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尤丁作茧自缚

在千禧年前，要求国会制订“反跳槽法令”的是民主行动党，因为自从在1969年参选以来，行动党不但不能突破，反而数届都是有国州议员跳槽，直到2008年才告扬眉吐气。

令行动党最烦的是森美兰，因为在当年行动党旗开得胜总共赢得13个国会议席（与马华相等数目），而且也有31人中选州议员。只可惜在“513”过后，行动党有4名国会议员跳槽，剩下9名国会议员；而有20名州议员跳槽，只剩下11名州议员。

原本在1969年行动党在森美兰的势力是令人刮目相看的，3人参选国席全胜，16人参选州选举，有8人中选，成绩不俗。

后来成为党主席的曾敏兴曾在1965年以独立人士身份中选州议员；更于1969年代表行动党当选国会议员（芙蓉）。但在这之后，森美兰州似乎掀起跳槽之风，因而在1974年大选时，只1人当选国会议员及3人当选州议员。

在1978年至1999年，行动党的国州议员从1席到4席不等，甚至在1999年全归零。而曾敏兴在1982年面对马华总会长李三春的挑战，以845张票败给李三春。

翻查记录，森美兰的行动党虽不强大，只拥有数国州议员，但在八十年代却是议员最会跳槽的州，主要是一两人跳进马华公会。

由于这样，当2004年林冠英出任行动党秘书长时，他特别向森美兰的所有候选人提出签署约法三章，以杜绝议员中选后跳槽。

这种约法三章是否有法律效用？我们不作评论，因为没有经过法律的挑战。但在这之后，就没有听闻跳槽之事，也因此在2008年大选时，行动党才又有新的突破，有2人当选国会议员，而有10位州议员。

因为在下来的政局发展，从行动党跳槽的议员几乎近于零，也就发展成马来议员的跳槽之风。

最初反对修宪最激烈的是巫统，因为它处于优势，能够拉拢马来议员转入巫统，如向伊党招手；向46精神党招手。反过来也没有巫统的议员向反对党跳槽。

再造先例的是2018年大选后，本来只有13国会议员的土团党，却在短时间内招到逾10名巫统议员跳槽进来。按照土团党创办人马哈迪的心愿，他是想用土团党取代巫统。此风一开，不但令巫统紧张，也让公正党感到不安。如果未受控制，肯定会在政坛上上演“青蛙效应”。而致命的是，一旦土团党变天，它就取代巫统的地位，而公正党也得靠边站。

后来形势对巫统不利，才转而支持制订反跳槽法令，以成为一道护身符。

我国的反跳槽法令是在2022年10月通过的。这个时期是巫统的依斯迈沙比里当首相，也得到在野的议员支持，因为不论是在朝或在野的政党都担心议员蝉过别枝。

不过这项法令在通过后有两大争议：其一是，若有关议员被所属的政党开除党籍，则仍可保留议员资格，无须重选。

其二是，议员所属的政党若解散，或与其他政党合并，或离开原本的联盟转而加入另一个阵营，有关议员仍可续任，无须重选。

针对此法案，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发表文告说，当初制订反跳槽法令时，土团党主席慕尤丁极力反对将遭政党开除的议员自动丧失议员资格是咎由自取的。

他说，在讨论时，代表土团党的韩沙再努丁（总秘书）向我们传达了慕尤丁的意见，他不同意议员遭开除党籍时，就视为跳槽或必须将议员悬空。

慕尤丁有此不同的意见是因为他吸取自身的经验，在2015年时，他被巫统主席纳吉开除党籍，失掉所有官职，但未失议员资格。因此他认为当议员被压迫时，是对权威的抗议，不然党将成为对付不同意见者的工具。

由于此说有其理由，有关反跳槽法令就这样实施了。但这项法令也有漏洞。最大的漏洞是有6名土团党议员在不跳槽下公开宣布支持安华首相，他们是日里议员查哈利、话望生议员阿兹兹、丹绒加弄议员祖卡夫佩里、武吉干当议员拿督赛阿布胡申、江沙议员拿督依斯干达祖卡念和纳闽议员拿督苏海里。

他们这6个人的行动形同与党对着干，也被视为叛党行动。因此土团党在3月2日通过大会修改党章。修改条文如下：

10.4 土团党任何国会议员、州议员或上议员违背最高理事会的指示（依据第10.5条文），将被视为停止党籍。

10.5 最高理事会能够给任何国会议员、州议员或上议员发出特定指示。在此条文下，发出的指示必须是通过书面。

10.6 根据第10.4条文，总秘书在最高理事指示下，必须给相关党员发出通知，告知已经立即失去党籍，且名字已从土团党会员登记系统中删除。

对此，陆兆福说，行动党在发现漏洞后，曾于去年9月的党特别大会上提出修改党章，规定未遵照党章的人民代议士将终止党籍。一旦有关议员不再是党员，其议席将悬空。

同样的，据知诚信党也修改了党章，但由于尚未有人向法庭作出挑战，也不知其法律条文是否足以让议员失去身份？

在这方面，虽然土团党盼社团注册局尽快批准，但是否能撤走这些议员资格就不得而知。

但一份奇怪的报导则指有土团党的要人与首相署接触，就不知道内容涉及什么？因为土团党现有31名国会议员，扣掉6人后，还剩下25名，另有35名的州议员。这对土团党来说是艰辛的时刻。

同样令土团党感到压力的是，慕尤丁的4项洗黑钱及4项滥权控状又再恢复，他也得腾出时间来应对。

如果在这之后，还有土团党议员变节，那就是大件事了。在当下土团党是马来政党中最弱的一个，面对十面埋伏，实有必要抖擞精神来化解。

发布于2024年3月14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3/14/637172

慕尤丁又摔了一跤

 土著团结党及国民联盟主席慕尤丁于3月10日被反贪污局控上法庭，指他在六宗罪案中涉及收取2亿3250万令吉的贿款。当时（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8月20日）他是首相兼土团党主席。

