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18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庆祝银禧

谢诗坚:健之花产品再攀高峰
公司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产品资料)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拿督谢诗坚博士是位博闻强记、笔耕不辍的资深报人,长达25年的新闻工作,数以千篇文章见诸报端,奠定了他政治评论家的学者地位。 他的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闻名遐迩,孰不知他在文坛上名气响当当,在成药商场上也是长袖善舞、经商有道,屹立中药界25年,两者相互辉映。

为配合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25周年银禧纪念,拿督谢诗坚接受《光明日报》的专访,特为其专营"健之花"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等业务作个总结,细说从头。

话说当年,虽历经60年代进入报界且曾办报,但由于自小追随来自中国的先父谢湖添左右,于其设立在霹雳的药材店内耳濡目染,本身兴趣使然在中医中药致力钻研,故于1982年创设该公司门市部。

他透露,嗣89年,离开《联合报》毅然弃笔从商,公司转型步入进口货物经营批发市场,全面进攻药业。 来到1992年后,其公司进而迈向国际化,与中国、日本、香港厂商联营成为合作伙伴,药品种类繁多,一应俱全。

他忆称,虽然1997年的一场经济风暴突如其来,货币贬值约40%,但洞悉先机的他来个改弦易辙,将业务重心移向上海和安徽,设立基地和研究所,并将业务延伸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谢诗坚欣慰表示,有道是"危机即是转机",当年所打出的"健之花"品牌,提出"健之花商标,信心的保证"的口号下,备受顾客信赖和拥护,远近知名,业绩扶摇直上。

紧接著该公司随著政府卫生部医药管制的步伐,逾百种药物都在公司名下注册,换句话说,产品进一步取得MAL卫生部注册准证及达致GMP (良好生产准则)水平。 "幸好公司设立已有一段长时间,否则在摸索上不易成事"。他如是表示,拥有准证,当可为原有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他向记者列举该公司的5大类产品,基本上计有:
(1)治疗药;
(2)治顽疾的慢性药物;
(3)保健品;
(4)外敷药及;
(5)卫生用品如牙膏、洗发水和肥皂等。

而公司最具代表性的高档产品,举其荦荦大者,首先有AHCC植物多糖,它具有高免疫功能,有针对性,对人体恢复健康,延年益寿裨益极大,十多年来,服用者不绝,足以佐证。

血管阻塞心律失常 謝詩堅用山海丹攻克


现年62岁的谢诗坚坦言因本身于1993年初发现心律失常,曾在《槟安医院》作血管扫描,诊断出共有2条血管阻塞,当时医生建议需要开刀。 惟在中国寻访名医后,著名医师向他献议服用"山海丹"胶囊,他从善如流。在服用了两年之后,病情大大改进。再从医院的血管扫描中,一条血管阻塞率已由75%减至30%,另一条则从95%减至25%,令医生也大感意外。

他说"山海丹"不只在过去10年来改善他的病况,更无需花费开刀,证实了其功效。

记者认为由他现身说法,确是恰当不过的。 "山海丹"是复方中药制剂,是该公司针对性产品,保护心脏及控制胆固醇偏高。

他说,于1993年5月份他又发现左耳失聪,在经过MRI磁力共振扫描后,医生确定这次非开刀不可。

他为此走遍中国广州、福建、上海及吉林寻找脑外科医生,至终是在广州南方医院动手术,将脑内的肿瘤取出。返国后为使脑力保持如常及防治脑血管阻塞,经服用"脑血康口服液"后,也证实了它的功效,对中风疾者也有其效果。

此外,"抗脑衰"可帮助加强记忆力,其他治疗肾结石和内外痔的中药,都是公司有口皆碑的产品。 其他,如长白山中国灵芝、人参丸、珍珠乌鸡白凤丸和冬虫夏草等,销售网遍及东西马及新加坡,以上种种皆是高品质的保健产品,也都有本国卫生部发出的准证。

中藥走向專業化
为使中药走向专业化,该公司长驻医师林美芳女士,是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师,毕业后多年师从福建中医学院院长杜建教授及其他名中医教授,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公司内向上来门市部问诊及惠顾的病患者介绍良药,使得顾客深具信心,有助于公司业绩的起飞。

她也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林医师早期曾相继患上淋巴癌及甲状腺癌,经过电疗动了手术痊愈后修读中医科,今学以致用,为社会上贫病人士作出极大贡献。

该公司新一代产品代言人谢书敏,致力使中药走向现代化,更是《健之花》的推销人才。



该公司亦是全马首家于1990年开始率先引进来自中国的正规中医师及教授为各界进行临床及讲学的先驱,拿督谢诗坚认为这么做确有助于提升本地人对中医中药的信心。 他说期间每3个月轮值一次,总计有70多位来自中国的中医师在槟城及吉隆坡驻诊。 他开了先河,也蔚为一种风气。如今马来西亚政府也开始重视中医中药的辅助性功效,令人欣慰。 他说,当时他也曾为有关中医师出了五、六本书刊,加强社会人士对中医的认知和了解。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位于槟榔律257号一楼(即Mydin超市对面楼上)。
(257 1st Floor, Penang Road, 10000 Penang)
电话:04-261 5578 传真:04-262 1321
电邮:cpmchea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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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8

旧人回归改朝不换代?


