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17

个人简介

拿督谢诗坚博士(笔名“飞扬”)是名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1945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祖籍广东大埔。毕业于韩江中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肄业、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硕士及厦门大学文学博士(相关报导) 。自1966年起,即从事新闻工作达25年,诸多文章散见各大报刊。1978年获槟城政府颁发服务有功勋章PJK;1980年获国家新闻从业员新闻写作杰出表现奖,并于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在2009年获得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财富时报》社、凤凰卫视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09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为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出版《静水深流》一书以资纪念。

拿督谢诗坚博士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先后出版十本著作:《采访外集》(1970年)、《采访二集》(1973年)、《诺贝尔奖金得奖人—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1977年)、《柬埔寨的悲剧》(采访三集)(1980年)、《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林苍祐评传》(中英文版)(1988年)、《巫统政治风暴》(1999年)、《血腥风暴(以巴千年恩怨)》(2003年)、《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年)、《中国革命学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2009年)。其学术论文包括《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等等。


目前担任韩江学院名誉院长、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槟州客属公会会长及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历史
1966年加入「星洲日报」担任记者
1971年转入「星槟日报」担任编辑
1973年开始撰写“社论”,前后共达13年
1974年升任「星槟日报」执行编辑
1975年升任「星槟日报」副总编辑
1976年升任「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
1985年离开「星槟日报」合创「联合报」(三日刊)出任社长兼总编辑
1989年协助复办「星槟日报」,继续领导「联合报」集团报刊出版,担任社长兼团总编辑。
1990年弃笔从商,创设「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主席兼总经理职,专营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茶叶土产业务至今。
1998年应「光明日报」之邀,重新执笔,定期撰写时事及历史评论文章,其笔锋之健,资料之丰富和理论之大胆,已赢得口碑。
2002年应《号外周刊》之邀,每周开始发表专栏文章。
2004年受《南洋商报》之邀,每周编写专栏,内容为时评为主。
2004年荣膺马来西亚州元首封赐为DSPN拿督头衔。
2004年先后考获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及厦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行政)硕士。
2007年考获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中学期间,就开始从事文艺创作,曾夺得全国华文作文比赛第三名,从而加强其从事文化工作的信念。

拿督谢诗坚博士系报人出生,长期的记者生涯,使他具备了丰富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
在其处女著作《探访外集》序言中,前《星槟日报》总编辑林珊珊称道他是一个能“运用脑子的记者,是以新闻形象事实之报导外,还去寻求其来龙去脉、内幕秘闻和有关系的种种事物,分析解剖,即所称为特写。要从事此项工作并不容易,若没有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也会有志莫逮。因为对问题不会深入观察,中肯入微,而笔下流露,又不会穷形极态,淋漓尽致,使人读后索然无味,複何足贵。谢诗坚是一位能兼运用脑的记者,博闻强记,写作不倦,是我敬畏的青年朋友。谢诗坚在新闻工作之余,还对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等国的政治、历史、人物做过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柬埔寨的悲剧》、《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林苍佑评传》、《巫统政治风暴》等学术专著。

为使网友阅读其评论文章,特将刊载于《光明日报》、《南洋商报》、《号外周报》、《中国报》及《光华日报》之文章及作者之学术论文一併上网,希望各界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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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坚博士人生三部曲:报人学者儒商 才华洋溢


文: 陈锐嫔

(韩视网报道)韩江学院名誉院长的谢诗坚博士兼韩江三校董事总务拿督谢诗坚博士的人生三部曲,先以优秀报人,进而杰出学者,而后摇身一变为成功儒商!

以下是他在《马潮联特刊人文汇集访问特辑》里的一篇访问稿,分为乡情篇、贡献篇及成就篇,叙述了谢博士半生的奋斗及拼搏精神。

乡情篇
马来西亚资深报人兼著名时政评论家拿督谢诗坚博士原籍广东大埔,先父谢胡添从中国南来后,在槟城开药材店。童年在药材店生活的影响了谢诗坚,促使他在离开报界后,投入中药生意,创出一片天。
客家人处处为家,大埔在地域上,也属潮州一员。父亲为客家人,母亲为潮州人,谢诗坚同时吸收了客家人刻苦耐劳以及潮州人打拼创意的精神,他尤其谨记的是父亲提倡的“耕读传家”精神,即农忙时要耕田种地,赚取生活所需;农闲时就浏览书籍,汲取精神养分。
谢诗坚非常惦念乡情,除了曾经回中国寻根外,更在中国进行投资。中国成药药酒中心代理进口的产品中,中国产品占了很大的比重。
谢诗坚指出,身为海外华人,看到中国强大,心里感到非常欣慰。“这种情怀是出自纯粹的民族情感,而不是区分他者的种族主义。”他说,可以回到中国寻根,心灵得到了慰藉,这样的感情,年轻一辈或许无法感同身受。
贡献篇
拿督谢诗坚博士曾就读于韩江小学与韩江中学,在韩江中学求学期间,谢诗坚是《戏剧研究会》的主席,当时的戏剧研究会会员共有800余名,占全校3千余名学校的25%,是校内最大的学会。
韩江中学高中毕业后,谢诗坚就到南洋大学深造,修读历史系。他感念韩江给他的知识启蒙与养分,于1994年进入韩江董事会,积极投入办校行列,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
韩江学院在2000年开办后,谢诗坚被委任为名誉校长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为了可以在这个新职务上有更好的发挥,好学不倦的谢诗坚毅然决定重拾书本,在繁重的生意以及繁忙的社团活动中抽出时间做学问,前后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两个硕士以及一个博士学位。
另一方面,谢诗坚于1996年接掌客属公会会长的职位后,满怀热枕地推动客家事务,成功在槟城打造第一个全马首创的客家文物馆。此外,他也积极策划在浮罗山背建设客家村及客家文物馆。
有鉴于谢诗坚在过去不断积极推动及发扬客家文化,不间断搜集客家人南来槟城的历史资料以及种种历史足迹,对传承客家以及中华文化方面贡献非同小可,所以在2009年,他被台湾行政院提选成为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的其中一人,主办单位更拉摄影队伍队到槟城与他进行访问。
成就篇
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不同阶段,从事不同的行业,都有杰出的成就。年少时期,他是优秀的新闻人;离开新闻界后,他在商界取得一定的成就;而目前他是一位带领韩江学院创造未来的荣誉院长,也是大马赫赫有名的时事评论人。
谢诗坚从1966年开始就投身报界,起初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在29岁的时候,他已经是《星槟日报》的总编辑。1985年,他和新老板理念不合,离开了《星槟日报》并用24万令吉创办《联合报》。《联合报》在1988年的销量每期有55千份,成绩傲人,这促使董事会决定把停刊的《星槟日报》顶接下来准备复刊。但是顶接与复刊的过程并不顺利,不止面对《星槟日报》旧员工的抵制以及要求解决薪水的问题,最后更因复刊后员工士气低迷及广告赊账收不回的重大打击下,谢诗坚最终忍痛把自己创办的《联合报》出让,在1989年封笔离开报界。
在投入新闻工作的25年间,谢诗坚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大马政治的风暴与演进。他把这些年的见闻化为文字,出版了多本历史性的著作,为马来西亚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谢诗坚封笔10年后,在1999年在《光明日报》的邀请下重新执笔。经过10年的沉淀期后,他的观察与文笔更见锋利,所撰写的时事及历史评论文章,因为笔锋锐利、资料丰富、见解独特,目前已经是大马评论界举足轻重的作者。
自从离开报界后,谢诗坚弃笔从商,创设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从此在中药界中创出一片宽阔的天空。其实,他从小在中药店长大,对中药材并不陌生,决心投入中药生意后,他亲自前往国外引进中国、日本、香港和台湾等地的药材和药物,因为引进的产品功效卓越且经营得当,在短短的一年内,谢诗坚不但把办报的亏损都赚回来了,也奠定了自身在商界的地位。
投入商海的他,依旧面对风浪,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在1997年突如其来的经济风暴中,市场讯息敏感的他已经察觉,提前将业务中心移向上海和安徽,在当地设立基地和研究中心,并将业务联系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目前公司专营的“健之花”产品,是公司的人气产品,多年来备受顾客信赖与拥护,使到公司业绩扶摇直上。由于所有的产品都已经取得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注册准则及达致良好生产准则水平,未来发展的空间无可限量
拿督谢诗坚博士担任职务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
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
马来西亚七大乡团工委会副主席
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
槟州客属公会会长
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
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
拿督谢诗坚博士学术成就
2004 考获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
2004 考获中国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行政)硕士
2007 考获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学术论文:
《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拿督谢诗坚博士荣誉榜
1980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新闻写作杰出表现奖,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2009年获得中国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
2009年荣获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名列东南亚客家精英
转载自《韩视新闻中心》http://www.hctvnews.net/hc_web/php_hc_read.php?n=22582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庆祝银禧

