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安破局预料中事

如果把历史事件串起来，安华与马哈迪之间的关系也是跌宕起伏的，他们不是同一路人，而是机缘巧合走在一起，又因某种特殊的原因反目成仇。今天马安的破局也是预料中事。

历史的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一）在半个世纪前，马来西亚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马哈迪因强烈指责东姑领导不力，而付出被开除出巫统的代价（1969年）。（二）1970年东姑下台，敦拉萨上台，马哈迪名声大噪。（三）翌年马哈迪被召回巫统，他也出版了被禁止的《马来人困境》一书而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四）也是在1971年，安华领导一批年轻的马来回教徒注册成立“回教青年运动组织”（Abim），但直到1973年才获批准。虽然这个组织只是NGO，不是政党团体，但却成为安华的政治筹码（他是凭个人魅力吸引5万名回教徒入会，其中有前任已故伊斯兰党主席法兹诺及现任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他们三个人把聂阿兹（伊党的元老会主席兼丹州州务大臣）当成偶像）。

（五）1974年，华玲逾万农民爆发反饥饿示威游行，安华带动其回教青年组织加入其中。当时他也摇着马哈迪的《马来人困境》一书向群众介绍，俨然把马哈迪当成导师。

也是在同一年安华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捕两年。1976年获释后，伊斯兰党因与巫统关系闹僵，有意邀请安华领导伊党，但未被他接受。

1981年，马哈迪升任首相，安华选对的时间加入了巫统。在1982年的大选中脱颖而出，从伊党手上赢回峇东埔国席，从此平步青云。从副部长升上正部长；再从初级部长升上高级部长；再进一步升为副首相兼财政部长。他先后只用短短的12年时间成为马哈迪的接班人，速度之快，令人刮目相看。

虽然马哈迪给了机会，但安华大致上是自我奋斗才取得成功的。例如在1983年挑战巫青团长苏海米而胜出；又如在1987年巫统的党选中他为马哈迪造势击退了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组成的挑战。不但自身赢了党的副主席，而且官拜教育部长（按传统教长一职是当首相的必经途径）。

在1993年的党选安华走快一步逼使嘉化峇峇放弃捍卫党署理主席，马哈迪开始审视坐上第二把交椅的安华的下一步行动，因为安华不是一个人闯进龙潭虎穴，而是一个阵容（称为宏愿队伍）打进巫统高层。在马哈迪看来，安华随时都有可能取代他的位置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安华成了他的假想敌。

就算安华无心也好，马哈迪在1995年已有了部署，一方面他劝请东姑拉沙里搬师回巫统（东姑拉沙里在1987年领军参加巫统党选失败后，于1989年率团离开巫统成立46精神党。在1990年及1995年的大选收获不大后，东姑拉沙里对政治显得意兴阑珊，因而被马哈迪劝服带领20万名党员回归巫统。当时马哈迪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拉沙里能动用其影响力阻止安华在1996年党选中势力再膨胀）。

由于马哈迪的插手，党选的结果也打乱了安华的阵营，宏愿队伍中的四大将之一的慕尤丁落选，失掉副主席职，反被阿都拉取而代之（他原是拉沙里的一员大将，但没在1989年脱离巫统，因此被马哈迪点中来克制安华）。这也可以说明安华当年并没有计谋要取代马哈迪；反而是安华的“一只手”被马哈迪砍掉了。

即便安华依然是党署理主席，而纳吉及莫哈末泰益保住副主席，但政坛已预感暴风雨迟早在巫统内掀起。果然在党选的两年后，即1998年，马哈迪大斧一落把安华的官职（财长）及党职（署理主席）全给砍掉了。

不甘于低头的安华也就开展他的烈火莫熄运动，一时声势浩大。在1999年的大选冲击巫统的地盘，但未能动摇巫统的根基。安华迟来的反击也给自己吞下苦果。

在这之后， 安华的阵容不断换人，也不断推陈出新，但都没有机会把公正党发展成为核心的政党（像巫统一样牢控国阵成员党）。

虽然马哈迪已在2003年卸职退休，先后让位于阿都拉及纳吉接班，这个时期完全没有安华的影子。马哈迪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安华因触犯不道德的性行为，所以不可以任相。

就在马哈迪淡出政坛15年后，他又突然在2015年卷土重来。这一回他是对纳吉开除其儿子慕克力感到不满，乃与慕尤丁等人合组土著团结党。

为了达成夺权的目的，马哈迪不惜降尊纡贵到法庭与安华握手言和（2016年）。这种出其不意的重归于好，一时没有让人遐想背后有什么动机，而是相信马哈迪有诚意再扶安华一把，而且也相信只有马哈迪领导反对党（希盟）才有机会打倒纳吉、打倒巫统和打倒国阵。

当2018年的大选美梦成真后，马哈迪又改变初衷，不准备按时交棒。直到今年3月后，马哈迪才领悟到自己的辞职是大失误。直到今天仍没有人知道马哈迪突然辞职的真正原因。

在失落之余，安华决定不再与马哈迪合作是有其理据的。如果又再合作，那就显得安华患得患失，不是有独立决断的政治领袖。但最后的解决还得看哪一方作出让步。

 刊登于2020年6月29日《南洋商报》

巫统：永远的阴影？

今天马来西亚政坛不论朝野都陷入不稳定的状态，而且出现的格局与政党组成的名称是从来没有的。更怪的是，政党的名称可以在选举过后才形成，不一定要先预告人民一个新的阵线出现了。