“希望联盟”是2015年的产物,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党在改选中(当年6月举行)将所谓的“开明派”理事全逐出党;同时宣布与行动党断交,也连带强烈暗示不会再与公正党联手。
由于政情急转直下,以原伊党署理主席莫哈末沙布为首的一派及快地成立“国家诚信党”,并在同年的9月宣布这三个政党(公正党、行动党与诚信党)已组成“希望联盟”(简称希盟),用以取代过去沿用的“人民联盟”(民联)。
如果说马哈迪在1988年因法庭判决巫统为非法组织后,就马上另注册“新巫统”(UMNO Bahru),主要是针对东姑拉沙里并逼使后者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不能成立另一个与“巫统”有接近的政党。
至于在2016年,前首相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诞生是与巫统性质大同小异的新党,领导人尚包括巫统前署理主席慕尤丁、巫统前吉打州务大臣慕克里及莱斯耶丁等人。这个党基本上是组成一个“新巫统”,但这一回是针对纳吉而发箭。
本来马哈迪成立新党是与希盟没有直接关系的;尤其是隔着安华的大阻力。但偏偏马哈迪不按牌理出牌,他竟可以在2016年直赴法庭与安华握手“一笑泯恩仇”。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打倒纳吉。结果在2018年初马哈迪的“土团党”正式加入了希盟,也同意由马哈迪挂帅两年。
不论是土团党或公正党,他们都不能否认缘自巫统,比如安华、阿兹敏及旺阿兹莎也都是来自巫统的。诚信党也有领导层曾不反对与巫统合作。唯独行动党取代了马华和民政(这是李光耀最初追求的目标),但也不等于“改朝换代”,因为政策的大方向是由上头,也即是巫统的人所制订的,土著大会的召开即为一例。
即便舆论在59日过后直接形容为“改朝换代”,而且是第一次实现政党轮替,一切都在平静中悄然改变。马哈迪还说,今年的国庆是国家的第二次独立,意义非凡。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创世纪的。但换了政府是否意味着“改朝换代”还是“改朝不换代”?是否有了“百日维新”?还是没有看到显著的改变?
从第一方面来说,马哈迪重新担任首相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他真的迎来第二春(93岁高龄)。主要是因为他曾在位22年,值得人民信赖;而且他所领导的“土团党”也是巫统的翻版,两者之间除了领导人有不同外,它们还有什么差别吗?尤其是在思想和民族情感上,它们之间有着切割不断的水乳交融。
在马哈迪之后,接棒人也是来自巫统的前强人安华(当下公正党主席)。如果在20年前他们已顺利交棒,今天的安华也许正在寻找接班人呢?但还是由巫统把持朝政。意想不到的是一马丑闻的爆开(2015年),不但在后来击垮了纳吉,也把国阵在一夜之间弄丢了;更意外撮成了马安的重新合作。因此形容马来西亚已“改朝换代”是有些言过其实,真正的是“改朝不换代”。新政府固然有新作风,但仍存在旧思维。
在第二方面而言,希盟的竞选宣言在所谓的“百日新政”中,它的十大承诺只是实现了两个,一个是废除消费税(GST),改用回销售税(SST)。但它的争议性是政府因之减少税收一半有余。本来一年有460亿令吉的税收,现在只有2百多亿的税收,自然逼使政府另找新税务。
严格来说,消费税的实施也不是什么大坏事,至少在过去3年来人民也渐渐习惯,虽然怨气未消。不然为什么世界上有超过百个国家推行消费税?
另一个是为家庭主妇缴交公积金的新制度,虽然分三个阶段推行,但这也保障了妇女不致因“家变”而陷困。
除此之外,新政府还未能解决选前的承诺,诸如仍拖欠PTPTN(高等教育基金)390亿令吉的学生,如收入未达4千令吉,可暂缓还债。但这要拖到什么时候?我们未得而知。
如果借贷者没按期摊还,后人借贷会停止吗?因有事实证明,政府从2014年起已减少借贷的数额。
再者,彻查一马公司、联土局、玛拉信托局和朝圣基金的事件仍未成立调委会。
值得注意的是,前朝与中国签订并已开工的大型计划又遭到腰斩,包括东海岸铁路、沙巴及马六甲油气管的铺设和隆新高铁的压后发展都显现了新政府在收拾前朝遗留的问题时,却发现什么都不对劲。可是一旦大工程和大基建停顿后要在日后才能看到其对民生和经济的影响,目前仍难有定论。
最后要带出承认统考的课题,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复杂也真是无法理解。如果早知有问题干吗又写在宣言内,难道是写爽的?因此教长交待因由是很重要的,不要轻描淡写,更不要说研究再研究。

刊登于2018年9月10日《南洋商报》

希盟依然“束手无策”?