谢诗坚:健之花产品再攀高峰
公司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产品资料)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拿督谢诗坚博士是位博闻强记、笔耕不辍的资深报人,长达25年的新闻工作,数以千篇文章见诸报端,奠定了他政治评论家的学者地位。 他的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闻名遐迩,孰不知他在文坛上名气响当当,在成药商场上也是长袖善舞、经商有道,屹立中药界25年,两者相互辉映。

为配合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25周年银禧纪念,拿督谢诗坚接受《光明日报》的专访,特为其专营"健之花"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等业务作个总结,细说从头。

话说当年,虽历经60年代进入报界且曾办报,但由于自小追随来自中国的先父谢湖添左右,于其设立在霹雳的药材店内耳濡目染,本身兴趣使然在中医中药致力钻研,故于1982年创设该公司门市部。

他透露,嗣89年,离开《联合报》毅然弃笔从商,公司转型步入进口货物经营批发市场,全面进攻药业。 来到1992年后,其公司进而迈向国际化,与中国、日本、香港厂商联营成为合作伙伴,药品种类繁多,一应俱全。

他忆称,虽然1997年的一场经济风暴突如其来,货币贬值约40%,但洞悉先机的他来个改弦易辙,将业务重心移向上海和安徽,设立基地和研究所,并将业务延伸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谢诗坚欣慰表示,有道是"危机即是转机",当年所打出的"健之花"品牌,提出"健之花商标,信心的保证"的口号下,备受顾客信赖和拥护,远近知名,业绩扶摇直上。

紧接著该公司随著政府卫生部医药管制的步伐,逾百种药物都在公司名下注册,换句话说,产品进一步取得MAL卫生部注册准证及达致GMP (良好生产准则)水平。 "幸好公司设立已有一段长时间,否则在摸索上不易成事"。他如是表示,拥有准证,当可为原有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他向记者列举该公司的5大类产品,基本上计有:
(1)治疗药;
(2)治顽疾的慢性药物;
(3)保健品;
(4)外敷药及;
(5)卫生用品如牙膏、洗发水和肥皂等。

而公司最具代表性的高档产品,举其荦荦大者,首先有AHCC植物多糖,它具有高免疫功能,有针对性,对人体恢复健康,延年益寿裨益极大,十多年来,服用者不绝,足以佐证。

血管阻塞心律失常 謝詩堅用山海丹攻克


现年62岁的谢诗坚坦言因本身于1993年初发现心律失常,曾在《槟安医院》作血管扫描,诊断出共有2条血管阻塞,当时医生建议需要开刀。 惟在中国寻访名医后,著名医师向他献议服用"山海丹"胶囊,他从善如流。在服用了两年之后,病情大大改进。再从医院的血管扫描中,一条血管阻塞率已由75%减至30%,另一条则从95%减至25%,令医生也大感意外。

他说"山海丹"不只在过去10年来改善他的病况,更无需花费开刀,证实了其功效。

记者认为由他现身说法,确是恰当不过的。 "山海丹"是复方中药制剂,是该公司针对性产品,保护心脏及控制胆固醇偏高。

他说,于1993年5月份他又发现左耳失聪,在经过MRI磁力共振扫描后,医生确定这次非开刀不可。

他为此走遍中国广州、福建、上海及吉林寻找脑外科医生,至终是在广州南方医院动手术,将脑内的肿瘤取出。返国后为使脑力保持如常及防治脑血管阻塞,经服用"脑血康口服液"后,也证实了它的功效,对中风疾者也有其效果。

此外,"抗脑衰"可帮助加强记忆力,其他治疗肾结石和内外痔的中药,都是公司有口皆碑的产品。 其他,如长白山中国灵芝、人参丸、珍珠乌鸡白凤丸和冬虫夏草等,销售网遍及东西马及新加坡,以上种种皆是高品质的保健产品,也都有本国卫生部发出的准证。

中藥走向專業化
为使中药走向专业化,该公司长驻医师林美芳女士,是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师,毕业后多年师从福建中医学院院长杜建教授及其他名中医教授,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公司内向上来门市部问诊及惠顾的病患者介绍良药,使得顾客深具信心,有助于公司业绩的起飞。

她也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林医师早期曾相继患上淋巴癌及甲状腺癌,经过电疗动了手术痊愈后修读中医科,今学以致用,为社会上贫病人士作出极大贡献。

该公司新一代产品代言人谢书敏,致力使中药走向现代化,更是《健之花》的推销人才。



该公司亦是全马首家于1990年开始率先引进来自中国的正规中医师及教授为各界进行临床及讲学的先驱,拿督谢诗坚认为这么做确有助于提升本地人对中医中药的信心。 他说期间每3个月轮值一次,总计有70多位来自中国的中医师在槟城及吉隆坡驻诊。 他开了先河,也蔚为一种风气。如今马来西亚政府也开始重视中医中药的辅助性功效,令人欣慰。 他说,当时他也曾为有关中医师出了五、六本书刊,加强社会人士对中医的认知和了解。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位于槟榔律257号一楼(即Mydin超市对面楼上)。
(257 1st Floor, Penang Road, 10000 Penang)
电话:04-261 5578 传真:04-262 1321
电邮:cpmcheah@gmail.com
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21.2.17

