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10

1965年:震撼世界的一年 它改写马新印政治历史 (直挂云帆)

1965年是震撼世界的一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因为从宏观来说,它在后来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生态,主要体现在回教与社会主义的切割;而不单单是对东南亚三个国家的重新塑造。正由于这三个国家胶着与纠缠不清的局面,曾一度成为东西方国家争夺的焦点,才引发意想不到的巨变,虽然它的突发性有其必然性的条件,却令许多人大跌眼镜,也令许许多多人因之付出惨痛的代价。

为什么会这样呢?历史必须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8月15日),印尼的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地迫使荷兰放弃殖民统治。几经斗争,印尼的民族英雄苏卡诺终于在1949年领导他的国民党出任这个千岛之国的开国总统。

凭着他的斗志和魅力,他创造了印尼成为一个容共、纳共的回教国家。他所倡导的“纳沙贡”概念就是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溶于一炉。说白了就是将印尼导向不反共乃至亲共的东方集团,与西方反共国家唱反调。

苏卡诺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很快地传入马来亚及新加坡,因此早期(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就具有左倾的思想,甚至也有马共的人在参与领导。不过他们与苏卡诺所创导的“纳沙贡”没有任何的关系;更不曾认同“大印度尼西亚”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将马来亚半岛归纳与印度尼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客观而言,他们的左倾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使然,与苏卡诺攀不上直接关系。惟不能否认这个党因受过马共的影响而在1948年被迫自我解散。曾经参与这个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林建材仍健在,而具有马共背景的余柱业已作古(1918-1995)。

无独有偶也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1945年10月),在吡叻州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就与苏卡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服膺于“纳沙贡”概念,也支持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走着的是亲印尼的左倾路线。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指它涉及共产活动。

当时领导马来国民党的主要人物有布哈鲁丁(后来的回教党主席)、依萨(后来的劳工党主席)及布斯达曼(后来的人民党主席)。他们在国民党被取缔后,并没有放弃既有的思想,也在后来各自在其他政党另谋出路。有趣的是他们都加入了反对党而不是执政党。例如布斯达曼在1955年组成左翼的人民党;布哈鲁丁则在1956年离开人民党,加入回教党成为主席;而依萨在1960年成为劳工党主席。他们都是苏卡诺的忠实信徒和“纳沙贡”理念的信仰者。

另一方面,马来亚也在战后涌现了另一批不与苏卡诺挂钩的政治势力,在拿督翁领导下,他们在1946年成立了巫统,成功地反对“马来亚联邦”制(Malayan Union)的实施,更在较后与英殖民者府达成协议,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

巫统基本上是右翼的马来政党,与苏卡诺走不同的路线,它支持苏丹制和走向君主立宪,接受英国制定的以民主作为立国根基。因为有了巫统的支持,英国也在同年的6月对亲共组织和人士大举扫荡,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就这样,马共又回到打森林游击战争(直到1989年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才走出森林,结束41年游击战争)。

当英国成功地争取右翼马来民族主义者与苏卡诺的民族主义者划清界限后,它进一步鼓励马来亚其他种族的政党出现。马华公会就是在1949年诞生的右翼政党。在1953年后,巫统、马华和国大党更组成右翼阵线的“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中,联盟大奏凯歌起而成为自治邦政府。1957年,它领导马来亚取得独立,东姑出任首相,他走的是亲西方的右翼路线。换句话说,英国成功地在东南亚立下一个反共基石,阻止印尼向北扩张势力。

不过,在1954年与新加坡出现的人民行动党,则走着与联盟不同的路线。在李光耀领导下,选择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结合左翼力量下,这个政党在1959年取得自治邦的执政权。后来李光耀与左翼闹分裂,英国也积极支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体的一部分。

原本这两个国家(后来分成三个)各自独立和自行自治是各安其位的,也没有对抗与斗争的必要,但问题是当马来亚首相东姑于1961年在新加坡抛出有意与新加坡、北婆、汶莱和砂拉越取得更大的合作时,整个性质就起了变化。因为东姑涉及的是将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容纳新加坡及北婆三邦加入其中,显然是“冲撞”了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

今天看来,英国之所以决定将东马交给东姑和劝服东姑也将新加坡纳入其中之一的背后议程是西方集团显然不希望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落实,而成为一国独大的东南亚的老大,再也不受西方国家的牵制。

就这样不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苏卡诺动员整个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他的这一大动作不但得到马新左翼政团的支持,也得到东方共产阵营的认可。于是“马来西亚”被定性为“新殖民主义产物”(意指通过马来亚之手继续殖民化东马)的基调出台了。

当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后,又于翌年被接受加入联合国时,进一步激怒印尼也愤慨地退出联合国,一场国际斗争掀开序幕。苏卡诺也喊出了“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两国关系剑拔弓张,处于“战争”状态。

这场“粉碎马来西亚”运动也给东姑带来诸多挑战。他一方面要应对印尼与菲律宾的索士要求;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国内的反对声浪和印尼透过各方面造成的威胁,包括空降伞兵袭击马来西亚。

在当时与东姑站在一起的是他的联盟的团队,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英国政府。它们有议程地分化和打击区域的左翼运动。

这样一来,当年的“马印对抗”已不仅只属两个国家的“战争”,而是西方集团开始反击和正面交锋。

因此转入1965年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被揭开来,它是在无法预算底下竟然成为有秩序的大反攻,令人瞠目结舌:
(一) 揭开这层面纱的是在1965年正月,马来西亚政府得悉反对党中的马来领袖在印尼的穿针引线下,准备同年6月间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于是先下手为强,逮捕了回教党领导布哈鲁丁、劳工党主席依萨及其他著名人士如社阵主席哈斯诺及前农张阿都亚兹(他在1963年离开巫统后,另创国民议会党,并加入左翼的社阵)。布斯达曼在1962年已被扣捕,指他涉入汶莱叛乱。。不久之后,一些被捕人士发表自白书,承认涉及其中。就马来西亚来说,它成功地剪除了左翼马来领袖的威胁,大印尼计划也因之“胎死腹中”。

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经这次打击后开始蜕变。人民党与劳工党在这年12月分道扬镳,社阵组织消失。

当人民党更换领导人(卡森阿末)仍走议会斗争路线时,劳工党则选择走中国式的“文革”路线,走向街头斗争。结果劳工党杯葛1969年大选,而后也自我退出政治舞台,整个左翼运动自那举起已告分歧和分裂,而后各自寻找“归属”。

(二) 1965年的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是事出有因的突变。这是它在1963年加入大马时始料未及的结果。因为李光耀一直很希望重归马新统一以维持新加坡的海港优势,但又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有意见,也就与巫统政策引起正面的冲突,到最后以分离收场。

这就是说,1965年不经意泡制一个不起眼的小国,而今天新加坡经过45年的奋斗,已发展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先进和最耀眼的蕞尔国家。没有1965年的转折,那来新加坡共和国挤入世界之林?也正是新加坡在这一年独立,使它必须独立应对“文革”在新加坡掀起的风浪。左翼也因新加坡的独立失去一个持续斗争的依据。

(三) 1965年9月30日时更为令人悲痛的日子。当苏卡诺获悉美国准备策动印尼右翼军人发动政变前,先下手为强除掉对手,但漏了一个苏哈多。后者在美国的协助下组织军队反扑,成功地推翻了苏卡诺政权。接着数十万的印共党员被杀害,血流成河。印尼华人不可幸免成为被怀疑和被对付的对象,死伤者不计其数外,又再一次爆发排华运动,数以万计印尼华人不得不避居中国(经过多年以后(1998年苏哈多倒台),他们才得以返回印尼)。

这场由西方势力(主要是美英澳)主导的反政变也澈底地改变了印尼的政治生态,从左转向右。而在苏哈多的集权统治下,这个国家成为西方的急先锋和桥头堡。在这之后,美国也成功地向回教国家宣传回教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深刻地影响了回教国家不再选择走社会主义路线,甚至连马来西亚的回教徒也受到影响。比如在2004年大选时,原人民党主席赛胡申阿里有意到吉兰丹角逐国席(被视为安全区),但回教党精神领导聂阿兹说他不欢迎赛胡申来参选,因为后者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由此可见,宗教对社会主义是敏感的。

虽然美国成功地将回教与社会主义隔开,但后来也自食其果。那就是在80年代利用回教份子在阿富汗和苏军打战,而在80年代末期逼走苏军取得胜利后,回教份子并不认为应对美国感恩戴德,反而认为中东的战乱盖因美国政策一手造成。于是他们反过来对付美国,奥沙马宾纳登的向美国发动圣战(1996年)及塔利班的死灰复燃(2001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被美国铲平,失去政权,但未被澈底消灭)就是冲着美国而来。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0当今世界是从1965年翻转过来的,就可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出现宗教狂热份子和恐怖份子向世界和平“宣战”?

刊登于2010年12月30日《东方日报》

我为何写《林苍祐评传》(天下纵横)

《星洲日报》11月26日的社论“感念林苍祐对国家贡献”一文中有一段这样说:“《林苍祐评传》是目前唯一的林苍祐研究文献。基于林苍祐的政治贡献和历史角色,政府与民间另需为他做更多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完好保存以供后人殷鉴,也是对一代政治家的敬礼。”

我认同这个说法,也感谢社论对《林苍祐评传》的重视,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至于我为何会写林苍祐的故事,说来是一个奇缘。

在1985年的时候,我离开服务长达20年的星系报业(先是星洲日报,后是星槟日报),而自行创业。在与友人的合作下,我们开设了印务馆,而后是出版社。主要是我们手上拥有《联合报》(三日刊)及其他杂志的出版准证。

因为要打响《联合报》的第一炮,我们决定推出林苍祐系列(犹记得在我们之前,《新生活报》靠刊出骆文秀系列大受欢迎而成为热门小报)。但林苍祐是个“高深莫测”的人,要从他身上拿料,那是难上加难的。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试一试,因为凭我与他的交情,我的同事们认为我可以“征服” 林苍祐。在没有选择的条件下,我只好数度闯林苍祐私邸。又另外趁他不在家的时候,也登堂入室采访林苍祐夫人吴欣燕,但这还是不够的。我又访问了他周围的人,希望能收集到更多的资料。

老实说,林苍祐的从政纪录这么长,又如何写起呢?到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那就是回到《星槟日报》的资料室,虽然我已离开,但这间资料室也是我参与扩大起来的,因此查起资料来得心应手。

我就从1951年林苍祐从政开始翻阅《星槟日报》,一张一页地查,小心地看,遇到有关林苍祐的新闻就将之复印下来。

由于《星槟日报》的资料保存得十分完整(从1939年创刊到1985年的都不从缺),使我的工作变成事半功倍,也就让我得以一篇一篇地写下去而从来没有断稿。

如果说我应是第一位将《星槟日报》从头到尾翻列完的报人,相信不会被质疑,因为在1980年我写《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系列文章时已翻阅过一次《星槟日报》。因此对我而言,《星槟日报》是我至为熟悉的伴侣。

当我把报纸的资料连同对人物的访谈串起来后,林苍祐的形象就存在我的脑海中而后跃然于纸上。

至于《林苍祐评传》中为什么有家事与林苍祐爱情故事也有他的政治生涯,那是我刻意写成的。理由很简单,读者要读的是通俗的故事,不是大块头文章,因此下笔写林苍祐时要轻松,亦能够读来一气呵成。为了能够写成故事,即使有些许的渲染,也在情理之中。

就这样,当《林苍祐评传》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在《联合报》出现后,引起坊间的关注,因为他们一向以来认识的林苍祐是一本正经的政治人物,而事实上他也有其人性化的一面。

当我在1988年将林苍祐的故事辑成书,取名为《林苍祐评传》时,我确实从未让他先看手稿。为了使到这本书也能让英文教育者了解林苍祐这个人,我出版了中英文版。

果然当我把书送林苍祐后的不久,林苍祐有向英文报《亦果西报》作过批评。他形容这是“小说式的传记”。既然是小说式的评传,自然有穿插一些对话放在主角和配角的口里,让他们更具形象化。

在 90年代林苍祐退出政坛后的有一天,他又向我建议组成一个“写作团”,但要包括英语文采人才,用中英文的手法和学术的视角勾画出一个政治人物的林苍祐,比较侧重他在不同的年代发表过的谈话和演讲,更要将他的亲手撰写演讲稿消化好,以便有朝一日让年青的一代有机会参考和审阅。

我一直未能完成这个心愿,因为我已离开报界,找资料不易,能动员的资料又不多,也就未有进一步行动。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谁来赞助这笔经费?在90年少说也要整10万的费用,可是谁来负责呢?没有人提出。

既然坊间没有出现“林苍祐故事”的版本,我写的那一本就成为研究林苍祐最好指引。没有这本书,要整理林苍祐的资料也真是不容易。

其实除了我的拙作外,其他有关林苍祐的政治历史书也真不多见。唯一比较能看到林苍祐思想的就收集在他自己的言论集中,取名为《走向新年代》(中英文版)。

还有一位首任理大讲师的邱武德博士也在五年前计划写一本有关林苍祐的书。我知悉后很告慰,并为他提供他所要的资料。可惜的是,我等了这么多年,未见邱武德有出版这本书,是否已搁置或暂时放下我们不得而知。

邱武德这样告诉我:“他写林苍祐侧重在学术研究,并不一定要访问林苍祐本人。”

到后来有关著作好像仍未杀青就不知道邱武德(《心超越马哈迪》的作者)会不会交待还是另有应由?

除此之外,林苍祐也有口述历史存放在“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内,希望它会对研究林苍祐的人大有裨益。

虽然我非经典之作,但我乐意与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林苍祐”。


百日维新VS一个大马 (跃马扬鞭)

12月19日,民联三党代表在槟城举行第2届大会上,提出了要在执政百日后落实10项利民政策,并提出了“挽救大马,改朝换代”的口号。所谓的10大政纲包括改革国家机关、废除内安法令、废除过路费、重整国家津贴结构、重组公务员薪资、把已私营化的水务管理特许合约还给政府、为乡村居民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提高沙砂登丹的石油税至20%及解决沙巴外来移民的大课题等。

如果这些政纲都能一一推行的话,那对人民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事。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政党的政治政纲,还未落实,因此不能高兴得太早。

这里浮现两个大问题:①民联能在下届迈入布城主政中央吗?②民联的政纲能压倒国阵的政纲吗?

这两个问题也真是不容易回答,但不妨从政治现实中来探讨它的可行性与不可行性。其一,民联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各有执政地盘,勉强可分为公正党在雪州、行动党在槟州及回教党在吉兰丹及吉打州。这就是说,民联提出的不单是反对党的政纲,而是基于它在四州的执政“经验”所得出来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要在下一届大选入主中央,因此必须要提出相当吸引人的政纲和口号,但又不能像天方夜谭在讲着神话的故事。
不过问题是经过两年又九个月的执政后,民联内部矛盾和斗争也是迈向布城的阻力,它们自然需要时间自我调整和修整。因此过早的大选对民联是较为不利的。毕竟要在短短的32个月的执政期内拿出亮丽的成绩单并不容易,再加上党员的未够默契和各扯后脚也是造成民联在这些日子来面临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说,2008年那一场大选基本上是非政府组织都倾向反对党,那是不争的事实。先有净选盟(Bersih)的大示威要求民主选举;后有兴权会展示力量要求关注印裔的贫穷问题,给了反对党诸多的筹码搞了一场破天荒的308政治海啸震撼了国阵的根基;那么经过痛定思痛的国阵也来一个大转弯,提出招收直接党团(任何支持国阵理念的政党或非政府组织都可直接参加成为成员)和直接个人成员(一般以杰出的精英为主)。这用意说白人就是要分享反对党的既定资源,将其中一部分乃至一半的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拉到国阵这一边。这样一来,改组后的国阵就是一个较民联跨前一步的政治组合,不再让反对党专美于前。

如果非政府组织不再如上届大选般的不断呐喊和示威,那国阵的安抚和收编也就算是成功了。其实它的重点不在是否有直接候选人来冲撞原本属于成员党的选区,而是在于减少反对的力量。
民联方面自然也无法预期308前的思变热潮会否再次重演,因为激情过后就是冷静思考的冷却期。现在选民则是用心和用眼睛来评估和衡量各党的政绩和政纲。这就是说,民联想要再创奇迹,真是有其高难度。

其二,因此民联非得率先提出很抢眼的政纲,用以吸引和争取更多的选民认同,而不计较或在意民联党内的纠纷和某些矛盾。

它们要人民看到的是未来政纲的大比拚,因为民联知道在未有中央政权底下,它们执政的州是搞不出大花样来,因此唯有借助新口号来取得优势。这就是说,民联要用“百日维新”(此与清朝光绪皇帝搞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光绪百日维新也叫做戊戌变法)来抗拒国阵的“一个大马”。
“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是由纳吉在2009年4月上台统领国阵和出任首相后所提出的新口号。他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已全面地把这个理念向全民贯澈,而且也衍生出了不少在一个大马理念下的各式各样的策略和手法,使到反对党穷于应对。因为当安华“九一六”变天论不成功后,他就被国阵大加鞭伐,到后来被纳吉索性用另一个口号压倒安华口号而发酵。

在这种情形下,民联直接向纳吉挑战其理念是在情理之中,于是一个“挽救大马,改朝换代”的口号出炉了。这个口号也点出了民联不再是安华一个人的政治组合,而是涵盖了各民族利益在内的一个形式,也有人称之为“两线制”的其中一方的政纲。虽然国阵政纲尚未出炉,但它要撼倒纳吉排山倒海而来的战术和招数尚是个未知数,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且有待考验。

总而言之,“两线制”显然是普受人民欢迎的政治体制。如果马来西亚在这个政治框架内进行政治斗争,肯定会巩固和滋长民主的体制。就此而言,民联要扮演两线制的其中一方的角色是值得欢迎的。在这方面,国阵也得做好心理准备,面对和接受民联的挑战,并在下一届大选分个高低。理由无它,因为到目前为止,民主还真是个好东西,让人民以两者的政纲为准,在和平自由中选择政府。

刊登于2010年12月27日《南洋商报》

这是林冠英的团队 (现代春秋)

2008年11月的槟州民主行动党的改选会上,章瑛和罗兴强双双落马被踢出局。他们两人都不知道为何会失手,只能视为少壮派的崛起所致。

本来还以为他们会成为受委中委,结果是一场空。在忍辱负重两年后,又见他们双双入榜,再次挤入槟州党主流。但他们的入选又意味着什么?而今届的阵容又与上一届有什么不同?这都是值得探讨的。

如果说上届的阵容是林冠英的团队出现雏型,那么这一次的阵容就是林冠英的团队已告羽毛丰满,形成一个党政结合的新实体。

不论是上一届或这一届的阵容,都是308政治海啸的产物。换句话说,当行动党的林子大了,各路人马都会竞相争逐中原,不再是以前的小格局了。所谓“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

可是不管怎样争,它总有一个轴线在主导和引导党员怎样投票才不致出乱子。当然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因为过去行动党一直是反对党,资源有限,要抢位子的人不多。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获得正式注册之后,一批知识份子与专业人士为它打头阵。在槟城方面浮现出台面的以叶锦源最具知名度。他因在1969年当选槟州议员而成为上台执政的林苍祐的强力对手。虽然槟州行动党的主席是黄基识医生而不是叶锦源律师,但由于他的攻击型的作风,很快地成为槟州行动党的强人,也在后来接替辞职的黄医生而成为行动党槟州主席。

他原本与林吉祥是政坛一对好兄弟,更是行动党官司案的其中一名重要律师。不幸的叶锦源因在1974年领导行动党参选失利影响了他的形象和政途,他没有像范俊登那样幸运在万里望国会选区击败一个党的党魁(人民进步党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而是遭民政党党魁林苍祐在丹绒国席将他击败。抑有进者,叶锦源也在甘榜哥南州选区(今光大)败给民政强人邱继圃,从此官运不济,前路不明。

虽然叶锦源继当主席,但他已不再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到了1978年的大选,林吉祥决意“引进”卡巴星而与叶锦源起正面冲突(因为林吉祥控制不了槟城州委),并导致后者离党出走另立“社会主义民主党”。卡巴星也因林吉祥拉一把,从此在政坛享有“日落洞之虎”的号称。也因为这样,卡巴星由始至终都是全力支持林吉祥的领导,因为没有林吉祥不会有今日的卡巴星。

当林吉祥在1986年决意亲自挂帅在槟城展开丹绒一役是因为当年的槟州主席是卡巴星(没有叶锦源这样的人拦路),自然需要一位华裔强人挑战林苍祐的州政权。换句话说,在槟州主席卡巴星是“自家人”的情况下,林吉祥战略的启动是水到渠成的。这一年行动党十条大汉闯入槟州议会,是历史来最多反对党的议员,而且有两尊大炮(林吉祥及卡巴星)对准林苍祐发射。

但转入1990年的大选,当卡巴星不再担任槟州主席时,新崛起的魏福星和张德发控制的槟城州委强烈要求林吉祥与林苍祐直接对垒,如果行动党要夺权的话。这种州与中央(秘书长)意愿相违的建议,给林吉祥下了难题。最后为了顾全大局,林吉祥上演了一场“王者之战”。这一仗把林苍祐拉下马,不过因为行动党只胜14席(尚差3席),无法执政,林吉祥的首长梦碎,造就了许子根时代的降临。

由于槟州行动党认为策略运用得当,行动党有才有如此丰收佳绩,也就在1995年的大选时,依样葫芦促请林吉祥转战许子根,也是来个“王者之战”。在骑虎难下的抉择下,林吉祥再一次选择“妥协”的方案,移师对垒许子根。不过这一次不再幸运,而是行动党以惨败收场,只剩下一名州议员(章瑛)。这样一来,丹绒三役以失败收场。

由林吉祥两次以被动的身份在槟州领导大选来看,主要是因为他并不控制槟城州委。经此一败,林吉祥几乎乱了方寸,终于在1999年首次失掉国会议员(卡巴星也首次败选)。这意味着,行动党一时陷入了“群龙缺首”的尴尬局面(因为魏福星及张德发在早前退党加入公正党)。此时一位好好先生的曹观友成了政治主角,围在他身边的是罗兴强(1999年当选行动党的唯一州议员)及章瑛(已在1999年转任大山脚国会议员)。他们两人在艰苦的年代与曹观友支撑大局,直到2008年大选前夕,林冠英在审时度势下,最终决定走他父亲的政治老路,准备在槟城东山再起。他的这一孤注一掷,竟然有意外的大收获,成功地执政槟州。

本来按照礼节是由槟州行动党选出首席部长(因为许子根在失败的当晚,也是打电话向曹观友祝贺的),但因为林冠英的党职大过天(党中央秘书长),也就当仁不让宣布他是候任首席部长。
尽管曹观友在其专栏中有透露林冠英在胜利的当晚,有礼貌行的询问同志们由他当首长如何,一时让党干部感到愕然,但很快就鼓掌表示支持了。

这反映出林冠英虽然身为党中央第一号人物,他也不得不尊重槟州委员的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冠英巧妙地在槟州党选中发挥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以选出一个与中央步伐一致的州委,而不是一个令人头痛或唱反调的班子。

例如曹观友当回主席以安定大局,提升拉玛三美为署理,以争取印裔选票,启用黄伟益当秘书,如同林冠英的影子在州委中,虽然黄伟益可以否认他是某人的影子,但他一向以来表现出对“护林”的心切,把首长政治秘书“演活了”则是不争的事实。由他当秘书,也自然是当仁不让的。章瑛与罗兴强的回流意味着被冷落两年已足够了,是时候把他们争取成为秘书长的人。

其他的职位(包括委任的州委)都作了适当的安排,没有太大的争议,旧人的回巢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所谓“团结”的州委诞生了。这就是说,槟州行动党选出了一个以林冠英为首的团队来面对新一届的大选,虽然党内仍有某些异议的声音,但相对之下,还是秘书长的人在统领槟州。这就是林冠英经过“血的教训”后而需要布署的一个“以政制党”的团队,不要再重蹈其父亲覆辙。姑且举一个小例子:如果槟州委通过一人只打一个议席,那不是陷冠英于两难中。不过放心,这次的新州委会通过支持首长既打州又打国的,以和中央的决策一致。

因此评估行动党槟州党选,其结局比雪州更为一目了然,因为是林冠英在坐镇,就无需劳动林吉祥来“压阵”了。

刊登于2010年12月27日《光华日报》

22.12.10

国阵找周处除四害?(天下纵横)

这里先说一个“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在西晋时期,有一位嫉恶如仇的官员名叫周处,对当地的官吏的腐败,深痛绝恶。当他在广汉(今四川广汉北)任太守的时候,把积案都认真处理完毕;后来调到京城当御史中丞,依然大义禀然地对贪官污吏绝不手软,即使对方是皇亲国戚。

但这位大官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好勇斗狠,动辄挥拳伤人,被其家乡吴义兴(今江苏宜兴县)的人民视为恶人,把他当成“一害”。

另外两个恶是在义兴附近的南山出现一只白额猛虎,经常出来伤害百姓和家畜,因此被人民视为“二害”。

至于第三害是指在当地的长桥下有一条大蛟(一种鳄鱼)出没无常,扰乱民心,被形容为“第三害”。

这样一来,义兴县就有了三害,而最大的一害竟然是周处本身。当他知悉本身也是一害时,决心先帮当地老百姓除二害,也就是将白额虎射杀,复又将长桥的大蛟杀死。

当周处为民除二害后未见回来,人民以为他已经死了而额手称庆。讵料在三天后他安然无恙回来了,不是人民高兴,而是怪他为什么不也把自己除掉呢?

经此教训后,周处决定洗心革面离家到吴郡找老师学习。结果他的老师陆云教他识字和知书达理,终于改头换面成为一个有用和有学问的人;更在较后被提拔当官。这样一来,原本最大害的周处反倒成为最受百姓欢迎的好官。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有的害非除不可,而有的害是可以改造的。

刚巧我国首相纳吉在12月5日的国阵大集会上,也提出了人民所厌恶的“四害”,即妄想症(以为人民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健忘症(忘记斗争的目标)、惰性(拒绝作出改革和改变)及傲慢自大(不愿意接受众人的批评)。他说如果国阵不远离这“四害”;尤其是第四种的傲慢自大症,它有可能面临倒台。

虽然纳吉无法列举更多的实例来严格要求成员党做出改变,但我们不妨从现实中来探讨纳吉口中的四害到底对国阵的政权有多危害?

无可否认的,我们同意国阵最大的危害是傲慢自大,正如在西晋时期,周处是第一害,不过周处在了解到本身的缺点与丑陋后,也在后来作出改变而成为受人民尊敬的好官。相对来说,国阵内部的“傲慢自大”症也是不受人民欢迎的。

可惜的是,国阵在308之前完全不理会什么是“一党独大”及“霸权政治”造成的后遗症,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生态,直到308政治海啸后,才醒悟“昨非今是”。

换句话说,国阵已不得不承认“一党独大”的作风是不适合多元种族的社会的。由于首相纳吉首次敢于坦然且公开地表达国阵也有“四大害”时,就含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这不但要求别人除“四害”,也要求本身将内心中潜在的自大症消除掉。

我们希望国阵也要有周处的精神,敢于除害又敢于改造自己,以让人民重新评估国阵已带来多少的改变?这或者是纳吉的下重药治重症的一个非常手段,因此国阵的高层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或等闲视之,否则形势会更加严峻。

刊登于2010年12月20日《号外周报》第510期

林苍祐的二三事 (跃马扬鞭)

在11月24日逝世而在28日举行国葬的林苍祐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

我这里再补充我所知道的重要点滴。他有一张置放在他的家大厅内的桌上的照片是他的至爱。这张照片是林苍祐在英伦念书时(1938-1944)在岩石上拍摄的。他手托着下巴眺望大海。他说,他是从那里领悟出政治哲理来。

我对这张黑白照片看了又看,始终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它是一张风度翩翩的少年在沉思的照片。但当林苍祐告诉我他读完医科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偕另外三个人直奔中国的陪都重庆后,我明白了他的凌云壮志,原来他正在思索未来的道路。后来他也成了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再后来的台湾副总统)的私人医生兼助理,算是直接介入了中国的政务。但更重要的是,他见证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投降和国共代表(毛泽东和蒋介石)于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署停战协定(双十协定),其后又因内战再起再于翌年签署停战协定,结果还是一纸公文成废纸,内战越发激烈。

正值国共风云再起的关键阶段,林苍祐选择离开战火连天的中国,他在1947年回到马来亚的槟城。

作为一个出生在槟城的马来西亚人(先是马来亚人),林苍祐的选择是对的。但他在中国的四年究竟留下什么重要的历史文献,我们知之不祥,只知道他有说过曾代表国民政府签署接收台湾时的一些文件。真相如何,也不得而知,还得由台湾的学者考证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林苍祐之所以去中国不是无缘无故和不请自来的,而是应国民政府的官员梁宇皋的邀请(应是属于教育事项的邀请),希望他们这批年青人对抗日的中国做出贡献。到了中国之后,林苍祐也结交一些名人朋友,包括萧乾、郭沫若和巴金等人。其中萧乾更是林苍祐的挚友。当1978年林苍祐以槟州首席部长的身份应邀访华时,他格外地提出要会见在“文革”中被打倒和“坐牛棚”的老朋友萧乾(中国著名作家、著名报人)。几经商议才批准苍祐在北京见萧乾。因为那时萧乾的“右派”帽子未摘,尚未平反。

也许是因为林苍祐的关系,萧乾获提早平反,并被允许出访美国。1985年当萧乾夫妇应邀访问新加坡时,被林苍祐破例请到槟城渡假。在马中关系未全面开放的年代,萧乾的到访是因为林苍祐的关系。当这位作家在1999年逝世时,林苍祐已从政坛退了下来(萧乾生于1910年,较林苍祐大9岁。他是林苍祐一生中最重要的中国挚友。彼此走不同的道路(一个抓笔,一个从政),但命运中有相同的大起大落)。

说回梁宇皋,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就回返马来亚,在怡保执律师业。1949年他响应陈祯禄的号召,成为马华公会的发起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他被委为马六甲州长(州元首)。两年之后他参加大选胜出,被委为司法部长、福利部长等职。虽然精通中英文,但与林连玉持不同的教育理念而针对1961年出炉的达立教育报告书掀起口诛笔伐的大骂战,更被林连玉形容为出卖“华文教育的败类”。1963年梁宇皋逝世,留下争议性的一生。

无独有偶的,也是梁宇皋连同陈祯禄于1954年邀请林苍祐参加马华公会(10年前的1944年,他邀请林苍祐到中国发展)。当时马华的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在1949年就成立的马华公会,始终无法在槟城找到适当的候选人参加1951年之后每年举行的乔治市议会的选举,直到林苍祐加盟马华后,整个马华才在槟州顿然活跃起来。

由于林苍祐的魅力无法档,他在1955年以马华领袖身份(被委为政治主任),率领联盟参加槟州立法议会的选举(只选14席,另10席是英殖民政府委任的)而大获全胜,奠定他在马华公会的地位,以致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那时梁宇皋还在马六甲当州长(州元首)。

林苍祐以少壮派的领袖身份夺得马华的领导权后,他面对的是学潮在马来亚的此伏彼起的挑战。为了更有效地掌握华教问题本质,林苍祐主动地与林连玉合作,使到马华三大机构在他的领导下又复活起来。所谓的三大机构是指马华、董总和教总。可惜好景不长,当林苍祐在1959年失去对马华的领导后,三大机构又无疾而终。从此华教问题成为马华公会的一个政治十字架备受煎熬与责难。林连玉也因在后来(1962年)与梁宇皋公开对峙而在1964年付出代价,被褫夺公民权,失去发言权。此时林苍祐也不再风光一时,只是槟州的一名反对党国州议员,影响力相对减少。

无论如何,当我在2005年应《南洋商报》之邀为林苍祐作专访时,意外地发现林苍祐与林连玉虽然惺惺相惜,却连一张合照也没有留下。林苍祐托我在报馆找找看,我找来找去也没有,林连玉的书也没有。但有一点值得林苍祐告慰的是:林连玉从来没有骂过林苍祐,甚至还为林苍祐在马华的“落难”打抱不平。如果说谁是林连玉眼中最好的政治朋友,林苍祐或可登上榜首。

