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19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庆祝银禧

谢诗坚:健之花产品再攀高峰
公司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产品资料)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拿督谢诗坚博士是位博闻强记、笔耕不辍的资深报人,长达25年的新闻工作,数以千篇文章见诸报端,奠定了他政治评论家的学者地位。 他的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闻名遐迩,孰不知他在文坛上名气响当当,在成药商场上也是长袖善舞、经商有道,屹立中药界25年,两者相互辉映。

为配合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25周年银禧纪念,拿督谢诗坚接受《光明日报》的专访,特为其专营"健之花"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等业务作个总结,细说从头。

话说当年,虽历经60年代进入报界且曾办报,但由于自小追随来自中国的先父谢湖添左右,于其设立在霹雳的药材店内耳濡目染,本身兴趣使然在中医中药致力钻研,故于1982年创设该公司门市部。

他透露,嗣89年,离开《联合报》毅然弃笔从商,公司转型步入进口货物经营批发市场,全面进攻药业。 来到1992年后,其公司进而迈向国际化,与中国、日本、香港厂商联营成为合作伙伴,药品种类繁多,一应俱全。

他忆称,虽然1997年的一场经济风暴突如其来,货币贬值约40%,但洞悉先机的他来个改弦易辙,将业务重心移向上海和安徽,设立基地和研究所,并将业务延伸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谢诗坚欣慰表示,有道是"危机即是转机",当年所打出的"健之花"品牌,提出"健之花商标,信心的保证"的口号下,备受顾客信赖和拥护,远近知名,业绩扶摇直上。

紧接著该公司随著政府卫生部医药管制的步伐,逾百种药物都在公司名下注册,换句话说,产品进一步取得MAL卫生部注册准证及达致GMP (良好生产准则)水平。 "幸好公司设立已有一段长时间,否则在摸索上不易成事"。他如是表示,拥有准证,当可为原有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他向记者列举该公司的5大类产品,基本上计有:
(1)治疗药;
(2)治顽疾的慢性药物;
(3)保健品;
(4)外敷药及;
(5)卫生用品如牙膏、洗发水和肥皂等。

而公司最具代表性的高档产品,举其荦荦大者,首先有AHCC植物多糖,它具有高免疫功能,有针对性,对人体恢复健康,延年益寿裨益极大,十多年来,服用者不绝,足以佐证。

血管阻塞心律失常 謝詩堅用山海丹攻克


现年62岁的谢诗坚坦言因本身于1993年初发现心律失常,曾在《槟安医院》作血管扫描,诊断出共有2条血管阻塞,当时医生建议需要开刀。 惟在中国寻访名医后,著名医师向他献议服用"山海丹"胶囊,他从善如流。在服用了两年之后,病情大大改进。再从医院的血管扫描中,一条血管阻塞率已由75%减至30%,另一条则从95%减至25%,令医生也大感意外。

他说"山海丹"不只在过去10年来改善他的病况,更无需花费开刀,证实了其功效。

记者认为由他现身说法,确是恰当不过的。 "山海丹"是复方中药制剂,是该公司针对性产品,保护心脏及控制胆固醇偏高。

他说,于1993年5月份他又发现左耳失聪,在经过MRI磁力共振扫描后,医生确定这次非开刀不可。

他为此走遍中国广州、福建、上海及吉林寻找脑外科医生,至终是在广州南方医院动手术,将脑内的肿瘤取出。返国后为使脑力保持如常及防治脑血管阻塞,经服用"脑血康口服液"后,也证实了它的功效,对中风疾者也有其效果。

此外,"抗脑衰"可帮助加强记忆力,其他治疗肾结石和内外痔的中药,都是公司有口皆碑的产品。 其他,如长白山中国灵芝、人参丸、珍珠乌鸡白凤丸和冬虫夏草等,销售网遍及东西马及新加坡,以上种种皆是高品质的保健产品,也都有本国卫生部发出的准证。

中藥走向專業化
为使中药走向专业化,该公司长驻医师林美芳女士,是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师,毕业后多年师从福建中医学院院长杜建教授及其他名中医教授,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公司内向上来门市部问诊及惠顾的病患者介绍良药,使得顾客深具信心,有助于公司业绩的起飞。

她也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林医师早期曾相继患上淋巴癌及甲状腺癌,经过电疗动了手术痊愈后修读中医科,今学以致用,为社会上贫病人士作出极大贡献。

该公司新一代产品代言人谢书敏,致力使中药走向现代化,更是《健之花》的推销人才。



该公司亦是全马首家于1990年开始率先引进来自中国的正规中医师及教授为各界进行临床及讲学的先驱,拿督谢诗坚认为这么做确有助于提升本地人对中医中药的信心。 他说期间每3个月轮值一次,总计有70多位来自中国的中医师在槟城及吉隆坡驻诊。 他开了先河,也蔚为一种风气。如今马来西亚政府也开始重视中医中药的辅助性功效,令人欣慰。 他说,当时他也曾为有关中医师出了五、六本书刊,加强社会人士对中医的认知和了解。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位于槟榔律257号一楼(即Mydin超市对面楼上)。
(257 1st Floor, Penang Road, 10000 Penang)
电话:04-261 5578 传真:04-262 1321
电邮:cpmcheah@gmail.com
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15.3.19