中美关系峰回路转?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摆出一幅强硬姿态,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得罪了他。一方面对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发出临时禁令,不准踏足美国,即使拥有绿卡也不管用。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没有给中国好脸色看,他在一边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祝贺电话,另一边则对习近平的祝贺平淡处理。有人因此感到纳闷,特朗普是否改变了一中政策?
抑有进者,在上任后的一周是中国人的新年(春节),往常都有美国总统向世界华人拜年,有时还加插了一句“恭喜发财”。可是特朗普就是什么也没有做,既不发表春节贺词也不向中国华人拜年。在他看来,这世界这么多民族,每个都拜年那还得了?这种理由很牵强,毕竟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是个人多地大的国家,说一句恭喜的话也不过分。
正在大家对特朗普的动向感到不解时,突又见他的女儿伊万卡携带会说中文的女儿阿拉其于23日前往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向所有人拜年。
这不但让使馆人员感到惊愕,而且也使到贵宾动容,因为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代父拜年”这码事,这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来说是意外的惊喜,使到他具有信心中美关系会有好转而达致双赢。
正当舆论集中注视特朗普对华政策时,突然间又见特朗普在29日致函习近平,向后者及中国人民发出元宵节的贺语,希望鸡年行大运,也期待与习近平共同推动惠及两国的建设性关系。
虽然这是迟来的祝贺,而且也是反传统的行为,因为绝少人在元宵致贺语,而是选择在农历年第一天或之前发出贺语,毕竟元宵已是华人新年的最后一天,但有来好过没有。
这之中我们也推测特朗普态度的改变是因为他上任以来处处碰壁,这边只有6名阁员(指到210日止)通过参议院批准就职,其他的在排队。而且特朗普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被法院阻止,造成政令无法执行。再者特朗普因为开罪世界的高官显要,也就暂时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英国的国会就是反对特朗普访英时,在议会发表演说。
另外特朗普对难民和边界问题的重视也导致与邻国关系恶化,墨西哥就是一个实例。
由于特朗普的不按牌理打牌,也使到中国拿捏不准,不知道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怎么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挑选的阁员和出任重要职位的人物基本上是非富则贵,而且都是反共的强硬派,更有对中国不友善的学者进入内阁。因此即使特朗普不反中,也会被其右派的强硬分子改变了美国对华的既定政策。换句话说,中美的未来还是不稳定的。现在看来特朗普也似乎软化自身的反华立场,可以想象中美关系即使紧张也不会开战。就此中国外长王毅也坦白指出中美关系恶化到头来势必两败俱伤。
也许特朗普已看到世界局势的微妙变化,不是他自身可以左右的,因此选择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对美国都是好事。
既然反共的老手尼克逊在1972年访华时打开两国的僵局,及后又发展双边关系,使到世界格局有了改变,这种改变也没有对美国不利。特朗普又何必把时局搞得乱七八糟?这对每个人都不好,在今时今日特朗普要牢牢记住:打战是没有赢家的,只有谁的损失较大。

刊登于2017年2月20日《号外周报》第825期

行动党的变与不变

民主行动党4位马六甲国州议员在212日宣布退党时指责行动党已经变质,乖离早期党斗争目标及政治理念,因此决定退出行动党。
行动党政治元老林吉祥否认行动党与前首相马哈迪的合作是背叛了党的宗旨和原则。
为厘清到底是民主行动党变质或是退党的人变质,我们有必要对行动党的起家和变化作一阐述。首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立是在50年代左翼运动风起云涌时(1954年),李光耀为强化这个党的政治色彩,也就拉拢左翼分子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他们是方水双及沙末依斯迈。后来李光耀把这些著名的左翼领袖形容为亲共或共党分子,包括林清祥、蒂凡那等人。
以当时的时代作判断,李光耀一批受英文教育的人是不可能服膺于革命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是为确保党的成长,他把左翼社会主义的旗帜插在人民行动党的上头。
1961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分裂,一批左翼分子在林清祥领导下脱离行动党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这个名称与马来亚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是同一个意识形态,它们连同东马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结成五邦社会主义阵线,坚决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形容它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
当汶莱左翼人民党叛乱失败(1962年)及印尼的对抗(1963年的马印对抗);新加坡社阵在全民投票中失利(1962年);又在大选中翻不了身(1963年);再加上马来亚社阵在大选中阴沟里翻船(1964年只赢得两个国席,夺取槟州政权成为泡影)。
当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1963年),它就在1964年涉足马来半岛的大选。由于当时存在右翼的联盟和左翼的社阵,李光耀也就打出第三条路线的牌子,鼓吹民主社会主义(通过选举改变政权而不是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大致是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会主义)。
虽然在1965年之后新加坡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89日),在一方面新加坡保留了人民行动党;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出现了“民主行动党”。为什么选择相近的党名和相近的党徽(一个圆圈中有闪电;一个圆圈中有火箭)?如果说它们不是一脉相承的,也鲜有人相信;尤其是发起“民主行动党”的正是被李光耀收编的前抗英左翼分子蒂凡那(他在1980年出任新加坡总统,而在1985年因与李光耀发生冲突而下台)。
继蒂凡那之后(1967年辞卸党秘书长职),吴福源成了秘书长。但从中崛起的正是林吉祥,他被形容为比吴福源更加接近李光耀思想的“马来西亚接班人”。有两个例子可证诸此说有依据:其一在1967年因英币贬值14%,劳工党号召罢市抗议,随后也不幸不知何故引发种族骚乱,林吉祥谴责了劳工党不顾后果的行为;其二是在1978年行动党第二把手范俊登突然退党,理由是不同意林吉祥在1972年的东京国际社会主义政党领袖大会上,为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的存在作辩护。林吉祥否认他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内安部采取两种立场。
无可否认的,林吉祥也继承了李光耀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手段,在未能与左翼人士结合下,前劳工党及人民党的领袖加入行动党的少之又少,似乎是各有差距,因为他们把行动党视为两位一体的。即使在1990年,著名的左翼分子李万千加入行动党,但后来还是与柯嘉逊退出行动党。
除了行动党信奉“非共社会主义”理念外(有时也被认为是反共的),也在意识形态上介入东西方阵容的冷战,有时候也会被标签是资本主义的宠儿。当民主行动党在2005年的大会上修改党章,不再保留社会主义字眼后,已说明了世界潮流走向没有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但归根结底是把自己留在西方社会的阵营。
在斗争策略方面,行动党的政治哲学是不与华基政党(反对党)共同合作,例如与陈志勤的社会正义党零交流;与叶锦源及范俊登的社民党老死不相往来;更对国阵的华基政党如马华、民政、进步党和人联党毫不容情。
不过选择与马来人政党的合作是行动党的心愿之一,它可以和46精神党、人民公正党、伊斯兰党、诚信党合作,因此也没有理由它不能与土著团结党合作,这又与党的变质有所距离。
以此来看,不论行动党如何变,直到今天唯一没有变的是它依然是华基政党,也保持了与左翼党政的距离。