我那年之所以再访林苍祐是因为马华总会长黄家定把林苍祐的肖像挂在马华大厦内,与历任总会长排列在一起,首次“承认”了林苍祐在马华的“法定”地位。所以商报要知道林苍祐是怎么想的?于是那一年有一个专访系列在《南洋商报》刊载,尽诉苍祐的“马华情和华教心”。

刊登于2010年12月20日《南洋商报》

孙中山与《光华日报》(现代春秋)

《光华日报》百年岁月,见证了槟城半部的历史。槟城的前半部始于1786年,也就是英人莱特占领槟榔屿之后才有历史记载槟城的点点滴滴,直到1910年为止,历时124年。在这之后,就是槟城后半部的历史,它始于孙中山在槟城搞革命获致成功,因而有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命运;也是在1910年,孙中山创办了《光华日报》。按照史料的考证,12月20日是为它的创刊日,因此选择今天庆祝创业百年刚好是100年纪念。对于一份华文报业来说,能支撑百年大业也确实是不简单的任务。

但这份报纸的源头来自哪里呢?它是与一位近代中国伟人孙中山分不开的。

如果说世界上最早的第一份在马六甲问世的华文报《蔡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刊于1815-停刊于1821年)在后来给予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定的启发,而通过宗教搞革命(1851-1868),成功在南京建立政权达17年(因为这份报纸的负责人之一梁亚发(1789-1855)皈依基督后,写了一本《劝世良言》宗教书,激发洪秀全把它当成“革命宣言”扬起太平天国的旗帜;那么《光华日报》的诞生则是不折不扣地成为孙中山的革命喉舌。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于洪秀全(1812-1864)是间接受《蔡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影响,而孙中山(1866-1925)则是摆明用报纸作为斗争的武器,以确保革命成功。
无独有偶的是,洪秀全与孙中山是一前一后的革命先行者。当洪秀全革命失败后,他的伟大与不朽功绩却在60年后由孙中山来完成(太平天国起于1851年,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更巧合的是,孙中山仿效了洪秀全成为基督教徒。他之所以把洪秀全当为革命偶像也是腐败的清廷给逼出来的。
由于孙中山是跨世纪的重要人物(从19世纪到20世纪),他的事迹也数之不尽,但其中重要的一段是他与《光华日报》的关系。

历史是这样演绎的:
孙中山来槟城的年代是这样分段的:① 1905年为日政府所逐,经新加坡、吉隆坡而来到槟城,不忘宣扬革命。② 1906年,孙中山一行又自安南前来槟城,大事鼓吹革命。③ 1907年,孙中山又来槟城,一面筹款,一面筹组《槟城阅书报社》。此组织在1908年正式成立。④ 1910年,孙中山不容于日本政府,已无立锥之地,乃携眷来槟城避难,一家五口,最长时间居于槟城,约半年之久。也是最后一次在槟城的公开活动,但也因之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和带动中国革命出现高潮。他不但把同盟会的总部从新加坡移来槟城,也在1910年11月13日在柑仔园400号门牌主持了影响深远的“庇能会议”(槟城会议),准备再次起义。次年(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之役,即策动于此,但不幸又告失败。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是为史上的“辛亥革命”。接着孙中山自美返英,获英政府善待。当孙中山由英国乘船返国途经槟城时,已是英政府的贵宾,不再是落难的“驱逐犯”。此一时,彼一时的风云变幻,也使到槟榔屿这个小岛举世闻名起来。

为了更明确孙中山对槟城乃至马新的贡献;尤其是在政治文化教育事业上,我们有必要阐述孙中山创设“槟城阅书报社”及《光华日报》的相互关系,因为它们是两位一体的。

《槟城阅书报社》的成立乃形势所逼。事缘1906年孙中山在槟城时,借平章会馆(即今日的槟州华人大会堂)发表革命演说,竟遭保皇党人反对,斥为“无父无君”之言,因而促使平章会馆重订章程,规定不准任何人在平章会馆讲革命。

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认为有必要自创一个配合革命的组织,取名为《槟成阅书报社》。其筹备会议于1908年在吴世荣的瑞福园召开,到会者尚有黄金庆、汪精卫、陈璧君(后来的汪夫人)、陈新政、卫月朗(陈璧君之母)等20余人。

吴世荣宣布开会理由是要承孙中山之意做两件事:其一是创办《光华日报》;其二是设立阅书报社。但因锡价跌落,报办未能实现,而设立书报社万不可缓。

有趣的是,这个筹备会决定于同年的11月13日在平章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因不是革命演说被允许开大会,但它的成立也是冲着平章会馆不准作为革命基地而设),公推吴世荣任社长,黄金庆为副社长。

在黄金庆借出其位于柑仔园94号洋楼充为社址后,乃择定于1909年1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它成了同盟会的真正革命基地。

至于《光华日报》因资金问题,一时无法办成。恰巧在1908年缅甸同志电邀汪精卫前往仰光鼓吹革命,乃将尚未能在槟城诞生的《光华日报》先在仰光出版。 换句话说,《光华日报》最早在仰光出版,后因得罪当地权贵(支持保皇派者)而促使缅英政府“关闭”《光华日报》,并将经理陈汉平,总编辑居正之驱逐出境。其中与之有密切关系者庄银安乃潜至槟城,以暂避风潮。此时有人建议将在仰光之设备移来槟城,以继续出版《光华日报》。于是阅书报社带头开会议决招股出版,选出六人专办此事,他们是:黄金庆、陈新政、丘明旭、杨汉翔、林贻博及曾受兰。时适胡汉民因营救汪精卫(因在北京刺杀摄政王戴沣不遂被捕(1910年4月16日)) 出狱事来槟城会陈璧君(她是槟城人,于1912年在广州下嫁汪精卫),巧遇上阅书报社要组织报馆,乃由胡汉民代撰招股序文及简章,并即介绍编辑人员。雷铁崖(曾任总编辑)及张仕鹃即为胡汉民与孙中山商定后所聘请者。

正在为《光华日报》重生积极行事之际,突又接仰光改头换面,将《光华》改成《进化报》出版,遂使到阅书报社同仁进退维谷,是坚持在槟城出版《光华日报》或放弃之?几经讨论后,终于抱破釜沉舟之决心,决定按原定计划以达到出版之目的。旋即探知槟城恒茂公司林文琴处,存有昔日在厦门出版《漳泉日报》之机器等设备,乃派杨汉翔、林贻博代表接洽。在林文琴慨然允许下,吾人数戴为之奔波之《光华日报》终于在庚戌年呱呱落地。在一纸风行下,遂造成马来群岛空前未有之革命思潮。至于与吾人处于极端反对地位之《槟城新报》与一般少数误认满清为正统者,虽辄作破坏本党之谬论,然一经光华之驳斥,莫不哑口无言,是盖吾党宗旨正大,理直气壮有以致之。
有关《光华日报》的真正出版(第二次复刊)的日期虽有些差误,但一般上都认为是孙中山于1910年11月12日假座柑仔园404号举行秘密的“庇能会议”,以号召广州同志再行起义(因而有所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之历史事件)后的事,也就是12月份的事。例如李宝镜撰的《光华日报》史略有言:“光华于前清宣统之年(庚戌岁)阴历十一月初一出版,即阳历12月3日,本为《光华日报》正式纪念日。为因民国成立之初,政府训令改用阳历,故《光华日报》亦以阳历12月3日为纪念日。但后将阴阳历表对照后,乃决定将12月20日订为《光华日报》纪念日。就这样,光华的创刊日乃以12月20日为准。

另据杨汉翔所撰《本报史略》也提及《光华日报》应予1910年12月20日(也即是庚戌年十一月初一日)呱呱堕地,并形容她的诞生后,“革命思潮,益行澎湃”。

不论从《光华日报》的纪念刊或《阅书报社》的纪念刊来看,光华初期是惨淡经营的。例如原订资本三万元,分作一万五千股,每股二元,但因保皇势力遍布南洋,恣意攻击,以致认股者裹足不前,所幸诸同志努力不懈,慷慨解囊,历时多久,始集得二万元左右。

在扬汉翔看来,光华由于先天不足(资金未到位),银根拮据,复遭外间重重压力,而面对凄凉景况。所幸人心奋发,众志成城,东移西借,赖以维持。 克服重重困难而在辛亥革命成功(1911年10月10日)后,更成为国民党的“喉舌报”。

从孙中山早期创办的《光华日报》来看,它几乎是惨淡经营的。而后也经历无数风波和折难,才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其间的历尽沧桑,也非笔墨所能形容。但忝为一名报人,我感同身受报办之艰辛与痛苦。因为《光华日报》同人的坚持与付出,才有今日的百年大庆。

刊登于2010年12月20《光华日报》

17.12.10

陈祯禄与林苍祐纪念馆 (直挂云帆)

举凡名人逝世之后都会出现一个难有定论的争议:到底要怎样纪念一代伟人才是恰当与合适的?在马来西亚来说;尤其对华裔而言,是没有一个定论,因为怎样鉴定名人的伟大和怎样鉴定他在世的贡献,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但在华人现代史上,有两位华人是没有太大争议性的,他们就是陈祯禄和林苍祐,因此没有人反对(或鲜有人反对)为他们“竖碑立传”。但要怎样恒久纪念这两位享有国葬的“开国元老”,至今都在斟酌中。

我们先说陈祯禄(1883-1960),他在日本侵略马来亚时(1942-1945),避居印度,战后返马。而他最值得称颂的功绩是在1947年领导成立全马人民联合行动理事会,并与马来人联合阵线合作,号召马新人民总罢市,以抗议英国强行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而获致巨大回响。他也同时要求英国接受由这两大组织起草的“马来亚人民宪章”,但不被接受。

虽然功败垂成,陈祯禄则从中崛起成为殖民者与华社所接受的政治人物。因此在两年后陈祯禄又立下另一个“创举”,那就是成立马华公会,以解救50万的华人被英殖民政府驱赶入“新村”而处于水深火热中。在当时(1948年)华人被怀疑资助马共,因而被惩罚强迫住进用铁刺网围住并有军警守卫的所谓新村。

陈祯禄也在马华公会成立后,号召华人成为公民,以通过投票选出政府。不过在后期陈祯禄可能因年长关系,已被马华党员视为保守及未求思变的领袖,也就在1958年的党选中被少壮派的林苍祐取而代之了。

一年之后(1959年),陈祯禄反过来挺其儿子陈修信与林苍祐公开决裂。不幸又一年之后(1960年),他与世长辞了,也留下了一些的争议。但归根究底,忝为马华第一代的掌门人,陈祯禄在党内享有的政治地位是凌驾其他人之上的。

遗憾的是,陈祯禄在逝世后的47年,才首次被官方确认其“政治功绩”。2007年,身为文化、艺术及文物部副部长的黄锦鸿首次披露政府已同意建陈祯禄纪念馆。2008年时,时任马华署理总会长的陈广才说,政府在2007年7月18日的内阁会议上批准成立一个恒久性的陈祯禄纪念馆。当时新闻这样报导:这座被圈定位于前联邦立法院建筑物内的纪念馆,占地约4000方尺,文物部将动用200人及1200万零吉进行改建工程,预料在一年后开放给公众人士。

可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身为新闻、通讯及文化部副部长的王赛芝则说,有关陈祯禄纪念馆的旁边各有东姑纪念馆及善班丹纪念馆,政府已将之列为第10大马计划中,预料耗资一千万零吉的工程将在今年动工。

这就是说,从2007年敲定的工程,已经拉了3年,还不知道是否按时完工?由此可见,设立名人纪念馆也是“好事多磨”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察觉陈祯禄的女儿陈金瑞捐赠在马六甲荷兰街的老屋两间予新加坡国立大学,以设立“陈祯禄中心”。这意味着,由大学机构负责保管乃至发扬“陈祯禄中心”,他的家人不必担心无人照顾而被逼关闭。

在这方面,陈祯禄的孙女陈淑珠(也是陈修信的女儿)这样说:马新应加强历史的联系,而非聚焦于使双方分裂的差异上。她甚至认为这符合她祖父的意愿。

这使人想起在去年李孝式(1901-1988)的后人将其生前储存的所有文件移交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而引发争议。当时有本地团体和学人感到惋惜将国人的史料移送外国。但这么多年了,有哪个机构愿意承担起资料的保存和采用?正因为李孝式(前财长)的家族感叹无人重视,而他们又非历史工作者,最好的方法是送给需要研究的单位。

正如林苍祐在生前,我国有哪个单位或哪批学人愿意为他保留历史?也只有新加坡的“口述历史中心”有保留林苍祐的两套口述历史。我们又怎能说林苍祐“不爱国”,把原始资料都给了别国的学者?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华人社会尚未意识到名人历史的重要性,那是2007年初的事,已故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的公子王得评主动地参加槟州客属公会(他是客籍嘉应人)。他告诉我要在峇哇沙路开设“王保尼纪念馆”,而旁边则开设客家餐馆(因他有两间建筑物)。我建议他找单位“领养”,不然以后会很吃力。他当时兴致勃勃地表示要自己来。原本他有两个人要请来主持开幕的,一个是林苍祐,另一个是黄家定(马华总会长)。他当时还希望马华能支持他的计划和工程。可是在2007年8月31日(此日是王保尼的忌日)开幕那天,未见有大人物主持仪式,只有一些亲朋戚友,我也有前往参观。大概他们不知道纪念馆要突出什么,也就显得如同图片展览会,没有看头。

也许它最大的败笔是没有人“领养”,只是靠王保尼的后代在支撑。一旦客家餐馆办不起来,王保尼纪念馆也就消失了。果然不出两年,在2009年,王保尼纪念馆收挡了,不知槟州政府会有所行动吗?也不知马华会重开吗?因为王保尼(1911-2002)是槟州首任首席部长,从1957年到1969年,历时12年对槟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之所以提出这件事是因为在林苍祐(1911-2010)逝世后,有不少高官显达对他的身后表示兴趣,也成了一个政治的议题。

槟州政府一口气地将日落洞大道易名为林苍祐大道,不但长,而且由光大直透峇央峇鲁,又衔接槟城大桥,正是十分合适。但这样长的大道对市民该如何表达呢?看来只好用上段、中段和下段来表达,不然难以辨认,这也是为什么一条Beach St有六个中文名字。还有槟州政府也宣布将槟州发展机构(PDC)大厦命名为林苍祐大厦,但这个名字会让人记取吗?许多人已叫惯PDC大厦,一下子改称林苍祐大厦,真不知是在哪儿?

这里有一个故事是值得槟州政府深思的:1972年光大开工时,林苍祐宣布将65层高的摩天楼命名为“敦拉萨综合中心”(Kompleks Tun Abdul Rajak)(简称KOMTAR)。于是大家都叫光大而未听闻叫敦拉萨大厦的。

如果你现在说要去敦拉萨大厦,人们会问你在哪里?这就是说,命名要有意义,不然会让人想不起在哪里?

虽然槟州政府尚未宣布要为林苍祐设立纪念馆,但民间已有声音了。有人建议设在思明药房(林苍祐祖业),但由谁管理和照顾?如果交由林氏家族负责,谁敢保证不会沦为王保尼第二?
我们希望会有出现权威组织或州政府或民政党把林苍祐纪念馆设立起来。同时,我们也希望槟州政府可以在林苍祐大道的一个休闲中心为林苍祐建立一座塑像,让这位槟州发展之父及槟州现代化之父“永垂不朽”,让后人景仰。

刊登于2010年12月16日《东方日报》

浓浓客家情 (天下纵横)

11月19日,马来西亚客联青举办一场乡谊晚宴,展示年青人对乡会的热爱与支持。这在众多乡团中是不多见的,因为许许多多的年青人对于参加父辈组成的宗亲会和乡会没有兴趣,甚至认为是老年人的俱乐部,不参也吧。

虽然在80年代,有掀起年青人参加乡会宗祠的浪潮而带动许多团体成立青年团,但十分活跃与独当一面的不是很多。

马来西亚的客联会在这方面也不落人后,在17年前成立了客青团,并在后来每年举办客青杰出团体奖;更在今年破例地举行全国青年征文比赛。

因为这个缘因,客联青团长孔令龙一行人在今年11月拜访槟城客属公会时,邀请我担任征文比赛的评审。虽然我事务十分繁忙,时间也非常紧迫,但身为客家团体的长辈,只好欣然接受,以示对年青人的鼓励。

说到青年团,我也年轻过,而且是第一个在客家团体中发起组织青年团的人。这应该是1976年的事,我受槟州客属公会的委托,成立了青年团。由于反应热烈,我们的组织在当时算得上颇有规模的青年团。大概在80年代初期,我通过客青团又联络州内其他乡会及宗亲会的青年团共同组织槟州乡会宗祠青年团联谊会。

正当我们要大展拳脚的时候,我应槟州华人大会堂总务周曼沙之邀,建议我将整个乡会宗祠青谊会纳入大会堂,正式地成立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碰巧当时我也是大会堂的执委,也就在理事会上经过投票被选为青年团团长,并由我召集青年团体和个人举行成立大会。就这样,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在1982年成为槟州内最高的青年组织。这意味着槟州客属公会是推动青年团体活跃起来的其中一个奠基者。

当我卸下青年团的职务后,也转身参与母会的工作,后来因为业务的关系,我有一个时期与社团的关系转淡,直到90年代中期,我又应客家前辈胡榆芳(他也曾是我在《星槟日报》服务时的老板)的邀请,重新回到客属公会活动,以协助解决公会面对的困境。所谓的困境即是公会的会所被烧毁多年后仍然无法重建,令客家人很不自在,且失颜面。

当我在2000年成为客属公会的领导人之后,我决心启动重建工程,而我也在此时在吴德芳的推动下,参与客联会的工作,担任副会长职,而后成为署理会长直到今天。客联会是于1976年由吡叻客属公会推动成立的,首任会长是胡万铎。后来这个组织就轮流由各州历任会长接手,直到90年代才在吉隆坡设立永久性的会所。换句话说,客联会不再“流浪”了,而是固定在首都成为客家人的核心组织。在这方面,吴德芳居功厥伟,因此当他期满卸下总会长后,客联会的仝人一致推举他成为客联会的“永远荣誉总会长”,以肯定他对客联会的贡献;尤其是凝聚客家人并成功地为客联会在市区建立一座堂皇的会所和把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带向世界,成为世界客家人的一支壮大队伍方面有不容抹杀的功绩。客联会因为有了他而在马来西亚的社团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就此而言,今后不论客联会如何改变和转变,吴德芳是客联会的大功臣则是不争的事实。

令人欣慰的是,客联会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它的青年团已茁壮成长。这可以在今年11月19日主办的联欢之夜证实了它的实力;尤其令我欣慰的是,在阅审征文比赛的作品中,有不少的年轻客家人竟然仍然拥有浓浓的客家乡情,全数地跃然于纸上。他们的客家心和民族情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客家人原来不是“做客的人”,而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主人”之一。因为我们的年轻一代的客家人通过他们的生花妙笔勾勒于父辈们的勤劳与对家园的热爱,充分地体现出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美德。

刊登于2010年12月10日《号外周报》第509期

评何启斌的“林苍祐论”(跃马扬鞭)

我的朋友何启斌对林苍祐的“盖棺论定”是值得商榷与争议的。

先说说他和林苍祐的“关系”。据一本书披露,他在70年代曾参加学运,支持“华玲农民”示威,也被短期扣留过。在1978年时,不知为何他提名参加丹绒国会选举,与民政的黄允成医生及行动党的黄鸿杰争天下。这一年刚好林苍祐不再寻求蝉联丹绒国席,只集中在巴当哥打州选区参选。

更出人意外的是何启斌以一位“独行侠”的身份参选,竟然与马卓达领导的7人帮挂钩。所谓7人帮是指具有马华背景的人,在马华槟州主席林建寿的默许下组成“独立阵线”,专门向民政党的选区叫阵,而这个阵线的领导人就是原任马华丹绒区主席的马卓达。何启斌不是马华人,却成了与马华有连带关系的7人帮之一。这其中原因还得由何启斌现身说法。

因为何启斌的参选,他的名气也开始冒出头来,但7人帮引来林苍祐的勃然大怒,直斥“7人帮是一群没有纪律的政治烂渣滓,这些人是政治阿Q。”

虽然7人帮也引用刻薄的语言反唇相讥,但选民并不赏识他们的做法,结果7人帮全军覆没,包括何启斌也败北(由行动党的黄鸿杰胜出)。

何启斌告诉过我,在大选过后,他在槟城找工作很难,至于真相如何,我也不得而知。

后来他转到吉隆坡发展,在马化集团任职。到后来他成了企业顾问,而本身也拿到了商业博士。
我不知道何启斌是应该怪林苍祐没给他机会在槟城发展或要感谢他的激将,使他在吉隆坡立定脚跟,而有了今日的成就。

姑不论何启斌在为林苍祐“定论”是否心中还有气?至少在我看来算是有些难解的怨。例如何启斌对林苍祐的评价是有些不按牌理打牌的“凌乱”,一边说“李光耀在马来西亚的失败就是林苍祐的成功”;但另一边又说“新加坡今天极为成功,而槟州仍然如旧”。1990年林苍祐退位时的槟州,只是低廉工资的“渔港经济”。

这种说法是过于偏激的,拿李光耀与林苍祐做比较,也比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两个人是处在不同的环境和生态中,所以无法相提并论。不过何启斌说林苍祐退位时,槟城依然故我,就过于武断了。

事实是:在60年代末期形容槟城“沦为渔港”的是陈修信,不是林苍祐。当时身为财长的陈修信曾这样说,只要他一挥手,即可取消槟岛自由港的地位,而槟城也就“沦为渔港”了。为了回应陈修信的讽刺,林苍祐决心通过工业发展来带动槟州的经济。因为在1969年时,槟城的失业率竟高达16%,若林苍祐不创造工作机会,槟城将会因没有自由港而没落了(自由港在过去的两百年来一直是槟城的经济命脉,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槟岛才被逐步纳入关税区)。

为了提供就业机会,林苍祐这样说:“槟州的失业率数字甚高,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让外国企业家知道我们有工资低廉的劳工,新加坡也同样用这种方法吸引电子工业提供就业。工资的低廉确实是不公平的,但大家要记得,我们首要任务是供给人民工作,当他们有工作后,我们才能调整他们的收入。”

“我们必须记住,宁可让我们的工人有工作,就算工资略低,也比完全没有希望获得工作来得好。如果我们解决了失业问题,将有更美好的成功机会”(1971年林苍祐致党员书)。

因为劳工密集的工业迅速成长,槟城在后来成了世界第三大电子城,被誉为“东方矽谷”,提供无数个就业机会,也成功地吸引其他州的人民涌入槟城工作。单就这一点,当林苍祐于1990年因竞选失利被迫退休时,槟城已是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迈向工业化的城镇。这就是林苍祐留给槟城人民的“经济遗产”,不是何启斌所形容的工业政策的失败。

林苍祐当年的败选,不是不知天时,而是输在两大因素:其一对手太强,林吉祥挟86年大选胜利之余威(首次槟州议会有10位反对党议员),在1990年直捣龙门。在他的声望如日中天之际,对林苍祐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其二是国阵内部有人抽后脚,尽管林苍祐在其选区内为人民提供现代化的廉价屋,改善他们的生活,增加无数就业和创业机会,但在有心人的散播不利言论下,林苍祐也就栽倒在某一个地区的选民的手上。而这一大群的选民(算千以上),在过去都是林苍祐的铁票,怎么今天变成反票呢?

林苍祐对此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即使在15年后的2005年,他还是耿耿于怀想知道什么人在他的背后抽后脚,让他以700多张票饮恨终生?这个谜一直未能被证实,但大家都怀疑是有些人在“反林苍祐”。

何启斌所说的槟城没有发展蓝图也是过于主观的言论。就我所知,林苍祐在70年代提出的经济发展大蓝图是十分吸引人的,单就耗资8亿余元的槟城大桥的成功他是居功厥伟的。这座桥使到槟州经济全面改观,乃至全马也受惠,这也是为什么槟城目前正在兴建耗资45亿元的第二槟城大桥,可见它对国家的经济是举足轻重的。下来,每隔10年就有新的经济蓝图出现。

我会比较认同“光大”的计划是不成功的,因为这座65层的摩天楼到了今天有些华而不实,诸如联邦政府部门迁走,槟州政府也用不完所有的地方。而且其中一个败笔是政府行政中心与商业中心相结合毕竟不是值得鼓励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光大的发展面积有限,才在90年代让乔治市保留了文化古迹。经过多年的努力,乔治市终于登陆“世界文化遗产”。这不能不说是前朝留下的功德(未大面积破坏文化古迹),而今日成为推动旅游业的重要新元素。

至于何启斌提到“林苍祐魄力不足”只是征用骆文秀的一些地建“空大”,逼得骆文秀到浮罗交怡收购土地也不尽然是事实。

据我所知,林苍祐为了发展峇央峇鲁工业区,有征用一些富豪地主的地来发展,大概受影响的有17位之多,其中包括叶祖意(万兴利银行老板)家族的土地和骆文秀的土地。但林苍祐说,征用了17人的土地给万千人民受惠,这样的发展是值得的。

我也曾经问过林苍祐的挚友刘惠城(已故,刘摩多老板,曾任韩中董事长多年),他坦言在林苍祐上台后有因征地之事引起他与骆文秀的失和而需劳动他来调和。他说后来都平和地解决了。无可否认的,骆文秀也有很多地产在槟州,至于到浮罗交怡发展是另一码事,应该不是何启斌所说的那样。

既然何启斌承认林苍祐的政绩有目共睹,在出殡时有上万人送行,不知为什么又把林苍祐弹得好像“无功可言”。这不但苛刻,而且也偏离事实。

总之,平常写文章流畅不错的何启斌,为何评起林苍祐来有上文不接下文之嫌,而且稍嫌不够严肃。

我倒希望何启斌用数据来分析和说话,毕竟林苍祐是人不是神,也有失误之处,但何启斌的为“林苍祐盖棺论定”(见商报12月3日及4日的言论版)的文章真是读了让人如同骨咽在喉,不吐不快。

刊登于2010年12月10日《南洋商报》

悼念范俊登 (现代春秋)

噩耗传来,我多年不见的好朋友范俊登(1942-2010)因癌症在曼谷去世了。时间是2010年12月7日。

我认识范俊登的时候应是70年代他从政之后,但跟他比较熟络是在80年代初期,他过去的一切可以用时间把它联串起来。

生于1942年的金宝,小时候受的是英文教育,长大后进入师范学院。因此在1969年从政前,他一直是一位教师,也活跃于教师职工会。

1964年当李光耀把人民行动党伸入马来西亚时(因新加坡在前一年加入马来西亚),范俊登已是普通党员,但他没有参加1964年的大选。那一年人民行动党只派11名象征式候选人参加国会大选,只得蒂凡那一人中选。

1969年的大选,范俊登辞去教职,参加大选一炮而红,中选金宝区国会议员(他的弟弟范相登也当选新街场国会议员,年仅20岁。后来他加入马华,从此消声于政坛),因而在党内职务也繁重起来。在10月1日(即“513”事件的5个月后),原秘书长吴福源辞职,行动党中委选出林吉祥为秘书长,但由于那时林吉祥身系囹圄,也就由组织秘书的范俊登出任代秘书长,直到1970年10月林吉祥获释为止。他后来也成为党副秘书长。由于范俊登也是《火箭报》英文版的主编,他在1970年12月出版的第二期内刊登槟州行动党主席黄基识医生的演词,结果与黄医生一起被控触犯“煽动法令”,同年5月11日被吉隆坡高庭宣判罪名成立,罚款2000元或入狱6个月。

范俊登不服上诉,结果得直。继之在1973年5月,英国枢密院维持联邦法院原判,但谕令重审。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重审之前的1974年,我国又举行全国大选,范俊登此时移师到万里望国席对垒人民进步党党魁SP辛尼华沙甘,又到八打灵提名参选州议席。他这一石二鸟的胜利使他名声更噪,不亚于林吉祥。因为只有范俊登收拾了人民进步党党魁,以惩罚后者参加国阵,背弃反对党。从此人民进步党遭受严重的打击,而后几经变化,历经沧桑,不再是60年代风光一时的人民进步党了。

虽然范俊登连中两元,但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75年吉隆坡重审其煽动案又告罪名成立,罚款2000元或6个月监禁。即使范俊登声言上诉,但选委会率先宣布其议席悬空进行补选。

那个时候,也即是1975年2月27日为补选提名日,行动党派叶锦源守仁,面对两位独立人士挑战,国阵未派出候选人。讵料原订3月15日投票却因法庭谕令而中止。就这样,范俊登未失议员资格,可是在1975年7月范俊登的上诉被驳回,复于1977年5月在英国枢密院吃败仗。这意味着,在1977年后,范俊登已失议员资格且5年内不得参选。

连年的挫折下,范俊登也离开大马一个时期前往英国深造,考获了硕士学位,且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员。

不久后还有一个预想不到的事件是令林吉祥难堪与措手不及的。在1978年5月19日,范俊登突从印度致函林吉祥宣布退党,理由是不满行动党在对待内安令上持有双重标准,一方面支持新加坡保有内安令,另一方面又在马来西亚反对内安令。

其实,除了抗议林吉祥之外,还有一个背景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在1978年大选前,脱离行动党的前槟州主席叶锦源率众另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简称社民党)以抗议林吉祥强硬“引进”卡巴星登陆槟州参选。

无奈社民党不济事,在大选中全军覆没。虽然如此,这个党在后来还是有人收容的,这个人就是范俊登。

范俊登与叶锦源的交情是十分深笃的。叶锦源曾这样对我说:“他为范俊登当辩护律师时建立起深厚的同志情,因此当他在1978年与林吉祥闹翻时,他获得范俊登的支持与同情。”

因为范俊登是行动党的重量级人物,他的辞职如同一枚爆开的炸弹,使得林吉祥不得不即刻做出回应,而且“隆重其事”地在他的著作《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1978年出版)临时加插林吉祥的声明,题为《有关范俊登的退党》。林吉祥对于范俊登的退党感到震惊与伤神:“更令我悲伤的是范俊登在寻找从万里望及大马政坛退出的一条光荣的政治出路时,竟然选择行动党作为他鞭策的对象。他的退党函竟是那样地充满了不名誉的含沙射影及恶毒的人身攻击。至于这点,我让他在其他的时间内作自我反省。”

所谓的攻击,在林吉祥看来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因此也无须给予理会。”“民主行动党对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内安法令所作的谴责是没有彼此之分的。”

“范俊登肆意曲解我在东京的谈话,说我为人民行动党的重入国际社会主义而辩护。”

为此,林吉祥说:“范的行动已经使到民主行动党的政治:一方面是国民阵线,另一方面是旨在颠覆及摧毁民主行动党的蚊子反对党额手称庆。”

从字里行间,林吉祥小心翼翼地不扩大和恶化他与范的个人思想意识形态的不同,但对范的政治行动,他也绝不手软。

我记得在1982年范俊登从外国回来后,他就着手接管叶锦源的社民党,成为秘书长。1983年,我身为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团长,为配合大会堂成立100周年而举办《80年代马来西亚民主政治展望》的座谈会,邀请朝野政党参加。印象最深的是林吉祥与范俊登也一齐亮相。为免尴尬,林吉祥早上讲,范在下午讲,其他参加者有马华的施敦和、民政的郭洙镇及国民醒觉运动的詹德拉慕斯扎法。

虽然范俊登擅长用英语表达,但也引起观众的共鸣,我和他的个人交情也在那个时候加深。过后他还送我一本他的著作《压迫者与辩护者》,此书未见市场公开销售,内中尽是其个人论述及演讲。不仅于此,范还有其他著作,包括《马来西亚教师职工会史》等。

我之所以与范在后来较常往来,也是因为叶锦源的关系,但我并没有看好范俊登通过社民党能在1986年东山再起,因为在行动党看来,蚊子党的反对党是拦路人,不应获得支持,范俊登即使有其个人名气,也无法带动社民党有所作为。