一带一路与泛亚铁路


北马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
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拿督谢诗坚博士
在春节午餐会上讲话
31.01.2019
2012年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的翌年就大胆提出“一带一路”的创议,其目的是通过基建将欧亚洲及中东和非洲连贯起来,形成一个开放的世界。抑有进者,他在2017年成功修宪而不再限制党政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他显然是比马哈迪更前卫地将历史拔转回去,成为毛泽东之后的另一位权威达顶的领袖。
就习近平来说,他在20139月和10月分别在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及印尼提出前所未有的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廿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大胆的创议。继后整个构想就被简称为“一带一路”了。
他是继胡锦涛主席于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十年后的另一个创举。为确保有关计划能被落实,习近平在201410月发起组织“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对此中国将会先出资400亿美元,在未来总资金提升到1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也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捐1000万美元给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除此之外,中国也宣布提供5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给东盟国家;又提供30亿人民币给东盟不发达国家及提供200亿美元贷款给东南亚国家。
另一方面,金砖五国在2014年提出在7年内集资1千亿美元,由中国带头出资410亿美元成立“金砖国家银行”(冯亚著《一带一路》,2015年)。
2015年时,习近平主席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希望一带一路能在未来十年内让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年贸额突破2.5万亿美元。
习近平相信在“四个全面”指引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及全面从严治党),在未来5年中国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也将超过5000亿美元,同时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
中国政府认为,从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来看,在新时期需要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个战略可以用“一带一路”来概括。虽然它叫“一带一路”,但其范围与意义远远超出了过去的那种“带”“路”的概念,它是未来的一个开放的大战略,包括65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3%。它整个的外贸及外资的流入每年增长分别是13.9%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预计未来十年内在“一带一路”的国家里,整个出口将会占世界的1/3
根据中国的规划,“一带一路”涵盖五大走向。在“一带”的范畴内,其一从中国出发经中亚、俄罗斯到欧洲;其二从中国出发经中亚、西亚到波斯湾与地中海及其三从中国出发到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
至于在“一路”的范畴,其一是从中国出发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直至欧洲;其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由于基建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当下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银行等已不敷支撑世界的发展资金,再说这些组织都是由西方及日本所控制的。
根据世界银行计算,开发中国家每年在基础建设方面的资金需求为1兆美元,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单单在亚太地区到了2020年就需要8兆美元。但世界银行只能提供600亿美元贷款,亚洲开发银行更不能满足需求,也就需要中国筹集资金。以高铁为例,不仅新、马、泰和寮国已经开工。但在201859日马来西亚的大选首次出现“政党轮替”的变天及马哈迪重返政治舞台后,整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就出现变数。马哈迪于今年7月中访问中国前后,就已提出必须对数项大工程喊停,这些计划包括:
(一)东铁计划(ECRL),价值200亿美元,总长688公里的东海岸铁路项目。有关计划也已在2017年开工,据知已完成15%的工程。中国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在境外的重大成果。为此中国宣布贷款550亿令吉来完成此计划,但马方估计总造价需约800亿令吉。有关计划是从巴生港一直延伸到彭亨关丹园(马中合作的开发项目),再到吉兰丹的道北。中国收取了3.25%的利息,但是在7年后才开始摊还贷款,总共20年。而在完工后的7年内,不收取利息。
(二)位于沙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工程(TSGP),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而由马政府作担保。有关计划是敷设两条海底通管,耗资94亿令吉(海底油管造价约10亿美元)。马方指出已付83亿令吉工程款项,却只完成13%的工程,其中是否涉及另外的事项,不得而知。
(三)位于马六甲和波德申通向北部吉打日得拉输油管道项目(MPP),造价53.5亿人民币也喊停。
马哈迪解释主要是因为马方的国债沉重,与其它国家没有关系。财政部披露,截至20171231日,马政府负债总额外10873亿令吉(折合1.7427万亿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80.3%。因此政府必须缩减贷款,否则国家将会破产。
马哈迪首相是在官访中国期间(817日至21日)先后会见了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重申马方的困境。中国领导人并未就此事发表正式的评论,只是通过官方媒体发表温和的回应。毕竟中国十分重视马国在中美之间扮演的中立角色,而不是加入美国领导的反华合唱团。
马哈迪曾先后访问中国7次的重要人物(包括退休后的私访)否认他有反华的情绪;反之他说马来西亚很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市场。因此在其他重要计划上,马哈迪也只能作了调整而不是否定。
其中最关键的是,马方也针对马新两国兴建高铁的工程喊停。这座命名为“跨国轻快铁路系统”是于2015年由两国总理敲定,全长350公里,时速320公里,每天载客量为12万人次。如果能赶在2020年完成,马来西亚将成为除日本、法国、德国和中国外,另一个有高铁的东南亚国家。
马方计算,届时隆新往返之间只需90分钟。原本规划耗资500亿到740亿令吉,但新政府上台后,对此计划喊停,担心其造价恐怕高达1100亿令吉。
因为有契约在身,新加坡方面告知已开动工程约25%,马方因而需要作出赔偿,最后敲定为4千余万令吉。新加坡基于双方友好关系,也就不斤斤计较了。对此马哈迪说,不是取消而是押后。至于要押后到什么时候仍未宣布。
当然马方也因之不会得罪日本,因为日本是最具资格与中国竞标者,这也省了马哈迪左右为难的大事。
也因为马哈迪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就在访华后对他重提30余年前的“向东学习”作了调整。这一回也包括向中国学习,过去是向日本和韩国学习。
令人意外的是,马哈迪在访华前一个月突然接受台湾媒体《ET Today》主持人黄宝慧的访问时(201881日),高调重提他在23年前提过的“泛亚铁路”。199512月,马哈迪在东盟第五届首脑会议上提出修建一条超越湄公河流域范围,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经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到中国的“泛亚铁路”,结果立即获得东盟首脑和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关计划预计30年内完成,估计投资额超过20亿美元,中国计划投资128亿人民币。
到了19999月,东盟在河内举行的交通部长会议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按照马哈迪的解释,“泛亚铁路”有三条通道,其一是“东线方案”,由昆明、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吉隆坡到新加坡,全长5450公里。其二是“中线方案”,由昆明、大理、临沂、尚勇、万象、曼谷、吉隆坡到新加坡,全长3900公里。其三是“西线方案”,由昆明、瑞龙、仰光、曼谷、吉隆坡到新加坡,全长4760公里。
无论哪一条线都是从昆明到新加坡,而昆明再延伸到苏联、欧洲及中东和非洲国家。如此庞大和复杂的铁路系统也难以规划。这之中也涉及各国国情之不同,比如泰国就将曼谷到清迈的高铁交由日本承建,中国则负责从曼谷到其它地方的高铁。还有寮国也因经济问题,工程进展缓慢等。
此外,各国的铁轨有不同的标准,衔接方面有其困难。例如有1000毫米窄轨(东南亚国家使用)、1435毫米宽标准轨距(欧亚国家使用)、1520毫米宽阔轨(俄罗斯)及1676毫米宽阔轨(印巴使用)。在多数国家不变轨下,就需要建转轨设施。至于韩国与日本间的海上运输就更费周章了。
为此马哈迪说,在2013年时,已退休的他曾呈函习近平,请他启动“泛亚铁路”。后来习近平也在同一年提出“一带一路”创议,就将泛亚铁路计划概括在内。
不过马哈迪认为,除了加强海上丝路外,也要使用更大更好的火车,便可加强东南亚与中国、欧洲和中亚的交往。
针对马哈迪的言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说,若悬而未决的新隆高铁及东铁一日不解决,中国和新加坡又如何再投入其它铁路计划?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习近平弃“泛亚铁路”,而是用“一带一路”将泛亚铁路涵盖在其中。如果相关国家都十分重视泛亚铁路和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那么隆新高铁的开工也是迫切的。也只有隆新高铁有了着落,整个泛亚铁路及一带一路才能活起来和动起来。如果因政治因素拖累施工,那一带一路也好,泛亚铁路也好,都是无法惠及相关的国家和人民。因此任何大工程的变动;尤其是国际性的项目必须十分谨慎,也无需单方面作出决定。唯有集思广益,才能达致双赢的局面。