刊登于2017年2月20日《南洋商报》

三州府与海峡殖民地

当新加坡于2013年成功地主办了第一届“三州府论坛”后,就希望槟城能接办第二届,重责也就落在我的身上。由于碰上未可预见的因素,我只好将承办期压后。本来是订在2016年举办,后因要配合元宵节,决定订在211日(元宵节)举行。既然第一届突出了三位历史人物,即宋旺相、林文庆与伍连德,我们第二届就不再阐述了。
虽然灭鼠疫专家伍连德而在中国名噪一时的是槟城人,但因已在新加坡提及,便不再加以突出。我们选择了辜鸿铭到林苍祐来阐述槟城在这一段历史期间的变迁,作为三州府时期的重要和代表性人物,相信是不会有争议的。
不过“三州府”的历史还是应该被强调的,如果没有“三州府”,马来西亚不会演变成今日的模样;中国也不会在1840年后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说起三州府,也就是“海峡殖民地”是我们马来西亚历史的开端,因为马六甲王朝兴起于1403年,于是就有马六甲海峡的命名;而郑和下西洋则始于1405年到1433年。在这28年间,郑和代表明朝一共前后七次下西洋,其中五次穿梭马六甲海峡。虽然郑和没有开拓殖民地,马六甲王朝也在1511年被葡萄牙取代,但马六甲海峡却因为两个王朝的交流而产生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神话和传说。从汉丽宝到汉都亚的故事,为我们的历史增添光彩。
但所有的这一切的发展并没有掩盖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反过来也因为马六甲海峡孕育了马六甲王朝的诞生和谱写郑和延续和巩固一带一路的历史篇章。他们的高瞻远瞩似乎在600年前已洞悉在今天马六甲海峡依然是马中的生命线和南中国海最重要的通道。
事实也证明他们的眼光是正确的,但将马六甲海峡的地位提升和变成国际水域成为大英帝国的侵略媒介则是郑和之后的4百余年。
英国是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14年后(1800年)拿下威省;又在19年后(1819年)拿下新加坡。这个时期英国已察觉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尤其是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将来自印度及欧洲国家的产品输入中国和日本。因此当荷兰在1824年将马六甲让出给英国,以换取英国让出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时,英国迫不及待接受献议,因为这正是英国梦寐以求的目标之一,目的在于将马六甲海峡牢牢控制在手。比起郑和,英国是个更有心机地据为己有,而前者只是以商贸为主,不具军事威胁;后者则将马来亚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正因为郑和胸无心机,也就让英国人反客为主,于1826年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三座桥头堡,即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命名为“海峡殖民地”,也就是华人俗称的“三州府”。
“三州府”在后来120年的历史中(1826-1946)也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变化。马六甲王朝和郑和也料想不到,英国竟然通过马六甲海峡改写了中国及中国人的历史轨迹,也扭转了东南亚的政治版图。最令中国人深恶痛绝的是英国的官商勾结,源源不断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大批鸦片运入中国,企图将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1946年,三州府解散,并入马来亚联邦不成,但在1948年被并入马来亚联合邦)。
1839年,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义无反顾地在虎门焚烧充公而来的200余箱鸦片,以展示中国官民反鸦片的决心。
因为这样,英国在1840年炮打广州,是为著名的鸦片战争。紧接着,英国占有了香港。
因此在许多年以后,我们不必惊讶为何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及香港有这么多相似的建筑物和人文气息,这种强行把西方的文化及教育全面地在殖民地推行的政策在后来也塑造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尤其明显地反映在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方面。
1949年,当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亚洲又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岁月的流失和中国的崛起,今天的马六甲海峡又再成为国际的焦点,这一回不再是英国耀武扬威,而是中国收回了香港(1997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高度发展需要用到大量的原油及天然气,也就需要向中东、北非及南美洲进口源源不断的石油。
根据今时今日的统计,每年穿行马六甲海峡的货轮,主要是油糟船不下10万艘,其中有80%是运往中国的油船。如果间中发生意外或破坏,就会严重打击中国的经济成长。
在这方面,中国近年来不遗余力地与马来西亚增进联系,提供技术及金融援助,以使马来西亚与时俱进。其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初中国向马六甲投下巨资打造皇京港所需的费用高达400亿人民币。这不但强化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也对东南亚国家有所得益。从整体而言,套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是“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落实。不久之后,“一带一路”将会取代“三州府”的功能而为亚洲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历史人物方面,本届论坛我们选了三位突出的槟城精英,而且是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位是官不大但名声响亮的辜鸿铭(1857-1928),他是第一位与莱特见面(1786年)并送渔网的辜礼欢的后代,是为第四代,早年赴英留学。他的贡献在于是槟城第一人在中国彰显影响力。
第二位是伍连德医生(1879-1960),他因在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东北扑灭和控制鼠疫有功,挽救了万千生命,因而成为博鼠斗士。因为在第一届论坛上已探讨了伍连德的贡献,这里不再阐述。
第三位是众所周知的林苍祐医生(1919-2010),他是道地的峇峇,早年受英文教育。在英国毕业医科后,在马中两地活跃于政坛。他最大的贡献是使槟城脱胎换骨。
在两年之后,这个论坛将在马六甲举行,由马来西亚侨生公会主办,预料将会突出陈祯禄的贡献。
继之又再两年轮值中国福州大学举行,陈嘉庚对马中的贡献也将会被肯定。
(第二届“三州府论坛”已于211日在葛尼酒店成功举行,圆满落幕。恭请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先生主持开幕,中国驻槟城总领事吴骏阁下致词,大会主席为拿督谢诗坚博士)

