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4.17

中国带来的“震撼”?(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尤其后来又出现新加坡、东马的砂拉越及北婆(沙巴)和最后不参加马来西亚的汶莱,更是使到政局剪不断理还乱。
在东南亚国家中,马来亚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半岛。在1786年由英人开辟槟榔屿后开始有较为大量的华人由中国南迁,后来在1819年英人又占有新加坡后,华人基本上是从两侧(新加坡和槟榔屿)涌入马来半岛,自然造就了新加坡和槟城逐步地形成华人社会,相当部分人较后进入马来半岛。
因为新加坡所处的地理环境是个重要战略地位,英殖民政府在考虑批准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就决定把新加坡割除出去(1948年),形成马新在法律上的分家。待到195783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独立时,其人口有627万,其中马来人有312万(占人口49.8%);华人有233万(占人口比例37.2%);印度人有73万(占人口的11.3%)。当年新加坡人口有150万,绝大多数为华人,继保留为英国殖民地。
1963916日,马来亚联合邦在英国同意下,扩大成为马来西亚联邦,也就带动新加坡、砂拉越及北婆(沙巴)也成为独立国一部分,因为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仍是一个独立国家。在那个年代,新加坡有180万人口、沙巴有50万人口(包括华人10万)、砂拉越有75万人口(包括华人26万),与马来半岛合起来,总人口已近1千万,其中华人的总人口(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占41%,但最大的还是穆斯林的马来人和土著。
因为马新在许多问题上无法协调,结果在19658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这对在新加坡当政的李光耀是沉重的打击(他曾说不知如何领导近200万的人口走向未来),他与左翼划清界线造成新加坡无法靠近中国,也未能建立起政治联系。于是以色列和台湾成了新加坡学习的榜样。同时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应是最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90年),为的是不要得罪印尼,宁可等到中印1990年复交后才宣布新中建交。自此之后,中国在改革开放有成效下,也加强与新加坡的文化、艺术、体育与贸易的交流,但双方无法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共识,只能通过东盟建立集体关系。
马来西亚则是东盟(1967年成立)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74年),因为存在着政治意识的分歧(马共仍在边境活动),双方只能在贸易上有所突破,仍未包括政治和军事合作(直到2015年马中才开始在马六甲海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在这方面,华人起着主导作用,积极与主动地和中国企业开展业务。例如在1974年马中贸易额不到2亿美元,但在2002年时已突破100亿美元。抑有进者,在2013年时达到1060.8亿美元。而在过去的5年(2008-2013),中国已连续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预料今年(2017年)的双边贸易会力争达到1600亿美元(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公布的数字)。
我们不否认华人人口在马来西亚的比例已有所下降,从独立时的37%到近年的23%(华裔人口有741万)(总人口是3100万人),因此如果依斯干达的桂和园卫星市能在实质上提供中国人充为第二家园,也绝不会影响人口的种族比例的变化,毕竟当下第二家园的数目与外劳比较是“小巫见大巫”的。但如果马来西亚不朝向“第二家园”计划迈进,又如何能吸引外资进入?以新加坡为例,即使有过百万的中国人成为居民或公民,也无法影响政府的既定政策。因此所谓“丧失”国家主权之说是不存在的(新加坡人口518万,华裔占74%)。
另一方面,根据官方的数字,马来西亚的国债在2015年达到6305亿元,其中只有3%是外债(欠外国金融、企业和私人的借贷和债券等),另97%是内债。有人认为国债占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54.4%是过高了,政府也承诺再降至53%并认为只要不超过55%,马来西亚就不会陷入还债不起的困境,况且欠的是国人的钱。与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和比利时比较,它们的国债是超出GDP100%,但新加坡没有所谓的金融危机,因为它的国债虽高达2540亿美元,则是分成新加坡政府债券(SGS)及新加坡政府特别债券(SSGS),以鼓励人民买卖债券,而政府累积的资金就用来进行谨慎投资,保障债券有值。因此国债之高是拿了人民的钱进行投资,而不是举债还债或举债度日。
近日马来西亚有单位进行一项调查发现被访问的华裔(48%)认为中国投资进入大马会加重国债。由于报导未够详细,将投资和贷款混为一谈,我们只能说投资和借贷是两码事,也是两个概念。
比如中国已开始动工在马六甲打造一个综合性的大规模发展计划,包括港口和造船等,称之为“皇京港”。中国方面将投入400亿人民币将马六甲“脱胎换骨”。这种投资应不算贷款,更不会伤害大马主权,因为土地及建设的高楼大厦和各项设备是拿不走的。
在过去,马来西亚人总是“埋怨”中国出手不阔,在马来西亚投资很小,希望中国能大手笔投资。果然近些年除了中方发展钦州园及大马设关丹园供双方投资或合资外,中国也已经耗资1500亿马币建设柔佛依斯干达区的碧桂园;中国广核集团也以97亿令吉收购马来西亚财政部企业1MDB属下的Edra公司的发电厂及山东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蚬壳牌马来西亚炼油公司51%股权;另外中方也吸纳或参与投资其它各大项目。
与此同时,中国也宣布将借贷马来西亚550亿令吉供建造从巴生港口到东海岸的高铁工程。李克强总理于2015年访马时也宣布提供500亿人民币购买马国债券,以协助稳定市场。反过来,中国也会将其债券供马来西亚人民认购。
不知为何我们发现到有人对贷款一事不表同意,例如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首席执行员旺赛夫认为中国一边提供贷款,另一边又负责工程的建造,这只能说是中国借贷不是投资,因为中国既提供资金又要揽下工程,似乎是鱼与熊掌兼得。
事实上,如果我们翻查一些有能力的国家,它们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打一个比喻,当1995年首相马哈迪在大选胜利后有问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要送什么大礼给槟城,后者提出了第二大桥的概念与计划,马哈迪就十分认真向日方寻求贷款和原料及工程等。后来日方同意贷款,但条件是所有的钢材要向日本购买,不能用其他国家的。这条件经马哈迪一算“成本太高”(钢材价高及利息也不低)也就作罢!这事反映出借贷国家也希望有所回报。既然大工程还是要让外国企业来承包,为何中国公司在有能力下却不能承包?这样的岔开对贷款者也欠公平?还有竣工后的第8年才开始分20年摊还低息贷款。这条件也够优渥了。如果说中方企业涌进将增加国债是混淆不清的说法,这笔账到底是怎样算的?难道大马为了减少外债也不要建设基本设施吗?