12.3.19

马华公会进退维谷


这乃是预料中事,马华终于在34日与国大党的联席会议上宣布组织新联盟。因为国阵已告变质,也乖离多元初衷,所以必须推动解散或重组国阵。
隔天(35日),巫统和伊斯兰党也宣布“政治结婚”。虽然它们不是寻求合并,但“结盟”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由于较早前已有传言指说巫伊合作呼之欲出,也引起马华的关注与不满。因此在此暧昧时刻,马华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否则更难向华社交待。国阵秘书长纳兹里则发出揶揄之声:“要走请便”。
不过巫统代主席莫哈末哈山不认为马华与国大党会脱离国阵。
果然不出所料,巫统及国大党在国阵会议上不赞同解散国阵。马华也只好将这样的结果带到317日的马华理事会上讨论。
就历史而言,马华和巫统的关系是切不断的,也是因为有了马华的牵头才成功促成联盟的诞生。
其情况是这样的:在1951年,当年拿督翁愤而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与巫统对抗。这位英政府宠幸的人物,也在英殖民时期身价非凡,除任内政部长外,也是独立前呼风唤雨的人物。
在初时,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原本是支持拿督翁的,而非巫统。同样的,那时的急进党(1951年成立)领导人林苍祐也是靠向独立党的。但偏偏拿督翁就不认为在雪州的李孝式(李裕隆的父亲)有大作为,除了邀请陈祯禄主持独立党开幕典礼外,也有其他马华元老,如杨旭龄(杨邦孝的父亲)与邱懿德参与且被选为党理事。反而李孝式是不请自来的“嘉宾”,坐在后面。在不服气下,李孝式就私下找巫统吉隆坡区部负责人耶哈耶合作,共同参加1952年的隆市议会选举,由马华出资,双方各派出6名候选人。结果马华胜了6席,巫统胜了3席,独立党只胜2席,另一席归独立人士。
此风一开,整个政局起了巨大的变化。采取主动的马华触动了巫统的情绪,双方也就越走越近,直到1954年促成马华倒向巫统,并与国大党结成“联盟”。
当年之所以急于求成“联盟”,主要是为了应对1955年的普选。另一方面,拿督翁也鼓足干劲,在1954年另组“国家党”,以取代独立党,和联盟分庭抗礼。
料想不到的是,陈祯禄也在那一年成功拉拢林苍祐过档马华,同时又获得国大党的支持,联盟因而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拿督翁的国家党兵败如山倒。
东姑在胜利后,出任马来亚首席部长。虽没有忘记马华的“功劳”,但不等于权力操在马华手中,恰恰相反,在1955年普选后,巫统已崛起成为政坛老大,控制自治邦的行政权力,也带领国家走向独立(1957831日)。
这个时期,马华内部也酝酿改革和求变。结果是林苍祐在1958年荣任马华第二任总会长。
遗憾的是,林苍祐的改革功败垂成,也把本身给“卖掉”了(他被东姑排斥,不能成为1959年的选举候选人,也不能染指对候选人的甄选)。直到1961年他重返政坛时,已是物是人非。他在马华的地位也已被陈修信所取代了。
及后,马华在联盟内未享受到平等的地位,亦在政府内的代表性也不强,同时在诸多重要事项上无法争取到应有的权益。久而久之,民间对马华的期望也只能适可而止。教育问题、公民权问题、经济问题乃至贸易工业发展方面也受制于新经济政策。在这方面,马华从来没有想到如何突破困局,也只能做出无伤大雅的抗议。举例来说,在1969年的大选后,马华因只拥有13名国会议员(参加33席),与行动党相同席位,认为华社不支持马华,决定不加入内阁当部长。
可是当“513”事件后,马华又改变初衷加入内阁。虽说当年是华社的普遍想法,但马华在巫统眼中变成“半生不死”的政党(巫统署理主席敦伊斯迈副首相评语)。即使马华有反驳,也得不到对方的歉意。
进入千禧年后,马华为刺激华社的居安思危意识,竞想出怪招自我矮化。例如马华在2013年大选前通过议案:如果马华的国州议席不能如同2008年的15国和31州席的话,马华绝不入阁。结果过于自负,马华只剩711州,自然不能食言,也就被排在内阁外。
马华这种低下的策略是以为仍像七十年代那样,不能没有马华参与其中。结果证明华社不再重视马华入不入阁。只有在2015年后,马华才通过大会议决重回内阁,而不是应巫统之邀请和华社之呼吁。
2018年的509,在一夜之间把马华冲得无影无踪,几遭没顶,只剩下12州席。真没想到,马华也会有沉船的一天。
不用置疑,国阵倒了,巫统也倒了,马华及国大党更被带去荷兰。
在这样的恶劣时局下,马华所能做的已是不多。即使想退出国阵却倒回来要求巫统退出国阵或改掉国阵,有些本末倒置。
可是伤痕累累的巫统已无暇顾及马华的感受,也正忙于救活巫统。如今经过两次补选巫统扳回两局后,士气开始高涨,而且公然和公开地表明将组成伊巫联盟。这是现实使然,马华也动摇不了的。
最后的结论应该是国阵回到联盟的时代,但巫统多了一个合作对象,即在马来社会与伊党全面合作。这样的方程式曾被东姑拉沙里用过。魏家祥会同意留在国阵寻求改革吗?当下他是陷入进退维谷中。
刊登于2019年3月11日《光华日报》