刊登于2017年2月20日《光华日报》

16.2.17

计时炸弹终于爆发 —评马六甲行动党的退党风波

马六甲民主行动党4名议员(13州)突然在212日宣布退出民主行动党,他们是沈同钦(国会)、吴良山、林敬贤及陈仲祥(均是州议员)。消息传开,政坛掀起波浪,但不是2008年的政治海啸;也不是2013年的华人海啸,威力没那么大,因为这是预料中事,因此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原本已经与中央不咬弦的吴良山在2015年的州选中第一次失掉甲州主席职。这是因为吴良山派失去一个支部7票的支持,造成亲中央的“反对派”从中崛起,。这个获得中央支持的郑国球也因而当上甲州行动党主席。
因为吴良山派的落选,也加深了党内两个派系的斗争,结果在2016年初,党中央冻结沈同钦和吴良山的党籍一年。不料刚在今年26日恢复党籍的沈和吴又率领另两名议员一起退党,向中央及甲州领导表达对党的不满。
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表面的,但不是原则性的。比如与马哈迪及慕尤丁的“土著团结党”的合作被讥为具有投机性,只是为了走进布城 而不惜“背叛”党的立场,但过去与伊党的合作又怎样解释?
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回顾行动党成立以来的风风雨雨,就可探知这个党的跌宕起伏。最初的时候是在1969年大选后,党直接面对党内讧的人事变动,吴福源(原党秘书长)与林吉祥(原组织秘书)对政治理念的不同,导致林吉祥在1970年取代卸职的吴福源(担心被扣捕)而成为秘书长。从此林吉祥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标捍和象征。巧合的是,林吉祥是在马六甲市区的国会开始了他的政治长征。就行动党而言,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也是孕育领袖的地方。
虽然林吉祥在1978年的大选让出马六甲国席予他的“爱徒”陈德泉顺利中选,而他本身则移师八打灵国席,以“收拾叛将”胡更生,但事实也再一次证明,当林吉祥发现其爱徒陈德泉的背叛后,也就在1982年回到马六甲市区国席拿下陈德泉。这印证了马六甲市区是林吉祥的桥头堡。
1986年,林吉祥为培养林冠英在政坛上出人头地,也就将“宝地”让出,结果林冠英一炮而红。
这一年林吉祥是在槟城投石问路,因为他已经算过,行动党在马六甲是不可能执政的,顶多能胜三五个议席。
既然马六甲不是改朝换代的地方,也就驱动林吉祥转战槟城。就这样,林吉祥在1986年在槟城创下“辉煌纪录”,他个人带起6位国会议员及10位州议员(包括他本身),这主要是拜林吉祥的魅力所致。
于是“丹绒一役”(1986年)开花结果‘下来又有“丹绒二役”(1990年)和“丹绒三役”(1995年)。但到第三役时,行动党铩羽而归。
另一方面,林吉祥的儿子林冠英虽然在马六甲头角峥嵘,一直在马六甲担任国会议员,但在1998年因触犯印刷法令被判坐牢,失去国会议员资格。
从林吉祥到林冠英,他们两人先后在马六甲建立起根据地,分别为17年和12年,总共29年。
虽然郭金福与林冠英的出身有些相似,都是在澳洲莫纳斯大学毕业,也在同一年(1986年)从政,分别当选甲市国会议员和甲州议员。及后郭金福也与林冠英一样,在茅草行动中(1987年)被政府援引内安令扣捕;林吉祥也是第二度入狱。不过两人的政运和命运下来是各不相同的。
郭金福在1990年移师怡保角逐国席告捷,但在1995年参选失利。当林冠英有难后,郭金福又积极卷入政治活动,为林冠英事件而奔波。
因为这样,郭金福在1999年当选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这果然是行动党的福地,郭金福也在2001年取代林吉祥出任行动党秘书长,后者则转任行动党主席(这是因为行动党在1999年大选中失利,只剩下10个国席和11个州席,甚至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首次落马,林吉祥也就必须为失败负起责任)。
就在郭金福兴致勃勃在2001年成为行动党老大后,他在2002年被检查患上直肠癌。经过化疗,病情稳定,但郭金福却不幸在2004年的大选中输掉马六甲国席,这双重的打击,引发郭金福急流勇退。在时间上,刚好对上林冠英的限制期满,后者也就在2004年成为行动党秘书长。
毕竟马六甲是林氏父子的发源地,林冠英也就希望能回到马六甲重新大展身手,因此与其夫人周玉清于2005年参加马六甲行动党州委选举(其夫人当时是州议员)。讵料因党内的派系斗争白热化,也就在投票时,竟发生林冠英夫妇落选的尴尬事;尤其令行动党元老不能忍受的是,堂堂党中央领袖竟在马六甲阴沟里翻船,孰可忍孰不可忍。碰巧马六甲州委由吴良山派掌权,自然种下地方与中央失和的后果。
本来林冠英的想法是只回到马六甲“老巢”东山再起,当然需要一个平台,偏偏遇上这等事,真是始料未及。
还好林冠英在2008年的大选放弃马六甲而移师槟城,走一条与其父亲一样的道路,儿子最后得偿夙愿荣任首席部长。
反之,吴良山等人在2008年的大选后也未见与中央修好关系,再加上2013年大选出现人事上的变动,又差一点闹出提名时发生双胞胎事件,幸好林吉祥及时调解,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本来马六甲的沈吴等人有计划与柔佛的巫程豪结合,但近来巫程豪又走向当权派,只剩下沈吴等人在马六甲进行斗争。若在没有政党合作平台上工作,他们要如何胜出?真是一个未知数。

刊登于2017年2月16日《东方日报》

13.2.17

马戏团没落的反思

在美国之音看到一则新闻,引发无限的感概。其内容是说拥有147年历史的玲玲马戏团(Ringling Bros and Barnum & Bailey Circus)(创立于1871年)将在今年521日在纽约作告别演出,结束了它的辉煌历史。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小时候,那时小孩都很喜欢看马戏班的表演,几乎是逢场必满的,我也不例外。
我依稀记得,除了有外国的马戏团到来表演外,本地的马戏班要数沈常福大马戏团及大天球马戏团最出名,它们给大人带来惊喜的演出,也给孩子带来一阵阵的欢笑声。
至于为什么叫作马戏团不是老虎团或大象团,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人类一向以来;尤其是在100年前,把骏马当成最亲密的交通工具和参与赛跑等。因此虽然马儿出场表演的时间不长,动作也不奇特,但牠的慈祥脸孔往往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就这样,马儿成了“马戏班”的宠儿。
但是时至今日,马戏团也有被人指责对动物进行不人道的训练,这些保护动物的组织不断抨击马戏团里用动物来牟利和把这些动物关在笼里是不能被接受的,牠们本就应该生活在森林中,并得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正如国际动物保护者(Animal Defender International)副主席蒂姆·菲利普说:“这些动物(指马戏团里的动物)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在草地和土地上行走,从来没有闻过土地的味道。而我们所做的是为了把这些动物应有的生活归还给牠们,牠们多年来跟着这些残酷的巡回演出而被剥夺了本来的生活。”
就是这样的组织对马戏团发出强烈的抗议后,得到美国一些州政府立法阻止动物进行公开表演。
这也等于是宣告马戏团的“死刑”,玲玲马戏团就是其中一个。当它在去年停止将大象演出后,票房就不断地下滑。
其实我们在过去并没有感觉到马戏团表演有什么不妥,它把欢乐带给观众。既有驯兽师冒险对动物(如狮子、老虎等)的表演,也有艺人在高空表演空中飞人;更有小丑献艺及侏儒(小矮人)出场娱众,这是够刺激也够引人入胜的。
就我国来说,马戏班在90年代后似乎已不再有了。过去我们总是在五条路、峇都乌蛮(同乐会外)看到马戏团驻扎,它们一表演就算年算月,也就成为一个特殊的节目;更有租借学校的大草场长期扎营表演。
不过蜚声国际的玲玲马戏团,还是得以生存到今天。它曾经与纽约大苹果马戏团及太阳马戏团合称为世界三大马戏团,最后的结果不得不向保护动物的组织低头。这意味着在过去辉煌的行业来到今天不但不再辉煌,反而成为文明社会进步的阻力。马戏团也成了不能与时俱进的娱乐。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导致传统娱乐失去魅力;尤其是高科技的发达及电脑和手机的多种功能已取代了传统的操作和生活,人类再也回不到昔日的不文明生活。可是在马戏团的没落的当儿,竟然在地球的另一端又出现一批狂热分子在倒行逆施,使用更加不文明的手段对付无辜的人类和实施更加不人道的暴虐。这比马戏团对待动物的残忍有过而无不及。这就是说,今天威胁人类生存的不是动物,也不是高科技,而是在山林四处活动的恐怖组织,令人防不胜防。