刊登于2017年4月27日《东方日报》

24.4.17

历尽沧桑的木寇山(中)改造木寇山功败垂成

从一开始,木寇山并不曾被规划为旅游胜地,而是把不好的东西堆在木寇山,如检疫站、麻风病院、肺痨病院乃至监狱等。在这种情形下,木寇山被遗忘和弃置倒是可以理解的。每每我们从牛汝莪要到峇六拜时,总会看到对岸有一座青翠的丛林小岛,显得绿意盎然,不禁打从心里质问这座美丽的海岛为何不被发展起来?尤其是我在80年代踏足中国并在较后期走访厦门时被引导参观一座很别致的历史小岛,叫做鼓浪屿后,我对木寇山被用来当作囚禁“犯人”的监牢实在无法理解。虽然在实用上在小岛建监狱是可以防止犯人逃走,但不对木寇山充分和适当的利用则是英殖民地政府和后来的马来西亚政府的疏忽。
其实鼓浪屿是一个很小的岛,但岛上有住家也有名胜古迹,更有郑成功纪念馆(一位从荷兰手里夺回台湾的民族英雄);还有家家户户都备有钢琴,原来它一早就被发展成“钢琴小岛”,人口有两万。
还有在鼓浪屿内不能有摩多和汽车行走,只能有当局提供有收费的电动车;脚车和走路是最利便的交通工具。
80年代的厦门几乎比槟城还要落后。我们在抵达厦门被安置在酒店后,发现所有的餐馆已打烊,最后走到靠近鼓浪屿码头处,才在幽暗的灯光下吃一碗米粉。当时没有桌子只提供矮凳子,如同昔日在槟城的三轮车夫是蹲在小凳子上吃饭。
虽然厦门很落后,但鼓浪屿却是名胜之一。它之所以能吸引人是因为有住家、旅馆和商店。除了半夜一片寂静外,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人走动的,不时也听到优美的音乐声洋溢在空间。鼓浪屿很早就被规划成旅游胜地(在早年清朝时代,鼓浪屿还一度成为外国领事馆的驻地,可见其环境也吸引外国人对鼓浪屿产生浓厚的感情)。
与木寇山相比,鼓浪屿面积是小得多,只有1.91平方千米(约有191公顷);而木寇山有895依格(359公顷)。木寇山的面积不但比鼓浪屿大,而且风景更是宜人。我就不明白为何白白浪费一个旅游景点,让木寇山沉睡了200年(槟榔屿开埠于1786年)之后才惊觉要为它改头换面。
原来这座不起眼的小岛在1969年转为监狱后,就属于联邦政府所管辖,直到1988年才交还槟州政府。
90年代,政府有意发展木寇山,但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还是依然故我,一事无成。
只有到了1997年,槟州政府的子公司槟州发展机构(PDC)才找到属于联邦政府的“城市发展控股公司”(UDA)一起联营木寇山,也就共同成立“热带岛屿度假村有限公司”(Tropical Island Resort Sdn. Bhd.简称TIRSB)。在这方面,UDA占控股,持有51%PDC49%。双方同意分开三个阶段发展。
为了符合发展规划,槟州政府在2001年将80依格(32.5公顷)的土地划为发展地区,租赁期为60年。另外295公顷的土地不能动用,只能保留为森林保护区。
TIRSB的首期计划是在占地20.2依格的土地上建竣雨林度假村,且在2004年开始营业。但因为每年持续亏损而在2016531日起停止营业,自然第二期的计划(建造酒店式公寓、海滨别墅、山景别墅和商业空间等)也就无法开展,更遑论第三期计划(建造高级度假屋)也胎死腹中。
根据丹绒区国会议员黄伟益说,因为TIRSB管理不当,每一年面对严重亏损。在2007年,州政府更提供340万令吉贷款予对方,但直到2016年期拖欠州政府的贷款已累积至440万令吉。截至2015年所累积的亏损更是高达4000万令吉。
整个度假村计划的失败也造成PDC需要负担其亏损的债务。这就是说,亏了要人民买单。
它的失败主要是缺乏旅游产品作为卖点,度假的人没有去处,感觉很闷,也就正如黄伟益所说的“去了一次,就不会再想来第二次”。
这种既耗巨资又无法吸引旅客的度假村,关门大吉也是迟早的事。
由于经营失败,要打造木寇山成为“旅游天堂”已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再任由其“自生自灭”,木寇山就不必与鼓浪屿相媲美了,因为鼓浪屿如今已正式向联合国申请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一旦成功,木寇山又被抛得更远了(2008年,中国的客家的土楼与乔治市和马六甲一起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近年来,木寇山又因为需要转变也就引发成政治的角力战;更成为学者专家及公众人士的鞭伐对象。
当木寇山被扯上政治关系时,就不容易说清楚它的未来。但它的未来又已转到另一个发展集团。我们在下一期将分析因转手引爆的大论争及它的未来规划是否能把木寇山“起死回生”吗?

