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17

355 法令变成“计时炸弹”? (直挂云帆)

最早的时候,伊斯兰党于1990年的大选,在46精神党的协助下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因此在1993年时,吉兰丹州议会通过1993年吉兰丹回教刑事法案。不过相关的法令不能执行,除非得到中央政府和国会的修宪才得以落实。
在那个年代,伊斯兰党才刚刚恢复势力,完全不是巫统的对手,因此它得不到马哈迪主政的中央政府的批准。在马哈迪的压力下,回教刑法只能束之高阁,也少有人提及和讨论。伊斯兰党本身也是有心无力,只能见机行事。但在90年代开始(1989年来自吉打的法兹诺成为伊党主席,在吉兰丹聂阿兹及登嘉楼哈迪阿旺的推动下,他们决定将党的方向转移,以宗教作为斗争的导向,不再继续与巫统争夺马来民族主义的主导权。一来是因为伊党争不过巫统;二来是伊朗的宗教革命成功(1979年),也给伊党一个重要的启示:宗教路线可树立起新权威,也可击中巫统的软肋。
来到1998年,因为发生安华跌马事件引发了“烈火莫熄”的风暴,也导致安华成立的国民公正党及快地与反对党达成联合阵线,另外三个成员是伊斯兰党、民主行动党及人民党。这四个政党组成了“替代阵线”(在政治历史上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正式成立的反对党联盟,不再分别在右边与行动党合作,而左边则是与伊党合作)。对行动党来说,直接的合作是一个冒险的挑战,结果林吉祥接受了这个新组合。
可是林吉祥的战略失败了,他得不到华社的谅解,在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及卡巴星竟然首次栽倒在选举上,双双失掉国会议席。行动党只剩下10个国席;槟城更无法重新站起来,仍然保有一个州议席。
反观伊斯兰党,在“替代阵线”内竟是迎风招展,取得了立党以来最辉煌的战绩,除保有丹州政权外,也重新执政登嘉楼州;更夺下有史以来最多的国会议席(27席)。
即便是因为安华效应才使得伊党“独领风骚”,但伊党从来不承认也不接受是拜安华所赐,才有这么辉煌的成果;反而坚持也认定是伊党的路线走对了,不然它不会在1990年的大选抬起头来(那年是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与伊党合作,与安华没有关系,安华仍是巫统的大红人。伊党尝试打宗教牌)。
因为伊党的胜利,宗教的意识形态也随之膨胀起来,一方面它向马哈迪领导的巫统挑战提出巫统的“回教国”蓝图。虽然马哈迪为反击伊党的冲袭,提出马来西亚早已是“回教国”(在2001年民政党大会上的致词,无须伊党瞎操心)。不过马哈迪避开修宪,也就让人民宽心政府不会走宗教治国的路线,可是伊党不肯妥协。最终是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反对党阵线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伊党于2003年在登嘉楼州议会也依样葫芦根据吉兰丹的回教刑法一致通过,也是因为不获中央支持,有关法令也不能生效。虽然在2004年大选伊党又输掉登州政权,改由国阵(巫统)卷土重来,但巫统未对相关法案作出改变。
伊党也因为在2004年的大选遭遇严重挫折后(失掉登州政权,国会议员只剩7个),它才“领悟”到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在安华饶以大义下(2004年大选后出狱),伊党又同意与反对党组成松弛的“联合阵线”。也因为团结对外,反对党阵线(在2008年起称之为“民联”)分别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取得佳绩和保持势力。
不过在2013年大选后,伊党的影响力已有所退步。例如在1999年的大选,伊党拥有27个国席;2004年大选伊党只有7个国席;2008年大选伊党有23个国席;而在2013年的大选,伊党只剩下21个国席(党分裂后只剩14席),也失掉吉打州政权。在这种形势下,伊党决定自我标榜。
在不受约束下,伊党主席哈迪阿旺提出的动议是一波接一波掀起一个又一个大波浪;尤其是在2015年时,伊党不但在丹州议会第二度通过2015年修正1993年吉兰丹回教刑法,而且也在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与行动党断交,更在党选中将所有党内的中庸派(开明派)扫出党中委阵容,全面的宣示了伊党决意走自己所要走的宗教路线,不惜牺牲5名国会议员及5名州议员,以便伊党成为“较纯宗教的政党”,这些人旋即退党另组成国家诚信党(2015年)。
就在伊党被反对党阵线(现改成为希望联盟)排斥后,它就以更明显的高姿态要求巫统接受其私人法案,这个法案也在最近变成355法令修正案,只要国会通过也就意味着回教法庭的权限扩大,提升为回教刑事法庭。当这个国家有世俗法庭及回教法庭后,马来西亚便成为“一国两法”的国家。
抑有进者,本来这样的修正案已够沸腾,未想最近又传出355法令修正案将会有所分别,例如只在西马执行,而西马则只针对回教徒,非回教徒不受影响。至于东马更是不执行回教刑法,不论是否是回教徒皆被豁免。换句话说,回教刑法不会在东马实行。
如果此说有所根据,那就是一国三制了,国家也因为宗教的问题被撕裂。这对于今年步入60周年独立的国家来说是一大退步,也是开时代的倒车。
令人惊讶的是前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阿末法鲁兹认为355法令修正案不适用宪法第8条文所言明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这只关系到回教徒,与非回教徒无关。如果回教徒愿意接受回教法,为何非回教徒要引用宪法第8条?在这方面,他指出回教徒不寻求援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文。这位退休大法官是在吉隆坡的一项法律研讨会上进一步表述,反对者可以在法庭挑战这项修正案是否违反古兰经和圣训或宪法第3条文(关于宗教的)。
对此公正党的砂州主席巴鲁比安(律师)则驳斥前大法官。他说直到今天马来西亚仍是个世俗国,而宪法也未写明伊斯兰法律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同时宪法第4条文阐明,联邦宪法是马来西亚最高法律,并未提及伊斯兰法律。
即便回教刑法已闹得满城风雨,但直到今天中央也未明确表明将如何接受和修改哈迪阿旺的私人法案,造成国民有所不安。在这个问题上,平息这场没完没了的争议与风波的最简单办法是将此修正案押下让它进入冬眠,千万莫让它变成一颗“计时炸弹”。



刊登于2017年3月30日《东方日报》

27.3.17

陈嘉庚与陈六使 (现代春秋)