但这系列的政局的改变始终与一个人脱离不了关系，他就是纵横政坛半个世纪的马哈迪（1969-2020）。

最先执政的一方称为联盟（Alliance）（1954年），由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组成。这个阵线在1955年赢得普选而成立自治政府，我们便称之为“联盟政府”。而另一方面的国家党（Parti Negara）由巫统的创办人拿督翁所组成。原本这个党称为“马来亚独立党”（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1951年），但后来另立国家党（Parti Negara）（1954年）取代独立党，在普选中全军覆没。

正由于执政的联盟占尽优势，也就在两年后，即1957年领导马来亚朝向独立。但也是在这一年，反对党组成了“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Socialist Front）由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不过伊斯兰党（Parti Islam）（由左翼领袖布哈鲁丁领导）在不公开下与社阵暗中合作。在1959年的大选社阵赢得8席、伊斯兰党13席、人民进步党4席及国家党1席。抑有进者，伊党控制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

1963年，马来亚政局有巨大的转变，东姑接受英国的建议，将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即由马来亚半岛的11个州、新加坡及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组成，政治核心仍放在吉隆坡，巫统成了最具权威的执政党。

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除了联盟在西马领军外，也在沙砂领导当地政党组成联盟，依附在西马的联盟阵容内。反对党方面则由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结果只有蒂凡那1人当选。其他反对党如社阵、人民进步党和民主联合党（1966年）也一一落败，主要是印尼发动马印对抗，导致选民担心印尼坐大而对华人不利，仍将选票投转投给执政党（共赢123席，总数是154席）。

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原属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另组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参加大选取得令人注目的战绩。

1969年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一边是执政的联盟受挫，在西马国会只赢得66席。如果没有加上东马联盟的29席，达成95席（总议席是144席），它不可能超过2/3的多数席。

反对党在新常态下出现了新的组合，不走社阵的社会主义路线，但仍声称走民主社会主义或温和社会主义路线，它们是民政党和民主行动党（2004年又自我蜕变，双双把社会主义大衣脱掉）。

有鉴于人心浮动，选举过后的第三天即5月13日，我国爆发了严重的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在紧急状态下，局面才受到控制，后来雪吡政权也回归巫统。政局逐渐朝向和解的方向前进，槟城则归民政党掌控。

令人震惊的是，在513事件后，一位在国会选举中落选的候选人马哈迪带头攻击东姑阿都拉曼，促他辞职谢罪，指责他没有照顾马来人才引致马来选民对巫统的不满。

虽然东姑在同年通过巫统开除马哈迪，但后者一年后成功地逼走东姑（1970年下台，由敦拉萨上位），算是为新权贵立了大功，也出版了一本经典之作—《马来人的困境》。

就这样，马哈迪在1971年光荣回巫统，从此平步青云，权势与官职越做越大。如果他当年没这么一闹，他可能就此默默无闻地沉默下去。但马哈迪是永不言倦的政治人物，他除了在1972年支持敦拉萨与其他州组成联合政府外，也进一步巩固巫统的核心力量。

尽管这一改革对马华至为不利，但马华只得忍辱负重，不然它将失掉政府内的官职和在政府中的影响力。也因为这一转变，从此李三春与林苍祐成为不共戴天的“政敌”。

在1974年大选前，敦拉萨首相出人意表的与中国达成建交；更将政党组合重新排列，他收编了多数反对党（即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将联盟扩大成国民阵线（国阵）（Barisan Nasional）。换句话说，从1974年到2008年的整整34年间，国阵都是坐享其成的，不必太过费劲就摆平各方挑战。即使在1999年的大选，巫统面对伊斯兰党的挑战而陷入困局（输掉丹登州政权，而且伊党国会议员首次达到27名，这都是安华效应造成的），幸好华印人及东马的选票顶住国阵的优势（这一年是安华领导反对党：行动党、伊斯兰党、人民党和公正党组成替代阵线(Alternative Front)）。但在两年后（2001年）宣告瓦解，因行动党与伊党的分歧造成双方分道扬镳。

吊诡的是，在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都未正式结盟。原先的替代阵线也已解散，反对党竟然打了一场漂亮的选战，共有5个州（吉打、槟城、吉兰丹、雪兰莪和吡叻）落入反对党手里；同时反对党的国会议席也跃升至82席—对国阵的140席（两线制的雏形似乎出现）。

为巩固政权，安华即刻召集反对党组成“人民阵线”（简称民联）（Pakatan Rakyat），以向国阵挑战。

民联又在2015年破局，伊斯兰党的退出也造成反对党另行出路。结果在同一年，反对党又再组成新的阵线，取名“希望联盟”（希盟）（Pakatan Harapan），成员由公正党、行动党及由伊党脱离出来所组成的诚信党。

希盟又在2018年初接受土团党的加入，且推举（一旦执政）马哈迪为未来首相。这样的一个调整，在大选中把国阵打得落花流水而上台执政。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改朝换代，可惜未及两年又破局了。党的分裂和党内人的吃里扒外，终于在今年3月又出现新的联盟—国盟（Perikatan Nasional），即由土团党、巫统、伊斯兰党和砂政党联盟上台执政，希盟大权旁落。

当国盟准备巩固其政权时，又面对反对党的叫阵，再变成Pakatan Harapan Plus（即指原来的三党：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再加上沙巴的民兴党和马哈迪。但马哈迪已无党，也变成“民希马”阵线）。

