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联党转危为安？

眼看一场恶斗将无可避免，讵料最后的努力却告“和气收场”。这是成立于1959年的沙朥越人民联合党内閧戏剧性的一幕。虽然干戈已止，但前路布满荆棘而且暗流汹涌，谁也难以预测未来两年的变化。

翻阅人联党的历史，过去有三次内部的严重危机，所幸都能转危为安。第一次发生在1965年，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人联党领袖，参加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起的马来西亚团总（反对党阵线），引致党内左派的不满，甚至造成党主席王其辉及秘书长杨国斯等重量级人物辞职。最后终告收回，风波平息。

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党国会议员不支持林吉祥在国会的动议，被认为不支持“独立大学”的创办，遭党内其它重量级领袖（以田绍熙为首）炮轰党领袖。经党中委会议后，接纳杨国斯解释，支持创办独大，但不在国会中提出。消弭一场险酿分裂的危机。但不可避它的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另一派系在张守江领导下，造成党内分裂且引进民主行动党参加选举，结果后者无功而返，稳住了人联党的地位。

第三次发生在1987年的“明阁事件”。人联有4位州议员参加阿都拉曼耶谷（州元首，前首席部长）倒现任首席部长泰益运动。由于事件曝光，首长宣布闪电大选。人联在开除4名州议员后再一次取得胜利。

今次也就是发生在2006年沙州大选后，人联党在华人选区惨败（输掉8个州议席）。党内另一股势力在刘贤镇领导下推动倒党主席陈康南运动，接着又获得黄顺舸（州部长）等人加入行列，一时声势浩大，变成两大阵营对峙。所幸在前主席黄顺开斡旋下，暂时揠旗息鼓。

陈康南的领导危机在本届大选后充份暴露出来，主要是指他已缺乏领导魅力，不敢据理力争，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终于被华裔选民狠狠教训。

原本在1980年加入人联党的陈康南，是乘直升机三级跳成为党领袖之一，先后出任党中委及州部长；更在1996年取代黄顺开成为党主席兼第一副首席长，可谓官运亨通。此外，他也与首席长泰益结成亲家（女儿下嫁对方公子）。初期被认为亲上加亲；现在被党内其它人视为政治包袱。最大的诟柄是大选后连古晋南区市长也失掉了，成他被攻击的弱点，换句话说，担任党主席10年后，康南已被认为失去政治光环，领导不力，有须急刻下台换班。

若无意外，将来的接班人是现任州部长黄顺舸。不过按协议（陈康南2008年引退）时间表是两年后的事，而当务之急是人联党要不要改革，如何取回民心？维持原状也许带不出一个新形象。或者党所成立的“前进阵线”（改革队伍）交给黄顺舸领导，陈康南逐步引退，让新人新风气带来新形象。否则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或等不及人联党的改头换面。

对“分而治之”重新诠绎

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提出一个看法，否定英国在占领马来亚期间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相反的英国曾努力促进各种族溶入马来亚的政制，但功败垂成。

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意邱教授的分析。因为如果我们从英国人介入马来亚的那一天开始（1786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动员更多的人民和引进大量的外来移民开垦这块处女地，以为英国统治集团谋取财富和经济上的利益。

因此在首100年间，英国几乎集中力量经营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后来三州并成“海峡殖民地”。只有在100年后英国才在不同的阶段介入联邦内陆政治，并在1914年完成对整个马新的统治。由此看来马来亚的特殊情况（内陆各州有各自的小王国）并没有使到英国有权力全面对族群进行分化。

不过，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灌输的思想是英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致不同的种族被分划开来生活，甚至产生矛盾与冲突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幕后鼓动的。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这种归咎于英国的指责有增无减。不论是左派或右派的政治人物，总是喜欢把马来亚族群的分划的责任推给英国人，以顺应反殖民情绪和思潮。

事实上，如果我们客观看待历史，族群的分化是自然的倾向，不具有政治目的，也不是政治阴谋所造成的。邱家金所提的印度族群的自我分化的例子，在华人社会更加明显。因为早期南来的华人都自然而然的自我归类，以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守望相助。如今存在的许多乡团和宗亲组织证明早期的华人是通过这类组织被保护和寻求发展的空间。这与所谓对殖民地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指控是扯不上关系的。

恰恰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人急切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政制则是希望以平等的地位拉拢马来亚各民族生活在一道。可惜的是英国的政治议程（反共为主因，非种族政策）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尤其得不到左派的支持，被认为不符合追求独立自主的政治议程（指控英国仍维持殖民统治。只赋予政制形式上的改变，是换汤不换药的殖民主义统治）这种不同的政治议程的对峙导致马来人的大团结。在1946年组成了巫统，坚决反对“马来联邦”，反对削弱苏丹地位和不保留马来人特权。

这样一来，形势急转直下，英国人考虑到的是反共是大业，一寸也不让步；特别是眼见亚洲大地有赤化的危险（中共在战后势力不断膨胀）也就改弦易辙转向与巫统商谈权力的过渡。这种对左翼势力的排斥显示了英国主要担心中共势力坐大而壮大马新左翼势力。巧合的是这股势力也以华人为主，华人也就成为政治地位被忽略的一方。

换句话说，英国人对付左翼乃至共党的政治战略在国际局势影响下，变成有种族性的导向。也许不是它的原意，但它的防共和反共政策铸成了今日的政治格局。

本栏上周日“人民进步党今非昔比”一文中第六段提及“1978年人民进步党加入联合政府”实应“1972年”之误，谨此补正。

人民进步党今非昔比

最近，人民进步党又有“创举”。这一回是党主席卡维斯在11月19日的槟州党代表大会上主动提出要和民政党合并。其中原因被推论是希望下届大选，民政不要“拿回”太平国席，好让他再次上阵。

我们不谈论两党合并的可行性，因为它注定是无法完成的，理由是如果基于个人因素谈合并，那是不具备现实基础，也是一厢情愿的“投石问路”。

为什么与民政党差不多同一个时期（1971-72年）参加联盟的联合政府的人民进步党会面对今日的窘境？换句话说，今天的民政党仍然维持在国阵中的重要地位，保住槟州执政的主导地位而人民进步党不能保住它在霹雳州的优势，甚至政治地位大不如前？这对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政党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值得从政人士有所警惕。

原本在1951年的时候，这批人是隶属于霹雳劳工党的，但在1952年因对引进陪审团有不同意见。在S.P及D.R辛尼华沙甘两兄弟（均是律师）的带领下，于1953年成立了霹雳进步党。1954年这个党加入了联盟并参加地方议会选举。DR辛尼华沙甘先拔头筹，中选怡保市议员，不久与联盟闹意见，脱离联盟自行上路。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联合邦竞选，却告失败。1956年将党名改为“人民进步党”。1957年机会来了，因马华梁宇皐出任马六甲州长（州元首），其留下的怡万选区进行补选，DR一炮而红当选，成为议会内两位当选的反对党议员之一。由于辩才出众，赢得“反对党先生”美名。

1959年全国大选，人民进步党赢得4国8州议席。1961年更夺得怡保市议会执政权（16席对联盟2席），由SP出任市议会主席而后提升为市长。1964年大选受挫，仅赢得2国5州议席。1968年DR不幸逝世，国会顿失耀眼政治明星。虽然如此，在1969年大选，再次抬头，赢得4国12州席，SP领尽风骚。1978年人民进步党应邀加入霹雳联合政府而成为国阵一员。除SP出任行政议员外，进步党人仍担任市议会市长。1974年大选，噩运当头，人民进步党阴沟里翻船，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只得1国2州席。SP连失国州议席。1975年SP突告逝世，人民进步党辉煌不再而是往下沉沦。

霹雳州选民曾热情拥护人民进步党，但拒绝它加入国阵。它被认为已无角色可以扮演。更授人话柄的是在1985年马华党争结束后，梁派的麦汉锦一度出任人民进步党主席一个短时期，继后更出现所谓团运头头郑安泉入主人民进步党，使到党的形象一落千丈。一直到1993年卡维斯当家后，人民进步党才让人民感觉像一个政党。可是在现实变化下，人民进步党已来到十字路口，才有所谓“合并之议”。但这样的建议又是为了什么，卡维斯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只能视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政治游戏。