在大选失败之后(又是全军覆没),范俊登再离开马来西亚在外国及曼谷生活,他与他的太太黄罗莲博士育有一对双生女儿(她是联合国驻曼谷的官员)。

1998年,林吉祥邀请范重新加入民主行动党,因为他们俩人有较多的共同点:为民主斗争不怕牺牲,虽然他们的思想上有些分歧。就行动党来说,离开又回党的重量级人物,似乎行动党只为范俊登开门。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

很可惜的,范俊登在1999年参加吡叻州德彬丁宜州席大选时跌马,这一跌也让范结束了他传奇斗争的一生。林吉祥说得对,他是一名爱国者、一个人权者及一个好人。

他确实是一位坚定有理想的政治工作者与民主斗士。他坦率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争权,但他争义。大概因为这样,林吉祥对他另眼相看。

对于我来说,我失去一位政治良友,他的国际视野也让我受益良多。对他的悼念与缅怀是我所能做的一件小事,愿他与民生同在。

刊登于2010年12月13日《光华日报》

从历史看华人三大困境 (直挂云帆)

究竟是否因唐末黄巢作乱(公元874-884年),才启开华人南渡马来西亚的第一页已无从考证,但从姚丹著《马来西亚华侨史纲》一书则认定当时已有华侨流寓于苏岛(苏门答腊)及马来半岛之间。例证之一是直到今天为止,华人仍然称为“唐人”也把中国叫做“唐山”。这就是说唐朝开海外移民之端倪。

虽然如此,华人大规模的南来是在英国人开辟槟榔屿以后的事(1786年之后),而在这之前,华人在马来亚的人口是少之又少的,例如根据《马来亚华侨史》作者巴素博士所考证,在1641年时,马六甲只有华人约三四百名(这一年荷兰攻下马六甲,取代葡萄牙成为新的殖民统治者)。因此,巴素说,只有在欧人能提供一个安全的基地后,华人才毅然地走上远征之途。

他的立论很清楚,那就是华人的大规模移民从槟榔屿开始,而后才开枝散叶到马来半岛,新加坡乃至东马。举例来说,在槟城开埠人莱特于1794年12月逝世前的7月,他就向上司汇报槟城已有3千名华人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这是莱特占领槟榔屿8年后的一项统计。

自此之后,华人在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都占有一个重要的比数;尤其是新加坡更是成为华人移民的另一个大本营(香港之后),而槟城在1911年时,华人已突破百万,占州内人口的40%,更在1947年时,华人人口突破二百万而占州内人口的55%。

正由于华人人口在马来亚及新加坡占相当大的比数,他们在战前和战后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推动国家发展,捍卫国土方面的不遗余力乃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在1911年时,马新的华人已高达9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4%;到了1921年,华人人口破了百万数目,占总人口的34%;而在1931年华人增至170万,占总人口的39%;继后在1941年时,华人达二百余万人,占总人口的43%。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当战后1948年马新在法律上被切割后,人口就起了一些的变化。这个时期,马来亚的华人有180万,占半岛总人口的38%,而新加坡则另行统计,华人人口占70乃至80%,约有90万人,虽然马新同属英殖民地。但英国开始在马来亚推行其民主政治,且承诺在较后赋予自治邦地位;新加坡另行推行政改,以便朝向自治迈进。

姑不论马新是否在法律上分家,但分家后的马新依然被民间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们的政治演变在战前和战后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当提及华人的困境和挑战时,我们往往把马新拢成一体来论述,直到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自行独立。

所谓战前,一般上把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成功作为一定起点,虽然孙中山在1906年起就游走于马新之间,但因为响应他革命的队伍不能壮大,所以才发生同盟会的总部从新加坡迁来槟城的重要转变(1910年)。所幸槟城的中层阶级比较热心,孙中山得以在槟城立定脚跟,更在1910年11月在槟城召开著名的《庇能会议》,敲定了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也在1911年10月激发了武昌革命的成功。

因为孙中山的活动引发清廷向英国抗议,所以在1910年庇能会议后,英国于同年12月将他驱逐出境,无从在马来亚掀起政治风暴。不过,辛亥革命后的第8年,也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卷起的浪潮就直接冲击马新的政治了。最明显地反映在华文报如雨后春笋地设立,且提倡白话文,推动新思想新文学,大大地改变了马新华人的思维。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五四”运动在后来也像中国一样,成为左翼势力壮大的源头。1930年马共的成立,即证诸了马新华人政治思想与中共看齐,也导致了马新国民党份子和派系与中共和马共的长期斗争。

这种派系和思想的斗争虽没有如同中国国内的势不两立的残酷手段,但也引起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件,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才又看到国共又再携手合作。在马新方面,则有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筹赈援助中国抗日,一时之间风起云涌的运动和热潮把马新的华人卷入其中而成为抗日的坚定支持者。

马新华人的反军国主义和抗日也付出惨痛的代价,那就是1941年底日本攻进槟城,而于1942年全面占领马新后,华人;尤其是左翼份子,抗日份子受到无情的镇压和对付,许多人因而失去生命;当然也有许多人上山打游击,与日本侵略军周旋。据无法证实的统计,马新两地牺牲的华人不下15万人。由此可见,日本在马新的3年零8个月的血腥铁蹄统治造成的伤亡与损失是罄竹难书的。这是马新华人第一次面临集体的残害与镇压。

华人第二次的困境则是战后发生的悲剧。因为英殖民军队在日本投降(1945年)后就重临马新,采取收编马共的手段,但拒绝与马共分享权力,因而于1948年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更查封马共及亲共组织,大举逮捕左翼人士或驱逐出境或加以监禁。顷刻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这个时候,重回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也被英军事政府的绝招逼得四处辗转,后来才在泰马边境落脚(1954年)。在这方面,英军事政府指责在森林边缘的垦耕者援助与匿藏马共份子,乃从1948年12月开始,直到1954年,把大量的华人驱赶入“新村”,用铁刺网围绕,不准村民接济马共,违者处于重刑。根据统计到了1954年底总共有57万3千名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华人生活苦不堪言。英军手段之极,不亚于日本侵略者。这个时候马华公会乃在1949年运应而生。它首要的目的是照顾陷入困境的华人,继之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

虽然英殖民政府表面的理由是打击和消除马共的影响,但也因此让华人对殖民统治的不人道措施更加深恶痛绝。

尽管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华人新村(共480个)的条件有一些改善,但大致上还是不令人满意的,也就给了左翼政党社阵一个机会在新村和城市地区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抬头。

华人新村在今天已是一个特殊城镇的象征,但过去痕迹是抹不掉的。如果说华人有什么难以忘记的深刻集体记忆,那就是不能原谅英军事政府残踏了他们的尊严。

至于华人的第三个大挑战是发生在1969年大选后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让许多华人的生活变了样,他们无法理解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导致196人死亡,108人受伤;259人被武器攻击、9143人被逮捕、37人失踪的悲剧,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更悲的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民主暂时终止。

自此之后,国家政治大洗牌,政治生态大不相同,许多法令和政策相继推出。而一些争议性的条文至今仍然在争论中。

华人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受到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但也在考验华人的智慧与应变的能力。

如今已40年过去了,“513”不再成为民间的阴影,而华人也选择通过民主来推进国家和寻求改变,以走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社会。

从过去的三大教训来看,我们要抑制和阻止再一次发生偏激与极端的言行,破坏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完整性与多元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朝野上下向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宣战,也向霸权主义说不。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中庸的道途上建立一个平和的国家。

(本文部分内容是作者于10月17日应吡叻永定同乡会之邀所作的专题演讲,题目是《从历史看华人的转型与困境》)

刊登于2010年12月10日《东方日报》

我和林苍祐 (天下纵横)

认识林苍祐是很久的事。距今算来,少说也有40余年。而在这之前,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不曾与他打交道,直到我担任《星洲日报》记者后,我们才近距离的接触。

60年代中期他是反对党议员,无权无势,但是一党之主,担任民主联合党主席。我们当时也把这个党简称为“民联”,不过此民联与当今的“民联”是有所不同的。308政治海啸后的民联,是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的简称。

虽然是反对党领袖,但林苍祐的魅力无法挡,记者爱向他拿新闻,而他更爱向记者讲“三国”。把记者们都当“群众”来说教,要我们接受他的政治理念。

身为新闻记者,我当然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无法确定他是否能时来运转,扬眉吐气。因为那个时候,左翼的劳工党还是一股很强的力量,不容小视。

到了1968年,林苍祐摇身一变,成为民政党的发起人之一,我们又对他感到兴趣。不过由于他不是主角(只担任党副主席),我们也未把焦点全放在他身上。倒是当他宣布解散民联党时,我们才知道他破斧沉舟的决心。那时他已经没有回头路。

就这样,他在槟城领军参加1969年的大选。优势在于左翼的劳工党杯葛大选,民政也就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劣势在于人们都对他抱持观望的态度。他们不大相信林苍祐能扭转乾坤。我对他个人虽然有信心,但也看不到他的群众力量。我也不大确定一向以来支持左翼政党的群众会否转过身来支持林苍祐?

结果林苍祐向我们(记者)证明我们都看走了眼。他在5月9日晚上揭晓成绩的时刻,喜讯不断传来,终于一举击败联盟,跃身成为槟州的执政党。

民政党的抬头和林苍祐的东山再起组成了当日晚上的主调。我就在圣芳济学校的礼堂与林苍祐在一起,看到他欢喜但不激动的心情迎接胜利的到来。

从那一刻起,林苍祐与我们更加接近了。两天之后(5月11日),他宣布成为槟州首席部长,再过两天(5月13日),全国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民主被中止。为了防范局势恶化,林苍祐需要媒体来传达消息,促请人民冷静和切勿冲动。

其实,身为记者,我也知道槟城并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大事件,一切都在掌控中。而我看见林苍祐苦口婆心地向民众演讲和致词,目的不外是希望不要有人煽风点火。

当事件逐渐平息后,我与林苍祐的接触也比较多,但只限于工作采访。我们之间尚未建立起个人的友谊。我们的个人友谊是从我的同事朱炳钦开始的。他与林苍祐的交情更早。因为他是钟灵中学1956年被开除的68人中的一位。那时林苍祐有介入学潮进行调解,也就认识了朱炳钦。当朱炳钦于较后成为记者时,他认识的林苍祐已在政治上“落难”,已退出马华公会的领导了。

林苍祐把他当成“知交”,两度邀请他参加选举(1964年及1969年)都未如愿,只好继续做好友。

当1974年林苍祐因参加国阵面临考验时,我已是以政治评论员评论员的身份评析政治。我在1971年的民政“宫廷政变”中,我写了相当多的评论,朱炳钦就安排我采访林苍祐。就这样,我和林苍祐更加熟络了。

我经常与朋友开玩笑,林苍祐平时不会怎样留意我,但大选来临时,他会找我与他聊天。

与他聊天曾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那是他在野的时候。如今贵为首席部长,“日理万机”,自然不会记得我这“小人物”,他已没有时间与记者们闲聊,惟有在选举的前后,他会记得我的“重要性”。

我当然不是重量级的人物,但肯定有人告诉他通过我的笔,也许对他的政治形象有所帮助。我不知道我的文笔是否具有感染力或影响力,但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政治评论有读者群,有一些的影响力。

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任何政党的报道和评论都采取比较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对于林苍祐也是以此作为标准,以免被指为有欠公正和不够客观。不过当我在80年代为林苍祐写评传时,我就比较深入他的感情世界和政治性格。这之中就不可能保持远距离的剖释,而是一定要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来窥探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何能够把槟城变天?又为何能化腐朽为神奇?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号外周报》第508期

林苍祐的神话

林苍佑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他的传奇不在于点石成金,而在于能够在政治上化腐朽为传奇。这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传奇,林苍佑在1947年从中国回来马来亚之后,有3年的时间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到了1950年,他被英国殖民地政府相中委任为立法议员。本来这也是平常之事,但因为他有突出的表现,很快地就在1951年受委为首席议员。首席议员是个非常罕有的头衔,它既非首席部长,也非普通的议员,而是因为在独立之前,议会的大权由英国人掌控,因此林苍佑也只能担任首席议员。在礼仪上为诸议员之首,代表全体议员在议会上提出动议和发言,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影子首席部长。

然而,林苍佑却不甘于首席议员的平凡生涯,在同年成立了槟城激进党,目的就是要参加乔治市的市议会选举。由于马来亚从未有过民主选举,这场市议会选举可说是首开先河,林苍佑就此推动民主选举,派出9名候选人出战,结果赢得了6个议席。这证明了林苍佑的眼光独到。在从政的次年就成功组建一个政党,而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乃林苍佑的第二个传奇。

第三个传奇,就是林苍佑在1954年竟然夹着激进党的党籍加入了马华公会,这种双重身份,对现今的政治而言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是允许的。尽管如此,林苍佑意识到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故而大胆号召激进党的党员集体加入马华,之后更建议解散激进党。自此,激进党也就无疾而终了。由此可见,林苍佑的举止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林苍佑加入了马华公会后,在1955年的全国大选,他又率领马华和联盟的候选人出征14个议席,结果大获全胜,其余的10个议席则由英国政府委任。这种破记录的表现,为林苍佑奠定了强而有力的政治地位,也使得他野心跨出了槟城以外。为此,在我国于1957年宣布独立之前,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邀请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领导州政府而加以婉拒。他挑选了其政治徒弟王保尼出任槟城州第一任首席部长,因为林苍佑却想缔造第四个神话,担任马华总会长。后来,他成功在1958年以39岁之龄荣登总会长宝座,当上了马华公会的第二任总会长,希望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为马来亚人民,特别是华人开创新天地,这可窥探出林苍佑是一个有宏愿,且雄心勃勃的人,或是我们所谓的政治野心。

可是,因为陈修信和东姑阿都拉曼不赞同他的马华派出三分之一候选人数目的方案,两派人马联手否决了林苍佑的备忘录,甚至将他边缘化,林苍佑的神话就此第一次破灭了。1959年,林苍佑黯然退出马华公会后,他既不再是槟城州议员,也不再是国会议员,更不是马华公会的会长,只是一介平民。

至此,林苍佑却卧薪尝胆了两年。他痛定思痛,思考着是否转换码头或从此销声匿迹。结果,他选择了前者。1961年,他又在芙蓉成立了民主联合党,因为他在当地的爱将陈世英和郭开东联手组成了独立阵线,在当年控制了芙蓉市议会。两人拥有这种政治资本,而由林苍佑来领导新政党,第五个神话由此诞生。

不过,两年过后却又闹起了分裂,林苍佑不得已,只好在1963年把民主联合党的大本营移师到槟城。至此,他的第四个神话眼看又要幻灭了,因为民主联合党既没有国会议员,也没有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权,林苍佑也不是议员,该党简直是一无所有。

但是,林苍佑不甘于失败和寂寞,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又想要创造第六个神话,毅然参加1964年的全国大选。这场大选让林苍佑从丹绒区走出了一条血路,在丹绒区的1国4州的所有州议席都获得了全胜,林苍佑因此成了反对党领袖。非常吊诡的是,林苍佑必须面对自己的政治徒弟王保尼担任首席部长的现实,由此可见政治的千变万化是无法估计的。就在此时,他开创了一个新天地,在本身的药房,藉着看病的时间开设政治课,传递本身的政治理念,听众主要是他的党员、记者、朋友,不计人数的多寡。

正因为他的这份坚持,在1968年与陈志勤联手成立民政党,又创造第七个神话。虽然这个神话是个不可预示的未来,但他有信心可一洗过去的颓势,东山再起。故此,林苍佑在1969年与反对党达成了君子协议,以一对一的方式挑战联盟。恰逢民心强烈思变,他奇迹般地在同年的全国大选中从中崛起,执政槟州,当上首席部长。

林苍佑的抬头意味着其政敌陈修信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同时,林苍佑也必须证明这是一个不败神话,所以他很努力地把槟城打造成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城市。他希望以此来反击陈修信指槟城在没有自由港底下将沦为渔村的说法。后来,林苍佑证明,他用他的智慧打造了一个美丽的槟城。

然而,到了1990年的大选,这第七个神话又被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给戳破了。这是林苍佑意想不到的挫折,因为他不曾想过他这个巨人有倒下的一天,而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付出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例,这就是政治风险中的深不可测的大风大浪。

这次的挫败不但令林苍佑非常痛心,更令他耿耿于怀,直到他逝世为止仍无法释怀。他无法理解当年为何败选,是败在内因的抽后腿、窝里反?还是民心思变,非要弃他而去不可?因为他认为槟城人民都会感谢、铭记他的贡献,没有理由如此无情地将他拉下台。因此,到了2005年,也就是他退休后的15年,林苍佑仍然解不开当年败选的谜团和幕后黑手,仍询问朋友有关此事。由此可见,林苍佑认为他当年败得很不值得,无法心悦诚服。他带着这个遗憾,挥别了他一生奉献的槟城,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所怀念的亲人。但是,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因为既然林苍佑能够创造这么多神话,在他过世后会升华为第八个神话,所有的槟城人民都会永远地怀念林苍佑的丰功伟绩,子子孙孙都会觉得今天的槟城和未来的槟城,有如此繁华的局面,都是林苍佑在那个年代打下了强力的基础,才有后来的开花结果,以及今天的遍地开花。祝愿,林苍佑的第八个神话将是一个不灭的神话。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号外周报》第508期

李光耀眼中的林苍祐 (跃马扬鞭)

在11月24日逝世而在11月28日国葬的林苍祐所享有的“备极哀荣”也许是他意想不到的。

正因为他是非等闲人物,因此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有三处提到林苍祐的政治故事。虽然没有溢美之言,但总算是李光耀眼中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第一处是提及1959年6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组成自治政府后的两个星期,“一天早上杨邦孝从吉隆坡来,问我能不能发表文告,就马华公会跟巫统闹意见表示同情。由于杨邦孝跟我很熟,马华公会会长(指林苍祐)请他来劝我表态,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认为身为新加坡总理和人民行动党领袖,我在马来亚华人当中有地位,也有影响力;马华公会则自觉软弱无力。”

李光耀所说的事件的背景是这样的:林苍祐在1958年夺得马华控制权而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当时的总秘书是朱运兴(任副教育部长),而宣传主任是杨邦孝(打败陈修信)。

杨邦孝是职业律师,也是林苍祐的挚友和急先锋,他是马华创党元老之一杨旭龄的公子;同时他与李光耀有深厚的私交。他比朱运兴更执著自己的信念而要求马华公会获分配1/3国席或35到40席。

杨邦孝在后来向报界公布马华中央工委会通过的议决,也宣布将由林苍祐向联盟提出,如果未获接纳,马华将决定是否要退出联盟而单独参加竞选。

换句话说,林苍祐于1959年6月24日致东姑的密函在7月外泄后,巫统与马华的关系便告闹僵,斯时马华内部又有另一股力量谋倒林苍祐派。这一股力量乃以陈修信为首。由于情势险恶,杨邦孝跑到新加坡请李光耀施出援手,但李光耀考虑到这是要得罪东姑的,可能坏了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的事,也就未加允应。此事在事隔36年后(1995年),李光耀说,杨邦孝还记得很清楚,并没有责怪之意,因他了解李光耀必须为新加坡着想。

就这样,林苍祐派斗输了,杨邦孝也率先离开马华公会,一度还传出消息杨邦孝将组新党,取名为“马来亚行动党”。由于人心未定,加上林苍祐尚未退党,筹组新党事也就“胎死腹中”了。但在7月15日大选提名时,不满陈修信的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大选,这些人包括朱运兴、陈世英及郭开东等人。

退隐政坛的杨邦孝在后来移居新加坡,先是成为华侨银行董事主席,后是被委为新加坡大法官,直到退休安享晚年。

今年春节时,我曾问及林苍祐是否还有与杨邦孝往来,他说他们是好朋友,也时有来往。

第二处是1964年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李光耀于11月在国会遇见了林苍祐后有如下的评语:“民主联合党的林苍祐医生,对马华公会感到失望,组织了自己的新政党,对我们新加坡发生了两次暴乱表示同情。”

在1965年正月的时候,李光耀说:“当时的林苍祐和唐纳斯蒂芬(已故沙巴卡达山机构领导人)分别见我,两次的会谈都不是十分令人满意。林苍祐要我成为他的消费人协会的主席,以便促成马来西亚所有非种族政党的统一阵线。我拒绝了,要联合起来必须公开进行,而不是偷偷摸摸地通过消费人协会,否则我们会失去信用。而唐纳斯蒂芬则要求人民行动党与卡达山机构合并,协助在市镇里(指沙巴)赢得华人的选票。但我要组成包容所有其他反对党的统一阵线,他对此不感兴趣。

李光耀这一段是指不同意林苍祐以含蓄的手法来搞反对党统战,即通过组织所谓消费人协会的非政府组织来整合力量。虽然那个时候东姑已指责反对党在搞大团结,而领导人被疑为李光耀。但李光耀不同意“偷偷摸摸”,也就出现李光耀批评林苍祐的行动未够公开坦然。不过在林苍祐看来,这样的转弯抹角也可以殊途同归的。

正因为这样,人民行动党在1965年的6月在新加坡召开反对党的“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大会,林苍祐有参加并讲话。于是李光耀第三处又点评了林苍祐。他说:“民主联合党的林苍祐曾担任过马华总会长,他性情温和,为人小心谨慎,一向并非以坦率直言见称,却敢于说出这样的话:现在我们不为自己的决心采取行动,也许就没有前途可言了。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子女来说,也许再也没有平等的机会了。”

这评语意味着李光耀有些意料之外地听到林苍祐的弦外之音是认同他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斗争路线。当然作为政治人物,林苍祐一向城府很深,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不可全抛一片心,难免在李光耀看来是不够坦诚直率的。

从三处的评论林苍祐来看李光耀的评语,反映出两人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无论如何,这都无损林苍祐成为一代政治家而在身后受万千子民的悼念。他这一生也值了。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南洋商报》

林苍祐经典之作 (现代春秋)

林苍祐一生中有两篇演词是他满意的杰作,不时在闲谈中提及。他就不止一次地要我消化他的这两篇经典之作,以从中窥见他的思想和理念乃至他成长的过程。这两篇演词都是他亲手书写的,收在他自己的文集中。

第一篇题为《作为马来西亚人所应有的智慧》是他在1976年7月2日在理科大学的演说。当天他是以首席部长的身份接受理大颁给“荣誉法学博士”。

其中一段他这样说:“从我的童年开始,先严教我如何凭着罗盘去指认家乡夜空中的繁星,及家慈凭着家中的挂钟教我分别时辰,及在校受教之年恩师及良朋们教导我如何去衡量生命的素质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动乱之后,我始觉个人在追求智识与真理方面尚另有领域,它必须有勇气与德行去探寻智慧。”

因为这样,林苍祐在槟城大英义学受完中学教育后,于1938年远赴英伦深造。他选择读医科而后又强烈地追求民主,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我选择了科学训练而攻读医科,衷心地希望对科学的理解而不必依赖虚妄的主观而生存,我追寻思想的启蒙,我享尽个人应有的自由。”

就这样,当他在1944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到中国参加抗战接受磨炼,直到1947年才回到马来亚。林苍祐在演词中并未提及他在中国的日子,但有一段是这样剖释的:“我曾对民族及超等民族那番思想争论做过详细的研究,这个争论发生在第二次大战前并促使智识份子参加反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战争。”

因为这样,林苍祐去了中国参加反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不过,在极权与民主之间,他选择了民主,这应该是为什么他在1947年离开中国,不再卷入中国政治的因由。他说:“在我们生存的这个革命年代里我接受了「以民主的方法成功地建立革命是比较合乎愿望及永恒」的论调。我选择了民主,虽然它有缺点;我放弃了极权,虽然它有好处。”

就这样,林苍祐毅然回到马来亚。他说:“我决定要做个马来亚人并接受有关此命运的安排。自此而后我把生命献给作为一个马来亚人及今天的马来西亚人的意义工作上。这就是许多人士认为我的政治生涯的总与结,这就是宿命论那么地简单。”

林苍祐这一段话是指他在1950年踏入政治圈后就没有回头路,直到他退休之后,政治仍然伴随他左右,只是他不再当主角,而是退居幕后,偶尔也指点江山。如果说这一篇演词触及林苍祐的从政诱因,那么下一篇就触及他的宏观视野和历史观了。这是1984年12月19日,他接受《乔治市荣誉市民》荣衔的仪式上的重要演说,题目是《槟城土生》。

所谓槟城土生,就是我们口中的“峇峇”一族,他们是在马来亚出生的一代,而不是从中国漂洋过海而来。这些人集中在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而形成了土生华人。林苍祐就是其中一人。他对槟城历史如数家珍,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他不否认而且也接受在莱特于1786年登陆槟榔屿之前,槟岛已有58名迁民居住。其中三人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较莱特早40年定居于海珠屿,也就是今天丹绒道光大伯公庙所在地。

接着在莱特于1786年登陆槟榔屿后,各民族的人相继涌入。“1804年时,岛上的迁民有英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华人、朱里安人(印度)、马来人、武吉斯人、缅甸人、暹罗人、爪哇人等。”

这就是说,槟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元种族构成的社会。林苍祐对这段历史感到自豪。因此他这样说:“在今天,好多人民仍然认为槟城是英国人建立的,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槟城有今天的面貌,主要是我们的先辈流尽了血汗建设的。”

例如“从早年开始,我们先辈对槟城发展的捐献是慷慨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甲必丹胡始明曾是椰脚街观音庙的一名大捐缘人,他也是白云山华人义塚的最大捐缘者。端姑赛胡先不但是亚齐街回教堂的创建者,也是回教基金的最大捐款人。1878年,辜尚达捐献扩建槟城大英义学;1883年,他在莱特街建了一座喷水池(市议会前),他也曾献过好几块地皮,包括亚依淡蓄水池之地。义兴献地建造今日的槟城中央医院。谢增煜将会名留青史,因为为了纪念英女皇登基,他捐建了大钟楼(旧关仔角)。

不仅于此,林苍祐还刻意地提到槟城的著名人士对他的影响,通过他的父亲林萃龙的世交和他母亲谢瑞云的祖叔辈,下列的名人是林苍祐特别提及的:“辜立亭医生、哈密汗、柯孟淇(曾任中华总商会会长)、伍连德医生、杨元续、林恭礼(曾任商会会长)、朱和乐(曾任商会会长)、林源清医生、G谢利、阿立夫医生、阿都卡特尔爵士、梅农医生(曾是林苍祐急进党的战友,后来也加入国大党成为联盟议员。在王保尼当首席部长时,他出任行政议员)。

还有他也提到下列的著名华人:温崇寿、杨章安、陈福安、林清渊(林建寿父亲)、邱卫国、连裕祥(橡胶业巨子)、伍瑞琴(曾任商会会长、槟马华主席)、王宗镜医生、徐长生、邱善佑(曾任商会会长)、王如山、林耀椿、庄来福、谢寅荣及李长景医生等等。

林苍祐说:“虽然他们已经过世,但他们则是生活在现代化的槟城人物,所有的这些人物,对我是深具影响的,他们都尽了力量建设槟城。”

“我要感谢各位授予我此项荣誉,我要以“槟城土生”的身份来反映槟城人民对槟城所作的一切贡献。我热忱希望,二百年后的今天这项集会能成为重组马来西亚人社会的转捩点。”

同时,林苍祐也希望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能记取曾经有一位槟城土生马来西亚人曾因他的服务和贡献获颁“荣誉市民”荣衔。其实,不必等到二百年后,就在今天,也就是退休后的20年,林苍祐已化身成为“槟城现代化之父”,这也许是他意想不到的功德。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光华日报》

3.12.10

輓联对林苍祐的评价 (直挂云帆)

林苍祐国葬的那一天(11月28日),我在其灵柩右上头看到一幅輓联:
投身中国抗日战争献身大马独立建国事业。
为华人当地化先行为亚洲民主化事业求索。

这是厦门侨务委员会主任黄尤(85岁)所致送。他与林苍祐相交数十年。

我们就从这幅对联来演绎和评述林苍祐这一生走过的道路。

上联所说的“投身抗日战争”是指林苍祐在1944年于英伦完成爱丁堡大学医科学业后,就与另外三位友人(他们是从中国到英国留学的)直奔中国的重庆。据林苍祐的回忆,他当年血气方刚,是应国民政府的教育长官梁宇皋(他是在战后1946年才从中国回到马来亚执业律师,并在1949年参与成立马华公会)的邀请到战乱的中国闯天下。因为这样林苍祐躺在棺木内身上穿的大衣绣有一个徽章。有很多人不明白那是什么?其实那是爱丁堡大学的校徽。

为什么林苍祐要去中国?为什么毕业后不直回马来亚?这倒是一个谜。因为林苍祐没有清楚地交代,鲜有人知道。但从他的口述,知道他想在中国施展才华。辗转之下,他在国民政府内成为陈诚的助手,担任军医和私人秘书(陈诚在战时是军政部长,战后任国防部参谋长。1949年拆迁台湾后,曾出任台湾副总统)。正因为接近高层,林苍祐也被介绍认识蒋介石。至于林苍祐在战时(1944年直45年8月)和战后(1945年8月至1947年)有过什么重大的任务,我们也知之不详,但又从他口中透露,他确实曾代表陈诚签署了重要的文件,包括从日本手中接收台湾。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也只有待台湾当局解密才知晓其中的奥妙和真相。

不过林苍祐在中国倒是带回家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在重庆认识的护士吴欣燕。他们的爱情故事我们知之不详。他们是在返马的途中,在香港结了婚而后返抵家门。这是1947年的事。林苍祐的父母自然十分欣喜,因为一个人出门,两个人回来。而后这对“乱世儿女”果然在马来西亚树立了夫妻“鹣鲽情深”的典范。晚年的林苍祐对其夫人的挂念与恩爱的情怀让人为之动容。

如果说林苍祐在中国之行有什么巨大收获的话,那就是一个美好家庭的建立和子孙在马来西亚的开枝散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代表了马来西亚峇峇一族(不谙华语华文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探索一个不可测知的未来。这在尚未开放的东方社会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和突破。林苍祐做了常人未能思及的事。

而他正是运用这种胆识和勇气闯进政坛,那是1951年的事。他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从此他走上了政治不归路。

因为对政治的执着与热爱,林苍祐组织和参加了几个政党,目的只有一个:追求国家的独立。其中最重要的阶段是,林苍祐担任政治局主任并在1958年成功当选马华总会长。这就是说,林苍祐对争取马来亚独立是有其功劳的。他在1956年时鼓吹华人申请公民权,登记成为选民,以便以新国民的身份迎接一个新生马来亚的到来。在华人的热烈响应下,林苍祐成功地改变了华人的思想,向马来亚国家意识靠拢。

例如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总选民是128万人,马来人占84%,华人只占11.2%,也就在争取议席方面,马华不能有较多的要求。最后巫统分配35席、马华15马华席及国大党2席(总共角逐52席,另46席是委任的)。

为了改变这一偏差,到了1959年时,华人登记成为选民已大大增加,官方公布的数据如下:华人选民超过75万人,占217万选民总数的34%,而在1955年时只不过14万名。这是因为单是在1957年时,就有超过80万华人申请成为公民,也顺便登记成为选民。

由于华裔选民爱国的热情大大提高,因此林苍祐领导的马华公会在1959年大选前要求联盟分配三分之一的席位(也就是104就是席中的35席),但不被东姑所接受,并掀起一场论战。到最后是东姑牺牲林苍祐派,而与陈修信派取得秘密谅解,一场危机虽然消弭,但马华只能分配31席,不是35席。

失败的林苍祐在1959年辞马华总会长职,且在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转而在同年创组民主联合党。两年后马来西亚成立,因而在1965年5月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其他反对党共组团总,支持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

这就是说,即使身在反对党,林苍祐还是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成立),与左翼的社阵反对马来西亚走着不同的道路。当新加坡在1965年较后时(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整个“团总”也就无疾而终了。

这意味着林苍祐已不能指望新加坡,只得另寻合作伙伴持续斗争。正好在1967年陈志勤有意脱离劳工党另起炉灶,与林苍祐一拍而合的在1968年成立民政党。

这个新党是以“解散民主联合党”作为代价,有幸地在1969年大选一炮而红跃升为槟州执政党。而后在1972年参加联合政府,并于1974年参加国阵,从此成为执政党一员,在建国的大道上上展露民政党的治州本色。这就是林苍祐对独立和建国的贡献!

