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10

这等于叫国阵开倒车 (天下纵横)

这是一则不起眼但令人费解的新闻:民政联邦直辖区团长刘开强建议国阵更换天秤的党徽,改以更具代表性的船只取代。

他的用意是希望国阵成员党同舟共济,并要求许子根代为传达这项讯息。

对不起,如果我是许子根,这项讯息不能传达,以免让人笑脱门牙。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刘开强的建议是开倒车,而且是对历史的“苍白”。不是我要挖苦他,而是他这么一说倒挑起国阵的伤痛和神经腺,于事无补。因此他的建议若石沉大海也是预料中事,不必再费心费力的自讨没趣。
历史是这样拉开序幕的:1952年启开马华与巫统的合作,在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胜出,激发两党谋求更密切的结合,因而在1954年将国大党招进来后,组成一个三党的联合阵线取名“联盟”。
这个联盟在东姑阿都拉曼(1951年出任巫统主席)的领导下,采用了帆船作为标志,就这样象征“一帆风顺”的帆船成为联盟的党徽。

1955年联合邦举行独立前的普选(民选52名立法议员及46名委任),结果联盟旗开得胜,“帆船”成了东姑的好兆头。在下来的1959年大选及1964年的大选,帆船一到谁与争锋,反对党基本上是难与联盟相庭抗礼的。

虽然帆船是古老的交通工具,但看上去很吉祥顺眼。讵料在1969年的大选,东姑的“帆船”差点阴沟里翻船,在104个国席中,只赢得66席(其中马华首尝败绩,参选33席,只13人中选),未足2/3席。抑有进者,联盟除拿不下吉兰丹州政权外,更丧失槟州执政权。

在紧接下来的“513”事件下,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虽然联盟稳住了阵脚,组成中央政府,但在513后掌实权的敦拉萨知道这艘帆船已经拆杆和破损了,它载不动国家的未来。

在审时度势后,敦拉萨得出一个结论是:必须改头换面,不能再采用过时和不受人民欢迎的标志。既然“513”事件给国家带来了改变,也给敦拉萨一个机会大洗牌,他就索性把反对党召进大家庭内,这包括刘开强后来参加的民政党。于是在1974年摇身一变,“联盟”变成国阵(国民阵线)。不但吸纳反对党成为执政党,也干脆抬出“天秤”标志取代破旧的“帆船”。

“天秤”也自然是想表达国阵要努力创造一个公平与平衡的公正社会。这样的一个转变,加上政府政策的灵活调动(最主要的是1974年与中国建交,抓住华裔选民的情意结,而在大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也带动加入国阵的政党各有所获。

不过严格来说,在1974年加入国阵的政党中,只有民政党是得利更大和最长久的政党,其他的成员党都失多于得。比如回教党在1972年与巫统组联合政府,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但在1977年与巫统闹翻,被开除出国阵;又比如人民进步党因在1974年加入国阵,却在吡叻州遭人民遗弃,从此一蹶难振。又比如砂拉越人民联合党虽加入联合政府,但只有二奶命,而且政治地位逐渐退却。反观民政党则风光无限,除了在槟州当一哥外,也逐步在中央扩大影响力和增加官职。

老实说,民政党靠“天秤”的庇护顶住了风浪也数度扭转了逆势(尤其是1999年与马华争槟州首席部长职的精彩过程到最后以胜利者姿态出现)。没想到在2008年的大选竟澈底的栽了筋斗,是为民政党厄运的开始。

如果国阵在不久后要改名并用新党徽来取代现党徽,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因为也是时候转一转运和以新的精神和内涵示众,不能老是沉迷在过去的日子,更不能对人民的不满视而不见。

但即使国阵要改名和改标志,也绝对不会走回头路,这无异于政治自杀。但若不用“帆船”而又如同刘天强所说要用船之类的,就不知他有想到什么船吗?当然不是炮舰或潜水艇,更不会采用没有创意的轮船或货轮,剩下来的好像比较可以想象的是“天空船”之类的,可是这些都不实际也与国阵精神配搭不上,除了闹笑话外,还是笑话,那该怎么办呢?在这方面,许子根似乎打圆场:重新塑造标志不能只是表面功夫,而是要取信于民。

这就是说,改标志的事不谈也吧!重要的是国阵如何挽回民心?

刊登于2010年8月30日《号外周报》第494期

我对新闻自由的理解 (跃马扬鞭)

先说说许国伟那一篇散文式的真情告白《说好的,理想呢?》,他用感情的笔调回味在988电台节目《早点说马》的经历,直到有一天(去年的11月30日),他被告知从明天开始,不用作节目了。

虽然这个节目继续下去,但许国伟走了,相信许多人都明白个中原因。真没想到这个节目来到今年8月又停播了,又是冲撞上头。于是各种各样的舆论不一而衷,但归根结底,就是新闻自由这码事的争议。

我真正理解“新闻自由”是在60年代踏入报界以后的事,因为每天要跑新闻、写新闻,又爱写评论,也就开始认识新闻自由是什么东西。我们被教导有些东西不可以写;有些可以写;有些则轻描淡写;有些则无妨放大来写。

不过,没有人教你怎样做记者和编辑,也没有人教你怎样做个好记者,一切只能按传统和规律办事。所谓的规律就是自律,自我约束。例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星洲日报》当记者,因为老板是胡文虎,我们就不能老是在新闻上写什么老虎凶猛之类的词句,而是被告知该用“山君”来称呼比较文雅。

虽然在胡文虎之后(1954年逝世),他的下一代对老虎没那么敏感,但我们还是尽量避之。
我举这个小例子是告诉大家,报社也好,杂志也好乃至电台电视台也同样有老板的。换句话说,除了政府之外,每一个传媒单位或机构都有另一个操刀人。换句话说,报人自然有“两个老板”,一个是政府和一个真正的投资者。他们不会给你什么样的纪律,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可以登或什么不可以登,一切交编辑部的人员来处理。万一出问题,编辑部就要负责了。我们不是发生过因新闻报道“闯祸”而换编辑主管的事吗?这反映了新闻自由有一个框架,不是“天马行空”的。

在我们当新闻从业员的年代,政党是绝少干预报社的。因此报社的主管认定最大的老板是政府,也就是发执照的内政部。在这种情况下,报社处理新闻也就需要观察政治的大小气候和时局的转变,不能一成不变的。当然也不是不可以灵活处理,而是“自由有序”,“松中有戒”。就这样,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也在年年争议中年年过。

到了80年代,马来西亚的报业也出现某种程度的变化,那就是政党对传媒有了兴趣,比较明显地是马华公会对舆论的重视。除开它成功地拥有《星报》而给马华带来许多利益外,马华对华文报业的投资更是热衷,但似乎十分不顺利,例如在李三春的年代,马华间接地收购《马来亚通报》,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到后来没了。在下来陈群川也收购了《新明日报》和《亦果西报》,后来都收盘了。

如果说这两个例子尚不足让马华领悟到对华文报业的收购是得不偿失的话,那么在千禧年的收购《南洋报业》集团真的让马华感到“人财两失”的压力,既得不到宣传效果,也得不到读者好感进而拖累了报社。

在政党收购报业的那段时间,我曾听闻“老板”突然多了起来,好像马华的干部或头头都可以当“总编辑”,弄得报社的“新闻自由”走了样。不过亲耳我听到的另一则真实的故事又与此相反。有一位马华议员向我吐口水,说什么《南洋商报》是马华的,它登的新闻不是骂马华就是放大反对党的新闻,哪有什么“党报”的味道?我笑说你干吗不打电话给老总投诉,他说打了不管用,他们不卖账。

我为报人感到庆幸,因为他们仍没有丧失那一股傲气。后来由于两头不到岸,马华也退出南洋报业。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为报人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何时会“撞板”,也就非得战战兢兢应对新闻的处理。

我要表达的是在当今的环境下,新闻自由尚不是随心所欲的,即使今日已发展到互联网,大家都可以设个人网站,又加入面子书,推特等网络游戏而不受控制,但对于“正规”或得以在公开市场叫卖的传媒,也就没那么自由自在了。过去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好像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的或相同的尺码。

就如许国伟曾服务过的988电台和迦玛主持的节目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也是事出有因的。正如我所说过的除了政府外,它还另有老板。这就给在新闻机构服务的人一个警示:他们的头上有两只眼睛在看着,以防止出轨。

就如大家都误以为空中的声音已开放而感到舒畅时,突然间说不开讲了,自然会引起反弹和批评。但说来说去整个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制的自由空间来演绎无限的课题,以及如何在局限下争取最大的新闻自由,即使有时是点到为止或有所提示也好过尽是锦上添花的花絮新闻。

刊登于2010年8月30日《南洋商报》

中国“反三俗”,我们“除三俗”(现代春秋)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后,媒体全线响应矢将“反三俗进行到底”,以掀起“新道德运动”。

在中国,他认为一些文化和表演艺术已沦为庸俗和低俗的作风,若不加以整顿,恐怕会污染了整个中国的表演艺术。

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国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有出现比较宽大的自由尺码,让言论有一些开放。它首先表现在电影及艺术创作上的对过去的讽刺,甚至对中国反右斗争(1957),大跃进(1958),乃至文化大革命(1966)的三大运动给予较深刻地反思和通过讽刺的昼面来体现“大炼钢”时代的砸锅拆铁的“愚昧”行为。

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对历史事件或悲剧作批判后,中国在90年代也针对改革开放下的贪污、滥权与收赂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谴责。

然而在另一方面,民间的小传统艺术也活跃起来,那些在文革时期被禁或被列为封建反动的玩意儿又再流行起来,而且竟有其庞大的市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赵本山的相声表演自成一格,把所有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及马季等人抛在后头。虽然他们的表演艺术各有千秋,但赵本山却是后来追上,他组成的相声艺术团不仅在艺术舞台上爆红,也自拍电影,更从新闻中惊闻原来赵本上发得不清不楚,竟有私人飞机,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国家的亿万富翁才坐拥飞机,而且是大企业首脑,可是只生活在社会主义的赵本山,在发扬大众化的小传统上,也能富甲一方,真正应验了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除了赵本山外,还有一位相声演员郭德纲也是人气急升艺术家,有传媒估计他的“家族企业”德云社的4个小剧场被停业整顿后,基本上日损失20万元的票房。由此可见,其魅力难挡。但他和赵本山有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也存在难解的争议:是否赵本山是健康艺术,而郭德纲是低俗艺术?我们也说不清楚。

无论如何,郭被清查整顿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反三俗的认真和不手软,主要是进入21世纪有很多艺术或文学作品已荒腔走调,其他节目简直商业化到俗不可耐地陷入情色的挑逗,也难怪中国政府要大“反三俗”。例如中国电视台推出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就被批评为十分庸俗的向钱看的节目,以金钱作为寻找对象的标准。

其实,“三俗”不仅在中国出现和流行,马来西亚的政治圈也流行三俗的政治文化,例如有政治人物说“我的母语不是华语,因为我是娘惹”。娘惹是属于什么族群?且听林建寿在其著作中这样说,他们这些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精英(土生),最终也被英国人列为华人,而不被视为大英国民。

英国人统治时期,大量地培养只懂英文不懂母语的精英分子,他们也曾天真地以伦敦为“祖家”,到头来是“打回原形”。在这种情形下,他的母语不是华语又是什么?本来懂不懂华语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是华人其母语就是华语,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要媚俗地把自己视为“第三种人”?

还有就是有政客将政治低俗化了,例如曾有一位长官向女学生讲福建话时说:“你们脸蛋光光滑滑美美,将来一定大有前途”。

又有政治人物说“女人穿性感睡衣抓住老公的心”;也有人说“政治是玩玩的”,诸如此类庸俗的话。

当然也有人不小心的指人“好萧”而引起轩然风波,经解释和道歉后,也告一段落。但这说明使用方言中“低俗”的字眼有时是会变得粗俗的。

本来政治人物用方言来开讲无可厚非,有时也十分传神,但为了净化我们的政坛,我们的所有从政者不仅要学会用文雅的词句,而且也要避开粗俗和庸俗的语言,不能用巴刹的语言来开讲;尤其是身为政府议员或部长之类的,已不能随心所欲地用最低级的语言,包括骂人的语言来做宣传。

骂人要骂的有艺术,语言可以“雅俗共赏”,但不能堕落成俗不可耐,听了让人起鸡皮疙瘩。
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来一个政治文化的“除三俗运动”,将那些不文雅的词句统统扫出政坛。如果华语不好,慢慢学,慢慢讲,但不要滥用方言的大众化来发泄个人的情绪,毕竟有些词句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信口开河的,只能在咖啡店、在巴刹内、在家庭中高谈阔论和口沫横飞。也就是说,关起门来时你要怎样骂人和损人都可以,但请不要在公开场合自贬身价,只要大家推动政治语言健康化,就不会再出现所举例的笑话了。

刊登于2010年8月30日《光华日报》

历史已定位岂容否定?(直挂云帆)

教育学府的校长先后发表带有种族性的言论在华社引起巨大的反响,在柔佛的校长说华裔是“乘客”,若不满可回中国;而在吉打的校长则不满非回教徒在斋戒月期间在食堂旁用餐,他说如果他们不满,大可不必来学校,可买机票回中国去。这样的一个“乘客论”和“回国论”搞得沸沸扬扬,让人不期然地想起在2008年一位政治人物发表“寄居论”的轩然风波,而后又在今年2月时发生首相署官员指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及华人是寄居者;他们来到当乞丐当妓女云云。结果后两者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一个被冻结党籍,现在已解冻;一个则辞职,去向不明。

我们不谈个别的案件,而是针对这样的思维来追究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虽然存在着种族主义者,但种族主义者不应该在有意无意间发表伤害其他种族感情与利益的谈话。上述的四个案例突显了思维的连贯性:那就是其他民族都是外来者。无视历史已作出定位和承认既成的事实。

这有必要回到历史的起点和其后来的演进。虽然在马六甲王朝(1403年-1511年)兴起前,马来半岛已存在各地的封建小王国,但无法形成一个体制。因此我们以马六甲王朝作为近代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历史的开端。

这个王朝不幸在1511年被葡萄牙拿下,也就是说,马来亚第一次被殖民化。1641年,即130年后,荷兰打败葡萄牙成为第二个殖民者。

接着下来的第三个殖民者是英国,它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并在1800年并下威省。1819年,英国又占有新加坡。这意味着英国的势力已告坐大,事实也是如此。它在(1763-1815)完成其工业革命后,已一跃成为海上霸权国家,荷兰不得不与之友好。

1824年荷兰同意把马六甲交给英国,而从英国手上取得苏岛的名古连港作为交换。于是,英国在1826年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组成“海峡殖民地”,完全控制马六甲海峡。这就是说,英国比葡萄牙和荷兰更有计谋和动机将马来亚全面殖民化,有意长久占领之。

因此,打从英国取得槟榔屿后,外来的移民,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移民不断地涌入,这主要是英国需要大量的劳工来开发和挖掘马来亚的资源。

当然英国的眼光并没那么短小,而是放眼亚洲。例如在1840年它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优势,用炮舰打开中国门户而占有了香港,是为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之后,英国通过香港大量的引进中国劳工供殖民地开发之用。

因为也在这个时候,即1841年,英国的布洛克拉惹开始占有砂拉越,经过多年的扩张,至1905年已完全殖民化这个天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在1881年英国又直接控制沙巴。这样一来,一大片的英国殖民地所需要的劳工也就跟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动而不断地增加;尤其是在新加坡、槟城、沙巴及砂拉越及西马的大小城市,如吉隆坡、怡保、太平、芙蓉及马六甲等地也成了华人南来的落脚地。

英国人是为华人及印度人大开方便之门,但反过来主要是要他们为殖民地的开发而提供服务。在两厢情愿下,久而久之,华人也被承认为这土地的主人。

例如,1941年日本南侵后,它利用华人和日蝗军对抗,从中孕育了华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待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英军便撕破与马共的合作,进而在1948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更在较后将50万华人驱入如同集中营的“新村”生活。英国泡制了华人新村的悲歌,其手段也不逊日蝗军之残忍。

