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14

孔子学院的争议 (天下纵横)



2003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告中国将和平崛起,以告别中国在过去20年来的所谓韬光养晦的政策,正式走上强国之路。
基于学习中文与汉语的热潮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因此中国政府决定在教育部的属下成立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总部设在北京,缩称为“汉办”,以向全世界发出强烈的讯息,希望能使中文走进世界。
结果在2004年,第一间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成立,而后就向世界各地辐射。根据统计,当下在115个国家共设有440间孔子学院,而设孔子课堂的也有超过500个。由此可见,孔子学院在这10年已伸入东西方的大学,更有者成为热门课堂。
中国之所以将推广汉语的学校统称为“孔子学院”,大概是要调低和冲淡一向以来的“革命色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更不兴使用强烈的手段来取得优势。于是采用孔子学院一来显示中国已走回儒学的教育;二来确立孔子的“万世师表”的形象,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这种刻意的挑选也显现了中国政府用心良苦,进而淡化对中国汉学的敌视。
由于得到中国政府的全方位支持,孔子学院也先后在世界各国的大学内设立起来,不单中国派出合格的师资,也在经费上给予巨大的协助。
于是“孔子学院”发展得很快,引致了西方国家开始对它提高警惕。例如在2009年芝加哥大学设立孔子学院的时候,有174名教授反对;而在2014年时,又有百名教授反对续约。
2012年,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人员签证进行控制。华盛顿智库更指责孔子学院传授汉语的同时也传播意识形态的思想,企图影响相关人士对中国的评价。
2013年,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公开反对孔子学院,要各大学切断与孔子学院的联系,因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政治平台,限制讨论争议性课题。
犹记得在2013年我在墨尔本参加一项中华文化的研讨会时,有人针对一些国家的大学,包括日本的大学,指控孔子学院是中国的间谍机构作出回应,来自奥地利的孔子学院及澳洲大学内的孔子学院负责人先后在大会上否认“孔子学院”沦为“间谍机构”,并形容是无中生有。因为他们只在学院内开展汉语中文的学习,不涉及其他课题。
虽然如此,西方世界对孔子学院的鞭鞑也是与政治步调起舞的。当“六四”25周年之际;当香港反对民主局限,要求特首和立法议员普选和直选时;当南中国海的礁石岛屿的主权陷入争论不休时,也就有人借助其他事项来驳斥和反对中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比如在近日美国大学掀起的反孔子学院即为一例。但平心而论中国政府出钱兴办孔子学院,自然不允许这间学校成为反华和反中国的基地,是也不可能会让外边的人在他自己的家中撒野和兴风作浪。
照此演绎中国若把孔子学院政治化也是不智之举,并授人口实。不过,从中国《人民日报》及快的反驳文章否认孔子学院干预学术自由来看,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希望尽早堵住美国学者的口。
但无论如何,孔子学院既已成为一项政治课题,它就注定会被炒得沸沸扬扬,除非美国已停止大反华。
这就是说孔子学院似乎陷入政治斗争的棋子,它的未来是否前途光明,就看美国及西方国家政府的态度了。

刊登于2014年6月30日《好外周报》第689期

27.6.14

中英关系的微妙转变 (直挂云帆)



