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8.17

回归廿年强化监控 (天下纵横)

香港三名反现制的青年黄之锋(众志党秘书长)、罗冠聪(主席)和周永康(学联前秘书长)于817日在香港高等法庭被判“重刑”,分别入狱6个月、8个月及7个月,即时执行。
它们是因为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前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政府总部东翼广场)(926日)而被捕。
这三人在2016年被起诉非法集会而各被判处8012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周永康则因已获外国大学录取,只被判缓刑一年,但律政司不满轻判,乃提出上诉要求复核刑期,结果近日被判上述之“重刑”。
《纽约时报》在第一时间发表社论指说这三个人将可能成为首批入狱的“政治犯”,也将会是香港历史的分水岭,引发更多人对中国治港的想法。
英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支持香港的年青人就政治议题发声,并重申他们支持港人享有和平示威权利,而法治是香港的根基。
这意味着西方国家支持香港的民间运动,以向中国施压。不过英国并不支持港人搞“港独”。末代总督彭定康说搞港独是死路一条。
这些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游蕙祯及梁颂恒,及后来的4位被取消议员资格的社民连的梁国雄(长毛)、众志(党)的罗冠聪、刘小丽和姚松炎,他们同声指责人大释法公然改写香港选举结果。他们在上诉的同时也不反对补选。
不过他们并不对新特首林郑月娥说(在补选安排方面)“政府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言词表示重视,形容是“口惠而实不至”。例如游和梁的议席已悬空超过半年,政府有责任进行补选。
针对未来的动向,这批人不否定日后会合并起来重夺议席。
虽然游及梁仍有最后的机会上诉到终极上诉院,但如果不成功,他们将可能无法承担巨额的诉讼费而宣告破产。
尽管一些香港的年青一代与中国母体是越来越远的距离,但不争的事实是香港已回归中国,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可以允许香港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50年,但它不允许利用香港作为“反共和反华”的基地;更不能容忍出任香港特首及立法议员者随时随地反中国。中央指出仍不支持特首直选是因为担心选出来的特首与中央政府站在对立面。
同时被选民选出来的立法议员也要按规章行事,依据原定的词语宣誓,绝不允许自创誓言和口出污言,辱及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颜面。
因此中国政府除了要消除香港一些人在民主的遮掩下可以出版各式各样讽刺和侮辱中国领导人的书外(在近年已有一些相关人士在香港被带走),也开始对年青议员施予较严的法律。港府认为若容许议员我行我素,出口伤人或公然在议会内演铁公鸡(一如台湾),则香港更不可能有法治社会的出现。
有人指出即便在中国的法律下,与西方的法律有些距离,但香港人民可以集思广益,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民主和自由。在立法议会内,除了宣誓词是一致外,接下来议员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畅所欲言。
虽然香港的民主不是单行线只向西方看齐,而是可以将中国的律法加入东西方的价值,使之能在伸张正义和捍卫真理下形成一个被全民接受的体制,岂不更为务实?

否则双方对峙到底,又怎么创造一个真正的“东方明珠”?

刊登于2017年8月28日《号外周报》第852期

25.8.17

林吉祥VS邓章耀 (直挂云帆)