抓住时机制止种族言论

随着敦马心脏病的发作入院休养与阿都拉首相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探视，两雄之间的“舌战”估计会“偃旗息鼓”一个时期，而且“战火”也不会熊熊燃烧；相反的，两人之间有了一个“冷却期”。这里头带出了一个“情理”的大学问，换句话说，首相情字牵头，暂搁“理争”。抓住“见面三分情”的道理，自然会使到“气上心头”的前首相消消气。阿都拉的及时抓住时机，赢取了高分。跟着部长、高官和政界人士络绎不绝探病，与先前的“划清界线”有了巨大的转机。

虽然这不意味着两人的“恩怨”因之划上句号。因为两人争执的课题均是国家大事和政策的执行。马哈迪说了，这是“理的争议”，无关私人之情。可是如果我们倒回头来看，“情理”总是相随相伴。若只谈情，顾不及理，也就没有“情理”可言；反之若只坚持“理”字带头，情之不在，也就缺乏“情理”兼顾。因此，任何的争议和争辩，总是与“情理”相互挂钩。所谓争辩底下无好口，肯定大伤感情，最后是闹僵了关系而无以修复。这对国家和人民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两人能借这次的偶然“以情说理”，化解歧见，也就产生积极的意义，双方在情理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和支撑点。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因为两人的“失和”而衍生了后遗症，使到情势越形复杂而离题，更导致人民处在“十字路口”，不知那里是大方向。

先是出现所谓的“边缘论”和“首长轮任论”，继之是借“民族主义”招牌，讓种族性言论大行其道。最新的莫过于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的否定“马来西亚民族论”。他认为在现实底下，在族群的优势性底下，只有“民族主导论”而没有“民族整合论”。这对前首相为达致2020年宏愿列下的九大策略的首要目标是一种否定。

马哈迪在九大策略挑战中的第一条言明要建立一个拥有共同意识和分享命运的团结的马来西亚国家。这必须是在一个和平，土地完整与种族融洽，生活和谐及在完全与公平的伙伴关系上产生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在政治上效忠与献身于这个国家。

没有人会反对或者否定这种愿景，它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也需要创造环境与条件与理想越走越近而不是越走越远。即使是现任首相也不遗余力要向这个方向前进。这宣示了两位首相的宏愿是一致的。只是在执行方面各有政策和不同策略。但遗憾的是因两人的“舌战”却有人趁机提出负面与消极乃至具有破坏力的偏激言论。这在马哈迪的年代是罕有的乃至未有人如此大胆出格，即使有，也一下子被否定和压下。对此，我们也希望当任首相发挥其强势领导，谕令所有不利国民团结的言论即时封口和改变思维，不然，我们又如何建立第一流和先进的思维与国际接轨？

批判阿扁的“政治道德”

台湾政局“乱成一团”。远因错综复杂；近因则全围绕在陈水扁一人身上，而陈水扁所代表的是一股“台独”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李登辉主政年代（1988-2000年）有迅速膨胀的迹象，最终在千禧年的总统选举时将棒子直接交由民进党的陈水扁推波助澜。

陈水扁是个不折不扣的“台独分子”。自从2000年入主总统府以来，就从未间断企图牵动民意走向，藉以制造一种强烈的印象显示台湾人民是支持他的“一边一国”论。而他所领导的“绿色”阵营也努力的去“中国化”，以期能出现一个不冠以“中华民国”而是“台湾共和国”的国号的台湾，即便在近期的政局纷乱中，陈水扁也附和了并强调修改宪政的必要性，于是“第二共和”的字眼便浮出台面了。
陈水扁之所以亦步步趋地要使“台独”具体化，除了是要落实民进党不易实现的目标外，也用来转移视线，以缓解要他辞职下台的压力。这也全导因于“驸马”不知收敛，竟而引火上焚触动了法律的禁忌，被指涉嫌“贪赃枉法”。

由于“驸马”毕竟与岳父有一层的隔离，以致“绿营”完全不赞同“蓝营”有关的倒扁运动；更不向中间势力的红衫队的“天下为攻”的示威低头，甚至引发了“绿营”的保皇运动应运而生。

正当局面陷入僵持不下时，陈水扁又面对夫人吴淑珍被高检署提控触犯“贪污及伪造文件”罪名。犹如一颗计时炸弹引爆。由于身为总统的陈水扁因享有豁免权，唯有留待任满后将被追诉。这一下子，陈水扁的反击和布署全乱了阵脚。

虽然扁嫂未定罪，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进行抗辩，但在公义面前，阿扁却难逃“政治道德”的责任。所谓的“政治道德”是指一个从事政治的人，尤其是手握权力的人的公信力。如果一个人的公信力受到置疑乃至被指控为“政治道德已破产”时，他必须用强有力的说服理由来让人民相信他的政治道德仍然完整无损，才能化解波浪式的冲击。

可惜综观近些个月来，阿扁不仅未能消除民惑，反而让敌对阵营不断累积筹码，那是因为阿扁的“第一家庭”已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案又一案的“排山倒海而来”。不论阿扁及扁嫂有何锦囊妙计和“有力证据”进行驳斥和抗辩，但这已属于司法范畴，需要时间厘清。现在的问题是阿扁该如何收拾残局？这个残局不是要等到第一“审结”才来收拾，而是全体民进党员，特别是立法委员如何看待陈水扁。换句话说，今天的阿扁是“党的宝贵资产”或是“党的负债累赘”？这已是到了不得不考虑的民众大事，不再是民进党的“家事”。

因此，民进党当务之急是迫使阿扁即刻“请长假”或向党请辞总统，以息众怒。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林碧颜、林建材、林建寿

对林建材律师进行专访后，我突然发现一个峇峇家族竟然孕育出三位左翼精英而有些不可思议。而他们的父亲林清渊律师也曾是一名立法议员（英殖民政府委任的），堪称政治世家。

先谈比林建材大4岁的胞姐林碧颜律师。她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位女律师，自1954年起即担任教总的顾问。当1961年林连玉接获当局要取消其公民权的通知书后，林碧颜就主动地为他的事件东奔西跑，并不遗余力地通过法律程序力抗到底。

林连玉回忆录有这么一段：“我的案共有六名律师要义务辩护，最后决定交给林碧颜律师办理。而林律师对我这案所花的精神，恐怕是她从未有的；甚至亲自请来林苍佑及朱运兴为他作证。”

更令林连玉感动的是，林碧颜是免费为他效劳的，一分钱也不收取。可 是十分过意不去的林连玉后来硬硬把五百元放在林碧颜的办公桌不辞而别。当然林连玉案件也划上句号。

1964年，原为劳工党党员的林碧颜参加国会大选，碰上马印对抗，结果身为社阵候选人的她输了。70年代她受敦拉萨委为驻南斯拉夫大使，直到1980年退休。

林建材（1919年生）则是他们家族中最早介入左派政治活动的一位。他在1945年即参与组织“马来亚民主同盟党”。1947年参与左右派组成的大会，通过人民宪法十大原则，以抗拒英殖政府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用以取代巫统反对的“马来邦联（Malaya Union）宪制，结果功败垂成。不久之后马来亚民主同盟党也自动解散，因不堪被英国指为是共党渗透。就这样林建材于1948年再回到伦敦剑桥大学考取法律学位（原本在1941年已取得文学士学位）。

1949年学成返新加坡，介入了抗英同盟活动而在1951年被追捕，辗转到了中国，一住就是6年，直到1956年才回到新加坡，但被限不能参加政治活动。1962年获得东姑阿都拉曼批准回到马来亚，被允许在怡保执律师业，不过已脱离政治活动。延至1978年才回到槟城执业而在2000年退休颐养天年。

当林建材不得参加政治活动时，他的弟弟林建寿（1922年生）则在1957年参加劳工党成为中委，且在同年积极参与起草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纲领。1959年在社阵旗帜下党选国会议员，州议员乃至市议员；进而在60年代初取代陈朴根成为社阵总秘书。风头之健，在反对党中，傲立群雄。然而在60年代中期，斯人独憔悴，失去在劳工党的主导权，而社阵也已告解散（1966年）。

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领导罢市，抗议货币贬值。林建寿被短期扣捕，被释放后的林建寿意图重组劳工党无功而返。1972年劳工党正式被吊销。1974年林建寿由左转右，参加马华公会。但仍无法圆首席部长梦。

