亦步亦趋把中国当成政治对手。除了三番四次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外,也促请世界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领导,以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的世界。为起带头作用,美国于2018年掀起中美贸易战,它不能接受中国在经济成长上将超越美国。因此第一个步骤是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中国有4千余亿美元的盈余,美国则要求1年减2千亿美元)。

除了在世界各国鼓吹反华反中政策中,也在香港和台湾课题上使中国面对抗拒的压力。

其二,未想在今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美国与西方国家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从2月到4月)纷纷陷入困境,美国也就怂恿这些国家向中国追逃赔款。这些政府单位和民间组织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及印度等,理由是这次的病毒源自中国,因此要中国赔偿数千万亿美元。这让人想起120年前八国联军攻入中国义和团后,逼清廷签下《辛丑条约》,赔偿各国总共4亿5千万两(以中国当时人口来计算,每人要负责一两),分39年摊还。

如今美国依样葫芦也发起索赔这码事,但中国认为美国是强把责任推给中国是不合理的,而且“零号病人”也不是来自中国,其中争议也许较早就在美国发生。

就在中美双方唇枪舌剑之际,特朗普又搞出新花样。

其三,有一份给共和党人的私密报告是促请共和党人在选举中挑起选民对中国的“仇视”和憎恨,从而支持特朗普的连任及共和党在参众议会中占有优势。

有关报告也抹黑拜登(民主党)亲中国,其实也不是这么一回事。由此可见,为了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共和党不惜动员国家机器来丑化中国,以遂个人政治目的。

其四,一份正在草拟中的报告也促请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各别做出准备,全面从中国撤资和撤厂。特朗普的口号是以“原生国家利益优先”,就要从中国返回祖国或第三方国家。这种战略转移很明显的是反对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的“2025中国制造”策略(即中国准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核心之一)。

这事看起来容易实则问题很多,因为这些国家在中国生产和销售都不错,如果撤走工厂面对的不但是资金问题,而且工厂要设在哪里?有充足的原料和劳工吗?就不知特朗普这一算盘打得响吗?

其五,这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中世纪时,英国有面对黑死病(鼠疫)的侵袭,造成学校关闭和随后多年的学术水平下降。因此当下的教育界领导希望多人能参与控制疫情,让学校恢复正,而不致关闭或水平大为下降。

根据分析,今年的西方名校将面对国际学生的锐减,学费也相应不足维持开销。

目前在世界各大学共有500万名国际学生,他们付出的学费是本地人的双倍或更高。这之中有100万国际学生来自中国。英国已可估算今年的国际学生将大大减少,以致学费收入减少了70亿英镑(占全英国的学费1/3)。

至于澳洲的大学今年将少收入46亿澳元。在未来的6个月内,将威胁2万人的工作岗位。如果政府无法支持大学,有些可能被迫关闭。

其六,西方国家的企业需要中国订单外,也需要留学生源源不断到来。虽然采用远距离教学和企业自动化可以节省开销,但无法凝聚力量来凸现企业的强大和大学的品牌权威。

当选民也是这个国家的工人时,特朗普要怎样大小通给?这是一个无底洞。如果说,他对疫情的控制尚无头绪,却要分阶段开放市场。后果又由谁来负责呢?

其七,现在又有消息指说印度因封城造成人民不满而抗议缺粮。后果会否越国界寻求庇护?没有人知道。

有人预言,新冠状病毒将会播下“政治革命”的种子,这是每个国家都要慎防的。

所有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的世界不是因为战争而改变,而是因为病毒而变得模糊起来。这样的变种病毒在今后将与人类共存于空间,也成为人类身边的大敌。若是再有新变种病毒出现,我们又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要的不是特朗普每天计算将会有多少人中招,多少人死亡,而是他能在治疫方案上倾全力而为之。老是要置中国于死地,美国老百姓的命就可以不要了?

刊登于2020年4月3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