很难想象林吉祥会与邓章耀扛上,因为这是“两代人”的恩怨,而且也没有理由再重新上演90年代“王对王”的戏码。因此对于突然间冒出邓章耀要斗林吉祥的“轰动性”新闻,很多人会问为什么?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林吉祥这个人。生于1941年而在1965年从政,成为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蒂凡那的政治秘书。也是在这一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蒂凡那则留在马来西亚忙于注册新党取代人民行动党。
1966年民主行动党获准注册后,蒂凡那出任秘书长。
1968年由吴福源(1935年出生)取代蒂凡那成为秘书长,林吉祥被选为组织秘书。后者也在同年被党委派参加文良港州议席补选,虽败下阵来但人气急升。1969年参加大选胜出(行动党共赢得13个国席及31个州议席,势力直逼马华。那一年马华也只赢得13个国席)。大选投票三天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林吉祥在518日从新加坡返隆后即被扣捕。
与此同时,吴福源也担心被捕,在同年10月辞卸秘书长,党另选林吉祥出任秘书长(因身陷囹圄,暂由副秘书长范俊登任代秘书长)。翌年101日,林吉祥获释,开始了他在行动党长达30年的强势领导(1969-1999),后才由郭金福接任秘书长,而他本人则转任党主席。
在林吉祥的30年南征北伐的生涯中,他的政途是跌宕起伏的,而且也不时有出其不意的战略向敌手宣战。
邓章耀生于1964年,在襁褓时期,林吉祥已是政坛风云人物。当邓在1991年参加民政党时,林吉祥已在槟州崛起成为“政治明星”(在1986年开展丹绒一役,在丹绒区击败许子根,行动党首次在槟赢得10个州议席。1990年大选开展丹绒二役,林吉祥更上一层楼,他不但击败时任首席部长的林苍祐,而且在槟州议会内拥有14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执政)。
从那个时候开始,民主行动党人认定林吉祥将是下一任的首席部长,因此揶揄取代林苍祐出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是个没有实权的首席部长,听命于巫统(那一年巫统拥有12席,民政党只有7席,国阵以19席执政)。
从这样看来,邓章耀加入民政党时,这个党已是处于低潮,也对行动党的来势汹汹十分警惕。此时的邓章耀刚被委为槟岛市议员(1992-1995),算是芝麻小官,无法望林吉祥的项背。所以两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邓章耀是谁?也许林吉祥那时还不认识。他在1995年的大选(开展丹绒三役)只把目标镇定在首席部长职,因此又再一次重演“王对王”的决一死战。但这一回是林吉祥斗许子根。
讵料这一年的大选林吉祥在阴沟里翻船,输给许子根,而行动党州议员也只剩下1席(章瑛),他本身只保住丹绒国席,却输掉州议席。这对有意夺取槟州政权的行动党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为此林吉祥也宣布没有“丹绒四役”了。
另一方面,邓章耀却在1995年的大选中,在巴当歌打区击败卡巴星而首次当选州议员。巴当哥打一向是林苍祐的选区,直到1990年大选才被林吉祥拿下;而在1995年大选时,林让位于卡巴星,自行转到植物园去对垒丁福南而败下阵来。在那之后,林吉祥应该知道谁是邓章耀了。
两年之后(1997年),邓章耀被委为首席部长许子根的政治秘书。
当安华跌马后,马哈迪宣布在1999年举行大选。虽然安华的公正党与林吉祥的行动党及法兹诺的伊斯兰党三结合成“替代阵线”,但除了伊党崛起成大赢家外(夺得丹登州政权,有27名国会议员),公正党(只赢得6个国席)及行动党(只赢得10个国席)都是输家。尤其是林吉祥和卡巴星双双首次上演滑铁卢,失掉国会议席。
林吉祥大意失荆州(放弃其保有的丹绒国席,交由曹观友上阵,而其本身转战升旗山国席,只以百余票输给谢宽泰)后,其在党内也面对各种压力。因此在1999年卸下秘书长职,改任党主席。从1999年到2004年,林吉祥是唯一一次没有议员的光环。
在失落和伤心之下,林吉祥告别槟州政坛,在2004年时转到怡保出征再站起来。不过这一年的大选仍是国阵的天下,大选吹起阿都拉旋风(在2003年取代卸任的马哈迪成为第五任首相),民主行动党在槟州依然只保有1个州议席。此时的邓章耀已跃升为州行政议员。
来到2008年的大选,情势也有意想不到的变化。一边是国阵在阿都拉统领下,打乱了民政党的排阵。许子根在情势有变下选择攻打国席(峇都加湾),也通过党内(包括党顾问林敬益的影响)的安排,挑了丁福南成为下届首长,并没有给机会予谢宽泰。就这样谢打回国席,丁则等着连升三级。 意想不到的是,首相阿都拉在提名后直接电告邓章耀,由他代替许子根出任首长。
这一下子,民政党上层起内讧,丁福南和李家全也冲着许子根而质问为何会这样?许子根也感到错愕。在矛盾无从打开下,许子根只好宣布待大选后才定首长人选。也许是民政“内斗”忘外敌,也许是民心思变,最终两个人都没有上位,换了行动党林冠英出任首席部长。
另一边的反对党也由于安华在场指挥大选,又马不停蹄四处演讲,士气上升。原本行动党也比较低调,希望能拿下5/6席。但此时行动党领军的人已不是林吉祥,而是林冠英。结果平地一声雷,在2008年的大选五个州竟然变了天,民政及马华在槟全归零,国阵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
2013年的大选时,民政和马华不但翻不了身,也失掉较多的议席。邓章耀在心灰意冷下,沉静一个时期,直到后来又被纳吉首相再委为槟州国阵主席。
今天,在林吉祥这个课题上,邓章耀是抓住了机会又再成为焦点人物,也达到挑战林吉祥来槟城上阵的目的。但不论邓章耀到行动党强区向林吉祥叫阵是否成真,他至少已先改变民政党中央对他另眼相看;从不支持他出征到全力支持他与林吉祥周旋。这一回,邓章耀扳回一局。

刊登于2017年8月24日《东方日报》

22.8.17

马哈迪领军“民调”及格 (天下纵横)

《当今大马》电子报于今年7月进行一项民意测验,以了解民众对马哈迪复出领导反对党的“希盟”的支持率。在21700人受访中,有11200人(52%)是马来版读者、英文版读者8300人(39%),而中文版读者只有2200人(10%)作出了回应。
在信任度方面,马哈迪在读者群中平均取得71.5%的支持,也相信若希盟执政,马哈迪依然会推动改革议程。
就不同读者群来说,马来版读者有75%信任马哈迪;英文版读者有69%支持;而中文版读者的支持率最低,只有63%
这种民调的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马哈迪在位22年(1981-2003),他的影响力是无远弗届的,因此获得马来群的的支持是预料中事。他在马来人的眼中也是一位捍卫马来权益的领导人。
至于英文版的读者也是各民族参杂,而更多的应该是华人。这些西化的知识分子对马哈迪的支持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华文版的读者对马哈迪的支持不够热情,也是理在情中。因为自从马哈迪上台后,他在推动新经济政策方面是不遗余力的,有时还给华裔造成阻力。及后虽然各项问题都有得到关注,但始终没有圆满解决。这种保留土著30%股权的规定就让不少的非马来人难以适从;更让外资感到不自在。所幸这些年来,情况已有一些改善。
此外在马哈迪当政期间,他的铁腕统治是众所周知的。他也毫不隐瞒地自称是“民主的独裁者”。由于他的强行政策,对教育问题的让步不大,故而在1987年发生茅草运动,有百余人被捕,马哈迪也就成为众矢之的。
当然马哈迪的政策有时也是能符合华社的想法,例如在1989年同意马政府和泰方与马共在合艾签署和约,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也算是马哈迪的“功德”之一。
他也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放宽两国人民的往来,大大地利惠了两国人民;尤其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新生代,在长辈的带领下,才知道“慎重远追”的大道理。这种血脉相连也因之谱写了新篇章。例如大马人娶中国姑娘及大马姑娘远嫁中国已是普遍之事,不再隔着一重山。
虽然马哈迪对华教团体有偏见,更有时口出伤人,指为“亲共分子”,但他在80年代末及90年代大大开放高等教育的政策让私立大专院校纷纷成立起来,也给诸多华人子弟有深造之门,不能不说是开明。只是在今天看来,马来西亚的大专学府已是超额和过剩,如果不加以筛选的话,恐怕会陷入困境,更不要说成为区域的教育中心。
无可否认的,马哈迪是位争议性的领导人,但他今天来个180度的转变投向反对党,也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说实在的,当下马哈迪以92岁高龄来领导希盟是太过吃力了,但在希盟4党之中除了马哈迪外,再也没有更适合的领导人。慕尤丁尚待考验上位;安华身陷囹圄要如何解脱也要有个过程;旺阿兹莎被视为温和派人物尚不够霸气领军;阿兹敏还年轻;莫哈末沙布也未任官职,所以算来算去也只有马哈迪够格了。