11.3.19

朝野洗牌越洗越乱


经过509大选后,马来西亚政党政治首次面临预想不到的交叉大洗礼。这种洗礼远比五十年代的政党合作来得复杂(当年是右翼政党、即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合作和左翼政党劳工党、人民党及回教党的暗中合作);也比六十年代政党政治陷入三角战来得尖锐(第一方是右翼的联盟及第二方是左翼的社阵和第三方是人民行动党的第三势力插足其中)。
七十年代的政党被收编是联盟易帜成国阵的“丰收”,反对党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即使东姑拉沙里在九十年代另组团队直扑马哈迪地盘,也还是功败垂成。
到了21世纪,变成安华与马哈迪的斗争;继后是阿都拉与安华交手;更进一步演变成安华与纳吉斗争一争高下,直到2018年才又换上马哈迪斗纳吉。
老实说,在21世纪之后,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口号打动人心,而不是用政治路线和理念来争取民心。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引证此说。在2004年,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不约而同脱掉“社会主义”大衣,转而鼓吹社会正义。因为苏联的解体(1990年)使到社会主义黯然失色。
同样的,在2003年,左翼的人民党也并入国民公正党而成为人民公正党(不论后来因合并得不完整,以致人民党至今被保留下来,但社会主义也不见了)。这意味着一向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赛胡申阿里在现实底下不得不改换跑道,成了“社会正义”的一员。
正因为赛胡申阿里有此政治背景,所以吉兰丹的伊斯兰党“不欢迎”有“社会主义”背景的人来吉兰丹参选(2004年),后者也就放 弃了参选。
赛胡申的失落和同一时期安华的公正党接纳“社会主义者”代表公正党出征,只是显示安华也不排斥社会主义,但不等于认同。因此来到2018年,安华的公正党不再接受“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后者也只得自行参战,结果逢战必败。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过时,没有市场了。因此反对党也只能形成一个不重理念的阵线与国阵正面交锋。这之中也反映出安华的公正党也悄然改变。即使是“不共戴天”的政敌(马哈迪)也能化敌为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纳吉所代表的国阵保守势力,包括对巫统投下不信任票。正好1MDB的案件不断沸腾,也就给马哈迪一个大好机会,把政局扭转过来。
但政权的轮替和改变不意味着制度的改变,只是意味着人事的变动和策略的调整。资本主义政党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政党,既不是制度的改变,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今日的马哈迪与过去的马哈迪有分别吗?
就在土团党兴致勃勃大开方便之门,准备将巫统瓦解时,却有另一个机会给巫统带来生机。从金马仑国席及士毛月州席补选全归巫统胜出后,巫统不但可止住退党潮,而且可以借此机会重整巫统的形象。虽然纳吉在两场补选的出力有目共睹,但因官司缠身也可能遭遇束缚。同时伊党的支持也是致胜的关键。
同样的,下来的晏斗州议席补选虽然在509时公正党候选人被拒绝提名,也经过统计,在509开票当晚,晏斗区的国会候选人在得票上,公正党得8113张票、巫统得7654张票、伊党得票751张票。
若是以此作为标准,希盟将有机会在补选中胜出,只是在变动的形势下和在巫伊的合作下,巫统要在马来人占50%以上的选区胜出也不是难事。这就会逼使希盟也打种族宗教牌。阿兹敏的言论就是一个例子。
可是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怪马华要脱离国阵,因为巫统不准备换掉国阵,也希望马华和国大党继续留下来。但如果巫统没有改头换面,又公开与伊党合作,则置马华和国大党于何地位?
很显然的,国阵的成立(1974年)曾引起马华的不悦。在增加成员党后,马华的代表性进一步削弱。不过今天不是讨论党的代表性问题,而是马华及国大党是否能采取巫统一边与伊党合作,又与马华及国大党合作?以减少磨擦与矛盾。
今天看来,马华及国大党也缺乏马来人及土著的结盟,因此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又成为马华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
若万一真的找不到适当的合伙人,马华也许可仿效早期的行动党,在华社搞起热潮,也不会一无所有。
无论如何,朝野政党的洗牌和相互丢牌都不会带来大改变,反而因为种族及宗教政治的抬头,令人有些坐立不安,也觉得越洗牌越混淆。
刊登于2019年3月11日《南洋商报》