林氏家族一门三俊杰，俱是马新政坛左派举足轻重人物，可惜都无法在政治上“大器晚成”，惟留下早期精彩篇章，令人津津乐道。

“韩视新闻”开步走感言”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简称韩视新闻）经过五个多月的筹备与试播后，我们终于在昨天正式开步走，由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主持“开唛”。它标志着肩负时代使命的韩江学院在大众传播事业上又跨上新的台阶。除了由新闻专业人士及讲师带动学生积极参与电视与新闻编采工作，以培养学生在毕业后即可成为一名合格的广播人及新闻工作者外，我们也决心通过网络把《韩视新闻》发展成一个双语的独立媒体，兼收并蓄各方意见和评论，包括政府的，反对党的和民间的。因为我们坚信政策是需要透明与精简传达的；也相信有批评才有进步。也唯有让新闻传播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启发人类的心智与开拓新的视野。这就是文教事业千古不变的定律。

感谢高科技带来电脑的“革命”，也感谢多媒体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使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把师生的智慧溶于一炉，通过电脑折射出多姿多采的节目。要不然我们是绝对没有能力（包括财力，人力和物力）开办电视台及平面媒体（报纸）。因为后者涉及的管道成本非常人所能想象，而且要有准证才行。

我曾经沉浸报界25载，深切地感受到华文报生存和发展之不易。单就华文报而言，它的变化也是令人侧目与意想不到的。首先是康有为（保皇派）及孙中山（革命派）为争夺舆论阵地在廿世纪初叶为马新华文日报增添异彩，但在1920年之后英殖民政府便实施了“印刷法令”和“登记法令”，管制了报业的走向及华教的发展。虽然如此华报和华教在华社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仍然昂头挺进。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这之中华文报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后，华文日报又再一次大鸣大放，可惜好景不长，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后，华报有减无增。直到今天，在西马，仅有三家华文日报是战前的产物，显现其强韧的生命力；而另三家则是战后的产物，其中两份则是80年代之后的产物。其它在战前或战后的华文日报不是改头换面，就是消失在人间。这就是说，只剩下六家华文日报服务整个西马华社，值得重视。在这方面，政府延续其对新闻与印刷的管制固然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资金的运作。如果两者缺一，也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一旦两者兼而有之，风险依然存在，包括投下的资金是有止境或无止境的？开放的尺码有多宽？
幸好，我们在多媒体网络的空间下，得以避开“申办”和“资金”这两座大山。虽然这与有执照的电视及日报比较是“小巫见大巫”，但做为一个起步和补足教学的电视新闻网络，我们需要媒体多多关照，也需要各界多多指教。请浏览“韩视新闻”（www.hctvnews.net）

单元思维VS多元理念

前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时，希望到了那个时候能铸造出“马来西亚民族”。而现任首相在今年4月提出第9大马计划时，也强调“政府的使命是全民享有进步而不分种族和宗教”。为此他要求“人民强化知识，以便拥有第一流的思维”。换句话说，两位首相都期望能在预订的时间将马来西亚纳入先进国的水平。

可是转入今年6月以来，出现的许多论调与争执都是与我们追求的宏愿大计背道而驰的。这些言论大多出于单一思维的索求与伸诉，例如“种族的输赢论”，“某一种族被边缘化论”，“股权的比例尚未达到30%”，“新经济政策不能取消”等。

更进一步，因为认为单一种族存在所说的现象和问题，而将之转为政治课题，但采用的仍是以种族思维来解决问题，比如“首席部长轮任制”，“某些机构的主权应让给马来人”，“大工程应交给土著公司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等等。这种用政治手段代替经济议程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是难道这样做，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虽然我们不认为目前的争议会使种族关系吃紧，但如果不加以缓和与化解，势必破坏社会的和谐。甚而致使外资举棋难定，经济发展受阻，政治转回保守种族路线，到头来是人民的损失和国家形象的降落。

因此积极的做法是根据现实的情况作全面的评估，深入的探讨症结所在。尽管我们的国家因体制的种族化而存在以种族为结构的政党，但我们应该从宏观来诠释所有的课题，我们不是拥有一个各种族都有代表的“国阵”吗？既然国阵是当前的执政党，理应将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尤其是种族和宗教课题拿到台面上讨论，不是好过各自政党自我表述和自我下判吗？此外，反对党和民间的声音也应考虑在内。

事实上，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种族被边缘化”而在于各族贫富差距协调不力，进而成为某些政客藉此转为种族课题却伤害了其它族群的情感和尊严。这也是违背新经济政策下的不分种族的两大目标；消除贫穷及重组社会。

当马来西亚在“五一三”事件后被视为多元种族和谐生活的典范时，我们不应轻易地被种族和宗教问题蒙上阴影以阻止国家朝向全球化。既然坚持要走先进国路线，就不能不扫除似是而非的种族论调与行为。公正与公平，合情与合理的施政，承认各种族的基本权利与权力才是达致先进国的先决条件。不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不允许以单元思维取代两位首相订下的多元理念和国策。

1974与1976

1974和1976年对马中关系与马中政治演变来说，都是极不平凡的两年。它不但化解了两国的冷冻关系，也扭转了整个东南亚政治的走向，更为世界打开一扇和平大门。

先说1974年。这一年中国进入第二阶段的“文化大革命”，批林（彪）批孔（子）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毛泽东主席依然大权在握；“四人帮”权力在不断膨胀中。

这一年，中国的“文革”持续支持东南亚各地的武装斗争；马共也不例外地继续其恢复武装斗争的战略，给马来西亚政府带来政治压力。

尽管如此，在敦拉萨领导下的政府则努力的推进一项大胆和带有“冒险性”的外交政策。于是有1974年应周恩来之邀，敦拉萨率团直飞北京，签署了历史性的建交文件，成为首个东盟国家的表率。

正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下不忘推动和平外交，也因为敦拉萨暂时抛开马共的威胁，终于为马中关系启开新的一页。弹指之间，32年过去了，马中关系年复一年的巩固和成长。如果没有这一年的互动和扭转，那有今日的水乳交融的局面？

再说1976年，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不幸于1月14日病逝，才由胡先翁接任首相。而胡先翁在东挑西选下，敲定马哈迪为其副手。这样一来，才有1981年的马哈迪时代的降临。

马哈迪的强势领导在位就是22年，其中经历了四位副手，在最后才选定阿都拉为接班人（2003年）。因为有了波浪式的政治运动，终于又酿成今日两位领袖关系的失调和失和。如果不是1976年的政局的改变，马哈迪的上位是个未知数；如果没有后期因为安华的跌马，阿都拉的上位也是个未知数。正是1976年才演成今日的争议，这之中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有偶然的结局留在历史的轨迹上。

同样的，1976年也是改变中国政局的一年。先是周恩来于1月8日与世长辞，后是毛泽东于9月9日撤手尘寰。继之，在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连手一举扳倒“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四人均已作古），10年“文革”划上句号，中国在拨乱反正中逐步地进入邓小平年代（1978年确定邓小平的领导权威），从此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今日“开花结果”的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果没有1976年的巨变，就没有邓小平的三落三起，就没有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的年代，因此，1976年又是划时代的一年。

从1974年到1976年仅仅是两年的光景，马中的政局却在时代洪流中重新洗牌。而我们正是从那个年代跨越过来的，悲喜交集于其中。历史就是这样地造就了一个新年代。

不能因政治目的改写史事

果然不出所料，我刚在上周日提到槟榔屿蕴藏着玄机，现在又冒出一个新的诠释。这一回是槟州副首席部长阿都拉昔借一篇学术文章大作文章。他根据一位马来学者阿末慕勒马利坚博士（Ahmad Murah Merican）的文章指说在英人莱特（Francis Light）（1740-1794）在1786年登陆而占有槟榔屿之前，已经有一位米南加保人詹纳顿（Datuk Jannaton）从苏门答腊南部率180名随从来到槟榔屿居住。时间是1749年，比莱特来槟要早37年。