马来亚经这么一折腾,也就使到各民族因政治思想与立场的不同而有所隔阂,再加上英国只图有人打拼开采资源而不理会种族关系和谐的重要性,自然把种族问题遗留给各个政党在战后去承担和承受。马来亚的种族政治也在战后成形,即使在1957年独立后,这个模式还是发展到今天。

在独立后的第6年,马来亚又扩大成马来亚联邦,为什么英国宗主国愿意将北婆罗州(沙巴及砂拉越)交给联邦(以巫统为主导)掌控而不是另组联盟,表面的原因是因为新加坡的加入,必须把东马带进来,以平衡种族结构,不致华人超越其他种族,实则英国意识到印尼正虎视眈眈马来亚,一旦马来西亚成立而发生马印对抗,那也是一个同文同种同宗教的集团在对峙而不是“文明的冲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马来亚原有一股势力是倾向印尼而主张成立大印度尼西亚的,包括马来亚在内)。英国的推算果然应验。

但英国人将东马与马来亚(西马)合并而成马来西亚时(1963年9月16日)也同样没有处理好种族问题,它依样葫芦地将责任交给新兴国家的政治领袖承担。而在这样的框架下,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突破种族主义和种族观念是不容易的。于是人民继承了殖民地的分隔式的生活方式,直到1969年大选后爆发了“513”种族冲突事件,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也全面改变了。

这种改变包括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种族政党的合作,即使不属种族性政党,如砂人联党、民政党与人民进步党也被标签为华基政党或华印混合党,以在执政党内(从联盟转化成国阵)代表族群的权益与固打。

当然最主要的是新经济政策的推出,以使马来民族的经济地位大为提高和改善,并以30%的股权作为基本盘。这样一来,国家就分成土著与非土著了。

因为政府的扶贫政策及新经济政策的深化,它也在各方面使某些人产生优越感,而滋长了种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在“513”后出现的国家干训局课程被认为越来越倾向种族主义的灌输,以致在不久前被争议为影响和打击了纳吉“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如果此说有根据的话,政府理应马上检讨或纠正其狭隘的教材,甚至为了国家的和谐应停止训练也是势在必行的。

其实不论哪一个种族,必须要承认:①百多两百年来,大量华人和印人的移民都是在英国的招揽下,合法地在马来亚和后来的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当英国人需要发展时,他们被形容为“宝贵的资产”(莱特语);当日本侵略马来西亚时,英国人支持他们打游击和身先士卒捍卫国家。如果他们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的打拼与牺牲是为了什么?

②在马来亚争取独立时,各民族的权益都被宪法保障。当马来西亚成立时,面对印尼的对抗威胁,华印选民在大选中,全力的支持联盟保家卫国,谁说他们不爱国呢?不论是宪法的条文或社会契约,都从来没有人质疑或否定华印人的合法权利。历史早已确认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为什么有人可以睁开眼睛说瞎话的否定一个公民的权利,一个好几代人献出的心血?如果没有各个民族的齐身努力,马来西亚能有今天吗?

如果马来西亚的每一个人都接受纳吉所言的“一个马来西亚”是正确理念的话,那么那些阻碍这个理念,破坏国家和谐与团结的言行统统要禁止,更为重要的是某些人的思想一定要改变,不是“惩罚”几个人就能消除种族主义的。它既不是个案,也不是随口而出,而是潜意识中留存的思想遗毒。若不除掉,对“一个马来西亚”是有害的。

刊登于2010年8月26日《东方日报》

王保尼纪念馆不见了 (天下纵横)

我在周五(8月13日)突然心血来潮,想去看看“王保尼纪念馆”,因为有好长时间没有去参观和光顾了(纪念馆旁边有一间客家餐馆)。没想到两间店屋大门深锁,连招牌也不见了。

查看其中一间有挂着一个牌子,说在今年六月之后,此餐馆已移去八打灵了,再从玻璃窗隙口看到另一间店屋(原是王保尼纪念馆),不料一眼望去内里空空,什么都没有了。

就这样王保尼纪念馆不见了,静悄悄地不见了。社会遗忘了他,他也快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到底谁是王保尼?为什么在2007年有王保尼纪念馆之设?这是一段故事,有需要阐述一下。

王保尼(1911-2002)是槟城州第一任首席部长(1957-1969)。他的人生是平淡的。他出生在大山脚,从小接受英文教育,后来进入师训。在1939年起执教鞭。日治时代(1941-1945),他转入教会工作,和平后又重任教师。

不过他在1951年响应林苍祐的号召,参加“急进党”。1953年当威省也举行市议会选举时,他当选威中市议员。由于未在市议会担任要职,无需辞教师工作。

1954年,他追随林苍祐转投入马华公会,并于1955年在林苍祐的推荐下代表马华成为联盟候选人在大山脚州议席竞逐旗开得胜。

这一年,林苍祐率领槟州联盟14名候选人参选全胜(槟州立法议会共24席,因尚未独立,只选14人,另10名是委任的)。当时林苍祐出任首席议员(相等于今日的首席部长),王保尼只是后座议员,因此也不需辞教职。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夕,东姑钦点林苍祐出任独立后的槟州首席部长,但被后者婉拒,反而向东姑推荐王保尼。

东姑无可奈何,只好交由槟州联盟选出首席部长。结果在林苍祐的护航下,王保尼以一票之多击败谢成全(原本两人同票,6对6,但林苍祐以主席身份再投一票给王保尼,首长就这样确定了。吊诡的是,谢成全是林苍祐的堂兄,却得不到林的支持,首长梦碎。从这一点来看,是林苍祐造就了王保尼的功名,同志情战胜亲情)。

于是教书匠在一夜之间成凤凰,王保尼告别杏坛,成为槟州第一任首席部长,好不威风。其夫人刘秀金系胶工出身,目不识丁,但秀外慧中,比王保尼小廿岁,仍健在。她是标准的相夫教子型的妇女,从来不做演讲,也甚少为人剪彩,十分低调。

王保尼夫妇一共育有10名子女(7男3女),他的第7公子王得评(也是受英文教育)在2006年客家文物馆开幕后到来参观,也看到有一张他父亲的照片。因为他的父亲是客家人,自然榜上提名,而他也参加了客属公会。

2007年,王得评凭他自己的努力,将槟城峇瓦沙路的两间店屋作装修,一间是辟为“王保尼纪念馆”;另一间是辟为客家餐馆。这样一边做生意,一边让人参观纪念馆,也不失其意义。

他后来有请我参观王保尼纪念馆,并提供意见。我看了之后觉得文物不够多,但他们家也没多少收集,而且也不知道谁有珍藏王保尼的文物,只能勉强凑个图片展之类的。

在那时,王得评有想到两个人可以为其父亲的纪念馆开幕,一个是林苍祐;另一个是时任马华总会长的黄家定。据说当时也有人向马华提出应赞助搞个像样的文物馆,不过没有下文。

再后来也不见王得评请来林苍祐或黄家定开幕,我在想,当一个人找不到适当的人来撑腰时,他总是有心无力的。虽然如此,我还是要称赞王得评坚持搞下去,并请来他母亲来举行一个“开张”仪式。开张那天我较后迟去了,不知有何大人物驾到,但晚上阅报后,才知道朋友有些个、大人物倒没有,世态炎凉,由此可见。

为什么王保尼晚年不再风光,原来在1969年大选时,他率领马华参选竟告全军覆没,而一度是他政治师父的林苍祐在改头换面下,以民政党领袖率军出击,把王保尼打得落花流水。

王保尼输得口服心服,赶紧请林苍祐在5月11日宣誓就职,因为他要在那天辞职,而且也听说吉隆坡风声紧张,希望林苍祐快点接班。

果然林苍祐接班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13日,吉隆坡戒严了,“513”事件发生了。王保尼走得快,林苍祐来得巧。这样的一前一后,终于使到槟州顺利接班,而王保尼自此之后,曾一度(1971-1975)被委任驻意大利大使,期满后就回到槟城老家。直到2002年,以91高龄辞世。许许多多人已经忘了这位开国首席部长,也只有他的儿子为了纪念他大费周章,可是又支撑不下去,王保尼纪念馆又草草收场,真是令人摇头叹息。

突然想起不久前有写评论提及李孝式家人将珍藏移交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是文物外流的争议,但在马来西亚谁会设李孝式纪念馆呢?

刊登于2010年8月23日《号外周报》第493期

非法外劳与非法移民 (跃马扬鞭)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人力资源部长苏巴马念15日在昔加末说:国内超过300万名外劳,其中160万名拥有合法工作准证,而另外150万名则是属于非法外劳。

抑有进者,部长说,其中有一些还自己当了老板,影响了国内的劳工市场,形成国内社会问题。
由于问题严重,因此部长指出,政府希望在两年内把300万的外劳减至125万。

我们不知道部长有何锦囊妙计将积重难返的外劳数目在两年内减少一半有余。如果真能有效,那部长也真是功德无量了,因为合法外劳与非法外劳并非始于今天,而是长年累月遗留下来的大问题。

如果要回顾的话,那应该是20年前的事。当时马来西亚经济一片大好,也在80年代挤入亚洲四小龙,造成工找人。许多低级的工作也就缺乏人手;尤其是家庭女佣和保姆,更是无法找到帮手。因为许多的女性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也就需要女佣来处理家庭事务。政府在有此必要下也就开方便之门,让印尼的女佣来到马来西亚工作。大概是由于工资不高,许多人都请得起,一批又一批的女佣进口形成一股新的移民浪潮。

之所以称之为新移民浪潮是因为有许多人来了以后就不想回去,即使回去后还会再来。一时之间,马来西亚成为外劳与新移民的“天堂”。

但凡任何事物的发展,日子久了一定衍生社会问题。先是发生女佣逃跑事件,后是发生女佣犯法事件或被雇主欺压事件,总之它已经扩散成为社会问题。特别是逃跑的女佣,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任你怎么也找不到。她们这些没有护照(由雇主保管)的人怎么生活和怎么打工?就由不得你知了。总之她们有门路,也有集团收容,使到女佣逃跑事件时有所闻。当她们都不愿意回去,或在本地安家生育后,也就成为有“身份”的社会问题人了。

除了女佣之外,许多的工厂或服务行业也聘用大量劳工,一时外劳充斥大小城市,也是不争的事实。

巧合的是,在8月16日的阅报,又惊悉新山某一工厂的员工宿舍,竟住有5000名外劳。他们先是不满福利未受照顾,以致生病的“同乡”未及时就医而丧命;后是要求加薪而发生48小时的“罢工”,结果谈判后“皆大欢喜”。收入获得改善后,每月可得逾千元。从这件事与部长的谈话联系起来分析,不难发现外劳数目已达“高风险”的水平,可能会因为某一个事故而失控。例如在组屋内有几千人住在一块,万一发生争执或意外,那可能酿成大事。警方也只能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以后的事。

其实,在千禧年后,我国的外劳已多元化起来,不再限于印尼,而是来自亚洲各地的外劳都相继涌入,有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越南、柬埔寨、寮国、缅甸、菲律宾等等,不一而足。
既然他们已“长久”住在马来西亚,又有其他“门路”谋生,比如做小生意,小贩已是见多不怪。即使是华人经营的熟食摊,也不难看到外劳“取而代之”,为老板“操刀”。

当这大批数目的外劳未有“解决”方案时,我们也听闻一些建筑承包商投诉缺乏外劳熟练人手来接工;同时有些外劳因工作期满,未获更新准证,也就使到原公司面对人手的缺乏,亦有一些行业也投诉人手不足。
一边是非法外劳多的是,另一边是外劳工人未获补充,这真是怪事,也暴露了我国对外劳的控制未能取得良好的管制措施,以致陷入“这边不放,那边又不走”的窘境。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沙巴人民更有切肤之痛。这块土地原本人口稀少,资源丰富,是生活的好地方。但因各种因素,来了一大批菲律宾人不走,使到外来移民的数目盖过原来的公民数目。按照沙巴的正常发展,在独立时(1963年)人口不到50万,40余年后合理的数目应增加逾百万人口,但其实不然,沙巴已有人口3百余万,外来移民的数目超过原来的居民;更甚者在近二百万外来移民中,又超过40万是非法移民,已在沙巴社会引起震荡。

可是因为种种关系,这些移民,合法的也好;非法的也好,也已在沙巴“落地生根”。要驱走他们谈何容易,政府也一直找不到方案,主要是考虑到人道的问题。

同样的,今天马来西亚(主要在西马)有这么多外劳,如果不采取措施控制的话,恐怕日久他们也会向沙把移民一样尾大不掉。这也许正是人力资源部长所担心的后果。

刊登于2010年8月23日《南洋商报》

邓章钦与锦衣卫 (现代春秋)

我不针对邓章钦与刘天球之间的恩怨发表评论,也不想将郑文福事件拿来做文章,我只是想问:我们的政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低俗”?甚至在我看来“俗不可耐”。

我不是说行动党纪律委员会不可召见邓章钦针对事件作个明白的交代,但我实在笨拙到无法消化这个政治玩笑。虽然有人为邓章钦叫好,指他这么的“四两拨千斤”,就把一切质疑化解得烟消云散了。但在我看来,这是对政治的嘲弄与轻蔑。如果是我的理解没出错的话,应该是起于刘天球的信笺被“冒用”的争议。在早前英文《星报》有一篇报导影射郑文福涉及使用刘天球的信笺发出支持信,以让有关承包商分得工程。很快的,隔天行动党雪州头头就站出来为郑文福站台,指有关报导有问题。

不料就在他们支持郑文福之后,突又发生纪律委员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惩罚”,开除郑文福党籍,理由是他发出的支持信也包括其儿子是股东的公司。这就是说,行动党纪律委员会在“证据面前,大义灭亲”(当然郑文福还可以上诉,现在他已经上诉了,行动党中委会尚未有定案)。我们不推测结果是什么,因为这不是本文的议论主题。我的主题是:为什么邓章钦会被纪委会约见?原来他在推特发表了:“天啊,真凶逍遥法外”的包含多种含意的文字游戏。

本来这件事很容易处理,就直接问邓章钦是什么意思?大可不必“隆重其事”和高调地请邓章钦和刘天球来回答问题。

更妙的是邓章钦竟先说是“为了维护议长的尊严,他不会应约出席”。这与议长尊严有什么关系?我也搞不通,毕竟他的第一个身份是行动党的“元老”州议员,所幸后来他改了口,也就不致让纪委会下不了台。

但既然可以改口,为什么邓章钦也不直接告诉纪委会主席陈国伟说他的那句话不针对任何人,只是电影观后感,没什么好查的。偏偏他就卖关子,搞政治噱头来吊别人的胃口。而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关注邓章钦究竟指的是什么人。

这之中也有人为他捏一把冷汗,因为他在行动党内是非主流派的“独行侠”,既有一定的权力(议长),也有一定的票房(4层州议员),可能这次不小心“踏中地雷”,被当权派拿来“祭旗”。

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被愚弄了,因为邓章钦的答案是“锦衣卫”,与纪委会调查的案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究竟一位政治人物(有身份的)在敏感的时刻拿“锦衣卫”来开玩笑是什么目的?我们不是经常听他们指责国阵的政治人物玩粗俗政治,但邓章钦这一招不“低俗”吗?刚巧胡锦涛在此时批评中国的一些低俗文化(即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包括上海著名的脱口秀大师周立波,他的口才确是一流,百年难得一见,可以滔滔不绝地讲数个小时不停口,而且思路清晰。用的语言说好听是“大众化”,说不好听是“低俗”了。可是他却登大雅之堂把许多周立波迷给迷住了。

我提起周立波是因为邓章钦也是能言善辩的政治人物,他也有他的“粉丝”,但我不欣赏他凭籍人气急升的优势在政治圈大卖关子,不知是陈国伟没有做好“传讯”的准备,还是想“息事宁人”或邓章钦确实做足功课,一下子就把纪委会卡住了。结果是邓章钦“胜利”了,那些为邓章钦紧张的人都“瞠目结舌”,原来“锦衣卫”也活在“行动党的政治圈内”?