希望联盟(希盟)在执政前的竞选宣言有夸下海口,若上台执政百天内将有十项承诺会落实。其中一项就是影响甚大的PTPTN贷学金问题。
所谓“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会”(Perbadanan Tabung Pendidikan Tinggi Nasional)是于1997年由政府设立的,一般简称为“PTPTN”,也就是教育部为大专生设立的贷学金。初时是以年利3%计算,在2008年时减剩1%,当成行政费,几乎是“变相的免息贷款”。
它的1%费用是这样算的:
如果借贷2万令吉,分10年摊还,那么在10年内的利息不过是2千令吉,折算起来每月的利息只有16.67令吉。
此外,前朝政府也特别通融每月只清还部分贷款,比如说200令吉也可以扣除20令吉,也就等于政府给予10%的折扣,一直到清完为止。
在清还贷款方面,政府也有给干脆清理欠款者一次过折扣20%
从这样的折扣来算,政府要承受的损失就相当高。
根据高教部秘书长再尼乌江在3年前(2015年)就指出,因为回收贷款的进度很令人失望,导致政府每年都要承担15亿令吉的利息给学生。这是由于政府向雇员公积金局、退休基金局及向联昌银行和安联银行贷款来发放贷学金。当未能如期收回到期的贷款,也就一年一年的压积而加重政府的负担。这种额外的负担最后是人民买单。
另一方面,截至今年7月份为止,共有41706PTPTN贷款者因考获一等荣誉学位而豁免清还贷款,共计12.3亿令吉(由2005年起实施此优惠计划)。如果再下来有更多的学生考获佳绩,政府就得当成奖学金给学生了。
按照高教基金局的资料显示,基本上政府每年为20万名学生提供贷学金,让他们得以在海内外的大专院校深造。这就使到政府每年借出30亿到40亿令吉的贷款给学生。
可是如何让学生在毕业后按时缴交分期付款则成了头痛的问题。即使政府出尽了“法宝”,也无法达成目标。
因此国家教授理事会在去年建议PTPTN有必要将豁免还贷学金的门槛提高,只有真正优秀的学生从才能转成奖学金,不然将会有更多的学生到后来不必还款,所谓贷学金就变成奖学金了。
与此同时,高教基金局副首席执行员玛斯杜拉指出,截至2017年正月份,有190万名本该开始摊还贷学金的学生当中,只有130万人开始履行责任,偿还109亿令吉,但另外的60万名借贷者则无动于衷,未偿还而应还的79亿令吉。
虽然从2014年开始,政府因回收贷款不理想,开始减少对大专生发放贷学金的数额,但政府也认为不能因噎废食,也就继续的借钱放贷。直到20177月为止,除了已回收之外,政府仍向217万名学生借贷出总值504亿令吉的贷学金。
对此我们注意到在2013年大选时,反对党的民联尚主张让大专院校一律免收学费,若是通过PTPTN借贷,也是不必归还。换句话说,反对党想将免费教育推广至大学。
其实政府认为,它对20间国立大学投下的资金已够多,几乎向每个学生投下90%的费用,而学费只占10%左右。如果这样的便宜学费也要全民买单,那教育费用的开销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在高教部看来,它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例如禁79万名欠款者出国;通过“中央信贷资讯系统”(CCRIS)对欠款者另行购屋和买车时的贷款给予阻力。虽然不是绝对有效,但也相对有效。
可是希盟政府竟过于宽厚将79万名黑名单人物从移民厅内消除了,算是落实竞选时的承诺。但债务方面如何解决就没有方案。更令人不解的是,月薪4千令吉者若分期每月还200-300令吉应不是大问题,为何可以暂缓还款?这要推迟到什么时候?教长说要研究研究。这样的决策不仅无法解决欠债问题,更加重政府的负担。希盟在大选时的宣传口号对此显然是不实际的,过于宽宏大量,最终会变成政府“好心做坏事”。
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在教育上不能过于严格,有时也得放松。但如果我们阅及2009年政府总稽查司的报告,就会更加的坐立不安。报告说,PTPTN的贷款有50%的到期贷款收不回,导致PTPTN面对严重的财务周转问题。
令人震惊的是,有16000名学生并没有申请PTPTN,但仍获得高教基金局预支2378万令吉的数额,其中涉及3793人,总值490万令吉的预支数额无法被追回。
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2007年有7亿1千万令吉的贷款无法收回,在2008年则有10亿9千万令吉的贷款及2009年有高达16亿8千令吉的贷款也没有了。
再有更惊人的发现是,有82%的贷学文件不齐全不完整,问题出在PTPTN没有人签署文件,以致它无法向不还贷款的学生追债。
为此,总稽查司指责PTPTN将文件堆积在办公室内,甚至把存放文件的工作将之私营化给一家公司。
还有存放文件的房间也面对天花板漏水,必须用帆布遮盖起这些贷学金文件。不知道事后,高教部有否对此过失给予纠正?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在处理PTPTN课题上,不论是前朝或现今政府都没把工作做好,宽宏大量不等于解决问题,绝不应留下一大把债务最后由人民付款,这也是极度不合理的。
刊登于2018年9月10日《光华日报》

两线制还有没有市场?