7.3.19

士毛月补选带来的隐忧


雪兰莪士毛月州议席的补选成绩出炉虽改变不了什么,也不太令人意料之外,因为这个选区已成为马来选区,而且胜负在于马来票倾向哪一方?结果是巫统候选人扎卡利亚脱颖而出,以19780票取胜;而对手是土团党(希盟)的莫哈末艾曼,获得17866张票,较巫统(国阵)少了1914张票。这意味着马来票已回流巫统,包括伊斯兰党的“铁票”也转投巫统。至于社会主义党的聂阿智及独立人士关志雄分别得847张票及725张票,按柜金皆被没收。
因此希盟领袖马哈迪首相说,这与巫统和伊党的合作及希盟未能在短期内兑现竞选宣言有关。
不过马哈迪则认为,伊党只能在补选时与巫统合作,来到大选时它们就会分裂,不然伊党在合作底下将一无所有。我们也走着瞧。
当然他也指责有人在补选期间煽起宗教课题,甚至有人扬言要举办大型的集会来抗议有人对回教的不敬。
对此,经济部长阿兹敏主张希盟政府致力于兑现承诺;尤其是马来土著议程,以便它(希盟)可以成为马来选民的首选。
他认为士毛月补选的失败对希盟是一个警钟,不能将失败归咎他人。因此有需要通过经济行动理事会来减少家庭开支、提高工资及增加居者有其屋的数目。
以此来分析,士毛月的补选也反映出宗教及种族依然是政治斗争中的大课题。这其中的奥妙是通过经济行动理事会来改善马来人及土著的生活,而恰好安华不在这理事会内。若是安华持续徘徊在边缘,难免会有诸多负面揣测产生。
巧合的是,安华也即刻反驳阿兹敏,指后者所言非希盟议程,只是其个人的看法,希盟不会走种族主义路线。这意味着安华与阿兹敏的矛盾再次扩大。
另一方面,在补选期间伊党挑起希盟将对马哈迪投不信任动议是有其用意的;尤其它声称会支持马哈迪任完相期。
这种捕风捉影的传言自然找不到依据,但伊党对安华的打击又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在2013年大选前,伊斯兰党就与公正党争夺相位,不再视安华为共主。
在近期,伊斯兰党靠向马哈迪及排斥安华。只能解释为伊党希望用现有的政治势力再与马哈迪合作,以换取政治权力(组织联合政府或让伊党参加中央事务),进而能看到伊党的重要性:若倒向巫统就是巫统有机会翻身;若倒向土团党就可强化土团党在希盟内的政治地位,更会名正言顺取代巫统在马来社会的领导地位。
这就是伊党当下的政治筹码,也是在509大选后伊党开展的第一个突破性的战略。先在希盟中挑起矛盾,继在马来社会中提出伊党、巫统及土团党合作的建议(由丹州大臣已故聂阿兹的儿子聂阿都提出。这之中既没有公正党也没有诚信党,当然更不会有行动党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路线图来鼓起“新马来西亚”概念,那无疑是企图回到九十年代“新马来人”(前雪州大臣莫哈末泰益所创导)的思维来确定马来人及土著应有的地位。其结果是不了了之。
因为巫统已有这样的议程,无需伊党作出修改,除非伊党有足够的影响力,否则它不会屈居在巫统门下。
这也是为什么在2018年大选时,伊党共派出155名国会候选人,就是要展示伊党不靠巫统或土团党及公正党合作,也能独当一面(哈迪阿旺就具有信心能成功夺得40个国会议席成为造王者),结果让他十分失望,伊党只拥有18个国会议席,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贸贸然转向支持巫统,又看不到未来;转向支持土团党又不知道会否受重视?直到金马仑国席及士毛月州席补选来临之际,伊党才在正确的时刻打出马来牌,也告诉希盟离开了伊党,胜利不是可以被保证的。如今则提前暴露了在大选未及一年内就有许多情况已未尽如民间所期待的,而是天天有负面的消息传播,一边是巫统出现退党潮,被希盟大力吸收。另一边是希盟内部斗争“白热化”,包括安华与阿兹敏的较量。
如果我们看看士毛月选区的选民结构的变动,就可一目了然它已从一个混合选区变成了马来人选区。
2004年时,选民只有25018名,其中马来人53%、华人30%及印度人16%,可以勉强说得上是以马来人为主的混合选区。这一年,巫统候选人阿末古尼斯以13280票胜出,伊斯兰党的凯鲁丁得5424票,多数票是7855张。
到了2008年的大选,此州议席的选民增至28203名,其中马来人54%、华人29%、印度人17%。结果巫统的约翰阿兹斯以11588张票胜出,公正党的阿鲁契瓦(属于社会主义党,借公正党旗帜上阵)得10448张票,多数票是1140张。
2013年时,选民跃增至42344人,计马来人56%、华人25%及印度人17%。巫统候选人约翰阿兹斯得票17616张胜出,多数票是4145张,公正党候选人哈米迪得票13471张及社会主义党阿鲁契瓦得票5568张。
2018年时,选民又跃增万逾人,共53257名,其中马来人68%、华人17%及印度人14%
这一年,土团党候选人峇迪亚得票23428张胜出,多数票是8956张,巫统候选人约翰阿兹斯得票14464张、伊党候选人沙尼努得票6966张及社会主义党阿鲁契瓦得票1293张。这其中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党的得票越来越少,伊党势力不可忽视。
来到今次的补选,选民人数53411(与2018年时人数相差不多),其中马来人67.8%、华人17%及印度人13.8%
这种结构也反映出只有巫统或土团党的候选人才有机会出线。
就此,我们的初步结论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在国家独立60年后,依然打不破种族和宗教的藩篱,希盟也该好好地反省和检讨了。
刊登于2019年3月7日《东方日报》