刊登于2017年8月21日《号外周报》第851期

无聊的政治噱头 (天下纵横)

搞政治搞到出钱来“破坏”或“抨击”某个政治人物是低能的政治游戏,我们真的要为政治竟被降级到人身攻击而且有奖金感到悲哀。
先是巫统的宣传主任安努亚在323日宣布将举办有奖作文比赛,奖金是1万元,题目是:“林吉祥被指为种族主义者、反伊斯兰教与独裁者?是否确有其事?他欢迎公众写文章或在社交媒体贴文,以参加有奖金的作文比赛。
他还订下531日为截稿日,及后他又补充接受短片或图表来参赛。
抑有进者,在324日安努亚又郑重其事地宣布将奖金提高到5万元,虽然安努亚没有说明举办作文比赛的目的,也没有说奖金是怎样给的,显得十分笼统。但眼明人一看就知道他要通过外界对林吉祥进行丑化,让后者成为一名种族主义者、反伊斯兰教者及独裁者(从政51年),以配合安努亚所要达致的目的。如果没有达到丑化林吉祥的目的,也就不符合安努亚的标准,自然不会得奖。
这就是说,如果收到的征文比赛有一些是否定林吉祥为种族主义者,反而称赞他是爱国主义者,是一位有容乃大的从政者,亦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政治人物,安努亚会颁奖给这样的作者吗?
另一方面,不甘示弱的民主行动党也在同一天由再益(前首相暑部长,掌管法律)为文反驳。他说他也出1万元奖金举办作文比赛,题目是:“纳吉是最糟糕的首相”。
再益显然订下规则,只要其中一篇被认为是佳作就会获奖,但文章要符合下列条件:
“参赛者必须诚实描述首相的失败与真面目”,同时文章要有1万字,可用英文或国文书写。
与此同时,林吉祥也在324日促请内阁也举办一场有奖作文比赛,对首相的鞭鞑和驳斥。他更建议首奖颁10万元、次奖5万元及三奖1万元。
很显然的,林吉祥是很不服气安努要对他摸黑与丑化,企图把他塑造成反伊斯兰者,因此反建议来丑化首相。
当然内阁是绝对不会举行这类被视为荒谬的低级政治玩意儿,但人们也不知道为何安努亚首发猛炮对准林吉祥?
公正党的拉菲兹也放话了,他对安努亚调高比赛奖金感到惊讶,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他说当吉隆坡大学学生的财务负担剧增,这5万令吉的奖金竟是来自吉隆坡大学的副校长(安努亚)。
他形容这是安努亚的政治噱头,以此来提高声价以便未来在巫统党选上受到重视。
针对相关事件,行动党一些议员也报了案,但警方会否采取行动,也是不够明确的。
其实警方采不采取行动,政府会否喊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政治斗争用在人身攻击和扼杀对手人格上是不值得鼓励和支持的。

如果举办怀有不良用意的比赛,那是不能令人苟同的。较为公平的斗争就是在大选时,让选民作出判决。为此我们促请各方取消这类无聊的政治噱头,这对国家并没有带来好处,只会使政治变成人格谋杀的工具。这不是搞政治的初衷,而是把政治化成手段而不是目的,难怪有人说政治是肮脏的。

刊登于2017年4月3日《号外周报》第431期

纳吉在峇东埔下“战书”?(敲山震虎)