这是伴随着其党宣传主任旺赛夫 在2月21日被提控因涉及收取建威计划（Jana Wibawa）的690万令吉后，另一宗更大的案件。

慕尤丁也是巴莪区国会议员，曾任我国第八任首相；而旺赛夫则是打昔牛汝莪的国会议员，曾担任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主席。

针对慕尤丁被提控，他本身发表文告指责这是一项政治指控，也坚决否认他滥用公款，指这是莫须有的罪名，旨在摧毁土团党。但此宗官司案也揭开了国盟与希盟斗争的新起点，从中也将反映出马来群众在这场斗争中的取向。

按照马来政治的发展与演变，在一个特定时期就会出现分裂，而整合是不完整的。举例来说，在1951年巫统创党人拿督翁离开巫统后另起炉灶，直到1962年逝世未再回到巫统，反而是其儿子胡先翁于1969年回返巫统后，在1976年成为第三任首相，但他并未拉拢前党员集体重入巫统。

同样的，慕尤丁离开巫统后与马哈迪另组土著团结党，也没有办法化解他与巫统的恩怨。虽然有一度他努力拉进彼此的关系，共同建立国盟/国阵政府，但未被巫统的上层所接受。在2021年换了巫统的伊斯迈沙比里任相。可见慕尤丁不是巫统心目中的首相人选。

其实在1947年出生的慕尤丁在1971年大学毕业后即加入巫统，在党内平步青云，从副部长到柔佛州务大臣（1986-1995），但不善结帮立派。

在90年代，他加入安华的阵营，在1993年连同纳吉及莫哈末泰益（雪大臣）与安华结成“宏愿队伍”，结果旗开得胜。安华在巫统的势力如日中天，威胁了马哈迪的主席地位。因而在1996年的党选中马哈迪使出绝招击破“宏愿队伍”。

第一步是在1995年的大选，马哈迪拿慕尤丁开刀，调他攻打国席。当选后只委他担任青体部长。正因为这一调动，已经不再是柔佛州务大臣的慕尤丁在1996年的党选中败北，被阿都拉的回马枪取而代之。

当马哈迪拆散宏愿队伍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对付安华。果然不出所料，安华在1998年出事，失去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职。当视线被转移时，就变成马哈迪与安华之争了。慕尤丁则在党内韬光养晦。不论是马哈迪、阿都拉及纳吉，都没有把他列为自己人。持平而言，他是靠自身的努力上位的。例如他是靠选举中胜出署理主席，才在2009年受委为副首相。未想在2015年时，慕尤丁因揭开一马丑闻案，被纳吉开除出党。

在此关键时刻，也不知道为何马哈迪会拉他一把（他们的关系一向以来不甚融洽），共同成立土著团结党。当时在马哈迪看来，只要能加入他的团队，足以拉倒纳吉政府就可以了，完全不理会党的结构和组织的脆弱性，只把注意力盯在安华身上，不让他成为首相，却未注意到慕尤丁在党内的势力已开始坐大，联合了公正党的阿兹敏、巫统的希山慕丁及伊党的哈迪阿旺，在2020年来一个喜来登政变，不但推翻了马哈迪（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后来痛恨慕尤丁的背叛），也让安华迷失在政海中。

与此同时，在慕尤丁春风得意的时候，因大权在握的他也因而被指触犯了法律，在今日成为被提控的主角。

除开官司案属司法事项我们不谈外，我们关心的是慕尤丁事件在未来的六个州选有何影响？这就涉及国盟和希盟/国阵之间的激烈斗争了。

如果慕尤丁能成功地激起选民的情绪而投国盟一票，这个阵线就可能再上一层楼；但如果安华领导的希盟/国阵能击退绿色浪潮而保住优势，就会稳住阵脚，否则希盟/国阵就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

因此我们不能期望慕尤丁事件会促成巫统的团结；反之马来政治会继续因派系与利益之争而出现了马来人的多党制。这就是我们今日看到了所谓“团结政府”（一个被临时凑合起来的阵线）的出现。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除了巫统还是巫统，现在除了巫统还有希盟和国盟。

时代在转变，政治也因人事斗争而改变，只是斗来斗去，一个新生的马来西亚还未出现。

刊登于2023年3月13日《南洋商报》https://www.enanyang.my/node/531368

从“喜来登”到“瑞吉”政变

 有一本由碧利洁（Bridget Welsh）主编的著作—《巫统的终结？》（The End of UMNO？）于2016年出版，预示着巫统在下沉的隐忧。果然在2018年的大选，巫统上演滑铁卢，首次失掉政权，由离开巫统的马哈迪代表希盟取而代之。但在两年后（2020年），下沉的巫统竟然“起死回生”，凭借“喜来登政变”复活过来，与慕尤丁领导的土团党成立联合政府。

所谓“喜来登政变”是指在2020年时，慕尤丁领导土团党宣布退出希盟而导致希盟政府垮台，改由土团党联合巫统及伊党另组国盟政府。

这对一个眼看就要分崩离析的巫统来说无疑是“天赐良缘”，重返政治舞台的机会。复辟也好，新生也好，只是拥有少数席位的巫统（只剩下54席，后因又有议员跳向土团党，仅剩37席）成功地翻盘，而在一年后（2021年）又把土团党的慕尤丁赶下台，临时推出巫统副主席伊斯迈沙比里成为第九任首相。

从那一刻开始，巫统再次发光发亮，而在幕后操纵的巫统党主席阿末扎希则成为最大的赢家。

但他后来的误判促使登场人物伊斯迈沙比里被迫提早大选，结果是巫统输得更惨，从原本拥有38席下滑至27席。这意味着巫统已是一届不如一届，从1999年得票58%及在2004年上升回65%后，接下来的大选都是输少当赢。最严重的是在2018年，支持率只39%；而在2022年的支持率更下跌剩31%。以这样差劲表现竟然能够让巫统在芸芸众生中成为“失败的王者归来”，不只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再让人看到巫统展现出来的余威是甚有魅力的。