究竟什么是“锦衣卫”?说穿了是明朝皇帝的御用工具——特务机构。当朱元璋在1368年灭了元朝自立皇帝,改国号为明朝后,为防止兵变和叛变,他成立了两百万人的庞大军队,集权力于一身。

1382年,他对文武百官不放心,于是设立了锦衣卫,专门从事侦察、逮捕和审讯工作。这就是明朝的第一个特务组织,牢牢地控制人民的行动。

到了明成祖时,他又对下属不放心,在1420年增设东厂;1477年时,明朝化成皇帝又再设西厂。这三个臭名昭彰的组织,说白了是特务机关,主要用来镇压人民和监视官吏。宦官(大监)也因此在明朝大行其道。由于这个组织的残暴与神秘,锦衣卫也成为电影和电视剧的题材之一。

不过,邓章钦看完这部戏也就算了,还在推特发什么言?肯定不会吃饱太空闲对锦衣卫紧咬不放,或可能意有所指,但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索性把一切“罪名”推给“锦衣卫”承担。邓章钦这一高招虽避开了纪律行动,但他在此事件之前之后的表现和言论都无法说服外人对他的言行的认同。

在过去,这位敢出位的政治新秀也参与“倒林吉祥运动”,,那是1999年林吉祥失国席后,结果林吉祥放弃秘书长职,改任党主席。他也不理会邓章钦等人的“弹劾”,反而更积极地在全国跃动也顺道压下要他退休的声音。结果他苦尽甘来,东山再起。

至于邓章钦的做法是对是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叛逆精神让他在群众中留下深刻印象,也在党内成为不倒翁,虽然他不担任重要党职。

如果说他过去的言行使他增加政治筹码,那么这次的“锦衣卫”并没有给他加分,反而他喋喋不休和口没遮拦的言论可能影响了他的形象,他不能再往低俗的政治走下去。

刊登于2010年8月23日《光华日报》

19.8.10

从NEP到NEM (直挂云帆)

正当首相纳吉在马华主办的“华人经济大会上”(8月15日)表明政府会推动新经济模式(NEM)(New Economic Model)时,我们也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马来西亚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它期望新经济模式得以开展。

新经济模式是于今年3月由首相宣布的改革纲领,用以取代“新经济政策”(NEP)(New Economic Policy),不料遭遇阻力;尤其是土著权威组织和一些马来社团质疑后,官方转变基调,声称这是学者专家的建议,尚未提到工作议程。因此人们又对政府将改变实施了40年的“新经济政策”的决心有了其他想法,包括政府在压力下不得不放缓改革的步伐。

众所周知,“新经济政策”是1969年“513”事件的产物,在1970年由敦啦萨直接提出,它涵盖了两大要旨:重组社会,消除贫穷。

在这个政策的大前提下,国家资本企业兴趣,政府也通过国有企业的牵头,加上私人企业的配合,轰轰烈烈地开动改革列车。虽然在当时商界对此政策的冲击力有多大未能把握得到,但基本上是支持与不反对的,因为政府提出要在20年内达成经济结构的重组,即外资减至30%,马来资本提升至30%及华印裔等持有40%没甚异义。

既然在没有使到任何种族的利益被剥夺下和只是减少外资对国家经济的控制,新经济政策也就顺利启动了。不过在1975年时,政府根据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制定了“工业协调法令”,却引发第一轮的风波。它原本规定:小型制造工业,全职工人少过25人,资本少过10万元,可以豁免申请执照。超过所规定的数目,则必须申请执照,批准与否,由部长决定。这意味着,很多华裔小型工业要申请执照才可以开工。

后来在商会及华裔的大力反对下,政府才将豁免额提高,但已显示了变化的到来,这包括30%的股权保留给马来人,同时不限于商业领域,其他领域都要以新经济政策作为指南。土著和非土著之分也就出现了。

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下,新经济政策已成为所有政策的最高指示,凡是不符新经济精神的政策,都要受到检讨和改变。马来西亚因此在70年代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到了80年代马哈迪掌权的时代,他比起敦拉萨更加深化新经济政策和在行政上全面地贯彻回教价值。

本来在他当政年代的1990年,新经济政策已是届满,有需另行检讨和修改,但马哈迪巧妙地用新的名堂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即推出《国家发展计划》2020先进国宏愿大蓝图。

不仅于此,马哈迪竟“石破天惊”地宣布要在2020年将马来西亚提升为先进国,这等于马哈迪要所有国民买下30年的保单,以便在30年后大家享有高水平的生活。于是从那一年之后,“宏愿”之声不绝于耳,政客也好,商人也好,甚至连小学生也会喊Wawasan 2020,它成了一个座标,一个人人都响往的好年代;它也成了一则神话。

马哈迪的高明就在关键的时刻抛出萝卜,让国人忘却身旁的痛苦和烦恼,包括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冲击,不便与限制,因为大家期望在30年后生活得更好,也就不计较当下的困境了。但当马哈迪退休后(2003年),人们期待接班人阿都拉能继续带领国人走向进步和繁荣大道时,突然又发生一个十分激烈的争执。

事缘2006年时,马来西亚的“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公共策略中心”(Asli旗下的一个单位),由经济学者林德宜领导,向政府提呈一份题为“企业股权分配”的报告内中提到土著拥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已超过新经济政策的30%指数,甚至达到45%,终于掀起轩然风波。首相阿都拉形容报告具误导性与不负责任。于是排山倒海的压力促使报告收回,争执才告一段落。

首相阿都拉坚持2006年的数据显示,土著股权只达18.9%,远未及30%,不过他希望在2010年时达到30%的股权(今年已是2010年,马来股权是否已达到阿都拉的30%股权的目标?)。

林德宜抗议报告被收回,也辞了职,但新经济政策不因时间过长而有检讨的余地,政府也没有提及如何在第9大马计划中(2006-2010)将国家的经济提高到接近先进国的水平。此时离开2020年的时间已不长。

来到纳吉于2009年接棒后,他所面对的压力要比阿都拉时代更大和更加艰巨,因为他既要检讨新经济政策40年的得与失,又要提出第10个五年计划,以符合先进国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国家经济转型,以提高国民收入在未来10年达到人均1.5万美元。

这之中涉及政府税收结构的改变:减少所得税微抽税,实施消费税,以及如何在特定的领域取消30%股权的限制。虽然纳吉已针对某些领域,如上市公司及旅游项目不再行使30%股权之设,但在其他方面还有待调整和改善。

就在纳吉准备向华裔表示亲善和希望大家一起工作之际,土著权威组织则表达不满华人经济大会要求逐步撤销30%土著股权规定,其主席依布拉欣阿里说:纳吉必须解决马来人的经济问题,否则就会失去马来选民的支持。在这方面,纳吉的胞弟纳西尔(也是联昌银行集团首席执行员)则主张政府应该拥有政治勇气,不理会极端份子的无理要求,继续推行新经济模式来协助我国经济转型。但若是前首相马哈迪力挺土权,纳吉可有应对之道?

另一方面,如果马来西亚不作经济转型,它的未来将更加难以预测。根据联合国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马来西亚2009年的外来直接投资猛挫81%,只得44亿零吉;而在2008年时,外来直接投资则有234亿零吉。

报告也指出,马来西亚的经济正处于失血状态。这就是说,马来西亚在过去15年里面,流失的资金比流入的资金更多,超过32亿零吉。如果不采取行动亡羊补牢,马来西亚将可能面对“外资止步,内资外流”的窘境。

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吉祥认为新经济模式又复活了?但他要求纳吉明确表态,因为在第10大马计划中,未将此模式带入其中,也因土著权威组织的反对,一度使到政府举棋不定。

现在看来,纳吉是下定决心要重整经济秩序和收拾马哈迪留下的沉重摊子。如果我们还要坚持2020年先进国宏愿的话,那么纳吉除了改革外,还是改革,他已经没有时间再观望和斟酌了。因为马哈迪留下的不是一个完善的经济大蓝图;阿都拉也没有规划好,纳吉更不能交白卷。除非是大刀阔斧,不然马来西亚难以迎头赶上。现在是时候卸下历史的包袱,放弃种族与宗教干预治国方略。这就要看纳吉的果敢和魅力了。

刊登于2010年8月19日《东方日报》

陈广才•廖中莱•黄燕燕 (天下纵横)

槟州马华公会人事的变迁也叫人感慨万千的;尤其是读到宣传局主任翁协文说:槟州(马华)有足够人才出来竞选,尚不必要号召天兵天将助阵。

虽然他是针对林冠英揶揄蔡细历及黄燕燕来槟竞选而带有讽刺的反驳,但翁协文又忘记关了一个“后门”,让“敌人”有“隙可讽”。这个后门就是马华在2004年大选后因要平息槟州马华派系的斗争而派中央级的部长来坐镇槟州,他就是时任交长的陈广才。这位马华第二号人物不是“天将”又是什么?因此翁协文在一方面说对了,那就是槟州马华的候选人无需“天兵天将”,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没说对,因为槟州马华确实来了“天将”。我曾经问过黄家定(时任马华总会长)为何派陈广才守住槟州?他回答得非常妙:“因为民政的首席部长许子根也是党的老二(当时老大是林敬益),因此派陈广才显得旗鼓相当(同是部长,也是党的老二),也具有诚意在槟州搞好党政务”。就这样陈广才在槟城当起老大来。大概是因为官务和政务太忙,陈广才有些分身乏术,而且他所面对的槟州问题也不是他所熟悉的。

当时(在2008年大选前,应该是2007年),有报馆作了一个访问,要我给陈广才打分。我根据各方面的表现给他60分。这个分数当然不会令陈广才满意,但我自己的分析觉得有其客观性,主要是我认为陈广才无法化解槟州马华的派系斗争;在鼓起马华的士气上,有欠干劲。

在接近308大选前,我又参加一个电视现场座谈会,当时我提及马华应该派翁诗杰来槟州操刀和指挥大选,结果引起观众共鸣。可见槟州人民还是有“识别”的能力。此议当然没有下文,马华公会也因之付出惨痛的代价,在槟州输得一塌糊涂和干干净净。

为什么国阵的华基及印裔政党会输得这样难看?个中原因已无需解释,一句话就是民心思变。
虽然槟州马华在308后因陈广才淡出政坛一度陷入低潮,但改组后的马华又派来另一位“天将”来担任主席,这个人就是廖中莱。他以马华副总会长的身份取代陈广才。在当时我也写了一篇评论说廖中莱不宜久留,因为槟州马华不是外人可掌握得好的(还好他只做了不到两年就换人)。
我当时也在想,如果由翁诗杰亲自领导槟州是否会更好?但后来不作此议,因为翁诗杰已是马华老大,更具权力在槟州指手划脚。

可惜的是,翁诗杰命中犯“太岁”,他在今年3月的党选中被挤出领导层和丢官(他正伺机谋动)。虽然廖中莱在这一场斗争中更上一层楼,成为马华老二,但他的槟州主席地位不保,新任总会长改派黄燕燕来担纲。

黄燕燕确实打破纪录,其一槟州马华首次出现女主席,过去想都不要想;其二马华也首次在308政治海啸后出现第一位女部长;其三黄燕燕说的话好奇怪,可以成为马华一绝。

例如,她最近在槟州马华代表大会上这样说:“没有人跟我讲恭贺,而是大家说我很惨,甚至有媒体问我能做些什么,我只能说下来玩玩看看”。

什么是下来玩玩看看?又什么是很惨?如果报章的报导无误的话(南洋商报),那就是黄燕燕这位“红毛直”竟把政治形容为“惨”和“玩玩看”,这么的不严肃口吻也令人大开眼界。大概黄燕燕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功力,比如她曾经说睡衣穿得性感一些就能抓住老公的心云云。因此我们就不必怪她“土语”连连(不是惹娘语,而是红毛直的人讲福建华语)。

更妙的是,黄燕燕也抛下一句无厘头的话,叫人抓不住头脑,她说:“媒体在报导涉及马华课题上,只写一半却不写一半,导致整个课题被歪曲”。如果她真是这样表述的话,我们要请她把话说透,好让公众知道在什么课题上媒体歪曲事实(不知道是否受到林良实的影响,话到唇边留半句,以致记者接不到整句而不知如何表述,否则媒体还不至于差到连黄燕燕这样白的方言华语也听不懂)。(请注意,黄燕燕是把华语当方言来表达,也就十分浅白乃至有时会缺乏修饰变得俗不带雅)。

我们当然也理解黄燕燕不忘表扬媒体是马华的好朋友,因为媒体还是要“祥加报导”马华的新闻,大家都要好来好聚,不能各执一词。只不过,我们暂时还没有从新闻报导中阅及黄燕燕的改革大方针,希望不久之后,她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刊登于2010年8月16日《号外周报》第392期

阿末回巢子根头痛 (跃马扬鞭)

发表“寄居论”的争议性人物阿末依斯迈也是个“传奇”的人物。他原订在7月份的区部大会上再度领导巫统升旗山区会,讵料一波三折大会宣告展期又展期,他终于当不了主席。不过在8月8日的区会大会上,阿末依斯迈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受到“英雄式”的回巢,成为全场的焦点。

有关的仪式特别为他戴上印有“民族英雄”字眼的黄色肩带及二个徽章,然后他也快速高举短剑亲吻。于是在鸣鼓声中穿上传统马来服装的阿末依斯迈高调入场,远比重新担任主席更有看头也有来头。

从这样的排场看来,阿末依斯迈还是牢牢控制升旗山区会。原本他在去年解冻后就布署重回政坛,也许是上头有意见,也就迟迟未动。

虽然如此,升旗山区会还是想出一条妙计来证明阿末依斯迈是受欢迎的,即使不当主席,也还是可以“垂帘听政”的。他的目的不外是向外界表明,巫统已经让他恢复自由身,而且也可以高调地回巢。

这种做法,让人想起1969年“513”事件后,时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对马哈迪勃然大怒,因为后者大不敬地促请他下台,也就在同年7月通过巫统最高理事会开除马哈迪。

但在1970年9月22日敦拉萨上台成为首相后,他念念不忘帮助他及早上位的马哈迪,因此也在同一年将马哈迪召回巫统,回党意义远比仪式重要。继之在1974年大选后,直接委任马哈迪出任教育部长。从此平步青云。

虽然阿末依斯迈绝对不能与马哈迪的角色相提并论,但也巧合地让我们有所比较和审视政治事件在特定的时候有特定的安排,阿末依斯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回巢”仪式不亚于马哈迪呢!

我们不知道阿末依斯迈作此别开生面的“回巢”仪式有何动机,但他与前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后期都成为不咬弦的一对则是不争的事实。此事说来有一匹布那么长,但简短来说是许字根在1990年当上槟州首席部长后,他就与阿末依斯迈有了合作,因为许子根的丹绒武雅选区就在升旗山国会选区内。

根据所知,马来选民在升旗山国会内占有20余巴仙左右,而单就许子根的选区也有此数目,虽然这个数目字不是最有权威的,但它占有的比数是不能忽略的。

职是之故,许子根也十分重视马来人民在其选区内的生活和起居住,也就自然与阿末依斯迈有较多的合作与接触。

根据所知,阿末依斯迈曾担任过市议员、上议员,受封勋衔及其他方面的安排,可见他是非等闲人物。

不过在后来,阿末依斯迈与许子根的关系就起了变化,也就在此不作表述。但有一件事不能说与此无关,那就是许子根为什么不选择在升旗山国会上阵,而跑到峇都交湾叫阵。因为据说这样可以避开阿末依斯迈的压力。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其中还夹带鲜为人知的个人关系,包括许子根不动谢宽泰的升旗山选区(保持原状,未能攻打州席),而只身宁可搬至威省的峇都交湾国席。这种一箭双雕的策略原本以为可以解除各方的纠缠,岂知许子根却在308大选中栽筋斗,也就让阿末依斯迈更有机会大力的数落许子根的不是。

2008年8月峇东埔补选的期间,阿末依斯迈就不再为民政讲话了,更发表了“寄居论”的谈话,引爆震撼性的强烈抗议。结果在情非得以下,时任首相的阿都拉在去年“判定” 阿末依斯迈还“有罪”,冻结党籍3年,以儆效尤。

本来这件事应告一段落,谁知在今年阿末又提前解冻。这对民政党和许子根来说是最大的震撼,因为这等于不认同向阿末依斯迈开刀,也就造就了让后者再一次在升旗山党内表演一番。我们不知道民政党如何看待阿末依斯迈竟成为“英雄人物”。因为这又形同向许子根刮一巴掌。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同情和可怜民政对这样的行为感到无奈和失落:为什么会这样?