马来西亚自1957831日独立及于1963916日成立以来,都没有政党提出“两线制”的概念,直到1990年的大选在林晃升等人加盟下,民主行动党第一次“正式”推动“两线制”的理念。不知是否时机仍不成熟或选民也没有真正理解两线制的重要性,也就无法落地生根。
其实在1990年的大选是最好的时机落实两线制,其一是东姑拉沙里已率一批巫统大将脱离母体而另立46精神党,在形式上是与巫统有得较量的,因为“46精神党”的名字就与巫统有关联。取名46是指巫统是在1946年成立的,意思是说这个新党才是真正巫统精神的延续者,因此命名为“46精神党”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此外为加强政治地位,东姑拉沙里一边与民主行动党合作,组成“马来西亚人民团结阵线”(Gagasan Rakyat Malaysia );另一边与伊斯兰党组成“回教团结力量”(Angkatan Perpaduan Ummah)。因为三党之间是间接合作,也就未发生华人“抵制”行动党和马来人“否定”伊斯兰党的种族性倾向。
这一年的大选结果是首次出现反对党拥有最多的国会议席,共53席(其中行动党20席、沙团结党14席、46精神党8席及伊斯兰党7席),但如果与国阵赢得的127席相比,则只占了1/3席,不足以和国阵在议会内分庭抗礼,也就不能鼓吹“两线制”已成型(所谓的两线制是指西方国家推行的政党轮替的国会民主,由A党或B党轮流执政,而且两党之间的议席相差不大,甚至平分秋色,并未形成太大的距离。即使面对国会议席“悬峙”(Hung Parliament),也由其中较占优势的一方主政。因此两线制的特点就旨在反映出政党轮流执政。因为马来西亚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使到居反对党一方的只期望能够壮大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席,同时彼此的议席不会相差悬殊)。
不过在那一年,倒是伊党有收获,它成功地夺回吉兰丹州政权;民主行动党则只差3席就夺下槟州政权,况且其国会议席攀上20席,是立党以来最好的表现。但由于46精神党不济,只排名第三位(得8席),也就没有参与带动两线制。
说起所谓的“两线制”是有来头的,起因于1982年大选前夕。董教总领导人林晃升推动“华教精英”参加民政党,以“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加入执政党,希望能通过内部争取改善华教的困境。当时他们还提及“三结合”的策略,即执政党、反对党与华社共同为华教打拼。可惜行动党不卖账,且形容董教总所作所为有违民意;马华当然也不卖账,就剩下民政党苦撑董总派出的“精英”,当时以许子根及郭洙镇为代表。
但经过1986年的大选后,林晃升认为“此路不通”,也就放弃“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念头,转而研究另一个战略。就在翌年(1987年)发生茅草行动,导致林吉祥、林冠英、林晃升、沈慕羽及柯嘉逊等百余人被逮捕。但他们在1988年及1989年陆续释放后,林晃升又一马当先改变战略,转向支持民主行动党。
在林看来,既然尚无法夺取中央政权,不如先推动“两线制”,以壮大反对党。行动党也就不置可否地成为推动议会改革的火车头。
可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并没有为两线制创造条件,反而是以种族(乃至后来加入宗教)作为导向。这不是说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是在关键时刻就显露了种族的倾斜。
且不要指责是英国故意用“分而治之”的手段造成种族间的隔阂,在两百多年前,华人的南下及印度人的东移都是“物以类聚”地集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来自内地或印尼的马来民族也是以甘榜生活为集中地。正因为各种族的“河水不犯井水”,也就形成以种族为社群的多元社会。
这个社会在马来西亚尤其明显,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都已出现种族性倾向的政党,如战前的“马共”(1930年)和“马来青年同盟”(KMM)(1937年)和战后的“马来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1945-1948)及“马来国民党”(PKMM)(1945-1950)。
及后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出现也展示了种族政治的特征;在下来的国家党、劳工党、伊斯兰党及人民党都有本身的种族基调。即使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国民议会党”,由巫统分裂出来的左派,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同样有种族色彩;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也因政治环境的局限被标签为“华基”政党。
即便在七十年代出现的“社会正义党”、“社会民主党”和八十年代初成立的印度人前进阵线,都不能形成真正的多元种族政党。
还有,八十年代成立的46精神党(在1995年大选前易名为46马来人党),皆属于马来政党,斗争的对象是巫统。
迨至安华的公正党在1999年问世时,虽打出多元种族特征,但它基本上还是偏重马来人,因为它的斗争对象是巫统,而马华及民政党及人联党的议席多交给行动党去“收拾”。
就拿2015年后的政局来说,它所出现的政党就有一定的种族特征。“国家诚信党”是于2015年成立,它是从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是不可能参加公正党,因为它比公正党更强调宗教的重要性,而它的斗争对象是伊斯兰党。
至于在2016年出现的“土著团结党”为何又不加入“诚信党”?为何又不拿下“公正党”?其中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除了领导人马哈迪是龙头老大外,它成立新党的斗争目标对准巫统,这就不是公正党、诚信党所能全面代表的。
当马哈迪成为希盟(希望联盟)的领导人后,他几乎震撼了巫统的根基;更让国阵的成员党不是兵败如山倒(如马华、民政和人联)就是树倒猢狲散。
从表面上看来,希盟中的土团党势力薄弱,只有13个国席,但如果加上砂拉越和沙巴的支持势力来算,它就会成为希盟的老大。
正因为从20082013年到2018年的大选,人民的投票倾向是一反再反政府的,也就出现一面倒的局面,如2008年的国阵140席对民联的82席、2013年的国阵133席对民联的89席及2018年的希盟132席对国阵51席。
这反映出两线制不是人民追逐的斗争目标,只要能实现政党轮替就是“改朝换代”,无须考虑两线制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国阵的成员党往下沉而爬不起来,诸如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下来是巫统何去何从?
整体而言,我们还需要两线制吗?同时我们又要怎样的两线制呢?
刊登于2018年9月13日《东方日报》

6.9.18

马安如何跨过三关?