刊登于2017年4月24日《光华日报》

20.4.17

历史从未证明伊党是巫统取代者 (直挂云帆)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拒绝与土著团结党合作后竟脱口而出向团结党发话(任何政党)若要执政马来西亚则须在巫统或伊党之间二选其一,前提是合作者要认同伊斯兰教义。
但回顾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打从50年代开始,巫统的分裂导致拿督翁(创党人)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虽然伊斯兰党也是在同一年成立,这些少数宗教分子更因不满巫统未极力推动伊斯兰教和文化才选择另立门户的。
在那个年代,拿督翁尝试走多元路线(反对巫统不开放让非马来人入党),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巫统则在1954年与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但这时偏向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路线,因为有了华人政党及印度人的政党在内,也在当时成为受落的组合;反之拿督翁的国家党竟全军覆没,结果导致拿督翁在后来走回种族主义路线(1959年大选,以登嘉楼作为其竞选中心),才得以当选国会议员。但此时的联盟已经壮大,拿督翁再也没有角色可扮演了(1962年逝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
与此同时,在1955年时,伊斯兰党仍是一个小党,但意外地赢得一个议席,剩下的51席由联盟占有。
在选举之后,伊斯兰党发现其影响力不足,根本无法抗衡巫统,也就在1956年请了一位拥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政治人物布哈鲁丁前来领导伊党。布哈鲁丁原是战后马来国民党(1945-1950)的主席,后因被英政府指控受共党渗透而被逮捕入狱,党也被查封。出狱后的1955年,他又联合另一位著名的左翼领袖阿末布斯达曼合组“人民党”(以社会主义为政纲)。未想一年后,他认为他的“政治天地”应在伊党,因为人民党已有了布斯达曼。就这样,布哈鲁丁领导伊党参加1959年的大选,但在私底下与反对党有所默契;尤其是与社阵(由人民党及劳工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达成不相互攻击和对议席分配的协调,同时也在登嘉楼让路予拿督翁及其团队参选。
正因为伊党采取了“私下合作”方案,也就在这一年的大选取得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执政权,国会议员也增至13名。这个成绩对伊党来说是成功与胜利的。不幸未及半年,伊党与国家党闹分歧,有数名国家党州议员过档巫统,整个州政权也转手成为巫统的“天下”。
伊斯兰党失去登嘉楼后集中精力守护吉兰丹州。可是在1969年大选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伊党也改变了它的左倾形象,因为那时“社阵”已不存在(1966年解散),劳工党也宣布杯葛大选,而领导伊党的阿斯里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反而与巫统眉来眼去。
当时正好上位的敦拉萨(1970年拜相)有意重整和重组政党之间的关系,也就拉拢伊党参加联合政府(1972年),其他反对党如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联党也被收编归纳在巫统旗下,唯独民主行动党及砂州的国民党未被收编,仍保留为反对党。
1974年,巫统也就将“联盟”改头换面成“国民阵线”(国阵)。在成员党从3名扩大成9名后(到如今发展成13个成员党),巫统的权威进一步确立了。所有的成员党都得以巫统的意识为依归。
可是伊斯兰党在三年后却自我分裂,一派以当权派阿斯里为首,另一派以州务大臣纳西为首,在抗议声中大打出手,于1977年被中央动用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更迅雷不及掩耳地把伊党排出国阵,且举行丹州闪电大选(1978年)。伊党在支离破碎下,遭遇空前的失败,不但失去丹州政权,也一直爬不起来。
尽管在1989年由发兹诺取代尤索拉哇(中庸派,他取代阿斯里在1982年成为党主席),表现出宗教路线,但伊党不可能单独参选而能震撼巫统(从197819821986年的三届大选来看,伊党都一败再败的),直到1990年,伊党取得了东姑拉沙里成立的“46精神党”的合作(拉沙里因1987年竞选主席失败后,在1988年离开巫统,而在1989年成立“46精神党”)才得以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在此之后,伊党在等另一个春天,而这个春天不期然在1998年降临,因为安华的跌马,很快地联合伊党与行动党合作。这一合作给伊党带来前所未有的荣耀。1999年的大选,伊党保住丹州的同时,又再一次拿下登嘉楼州,国会议员也空前的增加至27名。
换句话说,伊党是必须与其他反对党合作才能有佳绩有突破。偏偏伊党不信安华效应,也就自行往“回教国”的道路迈进,结果是行动党离开替代阵线(2001年),公正党也无法与自大的伊党合作,也就在2004年的大选中反对党又再一败涂地,只能保住吉兰党州政权。这说明了反对党合则强,分则弱,伊党也没有例外。
伊党的再一次翻身是2008年的大选,也是在安华的说服下,才勉强地拉回伊党与行动党有限度的合作(避开三角战,不谈回教国,只谈福利国)。
这一回真是上演一场巨变的政治剧,反对党拿下5个州政权,伊党除保住丹州外,也意外地取下吉打州;更由伊党人出任吡叻州务大臣。
到了2013年的大选,在仍然维持反对党的合作(以民族主义路线面对选民),又再一次展示出反对党的威力。除了保住三州政权外,又取得89个国席,促使民联誓言要在下一届(2017年或2018年)拿下布城。
讵料政治的变化,使到反对党又重新洗牌,巫统也面对内部的震荡和某种程度的分裂。
2015年伊党与行动党断交,民联瓦解后又出现从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再加上马哈迪及慕尤丁领导的土著团结党,这意味着反对党有必要整合与守望相助,不是为了打破哈迪阿旺的“狂言”,而是要真正形成一个团结的队伍,才能与国阵来一场较量。如果反对党阵线(希盟)找不到切入点,应有一位权威或精神的领导人在主导大选。若是4个团队排排坐,权力均等下更易发生冲突和矛盾。这个人选除马哈迪外别无他人。还有希盟也要证明,下来的大选是国阵与希盟之战,伊党既不加入希盟,也不与巫统联手就要靠边站了,可能战绩会大不如前。毕竟历史也从来没有证明伊党单打独斗能拿下巫统,如今在三角战中又以什么作为筹码来认为伊党是巫统的替代者?