因此阿都拉昔直截了当要文化艺术及文物部进行研究和鉴定到底是莱特或詹纳顿才是槟榔屿的真正创建者。

这是继所谓“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而要求首席部长轮任后的另一个新论调。换句话说，他选择从历史的角度切入，以改写槟城的历史，进而希望马来人才是槟榔屿的真正开拓者。虽然阿都拉昔没有道明这样做是为什么，但因有前例，人们不得不想到这是借所谓历史研究来建立詹纳顿的宗主权地位，以便将来有机会为首席部长轮任制的“理据”加码。接着，另一位马来学者卡森阿末（前人民党主席）也支持对历史进行修正；而再一位理大讲师马哈尼慕沙则指出拿督克拉玛（Datuk Keramat）早在1705年就居于槟城，可能是最早的推动者。

不过，从1786年到今天，没有人否认莱特是槟榔屿的开拓者，不论我们喜欢与否，莱特在7月15日抵槟之后，有留下日记。他有指出岛内已有人居之于山麓，为数不多，并形容是一片荒土，充塞林莾。而在他登陆三个月后，他的日记写道：“我们的居民增加很快，已存有对土地的争执，每个人都尽力和尽快地建设。”

1794年，莱特逝世前数个月，留下一份给印度总督的报告说，“华人有3千名，印人2000名，并有泰人、缅人，阿拉伯人与欧人，而来自吉打的马来人及雪州州的武吉斯人数千名。”总数约二万人。由此可见，因为莱特的努力，大量移民由外而入，也是槟城成为多元种族社会的滥觞。

另一方面，史书也记载，在莱特来前，也已有少数华人居住于槟榔屿，其中三人，即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俱客家人）是在1745年抵槟，较詹纳顿早4年，也较莱特早41年。理据则有坟墓为证，而且还有一座海珠屿大伯公庙（建于1799年），直到今天已是旅游景点。（同样的，慕勒也是提出有詹纳顿的墓为证，卒于1789年）。

不论是张理或詹纳顿或克拉玛，若说他们早前移居，也只不过是居民一份子，不似莱特依靠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势力建设槟榔屿和引进大量的移民。所以历史还是认定莱特为开拓人。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学术上的研究和争议是属于学术范畴，不能提进政治议程。若只因一篇研究而要文化部翻案，则张理也有资格列入其中，岂不偏离了史实？

槟榔屿和乔治市

槟榔屿和乔治市这两个名称由来已久，但却带有玄机而引起争议。所有这一切，皆因前人的译名和命名及今人的行政措施的改变，有以致之。

1786年7月17日，英人莱特占有了槟城这个小岛后，命名为韦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但此名挂不住，一直被称为Penang Island，华人译为槟榔屿，马来语称之为Pulau Pinang。因此在今天很多人早已忘记槟榔原名为韦尔斯太子岛。

不到一个月内，也即是8月10日，莱特又命名他所开辟的城市为George Town（取自英王乔治三世之名），华人则译为乔治市，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没有改变。

在1800年的时候，莱特的继任者李特向吉打取得了威省的统治权，命名为Province Wellesley（名字取自当时东印度总督Richard Wellesley），华人称之为威斯利省，后来简称为威省，一直沿用到今天。而威省最先开发的城市，命名为Butterworth（当时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名字）。不知为什么华人不称为巴特沃市，而称之为北海（大概是槟榔屿的人把向北的对岸称为北海吧），这个名字也一直用到今天。由此可见，英国人取名不一定会被当地人完全接受。

吊诡的是，当英国人占有威省之后，将之纳入槟城管理，因此后来出现了The State of Penang。华人有的译为槟城或槟城州，意思是说槟城不再只是一个小岛，而是也拥有联邦内陆一大片土地。不过，在华人史书上依然称之为槟榔屿，以致在今天，不少中国人只知槟榔屿而不知槟城或槟州的名称。同样的，在马来文中仍然沿用Negeri Pulau Pinang，而没有用Negeri Pinang。

可是，在今天，如果我们一直把槟榔屿当成包括威省在内，可能有些麻烦。不是有人建议把槟岛和威省分开而治出现两个“首席部长”吗？或将之归为联邦直辖区吗？因此改变称为槟城州倒可避免误以为威省是另外一个州。这就是说，原本不敏感的课题，在时移势易下，倒是有点敏感了。

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槟城的首府乔治市是我国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一个城市。那是1951年，接着才有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的选举。

又也许我们已经忘记，在我国独立前，乔治市早已升格为市。那是1957年1月1日。第二天，英国参政司让出权力，由市议员选举市议会主席，联盟的吴源和当选。同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在12月的槟州立法会议上，通过修宪将市议会主席改称为市长。社阵的萳玛纳旦在那个时候被选为市长。

市长一职一直维持到1965年，因联邦政府通过修宪取消地方议会选举。乔治市议会也就归由槟州政府接管。

70年代中期，槟州政府进行行政调整，将乔治市市议会及槟岛乡村议会二合为一成为槟岛市议会；威省的三个地方议会（威北，威中及威南）合并成威省市议会。这样一来，乔治市市长不见了，变成委任制的槟岛和威省的市议会主席。

如今在槟岛市议会内，分成两个行政区，即东北区与西南区，乔治市虽然仍是槟城州的首府，但它的行政权力纳入槟岛市议会。自此之后，在行政区重新划分下，乔治市已不具备其“独立性”，也已不存在“升格为市”的争议。因为它早已升格为市，只是后来的改变也促使其“自主地位”消失。由于它不再那么耀眼，即便有人提出改名为丹绒或其它本地化名字，也不是重要之举，反正全世界已经知道乔治市的存在，改名对促进旅游业也无所裨益。

无论如何，槟榔屿也好，乔治市也好，它的争议已告变质，不是名称那么简单，玄机就在历史带来的不同诠释和不同的索求。

文学与政治─战前战后的郁达夫、胡愈之及金枝芒

9月2日，韩江学院中文系及华人文化馆迎来了八位学者：许通元、林春美、许文荣、王修捷、张光达、陈志鸿、庄华兴及张惠思为当地爱好文学者举办一场文学研讨会，我在当天以《文学与政治》为题，作了开幕致词。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庄华兴提呈的论文引发的。他以金枝芒的小说探讨马华左翼文学作者走过的道路，间中带出金枝芒这位文学家“战斗的一生”。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一位文学批评工作者提及金枝芒在战前和战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一位是文史学家方修形容金枝芒在抗日时期的作品偏向于当地的救亡运动，而成为一位代表性人物。

第二位是日本学者不二原夫（fujio hara）向我说（2003年），在马华作家群中，金枝芒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庄华兴则是第三位针对金枝芒的创作切入他的经历和写作技巧。就我所知，金枝芒是在战前和战后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马华左翼作家。他的生平更是充满神奇色彩。根据庄华兴的研究和我所掌握的资料，金枝芒是一位不弃笔从戎的战士。他在1912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的常熟县，早年在中国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曾受过师范教育，喜欢舞文弄墨。1936年，与师范女生周文琴结婚，生下儿子承赞后，就交托岳母扶养。且在同年应聘偕夫人来到霹雳督亚冷的同汉华文小学执教（这个地区是马共当时的据点之一），并开始向报章投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日进入全面的战争，刺激了金枝芒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大力唤醒全民抗日，因而介入了马共领导的文化界的公开活动。初期的作品，都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与汉奸的嘴脸。到了1938年后，开始以本地题材描述工人的苦难生活。如《八九百个》、《弗琅工》及《采锡矿工人》等等。显示其笔调已告转型，侧重当地的题材进行创作。

1942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他参加了马共地下组织“抗日同盟会”。1943年在农民群众中生活时，他加入马共。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金枝芒投身左派报章服务，包括《战友报》及《民声报》。

1948年，他挑起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战，对手是中国南来的知名作家胡愈之（胡是斯诺《西行漫记》（二万五千里长征）（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译者之一）。他主要是不满胡号召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并指胡搞“侨民文艺”，因而反对“手执报纸，眼望天外”的创作态度，要求停止把“马华文艺”变成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提倡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这场意义深远的笔战揭示了金枝芒要马华作者写本地题材，不要再鼓励年青人回中国了，也不要再搞“侨民文艺”了。而胡愈之也不甘示弱，为文反驳，最后是夏衍和铁戈打圆场，不了了之。我们同意黄锦树所说的这不是一场文学论战，而是包含复杂性的因素在内。

其实，两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以“革命文学”作为主轴，但由于胡是中共在海外的代言人，而金是马共的代言人，也就涉及不同场域和不同要求的论争。前者号召华青回国服务，后者主张华青留下来参加解放斗争。