很显然的,首相纳吉于817日直赴峇东埔选区的威省工艺学院(大山脚)与超过2万名的群众席地共进午餐,是向“希盟”“示威”而来。
首相除了希望峇东埔重投国阵怀抱外,也宣布拨款45百万在威中兴建一所带有宿舍的宗教学校。不论结局如何,至少已起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今天的政坛之所以错综复杂,全因正在进行政治斗争的人物在过去是同一阵线的人。整个故事的焦点人物是马哈迪,他在“513”悲剧后促东姑下台。由于“逼宫成功”(东姑在1970年卸职,改由敦拉萨继位成为第二任首相),马哈迪付出了被开除党籍的代价(1969年),但在1971年被敦拉萨迎回巫统。从此他平步青云,官位不断上升,党职也水涨船高,直到1981年接替退位的胡申翁,成为第四任首相。
在位期间,他引进了安华(1981年)。安华是一名叛逆青年,他领导的Abim (回教青年运动组织)(1973年)在马来社会举足轻重,因此被马哈迪相中,放手让安华“大展身手”。不过马哈迪并不厚待安华,他只能提供一个平台让安华“碰运气”,因为这个选区(峇东埔)是当时伊斯兰党人查比迪所赢得的(1978-1982)(在这之前的10年,是由安华的父亲拥有,原称威中选区,后来分割成峇东埔和大山脚选区)。
即使安华被分配的议席是伊党人拥有,但他动用了全家和Abim成员全面出击,终于拿下峇东埔国席(1982年)。自此之后,峇东埔不仅成为安华起步的基石,也成为安华不变的地标。
当选国会议员后,安华被委为首相署副部长;更在同年角逐巫青团长而以10票之差胜出,当年他的搭档是纳吉。
来到1993年,安华又联合其搭档纳吉组成宏愿队伍,另两位成员是慕尤丁(柔州务大臣)和莫哈末泰益(雪州务大臣)。在红票狂刮下,嘉化峇峇放弃提名党署理主席,安华也就自动当选且成了副首相。
马哈迪对此有所不满,也就在1995年大选后不委纳吉及慕尤丁出任重要部长职;更在1996年的党选中拆掉“宏愿队伍”。最致命的是慕尤丁败选副主席,由马哈迪拉拢的阿都拉(原是1987年党争时属于东姑拉沙里B队的大将)胜出。这意味着“宏愿队伍”随时可能瓦解。
意想不到的是在1998年时,马哈迪突然痛下杀手,将安华党官职全面革除,指后者涉及不道德行为。安华拒绝低头,他在没有官职下卷起了烈火莫熄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地冲击马哈迪政权。
与此同时,马哈迪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将安华扣捕,及后提控上法庭。更在1999年委任阿都拉出任副首相。
另一方面,安华在其夫人旺阿兹莎带领下,成立“国民公正党”。在与行动党和伊党直接合作下,于1999年的大选扶起了伊党(控制丹登两州)及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反之公正党只赢得6个国席(包括旺阿兹莎的峇东埔国席),行动党也只保存10个国席(但林吉祥和卡巴星双双不幸落马,失掉国会议员光环)。
在位22年后,马哈迪在2003年把相位让给阿都拉后,他先是对阿都拉的施政没有太大的意见,但有不满阿都拉迟迟不肯委纳吉为副首相,直到马哈迪不断催促下,纳吉才得偿所愿;而马哈迪也算还敦拉萨一个“终生难忘的恩情。
2004年的大选,由于反对党内讧,相互倾轧,旺阿兹莎只能以500多张多数票险胜保住峇东埔最后一盏灯,否则安华政途不妙。
又是另一个奇迹发生在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在一夜之间夺下5个州政权,国会议席也激增至82席(国阵140席)。此时马哈迪一边逼阿都拉辞职,支持纳吉上位,另一边重加入巫统,反映出他对纳吉的“热烈”支持;尤其是在2013年大选时,马哈迪还到峇东埔踩安华的场,有6千人出席其群众大会,但还是撼不倒安华。
未想在2013年大选后,纳吉被认为领军不力,在马哈迪炮轰下又不辞职,结果演变成今天师徒翻脸的局面。
既然峇东埔已和安华血肉相连,因此当2015年安华再次入狱时,还是由旺阿兹莎取回峇东埔国席。

今天的马哈迪已不站在纳吉这一边,而是转站安华这一边。如果马哈迪也到峇东埔展示魅力,不知会有多少人亮相呢?这将会是“民意”的温度表。

刊登于2017年8月21日《南洋商报》

前总检察长为马哈迪“平反”? —八十年代司法危机的前因后果(下)