至于下联也突显了林苍祐在50年代疾呼和不遗余力的推动爱国主义,促使华人申请成为公民,也就有了所谓“为华人当地化的先行者”之称。这句话说开了就是赞颂林苍祐在加入马华公会(1954年)后,就通过种种办法来使“华人本土化”,以马来亚作为国家,以中国作为故乡。这完全符合周恩来于1955年在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当地华人效忠所在国,归化成为公民的立场。除此之外,林苍祐对民主的推动也是有目共睹的。他在1951年参政后推动成立急进党就是要为马来亚的民主政治奠基。因为这一年英国殖民政府首次在马来亚推动民主政治,把乔治市市议会当成试验品。林苍祐派出9名候选人候选人参选,结果赢了6席。在这之后,全马各地推动地方议会选举。而在1955年时,选举扩展至全国和各州,终于成功地塑造一个通过投票出政权的国家。

当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意味着民主已落地生根,林苍祐一生所索求的,也正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

虽然輓联也点出了林苍祐的亮丽所在,但他的最大成就是扭转了槟城人的命运。他让槟城成为东方的矽谷电子城,而成了马来西亚的骄傲却未提及诚为遗憾。

总的来说,他是槟州发展之父,也功在党国。如果輓联能加入这主要的环节,就会更能反映出林苍祐这一生的功绩。

刊登于2010年12月2日《东方日报》

大选日期已成政治筹码?(现代春秋)

市面甚器尘上传出我国大选很可能在明年举行,而由民联执政的州属,如槟城及雪兰莪的首长或大臣则否定跟随国会大选起舞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如果国阵中央政府决意在明年5月之前举行大选,槟城和雪兰莪将不会跟随而是另择日解散州议会。

这种情形在过去发生过吗?是有发生过,但不像今日因不同政党的执政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1955年时,英国推行独立前的普选,在槟城方面,槟州议会是在1955年正月提名而在2月份投票。这一年林苍祐率联盟大军提名竞逐14个州议席大获全胜,包括林苍祐在内(当年未独立,保留10席由英国参政司—槟州总督委任,总共24席)。

至于联邦立法议会选举则择定在1955年6月提名,而在7月投票。这一年共52席竞选,另46席是委任的。一边是势力强大的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另一边是声势显赫的由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双方短兵相接,目的是争夺自治政府的主导权。结果由东姑领导的联盟取得大胜,国家党沉船,也结束了拿督翁的政治仕途。

同样的,独立后的我国首届大选在1959年举行时,也实行国州大选分开进行。

这一年槟州选举在5月提名,6月投票,因为华教问题马华参选11席,只6人中选,社阵则夺得7席。而全国的大选提名在7月,投票则在8月,选举结果是联盟保持优势再执政,但反对党中左翼的社阵已从中崛起,且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大有斩获。这意味着马来亚走向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斗争。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年回教党竟在吉兰丹及登嘉楼州拥有执政权。

虽然登嘉楼不久后州政权归回联盟,但吉兰丹依旧由回教党执政。由于东姑主政时期基本上以5年执政期为标准,因此当1964年举行大选时,在西马方面,国州大选同步举行也就未面对回教党的反对。

而在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后,我国的东马选举方式就有一些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是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的州选是与国选分开的,它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考察东马的民心所向,而缺点是中央政府力所不逮,对这两个州的影响力有限。

例如当1974年全国大选后,时任首相的敦拉萨委任沙巴的首席部长慕斯打化为中央国防部长,级别挺高,但慕斯达化就是不卖账,拒绝到中央述职。由此也看出中央对沙巴的政局是有些无可奈何的。

沙巴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党可以交替执政,关键是中央政府必须出手。如1967年中央支持慕斯打化的沙统主打卡达山统一机构,因后者有离心之意图。

当慕斯打化尾大不掉时,中央则另鼓励哈里斯成立人民党,在1970年打败沙统成为执政党。

而哈里斯又不听话时,中央又于1985年大选时支持拜林成立团结党,把人民党打得落花流水。

接着拜林在1990年退出国阵后,马哈迪就处心积虑地谋倒拜林政权。果然在1994年的大选造成团结党在大选后面对议员的背叛而倒台。这时上台的国阵已不再谦让。当2004年大选后,索性固定首席部长人选,不再采取轮任制。于是巫统人掌握大权,也完成了巫统对沙巴的收编。

另外,砂拉越经过这么多年的辗转,中央还是打不进砂州政坛。权力俱在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手里。如今看来中央;尤其是巫统若有机会东渡砂州,自然不会放过这大好时机。

其实在砂拉越的政治吊诡是反对党来自西马,而东马本身的政党又不愿当反对党,只好由西马人来推动。

在这种情形下,国阵若再束手无策的话,恐怕下来的砂州大选对国阵不利。因此采取亡羊补牢的战略就是让纳吉顺利东渡,也就有所谓明年将是大选年的说法,因为砂州必须在明年举行州选。如果国阵错失东渡的机会,可能在以后更加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会说,大选将同步进行。

如果说,纳吉决心在明年举行全国大选,则可能不解散州议会的只是雪兰莪和槟城,回教党在历史上未曾在这方面与中央唱反调。

它牢记的一个教训是在1977年被国阵踢出局后,就面对国阵在吉兰丹州举行闪电大选。这一个令回教党措手不及和招架无力的绝招,差点把回教党淹死,只剩下区区两个州议席。国阵则扬眉吐气,首次夺得丹州政权。

国阵也夹着州选胜利余威(1978年3月)在同年的8月举行全国大选,以致回教党势力只退不进。这种个别大选的“教训”也让回教党铭记其中。

如果明年大选时,连回教党执政的吉兰丹和吉打也响应解散州会同时大选的话,那就只剩下雪州和槟州在坚持不选了。这种坚持对民联是否有利无弊,乃言之过早。但对国阵而言,似无伤大雅,反正大选过后会更加集中精力来对付槟雪两州。

就此而言,如果民联决心要迈向布城的话,则又何须担心对州选不利呢?因此国州大选同步举行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证明民联够胆量接受挑战,也说明民联有决心进入布城。

所以明年会不会大选,主要在整体的政治是否对国阵有利,而不会在意槟雪是否一起举行州选?这就是林冠英必须谨慎和三思而行的大挑战。

刊登于2010年12月1日《光华日报》

那一夜林苍祐饮恨终 (跃马扬鞭)

林苍祐一生跌跌撞撞,有起有落;有欢乐,也有哀伤;尤其是在政治的道路上,他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和考验。

说来也许你不相信,林苍祐跌倒是一段鲜为人知的事,那是1953年林苍祐已是担任急进党主席。在其他人都不想跃跃一试的时刻,林苍祐毅然地身先士卒,代表急进党提名参加日落懂区市议员选举。在当时日落洞的选民以马来人为多,华人较少,对林苍祐来说,不算是个安全区,但林苍祐还是义无反顾地参选。结果正如所料,他不敌巫统候选人哈森,无缘出任市议员(哈森2178票,林苍祐1186票)。

因为这一败,林苍祐从此不参加市议会选举。试想想,当年林苍祐还是受委的槟州立法议员,且是首席议员(相等于首席部长),竟在阴沟里翻船。孰可忍孰不可忍?最后林苍祐还是以大局为重,忍了下来。

虽然林苍祐再下来有更大的算盘,但市议员屈辱事件后,林苍祐从此不再参加市议会选举。由此可见,表面上他是若无其事的人,而实际上他是一个耿耿于怀的人,这算是林苍祐在政治路上的第一次摔跤。在许多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林苍祐才接受槟岛市议会颁发他“乔治市荣誉市民”的荣衔(这个封号已多年不用,也几乎没有记取乔治市还有这么一个封号)。

林苍祐的第二个摔跤是在1958年中选马华总会长后,竟在1959年被摒出局,而成为马华党争中的失败者。姑不论林苍祐这一跌是否是马华的损失大过他个人的损失?单就这一跌来看,几乎是粉碎了他的政治宏愿。他的宏愿是要成为全国华人的领袖和国家的领袖之一,以便能在世界舞台占有一个席位。

正因为有此愿景,林苍祐不要在1957年接受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不然他已是内定的首任首席部长。他放眼的是马华的领袖这一职位,正是“斑雀焉知鸿鹄之”?

如果说林苍祐上边所说的两次摔跤却在后来得到补偿,而且是连本带利的拿回来(例如林苍祐在1955年当选槟州立法议员,洗刷了1953年落选市议员的“耻辱”,又如在1969年领导民政党打败联盟而成为槟州首席部长,算是扬眉吐气了),那么他的第三次摔跤则是跌得很重,重到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从此他不得不息影政坛。

这第三个摔跤是指1990年的大选。这一年的大选提名日在10月11日,而投票日在10月21日。依然是马哈迪在领军,但他面对强大的反对党的挑战。其中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风头最健。他联合了回教党和行动党组成三角联盟,准备予国阵迎头一击。

当年行动党兴致勃勃地扬言要在槟城开展“丹绒二役”,以便把林吉祥送上首席部长宝座,完成夺权美梦。

行动党的这一如意算盘是一个冒进的策略,当时槟州的行动党州委决意要林吉祥来个“王者之战”,直接对垒林苍祐。理由是既然表明要夺权,就要有人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如果老大林吉祥避开民政老大,不仅夺权不易,也鼓不起士气。换句话说,就是要林吉祥以身作则冒这个险,林吉祥在没有得选择底下,他接受挑战林苍祐。

这对林苍祐来说,是生死之战,胜了固然继续担任首席部长,输了就要负起全责,告老还乡。对于林吉祥则不算生死之战,毕竟他肯定当选丹绒国会议员;失掉州议席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他在1982年也曾在马六甲怡力州议席失手,但赢了马六甲国席)。

不知道是国阵的心态使然或是林苍祐心中有数。他并不积极备战,政治座谈会也没有几场,印象最深的ceramah是在南华医院街的那一场,由两位拿督级人马代为安排和筹备,似乎当成群众必然是“赶赴一场重要座谈会”而群起响应。讵料巧碰当天下起雨来,后来得到记者回报,群众寥寥无几。事后有人这样批评:拿督搞锦上添花可以,设宴摆酒肯定有人潮;若是群众集会,还是让给底层来做,老板级的人是不行的。

由于林苍祐从1964年起就盘据巴当哥打州议席(原在加拉歪区,后在哥打区,选区重划后,正名巴当哥打区),直到1990年已是担任26年的州议员,被视为地位固若金汤,即使是强人林吉祥攻城,也不易攻下。换句话说,林苍祐是“以逸待劳”的心情迎接林吉祥的单挑独斗。

林吉祥是火箭一号人物,是著名的重炮手。虽然对垒林苍祐非他本意,但他还是尊重州委的决定。由于他的能言善道,也让他成为政治演说高手,所到之处,掀起林吉祥旋风。这就是林吉祥最大的政治资产。

不过林吉祥还是不敢断定他会脱颖而出,而为了拿下槟州政权,他也豁了出去。

在没有人评论林苍祐治理槟州不好的情况下,林吉祥要有所突破是道难题,也唯有靠掀起反风来争取选票。巧逢当年国阵内有人在“窝里反”给了林苍祐致命的一击。当时有消息说,林苍祐虽在其选区内建了廉价屋,但得票有减无增。

那一晚的开票(11月21日),在槟州大会堂内,空气凝结而冰冷。林苍祐很迟到会场,会场外站着的支持者以行动党人居多。最后结果是林苍祐输给林吉祥706张票,可谓是旗鼓相当的激烈搏斗。

当听闻林苍祐“马失前蹄”后,一些较为投机的国阵支持转而奔向槟华女中的开票中心,目的当然是“物色”新舵主。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一旦“老佛爷”失手后,另一颗的政治彗星将诞生了,而这个人就是许子根。

许子根在丹绒武雅胜出,击败他的自己人魏福星(他也是槟州行动党领袖);江真诚则在双溪槟榔胜出,挫折对手卡巴星。他们两人被视为“华教人士”。

在情势有变下,行动党总共赢得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执政,可惜功败垂成,国阵以19席稳住政权。虽然民政只夺得7席(马华零席),但巫统以12席之多还是让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

林苍祐没有想到为槟州人民辛劳大半生,为槟州打造一个亮丽的城市的结果是让尝到败绩,一时之间,百感交集。“为人民服务不求回报”,大概就是林苍祐那时的写照。

没有了议员身份,意味着林苍祐的引退,而在许子根与吴清德之间,他选择了许子根,一个林苍祐时代就这样落幕了。他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光大28楼(首席部长办公署)。虽然不曾说后悔,但内心的痛苦久久不能释怀。许多年以后,在2005年时(也就是退隐政坛15年后),有一天突然问起他的密友:我那一年的失败是不是某些人在抽后脚?

朋友一脸的愕然,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是放不下“失败”的遗憾,因为他猜不透有任何理由会被拉下马?他不相信林吉祥的旋风扳倒他,反而认为“后院起火”,有人抽后脚。他说的也许没有错,但失败了之后,他又能怎么样?只能带着难以弥补的伤痛伴随着他痛苦地走完这一生。

如果林苍祐有恨有解不开的迷惑,那就是败得不口服心服。

即便如此,林苍祐在退休20年后,仍然风光走了,仍然让许多年青的一代知道他是谁。这就是林苍祐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他对槟城的永不磨灭的贡献。因此他这一走,虽不圆满,但值得了!这就是林苍祐不灭的神话。

刊登于2010年11月30日《南洋商报》

缅甸最红的民主斗士 (天下纵横)

缅甸是东南亚国家中其中一个闭塞的国家,土地面积狭长,共67万余平方公里(排在世界第39名,可见国土是辽阔的),人口则有5千余万人。

在1824年时,英国入侵缅甸,与当时的贡榜王朝交战而由前者占上风。这一年也是英国成功地取得荷兰让出马六甲给英国。从此马六甲纳入英殖民地的一部分,与新加坡及槟城组成海峡殖民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到了1852年,英国占有下缅甸,而在1885年英国又控制了上缅甸,整个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将仰光立为首都。

1936年,英国在缅甸推行所谓民主选举,巴莫博士成为英国控制的“首相”。在这方面,英国也为缅甸设置特别的宪法,表面上独立,实则是不独立的国家。

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时,它仍然利用巴莫组成缅甸执行政府。而在此时,渴望取得真正独立的昂山将军(Gen Aung San)组织了缅甸独立义勇军,与巴莫联手向英国要求主权,但此时主权已落在日本手里。因此昂山又与日本合作,以取得一定的权力。在1943年时,被委任成为巴莫政府中的国防部长。

但在1944年时,昂山开始回过头来,转而支持美英组成的同盟国,以向德国的纳粹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宣战”。他组成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将枪口对向日军。

1945年日本投降,缅甸又回到英国的控制中,但昂山的势力进一步膨胀。他领导缅甸与英国展开实质性的独立谈判,结果取得认可。就在昂山满怀信心有望成为国家领导人之际,他突于1947年7月遇刺身亡,总理之梦破碎。一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德钦努(Thakin Nu)接过棒子而成为国家领导人(缅甸在1948年1月4日成为独立国)。

(无独有偶,英国也是在这一年二月与巫统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更在较后(六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昂山将军的左右逢源的政治立场也十分争议性,他的被暗杀谅此有关,但值得他后代骄傲的是,昂山的牺牲换来“缅甸国父”的美誉。

这位缅甸国父就是当今锋头甚健的昂山素枝(Aung San Suu Kyi)的父亲,当他的父亲死后,她才两岁。除了昂山将军外,另一位著名的缅甸领导人则是宇努,他就是在1960年的缅甸大选中,卷土重来的德钦努。换句话说,德钦努和宇努是同一个人。他在当选后,委任昂山将军的夫人出使印度。就这样,昂山素枝随其母亲到印度述职。他的中学教育就是在印度渡过的。

再一位举世闻名的缅甸名人是宇丹。他原为缅甸的外交部长,在1961年被联合国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一直到1972年任期届满为止,前后10年。尽管他无法改善缅甸的落后,但他的外交手腕与公正的态度成为被称颂和称职秘书长,而成为缅甸的骄傲。

可是在1962年夺权的尼温将军就将缅甸带上军事独裁的道路,美其名是行社会主义政策,实则是倒行逆施,将缅甸导入毒贩的活动中心之一。由于贪污成风,民不聊生,经济抓襟见肘,乃被逼在1977年向外举债。到了1980年,缅甸成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尼温政府更是大言不惭地将缅甸改国号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一党专政。

1988年因为民众对尼温政府至为不满,示威游行此起彼落。这一年,昂山素枝回国照顾中风的母亲。眼见国内政局不安,她组织了全国民主联盟党,出任总书记。由于她掀起民主之风,也导致军事政变,由苏藐将军掌权,昂山被软禁。

虽然1990年举行的大选,昂山的政党获得了扫荡性的胜利,但选举结果作废,昂山的抗争陷入一个不可测知的未来。她虽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无法促使她早日自由。

1992年丹瑞将军掌权,他更严格的推行一党专政,缅甸民主复苏遥遥无期。

不论缅甸又再改国号,将缅甸联邦改为缅甸联邦共和国,不再提及社会主义,同时也将首都从仰光迁往内比都,仍然无法摆脱缅甸的困境与窘境,只好在压力下,不久前又举行大选,以选出亲军人的政党掌权。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令人嗤之以鼻,唯有释放昂山(11月13日)才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大新闻。因为昂山这些年来,已化身成为民主的符号。只要军政府投鼠忌器,昂山就有抬头的一天,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11月29日《号外周报》第507期

一个改变槟城命运的人——林苍祐政海浮沉40载 (跃马扬鞭)

林苍祐,一个时代的政治符号,他崛起于50年代,隐退于90年代,前后40年的光景造就了一个永远的林苍祐。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峇峇。他的父亲林萃龙是槟城著名的儿科医生,创设思明药房于Maxwell Road,于1957年逝世后就由林苍祐接手其药房。

这间药房至今还矗立在沓田仔与湾头仔的交界处,也就是与Maxwell Road接在一块。80年代,这条路被易名为林萃龙路,以纪念林苍祐的父亲。

林苍祐身上充满政治细胞,虽然是执业医生,但对政治不弃不离。打从1944年在英国毕业后,他就远渡中国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日工作。

1947年他把中国姑娘吴欣燕带回马来亚后,开启了他们鹣鲽情深的夫唱妇随的生活,不过林苍祐更热衷的是政治生活。有人笑他“不务正业”(不专心做医生,却成天活在政治圈中),他也不在乎,因为他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1950年他被英军事政府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跃升为首席议员(当然大权仍握在英国参政司手里,地位相等于后来的首席部长)。为了赶上选举列车,他在1951年联合一批峇峇与娘惹精英组成“急进党”,派出候选人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结果在票选的9席中赢了6席。虽然不能执政,因为参政司可以另委任6人,而他本身是当然的市议会主席,但也展示了急进党受到人民的支持。

因为参政,林苍祐真正执医生业的日子并不长,例如其父亲1957年逝世后由他接管业务时,他又忙于改革马华,分身乏术。果然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更是一头栽进政海中。

尽管在1959年大权旁落,未成为联盟候选人,但并没有挫折林苍祐的从政意志。在英伦修养两年后,林苍祐于1961年卷土重来。这一回他联合马华前同志在芙蓉拔地而起,成立民主联合党(UDP)。凭着陈世英与郭开东对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民主联合党一开始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大有来头的。可惜在1963年时林苍祐与陈郭闹分裂,将民主联合党搬回槟城。这个时候,UDP一无所有,林苍祐一切从头开始。

1964年为应付大选,林苍祐不得不变卖部分祖业,开始他的第二阶段的政治长征。这一年他只能取得一国四州议席,未能震撼联盟,但奠定了他东山再起的基础。他的目标不是甘于担任反对党领袖,而是要向陈修信展示他的政治魅力。因此林苍祐经常在他的药房开政治课,而我们记者就是他最好的听众,脑子有时被轰得团团转。

1968年一个政治机会来到他的身旁,那是陈志勤带来的,这正合林苍祐“再转变”的心意。就这样新的政党(民政党)也给林苍祐带来好运,但他是用牺牲民主联合党换来政治的新生,不是“投机取巧”。

果然1969年大选,民政党一炮而红上台执政,成为槟城的新政府,而林苍祐也成了新岛主。

新岛主果然非池中物,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把槟城进行全面的改革,釜底抽薪地把没落的转口贸易转成较为正常的国际贸易,以配合槟城向工业化转型。由于工业成长显著,再加上北海深水码头启用,槟城逐渐发展成国际货运集散地。

到了80年代,林苍祐已展露他的雄才伟略,峇六拜的峇央峇鲁及北赖的诗布朗再也在工业发展上一日千里,一年一个样;乡村的城市化也日渐成效。他有效地缩短了城乡的差距。今天槟威两地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工业发展带动中小型工业的蓬勃正是林苍祐一手奠下的基石。没有他的高瞻远瞩,不会有今日的槟城。一个在八九十年代被形容为东方的矽谷及世界第三大电子工业城的岛屿成就正是林苍祐的得力之作。然而他的两个代表作就是槟城大桥(1985年通车)及65层光大摩天楼的完竣(1983年建竣),给槟城人民带来无限的荣耀。

虽然今日的光大已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焦点,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已是槟城的地标,如果不是后来的双峰塔追上,恐怕它仍是全马第一高楼。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光大既作为行政中心,又作为商业中心已产生矛盾和不协调,迟早政府得面临重新规划的抉择。但槟城大桥,却给全马人民带来无限的便利。如今一座桥不够用,也已开始建第二桥。假以时日,槟城肯定是全马的一个表率的城市,所有这一切的发展和成就,是与林苍祐分不开的。

不幸的,在槟城掌权20年后的林苍祐(1969-1990),竟在1990年的大选中马失前蹄而败选,从此也结束一代政治伟人的政治生涯。他全面地隐退政坛,但心中有无限的遗憾,这个遗憾是打从心里涌上心头的,因为他在许多年后(约2005年)仍然在问他周围的人:为什么他会在1990年败选,是不是党内有人抽后脚?

尽管答案是没有,但他还是耿耿于怀而不能释怀,可见那一次的失败是他最放不下的一生挫折,久久未能悟解过来。一个把半生献给政治的人,他对人生的得失看得很重是很自然的反应,毕竟个人的荣辱是与得失连在一起的。

纵然林苍祐是人不是神,他也会有起有落,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总的来说,林苍祐是功大过小,他是一个既西方又东方的时代伟人。

刊登于2010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

写给林苍祐的信 (现代春秋)

早知道您早晚是要走的,但还是为您的逝世感到哀伤。

日子是这样推算过来的。今年春节,我循例连同老同事朱炳钦向您拜年。来访的客人似乎一年比一年少,今年显得有点冷清。这世态炎凉,就是这么一回事。

今年的春节,我们的话题不再是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而是谈一些您记起的往事。主要是闲聊您在中国的一段经历。

我曾经这样问您,您在中国的四年到底干了什么?我们都不很清楚。因此您的四年在中国的日子几乎是空白的,而我只能靠您夫人提供的一些片断在《林苍祐评传》中加以描述。但总觉得好像缺少什么似的。没有震撼性,只是平铺直叙,最戏剧性的要推算您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吴欣燕回来。以一位纯受英文教育的您,而且又是英伦的高材生,竟在中国谱下一段姻缘,倒教许多人感到意外。

意外归意外,但后来看到您和夫人吴欣燕鹣鲽情深,也就觉得这千里姻缘牵得太绝妙了,妙到晚年的您吐露的心声是最放不下的人是您的夫人。

这是您在今年9月10日在我探望您时,我深深地感受到您是一个重情意的人。那一天我依然约了朱炳钦去您府上探视您,因为我们被告知您身体健康下降,常有进出医院,也就前往探望您老人家。说老实话,那一天的闲谈,我感觉到您的状况有些疲累。我们的话匣子围绕两个课题,一个是您告诉我们刚从医院回来,您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进行全身检查。您吩咐我们,不要坐得太近,因为您担心细菌感染。我看您的精神少了一些神采。这个时候,您的夫人就在佣人的协助下,坐在您旁边的椅子。您说,老伴在您住院时,每天总是坚持两趟来看望。由于她的行动不便,也就有些“于心不忍”,只好要求医生让您“割名”早日回家陪伴老伴。我一时之间感触良多,因为我不久前才读到李光耀对其夫人晚年生活的不弃不离的一种无奈,而今您表露出来的情感,正像李光耀那样,我觉得您们确实在风雨同舟中甘苦自乐的一对。

第二个课题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我很抱憾未能如您所愿,认认真真地以学术的角度为您写一部传记。当我在1986年将您的故事编辑成书,取名《林苍祐评传》时,您是有意见的,因为您认为这是在写故事,不是真正地反映林苍祐的政治哲学。我承认我是在写故事,理由是读者要读故事性极强的林苍祐,不是大块头文章。我曾答应您在适当的时候,将您的传记提升到高学术水平,可惜我一直未能完成。因此您把我的评传形容成“非小说的故事”。虽然未达您的要求,但我想我应是第一个人把林苍祐的故事辑成书的人。即使它不是经典之作,但对研究林苍祐这个人,则大有帮助。

不过我得承认,我在书中对您的四年中国生涯知之不多,我在两年前曾向您说,您姑且把您四年的中国往事一点一滴地说,我会写成一个故事的。您讲了第一部分,我收在脑海里。来到今年春节时,我们进入了第二部分。本来我也想一气呵成听您讲在中国的故事,但今年的春节您看来有些累了,不再像过去的春节总要把我留下来听您讲完故事不可。这个时候,我真正地感受到岁月不留人。

岁月也真是不留人,犹记得最初认识您的时候(约在60年代中期),您还是风度翩翩的政治风头人物,虽然已经“沦”为反对党,但您的魅力和神韵仍然吸引许多记者爱听您讲话。您的讲话虽有内容,但说教的成份很浓,我们每次到思明药房采访新闻时,总是在问Doctor会不会作“政治开课”?我们确实有些“怕”您的话匣子一打开就说个不停的习惯,毕竟在您的严威下,我们都不可能“中途离席”,只好硬着头皮听您讲政治。

幸好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因为在1969年后您已贵为槟州首席部长,再也没有时间与记者们闲聊了。而那个时候,记者反而希望您越讲越多,以便有更多料交差。可是您每次到关键时刻就煞车,让记者吊瘾等候您以后的步骤。

日子一晃又是20年过去了。当1990年您退下光环后,我们又再看到一位老人在与寂寞“打架”。您脱掉了穿了许多年的“政治服”,还原一个真正的林苍祐。闲来的日子,也介入商场,但您更大的兴趣还是在讲花花树树,马叫鸟鸣,也不时讲“政治三国”。

我也在您退休后的一些年,在朱炳钦的邀约下,每年春节一定给您拜年。我们这样的风雨不改,也看到一位曾经叱咤一时的政治老人在过着他的平淡的日子,有时也显得寂寞。

不过我真正感受到林苍祐生活在风烛残年是在今年9月最后一次的访谈中。您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的我,每天早上起来,真不知道要做什么?日子要怎么过,也没有想好”。

是的,当一个人走进这样境界时,您已是无所求了。无所求的人境界必高,不是有一句谚语说:“人到无求品自高”。晚年的林苍祐让人看到这一点。

在我9月拜会您之后的一个月,也就是10月26日,我又被告知您中风入院。这次情况特别严重,在第三天时,我探望了您,但您已不省人事在隔离的加护病房内,您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到了11月24日的晚上,您终于走了,离开您一生热爱的地方,马来西亚、槟城、丹绒武雅,还有您起家的地方丹绒。您是永远的林苍祐!

刊登于2010年11月26日《光华日报》

那一夜,槟城变天—记林苍祐41年前的翻身仗 (现代春秋)

时光倒回41年前,那一天是1969年5月9日,一大清早已有许多选民排队投票。身为反对党候选人的林苍祐也不例外地排队投票。

这一天,所有的人都没有特权,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来到投票站,只能领取两张选票,一张投国,一张投州。大人物得到的“优待”是有记者忙于拍照;小人物嘛,投完票就可以回家或返回工作岗位,算是尽了公民的义务。

那一年,交通工具还不是很普遍,各个政党都出动汽车或三轮车免费运载选民。由于反对党资源有限,派出的车辆不多;执政党则派出较多辆的汽车,以方便在车上劝说选民投联盟一票。可是当时还是流传这样的宣传口号:坐联盟的车,投反对党的票。

联盟是执政党,它是由三个政党,即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标志是帆船。

另一方是反对党,它们采用各自的标志,新崛起的民政党是“三角稻穗”,民主行动党是“火箭”,人民党是“牛头”,回教党是“月亮”;另一个反对党老大社阵缺席,它杯葛大选。因此没有人看好反对党会大胜,顶多是胜出几个议席,大家的心里头还是认定联盟继续执政。

但是,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没能准确地预测和感受到人民心中已燃起不满的烈火,那是因为槟城在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员后,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印尼掀起马印对抗,槟城与苏门答腊的贸易被严重干预,转口贸易开始面对挑战。即使在1966年结束对抗后,槟城转口贸易还是不能恢复元气。除了对抗造成的后遗症外,另外的主要因素是马来西亚成立后,槟岛再也不能继续享受自由港的地位。作为独立国家的一个不可分割体,槟岛需要纳入共同税关区。换句话说,在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之后,已经不能再让槟岛享有特权,它必须与联邦一道向工业化迈进。

于是自由港的地位从1966年起,逐渐地被蚕食,它面对转型的窘境。

这个挑战是巨大和严峻的。在联盟的首席部长王保尼的领导下,他竟对工业化的发展一筹莫展。在没有工业取代之下,没落的自由港已不能承载就业的压力。

在1969年时,槟城像样的工厂不过15间,仅制造2407个就业机会,根本无法给槟城人民提供工作。许多人不得不离乡背井,更多的人在经济不振声中找不到固定的工作。这种严重的失调正成为反对党鞭鞑的好机会。

失业浪潮的高涨及自由港无从发挥优势下,反对党中的民政党候选人大事抨击联盟执政的无能,甚至有一位民政候选人郑耀林(后来成为行政议员及议长,已故)在群众大会上指责联盟造成槟州陷入近30%的失业率,其比率之高,令人咋舌。

虽然在后来民政执政后,分析出当时的失业率是15%左右,而不是30%,但已够让人触目惊心了,因为当失业率破了4%,而冲到8%时,已是危急讯号,来到15%水平更是让人“束手无策”。

种种的因素,再加上王保尼的缺乏远见,未能带领槟城走出困境,民心思变就更加强烈了。
终于火山爆发了,那是5月9日的晚上,我负责采访位于圣芳济学校的开票中心,丹绒国会及巴当哥打州议席候选人的林苍祐也在这里等候成绩。

算票的过程是令人窒息的,因为你不知道胜利者是谁,但在计票的过程中从里边传出的消息隐约可以知道哪方占优势。

在圣芳济学校所计算的丹绒国席及属下三个州议席的选票,不用说自然是反对党占优势,因此林苍祐及其家人的心情是轻松的,我也坐在林苍祐的身旁与他交谈。他不是担心本身胜不了,而是盼望有奇迹出现。当晚传出来的第一个揭晓的议席是牛汝莪州议席。联盟的候选人阿日斯竟被民政的名不见经传的史迪华打败。联盟这一败显示大事不妙,因为阿日斯是槟州巫统第一号人物,曾任槟州代首席部长,竟在阴沟里翻船,令人大跌眼镜。

后来民政陆续传来捷报,林苍祐内心的激动可以从他的笑脸看得出来。当他在凌晨时分闻讯其挚友余水清在大山脚击败联盟首席部长王保尼时,整个大局已归民政党掌控,槟州变天在望。

那个时刻的林苍祐如数母鸡生鸡蛋的喜悦,正在一个一个的接收。他告诉我,民政起而执政了,全场内外的支持者也乐成一团。

前后算来,在24个槟州议席中,民政共赢了16席,剩下8席分别是巫统4席;行动党3席及人民党1席。这样一来,民政以舒服的2/3席组成稳固的州政府。

另一边厢,黯然神伤的王保尼不得不接受失败,除了巫统4席外,马华及国大党全军覆没。输得潇洒的王保尼在5月10日打电话给林苍祐,祝贺民政执政,并通知后者在11日前往州元首府接班,因为他将在那天辞职。

于是林苍祐在那一天到州元首府接受委任状,政权的交替是那么平和那么的顺利。民主的真谛让人看到“投票箱里出政权”。

严格来说,林苍祐是迟了12年才坐上首席部长的位子,本来在12年前,即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林苍祐身为联盟的首席议员是理所当然的首席部长,但他不接受东姑的委任,反而推荐王保尼出任,因为他要做马华的总会长。后来他真的做成了(1958年),但不幸的与东姑闹翻,他被排除在政治主流外,直到1969年通过实力打败联盟,雪洗前耻。

就在林苍祐接位后的第三天,即5月13日,全国爆发“513”流血事件,槟城在林苍祐领导下安然无恙,一如他的名字,苍天佑他主政。

正如常人所说,风水轮流转,上天对林苍祐是公平的,因有了林苍祐,槟城从一个渔村在短短的20年跃居成为工业电子城。林苍祐功在槟城,将槟城改头换面,他使到槟城人民活得尊严,他成了槟城人民的骄傲。

刊登于2010年11月26日《光华日报》

国阵走向“全民的党”?(直挂云帆)

果然不出所料,纳吉在去年接任首相后,就没有停止构思对国阵结构的改组与重组。在本月19日的国阵理事会上,主席纳吉终于宣布国阵已接受修改章程,设立直属党员邀个人加入国阵,并设立联署党员邀请团体参加。与此同时也成立“国阵之友”和“国阵青年之友”两个新的附属组织。

国阵的这一改动,是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其一它意味着国阵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政党大组合,而是兼收并蓄地成为非政党或非政党人士加入的组合。若是此议大行其道,则国阵将变成一个“全民的党”。(?)

