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的照片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1.7.20

沙巴政坛再起风云

终于,沙巴打响第一炮,闪电大选来了。

对于这个州(但沙巴人坚持他们是以沙巴和砂拉越一起与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因此不同意把沙巴划成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除了因为沙巴与马来西亚联邦(中央)有签署20点协议书,拥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外,它是与马来亚联合邦列为同等地位,正如砂拉越一样,并非隶属一个州),更换政权和轮替执政已是家常便饭,而且屡用不爽。自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直到今天,沙巴就面对至少7次的轮替政权,同时也面对两次的闪电大选。这已经形成沙巴的常态。因此沙巴首席部长沙菲宜宣布“闪电大选,不过是重蹈历史一幕,已不是新常态了。

1888年,北婆罗洲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土,汶莱不再拥有控制权。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重新夺回北婆罗洲,但性质有变化,它直接成为英军政府管理地,也在1946年成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

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正符合英国的需求,因为英国急于将东马两地(沙巴和砂拉越)归纳给马来亚,同时也考虑将新加坡拉入,使其成为马来西亚而独立。

正因为目标一致,在新加坡影响下,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同意加入马来西亚。由于时机不成熟,东马两地不便举行直选,也就通过三层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其一是以市乡议会的选举成绩作标准,哪个政党夺得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就可以产生州选举人,再由州选举人推荐州议员,再由州议会选出国会议员)。

按所得地方议席在州议会分配如下:沙统8席、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5席、巴索党1席及沙华4席,共18席。

有鉴于当时卡达山族是最大族群,其领袖唐纳史蒂芬出任首席部长,而沙统的慕斯打化出任州元首。

1964年,沙巴州议员由18名增至32名,分配如下:沙统14、卡达山11、沙华7及国大党1

1965年,唐纳史蒂芬被架空成为联邦部长(有名无实),改由沙华的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慕斯达化照旧但任州元首。

1967年的州选,慕斯达化的沙统击败沙华的罗思仁,政权宣告交迭,沙统上台执政。

1967年到1976年的9年间,慕斯达化大权在握,处事独断,甚至在1974年的大选后拒绝接受敦拉萨的献议出任国防部长,只派初级国会议员出任副防长。

这一下子,慕斯达化得罪了中央,也就在1976年州选中被人民党所击败,政权又再交换。

1985年,已担任首长9年的哈里斯(他原本与唐纳史蒂芬是一伙的,另组人民党打倒沙统。不幸的是,唐纳史蒂芬(此时已皈依回教,改名为福尔)出任首长未及三个月因空难逝世,改由哈里斯上台)同样也犯上傲慢与独断的毛病,也就在1985年被拜林组成的团结党所打败。

怪异的是,获得25席的团结党与获得16席的沙统及6席的人民党在争夺首长中闹了双胞,必须劳动代首相慕沙希淡解围。他认为沙统靠委任议员而成为大多数是不恰当(16+6+6=28席)。

拜林作为卡达山族的代表在1990年大选时竟倒向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造成马哈迪大怒,也就在当年大选后,伺机反击拜林州政权。

1994年的州选,拜林的团结党只以25席对23席再次执政,但因有州议员跳槽,拜林政权倒台,从此再爬不起来。

另一方面,在1967年得偿夙愿的慕斯达化在1976年后对失去政权心有不甘,乃在1994年与马哈迪达成协议,将沙统转成巫统。这样一来,巫统名正言顺控制沙巴了。慕斯达化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是在2018年的大选,国阵面对的是从中崛起的民兴党,其领导人沙菲宜原本是巫统副主席兼中央部长,因在2015年与纳吉失和而退出巫统另组民兴党。结果在60个州议席中,民兴党取得28席,而国阵也取得28席,后者本获革新党2席支持组成30席可以再执政。讵料沙菲宜快了一步,有6名巫统议员转而支持民兴党,民兴党也就以34席起而执政。旋后法院否定国阵的合法性。

近日沙巴风云再起,又有民兴党州议员扮演青蛙的角色,遂使政局随时转变。在政局失控下,沙菲宜获得州元首同意解散州议会来个闪电大选。

也真是让人看得瞠目结舌,但也标志着马来西亚政坛从此刻开始更加变幻莫测,从平稳走向内斗和恶斗,马来西亚情何以堪?