马新的华文教育体系本来是一体的,从中华民国在1911年成立以来,新知识和新教学已在两地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华校更是遍地开花。但随着华小数目的增加,也就需要中学的设立(1917年新加坡中正中学成立;1923年槟城钟灵提升为中学),直到50年代,许多中学毕业生只能进入当时的马大;也因中国政局的改变不可能再赴华留学了。于是一间民办华文大学于1955年在新加坡拔地而起,创办人陈六使名声鹊起,与在前期创办厦门大学(1921年)的陈嘉庚齐名,一前一后留下光辉的文化遗产。但吊诡的是,南大在1980年消失后,取而代之的竟是厦门大学马分校(2016年)。原本是南大继承厦大的衣钵,现在反过来,厦大又接过文化的火炬。世事的变化令人意想不到。
对于南大这段历史是让人刻骨铭心的。从1955年到1980年,仅仅25岁的南洋大学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代,却在政治漩涡中消失了,只剩下所谓“南大精神”成为南大生和万千的华教人士心中的“图腾”。换句话说,没有了南大,只能将精神升华为永恒和不灭的记忆。
南大的这一段血泪史是与陈六使分不开的。他在1916年南来新加坡后,先在陈嘉庚的公司任职,后在1923年与自己的兄弟自行创业。在发迹后,陈六使对陈嘉庚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例如1939年向集美学校献捐15万叻币,及在1941年应陈嘉庚之请求将70万元汇回中国。
1950年陈嘉庚决定回中国定居,而将其在新加坡留下的任务交给陈六使接任,这包括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福建会馆主席及怡和轩俱乐部主席等。
当陈六使在195099日就任福建会馆主席后,他首次提到创建一间华文大学的愿景,希望华侨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创办一间大学,目标是5年内必须成立;若10年尚无一间中国式大学成立则为落后。
195316日的福建会馆理事会上,陈六使再次提出创办“马华大学”(意指马来亚华文大学)的必要性。如果不合力改善,则马华文化将在二、三十年后被淘汰和消灭。
他说,如华社能集资三五百万,他愿以一元对一元作出回应(后来他个人捐出5百万元叻币)。
与此同时,他也宣布福建会馆决定捐献500依格(英亩)之地段(在裕廊,也即是今日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址)作为大学校址。
同年的212日,在打铁趁热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集马新279个华团代表共商成立“马华大学”事。在与会者一致支持下,公推陈六使担任主席,领导筹备委员会积极工作。在同年222日的会议上,筹委会决定采用“南洋大学”这个名字(在那个时期,中国移民到东南亚被称为“下南洋”)。在726日,陈六使为“南洋大学”举行动土礼,象征着第一间海外华文大学在新加坡拉开序幕。
虽然发生林语堂事件(1954年履新,但因坚持大学的规划由校长决定,乃与陈六使起冲突,而在1955年卸职)。不过并没有影响南大如期在1955年开始收生(先在华侨及中正中学上课),学生420名。
1958年,南大校舍落成,学生正式迁入南大上课和寄宿,云南园成了那个时代的左翼阵地之一。不仅马新的学运核心转入南洋大学,而且在后来也一度被形容为“小延安”。
李光耀在1959年领导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他心里对南大已有不苟同的看法;尤其是在1961年行动党闹分裂后(林清祥率左翼统战另组新加坡社会主义党(简称社阵)),李光耀对南大生和华校生有更大的戒心。他公开批评陈六使聘请亲共的庄竹林博士当校长,也指责陈六使让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长地。
1962年新加坡人民通过全民投票接纳李光耀的建设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后,他进一步在1963年举行大选(很巧妙的是,提名日在1963912日,而投票日在921日。在这两者之间的916日则是马来西亚成立日)。
在选举过后,李光耀重新掌权,他的秋后算账是公开指责陈六使支持南大生(十人以社阵候选人身份挑战行动党候选人)的反政府和涉及亲共活动,因而在1963年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迫使他离开南大。
由此可见,南大从一开始就是灾难不断;而陈六使也是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直到1972年,他走完苦涩的一生,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但他的名字与南大精神却在历史中闪烁。
未想南大被关闭36年后,竟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又在马来西亚异军突起,成为南大的另一个标志。
这种偶然又将陈嘉庚与陈六使的名字联在一起。至于80年代在马来西亚崛起的三间民办学院也只能一步一脚印努力往上攀爬。在某种意义上带着南大精神,但始终难以完整的取代消失了的南洋大学。就不知道厦大分校能否让南大精神在厦大绽放?

刊登于2017年3月27日《光华日报》

23.3.17

伊斯兰党竟成朝野的“造王者”? (直挂云帆)