抑有进者，在只有27名国会议员下，却获得副首相职、国防部长、贸工部长及外交部长的高职，也令许多同行嫉妒和羡慕不已。

巫统之所以成为不败的“宠儿”，胥赖在乱局中，其他要上位的政党不得不借助巫统的力量成立新政府。例如在2020年慕尤丁组成的国盟政府及2023年安华组成的团结政府，都是少不了巫统伴随左右。这也印证了巫统在两届的选举中即便成绩差强人意，还是扮演造王者的角色。在第一次的联合政府中，巫统很快就夺回主导权；而今次的团结政府则是巫统先断手自残。

巫统在沙巴点燃的“炸弹”，原本是要烧掉结盟政党，逼迫闪选。其结果是在阿末扎希未能促成双赢局面下，邦莫达的反叛失败了，我们一时也看不到他的反弹将在巫统造成怎样的影响？

既然他说他要向巫统讨回公道，就意味着风波尚未过去，随时都会在巫统党内引爆内讧。这正是安华鞭长莫及及控制不了的后果。

根据阿末扎希揭露，在11月19日的大选成绩揭晓后，有一场在吉隆坡上演的瑞吉（St. Regis Hotel）流产政变，这与2020年的“喜来登（Hilton Hotel）政变”如同一辙，但结局迥然不同。这一回是慕尤丁在瑞吉酒店等候巫统的10名叛将前来与他会晤。这些议员在较早时已签署宣誓书支持慕尤丁任相。近日（1月11日）阿末扎希在汇报会上向26名国阵议员道出原委。

阿末扎希说，那一天的会晤是慕尤丁要求国阵议员允应在国阵会议上推翻阿末扎希，可惜因有关情报被国阵总秘书占比里接获来自伊斯兰党的秘书塔基尤丁的电话，询问他为何未见巫统议员现身酒店，才爆开真相。

在瑞吉政变失败后，阿末扎希按既定议程与希盟顺利合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未想邦莫达制造后院起火，是祸是福？局势未明朗，只能留待巫统党选见真章。

巫统党选最迟在5月19日举行，不论巫统两个高位是否竞选也非关键，因为在选举最高理事时也是全面开打的，没有所谓的事先安排，只要有一方的人马多过另一方，就可以控制整个党。以此推算，高职不开打也非善策，只显示党的驼鸟政策，未能面对众多党员。

对此而言，巫统要避免分裂和使团结政府趋于稳定的方案就是让党员在民主中选出领导层，且还得由新领导层带领党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有活力的改组。在此时此刻，巫统更要表现出它是与伊党不同的，既不会同意政教合一，也不会支持长老会统治政党和国家，就不知为何阿末扎希会提出要在党内设立“宗教局”？若再有第三次所谓的“酒店革命”，也许会要了巫统的命，千万不能再让软性政变再一次发生。

刊登于2023年1月16日《南洋商报》https://www.enanyang.my/node/521691

安华决战慕尤丁

刚过去的2020年是马来西亚陷入黑暗的一年，不但新冠肺炎（Covid-19）日益恶化，而且政治上的斗争更是此起彼落，日新月异。

当转入2021年时，情况变得更糟。例如根据卫生部截至1月18日的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共3306宗，死亡人数共达605人。前前后后，共有161740宗的确诊病例，形势不容乐观。在过去一周，每天都是四位数，最高是在1月17日，共有4029宗确诊病例。截至1月17日，有205人在紧急病室救济，到了1月18日已增至240人。照这样的情势发展下去，马来西亚的病例在不久后就会飙升至20万例，死亡人数也必然会有所增加。

但这是进入第三波的疫情，形势比2020年更为严峻。因此政府在2021年1月12日宣布疫情严重的州属实施回行管令（MCO）直到1月26日。过后政府会否延长限制令尚得视局势而定。

基本上，这次的行管令与前次的行管令并无两样，不过警方也不再处处设路障，调查往来车辆与行人。连日来在行动管制令下，市场显得冷冷清清，了无生气，许多靠买卖的生意都做不下去了。有人因此抱怨，若是再继续管制下去，恐怕会有更多家庭开不了锅，其中小贩行业更是叫苦连天。

在这种情势下，政府又获准颁布紧急状态至今年8月1日。

究竟什么是紧急状态？为什么有了MCO后，又要紧急法令？这得从历史说起。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英殖民政府在同年的6月份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目的在于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用以查封左翼政团，也大加逮捕左翼人士，更有多人被遣送回中国。

这就是说，英殖民政府动用紧急法令是为了打击左翼运动，包括马共在内。这种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操作是为反共剿共而设的。

相关法令前后实施12年（1948-1960）。在1960年时，时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才在国会提出解除紧急状态，即意味着马来亚不再实施紧急法令了，而改用另一道法令，称为内部安全法令（ISA） 取而代之。

其后政府也有动用过紧急法令应对危机。比如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印尼总统苏卡诺发起“粉粹马来西亚运动”，偶有军事冲突，国家也因之进入紧急状态。但在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与反政变后，苏卡诺大权旁落，也就在1966年结束马印对抗，紧急状态也因此取消。这种在国与国的对峙下，实施紧急法令被认为是政治安全大过天。

在1969年时，马来西亚不幸发生“五一三”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有鉴于事态严重，国家旋即进入紧急状态，终止国会，另立“行动委员会”，取代首相东姑权力。经过一年有余的半军管控制后，已升任第二任首相的敦拉萨在1971年宣布解除紧急法令。

在佈满阴霾的年代，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嘎然而止，国会也停止召开，以致在1970年出炉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无需要在国会通过，而是由“行动委员会”搞定。