 刊登于2020年7月31日《南洋商报》

名人恩仇录一

 陈嘉庚vs.胡文虎

《新生活报》原本是一份趣味性的三日刊“小报”,以刊登名人秘闻及故事起家。后来它慢慢变成趣味性的“小报”。

最近主管决议作出调整,邀请我供稿,也就决定以名人系列开头,让读者“温故知新”。

陈嘉庚与胡文虎

第一讲是写陈嘉庚与胡文虎的恩怨与斗争,他们之间有相似之处,也有不相似之处,不容易将他们进行对比。巧合的是,这两人竟因一些小事而闹得不清不楚,甚至还对薄公堂。

先说说陈嘉庚,他是一代风云人物。虽然不是从政,但身份比政治人物更突出。上了年纪的人也许会知道谁是陈嘉庚,但也不一定知之甚详。

陈嘉庚(1874-1961),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最先在集美接受私塾教育9年(1882-1890)。17岁时(1891年)奉父命出洋,在新加坡其父陈杞柏经营的顺安米店当学徒。20岁时(1894年)返乡娶秀才张建壬之女张宝果为正室。后因其母病逝,于1900年返乡奔丧。而在1909年时,其父杞柏逝世(他在1904年申请归化英籍民获准,显见他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但名气远不及儿子陈嘉庚)。

陈嘉庚之父,陈杞柏

陈嘉庚是其父亲第三位太太所生,还有另外一位弟弟陈敬贤(杞柏有三位夫人,共育有10名儿女)。由于父亲长年在新加坡,故陈嘉庚及弟敬贤是由其母抚养长大的。

1904年,陈嘉庚父亲的生意失败激发了陈嘉庚自行创业。在当时,陈嘉庚家族的资产剩下7万元左右,他就将这批资金投入取名为“谦益号”之米行。与此同时,他也在同一年买下500英亩的山地种植黄梨,并开设三间黄梨厂。

直到1910年,陈嘉庚已替其父亲摊还欠银行的9万元债务。除了不断扩充业务外,也开始捐助学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陈嘉庚获利甚巨,俨然成了橡胶大王。不仅于此,他还涉足船运业。这个时候,他沉醉于在厦门搞一间大学,以遂其教育心念。

有人后来统计陈嘉庚在1925年获利780万元,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也把他推向事业的巅峰。

有人计算,当时陈嘉庚的总资产共有1500万元(光是现金就有550万元),只有300万元是向银行贷款的,但因未及时摊还银行,终酿成大祸。

事缘在1926年至1929年时,陈嘉庚企业虽已显露败象,但尚未被“清算”,这与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有关。

据其二公子陈厥祥估计,陈嘉庚在1929年时企业扩充达到顶峰,有3万名员工,分散在涂桥头企业内的有近万人。但当时另一家华文日报《民国日报》认为陈嘉庚鼎盛时员工应有15000名。

因为债务沉重,陈嘉庚企业在1931年被迫改组为有限公司。其资产和债务表如下:

总资产1200余万元

总负债(主要是向银行贷款)1090万余元

在改组下,陈嘉庚企业的注册资本金降为250万元(因亏本减少股金),而缴足资本为150万元。

在新公司成立后,陈嘉庚名义上仍任董事经理,但银行委派两人进驻董事局。1934年,在无法挽回颓势下,陈嘉庚决定封闭企业,将资产作为还债用途。

此时,陈嘉庚最为挂心的是厦门大学的存亡问题,在1934年时获得南京国民政府资助9万元。旋后于1937年由政府接管厦大,陈嘉庚也就松了一口气。

1921年由陈嘉庚先生创建的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

尽管生意失败了,陈嘉庚不是一贫如洗。1937年为账济陷入中日战争的中国百姓,他每月仍捐款1100元。当1938年中国政府发行“自由公债”时,他认购501000元。因此直到战后,陈嘉庚仍有个人数百万元的存款,得以在1946年与胡愈之合办《南侨日报》。

在社会公益方面,陈嘉庚更是不遗余力。在1895年后,参加甫成立的“怡和轩俱乐部”(这个组织在10年后(1906年)出现另一个规模较大的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如果说商会重于在商言商,那么俱乐部就是有钱人消闲的地方。刚巧在陈嘉庚掌控怡和轩的年代(1923-1927),陈嘉庚竟与胡文虎扛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成立于1895年的怡和轩俱乐部,是新加坡华人社团中的百年老字号

原来它有一段离奇又意气用事的恩怨。这个人就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1882-1954)。胡文虎比陈嘉庚小8岁,但却是一个不易认输的富豪。