这个阵线的变化也与国盟的名字一样令人陌生，但不论它们怎么改，怎么变，到头来还不是巫统斗巫统？因此有人形容巫统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什么时候，马来西亚的政局才能真正的脱胎换骨？没有人知道。

刊登于2020年6月25日《东方日报》 

只谈权位不看明天

最新的消息公布说，行动党吁请马哈迪与安华达成共识。

第一个方案是安慕配，即安华与慕克力分别出任正副首相，以便马哈迪不再坚持回到原位，毕竟他是慕克力的父亲。

不过这个方案没有被希盟成员党一致接受，行动党及沙巴民兴党还是赞同由马安分别担任正副首相。至于诚信党则没有太多的意见，看来较偏向马安配。

代表行动党的组织秘书陆兆福说，这一回希盟将会有机制确保马哈迪若再任相，也只担任半年，过后马哈迪要亲自把相位交给安华。

若此说有法律依据，也许公正党会勉为其难地接受。

但问题是，若再生变，又该怎么办？很简单的答案是：诉诸法庭，但费时费力，只是消耗时间，不可能马上生效，无法即刻换人。或公正党有38名国会议员，只要退出联合政府，马哈迪即刻倒台。

在这摊牌时刻，马哈迪会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寻找在野党合作，以超过半数的议席稳住政府；第二个是解散国会重新大选。这就是说，从当下的政情来看，公正党若接受马安方案将需要冒一定的风险；同时行动党也会一再被削弱它在政府中的代表性。这对马哈迪来说未尝不是解除压力的好办法。

当下土团党表面上看来稳固，实则暗流汹涌。在官司纠缠下，没有那么快得出结论定大局。极可能因马哈迪与慕尤丁僵持不下，从而影响正常操作，彼此都各有损失。

基此，希盟内的行动党及诚信党在现阶段支持马哈迪是可以理解的；而民兴党转向支持马哈迪也是希望能减少沙巴所承受来自中央的压力。

目前比较稳定的是行动党的阵容，它拥有42个国席，是希盟有力的合作伙伴。但它又不能离开希盟，要不然就不可能参与中央政权。因此行动党支持马安配也是有其考量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增加希盟重夺政权的机会。

公正党虽然已失去12名国会议员，但仍有38名国会议员，单靠安华的公正党将不容易打垮巫统，这一点安华也明白，只是马哈迪的立场时有变卦，使到公正党很难适从。更因在过去两年内，安华无权无势，公正党的影响力也就流失了。阿兹敏派的“叛变”对安华造成最大的伤害。就不知道为什么马哈迪这么看重他，让他成为政府中的第二号人物？

其实在国盟不断巩固力量下，希盟要突破困境也极不容易。最新的例子的是马哈迪的盟友莱士耶丁将会在不久成为国会下议院议长。

如果慕尤丁持续地保持其官职的委任和相关企业的高职委任，则国盟将会在慕尤丁的主导下继续保住政权。只要国盟保有122席，对希盟的100席，它的政权就不会动摇。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我们都觉得国盟也好，希盟也好，尚未能在疫情受控制下拿出有吸引力的经济振兴方案来。

举例来说，马哈迪在2019年提出的10年发展计划，以达成先进国的水平，不知是否已被腰斩？马哈迪所委任的要职也一个个地辞职，让人对政府的体制感到不妥和失望。

另一方面，国盟在应对Covid-19的挑战下，已是大伤元气，诸多行业仍不能恢复正常；而政府的补贴能否起到有效的作用？目前仍不得而知。最明显的是靠旅游业生存的各行各业都已经“捉襟见肘”或“奄奄一息”了，有多少企业和公司及小型企业会失去营业？又有多少人失业？给政府带来的沉重负担，几乎是“雪上加霜”的。

当这边要巨额的救济金，那边要高职收入职位的分配和重大的基建被搁浅，我们将如何推动短期经济复苏计划？如果今年我们的失业率已破5.5%，那就是相当严重的挑战了。毕竟补贴只是暂时性的，减少失业率才是当务之急。

遗憾的是，希盟这一方整天在算谁大谁小，也没甚新意，已飞走的鸭子是不大可能追回来的；另一方的国盟又面对支离破碎的土团党当家，合作成员党自然会伺机获取更大的权力。

当然分享权力是每个政党基本要求，满足各成员党也是不变的定律。问题是我们确曾在2018年大选前要求一个民主开放，扫除贪腐和建立清廉施政的新政府，结果是空雷不雨打回原形？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马哈迪常说安华不适合任相，但为什么安华逢选必胜，也不见得人民有反感。而马哈迪一句话，就将政局弄得四脚朝天？以民为本去了哪里？民选又具何意义？

 刊登于2020年6月22日《南洋商报》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自从今年2月下旬以来，几乎每天都是关系到还会有再“政变”的消息吗？马哈迪何时能重返布城发号施令？慕尤丁在努力招兵买马的当儿，他的政权会稳固吗？

最新的消息是传说今年可能会大选，因为慕尤丁要摆脱被讥为“后门”政府的新常态。

所谓的“后门政府”是指没有经过选举即能改变政权。这在过去只限于州议会，国会不曾有过。因此对国会而言，可以被称为“新常态”，但不能说这是非法的，因为宪法没有禁止议员跳槽；而政府组成时是基于在下议院拥有超过半数的席位的政党。换句话说，议员转来转去可以改变局面。