刊登于2017年2月13日《号外周报》第824期

从“一个人的华小”说起

这一则新闻不是喜讯而是悲哀,各华文报于28日共同推出“表面上是喜事的新闻”:位于太平大直弄益华小学的唯一学生温胜俊自新年前被外婆带回槟城过年后,就没有回校上课。
正忧虑着学校空无一生时,突于27日迎来了来自吉隆坡的小六生萧顺洋。报章因此形容这位小学生是保校的“小英雄”。
根据负责将萧顺洋转来益华小学的“喜乐之家”的义工说,主要是为了保住一间华小。
这一进一出也算暂时“解除”益华的危机。但新来的萧同学已是六年级的学生,年底就毕业了,没有人知道在2018年是否会有新生?如果没有的话,则意味着学校将停止操作。
其实从教育原理来看,办学校是为了需要给新一代提供教育,让他们成为有用的人;而一个国家之兴衰全赖教育是否普及,国民是否重视教育?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先贤在“五四运动”(1919年)后,就在马新大事兴学办报,因为当时英殖民地政府没有主动创办华校,只有推动英校(比如在槟城的大英义学就已经有200年的历史)(1816-2016),但尚未有一间华校真正超过200年的历史,逾百年的倒有好几间。
自从先贤张弼士在1904年创办了新式的中华学校,就有不少的华校在马新乃至东马拔地而起,终于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及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已有数以千计的华校遍地开花。由此可见,华人南来后对于祖先的文化和传承是不遗余力的。
因为有了小学,马来西亚在1923年就有第一间中学(钟灵学校在1917年创办,先是小学,直到后来在戴喜云协助下,于1923年转成中学。这是因为戴喜云(清朝驻槟末代领事)在1919年创办华侨中学后,又不幸于当年逝世,学校也就停办,有关设备及藏书后来全捐献予钟灵)。
但是在60年代之后(政府于1961年根据达立教育报告书在国会通过成为教育法令),政府规定从1962年起,所有的华文小学一概被改制成国民型华文小学,而成为政府的学校;而且学校要有自己的建筑物,不能再附属于会馆内。
与此同时,所有的华文中学也必须做出抉择,要么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要么转成独立中学。结果有55间接受津贴,只有16间转成独立中学。后来国民型中学增至今天的78间;而独中也增至今天的60间。
在今天来说,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华小面对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马来西亚有5858所国小、1295所华小及523所淡米尔文小学、28所特殊学校、5所特别学校及35所宗教学校,共有学生超过300万名,其中进入华小的有约50万名,比起2010年的53万名少3万余名;反之,在华小就读的非华裔生则从2010年的7万余人,增加至2014年的8万余人。相比之下,华小的华裔生占85%,而非华裔生已升至15%。有些华小的非华裔生又多过华裔生,有人因此质疑华小创办的初衷是否改变了?不再是传承和发扬华人读华文的使命了?
此外,在股市一度翻云覆雨的蔡㐷友(南大生)最近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也对华小生的减少感到忧心忡忡;尤其是有455间属于微型华小(学生不足150人)。他更进一步分析每年有9万余名的华小毕业生进入国民中学的有60%,进入国民型中学的有20%(约莫12万到13万人),而进入独中的有15%8万余人)。因此蔡码友很担心如果不救华小,独中在将来会“灭种”(没有生涯)。
这固然有些耸人听闻,但也不得不关注的,比如像益华这样的华小要支撑下去而又不迁校已变成奇特的学校。试想想一个学生怎么救,这个学生怎样学习集体生活,他每天到校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又要有校长(老师及员工的服务)。这样的坚持可有意义?又怎么形容为“保校小英雄”呢?
教总方面也有人曾提出整合微型华小,但就是缺少有人登高一呼。在“一间都不能少”的观念影响下,有些学校几乎不成形了。既然比补习班和补习中心还不如,为何不做出改变呢?蔡㐷友设立的公益金或可在这方面扮演领导性的角色,不要继续在旧框框中兜来兜去,否则仍有60余间的华小学生人数不足30人。他们有明天吗?整合与搬迁看来是刻不容缓了。

刊登于2017年2月13日《南洋商报》

特朗普VS三权分立

特朗普于120日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第7天即颁布行政命令,限制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和难民入境。这些被指定的国家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期限是90天。即使他们持有合法签证或是可以合法在美国永久居留的绿卡持有人都会暂时被拒于门外,但叙利亚难民则无限期不准进入美国。
特朗普说,这是为阻止极端伊斯兰分子进入美国。他说:“我们不能忘记911的教训”。
其实在去年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已扬言一旦中选,他将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当时民主党强烈反对,虽然共和党没有发声,但世界普遍不以为意,因为大多数人不相信他会中选;而希拉里看来已稳操胜券。
讵料民调与结果大相径庭,特朗普胜利了,他因而颐指气使地表明要阻止这个和改变那个,许多人都被他搞糊涂了。“狂人”的绰号就这样用在特朗普身上。上任不到一个月,他的出乎意料的手段包括即刻废除奥巴马达成的TPP协定(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并宣布美国退出。这意味着TPP已无法操作了。苦的是一向支持美国的中小国家。接着他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筑起围墙,并要墨西哥买单;还有美国也警告中国不要在货币和贸易战上亦步亦趋,否则将会检讨“一中政策”。这是拿台湾作为筹码向中国示威和施加压力,完全背弃了1972年尼克逊访华时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美国在那个时候开始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堵死台独)。如果特特朗普蓄意改变一中政策,那就很难预料会有什么后果了。
此外更大的震撼就是向穆斯林发出“宣战”,虽然不是向着全世界的穆斯林,但特朗普不分青红皂白挑选7个国家“陪葬”,是十分不公平也不人道的。
就在机场陷入混乱一片及数以百计的人被扣留不准入境时,有更有多人持有有效证件也被挡在关卡。有鉴于事态严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即刻向纽约法院提出告诉,要求法院漏夜发出暂缓执行令。在128日终于获得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的禁制令,顿时使被困机场和被扣的人士松一口气。对此,美国土安部长回应裁决时说:政府将遵循法庭裁决,但仍将继续执行总统的命令。
特朗普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他因而气愤有关的法官罗巴特作出这样的判决,并撂下重话:如果因此而出岔子(即指发生恐袭事件),法官要负起责任。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法律团也提呈上诉,由三名法官承审,因为上诉的文件不齐全被驳回,重新上诉。在27日时,法院聆取双方陈词后未作判决,预料本月10日才会有结果。有人认为特朗普也许不易翻案,因为美国的三权分立是很明确的。
所谓的“三权分立”是指政府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即行政(执行任务的总统、总理及内阁部长和获得授权的公职人员)、立法(指国会)和司法。司法被认为是捍卫国家、体制和民主的最重要的媒介。一旦司法被操纵,案件就不可能公平判决,也失去了“制衡”的作用。
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或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国家一般上都奉行三权分立,不断地强调Check & Balance(制衡)的重要性。
究竟什么是三权分立?又是谁人将之“系统化”?这就需要回顾18世纪的法国社会,出了三个著名的思想家,他们是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及卢梭(1712-1773),其中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最脍炙人口。他认为在当时存在着三种政体,即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及专制政体。他说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的法律;专制政权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一的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他又给了这三个政体评价:所谓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就他个人来说,他是支持君主政体的,最反对专制政体。因此对于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他都提出一套相互牵制的法规。
他说,确保每个公民都有安全感,都能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就必须像英国一样,建立一种三权分立的政府。政治自由是通过三权的某种分野而建立的。这就是说,必须是立法权、行政政和司法权分掌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机关的手中,而这样做就可使三种权力互相制约和保持平衡。
在这方面,他主张“君主政体”的国家应改成“君主立宪”,用法律限制王权,坚持行三权分立,否则自由就丧失了。同样的,如果司法不能独立操作,人的自由也不存在了。
由于孟德斯鸠是私有财富的拥护者,也就变成资产阶级的护航人,但在支持私有制的同时,他又特别重视法治的精神。
也因为其理论站得住脚,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较为明确和成功的国家。
例如70年代尼克逊总统因“水门案”丑闻(指使他人闯民主党总部盗取资料)被弹劾下台;克林顿在90年代也因莱温斯基的丑闻差些从总统座上掉下来。如今特朗普上任未及100天,就搞出这个“大头佛”来。若是他的政令随心所欲,难保不会撞壁。移民法令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这也反映出美国是个法治的国家,任何人包括总统都没豁免权,只要他的政令被认为违反国家法律或与政体背道而驰,司法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如果特朗普不从中吸取教训,他可能会栽倒在“三权分立”中。