出生于缅甸仰光的胡文虎,祖籍福建永定县中川村。他是其父亲胡子钦迁居仰光后娶当地湖州侨生李金碧所生(共有33女),其中老大早逝,老二即文虎,老三是文豹。因为是靠中药起家,其父也在仰光开设中药铺。而文虎少年时已是好勇斗狠。虽不好学,文虎却被送去中国接受中文教育,因此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也是可以理解的(文豹则是受英文教育)。

1896年,胡子钦将文虎接回仰光协助药业。而在1908年,子钦逝世时,文虎已年方26岁,但父亲留下的是一间业务不振的“永安堂”国药铺,还欠下一笔债。幸得母亲资助,到香港、中国及日本“考察”,悟出中药也要打出品牌,才有立足之地。于是他们兄弟所生产的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头痛粉在市面上热卖,但以万金油最为畅销,成功的秘诀是“老虎”商标通畅无阻地开道。

1910年时,胡文虎已在仰光立定脚跟,于是决定在1923年到新加坡开设分行。虽然万金油在仰光起家,但在新加坡更是“一门独秀”,因为这是一个华人的城市。在1926年,胡文虎干脆将总部迁到新加坡,准备大展拳脚。

虽然说胡文虎是客家人,但他的产品一度被大埔人“抵制”。他终于出了怪招,将自身的私家车改头换面,装上了老虎头,车身也涂了老虎斑纹,把喇叭声变成发出老虎的吼叫声,经常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也为产品打开另一通道。

也只有胡文虎才能想到这样的噱头,竟把汽车装成老虎,在大街小巷用喇叭宣传万金油的良药。结果他从老虎身上发迹了。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胡文虎也认定本身属于“福建体系”(归为福建帮派,因永定坐落在福建省),但却不被重视,他争夺福建帮的领导权也就落空了。在情非得已下,胡文虎通过客家人大搞乡团组织,成立了“南洋客属总会”,也鼓励各地设立客家公会。这一下子,客家成了胡文虎立足社会的筹码。自然而然的,他成了客家老大。

虽然客家人不是新马最大的系族,排在福建人之后,但胡文虎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在新加坡竟搞出大名堂来。

以下是陈胡交恶的经过:

(一)事缘在1927年胡文虎将其公司总部迁至新加坡后,便不忘本色想在新加坡出人头地。而此时身为怡和轩俱乐部总理的陈嘉庚(1923-1927)也邀请胡文虎加入了俱乐部,当成消闲之场所。

20年代中期,由胡氏兄弟建于新加坡的永安堂,并在这栋建筑里生产药油50年。于1992年在市建局的自愿保护计划下,成为受保存建筑。

既然已成为俱乐部的常客,出手绰阔的胡文虎自然不甘“默默无闻”。有一回(1927年),一位常客不小心掉了一根燃烧着的火柴根落在胡文虎的大腿上,烧穿了他的鲨鱼皮裤。胡文虎对于这位只受英文教育,靠洋人起家的“峇峇”感到气愤,大骂对方抽太多烟,不懂自重。为此,胡文虎故意挑衅对方敢不敢赌一扑5万元?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闻及吵声的陈嘉庚走了出来,劝请两人别为没有意义的豪赌伤了和气。但当时“火遮眼”的胡文虎误以为陈嘉庚指责他搞场,一时不由分说,转问陈嘉庚敢不敢与他赌一把,后者十分不悦,拂袖而去。

除了怡和轩事件外,陈胡在商业上又碰个正着。根据康吉父(李星可,一度是《星洲》和《南洋》的名主笔,文笔泼辣,一针见血)所著的《胡文虎传》这样说:

在胡标良药赚了钱后,由陈氏族人创办的钟标良药也打进市场,而且在1928314日在新加坡打广告,通告“虎标乃属于陈嘉庚财产,与他制造和售卖的下列产品有关:罐头黄梨、肥皂、洗发水、化妆品、牙膏、糖食点心、饼干、巧克力和糖果,任何人如果用或模仿这商标或以其他方式侵犯陈氏的权利,将会受到法律行动对付”云云。

刊登了律师广告后,原以为胡文虎“理亏”,不再有回应。后来发现胡文虎的万金油商标的老虎是从右向左奔跳,比较瘦;而陈氏的则是从左向右奔跳,比较胖。于是在1929122日,胡文虎才通过律师在殖民地公告上反驳:“上述商标均属永安堂之财产,已经多年来被用来在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非马来属邦推销中药和其他医药制成品”。这通告警告所有人士一旦侵犯,将会被起诉。

与此同时,胡文虎还在通告上将三种产品的虎标图样,即万金油、立止头痛粉及八卦丹做了原样包装。

在对照下,陈氏的图案是出现在白纸上,说服力不强。针对这件事,《胡文虎传》的作者康吉父有如下的描述:

1925年后,一入1926年新春,胶价开始下跌,由每担力乐178元跌到90余元。陈氏的胶厂及制造厂除了饼干厂及黄梨厂可维持,其他无不亏损。而且又曾发生过制造厂的大火灾,损失不赀。接着在1929年至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树胶每担降至七八元,树胶鞋由1余元跌至两角钱。陈嘉庚这时候事实上已破产了。

在世道不景气底下,这场法律风波也就不了了之。

(二)1928年时,胡文虎出任华侨中学总理(在当时无主席之设,总理是最具权力的职位)(这间于1917年设立的学校是马新第一间华文中学,由陈嘉庚等人发动而成)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新加坡的事。

起因于胡文虎担任总理期间,斥资建造虎豹楼及二座校门,又修筑校路,并在虎豹楼前开辟一个运动场。

虎豹楼是一座学生宿舍,建筑费约七、八万元。问题就出在校门旁侧上,有“胡文胡文豹捐资建筑”字样,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捐赠了整间学校。

陈嘉庚对此十分不满。他说其中乃有某董事主席异想天开,竟向董事会提议而获得赞成,花了千余2千余元筑两校门。事后又在右门柱上直书“某某姓名捐资建筑”。

他曾请诸董事取消石柱上的字,但没结果。因而导致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召开华侨中学赞助人大会,出席者约百余二百人,通过铲除柱子上的十个字。此事对胡文虎来说很失面子,乃诉诸法律指控陈嘉庚毁谤名誉。双方对薄公堂数回合,最终达成庭外和解。

其实这是小事一桩,依我所知,文虎在槟城资助学校大门或篱笆后总会写上此建筑为“胡文胡文豹所捐赠”,让人误以为整间学校是他所建。但如果改成“胡文虎文豹捐资建筑此门”或“此门为胡文虎文豹捐资建筑”也就一目了然,无所争议了。但有人认为,这是陈嘉庚与胡文虎早有心病,乃出此招杀其面子。

后来也查知,此事与华中董事会改选有关,胡文虎在失望之下,辞卸总理一职。

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东北垂涎,蓄意制造事故向国民军开刀。事缘国民军借北伐成功,而在山东济南面对日军的挑衅,先后杀了6千余名中国军民。这轰动一时的案件发生在192853日。由于国民政府未敢硬碰,也就签署《中日济案协定》(1929328日)。但事实证明,日本无意退让,因而在两年后的1931918日侵占东北三省,开响日本侵华第一炮。

在此事件后,中国民众杯葛日货,另外也有人在新加坡发动经济蒙难军民的筹账会,这个人就是陈嘉庚,他通过怡和轩号召122个团体响应筹账大会,超过千人参加。在主席陈嘉庚领导下,成绩斐然。

但在另一方面,在新加坡立足的胡文虎也发起筹账运动,和陈嘉庚打对台。这又再一次拉开两人的斗争,直到二战前夕双方才化干戈为玉帛。

由陈嘉庚领导的山东筹账会在1928517日的会议决定制定委员工作时间表,扩大会员,也催促马来亚各地开展募捐活动。结果在一夜之间,怡和轩成了中华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到了1929130日,陈嘉庚受到巨大压力下才宣布停止宣传与筹款。这是因为英方的华民护卫司对这种有煽情的筹款有所担心,乃阻止继续搞活动。

陈嘉庚之所以把精力放在山东筹账会上是因为这个组织成了怡和轩(原本社团无需注册,但在193254日后它才成为一个注册团体,一路来成为陈嘉庚的左膀右臂)的外围先锋,得以和中国各地政府和军阀有所往来。

有了怡和轩这个重要基地,陈嘉庚如鱼得水,大展鸿才,进而将它发展成为日后筹账会的核心。

本来英殖民政府对怡和轩的活动不表满意;尤其是在筹款救济中国灾民方面,认为是介入了政治活动。

因为华民政务司兀敏对陈嘉庚将筹款所得的8万元用来在南京兴建一间中学有所不满;同时陈嘉庚再筹8万元充为学校经费之用。结果激怒了英国人对怡和轩的态度转硬。但又有另一桩事引发的:英方指责这个俱乐部在1932年介入所谓“田中奏折”事件。

所谓“田中奏折”是由于陈嘉庚动用《南洋商报》为福建会馆和怡和轩承印2万份“田中奏折”的中文本所引起。有关文件揭露了日本田中首相侵占东北、吞并中国、占领全亚洲,妄图实现其大东亚帝国美梦的阴谋计划。