马哈迪与安华之间除了一匹布那么长的18年恩恩怨怨外,近期也衍生两个课题牵动着两人的关系。
我们先说1998年马哈迪与安华绝交的那一件事。主要是马哈迪指安华涉及不道德的性行为而革除其官职(92日),并在翌日(93日)通过巫统最高理事会开除安华出党。这意味着马哈迪与安华建立起来的17年政治情谊(1981-1998)已因两人的交恶而荡然无存了。
不仅于此,不甘束手就擒的安华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烈火莫熄”运动,从北马(峇东埔宣言)到中马(吉隆坡宣言),带动了整十万名绝大多数的马来青年支援安华的斗争。
正当这一边厢(马哈迪一方)以政府的权威指责安华因涉及罪案而失去党官职,全然与政治无关时;另一边厢(安华这一方)的支持者带着愤怒的情绪反击马哈迪及巫统,期望通过群众运动压服马哈迪政府。
由于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通过群众运动和非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事件发生,安华也就没有例外的尝到失败的苦果。
当他在920日(1998年)被警方逮捕后(先用内部安全法令,较后改用刑事犯罪嫌疑人而不准具保),安华即使对判案不服而提出上诉,但他还是争取不到“保外候审”的机会。
政府之所以不让安华自由是担心他卷起的示威浪潮对执政党有很大的威胁(刚巧在1998年,印尼的苏哈多总统也是在强大的示威运动中下台的)。
就这样,安华直到20048月才因上诉得直(指鸡奸罪名,但滥权罪名未获平反)获得释放。前后算来,安华有6年在监牢度过(有时因病移向医院服刑)。当他恢复自由身时,不仅发现马来西亚的政治似乎与他无关,也找不到斗争的对象。其一是马哈迪已在2003年退休,交由阿都拉接棒。换句话说,安华的死敌不在位了。
其二是阿都拉在2004年的大选取得近乎完美的胜利(执政党以199席对反对党的20席),安华的公正党仅存峇东埔国会1席,且多数票只500余张,被认为已变成可有可无的政党。
其三是选民已不相信反对党会有所作为和突破。
尽管在2008年的大选,安华突然喜出望外,由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夺下5个州政权,也一下子拥有82个国会议席,但马哈迪依然不能接受安华的“东山再起”,而是逼使阿都拉下台改由纳吉接棒(2009年)。
纳吉的上位和2013年的大选因未能有效扭转劣势,也导致马哈迪依样葫芦要纳吉下台谢罪。在后者决不下台且采取行动革除慕尤丁、慕克里及沙菲宜等人后(2015年),再加上一马公司丑闻曝光,更激怒马哈迪下定决心要推倒纳吉政权。
马哈迪除了成立“土著团结党”(2016年)(属于种族性政党,性质与巫统大同小异)外,也希望能与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达成协议,让土团党加入希盟,且同意由马哈迪当希盟统帅,一旦执政就由马哈迪拜相,而后才由安华接棒。在这个关键时刻,马哈迪突然在2016年特到法庭与安华一笑泯恩怨,以便能共同讨伐纳吉。
在安华同意后,马哈迪也就坐上“统帅”高位,一切也正如所料。在2018年的509大选中,希盟一举击败统治国家长达61年的国阵(巫统)政权。
希盟的胜利,实现马哈迪二度回朝拜相的奇迹,安华也跟着被特赦而成为自由人。但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马哈迪何时交棒给安华?两人之间能签协议书吗?马哈迪近日在访汶莱与大马人见面时,有表示将在两年内交棒。若按日期算,应是2020510日。如果一切顺利,则第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不过,马安之间的第二个问题随之浮上台面,包括马哈迪不是把阿兹敏放回雪州务大臣的位置,而是刻意多出一个经济事务部长职,委阿兹敏出任。这个新立的部门也接管了原有首相署掌管的国企、国库和官联公司等机构。
虽然委任部长是马哈迪的权力,但有否事先与安华或旺阿兹莎达成协议则不得而知。
在阿兹敏势力膨胀下,他不仅已威胁到安华的地位,也可能在安华接棒前阿兹敏已成一方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也是为什么公正党内的另一派拉菲兹站出来与阿兹敏较量。如果两派无法达成妥协方案,就会来一场龙争虎斗。这对安华来说是一个不祥的讯号;加上而安华被逼提早出山,也就使到局面更加的扑朔迷离,除非阿兹敏与安华妥协,接受需要的调整,否则安华复出后其角色又如何安排呢?
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马哈迪棋高一著地在投票前两天宣布一旦执政,将召开土著团结大会,希望能亡羊补牢,争取更多马来选民的支持。但在事后证明只有30%马来选民支持希盟,也就触发马哈迪决心要尽快举行土著大会。正巧这第三道问题又是牵扯马安之间的政治博弈。
马哈迪知道,他这样做会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但如他不能收服马来人的心,他的政权也可能有变数。
虽然此时的土著大会虽然也体现了马哈迪(开幕人)、安华(闭幕人)及阿兹敏(主持人)的三合一的团结形象,但间中所表达的马安之间的不同基调,也让人感到彼此心思未能取得共识,马哈迪旨在提醒马来人要珍重自爱,不要把得到的合约转卖,也不能让更多的外来华人成为居民。这显然是针对森林城市的大计划和大格调所作出的回应。无形中也就影响马中之间的合资。
但在安华看来,不论合作对象是谁,只要涉及贪污,他会毫不犹疑与反对党一道来反对政府的政策。安华说这话很奇怪,他到底在当国会员后,要站在反对党的地位批评马哈迪的施政?还是与马哈迪联手打造马来西亚的第二春?在这个复杂与不断变更的时局下,马安之间如何跨过三道关而重演20年前就应该上演的“和平交棒”的一幕?
刊登于2018年9月6日《东方日报》