刊登于2017年4月20日《东方日报》

17.4.17

历尽沧桑的木寇山(上)(现代春秋)

我在担任新闻记者时曾经访问木寇山两次,一次是在60年代末期;另一次是在70年代。两次都是应官方邀请访问。但第一次是去参观木寇山的麻风病院和访问麻风病人,以了解为何会有麻风病院之设。
由于相隔久远,我印象中的记忆已不是很清晰,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些担心,因为曾被告会传染的,而且一旦发病,人会变得丑陋与不雅。
我也曾经访问一些病号,但他们多数居住多年,已对环境十分熟悉,也不害怕遇见陌生人。我们后来也被告知此病不会传染,而是有遗传,也就较为宽心。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乘官方的游艇去木寇山的。
第二次应邀访问木寇山也是官方安排的,主要是让新闻界了解已转型的木寇山不再是“麻风岛”,而是新型的监狱,共有三座大牢房。因为被监禁的是被认为“犯法”的人,而且挤在一起,环境不可能清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座牢房可以让“犯人”分成两排齐睡,似可容纳百人。至于他们白天是被分配劳动也做一些匠工手艺的工作。
我忘记了在访问那天共有多少“犯人”住在木寇山,因为我们不准访问“犯人”,只能参观。
最近的“槟城论坛”有主讲人提及这个岛曾关押政治犯,古迹信托会主席林玉裳说这个岛也曾关押马共领袖拉昔迈丁(在1955年与陈平参加华玲和谈的其中一人)、伊党主席布哈鲁丁(他曾是马来国民党(1945-1950)的主席,有左翼倾向。在1955年与布斯达曼共组人民党,但在翌年转入伊党出任主席。他在1965年被捕而在1966年出狱)及人民党主席阿末布斯达曼(他于1963年被捕,而在1967年出狱)。
如果说木寇山在1969年后才转成监狱,那就不可能关押伊党主席布哈鲁丁及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等人,因为他们已在较早前出狱了。
还有在我印象中,当时被关押的“犯人”(包括被判刑的及在内安令下被扣留的)有不少是华人,有哪位著名的华裔政治犯在木寇山被拘留过呢?
到底木寇山是关押各种“罪犯”的地方还是政治扣留者的营房?这也需要学者们及林女士协助弄清楚的,如果往警方档案一查,就可了解其性质了。
话说第二次在访问木寇山时,我曾看过断瓦残墙的麻风病院已废弃不用(当时没有感觉到修复的必要,因为还不流行“保护古迹”)及并不雅观的三座大牢房,还有遗留下来的免疫站。此外,也看到一些坟墓及破损不堪的教堂。
如果根据林玉裳的说法,共有5332副尸骨长埋岛上,而所见的少数坟墓应是相当久远的;但有更多的人是草草安葬或海葬或火葬。
其实木寇山被形容为森林保留地也不为过,因为从英国人开辟到今天,木寇山依然是一座山明水秀的美丽小岛,即使有被使用,也是用在不受欢迎的地方(比如建麻风病院及监狱),未曾有良好的规划。
就此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历史来考察木寇山为何一直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旅游胜地?
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之后,他是连木寇山也一起占有。
1794年,莱特病逝(终年54岁),当时槟榔屿的人口已逾1万人(大多数是华人)。在1800年时,第四任总督李特向吉打苏丹拿下威省(威斯利省)作为保护槟榔屿的屏障。
本来莱特拿下槟榔屿时是向东印度公司承诺要发展成一个军事港口,以供英国海军扩大地盘做准备,但因为槟榔屿本身缺乏参天古木,不能转成造船的原料,也就被其好友史谷特建议在木寇山发展军事港口和造船厂。因为他已拥有牛汝莪及峇六拜的大片土地,发展木寇山正合其意,结果他大失所望。
除了槟榔屿不可能同时发展两个城市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将缅甸的木材通过海运漂流到木寇山很不方便,解决不了木材的供应,而且成本很高;更缺乏造船的的工程师,也就在1810年放弃对木寇山的开发。因为当时英国已在斯里兰卡发展泰可马里港作为军事基地。
由于木寇山不被看好其前景,再加上莱佛士又于1819年拿下新加坡,其作为军港的条件远胜槟榔屿。就这样,木寇山被人遗忘似的在马六甲海峡静静躺着,没有发展,反而集中发展槟榔屿和威省。
到了1871年(槟榔屿开埠85年后),英国人才在木寇山(Pulau Jerejak)开辟麻风病院,将病患者隔离在这个小岛上,与槟榔屿隔绝,以免传染疾病。继之在1877年,因天花病严重,也在木寇山设立首个检疫中心。虽然在1923年时,麻风病已受到控制,但英殖民政府仍不愿意修改在1901年订下的麻风病患收容条例和检疫和防疫法令;更在1926年制定更严格的管制麻风病患新法令,将所有麻风病人在各麻风隔离营里集体接受长期的治疗(取自陈彦妮及黄义忠《回家》)。
虽然在今天看来,木寇山是个值得发展的旅游景点,但这个占地359公顷(895英亩)的小岛却在殖民地的眼中是不屑一顾的。因此将之发展成麻风病收容中心、隔离移民的检疫站及肺结核病患隔离中心。
根据“槟城论坛”指出,从1877年至1957年(80年)期间,绝大部分到来槟城的新移民均需先在木寇山被隔离,先后总共有113万人被隔离在小岛上,直到检查合格后,才获准进入槟榔屿。至于麻风病人从最初的25名病号到后来竟收容超过7000名的患者,当时堪称最大的麻风病院。
不过根据《回家》一书透露,木寇山不是第一座麻风病院,最早的麻风病院是1860年在马六甲的斯林本岛(Pulau Serimbun),木寇山排第二,下来是吉隆坡的文良港(Setapak)(1893年)、吡叻的邦咯劳勿岛(Pulau Pangkor Laut)(1903年)、砂拉越的拉惹查理布鲁克纪念医院(Rajah Charles Brooke Memorial Hospital)(1903年)、柔佛新山的淡杯(Tampoi)(1927年)、雪兰莪的双溪毛糯(Sungai Buluh)(1930年)及吉兰丹的道北(Tumpat)(1933年)。
但到了2011年,马来西亚仅剩三个麻风院还在运作,它们是双溪毛糯的麻风病院、淡杯的麻风病院和拉惹查理布鲁克纪念医院,其他已经关闭。
木寇山的麻风病院是在1969年关闭的,让位于政府辟为监狱,直到1993年才关闭监狱,另作其他用途。但相关的发展计划一波三折,直到今天还在争议不休中,而实质的发展则未呈现出来,与中国的鼓浪屿比较真是相差一万八千里了。我们容后再谈为什么木寇山会成为一个争议的大课题。