5.3.19

朝野阵线的暧昧关系


马来西亚政治不论朝野都在进行洗牌和变化,而且已能看到当中改变的轮廓,但彼此之间的暧昧关系又是不言而喻的。
先说从独立就执政到2018年的国阵(1974年前称为联盟)。经过2018509洗礼后,不但失掉中央政权,而且党组织也支离破碎,面临被瓦解的危机。这是执政60年后的国阵首次发生变天的大事。从中崛起的竟是一向在野而且有者是脱离执政党另立反对党的组合。没有人想到一个组织不够坚实,同时矛盾也多的反对党联盟能一举让天地旋转,来一个改朝换代?
但这是“改朝换代”吗?是“变天”吗?还是“轮替制”的开始?没有人能提供正确的答案,只能是各说各话。
1954年起,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共组成“联盟” (Alliance),标志是帆船。此后联盟一直所向披靡,即使在1958年联盟曾面对分裂危机。先是东姑不接受林苍祐派(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提出的参选40个国席的要求,以便在修宪时需要先与马华磋商。巫统认为它要求过高,拒绝林苍祐派,后是转向与陈修信派合作。
这一年的选举,东姑自行宣布联盟候选人名单,其中马华只分得31席,林苍祐榜上无名,陈修信派占上风。林苍祐派的失势与失败也标志着马华妥协政治的开始,甚至连出席联盟工作会议的马华代表也只剩下5名,巫统保留6个及国大党2个。
另一方面,巫统在1963年时也面对第二次分裂,有左翼思想的农长阿都亚兹被排出巫统而自行成立国民议会党。这个政党在1964年大选时,以社阵的旗帜参加大选,也就是说它加入了社会主义阵线(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可惜因面临马印对抗(因马来西亚在1963916日成立,刺激印尼苏卡诺总统与马来西亚断交),导致所有反对党在1964年的大选中铩羽而归,包括在1964年象征式参加大选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不例外。
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与联盟关系紧张,于是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
因为这一转变,由李光耀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团总)也胎死腹中,包括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也失去政治方向。
直到1968年,由陈志勤及王赓武组成的民政党邀林苍祐加入,也就造成整个民主联合党(1961年成立)全数加入民政党。结果在1969年的大选政局一片混淆,引发种族冲突,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是为“513”事件)。
但这种改变也给巫统另一个洗牌机会。其一是敦拉萨出任首相(1970年,东姑退休);其二是收编反对党加入执政集团,包括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其三是敦拉萨率团赴北京与中国建交(1974年),大大地鼓舞华人转回支持执政党;其四,敦拉萨也趁此时机将联盟废弃,另组国民阵线(国阵)(1974年)。
也因为政局大为改变,国阵自此而后的历届选举都写意胜出,但此时的国阵已是由9个党组成,不再是三党组成了。
本来在2008年大选国阵受挫后已应改头换面,未料过于自信而维持原状,结果在2018年栽了筋斗,今后也不知路在何方?
另一方面,反对党的合作也是难以善终。最早的时候(独立之初)是左翼反对党组成社阵,包括得到回教党的暗中配合。到了60年代中期,出现第三势力,以李光耀为首的团总和执政联盟抗争。两年后,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而独立,团总胎死腹中。
1987年巫统党争,最后出现失利的一方,在东姑拉沙里领导下组成46精神党(1989年),且与行动党及回教党分别合作,前者称为“人民团结阵线”(Gagasan Rakyat Malaysia);后者称为“回教团结力量”(Angkatan Perpaduan Ummah)。
东姑拉沙里具有信心可在1990年的大选拿下国阵,因为当年又有沙巴团结党(州执政党)加盟,如虎添翼。讵料开票当晚,反对党阵线兵败如山倒,只有回教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来到1998年,因安华被马哈迪革职,也就借“烈火莫熄”运动掀起反对浪潮。很快的安华就建议组成“替代阵线”,也邀回教党和行动党及人民党直接加入,不必如同东姑拉沙里时代分别结盟。
也许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华人社会理解不足,在1999年的大选,竟是回教党脱颖而出,成为丹登两州的执政者,又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
安华的公正党只赢得6个国会议席;行动党也一样遭受打击,因为林吉祥及卡巴星首次在国会失利,党只剩10名国会议员。
经此一变后,回教党凭其优势,直逼巫统将马来西亚转成回教国,迫使行动党在2002年退出替代阵线,替代阵线变成虚有其名。
正因为民众对政治的变天缺乏信心,也就不在意有没有反对党结盟。幸好在安华的劝说和坚持下,行动党及回教党才勉强达成表面的合作,在2008年的大选中震撼国阵的统治地位。
2013年大选时,反对党阵线的变化并不大,也就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有到了2018年,反对党阵线才有所作为,在加进了诚信党(2016年成立,由回教党分裂出来)后,在2017年又见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从中崛起,加入希望联盟(取代昔日的“人民联盟”)。吊诡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聚集了昔日的巫统大人物走在一起,马哈迪、安华、慕尤丁等“巫统大将”向纳吉为首的巫统宣战。
可以这么说,不论是过去的巫统或当下的土团党,他们这些人都是来自巫统。因此在洗牌的过程中,包括巫统人马转向反对党也就成为2018年的奇异特色。可是转入2019年,伊斯兰党(回教党)在朝野之间又插上一脚,使到局面更加扑朔迷离,结果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政治。
刊登于2019年3月4日《光华日报》

4.3.19

美朝峰会交白卷?


万众注目的“特金会”于227日及28日在河内举行后,终以“破局”结束,双方没有发表《河内宣言》,也提早结束工作议程,似乎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对特朗普无疑是个大打击,没有筹码压下国内反特势力不断高涨;而对金正恩也未尝不是个“突而不破”的闷局。
本来第二次美朝峰会选择在越南举行是颇具意义的;尤其对美国而言,可以让美国人民回想介入越战是个痛苦的悲剧。最终迫使美国结束越战的是美国人民的声势浩大的反越战运动,以致有力的鼓舞越南军民英勇面对美军的入侵。当1974年日内瓦会议达成越南和平协议时,就意味着美国已放弃对南越的保护。结果在1975年北越军和越共连成一体解放了南方而统一了国家。
根据美方的统计,越战期间,共有58220美军丧生,而有303644人受伤。与60万大军相比,死亡人数约占10%
相对而言,美军死亡的人数有限,却已在美国掀起反战情绪。如果有更多美军死亡,岂不是“天塌下来”?难怪约翰逊总统不敢寻求蝉联。
在此之后,越南进一步靠向美国,特朗普如今选择河内举行第二次美朝峰会就是向金正恩释出善意,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举行峰会,朝鲜也就没有反对的理由。
另一方面,从1950年开始到1953年停战的韩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超过百万进入朝鲜与北韩军共同作战,死亡和受伤军人也不下40万人。南北韩士兵和平民死亡则超过百万人。
停战后的朝鲜游动在中苏之间。只有到了1990年苏联变天后,金日成(1948-1994,在位共46年)才比较靠向中国。继金日成之后的金正日(1994-2011,在位17年),也将其位传给儿子金正恩(2011年,现年35岁)。
一向以来,金氏家族坚持其共产式的社会主义统治。虽与南韩有往来,但也疑心重重。结果导致朝鲜自行发展核武器,特别是在1987年发现大量的铀(生产核武的主要原料)后,北韩就秘密制造原子弹和核弹,声称此举为了生存。
2000年时,朝鲜基本上已拥有核武器。因此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小布斯形容当今世上有三个邪恶轴心国,即伊朗、伊拉克和朝鲜。
由于这样,朝鲜便成为中国在亚洲的一个可靠盟友。但对美国怀有十分的敌意,自然不会一下子将核设备全数拆毁。
长远来说,金正恩不是不愿无核化,而是要先有一个保障才能除核。这个保障也只能依靠中国的保护,正如南韩需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就此特朗普特别提到中国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来促成朝鲜的无核化。
因此金正恩在这次的高峰会议上向特朗普表达可以拆除在宁边(Yongbyon)的钵和铀浓缩设施,以换取美国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特朗普不肯,他认为朝鲜隐瞒了其他存在核设施的地方(约有6个研究中心、两座研究堆及6个铀矿厂)。为此,除非朝鲜一举将全部核设备夷为平地,否则免谈。不过特朗普倒是欣慰金正恩承诺今后不再会有新的核试验。
另一方面,即使本次峰会缺乏实质性成果,但美方也乐观展望会有下一轮的商谈。也许在时机成熟下,第三次美朝峰会将会在美国举行。若是在今年内有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意味着亚洲的和平多了一层保障。如果中美完成结束贸易战谈判,亚洲也几乎进入了一个比较和平与稳定的年代。印巴冲突应会适可而止。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美朝将会互设联络处,以逐步正常化两国交流。正如1979年中美两国互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
吊诡的是,特朗普会后的记者会并没有痛骂金正恩,而是留有余地给下一轮峰会制造机会。间中的秘密,交换条件也就不言而喻了。但问题是朝鲜会真正成为无核国家吗?而南韩又是如何应对?值得思考。
让我们期待第三轮的峰会尽快进行。
刊登于2019年3月4日《南洋商报》