中国总理李克强偕夫人于616日对英国的官方式访问被认为是高格调的,因而在17日被安排与英女王见面。
有传媒及一些政界人士批评李克强的访问是银弹政策,并吁请英国不要忘了关注人权及香港的前途等。
虽然有异议表示对中国的责难,但从李克强带来的300亿美元(相等于968亿令吉)的协议来看,中国已成功地提升与加强它与英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因此英女王的接见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崛起了的中国已不再做有辱国体的妥协。
根据历史文件显示,早在1986年英女王访问北京时,已和时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面。接着在1998年,英女王破格接见中国总理朱镕基,因此朱镕基才是第一位与英女王会晤的总理。
在翌年的1999年,英女王接见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到访;而在2001年又接见已取代江泽民成为国家主席的胡锦涛。
在下来是英女王在2004年接见了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与英国的关系正式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不再恶言相向。
转眼又是十年,李克强也就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达伦敦,一方面是庆祝两国关系已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则是扩大双边贸易,以提升英国在欧盟的地位。目前英国已成为欧盟内对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就是说,李克强此次的访问也显示中国有意让英国在欧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英女王的接见不能算是破格,而是英国已把中国视为重要和特殊的战略伙伴,这对陷入多事之秋的世界是具有稳定性的作用;也说明了中国有能力扶助英国经济的复苏。昔日清朝颟顸无能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回过头来,我们也看到清廷是如何的忍辱偷生。在1636年时,约翰威德尔二世奉英王查理一世之名,从澳门抵达广州试图打开通商关系,但被明末皇帝所拒绝。一直到1684年,清朝康熙皇帝才同意四口通商;后来英国于1711年在广州建立商馆,引致乾隆皇帝于1757年废四口通商,改成广州通商。
虽然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与中国往来生意,但双方一直未能正常化关系,主要是清朝皇帝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认为“天外有天”,也就不屑与英国打交道。
但是来到1839年,因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虎门焚烟(鸦片),严重打击英国经济利益,乃使用四十余艘炮舰及四千军队在澳门进攻中国港口,迫使清廷投降和在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英国,从那时开始中国广州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
有了香港作为桥头堡,英国开始通过香港大量由中国召集华工飘洋过海。海外华人的历史于兹正式拉开序幕。
英国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在1856年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60年又迫清廷签《北京条约》,将九龙割让于英国。
1898年英国再租贷新界99年期后,香港已是包括九龙和新界在内。这意味着外国列强在这前后已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而设立租界。1900年,义和团的成立和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即为一例。《辛丑条约》的签署被形容为清廷最丧权辱国的卖华行为。
在摧枯拉朽下,孙中山于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终于成功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但中国只闪过一个短时期的光亮,很快地这个国家因军阀割据,保守势力作最后的挣扎,以及日本军事主义者的虎视眈眈又使中国陷入危机重重。果不其然,日本在1931年侵占东北三省及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整个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后的关头。
这个时期西方列强包括英国和美国都不愿卷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因为日本并不刻意与英国为敌,直到1941年日本也侵占新马,迫使英军投降后,英国才感觉到日本的可怕,因而一度与马共合作,也对中共采取较现实政策,以期拖住日本军事主义。但英国的表面与中国及马共友好,乃是有其政治目的,不是真心地支持反侵略战争。
最明显的实例是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英军就迫不及待重新登陆新马,以防止共产势力的膨胀。
因此当1949年,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英国虽是最先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国家,但它却在马新开展全面的反共运动。例如1948年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并采取逮捕行动将两万余名左翼份子遣回中国,就反映出英国的两面政策,一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另一边给中共带来压力的同时,也进一步的压制和对付马共及左翼力量。
英国之所以在19723月才将中英外交提升为大使级是因为形势所迫,不是英国改弦易辙,因为在这一年的2月,美国总统尼克逊访问中国,英国也就选择捷足先登。
不过当中国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及1978年邓小平复出,结束长达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终于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
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的改革颇有成效,也促使英相塔撤尔夫人于1982年访华,认真地讨论归还香港主权的课题,并在1984年签署香港回归协议,这是第一次英国与中国签署平等条约,而不是过去老是签订不平等的条约。
从中英关系的转变,也让我们看到平等与不平等不是没有条件的,而是胥视那个国家是强大或落后。从清廷出卖香港利益到中国取回香港的150年间,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巨变,再一次印证强国才有外交的硬道理。

刊登于2014年6月26日《东方日报》

24.6.14

回教国与世俗国之争 (跃马扬鞭)