刊登于2017年4月17日《光华日报》

13.4.17

伊党究竟是赢家或输家? (直挂云帆)

在首相纳吉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下,终于上演了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虽然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坚持提呈355法令修正案屡次遭到阻力而未能正式立案,但在4月6日的国会会议上,哈迪阿旺在议长的放行下终于成功提呈他的私人法案。
这项355法令的修正是为了扩大伊斯兰法庭的权限,例如原本最高3年的监禁被提高至30年;原本最高5千元的罚款被提高至10万元及原本最高鞭刑6下则被提高至1百下。若是这宗法案被通过就意味着我国进入了“一国两法”或“一国三法”的奇怪司法。所幸哈迪只是提呈法案而未获得辩论的机会。因此他是否会在下来的7月国会展开辩论就不得而知。因为这一道修正案在兜兜转转数年后还是停留在初级阶段。记得在2016年11月时,哈迪阿旺先被批准在国会提呈法案,后却主动要求延至下一次国会(今年4月)再提呈此动议。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哈迪第二次呈修正案的机会。
可是为什么哈迪只是提出而又没有辩论,这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就国阵的立场而言,非穆斯林议员自然会反对这项法案,而巫统议员则陷入进退两难中。如果巫统一意孤行,恐怕会遭致东马的国阵成员党产生离心的抗拒。国阵是不可能以此作为赌注的。
正因为有此顾虑,首相纳吉在衡量轻重后决定采取“半路战略”,让伊党提出法案而不辩论,走一半路又停了下来,算是给足面子,也让哈迪下得了台。这样一来,355法案究竟是伊党的政治筹码或是政治石头?大家都说不清楚。只知道有关修正案渐渐成为伊党的包袱。而另一方面,又让反对党产生歧见,为此法案争个不休也就达到分化反对党的目的。例如反对党中两位重量级领袖各有话说,公正党的实权领袖安华建议成立一个国会遴选委员会以深入研究这项修正案。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则建议回教法庭不能随意提高现有的刑法,同时政府应提高回教法庭人员的专业水平。
换句话说,他认为提高专业水平处理案件比施以重罚更为重要。如果我们不严肃接受惩罚是为了教育犯法者,则会出现狂热的现象。在没有考虑到伊斯兰公平原则下,就会倾向随意惩罚罪犯,这形同污蔑伊斯兰教。
因此如果此法案有对刑罚设下条款而不会对现有的犯罪实施过重的惩罚;并让回教法庭的法官脱离公务员体系,如同民事庭的法庭,以保证法庭能成为捍卫大马穆斯林的公义机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他会支持有关符合宪法的法案,但前提是接纳其建议以保证法律公正。
即使安华和慕尤丁有希望通过协商来调整有关法案,但伊党并不领情。伊党的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重申,伊党不会加入希盟,也不会和诚信党及行动党合作,现在则延伸至不与土团党和公正党合作。对此伊党副主席伊德里斯阿末指出伊党放眼在下来的大选角逐80个国会议席(在上届大选,伊党角逐73个国席和237个州席,但只赢得21个国席(如今在分裂下,伊党只剩14名国会议员)及80个州席(另5席过档诚信党)。
在没有迹象显示巫统会与伊党合作面对第14届大选下,伊党的独自上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它要面对几方面的夹攻,在行动党的影响下,华人支持伊党的现象可能会减少;马来人则在反对党联盟的争取下,也会使到伊党得票可能减少。这对有意要扩大势力的伊党是严峻的挑战,除非巫统作出有限度的让路,不然伊党要保住上届的席位也是有其困难的。
另一方面,针对大选日期,公正党的领袖拉菲兹揭露大选极可能在7月举行,到时国会已解散,也就不存在哈迪阿旺的私人法案会进入辩论阶段。
拉菲兹提的日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因为刚好过了6月的开斋节,也算是一个欢乐的季节;反之土团党总裁马哈迪则以为9月大选的可能性较大。
不论是7月或9月,一般人都是计算在今年内举行新的大选,虽然首相拥有权力在明年(2018年)的6月前后举行大选,但这样的季节是比较看不清时局的演变;尤其是世界经济走向不会明朗化,也会成为国阵的一个负担。
还有另外的重要因素是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也存在着内部的矛盾和意见的分歧。比如希盟不主张易名(慕尤丁建议改成人民阵线);委任马哈迪成为顾问的同时,也委任旺阿兹莎出任顾问。这意味着在这个阵线内没有领头羊,无形中会对希盟有看法,毕竟马哈迪已担任首相22年,由他带头领导并没有显示“希盟”变质,反而转过头来抬出马哈迪的形象会有一个象征性的核心人物(目前安华暂时不宜担任顾问职位)。
一旦选举过后,马哈迪也可卸下职务,因为没有参加选举的他是不可能扮演重要和权威性的角色。
既然纳吉已安抚国阵成员党不必对355修正案感到忧心忡忡,而且国阵内也没有出现分裂和内讧的“兄弟阋墙”,也就提供条件给纳吉择日宣布大选。
当下355法令的修正案暂告一段落后,人们的焦点又移向反对党阵线。比较令希盟担心的是从伊党退出来而另组织的诚信党的势力是否能取代伊党?当胡桑慕沙被委为副主席而赋予重任以力挫伊党的锐气时,他能一举扳倒伊党而造就诚信党的时代降临?
就实质而言,不论任何阵线或任何政党联盟,除了应该有共同的标志乃至有基本的共同纲领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位灵魂人物,若是四方权力均等,形成四套马车,就会出现裂痕而各说各话,不利于团结。
总而言之,因为大选的日期可能会冲撞355修正案无法辩论;也可能对法案的辩论再缓一缓。因此究竟伊党是赢家或输家,你说呢?