5.9.18

土著大会的政治议程


马哈迪在509投票前两天,出人意表地宣布,希盟一旦执政将会召开土著大会,以找回马来人的尊严。他的目的是要检讨土著与非土著之间的贫富差距,顺此重新提出土著经济议程。
马哈迪之所以在最后关头打出“土著牌”主要是因为民调中心(在投票前)显示马来人对希盟的支持率不高,未达30%。这也使到马哈迪担心他过去两年来的努力会功亏一篑,因此不得不打出种族牌,以回击巫统一向以来自视为马来人及土著的保护者。
老实说,马哈迪虽有信心或可打败国阵而改朝换代,但他无法窥视纳吉的内心世界,因为纳吉显得信心十足,也在民调中占上风。这也逼使马哈迪出新招来争取更多的马来选票;尤其是在甘榜(乡村)的马来人。
结果马哈迪这一招甚是见效,由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在509那晚真的是改朝换代了,
不过后来查知(默迪卡民调中心)也只有30%的马来人支持希盟,如果不是城市的马来人,沙巴及砂拉越的选民,再加上95%的华裔选民一鼓作气支持希盟,变天的事也就不可能发生的。
既然争取和团结土著(包括马来人和穆斯林)是当务之急,也就交由经济事务部主持的“土著经济大会”进行探讨,日期订在91日,由阿兹敏一手策划。
阿兹敏自然会按照他早前所说的提出一份新经济政策或纲领,以安抚土著之心,并保证不会将他们边缘化。
正如马哈迪在其回忆录中所说,马来人会认为在新经济政策下他们已拥有“优越的土著地位,且声称本身是马来西亚这片国土的主人,而这个地位是永久性的”。不幸的是,新经济政策的保护和特权将会阻碍了创造现代马来人文化、专业、经济和创业精神,这已经不是扶持马来人的能力和竞争力,而是削弱了他们的斗志力。
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在战后(1946年),英国不理马来人的感受强硬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但被拿督翁(时任柔州务大臣)领导的41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举行大集会强烈反对,也促成了“巫统”的诞生。
自此之后,巫统算是在政治上保住了苏丹的地位和马来人原有的特别地位,这一路走来披荆斩棘,无往不利。直到1969年的大选才打破巫统的美梦,首次面对政权的动摇。也因政局动荡不安,在大选投票后第三天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敦拉萨也在1970年取代东姑成为第二任首相。
因为敦拉萨牢牢控制政权,他在1971年就恢复议会民主,也顺时推出“新经济政策”,这也得益于马哈迪出版的《马来人的困境》作为蓝本(不过被东姑列为禁书)。无形中马哈迪的知名度也提高了,并在1971年被欢迎重返巫统(他在1969年“513”后因促东姑下台,被开除党籍)。
自“513”后,国内政治又相对稳定,即使在九十年代东姑拉沙里离队另立“46精神党”联合行动党与伊斯兰党与国阵对垒,也是无功而返,因马来选民依然强力支持巫统。
唯有来到1999年大选后,才触动马哈迪邀请伊斯兰党共同召开马来人团结大会(这是因为在1998年马哈迪革除安华党官职后,引发安华掀起“烈火莫熄”运动。及后在1999年的大选中,伊斯兰党异军突起,除保有丹州政权及夺下登州政权外,又有27名国会议员。伊党主席法兹诺乃逼马哈迪列出“马来西亚回教国大蓝图”。在不堪骚扰下,马哈迪惟有请伊党来个团结大会,前者的目的是要争回流失的马来票,因巫统承受不起马来票的流失。那一年如果不是华人支持国阵,马哈迪恐怕要失掉2/3多数席位)。因为立场南腔北调,团结大会也不了了之。
还有在2008年大选后,由于反对党“民联”几乎夺得国阵半壁江山,时任首相的阿都拉乃邀哈迪阿旺共组团结政府,但也不被伊党接受。结果导致在翌年(2009年)阿都拉下台,纳吉拜相。
2015年,纳吉也主持了一项马来团结大集会,共7千人与会。有关主办方是马来人咨询理事会,它提出了“马来人文艺复兴运动”用5个要素:勇敢、睿智、勤奋、辉煌及友爱来带领马来人向前进。此项大会算是回应2013年大选巫统仍拿不回马来人之心,也只好用大集会来壮大声势。
没想到这样的战略在马哈迪今天看来是必要和重要的,这也预示着马来西亚人民的种族思维和种族特征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要铸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恐怕比一里路还要长呢!
刊登于2018年9月3日《南洋商报》

4.9.18

美国拿孔子学院“开刀”?


中国在2004年通过“汉办”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到了10年后(2014年)已引发美国政界及学术界人士的抨击,指“孔子学院”从事间谍活动,而且这些来自中国的老师也有向学生灌输中国的左翼思想。因此在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后,他就让“反孔子学院”的声音进一步提高。
正因为这样,美国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在816日宣布将关闭孔子学院,理由是孔子学院的课程和活动不符合该校的发展目标。
所谓的“发展目标”就是指美国的大学教育一向以来是尊崇和推动学术自由,而孔子学院却有针对性的避谈一些敏感课题,比如六四事件、西藏问题都被列为禁忌。
根据了解,在此之前,已有数间孔子学院被关闭,包括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此外,加拿大及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也关了少数的孔子学院。
即便如此,根据“汉办”的纪录显示,截至20171231日止,中国在海外的146个国家和地区共有525所孔子学院及79个国家有1113所孔子课堂。其中亚洲有33国设立了118所孔子学院。在美洲的21个国家也有161所孔子学院,欧洲则有41个国家成立了173所孔子学院。
由于是中国官方所设立的机构,也方便在外国寻找合作对象。虽然名誉上是合资(对方提供硬体,中方负责软体)办学校,但主要还是中方出资出人。因此基本上每个孔子学院的成本开销是50万美元;而孔子学堂则是6万美元。前前后后,中方已花费6000美元来推动中文文化和教育。
还有因为师资是中方提供,费用概由中方负责,而学生上课是免费的,无形中每年要在每间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作出一定的补贴。
犹记得2014年时,汉办对外宣称将向英国文化协会看齐,派出约7千名的老师在海外教汉语,以弘扬中华文化。这个指标基本上是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是美国一名参议员鲁比德(Marco Rubio)在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供证时说:“中共渗透和利用美国的大学从事“违法”(间谍)活动,也对美国学生进行“洗脑”。因为孔子堂上有些课题是不能公开讨论和批判的。”为此鲁比德主张美国将全部的孔子学院(共103间)及孔子学堂(共301所)关闭。
支持这位参议员的有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们在66日的供证会上主张监督或索性关掉孔子学院。
他们指出,当下有35万中国人在美国求学,几乎占了外国生的1/3,但也只有2万美国人在中国求学。因此赞同对付孔子学院,因为在2014年时,时任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就表示孔子学院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
俄罗斯的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拉林指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利用孔子学院搞颠覆活动,也没有所谓的收集情报。因此他认为美国人对孔子学院的打压是特朗普的“反华政策”的一部分,配合贸易战的拉开,孔子学院难免遭鱼池之殃。
来自中国外交学院的苏浩教授也指出孔子学院的教职员并没有在美国作违法之事,也不是间谍机构,没有理由对孔子学院有所质疑。
虽然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也借题反华,但促关闭孔子学院的尚未形成一种运动,以至于直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的数目依然是超标的。
如果打压孔子学院的决策升级的话,那肯定是由美国政府延烧起来。所以中国也得处处提防有心人给“孔子学院”戴上间谍的帽子,而丑化宣扬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是政治工具。其结果是孔子学院创立的目的就荒腔走调了。
刊登于2018年8月27日《号外周报》第903期

3.9.18

安华复出后要做什么?