虽然伊斯兰党只在吉兰丹州执政;在雪兰莪参与州联合政府,而在中央政府内没有代表权,但这个政党在过去4年已成为政坛的焦点,国阵内的巫统对它若即若离,既希望与伊党合作分享政权,又不希望得罪国阵中的其它友党,也就对伊党采取适度的友好关系。不过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直到今天为止,伊党并未表示要与巫统合作面对第14届大选;同样的,巫统也没有表达要与伊党合作,向反对党挑战。换句话说,伊斯兰党“坚持”它的“独立”角色,既不是国阵成员,也不是“希盟”(名字可能有变动)的成员。
正因为反对党阵线担心伊党的“我行我素”会破坏反对党的战略,也就对伊党既爱又恨。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伊党还保持一股势力;尤其是在马来人的选区。如果反对党因为伊党的“不加盟”而失去2008年及2013年大选的优势成绩,则意味着反对党又再打回原形,得重新再整合。若是此事不幸言中,马来西亚要再进入两线制已是非常困难;更遑论“改朝换代”了。
由于担心“群龙缺首”,反对党中即便有人对马哈迪有异议,甚至反对他出来领导反对党阵线,但放眼马来西亚政坛,除了安华之外,又有谁能与马哈迪“争锋”呢?
马哈迪在2016年正式参与领导组成“土著团结党”是一个异数,他不但已是91岁高龄,而且已领导国家22年(1981-2003),是在位最久的首相,很难想象他精力仍如此旺盛,还能四处奔波演讲。因此反对党中的公正党,如安华和阿兹敏;行动党中的林吉祥和林冠英及国家诚信党的莫哈末沙布也不反对由马哈迪领军;甚至与反对党不咬弦的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也支持与马哈迪合作,亦不反对马哈迪成为精神领袖,前提是“土团党”不加入“希盟”,否则伊党将不与“土团党”合作。
虽然哈迪阿旺已提出伊党与团结党已没有合作的可能性,但伊党的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说,团结党的主席慕尤丁已同意哈迪阿旺所提呈的355法案。同时也透露两党代表将在4月份(伊党大会前)再会面。
另一方面,慕尤丁否认有同意伊党的355法案,但两党没有再继续争执,倒是伊党副主席伊德里斯阿末表示一切以党主席哈迪阿旺的言论为准。
究竟伊斯兰党本来就是宗教至上的政党,还是后期才宗教化起来的?这可以分开两个层面讲。当它在1951年成立的时候,一批宗教师是因为巫统支持回教不力而脱离巫统,其主要指导思想是以古兰经为主。在当时找不到魅力的领袖,党务发展很慢,直到1956年力邀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布哈鲁丁(Burhanuddin Al-Helmy)(1911-1969)加盟领导伊党后,这个党才真正在政坛发挥重大的作用。
布哈鲁丁原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导左翼的马来国民党(1945-1950),但此党在1950年被查封,英殖民政府指责此党被共党渗透,布哈鲁丁也因之被捕。在出狱后,他在1955年与左翼的布斯达曼合组“人民党”。这个政党在1957年与劳工党结成“社阵”(社会主义阵线)。
不过布哈鲁丁在1956年时已离开人民党转投入伊斯兰党。当时他面对一位重量级的对手朱基菲教授(Zulkifli Muhammad)(1928-1964)挑战党主席 ,但后者两度挑战皆失败。朱基菲(曾在开罗大学深造)屈就党署理主席(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当布哈鲁丁抓权后,他就将伊党打造成普世的政党—走民族主义路线,且与左翼的社阵私下合作愉快。但是因为伊党与社阵在1964年大选时与印尼的苏卡诺总统走得太近,共同反对马来西亚成立,因而在大选中保不住优势;更因1965年被政府指控企图在巴基斯坦设流亡政府,而与其它左翼领袖被逮捕。布哈鲁丁的光辉年代也告结束了(1969年逝世)。接位的阿斯里及后来的尤索拉哇也没有将伊党转回宗教为主的路线,而是在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间徘徊。
如果当年接上布哈鲁丁职位的是朱基菲,党的路线也许会有所转变,可惜他在1964年在蝉联国会议员后遇车祸逝世。虽然他不曾担任党主席,但在2000年时,身为伊党总秘书的纳沙鲁丁(Nasharudin Mat Isa)应邀赴马尼拉参加亚洲政党国际大会并提呈报告论文时,对朱基菲是推崇备至的。
2000年,对伊党是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在1999年的大选,安华效应发酵,导致伊党一飞冲天,除夺得丹登两州的州政权外,国会议员也增至27名。
虽然那个时候伊党是因为与反对党组成替代阵线,再加上安华的影响力才有此亮丽的成绩。但伊党始终认为是它将党的方向移回宗教至上才取得了佳绩。因此党的三位领导层法兹诺(已故)、聂阿兹(已故)及哈迪阿旺决意稳住宗教路线,与马哈迪政府斗“回教国”的升级,结果导致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反对党阵线也就溃不成军了。终于在2004年的大选被国阵打得落花流水。反对党国席从45席跌剩20席。
经此教训后,伊党在2008年勉强再与反对党达成默契。未想在安华冲锋陷阵下,反对党异军突起,连夺5州政权,国会议员也跃增至82席对国阵140席。
虽然伊党明知道“合则强,分则败”的大道理,但在2013年大选后,伊党检讨后还是认为“坚持”宗教路线是正确的。就这样,回教刑法又再成为一个课题,反对党(民联)阵线瓦解了。
这一回是伊党离开反对党,其地位被从伊党脱离出来的诚信党所取代。
以今日伊党的路线来看正迎合了纳沙鲁丁的说法。他在马尼拉大会上尊称朱基菲是伊党的设计师,是伊党的一盏明灯,也是一位优秀的回教学者,这是有意铸造一位伟人的形象。较后朱基菲也成立回教学院,致力推动回教发展,他的名声也被提升,而与聂阿兹一起成了伊党的精神导师。
既然纳沙鲁丁只字不提布哈鲁丁的贡献反而突出朱基菲的宗教形象,也就不难看出在1999年后,伊党已走向宗教政治的不归路。
可是反对党在无法否定伊党的影响力下,又出现反对党与伊党合作只能被形容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局面。同样的,巫统若与伊党合作,也会面对国阵其他成员党的“抗拒”。
在左右为难下,极可能伊党会在下届大选自行上路。这就是为什么伊党竟成为朝野政党的“造王者”,没有它“不行”,有了它会“更麻烦”?这就是政治的吊诡之处。

刊登于2017年3月23日《东方日报》

20.3.17

南北韩关系:越理越乱 (现代春秋)

大韩民国(南韩)总统朴槿惠的下台(310日被韩国法院正式弹劾)及在322日出庭应审,意味着她的政途已彻底完蛋。今年65岁(1952年出生)的她已是没有机会再翻身。可以说,她今天所受的煎熬将比丧失父母时更加的伤痛。她不但未能成功地为其父亲朴正熙平反(1963-1979年的总统,因专制独裁在1979年被其情报局长枪杀),而且也为自己留下不灭的“耻辱”。朴家也因为她的失误而毁了一生清誉。