在当时，身为巫统第二号人物，副首相兼内政部长的敦伊斯迈形容这次的紧急状态的实施意味着“马来西亚民主已经死亡”。只因这是种族政治带来的结果。这就是说，连国家领袖也不赞同动用紧急法令治国，因它否定了民主。

以此相比，这次的紧急状态不是说其实施是否合法（因为政府和元首都有权力做出决定），而是认为在疫情肆虐下，到底有没有必要实施紧急状态，毕竟疫情非政治行为，国家有因之陷入危机吗？

一方面反对党领袖安华起而发难，向首相作出挑战，因为他认为有了MCO已足够，根本不需要动用紧急状态，而且也不能保证疫情会因此被控制而下降。

为加紧行动，安华两手出击（一边收集议员签名向元首请愿取消紧急状态；另一边则自行向法院提出诉讼），也得到10名前律师公会主席的支持。

与此同时，曾是巫统总秘书而最近才被巫统主席阿末查希撤职的国阵秘书长与“全民共识”的秘书长安努亚说，巫统内有分裂，他本身支持巫统继与马华合作，而阿末查希则倾向安华。

现在看起来，反对党内不但有不同的派系，而且有者也各自为政。；尤其是马哈迪表达不能让慕尤丁成为独裁者。但他在这场斗争中不为安华站台，也就变成慕尤丁与安华的斗争再次进入鱼死网破的关键时刻。

在慕尤丁看来，如果他能够得到多数巫统议员的支持，加上砂拉越的政党联盟的支持，其政权就会被加分而趋向稳固。

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是安华或慕尤丁，他们所得到的支持是不相伯仲的，只在几席中旋转和来回。对安华而言，比较有难度的或者是怎样将行动党纳入执政集团内，毕竟行动党从60年代开始，就与巫统不咬弦，而且巫统也从来没有招行动党入伙。直到2008年，火箭才展示其威力，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火箭的势力有增无减。但最近党内又面对一些分歧和压力，可能会对行动党的整体化形象有所影响。

即便形势有所改变，慕尤丁所要依靠的依然是巫统内反安华的势力与伊党的支持来挡住安华的猛烈攻势。

虽然直到目前为止，紧急法令尚未被用来对付反对党和异议者，只是应用MCO天天集中对付疫情。除非疫情因紧急法令实施而有所下降，不然慕尤丁的紧急法令就会受到挑战。

如果说过去的紧急法令是因政府面临政治危机和威胁时才加以动用，现在当然也可以宣称政府同样面临危机和威胁。但两者相比，性质大不相同。前者是政治敌对集团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后者是“兄弟阋墙”的斗争。

在同是一家人（大家都出身巫统）的屋檐下，动用紧急法令作为武器似乎夸大彼此之间的“不共戴天”的仇恨。说到底他们争夺的是人事的变动，不是制度的改变。

也许最干净利落的方案是举行大选，但问题是大选要在什么情况下举行？而紧急状态台又在什么时候结束？

说来说去，在这场新的斗争中，马哈迪不再是主角了，他只能成为其中一名配角，因为他在过去两年内已把手上的筹码都输光了！

 刊登于2021年1月20日《东方日报》

土团党与巫统争话语权

正当马哈迪向巫统招手，全加入土团党壮大马来人政治力量之际，巫统也不甘示弱，快马加鞭决定于9月14日在世贸中心与伊斯兰党签署合作宪章，宣告两党正式“结盟”。

虽然我们不知道两党能合作到什么程度，但这是一个全新的合作，与70年代的加入国阵有很大的区别。这次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其实有关两方的斗争得从2015年7月伊斯兰党大会通过与行动党断交说起。当时巫统内部也发生倾轧和内讧，身为党主席兼首相的纳吉大刀阔斧“砍掉”3名巫统大将，他们是党署理主席慕尤丁（他也是中央副首相兼教育部长）及吉打州州务大臣慕克里（马哈迪公子），继之将他们开除出党。

接着第三位失掉官职的是乡村发展部长沙菲宜，而他的党副主席职则被冻结三个月。

这直接导致前首相马哈迪率先反纳吉和巫统，也为3名被排斥的巫统大将鸣不平。他希望凭他的声望能组织和领导一个新政党来对抗纳吉和巫统。他的理由不是巫统不好，而是它的领导人纳吉已乖离巫统的斗争大方向，而且也因一马发展有限公司丑闻令马来西亚沦为“盗贼统治国家”而蒙羞。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局面对执政的巫统是相当有利的，而且纳吉也不担心巫统会失败（纳吉曾预言巫统命过百岁，而且将千年不倒）。即使是马哈迪重新出山，纳吉也不大担心。

但为了强化反对党的整合力量，马哈迪也不得不纡尊降贵到法庭与安华会晤，并握手言和（2016年），以争取人民公正党的支持。

直到2018年初，希盟也终于达致“协议”（但没有黑字白纸），同意由马哈迪出任希盟统帅。一旦希盟起而执政，将由马哈迪重任首相，而在途中（约两年）交棒给安华。四个合作单位即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和土团党。

当这样的安排妥当后，希盟的合作也激起千层浪，直扑巫统和国阵其他成员党老巢。

结果在大选揭晓后，希盟果然气势如虹，一举夺下了中央政权。这之中包括民兴党在沙巴赢得的8席，凑足了112席起而执政。

因此数个月后，马哈迪宣布将全面进军沙巴，理由是在沙巴有许多人要加入土团党。

即使沙巴的民兴党主席沙菲宜对此表示不满，但没有条例阻止土团党在东马活动，也就在去年12月发生13名巫统州议席、4名国会议员及2名上议员连同21个原巫统区会在哈芝芝（原沙巴巫统主席）率领下集体加盟土团党。