1948年中实施紧急法令后，金就转入地下参加游击队抗英斗争，而胡愈之也就回中国接受新任务。
在这里，我以庄华兴的论文所提及的事件和我的资料再牵出战前和战后的著名文人的心路历程。

1. 金枝芒（1912-1988）是在1936年南来，及后参加马共活动，把全副精力用在本土的斗争。一直到1961年才秘密地随陈平离开马泰边境，进入中国。自此之后他便留在中国搞马共的活动，未再回到马来西亚。1988年逝世于北京。从1948年到1960年，他在马泰边境生活中未停过笔，也有创作不断发表。即使人到中国后，也有政治性的创作发表在马共电台。

金枝芒原名陈树英，其它著名的笔名有乳婴、殷枝阳、周容、老陆等，在马共使用周力为名。

2.郁达夫（1896-1945）是于1938年应聘到《星洲日报》担任文艺版主编，翌年又成为《星槟日报》文艺版主编。虽然比金迟两年来马新从事文艺活动，但却是第一位南来的著名中国作家与马共一枝笔的黄耶鲁进行笔战。

事缘郁达夫在1939年在槟城发表了有关文艺的问题时被认为“得罪了”本地文艺工作者，因而引起耶鲁（当时在《光华日报》担任翻译工作）为文反驳，指郁对鲁迅不敬，并且要本地青年多读书，整天关起门来写，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这场论战后，郁达夫更是谨慎其言，也说了一些好话来消除“误解”。此时他也了解到马新的文化人不是不开化的，水平也不遑多让。

耶鲁在后来即是成为新加坡名人的黄望青，也已在数年前逝世。

在抗日的年代，郁达夫的创作偏向政论，时评和文学批评。因为时局的动荡不安，文学创作，如小说似乎留白。但经统计，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写过了400多篇抗日救亡的杂文，政论等文章，诗歌有50多首（夏衍语）。对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文化上作出巨大的贡献。不能说他没有创作，只因时局所需才转笔调。

1942年，郁达夫逃亡苏岛避难，不幸在1945年被日军杀害，客死异乡。综观其一生可以用其诗来概括，早年的他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1931），而晚年的他是“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3.胡愈之（1896-1986），早年在中国文化界活动，30年代是“左联”重要成员。1937年除合译出版《西行漫记》外，也出版了《鲁迅全集》。（1945）虽然他公开的身份是民盟领导人，但他在1933年已秘密加入中共。

1940年，经周恩来推荐，胡愈之应聘来到《南洋商报》，出任主编。由于他有使命在身，言行十分谨慎，不似郁达夫浪漫情怀，一时口没遮拦，招致笔战。

这就是说，胡愈之较金枝芒迟四年南来。

《南洋商报》的编务在他主持下，大有进展，成为抗日的一份出色的华文日报，一年之内报份激增。不幸日本南侵，他们被迫与郁达夫等人逃离苏岛。陈嘉庚也在其中。

胡愈之在马新期间（南侵前）的两大贡献是：支持陈嘉庚“南侨总会”的抗日，为文力挺陈嘉庚；‚拉拢郁达夫成为抗日的文化先锋，担任《星华文化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团长，而胡自任副团长。

虽然胡愈之坦承他与郁达夫在政见上有不同，但郁的爱国情操和抗日决心是令他敬仰的。他们的友情也就在抗战的年代建立起来。从他写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来看，流露了真情，是一篇精彩的散文。

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愈之再回到新加坡，遗憾的是郁达夫已遇害，再也回不来了，可谓天妒英才。翌年，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中共喉舌报，正是战后的胡愈之爱国心切，号召青年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也像郁达夫一样，面对了一场持续半年的战笔。对方同样是马共一枝笔金枝芒（他取代耶鲁的地位，成为马共一枝笔。耶鲁在抗日时于1943年被捕，较后已脱离马共组织）。这场战笔可以演绎为“中共与马共在文艺上的交锋”。

巧合的是，1948年是两人生涯的转折点，一个走入地下，一个回中国参加建国。而胡愈之留下的《南侨日报》则交给其挚友洪丝丝主持。1950年《南侨日报》被英军查封，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也回中国了。

与此同时，胡愈之也影响陈嘉庚决心回中国定居。

从三位文人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他们的共同与同点，又看到他们的结局是不尽相同的。

除了英年早逝的郁达夫（49岁）或未能接触（因逃难）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著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左翼文艺理论拍板）外，胡愈之与金枝芒都是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鼓吹者，这判定了他们的文学路线是与政治路线同步进行的，换句话说，政治主导了文学，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才使文艺从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不论是金枝芒，胡愈之和郁达夫及其它同路人，我们都看到政治干预了文学。

到了1980年后，中国在邓小平的主政下，宣布政治不再干预文学，而马华文学也与政治脱钩了。
虽然我们认同政治不能干预文学；但反过来，文人在今天，可以通过他们的一枝笔，用文学影响及反映政治，乃至在必要时“干预”政治，如同政论批评者对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以使政治变得健康和更能关怀人文生活。

毛泽东逝世30周年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横空出世”，今日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是四分五裂或是国富运强？远的不说，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1851）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彪炳的功绩在于动摇和最后推翻封建帝制，但转入民国的中国却是枭雄四起，坐地割据，国不成国，民不聊生，难怪孙中山慨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1893-1976）就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政局中坐地而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出任主席。1934年面对蒋介石的国民军五次围剿后全面撤退，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种前所未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于在陕北的延安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成红色政权。也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在贵州的遵义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他的真正的领导地位。他的雄才大略与运筹帷幄得当，不但与日本侵略者短兵相接，也与蒋介石的国民军在合作抗日时期争夺势力范围，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剩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争天下。
由于国共和谈失败，彼此势不两立。毛泽东在1948年一鼓作气，通过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准海战役及平津战役）打败了国民军，解放中国大片土地，而在1949年建立起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参与创建中共到大胆转移阵地乃至在绝望中孕育希望，结果为中国现代史创造了奇迹。毛泽东成了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单此而言，毛泽东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在建国之后，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也使中国在特定的时期，面临严重的考验。先是大批知识分子被批判和下放农村，而以1957年的反右斗争最为典型。

为了一左到底，毛泽东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把中国变成一个人民公社的大社会。间中有亢奋的情绪，也有诸多失误在不断的调整；加上苏联克鲁晓夫政策的改变和对中国的打压（1960年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和援助计划），导致毛泽东决心要提早把中国纳入共产社会，也因此与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长）起冲突。1959年著名的庐山会议展示毛泽东的权威，一举扳倒彭德怀。这对1959年甫上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毛泽东仍保留中共主席，大权在握）蛮不是滋味，虽然表面上刘符和毛打倒彭。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施政方针和思想改造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激化和深化，促使毛泽东把“大跃进”运动提升一级，来一个澈底和触动人民心灵的大革命。于是一场史无前例，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1966）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演了。最先被祭旗的自然是刘少奇。他的备受折磨至死（1969）及其它无数的冤案给“文化大革命”运动留下血泪交加和血迹斑斑的耻辱。而“文革”的“火热激情”在林彪事件（1971堕机身亡）后已渐渐冷却，直到周恩来逝世（1976年初）引起反弹，群众已不能再忍受“文革”之苦，矛头直指“四人帮”，接着毛泽东在同年9月9日逝世，也为文革划上句号。十年“文革”浩劫也遭致毛泽东受到种种责难。

“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均已作古）的被捕和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扭转了整个局面。他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选择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既在政治上保留毛泽东的体制；在经济上提升刘少奇的政策。因而有了毛功过“七三对开”，刘被平反之举。这意味着邓小平路线没有否定毛泽东立国基业（中共一党专政），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又挑战中共的政治体制。

今天轮到胡锦涛在两者兼顾下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他如何在中共的体制下杀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经融合体的新体制（新理论），确实极不容易。江泽民走过一段钢索的道路，已交到胡锦涛的手上。他同样不可能把毛泽东的伟绩一举消除，又同样对新崛起的一代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在两难底下，封尘“文革”是权宜之计，用历史来维护毛泽东则是中共不变的原则。

在这种情形底下，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也是要，中国人民紧记，不论毛泽东功过如何，也可以对“文革”的澈底否定；但在抗日年代，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恐怕中国在今天或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因此对已逝世30年的毛泽东的评价要从历史全面检视，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这就是说，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前期的毛泽东和后期的毛泽东。