说实在的,朴槿惠是一个适合沟通南北韩的人,例如在2002年的时候,身份只是国会议员而得以代表欧洲韩国财团理事会(一行4人)访问北韩;尤其让人震惊的是,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当时竟破例用专机从北京载她们到平壤。更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金正日隆重其事地与她单独会谈,希望达成更好的合作。她也在2005年回信给金正日关心她的健康表示感激,更希望能得到金正日的“吩咐”,以搞好两国关系。
在她未上位时,外界也不大注意这封回信有何不妥,但现在朴槿惠失势了,有人重提要调查她的复信是否有得到政府的同意?若没有,就是犯“越权之罪”。总之朴槿惠已是一介平民,将来还会面对什么官司则不得而知。
巧合的是,金正日逝世后的第二年,朴槿惠才入主青瓦台,也就无缘再见到金正日了。如果金正日尚在人间,那两韩关系也许会有所缓和,可惜机会已经消失了。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南北韩的分裂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在过去的1千多年以来,韩国是统一的,即使在《甲午战争》(1894-1895)后,失败的清廷将台湾及韩国转让给日本,也没有分裂这个国家。
整整50年,当日本在1945年战败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就把台湾退回给中国,而让韩国自决;但韩国并没有机会以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而是在战后美国获得南韩的控制权;苏联则获得北韩的控制权。
既然大韩民国称为南韩,那么北韩也就被称为朝鲜。不论是韩国或朝鲜,在美苏主导下,这个国家被切成两半(以北纬38度为界线)。南方在美国控制下于19488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走资本主义路线)(自此人们都将南韩称为韩国)。
另一方面,由苏联控制的北韩,支持拥有共产意识形态的金日成在194899日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路线)。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也各不承认,朝鲜的金日成在1950625日燃起战争,以求达致南北统一。此时已撤军韩国的美国(只留下军事顾问),眼见形态危机,决意重派兵从仁川登陆,反而危及北韩的生存。
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金日成如热锅上的蚂蚁,马上求救于毛泽东,请求派兵援助。
刚刚才解放一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却遇上这“天下难事”,最后在刻不容缓下(美军已反攻占领了平壤),毛泽东于19501019日派数十万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军一起作战。经过打打停停,双方在1953年停火。在惨重牺牲没有输赢的情况下,又恢复原状分成南北韩。
此时北韩的首领是金日成,而南韩的首领是李承晚(在1960年因反民主独裁被民众赶下台)。上位的是尹潽善是个有名无实的总统,因在1961年朴正熙将领政变成功,在1963年起正式出任总统。朴正熙一直担任总统到1979年被暗杀。因此从李承晚(1948-1960)到朴正熙(1963-1979)到全斗焕(靠政变上台,1980-1988)也因独裁统治引发光州流血暴动事件而下台。下来是卢泰愚总统继位(1989-1993),他在1988年成功在汉城(首尔)举行奥运会而名噪一时,南北韩也在1991年分别加入联合国。
当接位的南韩总统金泳三(1993-1998)登位之初,北韩的金日成已是日渐虚弱(199478日逝世)。这位在位46年的独裁者把其位留给儿子金正日。为对父亲的思念,金正日守孝三年,到了1997108日朝鲜宣布金正日出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显示大权在握。
虽然金日成在位时有对两韩统一提出建议,但却无法推行。因为双方的敌意仍深,而且互不信任。
不过金正日在位时,他先后会晤了金泳三、金大中、朴槿惠等人,设法改善双方关系,取得了一些小进展(比如安排分散多年的亲属相会)。
虽然朝鲜曾参加“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但后来退出,因为它已经拥有核武器。根据纪录,朝鲜在2006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金正日当政时),到了201699日已进行了5次核试炸。即使在较早前由中国发起的六方会谈,以期解决朝核问题,但一直未有进展,反而越形恶化(这六个国家是美国、韩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
一项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金正日于20111217日因心脏病而逝世。也因为这样,朝核谈判一直未有结果时,碰上了上位的人更难应对。
原来接位的是金正日的第三儿子金正恩。这位年少得志的第三代以更强硬的手段治国,因此当轮到朴槿惠成为南韩总统(2012年)时,她面对的是陌生的金正恩,而不是熟悉的金正日。
正当南韩陷入朴槿惠闺密崔顺实丑闻时,在北韩又发生了金正南(金正恩的兄长)在吉隆坡被刺杀的案件(2017213日),使到南北关系更见紧张。南韩指责北韩派人暗杀金正南;北韩则矢口否认,且与马来西亚政府就领尸事件起了争执,导致两国关系近濒破裂。
此外,就在金正南案扑朔迷离时,又发生南韩决意要安装“萨德”(THAAD)系统,全称终端高空防御飞弹。它是由美国研发的一款拦截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飞弹的末端防御系统,属于美国国家飞弹防御署的一环。有关程序已被启动,引起了中国强烈的抗议和反击,似乎全面抵制旅游韩国,也限制韩剧在中国放映。这种经济报复在中国看来是必要的,因为“萨德导弹”的射程不仅可达北韩,而且也可射向中国境内,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
今天不论是朴槿惠的问题、金正南的问题、朝核问题及“萨德”问题都使到南北韩感到棘手而束手无策,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介入其中。
在这多事之秋,我们实在不能对朝鲜的统一抱有任何期望,只希望它们不要再重蹈覆辙挑起战端,否则世界和平将因双方的交战而被粉碎。