换句话说，马哈迪又再与沙巴杠上了，自然钩起沙巴人民回忆起前尘往事的心酸。

其因由是这样的：（1）当1985年拜林在选民支持下，击败了执政的人民党（哈里斯领导）而成为大多数席的政党。此时沙统的穆斯轧法结合人民党的力量组成新政府，但在慕沙希淡（代首相）支持拜林下，慕斯轧法只得辞职。

以少数席（但算上执政党委任议员的数目），也就出任首席部长，自然促使沙巴陷入宪制危机，幸好当时慕沙希淡担任代首相，才纠正错误，支持拜林登台。

由于拜林与马哈迪关系欠佳，也在1990年大选突倒戈相向，转支持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

（2）在后者失败后，拜林被秋后算账。在1995年的大选，拜林虽以多两席再度执政，但在议员叛变下，他失去政权，改由巫统坐镇沙巴。直到2001年拜林的团结党才回归国阵，但他已失去昔日光环。

就在马哈迪声望如日中天之际，沙巴也出现诸多外来移民，一说至少有80万；同时也有6万名本地出生的因证件关系拿不到身份证。这些都是沙菲宜承诺要解决的。双方关系的若即若离也促使土团党另行结合对象。巫统自然受到召唤。结果巫伊也力催加快合作的步伐，订在9月14日在世贸中心举行签署合作宪章仪式，预料有万人出席。这意味着巫伊将会结盟，如果希盟及其支持的政党发生内斗和分裂的话，将对希盟有很大的冲击，包括土团党将因失掉巫统加盟而影响士气。也许是因巫伊合作在即，也激发双方发表一些偏激的种族言论。这种用种族与宗教为标榜的斗争口号，势将破坏国家与民族的完整性。因此不得不严加提防有心人要改变种族关系，毕竟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就此而言，土团党与巫统的微妙关系的任何变化将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目的就是争夺话语权。

刊登于2019年8月26日《南洋商报》

土团党强势东渡沙巴

由马哈迪首相领导的土著团结党加入希盟的合作后在509大选（2018年）中取得胜利成为执政党之一。当时马哈迪曾有表示希望能将土团党东渡到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后来在沙巴执政的民兴党党魁沙菲宜（首席部长）的抗议下（指说在大选前彼此已同意河水不犯井水）及砂拉越土著保守党的压力下（原本是属于国阵的成员，因509大选后中央变天，其成员党退出国阵，另组“政治联盟”继续成为州的执政党（砂州选举于2016年举行，当年国阵取得72席，行动党7席及公正党3席。下一届州选需要等到2021年或之前才举行。而在2018年的国会大选，国阵保住了19席；公正党3席、行动党6席及诚信党1席，另独立人士2席，土团党归零席）。

由此显示出东马的政体是自成一格的，由本土政党主政，来自西马的政党如行动党及公正党也震撼不了州政权。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国阵（包括巫统）没有东渡砂州的主因。这些砂州本土政党表明可以加入国阵，但不能接受西马的国阵成员党东渡成为领导。

正因为砂拉越对移民的严加控制，它的人口直到今天才有270万左右，在加入马来西亚时（1963年9月16日）人口只有74万人。主要的种族有伊班人（海达雅族）约占30%；马来人约24%及华人24%。

这个地区原属汶莱所有，于1841年割让予英人詹姆斯·布鲁克家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直接归英国统治。

至于沙巴也是另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简朴的地区。原称北婆罗洲，是汶莱王国的领土，但在1881年归属英国管治，而在战后直接由英国控制。它同样在1963年9月16日纳入马来西亚联邦。当时人口只有50万左右，但时至今日，因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人口已超越3百万人，其中最大的族群是杜顺卡达山人（土族）（占49.1%）；马来人（11.5%）及华人（13.2%），还有25%是非马来西亚公民。根据统计，外来者有61万人，其中25万持有合法证件及36万人无合法证件。人口的泛滥和资源的丰富也未使到沙巴人民受惠，以致发生沙巴要求享有20%的石油税和天然气税，而非只5%。同样的，砂拉越也有此要求，但经济部长阿兹敏曾说若按照东马的要求，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将告破产。

虽然在1963年以来，东马与西马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变化，也没有闹分裂，但沙巴的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在1965年有离异动向（因不满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前未与沙巴商议，也就在这一年被调离来到吉隆坡担任挂名的中央沙巴事务部长）。及后的1967年，虎视眈眈的慕斯打化（原是第一任州元首，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姆律回教徒），在1967年的州选领导其成立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与唐纳史蒂芬领导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争夺执政权，结果前者胜出而出任首席部长。

慕斯打化逐渐地成为沙巴的独裁者。为防止权力过大出现离心，中央首相敦拉萨在1974年大选后调慕斯打化出任中央国防部长。慕斯打化认为这其中有削权的动机，乃抗命不接受，中央惟有接受慕斯打化派出第二线国会议员出任副国防部长。

在无法扳倒慕斯打化后，中央改变策略，暗中支持亲唐纳史蒂芬的人马另组人民党（Berjaya）。表面上由哈斯里领导，实则幕后人物是唐纳史蒂芬。当1976年州选人民党取得胜利后，出来担任首席部长的则是唐纳史蒂芬（此时他已皈依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尔）。不料才上任未及3个月，因飞机失事而丧命，结果改由哈斯里出任首席部长。

哈斯里在上位后，也表现出其独裁本色，好大喜功，被上任的马哈迪看在眼里，暗中鼓励拜林在1985年另组团结党（PBS）以斗倒人民党。

当年州选团结党赢得25席（总数48席），理应上台执政，但哈斯里来一个偷龙转凤，与慕斯打化的沙统（赢16席）联合人民党（有6席）组成州内阁，更推举慕斯打化宣誓成为首席部长。人民党所持的理由是：执政党可多委任6名州议员，也就拥有28席，超过团结党。