其二在这样的既有质的变化,又有量的变化下,它有一条不变的定律,那就是实力最雄厚的政党将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如果它被深化下去,那意味着巫统将更具权威而不是被削弱其权力。因为国阵的任何大举动,都必须得到主席的拍板,包括对候选人的甄选,也是维持主席的最后决定权。这位主席自然是巫统的主席。

从这样来看国阵的改动,比起敦拉萨在1974年组成国阵更具震撼力与爆炸性;也比起1965年东姑当政的年代推行联盟直接党员来得更加的“出神入化”。

我们先说1965年时,因为政治的需要,联盟(原本只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执政联盟)的组织扩大,吸收了东马的政党加入其中(另有所谓沙巴联盟及砂拉越联盟的组合),因而有了马来西亚联盟党的出现,目的是巩固联盟在东马的执政地位。

与此同时,联盟也进行一项改革,那就是推出直接党员制度,让那些不认同其他成员党的人加入联盟成为直接党员。这当然是指所谓华印裔的“特殊人士”(包括专业人士)可以不必参加马华公会或国大党而直接成为联盟党员。

这在当时也掀起一阵涟漪,包括一些受英文教育的精英给予响应。但因为他们“无法”成为“联盟候选人”。也就导致马华公会为吸引他们的加入,成立了纯英语人士的支部,让他们得以享有平等的权利参政和成为候选人。

可是这个制度并未取得显著的成绩,当1969年大选,联盟遭遇惨痛的打击(在国会104席中,联盟只赢得66席,未达2/3多数席;马华公会派33候选人,只13人中选;联盟更失掉槟州政权)后,已不存在所谓直接党员这码事了。

接着下来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民主暂时终止,也就让大权在握的敦拉萨从中孕育出对政治的大洗牌。当他决意在1974年将联盟改成国阵时,已表露出对政治结构的重组。表面上看来增加了新成员(认同联盟政纲的政党),削减了巫统的势力,实则在引进新成员(如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等)后,巫统更是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只有马华及国大党心有不甘地接受改变,因为它们拒绝不了改变,除非退出联盟。马华是不满民政党加入;而国大党是不满人民进步党分享权力。于是有了所谓马华是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成员党之事发生。

国阵的形成和出现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智囊团设计出来的绝妙之计;尤其对华裔而言,真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因马中建交(1974年)争取华人回流;另一方面将反对党收编后,已大大地减少政治敌手,更能集中权力开展“新经济政策”。

这就是说,国阵的模式完全迎合了政治求变的走向。在下来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人质疑国阵的政治优势。

反过来,在国阵内也绝对不存在可以公然和巫统对峙的成员党。在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的回教党,就是因为在后来与巫统在政治权力分享上发生冲突,导致回教党加入国阵(1974年)后,复于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这事发生在胡申翁当政的年代,他要向其他的成员党证明即使是势力雄厚的回教党,也会因不接受领导而被排斥。

自此之后,当然不再发生成员党被开除的事件,但国阵的结构在积重难返下也逐渐地僵化和承担不起时代的变革的重担。这可以从1990年沙巴的团结党突宣布退出国阵,转而支持46精神党东姑拉沙里得以佐证之。团结党就是不满国阵的一党强势领导制度,造成东马的发展与民主被忽略而敢于与国阵较量。可惜的是也导致团结党在1994年失去州政权,直到2001年才又申请加入国阵,而得以分享回州政权。但在此一时的政治大环境下,拜林领导的团结党已不是主导政党,只是配角而已。

正因为团结党的事件,让许多的政治分析家或从政人士相信任何政党想要分享权力,不论大小,都得参加国阵,否则将不可能化梦成真。

不过这样的国阵不败的迷思却在2008年的大选中被戳破了神话,这是任谁都想不到的结局。当时只有反对党阵营中的安华抱持乐观的态度;偏偏反对党阵线竟卷起了308政治海啸,崛起成为新兴的政治力量,足以与国阵分庭抗礼。

国阵虽失5州政权(一年后拿回吡叻州政权),但牢控中央政权,也就有足够的空间和权力自我调整和重新组合。今天出现的“国阵新精神”就是巫统推出的新概念。它是在一个马来西亚的框架下对政治的挑战作出变通性的回应,这种回应显示了纳吉比他的父亲敦拉萨做出更大胆的改变门面,也想通过改变党徽来表达新的组合和精神。当然万变不离其宗,巫统仍居主导地位。这是不可以被改变的,一旦改变了巫统的地位,国阵的存在就不具实质意义了。因此纳吉只是在其父亲走过的道路让它加宽和加大而不是自我设陷。

既然国阵成员党(共13个)没有异议;其实为了国阵的振作和更具活力,它们是不可能反对巫统的提议,也就顺利地进行改组。

无论如何,国阵这次先声夺人地改革,正好刺激内部矛盾的民联及早收拾乱局,否则将会在大选中面对严峻的考验。

就国阵而言,燕子已飞来了,春天(大选)也不会太远了;国阵的举动就是大选的前春曲。民联,你作出准备了吗?

刊登于2010年11月26《东方日报》

民政是几个人在斗?(天下纵横)

民政党不是没有内讧和内斗,而是斗来斗去都是这几个人,并没有发展到两派对峙的势不两立或大分裂的局面。

先说1971年的林苍祐面对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的挑战,结果林苍祐派取得绝对的优势,逼走陈志勤另立新党(社会正义党),也逼使赛胡申息影政坛。党仅在上层有分裂,但没有发生分裂运动。

在这之后,林苍祐稳坐钓鱼台,没有人敢向这位党主席挑战,直到1980年他自动卸职为止。
在他之后,民政进入林敬益领导的年代,但有林苍祐在的日子里,他得避开对槟州政务的干预,因为老头子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指手划脚。

林敬益虽然有枭雄的作风而且口没遮拦,想说什么就用最俗的语言来表达,有时还真让人啼笑皆非。但他当政的日子也不太平,例如1984年面对曾永森挑战党主席,复于1987年又面对吴清德向他发难。

当然这两个关都让林敬益化险为夷。到后来90年代突又有庄智雅的代理人出战林敬益,自然是小刀据大树,没有看头。

不过在2005年遭遇其副手郭洙镇挑战老大座位,倒是一场激烈的搏斗。虽然郭洙镇败下阵来,但他取得的40%的选票说明其势力不容小视。只不过在此之后,他全面退出政坛,也省却林敬益的后顾之忧。

林敬益是在位最久的民政老大,从1980年到2007年才卸下党职,总共在位27年。说得好听是为党作出半生的贡献,说得通俗是林敬益尽领风骚。就不知道为什么本身在位27年不觉久,却反倒劝别人不要超期在位?

什么是超期在位?意指在不大受欢迎时,要懂得让贤,或时间一到就得走人,否则会害死整个党。

至于许子根是不是超期领导,也要看用什么态度审视。虽然林敬益不是针对他,但也点出若基层有意见就不要栈恋不放。

因此许子根是不是应该鞠躬下台?从一方面来说,当党在308面对政治海啸的打击后,许子根就应该退位让贤(他也确实有提出辞职,但被挽留)。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只是在2007年才成为党代主席,如果马上下台,对他也欠公平。因为他的主席位子还未坐稳(只是代主席),就被大风大浪把民政吹得东歪西倒,不成队形。因此他被婉留下来,且在2008年被推举党主席而无对手。但许子根在党最落难的时刻正式接过棒子,倒是千斤之重,也吃力不讨好,难怪这两年以来,贬声多过褒声。他的在位是否具有恰当性?也是见仁见智的。

在这种尴尬局面下,许子根说了如果有人接班,他愿提早交班。可问题就在谁站出来接班?看来看去都没有对手,倒是有一位许子根的克星可以在这里提一下。

1990年,因为林苍祐跌马,因此民政有两人争首席部长位置,其中一位是吴清德,结果许子根在众多中委支持下,顺利成为首席部长。

1999年,吴清德又使出最后一搏,向许子根担任的民政槟州主席位挑战,也只有战胜了许子根,吴请德才有机会争做首席部长。不过在林敬益的护航下,许子根安然渡过险滩。在林敬益看来,许子根是他不二的接班人,岂可让吴清德得逞?

吴清德在失败后,也丢了政途,未在1999年成为候选人,后来索性退党。如今的吴清德已垂垂老态,行动不便,再也不可能挑战许子根。如果时光倒流,我倒相信他还会直挑许子根的。

现在郭洙镇也已息政,梁棋祥也早已从商且正在颐养天年,剩下的对许子根政途构成威胁或有阻力或有影响力的人,除了林敬益之外,并没有其他人足够资格震撼许子根,谢宽泰动向不明。

吊诡的是,一向以来视许子根为最佳接班人的林敬益,为何最近又对许子根有所不满?到底他是后悔选错人,还是许子根上位时贴错门神?才落得今天好像撞板多过吃饭。

民政党的所谓“暗流汹涌”(林敬益语),看来也许是林敬益和许子根的一场政治智慧的较量?若有这样的发展,也真让人始料未及,难道是民政已被内争困浅滩?

刊登于2010年11月22日《号外周报》第506期

“地方选举”槟城领先?(跃马扬鞭)

由一批公民社会组成的“槟城论坛3”终于在本月14日通过投票“选出”10名准市议员,以便推荐给槟州政府接纳,委任为明年度的市议员。

所有的十名“中选者”,槟岛及威省各5名都是由284名“选民”在槟岛一间校友会的礼堂举行。换句话说,他们也替威省选了市议员,但不知为何不分开两地举行,以显示其“代表性”?
虽然这个选举带有对民主的推动的努力,但它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其“缺陷”。

首先这个选举本身就是由不具法定地位的组织和个人所推行。因此它所选出来的“市议员”是否被槟州政府接受,也大有存疑。

因为槟州政府是一个严肃的机关,任何的委任和推举都必须按法律和程序办事。例如长期以来,所有的地方议员,包括市议员都是通过委任的。过去的国阵政府是这样,现在的民联政府也是这样。

虽然民主行动党在308大选前曾在竞选宣言中力倡还人民第三张票(即意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但在突然执政后,发现没经过中央同意和国会修宪,是不可行的。

地方议会选举是在1965年被终止,而在1976年的地方政府法令中规定议员是委任的,不是民选的。换句话说,乔治市的人民享受了14年的地方选举(1951-1965)后,在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存在民选地方政府了。直到今天已经是45年了。这就难怪45岁以下的新生一代不知地方选举为何物。

正因为这样,行动党即兴地提倡第三张票,目的是唤醒人民追求更大的民主,可是民联并不主政中央,也就无从落实第三张票。倒是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经研究后发现,可以将此案带上高庭,挑战地方选举法令。但这也是耗时耗神的法律程序,到目前为止未有进一步的行动。

就在槟州政府苦思如何解套的当儿,槟州的公民社会发起“先选后委任”市议员的“运动”,以向槟州政府施压,将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名额槟威各增至5名。这就是“槟城论坛3”所要达致的目的。

因此其二是不论这一场选举出来的市议员是否具有代表性,它已经在舆论上造成一种“声势”,要槟州政府给予承认。巧合的是乔治市是最早推动市议员选举的城市,今天又是首个民间团体在槟城搞起所谓第三张票运动。

其三,“槟城论坛3”当初胪列的11项较为严格的条件来甄定候选人,结果也没法执行,例如怎样证明所有的候选人都是维护弱小群体权益的人。因为自荐的候选人不多,也就为了量不能要求质了。

既然民间本身已达不到基本要求,若要求槟州政府非得接受不可,也就有强人所难之嫌。

其实,针对所谓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成市议员也是具有争议性的和见仁见智的。早年(1976年)林苍佑担任首席部长时曾委任民间团体代表担任市议员,后来索性取消。其一是它派出来的市议员其服务未令州政府满意,他们指手划脚比实际为民服务来得多;其二市议员津贴非常有限,如果委非政府的代表嫌津贴少,而本身的收入又有限,当未能全职投入。这也不能怪他们不尽力,因为他们不可能靠微薄的收入来提供日以继夜的服务,所以到了80年代,州政府索性取消非政府代表担任市议员,全由政党委派。除此之外,在这之中也有争议,到底哪个NGO才是够资格担任市议员的?

因此说来说去,少了地方议会选举固然是民主的缺角和遗憾,但对民主的推动也不因所谓模拟选举而使民主变得伟大起来,还是实事求是追求民主自由和公平的政治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更为重要。就此而言,搞小儿科的选举只是爽了一下,尚不具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刊登于2010年11月22日《南洋商报》

没有安华,何来民联?(现代春秋)

已经退出公正党的再益依布拉欣最近的言论听起来是怪怪的,例如他对《新海峡时报》说:“民联应该由来自回教党的领袖担任主要领导人。”

这在过去我们绝少听到这种说法。为何再益突然间有此说法,而在过去却不这样说?还有一个令人难以解惑的是:在2009年时,辞卸国阵部长职的再益为何选择加入公正党,而不是回教党?照他这么说,他应该参加回教党。可是他并没有,唯一可能解释的是在308后,他看到由公正党领导的民联是未来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可能有机会取代国阵。更贴切地说,他感到安华的魅力,因此他的首选是公正党。

在当时来说,再益的加盟对民联来说是重要的战略,既可打击国阵,又可强化民联的地位,自然也会得到回教党和行动党的祝福,毕竟大鱼是在大海游畅的。就如前卫生部长蔡锐明也是选择参加公正党,还有较早前离开马华的陈仪乔也是参加公正党的。

没有错,公正党的出现盖因安华跌马才在1999年冒出来的政党。如果安华不与马哈迪闹翻,是不可能有公正党的。但人们也会提一个问题:“安华为什么要成立新党,直接加入回教党不就行了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因为安华知道回教党有其局限性。如果要与强大的国阵争一日长短的话,非得摆出大架势不可。既不能以宗教为主旨,也不能走单纯的种族路线,较为实际与正确的做法就是开展第三条道路,尝试推动由马来人主导的多元种族政党。

在这方面,安华也吸取了东姑拉沙里于1989年成立46精神党的教训和失败的经验。姑里领导的是由巫统分裂出来的纯马来人政党,他左右逢源地一边与回教党合作,又另一边与行动党合作,才首次出现三角联盟的阵线。但这样的组合并没有给46精神党带来惊喜,反而促成回教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和壮大行动党在城市的地盘;尤其是在槟城州,差点送林吉祥登上首席部长宝座。

正由于46精神党无所突破,也导致党员意兴阑珊,对1995年的大选提不起精神来,更在1996年解散回巢巫统。

姑里的回巢显然是马哈迪一步绝棋,就是用巫统的传统力量来克制和约束由安华领导的新兴力量(宏愿队伍)对领导层构成的威胁。果然不出所料,两年后安华出事,也就催生了国民公正党。
这个实力有待考验的新政党,其政途胥视安华的影响力而定。但也因为安华领导这个新政党,才有机会促成回教党与行动党连同公正党及人民党来一个四党大联盟,定名为“反对党阵线”,简称“反阵”。反阵的共同纲领就是推举安华为共主,且是内定首相,如果反阵胜出的话。

虽然在1999年的大选造成回教党的膨胀,取得两州执政权(吉兰丹和登嘉楼),而且国会议员前所未有的增加到27名。若与公正党的5国4州议员相比的话,回教党显然是反阵的盟主(因为行动党不仅没有突破,反而退步,更痛失两尊大炮,林吉祥及卡巴星丧失国席),但回教党还是承认和接受安华是共主,并无意要取代其地位。

当2004年大选时,因为安华仍身系囹圄,反阵也就名存实亡,造成有些选区是行动党与公正党狭路相逢,结果两败俱伤。尽管在2001年时行动党已退出反阵(因不能苟同回教党的路线),但还是未否定安华的领导。

因为有了安华在起扛杆作用,才能使到反对党在2008年再次结盟,但此次的模式则采用姑里的那一套,由公正党居中各别合作,也就使到回教党与行动党是“沉默伙伴”,不是合作伙伴。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支持安华,也支持安华领导这个国家,如果有幸执政的话。

特别是在308的政治海啸后,更证明安华眼光独到,竟能翻盘使国阵失掉4州的州政权(原本多一个吡叻,但在一年后又重回国阵怀抱)。这样一来,安华的盟主地位已是不可动摇。回教党并未挑战这一安排,行动党更公开表明对安华的信心。这就是说,不论安华面对任何问题和挑战,安华的政治地位是不容改变的。

再益从头到尾也清楚安华所扮演的角色,如今反过来指安华是公正党的“包袱”,也确实让许多人百思不解。

可以这么说,只要安华还在位的一天,民联是绝不会弃他而去,也只有安华才能维持三党合作的局面。再益突然说应由回教党来主导民联,不知要置公正党及安华于何地位?若是这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无论如何,再益也应了解是安华提供他在今年4月参加乌鲁雪兰莪的补选的机会,只因他运气差落选,不然他感谢安华还来不及呢!即使再益后来又如何的不满安华,也不应对安华采取“势不两立”的立场。若不是安华,再益在反对党内扮演的角色是有限的。若不是安华,又何来今日的民联?不信且看看再益若成立新党后,是否享有原来的荣耀与光环?

刊登于2010年11月22日《光华日报》

18.11.10

再益要向陈志勤学什么?(直挂云帆)

争议性人物再益依布拉欣在接受《前锋报》及《新海峡时报》访问时,不排除会成立一个新政党,以延续其政治斗争。

原本再益在本月9日高调退出竞选及辞卸党职后的翌日,又在吉打高调说如果他被开除,将组成“新公正党”来反击。但以目前的政治局势,再多一个政党会受到欢迎吗?会不会使到反对党增添变数?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

首先,他在接受专访时表示野心不大,只是希望新政党能以捍卫民主为基础,确保政府负责任与透明,如果能够赢得1或2个席位,他将会非常感恩。

在他看来,反对党已与国阵没有差别;而他以第三势力可以向执政和反对党左右开弓。不过他会对某些课题支持首相纳吉。这就是说,再益的“新党”是比较接近执政党的。虽然他没有指明他的新党的政纲和方向,但他暗示会步陈志勤的脚步。

究竟谁是陈志勤?当我们揭开这段历史后,或者就能得到答案到底马来西亚需不需要新政党凑热闹?

陈志勤不是劳工党的创党人,但他在50年代就已经参加劳工党。他没有参加1955年及1959年的大选。由于在1959年领导雪州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阵线)参选取得立足点,在同一年被选为劳工党全国副主席。1964年他首次参加国州大选而胜出,社阵另一位中选者是林建寿。换句话说,那一年势力最庞大的反对党社阵出人意表在大选中栽筋斗,执政的联盟大捷。

在反对党阵营中,除了回教党有9席外,其他的反对党只剩下民主联合党1席(林苍祐),人民进步党2席(SP及DR辛尼华沙甘昆仲)及社阵2席(陈志勤及林建寿);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及杰出的民主斗士DR辛尼华沙甘于1968年病逝后,整个马来西亚的国会尽是联盟的天下,反对党相形见拙,而其中最为勤力和善于发言的陈志勤也就被国会标签为“反对党先生”的美誉,即使是联盟政府也不否定这一称号,因为陈志勤在政府的眼中是温和与中庸的反对党人。

再益说要学习和仿效陈志勤,大概是羡慕在那个时候,陈志勤是国会风头最健的人物,然而他并没有看到陈志勤“落难”的一面,也是在1968年,陈志勤被党内的“文革”激进派批判为议会迷,且胪列“罪状”公开谴责。在无可奈何下,他选择离开劳工党,另立民政党。虽然劳工党的一些激进派给他造成难堪,但他从来没有恶言相向,也没有对走激进路线的劳工党有所抱怨和谴责。

1969年的大选,也是陈志勤扬眉吐气的日子。他领导的民政党赢得8个国席,更在林苍祐的领导下,夺下槟州执政权。

可惜一山难容二虎,1971年陈志勤发难对付林苍祐,企图罢黜其首席部长职。讵料反被林苍祐挫败。在夺权失败后,陈志勤又另立新党,取名为《社会正义党》(简称社正党)。

这个党摆明是从民政党分裂出来的,但以反对党的姿态参加1974年的大选,显然得不到民主行动党的配合与支持。在反对党“自相残杀”下(那一年反对党阵营有行动党、社正党、人民党和回教党的各自为政),自然遭遇如日冲天的国阵(联盟扩大的组合)的沉重打击。可怜的社正党只有陈志勤1人中选国会议员及另1人王裕好中选州议员(总共派出36人角逐国席及91人角逐州席)。翌年王裕好跳槽马华公会,再一年(1976年)吞枪自杀,剩下陈志勤1人苦撑大局,加之行动不便,最终放弃政治活动。因此到了1978年的大选,陈胜尧代师父出马参加甲洞国会选举,但得不到行动的祝福,也就败下阵来。经此一役,社正党也关门大吉了。而当1982年陈胜尧转代表行动党出战甲洞时,国阵(民政)的郭洙镇不敌了。

另外一个反对党较社正党迟成立的是社民党(1978年由行动党前槟州主席叶锦源成立,党全名是“社会主义民主党”。他是因与林吉祥闹翻而率支持者另起炉灶)。

虽然这个党在后来得到行动党一员大将范俊登(副秘书长,曾于1974年大选击败进步党党魁SP辛尼华沙甘,而声名大噪;也因一时与林吉祥的交恶退出行动党)的支持,并接过领导棒子参加1982年的大选,也是与1978年一样全军覆没。这反映出反对党在互不相让的四分五裂下,出现的结局是两败俱伤的,而势力较小的反对党往往吃大亏,前有社正党,后有社民党,已足以说明反对党成立容易,但要立足却不简单。

就拿老牌的人民党来说,当它在1974年独自上路参加大选时,也是全部铩羽而归,直到2003年才出现与公正党合并事件,但后来又搞到人民党尚未解散而自成一格。

经过多年的斗争,证明了“分裂下沉,团结有望”。例如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基本上达成君子协定,主要是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有了默契,终于取得佳绩。

在1990年时,也是反对党有了合作,才出现回教党取回吉兰丹州政权及槟州差点又再变天。如果不是46精神党雷声大雨点小,结果会有所不同的。但因为46党后劲不继,才有后来解散(1996年)的故事。

来到1999年的大选,也是反对党结成联盟,但最大的得益者是回教党,连取两州执政权,国席跃增至27席。这主要是人民在种族情绪影响下,只在东海岸卷起反风,而主导反对党联盟的公正党虽占不了优势,但已取得立足点。

因为这样,安华在2008年才坚持继续团结合作,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啸。如今才不过两年有余,人们都盼望两线制能成长和巩固,以利民主的发展。当然不希望增加反对党来“添乱”。

既然再益只想重回国会,他可以用独立人士的身份选择一个对他有利的选区进攻,大可不必大费周章地大张旗鼓地另立新党,因为陈志勤及范俊登的教训已足以引以为鉴的。

刊登于2010年11月18日《东方日报》

广州市长拜海瑞迷思 (天下纵横)

中国报章在10月31日有如下的报导:

“中国耗资2千万元修复的城隍庙在10月30日起正式免费对市民开放,恢复烧香等传统民俗活动。当天在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像前,广州市长万庆良停住了脚步,双手合十拜了一下,笑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多拜清官”。跟随着市长身后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也来拜了一下,并说“要保佑建设系统没有腐败份子”。(《解放日报》,10月31日)

从字面上来看,这则新闻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却折射出当官思想的改变和在主政过程中面对的阻力与无奈。

首先我们先了解海瑞是谁?他是明朝的清官,生于1515年,卒于1587年。这位回族的海南人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因见皇帝迷信道教,讲究长生之术,不理朝纲,乃以死上谏,条奏《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结果触怒嘉靖世宗皇帝,被罢官入狱10个月。

到了穆宗皇帝继位时,他又被重用,升任御史巡按应天。在这期间,他严惩贪官污吏,仗义行事,但也因此得罪权贵而不退却,敢以乌纱帽换正义。在后来被弹劾离职,因而有海瑞罢官的故事。一直到万历十二年(1584年)才被朝廷召回起用,但已患病,乃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逝世。举丧之日,送葬的百姓如丧考妣,队列长达百里之多。他在后来因而赢得“直言敢谏”的清官,声望可及宋朝包公。

因为他的公正不阿,敢于和强权斗争,再后来民间有出现所谓《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及《海瑞斗严嵩》(与贪腐高官的斗争)的戏剧。

其中最出名的《海瑞罢官》一剧出自吴晗之改编。吴晗原为北京副市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1961年中国面临自然灾害大饥荒的时刻,《海瑞罢官》正式由北京京剧团公演,轰动一时,连毛泽东也亲临观赏。海瑞也因之深入民心。

蒋星煌著《海瑞》一书中这样评价海瑞:“中国古代人民心目中的海瑞是作为正义的象征来对待的,曾称之为“铁汉”。这是因为铁面无私的精神比任何的进步主张或政治施政更容易被人感受。和包拯(包公)一样,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正义象征。”

虽然如此,在中国政局变幻的年代,吴晗的《海瑞罢官》却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海涛。那是在1965年时,姚文元(四人帮之一)写了一篇《评历史新编剧海瑞罢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在1966年“文革”成为中国的政治模式后,吴晗不可避免遭到迫害而含冤致死。

吴晗是被指企图为1958年被罢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申冤,借海瑞之口斥骂毛泽东主席。在这样的一顶大帽子扣下来后,吴晗已是“万劫不复”了。

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才告结束,但已挽不回吴晗的生命。海瑞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因此这个人有一个时期是提不得的。

不过在邓小平复出(1978年)后,海瑞又成为中国官方的“宠儿”。前总理朱镕基就是具有海瑞的精神,为与贪官斗争,他矢言给贪官准备九十九口棺材,而一口留给自己,以显示他的不怕死的豪言壮志。

当然朱镕基还是没能扑灭贪污,因为这不是一两个海瑞可以掌控大局的。在朱镕基之后中国领导人,也一样与贪腐作斗争。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理解广州市长对打击贪官污吏的艰辛工作不得不“阿Q”一下,拜拜海瑞来抒发心中的感慨。虽然明知作用不大,但“入乡随俗”的精神则体现其中。

所谓的“入乡随俗”就是来到城隍庙不得不拜。然问题是作为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这样做是符合中共执政的国情吗?还有官场的清廉“不是靠保佑而是靠制度”来维护的。

因此广州市长这么一拜,也许会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那就是中国官员认为拜清官一下(正如拜祭孔子一样是无伤大雅的)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许有助匡正歪风?如果市长有此想法,倒不如向中国政府建议不妨提倡大小官员一起来纪念和祭祀海瑞,以便大家具有海瑞的精神,敢和贪腐作无私和不懈的斗争,岂不是更能收效?要不然在庙里形式拜拜是不具意义的,也只会被人揶揄中国官员忘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了。

刊登于2010年11月15日《号外周报〉第505期

历史要忠于史实

副首相兼教长慕尤丁宣布历史科将在2013年成为SPM的必考科,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希望SPM考生要历史考试及格才能够毕业。针对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到底历史是什么?简单地说,历史就是昨天或者更早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把它记录和累积下来就的文献。所以历史是一个很长远而且没有止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一般上,我们要读的和要了解的就是以前发生的重要事情,那是关于人和事的课题。从这点来说,基本上每一人都要有历史的常识。但是这种历史的常识,在我们的生活上不常被感觉到已拿来应用,因为一个不懂历史人也能够生活得很好。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历史本身是否应该列为必修科就产生了争议,这种争议我们必须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从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或者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历史是每一人都必须懂的不可或缺的知识。但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不懂历史不是大问题,所以历史不是很重要。但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从政的人他一定知道要过去曾经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他才能够知道为什么现在会这样,他才能够规划未来。所以我认为政府现在意识到历史的重要性是一个进步的象征。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却由教育部长突然间作宣布,事先未听闻有成立一个委员会的专家的讨论。因此政府必须告诉人民为什么历史是必修科?为什么历史必须及格。若从一个狭隘的角度去编定历史课本,就成了政治议程。我们读历史不要把政治放在重要议程上,我们要放在文化的进展,人类的进展,人类的矛盾和冲突上。换句话说,就是对文明的表述,因此我们的政府要跳出政治的议程来看待历史功能。

当然写历史的人必须要有历史感而以史实作为出发点。比如说非洲,一般的人或只知道非洲就是有黑人的地方,但这并不是非洲的真正的历史,因此我们要提供历史的正面知识。另一方面我国高二和高三的历史课本,有讲述一部分的石器时代的历史很早的人类发展过程和亚洲的一些历史,但大部分都在讲述回教的发展史和马六甲王朝的过程,比较偏重在一个文明的演变上。

如果我们要扩大历史的范围,让人民和学生都能够了解过去的历史,了解多元文化造就了民族和国家。那么我们得承认每个民族都为国家贡献力量。如果我们能够散播一种亲善、友善、和谐的精神,我们的历史会更为完整。

由于这样,我们的历史不能偏重一方,这样会让人觉得以偏概全,导致我们的历史不公正。无可否认的,历史本身在于历史作者本身的观点和历史观,没有所谓的公正与不公正,只能说平衡或不平衡,或者偏不偏激,这胥视我们能否站在高处看待世界的发展。如果一个人能够跳出民族或种族的框框看待问题,写出来的历史将更为中立和干脆利索,也让人觉得在叙述历史事件,而不妄下自身的定论,读起来比较舒服,读者可自己思考,从历史事件中作出较为公正、合理的判断。

如果作者向读者灌输一面倒的思想,当读者开窍后将否定作者的论点。读者从否定作者的论点到肯定本身想法,就是对课本历史观的否定。所以,政府若要把历史当作一个比较平衡的学科来发展,首先必须修改历史教科书,而且必须广邀各种族的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参与其中,成立一个专业小组,再邀请外国的历史学家来评估,证明当中不存在偏激的思想。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点,我们的历史不但应该列为必修科,也应该列为必考科,因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要如何去认识比较客观的历史。

我主张历史应该从中四及中五开始授教,因为思想上比较成熟,年纪太小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过去,什么是未来。如果学生上中六甚至大学后专攻历史,那就已经是专业化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只能培育少数的历史专才,因为倘若所有的学生都攻读历史,毕业后的出路将变得狭隘。但我们别忘了国策的制定要有历史的人才来领导、带动,所以国家应该从现在开始培养一批比较精湛、公正对待和正确认识历史的工作者,以让我国各方面的教育都能够平衡地发展。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历史教材将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也不会让人觉得只说一方的事,却忽略了另一方,这将成为一种偏见,接着将造成种族上的失调。我们要的是种族和谐与协调,因此政府应该比较开明、大胆以及大刀阔斧地改变过去的狭隘思想。

刊登于2010年11月15日《号外周报》第505期

再益反安华“弄巧反拙”?(跃马扬鞭)

先是再益依布拉欣于本月9日宣布退出公正党署理主席的竞选;后是高调向安华及阿兹敏发难,促后两者鞠躬下台,因为他们是“问题的根源”。

从再益这两个大动作来分析他的政治行为,确实是罕有的现象,值得玩味。因为再益的“造反”,已被反对他的人批评为企图“鸠占鹊巢”。安华若再怎么有“问题”,也绝不应该由再益来“下逐客令”,毕竟再益是后来者,不是创党的一群,他的言论也已给他自己造成一定的伤害,不单单是打击了人民公正党,也可能是“弄巧反拙”?