刊登于2017年3月20日《光华日报》

16.3.17

青瓦台又“压死”女总统? (直挂云帆)

201610月的时候,突有传媒爆料说,朴槿惠的闺密崔顺实利用她与总统的密切关系成立两个基金会,向大企业索取捐献巨款,一时轰动韩国。
崔顺实是永生教的领袖崔太敏的女儿,他在1994年逝世前是朴槿惠的精神导师。朴槿惠之所以需要心理辅导是因为她的父母先后被枪杀(她的父亲朴正熙原是军人首长,在1961年发动政变后,于1963年正式出任总统,而且在修宪下,可以不断地蝉联总统,引起了民愤。1974年,在一项仪式上,被疑是来自北方的特工错杀,结果击中总统夫人陆英修而丧命。当时朴正熙机警蹲下避过灾难。但在1979年,朴正熙不疑有它,赴情报局长金载圭的“鸿门宴”,不幸当场被击毙。前后不过5年,朴槿惠及弟妹们失去两位亲人)。
在离开青瓦台(总统府)后,朴槿惠的人生跌入谷底而对人生感到绝望。因此寻找精神导师是很自然的反应,后期也自然与崔顺实成了好友。
回顾朴槿惠所走过的“政治岁月”也是极为曲折的,因为韩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1948年被美苏切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南韩也称为“大韩民国”;另一个叫北韩,也称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者是受到美国的保护,走资本主义亲美路线;后期亲苏走社会主义路线。但南韩的领导人不断更换,第一任总统李承晚(1948-1960)实行独裁统治,在学生示威中倒台。第二任总统伊潽善(1961-1963),他的任期很短,因为在1961年时,军人首长朴正熙已政变成功,保留伊潽善担任有名无实的总统到1963年。
第三任总统朴正熙(1963-1979)。这位靠军力上台的军官对权力十分重视,在不断修宪下,继续蝉联总统(似乎要成为终身总统),引发对手积怨甚深,终于在1979年被枪杀。
朴正熙就是朴槿惠的父亲,她与父亲入住青瓦台(总统府)前后16年,渡过她的童年和少女时期,也锻炼了她对政治的敏感。因为她的父亲独断专横,也在后期让朴槿惠尝尽人间的痛苦
第四任总统崔圭夏(1979-1980),他只是过渡时期的人物,没有实权。
第五任总统金斗焕,也是通过军人政变(1981-1988)上位的。这位独裁者因镇压民主运动,结果被逼下台。
不知为什么金斗焕十分仇视朴家,也给朴槿惠带来诸多限制。
第六任总统卢泰愚(1988-1993),被称为第六共和国,因为前面的第五共和国是靠政变夺权,因此进入全民投票选总统,也就改为第六共和国。
这一年,韩国首都首尔(汉城)举办奥运会,提升了韩国声望。但在1987年时,北韩特工金贤姬炸毁大韩客机,酿百余人丧命悲剧,也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第七任总统金泳三(1993-1998)。他是民选总统,在任期间将两名前总统金斗焕及卢泰愚送上法庭。不过金泳三在任时,无法应对排山倒海而来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也促使朴槿惠卷土重来。
第八任总统金大中(1998-2003)。他的改革形象也使到他有效地应对金融风暴,最主要的是他推出“阳光政策”,主动北访与北韩金正日举行会谈,发表了《南北共同宣言》,从而赢得200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第九任总统卢武铉(2004-2008),他曾在2004年遭国会弹劾,但后来宪法法庭又推翻国会弹劾,让他官复原职(他虽是首位被国会弹劾的总统,但法院不通过也就继任总统至期满)。
第十任总统李明博(2008-2013),他转而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要对方放弃生产核武器,两国关系进入紧张状态,金大中的“阳光政策”不见了。
第十一任总统朴槿惠(2013-2017)。她是首位女总统,也是朴正熙的长女,女承父业,得以重塑朴家的政治荣耀。
本来像她这么有收入,且又没有家庭的女人,正可大展长才,根本不必与贿赂挂上钩。
再者,她在2013年以高票当选韩国总统后,正让人眼前一亮。以下的两个记录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其一,在2002年她应邀访问北韩,身份是欧韩财团(EKF)的理事。她在接受访问以后,突然被北韩重视起来,那时她只是国会议员,不是大人物,却被北韩的金正日认为是国家大事。也就在朴槿惠一行四人抵达北京机场时(510日),她被通知,金正日已派专机到北京要载她们四人到平壤。这种比元首规格还高的礼节,让朴槿惠受宠若惊。
接着还有更重要的事项,那就是金正日与朴槿惠独谈时,针对南北韩的诸多问题达成备忘录,结果在较后有了反应。
不过朴槿惠在2005年时,以反对党新世界党魁及欧韩财团理事的身份向金正日致函的内容显示语气十分温和和带有谦卑。当时政界有人认为没甚大问题,但也有网民指责她是“叛徒”和“内奸”等等。主要是因为她信中有这样的词句:托委员长(金正日)挂念,我这几年过得很好。“预祝委员长身体健康,如有不周之处,尽量吩咐”,而她“已向相关部门传达了委员长的指示;”另外一般上用“南北”形容两国关系,但朴则写了“北南”。这件陈年旧事,也因朴已被弹劾,有关部门准备调查当年复信有没有事先请准?若无就是“越权”了。
其二,朴槿惠应该是继陆克文(前澳州总理)之后的另一位能讲得标准华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她在未当选总统前已访问中国,也用华语交谈,更用中文公开演讲。还有在担任总统后,她也用华语与习近平等领导人沟通,大家对她流利的华语表示钦佩,因而中国欢呼她是“老朋友”。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赞她的中文功力深,将有利于强化中韩关系”。没想到她竟栽倒在闺密的手上,后事如何演变,也没有人知道了,但肯定的是:她的政治生涯终结了。