首席部长在上演双胞胎下，中央代首相慕沙希淡作出果断和明智的决定，即胜利属于团结党，也就不承认慕斯打化的重出江湖。

经此打击，慕斯打化只好卧薪尝胆，伺机卷土重来。

直到1990年的大选，拜林领导的团结党亲向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后，马哈迪才对拜林十分恼火，也决定要扳倒拜林的州政权。

有先见之明的拜林在1990年的大选再胜出州政权后，先通过“反跳槽法令”，可是因未获国会批准，法令不能生效。

当1994年举行闪电州选后，拜林再以25席对国阵的23席蝉联执政，但危机接踵而来。不但其州议员跳槽，而且沙巴通过的“反跳槽法令”无效。就这样拜林的团结党倒台了，崛起的是国阵。

为什么国阵会出现在沙巴政坛？这是因为慕斯打化在万念俱灰下于1994年将其沙统解散，让位于巫统东渡沙巴。马哈迪在接手沙统后，委安华出任沙巴联委会主席，而不是慕斯打化，导致后者在大失所望下，一度转向支持拜林的团结党。可是团结党在1994年州选后，不少政治青蛙跳向巫统，也就启开巫统东渡的第一页了。

巫统的东渡在最初几年还表现出首席部长轮流担任，即卡达山人、华人和马来人轮任。讵料在2004年大选后，阿都拉首相终止首席部长轮任制，巫统的势力也进一步扩大了。

没想到在14年后，巫统会在2018年沉船。它在沙巴所剩下的29名州议员也与沙菲宜领导的民兴党不相上下（一度又出现首长双胞胎）。结果后者在多获两名州议员支持后，沙菲宜以31席凌驾巫统。经此一变，巫统议员调头转向希望联盟，前些日子有9名巫统议员加盟土团党，现在又传有5名国会议员及8名州议员已申请加入土团党，不但强化了土团党的国会力量，从22席增至27席，再加上10万沙巴人申请加入土团党，难保一年之内它将会发展成为国会最大的政党。

当米已煮成饭后，希盟再如何检讨和反对，也已经是于事无补了。再说，民兴党也从反对土团党东渡到不再反对，说明形势比人强。

从历史来看，土团党似乎是巫统的3.0（巫统1.0是拿督翁所创；巫统2.0是1988年法庭宣判巫统是非法政党，马哈迪乃注册新巫统；如今是巫统3.0版，因土团党成了巫统的翻版），以更强的姿态涌入沙巴。

继沙巴之后，砂拉越将是下一个目标。这说明了东马政局正在转变中。

刊登于2019年2月21日《东方日报》

土团党的三张王牌

近日土团党有三个大动作引发了万千民众的关注。其一是土团党于2月12日接纳7名已离开巫统的国会议员入党，并由总裁马哈迪颁发入党证；再加上早前已加入土团党的两名退出巫统的议员，遂使到土团党在执政不到一年内已发展成为国会的第四大政党，令人刮目相看。截至目前为止，土团党的国会议员也已从13名跃增至22名。在执政集团内，排名在公正党（50席）及行动党（42席）之后的第三大政党，比起诚信党的12席还要多出10席。这意味着土团党只比巫统少16席（巫统尚有38席），但比起砂拉越政党联盟的19席（退出国阵后另组成的执政阵线）和伊斯兰党的18席还要多一点。

这些蝉过土团党的巫统要员以慕斯打化资历最老，下来是曾任贸消部长的韩沙及曾任副部长和其他官位的高级人员。

本来在509大选后巫统胜出54席，是国会内最多议席的政党，无奈因前首相纳吉陷入官司案及前副首相阿末扎希也被控上法庭，造成党内人心惶惶，不少议员（国和州）也借机离开巫统。如果没有在后来止住退党潮，恐怕今日的巫统已是支离破碎了。

除了已加入土团党的9名国会议员外，另外6名已脱离巫统的议员会在什么时候加入？我们不得而知。

据巫统消息说，这些未入土团党的国会议员很可能准备回巢，因入土团党条件苛刻（不得担任理事和官职），只好静观其变。但在金马仑国席补选巫统扳回一局后，也加强了巫统的信心。现在下来是看雪州士毛月州议席的补选结果。

在509时，这个州议席被土团党候选人巴迪亚在四角战中攻下，得票23428张，较对手（巫统原任议员佐汉）多出8964张票。由于巫统两届州议员佐汉在2018年选举时只得14464张票，而伊党候选人末沙米尔得票6966张，若再加上社会主义党阿鲁的1293张票，共有22723张票，与土团党的得票相当接近。如果今次巫统能派出适当的候选人（伊党已宣布弃战），其翻盘的机会还是有的。

在士毛月，共有54503位选民，其中马来选民占69.04%、华裔选民16.78%及印裔选民有13.82%，基本上是属于马来选区。根据选委会公布，补选提名日在本月16日，而投票日在3月2日，这是因为原任州议员巴迪亚在1月11日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也带来了第6场补选。

为确保胜利，其二，土团党也顺时打出第二张王牌。正如土团党主席慕尤丁近日所说的，为了证明希盟政府不是被行动党所掌控，他要重申过去说过的话，即支持“马来人优先论”。目前在马哈迪的内阁中有16名部长是马来人（共有26名部长）。

慕尤丁也认为宪法已经保障马来人及伊斯兰党的权利，没有人能更改此事。

他的这段旧话重提是要表明他的思维并没有改变。如果说土团党是巫统3.0版也没错。马哈迪在数日前再次表明他欢迎巫统议员加入土团党，但不知会放宽入党条件，允许担任党职和官职？这是因为他需要控制国会议席达148席（达2/3多数席），以便修改宪法，目前希盟与沙巴民兴党联合起来有134席。

换句话说，马哈迪离开掌控国家的政运已经不远了。

吊诡的是，这与行动党的刘镇东所期望的寻求建国共识是有差异的；也与他早些年在行动党内鼓吹的“中道政策”有所不同。这就是今日马来西亚新政局下的新问题和新考验。所谓的新大马人也不知从哪里打下根基？