28.2.19

第二次特金会今日开场


第一次的“特金会”是于2018612日在新加坡举行,但因为双方各有历史负担,针对无核化(denuclearization)的议题也就只能达成措词比较含糊的文字。英国《卫报》的报导说,双方当时的承诺并没有比过去美朝达成的协议内容有所突破,而且也怀疑其落实的可行性,因为在对待协议内容方面,美朝各有不同的解读。
例如在去年中达成的联合声明,朝鲜后来有言明会先拆毁一个主要的导弹引擎试验场来换取美国暂停与韩国及日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同时朝鲜也希望在无核化的道路上能先获得美国逐步放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因为两国的正面对话,正如金正恩在去年首次与特朗普见面时所说的一句话:“通往这场高峰会的路程不容易,拖住我们后腿的历史有时混淆我们的视听,但我们还是排除万难到这里来了。”
特朗普也理解到美朝的对峙已70年,不可能在一次峰会中消除所有的仇恨与对抗,但美国未承诺解除经济制裁。如今经过半年有余的“考验”,特朗普认为第二次峰会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在这个时候展示出美国既能“化解”中美的贸易战,也能迫使朝鲜接受成为一个无核国家。
从实质意义来说,身为一个小国的领导人金正恩竟能因为核武之争使到世界超强大国的总统特朗普与他“平起平坐”,可以解读为金正恩的“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十分了得(以核武换援助),是他个人的外交大胜利。最讽刺的是,美国降尊纡贵选择在第三国与“邪恶轴心”(2002年,前美国总统布斯对朝鲜的用语)的朝鲜商议世界大事。
当然在此时此刻,朝鲜还得依赖中国寻求的保证,不然在消除所有核武器后,谁来成为朝鲜的保护伞?中国在这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就不言而喻了。也难怪金正恩在2018年及2019年期间四度访华,这一次又是借道中国乘专列到河内,自然免不了又与习近平见面了。
其实朝鲜与美国的恩怨起于战后,下列事件的发展说明了朝鲜既依赖强国而生存,也面对大国的侵略和殖民化。
(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国与苏联派兵各占据半边朝鲜半岛的领土。也成立两个国家,南北韩成为既定的事实。
(二)1950625日,金日成率领其人民军突破三八线全面进军南韩。在首两个月,金日成的军队势如破竹,几乎已拿下南韩90%的领土。
(三)19507月,美国通过联合国介入韩战,全由美军统一指挥。同年99日,美军在仁川登陆,10月将战情扭转回来,导致金日成政权危急,只得请求毛泽东派兵援助,否则北韩不保。但苏联不同意出兵,后来只派出部分空军支援。于同年的108日,中国人民志愿跨过鸭绿江,参与韩战,形成与美国的首次正面交锋。
(四)1953年,双方经过五次交手,伤亡惨重后,于727日在板门店达成停战协议(不是终战)。这一回极可能为韩战协定划上永久性的句号。
(五)1956年,北韩成立核子物理研究所。
(六)1962年,北韩在距平壤90公里的宁边地区建立反应炉。
(七)1978年,北韩开采到大量的铀(可制造原子弹),也就在下来的30年内建立了6个核研究中心,两座研究堆及6座铀矿和1座核电试验堆。
(八)1990年,美国通过卫星怀疑北韩拥有核武,但北韩否定。
(九)1991年,为展示北韩诚意,与南韩签订《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
(十)1992年,北韩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下《核安全协定》,同意该组织在北韩检测其核武器试验场。先后6次访问,未发现核武器的存在。
(十一)199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情报发现北韩正分离至少148克的钚,与该国申报的90颗有差距,故怀疑北韩正在发展核武器,要求再度调查,北韩拒绝。
(十二)199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平壤,与金日成会谈,劝请北韩放弃发展核武。
(十三)2000年,北韩再次计划发展核武。
(十四)2002年,北韩承认确有此事,正在研究更强的武器。
(十五)2003年,朝鲜核危机爆发,被邀请参与美国、中国、日本、南韩及俄罗斯组成的六方会谈,希望朝鲜放弃核武。
(十六)2005年,北韩表示已拥有核遏制力,随后将8000支废燃料棒再处理,意味着北韩可生产核弹。
(十七)2006109日,北韩进行首次核试验,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
(十八)2007年,尽管北韩在六方会谈中承诺放弃核武,金正日又与南韩总统卢武铉就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无核化、扩大经济合作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并签下《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的共同宣言》。
(十九)2009年,北韩退出六方会谈,又进行第二次核试验。
(廿)2010年,北韩对南韩的延平岛进行炮轰。
(廿一)2013212日,北韩进行第三次地下核试后,其核武计划有显著进展。接着在35日,北韩宣布撕毁《朝鲜停战协定》,又切断在南韩非军事区板门店与美军的军事热线。
(廿二)2015年,怀疑新浦级潜艇安装小型导弹飞弹,若拥有水下核攻击的能力,在理论上,北韩将有极高成功率毁灭或重创首尔和东京,许多国家也因此未能与北韩开战。
(廿三)2016年,北韩又进行两次核试验(第四次是氫弹核试验及第五次核试验)。
(廿四)2017年,北韩核试验场附近发生6.3级地震,但北韩又宣布成功试爆,可安装在洲际飞弹上的氫弹。继后,北韩又向日本发射试验弹道飞弹。与此同时,北韩也出售其研制成功的弹道飞弹予其它国家。
(廿五)在情非得已下,美朝干脆来一个“大齿轮拉小齿较的双边会谈,不再假手于第三国。因此20186月第一次金特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双方初步同意消除核武器。
(廿六)20192月(27-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特金会谈,借此机会让金正恩看到美越合作下的发展模式。同样的,美国也能协助朝鲜进步。