首相署部长加米尔在616日的国会中再掀巨浪,他这样说:“历史事实证明马国当初是在回教苏丹政府的基础下成立的;而各州马来统治者皆是代表各自州属的宗教首领。再者,联邦宪法第3条文更进一步巩固这个事实,阐明回教是联邦的官方宗教,但是各宗教在联邦各个地区皆可和平奉行。”
由于宪法也规定不可向穆斯林传播其他宗教;同时民事法庭也无权审理回教法庭权限范围内的案件,因此加米尔的结论认为马来西亚不是世俗国。他是以书面回答行动党议员林财耀的口头提问,但他也没有指明马来西亚是回教国。
如果我们没忘记的话,加米尔是在327日的国会上曾向吉兰丹州政府做出“挑战”,指说联邦政府已作好准备,愿与丹州政府合作在吉兰丹实施回教刑法,其结果引爆一场没完没了的大争辩。
显然加米尔在此时此刻挑起回教课题是有政治议程和有备而来。他一方面要“促使”伊斯兰党给予回应,进而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拉拢伊党与联邦巫统合作,最终结成团结政府。
在次方面则在国会摆明马来西亚不是世俗国而似乎影射马来西亚是回教国。不过,他的言论马上被前首相马哈迪批驳。他说,加米尔作了错误的结论,因为马来西亚还没有条件成为伊斯兰国。
我们对马哈迪的言论深表欢迎,因为他这番说话是十分开明和客观的。他说大马是一个多元宗教与种族的国家。虽然世上有一些伊斯兰共和国,但大马不会这样做。
马哈迪这一席话与他在2001年的谈话大相径庭,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在当年他在民政党的大会上(929日)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令全国上下十分震惊,因为这如同平地一声雷让大马变了样。原来他是回应伊斯兰党的追问,而作此下策。其时伊党认为这举止大草率,声称伊党的回教国是与马哈迪的回教国“截然不同”的。他们的明争暗斗让非穆斯林难以适从。
幸好马哈迪没有在国会寻求修宪,也就使人松一口气;而在今天看来,马哈迪当年做的是“政治的决定”是有政治议程的。
今天已经离开政坛,不再呼风唤雨的马哈迪,他所表达的“肺腑之言”也算是为自己“纠正”当年的所谓“政治正确”是不正确的。
其实我们倒希望更多的从政者不论朝野都必须记住马来西亚的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
1403年马六甲王朝成立时,是属于回教王朝。可惜在1511年之后马六甲王朝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葡萄牙殖民地(1511-1640),荷兰殖民地(1641-1824)及英国殖民地(1786-1957)。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将政治权力伸入马来半岛,也相继在各州设立了参政司制度,拥有了政治决策大权。不过英国还是保留了半岛9州的苏丹制,回教事务归苏丹掌管。
继之,战后的1946年在拿督翁领导下,他成立了巫统,且成功地逼使英国进行谈判。在1948年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原来的“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
在这个基础上,东姑于1957年成功地争取马来亚的独立,奠定君主立宪的政制。
但因为马来人在马来西亚占有大多数,也就在巫统领导下,从马来亚扩大至马来西亚后的政府行政在80年代全面注入回教价值,并先后设立了许多与回教有关的机构,如回教国际大学及回教银行等等。
即使马来西亚在行政上的回教化及回教的地位相应提高,具有其特殊性,但并没有修宪来使马来西亚变成回教国。
下面一段话是引自前联邦法院院长阿都哈密奥马的谈话(1990年):“虽然联邦宪法第三条清楚规定回教是联合邦之宗教,但我们的国家仍是一个世俗国,最好是把宗教与法律割开出来”。
时至今日,国人在捍卫宪法的完整性的同时,也不要让回教刑法走进司法,否则国家将进入多事之秋。

刊登于2014年6月23日《南洋商报》

曹观友与汪真诚 (现代春秋)