让我们先认识再益这个人,才来论述他的“政治历程”。他是吉兰丹人,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律师,一度其公司拥有超过140名律师。2000年他加入巫统,且成为哥打峇鲁区会主席,但一年后他被暂停党籍,两年之后他又活跃巫统,跃升为巫统吉兰丹州联委会署理主席。2004年在阿都拉当红的年代,他获选为哥打峇鲁国会议员,但没被封官。2008年他被排斥在外,未能成为候选人,与国会议员失之交臂。

吊诡的是,当308大选给国阵带来沉重的打击后,他竟被阿都拉倚重,以上议员的身份入阁,出任首相署部长(管法律事务)。

这破格的提拔,也让阿都拉的内阁受到一些好评;尤其是再益不理前首相马哈迪的反对与揶揄,特别颁发巨额奖金给前任最高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以安抚他在1988年被罢黜而丧失应享的权利。再益的大手笔,使他名声大噪。

不过在同年的9月,因不满政府援用内安令逮捕三名名士愤而辞职。这三个人是行动党国州议员郭素沁、著名部落客拉惹伯特拉及《星洲日报》记者陈云清,后因抗议压力太大,政府又宣布释放三人。

在政坛“休息”9个月后,再益突于2009年6月宣布加入安华实权领导的人民公正党。由于身份特殊,他旋即被委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委,他也一度成为安华身边的红人。

2010年4月,再益在安华大力举荐下,成为公正党的国会候选人,参加乌鲁雪兰莪的补选。如果再益在补选中胜出,那今日的党争将可避过此劫,因为再益所追求的回到国会之梦已实现了。可惜的是,再益难以招架国阵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势,终于1725张票之差,败给国阵候选人卡马拉纳登。

表面上看不出再益之败有什么大不了,实则对再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以他的知名度是应胜不败,也只好退而求其次的通过党选来巩固其政治地位,刚巧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选择退休,今年不参选,也就给了再益一个机会寻求更上一层楼,但面对等候已久的阿兹敏也来一个“坐三望亚”。

阿兹敏较再益年轻,只有46岁,风华正茂,其优势是只有23岁就成为安华得势时的特别助理(安华时任教育部长),1989年后他出任安华的私人秘书。

当安华在1998年跌马后,阿兹敏不弃不离的跟随在安华左右,并在翌年参与(1999年)成立国民公正党,为安华点燃一盏政治明灯。特别重要的是,原本围绕在安华身边的红人一个个离去后(先有署理主席詹德拉,后有公青团团长依占),阿兹敏却不受动摇,依然故我的守在安华的身旁。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机会再晋一级的话,阿兹民自然是不二人选,即使安华从未公开表态支持阿兹敏,也可看出和感受到安华是站在他的背后。这也造成再益要突围而出而不易。再说再益也只有一年有余的党龄,不是党的创办人。因此,矢意攻打老二高职,势必遭遇党内基层的一定反弹;更何况公正党今年起采取直选制度,难免会引起争议或产生某些混淆。如果是为了扩大民主的话,公正党应给予机会从错误中学习(如有的话),以树立直选典范。

换句话说,只要不是严重的舞弊,而是技术上的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也是较为容易解决的问题。因此再益若发现不规则行为,应先向党提出,以寻求公正。若是动辄迁怒于安华和阿兹敏,那是转移视线的;而要求安华下台,更是超过政治道德的底线了。

退一步来说,如果再益认为公正党不再是他的“家”,选择退出也是其中一个较好的方案,无需等党来开除。至于再益会不会或要不要成立新党,则悉听尊便。不过在另立新党之前,再益要三思他有安华的政治条件和筹码吗?他要成立的是民联的“右翼”或“左翼”?若是站在民联的“右翼”而企图成为第三势力,那就如柯嘉逊所说“饶了我们吧!”他注定会重复同样的错误。若是站在民联的“左翼”,我们看不出再益有此思维。再说,目前不是已有一个社会主义党了吗?再多一个左翼集团,也跳不出既定的框框?因此所谓第三势力,目前没有成熟,再益谅也不会想成为第三势力的创导者?这恐怕是再益进退两难的事。

就此而言,再益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在公正党内“爆炸”;要么加入嘱意的政党。若是一直对安华咬着不放,恐怕再益会陷入被动局面,因为他输在起跑点,党内可能激发起对安华更大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再益炮轰司令部后没有引发第二波的政治风暴进一步迫使安华地位动摇及阿兹敏地位不保。

刊登于2010年11月15日《南洋商报》

谁说华人不爱国?(现代春秋)

副揆慕尤丁这样说,如果国防部长阿末查希有失言脱口而出说华印裔不爱国,应予道歉。

阿末查希是在本月9日在国会说,武装部队在过去的两年中招募了9054名官兵,其中8151人是巫裔;26人或0.29%是华裔;82人或0.91%是印裔,其他族群795人或9.8%。

华印裔参军人数之少,据阿末查希指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缺乏足够的爱国精神。

此言一出,遭致政党给予反驳,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指摘。虽然事后防长有说其言论被曲解,但副揆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阿末查希有所解释或针对失言给予道歉。

究竟阿末查希的解释是否令人满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参军的华裔为何这么少?少到令人难以置信?这当然与爱不爱国扯不上关系,而是我国一向以来对公务员的招聘有一定的比例或固打,或已是一个定型的制度?因为根据政府公布的数目字,在全国129万名的公务员当中,有78%是土著,5.8%是华裔,而印裔占4%。

这就是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公务员的比例已未能反映出国家的人口结构。若是根据每年增长约4万名公务员的数目来看,除非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对非土著打开方便之门,否则公务员的比例将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为平衡的数字出现。

由此来看,武装部队的招聘,出现这极大的偏差也不是奇怪的事,而是一种趋势。

无可否认的,华印裔所占的公务员比例确实很低,但他们难道不爱国吗?如果政府愿意大开门户的话,我们相信很多华人都想担任公务员。理由很简单,政府对公务员的待遇不但有适度的调高,而且福利也逐年大为改善。就拿最近的预算案的公布,就对公务员的家属给予较大的照顾,让他们也可以低息申请房贷。这种爱屋及乌的精神,也叫旁人羡慕不已。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政府既然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水平,自然会先从公务员的待遇下手,以让他们在10年后收入赶超人均15000美元。在这种情形下,必然有很多华印裔要申请成为公务员。

因此将公务员的比例拿来评估华印裔爱不爱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徒有揭露了招聘制度的偏差。因为在另一方面,首相纳吉最近的言论(于本月2日在第二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的开幕词)则是令人欣慰的,也是对否定华裔的爱国言论给予最直接与正面的驳斥。他说:“我国若没有华社企业、专才的奉献,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而且也无法于2020年达到先进国的目标。”
这一席话不仅道出历史的事实,而且也讲出多元的马来西亚有今日的进步,华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谁说华人不爱国?

如果我们同意纳吉的言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话,那么早前某些人发表的种族性与歧视性的言论统统都要收回或自我反省了。从“寄居论”的风波到“华妇是妓女,印人是乞丐”及“回中国论”都充分地暴露了某些种族分子与极端分子总是从一个十分狭隘的眼光看问题,他们自以为是为一个种族弦耀而蓄意踩扁其他种族,其实是极不负责的行为,也是破坏了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我们虽然不期望对华人给予高度的激赏,但我们却十分期望种族主义分子被制止大放厥词,这包括对讲过的过激言论和伤害其他民族情感的言行要给予关注,应收回的就收回;应道歉的就道歉;应惩罚的就要惩罚,不能避左右而言他,更不能不了了之。任何一个人如果在言行上有冒犯其他民族的自尊与权益的话,都应勇于承担责任或做出必要的澄清或道歉,并保证不再重蹈覆辙。如果姑息养奸,则这类的不良言论将会像传染病那样,破坏国家的和谐与安宁。

在这个问题上,国阵应深入地探讨其症结,并对症下药。这就是国阵的成员党所应扮演的角色,不然国阵精神将会被某些有心人破坏到荡然无存。就此而言,杜绝任何政客、党团用种族言论捞取政治资本已是时候,因此有人要求政府提出“种族关系法”现在看来是必要和正当的。

刊登于2010年11月15日《光华日报》

“民政下沉但没有死”(直挂云帆)

308 之后,市坊说民政党可能完蛋了;也有传闻说民政没有未来,因为它被政治海啸“淹没”了。在这方面,许子根以民政党主席的身份首次承认民政党或已“下沉”,但肯定未被“淘汰”。而为民政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的国阵署理主席慕尤丁则补上一句:“民政党没有死”。他是回应有人说民政已“死了”作出辩护。

这种说法让人忆起1969年大选后,时任巫统署理主席的依斯迈(副首相兼内长)于1971年正月在新山说:“如果马华公会及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缺乏生气,那么巫统唯一的途径是与这一两个联盟伙伴拆伙”。言下之意是指马华在大选中失掉20个国席,只保住13个国席,令联盟大失所望。但过后又未见力求振作,也就用重话来鞭伐马华。

忝为马华总会长的陈修信也发表了措词强烈的驳斥,他说:“马华经常处在不利的地位,因要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及联盟的教育与语文的立场,就势必消耗大量的华人的支持。巫统方面可能有一种感觉,它可以不需要马华公会。站在马华的观点,我们离开联盟同时以自己的旗帜来活动,将来更加容易”。

在这之后,依斯迈未再有进一步的跟进,事件算是不了了之。但对陈修信来说,这是一个对马华公会的“轻蔑”,因此他决心在2月份的时候开展华人大团结运动来回应“半生不死”的讽刺。虽然这个运动在半年后因与华团意见闹分歧而告胎死腹中,但所掀起的热潮也足以让陈修信赢得尊严与面子。

本文无意进一步探讨“513”后马华的后进工作,只是点出在当时马华的处境也与今日的处境大同小异;同时对于民政党来说,更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说在当时有依斯迈用较“激烈”的语言刺激马华和国大党,那么今时今日有些人特别针对马华和民政党的不佳表现作出挖苦与极尽讽刺之能事;尤其针对民政党,更发生所谓撕毁许子根肖像,要民政退出国阵,要民政让出槟州国阵主席职等呐喊。不过身为副揆的慕尤丁倒是相当客气地认为“民政死不了”,而且还“活得好好”。

我们姑且以慕尤丁的言论和许子根的表白来演绎今日的民政党到底“好在哪里”和“失落在哪里”?

首先这个政党的“开山始祖”应该是陈志勤而不是赛胡申阿拉达斯(他是受邀来担任创党主席的)或林苍祐(他是响应陈志勤的组新党而解散了民主联合党)。

在陈志勤的政纲中,民政党是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的,但他未掩盖与联盟合作的可行性。例如依斯迈向马华发出警讯后,陈志勤顺藤摸瓜发出了这样的讯息:“对巫统本身及对国家来说,最佳的做法是去掉马华及国大党,而由巫统开始与其他非巫人领袖谈商,以便保有一个多元种族政府”。

陈志勤的思想有两个发展,其一是间接促成了新首相敦拉萨对联盟结构进行重组,将反对党收编。其二是他不知何故也在1971年发动“宫庭政变”,企图推翻林苍祐的首席部长地位。结果事机败露,被林苍祐一个回马枪收拾了陈志勤的中央派,迫使后者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也提早及加速林苍祐率民政加入执政集团。

从那一刻起林苍祐重回联盟(1974年后扩大成国阵)正应了陈志勤所赞同的向执政党靠拢,但也因为民政的“大转变”(成为执政一员,且是槟州政府的执政党),它所吸收的成千上万的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入党,绝大部分是冲着民政的成功执政而来的。而在这之前,知识分子对林苍祐是敬而远之的。这些人包括后来自成一格的吴清德、许岳金组成的新团队;更吸收来自马华的“叛将”林敬益和梁棋祥等大批政治精英(1973年)形成了林苍祐与陈修信对着干的局面。
尽管在1974年后(李三春接陈修信退休之位成为马华总会长),李三春采取报复的手段打压和打击林苍祐,但未能得逞;反倒是李三春因党争(1979年)后逼走曾永森及其支持者,又一波浪倒向民政党。

因此在80年代之后,民政党魁换了林敬益和后来的曾永森的加盟,使它进一步更像一个“小马华”。虽然许子根等一批“华教人士”也在1982年加进民政党,更抬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但也掩盖不住民政的“小马华”本色。

这就是说,民政在执政后吸收的党员,绝大部分是没有担任反对党的经验,以致今日在失去政权后,显得不易适应反对党的角色。

其实,民政从加入国阵那一天开始,已被视为国阵内的另一个华基政党,与马华和砂人联党并排在同一归类中,它在巫统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华基政党,代表国阵守着槟州大本营。换句话说,民政被定位为主导槟州政权的一个华基成员党,这个定位直到2003年黄家定成为马华公会总会长时进一步确定。他认为马华主中央,民政主槟州,大家各司其职,不再争什么槟州首席部长了。民政在许子根领导下也默认这一安排。

在这种情形下,马华、民政在国阵的地位已是定了型的,从308大选的结果来看,它们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谁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定律和命运。

但比较之下,民政却是伤得比马华还重,主要是因为它的主力在槟州,一旦槟州全面失守,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民政党,甚至连党领导层也失掉议席,需要在事后靠出任上议员成为内阁部长。
这种“亡羊补牢”之计是否给民政带来好运倒是见仁见智的,但副揆说民政“未死”倒是真的。即便如此,取决于民政命运的也不是副揆说了就算,而是选民究竟还要不要民政来代表人民做事和继续在国阵扮演既定的角色?

关于这一点,许子根也不敢肯定,只能尽力而为。但关键是民政已经改变了吗?民政是否有一整套励精图治的大蓝图,它将给人民许下什么承诺?它又怎样争取回人民对它的信心?这既是主观的愿望,但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既然民政都跳不出马华的阴影,而且命运也是休戚相关的,为何不共同探讨国阵应该怎样改才让人民称心如意?

现在也应先问马华和民政一句话:这两年半以来,它们对国阵的改变满意了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民政应该问问党员(采取民主的广泛脑力激荡方式),他们满意现任的领导作风和方向吗?若不满意,应指出其中不满和弱点,不要像倒丁(福南)那样,抬出影子与丁福南打架,这不是改革,这是没有意义的“投石问路”。要吗摆正车马进行较量,要吗就保持沉默,这样的“花拳绣腿”打丁福南,不打也罢!

刊登于2010年11月11日《东方日报》

PTPTN的黑洞 (天下纵横)

一年一度的“国家总稽查司报告”揭露出政府各部门的弊端有不少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但揭露以后如何跟进,倒是一门大学问。没有证据查不了;有了证据又出现纰漏,也同样是无从追究。这样的年年有爆炸性新闻,却没有爆炸性的下文。

单单以稽查司针对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调查报告就够让人瞠目结舌了,竟然有50%发出去的贷款无法收回,造成基金局面对严重的财务问题。例如在2007年及2008年仅收回40%的贷学金,而2009年则是49%。换句话说,政府有一半以上到期的贷款收不回来。

当然如果与2005年前作比较,情况是有所改善。在这之前揭露的贷学金几乎是有借未还或无还,到后来政府采取坚决的手段追回贷款,才促使借贷者“甘愿”还款。这些手段包括发律师信,刊登广告或禁止出国等等,使到有能力偿还者都不敢视为“有借不还”的定律。以2004年为例,贷出的72亿元中,到期的回收只180万元。在2005年追讨后,才又收回5百余万元。它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理所当然的风气是因为自从于1997年发放借款后,受惠者之间“传来传去”的讯息是可以在毕业后慢慢还或一点一滴还,甚至可以不还也没人追款。久而久之,借贷者都想碰碰运气看看不还你又能怎么样?果然也激怒了当局采取大公无私的行动发出追讨令。虽然如此,当局的收回率仍是差强人意的。

还有更惊人的揭露是有1万6千名学生并没有申请高教基金,竟有人冒充他们的名字向当局借贷,高达2千余万元。这一笔无头公案在过去曾经发生,就是不明白为何在2009年调查中,又有人重施故技,利用幽灵名字“诱使”当局发出贷款,但这些支票是发放给谁呢?是学校单位或学生个人名字还是指定的人?这都是可以查出的,只要查PTPTN将支票发给谁,就一目了然了,或向有关银行追查发出的支票就可以清楚是否有集团在操控?是否有人在做手脚呢?我们认为政府不应再姑息这样的“移花接木”的不法行为,应深入调查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不然这些人还是“食髓知味”,继续瞒天过海。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有关当局在处理贷款文件的收藏竟是如此草率和轻率,简直不可思议。报告说,PTPTN当局并没有好好收藏这些贷学金文件,反而只置放在办公室,导致文件堆积如山。为了解决空位不足,高教部基金局甚至将收文件存放的工作进行私营化,给一家公司承担,但又被发现许多文件未被移交,仍然存放在有关部门的低楼,使用帆布遮盖文件,以免天花板漏水损坏文件。但日子一久,谁敢保证它不会形同废纸呢?

再者,稽查局又发现有许多文件是没有高教部基金局负责人的签署,也导致文件不完整难以采取法律行动。

因为收回贷款不力,高教部基金局已欠下巨额借款,例如2007年借款39亿元,2008年借49亿元及2009年借52亿元,都是用来发放贷学金的。

由于向公积金局、退休基金局、联昌银行及安联银行借款,造成高教部基金局财务压力庞大,截至2009年,付出了19亿余元来偿还利息。

总的来说,在回收率不理想下,PTPTN已经蒙受近460亿元的赤字,如果不加以纠正弊端和大力追款的话,恐怕会因不胜负荷而影响了政府的举贷能力。若是此事发生,真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大不幸。因为高教部的好意帮助学生完成大学学业,而这些受惠者不懂得知恩图报,必然会影响到后来的学子借款的机会。

我们得知今年的情况还是维持与去年一样,对合格的借款者大开方便之门,但是如果政府在来年将借贷人数减少,将数额减低,它对贫穷学生的打击可想而知。

为了不让政府误以为“好心做坏事”,而影响未来的借贷者。我们希望每位借贷者凭良知在毕业后按期还款;而政府方面既然行政早已电脑化,为何借贷文件不贮存在电脑中呢?只要政府存好文件,就不必担心追不回贷款,除非是“姑息养奸”或不及时堵住漏洞,不然我们相信政府是有办法即刻改正缺点,并让反贪局介入调查为何有幽灵的假借款者的,因为这形同不法地犯罪行为,岂可视而不查呢?

刊登于2010年11月8日《号外周报》第504期

两场补选带出的讯息 (跃马扬鞭)

两场补选给国阵带来的胜利已使到国阵稍松口气,那就是原本在308政治海啸后,“闻补色变”的国阵已经感受到情势似乎转了回来,或最低限度“民调”声望已告止跌,不再处于挨打的处境。

说实在的,在308之后,国阵对于补选是“心惊胆战”的。例如过去的11场补选,国阵只胜了3场,其余8场皆败给民联。因此来到这次的两场补选,国阵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可以左右大局。
在这种情形下,国阵也只得改弦易辙,以绝招出击,否则不易成事。例如在沙巴巴都沙比国席补选上,国阵干脆打出“感情牌”,让因车祸逝世的蒋国华遗孀上阵,以获取当地选民发挥“恻隐之心”,支持甄道玲来继续其夫的遗愿。这种借用反对党的战术来提升国阵的形象果然奏效。在这方面,反对党是常胜军,最明显的莫过于当林冠英身陷囹圄后因受法律所限不能参加2004年大选时,乃派其夫人周玉清上阵而漂亮胜出;另外一则是1999年安华跌马失去自由后,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守住峇东埔国席,结果也是漂亮胜出。由此可见,国阵改打亲情牌在提名时已俘获人心,即使在下来的日子无法像反对党那样大张旗鼓地举行热血满腔的集会,也在近距离的拉票取得感情一票。

反对党的弱点在于“自相残杀”,退出国阵的沙巴进步党不但迟迟未加入民联,而且“游离”在国阵与民联之间,更时不时打出沙巴是沙巴人的口号。虽然这个口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动沙巴选民的心,但因为其党主席杨德利(也是这次补选的候选人)立场暧昧;究竟是会回流国阵或是加盟民联或是自成第三势力?在一时之间倒看不出来。若是第三势力,则被认为独木难支大厦,难有作为。

正因为夹在国阵和民联之间,本来最为人熟悉和知名度甚高的杨德利有望夺下国席,讵料在民联炮轰下,指其显示出投机性,号召选民转而支持民联,结果起了一些作用。最终杨德利只得2031张票,比起公正党的安沙里的3414票少了1383张票。这对杨德利来说,不啻是沉重的打击,因为事先没有迹象显示杨德利会得票这么少?一位曾经是沙巴首席部长(1996-1998)的杨德利,怎么竟叼陪末座呢?

这又说明沙巴人民或开始思考两线制的斗争路线,虽然两线制在当下也只是个说法和雏形。因为国阵甄道玲的得票9773张,与其丈夫在2008年的得票不相上下,蒋国华得票9479张,相对于独立人士的5771张多出3708张。换句话说,反对党的得票也与2008年的数票相差无几。可见国阵并没有逃票。

如果沙巴的政治走向仍偏向国阵,则民联要取代国阵在沙巴的地位也极不容易;尤其是公正党内部出现倾轧与失调,行动党的发展也不快,自然给予国阵一个机会把沙巴当成“稳固的大后方”。

另一方面,在吉兰丹的加腊补选,国阵也有绝招传出,它不同于沙巴的策略,但也同样打乡情牌。东姑拉沙里被抬出来当竞选主任已让国阵拔了头筹,接着在竞选期间也有一个亲国阵的非政府组织出高招,举行宴会与民联“抢人潮”。这种宴会有佳肴美酒,又载歌载舞,真是不用讲话也能吸引选民。而民联的演讲会,就没这么精彩了。由于新策略发酵,华裔选民也有所回流,从两年前的45%增加到如今的60%。在有60%的华裔支持下,再加上马来票8%的增加及原住民13%的倒向国阵,终于使到回教党尝到败绩。其候选人祖基菲里得票4134张,较之国阵对手阿都亚兹少了1190张票,阿都亚兹得票5324张。

虽然国阵只比回教党多出千张票,但其意义是重大的,它意味着东姑拉沙里在话望生国席选区内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加腊士州选区刚好处在话望生国席之中,有了姑里拔刀相助,自然事半功倍。就这样,在华裔选民的回流下,回教党也失去优势。

在2008年时,回教党的候选人仄哈欣苏莱玛以4399张票压倒国阵候选人绍菲的3753张票,多数票是646张。当时回教党拿下这个州议席有些意料之外,因为它一向来是国阵的堡垒区。

不过这一次的补选,在姑里的阴影下,回教党在声势上已输在起跑点。虽然胜败不影响吉兰丹的政局,但它对国阵的审时度势与积极布署新大选却是非常有刺激性的。

本来首相纳吉已计划在明年中前来一个闪电大选,以了断他与安华之间的不清纠缠。如今正好两场补选给他送来大礼(筹码),必然会使到他谨慎与严肃考虑提早大选的可能性。正如我较早前所预测,如果是为了要巩固和强化巫统在砂州的影响力,那么将砂州的州选与全国大选二合为一是最好的时机,也符合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

就个人来说,真正的失意人是杨德利,似乎宣告他政治魅力已失去光彩,前路不明。而得意人东姑拉沙里也不见得有特别的喜悦,以他目前73岁高龄的年纪,春天对他来说也许是不够灿烂的,他只能一天人在巫统,也一天忠于巫统。此次的补选,姑里的若有所思心态已表露无疑。最大的得利者首推纳吉,他将更具信心地提早大选。对于安华则是失望多过希望,唯一的安慰是成功“教训”杨德利,使他成为三角战的不光彩的候选人,皆因他不愿与民联合作,以民联的身份参加补选,才落个自讨没趣的下场。

刊登于2010年11月8日《南洋商报》

历史课本应予修改 (现代春秋)

因为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在巫统大会上宣布由2013年开始,历史将列为SPM必修及格科,否则将不算毕业。这意味着政府决心将“历史科目”提升为教育的重点,而这在过去是不曾有的。

在一个很长的考试及学校的教育中,史地被列为两个选修科是普及的事,但它从未被列为必修和必考科,而是凭学生的喜好而跟进。如今政府突然感觉到历史的重要性,究竟是冲着什么而来?

根据教长的说法是历史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上,并可培养爱国情操。在这方面,他指出华裔生在历史课考试上向来有好成绩,反倒是担心马来学生的表现不大理想。

副揆也耐人寻味地抛下一句:“现有的历史科目,已推出很长时间,从来没有人质疑”。眼下之意是过去没有问题,为何一提成必修科必考科就成问题呢?

针对这一点,虽然慕尤丁的解释是:历史教科书是根据史实来撰写,是不能随意增加其他内容的,但也知道它存在争议性。

因此他澄清规定历史成必考科不带“政治议程”。同时为了消除各方疑虑,他也宣布政府将委任了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委员会,重新检视及编写历史教科书,也欢迎各界提供意见。

对此,我们的看法是虽然历史是要忠于史实的,但历史怎样忠于史实,也是见仁见智的。因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书的编撰向来都有作者或主持者的立场,也有其政治指导思想。比如中国在1949年解放后,其历史观就全面改变,变成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主导,偏离了这种思想的,就会被认为不符合“史识”。

但文革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到了今天,民间也有人以“史识”来反映“史实”了。

这就是说,在我们提及“史实”时,我们也要注意历史的编写也是有“史识”的。如果说前者是“历史的事实”那么后者就是“对历史的认识”。所谓的认识,说穿了就是作者或编者的思想对事件的评述和描述。只要编者具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和立场或具有先入为主的观点或所谓的御用史家,他们就会按自己的方式或既定的立场来表达历史的陈述和内容,而通照历史的人。只要考察遣词用字,就可以看到有关的历史是否公平和客观而不带有偏见和歧见?

例如在殖民地时代,由洋人撰写的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历史,都是从西方的立场和思想来撰写历史,他们当然也是根据史料来反映“史实”,但他们也有议程来美化殖民统治的“好处与进步”,进而歌颂因殖民主义才使到亚洲的落后国家进步起来。

不过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的一段时间,又出现大学培养出来的本地历史工作人员或说历史学者。他们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自然对西方的殖民统治大加鞭鞑,并揭露殖民统治下的独裁与专制的一面。

在后来,因为民族主义中带有种族思想也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撰写有了不同的版本,各自表述。因此历史的撰写总是存在这个或那个缺点。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通过作者的“史识”,将“史实”改头换面了。这类的历史自然会引发争议。

就马来西亚刻下的历史教科书来看,它是清一色由一个种族的作者来编写。虽然不能说他们没有史实,而是他们拥有的“史识”也十分明显。例如中四和中五的SPM历史教科书,其偏重于回教的兴起和传播,而后的马六甲王朝的演变。所占篇幅甚多,它不能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出马来西亚的历史全貌。因此政府重新检讨是值得欢迎与重视的。但能改动到什么程度,我们目前则不得而知。

就此我们也注意到副教长查卡喜博士在下议院的讲话。他说政府成立的检讨委员会将包括历史学家,其重点会触及国家宪法、现代马来西亚历史和国民团结。这意味着我们将通过了解历史塑造国家,以便可以向学生灌输理想的马来西亚社会的愿景。

我们不反对用比较客观和中庸乃至中立的立场来看待历史事件,因为马来西亚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如果从种族主义来看问题,会使“史实”变了样。虽然我们不可能期待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教科书出炉,但最低限度要力求公正和不以贬低和伤害其他种族为前提。

如果读历史是为了使国民能更融洽的生活和对历史事件有所警惕而不再重蹈覆辙的话,那么就不要在教科书出现与“史实不符”的论述,更不能以自己的“史识”来代替“史实”。一个忠于历史的学者是应该有基本的学术道德,不能越过底线而自我阐述,那是不能被接受,也是应受指责的。

为此,我们希望政府对教科书的编写采取开明的态度,让历史学者(各方的)都能过目和提出建议,以便达成共识才付诸出版。这样一来,就会大大减少争议。如果改变不大,那成立委员会就失去意义了。

刊登于2010年11月8日《光华日报》

林苍祐的四段政治情 (直挂云帆)

林苍祐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符号!
林苍祐是一位传奇政治人物!