刊登于2019年2月28日《东方日报》

26.2.19

伊斯兰党从左到右


当下马来西亚最老牌的政党且还存在的要推算巫统和伊斯兰党了,再有一个是影响力不大的人民党。前者成立于1946年,创党人是拿督翁(曾任柔佛州务大臣),但到了1951年巫统又分裂成两个派系,一个是由拿督翁成立的马来亚独立党(IMP)(后易名为国家党);另一个也是由宗教分子从巫统分裂出来而成立的泛马回教党(Pan Malayan Islamic Party)。换句话说,巫统成立6年后,终于分裂成三个政党,但皆是马来政党。不过在1962年拿督翁病逝后其国家党就不复存在。
虽然及后也有马来政党成立,但有者标榜多元性,如1955年由布斯达曼成立的左翼政党“人民党”。而在1963年由前农长阿都亚兹从巫统分裂出来成立的“国民议会党”。也因为左倾立场与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社阵而在1964年大选惨败(因马印对抗)。前者经过改组却无法振作,直到2003年,其党主席赛胡申阿里宣布解散人民党而与公正党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但吊诡的是,由于技术上的疏忽,结果导致人民党未被解散,反而活了下来,只是一直未能扮演昔日的角色。
尽管在马来亚独立前,马来政党间的斗争已呈现白热化,但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由巫统主导的联盟夺下51席,剩下一席归回教党,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这意味着巫统已成为国家的政治主流。
不论是1957年的独立,抑或是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都由巫统掌控一切。新加坡的加入也因理念的不同,于196589日脱离马来西亚自行独立。
也是在同一年的9月,印尼发生政变与反政变流血斗争,大批印尼共党分子遭受杀害,而数以十万计的华人也被遣回中国;更在1967年中印断绝邦交。
其中最大的影响是在美国鼓动下的反政变,最终压服苏卡诺总统,崛起的装甲车司令苏哈多掌控了政权,他的反华和反共政策,禁止所有华文出版物上街;更在美国的影响下接受回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能共存的。也是在那一年开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失掉了回教国家的热情,连带一些中东国家如埃及也开始与苏联疏远。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在世界各地抢地盘,也对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的输出革命格外警惕。因此印尼的这一幕悲剧正符合美国新意,也造成了回教世界不再追随社会主义政策。
本来回教党在五十年代中期是由左翼的马来领袖布哈鲁丁出任主席,也比较倾向社会主义,也在1959年的大选领导回教党夺下丹登州政权,也拥有13名国会议员,政绩不俗。但在印尼的反政变事件后,布哈鲁丁被捕,回教党转向民族主义路线,由阿斯里领导,符合巫统的政治路线。在1969年的513事件后,也领导回教党于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
虽然回教党在1972年易名为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但加入国阵后并未带来好运,反而与巫统关系恶化;尤其是巫统坚持起用亲巫统的回教党领袖纳西为丹州务大臣,引发回教党议员大举反扑。1977年因两派演成流血冲突,丹州进入紧急状态。
1977年国阵(首相胡先翁)开除回教党后,复于翌年举行丹州闪电大选,结果回教党兵败如山倒,只剩两名州议员,丹州政权归巫统拥有。自此之后,回教党参加选举胜出的议席总是有退无增,甚至在1986年的大选只剩下一名国会议员。回教党欲振乏力,前途堪忧。
正当回教党在进行更迭领袖之际(1982年由尤索拉哇取代阿斯里),一位闪烁的回教明星闯入政坛,他就是安华依布拉欣。
原先他是回教党的热心支持者,在1974年组成回教青年运动(Abim)组织时,有不少后来成为回教党领袖的人加入这个组织。这些人包括法兹诺及哈迪阿旺(前者是前任主席,后者是当下主席)。
刚巧在1979年伊朗的柯梅尼领导的宗教革命成功,给了安华一定的灵感,他决心强化Abim组织,广招回教青年加入,也一度膨胀到5万名会员。
这一庞大的力量在八十年代几乎让回教党靠边站,也因为安华适时地加入巫统(1981年),使到巫统如虎添翼。
回教党即使改变领导人后,注入回教元素,且成立长老会向伊朗看齐,但始终无法与安华抗争。直到1990年的大选,东姑拉沙里另组46精神党与回教党合作,后者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此时回教党认为它的东山再起是因为走宗教政治的路线走对了,并不是外来的因素造成。
因此当安华在1998年出事后,回教党就在1999年的大选缔造最辉煌的政绩,不仅拥有丹州和登州的执政权,而且也破天荒拥有27名国会议员。这是安华效应带来的佳绩。可惜回教党不以为然,反而误判是推动“回教国”的概念所致。
正因为过于自信,且大声叫嚷要成立“回教国”,致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身陷囹圄的安华也对此无可奈何。结果在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自相残杀,也壮大了国阵。
只有到了2008年、2013年及2018年的大选,才见反对党扬眉吐气,在在2018年又不可思议地成了中央执政党。
这之中的变化是很耐人寻味的。反对党组成的希盟竟改由马哈迪领导;而已正名为伊斯兰党(2010年正名)则不参加希盟,且与马哈迪及安华交锋,立场倾向巫统。
2018年的大选,伊党不但成不了造王者(希望拥有40个国席,实际上只胜了18席),而且影响力也有所局限,直到最近,哈迪阿旺又出手了,他要以“四两拨千斤”之力(以18个国会议席掌握国会的话语权),证明伊党的举足轻重,除了要求马哈迪接纳伊党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员外,也与巫统合作,共组铁三角重新洗牌,起而执政。这之中被排除的有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
为达成目的,伊党也向马哈迪放话,要提防希盟倒马哈迪,这显然是另类的无中生有,谁会相信在毫无准备和毫无头绪下会有阴谋存在?
看来惟有压下伊党不让它成为造王者,否则马来西亚政局将因权力斗争和种族政治及宗教政治的斗争而大伤元气,不得不严加提防。伊党向右转后表达出来的狭隘方向,这也是极其危险的极端想法。
刊登于2019年2月25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