巫统从党争到走向法院都是马哈迪占上风。既然巫统被宣布为非法政党,马哈迪便注册“新巫统”,以取代“非法的巫统”;而东姑申请“马来西亚巫统”的注册则被拒绝。这就是说,新巫统已牢控大局。其二,马哈迪在1988526日终止最高法院院长阿峇斯的职务,交由调查庭处理,也就促使东姑拉沙里的上诉案(高庭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被展延至另行通知。换句话说,旧巫统起死回生似乎无门。
法院院长被停止职务和设调查庭调查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过程更是如同电影。先是院长不同意政府成立的调委会中的其中三人(共有6人),他认为是不恰当的,但不受调查庭理会。调查庭订于629日正式审理此案。在千钧一发当儿,他在628日入禀申请书,又遇法官“告假”,而交另一法官阿日星审理。另一法官也拒绝发出禁制令阻止调查庭开展工作。
迫于无奈,阿峇斯在72日要求最高法院法官旺苏莱曼接纳其上诉案,在苏莱曼同意下,后者召集连他在内的5名大法官聆审阿峇斯的上诉案,结果法官一致同意发出禁制令,阻止调查庭继续操作。
讵料,代院长阿都哈密在75日向元首建议终止5位法官职务,理由是他们未得到院长允许,合谋开庭审上诉案。
结果政府又另设调查庭来调查5位法官的行为,变成了案中案。调查结果如下:两名大法官即旺苏莱曼和余锦成因“行为不当”被革职,另3人可复职(1988106日)。
除了阿峇斯的上诉案在74日被阿日星法官驳回外,另外5位大法官发出的禁制令也在司法部的指示下安排五司会审(主审者是哈欣山尼大法官)。正如所料,这五司会审撤销禁制令。这样一来,已没有人和法律及其他途径得以阻止调查庭持续工作。在198886日,阿峇斯正式接到首席秘书公函,他被解除院长职务,由88日起生效。
与此同时,代院长阿都哈密也在88日聆审东姑拉沙里的上诉案,结果后者败诉,维持高庭原判,旧巫统不能重生。这就意味着马哈迪注册的“新巫统”得以接管巫统的一切,新巫统正式取代了旧巫统。
司法案告一段落后,东姑拉沙里又将战场移回大选(1990年),准备与马哈迪来一场生死战。
与此同时,被革职的法院院长沙礼·阿峇斯也在1989年出版其著作(与K.Das合著)《五月的司法风暴》。他显然是将矛头对准时任首相的马哈迪。他坦诚司法部是最弱的一环,没有警察和军队在手。但出于尊敬他还是赴马哈迪召见之约(527日,但在当天发给阿峇斯的暂时中止职务的信是志期526日生效,而不是527日)。他说如果他事先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他是不会赴约的。
这本书显然是向马哈迪开弓,也对自己本身的遭遇作了详尽的交代,他认为他的被革职是因为马哈迪担心他(院长)将主持的9司会审,会对东姑拉沙里的上诉案有利,即“恢复旧巫统”而危及马哈迪的新巫统的政治地位。
这之后,阿峇斯退出司法界,曾在1995年应46马来人党(原本是46精神党,由东姑拉沙里创组)之邀参加国会选举而败北。
此后,46马来人党(1996年)解散,重归巫统。由于政局有变,阿峇斯在1999年应伊斯兰党之邀参加登嘉楼州议席选举而告捷。在伊斯兰党掌权下,阿峇斯也当上行政议员,但他的权限对马哈迪没有任何的威胁。
因为健康欠佳,阿峇斯不再参加2004年的大选。不过这一年的大选是阿都拉出任首相后的第一次领军大选,也就在“一片祝福声中”取得大胜。
阿都拉的作风与马哈迪有所不同,因此从2005年开始,律师公会就不断地提起1988年的司法危机事件应予重新处理,还法官一个公道。
这件事也引起在阿都拉内阁中出任“法律部长”的再益的关注,他建议政府应作出道歉并给适当补偿金。
2008年时,马哈迪虽已退休,但不以为然地讽刺再益在1988年担任回教律师公会会长时,支持政府革除阿峇斯院长,怎么到了今天反而说风凉话?
抑有进者,马哈迪在当年也极力否认他是革除阿峇斯院长的幕后人,他说是最高元首喻令他对院长采取行动,因为元首不满院长越权直接向元首呈上密函(此密函是指马哈迪对司法权的干预过多)。
尽管所谓“司法危机”事件已过了29年,且已“尘埃落定”,但马哈迪对最近有人提出此事深表不满,他不能接受他是整个案件的幕后人。
在今年723日的记者会上,马哈迪说当年元首也对院长投诉元首宅邸施工发出的吵杂声十分不满。
针对阿峇斯院长被革职事,马哈迪说,当年的总检察长阿布达立不想提到元首,因此用他(首相)的名义向仲裁庭提出革除院长职,而他本身不知情。
究竟这宗“迷案”是怎么一回事?且听当年的总检察长阿布达立在730日对马哈迪说话的回应。
他说,当年马哈迪在国会修宪,撤除最高法院的绝对司法权时,一众最高法院及高庭法官就此开会讨论,会议最后议决由院长向元首致函,以投诉行政机构“攻击”司法机构。而这封信引起元首的不快。随后元首将此信转交给首相,并御令首相针对投诉采取适当行动。
阿布达立进一步说,政府在别无他法下,只能援引宪法第1253)条文及第1254)条文设立调查庭(仲裁庭),而马哈迪只能遵循元首指示来办事。
不过他作出澄清:“马哈迪从未投诉法官,就如我之前所言,是法官引发危机。”
言下之意,阿布达立认为是法官就“司法受干预事”向元首投诉才挑起风波;而马哈迪之所以被指责为引发“司法危机”的幕后人,阿布达立说,这可能涉及政治因素。
在谈话中,阿布达立遗憾阿峇斯院长不出席调查庭,若他出面解释,结果或许不同。坦白地说,在当时的时局下,人们也不认为阿峇斯有胜算的可能,因为没有如果,也就没有答案。
无论如何,阿布达立希望大马不要再出现另一个司法危机。
但放眼一看,今天我们也绝没有想到政治会演变成首相对首相的抗争,巫统人对前巫统人的斗争。结局如何,且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7年8月21日《光华日报》

17.8.17

“东铁”工程带来的转变 (直挂云帆)