姑且举一个例子来说，在1994年时，沙巴举行州选（与国会选举分开），结果执政的团结党赢得25席；而国阵（主要是巫统）赢得23席。在议员跳槽后，团结党失去优势，也就把州政权让给国阵，由巫统派州议员沙卡兰担任首席部长。

较新的例子是2009年时，因吡叻州有3名民联议员转向支持国阵，变成国阵31席起而执政；原本拥有31席的民联，因3名州议员变节，只剩28席，也就在没有重选下改变了执政权。

虽然中央政府的改变也是可以发生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当全民在2018年的选举成绩揭晓后大声疾呼新时代的降临，结果不到两年又再回到从前。这样的改朝换代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有比较多的言论归咎于马哈迪的草率辞职造成今天的后果。因为在今年2月份时，希盟仍握有122席（它得到砂拉越政党联盟18席支持），慕尤丁及阿兹敏的派系是不容易在一夜之间把希盟推倒。

为达成变局，慕尤丁的派系是经过暗中的布属才敢于大胆的行动，先是领导土团党退出希盟，架空马哈迪。又及快地与巫统、伊斯兰党和砂拉越政党联盟合组成“国盟”，形成114席（超过半数）。

可是人民无法理解的是，为何马哈迪要在2月24日辞职？除了安华或被暗示可能有大事发生外，其他成员党都感到变化突如其来，一下子政权不见了。

这暴露了希盟的结盟是很脆弱的，连慕尤丁都能一蹴而成，那就显示希盟内智慧过人的领袖在各怀心思下，没有集中火力提防第三势力变节。

当然慕尤丁的背后有强大的支持，他没有马哈迪一夫当关的魅力，但人们不得不问马哈迪：为何早前要委阿兹敏这么高的权位，又出任国库董事；反而旺阿兹莎只任家庭妇女部长兼副首相，在地位上是比阿兹敏高，可在权势上不及阿兹敏。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安华不能进内阁？什么叫做没有空缺？而后来又为何公开说安华不适合任相？马哈迪的处处设防，给安华造成唯一的党魁在内阁外，令人啼笑皆非。就此而言，马安在2016年的握手言和只是政治手段，不具任何实质意义？

此外，土团党在大选后也迫不及待吸纳巫统议员加入，从13名国会议员增加到28名。抑有进者，土团党强度沙巴播种，使到民兴党有所抱怨。

就在马哈迪集中权力牢控希盟之际，他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一方面警惕安华及其人马；另一方面，又兼任教长，未思及爆炸性的变故就在另一边。结果一旦失去政权，也就意味着马哈迪已陷入孤立，只有5名国会议员追随他。而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又表现得无可奈何，也无法施加压力让马哈迪变得强大起来。虽然在此时追究责任已没有意义，但不检讨过失，希盟将无法理解败在哪里？它败在表面上是一个联合政府，实则是一人政府。马哈迪的刚愎自用终于累人累己。再者，在失去政权后的一段时日，马哈迪等人才猛然醒悟，要夺回政权，而此时正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仅于此，人民看到在另一阵容的国盟正在不断地强化势力，也尽量满足各成员党的要求，几乎所有的官联公司及法定机构都成了国盟的筹码。

不过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尚看不到慕尤丁的土团党有多强大；特别是与马哈迪的官司未了。究竟谁能掌控主导权？现在言之过早。

有人推算慕尤丁及阿兹敏派将可能与巫统谈条件重返巫统，以便巫统再成为一党独大的主流。若是慕尤丁派无法达成协议，极可能会另立山头，成立与巫统一样的政党。

其实，成立新党并不是首选，控制土团党及招募公正党人过档才是当务之急，它要在“新常态”下保住“旧常态”。既然在过去从巫统分裂出来的政党都无法夺权，如1951年宗教派人士成立的伊斯兰党、拿督翁的“国家党”（1954年）、阿都亚兹（农长）成立的“国民议会党”（1963年）、东姑拉沙里成立的“46精神党”（1989年）都无法震撼巫统的地位，也只好消失在政坛。

唯有安华在1998年成立的“国民公正党”（2003年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直到今天还保存其一定的影响力。但不论是2008年的大选或2013年的大选，安华领导反对党也无法取代国阵的地位。

只有当马哈迪在2016年另组土团党，且与公正党、诚信党及行动党结合后才展示无比的威力，一举扳倒国阵成为舆论的焦点。于是很多人认定唯有马安合作才能成事，也可以看到改革。

例如，马哈迪在政权到手后也改革了司法、反贪局及其他纪律部队的人士，也得依章行事。在这个过程中，马哈迪也得罪成员党和政商界人士。

也不知为什么砂拉越的政党联盟（本来是国阵的成员，但在2018年大选后另树一帜，成为土保党的舰旗）不倾向马哈迪和安华，才凑不成取代国盟的议席。

同样的，国盟内也存在很多问题，土团党内部的斗争和巫统的关系、巫统和伊斯兰党的关系，都是敏感的课题，也不易达成“和平协议”。对此，比较能被接受的是尽早大选以让人民作出判决，要不然单靠政党挖角和背叛，这样的政府也迟早会出问题的。

比较能被人民接受的方案是：不管有否成立新党，再把权力交回人民，让选民选出新的政府才是缓解政治斗争的可行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政党及个人还是陷入利益争夺的泥潭中，就不要再谈国家宏愿了。