经历了千辛万苦,安华用20年的岁月换回他的尊严和灿烂的前程。他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几乎已经如同神话跳动在我们眼前。
虽然从安华参政那一年开始(1981年),他就成为风头甚健的政治人物。巧合的是,在马哈迪主政的那一年(1981年),安华也踏进了政坛。
当初很多人以为是马哈迪把安华招进巫统,其实不然,在马哈迪的回忆录中明确地写道是安华自动请缨要加入巫统。也由于安华的口才了得,学识渊博;尤其是对伊斯兰教十分熟络,倒引起马哈迪对这位年轻人产生兴趣。
安华果然也非中物,他在中选国会议员(1982年)后,对于马哈迪只委任他成为首相署副部长不表满意,他认为他应被委为正部长。
在不大服气下,安华又作出一个大胆的选择,那就是挑战巫青团团长职位(1982年)。本来这个职位是由雪州强人哈仑(州务大臣)的侄儿苏海米担任。但安华拉了纳吉搭档,只以十票之多拿下巫青正副团长职。翌年(1983年)安华被委为文化青年及体育部长。
马哈迪(回忆录)说,他欣赏安华,所以每次出国总带着安华出国,且同在专机内聊天,直到1993年安华争夺党署理主席成功后挤掉嘉化峇峇,马哈迪就不再带安华出门(毕竟当时他也已贵为国家副首相)。
这个时候,刚巧总警长向马哈迪报告安华涉及“不道德性行为”(鸡奸),但不为马哈迪接受。
到了19975月,安华被委为代首相的数个月内,突然爆发亚洲金融危机,马来西亚币值不断下降,从1美元兑马币2.5元降到1美元兑马币近5元。
当马哈迪在19977月返国述职后,他也在19985月重委达因(前财长)出任特别任务部长,主抓经济,削弱安华权力。也是在1998年的9月,马哈迪正式革除安华官职,继之开除安华党籍。这样一来,马哈迪与安华之间的战火熊熊燃烧起来,国家也因两人的斗争呈现非常态状况。
就时间上来算,安华自从1998年被革职和被投入监狱后,他就从未再与马哈迪见面。
即使在1999年的大选,巫统遇挫,伊党崛起(夺丹登两州政权及拥有27个国席),马哈迪也坚持与安华继续斗争,双方没有妥协的余地。直到马哈迪在2003年卸职退休,他还是不与这位“政治徒弟”握手言和。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由安华领导的民联(由公正党、行动党及伊斯兰党组成)在2008年取得突破性的胜利后,安华政途又蒙上阴影。其一是安华试图在国会发动“宫廷政变”,但不被阿都拉首相认同,也就无法在同年的916日“变天”。因为国阵(巫统)已做足防备工作,将东马近30名国会议员送到台湾考察。安华也就扑了个空。
其二,在安华期满后(限制参政5年,由释放日起的5年内不得参政),他参加了峇东埔的国会补选大胜,但也只能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无法进行政改。
其三是安华期望在2013年的大选能一举击败国阵,结果事与愿违,特别是安华第二次肛交案在2014年罪名成立。最终又被判处5年刑期,安华又失去参政的权利。但到了2016年,马哈迪突然到法庭探望在审案的安华,两人在18年后第一次四眼交集,简直是没人相信的。
马哈迪算过,如他要组成反对党,就一定要与安华合作,否则进不了反对    党联合阵线(希望联盟),也就无法“改朝换代”了。
另一方面,安华也意识到此时若不与马哈迪“一笑泯恩怨”,将来要推翻在朝的政府就很难了。因为安华试过在1999年、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要打垮国阵,却是无法得偿夙愿。
在思前想后及行动党推波助澜下,也就上演“马安握手”的和解镜头(几乎是天方夜谭,这也为马哈迪组成的“土著团结党”加入希盟铺路。再进一步,由于安华仍身陷囹圄,无法领军,也只得靠马哈迪四处奔波。
这样的互动也导致“变天”了,但变天之后留下的问题就真的剪不断理还乱。
当下安华已解除所有禁令,被元首全面赦免,意味着他是个自由人,可以自由参政。因此他自动当选公正党主席,将在10月正式接棒。
其次,安华已表明10月要参加补选出任国会议员,这对安华来说不是个问题,但一般推测高渊的国会议员曼梳可能在9月被委为槟州元首,其空缺就要补选了,正合安华所说的10月补选。
但问题是:安华成为一党之首和国会议员后,他会扮演什么角色呢?是后座议员,没有官职?抑或是取代旺阿兹莎成为副揆?
除非马哈迪按期退休,安华就有个规划,但如果没有商妥交班的日期,则期间的生变也难以知道。
安华已经等了20年,当然不会在意再等多两年,只是在这两年内他要做什么呢?他不能无所事事(我们估计安华急着回巢是因为早前马哈迪似乎说了下面的话,安华作为一个没有官职的人,他不受约束,可自由批评。就当他是一个普通人在批评)。
因此在10月过后安华要如何被安排其应有地位,也是大费周章的。
此外,也是重要的课题,在阿兹敏与拉菲兹争署理主席之际,安华是靠向谁呢?他似乎比较“民主”,让两雄相斗。但我们又要探讨引发的后果,如果阿兹敏输了,党会分裂吗?还有旺阿兹莎说正在研究拉菲兹的参选资格(因前期有官司案)。这是否在暗示可能会用一个比较适当的理由劝退拉菲兹,但有适当安排他的地位,否则也是难以服众的。
安华在此时此刻又陷入困境,也是始料未及的。因为希盟有两虎,也难怪安华及旺阿兹莎不断表明马哈迪是不会变卦的。
刊登于2018年9月3日《光华日报》