刊登于2017年2月13日《光华日报》

9.2.17

林立迎支持“直辖论”?

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于22日接受电台访问时,竟然抛出“直辖区”论。他希望除了目前的直辖区(即吉隆坡、布城和纳闽)外,也能得到槟城、吉打及马六甲的“献地”,以成为联邦管制的直辖区。他的理由是:只要将指定的地区交给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就会获得援助而提升相关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这不但是很奇怪的逻辑,而且是不可理喻的想法,难道不“直辖区化”就肯定不能改善民生?
于是在隔天,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即刻给予反驳,断然拒绝这样不合情理的建议,也顺势把它转成一个政治课题,向国阵(巫统)猛烈开炮。
在面对炮轰下,东姑安南又在24日通过《马新社》发表无法理解的因由。他在不认输下打出“堂而皇之”的理由:联邦政府并非要在槟州扩张势力,而只是要协助马来人,以使槟州获得均衡的发展,后来他又改口要提升各民族地位,不单是马来人。
虽然东姑安南明知他的奇特构思不会被落实,但他还是向槟州政府作出挑战,即指以行动党主导的槟州政府并没有照顾好马来人及其他种族,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暂不讨论,但我们必须针对这样的动辄“直辖化”各州的土地作出批判。这种向反对党控制的州作出“收购建议”,不但是开民主的倒车,而且也是对民意的不尊重。
其实当人民对一个州的政权作出改变的时候,原本的执政党可以想方设法在下一届大选时夺回。如果因为担心拿不回,而想出奇招异术,变相的“接收”方案,那是不能被接受的。
回顾我国选举的历史,有过吉兰丹、登嘉楼、吉打、槟城、吡叻、雪州及沙巴州由反对党执政,但执政党后来通过选举拿回州的执政权,这一点符合民主原则,没甚争议,也从来没有人建议“直辖化”反对党控制的州。
可是令人遗憾与纳闷的是,行动党国会议员林立迎在驳斥东姑安南的同时,本身却犯下一个大错误。他说东姑安南针对槟城是选错了州属,他应该在丹州和登州发起公投,好让这两个州能成为东姑安南部门旗下的地区。
林立迎一方面否定“直辖化”槟城的当儿,另一方面却又附和,也不反对东姑安南的建议,顺势提出不如向东海岸的两个州进行“中央化”,因为这两个州有最多的马来人,也是最贫穷的州。
即便林立迎是以讽刺的口吻指责东姑安南避重就轻,也对消费税带来的沉重负担视而不见;但不论丹登两州如何落后,也不能成为被“直辖化”的理由,这两个州落后与进步是与州政府的政策和中央政府的调控息息相关的,不会因为“直辖化”了就一定进步与繁荣。如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将马来西亚全面中央化,全部由中央政府包办,而不再需要州选,岂不是干净利落?可是一旦一个国家陷入中央集权化,就会滋生独裁统治,更易造成贪污滥权事件不断。因此除了国选外,也应有州选。因此林立迎有必要表明他到底是支持“直辖化”还是反对“直辖化?不能有两种立场。
在许多国家,还有市选和地方选举的,偏偏马来西亚在1965年已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后,就不再允许市议会选举。
抑有进者,中央政府也把各地方议会的权力交给各州政府掌控和委任地方议员,难免成为执政党拿“议员席位”来“收买”党员的工具。
就不知道林立迎是否也支持地方政府废除地方选举,因为州政府管得比地方政府好?
可是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听到国家不应封闭地方选举,而是应还人民第三张票。在地方选举仍无法恢复前,林立迎应为此而继续斗争。如果连地方选举的斗争也松弛下来,又转去支持“直辖化”贫穷州的建议,也就变成模糊自己的斗争方向。如果不同的州用不同的方法处理边界问题,岂不是搞乱了联邦制的架构?
对此,诚信党署理主席沙拉胡丁形容东姑安南的建议是要“殖民化”其他州,威胁到现有的联邦制。
他也指责东姑安南利用马来人的情绪谈“直辖化”是非常危险的,它完全违反多元种族的新愿景。
林吉祥认为东姑安南对槟城的政治前景感到焦虑,因此不惜建议把槟城“直辖化”。这就意味着槟州版图可能因此有所改变,也可能不需要举行州选了。
当然我们还是认为槟城的版图是不应该有所变动。当1948年成立马来亚联合邦时,有关槟州的界线已被划定,即使在那个时期,槟城有一批商人(包括华裔和印裔乃至欧籍人)反对将槟城列入马来亚版图,宁可像新加坡一样继续保留英国直接统治,但情势的发展最后被槟州立法议会否决,不能批准槟城不加入马来亚联合邦。
从那个时候开始,槟州宪法虽有其独特性,即槟城和马六甲的居民自动成为公民,无须再申请公民权,但槟城人民也没有什么特权,唯一与其他州不大相同的是:它是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保存的华裔首席部长,也成为“华人”权力的一个象征。
如果说,吉打州已无法追回它割让给英国的土地(槟岛及威省),那么东姑安南也同样不可能通过政治手段将槟城变成中央的“殖民地”。