由此可见,政治这码事,如果用种族观点来论析,我们会觉得政治已告复杂,也弄得华基政党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希望升旗山巫统向人民交待它要改变的是什么?而不是一直拿民政党来开刀和对许子根的冷嘲热讽。这不是国阵精神,而是一种霸权政治的心态。

刊登于2010年8月16日《南洋商报》

黄家定“人走政息”(现代春秋)

马华不同时代的领导人都会推出不同的政纲,也会否定或改变前任者制定的方针。记忆犹新的是在黄家定于2003年上位后,就提出掷地有声的口号:“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我曾因这句“警世名言“为黄家定叫好,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一位总会长这么坦荡荡地表白。其实,我们也不敢要求黄家定“破土而出”,但既然他义无反顾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堂正清白”,我们也应该给予支持。

可惜的是,也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黄家定一个人敢敢讲,其他的人不是保持沉默,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到底问题是出在机制上不可能做到,讲了也等于白讲?或在马华的历史中,大家不用讲也会凭良心做事?如果讲多了,恐怕会被误认为“言不由衷”。

我不知道在黄家定当政的年代(2003-2008),为什么他的高调的回音人这么少?难道他没有知音人吗?

在黄家定之后的接班人,虽然翁诗杰没有把这句话当成口头禅,但他的言行上似乎认为不应姑息养奸,才有了巴生案的查来查去。如今很可惜的是翁诗杰又走了,我们也就不再听到昔日的口号和声音。难怪政坛上流行一句颠扑不灭的真理:“人亡政息”。

现在轮到蔡细历的时代,他启动的是高调问政,以有别于黄家定的“经典语录”和翁诗杰的“不怕十面埋伏”。果然他这些天也唱起高调来,一会儿向民联挑战“取消特权”,一会儿对“回教国”别有诠释,也引来争议。

其实一向以来发生的争议是反对滥权,也反对将人民分成土著和非土著,并没有挑战宪法。如果连这样的改变都这么难,那蔡细历的高调又是唱给谁听的呢?我们也不必怪蔡细历做不到,因为他真的爱莫能助。只好将球抛给反对党,以示以牙还牙,大概用意在此。

除了“经典之言”外,黄家定也有两个大动作是值得一提的,其一是在他掌权之后,他提出创设“马华党校”,这可说是破天荒的“壮举”。李三春时代最多是举办干训练班来培训党员和干部,而黄家定则一口气办了党校。这灵感应该是从中共吸收过来,但中共的党校有一个十分严谨的制度,认真地培养高级干部,乃至也有设学位课程,让被派送者有机会也成为党的精英和理论家。

这党校之设应追溯到毛泽东在延安时,在1937年先有鲁迅学术学院,后来又办了红军大学,待到执政后,党校就成为一个体制,也成为中共的一大特色。

可是马华公会在马来西亚不过是联合政府的一个成员,权力有限,更长期被讥为“当家不当权”。在这种情况下,马华设立党校又为何而来?是培养当官的人?但又僧多粥少,而那些已当官(议员)的人,又忙于政务,谁有消闲的时间“进党校”学习?除非读党校有升官的保证或至少是踏脚石,那还有人愿意“苦读一番”,不然马华的党校也只能流于一种形式的架构,或成为一些人(可能是非党员)取学位或文凭的好机会。

如果党校不是达成提升党员素质的工具,那办党校又是为了什么?马华不是有了拉曼学院,又有拉曼大学吗?这两所远近知名的高等学府确实是马华在教育上的标青表现,没有人可以否定马华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这就是说,既然马华已有两间高等学府,培养人才不是问题,为什么还要办党校呢?它不可能达到马华所要达到的目的。

此外,大概黄家定看到马华若不在政治上“高调问政”(先这样理解:凡是认为不合理或看不过眼的插上一脚,即使“冒犯”国阵老大也不噤声),那就要转个弯来个“终身学习”。于是“终身学习”成了黄家定的九大政纲之一。我们不质疑其好意和意图建立一个知书达理的社会,而且鼓励活到老,学到老,真是不亦乐乎!不过这样的学习归属于教育的范畴,同样的,交给拉曼学院或拉曼大学搞成人教育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要由政党自行挂帅呢?搞不好还会被误会是一个公会在搞持续教育玩意儿,这毕竟不是政党的重要大事。

后来,不止翁诗杰不再提倡,连蔡细历也认为够了,应予停止。就这样,终身学习的“课堂”也就停办了。

从新口号到党校到学习再学习,是黄家定留给我们的是书生问政的典型,与蔡细历的高调问政又好像不是一码事?也就不能相提并论。说真的,马华打从脱离娘胎以来,就被政治高调包围和笼罩乃至溺爱,因此我们不认为马华过去因低调问政,才输了大选。所以今日要高调问政才得以挽回颓势。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高调或低调,而在于“马华究竟在国阵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只要马华端正其在国阵的定位,马华就有希望摆脱困境而“堂正问政”。

刊登于2010年8月16日《光华日报》

13.8.10

老师参政不值得鼓励 (直挂云帆)

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在7月27日宣布,由8月1日起,DG41至DG48级并推有大学资格的教员获准参与政治,因为政府已修订1993年公务员规则(行为与纪律)的第21条规,而且也已获得元首御准,但事先需得到教育部秘书长的批准。

基于教育的原则与道理,我不赞成老师积极参政。因为它带来的坏处多过好处,也会在教育界引起混淆,并把政治带进教育领域。

让我们先重温唐代中期教育家韩愈(公元768-824)的一篇不朽名著《师说》中的开头一段话:“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他的意思说得十分明白,老师的责任是传授道理和道德(指学问),让学生承受学业,并解开其迷惑。由于人不是生下来就没有疑惑的,若不从师,则其迷惑永解不开。例如小孩子经常会问父母这是什么和为什么是这样的?这就需要在适龄的时候由老师开导和教化,让他们从中吸收学识和做人的道理。

这就是说,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的11年或12年的漫长教育过程中,很容易受老师的影响,也会接受老师的指导。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学生(尤其是小学生)会把老师当“神”来看待。但凡回到家中总会说老师说这不可以那不可以,于是乎在“潜移默化”中把老师的教导和所说的话当成“金科玉律”。

虽然在今时今日,学生受老师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但也是不能否定的。如果一位老师为了个人的议程或私利而参政,他会公正不阿的教书吗?他会坚持做人的原则不把政治带入课堂吗?

我们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一间学校的5名老师集体参加某一个政党,而另外5名老师又参加另一个反对党或同一个政党,但不同的派系,也就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若是教育部只批准参加执政党,拒绝参加反对党的,那就有失公允,也违反批准参政的准则(因为它没有指定只允许参加执政党)。这样一来,难免起争执。

假如我们认为参政的老师在校内可以不谈政治,仍然是“称兄道弟”的同道,那是天真的想法;尤其是高调参政的老师,自然会为本身的政党站台,即使在报上公开骂战,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唇抢舌战会给学生带来什么影响?家长又怎样看待老师的身份?所谓的“尊师重道”将因为老师的重政治轻教育而改变一向以来对老师的印象,转变成老师也与政客无异,这又如何树立一个典范让学生学习呢?

虽然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也是现实的,必然选择参加执政党而不会自找麻烦参加反对党,但他们参政的目的难道是为了“提升与净化”政坛,而不是为了自身的晋身目的?

姑且举个例子来说明,在70年代以降,有不少的华校老师为了能够升级而不惜参加执政党,最明显的是马华公会。他们被允许担任党职,与高官打成一片,但他们的目的不是消除政坛的乌烟瘴气,反而是乐得参与分享其中的好处。有人因此被提升为副校长或校长,也有人至少被提拔为主任或调迁城市执教;更有人当了地方议员或市议员的。他们通过马华公会谋求个人的升级是达到了目的,这当然是有样学样的,因为也有人通过其他执政党而在校内成为一方“霸主”,没有人敢动他们的一根毫毛。在这种情形下,华校老师参政也悟出一条大道理:让政治成为跳板,不是身先士卒让政治升华。可怜的是我们的学校,到底校长或副校长是合格或称职的,已没人理会,也管不来。毕竟他的后面有政党撑腰。在这方面,马华公会又曾取得多少加分?它是心知肚明的。后来大概没有了吸引力,才减少老师参政的热潮。

其实我们不求老师在课堂上讲大道理,更不赞成老师在课堂上讲政治。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职责,虽然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家长和学生来说,也只要求老师守本分凭良心开讲和指导学生向上向善,并不指望老师向学生灌输政治立场和观点。

既然老师参政(指中小学)是弊多于利的,政府应该有所限制,也不要在这个纷纷攘攘的政治斗争中增加学校的压力。表面上看来老师参政可以使政治减少低俗献媚,实则上是鼓励老师通过政治途径来巩固自身地位。因此我们还是不赞成开放给中小学的老师(有大学资格的)积极参政。
如果老师要参政或担任党职(重要的),最好离开杏坛另行发展,不要把学校当成庇护场。站在教育的立场,比较公道和公正的做法是让教育回归课堂;让政治远离教育。因此我的答案是:由于弊多于利,我反对老师参政。他们要么高调参政脱离教育;要么忠于职守,不要利用政党来做垫脚往上爬。我不怀疑有少数人出于真诚参政,但因为过去的教训让我们看到弊端重重,还是宁可让老师坚守“传道、授业、解惑”的本份,因为教育好下一代比搞政治活动更为重要和重大。在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底下,我们只能则其一而从之。

刊登于2010年8月12日《东方日报》

郑文福事件的三大隐忧 (跃马扬鞭)

民联执政的雪州陷入多事之秋彰显了两个潜在“危机”,其一是国阵正虎视眈眈关注雪州政府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乃至分裂,以便国阵能插手其中而翻转政局;其二是民联意外执政后,在各方面未能取得协调,以致发生顺得哥来失嫂意的争执与所谓“越俎代庖”的行为,影响了良政之推行。

例如最近发生的巴生市议员郑文福事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是在308政治海啸后第一个被祭旗的党干部,“罪名”是冒用行政议员刘天球的信笺,写支持信给相关单位,以使承包商能顺利标得工程,而致命的是其中一家获标的公司竟发现其儿子是合伙人。在震惊之下,行动党纪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开除郑文福(他有14天的上诉期,这是后话,暂且不议)。

为了比较公正地作出“判决”,以陈国伟为首的纪委会将会召见邓章钦与刘天球作供证。因此在未有最后定案之前,我们不便作出任何的揣测,但我们认为这件事引发的政治议题是十分严重的,而且有其来龙去脉的历史伏线。

姑且以三个层次来论述民联政府所面对的挑战和隐忧。

其一,雪州是全国最富庶的州,而且处在中央心脏地带。换句话说,雪州理应与中央步伐一致,而不能有二心。一直以来,雪州就由联盟而后的国阵执政,而且是以巫统为主导,也就从来没有想过万一有一天“变天”了该怎么办?讵料308的政治海啸一举打翻了国阵的领航,首次出现反对党执政雪兰莪州,也就自然触动执政中央的国阵格外重视和紧张,非得小心翼翼应对不行。这无形中给三党组成的民联重重压力和不得不步步为营。

虽然民联在议席上占较大的优势(以35席对20席,一席已成独立人士),但不是固若金汤的,因为在2008年大选后,就不断地传出回巫合组团结政府之说,如果此议在当时成事,则今天已不存在雪州民联政府,因为回教党的8席再加国阵的20席,刚好达成半数,只要加一把劲,就再变天了。

对民联来说,所幸回教党没有继续跟进,不然308的政治海啸将使反对党功亏一篑,执政美梦破灭。就因为回教党及时煞车,民联才得以保存雪州政权。如今郑文福事件被扩大及恶化,肯定会加速民联与国阵的新一轮斗争。

其二雪州政府也同时管辖多个地方议会和市议会,而且仍沿用国阵的模式委任市议员和地方议员。这种“论功行赏”的风气虽不值得鼓励,但将之视为政治回报或政治奖赏也无不可。既然国阵这么多年都做了,民联萧规曹随又何错之有?

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中,行动党面对的压力是最大的。盖因它曾在大选前承诺还人民第三张票,结果上台执政后交不出货来,也就被非政府组织指指点点。

就在争议声中,民联也委出了它的市议员和地方议员,郑文福就是其中一位,当英文《星报》在7月27日影射郑文福滥用行政议员信笺发支持信的新闻隔日雪州行动党头头就即刻为郑文福解围和站台。这些人中包括州主席欧阳捍华、署理潘俭伟、郭素沁及刘天球,让人相信郑文福是被“冤枉”的。岂知事隔一日又有急转直下的变化,党纪委会采取相反的决定,又促成刘天球报案严查滥用信笺之事。

从这两起强烈对比的行动中,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草率与不够严谨的,为什么一窝蜂支持郑文福而不查明真相?为什么“突然”发现郑文福“有罪”后,即刻快刀斩乱麻,而不是来一个冷却期或先冻结党籍再行查个水落石出(这种做法让人想起在2009年时马华通过会长理事会接纳纪委会建议开除蔡细历尔后又改为冻结党籍三年的举棋不定的败笔)。

今天行动党在这个事件上,不论后来认定“所判无误”,至少在行动上被认为是操之过急和不成熟的。

虽然我们不以为议员发支持信给某些人或单位以让相关部门考虑其申请不是大不了的事,但如果涉及个人议程与裙带风或朋党利益,那就难免被疑滥用权力了。

其三,郑文福的事件也牵出了行动党内部的斗争已浮上台面和白热化,其中明显的是邓章钦虽贵为议长,但一直挤不入党主流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以他的年资出任州行动议员比其他人更具资格,偏偏他在党内面对阻力,能当个议长已经不错,但造成心里的不平衡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和陈国伟针对郑文福事件有所抬杠虽不是什么大事,却也暴露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失调乃至失和之阴影;还有刘天球也不是党运高照的人,他与郑文福原本是“难兄难弟”,怎么今日形同陌路人,相互指摘?当然行动党的人事斗争与12月的党选不无关系,但不论如何阐述民主和尊重民主或如何运作民主,行动党人切切莫忘:这政权是“天降大任”,若不保护和守卫,只逞一时口快或藉此杀一儆百导致局面沸腾,则随时会“山河变色”,岂可因小失大?

刊登于2010年8月9日《南洋商报》

从许子根到林冠英 (现代春秋)

前一阵子,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与联邦发展官聂阿里的骂架是令人难忘的。不是因为骂功一流,而是这个国家的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公务员敢顶撞上司?为什么公务员也可以公开和长官对着干?