刊登于2020年6月18日《东方日报》 

马安应公开合作细节

虽然安华有透露马哈迪在辞职前表示要卸职的想法，但没想到就在今年2月24日发生了。结果最高元首援引宪法，再委任马哈迪为临时首相，而整个内阁也解散了，剩下马哈迪一人独撑大局。

在新形势下，为何马哈迪不找希盟领袖商议？可见他是要凭自身的眼光作出判断，毕竟在马来西亚历史上从未发生没有政党领军，只有个人领军的政府。这倒是给了马哈迪一个极大的权力。

既然马哈迪早已表明不要安华来继位，因此不与安华商议和不与希盟头头商议（包括对行动党另有安排），也就有其想法。但马哈迪这样做对希盟是不公平的，也是意气用事，旨在展示个人的权威，而忘记了是希盟扶他上台。结果在患得患失下，他不能及时组成新内阁，错在马哈迪刚愎自用，不是希盟。

其实在2018年大选前希盟已达成“协议”在中途由安华接棒（一旦反对党希盟上台执政）。后来马哈迪也多次重申安华是接班人，外界也就不做其他人想。可是为什么马哈迪在后来又含糊其词，甚至否定安华接班？

另一方面，早已密谋上位的慕尤丁在背后拉拢阿兹敏及希山慕丁所代表的党派，获得了巫统、伊斯兰党及砂拉越政党联盟的支持。

基于土团党在2月23日的会议已通过退出“希盟”（当时马哈迪已离场，但他反对土团党退出希盟），也就给予慕尤丁一个政变的机会。

就这样，不在马哈迪视线内的慕尤丁竟以一匹黑马从中杀出，在2月29日被最高元首委为首相（元首相信他已掌控半数以上的议席），而在3月1日宣誓就职。

这意味着马哈迪的戏台落幕了，换上慕尤丁起而代之。刚巧马来西亚的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扩散和恶化，也就间接上帮到新政府可以动用法令来限制各种活动，包括反对党的聚会。即便在5月18日的一天国会也因疫情而合法化了。

正因为这样，马哈迪提呈对慕尤丁投不信任动议也只能压到7月13日至8月27日（为期25天）的国会期有机会辩论和投票。

不过在当下的最大疑问是马哈迪为何要先宣布辞职，而后才后悔，难道他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吗？在事后的“反政变”有意义吗？还有马哈迪与安华已非第一次合作，但多以失败告终。这次他们会真的联手吗？

举例来说，在1993年安华不安其位，也接受了党员的支持，直接挑战第二号人物嘉化峇峇。在马哈迪劝说不果下，安华顺利当选，也迫使嘉化峇峇退出党选。安华顺序出任副首相兼财政部长。

这件事使到马哈迪闷闷不乐，他开始感觉到安华的威胁。如果一个不小心，很可能在阴沟里翻船。在这种危机底下，马哈迪在1996年召回46精神党/46马来人党的东姑拉沙里及其20万名党员回归巫统，目的是要拆散安华的宏愿队伍。原本是安华领导的“四人集团”（安华、纳吉、慕尤丁（柔大臣）和莫哈末泰益（雪大臣））眼看就要崛起成为当权派，却因在党选中慕尤丁的落选和阿都拉的东山再起，也把安华的部署打乱了。

于是霉运开始笼罩安华，其一是马哈迪在1997年5月告假两个月，委安华任代首相。不幸在7月份时亚洲金融受到侵袭，马币一跌再跌，跌到近5令吉才能兑1美元（过去是2.5令吉兑1美元），整个市场陷入困境。最后是马哈迪出手，将马币锁定在3.80令吉兑1美元，市场才告稳定下来。但马币已贬了40%，元气大伤。

其二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马哈迪收到乌米哈达菲（阿兹敏的妹妹）的密函，指责安华搞同性恋。初时马哈迪不相信，后来他说在诸多人的告密下，他终于在1998年9月2日革除安华官职，且在隔天开除其党籍。在不甘受打压下，安华愤起反抗，成千上万的民众跟着他游行和示威，“烈火莫熄”成了安华反叛运动的旗帜。但在1998年9月20日后安华失去自由，再加上鸡奸罪名成立，一直服刑至2004年8月才出狱。

从这样看来，安华与马哈迪已是势不两立的，昔日的恩情已烟消云散，没有人相信他们会破镜重圆。

可是任谁都无法想象，在2015年时，马哈迪竟然到法庭与安华会晤，一笑泯恩仇而冰释前嫌。

不知道为什么马安之间在当时竟没有契约，希盟也没有正式立案，结果在2018年希盟起而执政后，马安之间为了相位而闹僵，甚至马哈迪公开表示不要安华继位，但是今天又再与安华半公开且没有清楚交待在一起的因由。基于前车之鉴，外人也半信半疑，而政界人士干脆当成另一则神话的诞生。因此今日的马安关系已是国人之事，也是应予公开所达成的“约法三章”，绝对不能有所隐瞒，不然人民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

 刊登于2020年6月15日《南洋商报》

黑人的民权在哪里？

今天在美国发生的黑人示威与大游行，原本不是冲着特朗普总统而来，而是因为于5月25日一名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被指涉嫌使用假钞购买一包香烟，而被一名白人警察逮捕，将他压倒在地上，且用膝盖跪在黑人的脖子上近9分钟，即使间中黑人有呼喊快要窒息了，但警察仍然无动于衷。事后发现黑人已奄奄一息，送往医院途中丧命，结果造成大规模的抗议和游行。虽然先后有关警员已被逮捕且会被控上法庭，而另三名在场的警员则被停职调查。