这个地球不是为他而转动,但他却曾在特定的年代转动了地球的一个小角落。这个角落就在马来西亚,就在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在独立前,他是英殖民政府的宠儿,于1950年被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及后成为首席议员(相等于首席部长)后,他就义无反顾一头栽进政治漩涡中。

在独立后,他不做槟州首席部长,而是瞄准马华公会要成为华人的老大,因此他在1958年出任马华总会长。而后(1959年大选后),他失掉一切,走到伦敦卧薪尝胆两年。

1969年他带领民政党夺下槟州天下而成为槟州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败选后全面隐退政坛。

这个大起大落的林苍祐是马来西亚仅存的少数政坛元老。他的一生“戌马”(从政)有四个不同的阶段,前后竟经历四个政党,相信绝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更加绝妙的是他转换码头总是那么振振有词,让你觉得他的“转变”和“再转变”合情合理,令你很难责难他,因为他不是政治青蛙,而是有其正当理由一跳再跳,一变再变。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一) 第一阶段(急进党)(1951-1954)
林苍祐在1950年出任槟州议员后,触动他的政治细胞。在1951年中促成一批专业人士同意组织“槟城急进党”(Penang 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实为温和,主要的目的是赶上参加年底举行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

1951年12月杪举行的乔治市议会选是马来西亚选举的滥觞,林苍祐的急进党派出9名候选人,结果胜了6席,可谓旗开得胜。

1954年林苍祐坚持不做主席,迫使党员不得不选出美农医生为党主席,因为林苍祐已有了另外的想法,虽然此党在大会上通过易名为“急进党”,不再称呼为“槟城急进党”,目的是要发展成全国性政党。但这个党的气数已尽。

(二) 第二阶段(马华公会)(1954-1959)
果然林苍祐在不动声色下于1954年参加马华公会。在其时,一个人参加两个政党是等闲事,林苍祐也没有例外。但林苍祐力促急进党解散,鼓励其党员加入马华。

1958年的林苍祐意气风发,因为他成功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总会长,但在1959年对大选席位的分配与巫统及东姑公开决裂。主要是林苍祐领导马华向联盟提出分配1/3的国席给马华参选,被巫统视为过分的要求。终于在陈修信的介入支持东姑下,林苍祐挨了东姑一记闷棍,失去对马华的主导权。

在不甘受辱下,林苍祐于1959年9月大选过后修函辞总会长职(8月19日投票)。

1961年他干脆脱离马华公会,结束他在马华短暂但却十分有意义的斗争。

(三) 第三阶段(民主联合党)(1961-1968)
从英国回来后,林苍祐决心东山再起,乃在1961年与芙蓉在马华失意但在59年大选得意的陈世英与郭开东合创“民主联合党”(UDP)。这个拔地而起的新政党创立之初,声势不同凡响。因为陈世英通过独立阵线的出击,赢得了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权。

可是由于林苍祐与陈郭的政治理念不同,1963年双方决裂,林苍祐将民主联合党搬回槟城零的开始(因为陈郭是国会议员和拥有芙蓉市议会,不再买账给林苍祐)。

1964年大选林苍祐率其团队向右翼的联盟和左翼的社阵两面开弓,结果民主联合党有1人(即林苍祐)当选国会议员,而另有4名人当选州议员(包括林苍祐在内),成绩差强人意。

但林苍祐不气馁,还是每天喜欢与人讲“政治三国”;尤其喜欢与新闻界的朋友阐述其政治理念。就这样林苍祐的“思明药房”成为政治讲堂。来到1968年,林苍祐又一次再转变。

(四) 第四阶段(民政党)(1968-1990)
1968年是林苍祐成败的一年。这一年他同意与陈志勤等人合组“民政运动党”,简称民政党。
在新党成立后,林苍祐又再一次劝请党员与他一起加入民政党,以让民主联合党“无疾而终”。在林苍祐号召下,民主联合党仝人愿意加入民政党。

1969年的大选,仅成立一年的民政党在林苍祐的领导下,首次打破联盟的不败神话,意味着他在槟城成为执政党。

这一下子林苍祐名正言顺地成为槟城的新岛主。

然而民政党也有严重的内讧。1971年,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联袂秘书长陈志勤要铲除林苍祐。但在林苍祐的反击下,变成陈志勤退出民政自行上路。

林苍祐在“铲除”反对势力后,于1971年成为民政新主席,但他只做10年就把位置让给党代表选择适当的接班人。

1980年的波德申党代表大会给民政一个改头换面的机会。在林敬益主导下,民政党有了一定的蜕变,从地方政党发展成全国性政党,但也反映出民政党已不再是槟州的唯一,马华公会伺机反扑。

1990年林苍祐不幸在州选中落马,成为他永远的伤痛。他最大的遗憾是倒在首席部长座位上而不是光荣退休。因为这一失败也结束了这位政坛不倒翁近50年的政治生涯。

退休之后的林苍祐与民政的关系越来越模糊,到后来他索性不再介入民政党事。他的政治角色基本上在1990年就已停止。回顾过去的历史,林苍祐确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刊登于2010年11月5日《东方日报》

8.11.10

《南大精神》的联想

《南大精神》究竟是什么?虽不是众说纷纭,但也各有不同的诠释。因此直到今天,尚未有共同的字眼来溶合《南大精神》于一炉。

根据网页提供的资料,在2000年于加拿大举行的第7届全球南大校友的联欢会上,基本认同了陈孟皋提出的8点,即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饮水思源、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亲民及回馈社会。

我不知道校友是怎样认同以上8点,就我看来,如果这是南大精神的精华的话,那南大精神大过概念化和不具深厚的内涵。因为所提到的8点是最普通的现象。即使不是《南大精神》,也可用其他精神来体现。比如自力更生不用南大精神也可以俯拾皆是;如果重视感情也列为精神之一,那精神太缺乏思维了。还有爱国亲民是每个公民应尽职责,这与南大精神何关?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饮水思源”与“回馈社会”是对人的基本要求,这不用南大精神也是应该拥有的。我的意思是说,这8点虽是包括在南大精神内,但反映不出南大精神的实质意义。

因此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胪列和没有思维的文字的排列来给南大精神定位。也有人提出下列4点来诠述南大精神:办理华教 的精神、爱族抗争的精神、发扬文化的精神及回馈邦国的精神(邓日才)。虽然这比8点来得精简一些,但也同样将南大精神定在概念化的范畴内,因此它不成为南大校友的共同口号和共同理念来演绎南大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现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于2003年7月26日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国际学会和陈嘉庚基金会联办的专题演讲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他试图把他目前掌管的南大理工大学与昔日的南洋大学用《南大精神》贯穿起来。因此他这样说:“如果我们能把南洋大学创校的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精神,在已有强大竞争基础的南洋理工大学培养出来,那对新加坡、对东南亚、对亚洲、对世界都是个好事。

他说:“以2005年为新南洋大学的起点(这一年,被视为南大创校50周年),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把历史的伤口缝上,造福国人。”

为达成这一愿望。徐冠林简化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为只要将陈六使的铜像,移到华裔馆(前南大图书馆)的楼下大堂就可衔接新旧南大了。

其实,新旧南大的断层是人为与政治造成的。两者之间很难二合为一;而且新南大与旧南大的成立背景完全不同,更存在一种对抗性。前者是马新华社的一座文化城堡,后者是新加坡政府关闭南大后,利用原南大校园依教育需求而成立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精神更无法“融会贯通”,也就使到新旧南大的复合,在旧南大校友的思想与感情抵触下,未能顺利挂钩。即使有一部份校友“不计前嫌”,但更多的校友是与新南大缺乏感情与思想的交流,也就无从“认同”新旧南大是一脉相承的。

徐冠林校长的美意也因解不开的情意结而无法在每两年举行的全球南大校友联谊会上得到“肯定”和“共识”。其中所留下的遗憾,也就无法弥补了。

其实,新南大可以建立起自身的“南大精神”,当然也可以从旧南大找到“南大精神”来发挥。这是一种借助来建立校风而不是办学上的承先启后。明乎此则新南大与旧南大的切割是历史的因素,也是政治使然,形成旧南大生永远的伤痛。自然无法为新南大鼓掌和喝采。

或着,南大校友李元谨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及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的诠释《南大精神》可以作为参考。

广狭义的南大精神
我把它分成广义和狭义的解读。从狭义来说,《南大精神》是南大生在在不顺适的日子里,孕育出来的自力更生,勤奋苦干的勇气和毅力。它既忍辱负重,也坚忍不拔和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尤其具有时代感召的叛逆精神,不畏强权和压力而勇往直前。

这种精神可以从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两年一次)看到和感受到。也就是说,南大生离开母校后,在校外延续了南大精神:这种对母校不弃不离的情怀,就多少好像犹太人在失去家国之后,在流浪的日子里仍然坚持民族大义与立国的悲情壮志,直到1948年立国(以色列)。犹太人在这之前的两千年,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民族。

从广义而言,《南大精神》是创造者和南大生共同缔造的精神遗产。体现了华人的优秀品质。因为南大是东南亚最高学府,一所独一无二的海外华文大学。它是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其动土、落成和第一届毕业生都造成轰动;它经历沧桑、最终以悲剧落幕;它是一个神话,是一首悲歌。因此,它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成为新马华人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李元谨,页33,2003)。

从这样看来,《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生的独有遗产,而是所有关心`和支持南大的人的共同精神遗产。任何人都可加以引用而不是只有南大生的“专利品”。

王赓武教授也这样给《南大精神》下注解。他说:“最初的所谓《南大精神》是它如何得到一般华人,新马和以外华人的支持,可以说是一种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表现。这就是南大精神,其体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想到南大精神,我会联想陈嘉庚精神。他办的大学(指厦门大学)到现在还是很有用的。陈六使是继承了陈嘉庚精神,因为有陈嘉庚的榜样,才用那么大的精力建立南大。”(《南大精神》王赓武,页24-26,2003)。

南大精神能移植吗?
本来,《南大精神》是与南洋大学形影不离的。但当1980年南洋大学消失后,南大精神就化作一股灵气,在马新华人社会飘荡,也在南大生的上空盘旋不息。慢慢地有人将《南大精神》升华为一种傲气,希望能够在没有南洋大学底下,将南大精神移植在现代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南洋理工大学希望能承接《南大精神》,因为它是使用南大原址创设的(1981年),而今已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不逊于早年的南洋大学。

即使衔接的不顺利,南洋理工大学在天时地利下,还是将其校庆日移上至南洋大学创办日(1955年)。可见《南大精神》魅力无法挡。当然也只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具备条件“发扬”南大精神,但问题是政府怎样对历史的事件做出调整与改变,怎样对南大的关闭做出交代,让南洋大学的历史地位被端正和将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发展成为具华教传统的大学。当下使用现代化的教学媒介语不是大问题,只要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和延续即可,但大问题是此南大能否培育出原南大的内涵和精神吗?

除了新加坡外,在马来西亚,也有华教团体希望通过马来西亚的教育开放,把《南大精神》移植过来。

最先提出这个希望的是于1991年创建的南方学院(南马柔佛)。它与新加坡只是一衣带水,在地理上占尽优势,可是由于两国教育政策的不同和南方学院格局伊始,一切有待完善。即使有心使之成为南大的雏型,也是言之过早的。

同样的,在1998年创建的新纪元学院(中马雪州),因其董教总的背景,也继承了“独大精神”(1982年官司失败后,独大创办无望),但也只是间接上带有南大精神来开辟新的教育天地。基于种种因素。新纪元要成为南大的翻版也是极其不容易的。

来到1999年的韩江学院(北马槟城)的诞生,总算使到具华教背景的学院在南北中马鼎足而立了。而为了传承南大精神,韩江学院也在2004年借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在槟城举行之便,顺在韩江学院举行“南大历史图片展”,用以唤起南大精神。

虽然三院都努力向南大看齐,也希望将南大精神发扬光大,但因有主客观的阻力和困难,南大精神只能长存在华教人士的脑海里。什么时候才出现另一个南洋大学,没有人知道。也许不会再有了,也许又有奇迹出现。让我们再做一个长长的梦吧!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下面的系列文章或能反映出大学之路并不平坦,而希望有第二个南大是难之又难。唯一不死的就是《南大精神》,它永恒地在华社飘扬而不灭。(2010.6.20)

第一篇:陈嘉庚与陈六使

12月13日,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颖到访韩江学院,我领他参观正在举行的“南洋大学历史图片回顾展”。他看到创校人陈六使的照片,问我他和陈嘉庚是什么关系?

我顺着这个问题,把陈嘉庚和陈六使当年分别创办厦门大学和南洋大学的初期情况串连起来,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却有「不期而遇」的相似情况。

陈嘉庚(1874-1961年)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陈六使(1897-1972年)也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两人是同乡,而且陈六使南来前曾在陈嘉庚兴办的集美小学念书,并在1916年来到新加坡。一度在陈嘉庚的公司做工,算是主僱关系。后来自行创业发迹。因此陈嘉庚与陈六使非亲非戚,年纪也相差23岁,但渊源很深;尤其是在兴学办校方面,一前一后,相互映辉。

在1890年已到来新加坡的陈嘉庚,靠橡胶业发迹,业务多元化,跃居为南洋首富之一。1921年斥巨资兴建厦门大学,令人侧目(他也在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后来又于1945年创办《南侨日报》)。较早前,他已在新加坡和集美兴办小学和中学,他的一生与文化教育息息相关)。

在创办厦大时,陈嘉庚没有政见之分,出于学术的考量,有意请汪精卫为校长,后又因故请邓萃英为校长(教育部官员),结果闹得不愉快。最后只好邀请新加坡著名峇峇林文庆医生勉为其难接掌厦大。林文庆那时已是具有名望的学者和有身家的贵族。

林文庆掌夏大
林文庆(1869-1957)崇尚儒学,在厦大时极力推广儒家思想。于1926年邀请已是在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林语堂为厦大文学院院长。基本上两林在思想上并无冲突,甚至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

林语堂(1895-1976)学贯中西,与鲁迅是好友,便于同年请鲁迅来厦大担任文学系教授。虽然鲁迅与林语堂政见不同,但他们的交情不错,以致鲁迅生前并未大动笔杆痛斥林语堂。

鲁迅(1881-1936)是“五四运动”的文化旗手,对儒家一向没有好感,也曾著文打倒孔家店(“狂人日记”是为滥觞),因此来到厦大时对林文庆的提倡儒学不仅没有好感,甚至反感,在厦大呆了三四个月后,便转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劝林语堂一起走,但不果。翌年,因风潮林才辞职转任武汉革命政府外交部。

王赓武著《中国与海外华人》及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及《南侨日报》经理)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这件事,后者并说鲁迅不满林文庆之余,也连带对陈嘉庚的办学精神有误解。他认为如果鲁迅长命的话,肯定会对陈嘉庚另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后来形容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在50年代初期回中国定居)。

回想1926年陈嘉庚毁家兴学也搞到财力不继,以致林文庆在1926至1935年间到处为厦大筹款。1937年因支撑不住,改由国民政府接管,林文庆也就回到新加坡。直到今天,厦大已是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之一,学生2万余人。

至于陈六使也是靠橡胶业起家累积成巨富。后来接陈嘉庚之棒出任福建会馆会长,继后也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在50年代与陈嘉庚女婿李光前名列两大胶业巨子。

1953年,陈六使登高疾呼创办南洋大学,万山响应,在福建会馆拨地500英亩及个人献捐500万元叻币下,一间华文大学终于在1954年获准成立。

在当时陈六使也和陈嘉庚创厦大时一样不以政治为考量,请来了国际知名学者林语堂为首任校长(林语堂于1936年举家离开中国赴美国定居),后者曾扬言要建立一个“反共的堡垒”。不久由于办学理念与校董会格格不入,陈六使与林语堂终手起了正面的冲突。最后以补偿10万美元给林语堂一家大小走人。

林语堂回美国之后,大骂南大成为“共党的温床”。言语之间,似乎是对本身的离职十分不满,但也埋下了“祸根”。

在这之后,南大起用了曾任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为校长。这位好好先生也与南大生融成一体。

鲁迅成南大导师
虽然60年代起实际上是庄竹林在担任校长,但南大已成为当年学运和文运的核心,更被形容是文化统战的桥头堡。在左派运动风起云涌之下,南大已成为文运的一面鲜明旗帜。因此已于1936年逝世的鲁迅竟然成为南大生的「文化导师」,杂志与著作的出版不乏对鲁迅的推崇与赞扬。鲁迅成了“抵销”林语堂影响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比起庄竹林更有魅力和形象,俨然是“校长的校长”或“南大的大校长”。

陈六使也像后期的陈嘉庚那样,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风浪中。于1963年公民权被吊销,而南大生继续高举鲁迅的旗帜,直到70年代之后才有了转变,不幸的,南大在1980年消失。

由这两校的命运来看厦大和南大是十分强烈对比的:陈嘉庚后期十分风光;陈六使则忍辱负重。虽然两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命运各有不同。

更为吊诡的是厦大早期的事件与南大早期的际遇竟在不同的时空中碰撞,里头又是涉及林语堂和鲁迅。前者是两个活人在思想上的回异;后者是一个死了的伟人被用来狠狠地反击一个活着的学者,掀起一场激烈的思想与文化斗争。如果当时鲁迅还活者,不知有何感想?(2005.1.1)

第二篇:南大神话的解读

说什么都是枉然的
如果冬已来临
风奔雪飞 自然的
你必然枯萎凋零
但是种子已随风播散
我的爱
你就睡一季黑甜甜的长冬吧
雪溶之后大雁掠空而过
那时再撑开软软的泥土
探出你的头来
--(南园一梦25年。作者依然)
来自四面八方的南洋大学校友连同眷属共800余人,订于12月10日至12日在槟城聚首一堂,是欢聚或纪念各有说辞。有人说没有了南洋大学,何来联欢?只有纪念和缅怀;另外的说法是南大精神不死,校友团聚话当年,也是一种联欢。

联欢也好,纪念也好,南洋大学曾是一座“文化圣殿”,不但长存在1万2千名南大生的心中,而且已升华成为一种激励民族教育的“不灭的明灯”。人们因此把它形容为“南大精神”。

从“南洋大学”到“南大精神”,是所有南大校友的“荣耀”,或“伤痛”?答桉已在上边所录的一首诗中表露无遗。

是的,当“荣耀”已被掩盖时,伤痛伴随而来。这其中的辛酸历程,已成了一页民族教育的悲壮史诗。

牌坊竖立第一个神话
1955年,南洋大学校门牌坊竖立,意义深长。

1956年,陈六使主持开学仪式,南洋大学展示了它的魅力,在东南亚的区域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华文大学,它创造了第一个神话。无数学子向它飞奔。

1958年,南洋大学校舍举行落成大典,冠盖云集,“南大颂”歌响彻云霄,但也埋下“危机”的伏线。

1959年,新加坡自治,左右派大团结,南大意气风发。

1961年,左右派大分裂,南大首当其中,卷入政治风浪中。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南大生加入左派阵营,与当权派对峙。南大陷入多事之秋,改制,学潮,逮捕与示威连连,民族教育备受折磨。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独立国,南洋大学学制与课程一改再改,校长换了又换。虽然不能安定下来,南大继续肩负起教育使命。

1980年“厄运”临头,南大并入新大,南洋大学不复存在,它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南大生及华社失落在伤痛中,久久不能抚平,抗议书不绝,但已是于事无补。南大不见了,转而自我奋发图强地把它转化成“南大精神”。

南大消失激发第二神话
“南大精神”于是又是第二个神话的篇章,在没有南大存在底下,竟然有南大精神永垂不朽。它已不再是南大生的专利品,而是成为热爱民族教育的人的“精神遗产”。

因此它抗拒了「借腹生子」的“南洋理工大学”。虽是同一个校园,但它被认为没有真正的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的还原。也许有一天它会发现南大精神的可贵,不是形式与名字上的认同,而是精神上与理念上的融合。李光耀已经说话了,他要华文与英文在新加坡齐驱并驾。这就间接地接受“南大精神”是新加坡的“宝遗文化遗产”,更具有实用的经济价值,需要从历史中把它找回来,然后再擦亮。

期待第三个神话到来
巧合得很,南大“寿终”12年一个轮回后,全球的南大校友齐聚加拿大多伦多,于1992年举办了第一届校友联欢会,国际名作家汉素英借此舞台疾呼复办南大,用心良苦,响应不绝,却有心无力,始终归于理想。

虽然如此,全球南大校友如同接力赛,不间断轮值在各地举办校友团聚盛会,从多伦多到砂拉越,印尼、新加坡,吉隆坡、香港、温哥华、沙巴,而今年是第九届轮到槟城举办,又是12年的轮回(适逢校友会创立40周年,但南大创建于1953,1954或1955年?一直有所争议,比较多人认同1955年)。目的无非是要高举“南大精神”,向世人展示南大生“情系南园,胸怀华教”的心永远不变。这种历久不衰的情怀,坚忍不拔的豪情也许有一天又再感动“上帝”,让南大第三个神话在地球上空「起死回生」过来。

时代在变,时局也在变,谁说铁树不能开花?我们有的是时间。虽然南大生会凋谢,但南大精神不会枯萎,它有信心迎接再生的火凤凰。(2004.12.8)

第三篇:新旧南大驳接不上

今天来自各地的南洋大学校友与我们在一起回顾南大的诞生与消失,也见证韩江学院在短短的五年内茁壮成长。这里面包含着哀伤与痛苦,也蕴藏着惊讶与庆幸。

痛苦的是,我们的母校——南洋大学自1953年在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下,走过一段十分坎坷的道路。不幸在客观因素下,于1980年并入新加坡大学而成为国立大学,无疾而终,带给万千校友无限的思愁与伤痛。只那么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纪,南大竞走完她苦难的一生,留下的是永远难于忘怀的追忆。

庆幸的是,自90年代以来,在南大精神的感召下,马来西亚的华社冲破种种的困难,在南马、中马及北马分别创立了“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为民族教育再擎起三面大旗。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具有历史和时代意义的“南大精神”。这反映了只要精神不死,就有重燃火花的希望。

韩江学院迎风招展
虽然“韩江学院”的创建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我们凭着“南大精神”放射出来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在马来西亚建立了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的华教体系。“韩江”两个字不仅具有代表潮籍先贤兴学办校的精神,代表唐代大文豪韩愈的“文以载道”的精神,更代表了三间学校的名字。这就是说,1919年创立的韩江小学,1950创立的韩江中学及1999年创立的韩江学院统称为“韩江华文学校”。我们只有一个董事会,在董事长丹斯里陈国平,也是南大校友的统领下,韩江正迎风招展,奋勇前进。感谢华社的支持与爱护,今天的韩江三校已走向正轨,与山河同在,与日月争辉。

我们希望也要求南洋大学校友本着一脉相承的情感,祝福韩江学院快快成长,能在推动民族教育的事业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前我们有七个科系提供文凭班,相等于达到大学二年级的程度,他们在毕业后通过双联课程 再负笈东西方的大学进入三年级。我们已有超过百名的学生在澳洲、英国、中国、台湾和本地的大学深造。有者已经学成荣归,在不同的行业任职或自行创业。

除此之外,我们与中国南京大学联办的中文系硕士班已经进入第四年。首批硕士生已顺利毕业,荣获南京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而与中国上海大学联办的大众传播系硕士班,也已定在明年正月开课。

此外,在去年成立的“韩江华人文化馆”,又是我们的另一项壮举。虽然规模不大,但我们正在与中国的大学联合办成一个东南亚华人研究中心。这是我们对民族教育文化的承诺,也是我们在努力落实的下一个目标。

南大精神胸怀祖国
今天与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办“南洋大学历史图片回顾展”正是我们的“华人文化馆”肩负起的一项工作,以让校友和社会有兴趣的人士共同缅怀南大的荣耀与伤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正如历史是不容被抹杀和遗忘的。它教育和提醒我们华教之路是不平坦与充满血泪辛酸的。它也激励我们必须要继续发扬“南大精神”,胸怀华教。这是我们大家的民族使命和尚未完成的长征。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与我们相望的新加坡正处在一个变动的年代。虽然在南洋大学被关闭后,又在原址建立起南洋理工学院,进而提升为“南洋理工大学”,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形象,一直未能与南大精神接轨,也未得到南大校友的祝福,诚是一大憾事。

不久前,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提出将“旧南大”与“新南大”接轨的事是值得我们关注与检视的。他说:“南大明年将盛大庆祝建校50周年。“而他将南大分成三个阶段来演绎,第一期是本来的南洋大学;第二期是南洋理工学院及第三期是南洋理工大学。他准备将这三者融合起来,并希望这50年的办学传统和经验能培养出对母校有归属感,能胸怀祖国,放眼天下,刻苦耐劳又坚忍不拔的南大生。

换句话说,他要用“南大精神”把“旧南大”和“新南大”统成一体。虽然是用心良苦,但“旧南大”与“新南大”仍有一道高难以越逾的鸿沟。这里头牵涉到既复杂又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不清的问题。

从历史而言,“旧南大”是被切断的;“新南大”不是传承的,而是一个全新的实体,两者之间存在的胶著歧见是需要徐冠林教授以大无畏的精神来还原旧南大的实质精神。它不是只诉诸于言语的辞彙即可相接起来,而是需要用心用诚且推心置腹与南大校友取得一定的共识,也唯有让人感受到“新南大”是“旧南大”的“克隆”(复制),让“新南大”具有“旧南大”的实质精神与传统,才能使到新旧南大融成一体,而与此同时开放学额,让更多的马来西亚学生入学,以恢复过去的南大传统。我们的意思是说,与其一厢情愿,不如来个两厢情愿,就不知“新南大”准备在什么样基础上与“旧南大生”来一个真正的大团圆?这是我们对徐校长的期望与回应。

最后再一次感谢全球南大校友给予我们的鼓励与支持,南大精神永垂不朽。

(这是作者代表韩江学院于2004年12月12日在第九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的《南大历史回顾展》开幕礼上讲话)

第四篇:“三院合并”与“南大精神”

本来并不想针对“三院合并成大学”的构思发表意见,因为一般意见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主客观条件也未具备。但近来又似乎成为“热门”话题,也就凑一份热闹。

其中一则评论说:泰南勿洞建国际中文大学肯定对马来西亚三间民办学院产生威胁。

又一则评论指说三间学院也正在“拉学生”,弄到“面左左”。如果政府大学在某方面做得已经非常足够,那么民办学院与其硬碰,不如调整(办学方针),做一些政府处理得不好的科系。

再一则评论干脆认为肯定自身地方上的角色才对,合并干啥!

也有记者打电话问我对三院合并的看法,我一时之间也答不上来。

不过,既然评论员都希望听到有份参与者的意见,我不妨把个人的“感受”表达出来,并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共同探讨“三院未来的走向”。

三院扬起南大精神
最早成立的是南马的“南方学院”。它以延续“南大精神”打响了第一炮。
继之,在董教总的倡议下,又于中马创立“新纪元学院”。由于声势不同凡响,它既秉承了“独大精神”又传承了“南大精神”。在地利人和下,掀起了一阵民族教育前景亮丽的浪潮。人人都乐助其成,把它视为一座具有历史使命的“民族圣殿”。

随着新纪元学院成立后,在北马的“韩江学院”也因缘际会在五年前赶上这趟“民办教育”的列车,形成南中北马鼎足而立的局面。我们打出的是“韩江精神”,因为我们要使韩江贯穿小学,中学及大专三校于一校园的新局面,为华教的“完整性”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不辱使命下,我们也算创造了华教的一个“奇迹”。

虽然我们不敢打出“南大精神”这块响亮的招牌,但十分巧合的是从董事长到院长的四名高层人员都是南大出身的。因此我们常自我聊慰的说,我们也有“南大精神”在其中(这四位南大校友是董事长陈国平、名誉院长谢诗坚、院长王云霞及行政主任林成材)。

在草创的初期,我们向南院及新纪元“取经”,我们也向理科大学的教授博士请教,他们间中不乏南大校友,共同组成“筹办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韩江学院终于傲立于北马,也有幸挤入民办学院行列。

三院交流止于学术
前前后后,三院的高层也分别在三院举行了三次的交流会,虽然不敢说已取得具体性的成果,但也有了一定的共识。只是讨论仅止于学术交流,学生交流及图书分享旳层面上,大家都从未提及“合并的大件事”,因为这不是董事会的高层交流会,只是行政高层的联系会议。过后彼此各忙各的,也各做各的,目的当然是把本份做好,希望能为莘莘学子带来光明的前途。

就在这个前提下,南方学院的郑良树教授约于两年前率先提出“三院合并成大学”的建议。反应是“条件未成熟”,于是问题压下了。最近又再次被“炒热”(指媒体方面),且连同泰南的“中文大学”也带进来,似乎是用以“刺激”三院必须加快步伐深思远虑。

我要说的是,民办学院也好,私立(商业性质)的学院也好,都是受制于1996年的教育法令,而且是由高等教育部管辖的。这其中的“严格性与复杂性”就非外人所能理解,甚至连开课收生都有条件,不是“随心所欲的”。

因此三院合并的建议不仅牵扯到各院的办学方针,而且也牵涉到高等教育部的政策。这千头万绪总得有人牵头,也要万山响应才行。

可以这么说,创意是至善也是重大的突破,问题是各院有各院的问题,包括评论员提出的观点,知易行难。不知身为副部长的胡亚桥有何高见?(2004.11.1)

第五篇:三院合作申办大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公元2002年4月14日,南方学院的郑良树提出建议三间民办学院,即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合併成一所联合大学后,得到各方不同的迴响,大多数都表示赞成与支持。可是该如何达成共识,认真探讨合併建议3年以来仍然是“纸上谈兵”,未曾进入实质上的交流。直到今年3月,董教总借“每月论坛”的平台,举行了第一次的较为正式的交流会,这是应南方学院的要求而召开的。

在会议召开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对的挑战和对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当日的会议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说出心中的话。不过尚未有任何结论,只是启开共同面对挑战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总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以延续上个月的交流会,就三院或“加强协作”或“联合办学”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办大学”进行可行性的讨论。

董总主席郭全强首先针对“申办大学”事表达这是董教总,也是华社长期以来的愿望,有人因此提出联合申办大学的建议,以圆华社之梦。

接着南方学院及韩院的代表也分别表明立场,支持三院应联合申办大学,不能再无限期的拖拉下去。这对三院的未来发展都是不利的。他们也例举申办大学将给原有的学院带来无数的好处,尤其在面对挑战的年代,合作与团结是民办学院发展的保证。

三院原则同意申办大学
经过约两句钟的讨论后,最终取得突破性的共识。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谈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义共同组成一个由董教总牵头的“专案小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须有董事会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参加,由各院在两周内提呈名单),连同董教总两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个月专题研究“三院合作申办大学”的事宜,希望在三个月内完成有关的报告书,作为第一阶段的工作。

会议也认为在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后,才进入第二阶段的学术性会议,届时将邀请学有专长者集思广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学术性报告书。

会议注意到华教问题一向来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将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政治管道来实现宏愿。

当有关的新闻见报后,文教工作者肯定会表达自身看法。这相信是“专案小组”所乐见的回应。不论是正面的或负面意见,自然都会被重视。

其实就在三院未正式讨论“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热爱华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万言书,题为“从企业观点--探讨三院合併”,文中详细的例举合併的成功实例和分析各院的特点后,力促三院必须群策群力,尽快拿出成绩来,不能再犹疑不决,而此时合作正合其时。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俯顺时代潮流,也是华社所愿”。
无可否认的,能够升格为大学院校或大学都是三院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标。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单打独博”将是十分费心与耗时的,特别是在激烈的变动的年代。可以这么说,民办的非盈利学院求生存或无问题,但要自行发展或更上一层楼就有一定的主客观的局限。

集中精力争取成功
在明白华社资源筹来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护现有成果的重要性,进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变原有的架构下,集中精力和资力将三院通过可行方桉提升成大学地位也是刻不容缓的。

虽然在我国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对此类的“合作申办大学”作参考,也据知需要得到当局邀请才能提出申请。但“拉曼大学”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学院”升格,而是一个全新的大学,又倒回来惠及拉院的学生。因此三院申办大学也可倒回来用新的大学来惠及三院的学生,让他们不必衔接课程到外国考取学位,就可直接在本国完成大学教育。除了可为国家节省一大笔的外汇外,也可以大学的名义与外国知名大学进行交流与合作,会显得更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总而言之,功利主义在这个时代还是佔主导地位。不然三院就不会在近两年面对招生的挑战;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径就是有一间三院共同拥有的大学来照亮三院的未来!(2005.5.1)

第六篇:三院合作交白卷

以下是三院合作办学的时间演进表:
(一) 1999年12月18日,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及韩江学院三方代表在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举行第一次交流会。

三院同意联办学术活动及学生活动,共同安排外国专家专访或讲学。会议也议决成立联络小组,加强联系,并订每两年举行交流会议。

(二) 2001年6月30日,第二届三院交流会议在南方学院举行。

三方同意图书馆资源共享,联合举办研讨会,进行师资与学生交流等。

(三) 2003年3月22日,第三届三院交流会在韩江学院举行,探讨如何落实师资交流与合作计划;加强对外招生的合作。

三院也同意在参加教育展时相互协调与合作。

会议也希望能推动学生交换计划。
虽然三院先后有三次交流会议,但碍于各种因素,一直停留在讨论阶段而未能落实。因此经三次交流会后,三院基本上停止继续交流。

另一方面,在2002年的4月14日,原马来亚大学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良树大胆建议三院进行合并成一间大学,以结合华社资源办一间出色的大学。消息传开后,各方皆有良好反应,惟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不易短期落实。

董教总于2002年5月4日在董教总教育中心召集三院联席会议,专门针对统考成绩单只显示新纪元学院招贴而忽略南院及韩院名字。会后同意改善,在统考成绩单内提供三院招贴,以示公平。但会议尚未触及三院合并事宜。
2005年4月24日,董总在南方学院的催促下,就郑良树教授(郑教授系现任南方学院的华人族群研究所所长)的建议召开三院联席会议,希望探讨“三院加强合作”、“三院联合办学”、“三院合并”或“三院共同申办大学”等课题。会议同意成立三院专案小组深入研究联办大学的可行性。有关专案小组也由董教总署理主席叶新田担任召集人。

2005年5月15日,在召集人叶新田主持下,三院专案小组举行会议(成员共13人,包括董总两人),议决成立三人小组,即祝家华(召集人)、莫顺宗与王云霞,会议要求此小组于6月15日完成“三院联办大学建议书”草案。

2005年7月1日,在三院联合申办大学专案小组增加两名成员下(即郑良树与潘永强),向小组及三院提呈“如何申请《三远联办大学》建议书”,希望50年圆一个不一样的大学梦(此乃指南大复甦之说,南大创办于1955年,而2005年刚好是50周年)。