如果是换着巫统的强人,谅公务员再胆大包天也不敢对上司无礼,但如果是非巫统的长官,对不起,若是公务员不卖你的账,你也无可奈何的。远的不说,就说2006年的事,当时的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竟在首相阿都拉的面前被一批巫青团人拉横幅“羞辱”,指他边缘化马来人。这说词很难令人置信,因为许子根不可能向天借胆来边缘化马来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是有议程的人借题发挥云云。

虽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却是许子根噩梦的开始,因为在这之后,骂许子根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也有高官加入其中为拉布条的人撑腰。就这样,当2008年大选时,许子根终于被指软弱而赔上整个党的政运。

尽管公开骂许子根的人不是公务员,但他们比公务员的身份还要高。不知为什么在308政治海啸民政党一败涂地后,许子根还是成为槟州巫统某些人的箭靶,把他弹得一无四处。为什么会这样呢?理由无他,而是一种长期“潜移默化”的种族思维在作祟。这些人打从心里就不服许子根,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穷追猛打。

我提起这件事是要说明槟州首席部长表面上看来十分风光,人前人后被人称为“最尊敬的”(YAB),可是转过身子又成为另一类人的攻击对象。许子根有过这样的深切感受和“教训”;今天轮到林冠英据称被聂阿里气到暴跳如雷也不太令人意外,因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到底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有多“尊贵”权威有多大?还是说不清楚的。难怪有人可以以牙还牙。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英殖民政府要实施一套十分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将一切权力操在中央,而剩下来的州政权所享有的权力是很有限的?或者英殖民政府早期视马来亚的政治是十分奇特的,因为每个州有本身的统治者(或称苏丹),如果不将政治权力集中在中央,恐怕会有力所不逮。就这样,中央政府的权力凌驾了各州的政府的权力。可是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它是进一步确定和强化这个体制而不是权力下放。换句话说,各州宪法或法令若与国家宪法或中央条文有所抵触的话,则以中央为准。久而久之,中央政府成了真正的权威机构。

至于各州的州政府,他们都受制于中央政府,单就公务员的体系,就是由中央操办的,轮不到各州政府插手。如果是属于同一阵线的中央及州政府(过去皆由国阵囊括中央及州政权),办起事来会比较顺畅,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不然怎么会发生许子根事件?现在轮到不同的政党执政,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与中央的关系肯定好不哪里去。在这种情形下,民联执政的州属,当推槟城及雪兰莪与中央有较大的分歧。因此爆发聂阿里与林冠英骂战也不能说是个案,而是整个体制使然。

正如当学校接受改制政府学校后,从校长到老师都是政府的公务员,他们是听教育部的还是听董事会或所谓家长的,这是不言而喻的答案。因为“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同样的道理,政府的公务员自然听命于中央部门的指示,若因之与州政府起争执,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民联统治的州内的公务员,也不一定听命于州政府。我们似乎听闻不久前民联执政的州好像要聘用本身的法律顾问,结果又行不通,因为法令不允许,问题就出在权力在中央。

既然中央有权委任自己的协调员(由反对党人担任议员的国或州选区)与民联议员打对台,则公务员干自己的,不受州政府之指挥也是早已有之,聂阿里事件说明了过度的中央集权将引发争执和矛盾,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挑战。我们不知道蔡细历劝林冠英通过槟州行政议会要求调职有关官员是否有效?若中央高人也给公务员撑腰,那还有谁动得了公务员?前首相阿都拉所厌恶的“小拿破仑”情况是否严重?没有人调查与统计,我们无从知道。如今经林冠英这一“揭发”倒叫人上了一课,表面上看来他是处下风,但在舆论上,林冠英似乎拨了头筹,这对国阵来说也是一个警惕:不能让少数公务员坏了政府的形象。否则“一个马来西亚”也真是被这极少数人“坏了大事”。

刊登于2010年8月9日《光华日报》

6.8.10

回馈•兴革•创新——我在韩江三校的心路历程(直挂云帆)

记忆是一条历史长河,它让人回想起许多前尘往事,有些事仍然历历在目;有些事已记忆模糊;有些事是个人回忆;有些事是集体回忆。对于我来说,韩江就是我记忆中无法抹掉的历史痕迹。
那是50年代中期,我考进韩江小学五年级,但是在今日的韩江中学的后排课室上课,归中学部管辖。因此我们的校长是中学的黄尊生而不是小学的许崇知。他管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好奇怪的分段教育,主要是在潮州会馆内的韩江小学已不敷应用,学生爆满,不得不分。

我后来认识许崇知校长,他是韩中校友许元良的父亲;也曾是林连登的秘书,举凡学校会议记录,多出自其手。因此他对林连登的创校史是有深入认识的。我记得有一年他向我们学生演讲时说(忘记是哪一年。大概是1958年):“这里(指韩江校园)原是椰园和红毛丹园,林连登翁买下后,被潮州先贤劝服将大半的土地捐给韩江中学(这是指1948年林连登指示其公子林廷欣将土地割名于15位潮籍信理员接收,总面积共31依格又35poles。因这块地皮的主人名字是林廷欣),剩下的就由林连登在后来发展屋宇”。因此在那块土地上,原名称为理连园的,就出现一条林连登路直到今天)。自此之后,这里则成为栽种桃李(学生)的地方,不再是椰树和红毛丹树并立的地方。

许崇知说,椰树满身是宝没错,其果实也可以卖钱;但若以栽培一名学生来算,椰树的价值就远不如栽培学子成人成才来得重要。他的这一番话我之所牢记在心是因为我后来对此深有感受和启发。就此意义而言,林连登献地建校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奉献,因为人才远比木材的价值更大。
根据手头的资料显示,韩江小学创办于1919年,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酝酿要设立中学,因为槟城的中学不足应付日益增加的学生(在1923年改成中学的钟灵中学已是人满之患),但不幸因战争爆发,所有的构想全束之高阁。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秩序才逐渐恢复过来。

韩江中学的兴建也是充满一波三折的。虽在1948年有了校地,但要进行铲树建校,非有巨额资金不可。也是在林连登高一呼下,发动潮籍人士慷慨解囊。并在马潮联大会协助下,共筹获数十万元叻币。

七月十五日永远的校庆
1950年7月15日,韩中建委会决定举行奠基典礼,恭请董事长林连登主持。这一天在后来成为韩江中学风雨不改的校庆日。奠基人林连登的语重心长的经典演说可以成为我们的最好示范:“建校培后进,文化起昌黎;举行奠基礼,树人万万年”。

1951年,韩江中学掀开华校历史新页。初中开三班,共145人,高小六班(限五年级及六年级),共248人,总数393人成为韩中的第一批新生。

开办之初,林连登一口气请了五位博士到来执教,一时传为佳语,也轰动杏坛。他们是庄泽宣、熊叔隆、黄尊生和严元章及方学李。

他们之中,有四人曾任校长,每一位校长都有专长与特长,但也发生不愉快的人事问题。任职较久的应推黄尊生博士,他在1951年任教职,而在1955年出任校长,1957年离职。他之所以被韩中师生怀念是因为韩中的校歌是由他填词的,他是韩愈的信徒,一生推崇儒学,因此校歌的精神演绎着对韩愈的称颂。而校训中的“笃于文行”也是黄尊生根据苏东坡对韩愈的评价而采用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要忠于言行,也要言行一致,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不过在黄尊生于1957年离职后,请来了方学李博士出任校长就出大问题。他履新不久,却与董事长林连登意见相左,因而有了校长被辞退而与董事长对簿公堂的官司(1959年)。 这一宗官司虽判方学李获得多一些赔偿金,但却是韩中的“失败”。自此之后,韩中不再请博士担任校长,也对博士的人才“敬而远之”。反之转入较为务实的办学方针,请了对教育有专长的人来掌校,这之中以邢鹤年的掌校最为悠久。他在这之前是日新中学校长,因日新改制,他转到韩中任教。他在掌校时期,韩中的学生人数达致巅峰。从2000余名飙升至3600名左右,诚为韩中最辉煌的六十年代(1962-1970)。

我在入学韩中时,是以小五生入读的,而后一直读到高中三(1955-1963,间中有一年,即1956年因病而留学一年)(因为很早入学,高中毕业时也只有17岁)。

在我的印象中,我经历了黄尊生、熊叔隆、罗静远及李启超(代校长)和方学李的年代,最后是邢鹤年的年代。前后共有六位校长,真是“惊人”。虽然如此,我们都把韩中换校长看成是“走马灯”式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也从来没有学生因校长的任离而采取欢迎或抗议的行动。

从韩江中学到南洋大学
我最记得的是邢鹤年来担任校长以后的事。那是1962年,我升上高中二。在他的新作风下,允许学生自行办文艺刊物。虽然我也是“文艺青年”,但缺乏知名度,在竞选主编时输给了高三的叶观仕(陌上桑)。即使他与我的思想有差异,我们却在后来成为好朋友。当70年代我在《星槟日报》当总编辑时,他在《建国日报》当总编辑。在那个年代(指70到80年代),韩中生在华文报界可真出尽了风头,西马也只有8家华文日报,就有4家的华文日报的总编辑是韩中毕业生,另外的两人是《星洲日报》总编辑黄宗理及《新明日报》总编辑钱博(钱洪光)。在这之后,韩中人在报界服务的已逐渐减少。

还有一件事是1963年时,我们也被批准在学校成立《戏剧研究会》,这是一个敏感的组织,被视为左翼学运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很幸运的在没有大阻力下成立了,我也有幸被选为主席,肩负起校内的文娱表演和节目。当时我计算过会员共有800余名,是校内最大的学会,占全校学生(上下午班)3千余名的25%,不可谓不惊人。更令我自己难以置信的是,我们成为大礼堂舞台的“主人”,大伙儿在舞台练习表演,休息和睡觉,几乎把舞台当成会所,连老师要用礼堂,也得向我们商量。由此可见,学运在60年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尽管韩中没有培养出许多在学术上标青的人,它却培养了无数的社会栋梁和人才;尤其在商业领域上各领风骚。

1963年毕业后,我考进《南洋大学》,读的是历史系。我的历史功课在中学时已是“出类拔萃”,对历史事件的年代我几乎能背诵出来,不是夸张而是事实。

随后背井离乡来到云南园,我一直没有感觉我已离开了韩江,因为在新加坡的南大,我还是天天到图书馆阅读槟城的《星槟日报》。在假期时,也特别爱回母校与老师和同学们交谈。

可惜的是,我们进入南大的时期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政治波浪起伏不定,它比在韩中时更能感受到政治的巨大压力,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局下“做学问”的。南大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是古色古香的图书馆,它是我最爱留连的地方。我就是在图书馆内第一次接触到“毛泽东选集”,但不准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

还有那小山岗的学生楼,它是我们每天必到的地方,各式各样的活动尽在其中。可以这么说,几乎每一样都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

还有云南园的如昼风景,两旁的相思树点缀了云南园的林荫小道。散步在南大湖旁和幽静的公路上,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若不是政治的乌云笼罩在上空,云南园绝对是最美丽的大学校园。

支持韩中开办新闻班
后来我离开了学潮起伏的《南洋大学》 ,不久后投身进入报界服务,先是在《星洲日报》当记者,后是在《星槟日报》当编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我又常跑学校,对母校的动态和发展也算是比较清楚的。

我记得在1978年时,韩中的校长(已换宋世献担任,他是从下午班上任升上来的,取代退休的邢鹤年)找我商议(因那时我已是《星槟日报》总编辑),请我允许其中一名编辑林景汉能够抽多一点时间在韩中开办“新闻专修班”。由于林景汉是报社的全职职员,他若有“兼职”,须得获馆方批准。

既然是关系到新闻人才的栽培,我也就答应下来。就这样韩中新闻专修班开办了,它开了全马华校的先河,也为报社培养了不少人才。

韩江中学为何能开办“大专的科系”呢?这主要是70年代韩中获得教育局的批准开办“大学先修班”。当时官方批准的“大学先修班”不多,较著名的有“大英义学”,“圣乔治中学”及后来的“钟灵中学”。韩中因为设备齐全,也有足够的师资,就赶上这趟时代的列车了。

根据查阅学校的纪录,韩中的大学先修班在七八十年代是十分吃香的,虽然不是免费教育,但学子从四面八方涌入,一度单单先修班的学生(两年合计)就近千名,使到韩中的名气进一步提升。后来又加上“新闻专修班”的锦上添花,韩中已成了后期中学的精英学府了。

除了提供正规的教育外(从初中一到高中三。在1962年韩小新校舍迁至林连登路与韩中毗邻后,五六年级便归还小学了),当时的中学也可以申办后期中学的课程,韩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开办电子班、商业簿记班等等。当然最出名的莫过于“大学先修班”及“新闻专修班”,后者的学生人数自然远比不上先修班人数,每届只有数十名,但它的毕业生多数在华报服务的,也就产出比较大的影响。

遗憾的是1985年后,韩中竟陷入教师职工会与董事打官司的僵局,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情绪。这官司一直拖拉下去,在10年内也把韩中的元气耗尽了。

首当其冲的是在1978年开办的“新闻专修班”终于在1988年结束了,个中原因已是无需赘述。

宏开新局面振兴我韩中
更为严重的是当我在1994年首次进入韩中董事会时,竟感到一阵寒栗,学生跌剩数百名,老师士气低落,整个校园了无生气。更叫人丧气的是,我们初入董事会却每人要出钱集资数十万元,不是用来建设学校,而是用来“缓和”官司案,并对老师作出补偿。

由于大家都不明究里官司是怎样打的,也就不便多问。但脑海里有挥之不去的疑问:这间独立中学该怎么办下去?它还有明天吗?

也难怪时任董事长的方木山感到心灰意冷,拒绝再继续领导韩中。因为他也看不到转机的可能性。面对官司和生源的减少,谁都会对它摇头叹息的。

变化的时刻也因为韩中的官司而敲响的。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一致认为:不改变就等着关门。

在老董事林明初(时任署理董事长)的奔波下,请来了中华总商会的龙头老大丹斯里陈国平局绅勉为其难挑起艰巨的任务。就这样陈国平在1996年杪被推上台出任董事长的位职。不查还以为没大事,一查之下,才惊觉韩中学生只剩不到350人,老师的薪水每月五万元没着落。学校账目是负数的,与最辉煌的年代相比,只有10%的学生,真是“无言以对”。我们身为韩江的一份子,尤其是由韩中一手培养起来的校友,焉能望着韩中的衰弱而无动于衷?正是在时代的感召下,董事长不得不每月先垫五万元应急,并提出了“宏开新局面,振兴我韩中”的十字方针,以成为韩中未来的指引方向。

接着,我们为韩中制定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1996-2000),决意要把劣势扭转过来。

第一件事是把所有的纠纷转成官司案,让律师专心处理,绝不让它影响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第二件事是集巨资,先后筹获300万元,将硬体设备进行必要的修建并提升软件设备,以提供更佳的学习环境。

第三件事是全面改善教师薪金和福利,使之制度化。

第四件事是成立教育外展组,进行有效的招生计划。在获得良好的反应下,学校也开始重新构建校园文化。

到了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时(2001-2005),韩中的学生人数已经翻倍达到700余名,而且在新宿舍的带动下,更多的外坡学生到来就读。韩中逐渐恢复元气。

在第三个五年发展计划中(2006-2010),我们又把韩中提升一级,学生人数已破900名。

抑有进者,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韩中终于在2009年被教育部鉴定为表现优异的学府,授以《五星级卓越学校奖》。这是对私立学校办学的肯定,也是韩中的一种至高荣誉。总共有22间独中获得表扬(全马共有61间独中),韩中排名第8。这说明了经过不到15年的努力,韩中又成为被认可的卓越独中,董教校友同仁这些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我们扬眉吐气了,喜悦挂在我们的脸上。我们决意将韩中打造成先进的精明学校。

1998年复办新闻系
在韩中的改革站稳脚跟后,我们迎来了1998年。这是韩江学院萌芽的一年。在吉隆坡大马新闻学院的配合下,我们决定在这一年复办“韩江新闻班”。为了使到名称更贴近时代的改变,我们采用较为先进的做法,挂起“韩江新闻传播学院”的牌子,使用的是韩江中学获准开办后期中学的准证。

我当时的一个十分坚定的信念是:如果韩中新闻班过去可以成功,没有理由今天我们不能复苏。结果证明我们大胆构思是迈向大专院校的第一步。开学的那一天,总共有40名学员报读,完全符合我们的估计。

由于只是开办新闻系,我们很快地解决了师资问题;也提供良好的环境供学生们上课。当年的开课仪式是邀请时任槟州行政议员的杜乾焕博士主持。由那一刻起,韩江又再逐渐地恢复昔日的光彩,我们重新点燃了熄灭10年的薪火,让它发光发亮。第一批的学员就是我们更上一层楼的开路先锋。

有了好的开始,我们的下一个步骤是邀请在理科大学服务的博士团 (大概有15个,以南洋大学校友居多)共商大计。我告诉博士团(也向他们请教),我们需要的是一份比较完整的报告书,以便向教育部正式申办韩江学院。

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我们的苦心,甚至发出疑问。

博士团起草学院计划书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受影响地讨论和规划。也要感谢博士团们的费心费力,从5月份开始直到7月份,终于敲定暂时先申办四个学系,即大众传播系、商业管理系、电脑资讯系及工程系。

当一切就绪后,我们在1998年的7月11日正式提呈申请书。申请人是韩江华文学校董事会(非盈利有限公司),那时教育部尚未分家,只有一个。

数个月后,教育部正式来信,要我们依据1996年的教育法令行事。换句话说,要我们自行成立一间有限公司,才能够审理我们的申请书。

这个过程是恼人的,我们既要向教育部请准注册的名字,又要向公司注册官寻求核准。而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此新设立的公司100%归属韩江华文学校董事会。在英文上,董事会是母公司,其英文名是“Penang Han Chiang Associated Chinese Schools Association”;子公司是Han Chiang HJU International College Sdn. Bhd.