在英殖民政府得悉后,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泰文怒斥此宣传品为“纯属捏造,旨在宣传”。但陈嘉庚等华侨相信这是真的(最后证明日军的侵略是真的)。基于事态严重,总督原欲查封怡和轩,指它未经理事会通过即自行引刷不真实的宣传品。后经调解,才转成怡和轩进行注册成为合法团体,以受制于政府订立的社团条规。

也是在这个时候,陈嘉庚的另一个劲敌胡文虎又再登场了,为发泄个人之不满(胡文虎原本要捐5000元予怡和轩承建大厦,但未获以陈嘉庚为首的理事会接纳。因而怀恨在心,加上生意上的恩怨,陈胡大战开始了)。

第一步,胡文虎也借济南事件转向支持国民党领袖张永福及林金殿等人,他们也在山东筹账会内担任执委,准备向陈嘉庚开炮。

事缘此次筹款的运动获得新加坡华人大力和踊跃支持,共筹得134万元。响应这场运动的有工人、德士司机和欢场之歌舞女等。如果连同新加坡以外的华人捐款,总共达到500万元(这是1929年正月总结的数目)。

根据史学家杨进发(《陈嘉庚传》作者)统计,这场运动比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五卅惨案还要成功,几乎调动了每个华人的“恻隐之心”。

前文提到陈嘉庚等人将余款捐给南京建一所中学后,却有节外生枝的事件发生。

其中执委之一的林金殿建议将剩余的款项转捐给胡文虎领导的“华北旱灾筹账会”。在拉锯战中陈嘉庚占上风,通过将余款转入前山东筹账会户口,以便转捐给学校。但当陈嘉庚将树胶公会捐来的6万元存入山东筹账会时,竟不能过账。原来林金殿(也是树胶公会主席)已告上法庭。

这场官司其实是陈嘉庚与胡文虎的角力战。经过两年的拉拉扯扯,高庭终于在19317月作出判决,判树胶公会胜诉。

继之林金殿上诉高庭,要求将6万元作其他用途,但败诉,而由林负责堂费。

再经上诉,又判林胜诉,改判山东筹账会负责双方堂费。

山东筹账会又不服,上诉到枢密院胜诉。最终决定将剩下的73500元(叻币4万元)汇进南京财政部户口,以账济山东省在1933年水灾的灾民。

至此,陈与胡之间的斗争已无和解的可能。一边是福帮老大;另一边是客帮老大,斗争起来已非个人之争,而是涉及民族与帮派之争。

这里需要作点补充:

(一)陈嘉庚虽不是报人,而是载誉于一生的教育慈善家,厦门大学就是他一手成立的(1921年开课)。在1923年时,陈嘉庚应邀组织报社,取名为《南洋商报》。他之所以投资报社是因为他的产品常年在四家报馆打广告,不如办报也可利用印刷机承印其商品包装。

最初的时候,这家报社是保持中立的,也无党派的。在1935年时(主要是其女婿李光前掌管),报份跃升至日销3万份。

《南洋商报》创刊号

后来(战后),陈嘉庚在胡愈之劝服下,又于1946年合股办《南侨日报》。这一份报纸很快就表明它是亲中国的,而且是亲中共的。因路线倾左,于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

事实上,陈嘉庚的成就不在报业,而是在多元化的生意上。他毁家办校的典范也历久不衰。

当他在1940年访问中国时,已心有所属亲向中共。

1950年时,他决定回国定居。毛泽东主席曾形容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八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不过,陈嘉庚生前想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扩大成中华总会(相等于华人大会堂的愿望),但无法实现。

1961年,陈嘉庚在中国逝世,终年87岁。

另外一位胡文虎,虽然是万金油大王,但称他为一代奇人的“报王”也不为过。他一生中前前后后办过至少15份报纸,也有英文报,而且他的报纸都是以“星”字开头,从《星洲日报》到《星岛日报》,无不显示他的过人之处。

这位在1923年初到新客,怎么会与陈嘉庚斗了起来,倒是令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我们除了陈述上面提过的历史往事外,还有一单也是陈胡的斗争延续

1921年胡文虎在缅甸创办第一份日报,取名为《仰光日报》。当陈嘉庚在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时,仅仅过了6年,即1929年,胡文虎的第二份报纸也诞生了,取名为《星洲日报》(最初称《星中日报》)。在1931年时,为纪念创刊二周年而出版《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书中刊载潘柔仲的一篇文章(他原是《星洲日报》一名副编辑)。文章内容对福建省教育、党务及妇运等颇多不敬,遂引发一些福帮教师、《南洋商报》及福建会馆的不满。有关风波延续3个月后才平息来。胡文虎在这方面自然是吃了亏,他不但解雇了潘柔仲,也得在《星洲日报》连续刊登1个月的道歉启事,而其他华文报则连续刊登两个星期道歉启事。

星系报业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是华人最大的报业集团。初时称为《星中日报》,后易名为《星洲日报》

有人曾问胡文虎为何要与陈嘉庚抬杠,毕竟他是初来乍到的小子,怎么能与名满中外的陈嘉庚相比呢?