其实朴槿惠是当今难得的有才气又有文采的政治人物,就不知为什么她注定大半生要生活在绝望和悲痛中。
刊登于2017年3月16日《东方日报》

15.3.17

马华历届总会长的宿命 (现代春秋)

在马华公会的历史过程中,翁诗杰不是第一个退党的总会长,第一个退党的是林苍祐,但他们两人的际遇大不同。
如果回顾历届的马华总会长,我们不难发现各个总会长都有不同的政治宿命,因为时代的不同,也就反映出每个时期的总会长都做得好累,一点也不轻松。而他们的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创会会长陈祯禄
陈祯禄(1883-19601949年参与推动马华公会的成立,当时他已经66岁高龄。由于他的出身背景和声望(是马六甲侨生公会的发起人和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且在1947年被推举领导马新大罢市的领导人(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主席)以抗议英国推行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对华人不公平。
虽然大罢市未能促使英国接纳“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但陈祯禄却被赋予新的使命领导华人政党。从这一天开始(1949217日),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就成形,而直到今天仍然在主宰我们的政治导向。
陈祯禄虽然是受英文教育出身,但他也热衷华社事务,因为年岁关系,他曾在1954年有意辞卸总会长职,却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也曾一度将党务交给李孝式及陈东海处理。
1958年的党选,他始料不及林苍祐会向他挑战,结果败下阵来,也一度全面退隐政坛。但不久后他转而支持其儿子陈修信斗倒林苍祐,而又成为“垂帘听政”的“老佛爷”。
即使陈祯禄著述不多(不像毛泽东、李光耀和马哈迪能建立起一套政治理念和理论),但有鉴于之后的接班人都被认为不及陈祯禄,也就以陈祯禄的形和“语录”来衬托出他的伟大,且是马华公会永远的精神领袖。1960年陈祯禄逝世时获得国葬的待遇。
第二任总会长林苍祐
林苍祐(1919-2010)的从政历史既离奇又令人意想不到,谁会想到一位纯受英文教育并在英国考获医学史的精英会在1944年飞赴重庆加入蒋介石的抗日活动。他后来成为陈诚(参谋长)的军医与私人秘书。但在国共内战后(1946-1949)林苍祐已有回国的打算(日本已在1945年投降,槟城又和平了,也是时候返家)。因此他不接受陈诚的邀请到台湾任职,也就在1947年回马。
回马之后的第四年(1951年)被委为槟州立法议员,也在这一年组织“急进党”,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
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他加入马华公会,并在后来解散“急进党”(这种手法与他在1968年合创民政党后,放弃原来的民主联合党)。在马华党内他受到重视,成为中央工委之一,又在1955年被授意领导联盟参加槟州议会选举,结果大获全胜(只14席民选,另10席由英政府委任)。1957年他婉拒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因而有机会上位)。但在1958年他竟被“少壮派”推举问鼎总会长职。在初生之犊不怕虎下,他以89票对67票击败陈祯禄,一时轰动政坛(当年他才39岁)。
本来一心要改革马华的林苍祐是获得陈祯禄支持的,后因他的“当权派”向东姑提呈的备忘录(要求马华分配至少1/3的国席,也就是104席中的3540席)引发东姑的不满,转而争取陈修信派“取代”林苍祐的地位。前者也代表马华与巫统达成席位的分配(最后马华分得31个席位)。在这方面,身为总会长的林苍祐竟不是候选人,也就意味着林派大势已去。马华因之分裂,林苍祐先辞卸总会长,后在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但他不是引退,而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出发。
第三任总会长陈修信
在林苍祐辞职后,接任代总长的不是陈修信而是来自吉打的谢敦禄(1897-1980)。他也是一位峇峇,一生与世无争,得以担任不干预党务的代总会长一直到1961年。在那个时候,马华党内外事务由陈修信料理。
1961年陈修信(1916-1988)正式扶正,成为第三任总会长。因为他是陈祯禄的长子,也就得到党内一定程度的支持,但为了避免重蹈林苍祐的覆辙,他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总会长的权威和形象,所谓大权在握就是这个意思。
陈修信的固执与不善于变通,惹得华社对他的领导有所不满。例如他开除沈慕羽(1966年)的党籍,指他与党唱反调,转而支持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他也反对董教总疾呼的“独立大学”(1968年),更被报章引述他有形容“独大”若能成功犹如铁树开花。
没想到陈修信的独断行为也给马华带来1969年大选的教训。在派出33名国席候选人中,只有13名中选(数目与从中崛起的行动党一样)。
更没想到的是大选投票后的第三天(513日),不幸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马华在此尴尬时刻一度宣布退出内阁,后来又参加内阁工作。
1971年,在国会民主重开后,陈修信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华社几乎总动员。但不及半年,陈修信不能容忍华团自行申请注册“华人全国团结运动”,就这样双方又闹分裂。
接着下来陈修信在党内的日子也不好过,1973年他面对改革派领袖林敬益的挑战而采取“人头落地”的开除行动,引发一场大论战。
这个时候,最令陈修信无法接受的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在1972年推动联合政府,在吉兰丹与回教党合作;在槟城与民政党合作;在吡叻与人民进步东合作及在砂拉越与人民联合党合作。抑有进者,在敦拉萨于19745月访华建交归来后,宣布解散联盟,另成立国阵(国民阵线)取而代之。这意味着林苍祐的回巢使到陈修信难以咽下这口气,因而在1974年选择卸职。
第四任总会长李三春
李三春(1935—)是从基层发展起来的领导人。他在1974年接过陈修信的棒子后,虽然不忘报复林苍祐插足国阵(启用林建寿搞七人帮及逼使民政与马华的州议席以八对八分配争夺主导权,在在是针对林苍祐),但也得向华社交出成绩单。他所提出的十大计划基本上获得华社的重视,加上马中成功建交,终于在1974年的大选中,马华扳回颓势(参选23席,中选19席。马华参选席位减少是要分配议席给民政党及进步党的候选人)。
1982年的大选,刚好是马哈迪主政第二年,李三春为证明马华获得华人支持,亲自移师芙蓉国席向行动党老大曾敏兴叫阵,从而鼓起马华的士气。不过令人纳闷的是李三春在胜出后不久,即辞职总会长职,也辞掉国会议员,真正的“金盆洗手”,从此不问政事。
第五任总会长陈群川
在李三春辞职后,成为代总会长的是梁维泮。他大开杀戒,开除陈群川、林良实等人(被认为是李三春派),引发党内大危机。经过两年有余的党争不断,最终以19851124日的党选决胜负。
这一年的党选,陈群川(1940—)获大胜,结束了梁维泮派系的斗争。正当陈群川在1986年全国大选胜出后准备担任部长时,不幸爆发新泛电事件(上市公司)而惹火上身。
在不得已下辞卸总会长和国会议员,他也因触犯公司法先后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坐牢。
第六任总会长林良实
林良实(1943—)是政坛的幸运儿,他因陈群川的辞职而在1986年当上马华总会长。虽然李金狮有上位成为署理总会长,但不获林良实的重视。
林良实的手段是以柔克刚的,李金狮就是这么被退走的,换来的林亚礼也在后期与林良实撕破脸。
一边是林良实的当权派在2001年通过收购“南洋商报”,一边是林亚礼派反对收购。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下,马哈迪也促成双林在2003年卸任。
严格说起来,林良实是在位最久的马华总会长,从1986年到2003年,前后17年,尚未有人破其记录。
第七任总会长黄家定
黄家定(1956—)基本上被视为林良实的人马,而陈广才是林亚礼的人马,他们两人在时来运转下在2003年接替双林的空缺。
黄家定在位时,采取的策略是以柔克刚,以和为贵。他不针对翁诗杰的事件按照林良实旨意将他开除,而是促成两派握手言和(翁诗杰与姚长禄)。此外,他也在2005年大胆地将林苍祐的肖像挂在马华大厅内,与马华其他总会长排排坐,算是填补历史的空白。
他的另一个使命是推动终身学习,也希望能名留历史,因此并不反对左右手帮他组织文稿和语录,以让马华更显文采。
讵料308的政治海啸(2008年大选)把马华打得伤痕累累(只剩下15国席和31个州席)。虽然马华照旧入阁,但黄家定不再入阁,且准备交棒。
这个时候黄家定也处于被挨打及被责骂的苦日子,只好抽身离去扶起了翁诗杰。
第八任总会长翁诗杰
翁诗杰(1956—)在马华及马青党内虽被认为是争议性性格孤僻的人物,但他每每在党选的关键时刻胜出,倒也令人刮目相看。较为顺利的是2008年党选成为总会长。
由于他对蔡细历(2008年党选时中选署理总会长)的不满,也就采取纪律行动对付蔡细历(先开除后保留党籍),不料激起反弹。终于在2010年的党重选中输给蔡细历。最新的消息是翁诗杰在2017年退出了马华公会。
第九任总会长蔡细历
蔡细历(1947—)是不折不扣的林良实派,也敢于公开挑战林亚礼。原本他是官运亨通的,讵料在2008年爆出性爱光碟事件,导致他辞卸卫生部长职,也辞掉马华副总会长,更不参加2008年的大选。
不过他却在2008年党选时角逐署理总会长而胜出。
他在2010年的党选中又击败卷土重来的黄家定和不认输的翁诗杰而成为新总会长。
在任期间,他通过特大的议决:如果在2013年的大选马华成绩比2008年还差的话,则马华将不入阁。
结果马华在大选成绩公布后,只剩下711州(被讽刺为7-11便利店)。在没有阁员下,马华处境更是难堪。后来才又通过特大同意入阁。
第十任总会长廖中莱
廖中莱(1971—)像李三春那样,是从马青爬上来的政治人物,但他的任务是十分重大的,马华的未来命运操在他手里。如果马华下届大选不如2013年的“败绩”,他的政治地位将不保;反之如果有起色,则有望提高其地位。这是个未知数,廖中莱也只得步步为营。
前前后后,马华的10位总会长带领马华度过68个春秋,在过写意的日子,也有过困难的日子,廖中莱的政运也将在下届大选定成败。