过了不久,我们又接到教育部官员的来电询问:如果要申办学院,是要有校园的。如果要方便和简单的话,将学院(College)改成Institution,就不需要校园,只要有店屋即可。我当时坚持韩江要的是一间学院,因为我们有广阔的校园,有充足的硬体设备,随时欢迎来考察和鉴定。

就这样,教育部的负责官员来到韩江参观后,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是一间完整和正规的学府,有中学和小学矗立其中;同时也还有相当大部份的设施没有使用,足够规划成一间学院。

我们接着也按教育部的要求对学院的范围和设施进行规划;课程方面的内容也作了一些调动,剩下的就是听候新的指示或要求了。

转眼进入1999年,我们渴望着一座具有华校背景的学院能在北马拔地而起,俾与在南马的南方学院及在中马的新纪元学院鼎足而立,以使之成为华教杏坛佳话。

虽然等待是一种煎熬,也是一种无奈,但既然船已开动,就只好在江中飘浮,伺机逆流而上。而我们当时的坚定不稳的信念是:我们有条件办成一间学院,我们遍布各地的校友有这样的意志和宏愿,也希望韩江能有所突破,发展成为完整的教育体系的华教系统。同样重要的是,博士团成为我们的坚强后盾。在既有经济条件,又有人才辅助下,何愁欠缺东风呢?

不过,我们也有气馁的时候,因为听说要申办一间学院,非三五年不行。韩江只申办不到一年,哪有这么快批准的?

在这里,顺便提起两件相关的事,第一件事是韩江学院在1998年7月申办后仍无佳音传来。第二件事也是董事长与我有关的,那就是我们受西南区华小董事会的委托,想方设法在那里兴建一间华文国民型中学,有关备忘录也在1998年呈交教育部长,但未有下文。

教部正式批准韩院成立
刚巧在1999年4月份的时候,我和董事长到吉隆坡参加雪隆校友会的庆典。趁此“良辰吉日”董事长也有幸成功在晚上在官邸约见时任教育部长的拿督斯里纳吉。

陈董事长回来后,告诉我们一喜一忧的消息。喜的是教育部长已签批韩江学院的成立,并将会通知相关官员跟进;忧的是新立的华文国民型中学是件大事,必须要从长计议。换句话说,我们知道韩江学院已成立在望,下来的故事就花开两朵,各自表述了。中学这一摊也就在后来由菩提中学承接起来,才有今日在西南区有菩中乔迁校址大事。学院这一边全程由我们董事会操办。

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沟通与安排,我们终于在1999年7月13日获得教育部批准,韩江学院正式诞生了。为示隆重,我们刻意安排两个仪式同步进行,一方面是由陈董事长带队于7月15日在教育部从副教育部长拿督冯镇安博士的手上接过正式批函;另一方面是趁着韩中49周年校庆日由董事会顾问,前任董事长拿督斯里方木山局绅代表董事会向报界宣布这“令人振奋”的喜讯,正式告昭天下:韩江学院诞生了。

当然接着下来的工作是艰辛而复杂的,我们已不能像过去那样维持在小格局的范围内,而是必须展翅高飞,提供一幅未来的美丽远景。

于是我们正式聘请了王云霞博士为副院长及林明华硕士为副注册主任;并在9月1日宣布将“韩江新闻传播学院”纳入韩江学院的大众传播系。这就是说,作为后期中学的“韩江新闻传播学院”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正式将其“除名”,换上“韩江学院”新装,让它名正言顺地扬起大专院校的旗帜。也因为这样,韩江学院继承和吸纳了“新闻传播学院”的所有资产,包括师资和学生,也标志着与中学“分道扬镳”了(意指中学与学院是两个行政体系,前者归教育部管;后者归高教部管;但仍由一个韩江华文学校董事会管理小学、中学及学院)。

为使韩江学院能在2000年全面开课(四个科系一起招生),董事会耗资150 万元装修和提供必需的设备,也增聘讲师和行政人员,准备迎接千禧年的“脱胎换骨”。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当我们在2000年4月以韩江学院的名义开课时,学生人数已逾200名,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数字,不但符合我们的指标,也使我们更有信心迈向成功的未来。

配合着韩院的开办,董事会通过槟州中华总商会的集资,共筹得逾马币200万元,充为兴建学生宿舍之用。于是在2001年也大功告成,使学校设备更臻完美。

南京大学协助开中文系
然而我们也有遗憾,这个遗憾是发自内心的,理由是韩院在规划之初,并没有把中文系申办在内,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把这一缺陷补上,不然韩院的文化传承就会断层。刚巧在1999年时,中国南京大学的中文系主任赵宪章教授来访韩江,我大胆地要求他推荐一位有经验的教授来韩院,协助我们成立中文系。我的意思是根据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提出申请,这样也方便日后韩院中文系与南大中文系直接挂钩和进行学分转移。我希望韩院的中文系能借别人的光来发亮,而且有靠山(指南大中文系)来指点。

果然赵教授是认真而一诺千金的,他在2000年时给我们“送”来了郭熙教授。他是一位语言学专家,他也知道此行的目的是给新成立的韩江学院注射“中华文化的元素”,以让中文系能顺利开办。

为了客观地了解实况,我们邀请本地华裔学者与郭熙教授对话。经过了多次会议后,对教学和研究严谨的郭教授也完成了他的使命,向韩院提呈一份报告书。我们根据其内容进行翻译和调整,直接送达教育部审批。

2000年是韩江大喜庆的日子,全校仝人热烈庆祝韩江中学建校50周年。当晚南京大学的洪银星教授(现是校党委书记)也应邀上台讲话,显现了“南韩”两校合作办学的决心。

2000年,韩院在南京大学协助下,开办了中文系(本科班),学生通过2+2的学分转移,可以在四年内取得学士学位文凭。接着在2001年,顺应南大推广海外教育的需求,我们也在这年10月推出“南大中文系硕士班”。在报名反应良好下,我们年年招生。在第三年后,每年已有毕业生,也有新研究生报读,我们提供这项课程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华人学者;尤其是华文老师的中文水平,以培养更多具有高水平的中文人才。经过不断的轮转和安排,我们先后已培养了超过80名硕士班,现在仍然继续开办,足见高学术的中文仍有其市场。

配合着中文系本科班及硕士班的开办,董事会的另一个构思就是在韩江校园内设立一座华人文化馆,以彰显华人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用以发展韩江学院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的重要基地之一。

别出心裁的华人文化馆
承蒙本校署理董事长连承杰学长的慷然承诺,赞助所有的修建和布展工程。在副董事长汤建华学长的规划下,一座别出心裁的华人文化馆经过半年的打造后,在2003年6月29日举行隆重开幕典礼,恭请时任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主持开幕,应邀主要嘉宾有中国驻马来西亚政务参赞杨玲珠女士,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及澳门科技大学黄枝连教授,一时冠盖云集,象征着华人文化馆凝聚而成,一股文化汇流。

整个修建工程总共耗资马币33万元,概由连学长独立承担。自此之后,华人文化馆已成为收藏和研究华人历史的地方。

虽然如此,经过七年的展示后,董事会仝人认为有翻新的必要,以使华人文化馆成为真正的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展示中心。因此除了扩大面积,使占地超逾一万方尺外,也决定重新布展,用现代科技辅以历史照片将历史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第一,那肯定是当下全马唯一的最集中表述槟城华人奋斗史的学院;间中也不忘表扬潮人及时人兴学办校的伟大精神。

华人文化馆因为有了开头,才有了今日的改进。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是韩江的一盏文化明灯,照亮华人在建国过程中的前进道路。这样一来,文化馆、中文系及硕士班已三位一体构成韩院的另一大特色。

2005年,在南方学院主动下,新纪元学院与韩江学院举行联席会议,探讨共同成立一间大学的可行性。有关事项交董教总主导,后来又有数次会议。可惜因为牵涉复杂问题不易克服。在2007年后,三院又自行上路,合作办学事暂时停止。

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
2006年,韩江学院又取得另一个突破。我们决意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除了供学生进行实习外,也通过网路发布电视节目和新闻报导及评论。

在10月28日,我们邀请了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主持开幕礼。其深长的意义是韩院经过7年的打拼,已有能力自设互联网电视台及电子报。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也是不可能的。但在高科技的时代,我们已是掌握了主动权,将传统上属于大集团推动的新闻媒介转成教学的重要部分,这对一向以来依靠“大众传播系”打响名堂的韩江学院来说,有了“电视台新闻中心”之设,无异是如虎添翼的,大大地鼓舞学生的士气,也在招生方面成为具有说服力的品牌。

因为有了电视台之设,我们也先后主持了多场“韩视论坛”开讲,应邀的嘉宾有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林冠英先生、刘镇东、拿汀巴鲁卡周美芬、章瑛、吴秀丽及詹运豪等等。韩视的知名度也因而打开。

就客观而言,在韩院的900名学生中,其中有1/3的数目是就读大众传播系的,他们成了我们最大的生源科系。当然韩院的其他科系也在平均的发展。

截至今日为止,韩院共有8个科系是获得高教部的MQA(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最高认证。它们是:大众传播系、新闻广播席、工商管理系、电脑资讯系、多媒体设计、会计系、物流管理系及中文系。

所谓获得MQA认证,意味着学生可以凭入学资格向高等教育基金会申请贷学金(PTPTN)。若没有MQA认证的科系,不可以申请PTPTN。职是之故,在2009年,韩院共有109名学生获得PTPTN贷学金,数目有5千到2万不等。总数是150万元,破历年来的纪录。

除此之外,韩院在2010年也有新的贡献,那就是先后与三间西方大学缔结3+0学士课程在韩院上课。这三间大学是澳洲的南昆斯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英国的胡佛汉顿(University of Wolvehampton)及英国帝塞大学(Teeside University)。

有关USQ课程已顺利开课,反应良好。接下来将在商业管理系及多媒体系方面进军。

韩院与西方大学合办3+0学士学位的课程是必要的,因为这是迈向大学院校的必须途径。唯有与外国大学正式联办课程,在累积经验和其他方面符合条件后,韩院才可依据实况提出申办大学院校(University College)。

目前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需要全体上下一心一意,把韩江三校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完整教育体系的学府。这是我们未来的大目标。

我们希望用“南大精神”来打造我们的未来(巧合的是,陈董事长,我及院长王云霞博士都是南大生),也许是一条可资探索的道路。

刊登于2010年8月1日《东方日报》

保护与尊重方言语系 (天下纵横)

这是一则很奇怪的新闻,发生得令人莫名其妙。事缘广州市有政协委员建议广州电视台取消粤语广播,改为普通话(华语),终于在7月26日激发约二千人上街游行捍卫粤语,逼使警察出面后才得以清场。
我们不明白广州人抗议什么?好像吃饱太空闲,仅仅是一个建议就需要示威游行,也不想想这样的提议行得通吗?还有在广东是广东话的世界,岂容得说改就改?
换句话说,这样的建议肯定是行不通的,可以一笑置之。没想到竟有人信其真,大搞抗议行动。说实在的,虽然也有其他方言并存,如潮语、客语等等,但广东话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枝独秀的。它不曾因毛泽东在1949年解放中国后就改变其地位,相反的广东话仍大行其道,而且它在海外的地位日久不衰。所谓的海外包括香港未回归前(它在1997年回归祖国),广东话是无孔不入的。电视电台乃至电影尽是广东话的天下,同时粤语歌更是自成一格。正因为通过香港,今天的东南亚社会、欧洲和美洲等地区,都是广东话占上风的。
在这种情形下,被当成广东话发源地的广州,怎能够弃广东话而改用华语呢?
虽然我们在一个长时期对香港人用广东音讲华语感到不是味道,但也不至于要求改用华语来压抑广东话。因此广州人不必杞人忧天。
其实,方言是社会的自然产物,一个民系的方言或一个地方流行的地方语言是应予保存和给予必要的发展,不能因为有人说不好华语就拿方言来开刀。
此事让我想起80年代新加坡政府十分热衷提倡华语,而打出“多说华语,少说方言”的口号来改变人民的思维。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不妥,实则等同把华语当方言来学习,也拿华语与方言相提并论,这是十分不恰当的。因为在中国,华语(普通话)是官方语言,方言是各地区流行的话语,所幸中华文字是统一的,不然今天的中国不知又要分成几种文字(文化)?或者应拜秦始皇统一文字之赐吧!
在马来西亚,也曾有一个时期,学校鼓励讲华语,少说方言,并且用罚款的方式来惩罚在学校内讲方言的学生。这也多少影响方言在社交场合的普及。我们反对这种措施,也反对把华语当方言来看待。
犹记在独立前,英殖民政府是把华校称为“方言学校”来处理,也就让华校一直处在被边缘化的危机中,让它自生自灭。
无论如何,用华语来全面取代方言是不智和不值得推行的。方言作为“历史的言语”,只要有人继续讲和愿意学,我们就应该尊重和保留。它对我们通过方言了解相关的民系的历史与传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自己把根给拔了起来,以后就难种回去。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只把华语当方言使用,我们会丧失认识不同民系语言的机会。
既然我们认定祖先的文字与语言是与生俱来的,那就不要假借华语来打击方言语系。
至于广州的抗议,我们不认为它有实质的意义,因为爱讲和要讲广东话是顺其自然的趋势,绝对不能强制不同民系放弃本身的方言。反之在今天看来,通过媒体来鼓励多说方言也是正确的。毕竟方言的语音和语调也有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例如广东话通过香港四处传播,不是已根深蒂固了吗?因此人大的代表的建议是无视客观的需求和因噎废食的,不值得重视。如果认为华语说得不够灵光,可用其他途径来改造,绝不应该公器私用或牺牲方言来为华语鸣锣开道(华语已够普及,不需要“抑方扬华”)。说到底,广州人是不必担心会出现“多说华语,禁说方言”的运动,因为建议用华语来取代方言的是无的放矢的人,理应受到谴责。但即便不示威也绝对是行不通的,因此与其示威不如省点力气吧!理由是此议逆道而行,不得民心。

刊登于2010年8月9日《号外周报》第491期

东姑拉沙里“曲高和寡” (直挂云帆)

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建议国阵开放党籍成为开放性多元种族的政党,否则“一个大马”只会是空洞的口号。

他的理由是:政府若是由一个种族政党作为基本盘,人民将没有办法在种族关系中成长。因此他希望国阵能直接招收党员,以和民联在两线制的基础上进行斗争。

这就是说,两线制将可以成为非种族政治体系的媒介。

东姑拉沙里是在“第四届全国大专领袖峰会”作专题演讲时作上述的表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东姑拉沙里首次表态要组成多元种族的政党,而在过去他是种族性政党的信仰者。

举例来说,他早年选择加入巫统,并在1969年中选国会议员至今。继后他出任多间国营公司的领导人,包括国企主席。1971年他历史性地率领官方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奠定马中建交(1974年)的基础,他也因之名噪一时,虽然他予人的印象是中庸和不偏激的,但思维是马来民族的。
因此,当1987年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争巫统党主席失败后而在1989年另起炉灶成立新政党时,他也未曾考虑设立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这个取名为“46精神党”的新党,说是要延续拿督翁于1946年创立巫统的斗争精神,但不仿效拿督翁的多元思维。

拿督翁无疑是马来西亚政坛上的少数杰出精英,他能成功地在1946年促成马来人大团结,以反对英国急切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并催生了巫统。这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