刊登于2017年4月13日《东方日报》

10.4.17

新关仔角何时脱胎换骨?(现代春秋)

一则来自澳洲旅游网站的消息说,槟城新关仔角(Gurney Drive)已被评选为全球第25个有生之年必须旅游的景点,它排名在第13位。
虽然身为槟城人对这样的评价感到自豪,但我则认为相关的评选是“言过其实”,也无法让人感受到此生非来不可。
究竟新关仔角是怎么样的“独一无二”的景点?非得此生来游玩?这真是有些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脑,因为新关仔角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历史也不长,不论从建筑结构上或街道宽度上或海滩污泥堆积发出异味来看,它都是不起眼的,除非将它改头换面,否则现在的新关仔角简直是“残旧”的旅游景点,一点也不美丽,更已失去昔日的光彩。
故事得从历史说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莱特于1786年登陆槟榔屿的地方在后来称之为“旧关仔角”,就是所谓的“康华丽堡”(英国人命名的城堡Fort Cornwallis)或“乔治市”(Georgetown,由莱特命名的)的地方,这是有些历史依据的,但“关仔角”就不知道从何而来。
按照我的猜想,在昔日有一座华人设立的公馆,称之为“Corner Club”,久而久之,当地的华人就为这个地方取名为“关仔角”,即取Corner Club的译音。
至于洋人则将之称为“Esplanade”,意为面向大海的“休闲广场”(它的大草场就在康华丽堡旁)。由于它与康华丽堡(城堡)俟在一起,也就被视为是在1786年由莱特所“开辟”的。
1930年,市政局计划在沿关仔角北上的不远处开辟一条新海堤路,但因部分土地属于私人,也就由市政局买下。在1934年终于完成第一阶段的工程,全长510尺,且在同年1010日正式开幕,命名为“北岸道”(Northern Drive)。翌年(1935年),有关公路延长至1970尺,开放给公众人士使用。
到了1940年,这段“北岸道”已发展到2380尺长。本来打算再延长衔接至弯岛处,因日本南侵,一切计划停顿下来。
1952年,英国驻马来亚钦差大臣亨利葛尼(Henry Gurney)在1951年被马共伏击丧命。为纪念这位“反共大臣”,一些英殖民官员建议将车水路(Burm1h Road)改为葛尼(Gurney Road),但不被接受,反而建议将北岸道改名为“葛尼道”(Gurney Drive)。于是在1952829日正式命名为“葛尼道”。
不论是“北岸道”或“葛尼道”,当地的华人一律称之为“新关仔角”,而将原来的关仔角冠上“旧关仔角”之名,以作区别。巧合的是,Corner Club后来也迁至新关仔角。这样一来,两个名胜地相互映辉。
不过在1956年独立前夕,市政局总监建议将“葛尼道”改称为“独立大道”,结果获得通过,而在195793日正式命名为“独立大道”,并将邦格律尾端的交通圈命名为“葛尼交通圈”。
讵料市议会财政小组会议否决换名,也就保留了原名。
及后在1962年及1963年又有议员提出改名为“松柏道”(因靠近海滩种有一排排的松柏),可是又没有下文(在1962年及1963年时,乔治市议会已归由左翼的社阵执政自然对反共的殖民地高官没有好感,但就不知为什么数次易名不成,似乎不曾看过这样的会议记录)。
虽然如此,葛尼道或新关仔角道路的延长还是在继续进行。在1966年时,全长6261尺,长逾1英里通车。
早年新关仔角只有一些旧洋房,风景优美;尤其是海风吹来更是凉在其中。在60年代,其海滩是干净和洁白的,可以下水游泳,也可以拾蚌蛤和捉螃蟹。
除此之外,在早晨和夕阳西下时,总是有许多人在长堤上散步,这些悠闲的老人或小孩或壮年人都慢条斯理在散步中取乐和呼吸新鲜空气。
可是进入80年代,“新关仔角”已成为风水宝地,不但成为发展商建高楼大厦的适中地点,而且也高价出售豪华公寓。久而久之,一栋栋美丽又豪气万千的公寓、酒店和购物中心林立,交通也跟着繁忙起来而阻塞;更要命的是沙滩被严重污染了。新关仔角不再美丽,直到今天才看到改造工程才开始,但仍看不到新面貌。不知为何澳洲人会列新关仔角非来不可之地?有些不可思议和莫名其妙。
其实在千禧年开始,政府已对新关仔角的改造有了“蓝图”。记得当时的首席部长许子根说,由于日落洞大道通过“以土地换大道”取得完成后,基本上槟岛外环公路已完成第一阶段,下来要在新关仔角一带发展第二阶段的外环公路,一直北上到丹绒武雅。这是需要通过填海计划才能完成的,当然工程也十分浩大。至于第三阶段的工程是从峇六拜横过山边和山地直达新关仔角。还有另提供从社尾到阿依淡有单轨快车的服务。
当这些计划未开展时,却在2008年改朝换代(前朝只能完成日落洞大道这一条“外环公路”)。
今天我们又面对新一轮的发展。根据林冠英首席部长说,新关仔角60英亩的填海地将打造一个综合餐厅、湿地公园、沙滩及沿海红树林的新关仔角港湾(码头)(Gurney Wharf)。他认为在2018年完竣后,新关仔角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关这60亩填海是由东家集团(E&O)所主导。他指出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在将来这长达1.5公里的风景线势必成为槟城的新地标。
根据行政议员林峰成说,全部填海共131英亩。有人质问另外的70英亩又作何用?对此,媒体的消息指出,私人集团有计划发展成一个保健度假城(Wellness City of Dream)的高尚医疗村(约占地50英亩)。
这种医药旅游的扩充也将意味着槟城将成为另一个国际医疗旅游的中心点,在这方面,新填海地区将会建造八条通道的宽敞大道。
这个的愿景若能逐一完成,新关仔角在脱胎换骨后也肯定成为“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是一块真实灿烂的土地”。当一切美梦快成真后,如果有人一生不来新关仔角,我们相信他(她)是有所遗憾的。