存在着争议的“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东铁)终于在今年89日在关丹的阿末沙王城(尚城)举行,由首相纳吉主持动土礼,而中国国务委员王勇也代表中国主席习近平联合主持仪式,象征着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大马中合作实体的落实,整个工程耗资马币550亿令吉,由中国提供贷款。其条件是首7年不必摊还,到第7年后分20年摊还。收取3.25%的利息,所以马来西亚不担心还债会有困难。
首相纳吉说,这是马来西亚进入另一个里程碑,毕竟直到今天衔接东西海岸的只是公路,高速公路及不足够的火车服务。一旦东铁在2024年完竣,从雪州的鹅唛(Gombak)到吉兰丹的哥打峇鲁(Kota Bharu)不到4个小时;而现在用公路要花费7个小时,在节日时刻更需耗12小时。
这段全程688公里长的东铁将来会成为马来西亚最长的铁道工程,从巴生港对接站鹅唛起,途经文冬、文德甲、马兰、甘孟、关丹、尚城、关丹港口、遮拉汀、朱蓋、甘马仕、吉利地、龙运、彭加兰柏拉岸、瓜拉特乐蒙、瓜拉登嘉楼、柏娜里、甘榜拉惹、督巴黎、日拉瓦、哥打峇鲁及华卡峇鲁。换句话说,这段铁路经过四个州;尤其对东海岸三州(彭亨、登嘉楼及吉兰丹)特别重要,肯定会拉近马来半岛的城乡距离;更能起到间接上拉进马六甲海峡与南中国海的距离。虽然其中有21条隧道(约65公里长)及全场88.8公里的高架桥,以避开雨季造成的水灾,但它带来的好处不仅缩短往来时间,而且可大大增加载客量及货运量。估计到了2030年,客运量年达540万人次,及货运量达5300吨。
至为重要的是,有30%的工程将保留给本地承建商进行。
王勇国务委员形容马中两国签约未及1年就能启动工程,堪称是“一带一路”的旗舰计划。
在这方面,负责承建大部分工程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CCCC)董事长刘起涛说,除了提供高品质的一流技术外,也将会在马来西亚提供8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中国也将培训3000名大马人成为铁路建设和营运人才。
不过在另一方面,反对党则抨击有关计划投资过大,并质问为何会从最初(2016年)的290亿令吉激增到550亿令吉?其理由后来查知是马币贬值了,当初估值公司都是以1美元兑3.2令吉核算,但如今是已达4令吉有余了。
还有原本是545公里长的铁路,如今已延伸至688公里。此外隧道也从30公里延长至56公里,连带高架桥也增加了。因此成本自然加重。
前首相马哈迪则认为举债建东铁将加重国家的负债,他也提到现任政府忘掉2020年宏愿,将使马来西亚依赖(外来)援助而丧失独立(现任政府已将宏愿计划改成TN50,也即是2050年达致先进国,不再沿用马哈迪的宏愿计划)。
对此,马哈迪也解释说这与“反中”完全没有关系,不要套上“种族课题”来转移视线。
他批评550亿令吉的贷款加上利息后,将需要承担90亿令吉的债务。因此他认为当下承建的不是高铁,不需要那么多的费用。
除此之外,马哈迪又指出若加上承建马新通向泰国的高铁,也会需要500亿令吉。如果也向外借贷则国家的债务各方面综合起来将达2000亿令吉。
针对这样的批评,纳吉权力否认“典当”国家的主权,他更形容东铁将给马来西亚带来全新的转变(Game changer)和思维的转变(Mindset changer)。
虽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的表白是中肯的,东铁会对新加坡带来冲击,但尚不是威胁。
如果以占世界第二位的新加坡港口来比较占世界第12位的巴生港口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不过如果巴生港口设施大大改善,加上东铁的完成,有许多货可从马六甲海峡跨过“大陆桥”(东铁)直达南中国海,这对新加坡来说已是一个崭新的局面了。
如果再加上中国在马六甲耗资300亿人民币开发“皇京港”那就不能说对新加坡也没有影响了。因为这个集旅游、商业、住宅及港口于一炉的庞大计划,在将来也将会成为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货轮和油糟船的补给及维修的基地。目前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货船有90%在新加坡停泊和补给及修理,一旦马六甲皇京港完成,它就会有所不同了。
至于陈庆文提出的中国会在泰南克拉地峡开凿运河,那是过于“杞人忧天”的,因为这项工程已说了百多年,还是白谈。再者,中国也得考虑泰南分离主义分子的袭击和破坏,因此不会是首选。
无可否认的中国承建“东铁”是为了配合一带一路的战略需求也在情理之中,目前它已取得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的租赁权,加上吉布提军港已启用,若再加上“东铁”和“皇京港”的开发,既可避开新加坡、日本和印度带来的压力,也可使到中国更具信心使用马六甲海峡和保护南中国海的岛礁权益。
抑有进者,新加坡《海峡时报》也在810日引述纳吉与王勇会晤时有触及在柔佛州建立雷达监控系统的区域反情报中心和一个导弹系统。
根据“The Malaysian Insight”较早前的报导,中国会向马来西亚提供50年的贷款期在柔佛安置12AR3多发射火箭系统(MLRS)。
马来西亚反对党(诚信党署理主席沙拉胡丁)促请纳吉谨慎行事,不要卷入大国的权斗中。
虽然言之凿凿,但大马国防部已郑重否认中国有此献议。
从消息来源也不难看出,新加坡也有此担心,但这样的推测应该是一面之词,也不符合逻辑。

刊登于2017年8月17日《东方日报》

14.8.17

大选极可能在11月 (天下纵横)

选举委员会虽然已发函各校告知在11月份内不要有活动节目,这意味着大选可能即将降临。
当然即使是教师已被通知在本周内出席汇报会及参加培训课,也不等于大选一定会在11月。因此各方还是不能确定大选日期。
不过如果回顾历届大选,有三次是排在四月份投票执政党大胜的。第一个是1964年的大选订在4月投票,结果联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一年是在马印对抗下的大选,印尼是因为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甚至与马来西亚绝交和对抗。但选民对印尼的来势汹汹也就使到马来西亚的选民担心若投票给反对党会惹来麻烦。于是转向支持执政党,结果联盟在154席的国会中占有123席,反对党只剩下31席。
第二个4月投票的大选失落在1982年。这一年马哈迪领军取得大胜(他是在1981年接任首相职位),在154个国席中,国阵(自1974年后联盟扩大成国阵)占132席,反对党只有22席,强弱悬殊。
第三个4月份投票的大选是在1995年。这一年国席已增加至192席,仍然由马哈迪领军,结果国阵赢得167席,而反对党只有30席。
由此可见,4月是执政党的幸运号码,逢4必胜也成了一个传统。当然这只能说是巧合,不能说是迷信。
在这种推测下,如果纳吉选择20184月为大选的投票日,也不会令人惊讶的,毕竟4月是个好兆头。
至于在11月份投票的大选是在1999年。这一年刚好是马哈迪革除安华一年后面对“烈火莫熄”的挑战。安华是结合反对党(公正党、行动党、伊斯兰党及人民党)组成替代阵线,向马哈迪领导的国阵叫阵。结果是马来社会吹起“小政治海啸”,诸多马来选区被反对党攻下,其中最大的赢家是伊党(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州议会,并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安华的公正党只赢得5个国席,成绩差强人意。
无论如何,国阵仍然拥有超过2/3的议席,政权十分稳固。因此11月对国阵来说也是值得选择的日子。
若以当今的时局来看,11月大选的可能性已出现几种迹象:其一是学校已被通知作准备;其二是首相说大选为期不远了;其三是趁国阵内部比较稳定时,打击和阻止反对党组成的“希盟”已是时候了,不然希盟的势力将会扩大;其四政府最近已给垦殖民拨款,也拟将印裔回教徒列为土著;派发援助金予乐龄人士等等。还有最重要的是,政府在今年10月公布的2018年利好预算案,也将印证大选就要来临了。
如果第14届大选不是落在今年11月,那可能就是明年的4月了。其他的月份;尤其是3月和5月是不被列为优先考虑的日期,因为1969年大选落在5月份投票,结果反风大起,导致联盟政权受到震动。更不幸的是,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
第二个5月是发生在2013年的大选。这是纳吉出任首相后的第一个考验,他选择5月应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不幸的,他无法力挽狂澜,国阵虽保中央政权,但反对党的势力已不可以小视。
至于3月份的大选只有第五任首相阿都拉钟爱。他在2004年的大选(在2003年接任首相)选择3月为吉祥日,结果大胜,在219个国席中,国阵占有199席。
由于不迷信,阿都拉在2008年的大选也同样选择3月作为幸运号码。讵料这一年卷起政治海啸,国阵痛失5州政权外,国席也跌剩140席(总数222席),反对党跃起拥有82席。由于被指领军不力,阿都拉在2009年卸职,让位于纳吉。