刊登于2017年3月13日和14日《光华日报》

9.3.17

夹在中美之间的新加坡 (直挂云帆)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唇枪舌剑》的节目访谈中这样说:“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张,我们的处境会更艰难,因为到时候新加坡将被迫做出选择,是要与美国作朋友或与中国做朋友?这才是真实的担忧”。
由于特朗普意外地当选美国总统,导致李显龙也坦诚指出特朗普对亚太安全与策略似乎“捉摸不定”,也就不能预测未来的局面。
无可否认的,李显龙在最近借国际媒体表达新加坡的新策略是因为自去年以来,中新关系的“退步”乃至“恶化”已甚嚣尘上。各种负面的消息不断浮出水面,甚至连中国的副外长刘振民也在去年促请新加坡不要在中美关系上“指手画脚”。
为什么原本被视为“关系不错”的中新两国会在近年出现“舌战与笔战”(包括环球时报与新驻中国大使的笔战)?这是与新加坡一路来的政策及中国在亚洲新战略的分歧是息息相关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得从60年代说起。自从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在新加坡成为执政党后,李光耀总理的政策并未取得中国的赏识;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计划被提出后引发马印对抗时,中共党史基本上是站在左翼统战这一边(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导致左翼精英另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不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但马来西亚联邦在1963916日成立)。
当新加坡于196589日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后,中国已进入“文化大革命”阶段。因此中新关系无从好转,反而因“文革”的浪潮吹袭进入东南亚各国;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在美英的支持下形成一个反共联盟。
这个联盟是以1961年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ASA)为实体,参加的成员有马来亚、泰国和菲律宾。由于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促使马菲因领土(沙巴)纠纷而断交,结果这个具有反共味道的组织被瘫痪。
直到1967年,东南亚5个国家又在曼谷另行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简称东盟)。这5个国家是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这个组织强调并非军事联盟;也在1970年通过《东南亚中立化》宣言,以期建立一个和平、自由与中立的东南亚(80年代之后,汶莱、越南、寮国、柬埔寨及缅甸也加入,成为十个成员国)。
另一方面,英国于1971年在伦敦召集5国共同成立《五国联防》(Five-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s),因为英国面对经济衰退,准备从远东撤军,只好邀请澳洲、纽西兰连同英国一起为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提供防务援助。
虽然在东南亚国家(除掉印支三邦及缅甸外),马来西亚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74年);但新加坡为避开“敏感”,李光耀总理宣布新加坡将会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90年印尼与中国复交后,新加坡才与中国建交)。
新加坡之所以在外交上保持与中国有一段距离是因为李光耀不想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红点”(亲中国)。事实上,新加坡在独立后已开始灌输人民新的思想(西方),以切割与中国的户籍关系。除了在教育上强调英文媒介外,也全面开展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运动,以使新加坡华人成为新加坡人,告别昔日的乡情。例如在2015年时,中国使节针对海外华人提出“娘家论”就引来新加坡学者的不悦与驳斥,他们不接受“娘家论”,也不认为新加坡人也是中国海外华人,而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新加坡人。
但是由于新加坡长期以来的亲美和靠向台湾取得军事训练,也使到中国官方对新加坡的政政治立场有所警惕和提防;尤其是在美国选举总统期间,李显龙访问奥巴马总统,也被认为有意提前向希拉里打招呼。当时舆论强烈地认为希拉里会十拿九稳地胜出(希拉里是一位对南中国海采取强硬态度的人)。讵料事与愿违,李显龙在无法预测特朗普胜选下,也感到事态“严重”,希望能有一个“急转弯”,不再被中国视为“亲美反华”的国家。
其实为了消除存在的远虑,中国在2015年已完成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的建设,这个港口处于霍尔木兹海峡,可将中东的石油运至瓜达尔港,而后通过陆路进入中国新疆的喀什。
与此同时,中国又在马六甲打造一个十分庞大的海港计划,总共耗资430亿人民币的大工程将建造三个人造岛,连同原有的一座岛,称之为“皇京港”是集旅游、通讯、商贸、海港、酒店业及豪华住宅的新天地,估计在2025年完竣,届时对新加坡扮演的角色就有巨大的冲击。
还有中国也加紧在马来西亚进行投资,除了准备将柔佛的依斯干达区打造成马来西亚的“深圳”外,也将货款5百多亿美元予马来西亚扩大巴生港,并有一条高铁从巴生一直通向彭亨、登嘉楼和吉兰丹,从而让东海岸的海港活跃起来,既可避开走新加坡通道,又可直接进入南中国海。
为此,即便新加坡给美国提供海港及机场的方便,也在中国的化解下,减少了美国通过新加坡带来的威胁。从这样看来,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也真的在海上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因此李显龙在这方面调低与中国的矛盾和军事上的过于靠向美国是完全必要的,一度被扣在香港的九架装甲车已交还新加坡,说明了两国关系开始有些改善。至于中国怎样看待新加坡就要看李显龙的下一步怎样走?他需要从整局,包括金融、商业、贸易与商港的各种领域考量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或可借特朗普举棋不定时,矫正新加坡在中美之间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转成中立态度是十分必要的)是刻不容缓的,从而减少中国施加的压力。台湾自蔡英文在去年上台以来面对的挑战也可给新加坡作为借镜。
刊登于2017年3月9日《东方日报》

6.3.17

台湾“二二八”事件省思 (现代春秋)

今年是台湾纪念“二二八事件”70周年,蔡英文以总统的身份强调必须更彻底调查“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并追究事件的责任归属。
她在接见返台的海外“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遗属时进一步指出:70年前的威权统治(指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错误地让各位遗属失去至亲家人,也让台湾社会损失几乎一整个世纪的精英。
因此她认为虽然自1995年以来李登辉主政时针对“二二八事件”作出道歉,但还是不够的。
为此,她比起她的“前辈”陈水扁更为积极地进行反思和追究责任,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民主、公义和团结的国家”,才能算是对二二八受难者的最重要的交代。
在陈水扁当政时期(2000-2008),他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18册》;而蔡英文在223日主持第19册至24册的发布会,以显示民进党对“二二八事件”高调重视。
当然蔡英文的讲话是“话中有话”,希望能够凭借“二二八事件”唤起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厌恶;进而与中国共产党划清界限。
但蔡英文能否让“台独”的理念在全台湾发酵,倒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因为有各种内外来的因素和压力阻止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所谓“二二八事件”是指1947年的大悲剧。在227日当天,台湾的专卖局缉私员在台北天马茶房前使用暴力查缉私烟,结果造成一个卖香烟的摊贩老太婆林江迈被打伤;而围观者陈文溪被枪杀。翌日即28日,市民义愤填膺,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示威请愿,但遭卫兵开枪扫射,更激怒民众将之演化成反政府示威,连同外省人也被打。继之,负责治理台湾的陈仪(行政长官)暗中要求蒋介石调军援助。当国民军于38日由大陆抵达台湾后,大举枪杀和逮捕示威人士,其结果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身痛绝恶。也因为这一不能忘记的“仇恨”,触使台湾当地人萌起“独立”的念头。据不完整的统计,暴乱事件延至516日才结束,先后有近万人死伤。
本来台湾已于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割让予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才将之还给中国。
在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首长,大权在握。因此日军投降后便把台湾交回给国民政府。蒋介石也就派出陈仪前往台湾接收主权。这意味着,台湾又回到中国的怀抱。
蒋介石对台湾的重视是要将它列为最后的“堡垒”,因为他不知道能否打败毛泽东的解放军,因此需要留有后路。
不幸的,在陈仪的治理下,台湾陷入治安不良,军队无法无天,再加上贪污成风,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理民生感到失望乃至绝望。
1949年蒋介石丢了大陆后,他就对台湾进行专制的统治。前前后后,台湾有38年(1947-1985)处在戒严的年代,至少又有数万名民众在白色恐怖时期死亡、失踪和被监禁。
虽然蒋介石在1975年逝世,但并没有结束军政统治,因为接班的是蒋的儿子蒋经国,他直到1985年才解除戒严令和言论封锁令。
因为早在80年代初期,就有一批党外人士(非国民党人)在蒋介石逝世后推动民主运动,更主张将“二二八”列为和平纪念日,但有关建议不被接受,也就在1979年杪之后,发生一系列的命案和示威活动,如林义雄命案、江南命案等。有关事件也被称为美丽岛事件,因为这一批人办了一份美丽岛杂志,鼓吹自由与民主,向国民党发出挑战。
1986年,这批党外分子借美丽岛事件成立了民进党。这个政党打着“台独”的旗号,与国民党唱反调(国民党源自大陆,是孙中山所创,自然不会公开叫嚣“台独”,因为在两蒋时代是主张反攻大陆的)。
民进党的成立无疑是促使台湾土生土长的人对外省人(大陆人)有所不满和怨怼,加上后者以统治者的姿态欺压台湾的本省人,也就给民进党一个机会起而执政(民进党的陈水扁在2000年至2008年当选总统)。遗憾的是,陈水扁贪得无厌,也就给国民党反扑的机会,马英九在2009年至2016年担任台湾总统就表明民众不能接受贪赃枉法者主政。
可是为什么在马英九之后,民进党又能卷土重来呢?那是因为民进党成功地与陈水扁切割,而蔡英文女性温和的形象也打动了选民的心。
不过蔡英文既然领导民进党,也就不能违背党的意志,在有意无意中亮出台独的牌子,例如不承认“九二共识”;巧妙地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对话和希望能接近特朗普,并希望能与习近平对话的用意是想传达台湾的实体,而这个实体也反映出台湾具备了“主权体”的条件。
虽然今日的两岸关系与过去的两岸关系已大不相同,也出现了新一代背向大陆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许会在未来的选举从中崛起,因为在2016年的选举中,青年占领政治(占了5席)已探出头来,力量不可小觑。
无论如何,在大环境下,不论是否借用“二二八事件”,或抗日战争时期的主导地位或台湾的民主模式的示范,仍然不至于否定和否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与其在历史事件中去孙中山化、去蒋介石化、去国民党化,不如采取务实的行动,让台湾人民能从大陆的经济开放政策中受惠。
马英九建议要客观看待二二八事件,蒋介石虽有责任,但他对台湾的发展也有贡献。因此他不同意全面否定蒋介石在台湾的历史地位。
历史虽然是不可忘记的,但未来对新一代人民更是重要。