从第9大马计划解读“边缘化”

最近以来，族群 “边缘化”成了热门的课题，所谓“边缘化”应是指偏离主流，滑向边缘，成为不被重视或被忽略的一群。这在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中有专门针对赤贫问题作出探讨和寻求方案解决。自从1970年通过新经济政策以来，在消除贫穷与重组社会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例如在1999年，马来西亚赤贫占人口的8.5%，但到了2004年已降至5.7%，在数目上，贫穷的家庭从40万户降到31万户。在收入上，也从每户平均每月收入656元提高到764元。不过，以城市和乡村比较，后者的贫穷率仍高过城市的五倍。无论如何，政府致力于改善所有人民的生活，尤其是赤贫人士的生活是备受欢迎的，以便能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水平。就此而言，这一大群人可算是属于仍在边缘生活的人，应予援助，以把他们拉进生活的主流。

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列出各州的赤贫数字，其中最少赤贫数目的是槟城州，占第一位。排列如下：槟城0.3%，第二位的是雪兰莪州，占1%，而吉隆坡居第三，占1.5%。排位在最后的是沙巴，赤贫数占23%，接着是丁加奴，占15.4%，下来是吉兰丹，占10.5%。这就是说，政府对于这三州拥有最多赤贫数目是最深切关心的，必须把赤贫数字大幅度降低。

从这样来看，槟城州是全马最成功消除赤贫的一个州。虽然它是面积第二小的州属，但因在70年代经济成功的转型，发展成为电子工业的重镇，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就在整体上克服了失业的问题，根据数字显示，它的失业率只是在2.4%之间。

我们拿槟州的146万人口来比较（2005年统计数目），其中76万人是年龄介于20岁到60岁之间。这些属于劳动力的数目，如只有2.4%的失业率，也就只有约20000人待业或未有正式的工作或属于散工和临时工，绝大部份的仍有工作能力的都自行解决工作问题。因此在槟州，失业率不是一个问题。

此外，根据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的数据，0.3%的贫穷人士只就占槟州人口的5000名之内。对此，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迪奇拉菲不久前在古晋指出，在全国有六个州的贫穷家庭少过一万户，其中包括雪兰莪、马六甲、柔佛及槟城。至于超过一万户赤贫家庭的有沙巴、砂拉越、吉兰丹及吉打州等。而政府有计划拨出土地供他们播种，包括种植橡胶，以期在2010年，全国可以全面摆脱赤贫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些赤贫人士列为在边缘化生活的一群，那么槟城拥有的数目应是最小的。在槟州政府一视同仁的努力下（由各种族政党组成的国阵执政），我们相信在未来10年内，赤贫家庭将不复存在或只是微不足道的数目，因为与其它州比较，槟城的整体发展计划（每10年提出发展大蓝图）将会使到州内的子民生活素质不断改善，收入也会相对的提高。

因此在这个时候单只针对槟州提出马来人被边缘化的问题已是偏离经济的数据而变成政治议题，也等于忽视第9大马计划书对槟州发展的肯定。再者，此报告书也证实槟州从立国到现在，仍然保持位居第二的先进州地位，仅次于首都吉隆坡。这说明了槟州政府在许子根的领导下带动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我国首相阿都拉最近也指出槟州到处有马来人，因此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或只限于浮罗山背一隅是不对的。槟州统计局2005年的人口数字也证明东北区（包括乔治市），马来人有逾10万名，华人30万名，比例是3对1。在槟岛西南区，马来人12万，华人5万，比例是1对2，而在威省则是马来人居多，有38万，华人则有28万左右，这意味着在槟州的五个区内，都有马来人，它与华人人口的比例是43%对41%。因此马来人边缘化之说是不成立的，反之它充份地典型地反映出多元种族的特征，谁也没有被边缘化。

三大报告与一个宏愿

从今年4月到9月的短短半年内，我国政府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报告书。其一是4月份发表的《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2006-2010）；其二是8月份发表的《第三工业大蓝图》（2006-2020）及其三是9月份刚公布的明年度（2007）财政预算案。除了预算案是每年公布一次外，另两份报告书则属于中期及长期性政策性文件，但三份文件也只有一个目标，即朝向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

所谓先进国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国民收入年均达到一万美元的标准，而在2005年的数字则是人均收入已达到4930美元，尚未及5千美元。换句话说，我国必须在15年内把国民收入提升至年均一万美元。撇开其它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因素，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许可以挤入这个水平，但人均的收入提高不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达到或超越这个水平，而是以整体所得来得出有关的数目字。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在第9大马计划中准备把贫富的距离拉近。因此从宏观上来说，政府的努力，至少从计划书公布的愿景来说，是正面的，也是国人期许的。

但是，如果我们单单从经济上来克服缺陷和弥补不足之处，我们是否能顺利达到彼岸？这是值得国人深思的。首先我们不置疑以马来西亚现有的丰富资源和工业发展的走势来评估，我们是有能力也有希望在未来15年内改变国家的经济面貌和调整经济结构来符合先进国的基本要求，但在经济之外的重要因素，例如政治、社会与人心的归向则是铸造国家整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要有一方出了问题或阻力，乃至产生破坏性的负面作用，就会把我们的宏愿卡在某一个阶段而不能如期勇往直前。

这就是说，我们在推进经济议程的同时，必须要先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确保经济的改革见效。

自从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我国的政治在民主机制的维持下，确然出现了政局稳定的环境，间中虽有出现被认为是“打压”现象，但整体而言，大局还是相对安定，也就有诸多外资涌入，与国人共创新局面，进而扩大经济蛋糕，各取所需。这在1981年马哈迪当政后，在其经济扩张政策下，有了一系列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1981-2003），也改变了我国的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最明显的莫过于行政回教化及强化了种族性政党的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至于经济的扩张也使到它有应变的能力。例如在1997年面临金融风暴冲击及安华事件的挑战时，国人在感到阵痛之余，仍然从容应付打击。当然也不忘争取公平合理的施政方针的落实。

在2003年接棒的阿都拉，基本上是萧规曹随马哈迪所定下的宏图大计，也就是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出现了殊途同归的争议。由今年引爆的马哈迪与阿都拉的争议就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施政和策略。

在争论之下，自然影响政治的稳定，也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进而有人借藉所谓“民主”的平台，大放怪论，乃至有意无意间伤害另一个族群的情感。这对首相阿都拉要塑造一个安定与和平的社会的努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持平而言，阿都拉发表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大体上是沿袭过去的传统而在今年突出表现在政府的“宽宏大量”。虽然有强调回教经济体系的发展，但也没有伤害各族人民的情感和生活。有人认为这是大选前兆的征象，我则认为这不是为大选而制定的预算案，而是要回应马哈迪的“责难”，发布了全民可资接受的预算案。

不过，阿都拉力图在展示他的强势领导之时，却有必要关注和制止巫统党内针对华人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歪论和似是而非的言论。不论种族政治的存在是否是继承马哈迪留下的传统与定位，阿都拉以首相的权威是可以改变和阻止伤害族群的言论继续发酵。也唯有使政局平静，人心归向，才能彰显三大计划报告书落实可期。一句话，经济的发展和规划归根结底系于政治的稳定，言论的谨慎和施政方略的公平与合理，再也不能放任某些人“无的放矢”而影响全局，否则我们会事倍功半的。

驳斥“阉割”首席部长歪论

从提出槟州首席部长职由巫统委任到提出轮任制，已经超越12年（1994-2006），但从来没有得到首相的同意。先是马哈迪直截了当拒绝，认为应继续交民政党人出任；后是阿都拉也否定轮任制。理由很简单，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也是不能这样子做的。

虽然历届首相都深明大义，理性的看待问题而驳斥情绪化的索求，但晋入今年八月以来，却又再出现这么多的声音，而且所提的建议越来越离谱。综合这些日子来的奇特建议和索求，我们发现有三点是值得关注的。而这三点恰恰是最容易被驳倒的，也不为阿都拉首相所苟同。

其一是槟州巫青团一些区会提出且通过动议要求槟州首席部长轮任，其它州的巫青团根本没有这样的动议，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至于沙巴州的首席部长轮任制也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轮到巫统人担任就停止轮任了。这意味着，在全马十三州内，只剩下槟州是由非巫统人士担任首席部长，也就给予一些巫青团一种借口要求换人。