就这样纳吉的时代便一直延续下来。不料今次是马哈迪拦路,也就进入了双雄“政治生死战”。

刊登于2017年8月14日《号外周报》第850期

林冠英与郭金福 (敲山震虎)

民主行动党前秘书长郭金福(1956-2017)的逝世令人想起行动党在那个年代的政治动荡和变化。
当郭金福与林冠英从澳洲的莫纳斯大学毕业回马后,根据刘镇东说,林冠英介绍郭参加行动党。于是他们便在1986年参加大选,林冠英取代他父亲林吉祥的空缺,角逐马六甲市区国席,一鹄中的,时年26岁。而郭金福也在同一年提名竞选马六甲榴莲老温(现已易名为哥打士拉马拉)州议席胜出,时年30岁。这两位年轻人开展了他们的政治旅程。
林吉祥身为党的秘书长也在这一年移师槟城,展开他的“丹绒一役”,他要像在马六甲一样,在槟城插上第一个地标。结果他如愿以偿,在1986年大选中击败许子根而想成为“第二个林苍祐”(林苍祐是在1964年的大选在丹绒国席插旗成功,终于在1969年的大选率民政党夺得槟州的执政权)连带10名州议员。
1990年的大选,雄心勃勃的林吉祥决心要夺取槟州政权,抬出“丹绒二役”希望能取得突破。当成绩揭晓后,46精神党只在国会拥有8席;在吉兰丹协助伊党夺回州政权;在槟城也几乎协助行动拿下槟州。可惜46精神党不济事,在槟州连1席(国和州)也没有。行动党拥有14席,国阵则拥有19席,政权仍归国阵拥有,启开了许子根时代(1990-2008)。这一年(1990年)郭金福也中选兵如港议员(怡保东区)。
林吉祥在无可奈何下,已不能寄望46党会有所作为,因此决心在1995年的大选用“丹绒三役”来冲倒国阵州政府。讵料人算不如天算,行动党在槟州全面崩溃,只剩下1名州议员。虽然林吉祥和卡巴星保住国席,但已没有“丹绒四役”了。此时党内因“丹绒三役”的失败而把矛头对准林吉祥。这一年郭金福也在怡保守土失败。
同样不幸的是,在1998年,林冠应因为一名马来少女仗义而触犯了煽动和印刷出版法令,被联邦法院判坐牢18个月,顿时失掉国会议员资格。
在打击连连下,面对1999年的大选政局又是大转变。这回是被革职的安华领导成立“国民公正党”,成功地与行动党和伊斯兰党直接合作。这种不避嫌的“突破”也是一个新尝试,虽然没有喊出“丹绒四役”,但林吉祥依然希望在槟州翻身。讵料选民并不“谅解”行动党与公正党及伊斯兰党合作的用意和苦心;更在市面上传出若投给行动党,华人将来没有猪肉吃。这使到林吉祥处于“百口莫辩”的尴尬局面。
也因为反风只在马来社会吹起,华人社会似乎“无动于衷”,使到行动党在这一年的大选只剩下10名国会议员,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第一次双双落马。
为对失败负起责任,林吉祥卸下了他担任30年的秘书长职,在2001年党代表大会上推荐郭金福接班(郭在1999年又当选回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林吉祥转任党主席。
郭金福出任秘书长期间(2003年),有在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秘书长”任期不能超过三届(9年),被认为向民主迈进。同一年,黄家定在马华也搞起9年制任期。意想不到的是,郭金福在2002年被检查患有直肠癌,也就开始有了退意,但还是领导党参加2004年的大选。在守土(马六甲国席)失败后郭金福痛下决心,坚持不再任秘书长。虽然他获得党内高层的挽留;尤其是卡巴星力劝郭金福留任,但郭没接受。
此时出狱一段长时间的林冠英的五年限制参政期也已届满,于是被党选为秘书长,又开启了一个与林吉祥同在的时代。
在当时有市面传言说,郭金福以少数票输掉甲市国席是党内有人抽后脚。
来到2005年,已经是党秘书长的林冠英和其夫人提名参加马六甲联委会的州选,以期在马六甲重新开启他的第二次政治旅程,却意外地被排在门外。这件事也被认为与马六甲行动党后来发生的政治地震有关。
虽然林冠英政路坎坷不平,历尽沧桑,但却在2008年的大选时来运转,他父亲没有圆的梦倒让他完成了,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2008年后,是行动党意气风发的年代,而斯人独憔悴的郭金福在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与病痛为伍,直到2016年的60岁生日,人们又从媒体中看到短暂的秘书长也正如他的生命一样,昏暗的烛光快发不出亮了。