其三，马哈迪的第三张牌是及时成立“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EAC）也是耐人寻味的。这似乎是取代已解散的元老理事会。但据马哈迪解释，在他首次任相时已有此类的组织，以期能收“兼听则明”之效。可是这里头为何没有安华在其中？也没有副首相旺阿兹莎在内？反而是阿兹敏排名第二？

如果按照马哈迪分配给阿兹敏的重要职务来看，他的重要性已是“坐亚望冠”？除了经济事务部长已够繁重外，也担任国库董事局成员，不久前又担任吉兰丹州事务委员会主席等。这在安华看来是不舒服的。当然我们并不质疑此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和其必要性，而是为何安华被排除在外？他究竟在政府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他的事情要由阿兹敏解释而不是马哈迪本人？安华对此又有什么意见呢？就此而言，随着土团党的坐大，对安华的拜相会有影响吗？

刊登于2019年2月18日《南洋商报》

土团党东渡计划遇阻

在2018年509过后，土著团结党崛起成为掌控大局的执政党；尤其是马哈迪重作冯妇，再次拜相后，土团党也就成为希盟中举足轻重的政党。虽然它只有13个国会议席（现在收了4名巫统议员，应有17名国会议员），但新成立不到两年的土团党（2016年）能在国会参选52席而赢得13席算是不错了。

至于在州议席方面，共派出105名候选人，只有24人中选，成绩差强人意。不过土团党却有3人出任州务大臣，他们是柔佛州务大臣奥斯曼沙比安、吉打州务大臣慕克力及吡叻州务大臣阿末法依扎。这说明了土团党在国和州的事务上都扮演吃重的角色；特别是土团党掌控了首相职（马哈迪）、内政部长（慕尤丁）、教育部长（马智礼）、青年体育部长（赛沙迪）及公共企业发展部长（礼端），几乎在成员党中拥有最关键的权力。比如马哈迪说不需要地方选举，成员党中也就保持低调了。即使在2008年后喊得最大声的民主行动党要还人民第三张票，也不再呐喊了。这就是首相的威力。又比如马哈迪何时交棒给安华，间中又是否有变？也没有人给个明确的答案。

虽然土团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已成为执政党之一，比起公正党战斗了20年才得偿所愿是幸运得多。但对马哈迪来说，土团党的遗憾是它仍不是一个全国性政党。在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土团党还是归零，与公正党和行动党相比较也就有了差别。当下前者在沙巴拥有3个国席，同时也拥有6个州议席；而后者则有3个国席和2个州议席。

至于在砂拉越，行动党有6个国席，公正党有3个国席，甚至连诚信党也有1个国席。

由于2018年砂州没有州选，也就维持行动党有7个州议席和公正党有3个州议席的局面（反对党身份）（2016年州选）。同样的，土团党在砂州议会也是交白卷。

正因为土团党认为它不应只局限在西马，也就在不久后由身为党总裁的马哈迪就将土团党势力扩大，于2018年12月2日在砂州的民都鲁为土团党插上第一面旗帜，结果引来执政的“砂拉越政党联盟”（GPS）的警惕。这个联盟是在509后而成立的。它们集体退出了国阵，另成立政党联盟，仍然以土保党为首。

据知在大选成绩揭晓后，砂州国阵的重要人物曾第一时间飞往吉隆坡向马哈迪祝贺，并承诺支持希盟的中央政府。但马哈迪还是不放心，也就有了东渡的念头。显然他是不让公正党和行动党专美于前，而是希望尽早能在砂州立足。

但是砂州政党联盟中的老大（土保党）的妇女组主席法蒂玛说，她们申请的“政党联盟”已获批准，势将争取人民支持本地政党，不会给希盟任何机会趁虚而入。

另一方面，代表砂首席部长阿邦佐哈里的副首席部长道格拉斯乌加在沙巴木中省的木中镇（Betong）主持砂拉越华人总会开幕仪式时说，华人的支持十分重要，以便让“政党联盟”继续在砂州执政，确保本地政党和本地人掌握政权，进而保护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时所签署的协议。这包括拥有石油与天然气的税收权和领海权及移民权力等。

道格拉斯乌加显然是代表执政的“政党联盟”表达立场。说白了就是再提“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理念。也等于不希望西马政党东渡砂州。目前组成“政党联盟”的有土保党、人联党、人民党及民进党。它们在过去是国阵成员党，但509后已自成一格。

与此同时，沙巴的民兴党主席，也即是沙巴首席部长的沙菲宜说，在第十四届大选前，他已经和希盟达成协议，即沙巴交给当地人自行管理。

沙菲宜原本是巫统的副主席之一，并担任乡村发展部长。因2015年与纳吉闹翻，被冻结党籍3个月，同时也丢官。他是与慕尤丁（副首相兼党署理主席）及慕克力在同一个时期被巫统扫出党外。这触发马哈迪积极成立土团党。当时马哈迪也希望沙菲宜一起搞大土团党，但沙菲宜另有他想。他认为沙巴人民不会接受外来人的统治。自从巫统在1994年东渡沙巴后，就没有给沙巴人民带来好运，反而是外来移民不断；特别是苏禄人的入住，使到沙巴成为一个敏感地区。

如今选区位于仙本那（菲人经常出入的地方）的沙菲宜如愿以偿地掌控沙巴后，也就未再发生苏禄人干扰沙巴的事件发生。

很显然的，沙巴人民也与砂拉越人民一样，不大欢迎外来（指西马）的人掌政。在这种情形下，沙菲宜提醒希盟要遵守诺言，应远离沙巴。这分明是针对土团党的行动而发声。如果土团党也要在沙巴插旗，就会与民兴党起冲突而得不偿失。因为希盟也需要民兴党的8名国会议员及砂土保党的13名国会议员的支持，也就不得不放慢土团党东渡的脚步。