胡文虎这样说:

“陈嘉庚是世界知名人物,在南洋生意做得这么大,又做了许多公益事,人人认识他,敬重他。就是远在家乡他也是建树颇多,著名的集美学校,厦门大学都是他创办的。我胡文虎只不过是一介仰光商人,初来新加坡没有多少人认识我,但是我来到新加坡就敢与社会上最有名的陈嘉庚作对,我的名字能与陈嘉庚相提并论了。这不是一个扬名的好办法吗?我为什么怕与陈嘉庚作对呢?他是已出名的人物,彼此斗争被我赢了,我的名字就在陈嘉庚之上;即使输了也无妨,虽败犹荣。我胡文虎的名声也传开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

胡文虎一生有也有过骂名,因他见过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也见过汪精卫和当时国民政府总统的蒋介石,一度被怀疑与日方有隐私。后来在1992年被厦门的洪卜仁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战史研究室秘密档案中找到当年(1943年)胡文虎与东条英机的对话内容,得知胡并未成为“汉奸”。也就在1994年将广州永安堂归还胡仙(胡文虎女儿,《星岛日报》掌门人),而后者把一座大楼捐给人民政府辟为少年儿童图书馆。

因此胡文虎成了“爱国是华侨的天职”这个称号。

1954年,胡文虎病逝于美国,终年72岁。

胡文虎于三、四十年代在香港、新加坡及福建龙岩兴建“虎豹别墅”。香港的虎豹别墅已由李嘉诚集团收购,改建高楼公寓;而新加坡的虎豹别墅已捐赠予旅游局,但近年来游客稀少,当年热闹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至于在中国的虎豹别墅也被中国收归国营。

1935年,在香港修建的虎豹别墅

1936年,在新加坡修建的第二所虎豹别墅

1946年,胡文虎在家乡福建龙岩中川村耗资34万港币建造了第三座虎豹别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胡文虎有感于他早年与陈嘉庚的斗气也不是什么大事,因此有华社希望能促成陈胡化解不必要的恩怨。

1946年元旦日,胡文虎在《星洲日报》撰文呼吁华侨团结,且表达愿与陈嘉庚合作,一起推动和发展南洋华侨的团结运动。

翌日,陈嘉庚在《南洋商报》全文转载胡文虎的元旦献辞。不久陈嘉庚的言论也出现在《星洲日报》内。

此外,在战后因胡文虎有传言被指他行动不自由,因日治时期与日方有所往来。《南洋商报》社论即为胡文虎请命,社论请英方勿为这一谣传对付胡文虎,而引起华人的反感。

隔天,《星洲日报》也全文转载南洋社论。

古玉梁在其所著的《胡文虎报业王国》中有提及星系报业是“胡家天下客家兵”,这一点也不假。我后来进入《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服务时,也见过不少胡姓的同事,而客家人更不用说了,我本身就是客家人!

刊登于2020年7月4日、7月11日、7月18日及7月25日《新生活报》

30.7.20

蓬佩奥的“讨共檄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72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尼克逊总统图书馆发表一篇“反共檄文”,整个内容尽是把矛头对着中国,而且巧妙地和有计谋地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目的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那些不是中共党员的人,就不属于共产集团的一分子,而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蓬佩奥是战后以来的第二位最反华的国务卿。他在题为《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中充满恶言恶语。中国人民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下是历史的选择,不是由蓬佩奥来决定的。他以什么身份(上帝)越俎代庖?正如中国政府不可能对美国的制度说三道四。

其实第一位最反华的国务卿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他是来自高层政治人物的家族,曾协助起草联合国宪章。

1953年艾森豪威出任总统时,坚持委任杜勒斯为国务卿。此时他的弟弟已经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两人一唱一和,统揽白宫权力。

这位经常一手拿着斯大林撰的《列宁主义问题》的专著,又用另一只手托着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意指苏共斯大林的极端政策也和希特勒不相上下。