从郭金福的身上,人们也会不期然地悟出政治大道理,人除了人气和才气外,也要靠运气的。郭金福就是缺少运气这码事。

刊登于2017年8月14日《南洋商报》

政治案变成司法案 —八十年代司法危机的前因后果(中)

1987424日的巫统党选是创党以来最激烈和最关键性的党选,马哈迪阵营与东姑拉沙里阵营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很难预测谁将胜出。结果是马哈迪得票781张,东姑拉沙里得票718张,马哈迪当选党主席,两者相差43票。至于署理主席是嘉化峇峇739票,慕沙希淡699票,多数票40张,前者胜出。
3名副主席中,马哈迪的A队有两人胜出;而东姑拉沙里的B队有一人胜出。此外在25名最高理事当中,A队占16人,B队占9人。
这就是说,马哈迪阵营取得胜利。因此第一个步骤是马哈迪促请B队的人马辞卸部长职,共有三人呈辞,他们是贸工部长东姑拉沙里、国防部长阿都拉及外交部长莱士耶丁等人。马哈迪也就顺势组成“清一色”亲自己的内阁。
正由于B队人马有所不满,也就指控这次党选有问题,内中有非法支部代表参加投票。于是有12B队的人联函要求巫统最高理事会正视此事。
马哈迪反指责这“12人帮”(后1人退出,剩下11人帮)意图挑事,因此不予理会。这11人也就在1987625日入禀法院,要求宣布巫统党选无效。他们共代表7个区会的巫统指控在党选中有53个未注册的支会代表进场投票。另外他们也指责尚有78名代表是无权投票(当日共有1479人投票)。
11人也要求维持在党选前的阵容,直到新的党选。本来东姑拉沙里未有出面参与此案,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变成巫统两派的党争从党选移向法庭。
19879月杪,法庭在聆取双方的争辩后,希望两派“庭外和解”,但有效期定在1014日之前必须有答案。可惜双方无从折衷,也影响巫统正常操作(因党选的理事不能运作)。
在无从和解下,高等法院于198824日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震惊全马。马哈迪顺势另行注册新巫统(UMNO Baru)以取代原巫统(放弃上诉)。这样一来,在“新巫统”旗帜下,马哈迪仍然大权在握(1988213日获得批准)。
不甘示弱的东姑拉沙里展开两面开弓策略。一方面联合东姑首相和胡先翁首相(均退休)正式向社会注册官申请注册“马来西亚巫统”(UMNO Malaysia)(198828日提出申请)。正如所预料,注册官在213日拒绝东姑的申请(这一天也是马哈迪申请“新巫统”获准的日期。
为此,东股提出上诉,以制止新巫统执行任务和活动。但东姑的上诉在412日被驳回。
为阻止马哈迪掌控巫统和排斥B队的人马,东姑拉沙里使出最后的绝招,那就是针对高庭宣判巫统为非法组织提出上诉,要求上诉庭推翻高庭的判决。
这一回合的斗争非比寻常,马哈迪自然不同意巫统的命运由法庭来决定;东姑拉沙里则认为发挥司法独立精神是寻求正义的途径之一。
也因为事关重大,最高法院院长沙礼赛阿峇订在1988613日由全体9名法官联审东姑拉沙里的上诉案。
根据事后赛阿峇的说法,他史无前例推出9名法官审上诉案是希望能较为公平判案。
在这个过程中,B队的两名大壮慕沙希淡及阿都拉似乎偏向马哈迪,不再跟随东姑拉沙里起舞。
虽然受此意外打击,东姑拉沙里继续与马哈迪进行斗争。
就在上诉庭开庭之前的1988527日,马哈迪以首相的身份在首相署召见最高法院院长沙礼赛阿峇,在场者尚有副首相嘉化峇峇及政府首席秘书。在会谈中,马哈迪开门见山地说最高元首要赛阿峇辞职,理由是赛阿峇有一封致给最高元首的密函是不正当的。
究竟赛阿峇院长致给最高元首的密函是什么?而他为什么这么做?
先说其远因,在19861124日《时代周刊》刊登马哈迪的访谈中,有对司法诠释法律与政府的原意不同有所不满。及后也有数宗案件判政府败诉,也涉及马哈迪在国会提出修宪以削减司法的权力。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法官不满首相对司法的批评。为此院长赛阿峇召集了20名法官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决定不公开回应首相的批评,但同意致函最高元首及各州马来统治者。
有关密函由院长起草而获得法官们的同意。其主要内容这样说:“我们对于尊敬的首相不但在国会内,也在国会外对司法做出各种批评和指责表示失望。
除此之外,有关指责与批评已使我们蒙羞,并在精神上带来困扰,以致不能有秩序和适当地执行任务。”
最高元首在接获函件后,对院长的密函有所不满,乃在51日(1988年)首相觐见元首时,后者促请马哈迪采取适当的行动。
在同年55日,马哈迪复函元首说,根据总检察长的忠告,不能对院长采取行动,除非有证据说明任何行为或其他因素证明院长不再适当执行职务。
到了525日,首相再致函元首建议院长应被解除职务,同时需要设立调查庭并向元首作出报告。就这样,赛阿峇院长于517日告假期满述职后不久,也即是526日他被暂时终止职务。
正因为案中有案,从政治案件延伸到司法内斗,使到东姑拉沙里的上诉案被展延开审。就这样,万人关注的争执案变成司法案,这是独立以来的首宗案例,也反映出政治立法与行政权和司法判决权进入了短兵相接的斗争。

刊登于2017年8月1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