至于仍留在东马两地的公正党和行动党，它们的未来动向也不明朗。就砂州的政党联盟（砂州议会共82席，政党联盟占72席。行动党及公正党合共10席，属反对党地位）及沙巴的民兴党而言（目前在州议会共有35名州议员，组成稳定的州政府。沙巴一共有60名州议员），它们是希望西马的政党在西马，东马的政党在东马。但政治这码事，在将来如何变化，谁也说不准。毕竟在西马的政治变化也会冲击到东马政局的转变。

刊登于2019年1月10日《东方日报》

土团党左右大局

土著团结党（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Bersatu）的闭门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及29日在吉隆坡举行，所涉及的几个课题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因为它们不但在2019年成为未来国家模式的塑造，而且也将继续成为国策。

其一是土团党的主席慕尤丁正式和郑重地提出要拟订新土著议程，以成为希盟的坚定政策，但经济成长将惠及所有国民。他这样说：“这个政策的重点在于创造平等成果，而不是提供平等机会，因为提供平等机会来达成平等成果是不公平的政策”。

这样的解释也许会让人抓不到要点，为什么平等机会不等于平等成果呢？原来慕尤丁是希望通过“只问成果，不问过程”的方式来达致效果。换句话说，不需要知道过程只要能达到成果就行？

若是这样，马来西亚自从1970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已经50年了，还未达成“平等成果”吗？

本来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在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的主旨是消除贫穷，重组社会，希望用20年的时间来提高马来人及土著的经济地位和改善生活。

但在1990年时，在位的第四任首相马哈迪认为还要加把劲，同时要改变马来西亚人的思维，不再重视种族和宗教之不同，共同塑造出一个“马来西亚民族”。

在这个大前提下，马哈迪要全民努力，以在30年内打造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先进国家的宏愿（一般上习惯称为2020宏愿）。所谓的先进国家基本上指人均一年的收入达到15000美金。

可惜的是，马来西亚在1997年面临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导致马币贬值40%（原本是1美元兑2.50令吉；1998年时则成了1美元兑3.80令吉。同时安华也被革职了）。无形中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直到今天，国人的平均收入尚未达致1万美元。

当2003年马哈迪卸职时，他提拔的接班人是安华的宿敌阿都拉。过后因2008年大选，国阵失利，阿都拉被马哈迪逼下台，在2009年换了纳吉上位。

从政治层面而言，阿都拉与纳吉都是马哈迪嘱意的接班人，未想纳吉主政未及10年，又于2018年被马哈迪领导的希盟拉下台。吊诡和讽刺的是，这一回又回到20年前的马安配。也因为这一来二改，马哈迪原本订下先进国落空了。

如今在一片纷争中再由土团党拔头筹，提出新土著经济议程，这可以说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延续，也是对2020宏愿的重新检讨，算是“新经济政策”的3.0，但其内容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如何用“平等成果”取代“平等机会”？而这个成果也应该不是慕尤丁举例的这么简单：甲有10元，乙有100元，给平机会赚10%，结果甲只赚1元，而乙则赚10元，因此平等机会没有用，而平等成果又是如何达致的？

在这方面，马哈迪的解释是马来人的落后要怪本身不要怪罪他人，他希望马来人及土著必须拒绝旧文化并创造新文化来解救自己，包括不能长期依赖拐杖来走路。

“不能视拐杖为荣耀。土团党可以成为马来人的监护者，但只是暂时性的，马来人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其二，无可否认的，马哈迪坚持土团党是种族政党，他认为马来人需要有个马来政党的保护，而不是加入多元种族的政党。

如果说，拿督翁在72年前成立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是为了保护马来人；那么在70年后，马哈迪成立土团党也是用来保护马来人和土著的。

马哈迪的理由是：马来人不认为应加入声称多元种族的公正党、诚信党及行动党，而是选择加入土团党。如果拒收巫统议员等同拒绝支持这些人当选议员的选民（以马来乡村为主）。于是先是巫统出现退党潮，后来在压力下，马哈迪煞车改口称只收为党员，要到下届大选时才能竞选党职。这就意味着，当下的土团党领导层将继续控制大局，包括影响希盟的走向。最重要的是，马哈迪告诉我们：种族政党是必要的，谁说种族政党没有未来？

对此，巫统副主席卡立诺丁也形容慕尤丁在土团党大会上的讲话仍然对巫统念念不忘，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以巫统为重点多过阐述土团党的斗争目标。

其三，土团党目前在希盟的地位已日益强大，随时都可以召唤巫统的议员“站在一起”。不仅于此，土团党也可能会因友党的内斗造成分裂，而成为新的“避风港”。

至此，土团党的政治筹码不但来自巫统，也可能来自公正党。如果不幸发生此事，就是巫统的后遗症带给这个国家新的震荡。

没有人可以否认土团党是马来人新的“舞台”，因为领导人皆是来自巫统的。他们离开巫统不是因为要建立一个与巫统理念不同的政党，而是要提供一个新平台延续巫统的精神。

正如马哈迪所说，如果没有土团党，纳吉可能仍在执政。这种解释也是大选后流行的一个说法。但民间是否同意马哈迪继任首相至届满，仍言之过早。

可以预见，踏入2019年，土团党的阵容可能有调整，因慕尤丁有表明要退休了，上位的人极可能是慕克力。也许为了避嫌，马哈迪选择成为顾问而不再担任总裁了。

除此之外，在充满变数的2019年，希盟关系的转变也是预料中事。如果巫统再找不到适当的领导人也真的会沉沦下去。

回顾2018年是巫统的精英转换码头，而不是新人新作风。更难以理解的是，20年前的戏码又重演了。因此没有人知道是巫统借土团党重生，还是安华借马哈迪东山再起？在此情形下，创造“新马来西亚”时代在哪里是起点？

刊登于2019年1月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