继之,当巫统成功地促成英国另行颁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后,拿督翁就准备在思维上作一个大胆和澈底的改变,那就是要求巫统开放门户,让其他种族加入其中。
当时的拿督翁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国家出现多元种族的政党,而且他也希望他能够成为各民族的未来国家领袖。

不料此议未通,导致拿督翁在1951年脱离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改称国家党)(标榜多元色彩)。可惜在时机不成熟下,拿督翁在1955年的局部普选大失败,标志了种族主义政党的抬头。这种说法是有根据性的。如果当年巫统接受门户开放,则马华公会(1949年)已不需要成立,也没有必要拉拢国大党在1954年共组成三党“联盟”,而是在一个政党名下达成多元种族的团结(当时拿督翁有建议将巫统(马来人统一机构)改成“马来亚人民统一机构”。因为建议胎死腹中,因此没有改名,巫统还是巫统,一个没有拿督翁的巫统。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拿督翁在1952年知悉马华倒向巫统合作后,他就曾破口大骂马华意图把“马来亚变成中国的其中一省”(这当然是无的放矢,也是气话)。由于1955年普选失败的教训,拿督翁在1959年的大选就率其国家党打种族牌,将力量移向东海岸,借助回教党的合作来抗衡联盟,此举果然奏效。回教党在国家党的合作下,也夺得登嘉楼州政权(后因国家党议员倒向巫统,才宣告倒台,但回教党牢控吉兰丹州政权),拿督翁个人也中选国会议员,是国家党硕果仅存的一人。当1962年拿督翁逝世后,国家党“人亡政息”。

巧合的是,在拿督翁逝世的那一年,东姑拉沙里加入了巫统,后者在1990年大选失利后(本来东姑拉沙里雄心勃勃与回教党及行动党合作组成三党联盟要打倒国阵起而执政而出任首相,结果理想破灭),也倒回种族路线,干脆将“46精神党”易名为“46马来人党”,步伐有些似拿督翁,看来两人的政运也有些“同病相怜”。我提及这两件事想说明国家政治的发展并没有让多元政党取得优势,反而有所局限和限制。

如果我们从种族政治的强势发展来看,我们就不必质疑和质问为什么1965年当东姑倡议招收联盟直接党员时便产生纷争,到后来三党同意所谓联盟直接党员不得成为候选人,仍由各党推派候选人,就这样直接党员变成一纸公文,不具任何实质意义。“513”过后,所谓直接党员已再无人提及,直到2008年308的政治海啸后,时任首相的阿都拉又提出国阵招收直接党员作为跨向多元开放的第一步,结果是曲高和寡,又是不了了之。

这就是说从拿督翁到东姑,到阿都拉疾呼政党多元性总是无功而返,难道东姑拉沙里可以让国阵“改弦易辙”?如果东姑拉沙里本身在20年前已做不到,今天他又以什么影响力来促成呢?我们只能对他的建议有很大的存疑。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倒意外地发现在1998年安华跌马后出现一个以马来人为主导的多元种族政党,那就是原本称为“国民公正党”的政党在2003年改成“人民公正党”,不论它是否因人民党的领导层加入而易名,它仍然保持了马来人的主导地位,但它又比任何的马来人主导的政党(如拿督翁的国家党及布斯达曼的人民党)更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如果说在1999年的大选无法显示公正党多元性获得重视,那么在2008年的大选就突现了多元性政党已被人民所接受,安华也因之成为2008年的风头人物。他领导的三个在野党(另两个是回教党和行动党)第一次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版图,在马来西亚政治史上,也是划时代的。但由于一切来得太突然和难以思议,造成三党组成的“民联”也面对诸多的挑战,包括内讧及策略的失调;尤其是公正党出现退党潮,使到民联进入了动荡阶段。但无论如何,公正党所带动的新格局和两线制的出现,也是不可忽视的新思潮。东姑拉沙里能在这方面看到两线制的重要性,不失为思想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也许来得太迟,国阵已经“固定”在种族政党的合作与排序的模式中,东姑拉沙理又如何能改变其长久以来已形成的特质呢?他显然是爱莫能助的。

其实,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不是关键的,关键在于国阵怎样从内部作实质改变和坚守以民为本的施政,不再如同过去的以一党独大的心态对待其他成员党。即使把其它成员党当“乘客”也要让这些“乘客”身在其中感到舒服和自在与受尊重。这样一来,人民自然会用公正的眼光重新审视国阵的新活力。这就是说,它不在急于解散种族性政党,而在于怎样把种族政党的单一思维改变过来,毕竟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不是单元种族的国家。

刊登于2010年8月5日《东方日报》

马华要“高调问政”? (跃马扬鞭)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说今后马华将高调问政,主动攻击和揭发反对党的弊端。他认为以往马华采取传统的宣传方式,形式较为保守,让人感觉马华已脱离政治,如同福利团体。因此现时将回归政治,让民众知道马华也有课题处理。

我对这席话也不容易消化和理解,因为打从我学会看报纸听新闻以来,马华公会的新闻总是占据主流报纸的重要版位,从来没有感觉到马华是低调问政,怎么到了蔡细历的时代,就突然发现过往是低调了?至于低调到什么程度,蔡细历没说出来,我们也没有统计数字,有些抓不住头脑。
这里无妨将我们知道的“历史”告诉蔡细历。在60年代以还,我们在报社工作的都知道每个报社都有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在报导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新闻上,一般的比例是7对3。换句话说,在10则新闻中,执政党的要占7成,而反对党占3成,如果在非关键时刻(非选举期),可以刊多一些,但内容要删减和控制,骂人不能太凶;尤其对执政党的抨击要点到为止。

在那个时候,除了对社阵及左派工团的新闻有所约束外,也要谨慎地采用或撰写关于马共的新闻,不能行差踏错。因此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左翼政党及马共的新闻需要低调处理,而对马华的新闻则要大篇幅地刊用,有时也要用放大眼来处理。

当然在那个年代,马华即使不买下报馆,也会得到华文报的大力宣传。在我的经验中,左派的新闻有时也有作突出报导,如示威、罢市和内讧等。因为有其新闻价值,但报社也从来未敢怠慢马华的新闻。

直到70年代以后,情况才有些变化,主要是民政党也跃居成槟州执政党;后来又加入国阵,连同人民进步党、人联党及回教党都溶于一炉,大家与马华“称兄道弟”。于是报社对新闻的报导比较宽松,因为它们都已成执政党,马华的新闻就不再一枝独秀了。

在那个时候,马华也没有感觉到被边缘化或选择低调问政,不与民政争舆论阵地,相反的马华也高调问政只是有很多事情不是马华要高调就高调,或要反对就反对的。

我姑且举个例子来说明,在70年代新经济政策推出之后,政府又拟推出工业协调法令。当时身为马华总会长的陈修信反对政府控制中小型企业和限制商业活动,主张发展自由企业,也就促成马华工商联合会提呈备忘录反对。后来(大概是74年间),马华商联会的会长许平等(他当时也是槟州中华总商会的会长)告诉我,财长陈修信有私下捎来消息,希望商联会带头反对拟议中的工业协调法令,因它对华商有诸多限制。如果一旦成为法令就不容易反对了。

为什么马华不带头反对呢?当时的理由是马华忝为执政党一员不便公然反对,还是由民间华团提出,而马华可借势要求修改条文。

后来陈修信退休(1974年4月),就由李三春接过棒子,而工业协调法令也在1975年在国会通过成为法令。因为商联会的反对,有关条文也在较后作了一些修改,但李三春当时的策略是成立大企业控股公司应对工业协调法令的挑战。

由这件事让我们想起不久前林祥才也希望雪华堂扮演“华裔土权会”的角色,不知是否从历史中吸取灵感抑或是巧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林祥才曲高和寡,找不到知音人借一个外围的组织来“高调问政”,这又是为什么呢?

除了是马华不与大象争的传统外,原来蔡细历早有腹稿,他不学陈修信借商联会产生压力,也不要林祥才“借力打人”,而是表明马华要自己来高调问政。

但不论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马华从来都没有低调过,谁说马华不懂得利用媒体高调宣传,那是对历史的忽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李三春当政的年代,就很会与报界朋友打交道,后来他也介入“马来亚通报”的股权事宜;还有陈群川及林良实又怎能放过高调舆论的机会呢?他们不是也先后介入新明日报及南洋报业的股权事宜吗?

其实马华上下都很清楚,马华之所以遭遇308政治海啸的内外因,绝不是马华低调问政所致,而是马华在政治上有避重就轻之嫌,以致被认为委屈多过顶撞,更被时评人形容为“逃难政治”。今天马华的失败症结谅马华领袖也都心知肚明,也绝不是不擅长新媒体或不懂得骂反对党。恰恰相反,马华在主流媒体的新闻还算少吗?拿主流媒体和所谓新媒体的读者人数比较,大概是10对1。换句话说,马华在大选的失利绝不是党政新闻少,而是民心思变使然。对了,马华应该做的是用行动,不是用语言,并实质地纠正误失抓回民心。不知蔡细历以为然否?毕竟这与高调或低调没有大大关系。

刊登于2010年8月2日《南洋商报》

林吉祥照亮卡巴星 (现代春秋)

有“日落洞老虎”之称的卡巴星在不久前庆祝他的70岁生日,他希望还有10年的光景,意思当然是希望他还能活跃在政坛至少10年。

究竟卡巴星是怎样出道的?说来有一个不是很多人记取的故事。根据他自己向传媒的说法,他是因1969年的“513”事件后对政治发生兴趣。虽然是槟城人,但却要到亚罗士打执律师业,他选择加入民主行动党。

1974年的大选启开卡巴星从政的第一步。那一年,行动党的组织秘书范俊登决意把他放在亚罗士打竞选,他也一炮而红,当选亚罗士打州议员。但在那个时候,卡巴星是寂寞的。他在亚罗士打“英雄无用武之地”。

因此他决意回到槟城“开辟新天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遇到“伯乐”林吉祥,让他这个千里马能驰奔“沙场”。那个时候林吉祥已是行动党的强势红人,他可以扶起一个人,也可以踩下一个人。

由于对卡巴性的“开恩”,林吉祥也在槟城惹上一身蚁,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原本1969年大选后,槟州行动党崛起的一号人物是叶锦源(他也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他与另两名行动党州议员结成一个核心(他们是邱思业及郭文生)。

1974年的大选,叶锦源十分不满林苍祐率民政加入国阵,决意领导槟州行动党“推翻”民政党的主导政权,当时叶锦源打出的口号是:“打倒出卖人民利益的民政党”。结果因国阵在敦拉萨的领导下与中国建交而导致国阵取得辉煌的胜利。叶锦源在国州选举皆告失败,行动党也只剩下两名州议员(胡德安及黄瑞钦,均在威省),可惜不久背离行动党,也就议席归零。

在这种情形下,已于1970年成为秘书长地林吉祥自然不是味道,也对叶锦源领导1974年的大选运用错误的策略有所不满,但并未形成一个斗争。因为在那个时候,叶锦源是行动党的主要辩护律师,林吉祥也需要这样的人才。

可是不知是否是“一山难容二虎”,当林吉祥向叶锦源表达要让卡巴星回来槟城参选时,便与后者发生矛盾。叶锦源认为林吉祥有意与他过意不去,且要用卡巴星来取代他的政治地位。但林吉祥否认此说,他认为槟州行动党还是需要华人来坐第一把交椅,至于是不是叶锦源就不得而知。
在那个时候(1978年),大选脚步声已接近了,叶锦源对林吉祥的坚决态度给予抵制,甚至有人拉布条抗议林吉祥的“独断行为”。犹记得当时围绕在叶锦源身边的两位“重要人物”是骆金兴及蔡万福,再加上党内其他人的支持,形成一股反对力量。

林吉祥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一方面拉拢一批人士加入行动党,比如曾一度追随林苍祐的陈毓书;另一方面通过党中央开除叶锦源的党籍,逼使后者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民主党”与林吉祥搞对抗。吊诡的是,这个时候范俊登转过身来支持叶锦源,数落林吉祥的不是,因不满行动党对内安令持两种标准,在国际社会主义论坛支持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则反对内安令。换句话说,范俊登辞卸副秘书长职,且在后来领导社民党。而范俊登就是在1974年造就卡巴星的人。他也在这一年的大选,成为屠龙手拿下人民进步党的党魁SP辛尼华沙甘。未料因林吉祥,他不再支持卡巴星。
由此来看,林吉祥为卡巴星冒着很大的风险,包括党的分裂也在所不惜。其中的因由只有林吉祥知道,连叶锦源也不明白。将来林吉祥的回忆录也许会有一个交待。所幸卡巴星在1978年连中两元,成为日落洞国会议员和牛汝莪州议员。不然林吉祥将很难向党交待。就这样,“日落洞之虎”也在后来被冠上了。如果不是林吉祥的支持和拥护,不会有今日的卡巴星。因此说林吉祥是卡巴星的“政治恩人”,一点没错,但卡巴星也有知遇之恩,他不但在后来大力支持林吉祥更换选区,以出任“有实权”的首席部长,也在308政治海啸后,全力支持林冠英出任首席部长。不但做到投桃报李,也成为林吉祥最忠实的同志。

在行动党内流传着只有林吉祥一人能“搞定”卡巴星,此话看来诚非虚言。虽然卡巴星因林吉祥而发亮,但也有不幸与落难的时刻。1987年的茅草行动,林吉祥与卡巴星双双入狱,在内安令下被扣捕,直到1989年获释。1995年的大选,林吉祥领军要夺槟州政权,结果他和卡巴星失掉州议席,只当选国会议员,丹绒三役惨败收场。

1999年更为不幸,林吉祥与卡巴星不但州席落选,而且也输掉国席,他们第一次没有议员做,皆因行动党与回教党及公正党的直接合作未取得民众的谅解与了解所致。

不过在2004年,卡巴星又和林吉祥卷土重来,重入国会。而卡巴星在2005年倒霉遇上车祸,从此行动不便,需以轮椅代步。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但他最大的欣慰是在有生之年看到行动党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而他的两名儿子也分别中选国州议员,这也算是对他“损失”的回报。

无论如何,卡巴星的焦点似乎在司法方面,也因为这样,即使有选民认为他服务不力,他还是照旧中选。可见选民也会认为卡巴星的“战场”是在法庭,不必过于计较他到底有没有时常在选区提供服务。

卡巴星的故事当然还没有完,但开章明义第一章应该这样写:林吉祥带出卡巴星;没有林吉祥就没有卡巴星的政治天空,不知道卡巴星同意吗?

刊登于2010年8月2日《光华日报》

三少爷的剑谁与争锋?——刘氏家族的第三代的神话

这些日子被一些记者问起刘福平的事,总答不上来。因为其一已有一段长时间未与他谋面;其二他已淡出社会活动,偶尔在宴会上碰头,但也不甚知道他的生意动向。

记者们问起刘福平,当然不是对这个人有兴趣,而是对刻下沸沸扬扬的刘家公子的新闻大表兴趣,他们想知道和不能理解的是:为何槟城会突然间冒出“神奇小子”来?