令政府意想不到的是，群众的示威不但集中在华盛顿，而且也在各地展开。直到今天，群众的沸腾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官方会公平判案，毕竟过去的例子多数是无罪释放，也就进一步要求政府对警察的权力进行限制和作出规范，以保障嫌疑人的安全。旋后示威群众把矛头对向特朗普了。

也许很多人都不明白，美国才立国244年，为何会成为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竟跃居成为世界霸主。这与有5千年文明的中国相比；与后期的苏联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如果真正研究美国的历史，我们将惊讶地发现到这个国家的成形竟然是由来自各地的移民凑成的。而在外来的移民来到前，这里已住着印第安人，他们对来到北美的移民给予欢迎，也提供援助。但这些来自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是带着梦而来的，除了要寻找一块能致富的土地外，也要从英国的手中夺下这片土地。

本来这个世界是各安其位的，可是却在1492年被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52-1506）的远航打乱了秩序，他发现新大陆后，改变了这个世界格局。因为他是为西班牙服务的。因此将其占有的萨尔瓦多的岛屿宣布为西班牙领土，后来又发现海地与古巴。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他所要的金银玉石。

继后另一位意大利探险家卡伯特（1497-1498）（John Cabot）为英国在拉布拉多插上第一面英国国旗。就这样，英国派更多的人移向新大陆。在阴差阳错下，美洲的弗吉尼亚（Virginia）成了英国第二个殖民地。到了18世纪，美洲已有13个州被英国列为殖民地（今天共有50个州）。后来在欧洲爆发7年战争（1754-1763）（指欧洲国家之间的一场领土争夺战）。就在7年战争结束的13年，在华盛顿的带领下，于1776年7月4日宣布成为独立国家，取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

根据资料显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美洲已有4000万名的印第安人，但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先后在美国的13州建立起殖民地，这批移民除了不喜欢英国的统治外，也对当地土人起了野心，通过斗争手段杀害印第安人，从而占有他们的土地。因此从16世纪到19世纪，美国人大举屠杀印第安人。直到今天，在美国仅剩250万印第安人。

与此同时，美国也急于向非洲寻找奴隶（因印第安人比较强悍，不易被收编）。另一方面，美国人也不相信非洲人在16世纪有机会受过文艺复兴的熏陶，也就沿用一贯的手法将人口以贩卖的形式在美国操苦力生涯。

在17世纪中叶时，每年有上万名的奴隶被运到美洲。进入18世纪，数目上升至每年6万人进入美国市场。

1861年，美国南方与北方因对废除奴隶持不同意见而爆发战争，北方因工业化有成可少用劳工，主张废奴；但南方需要大量人工，反对废奴，一度脱离美国而自立。

此时当选总统的林肯签署《关于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也开放军队予黑人加入。林肯因之赢得黑人的尊敬。

最后在形势比人强下，北方压倒了南方，也就在1865年结束南北战争，美国又重新合成一体。

尽管在1890年，布鲁塞尔会议已通过禁止黑奴买卖，但在阿拉伯及非洲国家仍然盛行奴隶制，直到20世纪中期后（1950年），奴隶制才被彻底杜绝。

除了印第安人，在美国的黑人血泪史也是没有了结的尽头。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悲剧有下列实例佐证：（一）在1962年，废除种族隔离法案生效8年后，美国南方发生一名从军队退役的非裔男子詹姆斯·梅瑞狄斯（James Meredith）申请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几经周折，即使在总统肯尼迪批准下却无法进入校门。

结果在9月30日傍晚，梅瑞必须劳动联邦司法副部长和几百名法警护送下进入校门，却被种族分子纠众闹事，有一名记者和旁观者被打死。

此事惊动了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他在1963年发表了名著《我有一个梦想》，也就卷起了民权运动逐步走向高潮。

（二）1962年7月23日，美国汽车城底特律警察在凌晨突击无证经营的酒纪，逮捕数十名黑人引发暴力冲突，变成骚乱。24日晚，数千人冲破1万多名军警的包围，烧毁市区许多房屋和商店及警察局。此事造成40多人死亡，约400人受伤及7000人被捕。

（三）1968年，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演讲时遇刺，全国110个城市从4月到7月先后爆发此伏彼起的示威、纵火和抢劫商店，造成数千万美元的损失，有1千多处房屋被焚毁，13人死亡。但后来计算，总共有31人死亡。

（四）1992年4月29日至5月2日，美国洛杉矶爆发了被形容为20世纪最大的种族骚乱，持续6天，63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0亿美元。其肇因是警察殴打一名黑人青年罗德尼·金（Rodray King）而起，结果法庭在一年后判警察无罪，引发众怒，又酿成骚乱和抗议。事后4名涉案警察被判30个月的监禁。

（五）2013年及2014年，马丁和布朗这两名黑人都分别被警察殴打致死，引发100多个城市民众示威抗议。

事缘在2012年2月26日，白人警察看到黑人特雷翁马丁（Trevon Mortin）的状况不对劲，跟踪下发生扭打，最后马丁中弹趴在地上。

至于另一黑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 Jr）被白人警察拦截搜身，但不幸被打死。这两条命案也导致示威和抗议，更第一次举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的牌子，与这一次的命案诉求是不约而同的。