所提出的理由不外是由非马来人担任首席部长，不能照顾马来人的利益，而且也因为这样，马来人被边缘化了。至于怎么个边缘化，也提不出一个具体的实例来。

在这方面全国巫青团长希沙慕汀说得好，槟州巫青团要拿出数据和证明才能向首席部长讨价还价。不要再提轮任制，这于事无补。

来自槟州的首相阿都拉说得很清楚，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们只是没有受到很全面的照顾而已。

这话说来有理，非马来人也同样会感受到政府的照顾并不全面，也面对许多生活上的问题。这就是说，“不全面”与“边缘化”是两个不同的诠释，却不幸被某些巫青团员拿来相提并论而混淆视听。
事实是，在政府的结构内，至少有下列四个单位是重视马来人利益的：由副首席部长阿都拉昔领导的槟州土著参与督导委员会（由首相署领导），‚由巫统州议员主导的槟州区域发展机构，ƒ由巫统州议员主导的槟州回教宗教理事会及„城市发展局。

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其二，巫统峇眼区部主席阿都拉迪更是莫名其妙地提出把槟城改为联邦直辖区，目的当然是只要是直辖区，就归巫统管。但这简直是胡闹，无视宪法的条文。宪法明明阐述我国由十三州组成，而且边界的改变，也要得到国会和州议会的同意。怎可为达目的，取消一州存在而成为十二州？因此首相即刻回应政府从来没有这个计划，真是自讨没趣。

三，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报载，有人竟提出一分为二，槟岛和威省各设首席部长。这又是对宪法的漠视，在法律上明明是由槟岛和威省组成一个州，且是全马最小的第二个州。而且宪法上一州只能有一位首席部长，那来两个首席部长？谁曾听闻一个国家有两位首长的？难怪首相未加回应，而槟州首席部长则一口否定此说。不过，曾任槟州副首席部长的希米尔已郑重否认有这样说过。我们感到欣慰之余，也希望今后不要再吓到这样的幼稚言论。

我们不知道这些政治人物了解他们的信口开河的后果吗？为了索取一个首席部长职，视国家体制于无物。首席部长职及槟城州的完整性怎能被“阉割”呢？

所幸首相从来都不被歪论所迷惑。因为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有其规则和国际考虑。凡事要从大局着想，不能心血来潮口无遮拦，更不能如同儿戏改来改去。不過首相針對北馬的發展，包括檳島的全面均衡發展也提出一個新的策略，即將會成立土著公司與政府的相關公司，例如森那美集團來發展北部走廊。這意味著在調整策略下，首相不認為有改變政治結構的必要。

客家文物馆的历史意义

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终于在昨日举行隆重的开幕盛典，来自全马各地的客家公会代表约五百人齐集一堂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它向世人展示客家人身先士卒对马来西亚早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改天换地也是客家人写下第一页。巧合的是，这两者之间都不约而同的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但是通过什么形式和展示什么内容才能体现客家人的风华？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因为文物馆有别于图片展览，也不尽然是博物馆，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要具有历史价值的永久性的图像与文物的再现，能让人走进历史的走廊后又从容不迫地跨进现代。我们希望尽量做到，每一个参观者在观赏之后，留下惊叹与无限回味的记忆。是客家人，会倍感骄傲；不会讲客话的客家人，也会增加对客家的认同感；不是客家人，也会感同身受；对于其它种族而言，则可以通过史实来证明华族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这座设在槟州客属公会四楼的文物馆，空间是有限的，但我们要表达的是无限的时空，更要把历史往前推，然后往后看，经过多次的研究和推敲，我们找到了一个主轴，那就是从“太平天国”演绎客家人的历史。因为“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几乎全由客家人统领，而以天王洪秀全为首。这场历时17年的抗争（1851-1868）曾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廷分庭抗礼。虽然最后失败了，但60年之后，另一位客家后裔孙中山继承洪秀全的革命火种，在1911年烧掉了满清王朝。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客家人是近代中国史的奠基人。

“太平天国”也衍生了一批南渡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他们凭着个人胆识和冒险精神创造了奇迹。例如叶亚来（1837-1885），在“太平天国”起事后于1854年来到马来亚，在1868年出任吉隆坡甲必丹，而在1870年建设吉隆坡。又如锡矿家郑景贵（1821-1898），其子郑大平（1876-1935）及其女婿胡子春（1859-1921），再加上一个姚德胜（1859-1915）发展了怡保和太平。

还有更为传奇的是，五位生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客家先贤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喜云），从1893年到1911年先后出任清朝驻槟城领事，情牵马中两地，既“做官”又经商，建设了槟城，也推动文教事业。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张弼士在1904年首创新式教育的中华学校，从此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

值得一提的是，当孙中山创立了中华民国后，出任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的也是客家人，他就是戴欣然的公子戴淑原，一直担任到1930年。接着在1939年戴淑原响应胡文虎的号召，共同创办槟州客属公会，且出任首届会长。

“太平天国”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引发了客家学的研究。不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是客家人领导“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当然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在此期间的广东西部，又发生持续12年的客家人与广东人的冲突与斗争？因而有了1851年到1933年间有关客家问题的四场风波的发生。主要是肇因于客家人认为他们受到蔑视和排斥。

为了正本清源，客家权威罗香林在1933年及1950年先后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及《客家源流考》一锤敲定客家人来自中原，因而有五次大迁移之说，用以证明客家人是有文化和有教养的迁民，不是南蛮，更非落后与未开化的民系。虽然迁移分期有些争议，但不争的事实是客家人到处为家，又到处落地生根，终于“反客为主”而能汇成中华民族的一支优秀民系。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也为客家人“平反”和正名。

带着这样的“客家精神”，落户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也秉持先民的风骨，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马来西亚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形成一支拥有125万人口（占华裔总人口的20%）的大民系，与所有华人和各民族一道，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基此客家文物馆的设立具有其历史意义。

透视槟州华人主导政权

对于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争议并非新鲜事，早在1994年时，一位马来新闻从业员查基阿巴里（Zakry Abadi）出版的《槟城发展史》就建议应由马来人出任首席部长，因为从1982年到1990年的历届选举中，巫统都在国阵内占大多数议席。接着在2002年，另一位马来作者耶哈耶伊斯迈（Yahaya Ismail）在其著作《全球化挑战──马来人朝向那里？》一书中认为自从莱特于1786年从吉打苏丹手中取得槟榔屿后，马来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槟岛马来人的议席太少，在未来10年，槟岛马来人将陷入更大的困境。因此他认为拥有权力的政治领袖应该有所醒觉。

基于这两本书的论点，在2003年时，来自槟岛丹绒巫青团团长拉惹慕尼在巫统大会上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又过了3年，也即是2006年，槟州巫青团内又有区团通过提案，在调整策略下，提出首席部长职应该轮任。

不论是“换班”或“轮任”，都是出自对现实政治的改变的要求，但是巫统领袖并不接受这样的改变。先是马哈迪直截了当地表明不会这样做，而是让民政党人继续担任此职；后者阿都拉最近也说了，槟州首席部长的职位将保持不变，同时排除实施轮任职的建议。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演绎这一段历史，当能更好的理解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形成是权力分享下的一种自然与合理的安排，而不是牺牲一方来达成另一方的欲望，因为华人首席部长是在国阵（以前是联盟）的框架内运作的一州首长，是为全民而服务的。

早在马来西亚（前为马来亚）独立前，英国人已通过“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安排由马来人主导中央政府，而槟州则保留给华人主导州政权。例如通过林苍佑（当时被英国委为首席议员）在州立法议会上提出槟州宪法，并通过槟州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又赋予槟州出生的子民自动成为公民等。

因此在1957年独立前夕，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就支持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根据1955年的州选举，联盟在14席中，巫统占7席，马华5席，另两人为印裔议员，而殖民地政府委任10人。被委任者不被考虑出任首席部长）。请注意马华议员并未占大多数，但因为客观情势与权力分享，此职由马华议员中选出，因为林苍佑不接受，也就造就了王保尼成为首任首席部长。