刊登于2017年4月10日《光华日报》

6.4.17

反对党阵线跌宕起伏 (直挂云帆)

在50年代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使用共同的标志是偶然的结合,它起于马华邀巫统在1952年联手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结果取得大捷:马华赢得6席、巫统赢得3席;而来势汹汹由拿督翁领导的马来亚独立党(他在1946年创立巫统后,因不满党不同意开放门户,容纳非马来人入党,愤而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只赢得2席,大大地打击了拿督翁的斗志。结果促成巫统和马华连同国大党在1954年组成“联盟”,标志是帆船。
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中共赢得51席,剩下的1席归伊斯兰党夺得;而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连拿督翁也在新山遭遇滑铁卢(在选举前,拿督翁是英殖民地政府委任的“内政部长”,东姑只是一名行政议员)。
未想拿督翁的失败也改写马来亚的历史,东姑身为联盟主席出任马来亚联合邦(自治邦)的首席部长,拿督翁失掉官职,只得靠边站。
当年(1955年)的选举,巫统分得35席,马华15席及国大党2席(这种格局也就在后来成型了)。其中一个理由是注册的选民只有128万人,马来人占107万(84%)、华人只占14万(14.2%),自然不可能有更大的索求。另有46名立法议员是由英殖民政府委任的,林苍祐就是被委任的联邦立法议员,且出任联盟党鞭。
另一方面,反对党不甘示弱,在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主催下,他成功地在1957年2月份召集所有反对党举行会议,以组成反联盟阵线。出席的代表有人民党、劳工党、泛马回教党(即伊斯兰党)、吡叻国民协会(马来人政党)、人民进步党及马来同盟。由于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合作,剩下人民党、劳工党及进步党再度商谈,最后只剩下人民党和劳工党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日)成立“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使用牛头、锄头和笔作为党徽。
1963年,由于巫统内的左翼部长阿都亚兹(农业合作社部长)与东姑闹翻(东姑不接受阿都亚兹鼓吹合作社以阻止中间人的牟利,触犯了资本家的利益)。在被开除后,他结合马来左翼分子成立“国民议会党”,且在1963年参加了“社阵”。一时之间社阵势力获得膨胀。
因为左翼的社阵主张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且与印尼的苏卡诺总统有联系,以致在1964年的大选(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社阵兵败如山倒,只赢得两个华人国会议席。
更不幸的是,这一批左翼领导连同伊斯兰党领袖在1965年被捕,被指控企图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
经此一变,左翼统战节节失利;尤其是印尼发生流产政变后,几乎整个马来社会不再赞同回教是与社会主义共存共荣的。而左翼政党也在新加坡、马来亚、汶莱及砂拉越先后受到打击和重创。
正当左翼统战酝酿变化的时刻,另一股第三势力悄然崛起,在李光耀领导下,他于1965年初促成非左翼的反对党结成“统一阵线”,称之为“团总”(马来西亚团结机构),其成员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砂拉越马华达党、人民联合党、民主联合党及人民进步党。紧接着新加坡也在1965年8月9日脱离来西亚,“团总”也就无疾而终。
没有了李光耀和左翼统战参加的议会选举(劳工党杯葛1969年的大选),也就提供机会给非左翼的政党取代了反对党的政治真空。1969年大选崛起的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进步党不但填补政治真空,而且几乎动摇了联盟的执政根基(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带来了政局的洗牌)。
在洗牌的过程中,第二任首相敦拉萨(1970年拜相)决意收编反对党和重新组成新的联合阵线,“废弃”已不受欢迎的“联盟”。
就这样在1974年“国民阵线”(国阵)诞生了,不再是三党组成,而是扩大成9党组成统一阵线(今天共有13个成员党),选用“天秤”标志取代“帆船”。在强势统治下,国阵一直维持其执政地位一直到今天。
即便在1990年,东姑拉沙里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也只能分别与伊斯兰党组成回教团结力量(Angkatan Perpaduan Ummah)及与行动党组成“人民团结力量”(Gagasan Rakyat Malaysia)。这种小规模的组合几乎无法与国阵相抗衡。到头来是46党成绩差强人意,只是扶起伊党在吉兰丹重新执政。
在不能震撼国阵下,东姑拉沙里意兴阑珊,终于在1996年吃回头草,解散46马来人党(后期改名),号召党员回巢。
当1998年发生安华跌马事件,才又有了新的反对党阵线出现。安华组成了(Barisan Alternatif)“替代阵线”,成员有国民公正党、行动党、伊党及人民党,但没有共同党徽。
这个阵线在1999年的大选给伊党带来空前的大胜利,但却给行动党带来“灾难”。在面对伊党不断鼓吹“回教国”下,行动党于2001年离开替阵。自此之后,替阵形同虚设,在2004年消失。
没有了反对党阵线,反对党在2004年大选时自相残杀,成绩一败涂地。
唯有到了2008年的大选,在安华的调兵遣将下,终于出乎意料地扭转整个政局,反对党连夺5个州政权,国会议员也激增至82名(总数222)。
为免夜长梦多,安华及快地又成立了新的反对党阵线,称之为“Pakatan Rakyat”(人民联盟,简称民联)。
虽然民联继续操作,但在2009年推出的共同标志“梅花形态外加三个弯月”。可惜一直没有注册,也就在2013年大选时还是各用各的党徽竞选。这潜伏了危机随时爆发。
果然不出所料,2015年伊党在大会上通过与行动党断交,又把党内的开明派扫出中央,自然引发内斗而有一批人另立“国家诚信党”(Parti Amanah Negara)。很快地公正党、行动党又与诚信党组成新联盟,取名为“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建议易名为“人民阵线”(Barisan Rakyat)以对抗国阵(Barisan Nasional),就不知会有定案吗?