原本三院专案小组订在2005年6月19日召开会议后改为7月1日,但因7月份涉及召集人叶新田升任董总主席,其留下的空缺交由杨云贵接任,后因安排会场不易,就没有再开召会议进一步讨论,整个计划似乎“无疾而终”。
2007年初,新纪元宣布将自行申办大学后,韩江学院也于7月17日宣布自行申办大学,终于引发一阵热潮的回应。南方学院较后也作出同样的宣布,它将自行上路。

2008年新纪元及南院分别向高教部申办升格为大学学院,但因条件不足未能如愿以偿。

过后三院都积极地进行内部的改善和调整,以期能符合高教部订下的条件和规章。

总而言之,三院从1999年合作到2009年的10年内,始终无法交出一份合作办学的成绩单,理由是各有苦衷,不是一蹴即成的。

在这方面,三院先后与外国大学联办3+0课程,这无疑为升格创造了条件。但三院中,哪一间能先“抵达终点”,我们不知道。虽然是好事多磨,但相信最终三院都会各有所得,也是可以预期的。

(此文乃根据笔者有限的资料整理而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旨在交待三院交流的一些情况。有望知情者作补充与修正。)(2010.6.22)

(注:南方学院成立于1991年;新纪元学院成立于1998年;韩江学院成立于1999年)

附录:从南洋大学到韩江学院——与马来西亚前报人谢诗坚对话

新加坡吴新慧整理
新马自治与独立前的学运
谢诗坚:我就从紧急法令以后谈起吧。那是1948年6月的事。在这之后,新加坡就有一个比较激烈的斗争,而这个斗争同陈嘉庚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角力有关。他那时还没回中国。他创办的《南侨日报》可说是中共的一个间接喉舌。这份报纸在1946年创刊,1950年就被政府封了。那时的《南侨日报》用了很多左派的人士。马来亚在1948年6月宣佈进入紧急状态,而《南侨日报》的社长胡愈之则早两个月(即1948年4月)就回中国,把办报的担子交给洪丝丝先生。他是来自槟城的名报人,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

胡愈之在1947年时跟马共曾经有过论争,就是他不同意他们所走的激进路线。可能有此因素,但更大的因素是他要回中国参加建国,因为中共胜利在望。

在紧急状态之后,英国政府曾要求《南侨日报》的立场跟政府比较接近,共同谴责马共的活动和暴力行为等等。那时陈嘉庚同意谴责暴力,但不愿意谴责马共,所以跟英国政府有了争论。有关的文告经过修饰后,就在《南侨日报》发表。在这之后,人们开始认为这份权威的报纸,即支援中共和一向支援马共的报纸,也已经不再支援马共的暴力活动。那时,英国政府又继续要求《南侨日报》的立场更接近政府,但是基于《南侨日报》有一定方针,它亲左派,反对英国的政策和措施,所以不肯妥协。这么一来,政府就来搜查《南侨日报》。根据当时的编辑马林(林朝宗)不久前(即2003年12月)来到槟城与笔者闲聊时这样说,当时有一批政治部的人到报馆搜查,结果搜出了一份油印的《自由报》,政府就如临大敌,因为那是马共的地下刊物,由方壮璧(在南侨当记者)所编。所以政府认为报馆编辑部的人不是亲共的人就是马共分子,就对所有编辑部的人员下手,不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定罪。后来英国政府觉得倒不如索性把《南侨日报》封了。《南侨日报》宁愿让它封也不愿意跟英国政府妥协,所以就这么样被封了,那是1950年。

50年代的马共在森林里还是有一些势力。不过在公开的阵线上,它们认为已经失去一个很好的舆论地盘。另一方面在50年代初期,通过工运和学运的结合,在1953年借助反黄运动。左派把这个组织再联系起来,称为左派统战。在新加坡,则出现了林清祥作为统战的一个灵魂与领导人物。林清祥是学运和工运的领袖,他也因学潮被学校开除。

在1954年的时候,统一战线就形成了。它的形成是因为左派需要重新建立群衆的组织,以学运和工运带动。所以在1953/54年时,新加坡的学潮特别多,同时还有工潮,学生都可以去慰问罢工工人。1955年时左派的学运也波及马来半岛。槟城在1955年发生学生反对钟灵中学被改制而后引发成一个学潮运动(1956年)。

为什么英国政府要拿锺灵中学来开刀?因为它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学府,而且有一些马共分子是从钟灵中学培育出来的,英国政府因此认为它是马共的温床。这个学潮事件在当时闹得相当大,不过政府也没有妥协,通过改制把学校改了。这是钟灵中学的第一个学潮。接着在1956, 1957年时,在槟城、吡叻、吉隆坡、森美兰和南马一带的中学也陆续有学潮,特别是到1958年时,学潮在各地不间断地蔓延开来。一蔓延开来,政府就採取很多措施,一方面安抚,一方面压制。刚好那时,我们的国家独立不久。学潮闹过一阵后,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相对平静下来。

不过,平静下来并不表示问题不存在。在新加坡,为何它在1950年代兴起了一个壮烈的群衆运动?因为1953年有一个很大的反黄运动,而且那时南洋大学在新加坡醖酿创立。这个学府的创立是华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座标。南大创立时能发动各界,甚至是全马的人给予支援,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群衆运动,不单单是为钱这么简单,而是兴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浪潮。当大学建立以后,新加坡的学运就显得更有力量。所以从1955年南大开课后,新加坡可说是领导马来西亚学运的火车头,我们在这一头就跟着新加坡的方向走。

其实如果你认真研究,整个统一阵线的幕后或有马共的影子。至于参与的人是不是马共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有左的倾向。要知道,在1950年代后,如果你是马共的党员或是武装分子,你没有身份证要出来公开活动就比较麻烦。当时马共也希望民运分子能为他们接济粮食和通风报信,偏偏在1950年后,马来亚政府建立了很多个华人新村,把华人跟马共隔绝,使到很多华人新村无法援助马共的活动。不过马共还是有它本身的管道活动,即通过一种地下进行的活动来联繫。对马共而言,它并不急着吸纳党员,因为它在1950年代也受中囯共产党影响,入党就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而且入党的人要经得起考验。当时那么多群衆,你怎么发动那么多人进党?同时在紧急法令底下,你一进党成为马共就是非法,非法就要坐牢。而如果你不是马共,或者不承认你是他们的一分子,就好象林清祥始终都否认,风险就比较低。

到了1960年代,我们开始比较懂事,也向往进入南洋大学。它除了是我们读书的一个目标以外,也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圣地,就好象回教徒有麦加一样。

那个时候,左派的知识份子或是学生,都认为南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圣地。很多人想到那里读书。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这么做,因为要有经济能力和必须通过有关的考试。

在我们那个年代,南大收的联邦学生是特多的。差不多有一半是新加坡人,另一半是马来西亚人。当时是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比例。例如我在1963年考入南洋大学,我们有一半是马来西亚人,一半是新加坡人。三四十个学生里面是这样分。老实说云南园很漂亮,大学的读书风气也很盛。不过那个时候如果你不捲入它的运动,你不会知道它的左派气氛有多浓。而一旦你捲入这运动,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环节都有左派的影子在你左右。尤其是当你参加学生会的活动或是各种学会的活动时,就会有一个联繫,一个纽带在联繫着每一个环节的活动。我们一进去后,就很快跟新加坡人结成很好的朋友。我们还是把他们当作是马来亚人,因为我们把新加坡包括在马来亚联合邦内。在左派看来,在统战下新马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把新加坡也概括在内。我们认为去新加坡念书并不是去外国,而是到自己的地方读书。这种概念在当时是很强的。这使我们跟新加坡之间不太分彼此,大家混在一起。1960年代初期,中国虽然还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是南大在1962年以后就开始向左发展,通过很多文化和文娱活动和文学创作带动左的浪潮。这个左的风潮也包括学潮在内,或者说它整个运动是为政治而服务的。我们当时的整个做法是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大家跟着这条路线走。大学内的学生会和学会多是由左派的人领导。

南大成政治斗争焦点
老实说,从60年代起我们在读书时就被统战的思想所灌输,认为你非左即右,要不然你就是中间的。如果你参加右派活动就把你分开出来。在当时,什么《蕉风》,什么学生周报,是不被左派所认同的。在学运里面只有一个方向,没有两个方向的。不能搞另外一种不能被左派认同的东西。所以王赓武报告书(1965年)一出来,我们就反对。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那时说要看王赓武报告书,我们认为作为学生的领袖本来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本报告书,但是却没有。我们被通知在一份备忘录上签名盖印。而这份就是公开反对王赓武报告书的,然后就去示威。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就这么发生了。如果你问我们为什么反对王赓武报告书,那是因为我们被告知,这报告书使南大变质,把华校变成英校。至于报告书里面真正谈什么,我们也无从去研究和了解。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本事。但是在听了他们所说之后,觉得很有道理:怎么可以把一所由那么多华人慷慨捐助建立起来的华文大学,变成英文大学?所以我们的抗拒感非常大,成了一种运动。这么一来,就与政府产生冲突与对峙。

我记得在王赓武报告书发表的前一年,大概是1963或1964年,那时我住在宿舍内,陈瑞献就住在我隔壁。他不参与任何事情的,他是个很静的人,也不跟我们讲话,最多是打打招呼。他有他的世界,我们有我们的活动。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学生楼,活动多得不得了。我记得1964年有个活动,就是让红旗插遍马来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马来西亚的每一个大小城市,我们都插满了红旗。意味着要“解放”整个马来亚半岛。

我们在那个年代,参与了左派的运动,包括文化、教育和政治方面。当时政府(新加坡已加入马来西亚)对南大非常不满。有一次它来捉南大生的时候,是凌晨三点,我们在南大的宿舍睡着,突然灯一亮,看到很多军警,大概三千个拿着枪把学校包围起来,包括学生宿舍。他们要我们开门,一间间搜,一间间捉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捉蓝炽理的时候。就说:“You are wanted”,然后就马上把他拉走了。当时南大很多同学就是这样被扣走了。有的人逃掉,逃不掉的就被捉。

你会感觉到学运在南大的一股力量。

最明显的就是1963年的选举。社阵跟行动党斗,那是南大生捲入最厉害的一年,几乎每一个晚上他们都坐巴士车去竞选、宣传、贴标语和拉票等等,什么都做。所以南大生跟社阵好象都没什么分别的,不能分的。至少我们马来西亚人的感觉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参与。我们在这运动的过程中,感觉南大生和社阵是一起的。你可以想象社阵失败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怎么看待你(这些南大生)。因此将南大改制已是预料中事。通过王赓武不过是一个学术层面,让人们觉得这是学术权威提出来的,没什么好反对。

我自己后来读了王赓武报告书,觉得它没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要强烈反对?读英文并没什么不好。中英文都读不好吗?当年为什么我们却那么激烈反对?就好象毛泽东所说,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这中间就没有了折衷的余地。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左派的运动,在经过统战从1953年建立到1966年的时候,已是达到了高潮。不过在1966年后,尤其是新加坡社阵也走向激进的街头斗争,整个运动到了1969年的五一三后就出现很多震惊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産生不是马共所能预知的,也不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它是个种族冲突的事件,并不含有所谓反共的意识,也不含有所谓民族解放的斗争,而因为是种族利害关係。五一三就这么在吉隆坡发生,马共也感到惊奇与愕然。

就如陈平的回忆录指出,1969年过后,很多人进入森林。他的党员在1969年过后增长一倍。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搞统战,也就是所谓的「议会斗争」已经失去了意义,左派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了。所以包括在新加坡的社阵才有所谓“杯葛大选”的事――他们从1967年就开始酝酿杯葛大选,1968年就成为一个气候,到了1969年就乾脆不参加选举了。你说新加坡的社阵跟马来西亚的社阵有什么分别?除了思想意识有些争议外,其实是一码事。因此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反对马来西亚,为什么到1967年的时候还是那么坚持,到了1969年以后也是持续斗争。

当时有一些南大生出来做建筑工人,他们跑去工会、去工地做什么?因为受到左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为走工农兵服务的那一套,下乡锻练嘛,只要毛泽东说的就对,社会主义就是好的。左派从不分析斗争为什么这么残酷,为什么“百花齐放”后又四处打压。我们没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只知道只要毛泽东宣扬的就支援。所以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高举着毛主席的语录,高举着鲁迅的旗帜,左派都是一窝锋的涌上去。当时出版的刊物,很多都是以鲁迅做封面的,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鲁迅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
马来西亚为何会允许呢?因为鲁迅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是。放毛泽东是不行的。但是放鲁迅,他是文学家,很多战斗的意识形态就藏在其内。新加坡的职工会特刊、新加坡社阵的报纸,全部都是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内。当年新马一带的左派知识界,已经一头栽进去了。

我们之所以有反思和反省是在1976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份子也是后来才惺惺然地认真的思考这样的问题。这就难怪在初期的左派都很抗拒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你知道马来西亚有不少左派的知识份子,他们在1980年代初期看到中国在转变的时候,都是很惊讶的。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理想社会或共産主义社会是一个很纯朴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讲求革命的,比我们先进的社会。但是在看到中国人这么变的时候,他们的理想都成了幻影。整个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思想也就被冲击了。

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左派知识份子为何在文革之前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那么大?因为他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非常着名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说文学是为政治服务,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除了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其他文学都是不健康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左派运动在1958年时,就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是新马左派学生秘密文件来传达,就是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讲话,成为新马左派学生必读的文章。也就出现很多人跟着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来进行创作。例如当时1958至1960年出现了很多左翼的文学作品,并带有共产意识在内,其无产阶级的色彩非常浓厚。

马大华文学会在1970年代开始,也是被指说是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指导思想来鼓吹文艺,一直到1974年才被政府腰斩。他们为何受到影响?因为1969年的五一三过后,国会民主就因为种族课题而关闭两年,直到1971年才恢复国会的民主,那时马华公会受到很大的挫折。有人说它没有资格代表华人社会,陈修信就为求振作,提出要求华人大团结。于是有人献议说,因有相当大部分的华人是左倾的,为了团结他们在1971年刚好吉隆坡发生水灾,就通过邀请香港的银星艺术团,也就是长城电影公司的石惠、傅奇等这些艺人组织一个团来吉隆坡演出。他们的团就叫“春到人间”,到处表演。

不过,我们的政府挺谨慎,仅允许他们在吉隆坡表演,而表演节目和歌词,可以多少带有无产阶级的意识,但不是很明显。经过那次演出后,他们所撒出的种子就在马来亚大学的华文学会内散发出来。这个马大华文学会跟着“春到人间”表演了“春自人间来”和“春蕾”,并在全马各地演出。其中有一些节目是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系的。

此外,他们也出版大学文艺。这个左派刊物随后被压则,学运界的公开性左派阵线就这样消失了。

其实在70年代,马共也出现了内部的斗争。竟然分成三派,彼此互相怀疑,相互倾轧。一派是中央派,一派是马列派,另一派是革命派。三派之间的对峙与倾轧,一直到1985年,马列派及革命派才开始跟泰国政府谈判,慢慢缓和局面。

有个女马共成员曾经自首写过一本书叫《我要活下去》,里头就有揭露一些真实故事。让人很感惊讶。

现在很多资料已经解禁。伟立的研究很好,提出亲共分子,包括林清祥是不是马共,谢太宝是不是马共?他们其实不必成为马共,马共也不需要他们入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如何收集入党的资料和档桉?落在对方手里就不得了。

可以说马共是在后期,也就是在马泰边境建立了根据地后,才有所谓的入党仪式,必须通过考验才能成为共产党员。所以你的研究很有意思。

伟立:但他们是亲共分子对吗?
谢诗坚:他们也许是也可能不是亲共分子。我可以跟你讲个故事。事关赛查哈利,马来前锋报的前总编辑。有一次他到槟城来找我,我就跟他对谈,并谈了三个钟头。我问他怎么会被捉?因为他是《马来前锋报》的,是反殖民的,但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他的确不是。马来前锋报原是新加坡已故总统尤索夫创办的。它当年并不走极端,只是有左的思想。赛查哈利做总编辑的时候有参加亚非新闻工作的会议,他是新加坡人。因此当《马来前锋报》在被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接管后,就将之改组并把他给解雇了。赛查哈利因为不是马来亚公民,就被赶回新加坡,永久禁止他入境(1961年),直到最近才被解禁。

赛查哈利回到新加坡后,当时[参与]新加坡的人民党,这个人民党跟波斯达曼(Ahmad Boestaman (1920-1983))的马来亚人民党是同一码事。他们要赛查哈利领导新加坡的人民党,他反正没什么事情做,而Ahmad Boestaman是他的好朋友。他就答应了而成为主席。但是他对人民党在1959年参加大选时,被马共方壮壁影响选情感到不解。他在最后一刻钟收回对人民党的支援,4名候选人全败耿耿不怀(在这前一年,方壮壁也运用影响力促使工人党的市议员辞职,以向李光耀证明其影响力)。 赛查哈利说他很生气,认为方壮璧怎么可以代表人民党,他说他一直把这个疑团收在心里。

1990年,他说,当马共签署和平条约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的跑到曼谷找陈平,一共见了两次。他质问陈平,怎么可以让方壮璧代表人民党来做出这个新加坡的决策又跟李光耀谈判。陈平说,其实他并没有下达什么指令,因为方壮璧躲到廖内去,而在新加坡的马共联繫系统很差,没有联繫,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只是被授权在新加坡拥有全权的代表。陈平说,如果方壮璧的所作所为对你造成伤害,他愿意道歉。赛查哈利说,共产党搞的玩意儿怎么可以这样。我们的这个左派政党应该受到尊重和被徵询。但是你可以想象在1960年代,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左派的学运就是这么一码事。你不能以为你是领袖就决定一切,因为你不知道谁最有权力?你能做学生领袖可能是因为你表现不错,有成就而被人家推选做领袖,但并不等于你有权做出决策,那根本是两回事。经赛查哈利这么一讲,就使我想起1960年代的事,情况是一样的。他不能怪什么。

周伟立:所以统战的领袖未必主宰整个统战?
谢诗坚:统战的领袖不能主宰统战的路线或决策。你说林清祥能主宰一切吗?

参与学潮的经历
我在1958年时读中一,那时才开始懂事。这是一个风起云涌,国内外情势变化多端的年代。我就读的韩江中学当时发生罢课的学潮。我们就跑到礼堂凑热闹,跟着台上喊叫。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这是年轻人应该争取和表达的东西,是正确的。我们对不合理的事情要反对(事关毕业刊被腰斩的抗议)。

我们一开始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也就是说,你要跟着大哥大姐走,他们告诉你为什么要反对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听了都一知半解,中一学生嘛,怎会知道那么多?

不过,整个罢课的过程是很有秩序的。

后来学校来了警察。对我们学生来说,警察到来必定是很严重的事。我们就问高年级的学长出了什么事。他们说是来捉人,捉学生领袖。

那时就开始知道有所谓学生领袖这样的名词。到了中二,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多了一些,并开始阅读课外书。所谓的课外书多是来自中国,因为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开始阅读有选择性的文章,也由此学会写作,思想上也渐渐受到这些读物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长年累月而成的。就在我们慢慢升上高中时,我们也开始写些理论和批评的文章,针对一本书发表评论等等。

自然而然地我们慢慢建立起一种批判精神,但却偏向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

在学校里,我们也有很多文化活动。上课后就忙着这些活动。韩江中学在当时的左派势力是很大的。因为当1956年锺灵被改制后,学运的中心就转移到韩江中学来。韩江因此在当时成了北马的学运中心。学生有二三千名左右。

不过看回这段历史,我发现凡是在华侨中学发生的事,我们这边也会发生,理由是整个运动是一条线的。新加坡有什么运动,这里也会跟着发生。

那个年代,槟城这个地方特别多事。它跟新加坡可说是连体的。历史显示,在较早期,槟城有很多左派人士出身,尤其是锺灵的学生。马共在1930年成立后,调去新加坡领导的是槟城人,而且是锺灵的学生。不过发展到后期,1950年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新加坡已成了运动的主导,因为他们已经培养了一批人,而我们这边是北马的核心。

刚才说过了,凡是高中毕业的,他们的第一个愿望是进入南洋大学继续修读。它是我们的文化圣地。除了追求学问是一个理想,也因为南大符合了我们的一个更远大目标。我们能去我们理想中的文化圣地“朝圣”是很光荣的事。

为什么我们跟新加坡的朋友能那么融洽共处,就因为大家有很多共同处。例如当年新加坡有很多康乐和文艺表演,我们都去参加,也能够理解。在中学时我们也有同样的表演,它是一脉相承的表演艺术。也因为这样,南大一有学潮,就能带动其他学校,包括马来西亚的也有同样动作。在那时,学运已是以大学为标准。这个中心点就可以领导整个马来西亚的学运。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志愿进入南大。有了这样的理想,大家就会大无畏地去进行各种活动。当时南大学生是义无反顾的,没有考虑到后果,就是一心一意要进行教育文化线上的一种斗争。

不过,它后来也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当我们从原本的一个平和的文化斗争走向政治斗争后,你的人生就得面对严峻的挑战。在那个过程中能不能承受那种煎熬和磨炼,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其时我们参加左派运动是很公开的,也会认为参加南大的学运是合法的。我们被教导运用民主的权利。即使上街示威也是民主权利的表达,并没有引用暴力。但是人家看来就已经是倾向非和平了,尽管我们的理解是这只是一种和平斗争的表态。政府却说我们可通过投票选举表态,为何要上街游行,破坏人家的经济,破坏人家的生活。两边的看法不一致,难免就要引起冲突的。

左派当时的一个直觉是,中国所走的路是没有错的,毛泽东是不会错的,否则就不会有新中国了。社会主义肯定是美好的。因为左派当时被灌输的一个印象是,社会主义在1960年代的斗争,肯定会在1980年代在东南亚实现。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可以从中国吹到东南亚。所以当你被灌输说,20年后你就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子民,你会不向往吗?那种斗志是很高的。最多是牺牲20年,因为这个斗争有一个远大目标。并相信会很快达到目标,左派的人也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斗争理念。

新慧:当时的父母不担心吗?
谢诗坚:那个年代的父母有很多孩子,受的教育也不多,在经济和教育上管不了那么多孩子。孩子有没有回家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很自由,我们经常以考试要温习功课为理由而聚在一起。但事实上,我们是集在一起聊天,过集体生活,当然也有讨论功课。我们也经常在学校的礼堂和舞台上睡觉。整个运动的号召力就是集体生活,而且经常组织野餐、旅行等活动。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郊游和搞文艺活动?因为它培养出来的思想有真实感。有凝聚力。

我们因此看到,在学运中,从华文中学到南洋大学,再从南洋大学到及后的马来亚大学,整个运动就是这样走下去。直到1970年代末期才告一个段落。

昭程:你有机会接触现在的大学生吗?对比之下有什么感想?
谢诗坚:两三年前,我经常接触理科大学的华文学会的学生。时常跟他们对谈。理大华文学会的学生并不认同共産主义或无产阶级。不过他们似乎有一种新左派的思想。他们有社会主义的想法,但不会激进。他们看不惯的东西就会提出,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我觉得他们受新左派的影响特大。对政策有一定的抗拒感,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声。据我所知,这种新的社会主义要求不能有太多限制,也不搞颠覆,而是在现有体制下求变革和改良。理大过去两三年有一批学生是有这种新社会主义的思潮。不过,近年他们已经降温下来了,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依我看,华人社会会被要求或引导来对回教化的运动産生一种新的理念。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即存的东西。我们生活在马来人占大多数的社群中,只能要求他们做到能适应每个种族,但不是排斥其他,否则反弹会更大。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除非你要革命,否则你得按照既定的环境去求生存和求变革。今天的中国都已经不叫你革命了,而是改革开放。

我是觉得这个时代,有的变化不在我们掌握之中。有些东西是我们在年轻时,在所处的年代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过些时候,十年、二十年之后,想法会改变的。

往事如烟,回想起事,已是过眼云烟的前层往事,是是非非,由历史来判断。

推动韩江学院和文化馆成立
我读过大学,后来才考到中国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年轻做过报馆。目前从事自己的药业生意,也献身教育工作。韩江小学及韩江中学是我的母校,韩中曾经非常辉煌,有三千多个学生,也曾是左派运动的核心,一时呼风唤雨。但是当我在1994年进入董事会的时候,我的母校已经走下坡,剩下300多个学生。我们一批人进去重振这所学校,前后花了500万元,把这个中学重新搞起来。不过,我们也知道毁掉一所学校三天,建立一所学校非三年十年不成。到了1998年,我们终于看到学校恢复了元气。但是校园这么大,我们就想到要建立一间学院。虽然不容易,但在只要有这个斗志是可以完成建立学院的理想。这方面当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就跟董事长商量。我跟他说,钱由你找,其他方面如学院的构想等等由我来想。我们要办的是一所正规的学院。一年后,我们拿到准证。学院从大众传播系开始,因为我对这方面熟悉,可以培养后进。

董事长丹斯陈国平是南大的,我也是南大的,我们请来的院长王云霞博士也是南大的。所以我们三个南大生连同其他董事校友及社会热心人士一起把这所学院搞起来。要说南大精神,这就是一种体现。

我们起初花了150万重新改造软体建设。初时(2000年)有200个学生,隔年有400个学生,2002年500个,2003年有差不多700个学生。希望每年能突破。学院现在有五个科系。

你们看到的华人文化馆也是我们集体构思出来的。为什么要做呢,三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说我要开一个中文硕士班,他们说怎么开呢?连中文系都没有。我就请他们派一个教授来,帮忙策划一个中文系,做个计划书让我们呈给政府。他就是目前在暨南大学的华文学院当院长的郭熙教授。

后来如愿开了中文系,我们都很开心。中文系第一年有20个学生,我们感到很满意。第二年,我们再跟南京大学联办硕士班。结果有二三十个学生。

2002年的硕士班,也是有廿余人。今年2004年开第三届,有19个研究生。都是南京大学教授负责,并颁发学位。

有了硕士班、有了中文系后,韩江还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文化馆。我们感觉似乎不能传承文化。因为学生毕业后都走了,还怎么发扬中华文化和传承整个华文教育?他们都把学问带走了,留下的只是图书馆的东西。但是图书馆是一个综合的藏书地,不单是给中文系或中华文化的。所以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华人文化馆。但这需要50万元,也需要人才。刚开始的文化馆很小,将来还要不断扩大。

韩江学院的商学系、电脑资讯等及理工程系的教学媒介是英文,中文系是中文的,大衆传播系有20%是中文的。有些科系如果不用英文媒介,就追不上西方大学,难于进行联课程。

但韩院的学生都有中文能力,他们在毕业后也可以去中国或台湾衔接大学第三年的课程。目前我们有近百名毕业生在各国大学深造,其中十五名己在大学毕业,考取学士学位。

我们的中学是独中。韩江中学是北马唯一不改制的学校。但要搞好这个独中,也需要学院来支持。由学院带动独中发展,两个配合起来,效果会相得益彰。

马来西亚是先有南方学院,10多年前成立,后来有新纪元,之后再冒出一所韩江学院,这是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我们整个学院的成立是凭着一种信念和吸收人才而茁壮成长。

办教育给我们的最大感触是,必须放下私心。因为教育的责任是教育下一代,而教育下一代的目的是成人成才。能成才是办教育的人的骄傲。我个人感觉到不搞文化事业,也可以从另一个领域为社会服务。但我们从事教育不是为赚钱,反之还得贴钱出力,因为我们是非盈利的学府。当我们个人觉得经济还可以应对时,投入教育是件大好事。后进不需要感激我们,只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的,记得是韩江学院栽培出来的。这就够了。只问耕耘,不求回报是我们坚持的奉献。

(本文原载2004年4月号的《圆切线》,由《联合早报》的吴新慧整理,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现经谢诗坚修改及补充后成此文,仍具有时代历史意义。特此附识。2010.5.10)

韩院不断精益求精
下面的资料未在《圆切线》出现,因此特将之补充,以使读者更进一步了解韩院一路走来的发展与变化:
配合着中文系本科班及硕士班在2002年的开办,董事会的另一个计划就是在韩江校园内设立一座华人文化馆,以彰显华人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用以发展韩江学院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2003年6月29日这座华人文化馆大功告成,举行隆重开幕典礼,恭请时任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主持开幕,应邀主要嘉宾有中国驻马来西亚政务参赞杨玲珠女士,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及澳门科技大学黄枝连教授,一时冠盖云集,象征着华人文化馆凝聚而成一股文化汇流。

整个修建工程总共耗资马币33万元,概由本校署理董事长连承杰独立承担。自此之后,华人文化馆已成为收藏和研究华人历史的地方。

虽然如此,经过七年的展示后,董事会仝人又对文化馆进行翻新,使它成为真正的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展示中心。因此除了扩大面积,使占地超逾一万方尺外,也决定重新布展,用现代科技辅以历史照片将历史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第一,那肯定是当下全马唯一的最集中表述槟城华人奋斗史的学院;间中也不忘表扬潮人及时人兴学办校的伟大精神。

华人文化馆因为有了开头,才有了今日的改进。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是韩江的一盏文化明灯,照亮华人在建国过程中的前进道路。这样一来,文化馆、中文系及硕士班已三位一体构成韩院的另一大特色。

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
2006年,韩江学院又取得另一个突破。我们决定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http://hctvnews.net),除了供学生进行实习外,也通过网路发布电视节目和新闻报导及评论。

在10月28日,我们邀请了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主持开幕礼。其深长的意义是韩院经过7年的打拼,已有能力自设互联网电视台及电子报。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也是不可能的。但在高科技的时代,我们已是掌握了主动权,将传统上属于大集团推动的新闻媒介转成教学的重要部分,这对一向以来依靠“大众传播系”打响名堂的韩江学院来说,有了“电视台新闻中心”之设,无异是如虎添翼的,大大地鼓舞学生的士气,也在招生方面成为具有说服力的品牌。

因为有了电视台之设,我们也先后主持了多场“韩视论坛”开讲,应邀的嘉宾有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林冠英先生、刘镇东、拿汀巴鲁卡周美芬、章瑛、吴秀丽及詹运豪等等。韩视的知名度也因而打开。

就客观而言,在韩院的900名学生中,其中有1/3的数目是就读大众传播系的,他们成了我们最大的生源科系。当然韩院的其他科系也在平均的发展。

迈向大学学院之路
截至今日为止,韩院共有8个科系是获得高教部的MQA(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最高认证。它们是:大众传播系、新闻广播席、工商管理系、电脑资讯系、多媒体设计、会计系、物流管理系及中文系。

所谓获得MQA认证,意味着学生可以凭入学资格向高等教育基金会申请贷学金(PTPTN)。若没有MQA认证的科系,不可以申请PTPTN。职是之故,在2009年,韩院共有109名学生获得PTPTN贷学金,数目有5千到2万不等。总数是150万元,破历年来的纪录(韩院生历年来申请PTPTN(高等教育部贷学金)的数目及款额如下:2008年,40学生,共获贷599,750元。2009年,109学生,共获贷1543,500元。2010年截至3月份,36学生,共获贷578,000元。在下来的日子,此数目会增加)。

除此之外,韩院在2010年也有新的贡献,那就是先后与三间西方大学缔结3+0学士课程在韩院上课。这三间大学是澳洲的南昆斯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英国的胡佛汉顿(University of Wolvehampton)及英国帝塞大学(Teeside University)。

有关USQ课程已顺利开课,反应良好。接下来将在商业管理系及多媒体系方面进军。

韩院与西方大学合办3+0学士学位的课程是必要的,因为这是迈向大学院校的必须途径。唯有与外国大学正式联办课程,在累积经验和其他方面符合条件后,韩院才可依据实况提出申办大学院校(University College)。

目前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需要全体上下一心一意,把韩江三校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完整教育体系的学府。这是我们未来的大目标。

我们希望用“南大精神”来打造我们的未来(巧合的是,陈董事长,我及院长王云霞博士都是南大生),也许不是一条可资探索的道路。
(以上补充资料系谢诗坚撰写于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