30.8.18

多元政党vs.单元政党


民主行动党元老林吉祥说,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单一种族政党是没有未来的。
这样的论述在独立以前就存在,而且直到今天它还是被认为正确的理念和正确的方向,但如何跳出种族的框架,就大费周章了。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多元政党的消失多过单元种族政党的倒闭。
我们也认同林吉祥从一开始就努力把民主行动党(1967年成立)打造成为多元化政党。因此在1969年的大选,行动党打出的口号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共派出国会24名候选人及州议会57名候选人。这个斗争和口号明显是延续李光耀在1963年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所提出的口号。
当时行动党的策略是以马华公会为对手,也就在华人多的选区与马华争一日长短。结果行动党赢得13个国会议席及31个州议席(马华参选33个国席,但只赢得13席;在州议席方面,马华出征83席,却只拿下28席)。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新崛起的民政党在林苍祐领导下,夺得了槟州政权(民政16席、巫统4席、行动党3席及人民党1席,共24席),马华及国大党全军覆没。
这意味着反对党包括人民进步党也从中崛起,且在雪州及吡州动摇联盟的执政根基。
三天后,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副揆敦拉萨掌控全局。
虽然行动党有“丰硕”的收获,但在下来的日子里,先后有4位国会议员及11位州议员投靠联盟(在1974年易名为国阵),使到行动党只剩下9名国会议员及20名州议员,元气受损。间中有少数的非华人议员也蝉过别枝。在林吉祥看来,当年行动党虽立足华人社会,但也有派出少数非华裔担任候选人。
虽然在往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行动党的华人形象已深入民心,但林吉祥还是希望有非华人成为领导层,例如创党时的蒂凡那、西华勒南、KS达斯,及后期的阿末诺、卡巴星及P巴都等人。可是这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行动党的华基政党形象。
为此,当2013年行动党在吡叻州当选的国州议员中,竟无一人是马来候选人,林吉祥很是失望。因此当安顺国席补选时,林吉祥只得劝喻丘光耀牺牲小我,让年轻的美女戴安娜代表行动党对垒民政党的马袖强,以“塑造”多元种族形象。尽管行动党人都很努力配合党的调整战略,最后还是“失算”,戴安娜以200多张票之差败给马袖强。
这也进一步说明即使在后来再益依布拉欣及国家级作家沙末赛益参加行动党,在群众看来它还是脱离不了华人色彩。如今行动党已成为执政党之一,也有两名非华裔出任中央部长,但能否在将来(50年内)改造行动党的形象,倒是有争议的。
其实从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来分析,它从一开始就有种族上的“标签”(所谓物以类聚)。例如1930年成立的马共,其主要成员是华人;而在1937年由布斯达曼成立的马来青年同盟(KMM)也是归为马来政党,且与印尼的政党有联系。
在战后,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就标明是种族政党。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现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则以华裔及印裔为主。由于这两个政党被英殖民政府指为受共党渗透,也就分别在1948年自我解散和1950年被查封。
倒是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被英殖民政府承认为代表马来人的政党,且与之商谈在194821日落实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在同一年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英国当年的立场,它是比较倾向于种族政党的成立,这包括1946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及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
由于因势利导,巫统在1954年与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其对手是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另立国家党。结果是种族性的政党大胜,国家党遭遇滑铁卢(原声称是多元政党,有华裔连裕祥担任副主席);另一个小政党伊斯兰党(1951年成立)则只赢得一席。这也是种族性政党。
虽然我们在六十年代末期已看到种族政党受到冲击,但巫统势力仍然雄厚,而马华及国大党也因靠向巫统才未失其执政地位,只是它们的影响力转小了。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2018年才有了巨变。但这也不是多元政党压倒种族政党的例证。
因为反对党组成的“希盟”(如今已是执政党)中,也有两个政党是纯马来人政党,它们是土著团结党及诚信党。虽然人民公正党声称为多元种族政党,但被标签为“马基”政党则是不为过。而民主行动党被列为华基政党也是不争的事实。
例如最近土团党大家长,也即是希盟统帅的马哈迪首相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也有如下的谈话,他不否认默迪卡民调中心的分析指希盟在509大选中,只获得30%马来人的支持。但他指出,如果土团党可以用自家的党徽上阵,或可在大选中有更好的成绩。因为希盟接受统一使用公正党的党徽,即便参选最多52个国席,也只赢得13席。毕竟公正党是个多元种族政党,以致土团党无法突显其马来人形象。事实上我们是马来人政党,而乡区马来人想要投票给马来人政党,在不投给巫统下,就转投给伊党,才出现希盟在东海岸一败涂地,也助长了伊党在东海岸坐大。
从这样看来,要土团党改成多元政党是不大可能的,也不实际,因为它要用来取代巫统。换句话说,保持现状(种族政党的合作,但不合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只是那时华人只剩不到20%了。一旦土团党“一党独大”后,也许会出现所谓的多元政党。
还有我们也不要忘记马哈迪在1991年提出他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是相信在30年内他能铸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出现。但30年过去了,我们还生活在种族政治中。马哈迪说,他首先是马来人,然后才是马来西亚人。由此可见,人民的意识还是以种族为优先的。
反过来说,那些曾经表明是多元种族的政党如今安在?如1951年成立的急进党(1954年消失)、1951年成立的劳工党也是多元种族的政党,扬起社会主义旗帜,但也不得不与人民党(以马来人为主)组成“社阵”。可是在1966年,劳工党与人民党因国语政策分歧,结果社阵寿终正寝。直到1972年劳工党才走进历史,剩下的人民党(或人社党)尽管声称多元政党,却在“513”后无法打开局面。
还有陈志勤成立的“社会正义党”、叶锦源及范俊登成立的“社民党”、布斯达曼后期成立的“无产阶级党”及在今届大选中出现的前进党和民族党等等如今又怎样了?
更有一度执政而闪烁在政坛的民政党未来的方向又在哪里呢?
从政治现实来看,消除种族政党加强多元政党的时机还未成熟,也未到来,因此林吉祥的良好愿望也只能在期待中坐看云起时,但在什么时候真正开花结果,也没有人会给答案。
刊登于2018年8月3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