刊登于2017年2月9日《东方日报》

6.2.17

抗战八年改成十四年

最近中国教育部下达通令,在教科书中改动对中国抗战的说法,从一向以来贯称的8年抗战改成14年抗战。
就历史而言,中国将教科书的改动也是有其历史意义和政治动机的,因为这也没有偏离事实。
根据中共的说法,打从1931年“九一八”以来,中国就陷入了真正的日本蝗军的侵略。
所谓“九一八”事件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的新开端。未想在东北的中国军队在张学良领导下,竟奉蒋介石的命令不准还击开战。这种不抵抗的投降主义终于拱手把东北三省“割给”日本,即吉林省、黑龙江审及辽宁省。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头头和国民政府统帅,他的主力不是在如何把日本赶走,而是如何先把共产党干掉。所谓“攘外须先安内”的屈辱主义结果让东北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日本人的残暴杀害中国人民令人发指,可是蒋介石不认为日本的威胁很大,反而对中共的坐大耿耿于怀。一首《松花江上》的脍炙人口的名歌就成了中国人民永远抹不掉的悲剧。
虽然在孙中山生前有促成国共合作(1924年),但孙中山于1925年病逝后,蒋介石就把矛头对向中共,因为他不能容忍另一个政权与国民党分天下。
1927年,蒋介石转过身来,向共产党员大肆开刀,也向示威的民众及学生下“毒手”(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
在那个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土农红军在井冈山与朱德会师后,认真地建立武装军队。就这样,毛泽东就发展了根据地,也在30年代在江西的瑞安建立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介入了东北战局。
毛泽东认为根据地可以不断被扩大,领土也会被加大。但蒋介石无法容忍中共的坐大,也就调动大军向中共的根据地全面围剿。不过经过4次的围剿,国民军还是无法拿下瑞金,直到1934年才被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拿下。红军的失败是因为引用苏联的模式坚持城市革命,而不是采用毛泽东的“从农民包围城市,最终打败敌人”的灵活战略。
在第五次围剿下,中国红军决定转移,先是没有目的地向西北方移动,蒋介石则是认为红军的势力有限,要么趁早干掉,要么再与之合作。当蒋介石关闭再合作之门后,中共红军进行了后来被颂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经过一年有余的长途跋涉及红军战士死伤无数下,才在延安立足下来,时为1936年。
也就在这一年,张学良及扬虎城在西安挟持蒋介石,逼他联手抗日。因为日本军队已在中国大开杀戒,不能再姑息养奸。
果然在1937年日本从卢沟桥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史称“中日战争”。蒋介石不得不与中共进行第二次的合作。虽然合作的过程并不愉快,国共两派则各有算盘,而日本方面决定要打败中共及国民党军。其结果适得其反,日本在1945年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结束。
战后的国共合作也是以失败结束。
当中共打败国民党而取回所有领土后(1949年),剩下台湾未索回,后来香港及澳门也相继回归。
今天中国政府既要还原历史,也要让日本人知道,它的侵略何止8年而是14年。
日本蝗军的失败标志着侵略者的没落。除了日本“本性难移”不向中国人民认真道歉外,台湾也搞了不少的大小动作,试图来改变马英九留下的格局。
既然蔡英文的民进党仍不死心地追求台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中国对台的战略,重提“九一八”事件国民党的窝囊,于是有了14日抗战之说。

刊登于2017年2月6日《号外周报》第823期

伊党动向混淆视听

反对党阵线在兜兜转转后,又回到土著团结党与伊斯兰党戏剧性地达成合作纲领,一旦双方同意相关内容将会签署协议。
虽然我们不知道土团党与伊党的合作能否成功而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至少说明了有人在努力移动政治版图,而这个人就是在去年9月组织新党的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他的再度复出除了让人惊讶之外,也崛起成为反对党的“大哥大”。为了安抚政敌安华的不合作,他主动与安华握手言和;又主动出席行动党代表大会;也与诚信党领袖莫哈末沙布及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会晤。马哈迪的所作所为和降尊纡贵的目的就是要整合所有的反对党以击败国阵政府,进而把现任首相拉下马。
可是马哈迪对巫统的不妥协态度是与伊斯兰党不协调的。伊党不单在宗教课题上与巫统站在一起,而且在对待罗兴亚难民(缅甸难民)上,与巫统主持抗议大会导致马缅关系冷却。
此外伊党在其他方面都与反对党阵线唱反调,包括对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立场,也就被反对党阵线视为“变质”的明证之一。
在这种情形下,伊党早前拒绝与反对党合作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拒绝土团党的邀约后,又觉得孤苦伶仃找不到大选的方向。因此有了21日土团党与伊党的首次会谈,率领土团党的是其署理主席慕克力(马哈迪的儿子);而率领伊党代表团的是其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
这对反对党阵营中的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来说是一颗可能爆发的计时炸弹,搞得不好反对党阵线可能会引致瓦解而形成两个阵营的反对党,一个是希盟的三个成员党;另一个是土团党与伊党结成的新阵容。
当然反过头来,土团党可以担任协调角色;尤其是诚信党(由伊党分裂出来的开明派)肯定与伊党对席位的争夺相持不下,马哈迪就得想方设法充当“鲁仲连”。若是处理不好,问题就会严重化。
再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人民公正党在反对党阵营内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已逐渐失去它的主导性和领导性的地位。有迹象显示土著团结党正在发挥其影响力而迎头赶上。
例如公正党坚持首相人选(一旦反对党胜出)是安华,行动党也是这样,不作第二人选;土团党在同意不要过早公布首相人选下,也不反对在靠近大选时才公布首相人选。马哈迪这个说法得到党主席慕尤丁的支持。因此可以推测土团党在伊党支持下,极可能推出慕尤丁为首相人选。不论是过渡期或临时性,反对党话语权将会转到马哈迪的身上。安华因第二次坐牢,在法令限制下,也再一次与首相职擦肩而过。
这就是说,反对党从“民联”到“希盟”再到希盟+土团党是一个曲折离奇的过程,但纠缠不清的人事问题也可能会拖累反对党的结盟。还有马哈迪也必须考虑伊党是不是坚持通过355法案,以让回教刑法得以落实,或是同意搁置一旁,以民族大业和国家兴旺为重?
无论如何,因伊党的个别与土团党合作,已加深反对党间的猜疑和不信任。这就是反对党刻下面对的隐忧和窘境。
对伊党来说,它还是认定本身是属于反对党阵营的,也就不会与巫统联手面对大选。这也等于巫统放下一块大石头,因为如果接纳伊党(或双方合作),必然会导致国阵成员党的内讧;尤其是东马的政党。
总而言之,因为伊党的摇摆不定,不但把反对党阵营搞得团团转,也让国阵成员党无所适从。到了今天,伊斯兰党对所有的反对党或国阵成员党而言已是一个政治包袱,却又视而不见。吊诡的是,这个弃之可惜的包袱又会影响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关键就看马哈迪如何洗牌和驾驭伊党了。

刊登于2017年2月6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