由于约定成俗，即便在1959年及1964年大选后，马华只在联盟中占有6席，较巫统为少，还是由王保尼继续领导，奠定下权力分享的典范。

1969年大选，即便槟州变天，改由民政党执政，林苍佑重登政治主流是历史的还原。本来这个职位是等他担任的。同样重要的是，马来人政治地位也没有被边缘化，林苍佑委任其党内的慕斯达化成为副首席部，而哈仑则出任议长，彰显了反对党也重视权力分享的传统。后来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促成下，民政又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1972年），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扩大而成），落实了多元种族共治的政策。

自1974年后，民政在议席上仍然领先，直到1986年大选后，巫统的席位才凌驾民政。这是因为这一年，反对党占有10席，民政及马华席相对减少，但在第四任首相马哈迪领导下，依旧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

最戏剧性的变化是1990年的大选，行动党与执政权擦肩而过，拥有14席，而国阵拥有19席，其中巫统12席，民政7席。照说这是巫统改变传统的最好时机，但马哈迪不这么想，他派安华依布拉欣与民政接头，建议由民政选华人来主导槟州政府，才有了许子根时代的开始。

从1990年到2006年的16年当中，民政仍然保留主导角色，但权力的分享也更突显巫统扮演的角色，在行政议会阁员占有一半。因此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站不住脚。

如果以人口来论说应改由轮任制，则国大党从未有此要求，也是多此一说，同样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再者在所谓的权力分享下，华人也只剩这最后一道防线，若再失守，就成独揽而不是分享了。也难怪历届首相都不同意牵一发动全身。

哈马斯与真主党

最近中东又起烽火，焦点是对准两个被美国形容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与真主党，而操刀人是以色列。有人指说“世界已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夜”，美国的政界也有此论调。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危言，而真正的目的是美国要借以色列之手消灭美国心目中的“小恐怖组织”，进而扩大舆论来打击甚至出手对付所谓“邪恶轴心”国，主要指伊朗。

究竟哈马斯与真主党为什么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有需要回到1948年犹太人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在巴勒斯坦的一半土地上强行建立以色列国谈起，从此中东无一日之安宁。

犹太人认为在三千年前，他们已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在二千年前被罗马帝国摧毁，从此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族四处流浪近二千年，因此他们有权力“重回家园”。但在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坚持巴勒斯坦在一千四百年前已属于回教国家的领土，因此拒绝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就这样，在以色列立国的第一天开始，中东就陷入战争。从1948年到1982年，先后经历了五次战争。其结果是以色列占上风，领土不断扩大，把数百万居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驱逐出去而成为难民。国恨家仇也在阿拉伯人民心中留下不灭的烙印。

最为戏剧性的变化是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决心铲除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机构的武装基地，迫使阿拉法把巴解撤往突尼斯。就在巴解组织在黎南被瓦解后，竟在这片土地上衍生另一个激进组织，这就是今日被认为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真主党（Hezballah）。

真主党是伊斯兰什叶派的组织，直接听命于伊朗。这是因为伊朗在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后，已成为什叶派的大本营，也就拥有输出“宗教革命”的能力。1985年时，真主党创党人胡申法德拉拉毫不讳言地宣称服膺于伊朗柯梅尼长老的领导，目的是要赶走以色列，以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不过，黎巴嫩是个奇特的国家，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3年取得形式上独立，延至1946年法军撤走后，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它与以色列和叙利亚有共同边界，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国家不是以种族构成政治势力，而是以宗教分享政权。在三百七十五万人口中，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但宗教上回教徒占55%，基督教徒占40%，因此宪法规定，总统必须由天主教的马龙派人担任，总理则是回教逊尼派人担任，而议长必须是回教什叶派人。

在国会128席中，马龙派占34席，逊尼派占27席，什叶派也占27席，希腊正教派占14席等。由此可见黎巴嫩是中东国家唯一不是纯回教的国家，也因此被以色列容忍而希望能成为“好邻居”。可是却适得其反，不仅叙利亚牢控黎巴嫩，而且这些年来在伊朗培养下，真主党也参加议会选举赢得议席又加入内阁，但又拥有武装基地，在黎南成为以色列背上的一粒芒刺。

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打错算盘，它在1978年允许谢赫。亚辛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把穆斯林兄弟会整合成一个非盈利团体，注册为“伊斯兰穆加马”（意为伊斯兰团体），用以分化以阿拉法为首的法塔赫组织（巴解机构），不致对以色列成太大的威胁。但这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宗教组织在10年后（即1987年）转化为“哈马斯”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比巴解机构更有宗教背景，宣称要展开一场圣战，消除以色列，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回教共和国。它与巴解最大的不同点是主张“政教合一”，不认同巴解的世俗主义。

哈马斯的活动，先后得到了伊拉克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力量不断壮大，除有和平的组织外（今年参加议会选举胜出，组成内阁），也有秘密组织，更有武装力量，逐渐对以色列构成严重的威胁。虽然属于逊尼派，但主张与真主党乃至伊朗接近，推行政教合一，也就得到真主党的响应，对以色列采取两面夹攻行动。这样一来，哈马斯又成为以色列背上另一粒芒刺。

从形势看来，正当阿拉伯国家不直接介入战局时，也给了伊朗一个机会壮大什叶派的威望，真主党对哈马斯的“拔刀相助”，彰显了什叶派正在争取主导权。美国若不正本清源，尽快落实巴勒坦立国，而是意图通过以色列来消灭或拔掉这两粒芒刺，又谈何容易呢？

“史实”与“史识”的争议

备受争议的《种族关系》的课本，于7月19日由内阁决定收回，因部份内容不适合作为教材用途。首相阿都拉说﹕“政府将会成立一个以历史学家为主的小组负责撰写另一课本取代。”

这是由于博特拉大学出版的《种族关系》的内容被指在提及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1999年大选华团的诉求事件及2001年甘榜美丹事件的评述具有种主义的观点，把责任推到不同族群的身上。

虽然负责策划国立大专《种族关系》课程的三苏安利辩解课程是以单元形式提出而无真正的课本可言，但不论是“讲义”、“指南”或“教材”，都包含了编者或写作者的主观意识，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就是说，写历史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意识或立场，并从他的角度来演绎历史，我们将此称为“史识”而不是“史实”。

所谓“史实”是指“历史的真实”或“历史的真相”；而“史识”是指历史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诠释”，这之中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其立场。当这两者被混淆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

今日引发的争议就是因为作者被指用“史识”取代了“史实”，因此在另一方看来，只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不是其它族群可以接受的“史评”。

虽然，我们要区分“史实”和“史识”并不容易，毕竟历史是由人来写，而写的人的立场和观点也许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就难免引起争议。但是，历史也不是全然可以把“真相”淹没的。这要看是什么年代的历史和站在什么立场写历史。

例如太久远的历史，自然是靠“史识”来认识“史实”，因为“史实”已无从考证，除非有出土文物加以推翻。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权威性就是因为他用“史识”来建立“史实”，而没有其它的史书足以辩驳，也就把“史识”当“史实”了。反之，如果是近数十年的历史，而许多当事人还健在的话，就容不得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因为另外的一方也有其“史观和史识”，自然会对另一方的“史识”作出挑战。

这就是说，越近代的历史，越不容易抹掉“史实”。举例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离开今天不过40年的历史，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就无法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况且有些事和人尚触及敏感课题，官方只好暂时“束之高阁”，待百年之后才来解读。

同样的道理，马来西亚的“五一三”事件距离也不过37年；尤其是这个课题仍属敏感课题，由一方来自下定论肯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因此最妥善的方法是侧重“史实”的描述，避免加入个人的“史识”。若遇到对种族和谐无所帮助的描述，也只好从简或把史料道出即可，不必有“史评”。

这是因为我国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种族和谐与谅解，才有《种族关系》课本的出现。说白了就是某些存争议的课题可以悬挂或暂不解密，让年青的学生从史料中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提高警觉，从而珍惜和平与和谐的重要性。若是进行学术研究，另当别论。当然百年之后，进行解密也非“敏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某些特定的历史，特别是种族关系的历史，在预定的议程下，一定得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需以“史识”来争辩。大家先尊重“史实”，不必强调“史识”，是较理想的折衷方案。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年青年人“以史鉴今”。则什么“史识”的争议和史观的辩论在此并不适用。并不是我们不尊重历史，而是历史这面镜子在某些事件上若被磨损，效果便会适得其反。明乎此，有时候历史会被迫处在“无声胜有声”的静态中，因为历史得让位于今天和明天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