刊登于2017年4月6日《东方日报》

3.4.17

香港女特首是“女娲”化身? (现代春秋)

毫无悬念的,当香港原特首梁振英于2016129日公开宣布因家庭事故不再寻求连任后,原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第二把交椅)即辞卸政务司长职官职,就意味着他是呼之欲出的特首。
虽然梁振英表面上是因家庭问题放弃竞选连任,但实际上是北京认为应该换人走马上任,因为梁振英的民意太低了。
与此同时,北京也看好林郑月娥的忠诚是值得信赖的,也就授意她准备成为香港第一把手。
由于林郑月娥是北京“钦点”的一号人物,自然以高票获得提名(579人),她只要多得22票,就达到601票而当选特首了。
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凡是要成为特首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150人(选举人)的提名,否则即被淘汰。本来今次叶刘淑仪是势在必选的,未料马失前蹄,突然杀出林郑月娥,顿时改变了整个政局(林郑月娥曾在201611月间宣布去意已定,不会竞选特首。讵料临时受命,要她取代梁振英“收拾残局”),这样一来,叶刘淑仪不仅痛失支持者,也未能取得足够的“入门票”,只能与特首擦肩而过了。
其实叶刘淑仪也不是等闲之辈,她与曾荫权、梁振英及林郑月娥一样,都是公务员出身的。这位被形容为“港岛票后”的女将一度是甚受欢迎的精英人物,在董建华当特首的年代(1997-2005),她曾被委为保安局长,支持落实基本法中的23条文(允许警方在无庭令下得以进入嫌疑人住所进行搜查,防止不良分子分裂国家)。意想不到的是在2003年有50万名香港人在71日上街大游行,强烈反对第23条文。结果叶刘淑仪请辞到美国再深造,直到2008年再度步入“政坛”。
她在2014年时向《纽约时报》透露,准备在2017年参加特首选举。不幸“出师未捷身先死”,也只得遗憾终生了。虽然她与中方关系良好,但与林郑月娥比起来显然是矮了一截。
无可否认的,2003年的大示威也把董建华的声望拉到谷底,备受千夫所指。在情非得以下,董建华于2005年辞职(他在19961211日当选香港首届特首,以320票击败杨铁梁和吴光正,当年只有400名选举人)。鉴于他的第二任任期未满,也就由第二号人物曾荫权(政务司长)出任代特首(2005312日至620日)。接着曾荫权在2005621日当选特首。后来他又在200771日高票当选特首(这一年,选举人又增至800人,曾获得649票打败梁家杰),直到2012631日期满卸职。
接替曾荫权位职的是梁振英,她在2012325日的选举中以689票击败唐英年和何俊仁。这一年,选举人已增加至1200人。
因为梁振英不寻求蝉联,也就出现林郑月娥强势出马,以777张票击退曾劲华(原财政司长)(365票)及胡国兴(退休法官)(21票)。
本届的选举人共有1194名,他们分别是从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及宗教界,立法议员、区域性组织的代表、香港地区人大代表及香港地区政协代表选出各300人,而由中央任命。所以本届具资格投票选特首者只有1194人(少了6人因事故暂空)。
就香港公布的人口数字共有700多万居民,其中一半即350万已登记成为选民,但选民只能在他们的选区选出各级议员,未能参与特首的投票。
香港居民也基于民主的狭隘,缺乏代表性,不断地争取特首普选,反对由选举人决定特首的命运。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比较明显反对小圈子选特首而且主张直选特首的重要人物是陈方安生女士(她原是英国时期及香港回归后的政务司长,后来辞职抗议,也曾加入示威行列)。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位女精英是已退休律政司长梁爱诗。
她们四个人(陈方安生、梁爱诗、叶刘淑仪及林郑月娥)在香港回归后(1997年)成为公众注目的焦点。有者主张特首直选,认真执行“一国两制”;也有者支持中央政策,但倒没有人提出“港独”的主张。“港独”是年轻一代提出的新政治口号,他们从主张香港独立到近期主张通过历史研究来佐证“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不论英国如何通过百多年的统治将香港与大陆切割开来,如何灌输民主思想及在有意无意间排斥共产思想,北京还是决定收回香港主权。
显然中国也没有意思要将香港变成共产社会,也就有了“一国两制”的“产品”,但绝不可成为“反共反华基地”。因此对特首的选举十分谨慎,也就在2014年由中国人大再度针对基本法的特首选举作出释法,维持“选举人选特首的制度”。于是一批香港知识界人士;尤其是大学学术人员发出“占中运动”,后来也易名为“雨伞运动”。
此外,通过2016年的立法议会选举又出现一批年轻人当选议员,而他们的言语和心态完全排斥中国,也就发生了去年9月立法议员宣誓就职仪式的风波。
目前经过法庭的判决,争议已告一段落,但无可否认的,香港社会已因政见之不同出现裂痕,甚至有被撕裂的危险。
在这方面,林郑月娥如何将被切割的社会重新整合起来,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正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现在就看女特首有什么独特的手段,用柔的方式软化某些香港人的抗拒之心。
在这方面,正如前港督彭定康所说的,年轻人要求港独是不行也绝不可能的。但要怎样让香港人认识到他们除了作为中国人外,并不存在“不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如果所过去的三位特首都不能划上完满的句号,那么就只得寄望新女特首能将香港回归成“一个完美”的社会,不再发生如董建华的半路下车;如曾荫权的晚节不保,在监狱受苦受难,及如梁振英的任期未到两届就说拜拜,结果没给香港人留下好印象。
林郑月娥现在似乎不被看好,因此她要加倍的努力证明女人一样行,从而化解“港独”带来的分裂与挑战。正如李嘉诚所说:“现代女娲补天”的传奇出现了。

刊登于2017年4月3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