刊登于2017年3月6日《光华日报》

2.3.17

朝鲜陷入“四面楚歌”? (直挂云帆)

自金正男于213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第二机场遇害后,直到今天仍无法鉴定他的死因和暗杀的组织是属于何方?但各种各样的传言似乎指向同一个方向,即高度质疑朝鲜当局介入此案,而且也不排除是有关方面的特工所干。
舆论除了对朝鲜极为不利外,也纷纷怀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此案有所知情,因为遇害者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长。
虽然朝鲜在驳斥各方指责时,也公开出面要求马来西亚警方交出金正男的遗体。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朝鲜政府认为马方尚未证实死者就是金正男。
按照朝鲜驻马大使馆的说法,它与暗杀案件无关,也不确定死者就是金正男,既然这样,那就无需高调向马方、韩方乃至中方进行舌战。
其实朝鲜之所以介入此案的用意就是要将主导权夺回来,既不同意解剖遗体,也不希望将此案搞得沸沸扬扬,而使朝鲜处于更加孤立的困境。
可惜天不从人愿,马方坚持要死者家属前来认尸和领尸但要先验DNA,以确定死者的身份。就不知为何直到今天金正男的家属尚没有现身在马来西亚,此案更增添其神秘感,无从告一段落。
另一方面,马方调查后发现更多疑点出现。其一警方虽已逮捕了4名嫌犯(吊诡的是,2女嫌犯一名竟是越南籍,另一是印尼籍),但马警方还查出共有11人涉及其中,其中4人(朝鲜人)已离境,剩下的3个人中有2人仍在朝驻马大使馆内。因为警方有发现大使馆的二等秘书玄光圣在当时出现在机场送别4位嫌疑人出境,也就被怀疑有“在场”的“证据”(全靠闭路视频推断)。因此马方要如何“平息”这场“政治暗杀”的大件事,倒是十分棘手的。
更让人震惊的是:金正男为何会死于毒液VX?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新的消息则是马方决定提控两名女嫌犯。就不知审讯过程中有什么惊人内情?又到底是谁和此案有关?我们也只好等待真相大白之日。
一般上,人们总是要问为什么在80年代后,每当有政治悲剧涉及南北韩时,大多数人就会把矛头指向朝鲜,那是因为在1987年,北韩为干扰南韩于1988年举行奥运会,乃策划两名特工(一男一女)扮成父女于1129日从伊拉克巴格达机场登上大韩航空公司的858班机,他们两人在阿布扎比下机后,留下一枚计时炸弹。当客机在飞返汉城途中,不幸在缅甸上空爆炸,全数115人罹难。
事后警方逮捕了这一对“父女”,男的金胜一服毒自尽,女的金贤姬尚未断气,经抢救后,得以幸存下来。虽然她在1990年在南韩被判死刑,但韩国政府拿她当反面教材,暴露北韩的残暴手段草菅人命,从而贬低这个国家的形象。如今美丽的金贤姬已在南韩结婚,也在南韩出版了“金贤姬全告白”的传记,不但成了畅销书,而且也揭开北韩所犯下的恐怖罪行。
无可否认的,各国的情报工作是世界性的,但选择在马来西亚下手也留下谜团:(一)为什么要在亚洲面对不安定(指政治和经济)之际,对金正男进行暗杀?他对朝鲜现政权有何威胁?
即使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国际情报局工作20年的克林纳也向BBC说,金正男虽曾批评金正恩若不改革,其世袭统治不会成功,但不具对朝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他不明白为何会在此时会对金正男下手?
(二)朝鲜在美国小布斯当政年代(2001年)已被形容为世界的三个邪恶轴心国,另两个是伊朗和伊拉克。除了伊朗靠自身的实力挡住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外,伊拉克就在“911事件”后的第二年(2003年)被美国摧毁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团糟的国家,更成了“哈里发回教国”的基地之一。北韩则拼命在发展核武器,也一度应尽量保持与中国友好关系,以便能阻止美国向朝鲜“开战”。遗憾的是,朝鲜近年来所做的是适得其反,令人避而远之。
(三)还有目前中国在积极开拓海上丝绸之路需要一个和平环境。讵料面对美国用航母驶入南海向中国的领海权发出挑战,中国当然不想因朝鲜问题而给美国提供骚扰南海的藉口。如今因朝鲜的按耐不住和不理后果(最近又再试验中程导弹)的行为,也给中国政府带来难堪,难怪中国的舆论承认和形容刻下中朝并非处于友好关系。
(四)虽然中国改革开放有成,也与韩国搞好关系,但不至于对朝鲜指手画脚,反而是朝鲜有大动作发生后,中国总得为它收拾“残局”或善后。
在这样的局势下,金正男事件简直是节外生枝,给中国应对美国的狂人总统特朗普的战略上增添变数。
如果有所反省,朝鲜应该要饮水思源,更要有“知恩图报”之心;要不然在1950年,若不是毛泽东派出80万志愿军前往朝鲜与美国直接交战,金日成的政权早就瓦解了。
平心而论,在当时对于刚刚解放的中国(1949年)来说,是没有条件与美国开战的,但为了兄弟情,中国人民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才有1953年的板门店停战协议。
这就是说,朝鲜的生存和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与中国的“两肋插刀”。可是战后朝鲜的立场还是倾向苏联的,直到1990年苏联变天才转回来与中国重建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在1991年,也是在中国的支持下,朝鲜与韩国分别以独立自主国家的身份进入联合国,为朝鲜创造更大的对外空间。
可惜朝鲜没有采取步骤向中国的改革开放看齐,所以在软件高科技发展方面,也远远地落在韩国后头。如果朝鲜一直往核武器单线发展,将会忽略改善朝鲜人民的生活。
金正恩的另一个弱点,就是将政权视为“世袭”的,与中国的皇帝制度没有两样。如今金正男事件不论朝鲜有否介入,它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分分钟都会因其行差踏错付上惨痛的代价。这就是为何朝鲜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导因。

刊登于2017年3月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