政治人物的起起落落是在一瞬间的事;成名爆红也会在一夜之间;下沉与消失更是在弹指之间。因此没有人算得准政治人物的政治寿命有多长;有时候还得听天由命呢!
在这方面,槟州行动党主席曹观友行政议员在参观江真诚的慈善中文书法展后有很深的感触。他说政治人物一旦退休就让位予别人去做,因此在位的时候,需要尽力做事。
这话一点不假,因为政治人物要上台真不容易,如果有机会“当家作主”而不善于利用,那就十分可惜,可说是白白浪费黄金时段的贡献。
从曹观友及江真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起落与浮沉。在1990年时,曹观友代表行动党在彭加兰哥打区初试啼声而胜出。
在这之前,他在理科大学毕业后,曾在亦果西报担任一个短时期的记者,但从政后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跟着政治气候游动。
例如在1995年时,因时局不利行动党,曹观友也吃了败仗,那一年行动党在槟城只剩下一名州议员,这个人就是章瑛,连林吉祥也栽倒在州议席上,但保住丹绒国会,这就是所谓著名的“丹绒三役”。行动党及林吉祥跌得很重。
曹观友失去议员后,一度与友人在调和路开设商店,也兼卖饼干,在失意中过日子。
1999年的大选,曹观友被林吉祥相中取代他在丹绒国会上阵,而林吉祥本身转战升旗山国席。这一年行动党静悄悄地形容这是“丹绒四役”(因为林吉祥在“丹绒三役”失败后宣称没有丹绒四役了)。
这也真是一个不好的年头;尤其是对林吉祥来说,简直是跌进“黑洞”。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这一年的大选是行动党建党以来首次直接与回教党合作,并与安华的国民公正党及人民党结成四角联盟。在华人选民无法理解下,再加上国阵全力的攻击行动党与回教党勾结,也就失去许多华人选票,甚至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分别在升旗山及日落洞遭遇滑铁卢。这是第一次林吉祥失去国会议员,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但不气馁的林吉祥并没有金盆洗手退出政坛。在转换角色成为党的全国主席后(秘书长改由郭金福出任),林吉祥依然马不停蹄在全国走动,依然把搞政治当成他的专业。因此林吉祥没有在那个时候为自己找一条退路,卡巴星则有本身的律师楼,当然也忙得很。
反观曹观友时来运转地当选丹绒国会议员,在行动党最低沉的日子里,曹观友守住丹绒“圣地”,也为行动党守住少有的十盏灯(国会议员数目)。
自此之后,曹观友就一直守住丹绒国席,直到2013年才交给黄伟益上阵,他本身则保留巴当哥打州议席。他就是凭着这州议员,当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当家作主后,曹观友也就成为槟州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了,只在林冠英之下。
虽然副首席部长分别让给公正党及印裔议员,但曹观友仍然是实权人物。
2008年到今年的2014年,曹观友已在位超过6年,也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这就意味着他需在当权的时刻尽量多做事和多做好事,不然期限一过,就发挥不出权力了。
当然曹观友也有想到他总有一天会退下来,至于退下来后做什么,恐怕他也没有想好。不止是他,相信许多政治人物也没有在半途时为自己铺好后路。
正如江真诚他也是没有想到政治会“逼他”提早退休。虽然他出道比曹观友早,在80年代弃教出任民政老大(原产业部长)林敬益的政治秘书。
1990年,他被林敬益推荐在槟州的双溪槟榔区上阵。旗开得胜后,江真诚成为许子根(首席部长)州内阁的行政议员。
1995年他再次蝉联,但在1999年他突然萌起退意,向许子根辞卸行政议员职。后经挽留,他继任到期满。这之中虽未爆出内因,但党内外知悉他与许子根有政治上的“失和与失调”。
1999年,将真诚转战国席,在高渊取代吴清德的席位,不幸“西出阳光无故人”,江真诚落选了,连带他可能出任副部长的机会也泡汤了。
因为失意于政坛,江真诚不再留恋政治,他全面地退居幕后,转而从商。一个时期他经常跑中国,也担任大公司的顾问/董事之职。正由于江真诚与民政党的藕断丝连,在2008年大选时有担任民政宣传局顾问,有人因而推测民政在当年推出“再转变”的口号出自其手。这一口号却也被行动党巧妙地利用而成为“再转变,投火箭”,终于掀起滔天波浪。
对此江真诚也为口号辩护,他认为“再转变”不是反对党的专利,执政党也可再变,因此用“再转变”并无不妥之处。
尽管江真诚有此诠释和解读,但选民已听不进去,最后槟州的选民第一次把民政在槟州连根拔起,真是始料未及。
自“308政治海啸”后,江真诚几乎“绝迹”于政治,没想到几年之后又是转身一变,江真诚成了一名书法家,大手笔也用在慈善之上。对此而言,江真诚似乎最后找到人生的真正爱好,“寄情于书法,奉献于慈善”。
从江真诚的身上我们看到一名政治人物在退休后仍有贡献,虽不在政治但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发挥所长。这也会给予当任的政治人物一个指引,在退休之后仍有作为。
不论是曹观友或江真诚他们的归宿是一样的:总有退休的一天。
但退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得退休。在失败后又更换码头,寻求卷土重来却又屡战屡败,这就是悲剧的政治人物,也是不懂退休的政治悲剧。

刊登于2014年6月23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