他一生中敌视共产主义,坚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拒绝“和平演变”。

所谓的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提出的“反共战略”,旨在通过和平及非暴力的手段改变政府,即可以用武力以外的方式来达致目标(苏联在1990年变天,废掉列宁的共产主义。在后来被列为和平演变的典范)。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反政府的大示威运动后,杜勒斯兴奋之余,也扬言美国当时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他更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

1959年,杜勒斯在纽约律师颁奖的仪式上声称法律和正义可以取代武力来改变政府,以达成“和平演变”。同年5月,他因癌症逝世,留下一部著作《战争或和平》,表达了他对改变共产国家的强硬和保守立场。

不过杜勒斯的顽固和傲慢也可以从历史事件上看到。当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韩战停火后的处理方案时,有人想刻意安排周恩来与他见面握手,但被他拒绝,而成为没有肚量的“宰相”。

在杜勒斯之后,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基本上也属于反华和反共的,也不积极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71年,刚上台的尼克逊总统才委托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整个时局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尼克逊是共和党内出了名的反共人物,在基辛格的影响下,他审时度势,调整对中国的立场,除了不再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外,也同意两国协商建交事,包括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就这样,一个中国政策在尼克逊敲定下留给后来接任者萧规曹随。

虽然中美之间起伏不定的关系仍然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中国对于美国以不同的立场(撇开意识形态之差异)发展双边关系感到满意。

至于为何尼克逊会选择在1972年访问北京?这其中的奥秘也是十分吊诡的。当时中苏关系已恶化成武装冲突时(1969年珍宝岛的枪战),尼克逊则通过暗度陈仓的手段将苏联陈兵百万在中苏边界的实况告诉毛泽东后,中美的关系也就进入了柳暗花明的时刻而形成中美苏三角鼎立的局面。

自此之后,中美关系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包括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2001年)。即使中美贸易30年来的逆差不断扩大成为两国政治的焦点之一,但尚不至于发生擦枪走火事件。

讵料在2017年选出一个彻底反共的总统后,特朗普就组成一个极右派的政府,也牵动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合起来不间断地抨击和谴责中国,企图造成舆论让美国人相信中国的威胁已来到美国门口,非得制止不可。这些的指责包括中国34万的留学生使到美国的技术保密不安全,同时也发展成商业机密的外泄和从事洗钱活动等。

就在今年初Covid-19病毒在中国发生后,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到了今年3月份,美国中招人数不断增加而达万宗之际,特朗普的政府就因疫情的恶化指责“中国带来病毒”。这是美国在2018年向中国展开贸易战之后另一个喋喋不休的课题。

从特朗普到白宫国安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再到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进一步出现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的讲话,无一不把中国贬得一无是处。但千言万语,没有一位如同蓬佩奥出口伤人的火药味之重,比起杜勒斯更为嚣张,形同古代宣战之檄文。他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自由世界曾打败过强权,如今必须再次对抗强权中国”。

他更进一步提出要中国人民起来推翻中共政权,指党不代表中国人民。这如同战争的号角已经响起。这位曾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短时期的国务卿,其好战本色也咄咄逼人。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中美两国的斗争进一步撕破了脸皮,先是中驻休斯敦总领馆被封;后是美在成都总领馆被封,下来是美国在香港的总领馆被封。如果说下一步的行动是集中在南中国海或台湾海峡,还是在偏远的中国西部被辟为战区?包括核武器基地,这都是要计算在内的。除非因新冠状病毒再一次恶化,进入了第二波的侵袭,否则美国人民不会感到事态的严重和生命的宝贵。

在可预见病毒会不断剥夺人类的生命时,美国想要通过军力来压倒中国,似乎不会如想象中的快和速效。如果双方不动用核武器,而进行海陆空战,也许在初期中国会吃亏,因为美国的盟友已包围中国的周围;但若打持久战,美国将会吃亏。

如今蓬佩奥的好战叫嚣,也许只能像杜勒斯一样,逞一时之快,但却无法给特朗普带来“安心”。

真没想到,尼克逊和毛泽东于半个世纪前(1970-2020)所修复起来的友好关系又因特朗普毁于一旦。

看来这个世界是否和平与安定,要看中美之间谁先开第一枪?