连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自然不知道刘家公子的发迹史。但在阅及英文《星报》的专访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槟城是卧虎藏龙之地,只要一个不留神,就会有神话降世。因此我们不妨将刘公子刘特佐的故事当神话来解读。

首先我们得从其祖父说起。他的祖父拿督刘明达是潮籍闻商,由泰国南下定居槟城。在生意有成后,他涉及社团活动,比较知名的是在潮州会馆当多届董事和主席(1985-1988),而后也成为韩江中学的董事、副董事长及信理员。他告诉我,从1965年开始,他已投身慈善活动,在槟城老人院、病老院、银禧老人院、盲童院及聋哑学院,都有他的身影。他说,他参加这些活动是低调的,不求名,只为实际做贡献。难怪我们都不清楚他有过这一段“慈善史”。今天听他这么一说,我对这位长者的老朋友多一份敬意。

我和他建立起比较熟络的交情是在80年代中期的事,那时韩江中学爆发董教(职工会)纠纷,严重的影响学校的正常操作。时任副董事长的林良耀、陈树桢及刘明达表现出某些程度的忧虑,有心要在韩中进行改革。我在那个时候被他们邀请撰写一篇告“社会人士书”,以便唤醒公众关注韩中的事件和前途。我在了解他们反映的实况后,又调查他们在赞助人及董事会上的掌控力量后得到一个结论是:你们不够凝聚力来“挽救韩中”。结果他们同意“放弃”,暂时按兵不动。我记得那几次的会晤是在林良耀的住家举行的。

其时,我虽然是韩江人,但不是董事会的人,也对韩中事件“爱莫能助”。后来在90年代初期有看到一批新人主掌董事会,我为韩中感到庆幸。这个时候换了方木山当舵手,我就在90年代中期进入了董事会。

我提起这件事是要“证明”刘明达是十分热心华文教育的人;尤其是对韩中的热爱,因为这是潮州人创设的华文中学,他不忍董教纠纷拉下了韩中。

巧合的是,当刘明达在90年代初期从韩中董事会退下来后,就由他的公子拿督刘福平顶上。刘福平不但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而且也将之推上一个高水平,大马综合工业公司(MWE)就是他们刘氏族人的一间控股公司,刘福平和另一名马泰殷商拿督刘锦坤(万能老板)(韩中校友)就一度成为“双剑合璧”的伙伴。后者父亲刘宽一度与刘明达共打天下。

在社团活动方面,刘福平更是青出于蓝。虽然他参加的社团不多,但参与领导的则是十分重要的社团,比如他在1990年就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的副会长,更在1992年后成为中华总商会的会长,一直担任到1996年卸职转任执行顾问。他与丹斯里陈国平的搭档也在那个时期挡住了挑战派的大攻势。

由于刘福平在商会的表现可圈可点,因此当陈国平于1996年出任韩江中学董事长时,就安排刘福平担任副董事长,并在1998年提升刘福平为署理董事长。从商会到教育,陈刘两人又是合作无间,为韩中的前景点燃改革之灯。从此韩江中学摆脱下沉的困境,重新振作起来。

拿刘福平与刘明达比较,前者算是比较高调的;后者则是低调的,但他们所奉献的社会公益事业则是一致的。尽管如此,认识刘福平的人都知道他为人比较随和,不喜欢扮英雄,不过在生意场上他也有过恼人的不愉快的拆股分家事变。转入千禧年后,刘福平已较少在槟城社交场合出现。据知他转到海外发展,经常往来香港与新加坡之间。

如果说刘福平已算是为刘家争个出头天,那么刘家第三代的刘特佐更是一鸣惊人,几乎是平地一声雷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花边大新闻,说他掷地有声地大手笔一夜挥霍200万美元的香槟宴会,且有社交名媛陪伴在旁的新闻令人难以思议。

当然还有住在美国最高尚住宅区,不惜以10万美金租下(月租)享受豪华生活,亦有所谓在纽约花掉54万元搞派对等等。

总是,西方报章把他描绘成既神秘又有来头的“神奇小子”。

这一下子,刘特佐(Low Taek Jho)更是蓝胜于青,把其父亲“狠狠”比了下去,也让其祖父感到又骄傲又嘡目结舌。

究竟刘特佐身上流着什么基因使刘家爆红起来,相信刘福平和刘明达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有一些蛛丝马迹倒是可以窥见一二的。

刘福平原本与其父亲住在高尚住宅区的大洋楼,后来他举家搬出父亲的豪宅,在靠近医院处购置一间豪华半独立洋楼。这一条路的人家深居简出,住着非富即贵的中上层人士。刘特佐就在这里渡过他的童年和少年。当他在钟灵中学完成学业后,像他的父亲一样,被送到美国受教育。他不像其父亲那样一直读书,读到硕士,然后回来继承家族生意,而是在美国大学时代就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与未来。在20岁那年,在家族的支持下,与另外9位投资者集资2千5百万美元成立了Wyndon集团。这就是他赚取第一桶金的开始。经过9年的奋斗,刘特佐说,他的集团投资基金已超过10亿美元(30亿元马币),这对一位只28岁的年轻人来说,有能力管理这庞大资金的公司确实是超人非凡的,在百万人中也许排不到一个,偏偏马来西亚的槟城就孕育了这么一位举世瞩目的“小胖子”。

他被形容为“小胖子”是因为他是他们家族中“较胖的一位”,也是可爱的一位。据其祖父说,他一直说成天忙来忙去,我们也不知道年轻人的世界,不过有一点肯定的是,他一年至少要回来见祖父一两次,而且一年总计会面的时间不超过两个钟头,每次从外地回来见祖父后就说要忙于赶飞机了。

虽然刘明达这位胖孙子“聚少离多”,但对他最近的花边新闻也是十分注意的。他说“阿佐”(Ah Jho)告诉他,报章的报导不切实,有许多是夸大的。刘明达只抛下这么一句话:“是他的阿拉伯油王的朋友买单的,不是他个人挥霍的”。但他对这位孙子有今天这么出类拔萃的表现,倒是乐在心里。

他认为这位孙子是靠自己打出天下来,家庭给他的支持是培养教育他和在最初时给他一些资金开展事业,未料他如此迅速地成长。

由此看来,某些传闻说刘家公子带来中东大亨在依斯干达区及其他地区作大投资不是空穴来风,而且确有其事。

忝为刘福平家中的老三,他上有一位姐姐和一位哥哥(第二),都是大学毕业生,只有他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套用武侠小说常说的话:“三少爷出剑,谁与争锋?”看来刘家有此长进的小胖子,是刘明达一生为善及刘福平与人为善而积富下来的,在第三代的身上发亮发光。

这年代奇迹常有,刘特佐就是其中一个,他的故事真的是一则神话。

刊登于2010年8月1日《光华日报》

三则情色新闻的联想 (天下纵横)

这些天看报纸,有三则新闻是直射眼帘而感到不解和迷惑的。第一则是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被按摩女接二连三指摘他要求提供情色服务,警方也已介入调查,到底真相如何,尚不得而知。不过认识戈尔的人都对这样的指控大吃一惊,因为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他与共和党的布斯争夺总统宝座的票不相上下,但最后是法院判布斯胜出,戈尔才黯然失色。虽然如此,戈尔在后来转身大搞绿色环保运动而又声名大噪,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由此可见,戈尔从参政到退任,都是那么风光。

没想到返璞归真的戈尔,还是逃不过媒体的穷追猛打,但再锲而不舍,戈尔也没有什么好丢了。也许警方的介入调查会得出一个结论,也许不会。可是这对戈尔来说已没多大意义了,若有性丑闻,那又怎样?若无性丑闻,又会怎样?毕竟伤害已经造成,覆水难收。

反倒是在台湾发生的招妓疑案更具爆炸性,虽然主角是没有官职的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但他已宣布要竞逐高雄市议员,意味着他要从政治切入他的另一段人生。

因为他是阿扁的儿子,一举一动肯定会引发媒体的“狗仔队”穷追不舍;更何况他又要从政,自然是媒体的焦点之一。

根据台湾《壹周刊》的报导,陈致中召了一个名时尼柯的妓女,而且又绘声绘影有录音又有女子现身说法。尽管如此“先入为主”,在真相大白之前,我们还是不能认定陈致中是主角人物,只能成为媒体的争议课题。

除非此案诉诸公堂,不然也很难鉴定陈致中是犯法的。但因为这么一闹,陈致中召妓事件已成为台湾的一个新话题。如果陈致中在“证据面前”无法抵赖,预料他将不会参加市议员之选举,这是他自己“毁了政治路”。当然,即使没有召妓疑云,陈致中要胜出也不容易,理由是台湾人民对于阿扁的所作所为是无从理解和无从原谅的。

正因为陈致中被认为取胜不易,有人怀疑他“自导自演”召妓门,以便转移视线和引起民众的关注。一旦查出确无此事时,也就意味着陈致中取得政治筹码,比较有机会当选高雄市议员,因为他已成功地嫁祸给国民党抹黑他。

当然如果陈致中不介入政治,那在台湾公开的社会,这类的丑闻算不得什么,顶多是名人之后也招妓的花边新闻。

这就是说,性丑闻是从政人物的一大避忌,谁要不小心冲撞地雷又被逮个正着,那就自叹倒霉,不得不来个急流勇退。当下的陈致中就是面临这个坎能不能过?

第三则新闻也是令人难以消化的。在图文并茂下,广东一地方公安局将嫖客和妓女游街示众,以收杀鸡敬猴之效。虽然在过去也有听闻类似的惩罚,但不论是否为迎接亚运的到来,地方公安局这一狠招是太过分了,几乎无视人的基本人权和尊严。在法令下,他们是触犯了法律,可以被关押乃至送去劳改,但绝对不能把他们当十恶不赦的犯罪份子,让他们无地自容。相信每个执法人员都有妻女和姐妹,既然他们绝不会容忍自己的亲人面对这样的不人道的惩罚,难道别人的妻女不是人吗?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退一步来说,如果这样的践踏人性的残酷手段,真能使中国的妓女也销声匿迹,我们倒无话可说,问题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已无法全面禁黄禁色,今天竟拿这几个失足的年轻人来开刀,也真是够绝的。

我们不是反对禁黄,但我们反对这样的羞辱,他们都不是政治人物或者名人,只不过是来自农村的贫苦人家,在生活逼人下,为什么要把“人变成鬼”?我们不是在解放后不断地听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吗?有关公安局怎么可以忘记共产党的教导?

刊登于2010年8月2日《号外周报》第490期

从历史看“回巫对话”(直挂云帆)

沉静一时的“回巫会谈”最近又被媒体炒热。到底回巫对话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可能促成?而它的基础又是在哪里呢?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寻求马来人大团结的蛛丝马迹。

那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及英军重临马来亚之后的政局变化所促成的。因为英国政府强行通过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且决定在1946年落实,终于触发所有的马来政团(41个)响应拿督翁的号召,并在这一年的5月11日正式成立“巫统”(全名为马来人统一机构),向英国人施压。当时马来人的团结是因为英国推出的“马来亚联邦”被认为没有顾及马来人的利益和统治者的地位,也就群起而攻之。换句话说,它有一命题(主题)使到马来人为捍卫族群的权利而走在一起。

虽然在3个月后,代表左翼力量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退出巫统,但大势已定,英国改向巫统谈判,最后加入各州统治者,在1947年拟定“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且在1948年2月实施,全面取代已作废的“马来亚联邦”。

因为这一转变,马来人基本上分成左右两派,巫统代表了亲英国的右派,而亲印尼的另一股庞大势力的马来国民党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仅剩下巫统独领风骚。

可惜在1951年巫统闹分裂,有一批回教学者在8月酝酿离开巫统,而在同年的11月成立了回教党;与此同时,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也与巫统理事会意见分左,在同年的9月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一时之间声势浩大,成为巫统的心腹大患(拿督翁离开巫统后,东姑阿都拉曼被选为主席)。回教党因“人微言轻”,只得靠边站。

1955年的独立前普选是巫统的“生死战”,它面对拿督翁的直接挑战。此时拿督翁领导的党已改名为“国家党”(取代“马来亚独立党”,标榜多元性,橡胶业巨子连裕祥就是此党的副主席),摩拳擦掌决意要成为政治主流(这一年只选52名立法议员,另46名是英政府委任的,作为迈向自治邦的起点)。

讵料拿督翁在阴沟里翻船,参选30席,全军覆没,包括他自己也落选,反之巫统在马华和国大党合作下,组成联盟囊括51席,剩下1席由回教党赢得。

这一个转捩点,意味着国家党的没落和巫统的兴起,但也点出来巫统将来的对手是回教党。果然回教党在1956年请来了民主斗士布哈鲁丁当党主席。这个人物来头不小,他原是被查封的马来国民党的主席,又在1955年与布斯达曼合组人民党,以这样的左翼身份进入回教党,实在是对回教党进行改头换面。在不主打宗教牌下,回教党于1959年的大选,在与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默契下,首次取得突破性的胜利,除夺得吉兰丹及登嘉楼两州的执政权外(后因内讧丧失登州政权),也跃居国会最大反对党(共13席),社阵8席。此时回教党的立场靠向印尼,与巫统的亲西方立场大相径庭。在间接上它已取代马来国民党的政治地位。

1965年布哈鲁丁被马政府逮捕,指他企图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其他被捕者有社阵的马来领袖,包括前农长阿都亚兹)后,回教党的势力受到牵制,也不再是巫统的主要威胁,即使1969年的大选形势对反对党有利,回教党也没有再一次的突破,只保住丹州政权和国会议员维持在12席,不是最大的反对党,反而是民主行动党以13席后来居上。

正因为回教党换了领导人(巴哈鲁丁1969年逝世,阿斯里从中崛起),势力集中在吉兰丹,包括阿斯里以州务大臣的身份牢控回教党。他的亲巫统立场使他在1972年率回教党加入国阵,启开回巫合作的历史新页。但很快地,回教党基层发现加入国阵后,吉兰丹州的事务开始被巫统插手,乃至1974年的大选后,吉兰丹的州务大臣也是敦拉萨钦定的人选纳西(虽然他是回教党的议员),加上党主席阿斯里出任中央部长后,也对加入国阵表示满意,也就进一步激怒吉兰丹回教党州委会终于通过对纳西州务大臣不信任票,一场滔天大浪的斗争就此掀开了。到最后,阿斯里也无法压下愤怒,待到胡先翁于1976年接任巫统主席(因敦拉萨病逝)后,他就对回教党的压力十分不满,并在1977年开除回教党出国阵。这样一来,回教党与巫统已公开决裂。

这一决裂给回教党带来刻骨铭心的教训。其一在1978年3月的闪电州选中,回教党败得一塌糊涂,只剩下2个州议席政权首次转入国阵(巫统)手中;其二胡先翁再接再厉,于同年7月的全国大选中,又再一次击败回教党,只剩下可怜的5个国会议员。

1990年回教党借巫统分裂在吉兰丹东山再起夺回吉兰丹州政权,但整体来说,46精神党并没有给回教党带来太大的帮助,回教党也只能保住7个国席。由于东姑拉沙里的举棋不定,回教党在后来(1995年大选)就放弃与46党的合作(1996年46党解散,集体回巢巫统)。直到1999年安华出事后的大选,回教党才再一次的扬眉吐气,不仅恢复1959年的辉煌战绩,而且国席也激增至27席,声势直逼巫统。这是回教党的第二个春天,也是拜安华所赐。

这个时候,回教党内有一批宗教份子就主张用宗教促使巫统就范。果然马哈迪也来一个反击,在2001年的时候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以和回教党打对台。这场斗争暴露出回教党的急躁与忽视多元社会的客观性,也就让马哈迪拿了彩头。正因为这样,在2004年的大选,在阿都拉取代马哈迪挂帅后,刮起了阿都拉旋风,也让回教党打回原型,剩下7个国席。

在这种情形下,当然不存在回巫对话,因为回教党已非巫统对手。可是来到2008年的大选,回教党又再翻身,但也是在安华协助下唱丰收,这就使到回教党在回应阿都拉的回巫对话上显得左右为难,既想要谈,又担心对民联“背信弃义”。抑有进者,回教党也因要不要成立“大团结政府”在党内有了激辩,到最后是会谈止步。2009年,回教党确定与民联在一起。在今年的6月大会上又再一次表明不举行回巫会谈的意愿。

可是不到一个月又传出回巫对话,这其中的奥秘也非常理可以推论,但如果沿用合乎逻辑的推理,回巫会谈是缺乏实质的互信基础,也未在基层引起广泛的讨论和支持。

难怪洞悉因由的纳吉首相说,要谈可以,就不要附带条件,也就意味着谈不谈都无所谓,反正纳吉不是阿都拉。同样的今天的哈迪阿旺与纳沙鲁丁经过党的“洗礼”后,也不再像应对阿都拉时代时那样热衷地组建团结政府。

因此不论从历史或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回巫对话是不易成事的,因为巫统代表了一方的马来民族;而回教党又代表另一方的马来社群,他们没有宗教和种族之分,但他们有思想上和阶级观念的不同。这就是马来政治的现实,也似乎如聂阿兹所形容:“道不同不相为谋”。

刊登于2010年7月26日《东方日报》