虽然美国已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取消歧视，也将黑人改称为非裔美国人，但仍然无法让白人的思想打破旧框框。就不知这一回能否逼使特朗普作出改变？

当下美国人口有3亿3千余万人，其中白人占73%，人数为234,370,202人；黑人占12.7%，人数为40,610,815人；华人占1.3%，人数为4,108,085人。就不知道这个国家为何会不断发生种族暴乱和纠纷？民主和民权去了哪里？

 刊登于2020年6月11日《东方日报》

马来中心思想的形成

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和变化存在着一条不变的道理，那就是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在1948年立下的政治遗产，直到今天，仍然是国家的政治主轴。它的核心反映在“马来中心论”的形成，后来又发展成“马来人至上”或“马来人主义”。这是指政治层面的权力分配，以马来人为主体，而其他种族，如华人和印度人等则配搭而成。

其因由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提出了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内中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也没有提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而是笼统地宣布将在1946年4月1日落实这个体制，引起马来人的大不满。此时，马来人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拿督翁（柔佛州务大臣）号召41个马来团体，于1946年3月1日在吉隆坡举行泛马马来民族大会。除了议决成立马来人民族统一机构（UMNO）外，也坚决反对马来亚联邦体制的实施。这个后来被称为“巫统”的政党就在同年5月11日获得成立。1946年7月，英马双方各派6名代表起草新的宪制。到了同年12月27日，英方公布新草案，立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Agree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当时称为蓝皮书），内中恢复了苏丹的宗教地位和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外，也对华印人实施公民权制度。但凡在槟城及马六甲出生的子民（不论其种族）都自动成为公民，而其他州的华印族就需要申请公民权。

1947年，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强烈抗议马来亚联合邦草案内对华印族的不公。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陈祯禄,在同年的10月20日在马新举行大罢市。这个组织的另一位领导人是李光前，他是在较早前当选马华商联会全国主席。

虽然这个委员会也有向英方呈上“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希望被英方接纳，但被英方全面拒绝。1948年2于1日英方正式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新宪制，是君主立宪制。

就在马来亚联合邦生效后的4个多月，英方在6月20日宣布在新马实施紧急状态，也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举逮捕左翼人士，封闭左倾报社及社团。

紧急状态前后实施了12年，于1960年才被内部安全法令所取代，但在这个过程中，种族政治已落地生根，形成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的政治特征。

例如战后成立的巫统、国大党及马华公会都是种族性政党，它们结成了“联盟”，但以巫统领导国家和政治。

即使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后，它的政治结构维持不变。例如其一，当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后改成国家党），企图抛出多元形象（委任橡胶大王连裕祥为副主席）取代巫统时，结果一败再败（1952年及1955年的选举）说明了种族政治的优越性。

其二，在1959年，林苍祐在马华崛起成少壮派，且在内部向巫统主席东姑提呈增加华裔候选人的方案被视为是过分的要求，最终导致林苍祐的失败而离开马华。陈修信的取而代之也意味着马华接受扮演次等的角色。

其三，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新加坡的李光耀带领其行动党加入其中，而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不被‘巫统所接受，认为其动机隐含着华人种族色彩。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更说明马来亚即使扩大成马来西亚，也不可能改变既成的格局。

其四，马哈迪在1969年失国会议员后，他开始反击东姑领导国家不力，也未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及后又出版《马来人的困境》，阐述他的马来中心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保护和引导马来人进步。

马哈迪是在1964年出道，在国会内经常与李光耀抬杠，因而是出了名的雄辩者和马来民族的捍卫者。

其五，马哈迪导致东姑的倒台和敦拉萨的上位（1970年），进一步印证了马来中心思想的不可动摇，新经济政策的出炉和“五一三”后诸多法令的推行，旨在强化马来人的政经地位（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的马哈迪也在1971年被敦拉萨迎接回来）。

其六，马哈迪在1981年接替胡先翁成为首相后，他的政策是巩固和稳定巫统的统治地位。例如在1990年提出的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目标，及1994年在州选中扳倒沙巴团结党的背叛国阵，而后由巫统登上成为沙巴的主流，印证马来中心思想的不可动摇性。

2015年马哈迪认定纳吉搞坏了巫统，因此他需要用另一个政党来取代巫统和取代纳吉。这就是马哈迪成立土团党的真正原因。

但他的努力在后期受到一定的阻力，因有一股势力在内部反过来倒马哈迪，这是马哈迪预想不到的慕尤丁的“叛变”。

今天的慕尤丁是把马来政治拉回到巫统的年代，与马哈迪的策略起了冲突。一场激烈的马慕斗争正方兴未艾，但不论怎么变，他们都不能乖离马来中心思想这一大原则。

 刊登于2020年6月8日《南洋商报》

“香港法”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人大会议通过“港版国安法”后，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既然“一国两制”已不存在，剩下“一国一制”，美国再也没有必要保留香港的特殊地位（包括关税及贸易投资和旅游等）。这是指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美国仍然保留原先提供给香港的优惠条件，理由是香港这个非独立实体保有独立的运作，因此有资格享有这样的待遇。

由于不是很多人明白香港与美国究竟有什么特殊关系，为什么有人十分害怕美国“整死”香港？我们有必要阐述中国、美国、英国和香港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