 刊登于2020年7月30日《东方日报》

27.7.20

特朗普反华的三大步骤

正当全世界陷入新冠病毒(Covid-19)侵袭越来越严重之际,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不克疫情,反而集中精力又鼓动亲美国家组成反华阵线,直接扑向中国。

虽然有说特朗普总统这一毒招也是阴招是要的打击中国,目的是为了赢得3个月后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

他也似乎在记者会上调侃中国不必过于紧张,但随之而来的是继续举起大棒子狠狠向中国打下去,其中包括将禁止中共党员及相关人士入境美国;也指责某些华人如彭学华(华人导游)在美国充当中国的间谍;而最新的指责又提升到外交层面,喻令中国关闭在休斯敦的领事馆。休斯敦不但是美国第四大城市,而且也是世界第六大港,亦有一座中国城,人口有600多万。但在美国指责它从事间谍活动(中国反击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如果我们审视当下的新冠病毒在不断恶化下和越来越多人死亡下,心里就马上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特朗普不全神贯注美国人民的存亡问题,反而热衷于挑起事端?

根据世卫组织提供的数字显示(截至724日),全世界新增病例有78694宗,从年初累积至今共有 15,296,662人被确诊,其中有626,643人死亡。这数目之高,令人不寒而栗。遗憾的是,特朗普不当一回事,尽管美国本身的确诊人数已破4百万,而死亡人数高达14余万人。

除了美国之外,巴西有2百余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达到8万余人。英国有近30万人被确诊,并有45千人死亡。印度有125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达45千人。还有其它国家的疫情也在不断恶化中。

现在看来,因病毒的爆发,特朗普也借Covid-19指它是武汉肺炎或中国病毒,以抹黑中国。因此他的反华战略可以分成三大步骤:

第一步是在2018年特朗普刻意发动中美贸易战,所持的理由是中国在过去30年来对美贸易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导致美国年年亏损。单在2017年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就高达3452亿美元(中国居于顺差),也就在特朗普上台后,一反过去数位总统的政策,当起反中的大旗手。

如果说从尼克逊时代开始(1972年),中美启开对话后,两国关系就不断地向前推进。不论是共和党主政或是民主党主政,都可以与中国和平共处。除了少数的事件,如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及美国B52轰炸机在南海被击落事件外,两国也未因此交恶。

第二步则是利用港台问题挟持中国,如在2018年蔡英文再蝉联总统后,特朗普给予额外的礼遇(两人互通电话)及开启台政要访美等。更大的事件则发生在2019年的港人反引渡条例修改风暴,几近200万人上街游行,反对修例,他们担心居住在香港的人,一旦在大陆犯了事会被引渡回中国受审。

当港民将此视为另类的“国安法”时,就不顾一切时不时上街游行,并与警察斗争和对峙(在2003年时,已有50万港民上街反对立法议会提出的第23条国安法,最后迫使特首董建华收回有关法案及提早下台)。

正当中国面对香港的反中运动晋级时,只好通过中国人大出台了香港国安法,引发反中人士联合美英等国家向中国发动肆无忌惮地攻击。一边是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案”;英国则同意给拥有英籍民护照的港人延长在英国的居住和工作期限。

第三步骤是特朗普利用病毒事件指责是中国武汉带来的。因未提早公布致世界各国付出巨大代价。但中国说112日已知会世卫和其他国家,而美国是在121日才发生首宗病例,到了3月才突破千例。这只能说美国未重视此疫情,才在后来酿出大祸来。另一方面,中国在这之前(2003年)已有萨斯病毒侵袭,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也就有了全面准备,所以至今只发生86483确诊病例,致4656人死亡。

无论如何中国不会拿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来争夺大国地位。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即使中美间存在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不是“必有一战”的理由。美国可以强化其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中国也可以突出其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彼此也是有所依赖和有所交流的,不是老死不相往来。遗憾的是,国务卿彭佩奥祭出咒死社会主义的咒语,也煽动中国人共同反对社会主义,这就越过底线了。

如果尼克逊、福特、卡特、布斯、列根、克林顿、小布斯及奥巴马能与中国的领导人合作,不认为打倒中共是必要的,为何特朗普要标新立异呢?

因此当务之急是特朗普必须与中国的习近平在抗拒病毒方面的合作,及早 生产出疫苗和治疗药物,共同拯救人类的生命,岂不是功德无量?

反之,若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能共存,后者逊于前者,那么蒋介石就不会败给毛泽东了;列宁也不可能在1917年推翻沙皇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历史的现实和发展不是以特朗普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当资本主义面对社会主义时,彼此可以共存和相互影响。若一个主义压倒另一个主义时,那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认定。

明乎此,特朗普要让全世界向他叩头,那是枉费心机和过分的。他是人不是神,更不是上帝。

 刊登于2020年7月27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