在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夺取了香港，也强迫清廷开放五个港口（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主要目的是逼使清廷接受鸦片入口中国。后来又发现接管香港后，竟可以通过人口的迁徙和贩卖（俗称卖猪仔）而致富（槟城的旧关仔角一度是贩卖“猪仔”的市场）。虽然如此，英国在一百年来并未真正放下心思发展香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的重要性才被英国人看到。

不仅在战后（1945年）人口从60万激增至1950年的2百20万，而且中共在1949年解放了中国，香港倒成为一个战略性地带，对英国和西方国家来说，可以成为“反华和反共”的重要基地。

就这样，英国开始正视对香港的规划和发展，例如在1953年的两项填海工程增加了300万平方尺的土地。第一个填海工程用于建设启德机场的跑道；第二个工程发展观塘及荃湾成了工业中心。

此外，二战后诸多内地的商行公司集体迁到香港，也带了了资金和人才，使到香港的发展一日千里。例如在1947年时，港内工厂数量不过千家，拥有雇员不到5万人；但在1959年时，工厂增加至4千5百家，雇员超过17万人。

在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下，港商与内地建立的合资企业2万家，加工厂超过8万家，拥有雇员400多万人。

与此同时，香港也支持中国内地的工业迅速起飞，在14万家的企业中，总共投下800亿美元，中国终于真正地成为香港的大后方。

付今责作者在《香港为何繁荣》一文中道出了其中的大道理：为什么香港能成为国际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世界三大中心即纽约、伦敦和香港），但又为什么英国占据的其它殖民地不行，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它的背后站立着中国，英国人不是做香港的生意，而是通过香港在做中国的大生意。英国占领香港后，就不用下本钱把它打造成国际转口贸易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内地的进出口、贸易位居英国贸易额的首位，香港则牢牢把持第二位。19世纪末，中国内地对外贸易进口额的一半上下被香港占据，峰值为56%，而且香港对内进口贸易额维持在40%上下浮动。

金融是建立在大量资本流通的基础上的，红火的转口生意直接加快香港的资本流通速度，英国选中香港成为继本土伦敦之外的海外金融中心是有充分考量的，一是香港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二是香港地理位置的时差可以在伦敦股市下市后转向香港开市，两个股市的轮流收开，给英港的交易所带来丰厚的利润。

其实，香港对世界和中国都是重要的，例如在2018年香港对世界的贸易总额为11967.6亿美元，其中出口5692.41亿美元，进口为6275.17亿美元。在这方面，转口贸易占很大比数，而香港本土产品微不足道（只129亿美元）。与此同时，在2018年，香港向内地出口3143.3亿美元，占比55.2%。位于中国之后的第二出口为美国，占比8.1%。2018年香港从内地进口2743.58亿美元，占比43.7%。位于中国之后的美国占第四，占比4.4%。因此美国若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地位被认为影响不算大。

这就是为何在最近中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后，美国及西方国家坐立不安而搞起对抗。其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92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美港政策法”（香港关系法），属于美国国内法，这是因为香港将在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美国政府乃重新厘定对港政策，容许美国依据《中英联合声明》（于1984年签署）让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承诺。在金融和文化等领域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的待遇，并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保障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当香港回归仪式在1997年7月1日完成后，整体的气氛还算融洽。但在2003年时，特首董建华在立法议会拟提出第23条国安法（这是附属在基本法内的条文）。结果引来50万民众的大游行。他们反对这条“警察法令”，允许公安得以入门搜寻和逮捕相关人士。在强烈的反对声下，特首按下此条文不表，但此事一晃就是17年，始终没有落实。

另一方面，这对香港当权派和中央政府是一个挫折，因为一个独立和主权国家竟然没有国安条文对付狂热分子的示威和破坏？在相互指摘下，美国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拟在议院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但没有在议会通过。

接着在2019年，港议会拟修改“犯罪条例”，又遭到更大的反对。当时估计有200万人参加大游行。最后也迫使港府宣布取消“犯罪条例”的修改法案。这条修例主要是允许香港将犯罪嫌疑人送往相关的地区受审。

在港府找不到更好的方案下，中央也直接引用条文在人大通过国安法，以遏制示威者反中活动。这批人主张独立、自治、公投、歧视和排挤中国大陆在港人员、污损国旗国徽、暴力对抗警方执法、瘫痪政府立法令等，严重地挑战了“一国两制”原则。因此中央有必要防范制止和惩治。

本来在香港政策下，美国视香港为独立非主权实体，可自由兑换美元（目前定在1美元兑7.8港元）并认可香港发出的护照，也享有经济、贸易及金融等方面的双边协议和优惠。

不过在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后，就与原来的“香港关系法”有所不同，不但美国有权取消了香港拥有的特殊地位，而且也不再享有优待地位，香港的货物出口美国也得缴与中国同样的出口税。

另外，倾向中央的评论则说：独立关税区的地位是世贸组织赋予的，不由美国取消。美国能做的是单方面不再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同时除了美国外，香港也不会失去独立关税地位，它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给予的，也不能任由美国任意废止。关于这方面的说法，我们还需进一步探讨。

至于美国会否真的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就要看它如何评估香港对世界的影响和对美国在港商人的影响（按2017年统计，香港是美国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市场，也是大小牛肉的出口市场。如果香港减少入口，影响就大了。同时，在香港有美企1313家，占港外资的18.3%，高于内地的6.9%）。

总的来说，香港的未来已不掌握在美国手里，而是在中国手里。

刊登于2020年6月4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